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外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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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的时间吐尽狼奶（外一则）
作者：王彬彬
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不弃，在计划出版的“绿林书屋”丛书中，收入我一本。收
在这本书中的长长短短的文章，都是最近两三年间的“新作”，均为第一次收入集
中。至于取书名为《吐不尽的狼奶》，首先是因为集中有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就顺
手拿来做了书名。《吐不尽的狼奶》这篇文章，副标题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
反哺’的反思”。近代以来，日本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中国多方面地
接受了被日本所选择和改造过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日本对中国的这种所谓“文化
反哺”，有关“专家”总是对之持肯定的态度，总是作出很积极的评价。但近年来，
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中
国，“人”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艰难，中国人的现代公民意识之所以如此难以确立，
或许与日本的影响过于深刻有着并非无关紧要的关系。说得直白些，日本所“反哺”
过来的，或许本质上就是“狼奶”。但要清理和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
知识，我显然力有不逮，所以也就一直只是想想而已。年初，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中心定下四月底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联合召开会议，主题关乎东亚间的
文化交流与影响，我被指定做主题发言。我又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硬着头皮写出
了《吐不尽的狼奶》这篇文章。由于萨斯的捣乱，会议未能如期召开。文章则在《钟
山》杂志第四期刊出。近日编这本集子，自然也就将其收进来。
以“吐不尽的狼奶”为书名，却又不仅仅因为集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我常常觉得
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也常常痛感远远年长于我和远远年少于我的同胞，也都是
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吃下的“狼奶”，当然也不仅仅来自日本。读报刊上一些同胞
的文章，在庄严或随便的场合听一些同胞的言论，我都不时嗅到一股“狼奶味”。例
如，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倒萨期间，颇有一些同胞表现出激烈的反战情绪。在战事早
已结束的今天，这些反战者的立场、观点也并不改变。尽管我不是反战者，但在战
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我还是愿意倾听反战者的声音，认真思考他们的反战理由和支
持这些理由的理论。我一边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一边倾听和思考着反战者的言论，
而我特别注意的，则是伊拉克人民对待
“入侵者”的态度。我终于看到，人们相信必然会发生、反战者则翘首以待的
“巴格达决战”和“巴格达巷战”并没有发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当萨达姆雕像被拉
倒时当地一些民众的欢呼。我暂时栖身的地方能收看到更多的电视节目，这使我对
这一场面了解得更详细。我看到，巴格达市民用绳子套住雕像的脖子，长久地在大
街上拖，同时人们争抢着骑在雕像的身上，还不断有人(主要是一些少年)脱下鞋
子，对着雕像猛抽(据说，在那里，用鞋子抽人，表示最大的蔑视和憎恶)……据西方
的军事专家说，历史上从不曾有过一座六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被敌军完全占领，而
此番，美国大兵则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完全占领”了巴格达这座有着六百万以上人口
的城市。在巴格达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被美英联军占领后，发生了哄抢事件。市民们
或肩扛手提、或赶着毛驴车、开着拖拉机，兴高采烈地将原政府机构里的东西，从
桌椅到花瓶，抢掠一空。他们一个个脸上喜气洋洋，仿佛在享受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些哄抢的“市民”，我想既有战前就是普通百姓之身者，也有扔掉了枪枝、脱下了
军装的前“共和国卫队”等正规军的“战士”。人们曾毫不怀疑这些人会与“人追究侵
者；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相信他们会前仆后继地充当 “人肉炸弹”。然而，他们
却以哄抢自己政府的行为，让人们大跌眼镜，更让反战者大失所望。而我目睹这类
场面，却生出别样的感想。我想到，在专制统治下，人民的“素质”必然很差。在萨
达姆政权极度的专制统治下，伊拉克人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
就不可能有尊重他人生命财产的观念以及最起码的自治精神。专制政权把人民变成
奴隶，人民的现代公民意识，人民对他人生命财产的尊重，人民些微的自治精神，
对于专制者都是一种威胁，因而也就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意识、观念和精神在人民身
上萌芽、生长。当大山一般长久地压在人民头上的专制政权一朝崩溃，所谓“无政
府主义状态”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所以，在伊拉克出现的哄抢现象，仍然是萨达姆
政权的罪证。我从这类场面中生出的另一种感想，就是有人担忧有人期待的“决
战”、“巷战”以及“人肉炸弹”的连环爆炸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发生，实在不难理解。
因为伊拉克人民以他们的哄抢原政府机关一类行动，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
在“入侵者”来临后欢天喜地地抢掠原政府的人民，就不可能是为捍卫这个政府而与
“入侵者”进行“决战”、“巷战”和让自己成为“人肉炸弹”的人民!
当我看到美军坦克如人无人之境地开进巴格达，当我看到萨达姆雕像倒地时巴
格达市民的欢呼，当我看到美英联军“入侵”后伊拉克人民对自己政府的哄抢，我就
不再有兴趣倾听反战者的声音和思考他们并不一致甚至颇为对立的反战理论了。如
果我说，伊拉克人民总体上是十分欢迎倒萨的，应该不会有人做出强有力的反驳。
而在伊拉克人民的“欢迎”面前，一切旁观者的反战情绪不都显得十分滑稽吗?在伊
拉克人民的“欢呼”面前，一切旁观者的反战理论不都显得极其苍白吗?人们常说：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道理在面对伊拉克战争时也很适用。在伊拉克
人民的“生活之树”面前，各式各样的反战理论不是显得过于 “灰色”了吗?然而，令
我多少有些惊讶的是，反战的同胞们，并不为伊拉克人民的表现所动，并不因伊拉
克人民总体上的并不反战而改变自己的反战立场。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那些理论、
原则和所谓“底线”。这无异于宣称：即便伊拉克人民并不反战，我们也要坚决反
战；即便伊拉克人民并不视美英联军的“入侵”为灾难、不幸，我们也要坚持认为这
对伊拉克人民意味着灾难、不幸。从这里不难看出反战者这样的意识或潜意识：伊
拉克人民的感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反战者的理念、原则。把自己所信
奉的那一套理论，把自己所秉持的那一套观念凌驾于伊拉克人民的感受之上，毫不
因伊拉克人民的现实表现而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反战立场，这真耐人寻味。如果我
说，这其实在精神上已在向萨达姆靠近，这些反战的同胞一定不能接受。然而，我
的确从他们“将反战进行到底”的姿态中，嗅出了异样的气息。我以为，他们之所以
会如此，根本原因是血液中的“狼奶”在作怪。
还应对集中的《“文革”结束了吗》一文做些解释。这篇文章是与董健、丁帆二位
教授商量的产物，针对的则是至今仍未平息、且大有升温势头的“ 小说《沙家浜》事
件”。有人写了一篇小说，对“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进行了改写和解构，不料却引
起轩然大波。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人，都以为有资格对作者和发表小说的刊物兴师
问罪。对此种现象我们早感荒谬。及至在《文汇报》上读到一位法学家写的《小说{沙
家浜)不合理不合法》一文，我们便如骨鲠在喉，非就此事说几句不可了。我们三人
商量后，先由我执笔写成了这篇四千来字的《“文革”结束了吗》，写成后董、丁二位
教授又提出修改意见，并动笔增删，最后的成文有一万来字，题目则改为《“样板
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文章将以三人名义在《文艺争鸣》第四期发
表。这篇初稿纩文革”结束了吗》理应作废，之所以收入此书，除了想让我们的看法
多一处表达的机会，主要原因则是这篇文章与书名颇为相称。耳闻目睹那些对小说
《沙家浜》切齿痛恨，必欲对作者和刊物绳之以法的鼓噪，我们感到刺鼻的狼奶腥
膻，——这是文化专制的狼奶，是“文革精神”的狼奶。
刚刚故世的李慎之先生，曾对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之深厚感叹不已，并痛切地
说：“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往往一生下来，血液里就流淌着专制主义的狼
奶。这使得我们即便在意识层面对专制切齿痛恨，在潜意识里也仍然有专制的因子
在活跃。坦率地说，我就不时从自己的某种闪念、某些脱口而出的话语中，嗅到一
股狼奶味，并让我沮丧地意识到，我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吐尽体内的狼奶。——收在这
本小书的不少文章，某种意义上，见证着我清算自己的过程。
2003年6月1日
杂文与相声
把杂文与相声扯到一起，实在因为二者有着某种相似性。相声之不景气，久矣
夫已非一日。现在，人们又在哀叹杂文的疲软。而这二者的命运之不济，有着相同
的原因。
讽刺是相声的生命，对广大民众所痛恨的事情，进行尽可能巧妙同时又是尽可
能辛辣的挖苦、嘲骂，是“相声艺术”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主要理由。当广大民众觉
得相声演员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时，当广大民众感到自己心中的某种恶气、鸟气通过
相声演员的表演得以抒发时，他们就会由衷地喜爱相声，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
以热烈的掌声，而相声自然也就景气了。相反，倘若不能为广大民众代言，倘若总
是逆广大民众的情感而动，广大民众就会唾弃相声，就会对相声演员的表演报以
“呸”声和“嘘”声，相声之不景气也就自不待言。举个例子吧。今年的中央电视台春
节晚会上，有一个相声是歌颂农民在今天的“幸福生活”的。那农民 “幸福”到何种
程度呢?“幸福”到住的是名副其实的“豪宅”，家里是全套最现代的设施：“幸福”到
开着宝马车来给过去接济过他的城里人送点“小意思”，而这“小意思”是一台笔记本
电脑——这样的相声，城里人看了莫名其妙，他们见惯了潮水般涌到城里希图挣几个
血汗钱的“农民工”，却没见过开着“宝马”给城里人送“笔记本”的“农民”。这样的扣
声，广大农民看了就更是满头雾水，不知是在说谁了。“三农”问题某种意义上是今
天最严重的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算是说出了“三农”的真相。
而那两个相声演员，却仿佛是在存心气观众，尤其是存心气农民。春节过后，在
《南方周末》上读到杂文家刘洪波先生质疑这相声的文章，才算替我出了口恶气、鸟气。
相声倘若都去说农民怎样住豪宅、开宝马、把笔记本电脑当“小意思”送，那要
景气起来，才真是见了鬼了。当然，我这里并无意于把责任都推到相声编写者和表
演者身上。我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他们也有一肚子苦水。那么杂文呢y杂
文无疑也面临相声同样的问题。杂文的疲软，实在不能都怪杂文的作者和编者。如
果讽刺是相声的生命，那么，批判就是杂文的灵魂。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对
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表现，予以不留情的批判，是杂文之所以必要的理由。换
句话说，杂文的批判空间有多大，杂文的生存空间就有多大。而如今杂文的疲软，
首先因为其批判空间限制了它的壮大，这也像相声一样，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因素在起作用。但由于存在方式的不同，杂文的生存空间又无疑要比相声这
类“表演艺术”大。从我自己的“遭遇”，可感到，如今杂文的疲软，与在报刊实际掌
文权者的眼光、胆气也有相当关系。直白地说，那些能够最终决定一篇杂文能否发
表的人，对杂文的疲软现状也确实负有相当责任。 ，
我偶尔学着写篇把杂文。一次，外地一位写杂文的朋友来电话，说是北方一家
晚报要搞杂文大奖赛，那晚报副刊的一位编辑是他的朋友，知道他与我相熟，便托
他向我约稿。我的这位朋友再三叮嘱，要我一定写几篇，支持一下。不久，这位编
辑又亲自来信催稿。我于是放下手头的“杂事”，去写杂文。先写了一篇《城市的道
路与政府的爱心》，说的是如今各城市，在机动车道越来越宽阔平整的同时，自行
车道和人行道却越来越狭窄凹凸。文章当然对这种机动车道侵占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写完即寄出。几天后，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某个曾任县
委副书记的人，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进了监狱。在狱中，这名前县委副书记“痛加忏
悔”，说自己刚当上副书记的那几年，还是“很廉洁”的，因为那时所收贿赂，“一年
不过三五万元”。而这篇报道的作者，也完全认同这种贪官的逻辑，说他本来是“廉
洁”的，一年受贿“不过三五万元”，只是后来“堕落”了，才一年受贿数十万元。这
报道看得我两眼冒火，我于是在心中迅速地算账。我算出，三五万元相当于十个八
个“农民工”一年流血流汗又流泪挣得的钱，相当于农民卖出十多万斤粮食所得的
钱。我也想到我自己。我滥竽所谓教授之列。虽说如今“教授多如狗”，但好歹也是
一条“教授狗”。而我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二万来元。三五万元，就相当于我两年的
工资了。可一个县委副书记，一个副处级干部，居然认为如果自己一年只收受贿赂
三五万元，就堪称“廉洁”!这账，我越算越气，真所谓“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心中
万古刀”。于是按捺不住地写了篇杂文，名曰《算账法》，也就是把心中算过的账在
文章中再算一遍。写完后又寄给了那家要搞大奖赛的晚报。几天后，先寄去的那篇
《城市的道路与政府的爱心》退回来了，那位约稿的编辑附了一信，寥寥数语，说明
“上头”通不过。又过了几天，那篇《算账法》也退回来了，编辑仍附一信，还是被
“上头”枪毙。我将这两篇文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那“上头”的“心思
真奇怪”。这样的文章都嫌犯忌，那您那杂文大奖赛，会办成个什么玩意呢?俗云：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要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亮”的地方。于是将
这两篇文章复印数份，不惜一稿多投，往北京、上海、安徽、宁夏、新疆等地的报
纸各寄一份。很快，这两篇文章在所寄各处都以醒目位置登了出来。那篇《算账法》
还被《杂文选刊》选载。而杭州一家叫做《杭州工运》的刊物，又从《杂文选刊》上转载
了这篇《算账法》，并且通过《杂文选刊》寄来了稿费。这刊物是由工会主办的，被这
样的刊物转载，我分外高兴。
至今，也没有听说发表和转载这两篇文章的报刊出什么“事”。可见，有时候是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每家报刊都有自己的“上头”，但“ 上头”与“上头”确
实往往有云泥之别。而有的报刊的“上头”，在办报办刊上，确实是十足的“庸人”。
这类惯于自缚手脚的“上头”，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把做官和升官看得比什么都重
要。好容易熬到了一个正处或副厅的官位，便十二分地珍惜，用鲁迅的话说，便
“抖抖地把守饭碗”，惟恐“出事”而丢了乌纱帽。如果他们还不满足于现有的官位而
积极要求“进步”那就更是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什么“三个代表”、什么
“国家兴亡”、什么“党的威信”，这些，他们是从不考虑的，只考虑有生之年能爬到
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当杂文必须通过这样的人认可才能发表时，又怎能指望它不
疲软呢?
所以，相声也好，杂文也好，它们的不景气，它们的疲软；都首先不是一个相
声和杂文自身的“理论问题”。这是仅凭常识就能明白的道理，探讨其不景气和疲软
的原因，其实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
200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