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雪：自由的盲区与暴政的助产：霍梅尼在诺夫勒堡的112天
SHENG Xue
盛雪：自由的盲区与暴政的助产：霍梅尼在诺夫勒堡的112天
引言：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伊朗境内此起彼伏的抗议运动。看着伊朗人民不惜付出宝贵的生命争取自由和尊严、民主和人权。民众从最初对物价、失业等经济民生议题的愤怒，迅速汇聚成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的雷鸣。我不禁思考：这个国家是如何一步步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神权黑洞的？
霍梅尼不是在伊朗的清真寺、校舍、田园或郊野发动的伊斯兰神权暴政革命，而是在法国巴黎的近郊。
从德黑兰的火光到诺夫勒堡的苹果树
为了追溯这股暴政的源头，我的目光投向 1978 年秋天，那个历史转折的瞬间。
在巴黎郊外，位于凡尔赛宫以西约 15 公里处一个叫诺夫勒堡（Neauphle-le-Château）的小镇，一棵看似平和的苹果树下，坐着一位身披长袍，坐在波斯地毯或垫子上的清贫、温和、不染尘埃的宗教老人。知识菁英和媒体记者纷至沓来，在他的膝下倾听他关于“民主”、“公义”、“推翻国王”、“清除腐败”。他并坚定承诺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公义的纯净的社会，消除剥削，甚至承诺为人民免费提供水电和公共交通。
诺夫勒堡住所的花园里有一棵苹果树，霍梅尼常坐在苹果树下的波斯地毯上接待媒体记者和崇拜者的来访。这个极具视觉隐喻的场景，成功欺骗了西方的感知，将一个激进的极端宗教神权狂热革命者包装成了一个“沉思的圣徒”。
在那张充满圣徒气息的面孔下，霍梅尼巧妙地挪用了自由世界最珍视的政治词汇。此时的西方世界沉浸在一种救世主式的自豪感中，却浑然不知，他们正在资助一场即将席卷中东、并最终反噬文明，让世界备受恐怖主义胁迫了近半个世纪的黑色风暴。
今天，当德黑兰的年轻人为了自由前赴后继并献出生命时，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那个暴政的“助产时刻”。
1978 年 10 月 1 日，霍梅尼在法国诺夫勒堡家中花园的苹果树下，接受追随者的敬拜。（图片来源 Michel SETBOUN）
霍梅尼在诺夫勒堡住所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图片来源 Sergio Gaudenti）利用自由通讯与“超级麦克风”
1978 年 10 月 6 日，霍梅尼从伊拉克被驱逐出境，原本计划去科威特，但被拒。随后，他利用伊朗与法国之间的相互免签协议（当时巴列维国王为了方便伊朗人旅游而签署），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持短期旅游签证抵达巴黎奥利机场。
当时由德斯坦总统领导的法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如果驱逐他，会遭到国内左翼的猛烈抨击；如果接纳他，会得罪巴列维。法国政府最终选择了观望政策，默许他停留。
霍梅尼最初住在巴黎市内的一处公寓，但因为记者和信徒太多，干扰了交通。他很快搬到了诺夫勒堡（Neauphle-le-Château）。他在那里有两栋房子：一栋由支持者购买供其居住，另一栋则改造成了祷告室、办公室和记者招待中心。
霍梅尼在法国的 112 天，不仅是权力的潜伏期，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策动的“远程革命”。
一方面是通讯主权的被动滥用。法国发达的电报和电话网络，让霍梅尼彻底摆脱了此前在伊拉克纳杰夫受到的政治禁锢。他利用法国的自由环境，将诺夫勒堡变成了指挥德黑兰街头运动的总司令部。数以万计载有其暴力革命指令的磁带、书信、物品，通过发达的物流与通讯网络源源不断地运抵伊朗，渗透进那里的清真寺、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动员。
另一方面是媒体的浪漫化包装。法国媒体在这次助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当时巴黎精英阶层对巴列维皇权政权的天然厌恶，他们下意识地将霍梅尼塑造为“反殖民的先知”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之所以将霍梅尼冠以“反殖民先知”之名，背后隐藏着西方左翼深刻的认知陷阱。
法国人支持霍梅尼的示威游行 1979 年 1 月，在法国诺夫勒堡，有人站在墙头拍摄支持霍梅尼的示威游行队伍沿路行进的画面。当时，霍梅尼在流亡生涯中居住在该镇。（图片来源：Chuck Fishman）西方文明变异出的“自我憎恨”
回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后的岔路，我认为，在西方工业革命后，由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包括贫富悬殊的拉大，让一批善良但肤浅的西方知识菁英对自己的优势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憎恨，于是拼命去寻找另外的人生意义。所以很多人追寻并鼓吹东方主义，宗教清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首先，他们有对“现代化”与“殖民化”的认知错位。 工业革命在创造物质奇迹的同时，也留下了阶级撕裂与文化异化的伤痕。到了 20 世纪中叶，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影响的西方左翼精英，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补偿心理。在福柯、萨特等人的语境中，巴列维国王自上往下推行的工业化、世俗化、扩展教育权利、提升妇女权益和土地改革，都被主观故意地剥离了其普世进步的属性，反而投射成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入侵。他们将现代文明的演进，对接到西方殖民的残余。
在这种逻辑下，巴列维被简化为美国的“文明买办”，而任何针对他的反抗——无论其底色多么保守黑暗——都被自动贴上了“去殖民化”的正义标签。霍梅尼那句“既不靠东方，也不靠西方”的孤立主义口号，精准地击中了西方左翼反抗“美式帝国主义”的浪漫情怀，使他们误以为在异域找到了反资本主义的同路人。
其次，他们对“本土文化自决”的病态迷恋。 当时的法国知识界陷入了一种深重的文明焦虑，认为西方文明已在物质主义中彻底腐朽。他们带着一种想象的滤镜，将东方视为拯救人类灵魂的最后药方。这种心态导致了对所谓“本土文化”的盲目崇拜：霍梅尼对宗教教义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解读，被西方精英美化为一种“找回民族本真灵魂”的觉醒。
他们陷入了一种危险的“相对主义”陷阱：天真地以为只要是反西方的，就必然代表了“本土的正义”与“人民的选择”。他们赞美那种原始的宗教狂热，却完全无视这种狂热对个人自由、尤其是对女性权利的毁灭性威胁。
最后，他们落入了“被压迫者”的话语陷阱。 霍梅尼深谙政治传播学，他巧妙地规划了“被压迫者（Mostazafin）”与“压迫者（Mostakberin）”人群，并将之对立起来。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高度重合，诱发了法国左翼的集体共鸣。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自己正参与一场跨越国界的阶级解放运动，全然忽略了霍梅尼口中的“解放”本质上是神权对世俗的吞噬。他们满怀激情地协助推翻了一个正在从独裁走向专制制度结构的世俗君主，却在无意间为一种更严酷、更闭塞、且无法被现代政治制衡的神权暴政锻造了枷锁。
这种基于反殖民叙事的狂热，本质上是西方左翼一种“自我憎恨”的心理补偿。因为厌恶本国的体制缺陷，他们便饥不择食地拥抱任何宣称要摧毁这个体制的域外力量。这种认知失明极其危险：当法国精英在诺夫勒堡的苹果树下为这位宗教先知摇旗呐喊时，他们实际上在为一场人类文明的倒退推波助澜，最终演变成对那个古老民族追求真正自由愿望的背叛。
霍梅尼在诺夫勒堡的住所经常吸引大批法国知识菁英聚集。（图片来自 J. Cuinieres/Roger Viollet）政治豪赌与精英的自负幻觉
首先，是基于外交虚荣的政治投机。 霍梅尼在法期间从未正式获得“政治难民”身份，因为他强硬地拒绝承诺“不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却享受了远超难民的超国民待遇。即便在其签证到期、处于非法滞留的状态下，法国政府不仅未予驱逐，反而抽调精锐宪兵与警察对其住所进行严密保护。法方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防止巴列维的情报机构（SAVAK）在法领土执行暗杀，但在深层逻辑中，这是德斯坦政府的一场外交政治豪赌。
这种策略性溃败，源于法国对“第三极”大国地位的虚荣追求。 长期以来，法国外交一直沉迷于在美英同盟之外展现“戴高乐主义”式的独立性，试图在美苏争霸的缝隙中寻找地缘杠杆。庇护霍梅尼被错误地视为一枚足以撬动中东局势的战略筹码。当时的法国精英自负地认定，诺夫勒堡的这番“政治投资”将建立起与伊朗未来政权的特殊纽带，既能通过支持“民主革命”在国际道义上抢占高地，又能凭此特殊关系在未来的石油版图与经贸谈判中占得先机。
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陷入了深度的群体性迷失。 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巴黎的沙龙与媒体专栏中，将这位沉默的老人神圣化为反抗“物化文明”与“技术压迫”的精神火炬。这种弥漫着左倾浪漫主义的舆论氛围，在国际社会与霍梅尼的真实面目之间构筑了一道虚假的道义屏障。它不仅严重稀释了西方世界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战略警觉，更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的巨大倒退，粉饰成了充满灵性的“政治觉醒”。
德斯坦政府的算计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代价惨重的误判。这种政客的自负与文人的幻觉，酿成了 20 世纪最荒诞的文明悖论：他们自以为是在实验室里精心哺育一头用于外交博弈的‘波斯猎隼’，却不曾料到，自己倾力喂养的竟是一柄行将斩断世俗自由纽带的‘真主之剑’。当这柄利刃挥下时，它不仅要刺破巴列维的皇权，更要劈开西方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社会结构，让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都笼罩在那场由诺夫勒堡席卷而出的原教旨风暴之中——这股余波至今仍在撕裂着当代的文明边界。
1979 年 1 月 3 日，在诺夫勒堡，穆斯林妇女在霍梅尼流亡住所为他整理准备寄往伊朗的信件。（图片来源：Roger Viollet Collection）
1979 年 1 月，在法国诺夫勒堡，霍梅尼走出家门，到街对面搭起的帐篷参加祈祷会。（图片来源：Chuck Fishman）反文明狂徒成了反西化宗教领袖
霍梅尼之所以从一介僧侣跃升为全球反文明势力的图腾，其核心动因在于他全盘否定并暴力抵抗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起的“白色革命”。这场由巴列维国王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主导的激进改革，本质上是伊朗试图脱离中世纪阴影、全面拥抱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尝试。
在当时，巴列维推行的改革涵盖了多项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民主化步骤：
土地所有制的根本重塑：通过赎买并重新分配大地主的土地，试图打破束缚农民千年的封建依附关系，从根源上重塑社会底层结构。
妇女权利的历史性跨越：1963 年，伊朗女性正式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随后的《家庭保护法》限制了多妻制，赋予了女性离婚诉求权，让她们从教权的附庸转变为独立的公民。
组建传播知识的青年军团：受过教育的青年军团深入偏远农村，通过基础教育和医疗普及，试图消灭文盲，将现代公共服务延伸至被传统教权严密控制的社会边缘。
世俗化治理的效能提升：利用石油财富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世俗官僚评价体系，旨在将国家权力从宗教教阶的垄断中剥离出来。
然而，这些旨在解放人性、促进平等、削弱独裁的进步举措，却被霍梅尼定义为对伊斯兰精神的“致命毒害”。他特别仇视土地改革对宗教地产（瓦克夫）的触动，并坚称赋予妇女权利是对教法与传统的背叛。1963 年，霍梅尼煽动的民众骚乱和暴力抗争迫使政府采取行动，他于 1964 年被逐出境，辗转流亡于土耳其、伊拉克，最终定居法国。
而历史进程中最令人扼腕的诡论在于：在霍梅尼流亡法国诺夫勒堡期间，大批深受启蒙运动熏陶的西方精英们，竟表现出一种令人战栗的政治幼稚。他们非但没有支持巴列维那些提升个人权利、削弱皇权专制的现代化政策，反而基于某种病态的“文化多样性”偏好，将巴列维的改革斥为“西方文化侵蚀”，转而对霍梅尼的极端宗教主张表现出近乎迷恋的支持。
这些西方精英对所谓“文化纯粹性”的虚伪追求，完全掩盖了他们对伊朗民众——特别是对女性和边缘群体基本生存权的冷漠。这种进步主义者对反进步势力的加持，不仅葬送了伊朗走向文明的机会，更开启了当代民主架构自我解构的先河。
1979 年 1 月，霍梅尼在诺夫勒堡住所外向媒体发表讲话。（图片来源：Chuck Fishman）法航包机上的冷酷原型
1979 年 1 月 31 日，一架法国航空的包机从巴黎腾空而起。这架飞机运载的不仅是一个流亡者，更是一套成熟的、旨在彻底终结伊朗现代性与自由意志的极权谋略。
那一刻的“毫无感觉”，注定被作为文明被反噬的象征载入史册。在万米高空，当随行记者询问这位即将登上帝位的宗教领袖，在流亡近十五年后重返祖国的情感体验时，霍梅尼冷酷地吐出一个词：“Hichi”（毫无感觉）。这不仅是个人的冷感，更是其宗教暴力革命意识形态的真实底色：他从未真正关怀过伊朗这个国家，更不关心其人民的苦难与福祉。对他而言，伊朗仅仅是实现神权扩张的载体，是其输出极端主义暴力革命的试验场。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且极具警示意义的自由悖论。霍梅尼在流亡期间，通过利用西方文明制度的让其寄生的形态完成了实力的积蓄——他利用法国的庇护获得了生存空间；利用其严密的法律体系获得了人身安全；利用其开放的舆论环境获得了国际声望；利用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录音带与电讯，跨洋指挥了动乱。
然而，当他降落在德黑兰并掌握绝对权柄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曾经庇护过他的自由、法治与人性尊严，统统投入烈火中烧毁。他不仅杀害了巴列维时期的改革者，更将屠刀伸向了那些曾为他奔走呼号、误以为他在追求“解放”的左翼精英和知识分子。
这种“利用自由来摧毁自由”的路径，在 1979 年的伊朗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预演。它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一个文明制度只顾及程序上的细腻与包容，却丧失了对受庇护者价值观和其对文明的真正态度进行审视与过滤能力时，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毁灭提供助跑。
1979 年 1 月 31 日，霍梅尼在巴黎附近的鲁瓦西机场对媒体发表讲话。随后他登上了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的法航包机，返回德黑兰，在伊朗领导伊斯兰革命。（图片来自马塞尔·宾/法新社）
1979 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乘坐的法国航空包机抵达德黑兰，机长亲自护送他下飞机，返回伊朗。记者问他，在阔别祖国 14 年后终于回国有什么感受，他冷冷地说：“毫无感觉”。图片来自网络历史的镜像——从霍梅尼到中共留法派
历史的残酷往往在于其惊人的重复性。霍梅尼在 1970 年代上演的利用文明套利的剧本，其实在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土地上早已完成了首排。
20 世纪 20 年代，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等中共早期政治中枢成员，同样是在法国的土壤中完成了权力的早期孵化。他们利用法国宽松的工运空间、宪法保障的言论与集会自由，精准地掌握了如何构建严密的地下组织细胞，如何进行高效的群众宣传。最关键的是，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西方自由社会的内部矛盾来实现其集权目标。
这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令人深思的“助产士宿命”：法国，这个现代自由与人权宪章的摇篮，由于其外交上的浪漫主义及根深蒂固的左翼理想主义，竟在两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它以温情脉脉的自由乳汁，先后哺育了两个对自由世界最具摧毁性的集权政权。
正如霍梅尼在法航包机上的冷酷，这些当年的留法先锋在归国后，同样迅速将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组织技术，转化为禁锢国民、根除自由的枷锁。自由社会因为其开放性，竟无意中成为了反文明种子的恒温孵化器。
这种“助产士”式的悲剧，正是当今西方世界民主架构自我解构的病灶。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冷峻的规律：如果自由的边界不设防，它终将通过自愿产出的方式，催生出自己的掘墓人。
霍梅尼返回伊朗后在德黑兰大学向人群致意。（图片来源：Alain Dejean/Sygma via Getty Images）困境中的法国 不可重复的退让
具有深意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法国自身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那种长期纵容激进思潮、模糊文明边界的浪漫主义，最终演变成了社会撕裂与安全危机的“回旋镖”。当年以左翼理想主义为名的“浪漫助产”，最终换来的是对法国自身基本自由、安全、秩序、文明的严峻挑战。
霍梅尼的成功，以及他身后的中共政权崛起，是对自由世界的一次终极嘲弄。它留下的血腥遗产，以铁一般的事实警示后人：自由绝不应成为保护那些旨在毁灭自由之人的“避风港”。 无条件的宽容是自我毁灭的催化剂。
当我们面对今天那些以肩负“人类命运共同体型“，实现纯净共产社会的真实暴政，和宣传极端宗教偏执狂热的天堂梦，以及如美国明尼苏达案的文明寄生系统欺诈为特征的现代威胁时，如果依然沿用那种百年前“法式浪漫主义”的旧思维去应对，我们将不得不再次面对法航包机降落后，那漫长、幽暗且充满暴力的黑夜。
我们必须重申文明的自卫权，划定清晰的边界，因为对野蛮的无限包容，就是对文明本身的背叛。
十年前我在脸书写了下面这段话，现用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共产暴政的接连倒台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现在就剩下中共和朝共在肆虐。中共的势力借助于这些年靠掠夺和欺诈本国人民而出现的经济奇迹，正在将其影响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恐怖主义势力是方兴未艾。偏执的极端穆斯林主导的恐怖主义和唯物唯利的中共的恐怖主义，正在深入影响着整个世界的人文环境和价值取向，很可能会摧毁世界的文明和秩序。
前者是绝对精神的，后者是完全物质的；前者认为自己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后者认为通过权力可以代替真理；前者要杀掉异己来扫清抵达真理境界的道路，后者要杀掉异己保障对权力的占有；前者用纯粹精神幻化出来的美妙天堂吸引厌倦俗世的灵魂，后者用强大物质堆砌起来的奢华现世迷醉疲于奔命的肉体。
当文明世界的自由意志拦截不了激进恐怖主义整齐震撼的步伐；当民主国家的普世价值抵御不住中共软硬实力强大物欲的席卷，这两种文明逆流就会相逢。
当这两种极致邪恶的力量相遇，就是世界毁灭之时。
2026 年 1 月 15 日
https://chinaspring.org/article/d087f59e-c900-4f11-acfd-0e60bd89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