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经济后政治”是一颗糖衣定时炸弹
陈永苗
以茅于轼贫富论为契机,我们发动对老一辈改革理想和心理基础讨论时,吴敬琏在
《中国改革》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诉人民说,你们别乱搞,我去替你们说去,我呢,
双脚站在人民中间,嘴巴伸到领导耳边。有人忧心忡忡地说,吴老你老顶用么,中
央听不听你的?吴敬琏勃然大怒说,素质,注意素质。
用道德权威摁住生存成为重负而急躁的底层,不让大喊大叫,然而自己又不能担保
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吴敬琏等老一辈就如祥林嫂,说了又说,说了又说,
说了又说,没有人听他的,他还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年轻的思考者
烦了他,底层“反”了他,他们就勃然大怒骂,民粹。
从经济决定政治出发,才会有幻觉:经济已改变,那么政治必改变。万事可为,官
僚阶层是可以战胜的。一些身上和脑中伤痕累累的可怜虫,就如一个胸大无脑的痴
心女子,被暴虐男子虐待侮辱了几十年,奄奄一息,还真心不改,说我还相信他。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还满脸怜悯慈祥而威严地
说,孩子啊,你们要相信他啊。
当主流经济学家用下半身思考,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政策的出台,首要的是政治问
题。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没想到首先会被官僚阶层扭曲变形,这一层是必须考虑
的。而他们一直想用市场规律的剪刀裁剪一切。首先市场规律成为一统江湖的暴
君,然后不管死伤多大,蛮而横行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
们在提出政策的时候,把政治问题完全虚无,似乎政策不叫政策,而叫经策。
在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中,先经济后政治。政治问题暂时搁置不争论,暂时搁置是致
力于暂时搁置,这是一种努力和追求,而不是已经在手的结果。也就是说,先经济
后政治,在政治还没成为首要问题的改革阶段里面,处理经济必须造成暂时搁置政
治的效果,去政治化是一种过程,并不是结果。可是主流经济学家脑筋不够用,买
椟还珠,还以为自己就是真理。主流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时,用市场经济规律完全
虚无政治,把去政治化,当作“无政治性”这个结果,在这个虚幻的假设之上行事。
而且一招半式,就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到了政治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还用市场
经济规律搞扰乱。
实际上,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也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是一些
庸俗而歪嘴的邓小平主义者,而造成先经济的改革阶段里面,政治问题没有真正地
去政治化,而浪费了时间,进一步恶化。可以这么说,就政治结构而言,从文革到
改革,是进一步趋于恶化,这种恶化在隐盖起来内在层面,例如国家内部的敌我之
分,外表看起来很光鲜。政治决定经济,先经济后政治,是一颗糖衣的定时炸弹。
庸俗而歪嘴,造成经济学家以一种美好意愿,而不是实际作为,来克服政治结构对
改革的妨碍与干扰。以茅于轼张维迎的涨学费论为例,他们的逻辑上说得过去的设
计,在实施过程,首先要遭遇特权集团,这一点他们完全忽视,然后用逻辑上的美
好糊人民。政令出了中南海,还要经过地方政府过滤扭曲,才到人民手中。不考虑
如何避免地方政府过滤扭曲,那不过是一种美好意愿,一种口号,一种欺骗。一种
空想资本主义。
他们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政改是最为艰难的,甚至成功概率甚小。如果说,
经济学家可以用改革意识形态来虚无化改革中带来问题,例如环保,认为可以消化
掉。但是政改是决定性的,是不可消化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必须集中
所有力气,才有一点点成功的希望。
从经济一定能到政治的路径,是一种幻觉。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案,至少是前三十
年,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开来,虽然嘴上由经济自由通往政治自由,但是其经济方
案,却没有内在蕴含带动政改的小动作。当然经济自由化的措施,主观完全为经济
自己,客观为政治的效果还是在的,但是,还不能免于没有带动政改的指责。一直
在做外围手术,连内部手术可以做了,还在做外围手术,甚至阻止人们作内部手术。
经济学家作为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心理经验完全基于外围的,这些在改革
大局看来,很无关紧要的。与文革时期相比的,0到1突破的新鲜感和成就感,那是
小屁孩的,无关改革大局的大视野。正常的生活需要100,而只有突破到10,而一
直沉湎于0到1的突破,还让不让人活?80年代成功,是畸形的,到了今天,应该予
以彻底告别,扫到历史博物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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