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案 参考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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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Jul 8, 2011, 8:08:34 PM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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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4/1/n180555.htm
http://neobservation.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368.html
香港居民、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最近被深圳中级法院以泄露中共韩战机密和非法经营出版被判刑十三年，海内外都感到很诧异。因为有关五十年前中国参与 韩战的决策早已不是甚么国家机密，以此定罪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又判得这样重，令人更难以理解，不免使人怀疑案件背后另有内情。
中共恼怒马共电台曝光
据一位北京外交部人士透露，徐泽荣案的判决书完全是一个幌子，他获罪的真正原因是在海外发表的一篇文章，得罪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事的人说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并怀疑徐泽荣是英国军事情报局六处的间谍。徐泽荣惹祸的文章发表在去年六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题为《马共秘密电 台湖南曝光》，该期《亚洲周刊》六月二十六日出版（发行稍早二、三日）二十四日徐泽荣在广州家中被捕。
徐泽荣是该年五月在偶然一个场合听说湖南益阳岳家桥四方山有一个原马来西亚共产党的秘密电台，遂在五月二十六日到原地考察了两日，参观遗址，拍了 不少照片，还访问了一位电台退休人员。徐泽荣在这篇图文并茂的采访记的结尾写道，「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列车将我和随身携带的勘查资料平安地送回了 广州。马共电台遗址终于被一名关注它达三十年之久的，专治中共涉外军事史的学者正式发现和确证，逐渐走出历史的迷雾。」
据悉，中共支持东南亚共产党叛乱虽然早已是陈年旧事，海外报导甚多，但中共从未公开承认过，而且至今仍视为不可见人的机密。现在徐泽荣首次证据确 凿加以报导，触动痛处，中共有关方面便极为不快。而且北京历来信奉「外交无小事」，在徐文发表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安排该年底访问东南亚（老 挝、柬埔寨、文莱），中联部认为徐泽荣此文有意破坏中国与柬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企图煽动东南亚右翼势力反华反共。因此将徐泽荣拘捕。当时一位知 情者以为，一旦江泽民东南亚访问归来，徐泽荣可能会获得释放。
徐早已受国安部监控
令人费解之处是，如果中共真以报导马共电台事教训徐泽荣，亚洲周刊六月二十六日出版，何以徐二十四日便已被捕？
据悉，负责徐泽荣案的是中共国安部反间谍组，早在这之前徐泽荣已受到国安部严密监控。据悉因徐泽荣研究韩战历史，在海外常发表有关中共军事外交内 幕的文章，加以他在牛津读博士，常往返香港与英国之间，中共方面怀疑他有外国情报机关的背景。
一九九九年徐泽荣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欲到北大教书，当时北大历史系表示已接纳，但一位副校长告诉系主任，徐泽荣是敏感人物，北大不能接收他。 据说徐泽荣在被捕前已查觉他被监视，预感到会出事。显然马共电台一文的发表只是促使有关当局立即逮捕他们已盯了好久的目标。因此徐被捕后，从大陆 方面传出他是英国MI-6的特工的说法。显见非空穴来风。
不过，徐泽荣初被捕时，由于缺乏证据，当局公开仅指控他自一九九三年到二○○○年在深圳「非法经营」出版书刊业务，完全没有提及后来成为他主要罪 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据悉国安部反间谍组将徐案当作大案，高层多个部门多名重要人物都签了字，指示案情重大，要大查特查，但检查结果却使他们颇为失望，查来查去无任何 证据显示徐泽荣与任何外国情报机关有过接触，原寄予破获一宗「间谍大案」的期望落了空，最后此案唯一的要害是要惩罚他对马共电台的泄秘。
意外发现韩战资料，从而入罪
不过使当局相当为难的是，马共电台文章因中共对此段历史讳莫如深，而无法以此起诉徐泽荣，否则越描越黑。一个偶然机会给他们提供入罪的方便，原来 徐泽荣九二年初向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他从私人处获得的中共五十年代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 集》，获得两千五百美元报酬一事，是徐泽荣被捕后安全部搜查他家意外发现的。也是当局从徐泽荣处查到的唯一钢鞭材料。
徐泽荣出于学者严谨的习惯，与人来往信件都保存得很好，包括有关此事他与洪晟泰及他当时尚未离婚的前妻（曾帮助他把资料带到香港寄往韩国洪晟泰） 的通信，中共认为这是「证据确凿」，可以此定罪。
中共一九九○年公布的国家保密法规定，国家绝密保密期限三十年、机密二十年、秘密十年，除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按此规定，这两份五十年代 出版的「内部资料」连「绝密」级及「机密」级也说不上，而且在此之前，从无有关部门下文对这两份资料作「特殊规定」，因此应早已自动解密。但当局 为了能成功为徐泽荣定罪，在审案时玩了一个花招，让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临时作一个鉴定，硬说判定两材料是「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等 于是将材料的保密等级作事后追加，连中共当局为徐泽荣指定的律师都认为「这样砌生猪肉」（粤语，强行栽赃意），太荒谬了。
徐父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处长
据悉中共当局原拟指控洪晟泰为南韩间谍，因为无证据而作罢。洪晟泰是南韩研究韩战的学者，徐泽荣是经他的博士导师、牛津大学教授罗森马丽．弗特介 绍认识的。罗森马丽也是研究韩战的学者，与洪晟泰常有学术间的交流。如果中共为定徐泽荣的罪，诬洪晟泰是间谍，必然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而学者间交换资料与心得，表示一点酬答，也是很正常的事。
总之，中共对徐泽荣欲加之罪，是把早已不属于机密的研究材料，定为秘件，然后把学者间的交流活动，定为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徐泽荣二○○○年六月被捕，在广州的家人至今未能探访他，其八十六岁的老母亲曾桂友仅收到过他从狱中寄出来的两封信。
曾桂友原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年轻时爱国和充满理想，回国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但这位革命的女儿却遭到了革命最 惨烈的报复，中年丈夫冤死（徐泽荣父亲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年儿子遭遇冤案，这教白发苍苍的老人情何以堪？
原载《开放》
4/1/2002 2:24: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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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1/n172235.htm
我们，这一公开信的下述签署者们，是来自世界各国中国专业或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公务人员和商界人士。我们写此信给您是爲了徐 泽荣博士最近被判十三年一事，这一重刑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
徐博士是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受尊敬的学者。在2000年6月24日被拘押时，他在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又曾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 学院的研究生，在那里1999年获博士学位。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资讯，2002年在深圳市进行的审判判处徐博士经济罪3年和泄露国家机密罪10年。看来，他的第一项罪名和所谓的非法出版书刊以 及书号有关。而第二项判处他十年徒刑的罪名，则和他爲他的朝鲜战争（1950－1953）研究而收集材料，包括中国对美国、南朝鲜的分析以及某些 说明志愿军参战的文件有关。
如果徐博士所用的历史材料成了他被定爲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主要依据，这是明显地违反了学者的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获取研究资讯不应当被 限制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19条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15条所明文保证了的。
本公开信的许多签署者是研究政府决策的学者。我们无法接收任何分析半个世纪前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政策的研究是什麽“泄露国家机密”。我们要求和寻找 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此类研究时我们应有的免除任何牢狱恐惧的权利和保证。
我们深爲关注徐博士自2000年6月被拘押以来的境况。在他被审判前的整整18个月中，他显然被禁止和外界通讯和接受来访。他在牛津大学的教授探 访他的要求曾被拒绝。我们所得到的资讯使我们对徐博士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以及对他的拘押和审判是否公正産生了很大的疑问。
我们一致强烈要求您，主席阁下，能亲自关注徐博士一案并尽早释放他。我们同时强烈要求贵国政府能执行你们对于尊重和保护在中国的学术自由和人权的 承诺。这样才能提供一种贵国和我们所属的世界其他各国的继续学术交流.
你诚挚的，
马略克·戈定爵士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
罗森马丽·弗特 [中文姓名：傅诗]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导师）
斯蒂夫·曾 [中文姓名：曾锐生]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内聘主考）
迈克·雅呼达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及经济学院教授，徐泽荣博士论文外聘主考）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以及340多位美国、法国、瑞典、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
2002年2月19日
2/23/2002 2:40:56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1/n171944.htm
该公开信指出，四十八岁的徐泽荣应是因研究半世纪前的韩战而惹祸，他于八九至九九年间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修读国际关系，由该院校发起公开信有三百 四十名来自全球的学者、公务员、商家及记者联署。徐上月于深圳被判监十三年，其中盗取及泄露政治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十年，公开信说难以接受有人 因分析半世纪前的军政情势而被指泄露国家机密，要求保证此等学术研究不构成犯罪。
另外，美籍华人六十六岁工程师方复明及四十八岁刘亚平分别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文件，及逃税诈骗罪长期被关押，刘氏虽获释但无法离境。代表律师称， 不期望布殊北京之行会促成两人重获自由。
2/21/2002 10:49:24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0/n171700.htm
在美国总统布希即将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访问前一天，剑桥大学发出了这封申诉信。信中表示，香港公民徐泽荣可能是因为研究五十年前的韩战，而遭中国 当局判决入狱。
布希在北京访问期间，准备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有关人权的议题。许多已判刑坐牢异议人士及其他遭囚禁人士的支持者，近期以来不断向布希请愿，要求他向 北京提出他们的案件。
剑桥大学的公开信是由该校圣安东尼学院撰写的。徐泽荣曾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间，在这所学院里进修国际关系学。
圣安东尼学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全球各地对中国有兴趣的三百四十名学者、公职人员、企业人士、新闻人员在公开信上签名联署。
这份由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声明说，现年四十八岁的徐泽荣于二０００年六月间在紧邻香港的深圳市被捕；今年元月十日，深圳人民法院判处他 有期徒刑十三年。
声明指出，徐泽荣的刑期中有十年是因为他取得并影印中国政府机密文件，再将其交给境外有关人士，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另外增加三年刑期是因为 他“非法出版”书籍和刊物。
圣安东尼学院说：“对于徐泽荣案的关切，尤其着重于他在法院开庭前遭到长期羁押，监禁期间被隔离审讯，对他的判决过份严厉，以及此案涉及的学术自 由问题。”
公开信说：“分析任何国家半个世纪前的军事政策会构成泄漏国家机密罪，对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保证有关这类课题涉及中国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进 行，研究人员不必害怕触犯法律或其它形式的惩罚。”
除了徐泽荣案之外，中国人权观察组织今天表示，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江其申的妻子也恳求布希，在北京提出她丈夫的案子，希望江能够保外就医。
江其申曾因涉及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入狱一年半，一九九九年他再度因颠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http://www.dajiyuan.com)
2/20/2002 11:21: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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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0/n171538.htm
中国时报2月20日报道，这封由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出面协调，由英国和其他国际官产学界共三百四十人，包括三名英国上议院议员附属签名的给 江泽民公开信，是于十九日中午在伦敦递交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的，将由马振岗转呈给江泽民。
公开信中特别针对徐泽荣因收集朝鲜战争材料遭判刑感到质疑，认为若徐泽荣因引用历史材料成为泄密依据，明显违反学者学术研究自由，以及取得研判讯 息不应受限的权利。
参与这封公开信的许多签名人士多为研究政府决策学者，他们在信中强调，无法接受任何分析半世纪前的任何国家军事政策研究是“泄露国家机密”之说， 要求中国政府在未来提出保证，学界人士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时，可以免除牢狱之灾。
信中指出，徐泽荣在受拘留的十八个月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牛津大学教授欲前往探视亦遭中国政府拒绝，使外界对徐泽荣的人权是否受到尊重，审判是 否公正，感到莫大质疑。
徐泽荣于一九八九年到九九年在牛津大学就读，并于圣安东尼学院取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2/20/2002 2:54:38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10/n169731.htm
明眼人一看便知，徐泽荣的牢狱之灾起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我读过徐所有的有关韩战的论文，他立论最新颖之处是在于揭示了毛泽 东与中共参加韩战并非被史达林拖下水，而是积极主动。以数百万志愿军的生命，去换取苏共数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这当然是中共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真 相。但在学界，却已经是一个渐被公认的共识。徐的论据，也尽出于西方和俄国解密的档案。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原毛泽东秘书师哲的回忆录，也披示了 类似的真相。因而，说徐的研究泄密，实在是滑稽之说。因爲这等于说：凡历史真相，均爲中共要掩盖的“国家机密”。两年前我因研究文革而在中国被 捕，其中一篇揭露周恩来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文章成了重要的导火线。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中共安全部起诉徐的主要证据，是说他“潜入某大军区高级将领家中，窃取了四大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战时中国军队出兵的机密资料。”又“出售给香港 的南韩情报人员。共两万人民币。”按中共自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其实施方法：绝密材料，三十年自行解密；机密材料，二十年自行解 密。韩战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四本材料，还有什麽“机密”可言？中共近年来口口声声要保护人权，尊重学术自由。那麽，就完全应当主动公布这些历史 档案，让学者们查阅研究，而不是自相矛盾地以国家机密爲藉口扼杀学术自由。
至于南韩的情报机关会感兴趣于五十年前的韩战材料，又是一个天方夜谭。现代情报机关决不涉足于历史档案（因爲那是档案馆的事），早已经是一个常 识。至于“四大本”机密材料，情报机关才给了二千美金，又是太小看了南韩的国家财力。联想到二年前中共国家安全部在我身上制造的没有成功的“间谍 案”中，把文革传单、小报说成“国家机密，”还差一点把我任教的美国狄金森大学都打成“外国情报机构”，便可以想象这种乌笼证据有多大的可靠性 了。
说到中共重判徐泽荣的真相，除了掩盖历史事实外，我以爲不应当忽略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徐原爲中共高级军干子弟，是中共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中共对这 样的魏京生式的叛逆者，远比对寻常的平民“反革命”来得仇恨，更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二是徐是香港学者却没有美国背景。重判他不会引起国际纠纷，但 却起到了警告身处“一国两制”中的香港学界和百姓的作用。联想最近的黎广强偷运圣经案，中共安全部通过徐泽荣案发给香港学界和百姓的警告是非常明 晰的：不要以爲你们真有什麽“一国两制”的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你们真想实施一下这些自由，对徐泽荣等人的判决便是后果！
徐泽荣，便不幸成了学术自由的又一个，又决不是最后一个的殉难者。
──原载《议报》
2/10/2002 1:49: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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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2/10/n169728.htm
徐博士是出生于四川省的中国公民。但他1980年来这里就学时，已经是香港居民。对他的指控是泄露国家机密，这使他被判10年。另外还有经济犯 罪，这又使他被多判了3年。这些判决是非常过份的。有证据表明对徐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完全只是因爲徐发表在有声誉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学院直 至2001年4月才知道徐早在2000年 6月便被拘押。学院院长马略克．戈定爵士曾爲此事与中国驻英大使马正刚先生有过多次交涉。但所得到的所有资讯都只是关于徐博士的所谓经济犯罪而没有任何其 他的严重罪行。因此，学院没有预料到徐博士一案的严重性。
鉴于徐博士已被关押整整20个月而不允许任何人探访和与外界的任何通讯，学院对他现状的关切与日俱增。我们所提出的至少他在牛津的一名教授可以去 探望他的请求曾被拒绝。学院要求徐博士可以在他被关押和审判期间得到法律谘询的请求也被拒绝。
作爲国际政治和民事权利公约的签署者，中国政府应当实践诺言尊重自由表述。学院和徐博士的所有在牛津的朋友和同事都在此呼吁尽早释放徐博士。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2002年2月5日
2/10/2002 1:45: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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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2/5/n168780.htm
所谓绝密情报，是潜入中共一个大军区高级将领家中，窃取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绝密级军情资料，其中包括对美军、南朝鲜军队的高密级研究资 料，之后将这些未被解密的资料复制微型缩影偷运到香港，并以约二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卖给南朝鲜的情报人员。
我们先看看，二万元人民币，才二千四百美元左右，在香港只能付中小型住宅一个月租金，这就是所谓绝密情报的价值？而且这是五十年前的情报，早就过 时了，在西方早就解密并且在公开的研究工作中已被用到滥了。而且如果是那样绝密的情报，怎么可以被将领带到家中？这是什么样的保密制度？这个将领 是否也该判刑？而这个将领是当年的将领还是现在被提拔的将领？如果是老将，大概这些绝密情报在家里放了50年，如果是现在的军区将领，眼下把情报 拿回家中研究，是否表示正在准备同美国、南朝鲜打第二次朝鲜战争？而徐泽荣“潜入”该高级将领家中，是挖地道或爬墙进去，还是冠冕堂皇作客进去 的，这些都同案情及判决有关。
非法出版经营书刊则是“陪罪”，因为现在“非法”的不知多少，用这个来陪伴徐泽荣的间谍罪，只是要显示对徐的判罪非常客观，不是纯粹的政治原因。 不过加上这三年，显然就是“罪上加罪”的严惩。
这个刑期，接近文革结束以后头号反革命魏京生的刑期，相等于八九“反革命暴乱”黑手王军涛的刑期。之所以如此，寻找其他原因恐怕更为恰当，那就是 徐泽荣被他的哥哥徐俊平拖累。
人民也许忘记了徐俊平是何许人，他原来是共军总参谋部美大局局长，前年十二月随团访美时离队投奔美国。他投奔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估计可能因为徐 泽荣在他之先被捕，是促使他叛逃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叛逃，又令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加重对徐泽荣的判决。
2/5/2002 1:09:40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5/n1687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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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n168265.htm
报导表示，曾经担任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社长的留英博士徐泽荣，前年被中共国家安全部人员拘捕。徐泽荣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广州 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等职位，曾出版「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等近三十种书刊。
据报导，徐泽荣案发后，包括大陆军方在内的一批人员也因涉案被拘捕。由于涉及敏感的间谍案，徐泽荣的法律诉讼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一审判决。
2/2/2002 10:43:03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n168261.htm
![]()
(图片: 徐泽荣(右)及高瞻(左)和李少民都在2000年被捕)
【大纪元2月2日讯】中国在今年1月底以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香港学者徐泽荣13年的监禁。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徐泽荣向海外提供了50年代朝鲜战争时的机密参考资料。
徐泽荣被指控非法提供的这些资料涉及朝鲜战争初期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过程以及中国志愿军的派遣情况，当局称这些资料为高度机密，因此将他判刑10 年。而法院还指控他把香港出版的一些书刊运到内地销售，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刑3年，两罪并罚，共13年。
研究军史
BBC报道，徐泽荣2000年8月在广东被捕，直到今年1月29日才被判刑。徐泽荣据报正在向广东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46岁的徐泽荣专长军事史研究，据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朝鲜战争，他在论文中披露了可能令中国军方将领不安的内幕。
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之后，回到中国广州社会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员，同时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职。
徐泽荣曾在香港工作，担任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主席、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人。
徐泽荣已经离异，有一个儿子在香港读中学。
徐泽荣和李少民及高瞻等大陆出身的学者在大陆被捕，曾导致香港和世界各地学者的担忧。
2/2/2002 10:11:21 PM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11754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6大目的---（应该把真相告诉给广大百姓）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31日 转载)
入狱高干子弟“泄密”毛泽东出兵韩战的6大目的
(博讯 boxun.com)
内容摘要 :
作者简介：
姓名 徐泽荣
笔名 高卫国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4年1月14日
出生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
居住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江花园丽彦楼8-904(香港永久居民)
教育程度 1999年获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政治学博士
职业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社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
拘捕日期 2000年6月24日拘留,7月29日逮捕
拘捕机构 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局
拘捕原因 发表五六十年代中共支持马来亚共产党武装叛乱等内幕文章
罪名 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
审判日期 2001年12月20日(一审),2003年12月(二审)
审判机构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
刑期 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辩护人 律师黄恳儒
关押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西川监狱
狱中情况 严重高血压,健康状况恶化,2003年12月后才获准家人探视
出狱时间 2013年6月23日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 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 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 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 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 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 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 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 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 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 ，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 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 资料。1994年6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 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 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 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号（4 ）{[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 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 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 同毛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 在此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 抗，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 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 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 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 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 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 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 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 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 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 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 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 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 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 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 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 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 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 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 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 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 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 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 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 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 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 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 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 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 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 ，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 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 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 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 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 ·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 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 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 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 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 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 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 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 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 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 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 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 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 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 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 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 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 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 军38军113 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 “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 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 获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 发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 月4 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 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 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 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 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 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 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 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 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 ，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 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 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 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 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 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 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 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 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 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 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 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 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 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 月26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 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 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 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 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 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 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 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 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 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 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 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 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 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 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 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 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 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 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 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 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 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 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 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 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 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 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 日，1950年10 月8 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 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 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 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 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 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 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 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 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 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 “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 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 障东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 术兵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 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 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 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 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 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 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 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 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 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 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 ，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 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 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 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 境的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 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 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 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 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 师326 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 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 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 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 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 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 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 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 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 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 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 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 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 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 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 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 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 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 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 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 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 1951年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 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 的学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 ；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 ，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 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 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 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 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 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 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 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 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 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 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 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 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 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 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 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 “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 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 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 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
[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 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 ，000 万元、 12万支枪、500 至600 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 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 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 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 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 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 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 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 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 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 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 ，000 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 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 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 年是40亿元人民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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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6-09-19-voa37-58886292.html
2006年 9月 19日
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后，关心他的人士正在为争取他保外就医四处奔走。同时，另外一位被中 国以“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的案子在消声匿迹多年后再度浮出水面，引起媒体的关注。
程翔在2006年8月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为由判处有期徒刑5年。世界媒体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近来，有人把另外一位 被中国当局判刑的香港学者徐泽荣的案子再次提出来，希望得到媒体同样的关注。
*以泄密罪名被判十三年*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经在香港和广州工作。2000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2002年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 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徐泽荣本人出生高干家庭，父亲原是某军区的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曾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她在徐泽荣被捕入狱后去世。 当局所指的情报罪是指徐泽荣把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中共50年前有关韩战的内部资料复印后卖给了韩国的一个学术机构。
*着文披露中共支持马共造反*
有些分析人士推测，徐泽荣判刑的真正原因是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70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因此惹怒了中共当 局。
汉和防务评论是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正式注册的民营通讯社。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徐泽荣的好友平可夫表示，在中共所有涉外案件的判刑中，徐泽荣的 判刑是最离谱的一个。
*国家机密没有公认标准*
平可夫说：“坦率地讲，中国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陷阱的社会。在西方世界，有些情况连一般的军事爱好者都知道，比如说哪个飞机场驻了哪个师，有几架 飞机以及什么型号等，这在欧美和北约的体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拿纳税人的钱，基地就要开放。可是在中国，这些全部是机密。只要当局想对付你，它就 有办法和借口。徐泽荣的案子就更奇怪了，因为他涉及的是50年前韩战的所谓机密。如果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与国际社会接轨，碰到类似的状况会更 多。”
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蔡咏梅表示，究竟什么是国家机密，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而有关韩战的资料早已不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因此对徐泽荣的判决在法 律上是不成立的。
她说：“中国的保密法规定国家机密有一定的期限，到了某一期限就会自动解密，除非当局规定不能解密。韩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打的一场战争，有关 这场战争的资料早就应该属于解密的文件了。另外，前苏联解体后，有关韩战的档案已经完全公开，不属于什么机密文件了。当局为了给徐泽荣判刑就找广 州军区的一个机密单位做了一个鉴定说，徐泽荣拿到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文件。因此，所谓的国家机密是案子发生以后追加上去的。”
开放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中国国家保密法规定，国家绝密保密期限30年、机密20年、秘密10年。除了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那么 按照这个规定，徐泽荣获得的韩战材料连绝密和机密级都算不上。
*家人：韩战资料没有军事价值*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在徐泽荣被判刑后采访过他的母亲。纪硕鸣表示，据他家人介绍，徐泽荣只从韩国研究机构那里收取2500美金作为复印 和邮寄费用。纪硕鸣说，如果真涉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笔钱就显得太少了。
纪硕鸣说：“他母亲说是个书呆子，比较注重于学术研究，对钱的问题不是看得很重。韩国的战略研究所只给他两千多块钱美金，大概只有两万港币，作为 邮寄和复印的费用，因为整本书的复印和邮寄，他花了很多钱。如果真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两万港币实在太少了。”
*当局频以泄密治罪各界人士*
近年来，中国当局频繁使用“泄露或出卖国家机密罪”给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作家和记者定罪并判刑。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认为，徐泽荣和程翔这两个案 子都属于值得关注的人权案件。
她说：“这两个案子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案子的程序和判决都是秘密的黑箱做法，不能令人信服。另外，判决书漏洞百出。由于他们的案件都涉及表达 自由，我们觉得应该属于被关注的人权案件。”
徐泽荣一审判刑后曾提出过上诉。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维持下级法院的原判，还把“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加重为“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 罪”。徐泽荣目前被关押在广州的一个监狱里，他身患很严重高血压，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624-Hong-Kong-Scholar-Freed-124484199.html
美国之音 莉雅
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
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非法经营罪”而判刑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三次获得减刑后在广州获释。
在中国大陆出生、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学者徐泽荣是香港永久居民，他于23日在广州获释。他在2000年7月在广州家中被国家安全人员逮 捕，2001年底他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两项罪名判处13年徒刑。
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非法获取并复制有关韩战的资料并提供给一名韩国学者，以及在大陆非法出售未经授权的香港刊物。
然而对案情非常熟悉的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缉蔡咏梅表示，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他在香港《亚洲周刊》杂志中曝光中共在文革期间为马来西亚共产 党秘密在湖南设立电台而遭到当局报复。
这篇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披露中共在1967年协助马来西亚共产党秘密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 台”，证明中共所宣称的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蔡咏梅说“因为中国政府是支持东南亚革命的，也就是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叛变、搞武装斗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 敏感，当然中共当局是不想让人知道。”
然而这座电台已经在1981年被悄悄撤销。徐泽荣根据线索到现场拍摄的照片仅为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几处建筑、一条坑道和一座铁塔。据报导，在文 章发表后徐泽荣便被立即逮捕。
蔡咏梅表示，中共高层曾对徐泽荣的文章大为恼怒，认为文章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困难，因此中南海做出最高指示要对徐泽荣严肃处理。据她介绍，徐泽 荣在被捕时的罪名仅仅是非法在内地经营书刊发行，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他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蔡咏梅说：“(情况)是(当局)抓了他以后要找他的罪。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抓他时候说的‘非法经营’。然后再查他的电脑后发现有一个关于韩战的 资料他卖给了南韩的研究员。”
但蔡咏梅说，即便是按照当时中国有关国家机密的法律对徐泽荣的判罪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中国政府1990年公布的国家保密法，国家绝密保密期限三 十年、机密二十年、秘密十年，除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 她说，有关部门后来对徐泽荣所获取文件的机密性予以追加，但这却是在徐泽荣被捕之后进行的。
蔡咏梅说：“要说他是一个机密文件怎么办呢，(有关部门)就找了广州军区一个什么涉及保密的机关，要他们来追加判断这是一个机密文件。我觉得这就 非常荒诞了。因为它是自动解密。虽然他们找了一个机构说这是机密，但你都判刑了才来追加，这就太荒诞了！”
现年57岁的徐泽荣，其父母都是中共资深党员和干部。他在1984年移居香港，曾在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工作，1999年获得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他 在被捕时任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他表示，打算7月份返回香港，然后9月初前往英国和他的儿子居住一、两年。
2011年 6月 24日
感谢徐先生为了真相而使自己深陷黑牢，向您致敬！
李登挥 台湾共和囯 2011年 6月 24日
党就是王法！要関要放！要看党的意思！什麼以法治囯，那是狗屁！以党治囯，才是王道！
海外逆子 2011年 6月 25日
老同学终于出来了。当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后来听说进局子了，而且罪名是后来追加的。这就是中共！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的真面目。能出来 就好，老婆已经弃他而去，就和儿子好好过吧。
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sixiang000/author/X/XuZeRong/XuZeRong.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7ac510100062b.html
分类： 转载文章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徐泽荣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Modern China Studies, No.3, 2000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为参战做准备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注释】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 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 料[1]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件前苏联政府的档 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份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 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3]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 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份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 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 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 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徵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 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 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 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 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 件公开以前，大部份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 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 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 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 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 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 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 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 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 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 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 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份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 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 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 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月至12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 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 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 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 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 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 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 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 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 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 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 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 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 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 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 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 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 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 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 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 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 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 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 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月至6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 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 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 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 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 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 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 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 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 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 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 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 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 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 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 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 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 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 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 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 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 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 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 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 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 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 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 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 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 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月至9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 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 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 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 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 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 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 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 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 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 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份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 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 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 2,000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 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 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月23 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 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 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 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 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 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 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 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 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 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 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 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的“充份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王小东2006-11-10 22:58:56 [举报]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 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 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 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 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 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 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 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王小东2006-11-10 22:59:53 [举报]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 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 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 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 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 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王小东2006-11-10 23:00:43 [举报]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 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月 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鲜；而斯大 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出现过“最 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 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 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 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 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王小东2006-11-10 23:00:58 [举报]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 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 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 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 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 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 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 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 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 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 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 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王小东2006-11-10 23:04:39 [举报]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 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份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 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 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 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 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 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 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 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份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 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 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7月，中 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王小东2006-11-10 23:07:10 [举报]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至8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 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 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 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 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 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 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 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 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 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 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王小东2006-11-10 23:07:50 [举报]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 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 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 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 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 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黑夜眼2006-11-10 23:37:09 [举报]
我对此文的客观及公正性抱有怀疑。
我觉得更像是立场决定结论的文章。
turky2006-11-11 18:19:24 [举报]
"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耐人寻味，情况属实吗？
yaomi2006-11-11 23:31:16 [举报]
徐不是在坐牢么？
毛泽东思想万岁2007-07-14 18:23:21 [举报]
文章的作者忘了2件事,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不允许有敌对势力出现在朝鲜半岛,那里是中国整个北方的屏障,隋唐两朝4帝历百年灭高丽又是为了什 么?作者根本没有谈及美国如何武装李承晚,李承晚如何积极备战,是不是他的准备就是应对中朝的侵略?这个人他妈的阉割史料的做法,老子又不是第一 次见到.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183882,00.html
中国短讯 | 23.06.2011 | 06:00 UTC
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获假释后一天，香港历史学家徐泽荣周四（6月23日）也提前获释。徐泽荣在电话中告知，他今天早晨从广州 的一家监狱中被释放。现年57岁的徐泽荣于10年前因所谓的泄漏国家军事机密及非法经营罪被判13年监禁。他受到指控，复印了中国内部有关朝鲜战 争的机密文件和材料，并提供给韩国学者。因“狱中表现良好”，他此前已获减刑2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B3%BD%E8%8D%A3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15:55。
http://www.alliance.org.hk/publish/hkanews/?p=505
01/ 04/ 2002
再起西單
第54期
四十六歲的港人徐澤榮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在廣州被捕，關押十八個月後於今年一月十七日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被控竊取及出賣國家絕密級情報，涉嫌進行間 諜活動及在內地非法出版經營書刊，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罰款五萬元人民幣及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根據國家保密局一九九零年《國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規定》：「凡未標明或者未通知保密期限的國家秘密事項，其保密期限按照絕密級事項三十年、機密級事 項二十年、秘密級事項十年認定。」據二月十二日中國駐英大使館致牛津大學函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徐非法得到了國家機密材料，並複印寄到國外。這 一罪行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九二年正是徐澤榮作為牛津大學的全職博士研究生，寫作有關朝鮮戰爭的論文的期間。明顯地徐澤榮是以探索朝鮮戰爭真 相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得罪當權者而遭重判入獄。
事件可悲之處，是作為中國人進行敏感問題的獨立學術研究，結果卻遭受重判。荒謬的是即使超過保密期的歷史資料，仍可作為罪證，不容許人民循合理途 徑去重新評價歷史。歷史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反觀美國，三十年前的政府檔案，一樣要公開，研究人員可以發現當時的尼克遜總統曾考慮使用核彈襲擊越南，結束越戰，結果為美國務卿基辛格的反對而 作罷。這些資料的公開對當事人會造成尷尬或不便，但對評估當時華府的決策和其後所採取的戰略，很有啟發性。世人有權利取得秘密檔案資料，重整歷 史。三十年的禁令是慣常可接受的保密限期，但徐澤榮卻以出賣四十多年前的秘密資料而入獄，是否中國人便沒有獨立探索本身歷史的權利呢！
國內的刑法，對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有很廣泛的定義，只要有關單位指稱會危害國家安全，法庭便接納。只要該單位指稱某組織是特務機關，與其有聯繫接 觸的人便很易被指從事間諜活動，出賣國家情報。因此，如果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制、完善的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獨立於共產黨的專業，公眾利益和民 間團體，透過不斷的抗爭和捍衛其民主權利，要建設一個開放、公義、民主的國家，真是談何容易！
中國雖然已簽署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若沒有法治及人權的觀念，沒有制衡當權者和政府的力量，中 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將得不到保障，學者及研究人員對歷史及重要社會政治議題進行獨立研究，將甚難於辦到。國家「入世」，而統治者的思想心態仍然停留 在封建時代，國家能不悲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250000/newsid_1252800/1252816.stm
2001年03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8北京时间19:18发表
据接近徐泽荣的朋友向BBC中文网证实，徐泽荣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关他被捕的消息，中国方面没有作出任何证实。
在香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现年45岁的徐泽荣是被行政拘留的，当局仍没有对他提出正式的控罪。
消息人士说，徐泽荣的被捕可能与他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敏感内容有关。
据称，徐泽荣正在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材料。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说，他的家人不清楚他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扣押的。
该组织说，徐泽荣在中文版的《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有关中共在60到80年代期间向马来西亚共产党提供援助的文章 。之后他便在大陆被扣押。
徐泽荣在英国牛津大学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广州社会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员，同时在中山大学任教。
徐泽荣曾在香港工作，担任香港亚洲战略学会秘书长。他与中国内地许多学者有合作关系，并出版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刊物《亚洲评论》。
徐泽荣专长军事研究，博士论文即是关于朝鲜战争，他在论文中披露了可能令中国军方将领不安的内幕。
消息人士称徐泽荣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手下的将领，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徐泽荣已经离婚，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居住在香港。
最近一个月，中国当局还扣押了两名学者高瞻和李少民，其怀疑的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623-%E9%81%AD%E4%B8%AD%E5%9B%BD%E5%BD%93%E5%B1%80%E4%BB%A5%E2%80%9C%E6%B3%84%E5%AF%86%E2%80%9D%E5%AE%9A%E7%BD%AA%E7%9A%84%E5%AD%A6%E8%80%85%E5%BE%90%E6%B3%BD%E8%8D%A3%E5%87%BA%E7%8B%B1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及非法经营罪」判入狱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23日早上出狱。据悉，他会在广州停留一个月，之后来港与家 人相聚，再赴英居留。
徐泽荣出狱后，随即与在广州的家人外出午膳庆祝。其侄女徐霄鹰表示，徐泽荣精神不错。据悉，徐暂定七月中旬到港，参加由英国返港的儿子徐戴维在港 举行的婚宴后，于八月底或九月初与儿子返回英国牛津居住一、两年，再筹划未来。
现年57岁的徐泽荣，父母均为中共资深党员及干部，1984年移居香港后，曾在等同中国驻港机构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调研室工作，1999年获牛津 大学政治学博士。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徐泽荣，于2000年6月的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揭露中共曾于 1967年协助马来西亚共党秘密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证明中共声称没有介入其他共产党的说法不确。文章 发表后，他便在广州家中被国安人员拘捕，翌年指他在1992年初以写博士论文为名，向中国内地的研究机关借得多分有关韩战的机密文件，复印翻拍 后，寄给韩国战略研究所时任所长；并在深圳非法出版。2002年1月17日被判入狱13年，罚款五万元人民币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不过，海外人士大多认为，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他披露中共协助马共之事，得罪中共。徐泽荣被捕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曾先后三次获当局 减刑共两年，本月23日刑满出狱。
http://bbs.warstudy.com/bbs/dvbbs/printpage.asp?BoardID=5&id=414
- 战争研究论坛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index.asp)
-- [战史资料]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list.asp?boardid=5)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dispbbs.asp?boardid=5&rootid=&id=414)
-- 作者：正版松鼠妖
-- 发布时间：2002-5-31 14:40:45
【博讯3月17日消息】 徐泽荣（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 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 泳三216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份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 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 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字号[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 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虽然大部 份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 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泽东策划 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前提下北 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对金 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徵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 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 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 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 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 前，大部份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 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著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 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 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 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 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 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 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 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 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 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份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 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 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 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1949年1月至12月）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 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 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 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 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 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 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 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 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 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 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 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 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 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 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解放军的 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 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 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 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那拔朗砍の罕τ裨嘎叮?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 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 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月至6月）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 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 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 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 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 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在前苏 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 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 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 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 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 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 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 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 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 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 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 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 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 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 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 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 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 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 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 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 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 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 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 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 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徐泽荣获罪十三年牢狱之灾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2)
【博讯3月17日消息】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月至9月）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 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 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 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 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 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 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 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 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 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 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份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央政 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 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 2,000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 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月 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 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 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 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 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 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 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 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 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 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 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 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 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著某种事先精心策划 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的"充份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月至10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 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份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 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 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著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 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 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 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 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鹿拿逯苯映雒妫虬怖砘崽岢鲆?，也未成功。第三 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 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著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 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 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 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 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 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 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 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 了。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 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 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 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 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 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 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 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 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 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 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 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 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 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 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 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 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 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 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 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 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
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 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
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 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 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 。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
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号(4){[3] ，前苏联政
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
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 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 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 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
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 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 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 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 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 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 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 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 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 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 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 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
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 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 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 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 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 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 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 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 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 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
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 “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 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 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 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 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 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 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 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 148,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 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 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 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
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 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 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 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 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 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 性、苏
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 ?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 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 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 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 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 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 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
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 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 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 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 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 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 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 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 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 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 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 军38军113 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 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 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 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 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 月4 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 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 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 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 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 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 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 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 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 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 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 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 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 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 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 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 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 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 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 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 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 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 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 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 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 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 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 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 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 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 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必 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国 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 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 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 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 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 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
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中国领导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 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
战争来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 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 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 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 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
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 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 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 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 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 日，1950年10月8 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 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 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 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
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 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 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 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 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 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 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 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障东 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 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 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 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 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 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 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 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 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 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 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 ，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 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 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 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 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 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 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 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
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 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 师326 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 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 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 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
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 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 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 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 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 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 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 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 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 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 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 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 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 “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 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 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 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 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 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的学 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 ；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 ，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 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断 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成功 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 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 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 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 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 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 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 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 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 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 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不 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援 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 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 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 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May 1949-July 1951 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 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000 万元、12万支枪、500 至600 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 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 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 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 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
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 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 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 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 非苏造) 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 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 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 北朝鲜曾将2,000 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 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 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 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 年是40亿元人民币。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024:
-- 作者：ALBERT
-- 发布时间：2002-8-12 21:16:32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不管怎样，高层的想法一般士兵（包括军官）是不知道的。这一点我很清楚——至少39军115师（熟悉中国军事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番号代表着什么）的 营级以下在朝鲜战争前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的。而且所谓的“志愿”也是个幌子——军装一换就入朝！是命令！！
这个时候，你还想知道什么呢？只有依靠自己过去的战斗经验来想尽办法在战争中活下来，然后才是胜利。
自己亲身或者家人中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总是把战争想象的很简单，但真正的战争是很艰难、可怕的。
-- 作者：cpcliusi
-- 发布时间：2003-4-5 12:30:54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朝鲜人民军明明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打不过才后撤的.徐文竟然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
策划的计谋.是一大败笔.
-- 作者：阿修比
-- 发布时间：2003-4-6 16:27:59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下面引用由cpcliusi在 2003/04/05 12:30pm 发表的内容：
朝鲜人民军明明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打不过才后撤的.徐文竟然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
策划的计谋.是一大败笔.
你应该指的开头的“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 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
以及这一段附近，“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 26 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仔细看了看，好像没有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策划的计谋”，而是怀疑是中国单方面的计谋的样子，就是说中国计划以朝鲜单方面的损失换取中国出兵后的 有利态势
不过即使这么说，徐文这方面还是缺乏证据啊，基本上对大家公认的事实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在关键性事实上只是猜想了一下
-- 作者：CSRFGC
-- 发布时间：2010-8-21 20: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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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是否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获罪10余年？
-- 作者：坦能堡
-- 发布时间：2010-8-21 2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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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CSRFGC在2010-8-21 20:27:53的发言：
徐泽荣是否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获罪10余年？
至少名义上不是——他博士论文不知道是哪年写的，但肯定是1998年之前，那么他论文的资料大约94-95就要着手准备；而判决是说他2000年 “窃取”了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绝密资料，还用缩微胶片卖了2万块给等在香港的某国间谍，最后被跨省追捕，一共判了13年，其中出盗版书获利30多 万的经济罪还判了3年。
-- 作者：天目山客
-- 发布时间：2010-9-10 17: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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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辛苦！
-- 作者：CSRFGC
-- 发布时间：2010-9-12 17: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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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徐泽荣，又名高卫国，男，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四川省荣县人，汉族，留英博士，香港居民，香港住址为：北角建明大厦13B。暂住：番 禺洛溪江花园丽彦楼8-904，捕前为“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社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因涉嫌犯为 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黄恳儒，系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刑一诉字(2001)第1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泽荣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于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向本院提出 公诉。
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赖海金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徐泽荣及辩护人黄恳儒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九九二年初，被告人徐泽荣以写关于朝鲜战争的论文为由，在广州从庄竹霞处借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下简称经验总结)中的《经验总 结一、战争简史》、《经验总结二、战术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三(上)、集团军、军、步兵师战例选辑》、《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四本书；同年 九月，徐泽荣通过丁宁虹找到了《经验总结三、(下)步兵团、营、连、排战例选辑》；同年十月，徐到北京找到军事科学院教授齐德学，向齐借到《经验 总结四、对敌军的研究》。被告人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的同时，由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复印、翻拍、微缩。徐在取得上述资料复件及胶卷后，由其本人或 通过袁秋讯等人将其偷带到香港。此后，徐泽荣指使袁秋讯将《经验总结》卷一至卷四的文、图复印件和战例图微缩胶卷从香港寄给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 晨泰。洪晨泰在收到上述资料后，共给徐泽荣寄了二千五百美元的报酬。《经验总结》等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为尚未解 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一九九三年春，被告人徐泽荣在香港成立“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徐泽荣在深圳先后以“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社”的名义非法从事出版书刊业务，非法出版《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等书刊共二十五种，60900 册。上述二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徐泽荣非法经营数额约为人民币三十三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两起犯罪事实，分别在庭审时出示了被告人身份材料，被告人的书信、搜查记录、扣押清单、复印的情报照片、密级鉴定书；被告人在港公司注 册资料、账本、账单、书籍拍照、对非法出版物的鉴定书；相关的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徐泽荣的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诉情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泽荣在庭审时承认控 罪，并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其辩护人辩护称徐泽荣为境外提供情报的最初主观故意不明显，其行为属於“情节较轻”，有关部门的密级鉴定没有法律依 据。辩护人亦辩护称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於单位犯罪，其在新刑法实施前进行的非法经营行为不应追究。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二年初，被告人徐泽民从英国返回广州渡假。在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庄田家作客时，徐见到五十年代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总结》(下简称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即以其正在写关于朝鲜战争的论文为由向庄田的女儿庄竹霞提出借阅。庄竹霞同意，将《经验总 结一、战争简史》《经验总结二、战术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三(上)、集团军、军、步兵团战例选辑》、《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四本书交给徐，并 叮嘱徐，这是内部资料，注意不要外传，不要复印。徐得书后，将这四本书交给广州中山大学的图书馆进行文字部分和附图的黑白复印，其中文字部分一式 二份，战例图部分一式一份。并用照相机将这几本书的封面进行拍照。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后，便写信与韩国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洪晨泰，徐在信中介绍了 该套资料的内容，称该资料是罕有的历史资料，可以有偿提供，并先寄了该资料的封面照片、出版序言以及战例图复印件样品。洪收到信后马上回信表示有 意购买，并称尚须补齐《经验总结三(下)》和《经验总结四》，同时提出战例图除黑白复印件外，还要有翻拍的微缩胶卷。
为此，徐泽荣于一九九二年九月，通过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于秋生的女儿丁宁虹找到了《经验总结三、(下)步兵团、营、连、排战例选辑》。此外，徐还到北 京找中国军事科学院教授齐德学，向齐借到《经验总结四、对敌军的研究》。徐在取得上述二本书后，又交由他人进行复印，仍是文字部分一式二份，战例 图部分一式一份。由於洪晨泰提出战例图要有翻拍的微缩胶卷，徐泽荣又通过其继女徐霄鹰同学符国冰的介绍，由广州中山图书馆微缩室的黄延生，将《经 验总结》中的战例图进行多次翻拍，共翻拍冲印成多卷胶卷。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复制件及胶卷后，由其本人或通过其妻袁秋讯等人将其偷带到香港。一 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又由其本人或指使袁秋讯将《经验总结》卷一至卷四的文、图复印件和战例图微缩胶卷分多次从香被中共荒谬判刑13年的香港学 者徐泽荣港寄给洪晨泰，洪在收到上述资料后，共给徐泽荣寄了二千五百美元的报酬。
上述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为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上述犯罪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有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侦察通知，破案情况报告、结案报告材料在卷，反映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二、有徐泽荣给袁秋讯的信，袁秋讯给徐泽荣的信在卷，证实时在英国的徐泽荣通过书信安排袁秋讯负责落实好《经验总结》中部分资料的复印、微缩等工作，并设 法带至香港，袁秋讯也按徐泽荣要求，将资料及胶卷寄给韩国洪晨泰。
三、有徐泽荣给洪晨泰的信在卷，证实徐泽荣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将微缩翻拍的二十三张战例图寄给洪晨泰。
四、有搜查记录、扣押清单在卷，国家安全机关对徐泽荣住所进行搜查，所扣押物品有计算机、书籍一批，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朝鲜战争敌军 资料汇集》两套书共六本以及徐泽荣与袁秋讯等人来往的信件一批。
五、有复印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六本书的照片在卷。
六、有证人庄祝(竹)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徐泽荣到她家看望她的父亲，说他正在写博士论文，需要收集资料，并向她借《朝鲜战争经验总结汇编》 约四册书。当时她对徐说这是内部资料，不要外转，徐还向她保证不会外传。
七、有证人齐德学的证言证实，大概在一九九四年，徐泽荣到其北京的家中向其借《抗美援朝经验总结之对敌军的研究》一书，借了二、三个月后，他通过广州军区 司令部编研室的吴基林寄还。
八、有证人徐霄鹰的证言证实，在九二、九三年间，她帮助徐泽荣拍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地图与照片，徐还让其复印《经验总结》这套书的部分资料，并且她介绍徐泽 荣认识了中山图书馆的符国冰。
九、有证人符国冰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一年，她经同学徐霄鹰介绍认识了徐泽荣，后徐泽荣需要查找一些缩微资料，她便介绍了缩微室的黄延生给他认识。
十、有证人黄延生的证言证实，约在九二年至九三年间，经其同事符国冰介绍认识了徐泽荣，并帮徐翻拍了一本朝鲜战场的战例图，约有百多张。
十一、有证人袁秋讯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二年徐泽荣把从庄竹霞处借到的《经验总结》复印好后，由她带到香港，因资料很多，怕被海关查，还托朋友帮带一部分。 其后，徐泽荣从丁宁红处借到的资料经复印后，也是由她带至香港的。另外，她还按徐泽荣要求把这些资料寄到南韩，当时她问徐为什么要寄这些资料给他 们，徐说：“不要紧，这些都是过时的资料，已经解密了。他们还答应给我资料费。”
十二、有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刑事技术鉴定书在卷，证实署名“徐泽荣”的书信为徐泽荣所写，署名“秋讯”的书信为袁秋讯所写。
十三、有密级鉴定书在卷，上述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属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十四、有被告人徐泽荣的供认和亲笔供词在卷，被告人徐泽荣对上述犯罪事实作了有罪供述，对为境外非法提供的犯罪时间、地点、手段以及经过与有关的证据能够 相互印证。
上述各项证据材料均在庭审时经控辩双方质证，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一九九三年春，被告人徐泽荣在香港成立“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后，开始在内地以“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社” 的名义非法从事出版书刊业务。其揽到生意后，先后将书稿交由“深圳美光印刷厂”、“深圳大舜公司”等单位从事植字、排版等业务；并于一九九八年四 月至一九九九年三月，租借深圳华侨城汇文楼30楼作为办公室，雇请张妍植字、排版。其中部分书刊由“深圳市汇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张峥、黄芝 华、“深圳中华商务公司”的聂碧波等人进行封面设计和出胶片等工作，聂又将胶片交给张海龙，由张海龙进行印刷及将印好的书发往境内、外。一九九九 年七月，徐泽荣迁入广州番
禺洛溪丽江花园丽彦楼8－904后，仍通过电话、传呼机、邮政快递等方式安排在深圳的张妍为其植字、排版和与“汇特”公司联系出胶片，继续非法从 事出版业务。
从一九九三年起，徐泽荣先后委托“广州东山彩印厂”、“深圳宣发印刷厂”和深圳其它一些小的印刷厂为其印刷非法出版物。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三 月，徐泽荣非法出版的书刊共二十五种，60900册，分别是《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1000册)、《再看台湾》(1000册)、《世纪之 交的台海关系》(1000册)、《开心炸弹》第二期(5000册)、《香港回归与南中国区域社会的发展》(1000册)、《台湾的政治转 型》(1000册)、《跨世纪的曙光》(1000册)、《南中国的崛起》(1000册)、《海峡两岸土地法律制度比较》(1000册)、《海峡两 岸律师制度比较与律师协作探讨》(1000册)、《海峡两岸司法制度比较研究》(1000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研究》(1000册)、 《江泽民风采录》(2000册)、《福州生活指南》(3000册)、《人书》(1000册)、《厦门商贸旅游图》(30000张)、《网络通讯》 一九九九年第九期、十一期、二零零零年第一期(三期共2400册)、《转轨时间的政治发展》(1000册)、《人的驯化、躲避与反抗》(1000 册)、《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500册)、《星条旗在燃烧：杨漫克美国评论集》(500册)、《混血情结：杨漫克人文评论集》(500 册)、《透过历史看台湾》(1000册)、《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1000册)、《蔬菜的光温生态反应与利用》(上册)(1000册)。上述二 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该二十五种书刊的出版，徐泽荣非法经营数额约为人民币三十三万。
上述犯罪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有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侦察通知，破案情况报告、结果报告等材料在卷，反映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二、有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资料在卷，证实被告人徐泽荣自一九九三年起，在香港先后成立了“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 社”，这些机构的主要营业性质为出版。
三、有扣押清单在卷，国家安全机关对被告人徐泽荣住所进行搜查，查获徐泽荣用于记载非法出版经营情况的账本、账单以及合同。
四、有对非法经营的账本、账单、二十五种书刊拍照的照片在卷。
五、有张峥、黄芝华的证言在卷，两人均是“深圳市汇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主管，张峥、黄芝华证实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零零零年四月，她们承接被告人徐泽荣 的《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等书刊的封面设计、出胶片工作，其中张峥还按徐泽民的要求，将《台湾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交给聂碧波去印刷。
六、有证人聂碧波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九年底被告人徐泽民将《透过历史看台湾》的胶片交给他，委托他找人设计封面，并由他把胶片交给张海龙印刷；二零零零年 三。四月间，聂按徐泽荣的要求找张峥取《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并交给张海龙印刷。
七、有证人张海龙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聂碧波将《透过历史看台湾》的胶片交给他；二零零零年二月，聂又将《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交给他。此 两本书他都交由深圳新视线印刷厂印刷，并按徐泽荣提供的地址发往境内、外。
八、有证人张妍的证言证实，她受雇为被告人徐泽荣打字和排版。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徐泽荣交给她在深圳完成了《人的驯化、躲避和反抗》等八种书刊 的植字、校对、排版，并按徐的要求交给“汇特”公司出胶片。
九、有证人廖桂龙、王雅平、洪连椿、倪会民、朱裔新、姚永朴、金泓钒、邓汝帮等人的证言在卷，他们都是上述书刊的作者或编者，他们证实由他们交纳书号费或 出版费，被告人徐泽荣则提供书号或者负责植字、排版、出胶片直至印刷等出版的工作。
十、有对非法出版物的鉴定书在卷，上述二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
十一、有被告人徐泽荣的供认和亲笔供词在卷，被告人徐泽荣对上述犯罪事实作了有罪供述，对非法经营的犯罪时间、地点、手段、非法经营的数额的供述与有关的 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上述各项证据材料均在庭审时经控辩双方质证，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泽荣无视国法，其行为已独犯刑律、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徐泽荣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深知《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 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等资料的重要价值，在明知这些资料属内部资料、尚未公开、不能外传的情况下，假借学术研究为名，以复印、翻拍、邮 寄等手段，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其行为已构成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且该情报属我军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已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此 外，被告人徐泽荣在不具备在内地从事出版业务资格的情况下，且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三十三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徐泽荣的辩护人辩护称徐泽荣 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最初主观故意不明显。经查，被告人徐泽荣在被明确告知“属内部材料，不要外传”的情况下，为获取报酬，积极向外非法提供上述 材料，并且向其妻谎称“资料已解密”，可见其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主观故意是明显的，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又辩护称被告 人行为属於“情节较轻”，不应由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所涉及的我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这一资料的特点，由国 家安全机关提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鉴定，并无不妥。根据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鉴定结论，上述资料属尚未解密的绝密 级文件资料，被告人徐泽荣的行为已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亦称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於单 位犯罪，其在新刑法实施前进行的非法经营行为不应追究。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泽民在港成立的“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等机构并无在国内进行合法登 记，其以单位的名义是为了便於进行非法出版经营活动，而且违法所得大部分被徐泽荣用于个人开支，因此，被告人徐泽荣的非法经营行为是自然人犯罪， 该非法经营行为属连续犯罪行为，尽管跨越新旧刑法的实施，必须一并予以追诉，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泽荣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刑期一日，即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姚辉
审判员：王育平
代理审判员：周礼平
书记员：胡邵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 作者：h0n9
-- 发布时间：2010-9-15 13:05:59
--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 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 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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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有什么证据支持么？？？
没有，就是臆造
文科博士论文水分多啊
-- 作者：argo
-- 发布时间：2010-10-27 16: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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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蛋炒饭一事而言，也算朝战中中国老百姓的最大收获了。
-- 作者：beepbug
-- 发布时间：2010-12-21 18: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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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金日成发起的，这个没疑问。
不过，日本人写的《朝鲜战争》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李承晚先立国。
-- 作者：beepbug
-- 发布时间：2011-6-28 5: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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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鲜战争》，不是普通日本人写的，是日防卫厅编写的。日本对北朝与南韩的态度，世人都知道的，亲南仇北。日人这么说，而某些中国人却那么 说，两相比较，美分党嘴脸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 2002-04-01 苏仁彦：徐泽荣案内情
- 2002-02-23 宋永毅 译：国际学界就徐泽荣被判重刑给江泽民的公开信
- 2002-02-21 牛津大学促江泽民保障学术自由
- 2002-02-20 剑桥大学为校友徐泽荣入狱向江泽民申诉
- 2002-02-20 香港学者徐泽荣坐黑牢 国际学界关切
- 2002-02-10 宋永毅：徐泽荣──学术自由的殉难者
- 2002-02-10 宋永毅 译：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关于徐泽荣博士被中共判处十三年的抗议声明
- 2002-02-05 【纪元专栏】凌锋: 徐俊平连累徐泽荣判13年徒刑
- 2002-02-02 中共依间谍罪判处徐泽荣入狱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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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18 春秋冬月2 徐泽荣 ::入狱高干子弟“泄密”毛泽东出兵韩战的6大目的
-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 2006-09-19 VOA 亚微：媒体促关注香港学者徐泽荣泄密案
- 2011-06-24 VOA 林枫 香港学者徐泽荣在广州获释
- 徐泽荣个人文集
-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 2011-06-23 德国之声 DW 徐泽荣提前获释
- 维基百科：徐泽荣
- 2002-04-01 香港支联会 麥海華：荒謬可悲的徐澤榮「間諜」案
- 2001-03-3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国扣押香港学者徐泽荣
- 2011-06-23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麦燕庭：遭中国当局以“泄密”定罪的学者徐泽荣出狱
-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徐泽荣博士论文）.pdf
-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迈克尔·谢勒[美国] 徐泽荣译）（三联书店）.pdf
- 國際學界就徐澤榮博士被判十三年一事給江澤民主席的公開信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 2001-12-20 徐泽荣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http://www.epochtimes.com/gb/2/4/1/n180555.htm
http://neobservation.blogspot.com/2011/04/blog-post_1368.html
2002-04-01 苏仁彦：徐泽荣案内情
【大纪元4月1日讯】 徐泽荣的罪名只是幌子，护罪的真正原因是他发表文章泄露 中共支持东南亚共产党叛乱的历史，中联部指示要教训他。香港居民、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最近被深圳中级法院以泄露中共韩战机密和非法经营出版被判刑十三年，海内外都感到很诧异。因为有关五十年前中国参与 韩战的决策早已不是甚么国家机密，以此定罪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又判得这样重，令人更难以理解，不免使人怀疑案件背后另有内情。
中共恼怒马共电台曝光
据一位北京外交部人士透露，徐泽荣案的判决书完全是一个幌子，他获罪的真正原因是在海外发表的一篇文章，得罪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事的人说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并怀疑徐泽荣是英国军事情报局六处的间谍。徐泽荣惹祸的文章发表在去年六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刊》，题为《马共秘密电 台湖南曝光》，该期《亚洲周刊》六月二十六日出版（发行稍早二、三日）二十四日徐泽荣在广州家中被捕。
徐泽荣是该年五月在偶然一个场合听说湖南益阳岳家桥四方山有一个原马来西亚共产党的秘密电台，遂在五月二十六日到原地考察了两日，参观遗址，拍了 不少照片，还访问了一位电台退休人员。徐泽荣在这篇图文并茂的采访记的结尾写道，「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列车将我和随身携带的勘查资料平安地送回了 广州。马共电台遗址终于被一名关注它达三十年之久的，专治中共涉外军事史的学者正式发现和确证，逐渐走出历史的迷雾。」
据悉，中共支持东南亚共产党叛乱虽然早已是陈年旧事，海外报导甚多，但中共从未公开承认过，而且至今仍视为不可见人的机密。现在徐泽荣首次证据确 凿加以报导，触动痛处，中共有关方面便极为不快。而且北京历来信奉「外交无小事」，在徐文发表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已安排该年底访问东南亚（老 挝、柬埔寨、文莱），中联部认为徐泽荣此文有意破坏中国与柬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企图煽动东南亚右翼势力反华反共。因此将徐泽荣拘捕。当时一位知 情者以为，一旦江泽民东南亚访问归来，徐泽荣可能会获得释放。
徐早已受国安部监控
令人费解之处是，如果中共真以报导马共电台事教训徐泽荣，亚洲周刊六月二十六日出版，何以徐二十四日便已被捕？
据悉，负责徐泽荣案的是中共国安部反间谍组，早在这之前徐泽荣已受到国安部严密监控。据悉因徐泽荣研究韩战历史，在海外常发表有关中共军事外交内 幕的文章，加以他在牛津读博士，常往返香港与英国之间，中共方面怀疑他有外国情报机关的背景。
一九九九年徐泽荣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欲到北大教书，当时北大历史系表示已接纳，但一位副校长告诉系主任，徐泽荣是敏感人物，北大不能接收他。 据说徐泽荣在被捕前已查觉他被监视，预感到会出事。显然马共电台一文的发表只是促使有关当局立即逮捕他们已盯了好久的目标。因此徐被捕后，从大陆 方面传出他是英国MI-6的特工的说法。显见非空穴来风。
不过，徐泽荣初被捕时，由于缺乏证据，当局公开仅指控他自一九九三年到二○○○年在深圳「非法经营」出版书刊业务，完全没有提及后来成为他主要罪 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
据悉国安部反间谍组将徐案当作大案，高层多个部门多名重要人物都签了字，指示案情重大，要大查特查，但检查结果却使他们颇为失望，查来查去无任何 证据显示徐泽荣与任何外国情报机关有过接触，原寄予破获一宗「间谍大案」的期望落了空，最后此案唯一的要害是要惩罚他对马共电台的泄秘。
意外发现韩战资料，从而入罪
不过使当局相当为难的是，马共电台文章因中共对此段历史讳莫如深，而无法以此起诉徐泽荣，否则越描越黑。一个偶然机会给他们提供入罪的方便，原来 徐泽荣九二年初向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他从私人处获得的中共五十年代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 集》，获得两千五百美元报酬一事，是徐泽荣被捕后安全部搜查他家意外发现的。也是当局从徐泽荣处查到的唯一钢鞭材料。
徐泽荣出于学者严谨的习惯，与人来往信件都保存得很好，包括有关此事他与洪晟泰及他当时尚未离婚的前妻（曾帮助他把资料带到香港寄往韩国洪晟泰） 的通信，中共认为这是「证据确凿」，可以此定罪。
中共一九九○年公布的国家保密法规定，国家绝密保密期限三十年、机密二十年、秘密十年，除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按此规定，这两份五十年代 出版的「内部资料」连「绝密」级及「机密」级也说不上，而且在此之前，从无有关部门下文对这两份资料作「特殊规定」，因此应早已自动解密。但当局 为了能成功为徐泽荣定罪，在审案时玩了一个花招，让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临时作一个鉴定，硬说判定两材料是「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等 于是将材料的保密等级作事后追加，连中共当局为徐泽荣指定的律师都认为「这样砌生猪肉」（粤语，强行栽赃意），太荒谬了。
徐父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处长
据悉中共当局原拟指控洪晟泰为南韩间谍，因为无证据而作罢。洪晟泰是南韩研究韩战的学者，徐泽荣是经他的博士导师、牛津大学教授罗森马丽．弗特介 绍认识的。罗森马丽也是研究韩战的学者，与洪晟泰常有学术间的交流。如果中共为定徐泽荣的罪，诬洪晟泰是间谍，必然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而学者间交换资料与心得，表示一点酬答，也是很正常的事。
总之，中共对徐泽荣欲加之罪，是把早已不属于机密的研究材料，定为秘件，然后把学者间的交流活动，定为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徐泽荣二○○○年六月被捕，在广州的家人至今未能探访他，其八十六岁的老母亲曾桂友仅收到过他从狱中寄出来的两封信。
曾桂友原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年轻时爱国和充满理想，回国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后，曾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但这位革命的女儿却遭到了革命最 惨烈的报复，中年丈夫冤死（徐泽荣父亲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年儿子遭遇冤案，这教白发苍苍的老人情何以堪？
原载《开放》
4/1/2002 2:24: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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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23 宋永毅 译：国际学界就徐泽荣被判重刑给江泽民的公开信
【大纪元2月23日讯】尊敬的江泽民主席：我们，这一公开信的下述签署者们，是来自世界各国中国专业或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公务人员和商界人士。我们写此信给您是爲了徐 泽荣博士最近被判十三年一事，这一重刑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
徐博士是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受尊敬的学者。在2000年6月24日被拘押时，他在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又曾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 学院的研究生，在那里1999年获博士学位。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资讯，2002年在深圳市进行的审判判处徐博士经济罪3年和泄露国家机密罪10年。看来，他的第一项罪名和所谓的非法出版书刊以 及书号有关。而第二项判处他十年徒刑的罪名，则和他爲他的朝鲜战争（1950－1953）研究而收集材料，包括中国对美国、南朝鲜的分析以及某些 说明志愿军参战的文件有关。
如果徐博士所用的历史材料成了他被定爲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主要依据，这是明显地违反了学者的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获取研究资讯不应当被 限制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19条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15条所明文保证了的。
本公开信的许多签署者是研究政府决策的学者。我们无法接收任何分析半个世纪前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政策的研究是什麽“泄露国家机密”。我们要求和寻找 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此类研究时我们应有的免除任何牢狱恐惧的权利和保证。
我们深爲关注徐博士自2000年6月被拘押以来的境况。在他被审判前的整整18个月中，他显然被禁止和外界通讯和接受来访。他在牛津大学的教授探 访他的要求曾被拒绝。我们所得到的资讯使我们对徐博士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以及对他的拘押和审判是否公正産生了很大的疑问。
我们一致强烈要求您，主席阁下，能亲自关注徐博士一案并尽早释放他。我们同时强烈要求贵国政府能执行你们对于尊重和保护在中国的学术自由和人权的 承诺。这样才能提供一种贵国和我们所属的世界其他各国的继续学术交流.
你诚挚的，
马略克·戈定爵士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
罗森马丽·弗特 [中文姓名：傅诗]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导师）
斯蒂夫·曾 [中文姓名：曾锐生]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内聘主考）
迈克·雅呼达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及经济学院教授，徐泽荣博士论文外聘主考）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以及340多位美国、法国、瑞典、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
2002年2月19日
2/23/2002 2:40:56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1/n171944.htm
2002-02-21 牛津大学促江泽民保障学术自由
【大纪元2月21日讯】东方日报21日报导, 布殊访京前夕，英国牛津大学致中国主席江泽民一封公开信，对来自香港的毕业生徐泽荣据报因从事研究工作，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等罪成判监十三年深表关注。该公开信指出，四十八岁的徐泽荣应是因研究半世纪前的韩战而惹祸，他于八九至九九年间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修读国际关系，由该院校发起公开信有三百 四十名来自全球的学者、公务员、商家及记者联署。徐上月于深圳被判监十三年，其中盗取及泄露政治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被判十年，公开信说难以接受有人 因分析半世纪前的军政情势而被指泄露国家机密，要求保证此等学术研究不构成犯罪。
另外，美籍华人六十六岁工程师方复明及四十八岁刘亚平分别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文件，及逃税诈骗罪长期被关押，刘氏虽获释但无法离境。代表律师称， 不期望布殊北京之行会促成两人重获自由。
2/21/2002 10:49:24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0/n171700.htm
2002-02-20 剑桥大学为校友徐泽荣入狱向江泽民申诉
【大纪元2月20日讯】(法新社20日北京电) 英国剑桥大学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一封公开信，对该校校友徐泽荣因在中国进行的研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表示严重关切。在美国总统布希即将于二十一日抵达北京访问前一天，剑桥大学发出了这封申诉信。信中表示，香港公民徐泽荣可能是因为研究五十年前的韩战，而遭中国 当局判决入狱。
布希在北京访问期间，准备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有关人权的议题。许多已判刑坐牢异议人士及其他遭囚禁人士的支持者，近期以来不断向布希请愿，要求他向 北京提出他们的案件。
剑桥大学的公开信是由该校圣安东尼学院撰写的。徐泽荣曾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间，在这所学院里进修国际关系学。
圣安东尼学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全球各地对中国有兴趣的三百四十名学者、公职人员、企业人士、新闻人员在公开信上签名联署。
这份由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声明说，现年四十八岁的徐泽荣于二０００年六月间在紧邻香港的深圳市被捕；今年元月十日，深圳人民法院判处他 有期徒刑十三年。
声明指出，徐泽荣的刑期中有十年是因为他取得并影印中国政府机密文件，再将其交给境外有关人士，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另外增加三年刑期是因为 他“非法出版”书籍和刊物。
圣安东尼学院说：“对于徐泽荣案的关切，尤其着重于他在法院开庭前遭到长期羁押，监禁期间被隔离审讯，对他的判决过份严厉，以及此案涉及的学术自 由问题。”
公开信说：“分析任何国家半个世纪前的军事政策会构成泄漏国家机密罪，对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保证有关这类课题涉及中国的研究工作能够继续进 行，研究人员不必害怕触犯法律或其它形式的惩罚。”
除了徐泽荣案之外，中国人权观察组织今天表示，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江其申的妻子也恳求布希，在北京提出她丈夫的案子，希望江能够保外就医。
江其申曾因涉及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入狱一年半，一九九九年他再度因颠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http://www.dajiyuan.com)
2/20/2002 11:21: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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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20 香港学者徐泽荣坐黑牢 国际学界关切
【大纪元2月20日讯】国际学界十九日在伦敦递交一封公开信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中国政府重视国际人权，尊重国际学术研究自由。同时吁请江 泽民重审香港学者徐泽荣案，提早释放遭中国政府拘押并判刑十三年的徐泽荣。中国时报2月20日报道，这封由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出面协调，由英国和其他国际官产学界共三百四十人，包括三名英国上议院议员附属签名的给 江泽民公开信，是于十九日中午在伦敦递交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的，将由马振岗转呈给江泽民。
公开信中特别针对徐泽荣因收集朝鲜战争材料遭判刑感到质疑，认为若徐泽荣因引用历史材料成为泄密依据，明显违反学者学术研究自由，以及取得研判讯 息不应受限的权利。
参与这封公开信的许多签名人士多为研究政府决策学者，他们在信中强调，无法接受任何分析半世纪前的任何国家军事政策研究是“泄露国家机密”之说， 要求中国政府在未来提出保证，学界人士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时，可以免除牢狱之灾。
信中指出，徐泽荣在受拘留的十八个月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牛津大学教授欲前往探视亦遭中国政府拒绝，使外界对徐泽荣的人权是否受到尊重，审判是 否公正，感到莫大质疑。
徐泽荣于一九八九年到九九年在牛津大学就读，并于圣安东尼学院取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2/20/2002 2:54:38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10/n169731.htm
2002-02-10 宋永毅：徐泽荣──学术自由的殉难者
【大纪元2月10日讯】阅读最近中英文报纸上关于中共判处香港学者徐泽荣十三年徒刑的消息，一方面感到十分愤慨；另一方面又不仅哑然失笑，因爲这 又是一起典型的乌笼“间谍案”,还显示了制造者们近年来在这方面虽然动作频繁，却毫无长进。明眼人一看便知，徐泽荣的牢狱之灾起于他的学术研究：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我读过徐所有的有关韩战的论文，他立论最新颖之处是在于揭示了毛泽 东与中共参加韩战并非被史达林拖下水，而是积极主动。以数百万志愿军的生命，去换取苏共数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这当然是中共不想让人知道的历史真 相。但在学界，却已经是一个渐被公认的共识。徐的论据，也尽出于西方和俄国解密的档案。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原毛泽东秘书师哲的回忆录，也披示了 类似的真相。因而，说徐的研究泄密，实在是滑稽之说。因爲这等于说：凡历史真相，均爲中共要掩盖的“国家机密”。两年前我因研究文革而在中国被 捕，其中一篇揭露周恩来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文章成了重要的导火线。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中共安全部起诉徐的主要证据，是说他“潜入某大军区高级将领家中，窃取了四大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战时中国军队出兵的机密资料。”又“出售给香港 的南韩情报人员。共两万人民币。”按中共自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及其实施方法：绝密材料，三十年自行解密；机密材料，二十年自行解 密。韩战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四本材料，还有什麽“机密”可言？中共近年来口口声声要保护人权，尊重学术自由。那麽，就完全应当主动公布这些历史 档案，让学者们查阅研究，而不是自相矛盾地以国家机密爲藉口扼杀学术自由。
至于南韩的情报机关会感兴趣于五十年前的韩战材料，又是一个天方夜谭。现代情报机关决不涉足于历史档案（因爲那是档案馆的事），早已经是一个常 识。至于“四大本”机密材料，情报机关才给了二千美金，又是太小看了南韩的国家财力。联想到二年前中共国家安全部在我身上制造的没有成功的“间谍 案”中，把文革传单、小报说成“国家机密，”还差一点把我任教的美国狄金森大学都打成“外国情报机构”，便可以想象这种乌笼证据有多大的可靠性 了。
说到中共重判徐泽荣的真相，除了掩盖历史事实外，我以爲不应当忽略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徐原爲中共高级军干子弟，是中共统治阶层的叛逆者。中共对这 样的魏京生式的叛逆者，远比对寻常的平民“反革命”来得仇恨，更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二是徐是香港学者却没有美国背景。重判他不会引起国际纠纷，但 却起到了警告身处“一国两制”中的香港学界和百姓的作用。联想最近的黎广强偷运圣经案，中共安全部通过徐泽荣案发给香港学界和百姓的警告是非常明 晰的：不要以爲你们真有什麽“一国两制”的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你们真想实施一下这些自由，对徐泽荣等人的判决便是后果！
徐泽荣，便不幸成了学术自由的又一个，又决不是最后一个的殉难者。
──原载《议报》
2/10/2002 1:49: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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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10 宋永毅 译：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关于徐泽荣博士被中共判处十三年的抗议声明
【大纪元2月10日讯】徐泽荣博士曾是圣安东尼学院1989年至1999年的学生和当今中国受尊敬的研究对外关系的专家。他最近被中国南方深真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三年徒刑。学院的所有师生和他在这里学习国际关系时曾经教过他的人，无不深爲这一判决及量刑之重而震惊。徐博士是出生于四川省的中国公民。但他1980年来这里就学时，已经是香港居民。对他的指控是泄露国家机密，这使他被判10年。另外还有经济犯 罪，这又使他被多判了3年。这些判决是非常过份的。有证据表明对徐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完全只是因爲徐发表在有声誉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学院直 至2001年4月才知道徐早在2000年 6月便被拘押。学院院长马略克．戈定爵士曾爲此事与中国驻英大使马正刚先生有过多次交涉。但所得到的所有资讯都只是关于徐博士的所谓经济犯罪而没有任何其 他的严重罪行。因此，学院没有预料到徐博士一案的严重性。
鉴于徐博士已被关押整整20个月而不允许任何人探访和与外界的任何通讯，学院对他现状的关切与日俱增。我们所提出的至少他在牛津的一名教授可以去 探望他的请求曾被拒绝。学院要求徐博士可以在他被关押和审判期间得到法律谘询的请求也被拒绝。
作爲国际政治和民事权利公约的签署者，中国政府应当实践诺言尊重自由表述。学院和徐博士的所有在牛津的朋友和同事都在此呼吁尽早释放徐博士。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2002年2月5日
2/10/2002 1:45: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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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05 【纪元专栏】凌锋: 徐俊平连累徐泽荣判13年徒刑
根据香港<东方日报>的报导，于前年失踪的香港学者徐泽荣终于被深圳中级法院秘密判处13年徒刑，这13年是出卖国家绝密情报10 年，在深圳等地非法经营书刊3年，另罚款5万元，再剥夺政治权利3年。所谓绝密情报，是潜入中共一个大军区高级将领家中，窃取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绝密级军情资料，其中包括对美军、南朝鲜军队的高密级研究资 料，之后将这些未被解密的资料复制微型缩影偷运到香港，并以约二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卖给南朝鲜的情报人员。
我们先看看，二万元人民币，才二千四百美元左右，在香港只能付中小型住宅一个月租金，这就是所谓绝密情报的价值？而且这是五十年前的情报，早就过 时了，在西方早就解密并且在公开的研究工作中已被用到滥了。而且如果是那样绝密的情报，怎么可以被将领带到家中？这是什么样的保密制度？这个将领 是否也该判刑？而这个将领是当年的将领还是现在被提拔的将领？如果是老将，大概这些绝密情报在家里放了50年，如果是现在的军区将领，眼下把情报 拿回家中研究，是否表示正在准备同美国、南朝鲜打第二次朝鲜战争？而徐泽荣“潜入”该高级将领家中，是挖地道或爬墙进去，还是冠冕堂皇作客进去 的，这些都同案情及判决有关。
非法出版经营书刊则是“陪罪”，因为现在“非法”的不知多少，用这个来陪伴徐泽荣的间谍罪，只是要显示对徐的判罪非常客观，不是纯粹的政治原因。 不过加上这三年，显然就是“罪上加罪”的严惩。
这个刑期，接近文革结束以后头号反革命魏京生的刑期，相等于八九“反革命暴乱”黑手王军涛的刑期。之所以如此，寻找其他原因恐怕更为恰当，那就是 徐泽荣被他的哥哥徐俊平拖累。
人民也许忘记了徐俊平是何许人，他原来是共军总参谋部美大局局长，前年十二月随团访美时离队投奔美国。他投奔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估计可能因为徐 泽荣在他之先被捕，是促使他叛逃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叛逃，又令中共当局恼羞成怒，加重对徐泽荣的判决。
2/5/2002 1:09: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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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02 中共依间谍罪判处徐泽荣入狱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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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徐泽荣案发后，包括大陆军方在内的一批人员也因涉案被拘捕。由于涉及敏感的间谍案，徐泽荣的法律诉讼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一审判决。
2/2/2002 10:43:03 PM
http://www.epochtimes.com/gb/2/2/2/n168261.htm
2002-02-02 香港学者徐泽荣被中共判刑13年
(图片: 徐泽荣(右)及高瞻(左)和李少民都在2000年被捕)
【大纪元2月2日讯】中国在今年1月底以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香港学者徐泽荣13年的监禁。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徐泽荣向海外提供了50年代朝鲜战争时的机密参考资料。
徐泽荣被指控非法提供的这些资料涉及朝鲜战争初期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过程以及中国志愿军的派遣情况，当局称这些资料为高度机密，因此将他判刑10 年。而法院还指控他把香港出版的一些书刊运到内地销售，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刑3年，两罪并罚，共13年。
研究军史
BBC报道，徐泽荣2000年8月在广东被捕，直到今年1月29日才被判刑。徐泽荣据报正在向广东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46岁的徐泽荣专长军事史研究，据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朝鲜战争，他在论文中披露了可能令中国军方将领不安的内幕。
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之后，回到中国广州社会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员，同时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职。
徐泽荣曾在香港工作，担任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主席、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人。
徐泽荣已经离异，有一个儿子在香港读中学。
徐泽荣和李少民及高瞻等大陆出身的学者在大陆被捕，曾导致香港和世界各地学者的担忧。
2/2/2002 10:11: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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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8 春秋冬月2 徐泽荣 ::入狱高干子弟“泄密”毛泽东出兵韩战的6大目的
2009-10-18 12:39:31 [点击:491]毛泽东“抗美援朝”的6大目的---（应该把真相告诉给广大百姓）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31日 转载)
入狱高干子弟“泄密”毛泽东出兵韩战的6大目的
(博讯 boxun.com)
内容摘要 :
作者简介：
姓名 徐泽荣
笔名 高卫国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4年1月14日
出生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
居住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江花园丽彦楼8-904(香港永久居民)
教育程度 1999年获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政治学博士
职业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社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
拘捕日期 2000年6月24日拘留,7月29日逮捕
拘捕机构 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局
拘捕原因 发表五六十年代中共支持马来亚共产党武装叛乱等内幕文章
罪名 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
审判日期 2001年12月20日(一审),2003年12月(二审)
审判机构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
刑期 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辩护人 律师黄恳儒
关押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西川监狱
狱中情况 严重高血压,健康状况恶化,2003年12月后才获准家人探视
出狱时间 2013年6月23日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 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 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 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 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 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 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 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 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 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 ，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作者系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 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 资料。1994年6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 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 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 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号（4 ）{[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 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 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 同毛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 在此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 抗，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 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 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 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 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 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 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 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 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 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 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 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 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 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 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 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 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 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 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 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 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 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 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 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 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 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 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 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 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 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 ，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 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 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 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 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 ·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 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 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 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 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 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 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 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 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 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 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 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 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 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 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 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 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 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 军38军113 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 “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 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 获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 发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 月4 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 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 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 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 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 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 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 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 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 ，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 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 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 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 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 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 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 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 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 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 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 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 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 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 月26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 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 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 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 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 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 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 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 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 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 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 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 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 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 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 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 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 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 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 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 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 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 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 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 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 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 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 日，1950年10 月8 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 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 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 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 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 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 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 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 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 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 “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 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 障东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 术兵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 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 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 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 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 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 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 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 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 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 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 ，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 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 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 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 境的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 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 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 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 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 师326 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 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 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 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 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 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 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 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 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 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 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 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 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 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 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 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 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 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 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 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 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 1951年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 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 的学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 ；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 ，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 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 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 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 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 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 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 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 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 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 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 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 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 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 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 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 “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 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 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 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
[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 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 ，000 万元、 12万支枪、500 至600 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 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 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 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 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 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 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 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 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 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 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 ，000 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 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 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 年是40亿元人民币。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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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6-09-19-voa37-58886292.html
2006年 9月 19日
2006-09-19 VOA 亚微：媒 体促关注香港学者徐泽荣泄密案
记者: 亚微 | 华盛顿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后，关心他的人士正在为争取他保外就医四处奔走。同时，另外一位被中 国以“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的案子在消声匿迹多年后再度浮出水面，引起媒体的关注。
程翔在2006年8月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为由判处有期徒刑5年。世界媒体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近来，有人把另外一位 被中国当局判刑的香港学者徐泽荣的案子再次提出来，希望得到媒体同样的关注。
*以泄密罪名被判十三年*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曾经在香港和广州工作。2000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2002年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 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徐泽荣本人出生高干家庭，父亲原是某军区的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曾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她在徐泽荣被捕入狱后去世。 当局所指的情报罪是指徐泽荣把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中共50年前有关韩战的内部资料复印后卖给了韩国的一个学术机构。
*着文披露中共支持马共造反*
有些分析人士推测，徐泽荣判刑的真正原因是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70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因此惹怒了中共当 局。
汉和防务评论是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正式注册的民营通讯社。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徐泽荣的好友平可夫表示，在中共所有涉外案件的判刑中，徐泽荣的 判刑是最离谱的一个。
*国家机密没有公认标准*
平可夫说：“坦率地讲，中国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陷阱的社会。在西方世界，有些情况连一般的军事爱好者都知道，比如说哪个飞机场驻了哪个师，有几架 飞机以及什么型号等，这在欧美和北约的体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拿纳税人的钱，基地就要开放。可是在中国，这些全部是机密。只要当局想对付你，它就 有办法和借口。徐泽荣的案子就更奇怪了，因为他涉及的是50年前韩战的所谓机密。如果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与国际社会接轨，碰到类似的状况会更 多。”
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蔡咏梅表示，究竟什么是国家机密，应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而有关韩战的资料早已不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因此对徐泽荣的判决在法 律上是不成立的。
她说：“中国的保密法规定国家机密有一定的期限，到了某一期限就会自动解密，除非当局规定不能解密。韩战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打的一场战争，有关 这场战争的资料早就应该属于解密的文件了。另外，前苏联解体后，有关韩战的档案已经完全公开，不属于什么机密文件了。当局为了给徐泽荣判刑就找广 州军区的一个机密单位做了一个鉴定说，徐泽荣拿到的文件属于国家机密文件。因此，所谓的国家机密是案子发生以后追加上去的。”
开放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中国国家保密法规定，国家绝密保密期限30年、机密20年、秘密10年。除了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那么 按照这个规定，徐泽荣获得的韩战材料连绝密和机密级都算不上。
*家人：韩战资料没有军事价值*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在徐泽荣被判刑后采访过他的母亲。纪硕鸣表示，据他家人介绍，徐泽荣只从韩国研究机构那里收取2500美金作为复印 和邮寄费用。纪硕鸣说，如果真涉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笔钱就显得太少了。
纪硕鸣说：“他母亲说是个书呆子，比较注重于学术研究，对钱的问题不是看得很重。韩国的战略研究所只给他两千多块钱美金，大概只有两万港币，作为 邮寄和复印的费用，因为整本书的复印和邮寄，他花了很多钱。如果真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两万港币实在太少了。”
*当局频以泄密治罪各界人士*
近年来，中国当局频繁使用“泄露或出卖国家机密罪”给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作家和记者定罪并判刑。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认为，徐泽荣和程翔这两个案 子都属于值得关注的人权案件。
她说：“这两个案子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案子的程序和判决都是秘密的黑箱做法，不能令人信服。另外，判决书漏洞百出。由于他们的案件都涉及表达 自由，我们觉得应该属于被关注的人权案件。”
徐泽荣一审判刑后曾提出过上诉。但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维持下级法院的原判，还把“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加重为“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 罪”。徐泽荣目前被关押在广州的一个监狱里，他身患很严重高血压，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624-Hong-Kong-Scholar-Freed-124484199.html
2011-06-24 VOA 林枫 香港学者徐泽荣在广州获释
记者: 林枫 | 华盛顿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香港学者徐泽荣
香港学者徐泽荣
美国之音 莉雅
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
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非法经营罪”而判刑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三次获得减刑后在广州获释。
在中国大陆出生、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的学者徐泽荣是香港永久居民，他于23日在广州获释。他在2000年7月在广州家中被国家安全人员逮 捕，2001年底他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两项罪名判处13年徒刑。
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非法获取并复制有关韩战的资料并提供给一名韩国学者，以及在大陆非法出售未经授权的香港刊物。
然而对案情非常熟悉的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缉蔡咏梅表示，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他在香港《亚洲周刊》杂志中曝光中共在文革期间为马来西亚共产 党秘密在湖南设立电台而遭到当局报复。
这篇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披露中共在1967年协助马来西亚共产党秘密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 台”，证明中共所宣称的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蔡咏梅说“因为中国政府是支持东南亚革命的，也就是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叛变、搞武装斗争。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 敏感，当然中共当局是不想让人知道。”
然而这座电台已经在1981年被悄悄撤销。徐泽荣根据线索到现场拍摄的照片仅为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几处建筑、一条坑道和一座铁塔。据报导，在文 章发表后徐泽荣便被立即逮捕。
蔡咏梅表示，中共高层曾对徐泽荣的文章大为恼怒，认为文章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困难，因此中南海做出最高指示要对徐泽荣严肃处理。据她介绍，徐泽 荣在被捕时的罪名仅仅是非法在内地经营书刊发行，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他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蔡咏梅说：“(情况)是(当局)抓了他以后要找他的罪。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抓他时候说的‘非法经营’。然后再查他的电脑后发现有一个关于韩战的 资料他卖给了南韩的研究员。”
但蔡咏梅说，即便是按照当时中国有关国家机密的法律对徐泽荣的判罪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中国政府1990年公布的国家保密法，国家绝密保密期限三 十年、机密二十年、秘密十年，除有特殊规定外，到期自行解密。 她说，有关部门后来对徐泽荣所获取文件的机密性予以追加，但这却是在徐泽荣被捕之后进行的。
蔡咏梅说：“要说他是一个机密文件怎么办呢，(有关部门)就找了广州军区一个什么涉及保密的机关，要他们来追加判断这是一个机密文件。我觉得这就 非常荒诞了。因为它是自动解密。虽然他们找了一个机构说这是机密，但你都判刑了才来追加，这就太荒诞了！”
现年57岁的徐泽荣，其父母都是中共资深党员和干部。他在1984年移居香港，曾在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工作，1999年获得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他 在被捕时任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他表示，打算7月份返回香港，然后9月初前往英国和他的儿子居住一、两年。
2011年 6月 24日
感谢徐先生为了真相而使自己深陷黑牢，向您致敬！
李登挥 台湾共和囯 2011年 6月 24日
党就是王法！要関要放！要看党的意思！什麼以法治囯，那是狗屁！以党治囯，才是王道！
海外逆子 2011年 6月 25日
老同学终于出来了。当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各奔东西了，后来听说进局子了，而且罪名是后来追加的。这就是中共！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的真面目。能出来 就好，老婆已经弃他而去，就和儿子好好过吧。
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sixiang000/author/X/XuZeRong/XuZeR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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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2006-11-10 22:49:31)转载分类： 转载文章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徐泽荣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Modern China Studies, No.3, 2000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为参战做准备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注释】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 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 料[1]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件前苏联政府的档 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份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 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3]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 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份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 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 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 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徵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 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 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 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 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 件公开以前，大部份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 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 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 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 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 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 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 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 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 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 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 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份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 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 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 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月至12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 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 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 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 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 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 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 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 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 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 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 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 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 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 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 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 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 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 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 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 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 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 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 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月至6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 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 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 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 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 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 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 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 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 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 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 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 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 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 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 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 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 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 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 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 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 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 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 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 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 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 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 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 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 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月至9月）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 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 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 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 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 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 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 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 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 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 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份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 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 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 2,000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 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 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月23 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 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 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 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 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 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 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 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00205&total=69>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 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 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 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 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的“充份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王小东2006-11-10 22:58:56 [举报]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 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 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 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 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 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 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 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王小东2006-11-10 22:59:53 [举报]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 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 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 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 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 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王小东2006-11-10 23:00:43 [举报]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 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月 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鲜；而斯大 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出现过“最 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 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 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 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 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 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王小东2006-11-10 23:00:58 [举报]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 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 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 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 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 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 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 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 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 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 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 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王小东2006-11-10 23:04:39 [举报]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 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份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 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 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 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 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 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 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 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份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 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 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7月，中 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王小东2006-11-10 23:07:10 [举报]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至8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 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 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 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 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 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 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 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 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 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 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王小东2006-11-10 23:07:50 [举报]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 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 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 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 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 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黑夜眼2006-11-10 23:37:09 [举报]
我对此文的客观及公正性抱有怀疑。
我觉得更像是立场决定结论的文章。
turky2006-11-11 18:19:24 [举报]
"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耐人寻味，情况属实吗？
yaomi2006-11-11 23:31:16 [举报]
徐不是在坐牢么？
毛泽东思想万岁2007-07-14 18:23:21 [举报]
文章的作者忘了2件事,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不允许有敌对势力出现在朝鲜半岛,那里是中国整个北方的屏障,隋唐两朝4帝历百年灭高丽又是为了什 么?作者根本没有谈及美国如何武装李承晚,李承晚如何积极备战,是不是他的准备就是应对中朝的侵略?这个人他妈的阉割史料的做法,老子又不是第一 次见到.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183882,00.html
中国短讯 | 23.06.2011 | 06:00 UTC
2011-06-23 德国之声 DW 徐泽荣提前获释
北京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获假释后一天，香港历史学家徐泽荣周四（6月23日）也提前获释。徐泽荣在电话中告知，他今天早晨从广州 的一家监狱中被释放。现年57岁的徐泽荣于10年前因所谓的泄漏国家军事机密及非法经营罪被判13年监禁。他受到指控，复印了中国内部有关朝鲜战 争的机密文件和材料，并提供给韩国学者。因“狱中表现良好”，他此前已获减刑2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B3%BD%E8%8D%A3
维基百科：徐泽荣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徐泽荣， 香港学者，英国牛 津大学政治学博士。2000年7月因被控“泄露国家机密” 而遭当局正式逮捕，2001年12月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判处“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和非法经营书籍和报刊发行”罪名成立，获刑 13年。
徐泽荣本人出 生高干家庭，父亲原是某军区的军级干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母亲曾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她在徐泽荣被捕入狱后去 世。徐泽荣被捕之初，当局仅仅指控他1999年到2000年在深圳“非法经营”出 版书刊业务，并未提及后来成为他主要罪状的“向境外非 法提供情报罪”；当局搜索其住宅之后，发现他1992年曾向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提供中共50年代 出版的内部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并且获得报酬，认定为“唯一钢鞭材料”。
[编辑]内情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泽荣实际因为报导中国共 产党文革时 期曾经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的 陈年旧事而触怒当局。金钟说：“说他把一份抗美援朝的内部文件出卖给南韩；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亚洲周刊》上写文章报导马来 西亚共产党曾经在湖南益阳某山头上设立秘密电台。这件事情过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报导。”
据报，这篇题 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6月最后一期的香港《亚洲周 刊》之后，徐泽荣随即在广州家中被捕。徐泽荣的这篇报导披露，中国政府1967年帮助马来西亚共产党在 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进行宣传；不过物换星移之后电台已于1981年撤销。作者徐泽荣根 据线索在现场目睹和拍照的仅为人去楼空的废弃场所，包括数处房屋、一处坑道和一座铁塔。
[编辑]参考文献
http://www.alliance.org.hk/publish/hkanews/?p=505
01/ 04/ 2002
再起西單
第54期
2002-04-01 香港支联会 麥海華：荒謬可悲的徐澤榮「間諜」案
四十六歲的港人徐澤榮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在廣州被捕，關押十八個月後於今年一月十七日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被控竊取及出賣國家絕密級情報，涉嫌進行間 諜活動及在內地非法出版經營書刊，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罰款五萬元人民幣及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根據國家保密局一九九零年《國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規定》：「凡未標明或者未通知保密期限的國家秘密事項，其保密期限按照絕密級事項三十年、機密級事 項二十年、秘密級事項十年認定。」據二月十二日中國駐英大使館致牛津大學函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徐非法得到了國家機密材料，並複印寄到國外。這 一罪行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九二年正是徐澤榮作為牛津大學的全職博士研究生，寫作有關朝鮮戰爭的論文的期間。明顯地徐澤榮是以探索朝鮮戰爭真 相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得罪當權者而遭重判入獄。
事件可悲之處，是作為中國人進行敏感問題的獨立學術研究，結果卻遭受重判。荒謬的是即使超過保密期的歷史資料，仍可作為罪證，不容許人民循合理途 徑去重新評價歷史。歷史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反觀美國，三十年前的政府檔案，一樣要公開，研究人員可以發現當時的尼克遜總統曾考慮使用核彈襲擊越南，結束越戰，結果為美國務卿基辛格的反對而 作罷。這些資料的公開對當事人會造成尷尬或不便，但對評估當時華府的決策和其後所採取的戰略，很有啟發性。世人有權利取得秘密檔案資料，重整歷 史。三十年的禁令是慣常可接受的保密限期，但徐澤榮卻以出賣四十多年前的秘密資料而入獄，是否中國人便沒有獨立探索本身歷史的權利呢！
國內的刑法，對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有很廣泛的定義，只要有關單位指稱會危害國家安全，法庭便接納。只要該單位指稱某組織是特務機關，與其有聯繫接 觸的人便很易被指從事間諜活動，出賣國家情報。因此，如果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制、完善的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律，獨立於共產黨的專業，公眾利益和民 間團體，透過不斷的抗爭和捍衛其民主權利，要建設一個開放、公義、民主的國家，真是談何容易！
中國雖然已簽署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若沒有法治及人權的觀念，沒有制衡當權者和政府的力量，中 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將得不到保障，學者及研究人員對歷史及重要社會政治議題進行獨立研究，將甚難於辦到。國家「入世」，而統治者的思想心態仍然停留 在封建時代，國家能不悲哀！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250000/newsid_1252800/1252816.stm
2001年03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18北京时间19:18发表
2001-03-3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国扣押香港学者徐泽荣
专长研究中国问题包括军事问题的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学者徐泽荣据称在中国已经被扣押了八个月，至今仍没有被释放。据接近徐泽荣的朋友向BBC中文网证实，徐泽荣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关他被捕的消息，中国方面没有作出任何证实。
在香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现年45岁的徐泽荣是被行政拘留的，当局仍没有对他提出正式的控罪。
消息人士说，徐泽荣的被捕可能与他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敏感内容有关。
据称，徐泽荣正在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材料。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说，他的家人不清楚他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扣押的。
该组织说，徐泽荣在中文版的《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有关中共在60到80年代期间向马来西亚共产党提供援助的文章 。之后他便在大陆被扣押。
徐泽荣在英国牛津大学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广州社会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员，同时在中山大学任教。
徐泽荣曾在香港工作，担任香港亚洲战略学会秘书长。他与中国内地许多学者有合作关系，并出版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刊物《亚洲评论》。
徐泽荣专长军事研究，博士论文即是关于朝鲜战争，他在论文中披露了可能令中国军方将领不安的内幕。
消息人士称徐泽荣的父亲曾是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手下的将领，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徐泽荣已经离婚，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居住在香港。
最近一个月，中国当局还扣押了两名学者高瞻和李少民，其怀疑的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10623-%E9%81%AD%E4%B8%AD%E5%9B%BD%E5%BD%93%E5%B1%80%E4%BB%A5%E2%80%9C%E6%B3%84%E5%AF%86%E2%80%9D%E5%AE%9A%E7%BD%AA%E7%9A%84%E5%AD%A6%E8%80%85%E5%BE%90%E6%B3%BD%E8%8D%A3%E5%87%BA%E7%8B%B1
2011-06-23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麦燕庭：遭中国当局以“泄密”定罪的学者徐泽荣出狱
DR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被中国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及非法经营罪」判入狱13年的香港学者徐泽荣，23日早上出狱。据悉，他会在广州停留一个月，之后来港与家 人相聚，再赴英居留。
徐泽荣出狱后，随即与在广州的家人外出午膳庆祝。其侄女徐霄鹰表示，徐泽荣精神不错。据悉，徐暂定七月中旬到港，参加由英国返港的儿子徐戴维在港 举行的婚宴后，于八月底或九月初与儿子返回英国牛津居住一、两年，再筹划未来。
现年57岁的徐泽荣，父母均为中共资深党员及干部，1984年移居香港后，曾在等同中国驻港机构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调研室工作，1999年获牛津 大学政治学博士。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的徐泽荣，于2000年6月的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题为《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揭露中共曾于 1967年协助马来西亚共党秘密在湖南益阳赫山区岳家桥四方山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证明中共声称没有介入其他共产党的说法不确。文章 发表后，他便在广州家中被国安人员拘捕，翌年指他在1992年初以写博士论文为名，向中国内地的研究机关借得多分有关韩战的机密文件，复印翻拍 后，寄给韩国战略研究所时任所长；并在深圳非法出版。2002年1月17日被判入狱13年，罚款五万元人民币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不过，海外人士大多认为，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他披露中共协助马共之事，得罪中共。徐泽荣被捕后，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曾先后三次获当局 减刑共两年，本月23日刑满出狱。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徐泽荣博士论 文）.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258709.html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迈克尔·谢勒 [美国] 徐泽荣译）（三联书店）.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490382.html?from=like國際學界就徐澤榮博士被判十三年一事給 江澤民主席的公開信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23&id=17252http://bbs.warstudy.com/bbs/dvbbs/printpage.asp?BoardID=5&id=414
- 战争研究论坛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index.asp)
-- [战史资料]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list.asp?boardid=5)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http://warstudy.com/bbs/dvbbs/index.aspdispbbs.asp?boardid=5&rootid=&id=414)
-- 作者：正版松鼠妖
-- 发布时间：2002-5-31 14:40:45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1)【博讯3月17日消息】 徐泽荣（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 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 泳三216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份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 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 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字号[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 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虽然大部 份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 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泽东策划 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前提下北 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对金 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徵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 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 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 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 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 前，大部份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 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著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 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 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 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 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 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 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 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 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 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份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 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 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 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1949年1月至12月）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 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 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 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 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 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 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 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 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 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 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 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 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 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 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 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解放军的 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 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 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 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 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 以，高岗?那拔朗砍の罕τ裨嘎叮?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 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 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 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月至6月）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 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 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 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 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 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在前苏 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 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 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 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 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 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 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 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 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 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 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 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 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 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 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 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 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 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 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 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 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 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 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 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月4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 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徐泽荣获罪十三年牢狱之灾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2)
【博讯3月17日消息】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月至9月）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 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 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 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 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 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 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6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 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 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 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 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份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央政 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 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 2,000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 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月 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 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 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 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 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 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 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 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 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 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 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 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 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著某种事先精心策划 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的"充份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月至10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 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份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 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 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著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 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 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 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 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鹿拿逯苯映雒妫虬怖砘崽岢鲆?，也未成功。第三 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 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著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 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 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 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 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份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 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 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 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 了。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 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 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 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 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 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 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 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 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 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 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 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 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 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 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 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 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 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 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 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 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 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徐泽荣(思想境界)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
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 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
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 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 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 。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
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号(4){[3] ，前苏联政
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
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 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 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 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
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 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 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 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 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 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 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 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 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 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 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 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
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 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 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 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 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 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 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 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 （1949年1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 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 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 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 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 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
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 “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 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 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 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 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 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 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 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 148,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 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 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 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 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 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 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 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
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 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 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 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 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 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 性、苏
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4] 。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 ?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 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 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 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 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 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 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
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 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 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 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 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 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5] 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 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 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 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 定。”因此，1950年5 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 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 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 军38军113 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 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 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 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 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1950年7 月4 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 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 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 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 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 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 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 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 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 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 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 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 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 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 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 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 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 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 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 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 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 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 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26 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 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 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 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 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 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 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 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 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 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 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 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 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 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 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必 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国 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 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 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 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 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 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
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 究中发现，中国领导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 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 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 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
战争来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 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 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 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 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
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 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 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 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 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 日，1950年10月8 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 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 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 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
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 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 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 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 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 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 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 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障东 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 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 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 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 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 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 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 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 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 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 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7] ，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 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 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 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 计划。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 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 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 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
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 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据38军112 师326 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 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 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 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
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 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 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 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 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 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 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 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 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 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 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 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 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 “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 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 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 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1951年 7 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 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中国军方的学 者徐焰则认为，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8] ；同时，尽管1951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9] ，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 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断 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其次，中国成功 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 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 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 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49年10至11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1949年 和1950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 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 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斯大林1950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 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 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 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 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 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1941、1942年采取对苏不 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斯大林支援 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 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 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 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作者附注】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 May 1949-July 1951 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释】[1] 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 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2] 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4]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000 万元、12万支枪、500 至600 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 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 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 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 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
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 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 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 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 非苏造) 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 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 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 北朝鲜曾将2,000 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 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
[5] 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 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6] 《世界知识》1950年10月13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7]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39万，联合国军为50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30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39万对30 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9] 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1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 年是40亿元人民币。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024:
-- 作者：ALBERT
-- 发布时间：2002-8-12 21:16:32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不管怎样，高层的想法一般士兵（包括军官）是不知道的。这一点我很清楚——至少39军115师（熟悉中国军事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番号代表着什么）的 营级以下在朝鲜战争前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的。而且所谓的“志愿”也是个幌子——军装一换就入朝！是命令！！
这个时候，你还想知道什么呢？只有依靠自己过去的战斗经验来想尽办法在战争中活下来，然后才是胜利。
自己亲身或者家人中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总是把战争想象的很简单，但真正的战争是很艰难、可怕的。
-- 作者：cpcliusi
-- 发布时间：2003-4-5 12:30:54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朝鲜人民军明明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打不过才后撤的.徐文竟然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
策划的计谋.是一大败笔.
-- 作者：阿修比
-- 发布时间：2003-4-6 16:27:59
-- 徐泽荣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
下面引用由cpcliusi在 2003/04/05 12:30pm 发表的内容：
朝鲜人民军明明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打不过才后撤的.徐文竟然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
策划的计谋.是一大败笔.
你应该指的开头的“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 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
以及这一段附近，“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月 26 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仔细看了看，好像没有说“是朝鲜同中国方面策划的计谋”，而是怀疑是中国单方面的计谋的样子，就是说中国计划以朝鲜单方面的损失换取中国出兵后的 有利态势
不过即使这么说，徐文这方面还是缺乏证据啊，基本上对大家公认的事实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在关键性事实上只是猜想了一下
-- 作者：CSRFGC
-- 发布时间：2010-8-21 20: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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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是否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获罪10余年？
-- 作者：坦能堡
-- 发布时间：2010-8-21 21: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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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CSRFGC在2010-8-21 20:27:53的发言：
徐泽荣是否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获罪10余年？
至少名义上不是——他博士论文不知道是哪年写的，但肯定是1998年之前，那么他论文的资料大约94-95就要着手准备；而判决是说他2000年 “窃取”了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绝密资料，还用缩微胶片卖了2万块给等在香港的某国间谍，最后被跨省追捕，一共判了13年，其中出盗版书获利30多 万的经济罪还判了3年。
-- 作者：天目山客
-- 发布时间：2010-9-10 17: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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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辛苦！
-- 作者：CSRFGC
-- 发布时间：2010-9-12 17: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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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20 徐泽荣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01)深中法刑一初字第206号公诉机关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徐泽荣，又名高卫国，男，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四川省荣县人，汉族，留英博士，香港居民，香港住址为：北角建明大厦13B。暂住：番 禺洛溪江花园丽彦楼8-904，捕前为“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社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广州中山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因涉嫌犯为 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黄恳儒，系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刑一诉字(2001)第1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泽荣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于二零零一年七月十六日向本院提出 公诉。
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赖海金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徐泽荣及辩护人黄恳儒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九九二年初，被告人徐泽荣以写关于朝鲜战争的论文为由，在广州从庄竹霞处借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下简称经验总结)中的《经验总 结一、战争简史》、《经验总结二、战术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三(上)、集团军、军、步兵师战例选辑》、《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四本书；同年 九月，徐泽荣通过丁宁虹找到了《经验总结三、(下)步兵团、营、连、排战例选辑》；同年十月，徐到北京找到军事科学院教授齐德学，向齐借到《经验 总结四、对敌军的研究》。被告人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的同时，由自己或通过他人进行复印、翻拍、微缩。徐在取得上述资料复件及胶卷后，由其本人或 通过袁秋讯等人将其偷带到香港。此后，徐泽荣指使袁秋讯将《经验总结》卷一至卷四的文、图复印件和战例图微缩胶卷从香港寄给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 晨泰。洪晨泰在收到上述资料后，共给徐泽荣寄了二千五百美元的报酬。《经验总结》等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为尚未解 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一九九三年春，被告人徐泽荣在香港成立“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徐泽荣在深圳先后以“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社”的名义非法从事出版书刊业务，非法出版《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等书刊共二十五种，60900 册。上述二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徐泽荣非法经营数额约为人民币三十三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两起犯罪事实，分别在庭审时出示了被告人身份材料，被告人的书信、搜查记录、扣押清单、复印的情报照片、密级鉴定书；被告人在港公司注 册资料、账本、账单、书籍拍照、对非法出版物的鉴定书；相关的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徐泽荣的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和第二百二十五条之规定，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诉情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徐泽荣在庭审时承认控 罪，并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其辩护人辩护称徐泽荣为境外提供情报的最初主观故意不明显，其行为属於“情节较轻”，有关部门的密级鉴定没有法律依 据。辩护人亦辩护称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於单位犯罪，其在新刑法实施前进行的非法经营行为不应追究。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二年初，被告人徐泽民从英国返回广州渡假。在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庄田家作客时，徐见到五十年代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 总结》(下简称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即以其正在写关于朝鲜战争的论文为由向庄田的女儿庄竹霞提出借阅。庄竹霞同意，将《经验总 结一、战争简史》《经验总结二、战术经验总结》《经验总结三(上)、集团军、军、步兵团战例选辑》、《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四本书交给徐，并 叮嘱徐，这是内部资料，注意不要外传，不要复印。徐得书后，将这四本书交给广州中山大学的图书馆进行文字部分和附图的黑白复印，其中文字部分一式 二份，战例图部分一式一份。并用照相机将这几本书的封面进行拍照。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后，便写信与韩国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洪晨泰，徐在信中介绍了 该套资料的内容，称该资料是罕有的历史资料，可以有偿提供，并先寄了该资料的封面照片、出版序言以及战例图复印件样品。洪收到信后马上回信表示有 意购买，并称尚须补齐《经验总结三(下)》和《经验总结四》，同时提出战例图除黑白复印件外，还要有翻拍的微缩胶卷。
为此，徐泽荣于一九九二年九月，通过原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于秋生的女儿丁宁虹找到了《经验总结三、(下)步兵团、营、连、排战例选辑》。此外，徐还到北 京找中国军事科学院教授齐德学，向齐借到《经验总结四、对敌军的研究》。徐在取得上述二本书后，又交由他人进行复印，仍是文字部分一式二份，战例 图部分一式一份。由於洪晨泰提出战例图要有翻拍的微缩胶卷，徐泽荣又通过其继女徐霄鹰同学符国冰的介绍，由广州中山图书馆微缩室的黄延生，将《经 验总结》中的战例图进行多次翻拍，共翻拍冲印成多卷胶卷。徐泽荣在取得上述资料复制件及胶卷后，由其本人或通过其妻袁秋讯等人将其偷带到香港。一 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又由其本人或指使袁秋讯将《经验总结》卷一至卷四的文、图复印件和战例图微缩胶卷分多次从香被中共荒谬判刑13年的香港学 者徐泽荣港寄给洪晨泰，洪在收到上述资料后，共给徐泽荣寄了二千五百美元的报酬。
上述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为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上述犯罪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有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侦察通知，破案情况报告、结案报告材料在卷，反映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二、有徐泽荣给袁秋讯的信，袁秋讯给徐泽荣的信在卷，证实时在英国的徐泽荣通过书信安排袁秋讯负责落实好《经验总结》中部分资料的复印、微缩等工作，并设 法带至香港，袁秋讯也按徐泽荣要求，将资料及胶卷寄给韩国洪晨泰。
三、有徐泽荣给洪晨泰的信在卷，证实徐泽荣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将微缩翻拍的二十三张战例图寄给洪晨泰。
四、有搜查记录、扣押清单在卷，国家安全机关对徐泽荣住所进行搜查，所扣押物品有计算机、书籍一批，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朝鲜战争敌军 资料汇集》两套书共六本以及徐泽荣与袁秋讯等人来往的信件一批。
五、有复印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共六本书的照片在卷。
六、有证人庄祝(竹)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徐泽荣到她家看望她的父亲，说他正在写博士论文，需要收集资料，并向她借《朝鲜战争经验总结汇编》 约四册书。当时她对徐说这是内部资料，不要外转，徐还向她保证不会外传。
七、有证人齐德学的证言证实，大概在一九九四年，徐泽荣到其北京的家中向其借《抗美援朝经验总结之对敌军的研究》一书，借了二、三个月后，他通过广州军区 司令部编研室的吴基林寄还。
八、有证人徐霄鹰的证言证实，在九二、九三年间，她帮助徐泽荣拍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地图与照片，徐还让其复印《经验总结》这套书的部分资料，并且她介绍徐泽 荣认识了中山图书馆的符国冰。
九、有证人符国冰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一年，她经同学徐霄鹰介绍认识了徐泽荣，后徐泽荣需要查找一些缩微资料，她便介绍了缩微室的黄延生给他认识。
十、有证人黄延生的证言证实，约在九二年至九三年间，经其同事符国冰介绍认识了徐泽荣，并帮徐翻拍了一本朝鲜战场的战例图，约有百多张。
十一、有证人袁秋讯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二年徐泽荣把从庄竹霞处借到的《经验总结》复印好后，由她带到香港，因资料很多，怕被海关查，还托朋友帮带一部分。 其后，徐泽荣从丁宁红处借到的资料经复印后，也是由她带至香港的。另外，她还按徐泽荣要求把这些资料寄到南韩，当时她问徐为什么要寄这些资料给他 们，徐说：“不要紧，这些都是过时的资料，已经解密了。他们还答应给我资料费。”
十二、有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刑事技术鉴定书在卷，证实署名“徐泽荣”的书信为徐泽荣所写，署名“秋讯”的书信为袁秋讯所写。
十三、有密级鉴定书在卷，上述资料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属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
十四、有被告人徐泽荣的供认和亲笔供词在卷，被告人徐泽荣对上述犯罪事实作了有罪供述，对为境外非法提供的犯罪时间、地点、手段以及经过与有关的证据能够 相互印证。
上述各项证据材料均在庭审时经控辩双方质证，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一九九三年春，被告人徐泽荣在香港成立“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后，开始在内地以“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社” 的名义非法从事出版书刊业务。其揽到生意后，先后将书稿交由“深圳美光印刷厂”、“深圳大舜公司”等单位从事植字、排版等业务；并于一九九八年四 月至一九九九年三月，租借深圳华侨城汇文楼30楼作为办公室，雇请张妍植字、排版。其中部分书刊由“深圳市汇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张峥、黄芝 华、“深圳中华商务公司”的聂碧波等人进行封面设计和出胶片等工作，聂又将胶片交给张海龙，由张海龙进行印刷及将印好的书发往境内、外。一九九九 年七月，徐泽荣迁入广州番
禺洛溪丽江花园丽彦楼8－904后，仍通过电话、传呼机、邮政快递等方式安排在深圳的张妍为其植字、排版和与“汇特”公司联系出胶片，继续非法从 事出版业务。
从一九九三年起，徐泽荣先后委托“广州东山彩印厂”、“深圳宣发印刷厂”和深圳其它一些小的印刷厂为其印刷非法出版物。自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至二零零零年三 月，徐泽荣非法出版的书刊共二十五种，60900册，分别是《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1000册)、《再看台湾》(1000册)、《世纪之 交的台海关系》(1000册)、《开心炸弹》第二期(5000册)、《香港回归与南中国区域社会的发展》(1000册)、《台湾的政治转 型》(1000册)、《跨世纪的曙光》(1000册)、《南中国的崛起》(1000册)、《海峡两岸土地法律制度比较》(1000册)、《海峡两 岸律师制度比较与律师协作探讨》(1000册)、《海峡两岸司法制度比较研究》(1000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研究》(1000册)、 《江泽民风采录》(2000册)、《福州生活指南》(3000册)、《人书》(1000册)、《厦门商贸旅游图》(30000张)、《网络通讯》 一九九九年第九期、十一期、二零零零年第一期(三期共2400册)、《转轨时间的政治发展》(1000册)、《人的驯化、躲避与反抗》(1000 册)、《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500册)、《星条旗在燃烧：杨漫克美国评论集》(500册)、《混血情结：杨漫克人文评论集》(500 册)、《透过历史看台湾》(1000册)、《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1000册)、《蔬菜的光温生态反应与利用》(上册)(1000册)。上述二 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该二十五种书刊的出版，徐泽荣非法经营数额约为人民币三十三万。
上述犯罪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有国家安全机关的立案侦察通知，破案情况报告、结果报告等材料在卷，反映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二、有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资料在卷，证实被告人徐泽荣自一九九三年起，在香港先后成立了“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 社”，这些机构的主要营业性质为出版。
三、有扣押清单在卷，国家安全机关对被告人徐泽荣住所进行搜查，查获徐泽荣用于记载非法出版经营情况的账本、账单以及合同。
四、有对非法经营的账本、账单、二十五种书刊拍照的照片在卷。
五、有张峥、黄芝华的证言在卷，两人均是“深圳市汇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主管，张峥、黄芝华证实一九九九年六月至二零零零年四月，她们承接被告人徐泽荣 的《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等书刊的封面设计、出胶片工作，其中张峥还按徐泽民的要求，将《台湾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交给聂碧波去印刷。
六、有证人聂碧波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九年底被告人徐泽民将《透过历史看台湾》的胶片交给他，委托他找人设计封面，并由他把胶片交给张海龙印刷；二零零零年 三。四月间，聂按徐泽荣的要求找张峥取《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并交给张海龙印刷。
七、有证人张海龙的证言证实。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聂碧波将《透过历史看台湾》的胶片交给他；二零零零年二月，聂又将《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的胶片交给他。此 两本书他都交由深圳新视线印刷厂印刷，并按徐泽荣提供的地址发往境内、外。
八、有证人张妍的证言证实，她受雇为被告人徐泽荣打字和排版。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徐泽荣交给她在深圳完成了《人的驯化、躲避和反抗》等八种书刊 的植字、校对、排版，并按徐的要求交给“汇特”公司出胶片。
九、有证人廖桂龙、王雅平、洪连椿、倪会民、朱裔新、姚永朴、金泓钒、邓汝帮等人的证言在卷，他们都是上述书刊的作者或编者，他们证实由他们交纳书号费或 出版费，被告人徐泽荣则提供书号或者负责植字、排版、出胶片直至印刷等出版的工作。
十、有对非法出版物的鉴定书在卷，上述二十五种出版物，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
十一、有被告人徐泽荣的供认和亲笔供词在卷，被告人徐泽荣对上述犯罪事实作了有罪供述，对非法经营的犯罪时间、地点、手段、非法经营的数额的供述与有关的 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上述各项证据材料均在庭审时经控辩双方质证，查证属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泽荣无视国法，其行为已独犯刑律、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徐泽荣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深知《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 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等资料的重要价值，在明知这些资料属内部资料、尚未公开、不能外传的情况下，假借学术研究为名，以复印、翻拍、邮 寄等手段，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其行为已构成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且该情报属我军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已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此 外，被告人徐泽荣在不具备在内地从事出版业务资格的情况下，且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三十三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徐泽荣的辩护人辩护称徐泽荣 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最初主观故意不明显。经查，被告人徐泽荣在被明确告知“属内部材料，不要外传”的情况下，为获取报酬，积极向外非法提供上述 材料，并且向其妻谎称“资料已解密”，可见其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主观故意是明显的，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又辩护称被告 人行为属於“情节较轻”，不应由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所涉及的我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这一资料的特点，由国 家安全机关提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鉴定，并无不妥。根据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鉴定结论，上述资料属尚未解密的绝密 级文件资料，被告人徐泽荣的行为已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亦称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行为属於单 位犯罪，其在新刑法实施前进行的非法经营行为不应追究。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泽民在港成立的“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等机构并无在国内进行合法登 记，其以单位的名义是为了便於进行非法出版经营活动，而且违法所得大部分被徐泽荣用于个人开支，因此，被告人徐泽荣的非法经营行为是自然人犯罪， 该非法经营行为属连续犯罪行为，尽管跨越新旧刑法的实施，必须一并予以追诉，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徐泽荣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刑期一日，即自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姚辉
审判员：王育平
代理审判员：周礼平
书记员：胡邵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 作者：h0n9
-- 发布时间：2010-9-15 1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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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 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 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 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 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 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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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有什么证据支持么？？？
没有，就是臆造
文科博士论文水分多啊
-- 作者：argo
-- 发布时间：2010-10-27 16: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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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蛋炒饭一事而言，也算朝战中中国老百姓的最大收获了。
-- 作者：beepbug
-- 发布时间：2010-12-21 18: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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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金日成发起的，这个没疑问。
不过，日本人写的《朝鲜战争》认为，战争的起源，是因为李承晚先立国。
-- 作者：beepbug
-- 发布时间：2011-6-28 5: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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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鲜战争》，不是普通日本人写的，是日防卫厅编写的。日本对北朝与南韩的态度，世人都知道的，亲南仇北。日人这么说，而某些中国人却那么 说，两相比较，美分党嘴脸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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