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短评：哪里有什么“乾隆盛世”？ [马嘎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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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Sep 15, 2009, 7:32:40 AM9/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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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杰 原创 | 2009-8-18 23:59
http://bbs.sdchina.com/showtopic.aspx?topicid=9508&forumpage=1&onlyauthor=1
曹操短评：哪里有什么“乾隆盛世”？
读过《是什么改变了马嘎尔尼的中国观？》，感触颇深。
说中国人是井底之蛙，你一定很不高兴，但单从“中国”这个称谓，你就该知道我们至少曾经在井底呆过——我们有个邻居叫“日本”，也反映出了这种潜意识—— 我们都喜欢叫它“小日本”，看起来也不过都是大蛙小蛙的区别罢了！
中国也许真正强大过，但信仰的缺失和思想的长期禁锢，让我们对外的辐射性逐渐减弱——除了周边的几个小邻居，我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非常有限，并且还在日益 暗淡下去——明珠不再发光，也就和石头无异。长期以来，我们只是长期沉浸在自以为大的世界里，自我满足，自我标榜，一步步落后于世界的进步，却懵然不知。
说到自我标榜，乾隆算是个代表，这个“老不死”的皇帝有充足的时间对自己歌功颂德，还趁自己死得迟给自己弄了个“十全老人”的美名——如此急不可耐，连谦 逊的美德也不要了！他还特别爱写诗（鬼知道他的诗是不是真是他写的），《剑桥中国史》这样评论他：“乾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圣明天子和 满汉理想的英主方面…他虽不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但还是以个人名义创作了42000多首诗，并在皇宫收藏的数百幅书画杰作上题写…”这段描写，让乾隆的沽名钓誉跃然纸上。也许他的那个时代——一般称之为 “康乾盛世”——确实不差钱——在乾隆的前期似乎如此，但后期就难说了，否则他的接班人也就不用能靠和绅的家产养国糊口了，但即便是在丰裕时期，就一定就 是“盛世”了呢？当一个体制缺乏内在成长的基理时，再漂亮的外表也是假象——就象一只塑料花，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没有生命！借用吴思先生的形象比喻， 专制的中国象一坨“屎”，偶尔风干了，少了些臭味，远看外表还发出灿灿的金光——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盛世”了！
也许你会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个外国人，但看看这篇《是什么改变了马嘎尔尼的中国观？》中的描写：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 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专制、黑暗和野蛮……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 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 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哪一个不是当代中国的写照？连这位外国人最后的结论，也适合于我们现在 的社会：
“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 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多么准确，多么深刻，振聋发聩啊！
如今，乾隆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乾隆的影子却还在，并且形象还大有日益高大之趋势——看看我们的电视剧，就知道我们对他有多么崇拜了！我相信这种崇拜 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满足了我们的自大，更满足了我们的做皇帝的潜意识。一个尊崇乾隆的社会，必定也 是乾隆化的社会，也必定是无法脱离那个“恶毒”结论的社会。不要以为没有了辫子，就没有了奴性，要剪掉思想中的辫子，其实要难得多。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变 革的催化！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曾资助过一个学术项目，对各国的历史课题研究提供研究资金，中国的某机构提交了申请，题名就是“康乾盛世”。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一两年后一问才知道，原来美国的那些学者认为“康乾”时代是最黑暗的专制时代，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这里并不是一定要你接受和认可美国学者的观点，而是 要说明，对待事物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其实，没有哪个人能看得无穷远，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这就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 自己的局限性，才能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去接纳不同的意见，延伸自己的视野，才有可能揭露事情的本质。对“康乾盛世”是如此，对当代中国，何尝不更是如 此！？
附：是什么改变了马 嘎尔尼的中国观？
载2009年06月26日《上海证券报》，作者：胡 飞雪
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主要由于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中国曾一度成为欧洲人心向往之的圣地。中国的文化、文明曾让欧洲人推崇备至，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莱布 尼茨、伏尔泰不仅大力宣扬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还说服当权者借鉴中国的政治经验。在17、18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欧洲涌现出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 国迷”，英国人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中国迷”，在那次令人沮丧的中国破冰之旅后，根本性地扭转了欧洲人的中国富强文明 观。
1793年7月，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官员隆重迎接，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 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 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中国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 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英国人沿白河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简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 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沿途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也令这伙洋人惊讶不已。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这些英国人震惊的，是清政府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中国当地官员提出请求，找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 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 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 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鬼子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 挨板子。”这个命令在英国人的政治逻辑中当然是毫无道理的，然而“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 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英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官员绝对没有体罚人民的权力，甚至警察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权力，可在所谓“康乾盛世”，这些权力却被 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这些英国人以前的中国观中，中国是由开明的皇帝、温良的官员治理，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见的事实一下子粉碎了他们之 前对中国的敬意与好感。
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 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英国人在他们记述中也有分析：“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就现政权(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 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监控之下。”而马嘎尔尼对当时满清政权 的结论之后变得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态，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中国的主战派也 缘于此。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也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 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曹操
2009年8月18日
田成杰 原创 | 2009-8-18 23:59
http://bbs.sdchina.com/showtopic.aspx?topicid=9508&forumpage=1&onlyauthor=1
曹操短评：哪里有什么“乾隆盛世”？
读过《是什么改变了马嘎尔尼的中国观？》，感触颇深。
说中国人是井底之蛙，你一定很不高兴，但单从“中国”这个称谓，你就该知道我们至少曾经在井底呆过——我们有个邻居叫“日本”，也反映出了这种潜意识—— 我们都喜欢叫它“小日本”，看起来也不过都是大蛙小蛙的区别罢了！
中国也许真正强大过，但信仰的缺失和思想的长期禁锢，让我们对外的辐射性逐渐减弱——除了周边的几个小邻居，我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非常有限，并且还在日益 暗淡下去——明珠不再发光，也就和石头无异。长期以来，我们只是长期沉浸在自以为大的世界里，自我满足，自我标榜，一步步落后于世界的进步，却懵然不知。
说到自我标榜，乾隆算是个代表，这个“老不死”的皇帝有充足的时间对自己歌功颂德，还趁自己死得迟给自己弄了个“十全老人”的美名——如此急不可耐，连谦 逊的美德也不要了！他还特别爱写诗（鬼知道他的诗是不是真是他写的），《剑桥中国史》这样评论他：“乾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圣明天子和 满汉理想的英主方面…他虽不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但还是以个人名义创作了42000多首诗，并在皇宫收藏的数百幅书画杰作上题写…”这段描写，让乾隆的沽名钓誉跃然纸上。也许他的那个时代——一般称之为 “康乾盛世”——确实不差钱——在乾隆的前期似乎如此，但后期就难说了，否则他的接班人也就不用能靠和绅的家产养国糊口了，但即便是在丰裕时期，就一定就 是“盛世”了呢？当一个体制缺乏内在成长的基理时，再漂亮的外表也是假象——就象一只塑料花，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没有生命！借用吴思先生的形象比喻， 专制的中国象一坨“屎”，偶尔风干了，少了些臭味，远看外表还发出灿灿的金光——这个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盛世”了！
也许你会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个外国人，但看看这篇《是什么改变了马嘎尔尼的中国观？》中的描写：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 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专制、黑暗和野蛮……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 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 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哪一个不是当代中国的写照？连这位外国人最后的结论，也适合于我们现在 的社会：
“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 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多么准确，多么深刻，振聋发聩啊！
如今，乾隆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乾隆的影子却还在，并且形象还大有日益高大之趋势——看看我们的电视剧，就知道我们对他有多么崇拜了！我相信这种崇拜 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自尊心，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满足了我们的自大，更满足了我们的做皇帝的潜意识。一个尊崇乾隆的社会，必定也 是乾隆化的社会，也必定是无法脱离那个“恶毒”结论的社会。不要以为没有了辫子，就没有了奴性，要剪掉思想中的辫子，其实要难得多。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变 革的催化！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曾资助过一个学术项目，对各国的历史课题研究提供研究资金，中国的某机构提交了申请，题名就是“康乾盛世”。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一两年后一问才知道，原来美国的那些学者认为“康乾”时代是最黑暗的专制时代，根本不是什么“盛世”。这里并不是一定要你接受和认可美国学者的观点，而是 要说明，对待事物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其实，没有哪个人能看得无穷远，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这就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 自己的局限性，才能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去接纳不同的意见，延伸自己的视野，才有可能揭露事情的本质。对“康乾盛世”是如此，对当代中国，何尝不更是如 此！？
附：是什么改变了马 嘎尔尼的中国观？
载2009年06月26日《上海证券报》，作者：胡 飞雪
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主要由于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中国曾一度成为欧洲人心向往之的圣地。中国的文化、文明曾让欧洲人推崇备至，文化思想界名人如莱布 尼茨、伏尔泰不仅大力宣扬中国儒家文化思想，还说服当权者借鉴中国的政治经验。在17、18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欧洲涌现出了许多对中国充满好感的“中 国迷”，英国人马嘎尔尼勋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中国迷”，在那次令人沮丧的中国破冰之旅后，根本性地扭转了欧洲人的中国富强文明 观。
1793年7月，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官员隆重迎接，送上大量礼物食品。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的记述甚为详细：由于礼物太多，船上空间狭 小，只能收下一部分，而“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这个排场的见面礼，让英国人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他们的外交惯例，除特邀 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都是自理的。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踵而至，运送礼物食品的中国船只载着两名中国官员刚刚离开，由于“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 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在天津登陆后，英国人沿白河上北京，在英国人眼里，两岸的民居实在是太简陋了。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有细致的观察，他有一项结论，“事实上， 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沿途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也令这伙洋人惊讶不已。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这些英国人震惊的，是清政府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登陆定海时，英国人对中国当地官员提出请求，找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 津。年迈的总兵大人一口答应，不过，与英国人设想的出资招募、有偿使用不同，定海总兵的办法是派出虎狼之师到街上搜寻抓捕。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 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百姓当然厌恶白劳动，就罗列种种理由祈求赦免，“但总兵不为所动， 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更让英国鬼子开眼界的是，沿白河返程时，由于水位下降，船开不动，脾气大发的主事官员竟然“命令手下的兵丁让船长和全体船员 挨板子。”这个命令在英国人的政治逻辑中当然是毫无道理的，然而“他的命令自然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得到了执行。那些可怜的家伙提供了船只、服了两天的苦 役,这就是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在英国人的政治观念中，官员绝对没有体罚人民的权力，甚至警察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权力，可在所谓“康乾盛世”，这些权力却被 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这些英国人以前的中国观中，中国是由开明的皇帝、温良的官员治理，万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可眼见的事实一下子粉碎了他们之 前对中国的敬意与好感。
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共观念也大为惊愕。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虽然这一带 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最后英国人劝说自己船上的人开过去救援也得不到响应。
英国人在他们记述中也有分析：“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气质……就现政权(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 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监控之下。”而马嘎尔尼对当时满清政权 的结论之后变得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态，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中国的主战派也 缘于此。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也说：“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 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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