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房文斋 2009-03-04 15:22:18 来源:南方周末
与林昭(1932-1968)君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那颗罪恶的子弹,已让美丽的生命化为尘土。不过,关于林昭辉耀夜空流星般的坎崎人 生,关于她惊醒世人的惨烈冤死,至今依然萦回心中,挥之难去。
本人与林昭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却始终噤若寒蝉,从没敢写下一言半语。年近八秩,再不会有22载锦绣年华,“奉献”给苦役鞭笞。头脑枯竭,心脏病 疲,更经不住再一次炼狱蒸煮。除了强迫自己遗忘,哪有别的选择?
年前从互联网和报纸上接连读到几篇回忆林昭的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也给我注入了勇气。我终于壮起胆子,用颤抖的枯手,写下这篇残缺不全的悼念文 字。
从北大来了个“林妹妹”
1957 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班学习,当班上26名同学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直接找党支部书记于恩光个别谈话,指责他们“率性胡来,伤害好人”,违 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并愤怒地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反右运动,坚决与党支部划清界限!”殊不知,此时“引蛇出洞”的“阳谋”已在内部 发布,只是普通党团员尚被蒙在鼓里。
时任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的章某,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觉悟自然了得。他决心超过法律系,做人民大学 的反右英雄。法律系由于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右派学生林希翎,流毒广布,右派比例也最高。章总支书记昼夜部署,东挂西连,一再增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冠军 ”。包庇右派就是右派!我赤膊上阵,自投罗网,顺理成章荣登右榜。最终落得个“留校查看”的“宽大处分”。从此摧眉折腰,自咒忏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 鼠。
1958年秋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忽然并入人大新闻系。据说,新闻事业乃是党的喉舌,必须设立在最革命、最纯洁无瑕的地方。有 着“中央第二高级党校”之誉的人民大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不仅使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右派分子的队伍也更加壮大,其中就有个著名的女 右派林昭。听说此人不仅与北大头号学生右派谭天荣齐名,而且堪与林希翎媲美。她说话简洁犀利,诗文俱佳,曾是北大校刊《红楼》的编委。鸣放时,她以《组织 与良心》为题,作过一次激情洋溢的讲演,反响十分强烈。当“鸣放”变成反右,她许久沉默。有一天,一个同学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她忍无可忍,竟然跳上桌子, 严词反驳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的积极分子。她的超常行动,惊呆了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人恐吓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给右派分子辩护?”她凛然作答:“我是 为真理辩护的人!”“你敢说出姓名吗?”“有啥不敢的?本人是中文系学生,姓林名昭。双木林,日旁刀下之口的昭!”如此不顾利害自蹈陷阱的“癫狂”举动, 一时间成了北大的特大新闻。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右派帽子已经戴到头上,她却毫无忏悔之意,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无错可认。
听到这位女性的“异端邪行”,我暗暗感叹:原来,自动跳出来为右派辩护、自投罗网的傻瓜蛋,不止我一人。同病相怜,我对这位跟自己一样引火烧身的林 姑娘,充满了好奇。
机 会终于来了。班上的同学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右派自然不配作教育者,我跟甘粹、伍伯涵、江泽纯、雷凡等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帮忙,为正在编辑的《新 闻大事记》搜集资料。去之前即听说,大名鼎鼎的林昭也在其中。原来认为,她跟本人一样,是个性格粗犷的李逵式人物。一见之下不由大感意外,站在面前的竟是 一位身材瘦削,满口吴侬软语的弱女子。头发浓密,两只粗粗的短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双唇线条明晰,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但目光并不专注,常常是倏忽一 瞥,眉头一蹙,然后轻嗽几声,目光移向别处。后来听说,她在北大“落网”前,曾有“林妹妹”的昵称。追求她的不止一人。有人形容她“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 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也有人说她有肺病,因此偷偷称她“病西施”。我十分纳闷,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 言辞?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只为当初一念差
右派学生在资料室帮忙,主要是翻阅1949前的旧报纸合 订本。记得有《大公报》、《新闻日报》、《中央日报》等,上面刊登的有关新闻方面的资料,统统摘录下来做成卡片备用。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资料室副主任王 前。此时的右派,人人希望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自然是谨言慎行,积极卖力。王前对我等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嘘寒问暖。课外活动时间,常 常“撵”我们:“同学们,别闷在屋子里,出去活动活动。”自从“堕落”成另类,虽然蒙恩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做人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蔑视白眼,就是 吆喝斥责。现在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大家心里满怀感激。心想能永远留在她的治下作个资料员,不再回去做“大学生”,实在是难得的造化。
王前对惟一的女右派林昭,更是刮目相看,竟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对桌而坐。我们当时都不解,反右已经快一年了,同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她与那 位章总支书记,为何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 一天晚饭前,别的同类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靠在椅子上发呆。“吱呦”一声门响,林昭翩然而至。不等我打招呼,她已经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端详了我 一阵子,用低低的探询语气问道,别人都出去玩,你一个人在想什么?是想老爹老妈,还是想念爱人孩子?我颓然答道:“自身尚且难保,哪儿顾得上父母妻孥!” 她略显吃惊地问道:“老兄为何如此悲观?”我反问道:“怕是你们太乐观吧?”她许久没言语,然后掉转话题说道,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的话,用不着我提醒。你干嘛犯糊涂呀?
这话触到了我的痛处。于是迳直告诉她,自己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正式参加革命,22岁就混上了区 营级(后来称科级)。处处一帆风顺。无奈,心比天高,不知安分,不顾组织一再挽留,坚决要求“深造”,竟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大新闻系。录取名单在《大众 日报》上一公布,同事惊诧,亲友欢呼。自己也像范进中了举人,差一点得了疯癫之症。谁能料到,得意的时光不到一年,便“堕落”成千夫所指的异类。如果不考 什么劳什子大学,留在机关当我的小干部,轮到下面鸣放时,“阳谋”已经昭然,我再傻也不会自投罗网。况且,我出身贫农,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又被评过优 秀工作者,“内定右派”的事,绝对轮不到自己头上。正是可恶的大学,才使我名列另册,沉入地狱。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失足成千古恨!
林昭听 罢,长叹一声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的处分轻,很快会摘掉帽子,千万不可自暴自弃。我迳直反驳道:“我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莽李逵,不 要说情急之下会说出无错无罪之类离经叛道的话,就是低眉顺眼做得不到家,一番努力也要化为乌有——摘帽子等到猴年马月!”
沉默一阵子,她说 了自己的情况。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是留英学生,归国后一心想为乡民谋福祉,便报名参加江苏省县长考试。结果以全省第一名的资格高中,被任命为吴县县 长。可是,圣贤门徒不是尔虞我诈的政客们的对手,很快便衔恨而去。母亲许宪民也是位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作过苏州市政协委员。她中学毕业 后,父亲坚持送她到美国读书,她不但坚决不答应,而且与地下党偷偷来往,以致与家庭反目,被亲友疏远。大军一过江,她就参加了革命。先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读书,然后志得意满地参加了土改。当时,一些苏北干部到了苏南便竞相换老婆,她看不惯,骂他们是陈世美,因而挨过严厉的批评。无奈本性难移,反右之初,就 钻进了右派的队伍。“你看,我不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莽李逵吗?我的肺子有病,但我还要好好活下去,把花花世界都看个明白。”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 初!”她摸过面前的卡片纸,拿起蘸水钢笔,低头写下一首诗,顺手递给我。我一看是顺治皇帝的一首出家诗: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王家?
我抬头问道:“莫非,你也后悔当初那一念之差?”“不,不穿上黄袍,怎能对贫苦的农民做那件大好事呢。”“没去美国留学呢,也不后悔?”我追根问 底。没等她作出回答,别的同学回来了,她转身离去。
替朋友严守秘密
资 料室副主任王前,是一位略显忧郁的女人。身材苗条,线条柔和。虽然人到中年,却风韵不减当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细嫩得“吹弹得破”,加之衣衫得体,风 度翩翩,谁见了也要多瞟上几眼。她是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妻子。聂真身材中等,脸色黝黑,态度和蔼,作起报告来像拉家常。我们都纳闷,年轻漂亮的王前,怎么能 看上个年近六旬、有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后来才得知,她本是刘少奇的前妻。与刘少奇离婚后,才嫁给了内室空缺的聂真。
大概是曾经离异的缘 故,王前总给人一种柳眉颦蹙、百无聊赖的感觉。可能认为右派自身难保不会告密,王前经常跟林昭讲一些心里的苦衷。此时,林昭跟单身汉甘粹正谈着恋爱。甘粹 多次向她打听“新闻”。林昭严守自己的承诺,除了摇头叹气,只有一句“一言难尽!”至于细节,丝毫不肯透露。甘粹觉得林昭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试试“挖点新 闻”。我不识时务,竟然遵命不爽,偷偷地询问林昭,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却从心里敬佩她忠于友谊的诚信精神。
右派有啥资格谈恋爱
人 大新闻系最初招生有三个前提条件:党团员,历史清白,三年以上革命历史。因此在资料室帮忙的右派,都是调干生,而且年龄偏大,有的已三十多岁,大都成了 家,只有林昭与甘粹是单身。日久生情,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谈起了恋爱。为了不影响改造,开始极端秘密,连我这个好朋友也不知情。一个礼拜天,甘粹悄悄约我 出去玩。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结伴外出,有臭味相投甚至密谋破坏的嫌疑。要想结伴,只能分头行动,然后到约定地点会合。甘粹突然相邀,我仍然认为是为了避 嫌。可是到了游人稀少的景山公园,发现他与林昭已经候在了大门里面高阁的后面。林昭并不扭捏,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在恋爱,约我出来,一来是相信我,二来认 为我的摄影课学得有点样子,想请我给他们拍几张纪念照。我慨然从命,用学校发给实习的苏联相机,给他们认真拍了几张。然后转到北海公园南门外的团城又拍了 几张。分手时,甘粹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自然是守口如瓶。
不幸,他们谈恋爱的事,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并传下话来:立即停止非 法活动,集中精力改造,不然后果自负!这反倒激怒了林昭,从此不仅公开与甘粹接触,而且“顶风而上”,公然在党总支门前,亲密地携手漫步。不用说,更加严 厉的警告随之降临。林昭更加愤怒,索性拉上甘粹,径直到总支办公室,要求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总支书记章某一阵冷笑:“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 我们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能结婚?”林昭理直气壮地质问。章某凛然作答:“你认为给你们公民权,就是公民吗?别忘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扑”如此猖狂,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比惨烈。甘粹立即被发配到新疆农建三师劳改农场,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年逾半百方才被赦回,差一点将小命扔在大 沙漠里喂了野狼。对学生右派下如此狠手,在人民大学也是绝无仅有。林昭则因肺结核日渐严重,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十 年浩劫期间,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不肯认罪,有期变无期,最后被秘密处死。司法人员去她家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家人才知道亲 人已经遇害,但不告诉尸体扔在哪里。林昭的冤案平反后,亲友同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苏州郊外为她建墓立碑。我打听墓地在哪里,打算去祭吊。听说 墓中并没有她的骨灰,只有她的一绺头发和她生前用过的一枝钢笔。既然找不到林昭的长眠地,我打消了亲去祭奠的念头。
十年前,摄影家胡杰自费 拍成一部短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影碟的拷贝。在林昭的遗像中,有一张在北京景山公园高阁下与甘粹的合影。那正是50年前鄙人的作品。是 甘粹从地狱回到人间后,特地写信向我索去的。照片上,林昭穿着一件素花旗袍,挽着甘粹的手臂,两个26岁的年轻人,脸上都绽露着天使般的微笑……
作者: 傅国涌 发自杭州 2008-04-30 15:23:00 来源:南方周末
对自由、政治与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 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 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
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
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
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
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
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
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
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
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
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
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
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
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
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
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
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
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
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
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
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
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
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
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
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
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
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
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
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
没有错!”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
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
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
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
’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
都是林昭的。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
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
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
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
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
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
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
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
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
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
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
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
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
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
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
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
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
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
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
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
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
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
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
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
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
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
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
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
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
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
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