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不同说法和评论
8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wanghx
Jun 11, 2010, 1:42:39 PM6/11/10
to Salon Friends, lihlii-g, po...@lihlii.posterous.com, jr...@googlegroups.com
文汇目录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junshi/10232629.html
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 都会讲到焚书坑儒。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0课“秦王扫六合”，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 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评 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秦朝的建 立和发展”，说：“焚书坑儒，在当时对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残酷的、后果是恶劣的，不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且 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笔者以为尚有辨别章明的必要；而辨别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先说“焚书”，此事确有。关于秦始皇焚书的来龙去脉，《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得清清楚楚。
怎么看待这场文化浩劫呢？
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秦始皇“弃礼义，任刑法”(伍被语)。他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不少著述讲到秦始皇焚书都表达了其目的在于灭绝儒学，专用刑法的 思想。其实，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冰炭，两不相容。儒家政治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 治理想。法家政治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长期辩难争鸣中，相互 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的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第一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学术界公认荀子的学说兼采了诸子的精华。郭沫若先生称荀子开创了儒学为“百家总汇”的 先河。特别要指出的是，荀子纳“法”入“儒”，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荀子曾应秦相范睢的邀请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子，问：儒家究竟对国家有无益处？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下顺矣。”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听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称 “善”。这是儒家思想在秦国的首次正面宣传，并且取得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荀子还向范睢指出秦国“无儒”的问题。这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深刻思 考。
第二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吕不韦。他原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把囤积居奇的商业策略用于政治，资助沦为质子的异人当上秦庄襄王，而他自己则成为秦国丞 相。吕不韦是干大事业的人。他一生干过好几件大事，编纂《吕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嘉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的吕不韦，他能够突破学术派别门户的限制，在 预见到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单独任用先秦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必须博采众长，重新整合诸子 百家。《吕氏春秋》编纂的意图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术根基。这个意图在《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学者，假人之长 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这是只看到它综合诸子百家的一面，而没看到它以儒家为主的另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较诸子之 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的，《吕氏春秋》 “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
战国后期，这两位肩负学术融合使命的人物，无独有偶，都跟秦国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会对秦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呢？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 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而这种“无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却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史实加以说明。
第一件是秦国博士制度的建立。秦国博士制度是仿效战国时期东方鲁、宋、魏、韩等国的博士制度而建立的。所不同的是，东方诸国的博士制度来自尊贤传统，博士 与国王的关系犹如师友，而秦国的博士制度来自政治需要，已经纳入官僚系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是纯粹的君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博士是奉常的属 官，秩比六百石，员额多至数十人。史书记载秦博士的执掌有三：一是“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二是“教子弟”(《续汉志》)或“典职教”(《北 堂书钞》六十七引《晋书》郭璞语)；三是“辨然否”(《艺文类聚》引应劭《汉官仪》)或“承问对”(《续汉志》)。这三项职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博士们 将掌握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统治经验贡献出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秦博士可以参政议政，《史记》讲述帝号之议、立诸子为王之议、刻石颂秦德之议、封禅之 议，都有博士参与其间。数十名博士成分不一，儒家占多数，也有的不是儒家，像卢敖是方士、黄疵是名家，还有“占梦博士”的头衔，可能属阴阳家。
秦国博士制度建立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说它建立于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有关秦博士的最早记载，见于《说苑》卷十四《至公》：“秦始皇帝既吞天 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后的事。考虑到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到秦兼并六国之前，这段时间里，极有可能是吕不韦拜相以后，招徕天下贤士，为了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所以 建立起博士制度。招徕的贤士，儒生居多，改变了秦国“无儒”的局面。这也可以说，秦国统治者最终接受了荀子的批评。
第二件是昭王以后秦统治者治国不再专用法家，表现出儒法并用的倾向。云梦秦简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信息。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强调修身正行，说：“以此为人 君则鬼(读为怀，和柔的意思)，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茲(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h(也)。”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儒家 提倡的伦理道德，被秦统治者奉为施政的原则。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这样一个案例：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请求官府将其断足流放，官府核实、照办。儒家的“孝 道”，受到秦国法律的维护，已经纳入秦国法律系统，成为教化、规范社会的工具。
第三件是封孔鮒为“文通君”。孔鮒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鮒该通六艺，秦始皇时，召为鲁国“文通君”。秦统治者通过封爵，表达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实质上是肯 定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的价值。
总之，昭王时期，荀子应邀访秦。昭王以后，特别是嬴政上台兼并天下前后，秦统治者采取儒法并用、刚柔相济的政策，希望得到长治久安。
然而，儒生人格流品不一，荀子就说：“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荀子·儒效篇》)何谓“俗儒”？荀子说：“逢衣浅带，结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 乱世；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意思说，穿着蓬松肥大的衣服，宽阔的腰带束得很浅，戴着 高高的帽子，只知道简单地效法古代圣明君主，这只能扰乱当今社会，胡乱学习一堆荒谬的东西，不懂得效法后代贤明君主却想统一制度，不明白要把礼义置于最高 地位，降低了《诗》、《书》的作用，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与世俗之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俗儒。何谓“雅儒”？荀子说：“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 《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意思是，效法后代贤明君主，统一制度，推崇礼义但贬低《诗》、《书》的作用；他的言行已经符合大法，而他的智慧却不能解决法 制教令涉及不到的问题，对于自己没有听过见过的事情，他的智慧也不能触类旁通，但是，他能做到知道的东西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东西就说不知道，对内不自欺， 对外不欺人，并且按照这种观念来尊重贤人，畏服法令，不敢懈怠骄傲；这就是雅儒。何谓“大儒”？荀子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 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 节；是大儒者也。”意思是，效法古代圣明君主，总括礼义，统一制度，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根据古代经验把握现今的形势，从一事一物的个性来 认识万事万物的共性；只要合乎仁义的事情，哪怕它混杂在鸟兽群中，也能像识别白黑一样把它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来；奇怪的事物，诡异的变化，虽然从来没有听说 过，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突然发生在某一地方，也能举起纲纪来应对，而且不会迟疑，不会惭愧，用法度衡量一切，犹如符节一样吻合；这就是大儒。
不过，秦始皇所任用的儒生，俗儒多，雅儒少，大儒一个也没有。《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东巡，在驺峄山举行祭祀典礼，来歌颂秦朝的 功业。于是征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脚下。这群儒生中有人议论说：古代封禅使用的车子要用蒲草裹上车轮，因为害怕压伤山上的草木土石；地面还 要打扫干净，再用枯草和麦稭做为垫席，然后祭祀，说这是容易遵循的。秦始皇听到这番议论，认为怪异，难以采纳施用，从此讨厌儒生。这可以说是秦始皇下焚书 令的前兆。
上面所述，是秦始皇下焚书令的大背景。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再看秦始皇的焚书，就不难发现其目的确实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
建议焚书的李斯，是儒学大师荀子的门生。他不会不懂得儒学的价值，非要灭绝儒学不可。他的建议中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 官所职，天下苟有藏《诗》、《书》及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就是说，禁令 是针对群臣和百姓下达的，而皇室官府的藏书不在此列，而且博士官由于职责关系是允许收藏《诗》、《书》和百家语的。另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属于 卜筮类书，根本不在焚毁之列。决定焚书的秦始皇，在兼并天下过程中，儒法并用，赢得胜利，他对儒学的价值肯定有所认识。秦始皇没有糊涂到连皇室官府的藏书 都一齐焚毁的地步。所以，尽管秦代焚书规模巨大，但是在皇室官府所保存的先秦典籍基本未受损。
关于这个结论，有史实可以证明。《史记·乐书》记载：秦二世沉湎靡靡之音，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 夜，纣所以亡也。”意思是说，《诗》、《书》是皇帝的必修课，不学习《诗》、《书》，而沉湎声色，会使政权沦丧。由此可证，皇室内府藏有《诗》、《书》。 《史记·张丞相传》记载：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后来，他跟随刘邦，因功被封为北平侯。张苍曾拜荀子为师，学习《左氏春秋》。汉惠 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北平侯张苍率先献《春秋左氏传》。该书卷帙繁重，应是秦代官府旧藏，张苍利用职务之便，从官府盗出。这是官府藏书 不在焚毁之列的例证。《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可见秦博士官是允许收藏《诗》、《书》的。这样看来，除各国史记独藏周室难逃秦火之外，秦朝内府 官方保留着一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而这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又因项羽入关，火烧秦宫，最终化为灰烬。
或许有人说：尽管秦始皇在皇室官府里保存有相当完整的《诗》、《书》，可是焚书令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 师”。像这样只准传习法令，不准传习《诗》、《书》，久而久之，儒学必然灭绝。
其实，这种看法是被《史记》流行版本所误导。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在“若欲有学法令”下面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有无“法令 ”二字，至关重要。有“法令”二字，自然是只准传习法令；而无“法令”二字，即允许传习诸子百家，只是要“以吏为师”，这实质上是禁止私学，让官学复辟。 前人研读李斯的建议，只注意到上文有“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便以为有“法令”二字为是，却忽略实际。以实际考之，当以无“法令”二字为是。秦始皇焚书之 后，没有废除博士制度，典职教或教子弟是博士的职掌。儒家叔孙通在秦始皇、秦二世时，都是待诏博士，后归汉，子弟从者百余人。正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在《秦集 史·教育志》中所说：“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盖指博士而言。博士乃政府之命官，故谓之吏。”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七年南巡，在会稽立刻石，铭文中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 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这段文字全是儒家贞节伦常的说教。撰文者和书写者，都是丞相李斯。可见，无论是秦 始皇，还是李斯，在焚书之后，仍旧运用儒家思想教化天下，整饬风俗。
李斯是有眼光、有才华的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六国皆弱”，唯独秦具备“灭诸侯，成帝业”的条件，遂“西说秦王”。他论统一，反逐客，制订远交近攻、各 个击破的策略，辅佐嬴政完成统一大业；他驳封建，行郡县，倡导统一的政治主张，影响后世两千年。但是，李斯未能理解荀子的以“礼” 贯通“法先王”与“法后王”之道，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失于偏颇；而且人格卑下，妒贤嫉能，对同窗落井下石，贪恋禄位，被利用屈服奸佞，最终被腰斩于咸阳。 传统观点，视李斯为法家，若依荀子的观点，李斯尚可归于“雅儒”之列。
总之，秦皇、李斯焚《诗》、《书》的暴虐政策，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开历史的倒车。
再说“坑儒”，此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但需声明，杀戮不同政见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司空见惯，秦始皇并不例外。这里探讨的是，秦始皇是 否坑杀过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发表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李先生对“坑儒”提出四个疑点，笔者十分赞同。但李先生 说：“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书坑儒”用语的出现和坑儒故事的精细化做些探 讨，提出更多的疑问，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坑儒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讲方士侯生、卢生害怕继续留在秦始皇身边会遭杀戮，于是一起逃跑，“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 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是西汉末叶刘向辑录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 辞”。《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秦始皇焚《诗》、《书》，禁私学，可以说彻底砸碎鲁诸儒的饭碗。鲁诸儒一定又恨又怕。陈涉起义以后，孔子八世孙孔鲋率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鲋 当上了博士。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孔鲋率鲁诸儒投陈王是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当事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故事说不定就是孔鲋 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初的流传范围大概就在鲁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任过秦 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 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依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法，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相传孔壁所藏古文经书尽归孔安国。他 作《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经训传序》，说：“逮乎六国，学校衰 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 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动、具体、形象，真如 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 直，其事核”。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 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 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 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 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 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 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 ”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 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 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 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 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 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不足》，是西 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诸生以古非今，犯诽 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
http://w.hudong.com/d8eceb3bc187419bac81ce4f6285b8c5.html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 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 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 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 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 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 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 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 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 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 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 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 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 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 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 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 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 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 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 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 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 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 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 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 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 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 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 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 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 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 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 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 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 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 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 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 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 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 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 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 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 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 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 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 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 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 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 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 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 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 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 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 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 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 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 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 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 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 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 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 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 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 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 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 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 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 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 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 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 “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 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 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 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 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 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 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
来源：新浪读书
http://book.qq.com/a/20091006/000004_3.htm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531/15/132254_30504044.shtml
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意见。主流的意见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生，但也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 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秦始皇建政，视天下为刍狗，荒淫暴虐，民不聊生。特别是“焚书”事件，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有两个儒生，一个姓侯，一个姓卢，《史记》称之为侯生、卢 生。这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灭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于是便自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 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方士三百人，都是因为畏惧而献谀，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 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以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大臣们呈上的疏奏（竹简）每天不足一百二十斤，谁也不能休息。像这样贪揽权势的人，我们不能 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相约而逃。
秦始皇听说侯生和卢生逃跑了，勃然大怒，说：“我对待卢生这些人不薄，赏赐甚厚，而他们居然在背后诽谤我，说我缺德。我曾派人去问这些在咸阳的儒生，有人 告诉我，他们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命有关部门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之下，互相检举揭发，共“咬” 出了四百六十多个诽谤过秦始皇的儒生。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侯生与卢生本是受秦始皇之命寻仙求药的方术之士，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儒生。他们的逃跑，可能是怕自己找不到仙药被追究，而他们评论秦始皇的话，却无不中的。 嬴政由他二人的逃跑，而迁怒于咸阳的读书人，竟一口气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说：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始皇怕天下不从，于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共召到七百余人，全拜之为郎 官。然后，秦始皇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等瓜成熟后，正值冬天，乃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 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已，忽然上面土石俱下，遂皆被压死。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实地很符合这个记载。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骊山坑儒一事，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因为“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其余古 籍，均无此记载。
但是，卫宏是汉光武帝时的著名学者，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训诂学家。他在这篇序言中披露此事，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是信口开河。况且，《史记》记载的秦 始皇咸阳坑儒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如此说来，秦始皇之坑儒，至少有两次。
至于“坑儒”一词，则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道：“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 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在桑弘羊的眼里，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因此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 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所以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
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说明秦始皇“坑杀儒士”。
出现于魏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 处。
正因为“坑儒”一说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所以许多人便替秦始皇翻案。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的确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而且还透露诽谤秦始皇的侯生与卢生并非儒士，而是两个专门替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 士”。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说“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但是，那些给秦始皇翻案的人忽略了《史记·儒林列传》的一个细节。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 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他的意思是说，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 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
此时的秦始皇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出咸阳，让他到北方蒙恬的军中做监军。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详细记载秦始皇咸阳坑儒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是“诸生”，并未明确说明坑的都是儒生。扶苏在进谏时，把“诸生”的意思给解释明白了：“诸生皆诵法 孔子。”也就是说，“诸生”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是孔门弟子，指的就是儒生。
当然，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摇身一变成为方术之士，借此博取荣华富贵。秦始皇坑掉的“诸生”中，很可能包括 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方术之士大多数也是些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
由“诸生皆诵法孔子”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术士，但大多数是“诵法孔子”的儒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冤枉他。
如果说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这个事件对儒生们的打击可能不会那么沉重，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恐怕也不会那么恶劣。事实是，“焚书 坑儒”事件之后，儒生们纷纷站到了秦始皇的对立面，有的甚至公开参加了反秦起义军。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 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 发愤于陈王也。”
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当时人们研究“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了陈胜的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字甲）就做 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虽不过是一介民工，但在这些儒生的帮助下，不出旬月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儒生们之所以不顾君臣大义纷纷跟随陈胜造 反，就是因为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终于追随陈胜走上了武装反抗秦朝暴政的道路。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愚天下黎民，保万世江山。不料“坑灰未冷山东乱”，距秦始皇坑儒仅四年，秦始皇梦想要“传至万世”的基业便土崩瓦解了。
秦始皇建政，视天下为刍狗，荒淫暴虐，民不聊生。特别是“焚书”事件，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有两个儒生，一个姓侯，一个姓卢，《史记》称之为侯生、卢 生。这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灭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于是便自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 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方士三百人，都是因为畏惧而献谀，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 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以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大臣们呈上的疏奏（竹简）每天不足一百二十斤，谁也不能休息。像这样贪揽权势的人，我们不能 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5/21/content_11410313.htm
王立群“修改历史教科书”之议不可取——“坑儒”史料考辨
李乔
一、引言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秦始皇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细言之，焚书与坑儒是先后两件事，但因其有内在联系，史家往往合而言之。在焚书坑儒的当时，并无“焚书坑儒” 一语。记录焚书坑儒事件最早、最权威的史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有“焚书坑儒”一语。大约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最早使用了“焚书坑儒”一 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由此，后世史学家便多用“焚书坑儒”一语来概括相应的历史事件，史著 和教科书上便有了“史称焚书坑儒”的说法。
在《史记》中，对焚书坑儒事件做了全面记述的是《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淮南衡山列传》也有零星记载。《汉书》的《儒林传》、东汉王符的《潜夫论 ·贤难》、东汉王充的《论衡·语增》也有零星记载，但基本是抄录《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儒林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的内容。秦汉以后，关于焚书坑 儒事件的记述和评论，基本根据的都是上述记载，如《资治通鉴》关于焚书坑儒的记述，就主要抄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史料看，秦始皇不一定只坑过一次儒，不一定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的那次。但究竟坑过几次，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东汉学者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 中记录了一次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不同的另一个坑儒事件，见于《史记·儒林列传》张守节“正义”。但是，一般所说的坑儒，都是指《史记·秦始皇本 纪》所记的那次。
二、王立群先生的“坑儒一家言”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焚书坑儒史实的了解，基本是清楚的，因为史书的记载基本是明确的。但由于人们对史料的解读不同等原因，对于焚书坑儒的看法常常发生歧 异，产生学术上的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关于焚书坑儒历史真相的争论，比较起来，人们对焚书的争论少一些，对坑儒的争论多一些。但是，主流史学界对于焚书 坑儒的基本史实，历来是有共识的。所以，焚书坑儒历来被作为铁案写入历史教科书，也写入了许多工具书。
但是，最近这一铁案似乎发生了一点问题。“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先生，在其新著《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中提出了与 历来主流观点不同的见解，认为对“焚书坑儒”这一史称要修改，应改为“焚诗书，坑术士”，理由是《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王符的《潜夫论》所记载 的都是“焚诗书，坑术士”，这个记载说明秦始皇坑的不是儒，而是“术士”。对于史汉所称的“术士”，王立群又简单地解释为主要是“精通方术”、“寻求仙药 的方术之士”，即神仙家或江湖术士一类人物。王立群又说，把“坑术士”说成“坑儒”，是汉代以后的儒生有意对史实的放大和夸张。进而王立群提出，希望修改 历史教科书，把“焚书坑儒”改为“焚诗书，坑术士”。此即王立群的“坑儒一家言”。王立群的看法，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纸和多家网站都 作了报道。王立群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和老师，但他的看法我不能苟同，“师如荒谬，不妨叛之”，本着鲁迅先生之教，下面我略陈一些不同看法。
实际上，关于坑儒对象的争论，自古就有。王立群的见解，只是沿袭了一些古人的看法，并非自创。欲知这些古人的见解，可读史学家陈登原先生的《国史旧闻》卷 第十二“阬儒”一节。
与《国史旧闻》所录的一些古人见解及王立群的见解不同的是，自古以来，主流史学界特别是近现代一些著名史学大家，都是肯定“焚书坑儒”这个说法的，都认为 秦始皇所坑的就是儒，或认为既有儒也有方士（神仙家）。对于何者为儒，他们的理解都是，儒就是读书人，主要是读孔孟之书的儒生。例如，东汉哲学家王充在 《论衡·语增》里说：“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明言秦始皇坑的是儒生。再举近现代一些肯定“焚书坑儒”之说的学者及其著作。如顾颉刚的《秦汉的方 士和儒生》第三章《神仙说与方士》，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之《中古史》第一章《秦始皇帝的政策》，范文澜 的《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四章第一节，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卷一《秦始皇之政治》，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第七章《秦 始皇与秦帝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一节“过秦”，钱钟书的《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也认为秦始皇 坑的是儒生，是知识分子。
摆出这些名家的观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政治）地位高而要对他们搞“凡是”，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学问深厚、立论严谨的学问家，都稔熟“焚书坑儒”的史 料，所以，对他们的观点，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三、坑儒史料之辨析
我认为，历史真相并不像王立群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我想，只有正确理解文献史料的原意才能了解历史真相。所以，辨析和解读坑儒史料便是最重 要的工作。
在坑儒史料中，提到不少与被坑对象有关的人物称谓，如“诸生”等等；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认为是造成争议的关键原因。所以，必须正确解读这些称谓的 含义。下面，就以辨析这些称谓为主线，看一看秦始皇坑的是些什么人。
关于坑儒事件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录之如下：
（秦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 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 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 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 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 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 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这段史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秦始皇派方士韩众去求不死之药，没了下文，又派徐巿（徐福）造了大船，带五百童男女去，也没得到什么，而方士之间则互 相拆破了谎话。2、侯生、卢生不满秦始皇，批评他性格刚戾，亲幸狱吏，冷落博士，乐于刑杀，贪于权势，认为不值得为他求药，逃走了。3、秦始皇怒，说“我 用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是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无效验，他们反而说我坏话，要严办！”4、秦始皇命御史审问诸生，结果把他认为犯禁的诸生四百六十余人 坑杀（活埋）在咸阳。5、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劝父亲不宜用坑杀之法惩治读孔子之书的诸生，秦始皇怒，派扶苏去北边监蒙恬的军。以上，就是“坑儒”事件的基 本过程。
这段史料提到了“诸生”、“博士”、“文学方术士”、“方士”等几个称谓。其中明言的坑杀对象是“诸生”；另几个称谓所指的人中，从史料行文的逻辑看，也 有被坑杀者。下面就对这些称谓的含义做些考辨。
其一、关于“诸生”的辨析。
1、从语词角度看。诸，诸位、众多之意，生指读书人、儒生。《辞海》释“生”字云：“旧称读书人”。所举书例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每诏令议下，诸 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此言贾谊富有高才，许多饱学的老先生不能回答的问题，贾谊都能答出，让这些老先生叹服。
《辞源》对“诸生”的释义是“众儒生”，所举书例是《史记·曹相国世家》，其文有云：“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 殊，参未知所定。”此言曹参把有名望的士绅儒者召来问计，问如何按齐地的旧俗安抚和管理好老百姓，参会的儒生有几百人，各有各说，曹参无所适从。
《辞海》对“诸生”的释义是：“谓许多儒生”。所举书例是《汉书·叔孙通传》：“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此言汉朝建立后，叔孙通征请鲁地的儒 生，与他们共商制定朝仪的大计。《辞海》的“叔孙通”条，更明确说他“与儒生共立朝仪”。
《辞源》、《辞海》所引三篇传记中的史事，与《秦始皇本纪》所记坑儒史事相距不远，《屈原贾生列传》、《曹相国世家》又与《秦始皇本纪》同在《史记》一书 之中，所以，这三篇传记与《秦始皇本纪》所用的同一语词，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因之，《秦始皇本纪》所说的“诸生”与三篇传记中所说的“诸生”，应是同一种 人，即都是读书人、儒生。
2、从扶苏的谏言看。《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之子扶苏进谏秦始皇：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说诸生“皆诵法孔子”，意为他们皆读孔子之书，按孔子的榜样行事。此所言“诸生”无疑就是读书人、儒生。一般认为，扶苏进谏的时间是在坑杀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史记》记事的顺序是进谏在后；但张荫麟先生认为进谏在先，坑儒在后。张先生的话有道理，人已被坑了，进谏还有何用。
3、从李斯驳淳于越之语及淳于越的身份看。有关史实见《秦始皇本纪》，因过长，不具引。淳于越是博士，焚书之前，他曾面谏秦始皇应该“师古”，即以夏商周 三代为师，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对此，李斯驳斥说，夏商周三代其实也并“不相袭”，意思是三代自身也并不“师古”。又说：“今陛下创大 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这里用了“愚儒”一词，是指淳于越。又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老百姓）”。这里的“诸生”，显 然是指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类“愚儒”，亦即指读书人、儒生。这条材料，可以作为“诸生”指读书人、儒生的旁证。又，淳于越是侯生、卢生责备秦始皇“备员弗 用”的七十名博士之一。这些博士是干什么的？《辞源》释文：“六国时有博士，秦汉相承，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立博士。”《辞海》释文：“秦及汉初， 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博士无疑都是读书人，是儒。淳于越被讥为“愚儒”，因为他是儒。如此看来，博士应为诸生的一部分。淳于越的“师古” 谏言被秦始皇否定，七十名博士又“备员弗用”，他们因之心生怨恨，发些“惑乱黔首”的“妖言”完全是可能的，故而也就可能被坑杀。所以，被坑杀的“诸生” 里很可能有一些博士。
4、从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的坑儒史料看。文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 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所言被坑者为“博士诸生”、“诸生贤儒”，亦即读书人、儒生。虽然此书与《秦始皇本纪》所记内容不同，可能是另一次坑儒；但秦至两汉时期语词的变化不大， 故所记的被坑者之称谓也可作为旁证参考。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确认，“诸生”即读书人、儒生；坑“诸生”即坑读书人、儒生。有的学者说，“诸生”也应包括方士，理由是侯生、卢生皆有“生” 字。从前引《秦始皇本纪》的上下文看，此说也有道理。但我认为，“诸生”主要应指读书人、儒生。
其二、关于“文学方术士”的辨析。
据《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坑杀“诸生”前，发怒说了一番话，其中有这样一句：“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中的“文学方术 士”，应为一复合词，是将文学之士和方术之士合在一起说的。此处之“文学”一词，《史记》研究家韩兆琦《史记笺证》释义：“文学——这里即指各种知识、学 问。”可知“文学方术士”中的“文学”即文学之士，即有知识和学问的读书人、儒生。“文学方术士”是秦始皇召来“兴太平”，“求奇药”的，但他们得罪了秦 始皇，于是其中的四百余人被坑杀。从这条材料看，被坑者中应既有读书人、儒生，也有方术之士。
其三、关于“方士”的辨析。
侯生、卢生都是方士。关于秦汉时的方士，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是重要著作，可参。兹再举《辞源》释义：“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言能 长生不死的人。起源于战国齐、燕滨海地区，至秦汉以后渐盛。《史记秦始皇纪》三五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后泛称医、 卜、星、相之流为方士。”所举的书例正是《秦始皇本纪》里的话。
大约汉代以后，医、卜、星、相之术被称为方伎或方技，拥有其术的人也称为“方士”。《北齐书》、新旧《唐书》、《明史》中皆有《方技传》。此种“方士”， 与秦始皇时代那种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有一定承袭关系，但又有很多不同。
《秦始皇本纪》所记的方士侯生、卢生，从其言行看，其身上的儒气是很重的。他们批评秦始皇亲幸狱吏，冷落博士，乐于刑杀，贪于权势，完全是儒生口吻，是用 儒家观念来批评实行法家之道的秦始皇。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一些方士已有儒家化的倾向，或者说他们的某些观点与儒生合流了。如果换一种眼光看，方士其 实也可以算一种“另类”读书人，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们大抵也是要读专业书的，估计是读一些含有类似后世道教内容的书（先有神仙家，后有其衍生物：道 教。参顾颉刚《道教宗旨》一文），他们多少有点像商周时代的巫祝（既是史官，又负责迷信占卜，是那时的知识界）。但是，方士毕竟与一般意义的读书人特别是 与读孔孟之书的儒生不同，所以要单独列出，被称为方士。
其四、关于“术士”的辨析。
此辨析很重要。因为王立群的主张，特别建立在《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和王符《潜夫论·贤难》三篇史料所记录的“阬术士”一语之上。
关于“坑术士”，史汉的记载基本相同，录《史记·儒林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潜夫论·贤难》的记载是：
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何谓“术士”？今人说起“术士”来，往往多理解为方术之士、江湖术士，但这与秦汉时的“术士”一词的含义相差颇远。《辞源》对“术士”的释义是：一、指儒 生。书例是《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二、指有技艺的人。书例是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御街应市两岸术 士，有三百余人设肆。……”这两个释义之外，《辞源》又补充解释了一句：“俗又称巫祝占卜之流为术士。”这近于今人习惯上理解的江湖术士。
《史记·儒林列传》所记“阬术士”的“术士”，明显地是指儒生。因为，其一，文中说的很清楚，“焚诗书，阬术士”的恶果是“六艺从此缺焉”；“六艺”即儒 家经典，烧了儒典，坑杀了传承儒典的儒生，六艺也就残缺不全了。其二，这篇传记是专为儒士做的，所记的都是儒林之事，文中说完了“阬术士”，紧接着又说鲁 地“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等等，“术士”与“诸儒”是前后相接叙述的，说的都是一类人，即“术士”、“诸儒”都在儒林之中。
还有一篇史料与上述三篇的记载类似，王立群没有提到，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兹录如下：
（伍被）曰：“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
“杀术士”，被认为是“绝圣人之道”的表现之一，此“术士”当然指的是儒生。细酌引文的前后关系，也可体味出此“术士”是指儒生。
何以史汉的儒林传及《潜夫论》只用了“焚诗书，坑术士”六个字来述及焚书坑儒？我认为是为了行文的简括。因为含有这六个字的篇章，并不是专门记述焚书坑儒 事件的，而只是将其作为历史背景提及，故无须像《秦始皇本纪》那样详述。实际上，理解了“术士”在秦汉时的含义以后，我反倒觉得“坑术士”三字更突出了所 坑者是儒，或主要是儒。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一节里，曾答辩过类似王立群提出的观点，他写道：
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如《汉书·儒林传》明曰：“及至秦始皇，兼天下， 燔诗、书，杀术士”，王符《潜夫论·贤难》亦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钱钟书认为，虽然“术士”可指方士也可指儒生，但被秦始皇坑杀者应主要是儒生，即所谓“吾儒中人”。
以“术士”指方伎之士，即《辞源》所说的“俗又称巫祝占卜之流为术士”，我认为应晚出于“术士”指儒生之初始义。
韩兆琦先生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他也认为“术士”指儒生。他将“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句话翻译为：“到了秦朝的晚 期，焚毁《诗》、《书》，坑杀儒士，儒家的六艺从此就残缺不全了。”（韩兆琦主译《史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2353页）明确将“阬术士”译为“坑 杀儒士”。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辨析，可以做出如下归纳和结论：“诸生”和“术士”是史料明言的被坑者；“文学方术士”中应包括被坑者。被坑者有两类人：读书人、儒 生；方士。我认为，前者应当是多数。
何以前者为多数？理由是：一、史料辨析的结果是，“诸生”主要指读书人、儒生；二、扶苏谏言中只提到“诸生”；三、是缘于“诸生传相告引”，即读书人互相 揭发，才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的；四、从秦始皇所说的“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及李斯所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 世，惑乱黔首”这两条材料看，能够搅乱黔首（老百姓）之心的“妖言”，恐怕主要是儒生才能造得出，他们所造的那些非议当世、反对刑杀的“妖言”恐怕也是最 合黔首之心的，这才让秦始皇产生“惑乱黔首”的担忧。而方士们那些求仙炼丹的话，恐怕不足以被秦始皇视为能搅乱黔首之心的“妖言”。五、王充在《论衡·语 增》中说：“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又说：“燔诗书，起自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只言坑的是儒士，并将坑儒与同类性质的焚书对 举。
总之，“坑儒”的历史真相，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王立群先生的“坑儒一家言”不可取，“焚书坑儒”的“史称”不能改，不能改叫“焚诗书，坑术士”。尽管 “坑术士”也是司马迁说过的，意思也是坑儒，但因容易引人误解，故不可用它代替“坑儒”一词。更何况“焚书坑儒”一语，不但正确，而且相沿甚久，历史认 可，世人熟知，完全不应该废弃。
至于教科书，就更不应该修改。学术争鸣事小，修改教科书事大，岂可轻言之！还有各类收有“焚书坑儒”辞条的工具书也都不能修改。不修改是正确的，修改是错 误的。
当然，通过考辨，我们也对“焚书坑儒”的“儒”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儒”，在这里是概而言之；这里的“儒”，除了主要指读书人、儒生之外，也应该包括 一些方士。
四、发生争论之原因的分析
关于“坑儒”的争论，自古及今没有停止过，今后也还会有。何以如此？我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坑儒事件本身有一定复杂性，牵涉的人员比较杂。 反映到《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中，就是被坑者与疑似被坑者及相关者的称谓比较杂。第二，古今语词含义的变化，给人们正确理解古文献造成障碍，人们常常 “以今解古”，用晚出之义代替初始义。第三，由于事件的起因与方士得罪了秦始皇有很大关系，所以容易误解为秦始皇一生方士的气就坑杀了他们。吕思勉在《白 话本国史》里说：“‘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秦始皇）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才说清了事件之起 因与结果之间的正确关系。第四，对秦始皇的好恶倾向不同，影响到对史料的解读。例如，秦始皇确有大功，能引起人好感，所以对秦始皇有好感的学者便偏好把史 料往有利于秦始皇的方面去解读。反之亦然。
对于学术争论，毛泽东有句名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他在提倡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应当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民主，就是百家之间要互相尊重对方 的发言权，和谐地讨论问题；科学，就是要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的规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罗列过多条清代朴学关于考据的“家法”（规矩），这 些“家法”的核心理念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今天我们百家争鸣，这些朴学“家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的考据理念，还是适用的，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应当比他们做得更好。
http://book.sina.com.cn/liuxueshtz/excerpt/eduhissz/2008-02-04/1625229878.shtml
1、焚书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嬴政作答。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 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 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 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 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 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 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 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2、焚书辩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 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 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 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 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 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 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 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 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 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 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 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 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 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 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 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3、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 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 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 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 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 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 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 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 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 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给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 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4、坑儒的由来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 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 提出一个idea，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泰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 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 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 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倓，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 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 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 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漏者，罪死。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某日，嬴政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嬴政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 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 成仙的认真和执着。
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 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 六计，走为上策。
5、所坑实为术士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 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 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 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 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 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 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 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 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 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6、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 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 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 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 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 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 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 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 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 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 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
（编辑 红尘）
文章摘自《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liuxueshtz/index.shtml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作者：曹昇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29.8元 状态：全本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25/23/160073_14392637.shtml
百家博谈第六期：焚书坑儒：原来是儒生坑了秦始皇_网易博客 网易历史（转载）
slashu 收录于2010-01-25
焚书坑儒：原来是儒生坑了秦始皇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秦始皇坑方士,本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 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 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主办：网易博客 网易历史
战略合作伙伴：《中华读书报》《时代周报》《南方周末》《世界博览》
时间： 第一季 10月20日-12月20日
主旨： 破解历史的多元真相。
投稿邮箱： hist...@163.com
博主姓名:李开元
博主简介:
现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任人文科学部教授。1982北大历史系毕业,留校协助田余庆先生任教。1989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领域：秦汉史。著有：《汉 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秦始皇的秘密：李开元教授历史推理讲座》[详细]
http://likaiyuanbk.blog.163.com/blog/static/127027590200992903557159/
学者旁白
*
张传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 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 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于是陈胜、吴广揭竿 而起，天下响应，推翻了秦朝的统治。（《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人认为,在秦国,从商鞅到秦始皇,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他们与儒家思想绝然对立、互相排斥。不可否认,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互相斗争的,商鞅和秦始皇都 曾焚烧图书,坑杀儒生,但如果把这种斗争强调到绝对的高度,那就错了。（《秦统治者绝对排斥儒家思想吗?》）
*
朱渊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副教授）
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伪孔传《古文尚书》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献上的伪书。此书真正的造伪者，在笔者看来，应该是魏晋之交的一个名叫郑冲的人。（《再现的文 明》）
*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 了"焚书坑儒"一词。
网易云南网友 ip：222.219.*.*： 2010-01-05 22:23:48.0 发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119.39.*.*) 的原贴： 1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的原贴： 2
之所以用儒家 是因为儒家真正实行的是利于独裁统治的愚民政治，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真正的弱民学说与其说是提到了弱民的法家与道家不如说根本就是儒家。使之 愚昧，那么纵使使之自由又有何用？
法家之弱民，实则使之不由，而不是使之愚昧，否则也不会有秦时的就学于官了。
此外，法家崇尚刑治，但是西汉尊儒以前的酷吏又有多少历史记载的是贪赃违法之徒？而之后的酷吏又是什么的代名词呢？
外国建孔子学院可能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又不信那一套，要中国人又回到满口存仁义以礼外邦，对内君君臣臣、君在朝臣不得自专、父在堂子不得自专、刑不上大 夫、礼不下白丁，满口之乎者也，一个个象大清样迂腐愚昧不堪，他们不亦乐乎。就是他们所说的对世界没有威胁了。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云南网友 ip：222.219.*.*： 2010-01-05 22:00:51.0 发表
庄子对腐儒的评判很客观，就是一群满口仁义道德，再用这些枷锁奴役劳苦大众的伪君。传统文化老子和庄子的还可以，李唐兴盛开始是因为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包 括汉初，用老庄哲学，比较宽容。后来考四书五经把个中华帝国弄垮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伪儒天天喊着用儒学来做国教，也不看看大清的下场，大清的贵族和官僚家 族从小那个不读儒书。红学专家研究了那么多年有没有看出一部红楼梦无非就是说儒学礼教对人性的禁锢，儒学作为主体思想的统治虚伪。历史摆在那那，希望那些 所谓的国学大师醒醒。
* 顶[4]
* 回复
* 复制
网易浙江绍兴网友 ip：60.183.*.*： 2009-11-11 00:28:43.0 发表
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屈出不穷，为了炒作自己丑态毕现，无聊透顶！！
在他们的所谓考证下，大禹成了泡妞高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面有了二奶，三奶，？李清照成了好色好赌好酒之徒，？李太白成了攀龙附凤始乱终弃之 辈？？在他们的所谓研究下，孔圣人成了同性恋者，！关羽成了好色之徒！岳飞成了无赖小人！而秦桧成了英武神明的智者，，，，，，，
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为了炒作自己所上演的一幕幕的丑态令人作呕，专好无中生有，专关注于私生活，下半身，以恶搞名人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不惜赤膊上阵，甚 至脱裤裸行，
这种学术超男快女是学者的耻辱，学术的堕落与道德的沦丧，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 顶[5]
* 回复
* 复制
网易浙江绍兴网友 ip：60.183.*.*： 2009-11-11 00:00:42.0 发表
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层出不穷，为了炒作自己丑态毕现，无聊透顶！！在他们的所谓考证下，大禹成了泡妞高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面有了二奶，三 奶，？李清照成了好色好赌好酒之徒，？李太白成了攀龙附凤始乱终弃之辈？？在他们的所谓研究下，孔圣人成了同性恋者，！关羽成了好色之徒！岳飞成了无赖小 人！而秦桧成了英武神明的智者，，，，，，，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为了炒作自己所上演的一幕幕的丑态令人作呕，专好无中生有，专关注于私生活，下半身，以 恶搞名人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不惜赤膊上阵，甚至脱裤裸行，这种学术超男快女是学者的耻辱，学术的堕落与道德的沦丧，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黑龙江佳木斯网友 ip：221.207.*.*： 2009-11-06 22:57:25.0 发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119.39.*.*) 的原贴： 1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洪秀全信洋人的上帝教，洋人是他的同教兄弟。五四还要把汉字改成字母文，批林批孔这事你也能说出来，服了你呀！看你提的几件事，你就这水平？五千年的文 明，去掉儒家，也剩不下什么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要提五千年的文明，去信基督教，YSL都好了，洋大人才是我们的祖先。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ip：119.39.*.*： 2009-11-06 17:22:21.0 发表
看过四书五经与诸子百家著作原文对比的人，应该可以比专看儒腐编的人更能得出公平完整的结论，而不是仅一两句话而已。不要计较什么行不上大夫、唯小人与女 子难养等片言只语，而要看著作人的思想体系。一句话，儒术从来都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乃套在人民头上的枷锁，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ip：119.39.*.*： 2009-11-06 17:12:09.0 发表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 顶[4]
* 回复
* 复制
网易山东聊城网友 ip：222.133.*.*： 2009-11-06 11:54:19.0 发表
网易四川网友 [a3030335] 的原贴： 1
我只知道，当时儒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刑不上大夫”，就凭借这一点，杀尽天下儒生，我都支持秦始皇！
我曾经还听到有人骂秦始皇修长城是好大喜功？！哈哈，可笑。你可知道，就是因为秦始皇，当时华夏大地，完全的把匈奴驱除在华夏土地外。知道蒙恬不？秦朝仅 次于王翦的大将军，一生，都奉献给了守卫华夏，带领他的几十万大军，永镇华夏边陲，终其一生，没有让匈奴进入华夏大地。长城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长 城，请问步兵如何防守匈奴骑兵？长城，就是华夏与匈奴的关卡！
大家都只知道阿房宫，就说秦始皇淫乱？那你们可知道，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找的殉葬的女子有好多吗？只有30多个!还是把所有与秦始皇有过关系的，哪怕一 次，哪怕是宫女算完了，才30多个！说他淫乱，可笑可耻。始皇帝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历时，却被后人如此诋毁？真不知，那些专家死后，如何去面对始皇，如何去 面对列祖列宗！人可以无耻，但是不能不认祖归宗！
你个白痴。刑不上大夫的含义是什么？你就乱叫唤！弄明白再咬人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 “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 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成书的《周礼》。自秦汉以来，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是“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把 “下”作“下到”，“上”作“上到”解。这种解释，与原话的本来意义是违背的，这是“以封建的特权观念去解释带有原始性质的、以天神报这为根据、以血缘宗 亲行正义的远古刑礼观的一种误解”。
首先，从先秦人的字句上看，“上”“下”二字，意作鄙视、重视。如“以高下下，以男下女”，其高下之之间的“下”与男女之间的“下”，均为卑贱意。 《论语》的“惟上智下愚不移”，其“上”与“下”也作重轻意解。《周礼》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上”“下”二字取义，与上列句式相同，意为尊 卑之意。
其次，从血缘宗亲社会的刑礼观上看，远古时代，社会的所有成员，为了本血缘宗亲的兴旺发达，子孙繁衍，都要严守人所共循的礼制刑法，谁也不能特珠。尧 舜时，舜让鲧治理水患，鲧没有治好，鲧就受到了死刑处分。舜让位于禹后，禹对于执法刑父的皋陶不但重用，而且友情胜旧。当时刑礼保持公正与威严，即便是首 领也不例外。所以这句话，应为“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
当然，这句话到了封建社会变成了因人论罪，礼成了尊上卑下、刑变为宥贵残贫的封建特权阶层的私器。但这句话是与后世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是一脉相承的。
再说秦始皇，有其功也有其过。你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到其残忍的一面了吗？是谁让群众民不聊生的？不行把你送到秦朝试试？你这么崇拜他！历史上只有秦朝宋 朝明朝清朝这几个朝代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像唐朝文化就比较开放，因此成为世界驰名的国家。这种焚书坑儒的做法大大破坏了早期文明的传承。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陕西西安网友 ip：222.90.*.*： 2009-11-05 14:26:48.0 发表
天天为这些死无对证的历史翻案意义在哪里？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北京网友 ip：123.117.*.*： 2009-11-05 10:17:58.0 发表
网易四川网友 [a3030335] 的原贴： 1
我只知道，当时儒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刑不上大夫”，就凭借这一点，杀尽天下儒生，我都支持秦始皇！
我曾经还听到有人骂秦始皇修长城是好大喜功？！哈哈，可笑。你可知道，就是因为秦始皇，当时华夏大地，完全的把匈奴驱除在华夏土地外。知道蒙恬不？秦朝仅 次于王翦的大将军，一生，都奉献给了守卫华夏，带领他的几十万大军，永镇华夏边陲，终其一生，没有让匈奴进入华夏大地。长城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长 城，请问步兵如何防守匈奴骑兵？长城，就是华夏与匈奴的关卡！
大家都只知道阿房宫，就说秦始皇淫乱？那你们可知道，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找的殉葬的女子有好多吗？只有30多个!还是把所有与秦始皇有过关系的，哪怕一 次，哪怕是宫女算完了，才30多个！说他淫乱，可笑可耻。始皇帝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历时，却被后人如此诋毁？真不知，那些专家死后，如何去面对始皇，如何去 面对列祖列宗！人可以无耻，但是不能不认祖归宗！
这位兄台理解问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上”乃崇尚的意思，“下”乃卑贱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刑法不因他是官员而豁免，礼仪不因为他是平民百姓 而不尊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11/14/53158_13254068.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209/08/97112_15500580.shtml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天下举凡读书人皆好称引，鲁迅用它来和希特勒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大发议论。 独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独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假设的基石上扑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于人云亦云，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描绘一个更详细的过程或者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 由，而孜孜以求的结果常常竟真与所谓的“常识”大相径庭。
一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 “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 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 当世，惑乱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 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 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 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 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此外，“所不去者，医 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 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 古文书。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 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 说很活跃。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 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 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 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事件。首先，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 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 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 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我一直怀疑有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 夸大。
二
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正是司马迁最早把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本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为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匮之书”，他学《书》从孔安国，《诗》当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学，其父又是杨何《易》的传人， 焚《诗》、《书》之痛在司马迁时代已经消释。至于“坑术士”，且不说主要的肇事者事发之前早就逃亡，坑杀的460余人也是多在咸阳。再者说秦始皇不久下 世，秦二世时天下纷乱，很快秦亡，秦针对方士的报复再也看不出还有些什么。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汉简帛中日书、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的多， 说明坑术士对楚地流行方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很多简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灭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颜之推对此或有所察觉,《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 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说董卓“焚书”而秦“灭学”，其有意乎？法家倡导并推行了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商鞅将 《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商君书·去强》、《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完整提出了法、术、势一整套强化君主统治 的理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 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 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 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 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 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采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大师荀子的学 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 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 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 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 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 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 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 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 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事件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 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事件。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 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三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 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 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 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 《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 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 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 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弟子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 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 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这是《古文尚书》，另外河间献王也从民间得《古文尚书》。刘歆以孔壁本《尚书》多逸书16篇，请立于学官，遭今 文学家反对而引起影响久远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杜林自西州得漆书本《古文尚书》，但并没有逸书16篇，篇章与今文经一样，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 等都为之作注。
东晋时有一个豫章内史梅赜（颐）的人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 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 证明了这一作伪案。如果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 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古名‘颐’，字‘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部》）；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尚书后案·辨孔颖达疏》），还有人认为出现过 两次伪孔本（程廷祚《晚书订疑》）。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 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 《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 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 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 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 於《帝纪》”。（《尚书正义序》）
如果说伪孔传《古文尚书》多少还拼凑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资料，那么伪孔安国前序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最可能的造伪者是郑冲。自汉以来，《尚书》各篇原 有之序都总为《书序》一篇，附于全书之末；如果照录，则比刘向说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将各篇之序分开，按时间先后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书前另外再伪造了孔安 国的序，也就是我们说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
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将“焚《诗》、《书》，坑术士”改为“焚书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 毒。进一步考察郑冲是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发现这种恶意更改背后的现实政治目的。
郑冲（？－274），魏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晋武帝受禅后拜太傅。身为两朝重臣，史书记载的郑冲很有令誉，《晋书》本传称他“卓尔立操， 清恬寡欲”，“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他在曹魏时“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在晋时又是“虽 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看起来是个温和清静之人。但考虑到晋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晋之际政治风云险恶，我们对史书上的话是不能不提防的。
郑冲起自寒微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终“以儒宗登保傅”（《晋书?儒林传》）。司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隽即 “博学好古”，其父司马防家中“父子之间肃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任狭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节俭礼制，“唯才 是举”，根本与儒学精神相违。因此晋之篡魏实际上是儒教政治在社会稳定后对乱世所行刑法的变革。
郑冲以儒学大师而干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劝进”并“致晋公茅土九锡”的是他（《晋书?文帝纪》），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 晋”的还是他（《晋书?礼志上》）。晋立国之初，郑冲与荀顗“裁成国典”，以复古周官五礼为标榜定立礼制，并切实行三年之丧礼（《晋书?礼志》）；又助贾 充重定法律（《晋书?刑法志》）。本传所谓“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其言不虚，郑冲是晋时制度的总 设计师。
郑冲“经为帝师”，他为高贵乡公讲《尚书》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 《晋书》本传亦记此事。以郑冲与郑小同区分而言，或恐与他们家数不同相关。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曹魏时的《尚书》大师，传郑玄家学；怀疑郑冲的《尚书》学 与王肃相关。《晋书?刑法志》说郑冲定晋律之前的旧晋律“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可承用”，或可为一旁证。
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造假作伪、删改史说，是将儒学作为绝对之儒教，已根本上背离了孔子开创私学、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真精神。 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是郑冲刻意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历史总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现实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词，人云亦云而三人成虎。好在真正的史家坚定地相信史实的唯一存在，并习惯于处理层层歪曲删改 的史料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实，只要不是全部史料统统被烧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9/22/64838_2501302.shtml
强秦历来非儒，视术儒如粪土。及至秦始皇扫平六国，遂有"焚书坑儒"之举--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强秦素有尚武重法精神。秦国有伟大的商鞅变法，有《吕氏春秋》，有《谏逐客书》，有韩非子的学说，有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团结精神，有世界最早的军 衔制度，有先进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业，高超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六国奴隶向往这里，逃亡到秦国成为国家农业经济主力，粮食生产多了就有 行赏，固有的国民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功多了就有土地，新兴的军功地主带动了国家活力。俨然是一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形象。这种昂扬向上的气象，屡遭术儒 非议。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诏求贤，六国人才纷纷归秦，至吕不韦为相，已有门客30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作好了人才准备。公元前 247年吕不韦令门客兼取道、墨、法、儒、兵、农、阴阳各家之说，汇集成《吕氏春秋》，命秦始皇熟读作为治国理论。秦王嬴政深谙诸家治国之道，一如前辈， 用法、道、兵、阴阳而不用儒。其正确选择为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感叹世道的衰落时，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推广新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新的里 程碑。商鞅、韩非子、吕不韦、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完备的军事制度，加之 400多年的不断扩张，在对外纠纷中，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400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作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 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盐铁论》）。
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时曾召集齐鲁地区儒生、博士，共议朝政，"以古非今派"、"厚今薄古派"分别代表复辟和反复 辟势力进行了一场大辨论和政治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拥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儒生、博士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认为，废除分封， 改设郡县，利国利民，可以消除战争流传万世。反对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儒生代表人物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大封子弟、功臣，不能使"子弟为匹夫 "。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封建论》对这次大辩论的评价是："其为制（指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进步思想，以周青臣为代表的儒家进步势力，正是为了维护儒家与时俱进品质，才拥护秦始 皇推行法家的郡县制政治管理，而淳于越代表儒家的保守落后思想，主张恢复分封制，以便从中获得个人和家族利益。即使如此，当时未见开明的秦始皇对淳于越有 何惩处。
秦始皇一统六国时，为了收藏高档战利品，灭一国建一宫，为的是存留历史。秦人建六国宫，竟遭到术儒的无端中伤。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移 风易俗，废除人殉，修造兵马俑。秦始皇用俑陪葬，被犬儒恶意中伤为始作俑者。当是时，亦未见秦始皇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三道四的术儒有何动作。
公元前212年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谋反，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自绝于刚刚统一的国家，尔后败走。这令当局无法容忍。始皇一怒为国家，着令御史审 问查案，结果查明犯罪儒生共460人，以妖言惑众"谋反罪"，坑杀于咸阳，又下令"禁私学"，因为私学成为结党营私，聚众造反的场所。儒家创办的"私学 "，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政治企图--复辟奴隶制政治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难怪法家韩非称其"二心私学"、"乱上反世"。对这种"私学"，必须察其言而禁其 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坚决镇压。秦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议，"禁儒家私学"。对于谋反儒生，除定为"谋反罪"处死外，其他儒生仍为官为民各司其责。并非"凡孺 生均在杀戮之列"，如周青臣仍旧为官；博士儒生叔孙通仍旧授徒，有弟子 100余人；儒士陆贾、郦食其，博士儒生济南人伏生都活到汉代。
可见，焚书坑儒过程中焚的无非是妖言惑众之术，坑的都是恶意中伤之徒，计有400多人，对学术传承并无大碍。因此，"焚书坑儒"的确切表述当是" 焚妖书坑反儒"。我们不能苛求秦始皇，当年孔子不是刚做了小官就大开杀戒吗！并且对逃亡的奴隶恨恨不已，这等人物如果坐大，肯定会血流成河。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鲁迅可谓一眼看穿了术儒的心口不一。
明白了术儒的无聊和下作之后，就大致理解了始皇帝"焚妖书坑反儒"的真正良苦用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最高领导者都不会对暴力谋反者听之任之。因 为对暴力谋反者的放纵，就是对国民的犯罪。秦国的迅速灭亡，不是术儒所归结的焚书坑儒，而与秦暴政有关。"焚妖书坑反儒"恰恰是为了巩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这一专政措施为历代执政者所效法。一直以来，人们因对"焚书坑儒"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为儒家 弟子所蒙骗。现在，是恢复"焚书坑儒"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可见，"焚书坑儒"是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大业的一种专政管理措施。这种专政式管理措施为后 代广泛应用直到今天。术儒歪曲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掩盖其复辟奴隶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目的。
对术儒的儒术，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 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 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 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 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 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 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老子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 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术儒的儒术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奴化民众的说教，它泯灭了人民大众的正当权利。对这样反人民的术儒，始皇帝当然坑你没商量！
- 秦始皇“焚书坑儒”辨：有“焚书”但未“坑儒”
- 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 焚书坑儒：秦始皇活埋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 李乔：王立群“修改历史教科书”之议不可取
- 曹昇：为历史翻案：焚书坑儒为何讹传千年
- 李开元：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
- 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
- 焚妖书坑腐儒：始皇帝迫不得已的治乱之举
http://www.confucianism.com.cn/html/junshi/10232629.html
秦始皇“焚书坑儒”辨：有“焚书”但未“坑儒”
发布时间： 2010-3-5 09:09:50 被阅览数： 13 次 来源： 中华读书报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 都会讲到焚书坑儒。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0课“秦王扫六合”，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 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评 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秦朝的建 立和发展”，说：“焚书坑儒，在当时对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残酷的、后果是恶劣的，不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且 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笔者以为尚有辨别章明的必要；而辨别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先说“焚书”，此事确有。关于秦始皇焚书的来龙去脉，《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得清清楚楚。
怎么看待这场文化浩劫呢？
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秦始皇“弃礼义，任刑法”(伍被语)。他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不少著述讲到秦始皇焚书都表达了其目的在于灭绝儒学，专用刑法的 思想。其实，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冰炭，两不相容。儒家政治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 治理想。法家政治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长期辩难争鸣中，相互 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的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第一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学术界公认荀子的学说兼采了诸子的精华。郭沫若先生称荀子开创了儒学为“百家总汇”的 先河。特别要指出的是，荀子纳“法”入“儒”，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荀子曾应秦相范睢的邀请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子，问：儒家究竟对国家有无益处？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下顺矣。”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听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称 “善”。这是儒家思想在秦国的首次正面宣传，并且取得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荀子还向范睢指出秦国“无儒”的问题。这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深刻思 考。
第二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吕不韦。他原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把囤积居奇的商业策略用于政治，资助沦为质子的异人当上秦庄襄王，而他自己则成为秦国丞 相。吕不韦是干大事业的人。他一生干过好几件大事，编纂《吕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嘉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的吕不韦，他能够突破学术派别门户的限制，在 预见到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单独任用先秦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必须博采众长，重新整合诸子 百家。《吕氏春秋》编纂的意图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术根基。这个意图在《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故善学者，假人之长 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这是只看到它综合诸子百家的一面，而没看到它以儒家为主的另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较诸子之 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的，《吕氏春秋》 “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
战国后期，这两位肩负学术融合使命的人物，无独有偶，都跟秦国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会对秦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呢？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 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而这种“无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却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史实加以说明。
第一件是秦国博士制度的建立。秦国博士制度是仿效战国时期东方鲁、宋、魏、韩等国的博士制度而建立的。所不同的是，东方诸国的博士制度来自尊贤传统，博士 与国王的关系犹如师友，而秦国的博士制度来自政治需要，已经纳入官僚系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是纯粹的君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博士是奉常的属 官，秩比六百石，员额多至数十人。史书记载秦博士的执掌有三：一是“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二是“教子弟”(《续汉志》)或“典职教”(《北 堂书钞》六十七引《晋书》郭璞语)；三是“辨然否”(《艺文类聚》引应劭《汉官仪》)或“承问对”(《续汉志》)。这三项职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博士们 将掌握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统治经验贡献出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秦博士可以参政议政，《史记》讲述帝号之议、立诸子为王之议、刻石颂秦德之议、封禅之 议，都有博士参与其间。数十名博士成分不一，儒家占多数，也有的不是儒家，像卢敖是方士、黄疵是名家，还有“占梦博士”的头衔，可能属阴阳家。
秦国博士制度建立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说它建立于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有关秦博士的最早记载，见于《说苑》卷十四《至公》：“秦始皇帝既吞天 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后的事。考虑到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到秦兼并六国之前，这段时间里，极有可能是吕不韦拜相以后，招徕天下贤士，为了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所以 建立起博士制度。招徕的贤士，儒生居多，改变了秦国“无儒”的局面。这也可以说，秦国统治者最终接受了荀子的批评。
第二件是昭王以后秦统治者治国不再专用法家，表现出儒法并用的倾向。云梦秦简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信息。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强调修身正行，说：“以此为人 君则鬼(读为怀，和柔的意思)，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茲(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h(也)。”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儒家 提倡的伦理道德，被秦统治者奉为施政的原则。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这样一个案例：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请求官府将其断足流放，官府核实、照办。儒家的“孝 道”，受到秦国法律的维护，已经纳入秦国法律系统，成为教化、规范社会的工具。
第三件是封孔鮒为“文通君”。孔鮒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鮒该通六艺，秦始皇时，召为鲁国“文通君”。秦统治者通过封爵，表达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实质上是肯 定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的价值。
总之，昭王时期，荀子应邀访秦。昭王以后，特别是嬴政上台兼并天下前后，秦统治者采取儒法并用、刚柔相济的政策，希望得到长治久安。
然而，儒生人格流品不一，荀子就说：“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荀子·儒效篇》)何谓“俗儒”？荀子说：“逢衣浅带，结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 乱世；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意思说，穿着蓬松肥大的衣服，宽阔的腰带束得很浅，戴着 高高的帽子，只知道简单地效法古代圣明君主，这只能扰乱当今社会，胡乱学习一堆荒谬的东西，不懂得效法后代贤明君主却想统一制度，不明白要把礼义置于最高 地位，降低了《诗》、《书》的作用，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与世俗之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俗儒。何谓“雅儒”？荀子说：“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 《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 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意思是，效法后代贤明君主，统一制度，推崇礼义但贬低《诗》、《书》的作用；他的言行已经符合大法，而他的智慧却不能解决法 制教令涉及不到的问题，对于自己没有听过见过的事情，他的智慧也不能触类旁通，但是，他能做到知道的东西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东西就说不知道，对内不自欺， 对外不欺人，并且按照这种观念来尊重贤人，畏服法令，不敢懈怠骄傲；这就是雅儒。何谓“大儒”？荀子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 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 节；是大儒者也。”意思是，效法古代圣明君主，总括礼义，统一制度，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根据古代经验把握现今的形势，从一事一物的个性来 认识万事万物的共性；只要合乎仁义的事情，哪怕它混杂在鸟兽群中，也能像识别白黑一样把它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来；奇怪的事物，诡异的变化，虽然从来没有听说 过，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突然发生在某一地方，也能举起纲纪来应对，而且不会迟疑，不会惭愧，用法度衡量一切，犹如符节一样吻合；这就是大儒。
不过，秦始皇所任用的儒生，俗儒多，雅儒少，大儒一个也没有。《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东巡，在驺峄山举行祭祀典礼，来歌颂秦朝的 功业。于是征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脚下。这群儒生中有人议论说：古代封禅使用的车子要用蒲草裹上车轮，因为害怕压伤山上的草木土石；地面还 要打扫干净，再用枯草和麦稭做为垫席，然后祭祀，说这是容易遵循的。秦始皇听到这番议论，认为怪异，难以采纳施用，从此讨厌儒生。这可以说是秦始皇下焚书 令的前兆。
上面所述，是秦始皇下焚书令的大背景。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再看秦始皇的焚书，就不难发现其目的确实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
建议焚书的李斯，是儒学大师荀子的门生。他不会不懂得儒学的价值，非要灭绝儒学不可。他的建议中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 官所职，天下苟有藏《诗》、《书》及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就是说，禁令 是针对群臣和百姓下达的，而皇室官府的藏书不在此列，而且博士官由于职责关系是允许收藏《诗》、《书》和百家语的。另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属于 卜筮类书，根本不在焚毁之列。决定焚书的秦始皇，在兼并天下过程中，儒法并用，赢得胜利，他对儒学的价值肯定有所认识。秦始皇没有糊涂到连皇室官府的藏书 都一齐焚毁的地步。所以，尽管秦代焚书规模巨大，但是在皇室官府所保存的先秦典籍基本未受损。
关于这个结论，有史实可以证明。《史记·乐书》记载：秦二世沉湎靡靡之音，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 夜，纣所以亡也。”意思是说，《诗》、《书》是皇帝的必修课，不学习《诗》、《书》，而沉湎声色，会使政权沦丧。由此可证，皇室内府藏有《诗》、《书》。 《史记·张丞相传》记载：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后来，他跟随刘邦，因功被封为北平侯。张苍曾拜荀子为师，学习《左氏春秋》。汉惠 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北平侯张苍率先献《春秋左氏传》。该书卷帙繁重，应是秦代官府旧藏，张苍利用职务之便，从官府盗出。这是官府藏书 不在焚毁之列的例证。《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可见秦博士官是允许收藏《诗》、《书》的。这样看来，除各国史记独藏周室难逃秦火之外，秦朝内府 官方保留着一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而这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又因项羽入关，火烧秦宫，最终化为灰烬。
或许有人说：尽管秦始皇在皇室官府里保存有相当完整的《诗》、《书》，可是焚书令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 师”。像这样只准传习法令，不准传习《诗》、《书》，久而久之，儒学必然灭绝。
其实，这种看法是被《史记》流行版本所误导。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在“若欲有学法令”下面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有无“法令 ”二字，至关重要。有“法令”二字，自然是只准传习法令；而无“法令”二字，即允许传习诸子百家，只是要“以吏为师”，这实质上是禁止私学，让官学复辟。 前人研读李斯的建议，只注意到上文有“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便以为有“法令”二字为是，却忽略实际。以实际考之，当以无“法令”二字为是。秦始皇焚书之 后，没有废除博士制度，典职教或教子弟是博士的职掌。儒家叔孙通在秦始皇、秦二世时，都是待诏博士，后归汉，子弟从者百余人。正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在《秦集 史·教育志》中所说：“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盖指博士而言。博士乃政府之命官，故谓之吏。”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七年南巡，在会稽立刻石，铭文中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 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这段文字全是儒家贞节伦常的说教。撰文者和书写者，都是丞相李斯。可见，无论是秦 始皇，还是李斯，在焚书之后，仍旧运用儒家思想教化天下，整饬风俗。
李斯是有眼光、有才华的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六国皆弱”，唯独秦具备“灭诸侯，成帝业”的条件，遂“西说秦王”。他论统一，反逐客，制订远交近攻、各 个击破的策略，辅佐嬴政完成统一大业；他驳封建，行郡县，倡导统一的政治主张，影响后世两千年。但是，李斯未能理解荀子的以“礼” 贯通“法先王”与“法后王”之道，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失于偏颇；而且人格卑下，妒贤嫉能，对同窗落井下石，贪恋禄位，被利用屈服奸佞，最终被腰斩于咸阳。 传统观点，视李斯为法家，若依荀子的观点，李斯尚可归于“雅儒”之列。
总之，秦皇、李斯焚《诗》、《书》的暴虐政策，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开历史的倒车。
再说“坑儒”，此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但需声明，杀戮不同政见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司空见惯，秦始皇并不例外。这里探讨的是，秦始皇是 否坑杀过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发表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李先生对“坑儒”提出四个疑点，笔者十分赞同。但李先生 说：“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书坑儒”用语的出现和坑儒故事的精细化做些探 讨，提出更多的疑问，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坑儒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讲方士侯生、卢生害怕继续留在秦始皇身边会遭杀戮，于是一起逃跑，“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 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是西汉末叶刘向辑录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 辞”。《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秦始皇焚《诗》、《书》，禁私学，可以说彻底砸碎鲁诸儒的饭碗。鲁诸儒一定又恨又怕。陈涉起义以后，孔子八世孙孔鲋率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鲋 当上了博士。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孔鲋率鲁诸儒投陈王是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当事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故事说不定就是孔鲋 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初的流传范围大概就在鲁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任过秦 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 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依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法，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相传孔壁所藏古文经书尽归孔安国。他 作《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经训传序》，说：“逮乎六国，学校衰 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 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动、具体、形象，真如 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 直，其事核”。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 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 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 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 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 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 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 ”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 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 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 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 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 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不足》，是西 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诸生以古非今，犯诽 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
http://w.hudong.com/d8eceb3bc187419bac81ce4f6285b8c5.html
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因曾被算命先生忽悠
1 第一，“焚书”的后果。 2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3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每天亲自阅读大量的文件，躬身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很多政令，后世毁誉参半。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做法却 遭到了后世异口同声的谴责。这两件事情，一件是“焚书”，一件是“坑儒”。在中国历史上，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几乎无法剥离。讲到秦始皇的残暴，必讲焚书坑 儒；讲到秦朝的二世而亡，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必讲焚书坑儒；讲到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也必讲焚书坑儒。秦始皇与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 上总是联袂出场。那么，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今天究竟应当怎样评价焚书坑儒呢？
咸阳殿淳于越发难 下廷议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场盛大酒宴在咸阳宫中举行，七十名博士集体举杯向秦始皇敬酒。这个宏大的场面让秦始皇颇为感动。
首席博士周青臣代表博士们向秦始皇敬献祝词，他说，过去的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偏处西陲，仰仗着陛下您的神灵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胡人。如今，日月所照之 处，无不服从大王。往昔的诸侯之地被今天的郡县代替，天下人人安乐，再也不受战争之苦。大秦帝国可以传之万世。自古及今，无人能比得上陛下您的盛名与威 德。
虽然知道周青臣光拣好听的话来奉承，但是，这番贺词，说的也是事实，秦始皇听了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突然，一声“周青臣，你面谀陛下，是何居心！”的斥责从博士方阵中传出，随即走出一人。群臣大惊失色。秦始皇正在兴头上，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忍住怒火一 看，此人原来是齐地博士淳于越。
淳于越说，我听说商、周两朝均传承了千年之久，原因是它们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诸侯，以辅佐王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但是，大王的子弟却没有尺寸之地。万一 出现了像齐国田常那样篡夺姜姓王朝权力的大臣，没有诸侯辅佐怎么办？我认为，不效法古人而能长期执政的王朝是没有的。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只能加重陛下的 错误，周青臣不是忠臣(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 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朗声讲完上述这番话以后，整个朝堂立时变得静悄悄。
大臣们都明白，田氏代齐是战国初年齐国的一件大事。齐国始封之君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所以，齐国国君是姜姓。田氏来到齐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田氏采用 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收买民心，齐国百姓纷纷奔到田氏门下，田氏势力与日俱增。最终结果是田氏铲除了其他公族的势力，并于公元前378年，代替姜姓成为齐 国国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由一家非公族的卿族取代国君的著名事例。淳于越担心秦国不封子弟功臣，将来也会出现类似的事件。淳于越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恢复封 建制，这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秦始皇的郡县制而阐发的。
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话，深感他反对自己的郡县制度，内心很生气，立即收起了笑容。由于淳于越危言耸听，牵涉到大秦帝国的江山是不是以后姓嬴的问题，于是， 他强压怒火，对大臣们说，此事交付廷议。
其实，秦始皇的发怒非常好理解。人们常说“闻过则喜”，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闻过则喜”的？但凡是个正常的人，统统没有“闻过则喜”。“闻过则怒”叫正 常，“闻过不爽”已是修养极高之人了。
丞相李斯第一个站出来据理反驳。李斯针对淳于越的观点，针锋相对。反驳的要点有二：
第一，法后王不当法先王。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相同，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方法也并不完全沿袭，各按各的情况治理天下。这倒不是三帝、三代有意要标新立异， 而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治国的方法也不相同。如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之功，本来就不是一般愚儒所能明白的。何况淳于越谈的都是夏商周三代的 事，怎么值得仿效？那个时代，诸侯相争，广招游士，如今天下大定，法令一统，百姓应当努力种地，士人应当学习法令。
第二，禁私学以灭异说。现在有些人不学今人而只学古人，非议当世，扰乱百姓之心。我斗胆说一句话：古代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天下，所以诸侯之间相互兼 并，议古非今，虚言乱实。人们光知道用自己学的东西诽谤皇上所立的新制。如今皇帝一统天下，私学非议朝政。一听到皇上的诏令，就议论纷纷，不是心非，就是 巷议。谏言只是个名，标新立异才显得高明。如果这种局面不禁止，那么，皇上的尊严就会下降，形成结党营私。因此，禁止是上策。
我请求陛下批准：不是秦国史官写的史书全部销毁。不是博士官职务的需要，各地藏匿的《诗》、《书》和诸子百家之书，全部交到郡守处集中销毁。有胆敢再藏匿 或聚众谈《诗》、《书》者一律处死，有胆敢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员知情不报，同罪。令下三十天不销毁者，受黥刑，罚作城旦(城旦是一种刑法，刑期四年，白日 守城，夜晚筑城)。医药、卜筮、农家之书不在禁毁之列。今后有人要学法令，就跟着官吏们学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 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建议，立即下令说：我看可以。
于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令产生了。
方士议政畏罪潜逃 始皇弭谤怒坑诸生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导火索是博士们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一场政治制度的争论会引发秦始皇下达如此政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想用暴力 手段来控制舆论，进而巩固政权，这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策。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事件。那么，震惊世人的“坑儒”又是怎么回事呢？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开始了他当皇帝之后的第四次大巡游。这一次，秦始皇主要巡视的是北方边地。就是这一次，他遇到了燕人卢生，便派卢生去 寻找仙人。卢生出海寻找仙药，非但没有找到仙药，反而给秦始皇带来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
还是这一年，求仙心切的秦始皇还派了韩终、侯生、石生等一批方士也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三年之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找不到仙人的卢生向秦始皇建议，隐匿自己的行踪，以免打扰“真人”光临。秦始皇以“真人”自称，废除称“朕”。接 着发生了秦始皇随从向李斯泄露秦始皇不满他车队盛大的事件，招致秦始皇将自己评价李斯时在侧的全体侍从统统处死。
“焚书”和杀死随从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侯生、卢生害怕了，他们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担心自己找不到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严厉处罚。于是，他们聚在 一起议论朝政和秦始皇，这场议论触及了三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秦始皇的为人，秦始皇的为政，秦始皇的求药。
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自以为功高天下的人，一个只信任狱吏的人，一个以刑杀统治天下的人，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一个为求仙药就随意 滥杀的人。
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这些评价涉及秦始皇为人的方方面面，而且，所有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专任刑杀、迷恋权力。
为什么说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力呢？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以为自古莫及己”。朝中博士七十人，只是个摆设，秦始皇并不信任他们(特备员弗用)；丞相大 臣也是摆设，他们只是奉旨办差(丞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必须由皇帝一人拍板定案。秦始皇每天用秤称量公文的重量。当时的公 文都是书写在简牍之上，所以，公文有重量。秦始皇给自己定的工作量是每天批阅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额不休息，白天晚上都有规定的指标(天下之事无小大 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自以为是、专任刑杀是指什么呢？朝中大臣由于害怕丢官被杀，没有一个人敢于向秦始皇提出不同意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所以，“上不闻过而日骄，下 慑伏谩欺以取容”。在上位者听不到不同意见而更加自以为是，处下位者靠欺瞒哄骗以博取信任。
侯生、卢生这一番议论后，两个人觉得再待在秦始皇身边就会有生命之忧，议论完之后就不见人影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们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话很快被秦始 皇知道了，这已非同小可，更有甚者，侯生、卢生怕自己的骗局很快被揭穿，已畏罪逃亡。这引发了秦始皇的震怒。
秦始皇这一怒非比寻常。一是此事发生在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二是秦始皇斥巨资求仙最终却一无所得，深感上当受骗；三是方士们的诽谤让秦始皇难以承受。
秦始皇历数方士之罪：韩终这帮家伙不辞而别；徐福花费巨万，最终没有一点音信；卢生接受巨额资助，现在还诽谤朝政。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秦始皇下令逮捕在京城咸阳的诸生，并派人私下访查。秦始皇并为此事定了一个基调：“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意味着侯生、卢生的议政 与逃亡已经被秦始皇定性为一场针对大秦帝国的妖言惑众罪。
接下来是大逮捕、大审讯，被捕诸生又相互揭发，牵连了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将此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并通告天下，引以为鉴。
皇长子扶苏向始皇进谏：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尚未宾服。诸生都是读书人，皇上用重刑加以惩罚，恐怕会引发天下的不安。
这番话秦始皇当然听不进去，非但如此，扶苏还被秦始皇派往北方到蒙恬长城军团担任监军。这等于是贬出京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坑儒”事件。
简牍能焚烧不尽 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始皇通过“焚书”和“坑儒”这两件大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控制了舆论，造就了包括思想在内的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但是，“焚书坑儒”一直被 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凿凿证据，被后世天下文人唾骂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今天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有人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越两千多年的 时空，对秦始皇食肉寝皮。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后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 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发生在秦始皇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呢？
第一，“焚书”的后果。
一是开了愚民统治先河。
秦始皇“焚书”的恶果不仅仅在于他烧毁了大量先秦典籍，更重要的在于秦始皇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用暴力推行愚民统治和控制舆论。作为秦始皇来说，这是 他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必然，但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秦始皇用暴力对天下百姓进行愚民统治却是一个可怕的开端。
二是焚书令不能解决封建与郡县之争。
焚书令的导火索只是朝堂之上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辩。分封诸侯的危害在未来，施行郡县的危机在当前。分封诸侯到了若干代之后才会出现诸侯之 间血缘关系疏远相互杀夺的恶果；施行郡县的危机在于，一旦出现暴乱就会造成无人勤王的严重局面。所以，分封与郡县二者各有利弊。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之始就 曾经因立封建还是设郡县发生过争论，但是，因为秦始皇立场鲜明地支持主张郡县制的李斯，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可是，封建与郡县之争并没有因 为全国已经普遍施行了郡县制而宣告结束，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仍然坚持封建制，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施行封建制才能巩固政权。
淳于越是秦始皇时代坚持政治主张的博士代表。这些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博士没有因为秦始皇主张郡县制而屈服，他们固执己见，坚信封建制是保证大秦帝国长治久 安的正确制度。
秦始皇对博士相当重视。秦始皇时期，朝廷设博士官七十人，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是博士人数最多的朝代。但是，秦始皇建立“一人”政权，施行皇帝制度，他虽 然广蓄博士，却不能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因为，秦廷博士大多数赞成封建制。而秦始皇希望博士们支持他的政治制度——郡县制。一旦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发生冲 突，秦始皇就不会从谏如流了。
秦始皇不采纳博士们封建制的意见也不是大事。问题出在秦始皇不听从博士们的意见，却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令。秦始皇没有处罚淳于越，这是他的明 智；但是，秦始皇妄图用焚书的办法杜绝博士们的意见，杜绝天下人对政治的评议，却是最愚蠢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人都反对焚书。
我们不妨看看两首古诗，看看古人是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令的。唐人章碣写有《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首句的“竹帛”代指书，秦代的书都写在竹简、木牍之上，所以“竹帛”就代表了书。“烟销”，指书已被焚。“帝业虚”，指焚书的结果并不像秦始皇所想象 的那样能够愚民，反而使大秦王朝的帝业受到极大伤害。
第二句“关河”指江山。“空锁”，指白锁。“祖龙”，指秦始皇。全句说秦始皇千方百计地防范天下的读书人，结果只蒙蔽了他一个人，使他误以为“焚书”可以 愚弄天下百姓。其实，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三句“坑灰未冷”，指焚书不久。秦始皇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下达焚书令，三年之后秦始皇死去，四年之后秦末大起义开始。“山东乱”，指天 下大乱。
第四句“刘项”，指刘邦、项羽。“原来不读书”，讽刺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失败。
全诗讥讽秦始皇焚书杜绝言论，企图让秦朝基业万世永存。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焚书对他俩完全不起作用。焚书，搞文化专 制，最终秦朝却被不读书的起义者所推翻。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还有一首无名氏写的《焚书坑》诗：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秦始皇“焚书”本来是要施行愚民政策，结果人未愚而国已灭。因为秦始皇禁锢天下的读书人，却挡不住“一人”不愚，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张 良从黄石公那里读了兵书，知道如何用兵天下。仅此“一人”足以置大秦帝国于死地。
从后人的两首焚书诗来看，秦始皇的“焚书”丝毫没有阻挡大秦帝国的灭亡，只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来为人讥笑的话柄，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愚民不能巩固统 治。
第二，“坑儒”之说不准确。
“坑儒”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被称作“坑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这里的“术士”是指儒生之中主张阴阳五行的一批人。
东汉王符的《潜伏论·贤难》篇也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王充把“焚书”称为“诛偶语”，把“坑儒”称为“坑术士”。
“术士”是方术之士，“儒生”是儒家士人，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术士”也读儒家经典，但是，“术士”更多是精通方术。卢生、侯生都是为秦始皇寻求 仙药的方术之士，并不是纯儒。
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坑儒”的叫法并不准确。
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说：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班固说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术”，基本上相当于“儒生”，但是，班固仍未用“焚书坑儒”之说。
《汉书·儒林传》说：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
可见，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 式使用了“焚书坑儒”一词：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南北朝时期刘宋时代范晔的《后汉书·陈蕃传》又一次用了“坑儒”之说：
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 坑儒何以为异？
另外，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时，特意说明当时咸阳“侯星气者至三百人”，可见，京城咸阳的术士之多。
第三，“坑儒”新说不可信。
我们讲的秦始皇坑术士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依据。但是，东汉卫宏记载的焚书事件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大不相同。据卫 宏记载，秦始皇将古文字改为小篆和秦隶，担心天下读书人不从。于是，召集天下的读书人到京城，先封为“郎”(侍从)，再秘密派人在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 由于地下温暖，冬天长出了瓜，秦代没有塑料大棚，这可是一大奇闻。秦始皇于是召天下博士讨论冬天长瓜一事，博士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秦始皇趁机派博士们 前往骊山实地考察。当博士们在骊山山谷的一块瓜地实地考察之时，秦始皇暗令从山上往谷中填土，七百多位博士全部活埋于骊山山谷之中(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 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 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后来，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唐人张守节为《史记》作注(《史记正义》)，唐人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都不约而同地 引用了卫宏的说法。可见，东汉卫宏的“坑儒”新说在唐代极为盛行。
两种“坑儒”说差别很大。《史记》记载的“坑儒”是因方士欺骗秦始皇，引发秦始皇大怒而捕杀术士。卫宏新说则是秦始皇担心统一文字引发读书人的不满，所 以，设计将天下读书人骗至京城并杀死。两说的起因不同，施行坑杀的心理状态不同。本为事实的原说在唐代反为卫宏的新说所代替，并且广为流传。这说明唐代之 后，秦始皇的“坑术士”遭到了空前的社会批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焚书坑儒”呢？
从正面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统一思想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在政治上废除了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用小篆统一了文字；在经 济金融上，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是国家统一的根本要求。但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仍以它的惯性而存在，大秦帝国仍然没有形 成思想领域的统一。从长远来看，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保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更加有效。而当时盛行的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相较而言，儒家是 保守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创新的，是新事物，不符合儒家的理念，因此众人对之议论纷纷。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想借着儒家的思想恢复周朝的 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因此，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淳于越咸阳殿上的发难、几个术士的欺骗诽谤行为让秦始皇 找到推行思想运动的借口与切入点，由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上演了，手段虽然过于激烈，对待诸生也太残酷，但在短时间内思想上迅速取得了统一。
焚书事件是有目的的文化专制，坑儒事件虽然带有冲动性，但是，以屠杀来控制舆论是更典型的文化专制。淳于越的过错在于他把秦始皇当成了秦王嬴政，以自己的 “道”去碰撞秦始皇的“势”。这说明秦朝博士们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秦始皇的文化专制。其实，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的只是民间私藏的反动儒家经 书，很多儒家著述被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有意识地保存下来。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袁枚《随园诗 话》卷五)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
焚诗书坑术士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为什么呢？汉代儒生的过秦思潮，经学家对典籍被毁的愤怒，都是原因。
在所有古书中，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语增篇》中最早真实地记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对于秦始皇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的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记载。其中，有七百多人、四百六十七人、四百六十四人、四百六十人等不同说法。
但是，秦始皇不论以什么为理由杀戮四百六十人，不论人数是否为四百六十，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哭 能笑能跑能跳的人。秦始皇为这些人定罪只是胜利者的正义而不是正义的胜利。
“坑儒”的意义不在于诛杀了多少术士，而在于向天下昭示了大秦帝国的文化政策取向，昭示了大秦帝国文化专制的既定国策。大秦帝国虽然仍保留了博士官，但 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从此消亡殆尽。
历史往往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强制推行文化专制与愚民政策，本来是为了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结果，却让绝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大 秦帝国的对立面，进一步失去了民心，为大秦帝国的最后灭亡又增加了一颗稻草。所以，陈胜、吴广反秦大起义之时，众多读书人纷纷投身反秦斗争之中，成为推翻 大秦帝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时始料未及的。
来源：新浪读书
http://book.qq.com/a/20091006/000004_3.htm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531/15/132254_30504044.shtml
焚书坑儒：秦始皇活埋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jxddyil 收录于2010-05-31对于秦始皇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事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意见。主流的意见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生，但也有人认为，秦始皇并未坑儒，他坑的是一些江湖术 士。那么，秦始皇坑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秦始皇建政，视天下为刍狗，荒淫暴虐，民不聊生。特别是“焚书”事件，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有两个儒生，一个姓侯，一个姓卢，《史记》称之为侯生、卢 生。这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灭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于是便自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 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方士三百人，都是因为畏惧而献谀，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 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以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大臣们呈上的疏奏（竹简）每天不足一百二十斤，谁也不能休息。像这样贪揽权势的人，我们不能 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于是，二人相约而逃。
秦始皇听说侯生和卢生逃跑了，勃然大怒，说：“我对待卢生这些人不薄，赏赐甚厚，而他们居然在背后诽谤我，说我缺德。我曾派人去问这些在咸阳的儒生，有人 告诉我，他们中有人妖言惑众，扰乱老百姓的思想。”于是，始皇命有关部门逮捕了一些散布“妖言”的读书人。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之下，互相检举揭发，共“咬” 出了四百六十多个诽谤过秦始皇的儒生。秦始皇一声令下，这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遂被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发生于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事件。
侯生与卢生本是受秦始皇之命寻仙求药的方术之士，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儒生。他们的逃跑，可能是怕自己找不到仙药被追究，而他们评论秦始皇的话，却无不中的。 嬴政由他二人的逃跑，而迁怒于咸阳的读书人，竟一口气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
关于坑儒之事还有一说：由于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为大篆和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始皇怕天下不从，于是广召儒士书生到咸阳，共召到七百余人，全拜之为郎 官。然后，秦始皇密令亲信在骊山硎谷的温暖向阳之处种瓜，等瓜成熟后，正值冬天，乃使人上奏：“骊山竟然冬天长出瓜来了！”秦始皇令诸生前去察看，诸生到 谷中之后，正在辩论不已，忽然上面土石俱下，遂皆被压死。
骊山硎谷后来又叫“坑儒谷”，在汉代，这里叫“愍儒乡”。有人考证，坑儒谷在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是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实地很符合这个记载。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骊山坑儒一事，其实就是咸阳坑儒的误记。因为“骊山坑儒”说仅见于东汉初年卫宏作的《诏定古文尚书序》，而且也没有注明出处。其余古 籍，均无此记载。
但是，卫宏是汉光武帝时的著名学者，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家、训诂学家。他在这篇序言中披露此事，以他的治学态度，应该不是信口开河。况且，《史记》记载的秦 始皇咸阳坑儒与卫宏所记骊山坑儒在地点、人数、坑埋方式上都不同。如此说来，秦始皇之坑儒，至少有两次。
至于“坑儒”一词，则出现在西汉初年的典籍中，此时距秦始皇死后已经一百多年。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道：“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 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在桑弘羊的眼里，儒生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切实际，表里不一，就像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祸害。因此鲁国国君将孔丘驱逐，弃之不用，就因为他首 鼠两端，貌似圆滑其实迂腐，并没有切合实际的主张。所以秦始皇才烧掉儒生们的著作而使其言论不得传播，宁愿将他们活埋也不任用。
之后，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明确说明秦始皇“坑杀儒士”。
出现于魏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有篇“孔安国序”，序中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这大概是“焚书坑儒”一词的最早出 处。
正因为“坑儒”一说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所以许多人便替秦始皇翻案。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的确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而且还透露诽谤秦始皇的侯生与卢生并非儒士，而是两个专门替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 士”。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说“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但是，那些给秦始皇翻案的人忽略了《史记·儒林列传》的一个细节。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 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他的意思是说，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 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
此时的秦始皇根本听不进逆耳之言，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出咸阳，让他到北方蒙恬的军中做监军。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详细记载秦始皇咸阳坑儒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是“诸生”，并未明确说明坑的都是儒生。扶苏在进谏时，把“诸生”的意思给解释明白了：“诸生皆诵法 孔子。”也就是说，“诸生”是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是孔门弟子，指的就是儒生。
当然，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摇身一变成为方术之士，借此博取荣华富贵。秦始皇坑掉的“诸生”中，很可能包括 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方术之士大多数也是些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
由“诸生皆诵法孔子”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术士，但大多数是“诵法孔子”的儒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冤枉他。
如果说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这个事件对儒生们的打击可能不会那么沉重，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恐怕也不会那么恶劣。事实是，“焚书 坑儒”事件之后，儒生们纷纷站到了秦始皇的对立面，有的甚至公开参加了反秦起义军。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 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 发愤于陈王也。”
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当时人们研究“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了陈胜的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字甲）就做 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虽不过是一介民工，但在这些儒生的帮助下，不出旬月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儒生们之所以不顾君臣大义纷纷跟随陈胜造 反，就是因为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终于追随陈胜走上了武装反抗秦朝暴政的道路。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愚天下黎民，保万世江山。不料“坑灰未冷山东乱”，距秦始皇坑儒仅四年，秦始皇梦想要“传至万世”的基业便土崩瓦解了。
秦始皇建政，视天下为刍狗，荒淫暴虐，民不聊生。特别是“焚书”事件，引起了读书人的强烈不满。有两个儒生，一个姓侯，一个姓卢，《史记》称之为侯生、卢 生。这两个人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灭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于是便自以为自古以来的圣贤谁也比不上他。他高高在上，听不到批评之声， 日益骄横；官员们为了讨好他，只能战战兢兢地说谎欺瞒。法律规定，方士之术不灵就要被处死。如今方士三百人，都是因为畏惧而献谀，谁也不敢指出始皇之过， 天下之事无论大小皆取决于皇帝，他竟以秤来称量大臣们的上疏，大臣们呈上的疏奏（竹简）每天不足一百二十斤，谁也不能休息。像这样贪揽权势的人，我们不能 为他求长生不死之药。”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5/21/content_11410313.htm
李乔：王立群“修改历史教科书”之议不可取
2009年05月21日 07:59:19 来源：北京日报王立群“修改历史教科书”之议不可取——“坑儒”史料考辨
李乔
一、引言
焚书坑儒是发生在秦始皇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细言之，焚书与坑儒是先后两件事，但因其有内在联系，史家往往合而言之。在焚书坑儒的当时，并无“焚书坑儒” 一语。记录焚书坑儒事件最早、最权威的史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有“焚书坑儒”一语。大约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最早使用了“焚书坑儒”一 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由此，后世史学家便多用“焚书坑儒”一语来概括相应的历史事件，史著 和教科书上便有了“史称焚书坑儒”的说法。
在《史记》中，对焚书坑儒事件做了全面记述的是《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淮南衡山列传》也有零星记载。《汉书》的《儒林传》、东汉王符的《潜夫论 ·贤难》、东汉王充的《论衡·语增》也有零星记载，但基本是抄录《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儒林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的内容。秦汉以后，关于焚书坑 儒事件的记述和评论，基本根据的都是上述记载，如《资治通鉴》关于焚书坑儒的记述，就主要抄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史料看，秦始皇不一定只坑过一次儒，不一定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的那次。但究竟坑过几次，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东汉学者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 中记录了一次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不同的另一个坑儒事件，见于《史记·儒林列传》张守节“正义”。但是，一般所说的坑儒，都是指《史记·秦始皇本 纪》所记的那次。
二、王立群先生的“坑儒一家言”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焚书坑儒史实的了解，基本是清楚的，因为史书的记载基本是明确的。但由于人们对史料的解读不同等原因，对于焚书坑儒的看法常常发生歧 异，产生学术上的争论。这是正常的现象。关于焚书坑儒历史真相的争论，比较起来，人们对焚书的争论少一些，对坑儒的争论多一些。但是，主流史学界对于焚书 坑儒的基本史实，历来是有共识的。所以，焚书坑儒历来被作为铁案写入历史教科书，也写入了许多工具书。
但是，最近这一铁案似乎发生了一点问题。“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先生，在其新著《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中提出了与 历来主流观点不同的见解，认为对“焚书坑儒”这一史称要修改，应改为“焚诗书，坑术士”，理由是《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王符的《潜夫论》所记载 的都是“焚诗书，坑术士”，这个记载说明秦始皇坑的不是儒，而是“术士”。对于史汉所称的“术士”，王立群又简单地解释为主要是“精通方术”、“寻求仙药 的方术之士”，即神仙家或江湖术士一类人物。王立群又说，把“坑术士”说成“坑儒”，是汉代以后的儒生有意对史实的放大和夸张。进而王立群提出，希望修改 历史教科书，把“焚书坑儒”改为“焚诗书，坑术士”。此即王立群的“坑儒一家言”。王立群的看法，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纸和多家网站都 作了报道。王立群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和老师，但他的看法我不能苟同，“师如荒谬，不妨叛之”，本着鲁迅先生之教，下面我略陈一些不同看法。
实际上，关于坑儒对象的争论，自古就有。王立群的见解，只是沿袭了一些古人的看法，并非自创。欲知这些古人的见解，可读史学家陈登原先生的《国史旧闻》卷 第十二“阬儒”一节。
与《国史旧闻》所录的一些古人见解及王立群的见解不同的是，自古以来，主流史学界特别是近现代一些著名史学大家，都是肯定“焚书坑儒”这个说法的，都认为 秦始皇所坑的就是儒，或认为既有儒也有方士（神仙家）。对于何者为儒，他们的理解都是，儒就是读书人，主要是读孔孟之书的儒生。例如，东汉哲学家王充在 《论衡·语增》里说：“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明言秦始皇坑的是儒生。再举近现代一些肯定“焚书坑儒”之说的学者及其著作。如顾颉刚的《秦汉的方 士和儒生》第三章《神仙说与方士》，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之《中古史》第一章《秦始皇帝的政策》，范文澜 的《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四章第一节，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卷一《秦始皇之政治》，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第七章《秦 始皇与秦帝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一节“过秦”，钱钟书的《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也认为秦始皇 坑的是儒生，是知识分子。
摆出这些名家的观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政治）地位高而要对他们搞“凡是”，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学问深厚、立论严谨的学问家，都稔熟“焚书坑儒”的史 料，所以，对他们的观点，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三、坑儒史料之辨析
我认为，历史真相并不像王立群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我想，只有正确理解文献史料的原意才能了解历史真相。所以，辨析和解读坑儒史料便是最重 要的工作。
在坑儒史料中，提到不少与被坑对象有关的人物称谓，如“诸生”等等；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认为是造成争议的关键原因。所以，必须正确解读这些称谓的 含义。下面，就以辨析这些称谓为主线，看一看秦始皇坑的是些什么人。
关于坑儒事件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录之如下：
（秦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 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 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 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 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 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 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这段史料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秦始皇派方士韩众去求不死之药，没了下文，又派徐巿（徐福）造了大船，带五百童男女去，也没得到什么，而方士之间则互 相拆破了谎话。2、侯生、卢生不满秦始皇，批评他性格刚戾，亲幸狱吏，冷落博士，乐于刑杀，贪于权势，认为不值得为他求药，逃走了。3、秦始皇怒，说“我 用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是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无效验，他们反而说我坏话，要严办！”4、秦始皇命御史审问诸生，结果把他认为犯禁的诸生四百六十余人 坑杀（活埋）在咸阳。5、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劝父亲不宜用坑杀之法惩治读孔子之书的诸生，秦始皇怒，派扶苏去北边监蒙恬的军。以上，就是“坑儒”事件的基 本过程。
这段史料提到了“诸生”、“博士”、“文学方术士”、“方士”等几个称谓。其中明言的坑杀对象是“诸生”；另几个称谓所指的人中，从史料行文的逻辑看，也 有被坑杀者。下面就对这些称谓的含义做些考辨。
其一、关于“诸生”的辨析。
1、从语词角度看。诸，诸位、众多之意，生指读书人、儒生。《辞海》释“生”字云：“旧称读书人”。所举书例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每诏令议下，诸 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此言贾谊富有高才，许多饱学的老先生不能回答的问题，贾谊都能答出，让这些老先生叹服。
《辞源》对“诸生”的释义是“众儒生”，所举书例是《史记·曹相国世家》，其文有云：“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 殊，参未知所定。”此言曹参把有名望的士绅儒者召来问计，问如何按齐地的旧俗安抚和管理好老百姓，参会的儒生有几百人，各有各说，曹参无所适从。
《辞海》对“诸生”的释义是：“谓许多儒生”。所举书例是《汉书·叔孙通传》：“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此言汉朝建立后，叔孙通征请鲁地的儒 生，与他们共商制定朝仪的大计。《辞海》的“叔孙通”条，更明确说他“与儒生共立朝仪”。
《辞源》、《辞海》所引三篇传记中的史事，与《秦始皇本纪》所记坑儒史事相距不远，《屈原贾生列传》、《曹相国世家》又与《秦始皇本纪》同在《史记》一书 之中，所以，这三篇传记与《秦始皇本纪》所用的同一语词，含义应该是相同的。因之，《秦始皇本纪》所说的“诸生”与三篇传记中所说的“诸生”，应是同一种 人，即都是读书人、儒生。
2、从扶苏的谏言看。《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之子扶苏进谏秦始皇：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说诸生“皆诵法孔子”，意为他们皆读孔子之书，按孔子的榜样行事。此所言“诸生”无疑就是读书人、儒生。一般认为，扶苏进谏的时间是在坑杀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史记》记事的顺序是进谏在后；但张荫麟先生认为进谏在先，坑儒在后。张先生的话有道理，人已被坑了，进谏还有何用。
3、从李斯驳淳于越之语及淳于越的身份看。有关史实见《秦始皇本纪》，因过长，不具引。淳于越是博士，焚书之前，他曾面谏秦始皇应该“师古”，即以夏商周 三代为师，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对此，李斯驳斥说，夏商周三代其实也并“不相袭”，意思是三代自身也并不“师古”。又说：“今陛下创大 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这里用了“愚儒”一词，是指淳于越。又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老百姓）”。这里的“诸生”，显 然是指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类“愚儒”，亦即指读书人、儒生。这条材料，可以作为“诸生”指读书人、儒生的旁证。又，淳于越是侯生、卢生责备秦始皇“备员弗 用”的七十名博士之一。这些博士是干什么的？《辞源》释文：“六国时有博士，秦汉相承，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立博士。”《辞海》释文：“秦及汉初， 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博士无疑都是读书人，是儒。淳于越被讥为“愚儒”，因为他是儒。如此看来，博士应为诸生的一部分。淳于越的“师古” 谏言被秦始皇否定，七十名博士又“备员弗用”，他们因之心生怨恨，发些“惑乱黔首”的“妖言”完全是可能的，故而也就可能被坑杀。所以，被坑杀的“诸生” 里很可能有一些博士。
4、从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的坑儒史料看。文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 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所言被坑者为“博士诸生”、“诸生贤儒”，亦即读书人、儒生。虽然此书与《秦始皇本纪》所记内容不同，可能是另一次坑儒；但秦至两汉时期语词的变化不大， 故所记的被坑者之称谓也可作为旁证参考。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确认，“诸生”即读书人、儒生；坑“诸生”即坑读书人、儒生。有的学者说，“诸生”也应包括方士，理由是侯生、卢生皆有“生” 字。从前引《秦始皇本纪》的上下文看，此说也有道理。但我认为，“诸生”主要应指读书人、儒生。
其二、关于“文学方术士”的辨析。
据《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坑杀“诸生”前，发怒说了一番话，其中有这样一句：“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中的“文学方术 士”，应为一复合词，是将文学之士和方术之士合在一起说的。此处之“文学”一词，《史记》研究家韩兆琦《史记笺证》释义：“文学——这里即指各种知识、学 问。”可知“文学方术士”中的“文学”即文学之士，即有知识和学问的读书人、儒生。“文学方术士”是秦始皇召来“兴太平”，“求奇药”的，但他们得罪了秦 始皇，于是其中的四百余人被坑杀。从这条材料看，被坑者中应既有读书人、儒生，也有方术之士。
其三、关于“方士”的辨析。
侯生、卢生都是方士。关于秦汉时的方士，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是重要著作，可参。兹再举《辞源》释义：“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言能 长生不死的人。起源于战国齐、燕滨海地区，至秦汉以后渐盛。《史记秦始皇纪》三五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后泛称医、 卜、星、相之流为方士。”所举的书例正是《秦始皇本纪》里的话。
大约汉代以后，医、卜、星、相之术被称为方伎或方技，拥有其术的人也称为“方士”。《北齐书》、新旧《唐书》、《明史》中皆有《方技传》。此种“方士”， 与秦始皇时代那种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方术之士有一定承袭关系，但又有很多不同。
《秦始皇本纪》所记的方士侯生、卢生，从其言行看，其身上的儒气是很重的。他们批评秦始皇亲幸狱吏，冷落博士，乐于刑杀，贪于权势，完全是儒生口吻，是用 儒家观念来批评实行法家之道的秦始皇。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时的一些方士已有儒家化的倾向，或者说他们的某些观点与儒生合流了。如果换一种眼光看，方士其 实也可以算一种“另类”读书人，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们大抵也是要读专业书的，估计是读一些含有类似后世道教内容的书（先有神仙家，后有其衍生物：道 教。参顾颉刚《道教宗旨》一文），他们多少有点像商周时代的巫祝（既是史官，又负责迷信占卜，是那时的知识界）。但是，方士毕竟与一般意义的读书人特别是 与读孔孟之书的儒生不同，所以要单独列出，被称为方士。
其四、关于“术士”的辨析。
此辨析很重要。因为王立群的主张，特别建立在《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和王符《潜夫论·贤难》三篇史料所记录的“阬术士”一语之上。
关于“坑术士”，史汉的记载基本相同，录《史记·儒林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潜夫论·贤难》的记载是：
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何谓“术士”？今人说起“术士”来，往往多理解为方术之士、江湖术士，但这与秦汉时的“术士”一词的含义相差颇远。《辞源》对“术士”的释义是：一、指儒 生。书例是《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二、指有技艺的人。书例是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御街应市两岸术 士，有三百余人设肆。……”这两个释义之外，《辞源》又补充解释了一句：“俗又称巫祝占卜之流为术士。”这近于今人习惯上理解的江湖术士。
《史记·儒林列传》所记“阬术士”的“术士”，明显地是指儒生。因为，其一，文中说的很清楚，“焚诗书，阬术士”的恶果是“六艺从此缺焉”；“六艺”即儒 家经典，烧了儒典，坑杀了传承儒典的儒生，六艺也就残缺不全了。其二，这篇传记是专为儒士做的，所记的都是儒林之事，文中说完了“阬术士”，紧接着又说鲁 地“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等等，“术士”与“诸儒”是前后相接叙述的，说的都是一类人，即“术士”、“诸儒”都在儒林之中。
还有一篇史料与上述三篇的记载类似，王立群没有提到，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的记载。兹录如下：
（伍被）曰：“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
“杀术士”，被认为是“绝圣人之道”的表现之一，此“术士”当然指的是儒生。细酌引文的前后关系，也可体味出此“术士”是指儒生。
何以史汉的儒林传及《潜夫论》只用了“焚诗书，坑术士”六个字来述及焚书坑儒？我认为是为了行文的简括。因为含有这六个字的篇章，并不是专门记述焚书坑儒 事件的，而只是将其作为历史背景提及，故无须像《秦始皇本纪》那样详述。实际上，理解了“术士”在秦汉时的含义以后，我反倒觉得“坑术士”三字更突出了所 坑者是儒，或主要是儒。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之《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一节里，曾答辩过类似王立群提出的观点，他写道：
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如《汉书·儒林传》明曰：“及至秦始皇，兼天下， 燔诗、书，杀术士”，王符《潜夫论·贤难》亦曰：“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钱钟书认为，虽然“术士”可指方士也可指儒生，但被秦始皇坑杀者应主要是儒生，即所谓“吾儒中人”。
以“术士”指方伎之士，即《辞源》所说的“俗又称巫祝占卜之流为术士”，我认为应晚出于“术士”指儒生之初始义。
韩兆琦先生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他也认为“术士”指儒生。他将“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句话翻译为：“到了秦朝的晚 期，焚毁《诗》、《书》，坑杀儒士，儒家的六艺从此就残缺不全了。”（韩兆琦主译《史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2353页）明确将“阬术士”译为“坑 杀儒士”。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辨析，可以做出如下归纳和结论：“诸生”和“术士”是史料明言的被坑者；“文学方术士”中应包括被坑者。被坑者有两类人：读书人、儒 生；方士。我认为，前者应当是多数。
何以前者为多数？理由是：一、史料辨析的结果是，“诸生”主要指读书人、儒生；二、扶苏谏言中只提到“诸生”；三、是缘于“诸生传相告引”，即读书人互相 揭发，才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的；四、从秦始皇所说的“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及李斯所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 世，惑乱黔首”这两条材料看，能够搅乱黔首（老百姓）之心的“妖言”，恐怕主要是儒生才能造得出，他们所造的那些非议当世、反对刑杀的“妖言”恐怕也是最 合黔首之心的，这才让秦始皇产生“惑乱黔首”的担忧。而方士们那些求仙炼丹的话，恐怕不足以被秦始皇视为能搅乱黔首之心的“妖言”。五、王充在《论衡·语 增》中说：“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又说：“燔诗书，起自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只言坑的是儒士，并将坑儒与同类性质的焚书对 举。
总之，“坑儒”的历史真相，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王立群先生的“坑儒一家言”不可取，“焚书坑儒”的“史称”不能改，不能改叫“焚诗书，坑术士”。尽管 “坑术士”也是司马迁说过的，意思也是坑儒，但因容易引人误解，故不可用它代替“坑儒”一词。更何况“焚书坑儒”一语，不但正确，而且相沿甚久，历史认 可，世人熟知，完全不应该废弃。
至于教科书，就更不应该修改。学术争鸣事小，修改教科书事大，岂可轻言之！还有各类收有“焚书坑儒”辞条的工具书也都不能修改。不修改是正确的，修改是错 误的。
当然，通过考辨，我们也对“焚书坑儒”的“儒”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儒”，在这里是概而言之；这里的“儒”，除了主要指读书人、儒生之外，也应该包括 一些方士。
四、发生争论之原因的分析
关于“坑儒”的争论，自古及今没有停止过，今后也还会有。何以如此？我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坑儒事件本身有一定复杂性，牵涉的人员比较杂。 反映到《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中，就是被坑者与疑似被坑者及相关者的称谓比较杂。第二，古今语词含义的变化，给人们正确理解古文献造成障碍，人们常常 “以今解古”，用晚出之义代替初始义。第三，由于事件的起因与方士得罪了秦始皇有很大关系，所以容易误解为秦始皇一生方士的气就坑杀了他们。吕思勉在《白 话本国史》里说：“‘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秦始皇）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才说清了事件之起 因与结果之间的正确关系。第四，对秦始皇的好恶倾向不同，影响到对史料的解读。例如，秦始皇确有大功，能引起人好感，所以对秦始皇有好感的学者便偏好把史 料往有利于秦始皇的方面去解读。反之亦然。
对于学术争论，毛泽东有句名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他在提倡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应当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民主，就是百家之间要互相尊重对方 的发言权，和谐地讨论问题；科学，就是要遵守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的规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罗列过多条清代朴学关于考据的“家法”（规矩），这 些“家法”的核心理念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今天我们百家争鸣，这些朴学“家法”，特别是“实事求是”的考据理念，还是适用的，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应当比他们做得更好。
http://book.sina.com.cn/liuxueshtz/excerpt/eduhissz/2008-02-04/1625229878.shtml
曹昇：为历史翻案：焚书坑儒为何讹传千年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2月04日 16:25 新浪读书1、焚书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嬴政作答。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 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 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 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 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 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 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 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 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2、焚书辩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 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 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 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 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 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 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 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 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 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 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 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 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 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 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 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3、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 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 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 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 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 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 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 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 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 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诃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给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 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4、坑儒的由来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 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 提出一个idea，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泰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 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 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 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倓，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 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 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 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漏者，罪死。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某日，嬴政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嬴政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 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 成仙的认真和执着。
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 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 六计，走为上策。
5、所坑实为术士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 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 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 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 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 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 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 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 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 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6、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 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 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 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 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 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 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 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 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 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 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
（编辑 红尘）
文章摘自《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http://book.sina.com.cn/nzt/history/his/liuxueshtz/index.shtml
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作者：曹昇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29.8元 状态：全本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25/23/160073_14392637.shtml
百家博谈第六期：焚书坑儒：原来是儒生坑了秦始皇_网易博客 网易历史（转载）
slashu 收录于2010-01-25
焚书坑儒：原来是儒生坑了秦始皇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秦始皇坑方士,本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 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 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主办：网易博客 网易历史
战略合作伙伴：《中华读书报》《时代周报》《南方周末》《世界博览》
时间： 第一季 10月20日-12月20日
主旨： 破解历史的多元真相。
投稿邮箱： hist...@163.com
博主姓名:李开元
博主简介:
现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任人文科学部教授。1982北大历史系毕业,留校协助田余庆先生任教。1989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领域：秦汉史。著有：《汉 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秦始皇的秘密：李开元教授历史推理讲座》[详细]
http://likaiyuanbk.blog.163.com/blog/static/127027590200992903557159/
李开元：焚 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
2009-10-29 12:35:57 阅 读123047 评论514
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
——儒生们" 坑"了秦始皇 李开元
历史,象是一个说故事的评书 场，为名人说故事。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 半,添油加醋。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出身于外国的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发动政变要夺秦王的权。他的为人,被 渲染得暴虐恐怖,说他的声音如同豺狗,内心如同虎狼,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近 年来,我为撰写《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和《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两书,着手考察秦始皇的历史,追究秦始皇的 故事,清理有关秦始皇的传闻和神话,随着清查工作的进程,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一一浮现出来。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 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有第一流的遗传基因,相貌堂堂,行动敏捷。他听信了亡国丞相李斯的坏主意,确是下了焚书令,但是,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 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可信， 坑儒可疑
焚书的事情,详見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 们之间 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 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记事 中, 时 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史料来源也清楚,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这件事情,《史记》以前的文献有记 载,司马迁自己也另有直接的证言。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 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记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的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 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记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 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 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 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 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 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 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 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 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 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 其中没 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 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 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 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记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 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记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巿,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 出 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 “文 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 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 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典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 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 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 定,远方 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记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 姓尚未 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 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 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 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 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 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 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 问诸 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 提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之罪,依法腰斩处死。然而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 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 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 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 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在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侯生和韩众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徐福是与韩众 和卢生 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坑儒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 一直在 琅琊台愉快地生活,享受着美味的海鲜,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 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 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符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 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 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贾谊撰写《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列举秦始皇的种种败政时,只提到焚 书,对于坑方士,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 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也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结果,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的原 型,见于 《说苑·反质》篇。这篇故事,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完整,更生动,更好听,典型的一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秦始皇段子。这条段子的前半段大 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记事,在这条段子的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这位侯生大人,临 危不惧,正义凛然,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一派为方士脸 上贴金的野语村言。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 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记》,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 文采。为了使记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彩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 可信性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记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 作宗旨和编撰意图。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 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 仙。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他于是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 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 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焚书坑儒——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秦始皇坑儒,是一 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改编的年代是东汉,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 一体,混为一谈,浑水中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 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 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不过,在西汉时代,对于方士们自编自叙,津津乐道的这个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都 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感。汉武帝以来,继方士之后兴起的儒生们,开始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没有想到接手这个故事,来一番冒名顶替的改造。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 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写历史的风潮。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 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官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 坑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坑埋的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使套子 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的实 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历史被改造以后,儒生们又 根据新的历史制造新的名词。班彪活跃在东汉初年,《汉书》是他与儿子班固,女儿曹大家的共著,遵从官方的旨意,供奉经学为正统。《汉书·五行纪》数落秦始 皇的暴政,“燔诗书,坑儒士”开始同时并举。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从此以后,燔书坑儒－焚书 坑儒,作为一个汉语常用词汇,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文化观念,应运生发出来。
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
我们现在所读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远远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书读不懂, 秦始皇也永远读不懂。我前面说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有一半的理由在这里。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至此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 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 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他们不但将被坑埋的假红帽子抢来戴在头上,以未曾支付过 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而且私下里偷偷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 符号, 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是人类脱离鬼神迷信之后的东方理性觉醒,其丰富的内涵和无 限的可 能,先被政治专制的焚书打断,后被文化统治的尊儒阉割,从此偏离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与活力。焚书,是赤裸裸的文化暴行,易于识破,危害有限。尊儒,是 阴惨惨的文化利诱,迷惑人心而危害深远,更需要理性而明智的警觉。
法国寓言家拉封 丹说,人对真理是一块冰,对谎言是一团火。如果对坑儒这个谎言一定较真,焚书坑儒这个汉字的常用词将分解,坑儒将被认定是尊儒的帮衬,两千年来数不清的史 籍文献要修订,无数的高谈阔论要收敛。而今眼目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韩国的历史教课书、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要改写?
……
麻烦大了去、还是让秦 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吗?
(本文的学术表达,已经写成论文,不久将公布。关于重新 认识和改写秦始皇的部分工作结果,也就是我所说的“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的部分内容,已经分别写进《复 活的历史 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优惠购买链接)和《秦始皇的秘密》(中华 书 局,2009年7月，优惠购买链接),请 有兴趣的读者参见。)学者旁白
*
张传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 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 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于是陈胜、吴广揭竿 而起，天下响应，推翻了秦朝的统治。（《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有人认为,在秦国,从商鞅到秦始皇,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他们与儒家思想绝然对立、互相排斥。不可否认,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互相斗争的,商鞅和秦始皇都 曾焚烧图书,坑杀儒生,但如果把这种斗争强调到绝对的高度,那就错了。（《秦统治者绝对排斥儒家思想吗?》）
*
朱渊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副教授）
历史上第一个完整提出“焚书坑儒”说法的是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假冒孔安国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伪孔传《古文尚书》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献上的伪书。此书真正的造伪者，在笔者看来，应该是魏晋之交的一个名叫郑冲的人。（《再现的文 明》）
*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汉多数学者没有哪位把秦始皇的坑杀方士称为"坑儒"，而是称为"坑术士"。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到了东汉卫宏作《古文尚书序》，才正式使用 了"焚书坑儒"一词。
网易云南网友 ip：222.219.*.*： 2010-01-05 22:23:48.0 发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119.39.*.*) 的原贴： 1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的原贴： 2
之所以用儒家 是因为儒家真正实行的是利于独裁统治的愚民政治，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真正的弱民学说与其说是提到了弱民的法家与道家不如说根本就是儒家。使之 愚昧，那么纵使使之自由又有何用？
法家之弱民，实则使之不由，而不是使之愚昧，否则也不会有秦时的就学于官了。
此外，法家崇尚刑治，但是西汉尊儒以前的酷吏又有多少历史记载的是贪赃违法之徒？而之后的酷吏又是什么的代名词呢？
外国建孔子学院可能是西方的阴谋，他们又不信那一套，要中国人又回到满口存仁义以礼外邦，对内君君臣臣、君在朝臣不得自专、父在堂子不得自专、刑不上大 夫、礼不下白丁，满口之乎者也，一个个象大清样迂腐愚昧不堪，他们不亦乐乎。就是他们所说的对世界没有威胁了。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云南网友 ip：222.219.*.*： 2010-01-05 22:00:51.0 发表
庄子对腐儒的评判很客观，就是一群满口仁义道德，再用这些枷锁奴役劳苦大众的伪君。传统文化老子和庄子的还可以，李唐兴盛开始是因为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包 括汉初，用老庄哲学，比较宽容。后来考四书五经把个中华帝国弄垮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伪儒天天喊着用儒学来做国教，也不看看大清的下场，大清的贵族和官僚家 族从小那个不读儒书。红学专家研究了那么多年有没有看出一部红楼梦无非就是说儒学礼教对人性的禁锢，儒学作为主体思想的统治虚伪。历史摆在那那，希望那些 所谓的国学大师醒醒。
* 顶[4]
* 回复
* 复制
网易浙江绍兴网友 ip：60.183.*.*： 2009-11-11 00:28:43.0 发表
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屈出不穷，为了炒作自己丑态毕现，无聊透顶！！
在他们的所谓考证下，大禹成了泡妞高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面有了二奶，三奶，？李清照成了好色好赌好酒之徒，？李太白成了攀龙附凤始乱终弃之 辈？？在他们的所谓研究下，孔圣人成了同性恋者，！关羽成了好色之徒！岳飞成了无赖小人！而秦桧成了英武神明的智者，，，，，，，
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为了炒作自己所上演的一幕幕的丑态令人作呕，专好无中生有，专关注于私生活，下半身，以恶搞名人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不惜赤膊上阵，甚 至脱裤裸行，
这种学术超男快女是学者的耻辱，学术的堕落与道德的沦丧，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 顶[5]
* 回复
* 复制
网易浙江绍兴网友 ip：60.183.*.*： 2009-11-11 00:00:42.0 发表
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层出不穷，为了炒作自己丑态毕现，无聊透顶！！在他们的所谓考证下，大禹成了泡妞高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面有了二奶，三 奶，？李清照成了好色好赌好酒之徒，？李太白成了攀龙附凤始乱终弃之辈？？在他们的所谓研究下，孔圣人成了同性恋者，！关羽成了好色之徒！岳飞成了无赖小 人！而秦桧成了英武神明的智者，，，，，，，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为了炒作自己所上演的一幕幕的丑态令人作呕，专好无中生有，专关注于私生活，下半身，以 恶搞名人哗众取宠，为了出名不惜赤膊上阵，甚至脱裤裸行，这种学术超男快女是学者的耻辱，学术的堕落与道德的沦丧，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黑龙江佳木斯网友 ip：221.207.*.*： 2009-11-06 22:57:25.0 发表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119.39.*.*) 的原贴： 1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洪秀全信洋人的上帝教，洋人是他的同教兄弟。五四还要把汉字改成字母文，批林批孔这事你也能说出来，服了你呀！看你提的几件事，你就这水平？五千年的文 明，去掉儒家，也剩不下什么了。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要提五千年的文明，去信基督教，YSL都好了，洋大人才是我们的祖先。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ip：119.39.*.*： 2009-11-06 17:22:21.0 发表
看过四书五经与诸子百家著作原文对比的人，应该可以比专看儒腐编的人更能得出公平完整的结论，而不是仅一两句话而已。不要计较什么行不上大夫、唯小人与女 子难养等片言只语，而要看著作人的思想体系。一句话，儒术从来都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乃套在人民头上的枷锁，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ip：119.39.*.*： 2009-11-06 17:12:09.0 发表
孟轲、公孙卿（荀子）都是狂生，孔孟荀之流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道墨、亲耕、朱杨、兵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贬得一无是处，乃是中国禁锢思想之祸首， 非始皇焚书坑儒，到了西汉董仲舒、司马迁之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直接祸源。
但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会独尊儒生（即便唐代大兴佛教也未能取而代之）呢?因为——狂妄者往往自大又自卑，孔孟荀走是这样的人，对于人民大众极度狂妄，但 对于封建统治者却极度自卑，于是——君臣父子便成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洪秀全洪秀才砸烂孔庙，到五四学子打到孔家店，一直到批林批孔——中国上上下下都已清醒，儒学对中国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乃至于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被几百年 的西方文明远远抛了在了后面，科技、工业等等等等……
然而，居然还有人要在国外建立什么“孔子学院”，由此可见，要彻底砸烂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 顶[4]
* 回复
* 复制
网易山东聊城网友 ip：222.133.*.*： 2009-11-06 11:54:19.0 发表
网易四川网友 [a3030335] 的原贴： 1
我只知道，当时儒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刑不上大夫”，就凭借这一点，杀尽天下儒生，我都支持秦始皇！
我曾经还听到有人骂秦始皇修长城是好大喜功？！哈哈，可笑。你可知道，就是因为秦始皇，当时华夏大地，完全的把匈奴驱除在华夏土地外。知道蒙恬不？秦朝仅 次于王翦的大将军，一生，都奉献给了守卫华夏，带领他的几十万大军，永镇华夏边陲，终其一生，没有让匈奴进入华夏大地。长城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长 城，请问步兵如何防守匈奴骑兵？长城，就是华夏与匈奴的关卡！
大家都只知道阿房宫，就说秦始皇淫乱？那你们可知道，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找的殉葬的女子有好多吗？只有30多个!还是把所有与秦始皇有过关系的，哪怕一 次，哪怕是宫女算完了，才30多个！说他淫乱，可笑可耻。始皇帝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历时，却被后人如此诋毁？真不知，那些专家死后，如何去面对始皇，如何去 面对列祖列宗！人可以无耻，但是不能不认祖归宗！
你个白痴。刑不上大夫的含义是什么？你就乱叫唤！弄明白再咬人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 “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 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成书的《周礼》。自秦汉以来，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是“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把 “下”作“下到”，“上”作“上到”解。这种解释，与原话的本来意义是违背的，这是“以封建的特权观念去解释带有原始性质的、以天神报这为根据、以血缘宗 亲行正义的远古刑礼观的一种误解”。
首先，从先秦人的字句上看，“上”“下”二字，意作鄙视、重视。如“以高下下，以男下女”，其高下之之间的“下”与男女之间的“下”，均为卑贱意。 《论语》的“惟上智下愚不移”，其“上”与“下”也作重轻意解。《周礼》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其“上”“下”二字取义，与上列句式相同，意为尊 卑之意。
其次，从血缘宗亲社会的刑礼观上看，远古时代，社会的所有成员，为了本血缘宗亲的兴旺发达，子孙繁衍，都要严守人所共循的礼制刑法，谁也不能特珠。尧 舜时，舜让鲧治理水患，鲧没有治好，鲧就受到了死刑处分。舜让位于禹后，禹对于执法刑父的皋陶不但重用，而且友情胜旧。当时刑礼保持公正与威严，即便是首 领也不例外。所以这句话，应为“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
当然，这句话到了封建社会变成了因人论罪，礼成了尊上卑下、刑变为宥贵残贫的封建特权阶层的私器。但这句话是与后世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是一脉相承的。
再说秦始皇，有其功也有其过。你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看到其残忍的一面了吗？是谁让群众民不聊生的？不行把你送到秦朝试试？你这么崇拜他！历史上只有秦朝宋 朝明朝清朝这几个朝代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像唐朝文化就比较开放，因此成为世界驰名的国家。这种焚书坑儒的做法大大破坏了早期文明的传承。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陕西西安网友 ip：222.90.*.*： 2009-11-05 14:26:48.0 发表
天天为这些死无对证的历史翻案意义在哪里？
* 顶[3]
* 回复
* 复制
网易北京网友 ip：123.117.*.*： 2009-11-05 10:17:58.0 发表
网易四川网友 [a3030335] 的原贴： 1
我只知道，当时儒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刑不上大夫”，就凭借这一点，杀尽天下儒生，我都支持秦始皇！
我曾经还听到有人骂秦始皇修长城是好大喜功？！哈哈，可笑。你可知道，就是因为秦始皇，当时华夏大地，完全的把匈奴驱除在华夏土地外。知道蒙恬不？秦朝仅 次于王翦的大将军，一生，都奉献给了守卫华夏，带领他的几十万大军，永镇华夏边陲，终其一生，没有让匈奴进入华夏大地。长城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长 城，请问步兵如何防守匈奴骑兵？长城，就是华夏与匈奴的关卡！
大家都只知道阿房宫，就说秦始皇淫乱？那你们可知道，秦始皇驾崩后，秦二世找的殉葬的女子有好多吗？只有30多个!还是把所有与秦始皇有过关系的，哪怕一 次，哪怕是宫女算完了，才30多个！说他淫乱，可笑可耻。始皇帝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历时，却被后人如此诋毁？真不知，那些专家死后，如何去面对始皇，如何去 面对列祖列宗！人可以无耻，但是不能不认祖归宗！
这位兄台理解问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上”乃崇尚的意思，“下”乃卑贱的意思，连起来说就是刑法不因他是官员而豁免，礼仪不因为他是平民百姓 而不尊重。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11/14/53158_13254068.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209/08/97112_15500580.shtml
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
旭升 收录于2010-02-09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天下举凡读书人皆好称引，鲁迅用它来和希特勒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大发议论。 独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独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假设的基石上扑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于人云亦云，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描绘一个更详细的过程或者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 由，而孜孜以求的结果常常竟真与所谓的“常识”大相径庭。
一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 “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 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 当世，惑乱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 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 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 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 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此外，“所不去者，医 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 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 古文书。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 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 说很活跃。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 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 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 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事件。首先，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 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 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 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我一直怀疑有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 夸大。
二
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正是司马迁最早把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本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为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匮之书”，他学《书》从孔安国，《诗》当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学，其父又是杨何《易》的传人， 焚《诗》、《书》之痛在司马迁时代已经消释。至于“坑术士”，且不说主要的肇事者事发之前早就逃亡，坑杀的460余人也是多在咸阳。再者说秦始皇不久下 世，秦二世时天下纷乱，很快秦亡，秦针对方士的报复再也看不出还有些什么。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汉简帛中日书、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的多， 说明坑术士对楚地流行方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很多简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灭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颜之推对此或有所察觉,《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 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说董卓“焚书”而秦“灭学”，其有意乎？法家倡导并推行了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商鞅将 《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商君书·去强》、《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完整提出了法、术、势一整套强化君主统治 的理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 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 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 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 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 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采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大师荀子的学 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 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 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 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 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 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 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 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 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事件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 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事件。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 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三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 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 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 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 《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 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 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 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弟子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 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 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这是《古文尚书》，另外河间献王也从民间得《古文尚书》。刘歆以孔壁本《尚书》多逸书16篇，请立于学官，遭今 文学家反对而引起影响久远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杜林自西州得漆书本《古文尚书》，但并没有逸书16篇，篇章与今文经一样，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 等都为之作注。
东晋时有一个豫章内史梅赜（颐）的人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 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 证明了这一作伪案。如果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 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古名‘颐’，字‘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部》）；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尚书后案·辨孔颖达疏》），还有人认为出现过 两次伪孔本（程廷祚《晚书订疑》）。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 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 《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 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 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 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 於《帝纪》”。（《尚书正义序》）
如果说伪孔传《古文尚书》多少还拼凑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资料，那么伪孔安国前序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最可能的造伪者是郑冲。自汉以来，《尚书》各篇原 有之序都总为《书序》一篇，附于全书之末；如果照录，则比刘向说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将各篇之序分开，按时间先后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书前另外再伪造了孔安 国的序，也就是我们说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
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将“焚《诗》、《书》，坑术士”改为“焚书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 毒。进一步考察郑冲是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发现这种恶意更改背后的现实政治目的。
郑冲（？－274），魏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晋武帝受禅后拜太傅。身为两朝重臣，史书记载的郑冲很有令誉，《晋书》本传称他“卓尔立操， 清恬寡欲”，“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他在曹魏时“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在晋时又是“虽 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看起来是个温和清静之人。但考虑到晋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晋之际政治风云险恶，我们对史书上的话是不能不提防的。
郑冲起自寒微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终“以儒宗登保傅”（《晋书?儒林传》）。司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隽即 “博学好古”，其父司马防家中“父子之间肃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任狭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节俭礼制，“唯才 是举”，根本与儒学精神相违。因此晋之篡魏实际上是儒教政治在社会稳定后对乱世所行刑法的变革。
郑冲以儒学大师而干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劝进”并“致晋公茅土九锡”的是他（《晋书?文帝纪》），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 晋”的还是他（《晋书?礼志上》）。晋立国之初，郑冲与荀顗“裁成国典”，以复古周官五礼为标榜定立礼制，并切实行三年之丧礼（《晋书?礼志》）；又助贾 充重定法律（《晋书?刑法志》）。本传所谓“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其言不虚，郑冲是晋时制度的总 设计师。
郑冲“经为帝师”，他为高贵乡公讲《尚书》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 《晋书》本传亦记此事。以郑冲与郑小同区分而言，或恐与他们家数不同相关。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曹魏时的《尚书》大师，传郑玄家学；怀疑郑冲的《尚书》学 与王肃相关。《晋书?刑法志》说郑冲定晋律之前的旧晋律“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可承用”，或可为一旁证。
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造假作伪、删改史说，是将儒学作为绝对之儒教，已根本上背离了孔子开创私学、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真精神。 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是郑冲刻意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历史总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现实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词，人云亦云而三人成虎。好在真正的史家坚定地相信史实的唯一存在，并习惯于处理层层歪曲删改 的史料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实，只要不是全部史料统统被烧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9/22/64838_2501302.shtml
焚妖书坑腐儒：始皇帝迫不得已的治乱之举
子仪 收录于2009-02-09强秦历来非儒，视术儒如粪土。及至秦始皇扫平六国，遂有"焚书坑儒"之举--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强秦素有尚武重法精神。秦国有伟大的商鞅变法，有《吕氏春秋》，有《谏逐客书》，有韩非子的学说，有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团结精神，有世界最早的军 衔制度，有先进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业，高超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六国奴隶向往这里，逃亡到秦国成为国家农业经济主力，粮食生产多了就有 行赏，固有的国民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功多了就有土地，新兴的军功地主带动了国家活力。俨然是一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形象。这种昂扬向上的气象，屡遭术儒 非议。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诏求贤，六国人才纷纷归秦，至吕不韦为相，已有门客30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作好了人才准备。公元前 247年吕不韦令门客兼取道、墨、法、儒、兵、农、阴阳各家之说，汇集成《吕氏春秋》，命秦始皇熟读作为治国理论。秦王嬴政深谙诸家治国之道，一如前辈， 用法、道、兵、阴阳而不用儒。其正确选择为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感叹世道的衰落时，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推广新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新的里 程碑。商鞅、韩非子、吕不韦、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完备的军事制度，加之 400多年的不断扩张，在对外纠纷中，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400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作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 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盐铁论》）。
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时曾召集齐鲁地区儒生、博士，共议朝政，"以古非今派"、"厚今薄古派"分别代表复辟和反复 辟势力进行了一场大辨论和政治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拥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儒生、博士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认为，废除分封， 改设郡县，利国利民，可以消除战争流传万世。反对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儒生代表人物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大封子弟、功臣，不能使"子弟为匹夫 "。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封建论》对这次大辩论的评价是："其为制（指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进步思想，以周青臣为代表的儒家进步势力，正是为了维护儒家与时俱进品质，才拥护秦始 皇推行法家的郡县制政治管理，而淳于越代表儒家的保守落后思想，主张恢复分封制，以便从中获得个人和家族利益。即使如此，当时未见开明的秦始皇对淳于越有 何惩处。
秦始皇一统六国时，为了收藏高档战利品，灭一国建一宫，为的是存留历史。秦人建六国宫，竟遭到术儒的无端中伤。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移 风易俗，废除人殉，修造兵马俑。秦始皇用俑陪葬，被犬儒恶意中伤为始作俑者。当是时，亦未见秦始皇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三道四的术儒有何动作。
公元前212年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谋反，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自绝于刚刚统一的国家，尔后败走。这令当局无法容忍。始皇一怒为国家，着令御史审 问查案，结果查明犯罪儒生共460人，以妖言惑众"谋反罪"，坑杀于咸阳，又下令"禁私学"，因为私学成为结党营私，聚众造反的场所。儒家创办的"私学 "，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政治企图--复辟奴隶制政治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难怪法家韩非称其"二心私学"、"乱上反世"。对这种"私学"，必须察其言而禁其 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坚决镇压。秦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议，"禁儒家私学"。对于谋反儒生，除定为"谋反罪"处死外，其他儒生仍为官为民各司其责。并非"凡孺 生均在杀戮之列"，如周青臣仍旧为官；博士儒生叔孙通仍旧授徒，有弟子 100余人；儒士陆贾、郦食其，博士儒生济南人伏生都活到汉代。
可见，焚书坑儒过程中焚的无非是妖言惑众之术，坑的都是恶意中伤之徒，计有400多人，对学术传承并无大碍。因此，"焚书坑儒"的确切表述当是" 焚妖书坑反儒"。我们不能苛求秦始皇，当年孔子不是刚做了小官就大开杀戒吗！并且对逃亡的奴隶恨恨不已，这等人物如果坐大，肯定会血流成河。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鲁迅可谓一眼看穿了术儒的心口不一。
明白了术儒的无聊和下作之后，就大致理解了始皇帝"焚妖书坑反儒"的真正良苦用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最高领导者都不会对暴力谋反者听之任之。因 为对暴力谋反者的放纵，就是对国民的犯罪。秦国的迅速灭亡，不是术儒所归结的焚书坑儒，而与秦暴政有关。"焚妖书坑反儒"恰恰是为了巩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这一专政措施为历代执政者所效法。一直以来，人们因对"焚书坑儒"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为儒家 弟子所蒙骗。现在，是恢复"焚书坑儒"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可见，"焚书坑儒"是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大业的一种专政管理措施。这种专政式管理措施为后 代广泛应用直到今天。术儒歪曲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掩盖其复辟奴隶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目的。
对术儒的儒术，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 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 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 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 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 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 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老子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 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术儒的儒术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奴化民众的说教，它泯灭了人民大众的正当权利。对这样反人民的术儒，始皇帝当然坑你没商量！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