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wanghx
梁启超，舆论界之骄子
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县南部的一个小岛熊子乡。字卓如，号任公，又号
饮冰室主人。他幼年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四岁启蒙，祖父教读，十岁时四书、五
经烂熟于心。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十七岁赴京会试后，仍回学海堂继续
前四年的学业。后经同学引荐，拜康有为为师，进万木草堂学研今文经学，从此走
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路。
1895 年由于李鸿章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和为保存个人实力的荒唐的军事指挥，腐
败无能的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全国震
惊，民怨沸腾。此时，在北京准备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十八省一千多名举人
联合上书，坚决反对割让台湾，提出迁都、变法三项要求。梁启超在这次“公车上
书” 中成为重要的组织者和宣传鼓动者。
他先后主持笔政的《时务报》（1896、8-1898、8）、《清议报》（1898、12-1901、
12）、《新民丛报》（1902、1-1907、 11），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报刊。《时务
报》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宣传阵地。梁启超的杰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21
期，全面阐述变法维新主张。此文一出“举国趋之，若饮狂泉”。上至通都大邑，下
至僻壤乡村，“无不知新会梁氏者”。
《清议报》、《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1898年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在横滨先
后所办，邮寄回国，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历史、
哲学、文化和科技等。他的创新文体和文风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十六岁时，在湘乡东山学堂读到了《新民丛报》，虽然那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报
了，但是少年毛泽东被它宣传的新思想深深吸引，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他
开始了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梁启超的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
出来”。他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梁启超的文章和思想对他的
影响没有间断过。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中有“新民”二字，就可见梁启超
对他影响之深。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将自己写的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
上，文章提出请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的想法，这表达
了青年毛泽东对这几位人物的由衷钦佩。梁启超的文体对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也有长
远的影响，读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文章，都可感受到梁启超式的气势和文采。
周恩来和鲁迅、胡适、郭沫若等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少年都受到了梁启超的熏陶和影
响。周恩来在小学时就熟读梁启超的文章。1917年梁启超到南开中学演讲，周恩来
负责做记录。整理后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目刊登在南开中学校刊上。周恩来
称梁启超是“吾国舆论界的泰斗，亦近代文豪也”、“言如金石，入人脑海”。周恩来
到日本留学后被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留东文集》深深吸引，他敬佩梁启超的学
识、才华和雄心大志，有时他被梁启超的思想感动得落泪。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说他“有登高一呼概”。他办的这
三种报纸，在宣传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同时，还大力宣传报纸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等，也有振聋发聩之功。因此，梁启超当时被誉为“舆论界的骄子”，是名实相副，
并非过誉之词。他的办报思想，他的办报实践，影响了几代人。他的许多主张，在
今天的新闻界仍有普遍意义，而且在各种新闻思想的交锋中，愈益显出其真理的光
芒。他是第一个把报纸“耳目喉舌”说介绍到中国的人。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
几篇文章中，反复论述“耳目”、“喉舌”在“去塞求通”、“上下相通”、“内外相通”中
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他说：
“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他援引西方的警句，极力推崇报馆的功能与责任：“报
馆，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
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梁启超特别强调舆论监督和引导民众的作用。他对办好报纸，提出了四条标准：一
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他说：“合
此四端，则成以完全尽善之报。”他深知达到这四条标准并不容易，他为此感慨良
多：“盖其难哉，是以报章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欧美且然，而况中国乎！”
梁启超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都有自己的主张，对报业的流弊也深恶痛绝。他曾在
报上历数报业之流弊。他认为“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东齐野语，即密辛杂事，
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是第一流弊。其他诸如记载不实，
臆造诡说；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敷衍塞责，讨论逸闻等，均应作为流弊
除之。他主张建立报律，依法管理。他主笔的《时务报》和其他各报，都装订成册，
这是中国近代报刊的普遍形式。初办时，梁启超仅二十三岁，从撰写言论、编辑稿
件、版面安排和复校，都是梁启超一人承担。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梁启超是
“字字经目经心”。6月的上海，酷暑难当，“洋腊皆变为流质”，梁启超独居小楼，
挥汗执笔，白天顾不得吃饭，夜晚顾不得休息。半年后，他的工作才由六七个人分担。
1958年4月11日，在武昌东湖宾馆别墅水边，毛泽东与田家英、吴冷西闲谈时，说
起了梁启超，他说：“梁启超的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
报》和《清议报》的几年。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
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
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近代改良主义者、爱国诗人黄尊宪说
其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有学者赞其“挥动如椽大笔，摧枯拉朽，横扫千
军”，是 “雷鸣怒吼”、“叱咤风云”，称其“以饱含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
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撒纸。”试吟咏其
名篇《少年中国说》，文章爱国的激情，宏大的气势，四射的文采确是荡人心魄。梁
启超这个时期的文章恣肆奔放、酣畅淋漓，其冲击力、穿透力、鼓动力，为世人所
共认。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晚清已进残阳日暮之境，新潮般的革命思想风起云
涌，但梁启超固守改良派的立场，逐渐失去革新锋芒。他虽然四处奔走，八方呐
喊，几尽全部心血，终因其一变再变的政治主张，经常“挑战昔日之我”，而成为顽
固的保皇派的统帅。他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
民主共和。1905年，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
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主张“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
开明专制”。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旗帜鲜明地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
了全面的批驳。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全国社会舆论的中心。梁启超看到大
势已去，提出休战，实际是以失败而告终，不久《新民丛报》停刊。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投靠北洋军阀，
积极拥戴袁世凯上台，任袁政府司法总长，尔后又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说服、鼓
吹、组织段祺瑞取而代之。他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
1917年段祺瑞下台，梁启超辞职，从此他退出政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励等去欧洲游历，看到了他一直推崇的西方社会存在
的严重社会问题、种种弊端和罪恶，他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世界，拯救世界还要
靠东方的“固有文明”。1920年3月归来后，他极力提倡传统文化，反对新文化运
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反对社会主义。此后他专事著作和讲学。1925
年，他到清华大学新创立的国学研究院任教授，在仅有的四名导师中，唯有他在政
治、学术两界名声显赫，其余三位是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当时是讲师。
老报人徐铸成时为青年，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曾两次在星期六晚上听梁启超的讲
课，一次是讲历史研究法，一次是讲中国书法的美和如何练字，讲得极为精辟，对
后学者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一生好学，孜孜以求。他在研究院任教时，坐自备马车去上课，在车上他是
手不释卷，进校门才把书籍装进提包，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开始读书。熊佛西先
生说他“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
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
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据说闻一多先生模
仿梁启超讲学的神态維肖維妙。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最后一抹晚霞，在政界消失了，但是他在学术界竖立
了一座丰碑。他学贯中西，一生著作甚丰，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哲学、
新闻学、佛学、语言学等领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共留下1400多万字的
著作。虽然他学术研究的底色仍然是改良主义，但是他诸多的创见确对学术研究有
杰出的贡献，给来者以启示，给后人以滋养。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学术研究，如他
的政治生涯一般，有失之于实用之弊。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有时不惜牵强附
会，甚至无中生有，主观发挥。毛泽东谈及此事，说梁启超“好纵论古今中外，但
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错诊，逝于北平协和医院。27日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
举行梁启超追悼会，军政界阎锡山、冯玉祥、孙宝琦等和文化界熊希龄、丁文江、
胡适、钱玄同等共6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白马素车，一时称盛”。上海的友人杨
杏佛曾以联语相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青史。
政似菁苗一派，终怜凭籍误英雄。
这挽联的最后一句“终怜凭籍误英雄”，似是指“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
曾一度与孙中山密商合作，因康有为制止而作罢一事。如果那时梁启超能与孙中山
联合，他以后走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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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靳国君 发表于 2008-4-6 16:49:00
http://www.northedu.cn/kjzc/kejirenwu/0wenxue/liangqicao.htm*
梁启超*
(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
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4 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5
年入广州学海堂，治训诂之学，渐有弃八股之志。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
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
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
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
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
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
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
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
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
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
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
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政治主张亦时有变化。从“保
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但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则始终未变。在
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
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
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逐渐取代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成为中
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 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
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
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梁启超的活动非但不为清
朝统治者所容纳，反而遭到忌恨，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
又支持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
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 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
司法总长，但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劝说无效，遂反对袁氏称
帝，与之发生冲突。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氏意欲复
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密谋，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
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先后担任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
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等职，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逐渐成为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梁启超认为“护国”成功，遂主
张解散军务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笼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
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
拥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段祺瑞对内实行独裁，对外
出卖主权，遭到全国民众反对，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
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并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
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
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早
年曾热情参加文学改良活动，主张文学要能反映时代精神。1901～1902 年，又先
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梁启超一生
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
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
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
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
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担任过京师图书
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作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
简介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
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
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
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
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
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
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
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
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
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
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 ”成立，梁任书记，
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简介3：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
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 年赴京
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
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
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
“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
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 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
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
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
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
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
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
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
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
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
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
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
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
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
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
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
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
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
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
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
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
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gdtodayimportant/200406070109.htm
* 政治文学家、维新故人梁启超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2004-06-07 07:26:39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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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
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
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
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
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
胞。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
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
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
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
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
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
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
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
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
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
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
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
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
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日月有晦明，四时寒
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
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
代便在此度过。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
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
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
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
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
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
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
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
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
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
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
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
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
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
不折不扣的神童。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有一次，他
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
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
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
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
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
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
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 ”，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
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
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 张课桌及条凳，
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
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
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
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
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
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有一次，母亲严厉
教育儿子不可说谎。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
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
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
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
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
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
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
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
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
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
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
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
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
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纪念馆前的梁启超雕像。
*梁启超：维新故人重放光彩*
今年5月，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如何在中小学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成为全国上下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今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为天下人谋永福”等催人奋进的字眼，似乎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日渐失去感
召力；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情操，面临被网络游戏、日韩音乐、流行时尚所代
替的危险。此时此刻，追溯一位维新志士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竟显得如此迫切。
我们希望，对这位故人幼时身影的凝望，能够触动更多青少年的心灵。毕竟中华民
族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江门市委书记陈继兴———爱国创新有现实意义*
江门五邑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明末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民主革命先驱陈少
白、近代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等。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风
云人物梁启超，毫无疑问是最有分量的一张文化名片。
梁启超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变革，倡导创新。他认为创新是国家兴旺
发达的动力。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
义。目前我市提出“工业强市、外资民资富市、科技兴市、环境优市”四大发展战
略，积极打造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能源基地，充分发挥“榕树效应”，做大做强
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等理念，都是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
梁启超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对
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他的
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当前青少年教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江门各级党委政府一直都十分重视梁启超故居保护。故居分别在1993年和2001
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和增建，并在2001年投资900 多万元建成了梁启超纪
念馆。梁启超故居1996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4批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2000年
被命名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我们对梁启超故居的保护和开发，已经
纳入《江门市建设文化名市规划纲要》，纳入挖掘侨乡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工程中。
今年2月，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江门视察指导工作时要求，江门要在广东建设文
化大省上做出贡献，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张德江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造人文
文化、侨乡文化、旅游文化和社区文化“四大品牌”。为此，我们今年要努力抓好五
项重点工作：一是完成8集电视文献片《五邑华侨历史丰碑》拍摄工作；二是建设华
侨博物馆；三是建设五邑华侨广场；四是将于10月举办首届“中国侨乡华人嘉年华”
活动；五是做好开平碉楼的保护开发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 梁启超生平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
倡导变法维新1895年赴京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
“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变法图强。维新运动期间，曾任《中外
纪闻》、《时务报》等刊物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影响巨大。1898年参与戊戌变
法，受光绪帝召见，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
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反对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回国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1915年，发表
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并与蔡锷策划发动了护
国战争。
文化贡献卓越流亡日本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19 18年退出
政坛，赴欧考察西方文明。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
界”，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
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
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 148卷，1400余万字。
* 梁启超幼子、中科院院士梁思礼———父亲强国梦正在实现*
（梁思礼1924年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研制领域
创始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出生在北京，对广东感觉怎么样？
梁思礼（以下简称“梁”）：父亲自称“梁新会”，我的祖籍是广东。直到1981年
我才第一次踏上故土，每次回来都会有新的感受。去年回来时，我对广州市民中掀
起的“航天热”感到很高兴。
记：您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您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梁：父亲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饮冰室度过的。他在饮冰室写出了多本有影
响的专著，如《欧洲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写《辛
稼轩年谱》。写作之余，他还给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们写过300多封信。父亲性格开
朗，我大姐在我出生前早两年生了一个小Baby，然后我父亲51 岁时有了我这个“老
Baby”，他就译作“老白鼻”作我的乳名。
他曾把着我的手，以“老白鼻”之名给大姐思顺写过几封信。
记：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影响？
梁：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
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饮冰室合集》，使我一生受益。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生
爱国，竭力想使国家富强，“新民、强国”是他不变的追求。他意识到“欲维新我
国，当先维新我民”，提出了以“新民德、开民智、养民力”为核心的“新民”思想，
力图使民众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再比如他积极介绍西方先进
思想，但又不是盲目地全盘洋化，这些思想都是很超前的。
记：您父亲生前一直遗憾子女中没人学自然科学，而您却实现了他的遗愿，您
在专业上的选择也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吗？
梁：当时主要是出于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出国是为
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们兄弟姐妹9人当中，有7人出国留学，但全都回来了。
1949年，我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时候，有位同学留在美国。都是搞洲际导弹，我的工
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还拥有高级别墅。有人问我有何想
法？我的回答是：我研究的导弹是保卫我的祖国的，我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记：除了爱国思想之外，您和父亲还有什么相似之处？
梁：业务上，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政治、法学、经济、历史、哲学，
无所不包。我则是从无线电到自动控制再到计算机。性格上，我与父亲一样，崇尚
趣味主义，爱好广泛，大学时我参加过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美国十大学联邦
（BigTen）冠军。听音乐、下象棋我都很喜欢，有NBA的球赛，我总要挤出时间看看。
记：您曾参与“神舟五号”的研发工作，还声称“神五”升空凭的是“中国航天精
神”。您怎样看待“航天精神”与您父亲毕生追求之间的联系？
梁：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航天精神”
可以概括为24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
攀登。这24个字是中国航天事业40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
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中国航天人总是以不断进取的姿
态，一步步地迈向航天科学技术的高峰。我父亲一生为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大声疾
呼，我们都是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父亲在《新民说》、
《少年中国说》中表达的新民、强国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 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
梁启超及其子女的生平事迹在毗邻故居的梁启超纪念馆中有详细介绍。
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梁启超的9
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等方面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
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3个儿子都
是院士，这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
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
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
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
出建议。有评论称，梁家的薪传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本身，更在于文化和人生价值的
取向，这为当代中国家庭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编辑：刘曼）
http://www.wyu.cn/liangqichao/web/newshow.asp?id=3304&type=%E6%80%9D%E6%83%B3%E7%A0%94%E7%A9%B6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其政治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爱国行为上，而
且还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和探索中。
梁启超是伟大的爱国者，他的政治生涯同他的爱国行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
爱国主义思想。同时，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而变
化，表现为不同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戊戌失败为标志，此前为梁启超爱国思
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
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在
全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同时，梁启超还写了《变法通议》一文，表示其变法
主张和爱国思想。后来，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担任湖南
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变法维新骨干力量。1898年3月上京亲自参加维新变法运
动，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梁启超的爱国行为和爱国思想。第二阶段为1898年维新变
法失败到1903年游历美洲之前，这一时期梁启超从要求变法维新发展到主张革命救
国。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先是继续其维新变法的
事业，组织了自立军起义等爱国行动，但是这些行动都归于失败。此时，梁启超与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接触频繁，深受革命派思想的影响，其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形成了“革命救国”的思想。他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革命之
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
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释革》，《合集·文集》
之9，第42页）对于清廷，他已失去希望，逐开始大力攻击，力倡革命和破坏，以
为破坏是“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新民说·论进步》，《合集
·专集》之4，第65页）他的革命、破坏言论，遭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判，但他依然
坚持不改，“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后来，康有为以死相劝，梁启超仍然坚持
革命、破坏主义，并认为这种主张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
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
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这表现了梁启超的革命救国思想。第三阶段：
1903年到1919年，此时梁启超的爱国思想表现在对宪政的倡导上。这个阶段可以辛
亥革命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后一时期他主张
共和立宪。1904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之
所以能战胜俄国，关键在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因此，在中国，人们要求仿
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得
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政闻社，以便更好地监督和参与立宪活动，他先是联络社会
上层以推动立宪运动的深入，后来又致力于国民立宪，创办《国风报》，比较系统地
宣传、介绍宪政理论，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是认
为：“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梁启超复扬度亲笔
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9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启超不久放弃了君主
立宪的主张，转而拥护共和立宪，提倡政党政治。他说：“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
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中国立国大方针》，《合
集·文集》之28，第64页）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有关宪政的文章，向国人较系统地介
绍了宪政思想，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作出了积极贡献。第四阶段：1920年~1929年
病逝，梁启超的爱国思想表现在教育救国上。梁启超此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学术研
究和教育事业上。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为
此，梁启超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并到全国各地的大学任教和讲
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在讲学过程中，他不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抨击军阀混战，反击各种侵华论调，鼓吹市民运动，启发国民的参政觉悟，体现了
他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忧国忧民的爱国良知。
同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为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建设，为中国
近代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梁启超的政治文明思想主要表现
在政治合法性、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三个方面。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梁启超认
为政治合法性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在梁启超看来，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实
质是国民政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应该以广大国民的认同
为标准，广大国民认同的国家、政府、政治体制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没有
得到广大国民认可的非法的国家、政府、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存在的。“非民众积极
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的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合集 ·专
集》这8，第6页）在梁启超看来，没有得到广大国民认可的政治是不完全的政治，
这种不完全的政治实行起来也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故立宪事业，未有不自人民
之要求而得之者。苟人民未尝要求，微论其不能得也，既得矣，而必不能完全，既
不完全矣，而实行不能有效。”（《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新民丛报》第83
号）以国民的认可为政治合法性标准是梁启超政治文明的大胆设想和理论创新，梁
启超以资产阶级“民约论”作为政治合法性标准，他认为以“民约论” 为原则组织起
来的政府是合法的，具有合法性。“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
约。（民约主义，法国硕儒卢梭倡之，近儒每驳其误，但谓此义为反于国家起源之
历史则可，谓其廖于国家成立之原则则不可。虽憎卢梭者，亦无以难也。） ……政
府者，代民以任群治也，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
以此原理为断。”（《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合集·文集》之10，第 1页）政府的责
任是代表国民来治理社会、管理社会的，因此政府必须以“民约”为原则来确立其权
利和义务，必须在与国民的协议中来行使权利和义务，当然政府的组成也必须以
“民约”为基础来组成。以此原则为准则，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是非法之
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的理论基础“正统论”也是封建统治者杜撰出来的。“统之云
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
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新史学》，《合集·文集》之
9，第20页）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民约论”的立场上大胆地指出中国的封建专制政
体没有任何合法性。“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之后，无一
朝能当此名者也。”（（同上））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指出清王朝迫于国民的压力
而搞起来的立宪政治也是非法的，因为清王朝所谓的立宪政治是以君主的认可为标
准，而不是以国民的认同为标准。“吾之言立宪，非犹流俗人之言立宪也。流俗人
之言立宪，则欲其动机发自君主，而国民为受动者。吾之言立宪，则欲其动机发自
国民，而君主为受动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合集·文集》之
19，第36页）这里“流俗人所言之立宪”是指满清王朝于1907年所发动的“立宪政
治”，这种立宪政治是以满清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的，它不是以广大国民的利益
为标准的，因而是假立宪，不具有合法性。
政治制度化是梁启超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又一重要内容，它突出的是从制度上保障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梁启超政治制度化包括国体与政体的区分，国会制度、责任内
阁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内容。梁启超的政治制度化实际上
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把资产阶级立宪政治作为政治革命的内容。“政治革
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
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
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合集·文
集》之19，第4页）梁启超以资产阶级立宪政治为基础进行国体与政体的区分。他认
为国体的区别在于最高机关掌握在谁手中。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君主国
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三种，而现今时代只存在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两种。“国
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前人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
之三种，但今者贵族国体，殆已绝迹于世界，所存者惟君主民主两种而已。”（《宪
政浅说》，《合集·文集》之23，第37页）梁启超认为政体的区别以其直接机关之单复
数为标准，只有一个直接机关的政体为专制政体，有二个直接机关的政体为立宪政
体，“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
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谓之立宪政
体。”（《宪政浅说》，《合集·文集》之23，第38页）梁启超是极力反对专制政体而推
崇立宪政体的。立宪政体又分为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因为这两种政体都
属民权政治。但梁启超更加赞同君主立宪政体，“ 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
未尝不间有阻力。（《立宪法议》，《合集·文集》之5，第1页）梁启超关于国体政体
的区分虽然没有抓住其国体政体的阶级本质，但其立足于君主立宪政体基础上的国
体政体的划分，对于批判君主专制政体，促进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制度化建设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以立宪政体为基础，展开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制度
的系统论述。梁启超强调君主立宪制必须以国会为保障，国会必须由选举产生的议
员组成。“凡立宪国必有国会，以多数议员组织成立。其议员或全部分由人民选
举，最少亦须一大部分由人民选举。”（《宪政浅说》，《合集·文集》之23，第 39
页）有国会就必须有内阁。“现今之内阁，其特色有五：（1）内阁员必须以国会议
员组织之；（2）内阁员必须以右院多数党之党员充之；（3）阁员会议以施行政
策；（4）负联带责任以行政，遭国会谴责，则总员相率辞职，以举责任之实；
（5）推一人为总理大臣，阁员皆服从之，此十八世纪末年以来关于组织内阁之惯
例，至今为宪法上之定说，率而不变者也。”（《责任内阁释义》），《合集·文集》之
27，第4页）国会与内阁的职责不同，梁启超以资产阶段的“三权分立”为原则，主
张国会行使立法权，内阁行使行政权，司法行使审判权。“三权分立者，谓之立法
权，由国会行之，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之；司法权由独立审判厅行之。”（《宪政浅
说》，《合集·文集》之23，第39页）梁启超提倡的“三权分立”原则是对封建专制集权
体制的彻底否定，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最初启蒙。国会制度、内阁制度离
不开政党制度，梁启超在提倡国会制度、内阁制度的同时，积极鼓吹和实践资产阶
段的政党制度。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立宪政治相为因果，相互依存。“非真立宪
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
果。”它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产物，无论是立宪政治还是共和政治都必须依
靠政党才能运行。“在专治政体之下，决无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宿于立宪，
则无论是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借政党不能运用，而政党亦不待劝而自能句出萌
达。”（（同上））梁启超从中国国家存亡的高度强调政党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
政党制度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存亡，应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国方针。“政党政治
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中国立国
大方针》，《合集·文集》之28，第64页）梁启超关于国会制度、内阁制度、三权分立
原则、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理论虽然是初步的不全面不系统的，有些地方甚至有
相互矛盾、思想混乱之处，但他开创了中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化的先河，为近代中
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梁启超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法制化建设的内容。梁启超的政治文明法制
化是指：一方面从法律上确定公民的权利，使每个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平等的权
力，并不断发展和扩大公民的其他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是强调所有的国民必须遵守
宪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梁启超一生致力于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主张用民权
限制君权。如何才能用民权来限制君权呢？梁启超认为宪法是民权限制君权的重要
手段和保证。“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
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立宪法议》，《合集·文集》之5，第3页）宪法与民权是立宪政治的重要标志，宪
法与民权不可分离是立宪政治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因此，每个国民都必须遵守宪
法，不论是普遍国民，还是统治阶级都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就会受
到法律的制裁。“凡立宪国民之活动于政界也，其第一义，须确认宪法，共信宪法
为神圣不可侵犯，虽君主犹不敢为违宪之举动，国中无论任何人，其有违宪者，尽
人得而诛之也。”（《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合集·文集》之26，第51页）梁启超认
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其他法律的总纲，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
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
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立宪法议》，《合集·文集》之5，第 1页）梁启超
作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总长，他不仅在政治法律化的理论上积极探索，而且在政
治法律化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努力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法制化开创出一条新
路。虽然梁启超的政治法制化理论还不成熟，其政治法制化的实践也归于失败。但
梁启超的政治法制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为中国近代政治文明之路的开拓留下了
宝贵的财富。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6121224106.html
在日期间，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宣传改良。 1905～1907年，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他在东京建
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
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6
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反袁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
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
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
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
“固有文明”来“ 拯救世界”。
从主张变法维新，到和平改良、革命破坏，再到主张君主立宪、共和民主……梁
启超这一生里，政治主张多变，一直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特点。反对他的人说他是
“变色龙”也好，支持他的人说他“具有探索精神，与时俱进”也罢，无论如何，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在20世纪初叶，整个中国文坛上最为耀眼的骄子，梁启超不
知点燃了多少中国人心中暗藏的豪情，可是他的政治主张，却总是“习惯性”地以失
败告终。
哪怕他自己说，他的兴奋点，最要者，始终是中国的时局，他对政治的欲望超
过了对文学的欲望。
很多学者叹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文人气质浓厚的梁启超，他更适合做的
是一个论政者，而非一个参政者。自古文人从政就很少获得好下场，梁启超能全身
而退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下来，安然从事文学事业，也许
于他于人，都是一个更加两全其美的事。
2006-12-13 1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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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
万平
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他们是作为维新运动的旗手与中坚，在那
特定的年代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齐名的。康梁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思想文化性格
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对待“参政”、“议政”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吏治的腐败，经济的凋敝，中国已到了
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而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连
起码的民主也没有，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因循保守之风弥漫，任何改革都须付出
沉重的代价。所以要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就得讲究策略和方法。康有为经过
1888年第一次上书失败，吸取了教训，正面强攻，人微言轻，显然不行，他不得不
另辟路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先后刊行，便是把自己变法维新所
要宣传的理论主张、改制思考，统统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
轻非圣无法的压力，达到由古入今、托古改制的目的。
康有为首先推出《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款伪造：“始作伪，乱
圣制者，自刘款；布行伪经，篡孔说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 “饰
经佐纂，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叫做“新学”。此说对当时思想界占统
治地位的“汉”、“宋”两派予以根本打击，它并不纠缠于某字、某义的具体训访、考
证，而是从根本上荡涤之，扫除之。《新学伪经考》的刊行，对于封建社会赖以作为
精神支柱的经典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促使知识分子对“卫道”的“圣经”的怀疑，起到
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作用。康有为的论断，在学术上能否完全成立，可以探讨。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敢于向人们普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挑战，蔑
视传统，惊世骇俗，有利于人们从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具有积极意
义，“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则主要为维新变法作了体制方面的思考。康有为宣称，孔子创立儒
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纂六经，作为
“托古改制”的根据。因为他所创立的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
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了“万世教主”。孔子以“布衣改
周之制，本天论，因人情，顺时变，裁自圣心”，而为“天下所归往”。所以，孔子
的“托古”，是为了“改制”；作六经，是为了“拨乱世，致太平”，是要 “以春秋继
周，改周之制”。细绎其意，我们不难发现，以上观点与其是在说孔子，不如说是
在谈“康子”，棗此乃夫子自道也。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重点阐述了政治制度
应随时因革的道理，极力发挥了今文经学家所主张的孔子“托古改制”的理论。康有
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
张，为变法改制张本。他甚至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议院、内阁等政治制度也都附
会到孔子名下，说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发明人就是孔子。再也明显不过的事实就
是：与其说孔子在托古改制，不如说康有为在托孔改制。他写《孔子改制考》的目
的，就是要假托孔子，阐述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
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构建了变法维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
们可以斗胆说这么一句话：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没有哪一位学问家比康有为
在学术界的影响更大；也没有哪一位学者的著作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过康有为几部
著作那样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更没有哪一位学人或政治家能像
康有为那样从理论上构筑自己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中那样热情洋溢地投入变法维
新、救亡图存的政治革新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康有为
的时代。
二、参政议政，康有为言重于行，议政多于参政
就直接参政而言，康有为从政时间极短。他1895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并未
到署视事；“百日维新”加上“张勋复辟”(如果这也算从政的话)，满打满算也不到半
年。但其议政时间则贯串于他成年以后到生命终结的全过程，即从1888年康有为以
布衣上书清帝，请求变法维新始，直到1927年他临终前几天给博仪上《谢恩折》止，
长达四十年。
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主要是议政，代表作是《新学伪
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七次上清帝书；主要政治活动是开办万木草堂，为维
新变法培养人才；发起“公车上书”，团结士子举人救国抒难；发起组织北京、上海
强学会、保国会，团结士大夫、清流、帝党，为变法维新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支持
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利用自己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以专折奏事的特
权，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奏折，将自己的变法主张献给光绪，作为朝廷推行新政的参
考。此时的康有为，虽仅六品官衔，且无具体政务，但能通过皇帝将维新变法的主
张自上而下加以推行，一百另三天中，发布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内容涉及经济、政
治、军事、文教各个方面。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为光绪的高参、智囊。如果变法能够
成功，或许康有为还真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戊戌政
变发生，康有为只好流亡海外。
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康有为心念光绪，痴心保皇，组织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武
力勤王，反对革命，反对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他仍然痴心不改。他不满
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创办《不忍》杂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
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横加攻击；继续鼓吹将孔教定为“国教”，念念不忘其君主立宪
的政治理想；企图寻找机会促成清帝复辟，以便实施所谓“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
当梁启超等人在出生入死反袁护国时，他却在大声疾呼拥清帝复辟。袁世凯被迫取
消帝制后不久，康有为又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将其复辟主张
公诸于世。终于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他不甘寂寞，跳将出来，与张勋共同上演
复辟帝制丑剧。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一个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物。
康有为的参政议政，成就主要在戊戌政变前。他的一系列变法理论和主张，体现了
他的治国才能，功不可没。他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参
政议政，言多于行。戊戌政变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康有为时代的结束。而梁
启超则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的新星，议政的主力。
三、梁启超既是议政的理论家，又是参政的实干家
梁启超的直接从政时间，大致包括：“百日维新”期间被授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
务；1913年9月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后任币制局总裁； 1916年
反袁护国运动中，出任军务院政务委员长；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时任“讨逆军”总司
令部“参赞”，紧接着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其议政、参政时间从变法维新开
始，直到去世，不 管是在台上执政，还是在野议政，梁启超均于得十分投入，言
行并重，既是一位政治家、 思想家，又是一位实干家。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助手；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发动“公车上书”，
主办《时务报》，办理译书局事务，从总体上看，他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流亡海
外时期，他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教训，创立“新民”学
说，协助康有为组织保皇会，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经历了一个由思想渐趋激进又
回归改良营垒的过程。他一方面宣传改良，下方面又协助组织、策划唐才常自立军
起义，并冒死秘密潜回上海以便策应，表现了过人的胆略。
梁启超从1912年回国，直到去世，多数时间置身于参政议政的激流漩涡之中。虽然
也曾多次表示退出政坛，但总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年
代，梁启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云人物的角色；
根据在日、美等国考察政党政治的情况，结合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梁
启超回国后便开始着手联合众多立宪党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统一政党。在新组建的
民主党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梁启超阐述了成立一个“真正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六个
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有共同的政治目的。政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为民”，当个
人目的与共同目的发生冲突时，政党成员“必辟除其个人之私目的以服从政党之公
目的，此政党存立之根本要素也”。二是必须有为主义奋斗的决心。主义不同，是
此党与彼党区别的根本标志。凡政党成员，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一党之
中，必人人能有此奋斗之精神，始可以成真正之政党”。三是必须有整肃的号令。
四是必须有公正之手段，正如用兵打仗要讲兵略，政党亦要讲党略，政治权谋不可
免，但手段必须光明正大，方能使信仰的主义表白于天下，并得到国民的同情，否
则只能自取灭亡。五是必须有牺牲之精神。为了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政党成员必须
有牺牲精神，有道德气魄，“身命名誉皆可牺牲，独主张不可牺牲；因主张之不可
牺牲，故不可不有牺牲之精神，而忍受苦痛”。六是必须具有“优容的气量”。在多
党制情况下，彼此竞争角逐，共谋政治进步，“故政党对于他党，必须有优容之气
量，主张虽绝对相反，亦各自求国民之同情以谋政治之进步耳”。他大声疾呼政党
间的宽容精神，并再次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竞争制约的政治格局以保证中国政党政
治正常发展的意见。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
党，梁启超担任理事，成为统一党事实上的党魁。在国会内，进步党与国民党两大
政党竞争制衡的局面开始形成。
不过；梁启超所期盼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实现。民国初年的
政治，实质上是武人政治，实力政治，而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不过是装饰门面的点
缀。梁启超沉溺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理想而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而成为袁世凯
利用的工具。1913年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指令总理赵秉钩派刺客刺杀了国
民党领袖宋教仁。真相大白于天下后，赵秉钧内阁改组，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梁
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成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灵魂。上任伊始，他便为新内阁制定
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系统地阐述了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实施全方位改革。
对于自己出任司法总长一职，梁启超也做了一些创造性工作。首先就是谋求司法独
立，剔除法界弊端，提出了四项改良措施：一曰慎重任官，以考试来甄别选拔司法
人员；二曰严汰不职，用“考绩表”来考核司法人员，以定去留；三曰回避本籍，不
许本地人士在审判管辖区内任司法人员；四曰编纂法典，以便有法可依。此外，在
其《呈请改良司法文》中，还具体列举了司法上应当改进的十件事。梁启超的这些改
革措施，虽然最后未能实行，但至少反映了梁启超的行政执法水平，表明了他的政
治奋斗目标。由于内阁与袁世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l914年2月，熊希龄、梁启超
等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仅仅存在了五个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的议会民主制
理想也因而破灭。
此后，袁世凯为了笼络梁启超，给了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职位。他也算“干一行，
爱一行”，走马上任，先立理论，写了《银行制度之建设》一文，强调提出币制紊
乱、银行不良是危及国家的两大原因，故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革。首
先是确定统一的通货制度，暂时采用银本位，以银元为主要货币，实施统一的十进
位制；其次是对地方造币厂进行整顿；再次，将中国银行改为官商合办，按市场规
律运作。这些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能实现根本性变革。1914年底，梁启超
再一次辞职，并在l915年1月，出人意料地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宣布
脱离政治，退回言论界。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不久，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
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不惜出卖国
家民族利益，加紧与日本人勾结。梁启超获悉内情后，义愤填唐，怒不可遏，接连
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
《外交轨道外之外交》等一系列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华的种种谬论。他在“二
十一条”签订前后发表的大量言论，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受到广大爱国
人士的交口称赞。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的逆流。面对甚嚣尘上的复辟逆流，梁启超拒
绝利诱，在《京报》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拥护共和国体，驳斥筹安会“与
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立宪”谬论，并结合世界史经验、教训驳斥了古德诺缺乏
常识的荒谬比较、推理。文章发表后；石破天惊，9月3日的《京报》当天便“售留无
余”，没买到报纸的人“只可向人辗转抄读”。9月4日、5日，《国民公报)分两次转载
该文，使其销量大增。这两三天里，“《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
有”。由于袁世凯一意孤行，坚持复辟帝制，梁启超又与蔡锷一道策划、发动了反
袁护国战争。l916年1月 1日，当袁世凯在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登基称帝时，唐
继尧、蔡锷在昆明召开了“讨袁誓师”大会。为了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独立，以支援
蔡锷的军事行动，梁启超则于3月4日，乘日轮横滨丸号离上海潜赴香港。3月16日
在日人横山的接应下，在海防登岸。在横山牧场中藏匿的十天里，写了《国民浅训》
一书，进一步阐述他有关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离开牧场后，又经两天一夜的艰苦跋
涉，直到4月4日才抵达广西南宁。梁启超此次广西之行，历时一月，行程万里，险
象环生，与他同行的黄溯初曾感叹道：“只身孤行，奔走万里，任公之大勇，于此
可见矣。”
两广独立后，粤、桂、云、贵协调一致，成立了军务院，暂代国务院之职权，梁启
超又出任政务委员长，运筹帷幄，奋笔疾书，抨击袁贼，确实表现了他的大智大
勇。毛以亨评价护国战争中的梁启超时指出：“护国之役，任公这班人，全是儒家
殉道精神之表现。殆与戊戌的谭嗣同、庚子的唐才常之不伯死精神相同。……任公自
已有不怕死的精神，故能以此相感召，使拼命者愈多，则回旋乾坤之力愈大。”护
国战争获胜，梁启超居功至伟。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电邀其进京，担任总统府秘
书长，但他“婉拒不就”，而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再次卷入了围绕国会重建、修
改宪法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之中。19l7年，梁启灌在反张勋复辟的斗争中再次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通电反复辟，矛头直指张勋和“首造逆谋”的康有为，大义凛
然，参加讨军任‘参赞”，成为段祺瑞首席幕僚。张勋复辟，天怒人怨，讨逆军起，
辫子军作鸟兽教。此次反复辟，梁启超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放在高于师生个人情
谊之上，足见其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光明磊落。
张勋复辟丑剧收场，段祺瑞重任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反复辟有功，任财政总长，这
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粱启超一直都很关心经济问题，注重财政实务，早在流亡
海外时，就对美、日、加等国的经济问题做了深入考察，潜心研究财政问题，写了
《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币制条议》、《外债平议》等数十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近代
财政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他自己的财政改革思想主张，力主在改革政治、实施宪政的
同时，对中国的财政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人手，渐及税
制，想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并精心计划了发行公债、整顿币制等
方案。但由于段祺瑞政府信奉的是“武力统一”，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巨额的军费，入
不敷出，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也没有了。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
呕心沥血，结果仍然劳而无功。随着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段棋瑞下台，梁启超尔
只当了4个月财政总长，又辞职不干了。
以后，梁启超再也未入政界，但他关心国事、政事。他“旁听”巴黎和会，坚决维户
国家民族利益，反对妥协卖国；鼓吹联省自治。1920年以后，他基本上退出政界，
潜心学术、教育，其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均完成于此期，为后代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
神财富。
万 平 四川省电大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金钟)
浏览：899 录入时间：2000-11-13 23:46:07
http://www1.cdu.edu.cn/academy/zhongwen/display.php?id=241
从传播学角度看梁启超报刊活动
来源:新闻部 发布日期:2006-12-25 11:39:07
摘要：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多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入手，将梁启超定位在
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哲学家。本文选取了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最初五
年的报刊活动，将梁启超定位在启蒙宣传家。并从传播学的五个基本要素：传者、
内容、媒介、受众、效果入手分析此时期梁启超宣传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启蒙宣传家 《清议报》 《新民从报》 《新小说》
梁启超是中国过渡时期的典型人物，中国走上现代的发展道路，建设现代的立宪政
治、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他的一生的奋斗目标。他的政治思想时激时缓，文化
亦中亦西，力求学贯中西；在学术上，亦新亦旧，力求新旧贯通。梁启超是清末民
初风云世界中的一颗璀璨的巨星。梁启超去世的70多年来，许多人为其著书立传，
对梁启超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国内的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从梁启超去世到新中国成立前。何以时期主要是梁启超的生前好友及其学生
写的一些纪念性的文章，如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吴其昌的《梁启超》等。这些文
章对梁启超的评价比较高。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由于
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对梁启超的剖析主要在政治思想上，因此对他的批判较多甚至
是完全的否定，如王介平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第三阶段，改革开放至今。这一
阶段的研究转向深入，无论出版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的进步
和提高，如孟祥才的《梁启超传》，李喜所的《梁启超传》，耿云志、崔之海合著的
《梁启超》等。对于梁启超的研究，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为梁启超立传介绍
他的一生的活动，对其进行评价；第二种，从梁启超众多的领域中选取一方面进行
评价，如文学、哲学、政治思想等。因此以往的研究对梁启超的历史定位有如下的
几种：政治家、历史哲学家、思想家甚至是国学大师。纵观梁启超的一生的活动，
从一开始就与报刊密切相关。他从1895年编辑《万国公报》起，至1920年欧游回国主
编《改造》杂志后正式脱离新闻界止，“报馆生涯”先后达27年之久。梁启超在清末民
初的巨大影响也是同通过报刊传播开来的。因此对梁启超的评价，笔者将其定位在
宣传家。作为一位宣传家，梁启超的巨大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是在戊戌变法失
败到1903年间，他在日本从事报刊活动这段时间。梁启超在此期间先后创办了《清
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三大报刊。这三大报刊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
影响，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的青年。
以下将从传播学视角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对梁启超初到日本的五年的
报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大报刊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梁启超的巨大贡献
1898年到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的一生中最有
群众影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利用报刊发表论著，对连续几代青年产生巨大的
影响。作为一名传播者，梁启超宣传成功不是偶然的。
梁启超医生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从不满足，总想在剧烈动荡的中国社
会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中国，他的个性是富于创造性的。梁
启超刚到日本，思考最多的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后来以《戊戌政变记》为
名，于1899年5月由清议报社出版单行本。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结识了孙中山
及一些革命派人士，梁当时的表现和思想情况，夹杂着某些革命思想。这一时期梁
启超一度脱离康有为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控制。从康有为的大同说、保教理论
到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都为梁启超所怀疑。“……今日民族主义之最发达之时代，
非有次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部攻满洲。……中国以讨蛮
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于此矣。满廷之无望，久已。” 客观上讲，
梁启超的思想激进程度几乎可以与革命派划等号。他讲革命，谈破坏，较那时的革
命党人的影响还要大一些。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大革命、大破坏。关于
革命言论的影响将在下面的传播效果中详细论述。
“多才”是梁启超个性中最具典型性的，这也是他获得“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殊荣根
基之所在。梁启超多才博学，更重要的是会学。一般地讲，作为一名宣传家必备两
个基本条件：一是敏锐的思维和洞察一切的观察力，认清时代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特
别是知识界跳动的脉搏，出一言为千百万人热情高呼，发议论而使全国人赞不绝
口；二是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压倒一切的表达能力，能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
形式吸引读者，成为读者心目中的“上帝”。这两个基本条件无疑梁启超是具备的。
至于第一个条件，更符合一个政治家的条件，把握时代脉搏，思考中国的命运，给
民众以指引。梁启超的活动从来也没有脱离开政治，将它称为 “政治家”也是不为
过的。这里重要谈是第二个条件。梁启超具有良好的文化功底。他幼年时期就跟随
其祖父、父亲、母亲学习四书五经，12岁考中秀才。 1885年，梁启超来到广州学
海堂读书。1890年到1893年在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学习。康有为授课的内容大体以
今文经学为纲，以西学为纬。万木草堂的学习，使梁启超受益匪浅，使他形成了良
好的读书习惯和学习方法。融会贯通，勤于思考，形成了读书和实践相结合，用实
践检验读书，以读书指导实践。梁启超在学习的过程中与强烈的使命感结合，即为
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去研究学术的。戊戌变法失败梁启逃亡往到日本。由于语言不
通，它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性质。为了适应在日本的生活，直接阅读日文报纸，梁
启超刻苦学习日文，并创造了一种学习日文的快捷方法——和文汉读法。日本自从明
治维新以后，以翻译西方著作为媒介为首要之事，此时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著作都
有日文译本。以日文为媒介，梁启超了解西方众多的思想。这为他在《清议报》和
《新民从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打下了深
厚的基础。这个时期梁启超涉猎各方面的知识，确实达到了“学贯中西”的地步。西
方众多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介绍过来，不少有名的大学问家，他都有专文评说。他
涉及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如卢梭、培根、达尔文、康德、亚当
斯密、孟德斯鸠等等。
梁启超的“多才”与创造性是密切相关的。梁启超在晚清的风云世界以一支笔横扫晚
清文坛的沉闷局面，成为1903年前后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晚清文坛，桐城
派文体曾经风行过一阵，严复的汉魏风格也有一定的市场，张太炎的古典儒雅的风
度也博得了不少文人的喝彩。但相比之下，都较梁启超逊风骚。梁启超在此期间将
“时务文体”进一步发展完善，将其“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的特点
进一步发挥，给读者以更大的震撼力，这种文体被广泛的称之为“新民文体”。梁启
超以这种文体写的政论文章，掺入典故，半文半白，深入浅出，绝无板起面孔训人
之意，使读者在轻快自如中接受它的观点。我们看他的一部分《少年中国说》中的一
段文字：“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
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
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面；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
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
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花……”
这样一连串的排比，形象的比喻优美而富有诗意的文字，在《清议报》和《新民从报》
中多有出现。这样的文章想不被青年读者欢迎也难。因此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以为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才使的
国民的阅读程度一日千里”。可见这种新文体的巨大影响。1902年，黄遵宪在《致饮
冰室主人书》中：“《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从报》又胜《清议报》百矣。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任意应感动。从古
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被称为“言论界的骄子”亦是
当之无愧
二、传播的内容
梁启超在此期间在日本相继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资产阶级启
蒙宣传家的地位也是通过在这三大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建立起来的。
1898年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海外的第一个机关报《清议
报》。该报的宗旨是：其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其二，增长支那
人之学识；其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义；其四，发明东亚学术，
以保亚萃。在这样的宗旨指点之下，该报所开专栏分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论
语，支那近事，万国近事，之那哲学等。该报共处100期，梁启超在该报的发表了
100多篇文章。此时他对清廷极力抨击，除光绪帝外，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
卖国、独裁揭露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大谈民权，介绍西方
资产阶级民主学说，讲破坏，谈革命。从第6期起，该报连载梁启超的《爱国论》，
系统阐述“国”和“爱国”的观念。文章强调：要民爱国，就必须革除君主专制，伸张
民权。为了兴民权，梁启超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国民”。他说，中国几千年通行之
语，只知道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国”。后来
他又发表了《国民十大无气论》等名文，激励人们要用“独立”不羁的精神，去战胜一
切“养庇”于人的旧风气，一定要破除，“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该报第94期发表了
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进一步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督促国人认清形
势。第96其又开辟《政治学学案》专栏，先后刊载《霍布士学案》、《卢梭学案》等，比
较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1902年元旦，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创办了《新民从报》。该报的办报宗旨在其
创刊号《本报告白》中有明确的说明：一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者之原本。”二为“本报以教育为主脑，议政
沦为附从，故于政治亦不得不祥。……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
二是之得矣，不暇沾沾词费”三为“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以国民利益为目的。……不
以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 《新民从报》大致按这三条原则办
的，但内容更广泛一些。1902年是《新民从报》办的最好也是最风光的一年。关于这
一年的宣传内容有这样的统计：第一，这一年的《新民从报》以供刊登了80幅卷首插
图，其中属于介绍西方国家景物和人物的内容的占75篇。第二，这一年的《新民从
报》刊行24期，每期首篇和第二篇文章的内容属于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占23期。
第三，这一年在《新民从报》发表的各种文章、资料340多个篇目，其中评介或涉及
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计180多个篇目，占一半以上。梁启超的重要
文章如《新民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
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等都在这一时期发表。这在当时，一个中文刊物，在
一年之中，用这么多的篇幅刊登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著资料和信息，是及其罕见的。
三、运用近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
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的民族解放史。如何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
代的转变，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探索。从19世纪中叶
以来，中国的西学东渐就开始了，这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入，其后
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
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界，甚至中国社会的
发展方向，加速了中国由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的步伐。
这些西方的学术文化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成为中国社发展的助推器？这
要首推梁启超。他找到了一个使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在中国迅速
传播的工具—报刊。首先，梁启超认识到报刊一传播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巨大作用。
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政论，对报刊
的功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去塞求通，厥到非一，而报馆之导端也。无耳目，无
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在
这篇文章中他指出报纸的“去塞求通”的功能，而且要利用这种功能，使他成为沟通
内外信息，从上到下传达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其次，梁启超广泛学习西方的
政治文明，文化、经济，他把参照系定位于高于自己的异域文明。梁启超一生的政
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最先进的。第三，就是利用传
播媒介，广泛介绍西方的文明，使民众开阔眼界。梁启超20世纪初的一切活动都是
围绕报刊活动展开的。在日本的最初几年，他创办了他一生中三份最有影响力的报
刊。他继续完善“时务文体”为“新民文体 ”。以更加通俗流畅的文章向广大中国人
介绍西方先进的知识。此外，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26期开设了《国闻短评》栏，言
简意赅，时效性强，很受读者欢迎。这是梁启超对报刊评论形式的又一创新，这种
体裁为后来的新闻界长期仿行和采用。
对梁启超利用报刊启发民智的另一份报刊这里做一下简要介绍，这即是《新小说》。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小说》。在该刊的创刊号上他做了名为《论小
说与群治的关系》。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
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信小说；欲新政治，必信小说……何以故？小说由不可思议
之力支配人到故。” 又称“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来呼？小说也。” 在梁启超
的心目中，小说是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大武器，是促进民智开化的主要途径。而
且梁启超本人也开始写起了小说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中国的古典小
说《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用白化写的通俗文
学和形式是大可以利用的。如两栖抄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利用小说这种体
裁宣传改良政治主张的。20世纪初的中国，小说尚未普及，人们的欣赏水平不高，
《新小说》刊出的小说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梁启超认识到报刊的作用到充分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介绍西方的先
进文化，报刊的“工具”功能在梁启超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为后来的革命派以
及中国共产党利用报刊宣传本阶级政党的路线纲领提供了借鉴。梁启超通过革新文
体，创新报刊评论形式以及利用小说这种体裁传播新思想，将报刊的功能无论从理
论到实践实现了新的突破。
四、准确的受众定位
梁启超的言论在20世纪初起着反传统，思未来，冲破网罗而独树一帜的“洪水猛兽”
的作用。
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随着新兴学堂的出现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产生了大
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这批20岁上下，血气方刚、志向不凡的
年轻人，他们忧国忧民，不满清廷的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向往西方的
民主政治，痛惜国家日意沉沦，希望振兴中华，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但是他们经验不足，新知识贫乏，旧的东西不屑一顾，新知识不知何处去寻，彷徨
犹豫上下求索。旧的文化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了地位，新的文化则没有占领市场。
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出现了暂时的“真空”。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满足这一大批近
代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需求就有可能成为言论界的巨子。梁启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既给他们提供精神食粮，传播西方先进的知识，又通过报刊这一媒介喊出了他们的
心声，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行揭露，对清政府的崇洋媚外、独裁统治进行批
判。梁启超的文化品格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填补了这种文化上的“真空”。
1903年前后的梁启超，恰好30岁左右，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政治事件，相对成熟，
且才思敏捷，旧学深厚，到日本后更有机会广泛的接触刚传入日本的各种西洋文
化，主观和客观条件都比较优越。20世纪初的的中国社会，普遍需要的并不是精深
的理论和堂皇的学术著作，而是有一定新意和见解的普及与专论相结合的雅俗共赏
的作品。梁启超思想敏锐，求新、求变，能够捕捉思想的火花，惯于介绍最新的文
化知识。可贵的事，梁启超在介绍西方新文化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创造了一
种通俗流畅、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新文体”，非常适合中下层新兴青年学子的口味。
此外，梁启超还抓住海外华侨，一部分成为《清议报》和《新民从报》的忠实读者。以
往海外华侨读报多关注航期、商业信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加剧，
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清议报》和《新民从报》主要通过梁启超的文章介
绍时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文章激发了海外华侨
对国内时局的关注和爱国之情。海外华侨通过捐款等形式对维新派进行资助。《清
议报》和《新民从报》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及澳大利亚等。
五、传播效果分析
梁启超在此次时期的报刊活动，就其宣传的内容和性质来说明显的具有爱国、反封
建的特征；就其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说主要是积极的、进步的；它对许多人
从封建主义走向革命主义起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这里将此时期梁启超报刊活动的
传播效果，分为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下面逐一分析。
不少年轻人通过阅读《清议报》和《新民从报》获取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论
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产生了反清革命思想。革命、反满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
革命派站在这一政治思想的前列却忽视了启蒙工作。而在客观上梁启超的传播活动
开民智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制造了舆论，为接下来孙中山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培
养了大量的热血青年。这种“种瓜得豆”的效果，是梁启超没有预料到的，这就是传
播学中所说的非预期效果。
长期效果，也是梁启超此时期传播活动最具历史意义的。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几乎
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青年。鲁迅一代受过它的影响“他（梁启超）攻击西太后，看
来接近排满，而且如它自己所说笔锋常带感情，很能打动一般青年的心，所以有很
大的势力。癸卯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从
报》及《新小说》个三册……” 胡适一代、郭沫若一代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以及一些无
产阶级老前辈也常谈起《清议报》对他们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能够
在清王朝垮台后的勃然萌发，如果没有此时期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工作，从头做起恐
怕也不会来的那么快。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与所反对的很多都可以在梁启超此时期
的报刊活动中找到影子。
《新民从报》通过“新学”对孔子学说给予猛烈的冲击。他激励人们大胆破除奴性迷
信，坚决从孔教、从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持自由、独立的人格，而
决不做“古人的奴隶”。此外还提出对“小说界进行革命”，把它变为具有明确社会目
的的新学；主张一切文章都应采用白话文；倡导妇女节反运动等等。梁启超的宣传
活动与十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功用可谓一脉相承。
梁启超在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３年间，在日本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
《新小说》三大报刊，宣传了一整套当时中国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启
迪了几代青年士子的思想。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时
期。“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的不可抹杀，他几乎抵销梁一生的
错误而有余，因为后者在当时的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比不上强者的客观积极作
用”。 这是对梁启超此时期宣传活动最中肯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文选》 夏晓红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
2、《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 陈鹏鸣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
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4、《饮冰室主人自说》 梁启超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5、《梁启超传》 李喜所 元青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6、《中国新闻事业史》 方汉奇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年
7、《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中国民族性（一）》 沙莲香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