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d: 美国之音中文网电子新闻 - 2021.03.01
叶青
发件人： Chinese <chi...@voanews.com>
Date: 2021年3月2日周二 下午12:13
Subject: 美国之音中文网电子新闻 -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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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两党携手拟法强化供应链 民主党领袖也喊“击败中国”
李逸华 国会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月底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各个部门机构对美国的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的供应链展开为期100天的全面评估。为响应白宫的政策，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宣布各相关委员会两党领袖将合作起草立法，为供应链中受到冲击且面临中断问题的产业提供大量资金，应对中国挑战。“这项旨为对抗中国恶意行为的立法措施有机会赢得两党的广泛支持，”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对美国之音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D-NY）2月23日在院会发言称，他已指示各委员会两党领袖开始拟定立法，目标为击败中国并创造新的美国就业机会。 “这（法案）将聚焦关键领域，注入美国投资，我们将会在所有（关键产业）领域击败中国，”舒默说。 法案细节尚未公布。不过据了解，法案将会聚焦当前面临全球短缺窘境的半导体制造以及其它制造业和供应链生产漏洞，为这些产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和生产。 “我希望这项法案能着重美国保护半导体供应链短期的和长期的计划，并使我们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生物医学研究、（数据）存储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舒默在院会发言时说，“我们不能仰赖外国的芯片，我们不能让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超越我们。” “无尽边疆法”升级版纳入强化供应链韧性细节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Sen. Todd Young, R-IN）
去年五月，舒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Sen. Todd Young, R-IN）共同提出《无尽边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法案内容将在未来五年为新兴科技的研发注入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给美国商务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区域技术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hub）。 这项法案被视为是强化美国科技领域竞争优势的关键法案之一。舒默表示，目前草拟中的法案正是去年所提出的《无尽边疆法》的升级版。 主导新版《无尽边疆法》的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托德.扬告诉美国之音，法案最终版本目前还在讨论，他的幕僚正积极与舒默办公室以及行政部门协商。 “我们正与舒默办公室、行政部门人员和许多共和党同僚合作，我们试图在《无尽边疆法》中纳入一些增强供应链韧性的政策，” 托德.扬对美国之音表示。 托德.扬称，“这项旨为对抗中国恶意行为的立法措施，有机会赢得两党的广泛支持。” 据了解，法案内容可能将为美国芯片生产提供一笔紧急资金，以配合实施最近刚颁布的《美国芯片法》（CHIPS for America Act）。根据《美国芯片法》内容，法案授权一系列半导体研发计划，并为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提供补助，以支持美国芯片生产。 由于全球芯片制造遭遇严重短缺，这一问题对受疫情严重打击而导致增长放缓的汽车制造等产业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解决半导体芯片供应链缺口成为国会急于解决的首要目标之一。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Sen. Bob Menendez, D-NJ）也向美国之音证实，多个参议院委员会两党领袖都参与了这项法案的制定和讨论。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Sen. Bob Menendez, D-NJ）
“在广泛的中国问题上，供应链是其中一个因素，” 梅嫩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但我们关注的还有更广泛的议题，我们如何与中国竞争？我们如何与中国对抗？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 “因此，每一个不同职责的委员会都在和他们的共和党同仁合作，看看有什么是双方普遍同意的，什么是两党可以合作的，什么可以推行，然后我们再看看如何继续往下走，”梅嫩德斯说。 梅嫩德斯提到，尽管国会两党在一些执行细节上可能有所分歧，但大方向上是有共识的。“我认为双方应该有很多互相同意的地方，可以展开合作。剩下的部分可以来辩论讨论，”梅嫩德斯继续说道。 众议院领袖：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 据了解，这项跨党派的重大立法措施计划将在近期推出。舒默已表示，他计划以快速审议程序的方式推进这项法案。预计，法案有望最快在今年春天获得参议院的表决。 “我们需要尽快将这样的法案送到总统办公桌上，保护美国长期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舒默在致辞时说。 国会的这项立法措施或许能与行政当局增加美国供应链独立性、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努力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美国政府正在审视和制定策略应对北京在地缘政治和技术上对华盛顿所构成的威胁。 从贸易纪录、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到技术盗窃和间谍活动等指控，美国国会主张抗衡北京全球势力扩张的声浪即使在换了执政党后仍有增无减。两党都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拜登总统上个星期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各个部门机构对美国的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的供应链展开为期100天的全面评估，并对包括国防、公共卫生、信息通信技术、运输、能源及粮食生产等六大领域供应链进行为期一年的审视，以增强美国供应链强韧性。 
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2月24日赴白宫与拜登总统就这项有关重新审视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举行会谈。 麦考尔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登已表态将全力支持国会的这项立法措施。 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强调，无论是行政命令或立法项目，其目的都是推动美国与中国有针对性的“脱钩”。 “这是为了确定哪些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例如药品、稀土矿物、半导体芯片，在这些领域（和中国）脱钩。同时还可能将部分台湾和韩国制造的产品转移到美国或其他更安全的盟国，与这些国家合作，”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说。 麦考尔同时表示，他支持舒默推动的立法项目，对美国供应链产业大举投资。麦考尔强调，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House Minority Leader Kevin McCarthy, R-CA）也对此表示乐见其成，暗示了参议院的法案在推出后或将顺利取得众议院方面的配合。 
美国会议员重提决议案要求废除“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认台湾
锺辰芳 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对台湾持续采取施压行动之际，两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重新提出一个曾经在上一届国会提出的决议案，呼吁拜登政府抛弃陈旧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并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协定谈判。 威斯康辛州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Tom Tiffany, R-WI)及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 R-PA)上星期五提出共同决议案，呼吁拜登政府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终结过时与适得其反的‘一个中国政策’”。 决议案同时要求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成为国际组织的会员，并与台北就研拟美台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蒂法尼去年9月曾经在上一届国会中提过类似决议案，呼吁美国终止“一个中国政策”并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关系，不过上届国会结束时该决议案没有后续进展，如今蒂法尼在新一届国会中再次提出这个法案。 
在星期一(3月1日)发布的声明中蒂法尼说，“40多年来美国两党总统都在重复北京假造的谎言说台湾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即便客观现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是时候我们废弃这个过时的政策了。”
佩里则指出，“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在广泛议题上与台湾协作，美国早就该行使我们的主权权利声明世界早已知道的真相：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70多年来一直是如此。” 不过尽管有《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声明说，美国与台湾仍然没有正式关系，“令人不解地对待台湾民选政府有如对待朝鲜和伊朗等残暴政权一般，在归类上甚至比古巴独裁政权更糟，而奥巴马总统及拜登副总统在他们的第二任时承认了古巴。”
声明还提到蒂法尼去年曾经提出一个国防开支法的修正案，希望撤销对美台官员往来无效且自我施加的限制。虽然当时众议院民主党拒绝让那个修正案进入表决程序，但国务卿蓬佩奥随后实施了这个政策，废除所谓的“指南”并促使台北与华盛顿有更多的沟通和协调，现在“不清楚的是拜登政府是否会在北京的压力下撤回这些改变。” 决议案内容说，共产党中国“已经将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武器化以阻止台湾的会籍与正式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到国际奥林匹克比赛”，“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对台湾人民或美国没有用处，也无法反映明显的现实，那就是70多年来，台湾一直都是一个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此外，决议案还说，特朗普总统批准对台湾出售武器，并签署了跨党派立法以扩大美台高层官员的交流合作，台湾仍然是美国坚定盟友，也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和认真的成员。 基于这些理由，国会的决议申明，美国赞许台湾人民对民主、公民自由及人权的承诺，因此在参议院同意下国会的意见如下： 1) 总统应该抛弃陈旧的“一个中国政策”，采取能够体认台湾为一个独立国家客观现实的政策，不受中国治理或被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内； 2)总统应该承认台北合法及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正常化两国外交关系，指派美国大使到台湾，并接受台湾指派到美国的大使； 3)总统应该废除任意设置的机构指南，那些指南限制了美国与台湾官员之间的正常沟通与互动； 4)美国贸易代表应该启动与台湾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谈判； 5)总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其他相关美国官员应该采取步骤，倡议台湾在联合国及其他美国是其成员的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 在提出决议案的声明中蒂法尼还表示，这个共同决议案提出的时间点正是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日，“成千上万台湾人在被称‘二二八大屠杀’的事件中遭到安全部队杀害。这个日子经常被称为触发台湾民主转型的事件。” 
美国：中国必须提高其碳中和的雄心
张蓉湘 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寻求合作以扭转气候变化这个被高级官员称为“关键的单独议题”之际，美国表示，中国必须提高其碳中和的雄心。 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通了话，并补充说，两国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解振华最近被任命为北京新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在哥本哈根和巴黎举行的重要气候会议上担任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不采取重大行动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挑战就无法得到成功的解决。中国占全球排放量的近30%，此外，中国还在几十个‘一带一路’项目上进行的碳密集型投资。” “中国和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全球舞台上提高（净零排放）的雄心，”这位发言人说。 去年9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美国的排放量约占世界排放量的15%。美国总统拜登承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包括美国在2050年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并达到净零排放。 
资料照片: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与中国气候事务代表解振华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协定》第21届缔约方大会期间交谈。(2015年12月12日)
克里说，他非常了解解振华，两人已经共事了20年左右。在过去的美中高层年度对话中，解振华曾代表中国参加气候问题的谈判。 2013年7月，中美两国在2013年4月气候变化工作组成立后不久，在当时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框架下开始了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上的特别会议。 未来的美中气候谈判据说可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结合进行。 周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对记者说，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像人权问题等许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国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有一些领域，会有我们希望能与中国方面合作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他们合作，”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 “中美可就气候变化、开发新能源、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等开展互利合作，”中国首席外交政策主管杨洁篪在2月间举行的一个网络研讨会上说。 “支持双边交流与合作的力量从未缺席,”杨洁篪说。“这种理性的声音，与来自极端反华派的杂音与干扰形成鲜明对比，为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发挥了难能可贵的积极作用。 ” 但批评人士怀疑气候变化能否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稳定的因素。 “中国2060年的净零目标将推动其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加强竞争，而不是与美国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说。“因此，气候变化鼓励中国加大对导致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的力度，为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提供正当性。” 唐安竹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问题是，克里究竟是会认识到这些因素并坚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还是会寻求一场空洞的政治胜利，以气候合作名义达成一项使中国反竞争政策合法化的象征性的协议。”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用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DSD)取代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模式后来随着双边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而陷入停滞。 当被问及未来美中谈判的框架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最近表示，他“不想谈及任何形式问题或任何其它未来的接触”。 
创造“中国”：为什么中共对领土问题额外敏感？
鲍蓉 华盛顿报道 当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南中国海永暑礁的时候，这块小小的礁岩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能容纳数人同时立足。但是现在的人们如果打开谷歌地图，就会发现这个岛礁现在被白色砂石筑就的人造陆地环绕着，上面布满了停机坪和飞机跑道。 永暑礁并不是唯一一个“创造奇迹”的岛礁，在斯普拉特利和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还有7个类似的岛礁，它们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所称的“沙堡长城”，是中国政府在该海域主权声索的重要手段，总花费可能超过3000亿人民币。中国称这些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英国学者、BBC记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新书《创造“中国”》( The Invention of China )中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对边界和领土的理解和声索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创造出来的“中国”概念，而非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把握现代“中国”的概念，才能理解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强硬甚至激进的主权声索。 海顿的研究主要基于“新清史”学派，该学派于1990年代发源于美国汉学界和历史学界，代表人物有得州大学路康乐(Edward Rhoads)、哈佛大学欧立德(Mark C. Elliott）、达特茅斯学院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以及匹兹堡大学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并非汉族王朝的延续，而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组成，这些民族保留了相当的政治自决权。 海顿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写，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他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是开始于中国共产党1949年赢得内战，而是源于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遗产。我也想说明，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是源于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的政治选择，不是天然就如此，也不是原生的，而是可以改变的。” 海顿自1998年开始为英国BBC工作，2014年他的著作《南中国海》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书籍，而《创造“中国”》的灵感也源于他撰写《南中国海》时对“中国”概念和领土问题的研究。此书分为八个章节，分别从“国家”，“主权”，“民族”，“历史“，“语言”，“领土”等多个方面论述“中国”概念在近代的形成。 “中国”概念的诞生 海顿在书中首先指出，一个一以贯之、历史悠久、从未间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并不存在，至少并不是当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他表示，在过去数千年历史中，当代中国的领土上一直有生活着多个不同的民族，群体规模有大有小，地域分布比较广泛，包括藏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壮族、回族、羌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多有着独特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他们分分合合，有时自立国家，有时相互融合，有时又归于汉族为主的王朝。因此，并没有一个国家一直叫“中国”，也没有一个古老的单一的“中华民族”。 海顿认为，“‘国家’这个概念，也就是“一群人因为文化还有共同的情感而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说：“当时的革命家和改革家想要摆脱清朝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来自西方的攻击，和强烈的落后感。他们在西方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理论中找到了答案，并且认为能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让人们能够在新世界中生存的的唯一方法，就是借鉴这些概念，让它们变成“中国的”，不仅是在翻译上，而且是回顾历史并且赋予这些词语新的意义。” 《创造“中国”》指出，以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开始持有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只有汉族国家才是中国，比如他们提出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然将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 而立宪派的康有为则认为民族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力图从文化上寻找认同的根据。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前期一度排满，但在接触到19世纪欧洲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后，他提出一种“大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主张联合清朝境内各民族共同建立现代国家。 此外，梁启超还被认为是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之一。1905年初，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写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到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章太炎和孙中山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接受了多民族国家的理念，选取了代表五个民族的“五色旗”为国旗，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而促使这种政治路线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及国际政治环境。 海顿说：“这要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西藏、新疆和蒙古寻求独立，汉人之间军阀混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创造出‘国家和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他们的方法就是告诉大家外国会瓜分中国，中国人应该保持领土完整。他们通过媒体、教科书还有舆论营造出一种国家分裂、列强瓜分的焦虑感。那个时候，他们创建了对于‘领土’的一种理解方式，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国，你就必须担忧领土，当被外国侵占领土，你也必须切身感到羞耻感和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很早的时候，对领土的焦虑根植在民族主义者看世界的方式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很容易执着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土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凯尔·谢努克则告诉美国之音，成为民族国家对于晚清中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民族国家的形式并非必然带来有害的民族主义，但确实是因素之一，而且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他说：“如果回顾清朝晚期和中华民国历史，当时中国有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情况，比如上海、香港、澳门，那是其他的民族国家扩张的后果，所以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明确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以前那种朝代似的帝国，是明智的选择，在那个时候也是应该的。一个多世纪后的现在，情况就很难说了，民族国家的结构不一定会导致负面的民族主义，但是很多情况下确实导致了有害的民族主义。在美国、中国还有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民粹主义等让人不愿意见到的民族主义形式正在甚嚣尘上。” 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的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高涨的契机：中国网民嘲笑美国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的言论充斥于网络，沈阳一家餐馆挂出庆祝病毒在美国和日本传播的横幅；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实行“战狼式”外交，散播“美军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等谣言；而勇敢批评政府抗疫不利的作家方方，则被官媒和民众斥为“卖国贼”。 何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共政府在回应领土争议时，长期使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等词汇来证明其声索的合理性。比如，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有多篇文章论述西藏、新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习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员也在多个场合称南中国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但是海顿指出，这样的说法缺乏完整和客观的历史依据。 在“领土”一章中，海顿回顾了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如何在近代中国演变的。首先，古代的“疆域”是不是近代的“领土”，这一点存有争议。在古代中国只有“疆域”一词，可以泛指皇权影响的范围，包括附庸国，但并没有规定明确的边界。近代意义上的“领土”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对日本学者关于“领土”一词的引进，指称有明确边界的主权国家。此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历经多次修订，但也反复提及“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却没有明确定义从前的疆域具体是哪里。 其次，海顿认为，清末之前的传统中国王朝只能对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实施间接统治，称之为“羁縻”。这些地区名义上从属朝廷，实际由当地原住民首领自行统治，并不符合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领土概念。因此，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是否意味着拥有这些边疆地区的主权，常常也存在争议。 费正清中心学者谢努克也赞同海顿的观点，他还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都不确定是否应该将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纳入领土。1931年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就曾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 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 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谢努克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红军长征之前，中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之间一直有讨论是否保留西藏和内蒙古，人们有这样的讨论，就像还没有定论一样。现在人们却对此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历史性失忆，因为之前有这样的疑问和讨论，现在却变成了敏感话题。我们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为什么有人能说“西藏自古就是也应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能这么说，其中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目的又是什么？” 《创造“中国”》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对领土“过度敏感”的例子，比如包括GAP, 万豪(Marriott), 魅可(MAC)等在内的国际公司，都因为印制的中国地图 “缺少”台湾或者南海诸岛等问题被迫道歉；以及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习近平一副1735年绘制的中国古地图，其中不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区，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却将其修改替换成另一张一百多年后中国疆域版图最大时的地图。 中共对领土的敏感也导致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历史主权争议地区的高压政策。大多数现代国家都经历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有些也依然存在内部民族矛盾，比如英国的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部分民众想要独立，但是很少有国家像中国政府一样，积极干预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尽管历史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立场一度比较宽松，曾给予一些自主权，但是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又回到了要同化其他民族的阶段，并在香港等地进一步采取高压统治以创造统一的身份认同。 海顿说，“新疆人被告知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不能喝酒，又或者应该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宗教朝拜，显然他们很憎恨这些。与此同时，有人告诉习近平，不同的情感对于国家来说是个问题，必须去除，这就是现在的局面。他们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风险，他觉得如果差异太大，这个国家就会分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高压应对，要消除所有差异，让人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这就引起了外界所说的人权问题，美国政府称中共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是指摧残人们的文化，更甚于肉体上的杀害。” 如何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主权声索 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主权声索渐趋强硬，但此举不仅损害了周边国家的利益，还可能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海顿认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应是和平的外交关系，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而微小的领土争端只会阻碍了中国寻求更大的利益所在。 在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都比较缓和，但是局势在中国提出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后发生了改变。海顿说：“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忧，他们说：等等，我们想要美国回来制衡中国。所以那是适得其反了。如果中国政府什么也没做，可能大家会越来越倾向于中国，中国会更容易崛起。但是中国突出了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样损害了他们更大的利益。” 除了民族主义和历史误解，中国发起南中国海主权声索还有资源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其填海造岛活动也不会只是名义上的“澄清主权”，而是会对东南亚国家的利益造成实际损失。谢努克指出，东南亚国家必须持续申诉，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说：“他们需要继续向国际机构申诉，确保他们的声索得到承认。中国想说什么都可以，对某些领土提出主权声索，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承认，中国还是很难实现其目标。” 而对于美国来说，谢努克认为拜登政府应该进一步巩固和印太地区伙伴国及盟友的关系。此外，等待中国国内局势的转变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他说：“从美国政府的利益来说，如果美国不想中国声称那些岛屿是自己的领土，我认为应该就继续支持其他国家对那些岛屿的声索。再就是等待，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也很极端，可能短期内不会消失，但是情况和环境可能在10年或者15年后有所改变，也许到那个时候其他的国家会说：现在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否会消减，海顿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创造“中国”》一书的结尾，他讲述了2006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批评政府给学生灌输“狼奶”的事件。袁伟时认为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是“狼奶”教育，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在继续喂“狼奶”。 在这里，“狼奶”指代极端的、排他的、煽动仇恨的意识形态灌输，其中又以极端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思想为主。刊登文章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整改数月。 海顿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狼奶灌输”愈演愈烈，在他的“中国梦”宣传下，许多中国民众都支持政府激进的主权主张，并且对领土问题额外敏感。他在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概念会把当代中国引向何方？“中国梦”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多数加拿大人主张：与全球民主国家联手应对中国挑战
刘润然 加拿大报道 加拿大独立智库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MLI）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主流民意认为政府应该与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当中，超过三分之二受访者支持加拿大与印度-太平洋地区民主政府加强合作，比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以及台湾等。 卡尔顿大学现代土耳其研究所主任、这份民调报告的作者戴夫伦博士（Dr. Balkan Devlen）分析说，很明显，民意正从不同角度告诉政府，应如何应对中国挑战。而中国政府的做法，包括随意羁押两名麦克、镇压香港民主、威胁台湾、以及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都是加拿大人无法接受的。 而加拿大The Nanos民调机构恰巧也刚刚公布了另一项民调：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继续下滑，只有3%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正面印象，12%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印象。 实际上，加拿大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也与民意不谋而合。 皇后大学历史系学者赖小刚的分析是，中国现在讲实力外交，相信弱国无外交，有点钱、有些力量了，内政上无所顾忌，外交上推行强迫外交。结果，把西方民主国家推到了一起。 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菲尔.卡尔沃特（Phil Calvert）认为，现在的中国外交官员表现很不专业，“他们应该明白，真正有超级实力的国家，不需要那么大声。”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玛格丽特·麦格尔-约翰逊（Margaret McCuaig-Johnston）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行为遭到了唾弃。而非常有意思，加拿大民众普遍也是这么认为的。 民意 转变：更相信民主同盟 历史上，加拿大一直奉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主张和平外交，愿意在维和、国际事务争端中起到调和作用。 不过，这次麦当劳-洛里埃研究所的外交政策民调却显示出一些变化：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加拿大更应该与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多边国际机构在一起。只有五分之一受访者选择无条件相信多边主义，愿意在出现矛盾时跟随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 戴夫伦博士在外交民调的总结报告中称，加拿大人的选择很明确， 国际政治中的立场是站在民主一边， 包括对加拿大战略意义不大的事情上也要坚持民主原则，而不是仅考虑短期利益。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加拿大需要盟友，需要支持，需要与价值观相似的国家一起，保护和捍卫加拿大的全球利益。” 当务之急：救出两名麦克 过去两年，由于孟晚舟以及两名麦克事件，加中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在上周，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议会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进一步把加拿大推上了应对中国挑战的前沿。这恐怕连加拿大自己也没有想到。 中国政府此前多次在经济上制裁加拿大，指责加拿大伪善，双重标准。 针对加拿大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中国驻华加拿大大使丛培武上周六受访时批驳说，这是“世纪谎言”，并称新疆是“中国人权成功进步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加拿大与美国在外交事务的互动显著增加。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的首次“虚拟外交访问”都选择了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人也很乐于看到最重要盟友美国就释放两名麦克向中国施压。 美国总统拜登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面之后的记者会上，直接提及两名麦克事件，称“人不是谈判交易的筹码”。 麦格尔-约翰逊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果试图与拜登政府建立相对友好的关系，拜登个人和他的政府直接发声，要求释放两名麦克，对中国的压力显然会更大。 目前，两名麦克已经被中国羁押超过810天。有报道显示，他们不仅拘禁条件非常糟糕，在接受领事服务上也受到刁难。 加拿大认为，这就是随意羁押、是“人质外交”，但中国一直否认这一点。两人的命运引发民众强烈关注，成为加中关系中象征性的事件，而沸腾的民意最终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 拜登政府着手重建民主同盟 上周六，在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采访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最有效应对中国挑战的办法是，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发声、一起行动，让中国无法忽视。 他还说，当世界看到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被破坏，团结起来本身就很重要。 戴夫伦的分析是，拜登非常清楚，极权主义的中国是对民主的挑战。所以，从最强大的同盟美国到传统盟友欧洲，到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印度，都形成了一种共识，统一战线应对中国挑战是非常必要的。 加拿大媒体分析，拜登政府不会回到奥巴马、布什政府时期的中国政策，比如侧重于高级别对谈和峰会，努力令中国参与合作；但他也不会如特朗普政府一般，单打独斗对付中国，全面放弃与美国民主盟友的合作。 拜登政府的认知是，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只有国际社会合作，才能赢得这场竞争。而民主与人权是拜登政府外交的核心。 麦格尔-约翰逊女士对此的建议是，多发挥民主国家各种联盟组织的作用，比如“民主十国，D10”。 她介绍说，“民主十国”包括了七大工业国组织（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这三个民主国家。这一机构目前由大西洋理事会牵头，它原本是专注于民主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结盟，但代表们在讨论过程中，议题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开始讨论在其他方面如何应对中国的恶意与攻击。 她说：“接下来一年非常重要。我们正在推进更多具体的合作，加拿大可以做出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也正在和一些同盟国家进行磋商。” 西方与中国价值观的冲突 两周前，加拿大国际事务部推出了由5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反对任意拘押外国人宣言”，很明显，这是针对两名麦克遭中国羁押采取的共同行动。 前外交部长尚鹏飞回忆说，加拿大提出这项宣言的时候，并不确定有多少国家会响应，但很快就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国家表示支持。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已经触发国际社会的愤怒和不满。 此外，继加拿大之后，荷兰议会也于上周四投票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民主国家通过正式的议会动议，包括美国、英国、与欧盟等。 历史学学者赖小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实质上，中国在拥有经济实力后，是希望打破之前由美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这些根本的理念与北京的一套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西方经过几十年对北京的观察，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 ——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一旦得出这个共识，是很难易改变的。 “ 北京冬奥会 ” 考验双方决心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加拿大学者们还认为，无论是58个国家的“反对随意羁押外国人宣言”，还是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行动的第一步，这些动议也没有约束力。 不过，加拿大、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都通过了针对侵害人权官员个人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比如，国际非政府机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应该受到制裁的中国官员名单。同时，国际民主联盟也可以进一步动用经济制裁措施。 麦格尔-约翰逊女士认为，中国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加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想做出改变。 学者赖小刚认为，接下来，最实质性的考验是北京冬奥会。他称，由于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也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北京的理念和运行机制，令它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退让。而双方的身后都有强大的民意，到时会出现什么状况，考验双方的策略与决心。 
你们没有被遗忘，劳改基金会向异议人士家属送去捐助
雨舟 报道 吴弘达创立的人权组织“ 劳改研究基金会 ”，今年春节首次为在中国的部分政治犯和受迫害者发放了“节日慰问金”。这也是从去年10月开始增设的新项目，“小额人道救助”的一部分，后者旨在帮助政治犯和良心犯及其家属，延伸和翻新吴弘达留下的人权遗产。 “横向联手不懈支持人权受害者” 劳改研究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加大镇压、对言论管控进一步收紧，“中共越来越不像样，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劳改基金会将坚持不懈地继续从事支持受害者的工作。” 
劳改研究基金会网站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人权报告称，“中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根本威胁，从根本上威胁国际人权体系。” 曾因“颠覆政权罪”被中国政府监禁的 杨子立 ，现为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负责该机构新增的援助项目--小额援助项目及其春节慰问金。 他告诉美国之音，小额援助项目数额不大，由负责拨款的“劳改人权组织”，也就是原来的“雅虎人权基金”，进行核准，“援助额度每人几百美元，不多；如果申请人有特殊困难，我们会把他们导向其他机构。” 杨子立说，这些“其他机构”包括“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 人道中国 、 中国人权捍卫者 和欧洲的 前线卫士 等。 其中的“人道中国”据称在成立十多年以来，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和他们的家属，发放超过一百万美元救助款，救助超过一千人次。 该组织主席周锋锁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受政治迫害的人这么多，任何一个群体，我们都是他们在海外长期的、持久的支持者。” 劳改基金会的宋永毅说：“目前，我们打算通过直接小额援助项目发出去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要让那些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人知道自己不孤单，让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他们。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历史传承“人道援助资助”没有打烊 杨子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劳改研究基金会的人道救助“兵分两路”。 一直存在的那部分为“人道援助资助”，它通过第三方组织间接进行。 
“劳改研究基金会”扩大为受害者“输血”，图为该基金会网页截屏。(劳改基金会)
劳改研究基金会的 声明称，“人道援助资助”是用来支持中国大陆因政治、宗教、人权等原因的受害者；旨在通过援助在美国注册的人权机构来帮助中国国内的受害者。 那些获得劳改基金会资金援助的第三方人权机构包括 独立中文笔会 、澳大利亚大陆受害者后援会，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 民主教育基金会 ，明尼苏达州的中国民主基金会、 天安门母亲组织 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劳改研究基金会过去一年提供的资助中包括12名六四受难者家属，以及6名“天安门母亲”成员。 加州的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最近两年开始接触劳改基金会的这个第三方援助项目。民主教育基金会主要给“澳洲大陆受害者后援会”提供技术支持……就我所知，通过我们经手获得援助的每年大约十来人。” 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去年到今年，劳改研究基金会通过第三方总共已经发出将近4万美元，帮助了大约七八十人，其中，通过独立中文笔会救助了大约40多人。 “小型人道援助计划”应运而生 杨子立告诉美国之音，劳改基金会在通过第三方援助的基础上，去年底增加了直接救助人权受害人的小型援助渠道。 
“劳改研究基金会”增设小型人道援助计划”。(网页截屏)
“小型人道援助计划”是“用来直接支援和帮助在中国境内为实现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做出贡献，并因此深受苦难的人士及家属”；他们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当事人正在被拘押，或者关押超过一年后被释放；被拘押的原因是因为其对言论自由的公开追求，等等。 宋永毅说：“我们今年发放的春节小额慰问金就是小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数目不大，只有150美元。但是，获得资助的人士还是非常感动的，觉得没有被世界忘记。” 宋永毅表示，劳改基金会现在非常关注云贵川一带的被迫害人士，因为他们多数时候都被忽视，“很少有人想到过要帮助他们。” 负责处理申请的杨子立表示，“ 小型人道援助计划 ”现在是第一年，申请时间从去年10月1日到今年9月1日。 杨子立说：“整个年度援助金额预算是8000美元，这是由理事会定的；理事会也负责审批和审计。我审核申请人资格。具体到每人是500美元的援助。有特殊困难的也可以提出要求增加额度，我们会将要求转向其他渠道。包括春节发放的慰问费，获得者都是中国的政治犯，生活有实际困难。由于资金有限，我们本着按照申请顺序先来先得的原则。” 杨子立表示，在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些人的判决书弄丢了，不过我们会使用维基百科作为辅助手段，加上外媒的介绍等。此外，因为政治原因被劳教的也合格。对于有些没有达到我们标准的申请人，我们给予了春节慰问金……在这个小型援助项目顺利进展的情况下，理事会还会提高目前的8000美元。” 杨子立本人也曾是政治犯，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后，2001年开始在监狱服刑8年，到2009年；出狱后，他在民间组织继续从事民权事业，研究农民工权利等。他加入过“传知行”，接触过709律师，救助过政治犯和良心犯；15、16年被禁止出境，解禁后于2018年来到美国。 
美国政府报告：严防北京窃取人工智能敏感技术
林森 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一个独立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警告说，北京是华盛顿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的对手，建议美国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采取措施，防止敏感技术被中国军方窃取。美国军事安全专家说，中国显然是人工智能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北京将人工智能视作阻绝美国军事优势的能力。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星期一（3月1日）投票通过，并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该委员会2021年度最终建议报告。报告在最近公布的草案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关于大学研究的章节，该报告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包括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等领域的许多建议。 北京成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对手 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敏感技术被中国军方窃取。 这个委员会是国会设立的一个独立专门委员会，专员们大多数来自该领域的专家或高管，委员会主席由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担任。 施密特在发布会上表示，向国会提交这一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其技术，来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利益。 “要赢得技术竞争，建议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促进创新，以提高国家竞争力；并且在应对来自中国的更大战略竞争中，保护美国的关键优势。这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施密特说。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魏茨（Richard Weitz）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新出台的报告将会增加美国政策制定界，对人工智能之于未来美国安全和繁荣重要性的日益关注。 “去年，国会两党支持的国防改革努力，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敦促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纳入未来所有武器研发计划的考虑之中；而且美国私营部门也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感兴趣，” 魏茨说。 这份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进步，正在加深网络攻击和散布虚假信息构成的威胁。美国政界和高科技人士开始警惕俄罗斯、中国和其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利用网络攻击和造谣活动渗透美国社会，窃取数据并干涉美国的民主程序。 魏茨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军民融合”性，在目前的美国国内和国际背景下，预计该报告将对美国未来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应对北京威胁：美国面临“人才荒”挑战 报告说，尽管美国的私营部门和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对即将到来的一个时代仍毫无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技术发展的巨大机遇面临一个战略脆弱的时刻：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拥有挑战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军事优势和更广泛世界地位的实力、人才和雄心。 哈德逊研究所的军事安全专家魏茨说，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显然是人工智能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军方将人工智能视作解放军用来阻绝美国许多军事优势的‘不对称’能力之一。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人工智能确定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的基础。”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求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多地披露研究经费和伙伴关系信息；此外还应该建立一个关于个人和实体的数据库，以便能够提前警示风险。 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是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的专员之一。路易表示，这样的一个数据库可以帮助避免基于隶属关系的单方面禁令，而是允许美国对个案进行评判。路易说，委员会希望避免采取“大锤式”的做法，以免打击面过大。 另一方面，该委员会的主席施密特强调，要打赢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美国必须有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巨大的人才短缺。我们需要培养新的人才，并扩大政府现有的项目，” 施密特说。 报告指出，人才短缺是美国政府最明显的人工智能赤字，也是购买、建造和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抑制因素。报告说，目前的短缺情况，不是在国家安全机构增加几个新的硅谷技术人才职位就能解决问题了事的。 报告建议，美国需要从零开始，建立全新的人才管道；建立新的数字军事训练学院，以及民用国家储备力量，与培养军官一样认真地去培养科技人才。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需要通过改善理工科（STEM）教育体系，以及接纳和留住高技能移民的制度，来赢得国际人才竞争。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的分析师艾米丽·温斯坦（Emily Weinstein）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去确定哪些中国实体与中国军方和国防有关联。她说，尽管美国已经掌握中国的一些大学显然与军队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总是能够很明确地去一刀切的。 美国“湾区美籍华人律师协会”主席、美国桑福德·海斯勒·夏普律师事务所（Sanford Heisler Sharp）合伙人郑巧晶（Qiaojing Ella Zheng）也对路透社说，从理论上讲，美国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似乎很不错。 但是她补充说：“问题总是发生在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美国和国外的整个亚裔美国人社区，将密切关注这一行动计划在实践中如何展开。” （本文采用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拜登政府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
美国之音 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3月1日)在向国会递交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中说，拜登行政当局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应对美国所说的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报告还说，拜登政府将把处理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项目作为一个优先事项。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对美国的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全面审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 《拜登总统2021贸易议程与2020年度致国会报告》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推动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反映美国的普世价值观。贸易政策必须尊重劳动的尊严并且把美国人作为劳动者和工薪族而不仅仅是消费者来珍惜。总统的贸易议程将通过打击世界各地的强迫和剥削性的劳动条件、腐败、对妇女和少数族群的歧视来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声明还说：“通过双边与多边接触，拜登行政当局将寻求建立有关贸易政策的共识，以应对气候危机，支撑可持续性的再生能源供应链，让竞争场地公平化，劝阻监管套利并促进创新创造。” 这份报告在谈到中国时说，拜登行政当局将通过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来应对中国胁迫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报告说： “拜登行政当局认识到，中国胁迫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伤害美国劳动者，威胁我们的技术优势，削弱我们的供应链韧性并破坏我们的国家利益。应对中国挑战将要求有一个全面性的战略和比最近零敲碎打的方法更为系统性的方法。拜登行政当局正在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审议。” 报告还说：“拜登政府致力于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来处理中国一系列继续伤害美国劳动者和工商界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报告提到了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府批准的强迫劳动项目、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利用不公平补贴和鼓励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和出口补贴以及强制性的技术转让、非法获取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言论审查和其它对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限制以及在大量领域未能向美国公司提供与中国公司在美国受到的相似的待遇。 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与民族少数群体的广泛存在的强迫劳动项目，并表示将把处理这一问题作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一个重点事项。 中国政府否认有强迫劳动项目。北京声称政府是在努力消除贫困并采取预防性的反恐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份报告说，拜登行政当局将通过强化执行力度来确保中国履行其现有贸易义务，而在国际贸易规则有缺失时，“美国将努力应对它们，包括通过加强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合作。与此同时，拜登行政当局将在国内对美国劳动者、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进行必要的转型投资，以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并让美国处在一个更有优势的地位来应对中国经济政策所产生的挑战。” 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与中国展开了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了惩罚性的关税，两国随后在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等原因，中国目前远未达到这项协议要求的购买美国产品的目标。 目前每年大约3千7百亿的中国输美产品仍要缴纳关税，拜登政府目前保留着这些关税。 国会要求总统每年提交贸易议程报告，这是拜登政府的首份报告。 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Katherine Tai)仍需参议院确认。戴琪上星期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作证。 
被拜登总统提名为美国贸易代表的戴琪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2021年2月25日)
她在事先准备好的听证会开场声明中谈到中国时说：“我之前担任过美国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首席执行者。我有第一手的经验知道我们有一个战略性和连贯性的方案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方案要让中国承担责任，落实它的承诺，并与它的国家指令型经济有效竞争。我知道我们现有工具箱的机会和局限性。我也知道建立一个总统所说的‘美国盟友的联合阵线’是多么的重要。” “中国同时是一个对手和一个贸易伙伴，一个我们也需要与之合作来处理某些全球挑战的特大号参与者，”戴琪在证词中说，“我们必须记住如何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并且同时博弈。” 她对参议员们说，她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美国。她说，美国欢迎了他们，而她为父母对美国的服务感到“自豪”。她说：“我很自豪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女儿可以长大成为在全球各地代表美国和我们的利益的人。” 
民调：美国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好感度创新低
美国之音 报道 美国民调咨询机构盖洛普公司星期一（3月1日）发布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调查显示，受访美国人中仅有20%对中国有好感，这一数字比一年前下降了13%，也创下了历史新低。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则高达79%。 就党派而言，受访共和党人中，对中国有好感的占10%，民主党为27%。无党派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的则占约22%。 盖洛普认为在过去一年中，由于人们认为新冠疫情起源于中国，导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降。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则报道，除疫情原因外，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中国在中印边境和南中国海等领土争端中扮演的角色，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 至于俄罗斯，受访美国人中仅有22%对这个国家有好感，这一数字也创下新低。77%的受访者现在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 《新闻周刊》说，由于担心莫斯科侵略邻国、干预民主选举以及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等行为，美俄关系多年来一直在下滑。人们普遍预计拜登对俄罗斯的态度将比特朗普更加强硬。 在列出的所有18个国家中，美国人对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好感度最高，分别有92%、91%和87%的美国人对这三个国家抱有好感。 美国人对朝鲜、伊拉克和中国的好感度最低。对这三个国家有好感的受访者分别占11%、13%和20%。 此次民调是基于2021年2月3日至18日对随机抽取的1021名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的电话采访。抽样误差为4个百分点。 
美国谴责香港指控几十名民主活动人士 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美国之音 报道 香港当局大举指控47名民主活动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之后，美国政府星期天（2月28日）谴责香港当局拘押和指控去年7月参与立法会初选的民主人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傍晚发推文呼吁香港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布林肯表示，“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不应该是犯罪。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紧接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发推文说， “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在香港被拘留的泛民候选人”。普赖斯的推文说，香港当局根据港版国安法指控民主人士，“这进一步证明，国家安全法真的是为了压制异见，削弱香港的自治权”。 当天稍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发文表示，“北京拘捕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证明中国当局违背了向世界做出的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的承诺。我们与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站在一起。” 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星期天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通宵扣押。这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港府当局对反对派进行的最大规模镇压。 47名受到指控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一（2021年3月1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官员的上述推文回应称，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并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另外，欧盟驻香港办事处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声明表示，“这些指控的性质清楚地表明，香港将不再容忍合法的政治多元化。”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日拘捕了包括上述47人在内的50多名泛民主派港人。警方指控这些人士去年7月参与泛民举办的初选，意图使行政长官下台、瘫痪特区政府，犯下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香港民主派于去年7月举行了立法会正式选举前的初选，旨在确保初选获胜的参选人能够在立法会中取得过半数席次。初选吸引了60多万选民参加。 在1月初针对民主派初选被抓捕的泛民人士，除已被关押或者服刑的黄之锋、胡志伟、谭得志之外，其他人均获得保释。他们原订于4月8日前往警署报到，却被港警国安处通知提前到2月28日报到。 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人士年龄在23岁至64岁之间，其中39名男性、8名女性。他们中包括戴耀庭、毛孟静、区诺轩、岑子杰、朱凯迪、黄子悦、杨岳桥、林卓廷、岑敖晖、谭文豪、梁国雄等。
香港媒体报道，没有被起诉的人士包括，人权律师关尚义、前立法会议员涂谨申等8人。路透社引用涂谨申表示，他获警方延长保释至5月4日，保释条件不变，暂时未被落案起诉。 据香港警方数据，到目前为止，已有99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捕。其中包括媒体大亨黎智英。黎智英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直言不讳批评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去年12月黎智英被加控港版国安法下“勾结外国势力罪”，多次被拒绝保释。 港版国安法覆盖范围广泛，被控该法下的颠覆、分裂、与外国势力勾结和恐怖主义等罪名，可能会判处终身监禁。 港版国安法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称该法威胁到香港自治与人权，严重打压香港言论自由，违反香港和北京对国际人权法的承诺。 
脱贫攻坚创“人间奇迹”，习近平运动治国的典范？
许波 报道 在上星期举行的中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领导人的豪迈与自信引发海外媒体的一片质疑，观察人士就中国的贫困标准、巨额投资、运动式脱贫，以及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性等等提出一连串的问号，更有人从这种毛泽东式的大手笔中看到了当年大跃进、浮夸风的死灰复燃。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什么脱贫致富这样的经济工作一旦变成运动式工程，其可信度和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习近平为什么需要这种“人民救星”效应的面子工程？ 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表示，中国的这次“脱贫攻坚战”对中共和习近平本人来说有三个意义。 他说：“从这次扶贫攻坚胜利表彰大会上可以看到习近平个人声望在党内或中国国内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可能有三个因素。第一这是他个人政绩，为他后续在中国政坛上有更持续的发展要铺平道路，也是他们的一个政治需要。第二，花大量的精力投入来运动式地扶贫，也可以维持社会基本的稳定。中国有句话叫穷则思变，如果这几千万人吃不饱饭可能也会有一个很大的社会隐患，所以他们也要这样做。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最担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为他们这个政府不是老百姓选票选的。如果通过这种运动式扶贫，大量资源投入到老百姓身上，可以赢得一些好名声，赢得支持率。”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中共的脱贫攻坚战是习近平的天字号第一面子工程。 他说：“这个不但是中国天字号第一大面子工程，也是习近平的天字号第一面子工程。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可见他一开始就把全面脱贫当成他的一个面子工程，当成他在任期内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初接手的中国就是一个经济上已经多年迅速发展的中国，胡温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习近平很清楚他没有能力没有把握在他的任期内使中国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进展，他没有什么把握。但他发现他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利用权力的力量，不是把这个大饼做的更大，而是从中做一些调配工作，让其中最穷困的人口通过政府的力量生活有所改善。实现全面脱贫这个指标，一方面非常显眼、引人注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比提高整个GDP的增长相对来得容易。所以他一开始就把全面脱贫当成他要完成的一个任务。今天他达到了这点，所以大肆吹嘘就正好表明了他这个意图。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主要是江胡时代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习近平的努力。” 胡平表示，中共标榜的扶贫政绩恰好从侧面反映出过去政策的失败。他说：“这个成就固然很惊人，但是它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的革命，共产党建立的那套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害人，是那个造成了中国的极端贫穷。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共产党过去的革命，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否定。必须看到这点我们才能看清这次所谓中国脱贫成就的意义。” 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表示，如果连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都没有保障，谈扶贫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 他说：“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你去谈扶贫的胜利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老百姓自己肚子会饿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以一种常态化的形式去扶贫，你就要给这些低收入人群制定一个标准，每人可以享受到以中央为主、地方政府为辅的财政补助。补助形式可以从食品或医疗保险的角度。我知道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村可能会有一个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每人每年可能大概交100多块人民币，后来200多，我看到有人说2021年可能标准都加到700多块人民币了。其中之前有一些中央政府、各级政府补贴一部分费用，老百姓交的少一点。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脱贫了，中央政府一直说不用补贴了，一下老百姓要交700多。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是这个费用太高承受不起了。这就侧面反映你这个扶贫攻坚战，不能说以前叫扶贫办公室，现在改叫乡村振兴局什么的，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资金就不给了，那老百姓很快又打回原形了。”
习近平声言“脱贫攻坚”的宣传与实际
本期时事大家谈完整版： 脱贫攻坚创“人间奇迹”，习近平运动治国的典范？ 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播出，敬请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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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开幕在即 观察人士：人大功能比“橡皮图章”还倒退
黄丽玲 台北报道 中国的年度政治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政协)—亦即“两会”，即将于３月5日、３月4日分别于北京开幕。然而，综观中国媒体报道，目前除了发布防疫的严格安检措施、部份人大代表的特写报道外，攸关政治议题或国家政策提案的讨论并不热络、关注度也不若以往；而且受限于疫情，今年仅限长期驻北京的媒体进入采访。 位于上海的学者表示，今年的两会具有三个重大始点特色，包括中国刚刚达成脱贫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中共建党100周年，非常重要、意义也重大。 不过，位于台湾和香港的观察人士说，人大虽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但在中共近年大幅紧缩权力、“一党专政”，甚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人独裁”后，人大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已经比往年的“橡皮图章”还要倒退。 中国政治氛围紧缩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整体的政治氛围非常紧缩，中央“条条”集权下，地方已经没什么“块块”的自主权。所谓的“条”，指得是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垂直权威线，而“块”指的是省级或地方一级政府的横向权限。 丁树范说：“今年人大，讲难听一点，还是更是一个橡皮图章。因为从2018年开始，党跟国家机构改革以后，所有的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手里，国家的很多机关被并到党的系统里面去。所以，总体来说，国家机关被党的控制是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把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机关。” 在此前提下，丁教授说，包括人大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小，因为像是国家宗教局、国民民族委员会都已经改设在中共的统战部下，接受党的指挥。他说，而且中国现在的政坛完全要投习近平一人之所好，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凡是政治不正确的提案今年都难见天日。 人大难脱橡皮图章角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定案了才会拿到人大上“走过场”，因此，中国人大从没摆脱橡皮图章的本色，只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前，还是能扮演一些监督的功能。至于习近平近年主政下的大小政治会议，他说：“除了突出习皇(帝)、不遗余力树立他的圣名形象外，其他功能逐渐可有可无了。” 这位人权律师说，今年中共庆祝建党百年，明年二十大是习近平“二次登基”(第三任)的关键年。这段时间内，他认为，对于所有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中共会不断加强管控，“宁肯错抓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而3月初的两会期间，他也认为，不少草根异议人士也可能会被送到外地“旅游”、“被下岗”、或者面临监控，出行更困难。 他批评说，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快速回归毛泽东时代。他说：“以往分权、放权的尝试和探索大多难以为继，所谓的选举越来越徒有外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各种选举更多的是演戏，不仅差额选举不断减少，就是等额选举也要追求所谓的全票通过，中国的政治活力已大不如前。” 差额、等额选举大戏 差额选举指的是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之选举，有助于从制度上切实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而等额选举则是候选人与应选人数一样，当选的机率高，但一般认为，作秀走过场的成份也较大。 中国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实行等额选举，但自1979年《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后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一直是橡皮图章的人大，功能越来越倒退，这是因为全党服从党中央、习核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使然。 他说，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共还容许由其掌控下的差额选举，包括不少地方选举都出现过多人踊跃参选的自由选举，而派系间也有小范围的角逐或暗流底拼。 但桑普说，自从胡锦涛执政后期、乃至习近平主政以来，很多人被除名，不能参与各级选举，若执意参选，还会被严厉打压。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本来表面上还标榜着由人民作主，但近十年来，中国的草根民主和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根苗都被扼杀”，公民社会无以为继，他说，这表明，中共连让人民作主的戏都不想演下去，直接诉诸从上而下强硬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亚维利所着《君主论》中所形容的统治手段。 恫吓式专制统治 桑普说：“就是马基（亚）维尼说的，如果他不能讨好你，不如就吓怕你，就是用恫吓、恐吓的方式来治国，这才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最有效的手段......所以，结果是怎样?他会越来越(强)硬，那一硬到底的结果就是，他要全党服从中央，等额选举，不再演(人民做主)，这个地方会累积起非常大的压力。在民间、还是党内、国外，就是外交，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但现在还没有到临界点而已，这个压力一直在增加中。那不晓得哪一锅会爆。”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共中央党代表委员的选举差额比例由十六大的5.1%，已稳步提高至十七大的8.3%、十八大的9.3%，乃至2017年十九大的15%左右。 不过，政大教授丁树范说，只要高层领导班子的选举仍维持等额选举，中央委员或地方选举的差额选举比例再高，政治意义都不大。 人大可能有些什么看点？ 丁树范教授和不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都说，大致不脱新冠疫情后的振兴经济方案、揭橥新的十四五计划或热烈庆祝建党百年，甚至为明年二十大习近平的改选连任铺路。 桑普则认为有四大重点，首先，他认为，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人大会议上，中国看来应该还是不会设下全年的经济成长率目标，虽然各地方政府还是会有各自要遵循的GDP增长指标。 其次，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新政府，他认为，习近平可能会透过两会来释放“更加冒进”的表述。他说：“他(习近平)希望秀肌肉，能够让全世界来感觉到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种东西。” 桑普说，面对拜登新政，两会提供了习近平一个表述的机会来测试美、欧的关系和反应，包括他可能提出中国对海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的看法或对诸如孔子学院、教育、侨务、乃至知识产权的倡议等。 另外，则是在台湾和香港议题上。桑普认为，中国在两会上也可能有所表态，例如强化攻击台湾或恫吓台湾的论述，或是“以武促统”的新表述。至于香港议题，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日阐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和香港选举制度之改革后，桑普说，人大应会进一步清楚体现，如何落实让香港的选举必须是中国特色选举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说，透过立法将香港民主派排除在选举或政权之外。 2021人大的港台议题 丁树范也说，香港已经全面紧缩，但中国人大不排除还会立法进一步限缩香港民主人士的参选资格。不过，在台湾议题方面，他说，中共能做的有限，不管是最近部分人士倡议对台制定的“国家统一法”、还是强化“反分裂国家法”，这类法令即便人大立法通过，最终都只能沦为政治宣示或无法执行的法律，这对习近平来说，反而更难堪，因此，他不认为中共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 根据星岛网报道，夏宝龙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提出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他明确表示，“港独”和“揽炒派”的支持者都不在爱国者之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会还没开幕，他不便臆测是否会针对香港选举立法，但从近期几位香港主政者的政策谈话铺陈来研判，下一步中央必然会朝贯彻“爱国者治港”的方向进行，也就是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 他说，过去人大曾“应急式”地取消港独议员的当选资格，但未来会有常态化的制度性作法。 他说：“未来的方向就是制度上，不再允许这些人进入政权架构。以前，他们通过选举进去了，我后面再弥补取消他，未来的方向就是他们竞选资格都没有、连选的资格都没有。” 张建说，倡议港独的政治人物在香港有支持者是不争的事实，但他说，香港选民的支持或许是基于同情、也或许只具间接性，因此，中共相信，只要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政治人物无法参选了，香港选民也就无从支持港独起。 中国专家：追求中国式民主 他说，或许外界不相信，但中央种种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香港的民主和维护“一国两制”。 对于中国的民主和选举素质，张建说，差额选举或等额选举是要视当地领导的素质和数量，尤其在包括新疆、西藏等五大自治区内，是要视地方的现况来配置，不能一概而论。他表示，中国走得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的是协商式、集中式民主，并强调“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是西方所无法了解的，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有种种弊端，不全然是个好东西。在此前提下，张建说，此方面的民主价值观差异，中西方短期内难以调和。 他说：“我们自己在这边生活，观感和你们在境外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自己的观感是，最近很多年，各个层级的民主程度是在增加的。” 至于人大的看点，张建说，从国家格局着眼，有三大意义重大的始点截点。他说，一、中国已经实践了“全面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二、两会将会公布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也会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以做出未来五年的规划因应，其中可能包括面对拜登政府结合国际盟友，强打中国人权纪录之因应，而且还会提出2035年前的长期愿景。三、表彰中共建党100周年，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和党的宪法地位等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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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周二)【时事大家谈】
话题：后疫情时代，中国与西方关系迎来拐点？
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
主持人：林枫 (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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