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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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Dec 22 13:08:12 2008), 本站(yjrg.net)
一、不该被岁月湮没的张东荪
张东荪(1886-1973)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民主运动史上
的一位活跃的人物。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参与斡旋北平和平解放的他受到了批判,紧接着又匪夷所思地
在一起“叛国案”中声名狼藉。这桩至今其真相尚难以完全曝光的案件此后便是被
“钦定”的铁案子,于是张东荪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淡出,也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
出,他从此被人们遗忘了。
只是到了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人们又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
代等等的不断诘问的语境时,追思先贤,学者的张东荪的形象再一次映入人们的眼
帘,于是他重新被人们议论起来,他的文字也陆续结集再版了。如果要看他的哲学论
述,有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中的《理性与良知》(张汝伦编)、收入“中国文
化书院书库” 的《知识与文化》(张跃南编)以及《哲学与科学》等;而如果要看他作为
政论家的言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中
也有他的一册(克柔编)。编者云:“他主张对西方文化全面译介,主张中国实行非暴
力现代化转化,主张政治民主之下的有计划的经济——而民众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政治
批评的权利,则是一切之根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言予以剥夺。”这是他作为
铁杆的自由主义者的宗旨。由此,“与其他一些名声煊赫的中国学人不同的是,他既
不曾为邀宠而阿谀,也不曾因罹祸而讨饶,他的性情和他的抉择,铸造了(他)自身的
悲剧结局”(克柔)。这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张东荪案 ”的一个背景吧。
由于“张东荪案”本身的扑朔迷离和其背景的复杂,在此姑且绕开“张东荪案”本身的
蹊跷(这有待于档案的解密),就从“张案”的一池涟漪殃及到张东荪的子女们身上,去
回顾它那“罹祸”的深重和“悲剧”的残酷吧。
二、钱塘张氏和张东荪其人
钱塘(杭州)张氏家族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世家,张尔田、张东荪兄弟都是晚清以
降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人。兄长的张尔田(字孟劬),曾任清朝“清史馆”的纂修,除
《清史稿》外还参与编写了《浙江通志》,并与嘉兴沈曾植为密友(沈死,其为之整理遗
稿有《蒙古源流笺注》、《蛮书校补》、《元朝秘史注》等),还著有《玉谿生(李商隐)年
谱会笺》、《史微内篇》、《遁龛文集》等,还曾教书于北大、北师大、光华大学、燕京
大学等;张东荪,原名万田(字圣心),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
张东荪早年留学日本,是民国初期大名暴起的政论家,也是民国著名政治派系“研究
系”的主要成员之一(以及“ 共学社”、“再生社”等)。张东荪先后创办和主持的舆论
媒体有《庸言》、《正谊》、《中华杂志》、《新中华》、《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解
放与改造》、《哲学评论》、《新哲学论丛》、《再生》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由他点
燃和参加的思想论战,先后有国民性改造、社会主义论战(他提倡的是“基尔特社会
主义”)、科学和玄学论战、新哲学运动、唯物辩证法论战、抗日救亡运动、中间路
线运动等。他还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等执教。 1932年
他发起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后又有“北方救国会”、“民主政团同盟”等),后来他曾出
席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会议。
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在北平被捕,他坚拒日本人强邀的伪华北教育督办(接周作人
之班)一职,期间曾四次自杀未遂,后被保释出狱。张东荪在战后致力于中国的和平
和进步事业,当时他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央秘书主任)。围绕战与和,他
极尽其政治斡旋的本事,同时他也宣称要保持“左不盲从,右不落水”的立场。当时他
的政治声望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各方政治势力所看重,他也利用为各方所倚重的事
实,坚守自由主义的政治姿态,但在实际上则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和
政策,并且介入斡旋北平的和平解放,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当
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且当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三、所谓“张东荪案”
岂料,不久后的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东荪成了燕京大学(当时他是哲
学系主任,与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3人为重点批判对象)乃至全国知识
界的“反面标兵”;更匪夷所思的是,1952年“张东荪案”东窗事发 ——原来他认为中共
“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进而他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调人”的资格
以及与司徒雷登和美国的关系,私愿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的“美国
特务”发生联系,又在面临中国将卷入朝鲜战争的严峻局势下,他要王传话给美国国
务院:“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昧于世事、书生气十足的
张东荪,在情切之下贸然地将当时尚是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和可有“合作希
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交与王。他后来意识到王是骗子,断绝了与王的联系。王被
公安部门逮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
作为一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本来对思想改造就有抵触情绪
的张东荪,在王志奇被捕交代后,他的错误性质也由“一亲四反”(即亲美和反苏、反
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封建买办、投机的政客”上升为“叛国 ”和“美国特
务”,他一下子从“思想改造”的对象转变为“叛国罪行”的大奸佞了。
张东荪自感好心办坏事——他是出于让中国避免遭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才犯下
大忌,进行所谓他的个人外交的,所以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
自请处分于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当然,那也由不了他了。迅即,毛泽东定性张东
荪为“坏分子”,还说:“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的一份批示中称,除“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别的人“还是帮
助他们过关为宜”。随后,民盟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并成立了章伯钧、罗隆基、史
良、胡愈之、许广平、曾昭抡、吴晗等人组成的审查小组,指控他“出卖1950年国家
总预算详细数字的情报”、“出卖我抗美援朝的重大政治军事机密”、“掩护美帝特务
活动”等,同时一并清算旧案:“领取汪逆组织津贴”、“与国社党、汉奸头子(即张君
劢)共提卖国提案”、“解放后还企图帮助战犯张君劢混入新中国进行其阴谋活动”
等,于是,又再加上了一“汉奸”的罪名。
四、“张东荪案”中的不解之谜
张东荪的政治生涯遂告结束,奇怪的是他并未以“叛国 ”、“特务”或“汉奸”的罪名被
逮捕和法办。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高等学校三反简报的批语》中的注语
有“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
法办,并照发工资”等,也就是 “不予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是不参加政治生活”
(后经“群众”要求剥夺了其公民权,但仍名义上在北大任教)。据说毛泽东曾指示将
张东荪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是将其养起来(如周作人,也是以”文化汉奸”而养
起来的),直到“文革”的1968年初,他和他的长子一起入狱,以迄其1973年病逝于狱中。
显然,“张东荪案”有许多说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可以称为一桩谜案。如林孟熹所说:
“此案从未公开宣布或审理,仅在民主党派内部作过简单口头传达, 后不了了之。”
林氏进而综合和归纳此案中的种种可疑之处,即A、“张案是当年公安部破获的最大
一起间谍案,但中途转给周恩来办公室接手,不让公安部继续追查”;B、“张案亦没有
经过司法部门定罪,据说中共有关方面曾有此打算,但为毛泽东所阻。毛说“张对北
平和平解放还是有功的,就算了吧”。对此,林疑惑道:“张对民主革命当然有功,岂止
和平解放北平一端,问题是能否功过相抵?”如当时曾参与上海解放的杨虎,“最后仍
以间谍问罪,何独厚于张?”;C、当时的“三反”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张的批判没
有涉及其间谍罪行,尽管人们揭露了很多他的亲美言行”;D、“案发之后张东荪一直
仍住在燕园的教授住宅, 工资照领,直至1958年调到北京市文史馆”;E、张东荪本人
此后亦“从未表示悔意与自责,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爱国的”,则“莫非背后另
有内幕”等等。
要回答上述的疑窦和诘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从战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下,从
新中国外交方针的“一边倒”的态势下,结合中外各方面的档案文献才能予以澄清,而
显然这是目前还做不到的。近年来左玉河《张东荪传》、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等书都提及当年这桩扑朔迷离的案件,笔者也早有意
去剥离当年裹附在张东荪身上的重重迷雾而有所澄清,只是限于客观条件,也就心有
余而力不足矣。
张东荪身败名裂后,只好做了一名“寓公”,闲暇写些旧体诗词以及自传等。“文革”爆
发后,他的“寓公”生活亦告结束,从1968年到1973年的5年间, 他是在狱中度过的。
据说在他临终前,得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成功访问了中国,中美两国且达成和发表
了《上海公报》,张东荪闻之激动不已,以致老泪横流,他喃喃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
是我对。”但是,这个迟到的消息并没有丝毫减轻由于“张东荪案”而带给了整个张家
的巨大苦难和张家几代人的心灵创伤。
五、覆巢之下无完卵
张东荪的儿女们都是科学家,这是一个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北大朗润园里的文化世家。
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次子张宗燧则是学部委员和中国著名的物
理学家;三子张宗颖曾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学习化学和社会学,后在开滦煤矿任职
(据张宗颖的侄儿张饴慈先生介绍,张宗颖天赋聪颖,外文水平甚佳,其天资远在他两
个兄长之上,可惜他走错了路,使得他的才华枉付流水);张东荪的女儿张宗烨,也是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东荪是搞哲学和政治的,他的儿女们却大多是从事自然科学的,而且堪称是科学家
摇篮的家庭。然而就是因为张东荪当年那一个鲁莽的举动——私自寻求渠道调解中美
关系,使全家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张东荪于1968年被捕收监,其长子张宗炳夫妇也
连同入狱,均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后来张宗炳因长年的孤独监禁生活被折磨成精神
失常,出狱后才逐渐好转;更不幸的,是他的次子张宗燧和三子张宗颖夫妇的绝望自杀。
张宗颖夫妇的自杀,与家中的“电台”有关。当年“张东荪案”发生时,据说从张宗颖处
起获了张东荪与美国有联系的电台,但其情由迄今未曝光。据张东荪长孙张饴慈先
生说:当年张宗颖在开滦煤矿工作,解放前夕有一法国人返国,将北京一处房宅转给
张宗颖,不曾想这屋内有一电台。后张宗颖即被控制使用。
在张家第二代人中,最可惜是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先生的弃世,他在54岁最能出成果
的年龄却命归黄泉,否则的话,以他的才华很可能会在世界科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
笔。张宗燧的才华在张家子女中最为突出,他与兄长张宗炳小学同班,不久就超越了
兄长,在中学时他喜欢物理和数学,开始自修原子物理学以及微积分,15 岁就考上了
燕大物理系,一年后转学到清华,各科成绩出类拔萃。曾经教过他的赵忠尧回忆说:
张宗燧非常聪明,无论怎么考都难不倒他。大学毕业后,他师从吴有训在清华研究院
当研究生,1935年考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赴美公费留学生,后改为赴英留学。在剑
桥学习统计物理。得博士后又往丹麦,在世界著名物理大师玻尔主持的哥本哈根大
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展量子场论的研究。1939年在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他风尘
仆仆回国服务,在后方的中央大学任教。1942年李约瑟访华,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
学合作馆,他得到李约瑟的推荐赴剑桥大学与物理大师狄拉克共同合作研究量子场
论。他成为该校第一个讲学开课的中国学者。后来他与狄拉克同去美国著名的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与讲学,至1948年才回国,先后在北大、北师大任教,解放后他
又兼任了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 1956年张宗燧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专
任研究并主持业务,开展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是中国
学者最早开展研究的,他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惜正当他最好年华的时候遇到了
疯狂的政治动乱,为了父亲的问题与他曾留学和工作于美国的问题,他受到不公正的
对待和残酷迫害, 1969年6月30日,张宗燧愤然弃世。
六、殃及郭沫若和张东荪后人的所谓“X社案”
作为文化世家,这些家族中的后人往往也具备一些“精神贵族”的气质。比如张东荪
第三代的传人,也即张东荪的爱孙、生物学家张宗炳之子的张鹤慈。让张东荪无论
如何想不到的是,他的爱孙会和从前民主斗争中的盟友郭沫若(当然后来是形同水火
了)的儿子一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已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政治问题上闯下了大祸。
在上世纪60年代,张鹤慈与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是一对挚友,他们在读书期间曾有过
一个“X诗社”,成员中还有干部子弟的孙经武和叶蓉青。后来在“社教”运动中,他们
被一位同学检举揭发出来,全体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审查,并被定性为“反动学生”。
郭世英沾父亲的光,被 “劳教”处理,其他几位则被判刑后去“劳改”了。这桩事后来
很少有人提及,笔者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看到有一节很扼要的“X
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只是过于简单,连张鹤慈都没有写进去;此外罗点点的
《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说到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世英和郭民英双双屈死的往事。
“X 社”,或“X诗社”和“X”反动集团,是当初北京大中学校中极少数人的异端沙龙,它
的出名除了因为有郭沫若的公子郭世英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对
它有过讲话和批示。如今其成员大多已风流散尽,张鹤慈定居澳洲,有人曾将保存在
美国远东研究图书馆的一份1963年公安部关于“‘X’反动集团”的绝密文件(“干部子
弟蜕化变质九例”之一)寄给他。
该文件称,“X社”是由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
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女)。他们原是北京一所高干子弟学校101 中学的同
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郭世英)、北京第二医学院(叶蓉青)、北京师范学院
(张鹤慈)和进入部队(孙经武)。1961年年末以后,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
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观点”。1963年2月12日,他们决定要办一个“X”杂
志,从此“X”集团就形成了。当年5月“X”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X”集团是为
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理”。孙经武还
说,X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拉拢过19名落后青年”,其中高级干部
子女有6名,一般干部子女6名,高级知识分子子女3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
4名。
该文件还称,是年3月26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准备向缅甸或香港逃跑,并
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5月7日,他们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杭州,然后同去广东,
伺机逃往香港。此外,“X”杂志创立前后他们还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其中张
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一样”,思想改造是“对
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的压抑”,“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
家的集体自杀”;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大跃
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
了十分的冥顽不化”,“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
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
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郭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
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产物”。
“X”社的成员大多是早熟的,他们敏感于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他们的
许多观点也是由此建构起来的。如1957年反右期间,张鹤慈在清华二校门上看到一
张大字报,讲的是延安时期的“整肃异己”,另外还有为胡风鸣冤的大字报中说:“莫须
有,何以罪天下?”这给张鹤慈“极大的震撼”。而他们所以被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和
党的政策”,也是他们目睹了“三面红旗”搞得一团糟,饿死那么多的人,甚至还要去整
肃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当时他们听说彭被关在北京郊区某地,还设法去看
过他几次,但每次都因为警卫森严而没有成功。
七、张东荪和“X”社
文件称:张鹤慈从小即受张东荪、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很深。张东
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么主义都应该看看,马列
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像水比酒一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现代西方的学
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并还给他讲述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和 “ 实用主义”、“实证
主义”等反动哲学。此外张鹤慈自己也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
其他书刊。孙经武因为和张的接近而受他的影响。
在这个小团体中,张鹤慈向他们推荐19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介绍实用主义、实证主
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等书籍,还看了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
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张、孙还经常收听美国、台湾
和苏联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 “ 灌输信仰”
的“政治宣传”,“美国之音”“报道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而且美国经济在不断发
展,这证明其“制度是进步的”,等等。
在公安部的这份文件中,张鹤慈被排在了第一位,当然就是指他是这个反动集团的主
要成员了,还特别给张鹤慈加上了一句“张东荪的孙子”的定语。张东荪是否影响于
“X”社?张鹤慈诚实地说自己在思想上是受祖父影响的,而断然否定父亲张宗炳对自
己有影响。他哀怜父亲在解放后一直不受信任,在1963年张鹤慈被捕前, 还每天晚
上把他叫到床前进行爱国和社会主义教育。
八、反修运动中的“X”社
后来张鹤慈回忆说:“X社”的成立,4个人是共同的发起人,张鹤慈、孙经武、郭世
英、叶蓉青;所谓“X”的杂志,“只是为了发表我们读书的体会和文学创作,大家用活
页纸写好文章后集中在我处装订成册而已。因此,说‘X社’是一个集团,是不确实的,
因为我们完全是‘君子群而不党’”。
那么,“X”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曾是张鹤慈他们被捕后审讯的重点。张当时是这样
回答的:“X是数学中的常用符号,表示未知数,我们用这来表示怀疑。另外,X又可以
看做是一个叉字,我们用来表示否定。X还可以看做是一个十字路口,表示探索。再
有,便是4只伸出来又握在一起的手”。显然,这个“X”所表示的对社会现实的“怀
疑”、“否定”和“探索 ”,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了。至于与赫鲁晓夫有无关系,张鹤慈
说:当时他们已读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赫氏的“非斯
大林化”和“和平共处”都非常肯定,特别是赫氏提出了一切为了“人”,而不是什么抽
象的主义和人民。但是“X”的起名的确和赫氏没有关系。可在当时,他们百口莫辩,
于是这条“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成了逮捕“X”成员的主要原因之一。
“X”杂志共出了3期,上面发表的是其成员的一些纯文艺创作,其中主要是诗。他们对
当时流行的“党文艺”表示不满,想自己闯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路来, 今天看来
那就是“文革”前的“地下手抄本杂志”了。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过各种自由文
学组织和出版物的尝试,如高三时张鹤慈和郭世英想一起搞一个剧团,为此找来了戏
剧学院的几个学生,但是因双方谈不拢作罢。此外,张鹤慈在高中时还办过一个离经
叛道的墙报《风》,它和传统的墙报不一样,任何人可以不经过编辑把他们的文章直接
贴上去,很像后来“文革”中盛行的大字报、小字报。《风》主要有杂文、漫画、知识
介绍、古画欣赏等栏目,最后一期的漫画是三张系列,一张是“微分”,另一张是“积
分”,还有一张是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社会主义。校领导很快发现
《风》的风向不对,就把它停刊了。
九、对“X”社的处理
“X”社即有所谓“密谋逃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
的政策”和“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等罪名,但在处理时可能出于挽救干部子
弟的政策考虑以及周恩来的直接插手(为了郭沫若而力保其儿子郭世英),最终给予
了低调处理。
“X” 社被郭世英的北大同学写信告发后(对于出身不好的告密者,罗点点有一段公道
的评说:“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
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
命化是社会生活与生存的惟一标准。”中央音乐学院的郭民英也因“超前”拥有录音
机而被同学以“干部子弟特殊化”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批示道:“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
一抓。”),迅即被公安部注意上了。1963年5月1日,据说是毛泽东发话说:干部子弟
闹得也太不像话了,要整顿。
此后郭沫若很紧张,他和于立群想带着郭世英和张鹤慈一起南下,去参观祖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想避一避风头。5月7日。“X”社的成员秘议南
下广东或云南出逃。但没等他们动身南下,5月18日,“X”成员全部被捕,并受到了审
讯。参加办案的单位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等。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张鹤慈和孙经武被作为“反动学生”劳动教养2 年(一说判刑),郭
世英没有处理(一说劳教),只是被送到农场劳动。“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
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炼重新做
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
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
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罗点点)。1964年张鹤慈和孙经武在劳教中准备外逃未遂,
审讯中传来过周恩来的又一个指示:“我不相信他们改造不好。”
不过,“X”社犯事的时候已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号召
下由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主持的“纠左 ”步履维艰,特别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
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
化的论述,而当时的“单干风 ”(即“包产到户”)、“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
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和彭德怀的上书(“八万言书”)以及后来“X”社的事件,不啻成为
提供给这种左倾错误的例证和口实。加上不久后中苏大论战发生(1963年7月苏共中
央发表攻击中共的公开信后,中方连续发表了“九评”以回敬之),于是全国和全党从
此深深陷于左倾的迷误中。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郭沫若和于立群也做出了大义灭亲的准备。后来郭世英在“文
革”中的1968年4月22日屈死, 而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一批人非法绑架和刑讯逼
供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5年前的“X”社案,当时施暴者居心叵测要追查所谓“包庇
者”,所以事后周恩来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文革”开始后,公安部的谢富治、李震(“文革”后自杀)借口说原来负责此案的凌
云、徐子荣两个副部长当时欺骗了周恩来,又把张鹤慈和孙经武戴上“反革命分子”
帽子,加重了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后,由石家庄3302厂当做
“三类人员”加以控制;张鹤慈则一直在劳动教养,后于1973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
在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期间,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写了关于“X”社的内参,陶铸的女儿陶
斯亮带张鹤慈等去见胡耀邦,胡耀邦为此作了三次批示,但由于来自某些方面的掣
肘,直到1981年8月31日才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作出了“平反”
的决定。张鹤慈从20岁到36岁,整整 16年是在监狱和劳改中度过的。
(选自《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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