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火生: 雷震 万山不许一溪奔 《人物》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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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
2008年第5期《人物》杂志  （文/ 谈炎生）

1964 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中，有一个人很特别，那就是作为特邀委员的雷震。此时的雷震正蹲在海 峡那边蒋介石的大牢里，这一年他68岁，也是他入狱的第5个年头。这位当年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的秘书长却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一、“各党各派之友”

雷震，字敬寰，1897年生于浙江长兴。1916年从位于湖州的浙江省第三中学毕业后负笈东瀛。留日期间，在一次 留学生集会上，他结识了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和张继，并蒙二位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这次意外的收获为他日后迅速接近权力核心准备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1926年，游学十年的雷震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复入法学院攻读宪法。但不到一年，他就因日渐严重的失眠症，不得不接 受朋友的劝告，采用“旅行治疗法”，暂时回国。当时，浙江省教育科长朱兆萃是雷震在日本时的好友，雷震甫一回国就被任命为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这年冬，在 戴季陶的举荐下，雷震辞去校长一职，转入政界，仕途一路畅达，短短几年，就从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一跃成为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很快又成为书记长和常 委。
　　九·一八事变后，雷震与留日时的好友罗鸿诏、徐逸樵等人创办《中国新论》杂志，宣传抗日，并编辑了《非常时期丛书》40册。《中国新论》 在当时影响很大，发行量仅次于《东方杂志》和《新中华》。雷震自己也为《中国新论》撰写了大量文稿，呼吁当局在抗战的“非常时期”，应当尽快推行“民权政 治”，“取消党禁”。他认为“（政府）一切涉及公共政策的决议，任何人都可以讨论和批评，且可进一步加以抨击和责难”；“党争——标明主张，以‘口’与‘ 笔’为斗争之工具——并不是坏的事情，最坏的是‘以枪相抗’”。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既不想放弃独裁 统治，又不能不对国人摆出一副“开放政权，倾听民意”的姿态。于是，在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强烈敦促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其时“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 参与大计”的最高咨询机关。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荐引，雷震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兼议事组组长，开始在参政会中崭露头角。议事组组长虽是一个事务 性的职务，但由于两任秘书长王世杰和邵力子平常都忙于各自的要务，根本无暇过问参政会的具体事宜，副秘书长周炳琳又为西南联大的校务所缠（周系联大法学院 院长），也难得到重庆办公。故而参政会里里外外，多仰雷震一人代劳，他成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的大管家”。
　　但雷震之所以能成为“大管家”，并 不仅仅是因为王世杰和邵力子太忙，秘书长太忙只是为秘书出头提供了可能性，秘书能否出头还有赖于其他因素的配合，就雷震而言，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他 的能力和个性。身材颀长的雷震生性豪爽、办事干练，且乐于、也善于交游。在盘根错节的国民党中，派系倾轧是非常厉害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不明不白地成为派系 斗争的牺牲品。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乐于交游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好在雷震不仅乐于交游，而且善于交游。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未与任何一派发生过冲突， 也未介入过任何一次派系纷争。”他如同一个冷眼观潮的“岸边人”，在残酷的派系斗争中游刃有余。
　　这种本事对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和议事组 组长的雷震来说实在是太有用了，因为这个职位本身就要求他同方方面面，特别是同国民党以外的在野的各党各派人士广泛接触，以征询意见，应付批评，调解矛 盾，沟通关系。国民参政会为擅长交际的雷震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其交游的圈子更大了，政、军、商、学各界都有他的朋友。这一时期，雷震和青年党的李璜、 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劢，职教社的黄炎培，乡治社的梁漱溟等，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殊的身份使得雷震与当时驻渝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 有频繁的接触：他曾随王世杰在参政会会晤周恩来，也曾为董必武返回延安设宴饯行……雷震周旋朝野、交接八方的行止让他在国民参政会里获得了一个不无写实意 味的雅誉——“各党各派之友”。
　　但仅此还不够，雷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浙籍。蒋介石用人向来看重地缘背景，喜用浙省同乡。雷震祖籍豫 南，父辈迁浙北长兴，恰合蒋氏所好。两人又都有留日经历，彼此算得上是宽泛意义上的“同学”。再加上他在党派纷争中“不偏不倚、广植人缘”的超然态度，让 蒋介石对这位同乡相当看重。每当蒋在政治上有所动作，需要“民意”点缀之时，他就会利用雷震这条“特殊管道”，由雷“单线向各党派传递自己的意图”，居中 斡旋。雷震也的确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折冲于各党各派之间，替老蒋排难解围。

1951年，宋英女士五十大寿，雷震夫妇二人合影，由摄影大师郎静山 所拍

　 　1946年，蒋介石恃仗国民党在内战前线的暂时得手，公然违背原先的政协决议精神，指令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于同年11月召开所谓的“制宪国大”。中共与 民主同盟、无党派进步人士愤起抗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这下，老蒋急了，因为正如当时的报纸所言：“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角戏，在政 治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败。”蒋介石只得拼命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及若干“社会贤达”，希望他们能与会捧场。然而青年党表示，是否参加“国大”，要待民社党答 应出席再说；民社党直至大会已经开幕，犹态度暧昧。情急之下，蒋介石要雷震星夜赶赴上海，说动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雷震还真不负老蒋厚望，靠着自己同张君劢 等人多年的交情，在最后一刻，把民社党代表团数十名成员用飞机载到南京，使蒋介石避免了一次政治难堪。
　　正是由于雷震的能干加忠心，蒋介石对他 也是提携有加。1941年，雷震被补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随王世杰、张治中等赴西安，与中共代表谈判；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雷 震被蒋指派与邵力子同去九龙坡机场，代表国民参政会迎接。抗战胜利后，雷震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从1947年起，他更进入了政府内阁，历任国民政府委 员、行政院政务委员……

二、主持《自由中国》

但身在官场的雷震并不全然是一个官僚，还有一重身份——学人。早在1930年秋，他就是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了。 尽管这重身份不是那么鲜明，但其气质、抱负还是一般的官僚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特别是在后期，其学人的色彩愈来愈浓，文人论政的传统在他身上可以说是大放异 彩。
　 　在参政会十年，雷震就敢于“在种种场合下，犯颜直谏”，不止一次当面向蒋介石表达了“速谋重大改革的意见”。虽然往往归于无效，他仍“知无不谏”。 1949年春，当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时候，雷震又一次面谏蒋氏，“劝其以最大决心，最大勇气（如北伐时之勇气）”，改造已濒临崩溃的政局。或许是因为他面谏 老蒋时言辞不免激烈，据说老蒋“当时听得颇不耐烦”。正是这次面谏的失败成为他后半生坎坷命运的逻辑起点。
　　老蒋指望不上，只好自己干了。雷震 找到当时正准备赴美求援的胡适，讨论时局，后又与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商谈，达成共识，要以提倡民主、革新政治来挽回局面。并决定通过办报纸和杂志的方式， 发起“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自由中国大同盟”。他们还初步拟定由胡适担任杂志的发行人，雷震负责杂志的实际工作，预定于1949年下半年创刊。雷震等为 酝酿中的杂志拟定了8个名字，胡适一律摒弃不用，坚决主张以“自由中国”为名。随后，雷震等人开始四处筹措经费，王世杰向陈诚筹款，杭立武向胡宗南筹款， 雷震向汤恩伯筹款，并积极网罗各党各派人物参与其中。4月4日，王世杰与雷震还前往奉化溪口拜见引退的蒋介石，由雷震将《自由中国》社组织经过及出版计划 大致报告，蒋也表示赞成并愿赞助。然而，形势比人强，就在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之际，南京、上海相继丢失，筹办报纸的活动也顿成泡影。

胡适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诗《桂源铺》贺雷震65岁生日

　　雷震于南京解放前夕，应李宗仁之邀，在孙科的行政院撤往广州后在南京掌管经济工作，是最后离开南京的人员之一。紧接着，雷震随国民党赴台，受聘担任 “总统府国策顾问”。
　 　雷震对于《自由中国》未能在上海创办成功甚感痛惜，到台北后又旧话重提。相较而言，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王世杰、杭立武，面对败退台湾后国民党这个烂摊 子，已无力直接参与办刊之事，只是答应在经费上予以襄助。只有雷震是全力以赴，一心筹办《自由中国》杂志。他做起事情来也确实是雷厉风行。10月26日， 刊物的各项方针大致商定，大家分头筹集办刊经费；11月14日上午，雷震拜访陈纪滢、梁实秋二人，请其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撰稿；11月20日，《自由中 国》创刊号正式出版，从策划、组稿、看样、印刷乃至出版，前后只用一个月时间，从中可见雷震的办事效率。
　　《自由中国》杂志初期的编辑部成员可 以说是政、学两界人物的一个聚合，主要人物大都与胡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毛子水、张佛泉和崔书琴都是胡适的学生。这些学界中人对活跃于政治圈中的雷震心存 疑虑，唯恐受其利用，因此坚持主张“由胡适做发行人”。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仍被举为发行人，在其旅美期间，刊物的法人代表由社长雷震代理。雷震自己对此 倒是不在乎，他一心只想将事情做起来。
　　从1949年创刊到1960年9月被蒋介石查封，共出刊260期，成为流落到台湾的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据点，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刊物最初是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其最初的办刊经费是由“ 教育部”列支，每月300美元，而且在军方拥有大量订户。但《自由中国》和国民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毕竟，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 中国”，“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这就难免要对政府持一种批判的立场。
　　果不其 然，1951年夏天，《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刊发了一篇出自夏道平手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 罪》，严厉批评金融管制失当，认为近期发生的金融案件完全是台湾保安司令部为谋破案奖金“有计划而大规模的诱人入罪”，呼吁政府当局勇于检讨、公布真相，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自由中国》刊发这样的文章，当然清楚可能引发的后果。因此，在同一期还配发了一篇《给读者的报告》，以期避祸：“我们作此社论 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士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进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惧的言其欲言”，还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 言为逆耳的雅量”。
　　社论刊发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事后，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篇社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 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社论本身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但避祸的策略却没有实现，社论触恼了保安当局，他们扬言要抓人。还是靠着老朋友吴国桢的交情，捉人事件才没有发生。据雷震回 忆，时任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省主席吴国桢将下属所拟抓人的报告打回去了，并给雷震打电话说：“三哥，别的事我不管了，人是可以不捉了。”
　　人不 抓，危机仍在。为了化解这场危机，雷震动用了各方面的关系，与王世杰、黄少谷、吴国桢、张其昀、陈雪屏、陶希圣等高层人士频频接触。最后，雷震接受老上司 王世杰的建议，由时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分管宣传的陶希圣亲自操刀修改了一篇差不多已成检讨的“再论”文字，刊于《自由中国》下一期，才算是暂时渡过了这场 危机。

1953年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讲学，与雷震摄于《自由中国》社

　 　不料，胡适看到这篇迹近于检讨的文字后对国民党当局非常不满，认为“《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他致信雷震，提出辞去“发行人”的头衔，以表示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在函件的空白处，胡适又附言：“此信可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 吗？《自由中国》若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够得上称《自由中国》吗？”面对胡适的质问，雷震决定将胡适的来信公开发表。这下捅了马蜂窝，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认为雷震此举实属“大逆不道”，于是采取惯用的“家法”、“军法”公审雷震，先是以党规“制裁”，再由军法“传讯”。
　　1951年的这场风波是雷震与国民党分手的开始，但关系尚未破裂。台湾学者薛化元曾将《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区分为五个时期：交融期、摩擦 期、紧张期、破裂期和对抗期。这场风波只是摩擦期的开始。

三、“祝寿”风波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70大寿。蒋为了笼络人心，提出不做寿，而要公开征询各方意见，改进工作，希望 “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
　 　雷震抓住这个机会，与一些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共同策划了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祝寿专号”。这一期的《自由中 国》共发表16篇文章，除社论出自雷震之手外，其余各篇均出自专家、学者或在野派领袖。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专 人果然是“直率抒陈所见”，提出了许多极为尖锐的问题。如夏道平要求言论自由、陶百川强调司法独立、陈启天强调在野党的监督作用，处处都点中国民党的要 害，这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是十分难得的。
　　雷震所写《寿总统蒋公》社论，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他首先审视了 所谓“总统”任期问题，他这样写道：“我们一直到现在，对‘总统’候选人之选拔，似乎谁都不知道究竟应遵照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 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雷震提及军队国家化问题，认为自民国成立以后，“几乎从来就是把长官个人视为军队效忠的对 象，士卒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这已成了不容易打破的传统”。他质问道：“除了蒋公以外，是否还有人能够仅凭个人的威望来统率三军?即令能得其人，这种办 法又是否能与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民主政治相符合?”
　　胡适写了一篇《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与雷震遥相呼应。此文以故事而时论，取艾氏比蒋公，力劝蒋介石要做到“三无”，即“无 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在该期杂志刊出之前，社会大众即在揣度《自由中国》要说些什么，甫经出版，即被抢购一空，前后再版13次，共发行3万余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尽管 《祝寿专号》的建言是回应蒋介石的“求言”有感而发，但这些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建言并不合老蒋的胃口。它们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引来了国民党当局激 烈的反弹，所有官方报纸群起“围剿”，认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是“六亲不认”。也许是蒋介石“求言”在先，不能不有所顾忌。但自此以后，《自由中国》就成 为当局的眼中钉。
　　这也逼得雷震写出一篇表明“我们的态度”的文章，重申《自由中国》的态度只是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批评，乃至我们的指责，对于任何个人都没怀有丝毫的意见、偏见或恶意。……完全站在‘公平’、‘客观’的立场，就事论事，由分析 事实去讨论问题，由讨论问题去发掘真理”。
　　从1957年8月开始，《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等问题。

四、轰动台湾的“雷震案”

作 为“各党各派之友”的雷震有着多年与各党派打交道的经验，他心里十分清楚，此时只有胡适一人可以团结各方人士、协调各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956年 11月起，雷震多次致函胡适，促请他出来组织一个反对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局面。但胡适没有正面回应他，情急之下，雷震质问胡适：“先生这样爱国，还 只谈学术而不真实负起救国责任嘛?……我今年已六十，从政连教书已有三十余年，自信对政治上看得不错，我的学识不如先生，我的政治见解并不比先生差。今 日……只有一条路，成立反对党，逼国民党为普通政党。”即便如此，胡适最终也没有答应出山。
　　其实胡适本人并不反对组党，他之所以没有答应雷 震，也不是因为在压力之下爱惜羽毛，一来他本不愿意抛头露面，去做什么党的领袖，二来他对雷震这种扯大旗做虎皮的做法也不满意。到了1960年代，胡适的 态度有所改变，同意组党。1960年5月25日，雷震、夏涛声去南港胡适寓所，将组党计划详细地对胡进行了报告。胡适听了非常兴奋，对雷震说：“不和台湾 人在一起，在新党不会有力量。”胡适的这一态度给当时积极参与组建新党人士以极大的鼓舞，雷震更是信心大增。
　　1960年8月，雷宣布即将成立 “中国民主党”，并公布了筹委会名单。至此，雷震的存在已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的行动已超出了蒋介石容忍的底线。9月4日早晨，雷震正在台北 郊外木栅乡的寓所处理稿件，台湾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突然蜂拥而入，逮捕了雷震，罪名是“涉嫌叛乱”。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三名编辑。
　 　雷震的被捕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案发当日，国民党内部就有人提出异议。“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质疑“警备总司令部”，认为“此例一开……言论 自由出版自由讲学自由及新闻自由，自必遭受严重之损害，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当时在美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闻讯后急电蒋介石，抗议雷震被捕；正在美国出席 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更致电“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力陈“政府此举甚不明智”；作为资深的“监察委员”，雷震的夫人宋英女士展开了积极的营救活 动。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让雷震得以幸免，10月8日，雷震被判十年监禁。
　　刚入狱时，雷震还以绝食相抗议，但仅仅三天后，他改变主意了，沉冤未雪身先亡，岂不冤哉？他开始以读书、思考和撰写回忆录来打发漫长寂寞的铁窗时光。 狱中十年，雷震写了400万字的回忆录，只可惜，出狱时被国民党强行没收。
　　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了自己65岁的生日，这天，胡适特地题赠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为他祝寿：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 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让雷震颇为感动，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梦醒后他作了一首自励诗：“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 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倒真像胡适的作风。

五、雷震还是雷震！

1970 年8月，雷震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此时的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在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 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又透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 英，称“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同时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就 范。连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都被动员了起来。在老友们的“苦苦哀求”和亲情的煎熬中，雷震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
　　雷震自出狱后，一直遭到当局的秘密监控，人身自由从未得到保障。据聂华苓回忆，1974年她回台湾时，想去看望雷震，朋友告诉她，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 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
　 　雷震并非“怯懦之人”，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 等后辈多所关心，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寻追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聂华苓在看望雷震后，曾发出和雷夫人同样的感慨：“十 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出狱不久，雷震在王云五的襄助之下加入中山文化基金会，从事“中华民国宪法诠真”专题研究。 1971年12月13日，已76岁高龄的雷震出于改革之心，向当局呈示《救亡图存献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雷震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兹奉陈《救亡图存 献议》……本件绝不对外发表，震绝不参加任何活动，只是鉴于国家已届存亡危急之秋而表示个人意见……”。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国民党将雷震关了十年，雷震 怎么还在替国民党着想？对此，雷震的解释是：“我辈今日与国民党虽不能共享安乐，但却须共患难；有福不能同享，遇难却要同当。” 此老之“天真”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献议”毕竟“是雷震呈现晚年政治思想、政治蓝图与忧国忧时的结晶。同时，也显示他终生对民主制衡理念的坚持，与对现实 政治的批判”。1979年3月7日，雷震先生因病在台北荣民医院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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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不许一溪奔——台湾雷震案真相
2005-08-23 12:50:02　作者：范泓　来源：

　　一、42年前震惊台湾的"雷震案"

　　先说两句"新闻" 闲话。

　　2002年5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陈盈珊一篇关于《"雷震故居难保"，改以公共艺术留事迹》的报道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其"新闻眼"是，台 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应雷震之女雷美琳的要求，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某报总编辑南方朔等人会勘位于台北市松江路124巷内的"雷震故居"。这是 一所日式木构平房，为雷震生前与第二位妻子向筠的居住处。由于年久失修，这幢日式房舍已相当残破，目前尚居其中的雷震之子雷天赐已明确表示"无力修缮"。 经专家们讨论，这所故居恐难保其貌，拟改以"公共艺术方式"呈现其深远的人文历史意义。究竟以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方式"文中未说。但那天，在蒙蒙细雨之 中，龙应台手执一本1956年适逢蒋介石七十诞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上有雷震先生所写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龙应台动情地说："这篇社论 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恐怕为数不多。即便在台湾，对五十岁以下的人来说，提起雷震这个名字，也可能恍若隔世。但发生在1960年9月4日的"雷 震案"，对漫长的台湾民主宪政之旅有着既深且远的影响，实为台湾战后民主运动史上一个标杆事件。可以说，若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 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溉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视前景。所以，被捕前的雷震和被捕后的雷震，在台湾媒体的视野里，从一开始 就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既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在一个时代的夭折，又是一场"媒体反对运动"的真正开始。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管中祥博士在《媒体反对运 动》一文中指出："有关大众媒体在推动民主及言论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战后台湾政治反对者与社会运动团体的关切重点"，而雷震恰恰是这场运动中首当 其冲的人物。雷震被捕是在1960 年9月4日，与之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和会计刘子英。这一天上午9点20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上校军事检察官桑振业、保安大 队中校副大队长施建良、上尉副中队长郭振斌率大批军警，将雷震之宅暨《自由中国》杂志编务场所突然围住，强行将雷震等人带走，并对其寓所进行了大搜索。随 即，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声称："《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等涉嫌叛乱，已由本部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10条的规定于9月4日依 法拘捕，现正在侦讯中"（1960年9月5日台湾《征信新闻报》）。是晚，国民党中常委陶希圣、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曹圣芳、行政院新闻局长沈锜等人宴请台 湾各媒体负责人，通报了雷震当天被捕的原委及经过，并散发了一份《〈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当局给雷震等人罗织的罪 名有六大项，"（1）倡导反攻无望；（2）主张美国干涉内政；（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4）为共产党作统战宣传；（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 情；（6）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1960 年9月5日台湾《联合报》）。两天后，王超凡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自由中国》半月刊会计刘子英已供认不讳是"匪谍"，并有其"坦白书"为证。第二天， 也就是9月7日，台湾《联合报》以《王超凡宣称刘子英为"匪谍"》为题，对此事作了报道："……刘子英为'匪谍'，警总已获有具体证据，彼系于39年 （1950年）奉匪方使命来台，其入境时之保人为雷震。刘在雷震任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时担任秘书之职，雷氏甚多私人函件均由其处理……治安人员曾在其寓 所搜获'匪'文件及雷震寄存之文件甚多……"9月1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国西海岸报界记者时第一次对"雷案"公开发话："……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指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有法律的依据……这件事与雷震组织反对党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许参与颠 覆活动"。（1960年9月15日台湾《中央日报》）9月2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检察官殷敬文就"雷震案"正式向军事法庭提出公诉，起诉书认定雷的 主要罪状有二条：一，明知为"匪谍"（刘子英）而不告密检举；二，连续以文字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散布悲观无望论调，以图鼓动暴动，以达颠覆政府之目的…… （1960年9月24日台湾《联合报》）10月3日雷案开庭，"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胡适语）；10月8日，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 "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7年；马之骕、傅正、刘子英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3年、12年。11月23日复判，维持其原 判。服刑地点在台湾军人监狱（今新店监狱）。这一年雷震先生63岁，他最小的儿子雷天洪才11岁。42年后，当雷天洪先生回忆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依然 心有余悸。他在《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表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我只有11岁，读国小五年级。在童年时我就失去了慈父的教诲，加上身背谍匪之子的 冤屈，一路走来，无不尝尽了所有辛酸和苦楚……在成长过程中，只要听到蒋介石的名字，没有恨，只有怕……"（2002年9月5日台湾《世界日报》）

　　雷震被捕，即掀起轩然大波。案发当日，国民党内部就有人提出议异。监察委员陶百川与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等人质疑"警备总司令部"--雷震纵使涉嫌 违反了普通刑法，但并未触犯所谓"惩治叛乱条例"，有何理由认为是"叛乱"而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为此，监察院派出一个由陶百川等五人组成的调查小组， 对案情作进一步调查。当时在美的民社党主席张君劢闻讯后急电蒋介石，抗议雷震被捕，并将第二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转至台北《公论报》，惜乎《公论报》迫于形 势，未敢全文刊登，只发表了部分内容；雷震的好友胡适先生彼时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当天收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发来有关"雷震案"的电报，即 回电表示："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明说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人，鄙意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胡适认为，此举对政府有三点不良影响，"一则国 内外舆论必认为雷震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 士心目中，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皆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书信集》第三册中可查见全文。 2001年2月28日，台湾《联合报》记者钟年晃在一则报道中透露：台湾"国史馆"中至今存有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四日胡适致陈诚的电文原件。作者注） 1929年即发起"人权运动"的胡适，当然将"言论自由"视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他之所以强调国民党当局以"叛乱之罪"加害于雷震等人"甚不明智"， 完全是出自于他对民主政治的一种认知。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附上了四则英文简报，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 盛顿邮报》三大报纸就"雷震案"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文字。还有一份是哈佛大学学生出的日报，认为台湾当局指控雷震，"使海内外国民党知识分子迷惑不已。在 任何时候，雷震案都将是一件丢脸的事"。（《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727页）这些简报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寄给胡适的。在当晚陈诚的晚宴席上，胡适 当众将简报交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其意不言自明。胡适在写这天日记时已从美返台多日，并在当天上午会晤过蒋介石。虽然他本人不愿多谈"雷震案"，但内心却 有着一种"大失望"。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隐微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好友宋文明在报上看到所谓"白皮书"之后，深感此案纯系政治上的一种构陷，为减轻雷震的"罪名"，三人联名 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这篇1200字的声明指出：一，他们在《自由中国》上的言论文章，系书生论政；二，愿为此承担 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三，抨击国民党当局以不实之词嫁祸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然而，这些来自于道义上的声援并未能改变雷震先生的命运。相反， 学者殷海光也将因此而面临"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困境，让人嘘唏不已。

　　二、蒋介石逮捕雷震是"事有毕至"

　　监察院司法委员会责成陶百川、金越光、黄宝实、陈庆华、刘永济等五位监委组成的"雷案调查小组"对案情的调查，遭到了百般阻挠。军事法庭只允许调查马 之骕、傅正、刘子英三人的案情，而"主犯"雷震则不在其列，这意味着"调查"将空有其名。事实正是这样，尽管调查结果表明：警总等机关在处理雷案时有"诸 多不合"和"失当之处"，建议将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但"纠正案"在递交之后，就一直没有了下文，陶百川等人欲从法律层面来挽救雷震的最 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陶百川后来慨然发出"深知政府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自非监察院所能挽回"之叹，心情可想而知。与陶百川一样，胡适1960年11月 15 日对胡颂平说的一番话，也道出了他本人也是许多人心中的一种无奈。胡颂平回忆道："对于雷案，先生希望军方再请几位真正懂法律的人来审慎处理；如果他们真 能请到真懂法律的人来处理，可能雷案不会成立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80页）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雷震其人。

　　雷案之所以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就在于雷震并非一个"普通人"，他原本就是国民党高层的核心人物。雷震生于1897年6月25日，浙江省长兴县人。 1917年由张继、戴传贤等人介绍在日本加入国民党。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 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 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然而，及至1954年12 月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其所有职务，进而1960年9月锒铛入狱，在这风雨如晦的10年中，雷震个人命运的跌宕多舛，让人始料不及。创办《自由中国》，原先也 是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当时是想在上海创办这份杂志。为了这件事，雷震曾去浙江奉化找过当时"下野"的蒋介石。但到了 194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8月开始溃逃，最后仓皇撤至台湾，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在上海没有办成 的事，竟在台北实现了。透过蒋介石的这层关系，《自由中国》创刊得到教育部的资助，台湾省政府还拨出一所公房供杂志社使用。马之骕先生后来写过一篇回忆文 章，披露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在办刊这件事情上，不仅在言辞上对雷有所鼓励，而且"允由教育部按每月补助三百美金的经费"予以支持，"其不足者由雷震另行 筹措"（《忆雷震当年在〈自由中国〉扮演的角色》）。杭是蒋介石的教育部长。由此可见，最初的《自由中国》半月刊隐含这样一种政治背景，就很难保证它与政 府唱得不是同一个调子。这时雷震与蒋介石的关系，无论于公或于私，仍处于一种"相视而笑（应改为悲字），莫逆于心"的亲密之中。一个出钱，一个办刊，可谓 "同气连枝"，倒也合情合理。所以，这也是日后雷案之所以引人特别关注的一个心理视点。

　　以雷震的特殊身份，雷案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它的复杂性。从监察院"纠正案"石沉大海这一事实来看，就能嗅出其中的几许深意。2002年9月12日146 期《台湾新闻·总合周刊》上一篇有关文章透露：当年副总统陈诚在雷案中的处境十分尴尬。由于他与胡适、雷震的私谊，事前并不知内情。直至下令逮捕雷震那一 刻，才由警总司令黄杰与参谋总长彭孟一起向他作了通报；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亦为雷震的好友，开始时对雷案竟也是"不闻决策"，一度成了局外人。这些都充 分说明蒋介石为逮捕雷震，事先做了十分慎密的安排。2002年9月，台湾有关方面披露的"雷案"大量机密文件显示，当年"情治单位（情报和治安）办理此一 案件的政治性质远超过法律性质"（《平反白色恐怖案还有长路要走》一文，薛化元），这无疑是陶百川等人当年之所以未能挽救雷震成功的障碍所在。文件还显 示，蒋介石对此案给予了"足够关注"。此次台湾" 国史馆"出版的《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在其"导论"部分以"最高当局关注下的审判与调查"为题，依据史料对此作了如下描述：

　　事实上，早自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后，蒋介石总统就非常关注此案的发展，九月十六日开始垂询本案发展，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指示尽速办理（九月二 十日），与会成员则包括张群（总统府秘书长）、唐纵、谷凤翔、黄杰、汪道渊（军法覆判局局长）等人。
尤其在开庭审判之后，他再度训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十月六日）；甚至在十月八日宣判的当天早上，还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 "、"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所以，尽管监察院"雷案调查小组"后来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与警备总部处理该案诸多"不合或失当之处"，并提出纠正案，仍然无 法改变初审的判决……在强人政治威权独断之下，司法和监察体系乃聊备一格，遑论独立公正。

　　由于蒋在雷案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雷震的命运可想而知。李敖是当年接雷震出狱的人之一。2001年11月17日，台北市文化局为纪念雷震先生，在"二 ·二八"纪念馆举办过一次《自由中国》半月刊文物、图片特展。文化局长龙应台特意请来李敖作演讲。李敖说："若要了解雷震其人及'雷案'，应当从他与国民 党，也就是与蒋介石的关系发展着眼才对……雷震是当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人。创办《自由中国》初期，还是蒋出的资，两人当初友情深厚。" 李敖这番话，与本文开头龙应台认为1956年的那篇社论是最终"引火烧身"的关键点，都是从雷蒋二人的公私关系来回看雷案的，在其语义上是一回事。不过， 雷蒋二人最终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若单从1956年雷震所写的那篇社论来看，似乎还远远不够。在《自由中国》生命史的10年中，即便 1956年的那篇社论"触犯龙颜"，让蒋心中有诸多不悦，但仍未能构成雷震10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龙应台手执的那本《自由中国》半月刊，实际上是一 期"祝寿专号"（《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蒋故作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 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 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 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当时胡适正在遥远的美国当寓公，胡健中向其约稿，他有感而发，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 文。文章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 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语）。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 寿，搅动人心，酣畅淋离，"专号"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借"祝寿"而"进言"，毕竟是"坐而论道"，尽管当时即遭到当局的反击，蒋还是没有对雷 下手，让《自由中国》半月刊又存活了4年。这时雷震虽已被开除出党，但其"忠言直谏"的性格并没有改变。他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与蒋介石乃至整 个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从一开始的合作，到不断产生磨擦，然后渐行渐远，进而又升级为不可调和的对抗，这不仅因为雷震本人"择善固执"的性格， 更因为其民主理念与执政当局专制理念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所以，1956年的那篇社论，只是这种在理念上发生严重冲突的一次必然结果，但此时双方并未真正 走到摊牌的时刻。

　　雷蒋矛盾的升级，应是在这篇社论之后。首先，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由，大 肆攻击《自由中国》半月刊。"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 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对总统个人的批判等"（《雷震与台湾民主运动》一文，李筱峰），其火药味之浓，反而 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强烈的抗争意志；其次，从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国》连续八个月推出有关"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全面反思台湾的政治、 经济、军事、教育、司法、新闻自由等问题。这场讨论由《自由中国》编委戴杜衡提出，以表达《自由中国》全体同仁对当时" 国事"的整体看法。在首篇专论之前，有过一篇代序，题为《是什么说什么》，文章出自殷海光之手笔：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立言，以什 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一条：是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 们也决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 （《殷海光全集》第11卷，499页）

　　不难看出，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其"国事"的种种看法，尽管这时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清议"上，但言词犀利，戳到了国民党的痛 处，让蒋介石如坐针毡。可以说，这15篇系列社论，将雷蒋二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推向了"对抗"，尤以" 反攻大陆无望"等言论最具冲击力，开始动摇蒋介石统治台湾的信心，当局决意制裁雷震如箭在弦，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转眼到了1959年至1960间，国民 党准备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想以此否定"宪法"中第47条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款，欲意让蒋介石三连任。雷震闻讯后，在殷海光的建议下，召 开《自由中国》编委会全体会议，决定以护"宪"为名，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胡适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却在195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盼 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594页）。胡适还透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让他 将自己的想法转告蒋介石。然而，蒋并没有理会胡、雷等人的反对意见，相反软硬兼施。1959年2月，台湾驻日大使沈觐鼎因故去职，在这一人选上，蒋一时竟 萌生了想让雷震重返官僚体制的念头，欲意指派出身日本京都大学的雷震出任驻日大使。他暗下让雷震的好友、时任国安局副局长的陈大庆前去"探询雷震的口风， 也许仅是蒋介石的试探，陈大庆并未获雷震的答复"。（《雷震不向权势低头，蒋介石赶尽杀绝？》一文，张友骅）其间，还发生过授意杭立武出面"收购"《自由 中国》这样的事，遭到雷震的拒绝。据陈大庆日记透露：他长期奉命在雷蒋之间担当"沟通使者"，这多少也是蒋迟迟未对雷动手的一个原因。直至1959年5 月，雷震与《自由中国》针对蒋的三连任明确表示反对之后，陈大庆即受到当局的指示，不再与雷震接触。与此同时，代号"田雨专案"（"雷震"之拆字）项目正 式启动（后改名七二专案），并由陈大庆转交台湾警总司令黄杰直接处理。雷震这时已彻底看透国民党专制本质，再也"不甘于空言改革，而是要以政治组织的方式 直接挑战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是说，"要将原本的'清议'变成权力重新分配的具体行动"（《胡适在台湾的日子》一文，徐宗懋），终于将自己推到了与蒋 介石对决的最后时刻。这时的台湾岛，在经历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其本省政治精英在那场镇压中损失惨重。就其本土人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在 国民党专制下的"白色恐怖"时期，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自由中国》半月刊出人意料地成了台湾自由知识分子发表批评国民党"一党独大"的重镇，而这些人 原本与国民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在心理上对当局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雷震组建新党，出任发言人，还将其纲领刊登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筹备工作包 括本省人士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杨金虎等人，这都是日本殖民时代著名的抗日人士，在台湾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这种政治组合可以由大陆人在政治上层 据理以争，并由本省人在中下层做群众工作，其政治号召力与扩张性必然十分可观，假以时日与国民党分庭搞抗礼应可预期"（同上，徐宗懋语）。蒋介石这时再也 按捺不住了。他事后对胡适说：对雷已十分容忍，若他背后没有"匪谍"，决不会办他……胡适当然不会同意蒋的这种说法，因为捉雷就是与组党有关。胡适旧话重 提，对蒋说：10年前总统让我组织一个政党，表示不反对，并可以支持我。这种雅量，我至今不能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10 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很显然，蒋对雷震已不可能有这份"雅量"了。10年前，他支持办 刊，本想可以加以利用反对共产党，可办到后来，《自由中国》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强大推手，而其中最关键的人物竟是昔日的幕僚。若干年后，台湾中研院社科所 钱永祥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语道出雷案的真相："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十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动了很多次的舆论攻击，但都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 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胡适之是《自由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雷震与台籍政治人物相结合，要组 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钱永祥访谈》一文，张文中）在当时的体制下，无论由谁来组党，都超出了当局所能容忍的限度， 雷震被捕是"事有必至"。1960年9月4日，蒋终于下令逮捕雷震，比原计划提前了将近一个月。至此，雷蒋二人走完了从"铮友"到"政敌"的大起大伏的所 有路程。雷震被整整关了10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关于这一点，雷震本人早有思想准备。1957年8月2日，他在给原任中华民国驻丹麦大使馆秘书朱养民 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拟连续讨论"今日的问题"，先生看了八月一日这一期社论即可明白。这就是反对党的纲领，因此反对党的文章务请先生拨冗写好寄下，千 万千万。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已下决心与他们奋斗到底，早已准备坐牢了。

　　这是当年与雷震同时入狱的马之骕先生2000年在回忆朱养民的一篇文章中披露的。可见雷震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以他自己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深度了解，一 场"牢狱之灾"终不可避免。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与夏涛声来到胡适家，再次谈及国民党权威体制给台湾政治、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表示仍想组建一 个"新党"。胡适先生出于对那个体制的"大失望"，觉得"一定没有结果的"，出言相劝，让雷震放弃这个想法。这次谈话或许不欢而散。三个月后，胡适的话不 幸而言中。于是又有了1960年11月18日胡适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表面上是胡适向蒋汇报赴美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情况，实际上谈了许多有关雷震和雷震 案的话题。不过，一切为时已晚，蒋介石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胡适也无能为力，"……先生就这样失去了身体的自由……我不禁要藉《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 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这话是殷海光先生在雷震被捕之后说的，大概也是当时所有关心雷震先生和雷震案的人想说的一句话，因而历史就这样记住了 雷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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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  > 胡适：书生最后的闹与寂 万山不许一溪奔（1）
万山不许一溪奔（1）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09日13:37

或许以为胡适虽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在台湾真的就如前文所描述的被蒋介石与国民党奉若上宾。其实蒋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适，却阳奉阴违地极少采纳他的建议。 蒋氏看中的只是胡适海内外的巨大声望，想把他当作民主自由的“花瓶”来装门面，所以才虚与委蛇。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社会上牵扯到的风风雨雨让 他无法静心。如果说胡适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是被动的话，那么台湾的批胡运动多多少少跟他主动招惹来脱不开干系。

胡适在1949年逃离大陆时，主张和支持的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创刊辞正是胡适在太平洋上所撰写的。后来，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是这个刊物 的挂名“发行人”，他为之定下了“反共、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在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对国民党来说，“反共”自然是喜闻乐见的，但“鼓 吹民主自由”却是不受欢迎的。

1951 年6月，《自由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中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触及到了蒋介石的偏安小王朝的痛处。台湾当局竟下达逮捕 《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逆施虽因故未得逞，却给刊物同仁以极大压力，后来作为权宜之计，不得不发表为政府讲好话的《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

这次风波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 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 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不过胡适没有吸取教训，不改其书生本色。1956年10月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蒋事前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伪装愿意“虚怀纳言”。胡适听 说这样，作为“诤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鼓动雷震在《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当真专门给蒋介石提示问题。雷震亲自撰写社论《寿总统蒋公》，提出选 拔人才、实行内阁制、军队国家化等建议。

胡适作为发行人当然要亲自操刀以示忠心，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 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与“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胡适在文章里提倡：“我们宪 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 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乃“不识相”地言人所不敢言，发表了一些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在台湾连印七次而引起轰动，令蒋介石及其“军方”、“党方”和“团方” 十分不满。事实上，蒋介石老早就对《自由中国》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大做文章，他指使御用报刊展开对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灵魂人物的 围剿，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自由中国》就这样被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等等，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三无总统”，即是“不反 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 ”，被说成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成 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 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祸害台湾的“毒素思想”。

胡适自己却没有一点防范意识，1958年5月27日回台湾后，在自由中国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胡适盛赞《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的贡献，说他是“真正争取言 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主张“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他还兴致勃勃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表示组成一个在野党。随后《自由中 国》便大肆鼓吹“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做党魁出来领导，但胡适只答应做顾问。就在新党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时，胡适却被卷入了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政 治风波里，引发蒋介石对其更深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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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不许一溪奔（2）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09日13:37

终于，1959年1月大事爆发了。为搞垮《自由中国》，台湾当局唆使人署名“陈怀琪”，撰文揭露国民党军内黑幕。雷震等人竟中计，来函照登。台湾当局以此 为口实，宣称《自由中国》伪造文书、诽

谤“国家元首”等等。胡适闻讯焦急万分，竭力斡旋，终于平息了风波。为此胡适曾置酒为受传讯的雷震压惊，还特意写了《容忍与自由》刊于杂志，提倡“容忍比 自由更重要”，希冀当局对思想言论能多一点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底，台北启明书店董事、经理沈志明夫妇，因出版“非法”书籍被警备总司令部拘押。胡适感到这是“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声誉的大案子 ”，遂全力营救，迫使当局放人。事后沈志明向胡适表达谢意，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蒋介石为了打击雷震威慑胡适，1960年9月4日，趁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度会议时向《自由中国》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干分子， 《自由中国》自此停刊。“雷震案”发生后，正在美国办事的胡适大吃一惊，赶忙拍电报称“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蒋介石担心胡适在美国发表不利台湾的言论或不 返台，此时得罪了美国也不是蒋介石的愿望，就让陈诚找任过《自由中国》总编辑的毛子水去封胡适的口。

胡适表示雷震“爱国反共”，一旦加以叛乱罪名，将腾笑世界。回台湾后更为雷震据理力争，让其案交司法公开审判。然而，在蒋介石授意下，军事法庭坚持以“知 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胡适闻讯忧心如焚，对记者表示“大失望、大失望”。

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台湾当局终于撕破脸皮，连“自由”的门面也不要了，胡适出于对自己安危的考虑，没有去狱中探望雷震。报纸记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会失 望的！”胡适万般无奈地说：“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

胡适在《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软弱遭到了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自己也对雷震抱着深深内疚。1961年适逢雷震65岁生日，郁闷难当的胡适在病中特为好友 抄录杨万里诗《桂源铺》一首，算作是给朋友的“寿礼”：“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此后胡适对《自由中国》讳 莫如深地避而不谈。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胡适为此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1932年5 月，胡适创办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时，在《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 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回溯胡适一生的轨迹，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在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下 的中国，胡适四处碰壁遭受批判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晚年的胡适在台湾，这种火种般宝贵的精神在屡遭挫折中仍能依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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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8年05月
    * 作者：周为筠
    * 原价：￥32.00
    * ANI价：￥21.20 66折

 周为筠从一个新视角，演绎了一部国学当代史。这曾是一段隐秘的历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另一种命运。他标 示出一个重要的时间临界点，并提醒我们，在此临界点之前，人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至于这种文化血脉是如何被慢慢隔绝的，也许从 这些国学大师的行动、言说与事件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体悟。



作者简介

    周为筠，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出版策划人，独立撰稿人。     任《社会观察》、《先锋中国评论》、《航字画报》等多家杂志主笔；《世界新闻报》、《南方都市报》、《竞报》等报纸专栏作家。在国内外知名媒体如《天 涯》、《粤海风》、《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几百篇。在《新闻战线》、《社会科学论坛》、《澳门理工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迄今发表几百万字 的各类题材作品。     新著《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即将出版。
图书目录：
前言1
胡适：书生最后的闹与寂1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乘桴浮于海的日子
　　半个台湾人
　　清算胡适的幽灵
　　万山不许一溪奔
　　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
　　在欢会中陨落
　　微笑的异端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33
　　深陷政治的漩涡
　　“抢救大陆学人”
　　归骨于田横之岛
　　元气淋漓满台大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世间已无傅斯年
林语堂：“落根”有为有不为61
　　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落根”有为有不为
　　洋博士成了国学大师
　　半个世纪的金玉缘
　　一团矛盾的八十自叙
　　幽默大师的落寞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89
　　落花流水春去也
　　千斤担子两肩挑
　　文化一脉传南国
　　晚年居台获新生
　　枯桐欣有凤来仪
　　心犹余憾洗铅华
　　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方东美：独步学坛的诗人哲学家
　　苦海望乡人
　　台湾因他才有哲学
　　独步学坛无敌手
　　出入中西的硕学通儒
　　在“党”外的“书呆子”
　　由诗心而入哲境
　　中华文化传灯不绝
　　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
徐复观：擎起这把香火的猛士
　　学术与政治之间
　　临歧分手竟反目
　　半路出家的学界明星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
　　未谒孔陵为遗恨
　　一个农民的儿子

牟宗三：重建传统的儒家智者
　　风飘万点正愁人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宋明义理，魏晋人物
　　内圣外王的哲学典型
　　硕果仅存的新儒家
　　一生著作古今无两
　　一个时代的终结
陈鼓应：为民主浪迹天涯的新道家
　　失落的自我
　　追随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
　　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台大哲学系事件”
　　“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分子”
　　“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
　　为民主浪迹天涯
　　出入老庄的新道家
　　归于寂静之后
南怀瑾：经纶三大教的传奇隐士
　　乱世人生如飘萍
　　在台湾的困顿岁月
　　传奇经历越传越奇
　　欲为天心唤梦醒
　　从《人文世界》到老古文化
　　催生中国当代第一条合资铁路
　　大陆掀起“南怀瑾热”
　　“买票不进场”的人生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