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大饥荒记实 杀人 割肉 煮食 | 人相食，怎没上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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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纪实
2005年10月21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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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杀人 割肉 煮食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
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
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
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
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
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
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
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
，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
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
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
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
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
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
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当我在通渭的最后一天读到刚刚编纂
完稿的《通渭县志》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起码可以明白人为什么吃人的捷径。《通
渭县志》：1958年
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
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
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
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
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
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
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
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
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
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
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
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
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
，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
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
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我正在《通渭县志》的字里行间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门声让我好不心惊。我
忙去开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粗壮、面目黛黑、神色和顺的农村妇女。
请她进屋，她也默默无语。待她坐定，又随便问了些话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
妇联主任，竟是我约见的几位当地人士之一。见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问问她灾难
年月的经历。
也怪了，1958年她却像是专为来赶通渭的这场灾难似的从邻县嫁了过来。那年她17
岁。可进了婆家门不足一个月，她又跑了出来。她坚决要当村上的团支部书记，婆婆死
也不肯，小她3岁还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时候，她就是这
么要强这么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种各样的人办出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出
了什么事一样，妇联主任的那一股倔劲倒保全了她的一条命。1959年5月间省上培训拖
拉机手，尽管寺子村这里山高沟深见都没见过拖拉机，但她硬是报了名进了县城。再没
料到，她只走了一两个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断了粮，待她半年后兴冲冲地返回村子，
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样，没有人哭，没有人叫，村上人十个里面已经饿死了三个。学得
的技术顶不得饭吃，没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饿，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
；然后就肿了，浮肿，肿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叶子一次次饿昏在路边，险些死去。又
再没料到，她离开婆婆的那种要强那种倔又救了她。县党校叫她去学习，她便“学”回
来一条命——学习有饭吃。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
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
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
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
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
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
，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
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
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
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
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
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
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
”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
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
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
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
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
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
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
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
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
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
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
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
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
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
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
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
。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
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
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
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
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
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
，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
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
，0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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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革命的最早记忆来自我妈的一次讲述。我以人格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
大约在71或是72年，那时她刚中师毕业在一所小学教语文。18，9岁的样子，书教的很好，但是还没入党也不懂政治。
于是某一次忆苦思甜的命题作文便让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抓住了把柄——有个孩子是这么写的：蒋**打败了毛**解放了全中国。文字狱的年 代这样的错误本来就是致命的，何况那位嫉妒心强的老教师又深谙斗争技巧。这位告密者迅速地写了状子递交上去，而我妈可怜地毫不知情。
生 于80年代的孩子们自然不会知道，有人因把一本写了自己姓名的语录掉进茅坑让人发现后被强迫吃屎。而像上面所述的言论，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到老师的身上 定个万劫不复的罪名。我妈能逃过那一劫纯属幸运——在第二天来审查的人中，有一位与我舅舅相熟，他秘密地把那篇要命的作文交给了我妈。我妈妈虽然政治上愚 笨，但人很聪明，一个逗号搞定——蒋**打败了，毛**解放了全中国。后来的审查，她被强行留在学校多日，要求交待问题。但白纸黑字在那里 摆着，我妈又镇定自若一口咬定是他们看走了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几年，我妈还是入了党，因为她是穷人的孩子，相信、敬爱党。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给我讲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口气平淡。她并不知道，她的儿子 与她的信仰与世界观已经偏离得有多远。
中 国自古就有吃人的传统，历史证明中国人都像广东人一般爱吃能吃什么都敢吃。白居易《轻肥》里就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说。大致每朝每代的荒年便得 吃人，《古典爱情》里的菜人市场并不稀罕。但这是人被饿急了眼，袁崇焕被吃，或者隋唐里的朱粲，或者是以人肉代军粮则又是另外一说。网路上有文《中国人吃 人的历史》，可以搜索，其中也这样的段落：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乾。他们把这人肉乾叫做「两脚 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 「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
罢，这些残忍毕竟太过久远，历代史官记录下来也只是为了后世惊醒。而在拆哪 由旧变“新”没几年，我们又为这古旧的吃人史添了新篇章。 我最早看到这回事，是在摩罗先生的书里，不敢相信——但到现在我倒是真信了。面对历史我们最大 的退步之一是没了方孝孺司马迁这样的硬骨头，从49年之后我们就缺乏不惧怕掉脑袋的史官，缺乏真正的历史精神，缺乏书写血的勇气——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有原 因的，因为硬骨头们耐不住折磨都跳了河上了吊，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硬骨头，我不敢说。但是有一年，某个硬骨头（他后来死于折磨）对某人说：“人相食，是要 上史书的。”
小 学的历史与图书馆里的历史都是一个家族，于是在对几个时间段的吃人历史统一了口径。这个家族的长老们没有对血腥起过悔悟之意，也没有对参与的凶手们做过惩 罚——因为那是大环境造成的，对啊，跟二战一样，总不能去吊死长老吧，随便找几个替罪羊浸猪笼了事。杀人的人可以继续做官，而全家被屠尽的连伸冤都不能， 只能变作资料里的数字。
这样做的妙处就在于，我们只能去看连野史都算不上的文字记录或者禁书，难辨真伪。直到知道的人全部死完直到孩子们全部变成无知的机器。我搜集了一些 文字资料，全部来源于网络。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全境，这是比较有名的几个地方。摘录几段：
1、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 “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2、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3、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4、……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
5、***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 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6、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 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
7、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 扬，光荣入党……
8、“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
9、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 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
10、 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乾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烹 煮，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 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
我粘贴不下去，真的粘贴不下去。
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残忍的民族！野蛮的民族！
下载：吃人
注 意：资料作者有些是佚名，有些则来自如郑义等流亡者， 其观点难免具有强烈的批判与针对性。而且内容方面难辨真伪，希望大家宁可信其有，再抱着批判的眼光 阅读。因为既然我们在历史里看不到，就说明这些事不可能全部是凭空能捏造的——又因为它们会被禁止——就更能证明有人害怕被揭露——那它就可能是真的！所 有的GF新闻和GF历史，都应当它们是反话来阅读。如果我被和谐，就说明这些历史，真的是真的，它们触目惊心地存在过。我相信，笔写的历史不可能掩盖血写 的历史，这是真理！
下载：大革命十年史
推荐这本书，作者属于在逃.....
当然，想了解这些残忍的历史，只能看禁书。
我也是最近几年才想清楚，在中国为什么对文文~~革革没有一种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有关的历史真相会成为被禁止的话题，因为一旦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思 考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这个政权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必然受到质疑，这个政治体制必然要被推翻（民主的缺失必然导致集权，集权最终将导致暴政和杀 戮）。因为我们父辈的沉默，所以今天我们受罪。
橡皮泥 | 发表于2007-08-10 21:03:06
http://dhchu.bokee.com/6390338.html
【秘密书架】我最喜欢的几本书
作者：朱学勤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向读者交待我最喜欢的书？
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20多年前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曾盼望试卷中有一道类似的题目，让自己敞开心扉，与导师做一次深层次交流。 20多年后，我给考生出题目，总想还此夙愿，却总是被主管考试的有关规定拦住。现在有机会夙愿以偿了，却没有料到最终写下这个题目，竟是自己考自己。
《美国与中国》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它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在临终前也已放弃了书中那些过分亲密的说法。意义在书外：
第一，1970年代初期的内部出版物中，这是规定级别最高的一本，知识青年中传说最多，也最为撩人。当时为觅得此书，从千里之外搞到一张省军级介绍 信，去上海福州路的内部书店，冒了一些风险。
第二，这本书是当年上百本内部出版物的一个象征，还有内部杂志如《摘译：社会科学版》、《摘译：自然科学版》等，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 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
很多年后因偶然机会，结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 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他本来是有可能当文化部长的，他若当了这个部 长，也会比后来见到的那几位有风采，也有骨气，却可能因此而被彻底牺牲。他是为一句书生意气，吃十年官司：“再坚持一周，就能打出个巴黎公社！”这样的左 派，令我敬仰。政治前程结束了，文化出版事业却在隔代之后有了收获。他的襟怀学问，非今日体制内贩夫走卒者流能够望其项背。“文革”是需要否定的，但应该 是复杂否定、深刻否定。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他，夜雨长谈，总嫌时间不够。至情处，总有另一幅图画在眼前叠印：我是他 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他是在收获隔代之后的播种，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夹边沟纪事》1961年，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后者愤然作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那3年发生在农村的惨剧，我 在下乡时方有耳闻，后来进工厂，结识一群从信阳地区招来的青工，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什么是信阳事件。再后来从《顾准日记》中，也得到农妇易子而食的旁证。 但是那个年代在知识分子群落，是否也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我是从《夹边沟纪事》才第一次读到。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我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 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大大超过今日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的程度，却还没有触及饥荒来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吃同类尸 体，吃得从容不迫。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著，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 补。
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此书触及我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叔，倔强耿直，追求进步，与其父划清界限而决绝，终于在1950年代初 而得以入团。1959年因看不惯所在单位领导冬天号召群众打苍蝇，发了一句牢骚，被开除团籍、公职，发配到安徽一个杨显惠笔下描绘的那种地方。1961年 冬天的一个深夜，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潜入上海市区找到我父亲，兄弟俩在昏暗灯光下抱头痛哭。我被惊醒，偷听了他们半夜谈话，断断续续听到那个地方已经出现 剥树皮为生的惨景，倘不夜奔，断无生路。那时年幼，听此夜语，内心惊悚不能言。此后父亲为他起草申诉，又怕笔迹被认出遭报复，就让我抄写，于是稚嫩的笔迹 开始与恐怖、不公、迫害、反抗等阴影相随。上到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已经被我笔下的灰色语调震惊，曾给父亲写信说：你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么对人民大有益， 要么就是一个大右派。岂料一语成谶，40年后网上有网民对我咬牙切齿，称我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大右派”！果然，信然。
《哈维尔文集》每个人都有精神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如何度过精神危机，都有他独特的记忆，17年前我就处在这一时候。我在溺水时，侥幸读到了《哈维尔文 集》。
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有陈方正诸君欲创办杂志《二十一世纪》，派青年编辑吴江波来访。江波问我需要什么书籍，我因厌恶当时大陆文人动辄以昆德拉“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轻”为超脱，正寻觅与昆德拉相对的哈维尔文章，于是随口说，能否找到哈维尔的东西？恰好搔到江波痒处。在香港，他已经与另外两个朋友合作翻译了 《哈维尔文集》，却不能放在商务印书馆这些大牌书店出售，但是他坚信会有人需要这一读物，果然在内地碰到知音。两人在外滩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对比，谈得兴 起，居然就把他来约稿我应写稿的正事遗忘了。江波回去后给我邮寄此书，一次又一次，终于在第二年的第四次寄达，时在1991年的上半年。江波寄给我的这一 本，应该是流传进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本哈维尔文集。后来几年，哈维尔的文章逐渐为知识界所熟悉，甚至有了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维尔做 不做总统，本来就不重要，我只是感念他的思想如长夜暗火，领我走出了那两年的精神危机。还有江波，他后来离开中文大学去美国，逐渐失去了联系。书还在，人 却不见了，怀念一本好书，自然会怀念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
朱学勤像 李斌 绘
http://space.cenet.org.cn/user1/232/archives/2006/4963.html
杨小凯：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及其经过
[ Andy 发表于 2006-9-27 17:27:00 ]
本段摘自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题目为摘录者所加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 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 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 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 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 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 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 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 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 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 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 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 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 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 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 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 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 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 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 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 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 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 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 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 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 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 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 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 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 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 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 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 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 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 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 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 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 (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 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 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 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 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 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 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 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 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 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 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549000/15491571.stm
2001年09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15北京时间23:15发表
第四辑：乌托邦祭
BBC中文部记者嵇伟制作了九集特别节目【毛泽东的功与过】。此系列节目包括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专家和中共高干子女回忆25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以及 他们当时的反应和感情。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把他的热情从对知识份子的斗争中，转移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上。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碴砑山人民公社，高产卫星报亩产 82万4千5百斤。三年后，大跃进的直接结果是，仅仅河南一省就饿死二百多人。整个中原大地饿孚遍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易子而食的惨像。社会学家朱学勤 算过一笔帐，大跃进三年中饿死三千万人，比中国一百年来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还多。
对大跃进失败的定论很少有争议，但对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却说法颇多，最典型的正面说法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他希望中国人不再遭受数千年来的饥荒恐吓，是他 发起大跃进的目的。这一观点受到历史学家余英时的驳斥。余英时认为毛泽东也许年轻时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但在他进入权力核心后，理想就退居其次了，而保证他 的意志和领袖地位不受阻挠则成为最重要的。余英时还认为用暴力的手段取得的结果也是残酷的。
著名作家苏晓康曾写过1989年被禁的关于大跃进的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苏晓康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如果他不能让老百姓生活得 比1949年之前好的话，那就不能说明他的领导是英明的和必要的，所以这关系着他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苏晓康还认为大跃进是靠掠夺农民来搞工业积累，而毛泽 东把这种掠夺行为说得很漂亮，以此说服农民接收被掠夺。
英文传记《毛泽东一生》的作者PhilipShort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在中国全面转型时期所做的乌托邦的梦，Short称大跃进的结果是毛泽东史诗般 努力改造中国所留下的人为废墟。一些坚持类似观点的人还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主要是体制性错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权延赤认为毛泽东有理想主义的 一面，但也是伟大的实践家，他有错误，包括大跃进饿死人，但这不是他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他的局限性，因为他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所以大跃进的错误毛 泽东虽然有责任，但更主要的是体制的缺陷，没有民主政治，迟早会出这种悲剧。
但是否真的因为体制的原因，毛泽东的想像力才被放大为这么错误呢？社会学家朱学勤认为体制当时对毛泽东的狂想有本能的抵制。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与毛泽 东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说："我当国家主席时，居然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我怎么能甘心！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朱学勤认为用体制，用毛泽东个人的善良愿 望，来原谅三年里饿死了三千万人是说不过去的。
大跃进来被中国官方定为"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非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人们对他越来越崇拜，这种顶礼膜拜成为199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8-5-6/6235942.shtml
近代中国粮食危机：长沙抢粮风潮与四川人相食
时间：2008-5-6 23:56:45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溥仪那年刚满4周岁，他的朝廷像艘破船，宣统二年三月初二，他的子民黄贵荪一家四口从这条早晚要沉的船上跳了下去，投潭自尽。随后爆发的湖南抢米风潮却被 清廷联合洋人镇压了下去这场灭门悲剧发生在等米下锅的黄贵荪家。
清末的长沙城，人吃水都得靠买，因为长沙城里的水相传不够洁净。黄贵荪和一班挑夫们从南门外白沙井或者远处的河里挑水出来，卖给长沙城里人饮用。
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一般都在这时涨价，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即便是后世或者国外，青黄不接之时 都是一年中粮食涨价的开始。黄贵荪一连挑了几天水，拿回来70文钱交给妻子。
米价突破8千文大关
这是一个等米下锅的四口之家，妻子拿着这70文钱到一家私售稻米的戴义顺碓坊，想买一升米回家，店家说她还欠了两文。这时候和她一起买米的还有一位老婆 婆，老婆婆手里的钱倒是够了，有76文呢!但是店家在这76文中挑出了破烂的铜板，这么一挑钱又不够了。老婆婆只得回家再去取几文钱来。
然而，黄贵荪这几天就卖了70文的水，家里连个烂铜板都没有，黄贵荪饥寒交迫的女人看不到一点生路，一头裁进了家门口的老龙潭。
黄贵荪又挑了一趟水回家，却遍寻不着妻子，只有两个孩子在河边哇哇哭娘。这位终日出卖体力却没有一顿饱饭的男人一手抱起一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就在老龙潭团 聚了。
老婆婆家里还有几文钱能换下烂钱买米，她没有投潭，但是她这天也没能买到米。当她拿着几文“好”钱再次来到米店时，米又涨价了。这一刻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
老婆婆也豁出去了，不是跳潭而是拼命争吵。
抢米的五天
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木工刘永福高喊一声“打！”愤怒的群众便开始抢夺大米。听到风声，来这条潮宗街(长沙当时的粮店一条街)抢米的人就越来越多，几十家米店 被围得人山人海。就连原先毫无抢米想法的人也加入其中。没有米袋子怎么办，急中生智者脱下裤子当袋子使。这天是三月初二，记载这一天的史书上说，顿时满街 狼藉，仓库里涌泻出来的稻米在大街上堆了一寸厚。
号召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
三月初三，长沙饥民围困巡警局，要求平粜放人。善化(后归长沙)知县郭中广以正在造册准备平粜为名，劝退了刘永福的阶级兄弟。三月初四人们没有等来刘永 福，却等来闹事杀头的恐吓，群情激愤下，一拥而上把巡警道赖子佩像杀猪一样捆起来挂到了树上。这出戏后来收入了《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 赖公”。
三月初五，湖南巡府岑春冥下令警方开枪打死十多饥民，几十人受伤。压迫下的反抗终于再度爆发。初六子夜开始，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余粮荡然无存。 愤怒的群众还一把火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将全城粮店抢劫一空，中路师范、府中学堂、洋行、教堂均未幸免。
与此同时，宁乡、益阳等县也有吃大户等骚乱发生。
1910 年前后，长沙遭遇自然灾害减产，而开埠后的岳州、长沙更是被经营粮食的外商趁火打劫，他们取得了清廷外务部批准，简直就是来抢大米，不算走私粮食，走官道 的每月就达2000-3000石。以至于黄贵荪跳潭的这个月，长沙市国有储备不到30万石，不够全市吃两个月的。粮价涨了3-4倍，米店高悬“早晚市价不 同”6个大字。
黄贵荪一家投潭的第五天，清政府调兵入湘，英日美德等国也派来10多艘军舰，一同镇压了这次风潮。
天府之国人相食
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行进在1936年天府之国龟裂的土地上。在外来入侵频繁的年代，这群人却没带武器，因为他们是“国际社”的记者。这次考察中，他们所 见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描述相差无几，仅一个梓潼县里以草根、树皮、白泥果腹的饥民就有18万之众。铜梁县饥民为挖白泥填肚子挖塌了山石，压出30多条 人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时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断过。同时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及时地调 控全国粮食在各省间的分配，所以经常会发生地方性的饥荒。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说，近代史上，有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就有 170多起。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不是一种比喻，“社会”前面那四个字绝不是形容词。
国际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1996年初被台湾记者徐宗懋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发掘出来，从照片上看，骨瘦如柴的儿童一个个腹涨似鼓，和人们今天看到 的非洲饥饿儿童何其相似。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 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
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急求赈灾。刚刚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将介石，正被日本入侵及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催得不知所措，面对百万饥民竟如此轻慢： “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清末分粮民国施粥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著名施粥处。一到吃饭时间，灾民就在施粥的棚子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吃完饭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 这样大场面的饭局一般一吃就是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研究室徐建青研究员介绍说，饥民排队吃大锅饭的现象在清末是没有的，在赈济饥民方面，清朝与民国时期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救助 方式。
清末采取放粮赈灾的方式，官方动用国家仓储救济灾民或者开放长平仓、社仓等。赈灾放粮的好处在于，一可以平抑米价，二可以使得到粮米的人有自由用度的权 力，可以把粮米吃了，也可以留一部分用于播种开始生产，或者拿去换钱，用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忙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了”，所以政府行为减少。同时民国政府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再动用国家库存。民国政府把救灾的任务下 放给了富豪乡绅，比如1919年的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人自己想办法联合形成赈局买米压市。
北京城里的施粥吃到后来，还发生了有人吃完一碗再排队领一碗的现象，于是赈局就开始想出了发“票”的主意，一顿饭就是一张票，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但是这种 靠民间力量进行施舍的救济行为，最多只是维持生命，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毫无作用。
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设有急赈、工赈，还增加了农赈。农赈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济农事资金，并且推行农村合作。为了省钱，农 赈处不是给灾民发放现金，而是赊给他们粮食、农具、牲畜、种籽、肥料，从生产资料发放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http://hi.baidu.com/56cun/blog/item/a3aeff22ff3701a04723e85f.html
邵燕祥：1958-2008（上）
2008-01-02 07:43
邵燕祥：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 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 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 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 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 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 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 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 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 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 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 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 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 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 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 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 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 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 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 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 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 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 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 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 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 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 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 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 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 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 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 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 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 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 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 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 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 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 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 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扞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扞卫个人独裁。在 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 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 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 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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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者：
网友评论：
1
2008-01-11 09:57 | 回复
邵先生的文章振聋发聩!我们确实应当拒绝遗忘.否则就无法以史为鉴,识破权势者的谎言，推动中国向着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说到大饥荒的元凶，我 想起了聂绀弩先生的名言：那人是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的，并将继续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不管他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 将来一切真相公布于众——遗臭万年”。此言绝妙！
2
2008-01-12 15:32 | 回复
一个祸国殃民的独裁者.至今被供奉着.岂非怪事?
3
2008-02-04 17:41 | 回复
三年大饥荒时期,山西省河曲县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反毛之道而行之.救了全县人民.他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毅.他擅放国库粮96万斤.又给全县农民补自 留地粮173万斤,还指示小土豆.秕谷子.秕糜子不顶产量.他想方设法向上级要粮,三年进出相抵净调入粮食616万斤.没有高产卫星,没有禁止农民掏坡. 河曲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2%,而全国人口却减少1300万人,饿死至少2000多万人.但刘却因此被整肃,1961年6月20日被撤职,同年10月 20日被中共中央通报全国.笔者有专文记述,但投出的稿子要么不敢登,要么阉割的不成样子.殊为可恨.
4
2008-03-26 14:25 | 回复
向邵老学习，做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5
2008-04-05 18:13 | 回复
对日本，我们坚定地宣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对自己的事，却是压根不提，还炮制一个理论，叫“宜粗不宜细”，实际就是不准提。这 种毫无科学精神的实用主义，不仅让中国人寒心，实际也让世界人瞧不起。
6
2008-05-11 23:47 | 回复
死者长已矣,再不清算历史灾难,将给后人一段糊涂历史,让作恶者逃脱惩罚.
7
2008-07-08 02:25 | 回复
吹吧,一个大骗子
8
2008-08-30 00:55 | 回复
三年大饥荒,人祸之惨,之烈,空前绝后,民族之不幸,有甚于此乎!可作孽者不但未受清算,还被尊宠以锢天下,国人气难顺,心不甘啊!
9
2008-09-06 20:38 | 回复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簡直是魔鬼！
10
2008-09-06 20:44 | 回复
我曾經也聽說過毛的瘋狂，今天才曉得他果然是大惡人。
11
2008-10-25 11:35 | 回复
毛主席的功绩看不到，在这儿意淫，纯粹小人作为，看看现在，都让你们这些汉奸买办满意么？
12
2009-02-21 00:37 | 回复
第一点：这种文能在百奴（戏称）空间留存至今，很不易呀。
第二点：点击浏览量6905，可喜可贺。
第三点：对毛的三七之论相信会随着中国历史的推进得以重新评价，但看来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才有可能…
第四点：请诸位左右愤愤或非左右愤愤冥思细想一下以下几问：
1、中国暴长成了近14亿人口的‘大国’，谁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至今60年三代人，百千所科研院校上千万学子教者却没能脱颖出一位诺贝尔获得者，反倒是区区台湾和海居华人榜上有名，应试教育及官本位的盛行，谁之 过？
3、代表民营生产力的中小企业长久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甚至是应有的支持，在夹缝中步履维艰，最终导致了百万学子‘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谁之过？
4、在本不应缺水的省区却面临淡水资源的日愈匮乏，而水道密布的地区却难得寻见还没被污黑的流水，谁之过？
5、节能减排的五年规划即将临期，指标却没达成过半，如此大的举措都淹没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雄心下有贪心的洪流之中，谁之过？
谁能告诉我或大家？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167586
今天需要叩问良知：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瘆得慌？
jdxyks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对于逝者，中国历来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和说法。这个传统的力量是巨大而难以改变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里，入土不仅是给死者以完 整的尊严，还包含了后人对先人、生者对逝者的爱戴与亲情，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质——孝道。然而，在金钱过于喧嚣的今天，即使入土了， 也未必能“大得起来”或“安生下去”，因为等待他们的，不一定就是死的肃穆与庄严，甚至寂静，而是可能被掘坟盗尸挫骨扬灰的悲惨下场。
近期发生在广东化州和广西钦州地区的尸体买卖事件，就是明证。
正像计划生育的国策颠覆了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一样，殡葬制度的改革，挑战的同样是沿袭千年的文化观念和习俗。广东 化州部分村民坚持传统土葬，殡葬部门为节约土地推行火葬，矛盾为始终难以参与市场经济的殡葬行业，制造了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一方面他们以8000元以上 的高价卖出允许土葬的许可证，另一方面则以2000元的标价收购不计来源的尸体充数。于是，一个需求和厚利回报的市场形成了。只要有人肯把良心扔掉，假装 人性不复存在，肯冒十恶不赦去盗尸贩尸，规则就会被激活，尸体交易市场就可以启动了。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推进的，交易市场不仅在一个地区形成，还向周围辐 射，大有昌盛之势。活人，就这样“吃”起了死人。
这让我们不禁凭空打了一个寒颤：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人间啊！村民坚持土葬固然是陋习，但上级定下火化的硬指标是不是就是惟一的 解决之道呢？尤其是，当尸体成为某个部门、某些山民获取暴利的资源的时候，这桩买卖所揭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改革的代价，一种社会进化过程的必然，而 是直刺人心人性，毁灭人伦人道已经到了难以称之为“人”的程度。尽管我们早已经厌倦了职业的动荡，世风的变迁，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也已经习惯了食品 不安全，医药不安全，治安不安全，楼房不安全，甚至交通、服饰等等，等等，应该安全的一切都在不安全。可是，当尸体骨灰也不被放过、也不安全的时候，我们 仍不免从骨缝之间，从人性最纤细的那根神经末梢，感到瘆得慌。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从茹毛饮血到直立行走、再从衣冠楚楚到大摆死人筵，一些中国人终于三步 并作两步，完成了兽人与人兽之间的轮回。在剩下的角逐中，社会究竟是摆脱“人道”进入“天道”，还是脱离“人道”，进入“畜生道”（其实，此喻何尝不是侮 辱了畜生），谁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需要叩问良知，寻找让我们瘆得慌的根源。
“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但那多发生在灾害之后的饿殍遍野，无可奈何。像今人这样衣食无缺的情况下，居然也会“活人吃死人”，要不要上史书呢？上了史 书又该怎么写呢？世人和后人又会怎么看呢？自然灾难是历史，人性灾难也是历史，同样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应也不能回避。人类历史说到底，也是一部 人心发展史和人性发展史。人不是生而高贵的，是在传统宗教信仰情爱良知文化这些内在力量的打磨下，去除粗鄙邪恶的杂质，才开始一天天灿烂光芒的。然而时下 中国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黑暗，莫不与这些精神源泉的干涸、内在力量的毁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不畏天地不敬神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20多年 拜金主义不遗余力的涤荡，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一次次的冲击中，首当其冲的大都是最优秀最高贵的精华。人们没有信仰，文化没有根基，心灵没有敬畏，行为没有束 缚，因此，人性往往同时也就丧失了对良善的执着与坚守。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对体制对政府挖根溯源的诘问时，我始终还抱有更深层次的疑问：政府是谁？体制是 谁？难道他们不是和民众一样，是由无数个“人符号”构成的吗？
他们是的。那从来就不是冰冷的一片虚拟，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一个细胞，不是清晰的，生动的。
在世风遽变的问题上，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看起来是“鸡生蛋蛋生鸡”扯不清的关系，其实互为表里。如果把他们都作为人归结到一个群体，然后再被齐齐拽 到宗教信仰文化的面前，就能看出，这些内在力量和人是土壤与树木的关系，属于第一层递进；而民众和权利行使者（政府或体制的代表）则是第二层递进。正是由 于这些内在力量遭到了从皮到核的毁坏，才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假冒伪劣产品都繁多，伤风败俗灭绝人伦的事情都广杂。贪官污吏和贩尸走 卒，原本就是同样堕落的人性在利益的小胡同里扭作一团。
因此，叩问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撼动社会良知的底线，我们必须要找回或重新构建属于我们的文化，和那些精神力量。让人性站到一个共同的良善基点，文化基 点，信仰基点，不再分崩离析。除却尘垢，重构高贵，绽放光辉。只有这样，社会才真的有希望。事实上，为了民族尊严，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生存文明，为了人之 所以为人，以及为了我们不再想起什么都瘆得慌……我们也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发表于 2005-4-25 16:29
gujunver99
鲁讯说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现在的中国普遍缺乏信仰的前提下,发生这些恶心离奇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表于 2005-4-26 12:15
标 题: [转寄]国内主流媒体：关于大饥荒的记载。
发信站: 一路BBS (Mon Feb 23 00:45:56 2009), 站内信件
本文由 mitbbs.com 的 deliver 转发
发信人: adahuilang (啊大灰狼), 信区: ChinaNews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un Feb 22 20:51:59 2009)
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纪实
2005年10月21日 20:19
[我要留言]
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杀人 割肉 煮食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
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
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
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
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
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
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
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
，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
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
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
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
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
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
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当我在通渭的最后一天读到刚刚编纂
完稿的《通渭县志》时，我以为我找到了一条起码可以明白人为什么吃人的捷径。《通
渭县志》：1958年
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
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
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
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
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
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
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
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
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
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
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
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
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
，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
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
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我正在《通渭县志》的字里行间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门声让我好不心惊。我
忙去开门，却见门外站着一位身材粗壮、面目黛黑、神色和顺的农村妇女。
请她进屋，她也默默无语。待她坐定，又随便问了些话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
妇联主任，竟是我约见的几位当地人士之一。见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问问她灾难
年月的经历。
也怪了，1958年她却像是专为来赶通渭的这场灾难似的从邻县嫁了过来。那年她17
岁。可进了婆家门不足一个月，她又跑了出来。她坚决要当村上的团支部书记，婆婆死
也不肯，小她3岁还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时候，她就是这
么要强这么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种各样的人办出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干出
了什么事一样，妇联主任的那一股倔劲倒保全了她的一条命。1959年5月间省上培训拖
拉机手，尽管寺子村这里山高沟深见都没见过拖拉机，但她硬是报了名进了县城。再没
料到，她只走了一两个月，村上的食堂大灶就断了粮，待她半年后兴冲冲地返回村子，
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样，没有人哭，没有人叫，村上人十个里面已经饿死了三个。学得
的技术顶不得饭吃，没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样饿，瘦了，瘦干了，骨瘦如柴
；然后就肿了，浮肿，肿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叶子一次次饿昏在路边，险些死去。又
再没料到，她离开婆婆的那种要强那种倔又救了她。县党校叫她去学习，她便“学”回
来一条命——学习有饭吃。
这就是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经历。这不古怪？不离奇？我到底猜不
透，这个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静的农村妇女心中到底装下了又还能装下多少生命的苦
水、历史的云雨。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样的居然活下来的人们，坦
然地平静地面对着过去。就是提及那最惨痛的时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样地坦然
而平静。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
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
，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
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
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
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
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
饿。”
我只是望着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么。
《通渭县志》：195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
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
”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
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
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
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
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
现人相食。
历史容易失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回忆历史。
“人相食”，当我在县志的这一历史段落终于找到这种字样时，我的头脑中突然涌
出纷纷扬扬的思绪。也许后人会由衷地感谢编纂这部县志、记录这极端特殊的历史事件
的人们。因为，我们已经失落了许多历史，而容易失落的历史在这里终于没有失落。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
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为真的在张尚质心中却斧劈刀斫一般。当年，他是《甘肃日报》的记
者。灾后他才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抢救灾民，他写了通渭饥荒死人的内参，而这
篇内参又险些给他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说实话，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啊。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
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
家中已气绝三人。
二十年过去了。但这一切他怎么忘记，怎么能忘记！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
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
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
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
。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
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通渭县志》：1960年1月8日，县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组，抽调110名干部分赴
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进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逮捕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书记张峰、陈景虞及有关
负责人17名，其他县委县政府负责人都停职检讨。
12月，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了“通渭问题”，认为通渭县发生如此严
重的饥荒问题，省、地、县委都有责任。接着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组250人，
医疗队128人，调医药136吨，放回销粮3，300多万斤，救济款330万元，棉布110万市尺
，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因饥饿所致的8万多病人。
12月25日，县委决定，在全县14个人民公社分别成立儿童福利院，收养无依无靠孤
儿1，200名。
冬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陆续解散。
年底，全县造林面积比1957年底减少82％，林木保存面积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灾难深重，吃国家回销粮4
，0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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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07 人相食，怎没上史书 - [Litera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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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革命的最早记忆来自我妈的一次讲述。我以人格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
大约在71或是72年，那时她刚中师毕业在一所小学教语文。18，9岁的样子，书教的很好，但是还没入党也不懂政治。
于是某一次忆苦思甜的命题作文便让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抓住了把柄——有个孩子是这么写的：蒋**打败了毛**解放了全中国。文字狱的年 代这样的错误本来就是致命的，何况那位嫉妒心强的老教师又深谙斗争技巧。这位告密者迅速地写了状子递交上去，而我妈可怜地毫不知情。
生 于80年代的孩子们自然不会知道，有人因把一本写了自己姓名的语录掉进茅坑让人发现后被强迫吃屎。而像上面所述的言论，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到老师的身上 定个万劫不复的罪名。我妈能逃过那一劫纯属幸运——在第二天来审查的人中，有一位与我舅舅相熟，他秘密地把那篇要命的作文交给了我妈。我妈妈虽然政治上愚 笨，但人很聪明，一个逗号搞定——蒋**打败了，毛**解放了全中国。后来的审查，她被强行留在学校多日，要求交待问题。但白纸黑字在那里 摆着，我妈又镇定自若一口咬定是他们看走了眼，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几年，我妈还是入了党，因为她是穷人的孩子，相信、敬爱党。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给我讲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口气平淡。她并不知道，她的儿子 与她的信仰与世界观已经偏离得有多远。
中 国自古就有吃人的传统，历史证明中国人都像广东人一般爱吃能吃什么都敢吃。白居易《轻肥》里就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说。大致每朝每代的荒年便得 吃人，《古典爱情》里的菜人市场并不稀罕。但这是人被饿急了眼，袁崇焕被吃，或者隋唐里的朱粲，或者是以人肉代军粮则又是另外一说。网路上有文《中国人吃 人的历史》，可以搜索，其中也这样的段落：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乾。他们把这人肉乾叫做「两脚 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 「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
罢，这些残忍毕竟太过久远，历代史官记录下来也只是为了后世惊醒。而在拆哪 由旧变“新”没几年，我们又为这古旧的吃人史添了新篇章。 我最早看到这回事，是在摩罗先生的书里，不敢相信——但到现在我倒是真信了。面对历史我们最大 的退步之一是没了方孝孺司马迁这样的硬骨头，从49年之后我们就缺乏不惧怕掉脑袋的史官，缺乏真正的历史精神，缺乏书写血的勇气——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有原 因的，因为硬骨头们耐不住折磨都跳了河上了吊，原因在哪里？我不是硬骨头，我不敢说。但是有一年，某个硬骨头（他后来死于折磨）对某人说：“人相食，是要 上史书的。”
小 学的历史与图书馆里的历史都是一个家族，于是在对几个时间段的吃人历史统一了口径。这个家族的长老们没有对血腥起过悔悟之意，也没有对参与的凶手们做过惩 罚——因为那是大环境造成的，对啊，跟二战一样，总不能去吊死长老吧，随便找几个替罪羊浸猪笼了事。杀人的人可以继续做官，而全家被屠尽的连伸冤都不能， 只能变作资料里的数字。
这样做的妙处就在于，我们只能去看连野史都算不上的文字记录或者禁书，难辨真伪。直到知道的人全部死完直到孩子们全部变成无知的机器。我搜集了一些 文字资料，全部来源于网络。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全境，这是比较有名的几个地方。摘录几段：
1、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 “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2、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3、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4、……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
5、***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 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6、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 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
7、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 扬，光荣入党……
8、“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
9、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 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
10、 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乾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烹 煮，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 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
我粘贴不下去，真的粘贴不下去。
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残忍的民族！野蛮的民族！
下载：吃人
注 意：资料作者有些是佚名，有些则来自如郑义等流亡者， 其观点难免具有强烈的批判与针对性。而且内容方面难辨真伪，希望大家宁可信其有，再抱着批判的眼光 阅读。因为既然我们在历史里看不到，就说明这些事不可能全部是凭空能捏造的——又因为它们会被禁止——就更能证明有人害怕被揭露——那它就可能是真的！所 有的GF新闻和GF历史，都应当它们是反话来阅读。如果我被和谐，就说明这些历史，真的是真的，它们触目惊心地存在过。我相信，笔写的历史不可能掩盖血写 的历史，这是真理！
下载：大革命十年史
推荐这本书，作者属于在逃.....
当然，想了解这些残忍的历史，只能看禁书。
我也是最近几年才想清楚，在中国为什么对文文~~革革没有一种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有关的历史真相会成为被禁止的话题，因为一旦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思 考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这个政权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必然受到质疑，这个政治体制必然要被推翻（民主的缺失必然导致集权，集权最终将导致暴政和杀 戮）。因为我们父辈的沉默，所以今天我们受罪。
橡皮泥 | 发表于2007-08-10 21:03:06
http://dhchu.bokee.com/6390338.html
【秘密书架】我最喜欢的几本书
作者：朱学勤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向读者交待我最喜欢的书？
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20多年前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曾盼望试卷中有一道类似的题目，让自己敞开心扉，与导师做一次深层次交流。 20多年后，我给考生出题目，总想还此夙愿，却总是被主管考试的有关规定拦住。现在有机会夙愿以偿了，却没有料到最终写下这个题目，竟是自己考自己。
《美国与中国》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它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在临终前也已放弃了书中那些过分亲密的说法。意义在书外：
第一，1970年代初期的内部出版物中，这是规定级别最高的一本，知识青年中传说最多，也最为撩人。当时为觅得此书，从千里之外搞到一张省军级介绍 信，去上海福州路的内部书店，冒了一些风险。
第二，这本书是当年上百本内部出版物的一个象征，还有内部杂志如《摘译：社会科学版》、《摘译：自然科学版》等，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 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
很多年后因偶然机会，结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 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他本来是有可能当文化部长的，他若当了这个部 长，也会比后来见到的那几位有风采，也有骨气，却可能因此而被彻底牺牲。他是为一句书生意气，吃十年官司：“再坚持一周，就能打出个巴黎公社！”这样的左 派，令我敬仰。政治前程结束了，文化出版事业却在隔代之后有了收获。他的襟怀学问，非今日体制内贩夫走卒者流能够望其项背。“文革”是需要否定的，但应该 是复杂否定、深刻否定。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他，夜雨长谈，总嫌时间不够。至情处，总有另一幅图画在眼前叠印：我是他 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他是在收获隔代之后的播种，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夹边沟纪事》1961年，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与刘少奇发生争论。后者愤然作色：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那3年发生在农村的惨剧，我 在下乡时方有耳闻，后来进工厂，结识一群从信阳地区招来的青工，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什么是信阳事件。再后来从《顾准日记》中，也得到农妇易子而食的旁证。 但是那个年代在知识分子群落，是否也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我是从《夹边沟纪事》才第一次读到。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我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 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大大超过今日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的程度，却还没有触及饥荒来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吃同类尸 体，吃得从容不迫。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著，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 补。
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此书触及我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叔，倔强耿直，追求进步，与其父划清界限而决绝，终于在1950年代初 而得以入团。1959年因看不惯所在单位领导冬天号召群众打苍蝇，发了一句牢骚，被开除团籍、公职，发配到安徽一个杨显惠笔下描绘的那种地方。1961年 冬天的一个深夜，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潜入上海市区找到我父亲，兄弟俩在昏暗灯光下抱头痛哭。我被惊醒，偷听了他们半夜谈话，断断续续听到那个地方已经出现 剥树皮为生的惨景，倘不夜奔，断无生路。那时年幼，听此夜语，内心惊悚不能言。此后父亲为他起草申诉，又怕笔迹被认出遭报复，就让我抄写，于是稚嫩的笔迹 开始与恐怖、不公、迫害、反抗等阴影相随。上到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已经被我笔下的灰色语调震惊，曾给父亲写信说：你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么对人民大有益， 要么就是一个大右派。岂料一语成谶，40年后网上有网民对我咬牙切齿，称我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大右派”！果然，信然。
《哈维尔文集》每个人都有精神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如何度过精神危机，都有他独特的记忆，17年前我就处在这一时候。我在溺水时，侥幸读到了《哈维尔文 集》。
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有陈方正诸君欲创办杂志《二十一世纪》，派青年编辑吴江波来访。江波问我需要什么书籍，我因厌恶当时大陆文人动辄以昆德拉“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轻”为超脱，正寻觅与昆德拉相对的哈维尔文章，于是随口说，能否找到哈维尔的东西？恰好搔到江波痒处。在香港，他已经与另外两个朋友合作翻译了 《哈维尔文集》，却不能放在商务印书馆这些大牌书店出售，但是他坚信会有人需要这一读物，果然在内地碰到知音。两人在外滩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对比，谈得兴 起，居然就把他来约稿我应写稿的正事遗忘了。江波回去后给我邮寄此书，一次又一次，终于在第二年的第四次寄达，时在1991年的上半年。江波寄给我的这一 本，应该是流传进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本哈维尔文集。后来几年，哈维尔的文章逐渐为知识界所熟悉，甚至有了不同意见，发生争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维尔做 不做总统，本来就不重要，我只是感念他的思想如长夜暗火，领我走出了那两年的精神危机。还有江波，他后来离开中文大学去美国，逐渐失去了联系。书还在，人 却不见了，怀念一本好书，自然会怀念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
朱学勤像 李斌 绘
http://space.cenet.org.cn/user1/232/archives/2006/4963.html
杨小凯：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及其经过
[ Andy 发表于 2006-9-27 17:27:00 ]
本段摘自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题目为摘录者所加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 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 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 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 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 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 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 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 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 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 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 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 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 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 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 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 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 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 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 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 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 「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 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 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 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 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 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 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 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 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 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 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 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 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 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 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 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 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 (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 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 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 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 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 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 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 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 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 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 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549000/15491571.stm
2001年09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15北京时间23:15发表
第四辑：乌托邦祭
BBC中文部记者嵇伟制作了九集特别节目【毛泽东的功与过】。此系列节目包括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专家和中共高干子女回忆25年前毛泽东去世时的情景，以及 他们当时的反应和感情。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把他的热情从对知识份子的斗争中，转移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上。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碴砑山人民公社，高产卫星报亩产 82万4千5百斤。三年后，大跃进的直接结果是，仅仅河南一省就饿死二百多人。整个中原大地饿孚遍地，甚至出现了人吃人、易子而食的惨像。社会学家朱学勤 算过一笔帐，大跃进三年中饿死三千万人，比中国一百年来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还多。
对大跃进失败的定论很少有争议，但对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却说法颇多，最典型的正面说法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他希望中国人不再遭受数千年来的饥荒恐吓，是他 发起大跃进的目的。这一观点受到历史学家余英时的驳斥。余英时认为毛泽东也许年轻时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但在他进入权力核心后，理想就退居其次了，而保证他 的意志和领袖地位不受阻挠则成为最重要的。余英时还认为用暴力的手段取得的结果也是残酷的。
著名作家苏晓康曾写过1989年被禁的关于大跃进的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苏晓康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如果他不能让老百姓生活得 比1949年之前好的话，那就不能说明他的领导是英明的和必要的，所以这关系着他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苏晓康还认为大跃进是靠掠夺农民来搞工业积累，而毛泽 东把这种掠夺行为说得很漂亮，以此说服农民接收被掠夺。
英文传记《毛泽东一生》的作者PhilipShort认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在中国全面转型时期所做的乌托邦的梦，Short称大跃进的结果是毛泽东史诗般 努力改造中国所留下的人为废墟。一些坚持类似观点的人还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主要是体制性错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权延赤认为毛泽东有理想主义的 一面，但也是伟大的实践家，他有错误，包括大跃进饿死人，但这不是他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他的局限性，因为他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所以大跃进的错误毛 泽东虽然有责任，但更主要的是体制的缺陷，没有民主政治，迟早会出这种悲剧。
但是否真的因为体制的原因，毛泽东的想像力才被放大为这么错误呢？社会学家朱学勤认为体制当时对毛泽东的狂想有本能的抵制。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与毛泽 东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说："我当国家主席时，居然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我怎么能甘心！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朱学勤认为用体制，用毛泽东个人的善良愿 望，来原谅三年里饿死了三千万人是说不过去的。
大跃进来被中国官方定为"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非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人们对他越来越崇拜，这种顶礼膜拜成为199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 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8-5-6/6235942.shtml
近代中国粮食危机：长沙抢粮风潮与四川人相食
时间：2008-5-6 23:56:45 评论 条 查看评论
溥仪那年刚满4周岁，他的朝廷像艘破船，宣统二年三月初二，他的子民黄贵荪一家四口从这条早晚要沉的船上跳了下去，投潭自尽。随后爆发的湖南抢米风潮却被 清廷联合洋人镇压了下去这场灭门悲剧发生在等米下锅的黄贵荪家。
清末的长沙城，人吃水都得靠买，因为长沙城里的水相传不够洁净。黄贵荪和一班挑夫们从南门外白沙井或者远处的河里挑水出来，卖给长沙城里人饮用。
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一般都在这时涨价，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即便是后世或者国外，青黄不接之时 都是一年中粮食涨价的开始。黄贵荪一连挑了几天水，拿回来70文钱交给妻子。
米价突破8千文大关
这是一个等米下锅的四口之家，妻子拿着这70文钱到一家私售稻米的戴义顺碓坊，想买一升米回家，店家说她还欠了两文。这时候和她一起买米的还有一位老婆 婆，老婆婆手里的钱倒是够了，有76文呢!但是店家在这76文中挑出了破烂的铜板，这么一挑钱又不够了。老婆婆只得回家再去取几文钱来。
然而，黄贵荪这几天就卖了70文的水，家里连个烂铜板都没有，黄贵荪饥寒交迫的女人看不到一点生路，一头裁进了家门口的老龙潭。
黄贵荪又挑了一趟水回家，却遍寻不着妻子，只有两个孩子在河边哇哇哭娘。这位终日出卖体力却没有一顿饱饭的男人一手抱起一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就在老龙潭团 聚了。
老婆婆家里还有几文钱能换下烂钱买米，她没有投潭，但是她这天也没能买到米。当她拿着几文“好”钱再次来到米店时，米又涨价了。这一刻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
老婆婆也豁出去了，不是跳潭而是拼命争吵。
抢米的五天
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木工刘永福高喊一声“打！”愤怒的群众便开始抢夺大米。听到风声，来这条潮宗街(长沙当时的粮店一条街)抢米的人就越来越多，几十家米店 被围得人山人海。就连原先毫无抢米想法的人也加入其中。没有米袋子怎么办，急中生智者脱下裤子当袋子使。这天是三月初二，记载这一天的史书上说，顿时满街 狼藉，仓库里涌泻出来的稻米在大街上堆了一寸厚。
号召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
三月初三，长沙饥民围困巡警局，要求平粜放人。善化(后归长沙)知县郭中广以正在造册准备平粜为名，劝退了刘永福的阶级兄弟。三月初四人们没有等来刘永 福，却等来闹事杀头的恐吓，群情激愤下，一拥而上把巡警道赖子佩像杀猪一样捆起来挂到了树上。这出戏后来收入了《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 赖公”。
三月初五，湖南巡府岑春冥下令警方开枪打死十多饥民，几十人受伤。压迫下的反抗终于再度爆发。初六子夜开始，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余粮荡然无存。 愤怒的群众还一把火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将全城粮店抢劫一空，中路师范、府中学堂、洋行、教堂均未幸免。
与此同时，宁乡、益阳等县也有吃大户等骚乱发生。
1910 年前后，长沙遭遇自然灾害减产，而开埠后的岳州、长沙更是被经营粮食的外商趁火打劫，他们取得了清廷外务部批准，简直就是来抢大米，不算走私粮食，走官道 的每月就达2000-3000石。以至于黄贵荪跳潭的这个月，长沙市国有储备不到30万石，不够全市吃两个月的。粮价涨了3-4倍，米店高悬“早晚市价不 同”6个大字。
黄贵荪一家投潭的第五天，清政府调兵入湘，英日美德等国也派来10多艘军舰，一同镇压了这次风潮。
天府之国人相食
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行进在1936年天府之国龟裂的土地上。在外来入侵频繁的年代，这群人却没带武器，因为他们是“国际社”的记者。这次考察中，他们所 见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描述相差无几，仅一个梓潼县里以草根、树皮、白泥果腹的饥民就有18万之众。铜梁县饥民为挖白泥填肚子挖塌了山石，压出30多条 人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时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断过。同时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及时地调 控全国粮食在各省间的分配，所以经常会发生地方性的饥荒。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说，近代史上，有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就有 170多起。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不是一种比喻，“社会”前面那四个字绝不是形容词。
国际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1996年初被台湾记者徐宗懋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发掘出来，从照片上看，骨瘦如柴的儿童一个个腹涨似鼓，和人们今天看到 的非洲饥饿儿童何其相似。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 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
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急求赈灾。刚刚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将介石，正被日本入侵及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催得不知所措，面对百万饥民竟如此轻慢： “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清末分粮民国施粥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著名施粥处。一到吃饭时间，灾民就在施粥的棚子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吃完饭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 这样大场面的饭局一般一吃就是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研究室徐建青研究员介绍说，饥民排队吃大锅饭的现象在清末是没有的，在赈济饥民方面，清朝与民国时期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救助 方式。
清末采取放粮赈灾的方式，官方动用国家仓储救济灾民或者开放长平仓、社仓等。赈灾放粮的好处在于，一可以平抑米价，二可以使得到粮米的人有自由用度的权 力，可以把粮米吃了，也可以留一部分用于播种开始生产，或者拿去换钱，用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忙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了”，所以政府行为减少。同时民国政府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再动用国家库存。民国政府把救灾的任务下 放给了富豪乡绅，比如1919年的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人自己想办法联合形成赈局买米压市。
北京城里的施粥吃到后来，还发生了有人吃完一碗再排队领一碗的现象，于是赈局就开始想出了发“票”的主意，一顿饭就是一张票，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但是这种 靠民间力量进行施舍的救济行为，最多只是维持生命，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毫无作用。
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设有急赈、工赈，还增加了农赈。农赈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济农事资金，并且推行农村合作。为了省钱，农 赈处不是给灾民发放现金，而是赊给他们粮食、农具、牲畜、种籽、肥料，从生产资料发放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http://hi.baidu.com/56cun/blog/item/a3aeff22ff3701a04723e85f.html
邵燕祥：1958-2008（上）
2008-01-02 07:43
邵燕祥：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 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 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 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 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 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 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 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 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 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 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 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 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 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 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 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 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 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 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 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 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 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 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 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 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 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 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 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 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 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 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 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 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 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 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 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 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 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 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 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扞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扞卫个人独裁。在 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 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舆论，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宁会议的“精神”。鼓足干劲者，针对的是反冒进一派的“松 劲”，力争上游者，针对的是“稳妥可靠”之安居“中游”。这两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挑战意味十足。这是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由来和 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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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1
2008-01-11 09:57 | 回复
邵先生的文章振聋发聩!我们确实应当拒绝遗忘.否则就无法以史为鉴,识破权势者的谎言，推动中国向着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说到大饥荒的元凶，我 想起了聂绀弩先生的名言：那人是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的，并将继续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不管他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 将来一切真相公布于众——遗臭万年”。此言绝妙！
2
2008-01-12 15:32 | 回复
一个祸国殃民的独裁者.至今被供奉着.岂非怪事?
3
2008-02-04 17:41 | 回复
三年大饥荒时期,山西省河曲县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反毛之道而行之.救了全县人民.他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刘毅.他擅放国库粮96万斤.又给全县农民补自 留地粮173万斤,还指示小土豆.秕谷子.秕糜子不顶产量.他想方设法向上级要粮,三年进出相抵净调入粮食616万斤.没有高产卫星,没有禁止农民掏坡. 河曲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2%,而全国人口却减少1300万人,饿死至少2000多万人.但刘却因此被整肃,1961年6月20日被撤职,同年10月 20日被中共中央通报全国.笔者有专文记述,但投出的稿子要么不敢登,要么阉割的不成样子.殊为可恨.
4
2008-03-26 14:25 | 回复
向邵老学习，做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5
2008-04-05 18:13 | 回复
对日本，我们坚定地宣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对自己的事，却是压根不提，还炮制一个理论，叫“宜粗不宜细”，实际就是不准提。这 种毫无科学精神的实用主义，不仅让中国人寒心，实际也让世界人瞧不起。
6
2008-05-11 23:47 | 回复
死者长已矣,再不清算历史灾难,将给后人一段糊涂历史,让作恶者逃脱惩罚.
7
2008-07-08 02:25 | 回复
吹吧,一个大骗子
8
2008-08-30 00:55 | 回复
三年大饥荒,人祸之惨,之烈,空前绝后,民族之不幸,有甚于此乎!可作孽者不但未受清算,还被尊宠以锢天下,国人气难顺,心不甘啊!
9
2008-09-06 20:38 | 回复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簡直是魔鬼！
10
2008-09-06 20:44 | 回复
我曾經也聽說過毛的瘋狂，今天才曉得他果然是大惡人。
11
2008-10-25 11:35 | 回复
毛主席的功绩看不到，在这儿意淫，纯粹小人作为，看看现在，都让你们这些汉奸买办满意么？
12
2009-02-21 00:37 | 回复
第一点：这种文能在百奴（戏称）空间留存至今，很不易呀。
第二点：点击浏览量6905，可喜可贺。
第三点：对毛的三七之论相信会随着中国历史的推进得以重新评价，但看来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才有可能…
第四点：请诸位左右愤愤或非左右愤愤冥思细想一下以下几问：
1、中国暴长成了近14亿人口的‘大国’，谁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至今60年三代人，百千所科研院校上千万学子教者却没能脱颖出一位诺贝尔获得者，反倒是区区台湾和海居华人榜上有名，应试教育及官本位的盛行，谁之 过？
3、代表民营生产力的中小企业长久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甚至是应有的支持，在夹缝中步履维艰，最终导致了百万学子‘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谁之过？
4、在本不应缺水的省区却面临淡水资源的日愈匮乏，而水道密布的地区却难得寻见还没被污黑的流水，谁之过？
5、节能减排的五年规划即将临期，指标却没达成过半，如此大的举措都淹没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雄心下有贪心的洪流之中，谁之过？
谁能告诉我或大家？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167586
今天需要叩问良知：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瘆得慌？
jdxyks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对于逝者，中国历来有“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和说法。这个传统的力量是巨大而难以改变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农耕社会里，入土不仅是给死者以完 整的尊严，还包含了后人对先人、生者对逝者的爱戴与亲情，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质——孝道。然而，在金钱过于喧嚣的今天，即使入土了， 也未必能“大得起来”或“安生下去”，因为等待他们的，不一定就是死的肃穆与庄严，甚至寂静，而是可能被掘坟盗尸挫骨扬灰的悲惨下场。
近期发生在广东化州和广西钦州地区的尸体买卖事件，就是明证。
正像计划生育的国策颠覆了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一样，殡葬制度的改革，挑战的同样是沿袭千年的文化观念和习俗。广东 化州部分村民坚持传统土葬，殡葬部门为节约土地推行火葬，矛盾为始终难以参与市场经济的殡葬行业，制造了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一方面他们以8000元以上 的高价卖出允许土葬的许可证，另一方面则以2000元的标价收购不计来源的尸体充数。于是，一个需求和厚利回报的市场形成了。只要有人肯把良心扔掉，假装 人性不复存在，肯冒十恶不赦去盗尸贩尸，规则就会被激活，尸体交易市场就可以启动了。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推进的，交易市场不仅在一个地区形成，还向周围辐 射，大有昌盛之势。活人，就这样“吃”起了死人。
这让我们不禁凭空打了一个寒颤：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人间啊！村民坚持土葬固然是陋习，但上级定下火化的硬指标是不是就是惟一的 解决之道呢？尤其是，当尸体成为某个部门、某些山民获取暴利的资源的时候，这桩买卖所揭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改革的代价，一种社会进化过程的必然，而 是直刺人心人性，毁灭人伦人道已经到了难以称之为“人”的程度。尽管我们早已经厌倦了职业的动荡，世风的变迁，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沦丧；也已经习惯了食品 不安全，医药不安全，治安不安全，楼房不安全，甚至交通、服饰等等，等等，应该安全的一切都在不安全。可是，当尸体骨灰也不被放过、也不安全的时候，我们 仍不免从骨缝之间，从人性最纤细的那根神经末梢，感到瘆得慌。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从茹毛饮血到直立行走、再从衣冠楚楚到大摆死人筵，一些中国人终于三步 并作两步，完成了兽人与人兽之间的轮回。在剩下的角逐中，社会究竟是摆脱“人道”进入“天道”，还是脱离“人道”，进入“畜生道”（其实，此喻何尝不是侮 辱了畜生），谁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需要叩问良知，寻找让我们瘆得慌的根源。
“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但那多发生在灾害之后的饿殍遍野，无可奈何。像今人这样衣食无缺的情况下，居然也会“活人吃死人”，要不要上史书呢？上了史 书又该怎么写呢？世人和后人又会怎么看呢？自然灾难是历史，人性灾难也是历史，同样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应也不能回避。人类历史说到底，也是一部 人心发展史和人性发展史。人不是生而高贵的，是在传统宗教信仰情爱良知文化这些内在力量的打磨下，去除粗鄙邪恶的杂质，才开始一天天灿烂光芒的。然而时下 中国一些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黑暗，莫不与这些精神源泉的干涸、内在力量的毁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不畏天地不敬神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20多年 拜金主义不遗余力的涤荡，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一次次的冲击中，首当其冲的大都是最优秀最高贵的精华。人们没有信仰，文化没有根基，心灵没有敬畏，行为没有束 缚，因此，人性往往同时也就丧失了对良善的执着与坚守。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对体制对政府挖根溯源的诘问时，我始终还抱有更深层次的疑问：政府是谁？体制是 谁？难道他们不是和民众一样，是由无数个“人符号”构成的吗？
他们是的。那从来就不是冰冷的一片虚拟，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一个细胞，不是清晰的，生动的。
在世风遽变的问题上，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看起来是“鸡生蛋蛋生鸡”扯不清的关系，其实互为表里。如果把他们都作为人归结到一个群体，然后再被齐齐拽 到宗教信仰文化的面前，就能看出，这些内在力量和人是土壤与树木的关系，属于第一层递进；而民众和权利行使者（政府或体制的代表）则是第二层递进。正是由 于这些内在力量遭到了从皮到核的毁坏，才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假冒伪劣产品都繁多，伤风败俗灭绝人伦的事情都广杂。贪官污吏和贩尸走 卒，原本就是同样堕落的人性在利益的小胡同里扭作一团。
因此，叩问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撼动社会良知的底线，我们必须要找回或重新构建属于我们的文化，和那些精神力量。让人性站到一个共同的良善基点，文化基 点，信仰基点，不再分崩离析。除却尘垢，重构高贵，绽放光辉。只有这样，社会才真的有希望。事实上，为了民族尊严，为了社会和谐，为了生存文明，为了人之 所以为人，以及为了我们不再想起什么都瘆得慌……我们也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发表于 2005-4-25 16:29
gujunver99
鲁讯说过,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现在的中国普遍缺乏信仰的前提下,发生这些恶心离奇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发表于 2005-4-26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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