汪精卫在中共没有露出嘴脸得时候是如何认清中共得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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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首先和中共分裂，因为中共在北伐过程中煽动农民暴动，土地革命。
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还和中共合作。当时国民党右派他的立场比较偏左，代表下层社
会的利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长罗易，向国民党最高负责人汪精卫泄露了苏共
政治局给中共的绝密“五月指示”，。因为没有防备汪精卫，以为他是共产党的坚定
盟友。他看到苏共给中共的夺权指示（和十月革命篡夺二月革命的路线一样），大
为震惊，随即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
[1]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8_1_1_12_36_833.html
多维专稿：汪精卫为何从“容共”到“分共”（1）
DWNEWS.COM-- 2007年8月1日13:12:3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高伐林／1927年6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长罗易，向国民党最高负责人汪精卫
泄露了苏共政治局给中共的绝密“五月指示”。这一泄密，对中国的走向产生了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汪精卫随即主持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七一五
分共”又导致半个月后的八一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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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1日，武汉已经暑气蒸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匆匆约见
时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汪精卫。
40岁的印度人罗易，18岁就参加印度地下独立运动，发动推翻英国统治的起
义，他四海为家、亡命亚、欧、美几大洲，当过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又创建墨西
哥共产党，后来他还创办印度侨民共产党。罗易刚来中国三个多月，对扑朔迷离的
中国政治两眼一抹黑。
据汪精卫这一年晚些时候在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
日）中回述：
……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
（时任俄国常驻全权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高按）的，鲍罗廷有
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於是把那决议案给
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
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
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易泄密”事件。70年来，史家长久地议论：罗易何以要
对汪精卫泄密？如果汪精卫没有看到这份文件会怎样？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历史关头，这是一份非同小可的绝密文件。罗易泄密，对
中国的走向，对所有相关人士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个半月之
后，发生了中共党史上称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党史上称作“分共”的重大
事件。国民党中最著名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此与苏联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国民党容共政策之由来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虽然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统一
全国，军阀内部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统领各派的公认领袖，但他们名义
上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这个时期政权虽然四分五裂，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
“中央政府”，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坠。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
为列强所承认，其内外政策与政治举措是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在1926年北伐以
前，不仅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囿于广东一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就
在国人眼中，也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
1922年秋天，亡命到上海，处境险恶的孙中山为走出困境，考虑实施“联俄容
共”政策，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苏俄于1920至1923年间十数次派人来中国找孙中山。在中共成立前，意图是想
变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成立后，则期望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但孙中
山不同意，只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苏俄便改变策略，下令中共派
党员加入国民党，直至命令全体中共党员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二人联名在上海发表宣言。其中第一条说：“孙
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
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
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
汪精卫在前述演讲中的回忆，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
民国七年（1918年）俄国革命之后，总理（孙中山）有电报给列宁，庆祝俄国革命
的成功。民国十年（1921年）总理在桂林，俄国派人到广州、到桂林去见总理。俄
国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吴佩孚，同时也在南方考察国民党。”“到了民国十一年
（1922年。这一时间汪氏说错了，应为1923年元月——高注）冬，俄国代表越飞在上
海和总理联名发表一个宣言。”“宣言中说明俄国愿意帮助中国国民党反抗帝国主
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认共产主义是不能实行於中国，故俄国不是来宣传共产主
义，而系来赞助国民革命。”
孙中山徵询同志的意见，廖仲恺赞成，汪精卫、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在帮助孙
中山制定这一政策时，汪、胡二人并未与闻。1926年北伐时蒋介石影印发表孙中山
生前给他的信，信中写道：
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
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
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
但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举行“一大”之前，突然电召在上海的汪精卫回粤
参加改组，汪并不知道孙为什麽原因而改了主意。他回粤后，孙中山出示章程草
案，看到这次改组的精神是扩大党内民主，与前此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时要党员按
手印、对之宣誓效忠大不同，十分赞成，自此即尽力助孙改组。
国民党“一大”上正式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
什么是“容共”？“容”是“容纳”。“容共”不同于“联共”，“联共”是联合共产党，
两党各自还是独立的。“容共”就不一样了。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进入高层决策机构，而且——这一条最关键——不改变原来信仰，换句话说，允
许共产党人双重党籍，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
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然也设定了条件，后来他正是用这些设定
条件来说服对“容共”充满疑虑的国民党员，那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遵
守国民党党纲党纪。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保证：“我们加入本党（指国民
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
允许另一个党的成员进入自己的党，使自己党内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同时也是另
一个党的成员，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也属罕见。
有关各方策划“容共”之际，自然都各自权衡过，认为对自己利多弊少。
孙中山为何要“容共”？主要是他多年奋斗，到处碰壁，几近山穷水尽，想得到
苏俄的援助，也想借助共产党的活力。
苏俄与共产党为何要推动国民党“容共”？原因就复杂了。
中共早期重要骨干、后来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郑超麟曾指出：斯大林为首的苏
联领导人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将共产国际变为苏联外交部的工具，只求各国共产
党努力保卫苏联，而非努力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自始
就是怀抱这个目的。所以它来中国寻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吴佩孚，其次又去找陈炯
明，未成，又去找孙中山。“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人物，扶助他
们执掌政权，同苏联友好相处，不会侵犯苏联的东方边界。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
党，那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并不重视”。
苏俄派来的代表马林会见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时，已经暗中组织中国共产
党。马林后来给苏俄决策中枢的秘密报告中，对中国的政治状况归纳为几点：
（一）中国有主义有政策以建设中华民国的只有孙先生一人和率领的国民党。但陈
炯明和孙不久定将决裂。（二）最有力量的是吴佩孚，但他绝不了解政治。（三）
所以中国中、南、北三部都要联络，以掩护中国共产党之成长。后来苏俄正是基本
上根据他的这份报告，制订了在华的方针和策略。
别看中国积攒了几千年的政治策略，早就上升到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但是在
“革命”这一门学问中，中共领导人与俄国老师相比，刚上小学一年级，对“共産党
加入国民党”百思不得其解——但组织上必须服从，行动上必须照办，因为中共的活
动和发展计划都归马林审查，马林声明，中共的“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具
体也就是由马林说了算。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机关支出17655 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
16665圆，自行募款1000圆。”也就是说，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承担了中共中央机
关开销的94％，不听马林的还行？中共 “二大” 更明文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
下的中国支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
领来的。”
中共“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很快领悟到苏联策略之高明，
明白了马林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所说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
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
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确实是妙不可言。1923年 5月中共“三大”决
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
左翼”。1923年11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交底：“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
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中共领导人开窍
了：是啊，国民党毕竟有更雄厚的政治资源、更完整的组织架构，若能大批加入进
去，进而改造它、掌控它，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来讲，难道不是事半功倍的
捷径？
1924年1月国民党开“一大”，孙中山发言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
突”。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巨大权威，会上无人挑战孙“容共”政策，只在双重
党籍问题上有所质疑。审议国民党章程草案时为此进行争论，廖仲恺、汪精卫、胡
汉民都为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吴稚晖1924年5月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
当时革命阵营内的普遍想法：无政府党、共产党和国民党，说到底都是革命党，分
别只在程度不同。无政府党最彻底，共产党其次，国民党则最现实。因此“不约而
同的终混在一起”，实不可免。（《吴稚晖致华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2期）
（《多维月刊》。未完待续）
[2]
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JUI2JUMxJUNBJUI3JUMzJUY3JUQ2JUM3_9809.html
国共两党关系如何破裂？莫斯科的“五月指示”(转)2007-07-21 07:22:06 楼主
斯大林: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
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
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
的人民军队”。（《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真理报》， 1926年12月5日；
盖利奥：《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转见安徽大学
苏联问题研究所等编：《1919－1927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
辑，第249，256页。）
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
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
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
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转见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6－267页。）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
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
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
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
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
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
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
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
企业、矿山、银行”等。（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78
－284页。）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
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
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
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
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
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而
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
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
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
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
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
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
运动的过高要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
然而，共产国际决议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
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
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
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
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政
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
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
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
革命必须“一气呵成”。（《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
日，25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37－344，395－398页。）
（第一章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沈志华主编新华
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等“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
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
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
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
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
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
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
起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
T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苏联真理报有关
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516－ 518页。）
而斯大林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右派的时候，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
“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
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
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之后很快另立中央，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分庭
抗礼，甚至于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实施“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
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
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
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
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
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
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
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控制，从而更加突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
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
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
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
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均不得不力谋妥
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为否认托洛茨基
等关于其中国政策是严重阶级妥协路线的指责，坚持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
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
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
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要求：（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
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
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
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
官。（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 1927年6
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
298－299页。）
莫斯科“五月指示”中的要求，或者因为无法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
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但是，来自莫斯科的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却不甘于此，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
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
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一时也只能同意提供
200万卢布的援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 日；《联共（布）中
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联共（布）、共产
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下），第 352，364页。）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
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
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健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
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
会在发现形势已不可逆转之后，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
政府以示抗议，并准备在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
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时至于此，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
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
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3] http://www.singtaonet.com/reveal/200711/t20071105_661624.html
拒做替罪羊 陈独秀不当共产国际总书记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陈独秀在1927年辞去共产国际总书记职务，并拒绝了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
命的指令。陈独秀的作法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共产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
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是不想做替罪羊。
罗易泄密 栽赃嫁祸
1927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谭平山的建议，派
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到中国。
不做替罪羊 陈独秀辞去共产国际总书记
1927年5月30日，一文紧急指示从苏联向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发
来（即“五月指示”）。指示明确，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更新国民
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
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联合战线破裂。鲍罗
廷也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罗易想执行，但他认为，
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最后给国际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
照办。”
事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
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罗易又在第二天给汪精卫送去了一个副本。
罗易认为，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
国民政府的话。
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
的战争。”汪精卫又将电报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发生了江西省省长、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罗易泄密后，在6月5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电报中说：“陈比谭更坏，他的
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陈应立即召到
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
报给国民党。”罗易拍电报是要陈独秀承担失败的责任，并为自己泄密留下辩白的
伏笔。
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
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 “你们的指示
有点晚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
措施。”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罗易已意识到自己的泄密错误，一反常
态，坚决主张执行国际“五月指示”，举行两湖暴动。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
幼稚病。
6月中旬，周恩来获悉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共中央。鲍罗廷、
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罗易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
事后，鲍罗廷和柳克斯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罗易泄密事件。同时，不通知罗易出席两
党联席会议。6月17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
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
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
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应当把
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6月1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
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 号重要的专电。
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
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
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
其他人看的电报。任命牛同志接替他。”“牛同志”指G·牛曼。当时罗易尚不清楚上
述决定，同一天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继续认为：“柳克斯蓄意扩大。他知道，
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
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共产国际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我
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军事政治
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隔
日，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
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6月27日，罗易对汪精卫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
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我没有向任何
人谈过电报的事。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汪精卫答：“没有。我没有收到
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和汪精卫谈话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发电报：“以
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
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6月30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罗易回莫斯科后，没有受到莫斯科的追究。因为斯大林不希望将大革命失败的
责任和国际代表联系起来，从而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提供反对自己
的证据。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说：“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
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
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斯大
林不希望国际代表之间互相揭短。
陈独秀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
据《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
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有些国际代表表示： “不遵
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这个训令被鲍罗廷扣下来秘而不宣。
7月12日，鲍罗廷才公开了共产国际“训令”。根据该“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
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
委。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
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他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
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向中共临时中央致函，
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
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提出辞职，他不愿
再做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为了维护自己权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再让他当总书记。
不仅如此，他要经受的更大冲击还在后头，因为共产国际要弄出一个结果来阻塞托
派的口舌。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
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
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陈独秀拒赴莫斯科
在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又拒绝了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
据《陈独秀之死》记载，192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在屋里写书稿，忽听得有人
敲门，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
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周恩说：“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
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5人直
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
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不
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你的个人政治前途都
有好处。”
陈独秀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
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个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
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
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
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
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
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
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
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
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王若飞又道：“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
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恩来
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是不
会忘记的。”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
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
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
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
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而党内却没
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
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
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
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
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
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1930年11月，李立三遵照共
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
呆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38年 2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
间，他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1年牢。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
出要将他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
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
要人，李立三才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
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看来，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4] http://clx3.ld.infoseek.co.jp/linsiyun/0703(1).htm
真实的汪精卫（五）
林思云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三 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後，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
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蒋介石上台後，虽然一改孙中
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
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
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
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後，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
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
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
决不会像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
备上，大大劣於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
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
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42
人，其中21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
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
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
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
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
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
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後英国的国力大大衰
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後，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
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後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
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
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
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
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 2000
馀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後自杀谢罪。他
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
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
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
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
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
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
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
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
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於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
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
後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
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後，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
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
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
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
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後要
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後，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
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
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
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於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
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於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
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
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
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
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
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後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
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後，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
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
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
砝码。70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
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
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後，所有党
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於中央。中正统帅
全军而服从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
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
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於一个危险时期，
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
於汪主席复职。” 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麽呢？” 蒋介石说：
“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
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
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吴稚晖站起
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麽时候，你还要讲什麽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
存幻想。” 接着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
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後汪
精卫说： “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
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被此举搞
得不知所措，拨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
了，我受不了。”最後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
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
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
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
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
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
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
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
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
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後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
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於汪精卫回国後带领他们
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
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於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
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
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後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
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
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
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
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
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罢免了陈独
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後，受
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叁加的“迎汪大会” 上，
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
去！” 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
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於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
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
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 馀人，逮
捕500馀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後，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
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
於党，自绝於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
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
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
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
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
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
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於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
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後连革命军三十五军
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
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
事变”後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
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
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
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
後，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
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
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
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 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
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
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於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
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後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
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 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
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
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
意了！” 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麽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
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
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後，
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
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
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
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
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着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後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
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
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
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後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
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
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
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
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
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
降主义路线”， 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
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
1927 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於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叁加国
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後，汪精卫於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
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
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 到会的国民党军
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
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
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後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
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
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
政府并没有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
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
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
8 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
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於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於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
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
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後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
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
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
长一些。
（待续）
2000年7月3日写于日本
----- Original Message -----
Sent: Tuesday, November 20, 2007 7:14 PM
Subject: 问
汪精卫在中共没有露出嘴脸得时候是如何认清中共得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