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学徒介绍 端木赐香的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叩问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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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Oct 24, 2009, 6:38:57 PM10/24/09
to Salon Friends, lihlii-g
http://laoxuetu.blog.sohu.com/134482497.html
我爱“一丫”和“二丫”
by 郭老学徒
看了题目，你一定会说，郭老学徒这个老家伙太“色”了，居然公开声明自己“一情多爱”，坦白地告诉你吧，我还迷恋上了“三糊涂”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多爱更显大丈夫。
大家如果认识了“一丫”“二丫”“三糊涂”，没准比我还痴迷呢。
让我们来认识认识她们。
“一丫”是一本书的戏称，这本书的全名是：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二丫”也是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的全名是：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我最初是从一篇书评中知道“一丫”的，在几个城市没有找到，后来到北京在西单书城买到了。我是一口气读完“一丫”的。
看了“一丫”，就盼早日见到“二丫”。二丫出版后，我去了几个城市没有买到，也是到了北京才买到的，在王府井书店。“二丫”我也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读书有个习惯，在读知识性比较强的书时，喜欢随手在书上写感想批注，还用荧光笔标识重点和精彩的地方。可是我读“一丫”“二丫”，既没有写感想也没有做 标识，全书读完了，什么记号也没有。当然，不是由于这两本书过于肤浅，而是由于极其深刻。我产生的感想很多，想做标识的地方很多，在书上写感想做标识会把 书都写满涂满的。还有个原因，这两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具有很强的牵引力，顾不上做标记了。很显然，作者是个统治力很强的家伙。
我喜欢“一丫”“二丫”，不仅自己喜欢，还到处向别人推荐。我哥哥动手术住院，我在他休养期间给他选了几本书，就送去了“一丫”“二丫”。
那么，“一丫”“二丫”究竟好在哪里值得如此动情？
第一， 这两本书还原了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两个历史事件——两次鸦片战争——的真相，勇敢地挑战了由谎言和一面之词所支撑的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历史“结 论”，对真实的历史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符合逻辑的判断，是一副解毒良药。
第二， 这两本书清清楚楚地对比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巨大差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不是西方人，而是腐朽的专制制度 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
第三， 作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写严肃的历史，诙谐幽默，妙语连珠，非常好读。
我这里不是写书评，只是要把自己的所爱推荐给大家，“一丫”“二丫”究竟如何，还是博友们自己去看吧。
那么，“三糊涂”是谁呢？
“三糊涂”就是捣鼓出“一丫”“二丫”的“端木赐香”，她把写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作品戏称为“一丫”“二丫”。“三糊涂”是个可怕的女人。
为什么说“三糊涂”是个可怕的女人呢？既然可怕，为什么还要迷恋呢？
美丽的女人是可爱的；
睿智的女人是可敬的；
既美丽又睿智的女人则是可怕的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具有（或许具有）超强的统治力。
男人统治世界，女人统治男人。
与“三糊涂”没有见过面，看过她博客的照片，像个小女生，不像大学教授，更不像历史学教授。
有迹象表明，“三糊涂”把她的老公统治得服服帖帖，诸如到邮局给粉丝寄书这样的杂役就是打发老公去办的。老公总是乐颠颠地为“三糊涂”当差。
有人透漏，“三糊涂”也是统治课堂的高手，她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能撩起笑声，更能唤起心声。如果有机会到“三糊涂”所在的城市，我一定要混进课堂听一 节糊涂课。
我的一首打油诗里写过一句话：幽默是男人的佩剑。意思是男人如果幽默就有了征服力了。而一位本来就具有征服力的优雅漂亮的女士也幽默的话，那就具有非凡的 征服力了。
具有非凡的征服力的“三糊涂”是值得迷恋的，除了“一丫”“二丫”，她最近还再版了讲授历史文化的著作《叩问传统》。我给她寄了一本我的小书《漫步欧 洲》，很荣幸地换来了她回赠我她的大作《叩问传统》，（是她的老公到邮局寄给我的）。我现在正在细读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三糊涂”的博客也很好看 http://sanhutu.blog.sohu.com/，她的经典名菜是“新闻串串烧”，有滋有味有营养。吃了还想吃。如果你去她的博客看过，一定 会链结的。
有句名言：难得糊涂。我在这里想说：“三糊涂”更是难得。
我爱“一丫”和“二丫”
by 郭老学徒
看了题目，你一定会说，郭老学徒这个老家伙太“色”了，居然公开声明自己“一情多爱”，坦白地告诉你吧，我还迷恋上了“三糊涂”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多爱更显大丈夫。
大家如果认识了“一丫”“二丫”“三糊涂”，没准比我还痴迷呢。
让我们来认识认识她们。
“一丫”是一本书的戏称，这本书的全名是：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二丫”也是一本书的书名，这本书的全名是：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我最初是从一篇书评中知道“一丫”的，在几个城市没有找到，后来到北京在西单书城买到了。我是一口气读完“一丫”的。
看了“一丫”，就盼早日见到“二丫”。二丫出版后，我去了几个城市没有买到，也是到了北京才买到的，在王府井书店。“二丫”我也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读书有个习惯，在读知识性比较强的书时，喜欢随手在书上写感想批注，还用荧光笔标识重点和精彩的地方。可是我读“一丫”“二丫”，既没有写感想也没有做 标识，全书读完了，什么记号也没有。当然，不是由于这两本书过于肤浅，而是由于极其深刻。我产生的感想很多，想做标识的地方很多，在书上写感想做标识会把 书都写满涂满的。还有个原因，这两本书的可读性很强，具有很强的牵引力，顾不上做标记了。很显然，作者是个统治力很强的家伙。
我喜欢“一丫”“二丫”，不仅自己喜欢，还到处向别人推荐。我哥哥动手术住院，我在他休养期间给他选了几本书，就送去了“一丫”“二丫”。
那么，“一丫”“二丫”究竟好在哪里值得如此动情？
第一， 这两本书还原了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两个历史事件——两次鸦片战争——的真相，勇敢地挑战了由谎言和一面之词所支撑的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历史“结 论”，对真实的历史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和符合逻辑的判断，是一副解毒良药。
第二， 这两本书清清楚楚地对比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巨大差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不是西方人，而是腐朽的专制制度 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
第三， 作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写严肃的历史，诙谐幽默，妙语连珠，非常好读。
我这里不是写书评，只是要把自己的所爱推荐给大家，“一丫”“二丫”究竟如何，还是博友们自己去看吧。
那么，“三糊涂”是谁呢？
“三糊涂”就是捣鼓出“一丫”“二丫”的“端木赐香”，她把写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作品戏称为“一丫”“二丫”。“三糊涂”是个可怕的女人。
为什么说“三糊涂”是个可怕的女人呢？既然可怕，为什么还要迷恋呢？
美丽的女人是可爱的；
睿智的女人是可敬的；
既美丽又睿智的女人则是可怕的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具有（或许具有）超强的统治力。
男人统治世界，女人统治男人。
与“三糊涂”没有见过面，看过她博客的照片，像个小女生，不像大学教授，更不像历史学教授。
有迹象表明，“三糊涂”把她的老公统治得服服帖帖，诸如到邮局给粉丝寄书这样的杂役就是打发老公去办的。老公总是乐颠颠地为“三糊涂”当差。
有人透漏，“三糊涂”也是统治课堂的高手，她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能撩起笑声，更能唤起心声。如果有机会到“三糊涂”所在的城市，我一定要混进课堂听一 节糊涂课。
我的一首打油诗里写过一句话：幽默是男人的佩剑。意思是男人如果幽默就有了征服力了。而一位本来就具有征服力的优雅漂亮的女士也幽默的话，那就具有非凡的 征服力了。
具有非凡的征服力的“三糊涂”是值得迷恋的，除了“一丫”“二丫”，她最近还再版了讲授历史文化的著作《叩问传统》。我给她寄了一本我的小书《漫步欧 洲》，很荣幸地换来了她回赠我她的大作《叩问传统》，（是她的老公到邮局寄给我的）。我现在正在细读这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三糊涂”的博客也很好看 http://sanhutu.blog.sohu.com/，她的经典名菜是“新闻串串烧”，有滋有味有营养。吃了还想吃。如果你去她的博客看过，一定 会链结的。
有句名言：难得糊涂。我在这里想说：“三糊涂”更是难得。
wanghx
Oct 24, 2009, 6:44:16 PM10/24/09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端木赐香: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中国近代挨打的
原因到底是什么？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browse_frm/thread/6f0758638d7949e8
原因到底是什么？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browse_frm/thread/6f0758638d7949e8
义和团永远比慈禧蠢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browse_frm/thread/80f04a2cf2f88beb
wanghx
Oct 24, 2009, 7:11:43 PM10/24/09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http://www.vankeweekly.com/Forum/AnswerTopic.aspx?ForumID=52&TopicID=194895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三糊涂
目录
自序 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4
第一章 签约，签来了十年的休战 6
条约签订了，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 6
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4
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17
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 19
福州故事：曲线爱国惹着了谁？ 29
第二章 科举举出个造反派，修约修出了战争派 38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38
外国听说了拜上帝教，乐了 41
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 45
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50
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54
第三章 英法联手了，美俄提着篮子来了 55
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 55
广州开打了，英国议会开吵了 57
马赖事件，拿破仑三世不安了 62
英法联手上树，美俄提篮上场 65
第四章 广州又开战了，这回彻底玩完了 68
广州：这回彻底玩完了 68
叶名琛：自号“海上苏武” 70
柏贵：绰号“匹克威克” 73
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76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77
大沽口：开战了 77
咸丰：广东干得咋样了？ 79
天津：难产的条约 81
上海：难缠的修约 90
咸丰：备战备荒为悔约 101
第六章 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05
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105
英国公使：换约之前先换了一肚子气 108
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 110
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115
大沽之事传出：傲慢伦敦与浪漫巴黎同时大哗 119
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123
咸丰：亢奋得有些过头了 123
英法联军：第三次光临大沽口 125
北塘天津：一古脑儿地陷落了 129
惠亲王：着天津百姓对着夷人故作忿忿之势！ 133
英明领导咸丰：把谈判使臣给我拿下 134
咸丰想先跑，发下的红头文件却是亲征 136
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 139
蒙古骑兵：在京津之间体验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 140
第八章 英法联军进北京 145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咸丰的领导先跑 145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给那亲人鬼子兵 149
圆明园：爱新觉罗家的处女地，留守的却是太监 150
奕訢：有困难，找俄国；额尔金：我放火，我有理 154
北京条约签订了，亲王自尊受伤了 156
额尔金的疑心，咸丰帝的心病 158
俄国调停，中国谢媒 161
第九章 盘点战争之后事 162
孟托班凯旋而归，迎接他的是冷嘲热讽 162
雨果流亡国外，大骂政府是强盗 164
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别人的石头 166
黄宗汉：俺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169
战争结束了，历史却仍在重演 171
书名：《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作者：端木赐香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学者写的历史读物。作者以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和客观的角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书中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告诉你历史的真 相，在叙说大清挨打的同时，更多地给英法美等施打者一个逻辑的圆满。该书的语言很有特点，学者的语言和平民的语言、幽默的语言和戏谑的语言、杂文的语言和 小说的语言杂芜相成，让读史成为一种乐趣。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夹议夹叙，其客观冷峻、幽默独到的历史思考，既让人莞尔，又让人震撼。（纳杨）
自序 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出版后，很多读者反映：看得不够过瘾，什么时候出版“第二次挨打”？
他们把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简称为“第一次挨打”（也有戏称为“一鸦”或者“一丫”的），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当然就是“第二次挨打”了（顺理成章被戏称为 “二鸦”或者“二丫”）。
其实，写“一鸦”的过程中我就有了写“二鸦”的心思与准备，甚至，“二鸦”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问 题是读者比我要俏皮，致信表示要跟我预订以下几本书:《那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再挨打—中日甲午战争全景解 读》、《那一次，我们怎么还挨打—1国对11国战争全景解读》……目睹这些书名，滑稽与悲哀同时涌上心头。
不得不承认，天朝毕竟是天朝，有着不一般的禀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朝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 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愣是在世界史上创造了这样一种奇迹－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虽然不是大清国的子民，对它的颟顸与挨打也用不着咋表示多情。但是，谁让历史中总有现实的影子，现实中总有历史的遗传信息呢？我们至今仍没有走出历史，又 何能置身局外？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在羞愤与委屈中惨淡执政，死后把大清这艘带漏的破船传给了皇四子奕詝，年号咸丰。现在的学人习惯把咸丰称作苦命天子。苦不苦 另当别论，这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却是他自找的，具体来讲，是依仗儒术玩来的。当时道光在老四奕詝与老六奕訢之间选择皇太子时，一直犹豫不决来着，中间经过了 三次测试：
第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老六获禽最多，老四却未发一矢，问之，就把杜受田老师预先教的那套背出来了：“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杜老师不 愧是山东大儒，深得儒术中的虚伪精髓，给老四编的这套话哄得道光乐开了花，说：“此真帝者之言！”
第二次，道光弄了两个盒子，一个金制，一个木制，金制的雕着龙，金光闪闪的；木制的刻着麒麟，漆得油黑发亮。道光让兄弟两个各挑一个。老四说：六弟先挑 吧。老六听了，好象没听过儒家炮制的孔融让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里。老六不知道，手里抓获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却是龙椅啊，最后只混 个恭亲王的名号。老六笨就笨在这里，当皇帝都要三却之呢，自己面对一个盒子就急得猴儿似的，不会虚伪害死人哪。估计跟他的老师、来自四川的卓秉恬教导无方 有关！
第三次，道光生病时召二皇子入对以最后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对自己的学 生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当道光托付后事的时候，老六在一旁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候，好象在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似的。老四则在一旁撅着屁股只管哭，痛苦得那 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乎，老四就当上皇帝了。水平可以啊，凭这套瞒和骗的儒术去对付中国四亿愚民，够了；可是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够用不说，它还招打 哪！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 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 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 清国大学士约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吧，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三分之二－致命的多情！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 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 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 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19个喘气的。卖瓜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 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 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 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 的，就尔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 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 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 ；“坏国者，必先去其礼”。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大清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 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理清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线索后，谁还会否认，咸丰这挨打的苦命不是他自找的？
他自找挨打也就罢了，问题是，放到历史的长时段里，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他这种找打很让当代国人难为情。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爹挨了打，儿子该长记性呢。 清国倒好，爹（道光）挨打，儿子（咸丰）还挨打，子子孙孙竟永远挨了下去。更让人难为情的是，清国挨打，从中长记性的却是邻居日本。
众所周知，小日本的闭关锁国比大清的年头还要早，开始于1636年（这时候大清还没有入关呢）。当时的小日本跟未来的大清一个德行，实行单口贸易制度，仅 开放一个长崎。而且，这贸易还限对象，仅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站在文化交流的层面，按着社会学的概念，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简直就叫近亲结婚，所以 小日本跟大清国是一样的愚昧！
不过，愚昧也分境界的高低。1840年至1842年，中英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马上睁开了一只眼；1856年，中英发生第二 次鸦片战争，日本马上睁开了另一只眼。睁眼的结果，就是主动和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自由贸易，彻底开放，全面维新！相形之下，清国挨了两次打，依然处 于稀里糊涂半睡半醒中，扭扭捏捏地搞了个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务运动，仅仅走向了传统儒家理念上的同治中兴，三十年后中日甲午战起，日本全歼中国北洋海 军，既标显日本维新之路的正确，又标显中国洋务运动的后发劣势。这个时候，清国才再次扭扭捏捏地走向光绪维新，问题是没走三步就被慈禧使个绊子栽死了。恩 格斯所向往的“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曝光” 和马克思所幻想的“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就这样沦为历史深处的呓语。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日本的应对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选择只会招致一次又一次的挨打？
现在，让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去体味那再次挨打的痛楚吧！
第一章 签约，签来了十年的休战
条约签订了，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四个条约的签订，按时间先后顺序，它们是：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西方由 此认为，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那么，我们先了解下条约要点吧，因为是它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旅；给中国打开了异域的文明之窗；更关键的是，某些方面直接 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相关：
（一）《南京条约》各要点：
（1）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
对清政府来讲，此条很没劲。华英人民彼此友睦且不说，英国君主居然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清国自称大清，英国也死不要脸地跟着自称大英了，大清皇帝天下共 主的虚荣，就这样被蕞尔小英给掀没了。还有，中国先天缺少西方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借用卢梭的概念，中国社会应该是由“绝对的权威”（官僚）与“无限的服 从”（百姓）构成的。虽然卢梭认定这种约定“无效而且自相矛盾”，但是谁让中国知识分子中永远没有卢梭这号人物诞生，谁让中国百姓对于“无效且自相矛盾” 的约定不亦乐乎地遵循呢？真是不幸生在大清朝啊！问题是，英国百姓不接受这种不幸，他们的政府替他们向清政府招呼：俺百姓住尔国者，身家安全尔得负责！
这一条咱觉得很过份，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石。不保佑国民的身家安全，那叫什么政府？于是乎，清政府面对中国百姓，依然可做它的 传统政府，百姓是它的羊羔，宰不宰，如何宰，任由它；清政府面对英国百姓，就得做现代政府了。所谓的现代政府，对内来讲，它只不过是国民意愿的执行人，是 以国民的名义在行使着国民所委托给它的权力，而且只要国民高兴，他们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对外来讲，按《奥本海国际法》，政府得执行所谓的国 际标准规则，也就是外国人的人身待遇问题，“有一个最低的文明标准存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即须负国际责任，这是屡经确定的规则”。 问题是，清政府眼里的夷人，类似畜牲，地位还不如它圈养的中国子民，对待他们，何谈什么文明标准和国际规则呢？总之，大清还是个野蛮政府，英国条约却愣规 定它担负起现代文明政府的责任，这要求也太高了些。清政府做不到，打死也做不到，麻烦也就不断了。
（2）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 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这一条，咱这边一般简而化之为割让香港，很不尊重大清统治者的情绪。
巴麦尊外相原先看中的是珠山，因为有关人士一再向他推荐这个地方，当然他们认为定海也不错。但是由于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义律（Charles Elliot）都偏好香港，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遂遵从了这些前辈的意愿。香港港口广阔隐蔽，不拘风雨如何都能进出自如，且具有东西两面各有一入口的极大便利，于是乎，英国最后选择 了香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香港当时也就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清政府倒不见得怎么在乎它。政府在乎的是，王的自尊与威权。可能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慰安吧，道光 在谕旨里的用语一度是“赠予”，条约里则用成了“给予”。 “赠予”可能更好听，但是英国人不接受，只给翻译成“给予”。不管怎么说，“给予”比“割让”好听些。咱们现在直截了当地给人说成割让，道光泉下有知会不 乐意的。还有，琦善之前签川鼻草约，仅是准英国寄住香港而已，但是现在的国人都还跟他急。急的原因不外是：要割让，也只能由皇上亲自来！一句话，只准皇帝 公然卖国，不许臣子私自授土！失土事小，皇权事大！
（3）英国人民可以携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贸易通商；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住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这一条款，被我们简称为五口通商。从此，中国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宣告终结。从此，夷妇也可以进入中土了。不过，中国女人跟她们学坏，还得老长的时间才行。别 说学坏了，就是接触一下，都是政治与道德问题。比如浙江宁绍台道咸龄的老婆，虽然姓名不详，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与夷妇来往，实属顶风作案，以致于她的老公 受其连累，被人狠狠地参了一本。参他的人是江西学政张芾。学政是什么东西呢？宋代时是大学里的教授，清代时已是与督抚平行的政治官员了，所管事项约相当于 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掌管治下文武生员的考课与升降，除此之外，大约还要管治下的道德风化，所以也算兼了省宣传部部长的角色。他参奏这个咸龄同志太不象话 了，在上海任职苏松太道时，其老婆居然“与夷妇往来，损国体而拂舆情，隳军威而壮寇志，莫此为甚。” 道光一听，贼激动，丫丫丫，这还了得？赶紧着人查办。幸亏查办者、浙江巡抚吴文镕还算厚道，说那都是谣言，咸龄同志的老婆从来没有与夷妇来往过，只在宁波 管理海口时，逢年过节，夷领事非得请该道及府县等官员到其馆里吃饭，夷人表现得很恭顺，咸龄等同志就去了，过后又回请对方一顿，仅此而已。 道光一听，就大清男人与洋人来往了，大清女人没有与夷妇接触，长出一口气，放过了咸龄，否则咸龄同志吃不了兜着走呢。对清政府来讲，洋男人固然可怕，但更 可怕的是洋女人。所以洋女人虽然进了中国的地盘，但是中国女人就不跟她们接触，气死她们！
（4）清国赔偿损失及战费：
赔偿总数是2100万元，三年半内分期付清。对于清国政府来讲，他们认为这笔赔款多乎哉？不多也。投降三人组里的牛鉴大人，在给英方的照会中表示，对于英 国既讲诚信又不贪财的品质“尤深佩服”。
2100万元的赔款，具体可分为三笔。第一笔，广东十三行行商欠款，300万元，双方没有争议。当时的英国理气壮地认为清国政府应该拿出这笔钱。原因就在 于，英国一直叫唤自由贸易，但清国政府却愣是鼓捣出一个不官不民、非驴非马的十三行来垄断外贸，他们还不起外债，或者破产了，清政府当然得替他们买单。第 二笔，军费1200万元。据马士说，取代巴麦尊担任外相的阿伯丁（Lord Aberdeen，托利党人，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堂兄，1841年取代巴麦尊担任外相。1852-1855年担任英国首相）并不想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漫天 要价，一是不想增加中国政府的困难，二是不想因赔款问题使谈判破裂或者战争延长。马士所言可能是对的，了解阿伯丁的人都知道，他不但对战争深恶痛绝，而且 担任外相期间，还帮助希腊获得了独立。总之，由于阿伯丁的原因，英方所得军费赔偿“不致超过实际费用是可以假定的”。 第三笔，林钦差所没收和销毁的鸦片赔偿600万元。对于林则徐销毁的鸦片，中英双方当时都有估价来着。中国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林则徐的估价。英商全部交出 鸦片后，他给道光上奏说：“此次收缴全清，夷人成本千余万金已成虚掷”， 虎门销烟一半后，林则徐在奏折里再次谈起烟价：“今即以贱价核算，每箱亦须六百余圆，合计两万余箱，不下一千数百万元之值”。 英国方面，当初巴麦尊执政时估价是618万多元，当时的反对党（托利党）使劲的攻击和谴责执政党（辉格党）所发动战争的不义及政府支持鸦片贩子强卖鸦片给 中国的罪恶。所以，1841年9月取代辉格党而上台执政的托利党就不好意思再要高出这个数额的赔偿费了，尽管他们最后估算的鸦片原价高达1100万元。不 过按马士的意思，鸦片价不能再高了，就应该低廉些，因为放别的市场，即使贸易再自由，也不会一下子吸纳2万箱的鸦片的。 所以，英方就是把自己的鸦片打了对折批发给林则徐的，还算厚道！不过，清方物质损失有限，但精神损失大了。因为虎门销烟，扬眉吐气就那几天，之后，中华民 族的自尊心开始了受伤的历程，这一受伤就没个完，今天虽然从地上捡了起来，但后遗症还是落下了。境外随便有个议异，对人家来说是常识，对咱来说就是别有用 心甚至反华势力在行动了。
关于赔款，除按期未交足数的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之外，还有一项附带规定：大清皇帝允准各项条约实行了，并且交清了600万元的鸦片赔偿费后，英军退出南京 等处；五口全部开关通商，且2100万元的赔款全部交清后，英军退还定海之舟山及厦门之鼓浪屿小岛。相对于人质来讲，这叫地质吧。
（5）取消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制度：
由于公行垄断制度众所周知的弊端，所以英国人下定决心要认真取消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制度。他们的目标达到了。旧的行商虽然没有取消，但是新的行商可以参 加进来，英国商人得到了所谓的选择权－我愿意跟谁交易就跟谁交易。他们认为，这才是幸福生活的本源。
十三行贸易垄断被取消，应该也影响了一部分中国商人的生计。几家欢乐几家愁。其他不说，单说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一家就是因此而家 道中落的。他曾祖原是广东茶商，由于依附着十三行从老家婺源贩运茶叶而发家，到詹天佑父亲这一代，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贸易垄断被取消，詹家从此一蹶不 振。其父母因为政府几两银子的补贴而甘愿送孩子到鬼国留学，主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士分析，广州人在鸦片战争后的仇外情绪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分析得也 对，垄断一取消，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就不保了。
（6）英货在五口的税率均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货在港口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运遍天下，内地税不得加重。
从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到1842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英国人希望清政府税目公开划一，别私下瞎收乱罚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但是这种实现是以伤害清 政府的自尊为前提的：第一，税例不是清政府自己说了算，得跟英人商量，以后想增个税，也得与英国人商量；第二，五口税率不自主也就罢了，内地税也不自主， 虽然没规定个准确的数目，但总的精神是以轻为原则。这个可能对百姓、对清政府都有好处，但是谁让外国逼咱来着？俺虽然富国穷民甚至穷国穷民，但是您逼俺穷 国富民、甚至富国富民，那也伤俺自尊啊！
（7）释放被禁的英国人，赦免中国汉奸。
释放英国人就不说了，关键是释放中国人等。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与民众制造汉奸时历来有扩大化的倾向，所以英方专门规定，凡系中国人，只要跟英国人打过交道 者，均由大皇帝降谕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加恩释放。总之，不管真汉奸假汉奸准汉奸，一律请清政府对他们放手！ 其实，鸦片战争期间，政府最头疼的除了外患，就是内奸，对后者处理从不手软。条约如此规定后，清政府以后只能悄悄的处理了。
（8）中英两国之间完全平等，互称为大，两国君主在条文里具有同等尊严，两国官员平行来往。
这是最滑稽的一条。原先吧，咱眼里没有任何夷人，现在呢，夷人把咱打服了，然后要求咱，两国平等啊。对清政府来讲，天底下哪有这样不平等的事啊！
（二）《虎门条约》各要点：
（1）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
190宗左右的进出口货物，基本上按值百抽五的原则收税；但是茶叶例外。因为那时的中国对茶叶有天然的垄断权，所以规定出口税额是10％。
英货从五口进入内地的子口税，英国要求不得多征，但是也没规定出什么数目来，仅一句“照旧轻纳”。
（2）领事裁判权制度：
英人与华民遇有交涉词讼，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不同。治外法权本指一个国家的外国代表在它国所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它是互惠的。领事裁判权则不同，它是一项扩大了的治外法权，也 就是说，把国际法里所规定的外交特权延伸到了侨民身上，居住在它国的外国侨民，不受当地法院审判，只接受本国领事裁判。长期以来，英国认定中国不属于文明 国家，其标准之一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他们认为：第一，中国的法律野蛮，酷刑逼供，不合人道，威吓有余，感化不足。第二，中国法律不公正，故杀、误杀不 分，还搞连坐。第三，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良，官吏腐败，嘴里讲理，心里想的是钱，裁判时望着荷包任意处理。英国的认定是对的。中国刑法，野蛮而不公。比如刑 堂上的笞杖。衙役们既可以在一个人的光背上虎虎有声地打一千个大板却不致产生个水泡；也可以只打三下就让人出血，真正做到“血肉横飞”。关键就看你家是否 有人是否出钱了。而衙役们的这种技艺，那也是训练出来的。据说训练的方法是两人面对面跪下，轮流打击一块放在他们中间的豆腐，直到他们学会在每一次击打时 都能发出巨响，却丝毫不损伤豆腐细嫩的表层才算练成。另一种他们必须掌握的技能就是要在用刑时很快地间隔数出击打的次数。他们要单膝跪在受刑者的两旁，其 中一个人报奇数，另一人报偶数，此项技能也需长期训练，因为他们报的数可能并不是实际击打的次数，熟练的操作者很容易就可以报出比击打次数多很多的某个数 目来。打屁股还是小事，最让外国人骇怕的是中国的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参观了中国的一个斩刑，外国人就被吓傻了：死刑犯一进场，在场的每个观众都发出一 声哦的欢呼。刽子手砍一刀，他们又是一声欢呼。而刽子手的刀法，就象用锄头挖萝卜，十五个死刑犯，刽子手一个一个的砍，第七个罪犯砍个半开，刽子手换刀， 继续砍第八个，砍完第十五个后，才回来补给第七个一刀……每个罪犯都带着可怕的动物般的好奇，看着他前面的人被砍掉脑袋，然后自己再把头伸到屠刀之下。刑 场上的血已经有脚踝深了，围观的人群在欢乐而疯狂地叫喊。
这些特写镜头出自晚清两位中国通吉伯特•威尔士和亨利•诺曼所著的一本书：《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亨利•诺曼在广州围观完这中国式刑场 后，与刽子手谈了话。对方说：刽子手不是他的职业，临时兼职，挣点零花钱而已。但现在这个工作已大不如前了。先前每砍一个人头，就可以获得两元钱，现在却 只能得到半元钱，不太划算了。但是这项临时工作花不了多长的时间，所以勉而为之。作者最后花九元钱把刽子手的刀买下了。他说：“今天这把刀还挂在我的墙 上，它时时提醒我，不要轻信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文明已经进步的文字。”
他说得对，实在没法轻信。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才力争这个领事裁判权的：自己家的侨民归自家领事用自家法律处理。至于中国人，俺们就不管了，野蛮人 适用野蛮法律。我们的某些学者喜欢酸酸地说：领事裁判权伤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是的，不过我们得理解人家政府。人家做政府不容易，保护国民乃其要务，不伤 害你野蛮主权又能伤害谁呢？还有，这项特权是清方主动送给英方的。耆英的意思是，英方的归英方，中方的归中方，省却了诸多麻烦呢。也是啊，英国人人懂得天 赋自由财产神圣等乱七八糟的玩艺儿，用咱的法律审判，咋对付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踞广州，曾明文规定地方当局不得使用酷刑。不过咱们不 挺，该用还用。等联军一退，咱用得更欢了。没办法，大国贱民嘛。
（3）五口英商不得擅入内地贸易，不得到乡下任意游行，船员及水手待管事官与地方官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 何品阶，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
对英人来讲，这一条款应该仍属领事裁判权之范围，但是对清方来讲，却另有深意。短里讲，是防止华夷人民亲密接触，当然也防止华夷冲突；长里讲，是防止西方 的和平演变，维护大清特色的封建体制，构建稳定和谐之社会秩序。麻烦是，英国人在这方面容易出轨，动不动跑到民间游玩，民间百姓看不惯夷人，不是围观起 哄，就是扔石子打架。于是，双方事故不断，麻烦不断。
（4）最惠国待遇：
可能是中国这盘小菜太大了，一个国家吃不消，所以英国一开始打的主意就是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是俺独家打的，但是俺不吃独食，胜利的果实，其它国 家都可以前来分享。不过，俺不小气，大清国的皇帝也不能小气，“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 遇，有片面、双方、无条件与有条件、概括、特定之分。这里英国所得到的，就是片面的、无条件的、概括性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后来都学这一条，便宜大了。
傻乎乎的清政府，既不知所谓的国际法之存在，更不知对它国可以差别对待的国际惯例，而是按照传统的怀柔远人思维，认定了一个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外国人不 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也会统统给予。一是显得俺大皇帝持平公正，二是，大家都一个待遇不少些麻烦吗？于是，其它国家都跟在英国后面要求最惠，直叫人感觉， 英国火中取栗，其它国坐享其成！
（4）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权：
五个开放口岸，英国需于每口设一军舰，除了约束水手，兼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这一来，清国少了一些人事上的麻烦，但是军事上的麻烦，以后就多了。挨打方 便呗！
（5）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之权：
英国人在五口取得了租地建屋之权。关于租地，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关于租价，按市场行情，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人不得强租。关于租 屋及建屋若干间，英国管事官每年向地方官通报立案云云。
由于中国人不喜欢与洋鬼子同住，清政府也怕中西杂住，人事管理上既有麻烦，政治文化上西方还能对咱和平渗透和平演变，所以所谓的租地，往往是单独划片给外 商，于是在中国形成了租界地制度－外国人自己管理自己，俨然国中之国。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上海。当然了，事物是辩证地、发展变化地，租界后来也成了中国人 的天堂。外国佬这样描述：“富有的天朝子民敏锐地觉察到这样的事实：他的人身与财产，在联合王国国旗与星条旗下，比在天子的代表那残暴而任意的统治下，不 知道要安全多少倍。因此，为了在外国租界内拥有一处他可以居住并做生意的好房产，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论何时，这样的一处房产进入市场，我们可以肯定， 它必将被一个中国买家买走。许多卸职或候补的官员现在都在上海安家落户，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商人也是如此。结果，上海最好的房产都由中国人占居着，而这些 房产中最上等的房产则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中国富家子弟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太平天国运动前，这些人把苏州与杭州看作人间天堂，现在则发现在那些都市中所能找到 的欢乐，在神州路真是应有尽有。这些中国人的拥入，迫使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外国人，每年都得到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寻找居所，因为现在市中心已成了 中国人的天下。租界里外国房屋的租金越来越高，因为几乎每一幢旧的外国建筑拆除之外，就有中国人的房屋拔地而起。” 这种说法可能不假。现在没有租界了，但是中国的富人跑到美国，把人家美国的房价也给带涨了。
当时的中国人好傻好天真，其实租界给中国起的最好的模范作用当是居民自治，但是咱就是不学。不学也就罢了，租界出现之初，有些地方的百姓还组织声势浩大的 反入城斗争。比如广州与福州。特别是广州，反入城居然捎带着反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6）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于华官按法处置；倘若华官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 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罪人已经供认，或查有证据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若英国人逃至中国地方藏匿，华官也必严 行捉拿，交给英官收办。
此项条款，乃是对等的，也就是说，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跑到对方，须得通过对方管事官才能捉拿归案。后来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不明此项条款，引起亚罗号事件并 最终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7）英官对英商进口货税负有担保之责，严禁英商偷税漏税。倘访问有走私偷漏之案，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
马士认为英国人很憨厚，居然在条款中担下如此这般的征税及缉私的责任，好傻好天真。按马士的原话：“英国领事是抱着很大的正义感和协助中国的愿望去执行此 项条约的。” 马士为什么这么夸英国人呢，因为后来他们美国人就没有这么犯傻。
（8）中国海关丁役人等，不得向英商索取丝毫规费。
看来，中国海关关员们，从此缺少一项重要的收入：回扣！这一点，原广州海关关员应该最失望。
（三）《望厦条约》各要点：
（1）片面最惠国待遇：
其它各国在华所获利权，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2）扩大协定关税权：
英国方面，在税率变更方面，仅模糊地说了一个需“秉公议定”。美国方面，则明确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一条款，导致后来的李鸿章做国际串访时， 想提高一下中国税率，却在各国之间被当作皮踢来踢去咋也议不成。因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的税率变更就得跟所有国家商量了。鸿章到法国，人家说你跟俄 国商量吧，俄国同意俺就同意；鸿章到俄国，人家说你跟英国商量吧，英国同意俺就同意；鸿章到英国，人家说，你跟德国商量吧，德国同意俺就同意……可怜的中 国，终于尝到了被人当球踢的待遇，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多次如此玩弄英法使者们。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3）扩大领事裁判权：
第一，英国所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刑事方面，美国把它扩展到了民事领域；第二，英国所获得领事裁判仅限于英人，美国把它扩展到了其他外侨。一句话，只要 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别管哪个外国，清政府您就都别管了。
（4）认定鸦片贸易违禁，但是美国领事对中国关税的征收与走私的取缔不承担任何责任，若有美商向别处私行贸易及偷税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其它违禁货物了，听 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
这一条款，把严禁鸦片贸易的权利归还中国了，问题是中国根本不敢严禁鸦片了。林则徐严禁英国人贩卖鸦片，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现在，美国人仍准许中国严 禁美商贩卖鸦片，算是借给中国一个胆儿，但是可怜的中国政府，连严禁自家鸦片贩子的胆儿都丧失了。
有意思的是，马士眼里，此条款居然充分说明，英国人没有美国人精明。按他的意思，虽然五口的英国领事实践上不一定担负关税征收及走私取缔等责任，但条约上 明文规定了，对英国领事当然是一种负担。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英国人至少不象中国人那样喜欢把条文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显得美国人就比较高明了，用 中国的海关法，帮中国征税缉事，这活儿太讨厌了，那不是有学锋做好事的嫌疑么？咱可不能干！
（5）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国事务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达。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开始之后，谁做钦差谁倒霉。鸦片战争结束并签约之后，两广总督以五口通商大臣的名份兼理中国外交，两广总督从此成为清政府中最不好干的 活儿。当然，闽浙与两江总督也成了外国人气极之下的选择对象，因为清政府后来给外国人弄去一个最擅长说不的叶名琛做两广总督，让外国人很头疼，于是发生了 诸多故事。
（6）两国官员来往，应照平行之礼。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还有，两国均不得互相征索礼物。
后面这个特别规定，其实是专门针对咱大清国的。众所周知，自从马戛尔尼使华起，外国人跟中国打交道，那怕就是正常的外交，中国官员也向人家索要礼品。西方 不兴这个，美国有心，利用条约哈灭了咱这一口。不过这种哈灭是有限度的，到现在，咱还是个送礼大国。
（7）准美国人采购各项中国书籍；准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
相对于清政府来讲，这个条款可要了老命了。中国不了解世界－不了解才能维持住天下之中心天下最文明的优越感与迷幻状；同时也不准许世界了解中国－世界了解 了中国，中国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没了不说，世界上的一些蕞尔小国都敢来欺负中国。现在，外国人可以学中文，又可以读中文书籍，中国还咋靠愚民混天下呢？
（8）清政府对美国在华民众的身家安全负有保护责任。若有中国匪徒对美国民众有所欺凌、骚扰及伤害，中国政府必需派兵弹压查拿，按例严办。
（9）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议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于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这就是美国要求的修约权。这是个麻烦。因为十年之后，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据美国此条，首先叫唤着要修约。于是双方就较量上了，中方认为，不得轻有变更 嘛。英方认为，俺是稍作变通嘛。中方认为，变一点对俺来说就是大变。英方认为，变多少对俺来讲都是小变……
不管大变小变，反正他们要变。美国学者丹涅特认为美国这条约签得很高明，至少比英国高明多了，于是这条约成了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的蓝本，并且成为《天津 条约》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的基础。
（四）《黄埔条约》各要点：
（1）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和美国从中英、中美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权益俺都要。
（2）法国民众在五口之地违禁，听凭中国官查拿，解送法国领事收管。但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国人。
（3）法国人可以学习中国语言，阅读中国书籍；也可以教习中国人学习法官语言，发卖法国书籍。
（4）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礼拜堂等。
（5）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再行筹议。
对比一下美法的修约条款会发现，虽然美国高明在前，但法国最高明在后。英国修约，援引法国的就行了，倒省了“不得轻有更改”及“稍有变通”之类的纠缠了。 其实，这些老外的高明也是有限的，签了恁多条约，愣是没规定，双方对条约有争议时，是以中文版本为准，还是以鸟语版本为准。还有，即使以一方的版本为准， 双方各有解释权，文化背景不同、理解能力不同，还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扯皮与纠缠。
不管怎么着，四个条约终于签订了，清政府进入了条约时代。但是，清政府会好好执行吗？
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842年9月1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三人联名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照会，从此万年和 好，无话不可商量，咱两国再也不要争了，条约好好遵守执行吧。
看这投降三人组的意思，一个条约泯恩仇，打完就了了。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三人是愤不起来了，但其他人不行啊。
首先，大老板特愤。条约粗订之时，道光自己给自己找台阶，说“览奏愤恨之至”，但由于心系亿万老百姓，“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 计”。 这个傻皇帝，看到条约文本，心里那个恨啊，那个愤啊，胸中憋着一口气，那是一万个咽不下去。
是有些咽不下去，天朝什么时候丢过这等人？
不过更丢人的是，咽不下去，又打不过人家，就把亿万百姓掂过来了－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才不干呢。
做领导做到这个份儿上，够不要脸了！
其次，参与分红的宗室及各级官员们愤。大清这家公司分红利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拿大头，其它各级官员根据血统或职位拿小头。如今公司面临被外资挤兑的危险， 他们当然要愤了。不过，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够，所以就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主和的大臣经常是满人，主战的大臣却往往是汉人！
这一点，美国学者马士也发现了，他说，琦善、伊里布和耆英，这些满洲官员的代表人物“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 地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 一句话，汉官们比满官们更热爱这家公司。估计是满清公司的科举制让汉官们深感满足吧？
第三，打工者们愤。理论上讲，打工者完全不必担心公司的倒闭，这家倒了，给另一家打工就是了。问题是中国的打工者就是这么忠诚，公司大小老板越暴虐，他们 越服帖，吃人两口草料，就皇恩浩荡吃水不忘挖井人了。实践与理论缘何能脱节到这种地步，也是天朝特色与传统，咱就不追究了，咱只是感觉奇怪：主子挨了一巴 掌，奴才及其后子孙就能世世代代耿耿于怀，这奴才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啊！
愤也罢。如果仅停留于一种情绪，顶多影响他自己的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而已，影响不了其它。问题是天朝君臣民们往往把情绪投诸一种更加不良的行动：
第一，条约是被逼的，咱就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守。
咸丰云：“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一句话，咸丰认为这种条约，本就是哄夷人玩的。中国传统，大信不信，要约不信。这传统的发扬与广大，跟孔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子还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孔老师之信有前提条件，即“道”。无道之信，那是没有价值也不需要遵守的。至于啥是无道，那就看你自己理 解了。这方面，孔老师亲自给大家做过表率：某年某月某日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做国际访问学者的孔老师路过卫国的蒲邑，适逢公孙氏在蒲邑聚众闹事，被孔老师知道 了。几个闹事者抓住孔老师，对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们不去卫国都城，不把这里的事传到那里去，我们才能放你出城。否则，你就只能老实地呆在这里。”孔老师 答应了，但是一出城门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卫国都城的方向赶去。按《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得意门生子贡看不下去了，责问他的老师：盟可负邪？孔老师理直气 壮地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一句话，被人要挟、强迫订下的盟约，神都不听的。结果，孔老师不但到了卫国都城，把公孙氏之事告诉了卫君，还建议他出兵 征讨去。卫君没有出兵，但孔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让他的学生大开眼界，更让后世的国人全都学会了：只要您逼俺订约，俺就有权利不守。
问题是后世的咸丰君臣只学会了孔老师的一半。孔老师用假承诺欺骗蒲邑造反者，那是他知道，人家没机会找他算帐了。而咸丰君臣只知道不守条约，却不知道不守 条约的资本他们根本不具备。如果不具备，那么下一回的挨打，只会更重，下一回的盟约，也只会更加苛刻！
第二，对于战争结果，中国人普遍不服。
牛鉴、伊里布、耆英等议和大臣在与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既佩服鬼子的军事力量，还佩服鬼子的诚信不贪。总之他们爽快地与鬼子签了约。在他们的忽悠下，道光 皇帝算是勉强接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光心里面的接受，其他地区其他官员更是如此。马士说：“撇开亚洲人本来就不承认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 当时却也看不出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可的情由……中国政府已经议和，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有权不理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一部中国近代挨打史，中国人似乎从没服过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不是咱打不过，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换上了 主和派琦善云云；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广东那边，都怨那个叶名琛一味强硬了；天津那边，都怨僧王战略失误了；上海那边，都怨那帮官员成买办了；北京那 边，都怨王大臣们开门揖盗了。此后的中法战争，主要怨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张佩伦的临阵逃跑主义。再后的中日战争，还是怨李鸿章投降，此外还有段汝贵贪污军 饷、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都怨老太后，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媚眼不说，还把屠刀对向了义和团。至于东南督抚们，不但不帮北京政府抗八 国，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互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
蒋廷黻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叶名琛 相等，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国人则皆服输，服输则会低下头下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维新就可提前二十年。先生想得太美了。林则徐还没打， 就成替罪羊了。如果继续打下去，顶多做个叶名琛的前辈。叶名琛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一句话，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找借口、找替罪羊进行自慰的族群 了－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或者人事上的，谁都别想让俺中国人服！
第三，输得不服，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勉强。
既然输得不服，那么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心力有限了。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习惯朝贡制度的天朝来讲，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就这么 被撕碎，天朝君臣民不适应啊。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国，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 “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 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它条约，都是耆英完成的。所以，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转移到了对耆英本人的敌视上。耆英当初订约时，有两个希望，既希望己 方守约；又希望对方守约。不说对方如何守约，单说己方的守约，耆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他发现“自己丧失了一切的支持，被迫自食前言并且背反他的立场”。 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民众、以前的行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对”。 按马士的说法：“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耆英当然发现了信守条约的阻力，他夹在中英之间，实在难受。比如英人入城问题，其它五口都已准入，就广州坚决不让。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在 1847年4月6日与英人约定两年后解决，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夷人也不傻，发现条约虽然定了，但是清政府君臣们能拖就拖能扯就扯。1848年春天，耆英内调回京，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由徐广缙继任。1852年10月， “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典型代表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之职。夷人先是发现徐广缙远不如耆英这个老好人好说话，后是发现叶名琛更是不如徐广缙，每遇诸国照会，不是 略回几语，就是干脆不回。于是他们想起了《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 达。”于是他们开始北上，找两江总督，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皇上只让两广总督代理夷务。于是夷人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只是中国的钦差，没有西方 所谓的便宜行事之权，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恩准。但在密折附片里却不忘告诉皇上：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广州推、推我身上好了。夷人投奔天津，希望直隶总督代 他们投书皇上，皇上再请直隶总督代回夷人：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找两广总督吧。于是乎，夷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之间就象皮球似的被踢得骨碌来 骨碌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博士（John Bowring）也不傻，向国内报告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那就 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中国驰禁天主教是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额外争取到的一顶成果（《黄埔条约》只准许法国在五口建立礼拜堂），道光于1844年 11月11日不情不愿地批准了，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政府有了宗教驰禁令。1845年8月，法方强烈要求中方公布驰禁令，并且在上 海、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再一次向清政府强烈要求并且以战争相威胁，道光这才于1846年2月20日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这种种情 况，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大多官员根本不知其内容，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而且并末颁行， 后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过：“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象何桂清这样比较明白的大吏，天朝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何桂清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还被咸丰他媳妇儿、慈禧太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杀鸡给猴看 了），政府也不稀罕。总之，天朝链条上的某个臣子与鬼子打交道多了，可能清醒些，但是他捱不住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无知与偏执！如此情形下，还有什么样的故 事不能发生呢？
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年、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 遇中拯救出来。
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
璞鼎查宣称： 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 已经供给不上了。 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 上海，其它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
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 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 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他说：“1842年的条约，不但没有使美国和英国的对华输出扩大，反而只是加速 和加重了1847的商业危机。”
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卖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 展是不能相容的。”
我觉得，老马这一点分析不是很正确。当时的鸦片贸易虽然不是合法贸易，但对中国人来讲，鸦片恰属正常的日用消费。中国人民就爱这一口，买不到鸦片，多下来 的钱也不会用来买钢叉和钢琴的，更不会买睡帽和睡衣。中国人民可没有恁傻：两根棍吃饭就吃得上下翻飞，堪比功夫熊猫和他师傅了，为什么要舞叉弄刀呢？一片 树叶子一个竹管子就能吹出美妙的乐曲，为什么要花钱弄家一个笨重的大怪物呢？还有，光肚肚睡觉觉，省钱又舒服，为什么要穿睡衣戴睡帽呢，那不跟脱裤子放屁 一样好笑吗？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 构。” 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老马这一点比较正确。因为大工业产品在流通中增加了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民们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根本不值一个钱。他们就用人的不值钱来抵抗机器工业品 的廉价。你再廉价，抗不住我这边不值钱。典型的自己动手，自衣自食，外来商品无从侵入。
除此之外，一些英国人模糊地发现，中国人根本没什么需求：“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传，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说 他们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概不需要”。
我觉得，这才是接近真理的发现。一句话，你工业品再便宜，捱不住我们不需要；你鸦片再贵，捱不住我们就是需要啊！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也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有此发现也要用其它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 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 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 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中国学者一般的解释 是，鸦片收入占英印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所以政府不会主动断绝鸦片贸易的。此种解释并不通情达理，当时的条件下，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 道义上及舆论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正如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所言：英国既不是鸦片贩运的原始根源，也没有权力能对它进 行根绝。 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当时流行自由贸易主义，政府既使有心，也没权禁止大家的贸易自由。第二，禁毒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为各国政府所相 继立法。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 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1914才真正禁止。
英国政府权力的有限与英国人心智的有限，导致他们只能滑向如下思维－既然鸦片贩运没法根绝，那么贸易的发展问题就只有从中国方面考虑了。中国方面有什么问 题呢？他们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 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
某种程度上，调查委员会对于中国供求不足的研究存在盲人摸象般的偏差，没有直接摸到根儿上。也难怪洋人，咱们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远 征，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更是摸着石头侵略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英国方面摸的也不算太离谱：希望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子，肯定有利于贸易的增加 吧？清政府官吏鼓励下的排外情绪与中国士绅天然的顽固情结，肯定不利于贸易的开展吧？
不信我们先去广州看看。
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
按照条约，至少广州领事进入广州城是不存在任何歧义的，但是广州绅民坚决不同意。广州绅民越不同意，英方就越坚持－虽然英方也认为它无关乎商业利益，但是 面对广州的敌对情绪，英方就把它当作原则性问题了：你不叫进俺偏进！某种程度上，英国与中国一个德行：出门混世界，要的就是一个脸面嘛！双方就这样较上劲 了。从1843年到1857年，一直较到英法联军直接出兵侵占了广州城，广州绅民才开始服劲儿。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中英之间停战了，但实际上新的战争却一直在酝酿中：英国方面，时刻准备再次战斗。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广州人民反入城最高昂 的时候向英国政府汇报说：“我们不能奢望我们自己或是中国皇帝的努力能够立刻改变一国人民，抑或仅仅是一个城市人口的性格和习惯；不过，上次战争曾经表 明，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中国统治者们的自负心理贬低到与他们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 阿礼国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很落后，自负心理却很先进，所以需要英国出面帮助它调整心态，否则它一直弄不清它是老几。至于中国方面，广州绅民干脆 并没有休战，他们从一鸦一直抗战到二鸦，期间的自负心理可能达到了与英国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这是一场怎样的不对称较量呢？
（一）耆英与璞鼎查：恳求与哄弄
英国方面第一个提出进城的，是耆英的干亲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Henry Pottinger，耆英想用人情笼络璞鼎查，降尊纡贵，给璞鼎查的大儿子做了干爹），时间是1843年。当时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正与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 在虎门的谈判桌上商订通商章程，璞鼎查时不时的想进城谒见自己的干亲家，原先是恳求来着，后来不耐烦了，改为责备。看来璞鼎查也太不理解自己的干亲家了： 干亲家签订了这么多卖国条约，容易吗？
耆英深刻地明白，他的前任－伊里布同志就是因为夷务问题而被气死的。时间是1843年3月。气死的原因很简单，谁在广州办夷务，谁就注定沦为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夷。
临死前伊里布老头曾向他的谈判助手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 说得对，问题是夷务之初咱可以粗枝大叶地画，一直这样乱画，哄得了自己哄不了外人，至少英夷就不答应。伊里布死后，耆英被皇上任作了夷务钦差并于1843 年6月到任，这刚到任，干亲家就叫唤着要入城。啥亲家么，也不给亲家一点时间。无奈之下，耆英答应在城内宴会干亲家，也算变相准其入城一次吧。但是他没想 到，消息一出，民众大哗，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更是联系八十名绅士直接上书耆英：你可不能这么干，俺们不愿意！二百年间，夷人从没进过城，大家都习惯了。现 在突然让他们进城，还可以排着仪仗、坐着小轿前去拜见地方大吏，民间闻所未闻，见所创见，震慑人心，惊骇耳目啊！到时候观者定如堵墙！广州各县团民十万， 可能不会因此滋事，可是省城之人五方杂聚，良莠不齐，有那烂匪凶徒，从中起衅，惹着了夷人，夷人会反过来跟咱找事。咱本来是跟夷人和好，结果不反而与夷人 有结了吗？ 不能小看这封信，字里行间，何有书软中带硬，连吓唬带提醒的，耆英可不敢不慎重对待。因为按黄宇和先生的统计，当时广东人口2100万，士绅只有 38638人，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能量很大，是各宗族领袖，也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所以广东历任督抚都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总之，何有书不让璞鼎查入城，璞鼎查的干亲家耆英就不敢批准。他给璞鼎查写了一封可怜兮兮的信，说：城内城外本没 有什么差别，问题是广州民风与它处不同，面谕开导，仍然不行。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 上帝鉴之”。
璞鼎查一看干亲家都指天发誓了，就不好意思再拿进城相逼了：既然你已经承认城内城内无差别，算是承认俺们的进城权了。那就往后拖一拖吧。
（二）德庇时的叫板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弄了个灰头土脸
英国方面第二个提出进城的，是1844年继任驻华公使的德庇时。这家伙是个中国通，1813年就在广州商馆里任职，1816年做过阿美士德使华使团的翻 译，1933年起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第三、第二监督和总监督。1845年，他开始向耆英交涉入城问题。耆英回答曰广州人民众志成城，请德庇时体谅。德庇时不 是他的干亲家，当然不屑于体谅他，反而向英国外交部呈文，提出：如若不让进城，即使清政府付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咱也不能交还它的舟山岛。对耆英这 边，德庇时扬言要动兵侵占广州。无奈，耆英伙同他的助手、广东巡抚黄恩彤开始了两面忽悠：
一方面，向道光上奏：其它四口都让外国人进城了，广州再这么坚持，没有借口啊。虽然舟山与广州比较起来，后者为重。但是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则是前者 为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准人家入城吧。
另一方面，跟德庇时煽情：不退还舟山，俺这位置就不保了；进城问题，俺一直在尽力以期对得起您这位知己。黄恩彤给德庇时的信，更是忽悠得厉害：当时两国讲 和，朝中大臣有异议，都是耆大人一力承担下来的，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舟山若不交还，皇帝肯定认为耆大人说话不算数，皇帝治他的罪，你不心疼？况且中国的 大臣中，像耆大人这么老实的，没有几个啊。他一旦下了，接办的不知啥人呢；有那黑社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专跟官府作对。官府使劲儿禁，可能激成事端； 不使劲儿禁，禁不动，无颜对外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得互相体贴不是？
耆英与黄恩彤说的都是老实话。道光那里还好糊弄，问题是德庇时不把他俩当知己，逼迫更甚了。两个人无奈，只好于1846年1月13日贴出准许英人进城的告 示。告示一出，众哗。有人遍贴小广告：夷人敢进城者，诛！甚至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据说百姓一下子就封 了“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占了前三名。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不但烧了人家的衙门，连人家的朝服也给烧 了。这就叫爱国有理，咋都有理。放平日，百姓咋敢这样与官府作对啊。即使敢作对，也铁定算谋反。所以，啥事一沾民族气节与爱国感情，就成瘟神了，谁都不敢 惹的。可怜的汉奸刘浔，从后门狼狈逃出。
众怒难犯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将刘浔撤职，并贴出布告，说13日那个告示是考察民情的，既然大家不愿让英人进城，那咱就不让他们进。耆英虽然顺应了民情民 意，但是他的处境更困难了。北京那边，帝国政界渐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广州这边，士绅民众掀起了强烈的排外高潮。大家拒绝接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批 评战后所签的条约，拒绝执行其条款。耆英身处中西夹缝中，首先失去的是国内的支持与同情，失去的是一个总督大员所应有的权威。按马士所言：“他本来可以用 他的政治家才能挽救这个帝国，但是他觉察到他自己已经孤立无援。 ”
中国这边不理解耆英的苦处，英国那边则理解了。刘浔事件，让德庇时确认了耆英与黄恩彤的诚实。他发现，耆英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例外－偶而不照条约行事，或 许是因为他的处境困难，而不是由于他天性偏狭。 德庇时还发现，欧洲国家派驻中国的代表接触过的人物中，耆英不但是品级最高，为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 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外相的托利党人阿伯丁（G.G.Aberdeen ，1828-1830年和1841-1846年两度任外相，1852-1855年任首相）也同情上了耆英，他通知德庇时：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作什 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 有鉴于此，德庇时遂有所退步。他提出，在清朝皇帝同意英人拥有广州进城权及舟山退还后不再另给他国的前提下，他可以推迟进城时间。能推迟就推迟，解决燃眉 之急嘛，耆英当然没啥可说，双方于1846年4月4日签订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关于进城条款如此规定：“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大皇帝谕旨，可以经 久相安，方为妥善等因。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进城。然此一款，虽暂迟延，断不可废止矣”。
进城问题虽然暂时不提了，但是广州的民夷冲突却一波高过一波：
1846年7月，英商因为广州商馆附近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与华民冲突，群众包围商馆扔石头，英商开枪射击，中方死三人。
1846年10月，两名英国水手私行进城，被居民殴打受伤。幸亏中国官兵护送出城，否则小命不保。
1847年3月，两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前往佛山，被多人用石块殴击，幸亏中国官兵保护，否则小命不保。
广州英商向政府汇报并申请武装保护，这个时候，英国外相已由好战的辉格党人巴麦尊担任了（1830年-1834年、1835年-1841年、1846年- 1851年三度出任英国外相；1855年-1858年、1859年-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这些冲突，当然会引起巴麦尊的暴怒。巴麦尊堪称那个时 代的英国的代言人，他有一句名言：“英国臣民，不论他在哪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 总之，给英国人做外相，不是那么容易的。臣民在外面受了欺负，外相不暴怒、不替臣民向对方讨个说法，那这外相就不合格，也没脸继续当外相呢。但是这外相不 知道，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了。从政府方面来讲，如果说清国政府在臣民面前象二大爷的话，那么英国政府正好颠倒，在臣民面前就象二孙子，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 为臣民们提供公共服务；从百姓方面来讲，境界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中国的水果小贩，午睡时间到住宅区大声叫卖什么的，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常态。英国百姓不 接受，可中国百姓却没有恁娇情：中国人不参与公共政治－既没那想法又没那可能；中国人对个人空间也很含糊－含糊到几千年的时间内没有搞清啥叫个人权利与个 人自由。这外相还不知道，俺们大清国人就是不喜欢外国人，虽然条约规定，外国人私自到乡下及内地游玩算是违禁，中国官民只可以交送当地领事，不得侮辱和殴 打，但是，中国百姓一是不知道这等条约，二是知道这等条约也不愿意执行，见了外国人不歧视一下殴打两下，那还叫中国人吗？连孩子们都知道当面喊个红毛鬼背 后扔个小石子的，这叫民族气节！别说1847年了，就是半个世纪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依然遭白眼。1890年前来中国考察的英国著名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 亨利•诺曼认为，中国人敌视洋人，见到洋鬼子无不露出轻蔑与不屑，他描述说：“在一个早晨，你出去到北京的街头瞎转悠。你与你遇到的中国人之间会发生什么 情况呢？首先，无论何时你停下脚步，他们就会围在你周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大群中国人围观的中心。这些中国人嘴里吃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身上长满了 寄生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臭气……你遇到的行人对你没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孩子们冲着你大喊洋鬼子，魔鬼。他们还用其他无法形容的更坏的方式来侮辱你。 有一次，一个外国公使骑着马走在城墙下，有一块砖头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到马身上，只差一点点就砸到这位公使的头。此外，中国孩子能从捉弄洋鬼子的恶作剧中 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会找来一个巨大的爆竹，然后坐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直至他看到你骑着马远远地走过来。这时他就飞也似的跑出来，用一根火柴棒将爆竹的纸捻 点着。之后，他就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的发展。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让爆竹刚好在你的坐骑的鼻子底下爆炸。他们的这种早熟真是一种罪恶。如果你能 够不摔下马来，并在你不想去的方向上狂奔了大约一英里之后停下来，他会认为他的实验仅仅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而如果你折断了脖子，立毙在马路中央，这将给他 和他的家庭与邻居带来无上的荣光。” 问题是这种大义，姿式不好看－外国人凭此断定咱特野蛮，效果也很不好－容易引来外辱。比如巴麦尊外相，认为英国政府就是英国国民在全世界的保护人，他指示 德庇时：跟中国人交往，不能采用卑下的口气，否则他们就不把咱英国人当同等人。中国当局若不愿行使他们的权力来处罚和制止类似的辱英暴行，那么我们将不得 不自行处理。跟中国人交涉，道义的手法不行，那就必需动用武力，必需让他们看清楚咱使用武力的决心。 德庇时本来觉得，治安是中国方面的事，不应由英国政府亲自出面，但是现在也只好执行上级指示了。他给耆英发出照会：阁下如不纠正这些事件，那么我负责任地 告诉你，你将造成中国人民的灾祸。 这算是给耆英最后一次机会吧。问题是耆英对广州的民夷冲突无能为力，回了一个支吾其辞的照会。德庇时认为，不动手不行了。
1847年4月1日至4月3日，900英军用36小时的时间进攻并占据了虎门、珠江的主要炮台，把所有的栅门拆除，把所有的火药炸毁，把所有的炮眼给堵上 了。
也不知广州的爱国贼们都干啥去了，德庇时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从炮台一直行进到广州商馆，并声言要亲往佛山泄忿。这个时候，耆英出场了， 他扮演的角色，类似后来的李鸿章大人。一句话，他得给爱国贼们擦屁股了。谈判桌上，德庇时提出惩凶、租地、进城等七项条件。耆英回说：除了进城，其它六项 都好说。德庇时回说：不好说，俺就要攻城了。耆英无奈，只好与德庇时签约：以1847年4月6日为期，两年之后，为英国官民进粤城之时。此约为道光所批 准，于是，德庇时在职期间，英国人获得了1849年4月6日进入广州城的权利。
英国人获得了权利，耆英则获得了臭名声。在他签约之前，广州百姓就掂着石头与广州商馆前的英兵冲突上了，待耆英一签约，他们就把石头对向了耆英。有小广告 云：“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黄烟筒乃广东巡抚黄恩彤。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40年任江南盐巡道，后迁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期间参与 《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功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年2月任广东巡抚，一直协助耆英在广州搞夷务。搞多了，就成了 明白人，关于广州的民夷冲突，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三点：
第一点，广州民夷犹冰炭，相爱而相忌。现在广州富甲诸省，关键就是通商通夷。别说我绝关闭市了，就是夷商突然全撤了，羊城若干万人就会马上失去生计。现在 他们所争的，就是个贸易旧例而已。上海等地开口以来，待夷颇宽，夷转觉粤人相待之薄。粤官欲执新章，粤民转怪待夷人过厚。粤官夹在中间不好办哪。千回百 折，搞得人心力俱疲！
第二，粤人根本不是真的与夷为仇。夷来中国贸易，一切皆仰给于内民。如果众心坚一，既不与之交易，又不给其打工，不出三天，不烦一兵，夷人已坐困矣。
第三，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晓事体、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 伎俩，早为夷人窥破－说起来雄兵百万，实际却是个乌有先生，没任何益处。
不得不承认，黄恩彤也是清国当时难得清醒者，他反对反入城。问题是他这明白只能处于背后发牢骚的地步，不能说给皇上听。何况此时已经罢兵息战，雨过忘雷， 好了伤疤忘了痛，“剿夷派”有所抬头，道光帝因为《南京条约》对天朝尊严的伤害耿耿于怀，加上广东反入城斗争的气势导致他认为民心可用，对黄恩彤这样的 “抚夷派”开始不满，1847年1月借故将黄恩彤的巡抚之职革去，连降三级，以六品顶戴留粤委差，于是，黄恩彤就跟耆英一块儿臭了。
说句老实话，清国的“抚夷派”是出力不讨好。“剿夷派”高叫着打打打，打又打不过，在前头只管捅漏子、屙裤子。“抚夷派”嘀咕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能打 非得打，在后头给剿夷派补窟窿擦屁股。前者屙得痛快不说，还能屙出个青史留名；后者擦得不爽不说，最后却给自己擦个遗臭万年。也不知中国的历史咋搞的，思 维竟然如此的简单－主战就叫爱国，主和就叫卖国！似乎不明白，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顶多是策略不同，而目标与立场却永远一样：第一， 吃皇上的饭，给皇上干，皇上叫和咱就和，皇上叫战咱就战；第二，维持现任政府的稳定，保持现任政府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定，官俸才能维 持！
抚夷派当然也不傻，也知道自己出力不讨好，不如站一边学爱国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耆英的心腹－另一个抚夷助手、已革盐运使赵长龄给耆英出主意了：别 在广州做钦差了，中外这架势，咱招架不住，运动一下，内调吧。两年期一到，咱已置身事外了。 耆英一听，对头，这地方儿不好呆，咱为什么不离开呢？运动谁不会啊，天朝大吏的基本功。
运动的当口，广州民夷还在冲突中。耆英这次老实多了，对于冲突处理得很及时。问题是，他越及时，越是加深广州人民对外夷的仇恨，并减损他本人维持治安的力 量。甚至，他越处理，广州民众越给他找事儿。1847年12月，冲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六个英国人前往黄竹歧散步打雀，遭遇村民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中 国村民死一人，伤一人，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杀，大部分尸体被切成了碎块。耆英审判结果，当天斩掉四人，另有十一人从斩首到流放呈报给了刑部，等候刑部最后确 定。
此事过后，耆英的内调活动终于成功。1848年2月他被道光召回了北京。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夷务，总算安全着陆了，躲离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新 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黄烟筒则仍被两人留用。问题是黄烟筒也想躲开了。一者是黄烟筒与这两个二百五上级的夷务理念不同；二则，黄 烟筒早就不想干了，适逢其兄病故，遂以侍养双亲为借口，告退回家了。时间是1849年3月。这是大清恶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又一例子。如此体制下，大清能有 好吗？
（三）徐广缙与文翰：两个人比赛大话，但是都没大过巴麦尊
徐广缙任上，遇到了英方要求入城的第三位人物：新任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1848年3月，文翰到职。几次照会徐广缙，请中国方面派员前往香港商讨明年4月6日的进城事宜。徐广缙回复说：知道耆英为什么跟你们相约两年后进城吗？ 那是他知道，英人一进城就乱套了，所以，所谓的两年之期，都是他的权宜之计，逗你玩呢。现在的广州民情依然一如既往，没法进啊。
徐广缙这么说，也是实话实说。他在广州呆一年了，对于广州的民情及耆英的狼狈离任胸中了然，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他告诉文翰：通商才是本意，进城之事纯 属无益。文翰给外相巴麦尊写信，告诉他：现在进城不安全，除非派部队占领广州一段时间，否则广州人民不会服劲儿。而且这样做的代价会使中英贸易暂时停顿。 他还提出一建议：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北上，谈判无效的话，就封锁天津和镇江，对清政府施压。在等待巴麦尊回信的当口，他继续与徐广缙周旋。1849年 2月，两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徐广缙说：百姓反对进城。文翰说：那好，我可以派兵帮助你们弹压百姓；还有，这事儿我还可以派兵船跑到天津，询问你们的京师大 臣去，或者，开进长江阻运截漕，你看着办吧。
徐广缙一看文翰来硬的，就有些怯了，他怕学了林则徐，在广州激起事端，英军沿海北上，那他就成了启衅之罪魁了。于是他答应文翰：进城的事，他可以代奏皇 上，遍贴誊黄，以践前约。文翰说：问皇上可以，但是1849年4月1日之前，他要看到皇上的批复。
徐广缙只好矛盾上交了，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请皇上“指授机宜”吧。 3月25日，他接到了皇上的机宜：不妨酌量日期，允英使“入城一游”，不过，只准英人暂入，不许常住。 问题是，徐广缙这个时候又不打算接受皇上的机宜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听说英夷真的要进城了，广州绅民纷纷动作起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团练、乡勇，城内 城外组织起了十万人马，捐款也凑集了数十万两。徐广缙一看这阵势，自我忖度：英国必不敢进城了。于是他选择了站在民情这一边，并且希望通过广州反入城领袖 之一、在籍绅士许祥光而操纵这股民间力量。3月27日他再次给道光上折，说：看样子，英人进城万不可行。如果咱们拒绝他们入城，不见得边衅立开，但是同意 他们入城，国内倒会立起兵端的，因为民情汹涌。他的合作伙伴叶名琛说得更明白：边衅虽然可虑，但是民变更为可虑啊！至于英船扬言北上，则可能是假的，拿大 话吓人罢了。
恭喜两位父母官，他们蒙对了。这时的英方，真的没有北上的意思，文翰真的在拿大话吓人，因为欧洲的1848大革命尚未结束，英国在印度侵吞旁遮普省，远东 兵力有限，腾不出手来对中国动武，所以巴麦尊指示文翰：广州不能动武，更不能带兵北上。在适当护送下，进城拜会中方官员，签订一个协议即可。
文翰绝对想不到，还有比他更大话的，这就是他的对手，中国钦差徐广缙。鉴于文翰所说的4月1需看到中国皇帝批复的日期来临了，而他3月27日的奏折离到京 还远呢，更别提拿到皇帝新批复了，于是他在愚人节这一天，跟文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当然更是拿自己的人头开玩笑，他说自己在3月31日接到了皇帝的批 复，旨中云：“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 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起事，扰我居民。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 钦此！” 茅海建先生经过一番考证与推论，对此下结论说：“徐广缙4月1日照会中所引上谕，确实不是出自圣裁，而是私自伪造的”。 只不过徐广缙运气好，手脚也好，做了诸多弥缝工作，既蒙过了道光，还蒙过了文翰。道光就不说了，反正难免被臣下蒙，可笑的是文翰，没想到中国高干也会玩愚 人节游戏，所以他通过外国在华报纸《中国丛报》通告英商：目前的情形下不要盲目进城。同时递交照会质问徐广缙：“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 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 他要求偕同新任驻广州领事包令前来总督衙门会谈。徐广缙拒绝了，只同意在城外会谈。文翰觉得城外会谈丢脸，遂照会徐广缙：前面与耆英所定进城之约，已得皇 上批准，虽没有履行，但必需存候，现在，咱们不再辩论进城之事了。 文翰的意思是，进城之事暂时搁置不议，但徐广缙却理解为，以后再也不辩论进城之事了。与此同时，绅商许祥光和伍崇曜又如此给徐广缙解释《中国丛报》上的通 告：文翰已在新闻纸上遍告各国罢议入城了。夷人举动，无论大小事件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仰且各国通知不能更议。 于是徐广缙兴奋地给道光上奏说：英人以后永不提进城之事啦！
道光一听，心花怒放。表扬自己的钦差说：“所办可嘉之至”，“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干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也”。 实在是笔难尽述了，所以道光对一干人等加官封爵：封徐广缙为世袭子爵；叶名琛为世袭男爵；广州将军穆特恩等多人按照军功例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许祥光及候 补郎中伍崇曜各赏三品顶戴，前者以道员随时补缺，后者归部选用。其他文武官员与广东百姓，也得到了道光的大力表扬，并着徐广缙分别保举。皇帝这么一奖赏， 广州官民干得更欢了。督抚在各大庙装模作样地奉献还愿的祭文，广州人民更是开始盖高大的牌楼以资纪念，并刻写一幅“众志成城”的扁额献给了他们的督抚。总 之，广州的反入城，被大清上下当作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君臣上下，堕入了空前的喜悦之中。
为什么广州人民如此执着地反对英国人入城呢？
茅海建先生剖析说：“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结局，已经掌握了比当时人们更多的国际知识，也实在不能找出入城一事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利益 之间的联系……既然今天的人们尚不能找到反入城的理由，那么，当时尚未看到入城后果的人们，对此自然不可能提出确实可靠的理由。”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广州人民反入城，也没啥明确而具体的理由，顶多是一种笼统的盲目的仇外情绪。
拙著“第一次挨打”剖析说：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英夷在广州经商一直以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广州人民 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三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 中男不尊女不卑、一夫一妻、腥鸡膻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四是，三元里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儿来了。
按马士的解释 ，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行商、行商雇员、通事、买办以及依赖衙门而生活的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 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规费与津贴等名目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
周力女士把反入城定性为：它是一次重新关闭国门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观的惰性延续，是对国际交往中契约制度的本能抵制。 总之，它是落后的、惰性的、违背契约精神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广州人民就是不让外国人入城，爱咋地咋地。英国人呢，也邪门上了，尽管他们知道，进城对他们来讲，根本无关乎商业利益，因为中外贸易集中 在城外的商馆地带。如果广州人民根本不反对他们入城，他们不见得非要入呢。比如上海，“因为中国人并未坚持把外国人排斥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留居在这观 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里，他们经由英国领事获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筑房屋的权利”。 总之，广州的华夷双方就是一种情绪的较量，一方不让入，一方偏要入。傲慢与偏见主导下，双方都把面子问题当作了原则问题。有人欢乐就有人愁，当中方堕入反 入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英方肯定会陷入恼怒中。他们的外相巴麦尊更是勃然大怒，8月18日他写信给文翰，说：“现在他们似乎正在鼓励和激发广州人民对英国 人民的仇恨情绪；但是请他们不要自欺吧－英国政府一向所表示的容忍并不是由于软弱的感觉，而是由于强大力量的闻觉。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 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
虽然恼怒，但正常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循的。巴麦尊要求文翰向北京当局转呈自己致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耆英的照会。
问题是，跟中国这样的政府打交道，给它递送一个照会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这方面没人接收啊。
巴麦尊的照会先是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递送，但苏松太道麟桂拒绝接收。理由是，只能由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收。
文翰一看不行，只好亲自出面了。到达上海后，说：上海不接照会，我就上天津。上海方面一看不妙，就接了。这一接就接了两份儿。一份儿还是巴麦尊致穆彰阿与 耆英的，一份儿是文翰自己致耆英的。巴麦尊那一份儿吧，比较简单。只说徐广缙在广州的所作所为有碍中英友好，请中方同意英方简派大员上京面议，解决相关事 宜。文翰那一份儿，除了夹附他在广州给徐广缙的照会抄件，另外声明了诸多意思：第一，按照条约，不只两广总督，闽浙、两江总督都可代投外国文书；第二，上 海官员不知条约精神，导致英国照会几个月送不出去，希望中方以后能执行条约邮程，快速传递，免得英国船只又是跑到上海，又是跑到天津的。第三，我的照会与 巴麦尊的照会，是两件公文，请中方各回各的，千万不要混到一块儿回复。第四，我已查过了，上海至北京的书信，来往也就几日之久，所以我就在上海等候了。你 们快点，免得我还得派船北上，甚至亲自北上了。
这个时候，道光已读不到英方的照会了，1850年2月，他就升天了。看到照会的，是他的儿子咸丰。咸丰皇帝看过照会后，下了好几步棋。
第一步：指示两江总督陆建瀛：英夷动不动说来天津，老一套了，吓唬咱呢。他们的照会，咱原可不理的。不过，他们不通过两广总督递书，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以后动不动向在京各衙门呈递，成何事体？你转告英夷，中国人臣无外交，穆彰阿、耆英无法接信，以后不要妄投，赶紧南返，找两广总督去吧。
第二步，指示两广总督徐广缙：你在广东干得很好，英夷这次来上海投书，说不定有啥反间计呢。我着两江总督劝他们南返。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朕的厚望。
第三步，指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英夷吵吵着说要去天津，我已着陆建瀛劝他们回呢。只是夷性反覆无常，说不定真敢去呢。你布置一下，真去了，劝他们回上海。 并晓谕百姓不必惊扰。
第四步，指示山东巡抚陈庆偕：夷性反常，说不定上登州游奕呢。请布置沿海防务，夷人果真前去，一定要不动声色。
第五步，以穆彰阿名义回复英方照会。为了表示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更为了显示中国人臣无外交的传统，穆彰阿名义下的这回复是回给两江总督陆建瀛的。由 陆建瀛看过后再向英方传达。看回复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文翰明明说过，两份照会各回各的，千万不能混到一块儿，但是咸丰还是一锅烩了，且烩得很有趣：之 一，接到贵大臣的信很惊诧啊，入城之事，上年不是说定，早就中止了吗？这事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影响各国贸易。之二，广州人民不让入城，就说政府懦弱不惩 办，这不是知礼的人所能说的话。既然说两国和好，哪能对着人臣子说人政府坏话呢？之三，今后有什么事，别找我，请找广东钦差大臣。条约里只规定，中国办理 夷务大臣可以替夷人代奏文书，可没规定中国大臣有义务给外夷回信的。之四，中国的驿站，是为中国传递文件而设，断无为外国传送文书之理。
咸丰下大棋的当口，文翰另派人跑到天津投信。直录总督讷尔经额汇报说：劝他们南下，他们不听。说，准其进口也要进口，不让进口也要进口。 咸丰一听，比我还牛啊，那就接了吧。跟直隶总督分析说：夷人这是虚张声势呢，且借机寻衅。稍不检点，就会中他们的计。 看咸丰的谕旨，感觉这最高领导不是逻辑思维有问题，就是脑神经有问题。英夷若是虚张声势，当然不用怕英夷，这信咱该不接还不接；若是借机寻衅，当然就不是 虚张声势了。最后这糊涂蛋加神经分裂的皇帝，还是乖乖地命人接了英方的信。等接了信，听说英人也没找其它事，这傻皇上腰杆马上又硬了：看来，除了投信，他 们也没啥计谋嘛。跟他们说，信已送往北京了，着他们回广州等候消息吧。还有，广州进城，本是根据民情，已作罢议了。既已罢议，还饶什么舌？
咸丰正因为文翰投信之事而手忙脚乱的当口，发生两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第一个：兵科给事中曹履泰给皇帝上奏，说：广州夷务，林则徐开的头，徐广缙结的尾，两人皆为英夷所惧怕。林则徐去年请假回老家，今取道江西养疾。现在英夷 顽固不化，还是请江西巡抚速令林则徐上京，令其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皇上就永远没有外患了。
咸丰一听，激动恩。马上给闽浙总督刘韵珂下旨：林则徐回到老家福州没？若回到了，赶紧命他上京；若身体有病，赶紧让他养好，养好后再进京！
这个傻皇上，他把夷人当麻雀，把林则徐当吓鸟的稻草人了。
第二个，文翰呆在上海等候天津投文之际，上海教堂外的高高的十字架遭遇雷击，两江总督陆建瀛马上汇报：天意啊，足可夺奸民之魄解愚民之惑。这都是吾皇敬天 爱民，感天动地的结果啊。咸丰听了，批曰：敬感之余，更感惭愧啊！
臣子敢架天梯，君主就敢哧溜着上，不服不行。
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服了。1850年9月29日，他针对中国交涉一事发表了如下经典语录：“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 到来，……象中国、拉丁美洲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的心肠是狭隘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到八－十年 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肩膀上。”
这段话是茅家琦先生自己翻译出来的，先生客气，把我们通认的“大棒”翻译成了“手杖”。不管棒或杖吧，反正清政府要挨揍了。
就在巴麦尊准备再揍大清一顿的当口，这家伙下台了，继任外相们相继被中近东的紧张局势所吸引，暂时无力东顾，所以，再揍大清一顿的事儿暂时搁置起来。对 此，马士如此总结：“事实上，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酝酿中；过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他的两个美国同道也说：“悲哀的是，《南京条约》仅仅意味着休战，而不是中英两国宿怨的了结。” 总之，大清再挨一次打，那是命中注定的，关键要看打人者什么时候有闲了。
乘英国无闲的当口，我们把镜头转向福州吧。因为它也反入城了，只不过与广州的风味截然不同罢了！
福州故事：曲线爱国惹着了谁？
五口开放之后，除了上海例外，其它口岸中英双方都有冲突。由于广州动静最大，口号最亮，所以一般人的目标都集中在广州。其实，福州的风景也不错，与广州比 较起来，福州的反入城风波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与闽浙总督刘韵珂（1843年由浙江巡抚改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布政史徐继畲（1843年担任福建布政使， 1846担任福建巡抚）有关。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哥们儿。1840年由四川布政使接替因定海失守而遭革职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这哥们儿有意思，战争初起时是个响当当的铁杆主战派，上 任浙抚伊始就写折子打小报告说伊里布、耆英等主和派的坏话，同时整军备战、安抚难民，并且由于为官清廉而遭遇任内百姓好评。但是随着浙江一系列战事的失 败，特别是林则徐第二－裕谦的战败身亡彻底改变了他，一下子从铁杆主战派转向了铁杆主和派，于1842年3月上“十可虑”折，告诉皇上打不得了，不能再打 了，再打国内先乱了，攘外必先安内云云。除此之外，他还开始说伊里布的好话，希望皇上重新起用伊里布。等清政府不打了，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刘韵珂 又上了一个“不可不虑”折，还是十条。虽然分析不怎么到位，但对和约签订后政府仍然会麻烦不断的预言则是准确的。总之，刘韵珂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还算 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官员，至少知道打也不是－因为打不过；不打也不是－因为和约签了之后还有麻烦。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 5月，刘韵珂擢升闽浙总督。刘韵珂担任闽浙总督的前一个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史无记载，不知道徐继畲在广州几个月的任期内是否与外国人有 过亲密接触，但知他与耆英在广东的谈判副手黄恩彤是同年进士兼好朋友。黄由于参与《南京条约》及其后其它条约的谈判而成为中国主和派的著名代表，名声当然 不怎么样。至于刘韵珂与徐继畲，也是中国主和派的主角儿，特别是当人们认定他俩的政敌一度乃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名声就更差了。 民族主义与民族情绪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无视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公，这一点到现在咱们还纠正不过来。
可能是由于同属主和派的原因，也可能是性情相投的原因，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的合作很是愉快，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刘韵珂不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徐继畲又 因懂夷务而被道光下旨负责福建开口事务，这让刘韵珂很省心。刘韵珂当然也知道，他的这位合作伙伴乃是大清大吏里最谦虚务实的官员了。1843年上任伊始， 徐继畲就移驻厦门，边处理外事工作，边悉心探求国际地理与政治。厦门1844年6月开港，在那里，他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ffle）周旋了 几个月。周旋中，受到记里布的中文翻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深刻影响。按雅裨理所言，徐继畲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刨根究底的人。由于问得太多，雅裨理不得不拿出一本地图集，用一下午的时间 给徐继畲讲解，最后还赠给徐继畲诸多书籍，其中有一本《新约圣经》。令雅裨理略感失望的是，他所希冀的上帝的真理并没有进驻徐继畲之心，相反，后者居然把 《圣经》当地理著作来看了－他拿着《圣经》问雅裨理其中的人名与地名。正是由于这种让清朝一般士大夫感觉屈辱的不耻下问夷人的功夫，一年之后，徐继畲写出 了《瀛环志略》的草稿。五阅寒暑，数十易稿，终于1848年刊行。此书惊世骇俗，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流传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指南并 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黄恩彤以贬低魏源的《海国图志》来赞美此书－“魏默深学博而不精，所著《海国图志》，搜罗也颇费力，但与外国舆图，未能有所依 据，其见于列代正史者，似亦尚有遗漏”。 问题是，昏睡中的中国，容不得早醒的人儿。所以，徐继畲的书，不但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倍受谤议。特别是他对美国共和政体的介绍，对华盛顿公天下 作为的推崇，对英吉利雄富国力的赞叹，都成了标准的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 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大家谤得也对，因为直到今天，你若写书赞美西方的民主政体与社会福利，还有 人拿白眼翻你，轻者说你有道德问题，重者说你有政治问题。所以，徐继畬理论上睁开了一只眼，实践上，还得走盲道，否则会被踢出局的。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被踢 出官场了。
处理完厦门开口事宜之后，徐继畬来到了福州，接手福州开口事宜。1846年，道光提拔徐继畲做广西巡抚，刘韵珂竟然不舍得放他走，给道光皇上写折，说福建 开放厦门和福州两处，特别是福州乃省会，断离不开夷务人才。徐继畲做夷务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夷人都偏执，不愿意与福建巡抚郑祖琛打交道。受此折影响，道 光把郑祖琛与徐继畲做了对调，也就是说，郑祖琛做广西巡抚去，徐继畲留下来做福建巡抚。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人家郑祖琛做了手脚，知道夷务是个出力不讨 好的活计，所以运动了一下，才导致这个结果。不过，郑祖琛后来命运也不佳，人算不如天算，他到广西做巡抚，洪秀全一造反，他就因失职被革回老家了。
一般人偏向于认为，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那是妥协投降，大长夷人志气，专灭人民威风的。其实，大家误解两人了。两人很爱国，只不过，刘韵珂这种在战场上 与夷人近身较量过且败得很惨的现实主义者与徐继畲这种比林则徐眼睛睁得更开的早期觉醒者知道口头爱国不行罢了，他们采取的，是曲线爱国的方式。
刘韵珂与徐继畲的曲线爱国，得归功于郦永庆先生的平反工作。郦先生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刘韵珂1845年给道光所上奏折中夹附的一个留中密片。由于清政府的 公文邸抄制度，使得雍正皇帝始创的密折制度早已无密可保，洋人可以很轻松地得到这些内部参考消息。所以，有时候为了保密，臣子们就要求皇帝对自己的折片留 中不发，于是折片内容就只有上奏者与皇帝本人知道了。夷人无由得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也无由得知。那么，密片中都说些什么呢？
福州是福建省会，开放给夷人，乃是道光的一块心病。不同意吧，一是怕夷人翻脸，咱打不过人家；二是怕夷人拿天津换福州，夷人早有这个意思了。两害相较取其 轻，只好忍痛割爱了。刘韵珂聪明玲珑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密片中告诉皇上，他和徐继畲可以把福州弄成仅仅名义上的开港。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
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之后我们还要看到他的大儿子，英方翻译李泰国出场，儿子比父亲，可谓是青出蓝而胜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期，对着中国谈判代表拍胡子瞪眼的；战争结束后，当上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来居然还想当中国的海军大臣，没弄成）到任，意味着福州的正式对外开放。这老 头，比他儿子温柔多情。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这老实人甚至放弃在领事馆悬挂国旗的国际惯例，即使悬挂，也挂得七下八下。在外国人眼里，挂得象治丧的半旗 似的。 问题是，老李同志纯粹自作多情，福州当地官民并不领他的情。福州是由满洲人驻防的，他们对于强加给自家朝廷的条约表示愤怒；总督刘韵珂虽是汉人，但汉人对 外夷的敌视绝对不弱于满洲人，甚至更甚，至少不弱于当年他们对入主中原的满族人的敌视。何况刘总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是外国人的死敌呢？只不过，由于 深刻明白政府不是英国的对手，他把这敌视搞成地下活动罢了。
在多情的李太郭上任前，刘韵珂就与徐继畬密谋，提前做了手脚：第一，英商来福州做生意，不外是贩茶。英商看中的是武夷山的茶叶，刘、徐二人便派兵役在福州 与武夷山的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英商不能直接进入内地收茶，中国茶商又惹不起卡道上的瘟神税官，只好改道广东。这样英商在福州干脆采购不上茶叶了。第二， 英商到福州销货，刘、徐二人便劝导城内商贾不要与英商做买卖。同时表面上却仍对夷人“待以德意，使其冥然不觉”。
地下活动的灵感，估计不是刘与徐的原创。在黄恩彤的《知止堂集》中，有一封福州、厦门贸易初开时他写给刘韵珂的信。在这封信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黄恩彤看了刘韵珂所制定的厦门开口条约，感觉不错，给刘提建议说：夷目记里布种种诈虞，直同无赖。但是李太郭是所有夷目中最为安静一个人，在广东很 老实，循分守法，并不妄为，如果能让他移住厦门，可期省事。
第二，黄恩彤告诉刘韵珂：厦门贸易初开，只能给夷人来虚的，不要来实的。夷商就为了一个财字，他们要厦门，就是为了距武夷山的茶近。如果茶贩子都从广东跑 到厦门了，那就太麻烦了。如果能弄得商贩稀少，销路滞狭，夷人无利可图，那么就粤者多，就闽者少，刘大人就省心多了！
从第二个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刘、徐的这种地下搞法，灵感很可能来自于黄恩彤。不管谁的馊主意吧，反正这些传统观念中的投降派，并没有傻乎乎的一味投降卖 国（中国民族情绪畸形的情况下，想认真执行中外条约的都叫投降卖国），相反，他们曲线爱国呢，这种曲线爱国比天朝流行的那种逗人玩的爱国秀要深沉多了，且 效果很好（所谓的效果仅是站在民族仇外情绪方面，无关乎理性与国际规则）。据刘韵珂密片中说，最先摸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与之交 易，无奈只好减价。减价也没人与之交易（当地商人谁敢冒着汉奸的嫌疑与得罪父母官的风险与夷人交易啊），刘为了让夷人赶紧离开，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 离开的盘费。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算计的结果，从1844年开港到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至于1846年到1847年，居然没有一艘夷 船再到福州做生意，愣是创造了福州名开实未开的奇迹。对此他洋洋自得，在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 实逼处此。”
外国佬太傻，不知道刘、徐两位大人，特别是与他们一直打交道的诚恳好学的徐大人会如此作鬼，福州生意打不开，他们甚至想到以其它地方换福州了。以现代化的 语境看，两大人这样爱国，咋也够格被称作爱国贼了。因为福州的这种不开放，给政府赢回的是面子与意气，给百姓赢回的则只能是生计的潦倒与挣扎－喘不过来气 了。但是他们的这种玩法，深得道光的赏识：明的咱玩不过夷人，玩阴的总行吧？韵刘
问题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们玩得太阴了，就象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似的，上级线人一死，他们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总之，当时的诸多爱国人士包括1850年 2月继位的咸丰皇帝不知就里，反而把他俩当作了投降派。现在的学人也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这回事，继续骂他俩是汉奸。现实与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道，没办 法，谁让你没有正面表演爱国秀来着？谁让你们的政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来着？
李太郭上任后，要在福州设立领事馆，刘韵珂与徐继畲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徐继畲告诉李太郭，“城 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而“英人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 他把李太郭引到了城外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城南港区南台。刘、徐二人给道光皇上联合上奏，折子里明说：“查江南原议和约，虽载有英国领事官住在广州、福州 等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等语，惟并未注明城内”。折子中夹带的留中密片却说：“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妄 求。”
李太郭虽然是个博物学家，但是面对刘、徐的阴招，居然也没啥发现。四个月之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J.Davis)到福州访问，发现他们的领事“被 安置在城外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里”， 对此他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德庇时拒绝在领事馆接见中国官员的拜访，要求他们到自己的巡洋舰上会晤。他向中方建议，让他们的领事去城内租住白塔寺。刘、徐一 听，表面上同意，暗中却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官绅没有配合好，所以，四个月的纠缠后，1845年2月，李太郭取得了成功，在城内乌石山积翠寺 租到了房屋。据说这房屋“高大而通气，宽畅而堂皇”。不过这种成功是相对的，领事住了城内是不错，但是别指望福州人民把您当人看：“住在这里领事馆的人， 实际上是些囚犯，他们如果不冒着被推挤和侮辱的危险就不能离开屋子”。 德庇时给刘韵珂写信指明了福州人民的这种不友好，刘总督老老实实的回复说：确实如此。以后再出门，申请我方派兵陪同吧。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个办法，外国人自 由惯了，不习惯这种软禁般的生活方式，中国方面也没有此等快速方便的出警热情与能力。于是，领事馆里的英人，出个门也不容易。翻译巴夏礼在城内散步的时 候，老百姓边往他身上投石头子儿边大骂。在中国内部，也就是跟人通奸的女人才有此等待遇吧。
虽然既挨石头子儿又挨骂，混得象个中国奸妇；但从权利方面说，英国领事总算进驻福州城了。不过，自作聪明的刘韵珂还多玩了一手，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 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不管城内城外，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
事情到此，刘韵珂玩得还算不错。一是成功把英商拦在了城外，只让英领事馆进入了城内；二是，不管城内城外，夷人无权私租，得地方官用印批准。按条约，至少 第二条是不符合条约精神的，因为条约规定了，华夷之间可按市场行情自行租屋，一方不得勒索租价一方不得强租而已。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他自作聪明订的这 第二条，纯粹是拿起绳子套自己的脖子。
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林则徐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缺少有声望的人领导 云云。他说错了，对于清朝官员来讲，声望只能靠站一边说闲话挣得，比如后来的清流派；一干实事，有声望也得赔了这声望。比如曾国藩处理教案，处理来处理 去，结果就是把自己的一世清名给处理没了。
1849年10月，林则徐因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回家后，得知道光皇上于1850年2月25日 驾崩，林则徐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并且化悲痛为力量，带病投入到了家乡的爱国斗争中。因为这时的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代理领事金 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不管租房者是不是领事，也不管按总督的规定这些夷人是否能住城内，不由分说 就在租约上给人家盖印了。真是个傻县官啊，把刘总督那绳子先套自己脖子上，后来他因此丢了官职不说，还连带着影响刘、徐两位大人也丢了官职。
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一个印，引起了林则徐的动作。他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兴廉，并缮写公启责兴廉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十万人 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天朝特色的恐怖主义，金执尔两次跑到 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刘韵珂此时在外阅伍），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决定慢慢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并嘱百姓不得找医生温 敦就医，工匠不得应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同时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发生事故。林则徐呢，联合士绅 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想提前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但是徐继畲吃不消。作为福建巡抚， 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 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他煽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及自己的朋党圈子出手，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 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出手了。
第一个出手的是孙铭恩。这位手下还算留情，矛头没有直指刘、徐二位，而是指向了兴廉，指责他不该私把神光寺租给夷人，何况这寺是县里生童读书的地方，生童 反对（也不知反对的根据何在，按条约，租房仅是房屋所有人与租房人之间的事儿，跟生童们是没有干系的）。生童一反对，地方官居然派兵保护夷人入住，强民从 夷，是何肺腑？（矛头已暗暗指向刘、徐了，他们是地方督抚嘛，而且两人的道德居心与政治态度都值得怀疑了）还有，那租房的夷人，是个传邪教的，诬民惑众， 事关非浅啊，请皇上责地方督抚严办。
1850年8月25日，咸丰看到了孙铭恩的状纸。批曰：刘、徐好好查办，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
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徐二人贵为督抚，朝内肯定也有自己的人和线。总之，没待咸丰的批示下来，他们的解答已递到咸丰案头了，时间是9月1日，有关神光寺一 事，解答如下：夷官原先曾租过神光寺放行李，兴廉不知这次租屋的是传教之人，误以为是一回事儿呢，所以就给盖印了。现在因此把他撤掉，他倒轻松了，置身事 外，而且夷人还可能因此而轻视我们，所以就先让兴廉干着吧。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只能从缓设法，劝夷人自行搬到城外。书院生童绅士遍贴告文，纯是文人吓唬 之词，非为有益，实恐有损。夷人两次到我衙门请求保护，我只好派兵前往弹压，以防匪徒乘机启衅。
刘、徐的解答，算是侧面摆平了第一个告状者。三天之后，也就是9月4日，第二份状纸来到了咸丰案头。这次是林祖扬出手了，这家伙比第一个狠了一些（林则徐 当年南下禁烟时在致好友龚自珍的信中称此人是“敝本家”），在奏折中说：夷官住于城内，人心就够恐惶了；现在又住进两个夷人，全乱套了。臣老家就是福建 的，接家书得知，夷人在福州狂得很。还得知，林则徐与徐继畲交涉过，林的意思是，学广州，坚决不让夷人入城。徐的意思是，福州不比广州，民气民心不行…… 夷人没有逞志于粤，必思逞志于闽，福州官民不和，不是个事儿啊，还有，夷人这么猖獗，全是由于汉奸忽悠的。徐巡抚信里，置汉奸于不问，还照顾他们……福州 为省会之地，让夷人去里面居住念经，于国体人心大有干系啊！
咸丰看过后马上下旨给刘韵珂与徐继畬：对外固然要镇静，但攘外必先安内，不能对外过于迁就，以致丧失民心。闽粤之民，都是吾赤子，尔等督抚要固结民心，民 夷稍有不安，惟尔等是问。对于那个兴廉，立即对他严行查办，不得回护！
还是那套路数，咸丰批示尚未传到福州，第三个告状的就出手了－何冦英。这家伙也是福建籍官员。三个告状者之中，最狠的就是这位了。9月6日，咸丰看到了他 的奏折，矛头直接对准徐继畬，说他面对夷人一味畏葸。可谓是偏袒夷人护汉奸，不理士绅丧民心，不知是何居心？
俗话说，三人成虎。言官接而连三的奏坏话，咸丰马上怀疑徐继畬是英方派来卧底的奸细，着刘韵珂好好查查。
至于刘与徐，自孙铭恩第一状之后，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解释。9月8日，咸丰看到了他俩的第二次解释，说：制夷必先服夷，息事而不生事。夷人入住神光寺，士 绅们缮写公启，责令夷人搬出，双方不无猜疑。所以现在只能从缓设法。寺里住的俩夷人，一个行医，一个传教。行医的想搬出，传教的想住下去，俩人起了矛盾， 看样子，他们也处不长了。目前的福州、厦门，民夷比较安静，所以我们要镇定，不能张皇，不给夷人起衅的借口。
10月30日，咸丰看到了刘与徐的第三次解释，这一次，是对以上诸多状纸的综合的正面的回答。徐继畬跟外国人学来的地理知识、刘韵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 实战体会都被派上了用场。他们在奏折中给咸丰分析说：其一，英国离咱六七万里，咱不能深入虎穴荡平他们。咱们将夷人前来之船焚毁几只，他们也不会扬帆远遁 的。其二，中国海岸线长达七千余里，除荒僻海口外，其火炮能及者，府州城县码头不下数十百处，夷人处处可攻，我不能处处设防；夷人时时可到，我不能昼谍夜 探预先确知；夷舟我岸，我兵勇血肉之躯与夷人巨艇相争拒，很难不被夷人的炮火所击溃。其三，夷人以贸易为生，咱断了其贸易，相当于给婴儿断奶，他们肯定不 依不饶。皇上说粤东制夷有把握，我们也知道，徐广缙这人能干。但是夷人不是去上海就是去天津投诉，他们的老伎俩就是截断长江的漕运。听说长江海口炮台工程 已大修完善，但是江口宽阔，若说夷船进入不得，我等窃不以为然啊。其四，现在的英夷，与倭寇不同。不独偏僻海口他们不去烧杀抢夺，就是贸易繁华之地，不足 以牵制全局者，他们也不无端前去攻扰的。现在人家没有举动，我们却事涉张皇，调兵募勇的，这不是引夷人与我们为敌吗？其五，关于当前的仇外情绪，刘、徐认 为，现在的言官因言路畅通而不负责任的乱说，为此两人总结如下：“论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讲韬略者，或不少剿袭之论；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偾事 者，或欲再贾其忠勇”。最后他们忠告咸丰：皇上圣明，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迷惑，乱了安危之计，则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奏折中，刘韵珂夹附了四个折片。
第一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关于夷人入住神光寺一事，租期是六个月。到期后，想法让他们搬出；而且已暗里向民人规定，百姓不得赴寺里听经 就医；工匠也不得受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等夷人住得没意思了，自行搬到城外，咱就没事了。第二件，福建民人性情浮嚣，喜造谣。开口之后，夷人进城，民 人传夷人带炮入城，经我晓谕，谣言已息。问题是今年谣言重出，都是绅士们传的。夷人抬箱进城，他们传说是大炮；甚至传说夷人收买万人坑内的死尸，两千钱一 具，用来制火药，其毒异常云云。原来的谣言重起，以后的谣言难保不更出奇呢。最后，刘韵珂不点名的批评了林则徐，说：该绅士等忠愤所积，只以令人钦重，但 是以目前之小计，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实计。
第二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如果与夷人开战，福建不敌。他举例说：上回英夷犯顺（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厦门半天就失陷了；福州的地理天险远不如镇 江，而镇江在上回英夷犯顺中，照样失事了。现在，厦门是华夷杂处，福州城内有十来个夷人。两下里本来没事，如果我们调兵募勇备战备荒的话，那么，首先张皇 之地，必为首先纷扰之地，防夷倒成了招夷，未免失计。
第三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五件事。第一件，他重点谈了自己与林则徐等士绅的异同之处：都想把夷人撵出城去，双方目的是相同的；但是态度不同－一方急，一 方缓。更重要的是，手法也不同－一方是直线爱国，要求调兵募勇，与夷人明着干；一方是曲线爱国，要求阴图之。至于团练水勇，刘韵珂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举第 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例子：各省调兵募勇十余万，花钱不可计数，但是并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第二件，有关夷人张狂贴帖之事，他访查过了，夷人并没干过，可能 是汉奸干的。第三件，为夷人做事的汉奸自是不少，也很可恨，但是条约里规定对他们免罪，咱就不能明着驱逐。第四件，有关夷人传教之事，条约里明文规定开禁 了，五口也都奉旨张挂了。第五件，有些人参奏我等，但是却不看条约案卷。我身任封疆，办理夷务七八年了，幸得无事，无非是内安民心，外察夷情，哪敢偏袒苟 且啊。
第四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英夷嫌福州贸易亏本，希望用福州换台湾。我已派手下密为布置了，一定不能让英夷得逞。
对于刘韵珂的一折四片，咸丰回复如下：神光寺的夷人要让他们搬出，而且不能出现事端，否则惟该督是问；候官县令兴廉盖印准租，革职；夷人想台湾换福州，不 可！
理论上，刘、徐是对的；实践上，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刘徐、还是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脑子迟钝，连后事之明都不具备。当时的君臣们不理解刘、徐也就罢 了，问题是现在还有人扭不过弯来，依旧瞪着一双忠奸眼，把林则徐当作忠勇爱国之忠臣，把刘、徐当作投降卖国之奸吏。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清这条破船上的大 副，都在防止这条破船的沉没，都挺忠的！
对于言官的弹劾，当时的刘、徐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问题是林则徐乃革命元老且受到了对外持强硬之态的新皇上的宠爱，徐继畬在官场上出道不久， 涉水不深，还背个主和派的名声，当然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 至于刘韵珂，更是气得不行，上面所摘他与徐继畬的一折四片，即是取于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不知什么原因，夷务始末把他们俩的折片删减得七零八落。难不成是 为了掩饰刘、徐二人与林则徐党人间的明争暗斗，或者是为了掩饰咸丰皇上的办理不善？因为这筹办夷务始末是在同治年间整理成书的。这个时候，咸丰夷务办理不 善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自己被气死，已是妇孺皆知了。删去这些，既可以掩饰咸丰的糊涂，更可以遮盖刘、徐两位的先见之明。幸亏，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集里可以找到这些折片的未删节版，我们可以看到刘徐两人大量气哄哄的话语：
第一，我们在福州管理夷务七年了，福州士民向来不问夷事。现在神光寺一事，不特城内居民不过问，就是书院生童也不过是瞎叫唤，闻声应和罢了。就在籍的两三 个绅士倡议罢了。但是夷人什么时候怕过绅士？
第二，说什么夷人购卖万人坑里的尸虫，用制火药什么的。此事过于怪异，我们详细查问过了，原来是咱的民人有患吐血之症者，用偏方治病，给寺僧两千钱，托其 在万人坑附近寻找死尸蛆虫，然后烧灰调服……此事与夷人一点关系没有！
第三，该绅士等捐资募勇，约好有事方给口粮。一帮子水勇为了早些挣上口粮，惟恐天下不乱，日日造谣生事，希望立即开工被雇。该绅士等本是义举，但是愿做水 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对于夷事，净是幸灾乐祸！
第四，他们说夷人在福州恃强构衅。神光寺就住了俩夷人，且住了一个漏雨的屋子，毫无动静饶舌之事，我们不知其恃强构衅者何在？
第五，他们说我徐继畬庇护汉奸，徐继畬再笨蛋，也不屑于为此吧？
第六，宁波、上海的夷人都住进了城内，况且是按和约规定入的城，没听说浙江、江苏因此被责办理不善的，为何独说我们办理不善？
第七，我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以后难保不会拿比寻尸觅尸虫更怪异的谣言忽悠皇上 的……反正我们还有天良，不是木偶，不敢因小事而肇大衅，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
林则徐利用乡党搞小动作背后整人，刘、徐二人当然要气哄哄。就夷务本身来讲，刘韵珂与徐继畲当然也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 后和低级的”。 那倒是，《南京条约》早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 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比如林则徐的同宗老乡林昌彝，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射鹰楼”，以“鹰”字暗示“英” 字。并写有《射鹰楼诗话》若干卷，绘有《射鹰驱狼图》一幅。这种阿Q作派很有趣，它让我想起了中国乡下孩子王二蛋受了王大蛋欺负后所能采取的那种动作－在 没人注意的当口，在一面土墙上写下“王大蛋不是人，王大蛋不得好死”之类的标语，至于掏出自己的小家伙在人家院门口撒泡尿也是有的。
没想到，林昌彝的这种Q式的爱国作派竟赢得了林则徐的赏识。说它的《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伤心人别有怀抱也”。看来所谓的伤心人别有怀抱，就是王 二蛋式的“不得好死”之类的诅咒。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夸林昌彝有“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就差时机了，并祝他成为范文正、王文成那样的人物，则 “吾宗之光，亦吾闽之福也。” 估计是时机永远未到吧，反正这林二蛋后来有什么作为，哪怕就是象林则徐那样中了举，做了天朝大吏，都没有听说，更别提做范仲淹、王阳明那样的人物了！
王庆成先生为林则徐辩护，认为他“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 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要说不合乎，他俩的对策顶多不合乎咸丰皇上当时的反应罢了。因为徐与刘的倒霉，其背后原 因乃是最高领导的换届。道光在1849年表扬徐广缙和叶名琛反入城胜利的上谕中发过如此牢骚：夷务十年了，驭夷之法，刚柔不得其平啊。 一句话，硬也不是，软也不是，广州反入城斗争虽然让他认定为小屈后的大伸，但实质上他还是走的软路。面对南京南约造成的局势，顶多是个愤恨莫名，而且一年 之后，他就死了。他儿子咸丰年轻气盛，不想跟着软下去，端的是愤恨有名：中央大员方面，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谕，把两个主和 派骂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地方大吏方面，对刘与徐的曲线爱国策略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理解兼看不惯。 林则徐的老乡何冠英，还在接二连三的上奏，一会儿说福州有俩孩子被夷人开枪打死了，一会儿要求皇上另派大员来前福州查办。咸丰顺势跟在其后发谕责问刘韵珂 和徐继畲。对于天朝风向的变化，英国驻上华领事阿礼国在1852年向驻华公使文翰汇报说：“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 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而他自己也承认的。他那年轻的继位人不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向不同政策的征象”。
春江水冷鸭先知，刘韵珂何等精明，看出风向不对，遂于1850年底向皇上请病假，咸丰顺水推舟准了，刘韵珂从此在家闲居写字。徐继畲不想自动辞职，混个巡 抚容易呢？我们老家的马丕瑶，同治年间的进士，最后也就是做到了广东巡抚。其它不说，我们安阳县一中就曾在马氏庄园里开办多年。马氏庄园占地20000多 平方米，亭台楼阁有300多间。这还是百官楷模大清官的家园呢，那要是贪官呢？总之，巡抚一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谁舍得丢啊。所以徐继畲就一直挺着，俺 就是不引咎辞职。
挺到了1851年8月，咸丰还是把他革职了，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再挺到1852年，终于挺不住一帮爱国人物的弹劾，彻底落职归里，到山西平遥的超山学院 当山长去了。至于神光寺事件，于1850年底至1851年初两个夷人先后搬出而宣告结束。问题是两个夷人并没有搬往城外，仅是在城内换了一个地方，在金执 尔所租住的道山观住了下来（离乌石山积翠寺的英领事馆不远）。所以，神光寺事件，也没取得什么重大胜利。最重大的胜利不外是劣币再次驱逐良币－刘韵珂、徐 继畬，两个能干务实的比较清醒些的大吏都回老家了。
天朝前途堪忧－道路是平坦的，前途却是黑暗的！
第二章 科举举出个造反派，修约修出了战争派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就在广州反入城最热闹的时候，广西也反了。只不过，反的对象不一样。广州是中国人民反外国人入城，广西是广东一个农民带领中国人民反大清政府。
这个广东农民，名叫洪秀全。洪秀全，1814年生，广东花县客家人。所谓的客家人，乃是散居在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的外来移民，由于是外来的，所以被本 地人称作客家。客家后来居下，一般分布在山区，占有土地资源不够，生活条件当然艰苦。宗法组织与地域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常受本地人歧视与排斥，于是双方 经常械斗，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个性特征。
按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论，洪秀全家算是中农。贫农就不说了，洪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中农，好歹还能维持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所以，洪秀全七岁 的时候就上学了。据说“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 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从小就被身旁的人捧成神童了，认为他“显父母，光宗族”是迟早的事。坏就坏在这里，因为人造神童容易造出 悲剧来。1828年，14岁的秀全到广州应考秀才，落榜。落榜之后，老爹没让他复读，直接让他当农民了。18岁，秀全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边教学，边参加 高考。从1828年到1843年，秀全参加四次高考，四次落榜。卖瓜的，太伤人自尊了，快到而立之年了，一个破秀才还考不上。清政府那时候不兴扩招，所 以，象秀全这样的士子，容易出现两个偏差：一，终身参加高考，一不小心，中了，导致神经分裂，比如范进。二，数次高考，数次失利，也导致神经分裂。洪秀全 属于后者。容闳在自己的《西学东渐记》中谓之为神经病：“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应试时，得到了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梁阿发印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小册子来之不易，当时大清没有出版自由，没有言 论自由，也没有信教自由。1815年广东华侨梁阿发同志被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等传教士招聘为印刷工人，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此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只不过由于是民间人士，咱 现在的史书故意忽略人家罢了。范文澜先生把林则徐奉作近代中国睁眼第一人，也不知哪来的根据。因为按时间，梁阿发在林则徐之前；按程度，梁阿发是全睁，林 则徐顶多算是半睁。梁阿发睁眼的标志有：中国第一位传教士、中国第一位民间报人和中国第一位中西合作办学的校长。他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三项：给老乡们分发自 己刻印的宗教小册子、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 的，梁阿发只能在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1832年，梁阿发在爪哇刊行《劝世良言》，拿到广州去散发。而且散发的时候，专挑士子科举的当口，这样 就可以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广大的中国学人了。就这样，洪秀全虽然第二次参加高考失败了，但是他遇到了上帝。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参加高考，第三次失败，回家就病倒了，发烧。高烧中他看见了许多幻象，见到了上帝，并且成了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基督老大，他老 二）。据他事后说：皇上帝封他为太平王，叫他好好干。当然他没有好好干，而是又参加清妖组织的高考去了。按他自己的解释，那是皇上帝规定好的动作，也就是 说，他还有几年未醒期呢，所以才继续心甘情愿地接受妖魔政府的应试教育之毒化。如果清朝皇帝知道了这些事，开个后门也会让他1843年考试成功的，那怕就 做个永远的酸秀才，他也可能会很知足的，不但不会造反，还会卖力地做封建政府的卫道士。问题是，双方都没有此等运气。这一次，洪秀全第四次高考失败了，他 不干了，回家就开始创立拜上帝会。他要反了。
秀全造反的第一步，是砸孔子牌位！老师带头砸学校的牌子，当然要被开除了，教师下岗了，干啥？继续造反啊！洪秀全造反的第二步，壮大组织，发动群众。他的 族弟洪仁玕和同学冯云山参加了他的队伍，特别是冯云山，能耐比洪秀全大多了。家乡容不下，两个人云游天下，一是发展拜上帝会会员，二是寻找革命根据地。云 游了一年，效果不是很好，两人遂有所分工：洪秀全着重于造反理论的研究工作，打回老家去，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一系列 革命文章，构建所了谓的洪秀全思想。它是西方上帝理论与大情国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指引教徒们向前进。而冯云山呢，着重于造反实践的发动工作，他最终选择 了广西紫荆山区。冯云山认为，要发动群众：第一，需到偏远的山区去，因为那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运动力量的发展。第二，偏远山区人民生活困苦，这决 定了他们的运动觉悟。也就是说，人的肚子的干瘪度与运动的积极性是成正相关关系的。一句话，造反要找光棍！第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紫荆山区峰峦起伏， 汉、瑶、族杂居。一旦事发，可以呼拉四起。
1847年3月，洪秀全和他的族弟洪仁玕一齐到广州，找到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向他学习基督教知识。洪秀全向罗孝全详述自己看 到的《劝世良言》、得病的情形和病中所见，这种中国式的梦呓让罗孝全“莫名其妙”，并且认为洪秀全对于圣经没有多少知识，遂拒绝给他洗礼。罗孝全当然要 “莫名其妙”了，他这么虔诚，也没上天见过上帝本人，何况洪秀全上天，不但见到了天爹（就是上帝）还见到了天娘（就是圣母玛丽亚），不但见到了天兄（基督 耶稣），还见到了天嫂（胆子好大啊，还敢给基督娶媳妇儿）。这就注定了洪秀全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基督徒，他的拜上帝会也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那他的太平天国 运动也就仅是中国特色的农民起义了，只不过，挂了上帝这么一个羊头而已。洪秀全被拒之后，跑回了广西。这个时候，冯云山的发动工作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革 命队伍里发展出几位骨干份子。其中最主要的骨干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而且这些人都排在洪秀全后面，成了上帝的儿子，冯云山排三，杨秀清、韦 昌辉、石达开排四、五、六，萧朝贵由于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当然就算天婿了。
革命队伍的壮大与活动，激起了紫荆山当地士绅的义愤与不安。遂以“聚众谋反”的罪名，揭发了拜上帝会。1848年1月，上帝家的老三冯云山就被当地政府逮 了。老三一被逮，老二秀全起身就跑－跑老家了。有的版本说，他回家上访救老三去了。扯淡，老三被当地政府逮了，入住的监狱在广西桂平，老二跑广东救谁去 啊？总不是去参加广州的反入城斗争了吧？
老二跑了，老三被逮了，剩下的运动份子就都傻眼了。还是老四秀清聪明，他学二哥的样子，也神经了－他神经得还比较高级，他模仿桂平一带流行的“降僮”迷 信，即假托鬼神降附人身传言的习俗，宣布天父下凡降在他的身上，从此，他成了天爹在阳间的形象代言人。天爹一现身，一发话，就跟列宁从流放地跑回来发表 《四月提纲》一样，给大家指明了运动的方向。于是大家集体捐款，把冯云山从狱里救了出来。
这里有个小小的麻烦，秀全能神经，秀清能神经，其他哥儿们就不能神经？所以，紧随其后，天婿也神经了，他神经得也不错，成了天兄基督在阳间的形象代言人。 于是乎，整个紫荆山区流行起形象代言人之风，运动份子们你神经我神经要神经都神经。我查了一些资料，想看一下，当时有没有出现天妈的形象代言人，但是我没 有查到，非常遗憾！
各色形象代言人的出现，挽救了秀全跑掉、云山被逮而造成的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却给后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一句话，装神弄鬼上天入地这种事只能一 个人干，大家都干就没劲了。事实上，当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后，就发现群体神经的不妙了，所以他宣布：只有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 是真神经（“真者”），其他都是假神经（“妖言惑众”），制假售假者被清出队伍，货真价实者，受到奖励！
不管真假神经吧，中国国情下，这种神经还是有力量的，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7岁生日的这一天，拜上帝会扯出大旗，公开反了！
这一反，清政府就倒大霉了，这边正应付洋人呢，冷不丁后边杀出一群民贼内奸！
从体制上讲，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真正的敌人。我们这些事后诸葛都知道，内贼的目标，就是窃主人的位；外贼的目标，不外是赢个外交的面子，签俩通 商的条约，沾些贸易的小便宜。两害相较取其轻，白痴也应该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但是清政府当时离白痴的距离还很远，要明白这个原理，还需要时间。因为它当时 很多情，很自恋，一直以为全天下都是它的，也就一直分不清内外，以致于把西夷们也都当作可能取而代大清的家贼了。
从军事上讲，清朝这样的政府还真不是人民的对手，什么原因呢？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起义，中国政府军事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进步，整体处于 冷兵器时代，导致了人多力量大的结果。所以，洪秀全领一帮农民与烧炭工人杀出来，只要人多不怕死，清政府就吃不消。当然清政府毕竟有些笨炮笨枪来对付他 们，比如康熙时的神威无敌大将军，比如两个兵合作使用的抬枪，一个人做支撑，一个人发枪，枪声过后，开枪的那个人有时候会被震得一屁股坐地上。这些玩艺虽 然让英法士兵在战场上看见后都憋不住直乐，但是对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还是有杀伤力的，否则也不会在开战之初即损失冯云山、萧朝贵这样两位开国元老。但洪秀全 笨人有笨福，起义之初虽然损伤不少，但是军队一进湖南，除了人员增加之外，更多的是增加了军种：原先是纯步兵，一过湖南，又增加了工兵、炮兵与水兵。工兵 来源于一帮挖煤工人，这些工人发挥了他们善于地下活动的特长，据说用他们擅长的什么“鳌翻法”， 攻城掠地就象穿山甲过地鼠。咱没挖过煤，没有经验，只能按字眼把它想像为王八翻身法，咋翻的我想像不出来，有经验者自己想像吧。水兵方面，太平军先在益阳 后在岳州（今岳阳）获得近万条民船，这民船与船伕一编，就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太平水师。炮兵方面，他们在岳州获得二百年前吴三桂的大批炮位，拖出来一 擦，用到战场上还挺神的。岳州一过，太平军就进入了历史上最神的时期，由岳州攻克武昌，用了十天的时间。在武昌休整一个月，再由武昌打到南京，用时二十八 天。所谓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敢情用的就是挖煤工、民船和二百年前的大炮，跟清政府一玩就是十几年，侧面反应出，清政府的军队是多么的不专业，武器是多 么的落后。如果说清政府对付太平军还算勉强的话，那么它要对付近代化的欧洲，恐怕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也差老远的。幸亏欧洲人没有“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 取而代之”的中国式情结，否则他们把清政府推翻，自己坐上龙廷，实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让大清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参政权，那么，中国的历史书会不会把这一场 战争描绘成“武王伐纣”、有道取代无道的革命义举？
当然了，面对西夷这只大象，清政府还需要摸上它半个世纪，甚至直到把自己摸死都没摸出个正确结论来。而对于太平军，那就不用摸了。老套路，他们要皇帝轮流 坐，明天到他家呢。特别是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并且搞起了北伐，可是把清政府吓坏了。
清政府吓坏了，洋人却有些乐。为什么呢？
外国听说了拜上帝教，乐了
洋人们没脑子，一听中国的拜上帝会扯出了造反的大旗，并且摧枯拉朽打到了南京，他们就乐了。
首先是传教士们。他们认为：“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 他们欢呼，这是“伟大的宗教运动”、“伟大的道德奇迹”、“文明的曙光”。就连那个拒绝给洪秀全洗礼的罗孝全，也为自己曾经的学生而兴奋起来，预言这场运 动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当然也有不信邪的，认为对于叛军的基督教不能给予丝毫的信任，但总体来讲，一听说偶像崇拜盛行的国度，居然出现一个庞大的拜上 帝教组织，并且摧枯拉朽，有取代现任政府的可能，西方宗教势力，还是对它充满了向往与希冀。
其次是外国商人。在商言商，一听说太平军起义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但是他们也幻想，太平军一旦胜利了，由于同样的信仰，外国 人可能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英国一家报纸说：“迄今，基督教和商业已经搞到一块儿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文明将得到提高，与之相适应，对物质的需要也会增 长”。
再次是外国官方。官方头脑比民间复杂些，没有傻乐。而且有个先乐后凉的过程。
（一）英国方面。从1853年2月开始，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 Alcock ）开始向驻华公使文翰汇报太平天国的情况，大致内容有：第一，除非叛军表现出更加严重的错误与更大的怯弱性，否则，除非有外力援助，那么这个皇朝必然覆 灭。第二，现在是一个时机，以无限制进出偏远的禁区为条件，把清朝皇帝从危急的情势中救出来。第三，凭三四只轮船，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 用，从而可以向清政府要求自己的条件。 文翰拿到阿礼国的信件，除向国内请示外，还决定亲自前往上海考察。3月21日到上海后，太平军前期的军事胜利与清政府的溃败，让他冷静了下来，于是他确定 了自己的对策：第一，中立。第二，在上海组织外国武装，保卫租界安全。第三，亲自前往南京考察。从1853年4月22日离沪到5月5日返沪，他的南京之行 大约是两周时间。他认为局势不太明朗，太平军力量可怕，宗教荒诞，闻所未闻，更要命的是，太平天国居然也有了它所反对的那个政府的天下共主的虚荣，认为文 翰前来拜访乃是“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云云。有鉴于此，文翰决定继续中立，不介入双方的战争，但是由于通商口岸涉及到在华英商的利益，所 以英国方面应当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财产最多、英商最多的上海地区准备充分的武力抵御太平军可能的进攻。
文翰之后，1854年4月，包令做了驻华公使，6月份，他从香港到达上海，随即派手下麦华陀及自己的儿子小包令（Lewin Bowring）前往南京考察。包令给他们的考察任务是：第一，了解有关太平天国的现状、计划和展望。第二，了解在长江沿岸能否买到煤。第三，了解镇江、 南京一带的物产和市场情况。结果杨秀清拒绝接见，麦华陀和小包令遂以舰长麦勒西（Mellersh）的名义致信杨秀清，除了要求接见外，还给杨秀清提了三 十个问题。他们没想到，杨秀清回给他们的是一个诰谕，而且反过来向他们提了五十个问题。当然有些问题看起来象是梦游人才能发出的呓语：第一，洪秀全乃天下 共主，万国皆要来降，有不来者，便是妖魔，尔等知否？第二，尔们纷纷来天京干嘛啊，不但不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第三，上帝 的身材有多高，上帝的胡子是什么颜色？有多长？上帝戴什么式样的帽子？如此这般，麦华陀他们不否认太平天国，就跟洪秀全一个水准了－也成神经病了。但他们 还是以麦勒西的名义给杨秀清作了回复，说：英国不是太平天国的臣属国；我不相信太平王是被上帝指定的世界各国的真主，这是没有证据的；有关外国人应向太平 天国臣服问题，我不认为它和被贬为妖魔或者其它类似的东西有什么联系；关于煤的问题，我简单地认为它仅是一个商业项目；至于上帝，他既没有高度，也没宽 度，他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或者看见他的形象；地球上的许多民族并不知道上帝，但是上帝爱所有的人，他叫他的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因此我们不应该擅自称呼自己的同类为“妖魔”。
回来后他们向包令汇报如下：第一，叛军力量强大，但是最后能否成功，值得怀疑；第二，他们极端排外，在傲慢无礼方面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官员，不打他们，这 种傲慢不会消除；第三，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个渴望商业发展的巩固的政权，跟他们交往无助于商务关系的扩大。据此，包令于7月14日向国内汇报：第一，太平天 国的掌权者，无论是宗教因素方面，还是政治组织方面，我们都看不到希望和信任；第二，我们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声望，和清朝地方官打交道吧。英国由此确实 了对华政策：清政府固然不是东西，但是太平天国更不是东西。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们还是和愚昧第二的清政府的友好吧。
（二）法国方面。1853年11月30日，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也从上海出发，亲自到天京考察了。赴天京前，他在香港拜访了文翰，双方交换了中国目前情形下外国必需中立的意见。文翰特别强调了与 清政府修约的重要性。1853年12月，布尔布隆来到了天京，相继拜见了太平天国的黄玉昆、赖汉英和秦日纲等人。在和秦日纲会见的时候，布尔布隆花了很长 的时间责问对方：为什么给他坐的椅子与秦日纲本人坐的椅子式样不一样！看来，布尔布隆防着呢，防备太平天国把他当进贡者对待。回去的路上，布尔布隆对自己 的天京之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有一副有才智的面孔”。 回去后他对国内的提议是：应该支持合法政府清王朝；介入中国的内战，帮助清政府成功，我们可以得到宗教自由、中国全部开放等报酬。问题是法国外长不同意， 认为法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不够承担这一使命，所以对华政策只好暂持中立。
（三）美国方面。驻华委员马沙利（H.Marshall）本来想做第一个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国使节。1853年4月2日，他乘坐旗舰色士奎哈那号 （Susquehanna）从上海赶往南京。没想到这旗舰吨量过大，由吴淞口进入长江后不久即遇礁搁浅。美国驻远东海军舰队司令（M.Perry）一是忙 于在日本叩关，二是他认为太平军是“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为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而勇敢战斗”，所以拒绝给马沙利提供吃水较浅的军舰。这让 4月22日才离沪西上的英国公使文翰成为第一个拜访太平天国的使节。马沙利没有办法，只好去拜访回归的文翰，但是文翰并没给他提供足够的信息，只告诉他： “叛军领袖是一个宗教狂人，或者是一个吹牛皮的人”。 之后，马沙利又去拜访了两江总督怡良，劝告他：中国皇帝所执行的现行政策不能长久，中国应该修改政策，自由通商，信仰自由，全面开放。怡良回曰：他不能讲 出心中所要讲的话，唯恐他的话被别人偷听并被告发。 怡良这个老滑头，可能与夷人打交道多了，知道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但是鉴于天朝的政治环境与人文气候，他啥也不敢说。其实偷听与告发是小事，大事是，一不 小心就成汉奸卖国贼了，所以，他心里即使清醒了，表面上也得象众多官僚与众多百姓一样继续坚持偏执与愚昧。
虽然没亲去天京，但马沙利事后对政府反馈的消息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他说：第一，“当我注意到这个尊贵的国家，特别是注意到它的内地的宏大的水路交通网、广 大的盆地、肥沃平原的巨大生产能力时，我只能叹息一个虚弱的专制政府，对丰富资源的愚笨透顶的、犯了罪的错误管理。我确信，在人类历史上，决没有比过去几 年折磨中国的清王朝更为恶劣的政府”。 第二，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看中决心推翻这个政府的太平军。太平军太腐败，而且完全不懂得政府的真正机能。他们仅仅为权力而奋斗。第三，中国虚弱得象个小羔 羊，俄英可能要瓜分它。我们的目标是，向这个陈腐的肌体灌输健康的因素，使政府得到新生。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变成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最终成为欧洲人野心 的牺牲品。毕竟，中国的稳定与统一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第四，中国需要大赦政治犯，让叛军回家种田，让中国信仰自由，让中国全面开放，让中国建立现代外 交机构，让中国的皇帝成为法律的赞助人……可能是马沙利的计划太狂妄太超前了，吓着了美国政府，于是，他被政府招回去了。代替他的，是麦莲（Robert M. Mclane）。麦莲得到的训令是：第一，鉴于中国情况不明，我们判断不准，所以你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第二，我们的头等任务是与中国建立无限制的商业关 系。第三，如果中国的叛乱成功，那么我们就承认实际的政府。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几个政府，那么我们就与每一个地区的每个政府建立关系。
1854年3月13日，麦莲到达香港上任，美国海军部仍是指令远征日本的培理将军从他的三艘军舰中抽出布嘉南指挥的色士奎哈那号归麦莲使用。新的英国公使 包令给新的美国公使麦莲写信，希望双方能协调行动。不过，双方就太平天国并没有达成什么实际协议。而麦莲上任的第一件要事就是亲自去南京考察。时间是 1854年的5月21日至6月4日。舰长布嘉南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方面递去照会，表示自己的公使希望与太平天国的首相杨秀清阁下亲切会晤。他们得到的回复 是：第一，擅用照会，太不懂礼貌了。应该跪具禀呈，方合投诚之礼。第二，尔等不识天情，天下没有尔国彼国之分。太平天国是天朝上国，天王乃太下共主，万国 来朝，四海向化。第三，天下一家，万国一体，念尔等忠顺，故特许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来时必需备办奇珍宝物等。
布嘉南看到这等“语气和体裁都极怪异”的回复，傻了。于是给太平王回复说：复照所用语句太朦昧，本军门太诧异；对于俺们的公使在船上等着约见却并未提及， 其它语言，也尽非友谊之语，并无尊重我国之辞。I服了You，咱们的外交暂时停止吧。
虽然宣布不再与太平天国外交，但是麦莲一行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其他随员在这期间四处游走，收获了不少情报，要点有：第一，太平军的大多数，即使是官员 也都是大老粗，几乎不接受道德和人格规范的约束。军队也不过是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游手好闲的乌合之众，惟恐天下不乱。第二，在防御工事里的军队是很滑稽可 笑的，是很难想像的。一群穿着杂色衣服的成年人和半成年的孩子，占据了靠近江面的所有炮台。第三，这些当权的王和他们的兄弟是完全无知的，但是，他们宣布 对全世界的统治却是很不含糊的。
麦莲回到上海后，综合大家的考察情报，向国内报告说：第一，太平天国不信仰也不了解真正的基督教。第二，太平天国完全由无知和不文明的人组成，他们配不上 文明世界的尊敬。第三，跟太平天国平等外交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同意美国是它的属国，美国部长是天王的部长，美国人民是天王的臣民。第四，太平天国与清政 府谁胜谁败，目前不能作出判断，我们还是中立吧。如果太平王成功，我们就在通商口岸通过影响改正他们在信仰上的错误；如果清帝国成功，我们就克服贸易与商 业的障碍，让中国自由开放。美国一听，这政策不错，左右都有希望，那就中立吧。
（四）俄国方面。如果说英法美曾经对太平天国存过希望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才转而失望的话，那么沙俄在这方面与众不同，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一听说太平起 事，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给国内汇报，提出：中国的内乱，可能导致清政府向我们求助，那么我会根据咱们一贯支持合法政府的传统给予他们答复。 结果清政府根本没有向沙俄求援的意思，这让他很没意思，于是他向政府建议：由沙皇出面给清朝皇帝致信，表示乐于援助的意思。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他总结出 如下计划：第一，设法让中国皇帝向咱救援，咱可以出兵协助；第二，俄国武装保护清政府，交换条件是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第三，中国政权若发生变动，那么我 们不容许新政权把权力扩张到蒙古；蒙古如果想加入俄国，那咱没有理由不同意居民百姓的要求；第四，与中国的新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一切港口对我们开放。政府 对其计划的反馈是：第一，指示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坚持下去，准备和新政权打交道。如果有生命危险的话，才可以撤离。第二，派海军少将普提雅廷到中国沿 海随机活动，不管新政权旧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都可以与之建立联系，并且争取与其它列强平等的对华海上贸易权益。
天京政权的性质与素质，注定了西方列强在了解它之后会离它越来越远，离清政府反而近了些。就连洪秀全曾经的老师罗孝全，过后也发现这学生不是个东西了－ 1860年，罗孝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到了南京，见到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封他高官厚爵，更慷慨的是，一下子给老师分配仨老婆。老师的目标当然不是中国式男人 的理想生活－妻妾成群，而是想把完整的耶稣真理传布给学生，然后两人合作再传给全体中国百姓。问题是这学生不但是个修正主义者－把上帝修正得跟中国的玉皇 大帝似的，还是个忽悠主义者－挂羊头卖狗肉，借上帝的幌子，做中国的皇帝梦呢。于是，1862年，罗孝全偷偷跑离了南京。他对他学生的评价变成了这样的： “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 作。”
当然，清政府比上天京政府，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但是清政府长期科举，读了二百年书了，政府好歹是由读书人组成的；天京政府靠造反起家，除了洪秀全那 种连秀才都考不上的半吊子读书人之外，更多的是烧炭工那种一字不识的人。所以西方最后选择清政府一点也不奇怪，选择太平政府倒是奇怪了。这对清政府来讲， 是好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日子会好过些。因为，清政府在执行条约方面的折扣精神一直激怒着西方。按照美国学者丹涅特的分析，1853年太平天国处 于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列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却临近一个危急阶段，具体来讲，外国人有如下不满：
第一，商业社团，特别是英国商业社团，对于条约中的商业权益始终不满意。香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来说，成败一直是无关宏旨的。厦门、福州和宁波则已经令人 失望。一般的情绪是，非将中国完全开放通商，则不会令人满意。
第二，争取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失败，正激怒着从事该项贸易的人们，尽管贸易为中国官员公开放纵，而他们却蒙受走私贩的恶名。
第三，中国人一向擅长于在泥守条约文字之下，把其中很多有关贸易和外交往来的规定，弄得形同虚设。广州城依旧深仇似海，它的城门紧闭，行动无礼，它的总 督，也就是负责经办帝国外交关系的那位总督，还是外国公使连面都见不到的。
第四，1850年即位的新皇帝的朝代，是看得出以公然排外的情绪为特征的。
第五，中国政府对于因违犯条约以及因缺乏那些业经许给外国人的保护而产生的种种要求，已经表示出规避解决的意向。
看来，从五口通商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内，外国人已积累了一肚子的怨气。现在，乘着修约时间到了，他们要井喷了。他们一边去南京考察太平天国，一边根据条约 规定提出了修约要求。所以对清政府来讲，既要对付太平叛乱，还得应付外国捣乱，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哪！
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
前面说过，广州反入城的胜利引起了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暴怒，准备再揍大清一顿，但是巴麦尊下台了。继任外相们由于中近东的国际局势，无力继承巴麦尊的“遗” 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过大清，他们有自己的日程表。1853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Clarendon）给驻华公使文翰发出训令，要求文翰为 1854年的修约作出准备。
所谓的修约，中英《南京条约》及中英《虎门条约》里都没有任何相关条文，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里都明文规定，也就是12年后修约。援引中 英《虎门条约》里所谓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认定自己也具有了美、法的修约权。中英《南京条约》是1842年签订的，那么这就意味着，1854年，英国人 就可以修约了。
为了给自己的修约壮大声威，英国向法、美、俄等国发出了相关照会。对此反应比较积极的是法国，指示其驻华公使布尔布隆，法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须加强，在外 交上须效仿英国。美国的反应比较稳重，表示，总统对英国的建议深表赞许，但是美国政府希望尊重条约规定，对中国内战遵守不干涉政策。沙俄在远东的兵力不 足，仅做了一些友善的言辞与笼统的保证。
虽然法美俄对英国的修约没有异议，但是文翰并不同意克拉兰敦的训令。他认为，现在与清政府修约，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第一，要修约的话，清政府要求的第一 个条件就是要求我们帮它平叛。第二，叛党要是势力大张，甚至取代了清政府，我们就会把自己弄到一个不方便的位置上。
文翰的意见当然有可取之处，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军刚刚打进天京，腐败才刚刚开始，内乱也还没有发展到高潮，其比清政府还要邪恶的本质，尚未被外国人看清， 所以，当时还看不出清政府有什么不灭的理由和太平军有什么失败的必然。于是，修约计划搁置。
1854年2月，克拉兰敦给新任驻华公使包令下达了新的训令，主要意思还是修约，重要精神如下：
第一，争取中国沿海及内地全部开放
第二，如果达不到第一条，那么至少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各大城。
第三，鸦片贸易合法化。
第四，外国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税或子口税。
第五，有效取缔中国沿海海盗行为。
第六，如果可能，制定中国劳工移民法。
第七，争取英国公使正大光明地驻京。
第八，如果第七条达不到，那么，至少保证英国政府代表与中国政要间公文来往的畅通无阻和英国政府代表与所在地省份的中国巡抚之间的随时会晤。
第九，未来所定一切条约，应以英文本为准。
看这精神，英国绝对是光棍娶媳妇儿－想得太美了。
当然还有比英政府想得更美的，这就是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包令，法学博士，边沁的得意门生。如何评价边沁呢？咱这么说吧，从三皇五帝到大清，中国所有的哲学 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到一块儿，也不如英国的一个边沁对增进人类甚至动物的幸福与权益更具作用！包令虽然赛不过老师，但在做驻华 公使的二十年前，已在学界赫赫有名了！只不过，他与老师玩的那套，跟中国玩的截然不同。其不同，略相当于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三纲五常之间的距离－一方活得 越来越象人，一方活得越来越不象人！包令于1848年底谋得广州领事职位，按照耆英与英方的约定，1849年4月，英人就可以入城了，所以这个傻冒梦想 着，他一到广州，就能成为两广总督衙门最尊贵的客人，成为进入广州的第一洋人呢。为此，上任前的他甚至向英国政府申请进入广州的经费补助，这样他好大摇大 摆、大讲排场地进入广州。这个傻冒想不到，1849年他到任后，迎接他的不是两广总督的欢迎而是广东民众声势浩大的反入城斗争。
时间到了1852年，驻华公使文翰回英渡假，包令代理公使职务，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由他来促使中国政府执行1847年的进城协定。政府没有批准他的建 议。由于和外相克拉兰敦私交不错，所以包令先是被加封为爵士，后是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取代了文翰。
做了驻华公使的包令，面对的是新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湖北汉阳人。据说诗文方面才气纵横，年少时就是美少男作家了。1835年中进士。从1846年 做广东布政使，1847年做广东巡抚，1852年署理两广总督，到1853年实授两广总督，再到 1858年被英军所囚，1859年客死印度，十几年的光阴，除了传统封疆大吏的政绩军功（叶名琛做传统官员，堪称能吏了。估计不弱于林则徐。军功方面，先 是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广东支部凌十八义军，后是镇压了广东天地会的红巾大起义），其最大的兼职，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了。以我们马后炮的眼光看，从林则徐开 始，不管是做钦差还是做两广总督，只要是办夷务的，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徐广缙之前因为反入城受到了最高当局的大力表扬，但是广西的太平军一起事，广东的 太平军支流也跟着起事，他这个两广总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从广东打到广西，忙得团团转，成千上万的屠杀义军。1852年7月，咸丰又赏他一个太子太保 衔。估计是干得太好了，9月份，皇帝下旨，着徐广缙以钦差大臣身份署理两湖总督，命他赶到湖南阻挡太平天国去。问题是他刚赶到湖南，武昌就失守了。 1853年初，徐广缙迎来的是革职拿问兼抄家。中间有人控告他，但控告什么也说不清楚，最后被咸丰提溜出来任四五品的小官给人委差去了。1858年，62 岁的老头中风了，告假回家。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后面的夷务照样玩不转，玩下去的唯一结果仍是把自己玩臭。乘没有玩臭前先被皇帝踢出了局，对老徐来讲只能 是好事。叶名琛取而代之继任两广总督，原先的巡抚位置则给了柏贵。这一对活宝，一个对外态度强硬，一个对外和平妥协，历史的祭台上，却是一样的臭名声。叶 名琛当然不知道，知道的话，他该学人家耆英了，运动运动，躲开这个是非之地。问题是，前面反入城的胜利，会让最高政局产生一种误觉：老叶，人才啊！
既然是人才，就只能在广州死扛着了。苦命教练咸丰更是把叶名琛当作自己阻挡外国的最佳守门员了。因为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 大臣。由于当时清朝自认为与“西夷”的关系仅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也成了清朝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员。咸丰皇上对叶名琛， 也是不时的奖励，1855年10月，授叶为协办大学士。1856年2月，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如果不是夷务拦着，咸丰可能把老叶弄到北京当军机大臣呢。这叫 王八瞅绿豆，对眼了。至于老叶自己，可能也弄不清自己姓甚名谁了，后来自命自己为“海上苏武”即是明证。1847年大清君臣上下自认为反入城斗争大胜后， 有些同僚给叶名琛写信，从信的字缝里我们就能看到，大清官员仅仅懂得中国官场潜规则，面对西方文明及其游戏规则，无非一群大傻冒。有的说：“探郦得珠，深 为心服……不战而屈人，非至勇其孰能之”；有的说：“消夷酋之反侧，扬中夏之威声，十七年无此快意之事。此不独谱之光，实载籍之寿也，能不纵跃三百！” 这后一封信写得，直让人担心。如果纵跃二百五就跃不动了咋办？
详看叶名琛总督任上与咸丰的奏对，不难发现，君臣之间配合得很默契：苦命天子不愿意见洋人，也不愿意答应他们任何要求，就全推到叶名琛身上－他是专办夷务 的，尔们去广东找他吧；叶名琛也不愿意见洋人，更不能答应他们任何要求，就全推到咸丰皇帝身上－虽然俺是专办夷务的，但是俺们大清体制，没有全权大臣这一 说，俺不当家啊。于是，外国公使们在咸丰与叶名琛之间，转得象个球一样。
如果说包令是一个进城的梦想狂的话，那么叶名琛就是块堵城门的大石头。下面我们看看，他俩是如何玩的：
包令得了克拉兰敦的训令后，于1854年4月13日在香港上任。上任伊始，就给叶名琛发出了长长的照会，主要意思如下：第一，俺要修约。第二，中英之间十 年的纠纷，得有个说法。第三，俺们英人要进城；第四，如果不让我在贵衙门与贵总督会晤，我就前往北京上访；第五，俺们已通知法美了，修约方面我们三国统一 行动。
对于英国的修约要求，叶名琛一字没复。对于十年的纠纷云云，叶名琛随便扯了两句“和好”“相安”什么的权作糊弄。对于三国统一行动，没反应。但是对于包令 要求的总督衙门会晤，则严重地有反应：卖瓜的，这不是变相的进城吗？万万产行，不过咱可以在城外的商馆或者虎门相见。
包令再次照会叶名琛：修约很重要，你如果置之不答，那么我会将之视为默认。
默认？叶名琛还是置之不理，你自己默认去吧。
包令第三次照会，仍提出在总督衙门会晤。叶名琛当然还是说不。
于是，包令带着武装舰队到了上海。叶名琛一听说包令北上了，马上给咸丰教练汇报。咸丰回曰：你办事我放心。
这个时候，包令多了一个重量级的进球伙伴，他就是美国驻华委员麦莲。麦莲上任第一件要是，就是考察太平天国。1854年6月4日，他从南京考察归来，胸中 装了一根竹竿子，认定太平天国不属文明世界范畴，于是要求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想谈判中美修约之事。虽然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美之间公文往来，除了钦差 大臣之外，两广、两江、甚至闽浙总督都可代达，但是大清的两江总督则不是外国人想见就能见的。6月21日，麦莲通过苏松太道吴健彰做了诸多工作终于见到了 怡良。谈判要点如下：第一，现在江路不通，商业亏本，建议中国开放扬子江流域的贸易，如果怡良不肯代奏，那么他就亲自上天津上访。第二，美国的修约也快到 期了，如果两江总督作不了主，请清政府派一位钦差大臣来谈。怡良的回复是：第一，原约要遵守，尔今所请不符旧约，无法代奏；第二，直隶总督不管夷务，你到 天津也没用。第三，条约内载，修约仅是酌量变通而不是这样大有更改。第四，中国制度，从无全权臣子，两广总督就是钦派夷务大臣，你们还是找他吧。
第二天，麦莲交出照会一件，除了重申昨天的意思，又提出，希望中国内地全部对外开放。并且担保说，如果清政府同意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考虑帮助镇压太平军。 怡良当年在广东与洋人打过交道，且听从林则徐建议，密折扳倒琦善。对外既了解洋人的厉害，对内更知道这夷务是块臭豆腐，谁沾谁臭，所以他向皇帝汇报说：美 国人看起来比较老实，想帮咱们搞掂太平军呢，但是没法相信啊。我看还是让他们回广东，让叶名琛办吧。怡良这架势，还是想把外国人踢回广东。
眼看着麦莲忙活半天踢不进球，包令就上来补踢了。一会儿要求见两江总督怡良，一会儿要求见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否则就上天津北京上访。被缠得没法了，吉尔杭 阿对他们作出了保证：叶钦差已接奉上谕，专办你们的建议。
于是麦莲与包令离沪南下，时间是1854年8月初。南下前声明：如果广东谈不拢，我们还要回来的。待他们走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向咸丰汇报说：英美要求五 口之外任意通商呢。他们回广东了，说广东谈不好就重回上海。如果百姓都象广州人民那样强悍就好了，可惜上海人民柔弱啊。而且通商之后，福建广州的无业游民 与本地的无赖勾结，夷人以小惠结之，愚民贪其利而忘其害，都不是好人，咱们防不胜防啊。不是我吓唬皇上，我害怕广东不能制其不来，另生他变啊。其实吉尔杭 阿也是天朝难得的一个明白人儿，他心里明白，面上装糊涂，矛盾上交罢了。问题是他的主子是真糊涂。看了吉尔杭阿的奏折，教育自己的奴才曰：要蛋定啊！夷人 说要重回上海，不过唬人罢了。
下面我们看看，夷人是不是唬人的。
还是8月，麦莲、包令回到广东后，马上派代表给叶名琛送照会，提出修约之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跟在英美之后，也发出了类似的照会。英国的照会里特别注明， 希望先在广州城内或者香港与叶名琛见面，然后再谈修约之事。广州城内，叶名琛是绝不会容许外国公使进入的，他现在的光荣全靠这一手呢。至于香港，叶名琛也 是不愿意去的。他指定了两处：珠海炮台，或者广州城外的英国军舰上。但是他预先声明：他只按旧条约来，如果稍有更易，他就不当家了，得跟皇帝打报告。看了 他的回复，包令很失望，和其他公使一商量，决定：这个叶名琛，咱就不见他了。咱直接跟北京的清政府打交道吧。于是一行人带领五艘军舰北上。9月期间，他们 到达上海，并且表示要去天津。吉尔杭阿一看他们不是唬人的，马上拦，当然拦不住。10月份，一行人开到了大沽口（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没有船舰可派，就不亲自 去了，只派哥士耆作自己的代表，蹭美国公使麦莲的船北上）。
吉尔杭阿一看拦不住，再次给咸丰上奏。这次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了：夷人非要修约，若求之不得，恐另生他变；既然条约内有十二年变通之文，不如钦派重臣与两广 总督会同商办，同意他们的请求算了。如若仍令他们回广东，恐怕他们心里不服，给咱找事啊。
吉尔杭阿难得的具有了守约及理性意识，问题是这种意识在咸丰看来就是汉奸卖国精神，所以他一看就恼了，下密谕大骂吉尔杭阿：身为封疆大吏，安内攘外，责无 旁贷。不会折夷以理，反而要求另派大臣，那我要你干啥？还说必答应夷人的条件，否则会别生事端什么的。你是什么心肝啊，气死朕啦！ 以我们事后诸葛的视觉可以看出：咸丰期间的整个夷务，谁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多，对西方国家与西方外交有了一定的认识，谁就离近代外交与理性外交近一步。吉尔 杭阿的前任许乃钊就是因为与夷人亲密接触，惹恼了咸丰，才被革职另换上吉尔杭阿的。而苏松太道吴健彰也在今年夏天以“通夷养贼”嫌疑被咸丰革职拿问了。现 在，咸丰皇上发现，这个吉尔杭阿也危险了，跟夷人走到一块了。其实，咸丰若听了吉尔杭阿的另派重臣谈判的建议，那叶名琛就不一定能引发战争了。当然了，这 种设想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说了，中国政府不长记性，每隔十年八年就得揍它一顿，靠他们内部醒悟是不可能的。日本没有挨揍就醒了，原因很多，至 少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因：地小人少，一叫唤就都醒了。而中国地大人多，叫着这边，那边就重睡着了。更何况，执政者是永远不会、也不愿意醒的。夷人叫醒一个中 国大吏，中国皇帝就干掉一个。所以外国几次叩关，几次打进，中国整体上该睡还睡。没办法，大一统的帝制和执拗的文明，铸就了这么一副欠揍的德性。如果不是 近代史上一系列的挨揍，中国今天肯定还是三跪九叩吾皇万岁的。而且，嘴上不自称奴才了，心里还是奴才；脑后的辫子没了，但辫根儿却长到了脑子里；穿龙袍的 皇帝下台了，不穿龙袍的皇帝依然君临上方！
闲话少说，接着说咱的英明领袖咸丰。虽然叫唤说气死了，但一时半会儿还不致于，待英法联军火烧他寻欢作乐的总根据地－圆明园之后，他才真被气死。这会儿， 他还想气夷人呢。夷人之所以北上要求修约，在于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清政府内有太平军这等内忧，面对四强之外来压力，肯定会乖乖认同的。他们想错 了－年轻的咸丰接了父亲道光的班之后，对外姿态越来越强硬；还有，年轻的咸丰没有读过中国现代的主旋律史书，不知面对太平起义，中外反动势力是完全可以放 心的结合在一起的。他甚至怕外国反动势力与中国反动势力结合，推翻他这个先进王朝呢。
外国公使来到了大沽口外，算是把球踢到了天津。为了显示咱大国风范，咸丰仅派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低级官吏参与会谈。为了显示洋鬼子威风，英美 公使也没露面，仅派伯驾与麦华陀出面。谈判一开始，英法美提出的要求是：第一，把三国公使到达白河口的事告知清朝皇帝；第二，英美使节想专程上京；第三， 请清朝皇帝钦派全权大臣在京会谈。之后，咸丰帝加派前长芦盐政崇纶到大沽，专门负责谈判事务。并指示这三位，谈判时不得稍许退让。听说来了专使，麦莲与包 令露面了，1854年11月3日，双方见了面。虽然崇纶拿不出全权御批，但英美公使还是把他当作了老大，各自亮出了自己的修约清折。英国18条，美国11 条，法国代表没有递清折，反正英美获得的，就是它获得的，不递也无妨，在后面等着吃现成的。
英国的18条清折，不外是前面所列克拉兰敦给包令的那九款修约训令。美国的11条清折，除了细节与某些具体条款外，与英国的18条差别不大，或者说没有根 本性的差别。
问题是，英美清折第一条就要了咸丰皇帝的小命：外国公使驻京？卖瓜的，太可怕了。咸丰从清折里挑出了最没劲的三条，算是对三国所施新恩：民夷相争嘛，可以 答应你们秉公办理；上海外商赔钱了？可以考虑免欠税；广东茶叶滥收内地税？也可以考虑由两广总督查办。同时他指示崇纶：这三条，你不要说是我的意思，就说 是你的意思，你可以替他们向皇帝申请这三条；还有，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广东去，他们的清折，“即行掷还”。 我比较愚钝，想像不出所谓的“即行掷还”是怎么个掷还法，是潇洒地拍到外国公使桌子上，还是鄙夷地扔外国公使脚底下？反正，三国使者恼了，一恼之下，不谈 判了，扬帆回到了广东。就在三国公使恼怒的当口，广东的守门员叶名琛正跟他的皇帝写密折呢：如果这帮鸟人到了天津，无论要求何事，都请直隶总督饬令他们回 粤，由我来教训。这家伙，对自己的守门功夫很自信，要求咸丰教练示意天津场的球员们把球传广州呢！
三国公使如果知道大清君臣是如此这般地玩他们的，可能更恼了。不过，事实上的骨碌，已使他们痛感做球的辛酸。试举例说明：
例一：1848年，美国公使戴维斯（John W.Davis）几次要求会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并呈递国书，被拒。后来终于同意会见了，中方却把地点选在了商馆附近的一个仓库。地点规格不够也就罢了，会见 过程中，两广总督徐广缙一副不耐烦的神情，还跟广东巡抚叶名琛不断的自相交谈，被马士评价为“极端无礼”。
例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自1852年2月被任命，在澳门等候15个月，在1853年得到一次会见。
例三：美国代办伯驾在1846-1848年及1850-1852年的两次任期内没有获得过接见。
例四：美国公使马沙利1852年到广州上任，要求与两广总督叶名琛会见。叶的回复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1854年，马沙利任期已结束，要回国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叶总督同志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吉利的日子与人家相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老兄天天都是凶日！
例五：1854年，美国新公使麦莲上任。人还没有到达中国，伯驾就跟叶总督写信，预约见面时间。叶钦差的回复还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 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所以，三国公使回广东后，不再向叶总督提出见面的要求。他们各向政府汇报，对清政府不用兵不行了。美国公使甚至提出三国联合用兵。对此，英国的回复是：咱 们正跟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开战。不久，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1854年对俄国宣战）呢， 海军暂时不能挪用。美国的回复是：总统反对这等炮舰外交，再说战争权在国会手里，总统没权哪。
于是，1854的那场修约，以三国集体流产而告终。大清政府高兴坏了。崇纶说：虽然没有全满了他们的意，但看样子，衅端不致另起了。咸丰帝说：洋人就是图 个利，今天稍有所应，他们就伏贴了。他指示怡良与吉尔杭阿说：要蛋定啊，不能任其要求，驭之以严，拒之以理，看他们，也没有什么伎俩吧？
这个傻皇上，说这么大的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也许，直到英法联军进北京，他仓皇出逃时，才知道什么叫大话吧？
对于三国来讲，虽然修约失败，但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浑水中，还是摸到了一条鱼的。只不过站在大历史及近代化的角度，这鱼似乎更多的是摸给清政府与上海地方 当局的罢了。
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前面说过，战后虽然开放了五口，但是除了上海，其它四口贸易都不理想。广州贸易在衰落；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与福州干脆不值一提，宁波 1844年开口，当年贸易额50万元，五年之后，贸易额降为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以下，也就是不足5万元。 1850年，清政府在宁波的海关收入是110余两。 至于福州，前面已述，被大清两位地下爱国者搞得形开实未开，搞得英国都想放弃福州！
由于诸多原因，五口中的上海却在中外贸易中一枝独放。以致于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英国方面也认为，要 不是上海的发展，则《南京条约》不外是一纸空文。
上海之所以能一枝独放，除了地缘的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人文的。在全国人民普遍敌视外夷的情况下，上海人民居然不排外，创造了华夷和平共处的奇迹。
1843年11月，上海开口。外国领事相继上任，外国商人纷纷把屋租在了上海县城。由于上海人民不仇外，不反对入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入城了。相反，他们 认为城里市容不好、气味不好，还不如住城外呢。于是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当局协议，外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黄浦江与上海城墙外之间的荒凉城郊，出现了 所谓的英国租界、法国租界、美国租界等。
1845年，上海地方当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第一次地皮章程。章程规定了获得土地的办法与规则，同时规定，外国人在租界内有义务修桥、补路、植树、安 置路灯等等。英国人当然也不含糊，居民自治、共同协商、民主表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马上选出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在英国领事主持下，每年开 个年会商量社区有关事宜。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占据一块地盘，过起了英国特色的小日子。至于中国人，还无权进入租界居住。
1853年，上海刘丽川小刀会起义。大量中国人不得不进入租界寻求安全，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外国人任中国人自由进入了。1854年，外国领事们与上海当 局再签第二次地皮章程。这次章程，奠定了上海公共租界民主自治的基础，而且，租界也对中国人开放了。只不过需有人担保，需中国地方官盖印，更需外国领事批 准罢了。中国人住租界，需要交税，但是没有投票权。没有就没有吧，反正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啥叫票，啥叫权，只要可以享受现成的文明与安全的生活，他们 就很满意了。鉴于大清时代先富起来的人也不少，所以租界内的房价被这些中国大款掀得很高很高，以至于外国人都租不起中心地带的房屋，到偏僻地方凉快去了。
租界被我们称作国中之国。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讲，它当然是国中之国，因为它的居民自治模式绝对异与大清。中国那时候有乡绅治理，但绝对没有居民自治。中国 式的专制与中国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个层面与每处空间，居民自治对政府来讲，简直不亚于谋反！另一方面，对外国人来讲，它又不是国中之 国，因为英国佬美国佬的本土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国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层面，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所以自治对这些西方政府来讲，仅是现代化的一 个元素，而不是国中之国的标志。
所以，从权利上来讲，租界可能侵害了大清政府专制的权利，甚至更可能伤害了民族主义产生之后的国人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海租界是多好的民主自治 示范村啊，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发现不了，学习不了呢？时间走到了20世纪，广东出个陈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史学家拿白眼翻他。
1855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大约二百来人。但是上海贸易发展了，上海的生活比广州也满意得多：外商可以在一日之内能返还的路程内随意游历；外国传教 士可以尽情地向中国兄弟们宣读他的福音；游历与宣教时还不用担心四肢与感情会受到中国人的伤害。按马士的说法，传教士居然和上海官吏及上海人民建立了“很 大的友情”。
当然，和谐之中，偶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本就是混水摸鱼，看太平天国打进了南京，他在上海才呼应上的，也不管洪秀全是否承认他。 这个编制外的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于1853年9月7日攻占了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南海关监督吴健彰人被活捉，官印被没收，第二天，设置于外人居留区的海关 关署也被人捣毁。英法美本来就对中国海关不能禁绝走私的落后管理心怀不满，比如中国官员喜欢中饱私囊，外国一些商人也就心照不宣的按中国规则行事，贪污贿 赂与偷税漏税的风气渐炽。问题是英国在第一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海关细则中，有英国领事帮助中国防止英商偷税漏税的条款。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由英国领 事来防止中国关税的偷漏，英国把它叫做领事监督制。但是这种监督很大程度上是虚的，因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官员的默契，导致大量税收流向了中国官员的口袋而不 是中国国库。小刀会起义后，在上海海关办公室、海关长、海关大印都已丢失的情况下，外国领事干脆直接狗拿耗子了。他们亲自出面，一是积极行动营救吴健彰， 二是制定一个领事代征制，替中国政府收税。前面这个好说，人道主义者也罢，私交友情也罢，救人一条活命，我们也没啥可说的。后面这个就难说了，中国海关暂 时不存在了，按照我们中国的农民意识，中外商人正好乘机偷税漏税多好啊。但是驻上海的英法美傻鸟们和大部分习惯正常规则下贸易的商人严重缺少这种意识。特 别是英国领事阿礼国，看到上海港口内有将近三十条船正准备起航，却没了收税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对这些船只应交的税款不予核实，并取得以后补交的保证便 任其离去，那么我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条约明文规定的。反之，如果我把船只扣留下来，等待海关重建起来并发给出港证后 再放行，那么我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不能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可能不久就会覆亡的政府的利益而牺牲英国的财产和贸易，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 的。”
最后他想到的可取的办法就是领事代征－外商出港前向本国领事开具票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对此的批复是：办法不错，如果中国政府重新建立起来，或者其他人另 建立了政府，就把税款交还给他们；如果继续处在无政府状态，就把税款返还商人。 阿礼国没有外相这么傻，他想得更远：领事代征既可以方便英国商人继续做生意，还给未来的安全做了担保－一旦有英商在中国的战事中受到损失，这税票正好用作 向中国政府索赔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英国的良好信誉，英国领事与英国政府对中国关税承担了应尽的监督责任。
效率还挺高，9月9日就开始执行了。尽管这一天他们已救出了吴健彰，但他们以吴健彰呆在外国人居留区影响自己的中立政策为由，把他撵清营中去了。出身十三 行行商、天天与鬼打交道的吴健彰当然也不傻，镇压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及围剿上海小刀会的清军都需要上海关税作军饷，所以他照会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俺原 先的官印没了，但俺借来了常州粮道的官印，用这个官印，恢复俺原先的办公收税，行不？阿礼国回说：不行，清军没有收复上海前，无权征税，否则就是对英国的 敌对行为，俺们就会放弃中立给予中国报复。
吴健彰无奈，只好弄了两条船开到浦东的陆家嘴作水上临时收税机关，并通知外国商人前来交税。美国一听，行，要求自己的商人都前往交税。英法则不愿意，派军 舰出队把吴氏的江上办公室给撵到苏州河。法国方面干脆宣布：中国海关之恢复没得到法国同意之前，法商可以免税出入。于是乎，法国和其它国的商船都不交税。 美国一看，就我们傻？我们也不交了。于是就剩下英国傻了，继续执行自己的领事代征。英商当然没有政府代表这么傻，纷纷抗议。苏州河那边的吴健彰也不含糊， 你们撵我到哪儿，我就在哪儿收税办公，他干脆在苏州河北岸建立了海上临时办公室。英国方面，受到了商人的抗议，就与法美联合宣布：只要有一个缔约国的商船 不交税，那我们三国也都不交税。所以吴健彰坐镇苏州河的临时办公室，却待不上几只老实的兔子。无奈中把海关设到了内地：外商不给我交税，中国商人总得交 吧。他们交，也就意味着外国商人交了。因为外商购买中国货物，中国商人总要把税收转嫁到外商身上。于是英法美领事又不愿意了，三国合兵380人，进攻围攻 上海县城的近万名清兵，清兵居然被打得溃不成军，营盘都被烧毁三座。清方只好请求谈判，谈判的结果：上海海关权置于英法美三个缔约国控制之下。三国领事分 别指派一个委员，由中国道台任命做司税（后改叫“税务司”）。海关中外属员的任免权归司税，所有文件需司税签发才能生效；他们名义上是中国雇员，拿中国的 薪水，但是不经外国领事同意，不得随意任免他们。英方指派驻上海副领事威妥玛担任司税，由于三委员中只有他精通中文，所以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实权。
中国地方大员当然很少有经济头脑的。海关管理权归他们，他们也收不上来几个，收上来，贪污之后也剩不下几个。交给外方，税收反而大大增加，所以也没有把海 关权的丧失当回事。两江总督怡良在给咸丰的汇报中，对于此事也是迷糊不报。总之，稀里糊涂中，上海海关权就被外国人摸走了。
1855年6月，英国上海领事馆的翻译李泰国（H.N.Lay）接替威妥玛做了上海海关的司税。小伙子厉害啊：1847年，15岁的李泰国因父亲李太郭的 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1847年，小伙子就是香港总督署里一个很好的翻译了。1854年4月，小伙子被派往上海任翻译。半年之后，另一位英国年轻 人，19岁的驻中国编外译员、后来的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见到了这位后来的前任。他对担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李泰国的印象是：“据我所知他才 22岁，而看上去不过19岁。他在中国已有七年半，身体差不多全垮了。”
虽然身体不好，但小伙子干劲儿挺好。如果说威妥玛的成功在于创造这样的先例－海关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员，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他在执行公务时，本国领事必得 把他当作中国官员来对待；那么李泰国的成功则是－凭着他的厚脸皮与充沛的精力，恰如其分地给中国的皇室金库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三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 汇报中，李泰国治下的上海海关关税比中国人自己管理时增加了三四倍。其管理与成功足以让上海海关作为其它通商口岸的样板。这为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 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埋下了伏笔，更为清政府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埋下了伏笔。我比较赞同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历史的经度与纬 度，构成的是博弈之局。不能用某一个棋子的得失，来衡量全局的得失。比如，刘丽川起义，导致清政府失掉上海海关权这粒棋子。但是这种丢失是一种收获。因为 海关权丢了，换来的却是关税的增加和海关的近代化。
所以，明面上是外国方面摸了一条鱼，但是暗地里，这一条鱼却是献给上海当局和清政府的。
混水摸鱼的故事讲完，咱们接着看修约的故事。这次修约，又换主角了。
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大沽谈判失败，麦莲从白河回广东，路过上海时专门跟吉尔杭阿打过招呼：最迟不超过1856年，俺们还会再来的。
是的，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也到修约之期了。美国当然会再来。不过，麦莲只说对了一半，美国会再来，但已不是麦莲本人了。1854年底，他请假回 国，不久后辞职。代之而起的是伯驾。伯驾怎么说也是个中国通了，1834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医务传教士，还给林钦差看过疝气，当然林钦差这个病号没 有直接见他，而是派人上他医务室要药来着。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人家伯驾一打疝气带－由于中国的钦差奉行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也的传统，所以没法亲自找伯 驾看病，但是戴多大号的疝气带，手下人弄不准，伯驾就把自己医院里所有的疝气带都给他了，希望林钦差选取合适的之后，剩下的带子派手下人再给自己送回来。 问题是，咱这边一条也没给人家送回。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顾盛使团的成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1845年，伯驾做了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兼翻 译官。驻华委员一旦不在岗，一般由他来做代办。1855年5月，伯驾也请假回国了。几个月后，政府就任命他接替麦莲，做了真正的驻华委员。伯驾上任后接到 的训令是：第一，可以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第二，与英法两个国家协同合作。第三，外国公使进京。第四，无限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第五，取消对外国人 一切人身自由的限制。伯驾赴任前，先是跑到伦敦，与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会晤，希望下次修约时，三国依然能联合出动。克拉兰敦完全同意，并且表示，一旦与俄国 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会让英国驻华海军开到直隶以示支持。伯驾后跑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Count Walewski）会晤，后者表示，他无保留地赞称伯驾所提出的法国军舰开进直隶湾的建议。获得英法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后，伯驾于年底到达香港上任。
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英法公使们碰头，交换修约意见。1856年1月19日，伯驾照会叶名琛，要求在省衙门会见总督，并且面递国书。十几天之后，也就是 1月31日，叶名琛回复伯驾说，他没有时间。3月8日，伯驾再次照会叶名琛，请他再订个见面日期，声言除了呈递国书外，还要面商五口之事及其它要事，叶名 琛不理睬他。5月2日，伯驾第三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上京等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叶名琛根本没理他，迟至6月30日才回复说：你的意思我转奏皇上， 关于北京，劝您还是别去了。前年麦莲在大沽，不就被撵回来了嘛，你此时再去，更没用了。伯驾于是联系三国公使，希望一块儿带军舰前往直隶。法方回答说：一 条船也没有；英方回答说：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说，他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命令使他能把任何海军力量提供给包令用。伯驾无奈，只好单 独带领两艘美国军舰前往直隶。途中，7月15日，他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王懿德并递交国书。8月1日，他到达上海。此时太平军尚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战争上 还取得一系列胜利。这种胜利使他认为，只要外国海军出现在白河口，清政府就会乖乖的同意修约。于是他给包令写信，希望他与法国公使可以马上带海军北上，三 军会师于白河口。如果三国公使能亲临北京，那么就会有重要结果。还有，清政府说不定希望我们帮他助剿太平天国呢。包令的回复是：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庞大的 海军舰队，中国是不会让步的；明年五、六月份，我们三国共同出兵到达天津，修约才可能成功；关于太平天国，我们不想干涉，只想中立。
英法公使虽然拒绝同行，但是包令在给自己的外相克拉兰敦的回信中，初步汇总了三国的修约意见。并说此乃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按重要性的秩序排列下来的。这份意 见太难得，有必要列举一下：第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第二，中国公使常驻英法美。第三，推广中外商业关系。第四，普遍的舆论自由。第五，一切法庭的改良。 包令特别注明，最后两款是伯驾博士的最仁慈的建议。包令说得对，别说五个条款全执行了，就是光后两个条款执行了，中国就走向民主自由共和了，打死清政府它 也不乐意啊。包令没有伯驾那个傻美国佬那般的天真，他在信中说：用外交的方式达到伯驾的目标，难哪。而且这工作远非他的才智所能及。最后他建议英国政府， 还是满足于比较实际和不抱奢望的谈判吧。
包令是明智的，伯驾所提的那目标，谁也玩不转。晚清玩了那么长时间，就玩了一个流产的走向共和。伯驾乃典型的傻美国佬，巴不得大清象他们美利坚那样，成为 自由女神的第二故乡呢。想得也太美了，大清人民一万个不同意（既得利益者），四亿个不答应（非既得利益者），他们宁要封建主义的专制与暴政，不要资本主义 的民主与自由。几千年了，做主子的觉得小日子过得不错，做奴隶也没觉得日子赖到哪里去啊。闲话少说，现在，我们接着看看这傻佬的修约行动吧。
英法公使拒绝同行，伯驾本就觉得没劲，现在，递给王懿德的国书又给退回来了。伯驾气坏了，那国书可是美国总统按国际惯例写给中国皇帝的。退回来，当然就是 对美国的侮辱。何况那信还被开了封，上面甚至留了一些处理不经心和不予敬重的痕迹。伯驾如果知道这封国书所遭受的真正待遇，他可能更气了。按照中美《望厦 条约》，闽浙总督本就有代递文书的功能，事实上王懿德也照此做了，咸丰也看了。问题是咸丰一看到公使驻京的要求就恼了。他首先恼的是王懿德：王八蛋，谁让 你代美国佬投递国书而不把他们踢回广东的？前年洋人来修约，跑到上海天津，人家怡良、崇纶都是这样做的。你王懿德咋就没有他们的足球精神呢？恼怒归恼怒， 遇上这么个笨蛋臣子，皇上还得耐心教诲他。咸丰这样教诲王懿德：你就说，军机处接到了国书，但是鉴于此书应由两广总督专理，所以，原信退回。皇上亲自教臣 子说瞎话，所谓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对伯驾来说，已经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了，反正国书被拆后再退回就足够侮辱了。 按伯驾的脾气，想跑到白河口跟清政府理论理论呢。问题是海军力量不争气，就两艘船，那只蒸汽巡洋舰圣•查辛托（San Jcinto）还出了意外，不能随他的东方（Levsnt）号北上。无奈，他只能在上海给已革职的吴健彰与他的继任者蓝蔚雯做工作。说：头断了也不能回去 跟叶名琛谈工作了；在天津若不能见大皇帝，那太平天国要与我们立约，我就不一定不同意了。吴、蓝把伯驾此情转达怡良，怡良乃踢球老手了，不但把球仍踢到了 叶名琛那边，还表示，美国公使的事儿，他不敢代奏皇上。这时，伯驾听说了太平天国那边发生了天京事变，分裂了，拿与太平天国合作吓唬大清官员，以后可能没 戏了，况且天气即将转冷，白河要封冻，不如南下吧。11月3日，伯驾启程南下，11月11日经香港到澳门，却听说中国与英法之间已爆发了战争。
伯驾没想到，自己还在谈修约呢，英法却已干上了。怎么搞的呢？
第三章 英法联手了，美俄提着篮子来了
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
按包令当初给伯驾的回复，英国海军出动，当在1857年的五、六月份。但是，没等到1857年，甚至没等到伯驾从上海返回，英国在广州就与叶名琛干上了。
导火线乃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上午，当划艇“亚罗”号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上时，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四十人登船拿匪。船上有中国水手14名，梁国定拿下 12人，押往他的巡船上。
按道理来讲，中国官兵拿中国嫌疑犯，本是很简单的事儿，纯属内政。但是亚罗号的暧昧身份，使得这事儿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第一，这船是个绿壳船，与中国传统的沙船外形不同，单从外形上看，属欧式船只。
第二，这船的船主最初是中国人苏亚成，1854年8月7日，他通过丹麦驻香港领事，用一千元购得一纸香港执照。五口通商之后，相关航线上海盗蜂起。中国的 渔民、船民，甚至农民，生计不好了，就都改行做海盗了。据说，这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水师的无能表现导致的；也是1939年以来鸦片走私的猖獗所刺激 的；更是民众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海盗兴起了，中国政府无力排除，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护航制度产生，比如葡萄牙商人一度垄断宁波方面的护航业务；二 是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关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海盗，还是中国水师，甚至是中国的叛乱义军，都对外国的国旗表示敬畏。西方公认，清 国军队的抢劫行为并不亚于强盗，即使不抢劫，搞正常执法，他们也不敢随便截拦挂外国小旗的船只乱开罚单的。总之，一纸香港执照，背后包含有诸多政治与经济 便宜。于是，中国商船与香港方面就达成了双赢局面：一方掏钱，一方收钱；掏钱的买安全，收钱的提供保护。
第三，船主虽然是中国人，但雇佣的船长则是外国人，名叫亚罗。亚罗号之名由此而来。按马士的解释，雇用一个外国船长，乃是“供给东方的勇敢在行动时所需要 的西方的纪律与热诚”。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应该是，船上立个外国佬，不管是对中国的官方强盗来讲还是对中国的民间强盗来讲，威慑力度都会更大。咱主席说过，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这个时候的外国人，不是！
第四，这船被海盗抢走，后来又被民团拿获。民团把它转卖给广州一家公司，公司花钱修理后开到香港，卖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方亚明。方亚明以自己的名字在香港注 册此船，取得了1855年9月27日至1856年9月27日的营业执照。他雇佣一个名叫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英国人做船长，这样，拿着香港执照，雇佣英国人做船长，船头挂米字旗，亚罗号就俨然英国船了，理论上享受英国政府的保护。
第五，按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日期，1856年9月27日之后，它的香港执照就要失效的。但是按照香港的法令，船舶执照有效期一到，可申请换发，只要于期满 前一星期将登记证呈验即可。如果登记的船在海上，那么可延展到它返回香港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条执行得有些混乱，有些船只期满一年半载了，都没有重新注册 去，照样挂着外国小旗忽悠来忽悠去。本来就是唬人的，所以能唬就行，重新注册不得交费嘛，所以大家能拖就拖。
问题是中国千总梁国定没想那么多，听人举报，亚罗号上有水手是匪，就直接登船去捉拿了。船长肯尼迪制止他拿匪，不成，遂向厦门领事兼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 （H.S.Parkes）报案。巴夏礼一听，认为中国官员太荒唐：第一，这船是在香港注的册，理论上是英国船，享受英国保护；第二，即使船上有中国嫌犯， 按照中英《虎门条约》，华官也得照会英官，不能随便捉拿的。于是他跑到了事发地，要求梁国定按条约执行，把嫌犯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审讯确实后由英方引渡给 中国。梁国定拒绝了，估计没有背过中英《虎门条约》的条文。双方争执间，巴夏礼挨了梁国定手下人一个嘴巴子。就这么一个嘴巴子，战争的阴云就笼罩到广州上 空了。
巴夏礼被蒋孟引先生称作“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这种说法对错各半。没有巴夏礼，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会发生；有了巴夏礼，战争发生的细节就具有了巴氏 风格。巴夏礼，1841年，13岁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澳门谋生，依靠两个姐姐生活。14岁时，由于会了一点中国话而做了子承父业的英国翻译小马礼逊 （John Robert Morrison）的童仆。小马礼逊很喜欢小巴夏礼，中英谈判中，把他介绍给了中国钦差耆英。耆英也非常喜欢巴夏礼。按巴夏礼自己的说法，耆英喜欢他的规 矩，并且给他糖果吃。说真的，看到这么一个小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文，放谁也会喜欢他的。甚至有传言，比如当时广东南海县令华廷杰就说巴夏礼也是耆英的干 儿子。 这个传言我们就不要采信了，耆英已经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做了干亲家，给人家儿子做了干爹，再给巴夏礼做干爹，人家耆英一世清名就全 完了，给洋鬼子做爹，多么的没有民族气节啊。但是这个巴夏礼却不能小看，在中国的国土上茁壮成长：16岁就做了厦门领事馆的译员，亚罗号事件发生时，他 28岁，已担任了厦门领事和广州代理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甚至被清政府误认作关键夷目而扣押为人质。后来混上了英国驻华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任 上。看来，这孩子算是个自学成长的主儿。
自学成长的主儿，个性坚强，受了中国小吏一巴掌，心中当然不服。回到领事馆后，他给叶名琛发去了一份照会，中心意思如下：
第一，这是严重的侮辱，必需马上赔偿；
第二，侮辱是公开的，所以赔偿也应是公开的；
第三，从亚罗号上带走的人，由梁国定当我们的面送回原船；
第四，中国官员在亚罗号上扯下了英国国旗，更是严重的侮辱。
巴夏礼所遇到的对手，依然是石头钦差叶名琛。石头回复如下：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它无权挂英国旗；事件发生时，船上根本没悬挂旗；亚罗号上的水 手，至少有一名是惯匪，一名是海盗，所以他留下这两个坏蛋和一名证人，其余9人送回。叶名琛的回复，离巴夏礼的要求太远，所以小巴拒绝接收这9人。与此同 时，小巴接到了驻华公使包令的训令：公开交还12人；叶名琛书面道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48小时内做不到，英国海军就会采取行动。叶名琛对此回复 说：中国官员以后再不捉拿外国划艇了，但是请外国莫把执照卖给中国船。英方不满意叶的答复，扣押一只中国大沙船。可叶名琛得意洋洋的回说：扣押的船乃民间 私船，不是官船。巴夏礼气坏了，跟中国这样的流氓官员打交道，真是气死你没商量，英方扣押民间船只，中国官方不但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呢。相当于你绑架 了他孩子，他却暗示你：我是他后娘！你把他撕票才好呢！21日，气极之下的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接受英方全部要求。叶名琛立即答复 说：以后会尊重条约与英国国旗；捉拿的水手可以放回十名；至于道歉嘛，中方没错，所以无歉可道。第二天，离最后期限还有一个钟头时，叶名琛把12名水手全 送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满足巴夏礼的其它要求，巴夏礼仍然拒绝接收，并且待期限一到，就把问题提交给了英国海军。时间是1856年10月22日。
战争就要开始了，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首战之地将是广州。广州做好准备了吗？
广州开打了，英国议会开吵了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率领英国舰队越过虎门，进犯广州。
这个时候的叶名琛，把于丹女士所谓的“蛋定”功夫演绎到了极致。炮声隆隆中，他在校场看乡试马箭，并对受惊的手下官员说：没事儿，天一黑他们自动就撤了。 叶名琛还下令：中方师船不可还击。24日，炮声更响了，叶名琛还在表演自己的“蛋定”，手下人说跑吧，叶名琛不为所动。手下人又说：风大，收场吧。于是叶 名琛才收场。看叶石头的意思，他不怕英军船炮，倒是怕南中国的秋风。
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和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还是传统老办法：第一，中断对外贸易。第二，学1849年的小样儿，调壮勇团练制造声势，又 是贴长红相约杀人，又是走队列搞游行示威。按南海县令、时在广州帮叶名琛办理交涉的华廷杰所言，外国人早看透这套了，不怕了。西关团勇数千扬旗列队过十三 行洋楼地面时，外国人在楼上放枪，击毙练勇一人、百姓二人，团勇们就泄了。华廷杰感叹说：“所谓团练，遂成虚名矣”。
其实它本来就是虚的，英国一直没给大清戳破而已。
26日，英国人过礼拜天，一日无事。
27日，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叶名琛不理不睬。于是英军开始调戏叶名琛，每隔几分钟，炮击一次总督衙门。属下兵丁都跑了，叶石头还在表演于丹 牌的“蛋定”功夫，端坐在二堂，炮打席前他也岿然不动。
28日，炮火更厉害了。在下属的请求下，半夜二更时分，叶名琛把家属迁到了老城内的巡抚衙门。
29日，叶名琛进老城文庙烧香，也避入巡抚衙门，不再回自己坐落于新城的总督衙门了。行商伍崇曜和雷州府蒋立昂代表清方前去与巴夏礼谈判，小巴对二人很礼 貌，但话很不客气，说：总督不许我进城，还不跟我见面，我必破他的城。等两人回城后，英国就开炮了，而且专打总督衙门。中国兵勇伏于街道，不能当城而立。 听说城墙被轰开一个口子，叶督开始掏钱办事了，传令：杀一敌者，赏百金。
29日，英军一百余人攻入了广州新城，西马縻各厘在巴夏礼的陪同下，大摇大摆的从城门走进了两广总督衙署－卖瓜的，终于实现进城的梦想了！英方为此付出的 代价极小，死3人，伤11人（这是英方所报数字，中方所报是伤亡30人。按照常识，您就知道谁的数字可信了）。但主人叶名琛避居旧城巡抚衙门，不出面见 客，英军只好退出。按蒋孟引先生的说法是：客人不敢在主人家久留，傍晚前就夹着尾巴退走了。 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成立。因为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进城的才百把人，虽然进城时没遇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谁知道这大海会不会漫水呢？所以，英 兵权把进城当作探亲了，天黑前就回了。回来后倒是没歇着，仍继续炮击城墙。城墙被轰破后，清方就用大箩筐、大木桶装沙土石块填堵缺口，双方就跟玩游戏似 的，英方不攻城，清方更不敢反攻。乐此不彼一玩就是好几天。这个时候，叶督又悬赏格了：凡斩英人一头者、生擒英人一名者，俱赏银百两；夺获火轮船一艘者， 赏万金；焚烧夷船一艘者，赏万元。悬赏之后，叶名琛派人告知美国及其他国家领事：英国发动了战争，他不能保护他们的国民了。如果有什么闪失，惟巴夏礼是 问，你们找他赔偿就是了。 看来老叶也是个糊涂蛋，你可以不保护其他外夷，但是你的百姓杀了人家其他外夷的夷头，领了你大清总督的奖金，人家其他外夷怎么好意思不找你而是找巴夏礼要 赔偿呢？不过他的没法保护外国侨民，倒是对的，因为中国军民到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英夷谁是美夷呢，何况重赏之下，哪里还管他什么夷啊，反正是见夷就想取其项 上人头！因为一个夷头，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
陆续也有人发财的，但是不多也。据华廷杰所记，人头方面，大约弄了11颗。轮船方面，焚烧2只，夺获1只。问题是，就连华廷杰都认为这样不好玩。比如这个 人头，咱这边根本不分人家为何国之夷，且这些人大半都是贸易商人，他们不但不是洋酋，更不是洋兵，偶上岸游玩，即被诱擒，所以华廷杰认为这纯粹是浪费赏 金，没任何益处。至于轮船，都是送文书载货物的民间商船，船上水手舵工多系中国人，咱这边先收买他们，然后出动人员诈为赴香港的客人，登其船，至偏僻处， 内外同时动手，杀洋人，取其头，余尸推入水中，得手后既可分船上货物，还能回来领赏，大发了。问题是，他们玩的都不是英国战船。所以华廷杰认为，于彼无 损，于我也无益。
也不知军队与民团都干啥去了，反正中英双方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正规战斗。也许是由于叶名琛杀人有奖的布告，也许是由于中方擅长游击战术，总之，零星的战斗 在发生：
之一，清军点火烧英军的一处住房，没成；
之二，中国沙船反攻英军，进行了35分钟，之后再不敢与英军正面水战了；
之三，英国货船船长古柏（Cowper）与妻子在自家船上散步，被中国几个男人绑架；
之四，英国邮轮“提斯特尔”（Thistle）号夜泊虎门被中国众多小船包围，邮轮侥幸脱逃，货物全被抢了；
之五，一名英国水兵，一不小心，脑袋被某处乡民割走了；
之六，广州十三行商馆，被广州人民一把火烧了；
之七，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不长记性，反恐意识不到位，再次出事：从广州开往香港的途中，船上忽出十几人袖出刀来砍头。外国人被杀11头。杀人者用布包 头，回去领赏去了。
之八，广州官兵秘制中国式水雷，这种水雷曾在天津试验过，塞数十层高的木竹牌之下施放，竹牌齐齐轰断飞起，高数十丈，看样子很美。现在乘黑放夷船之下点 放，却发现就声音大－声震十里，大家感觉打霹雳呢，但是夷船“仅略一摇动”。连放三次，没劲儿。遂放弃。
之九，邻近香港的地方，遍布揭贴，云：凡有卖食物给香港英人者，格杀勿论；凡在香港给外国人打工者，即速回乡，否则烧你老家屋，罪及你家属。
之九，在香港开面包店的阿兰，收到了老家奶奶的信，要他们速速回家，否则家里要把他们当汉奸的。阿兰尚未回去，他家的面包就被发现放了大量的砒霜，如果不 是砒霜太多，吃下去很快就会吐出，香港的英国人就会大面积死亡。包令与他太太也吃的这家面包，包令太太当时没被毒死，但从此多病，两年后就死掉了。
这样的小打小闹，也许真谈不上战争，所以叶名琛都懒得给咸丰汇报。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 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距离广州开战，也50多天了。缓报军情也 就罢了，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还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也被当场打死了。这个傻瓜皇上 哪里知道，西马縻各厘之所以没有占踞广州，那是他的兵力太少了，他得等国内增兵呢。而国内呢，首相巴麦尊一听说“亚罗号”事件，就决计扩大战争。如果读者 诸君细心的话，会发现这家伙的职衔发生变化了。老家伙不容易，70岁的时候终于混上英国首相了。1855-1858年、1859-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 首相。1855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被其反对党骂作：“这老骗子终于达到了他无耻野心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大目标”。 不管对手怎么骂，也不管职衔怎么变，反正老骗子保护英国臣民的雄心与热情不会变。问题是，他要发动战争，议会里的反对党总有不同意见。没办法，这是英国的 政治特色。执政党不管干什么，反对党总绊你的腿儿，至于同党人士，也不见得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说啥就说啥。1857年2月，托利党领袖德比伯爵 （这家伙原先是辉格党人，后来变成了托利党人，且成了托利党人的党魁并于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在上 院提出议案，谴责政府在华官员擅用武力，欺负困惑无助的蛮族文化，以能言善辩而著称的他把矛头对准了包令，他说：“我不愿意说任何对包令博士不恭敬的话。 他也许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但据我看来，在他进广州城这个问题上，他却真正患了单相思（笑声）。我相信他在做着进广州的梦；我相信他朝相思、暮相思、深夜 醒来也相思（笑声）。我相信，他一定认为，只要包令爵士在广州衙门受到正式的接待，那末，和这件事实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不为大，任何商务的中 断不足忧，任何流血几乎都不足惜（大笑）。”
德比本人的辩论水平被同仁戏称为“攻势凌厉，不可阻挡，但当他得胜而归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的营盘已被敌人占据”， 不管他辩论结果如何吧，我们至少看到，他在这次发言中，把包令同志恶心了一个够，被马克思评价为：“在英国议会史上，或许还不曾出现过像这样一次贵族对暴 发户在精神上的胜利。”
德比演讲结束之后，包令好友、辉格党的外相克拉兰敦站起来发言，包令是他提拔为驻华公使的，某种程度上，德比恶心包令，就是恶心他这外相。所以克拉兰敦的 发言很有意味，对于包令的行动，又要坚决支持，又不好意思全盘赞同。他说：我不相信包令的行动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情形下，除了支持包令，没有别的办法。最 后他借马赖神父的案子煽了一下情，说：一个可怜的法国教士，经过三天拷打后被吊死，他的心被刽子手吃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再出现。所以，在与中国这样的民族 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希望与他们保持和睦、有益的关系，就必须让他们懂得武力法则，必须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辉格党的大法官克兰沃斯 （Cranworth，1852-1858年担任英国大法官）说：亚罗号悬挂英国旗是合法或者非法，都非中国人所能过问，他们也无权冒充英国人的船。托利 党的格雷（Grey）说：同志们，你们在冒险啊。要知道，茶叶的供应不能断绝啊，这东西是咱们的生活用品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啊。我建议，立刻召回约翰• 包令爵士。托利党的马尔墨斯白雷伯爵（Malmesbury）更是提到了正义、人道与良心，认为英方炮轰广州不怎么合法，他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辉 格党的政府代言人格兰维尔勋爵（Granvill）最后总结说：我认为你们走得太远了，在同一个完全否认任何国际法的国家打交道时，你们还把自己束缚在精 致的法网上。
按政府代言人的说法，跟一个野蛮政府打交道，咱就别恪守咱那一套文明规则了。他说完后，议会表决。表决结果110∶146，巴麦尊政府以36票的多数获 胜。上院吵架的同时，下院也在吵。包令的老友科布顿提交了他的谴责案，并宣布与这位“二十年之久的朋”友绝交他认为，亚罗事件太恶劣了。辉格党的元老级人 物约翰•罗素（John Russell，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祖父，1846-1852年、1865-186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表态说：入城是个大事，得仔细考虑。不能逼中 国皇帝过甚，太平天国正跟他闹呢，一不小心人家的统治就危险了。嫌两广总督不好，我们可以向中国皇帝建议换人嘛。巴麦尊的陈辞是（按英国规矩，首相必需是 下院议员）：叶名琛是一个让民族蒙羞的最粗野的野蛮人，是践踏人类尊严的所有罪行的罪魁祸首；科布顿的议案，会让老朋友包令伤心的；这个谴责案如果得到通 过，我们的商人在中国将没有安全可言，小心点，你们的决定可能就是对海外同胞的死刑判决。
科布顿的提案表决前，英国的民间也没闲着，有人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支持科布顿：包令在中国的行动是非法的，他们毁了一座大城市，停止了中英贸易，杀了好多无 辜的人，为此而新增的税，不但加到我们头上，还加到了印度人民头上，科布顿和他的朋友们，能同意这场战争吗？群众高呼：不能！
种种一切，都对巴麦尊不利。因为按英国的游戏规则，只有下院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必需对选民负责；政府必需对下院负责。而下院的最终表决结果是， 263：247，巴麦尊输了。维多利亚女王如此评价托利党的胜利：“非常痛心那些恶毒的、根本没有爱国之情的党派阴谋的得逞”。 按英国宪法，内阁失去下院支持，要么辞职，要么由首相提请英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以最终决定内阁的去留。但是1784年英国首相小皮特创造一个宪法惯例，那 就是：内阁可以在不辞职的情况下提请国王解散议会，实行新的大选，直接求得选民的任可和支持。新的大选中，巴麦尊的辉格党获胜，据说这是1832年《改革 法案》通过以来辉格党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当然，这与英国选民的情绪有关，跟巴麦尊对英国人民的忽悠也有关。他在一次宴会上的发言可作代表：“我国国民在遥 远的地方遭受了种种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对于这些是不能置若罔闻的（欢呼声）。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而责在保护我国在华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 有责任竭其所能，来对付这些暴力行动。如果我们不赞同我们认为正确的措施，那就辜负了国民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有 责任去采取这些措施（欢呼声）”。 千言万语，我看巴麦尊的意思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有责任保护他的国民，哪怕他在遥远的地方，否则这政府就没法干了。对此，马克思如此评论：“无论英国的 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怎样为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勋爵本人却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老马知道，老巴这一手很煽情。我们百姓遭遇这样的政府，只有眼泪哗哗的了，除了投票还有啥说？问题是谁让英国选民都没有老马聪明呢？老马这当口，发表《共 产党宣言》十年了都。英国选民谁有他这等智商与情商，不但给人类设计了社会主义还设计了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总之，英国选民就爱他们的巴麦尊，这是没办法 的事。如果老马做了他们的首相，才会号召无产阶级没祖国，爱别国甚过爱自己家国呢。
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1857年4月，英国外相克拉兰敦给额尔金伯爵发出了使华训令。主要精神如下：
第一，对英人损害的赔偿。如果法国与咱合作，那么也应提出对法国人的损害赔偿。
第二，对于条约规定，要在广州及其他口岸完全实施。
第三，赔偿英国人及受英国保护的人因亚罗战争所受的损失。
第四，中国政府应允许英国人在北京居住，或者允许英国公使对北京作不定期的访问，并觐见中国皇帝。承认英国公使有自行传送文件之权。
第五，修约，增加商业便利。比如允许英国进入各大内河沿岸的城市，无区别的准许中国船只从中国各口岸开往香港进行贸易。
外相授意额尔金，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前三条，那么通过谈判争取后两条；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前三条，那咱就打。不过，一打就得要求赔偿战费。如果打过之后，中 国政府在开放口岸及改善对华通商方面能让咱们满意，战费赔偿不要也罢。
由于修约时有了合作基础，更由于对华有共同语言，所以英国一直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美国方面，马沙利表示：“中国政府只有在一支既有能力 又有决心厉行正义的武装力量之前，才承认正义”；麦莲表示：“同这个政府只能在炮口上才有外交”；伯驾表示：跟英国联手，干它一家伙。问题是美国政府不同 意，指示它的驻华委员们，中立，一定要中立。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中，美国政府一直想和平对待中国并且为此而努力来着，可中国的爱国学者不领这个情，老是觉得美国在蹭饭吃，所以美国不动兵，在中国也落不 下什么好来，还叫中国看不起你。美国要动兵，至少还算是自力更生。唉，跟中国打交道，总容易里外不是人。就不说了，重点说法国吧。因为这会儿的法国皇帝拿 破仑三世，正不安呢。
马赖事件，拿破仑三世不安了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县出事了。也不知中国人咋翻译的，反正这名字给人一看就不像个好鸟，容易 对中国孩子形成误导。虽然有人把他译作马奥斯定或者马奥斯多，让人感觉这才象个法国人名，但是中国人习惯称人为“赖”了，所以咱就习惯性的“赖”下去吧。 1853年，马赖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受苦受难的全球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澳门的教会组织派他到广西工作。当 然，他是地下传教。因为《黄埔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五处通商口岸活动。进入内地传教，那就犯了天朝法令了。只不过，《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一旦有 法国人违禁，听凭中国官查拿，但是查拿之后，要就近解送法国领事收管，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国人。
有这么一条保护，所以马赖么也不挺，他从贵州路过时，当地两名中国教徒成了他的跟班。这两名跟班，一个叫白小满，据说是老教徒了；一个叫曹桂，又名曹素 云，曹二娘，是个二十岁的小寡妇，前辈奉教，所以更是老教徒了。三个人结伴来到广西西林县传教，众所周知，阻力是很大的。直到今天，传统伦理气息浓厚的乡 村还对基督教徒看不惯。举个例子，基督教徒不拜祖先，但中国人敬宗爱祖。中国人过年给族里长辈叩头时，面对的是对方八仙桌上的祖宗牌位。中国的基督徒过年 也给人叩头，但是他对着主人叩头。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死了，才会面临被人正对着直接叩头的待遇，一句话，对着人叩头，意味着人在棺材里挺尸呢。总 之，冲突大了。于是乎，被他们忽悠入教的人，肯定被乡民们视作流氓无赖；这些中外教徒又不分男女的聚会，肯定会被奉行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的乡民们想像为流 氓开会。现在的某些学者，干脆对他们简单的概括为“抢掳奸淫，无恶不作”。这样概括，既是对宗教的侮辱，也是对教民的侮辱。按我的认识，这些教徒既使不作 恶，仅是按天主教的规矩来，民愤就足够大的，根本用不着他们作恶，冲突就会不断的。不过，西林县的百姓民愤再大，也还是通过了他们的知县黄德明。这知县比 较理智，1855年夏天，派兵勇把马赖传到了县衙，劝他离开。马赖离开了，可是冬天又回来了。群众更愤怒了。1856年初，黄德明调任，新任知县张鸣风到 岗。这家伙有些二百五，先是警告马赖，后是下令逮捕马赖，1856年2月24日，马赖与中国籍教徒中的25名骨干一块儿被逮，审判三天后，白小满被杀头， 马赖与曹贵在站笼中站死（一说先站后斩）。所谓的站笼，这里需要交待几句，站笼又称立枷，是枷号的一种高级形式，清朝时开始正式作为法律惩治手段。它是一 种特制的木笼，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死刑犯会被如此示众三天后论斩，有的 呢，站着站着就站死了。还有的受不得，自己把下面的砖踢翻，就可以象上吊一样，加速自己的死亡。《老残游记》里有个著名的所谓清官－山东曹州知府毓贤, 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按这数字，应该是笼子天天满，死人日日有了。问题是，中国人可以忍受站笼，人家法国 人不见得能忍啊。别说这种高级站笼了，按照条约，你罚人家一个普通站都不行呢。这不明显的违反人权吗？
马赖死了，死得很中国特色，他穿着中国衣服，服的是中国特色的刑罚。问题是，还有更可怕的，马赖死后，刽子手挖开了他的心脏。法国的一家报纸居然传说他们 把神甫的心脏煮着吃了。这一传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都采信了，所以他才再议会的辩论里说什么一个可怜的法国教士，经过三天拷打后被吊死，他的心被刽子手吃 了云云。
不管马赖的心是否被吃，也不管广西的刽子手是否喜欢这一口（按马士的说法，刽子手把马赖的心给狗吃了，不是自己吃了），总之，马赖死了。这就够了。我们的 中学教材喜欢说，法国借口马赖事件侵略中国云云，似乎法国政府不是真心保护其国民，也不是真心履行其好不容易争来的保教权似的。按自家的常识，度量别国的 政府，除了显示自家的无知与可怜之外，其它啥也显不着。所以，至少要善于藏拙，别对着人家的游戏规则乱弹琴。
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抗议的，是法国驻华代办科尔西，1856年7月25日他引用《黄埔条约》照会叶名琛，认为中方破坏条约，要求：第一，中国向法国作出有分 量的赔偿；第二，他根据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利益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赔偿；第三，和叶名琛见面。第二天，他又递交一份照会，又提出一条：请立即释放至如今尚在 押的中国教徒， 归还教徒们被勒索的财物！随后，科尔西给法国的外交部写了信，表示，他对叶名琛的回复不抱任何希望。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赔偿建议：第一，西林知县革职充 军；第二，钦差大臣给予正式照会告知上项处分业已执行；第三，在清政府的邸报上公布该项处分的上谕；第四，清朝皇帝通谕全国，其他官员如果发生类似违约行 为，一律照此案处理。
科尔西对叶名琛不抱希望是对的。就说他那个照会吧，人命关天的事，叶名琛7月25日收到，8月20日才回复人家。效率不够不说，那态度也成问题，他说：拜 上帝乃天主教之别名，就是由于五口通商传教及天主教驰禁才导致了太平叛乱；好多基督徒都不是好人，参与了太平叛乱。关于马神甫案件，等他调查后再说；关于 两人会晤之事，唉，忙啊，没时间见面，等以后闲了再说吧。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听外国人要跟自己见面，就借口说自己太忙。这种滑稽，也就大清官员能创造 出来。科尔西当然不满意，频频书面照会，并且威吓叶名琛不要忽视这种拒绝的后果。但是叶名琛怕什么后果啊，回说：广西离广东太远了，调查结果不能很快就 到，不要激动，要耐心等待云云。
法方的耐心当然是有限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早就恼了。说到这里，咱得简单介绍一下拿破仑三世。他是法国那个神话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不过能力方面远不 如自己的前辈罢了。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1830年7月上台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消息传出，举欧震惊，当年拿破仑一世 横扫整个欧洲的记忆涌上他们的心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正在宫廷跳舞的军官们高喊：“先生们，备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法国确实走向共和了。而且，共 和的果子被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摘走。1848年12月，他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投票前夕，农民间传着这样一则手机短信：假使你们希望流氓当总统，那么你们就应委任拉斯帕伊；假使你们要一个坏蛋，那么你们就选赖德律•洛兰；假如你们赞 称阴谋诡计鬼花样，那就任用卡芬雅克。如果希望一个好人做总统，那就选举路易•波拿巴。法国著名政客兼历史学家梯也尔当时对路易•波拿巴参选的评价是： “这是一个蠢货，他将任人摆布”。结果，这么一个蠢货摆布着众多选民做了法国的总统。
这总统处处表现自己的亲民：霍乱病流行时，他到医院看望病人，是否拉着病人的手流泪不太清楚，没见到过有关照片；他到街上，慰问女商贩及摆摊女们，这些法 国小妇人是否会为总统的亲善而当场发出尖叫甚至晕倒，也不太清楚；他公开宣布自己的朋友不在宫廷，不在镀金的天花板之下，而是在茅舍、作坊和田野之中。那 些野农夫是否会因为这宣布而感激涕令，也不太清楚。我们只清楚，1851年12月2日凌晨，路易•波拿巴模仿前辈－他大爷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拿破仑 •波拿巴于法国的雾月十八，即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取得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执政地位，实际的独裁者。并且于1804年12月2日正式加冕为法兰西 第一帝国皇帝）居然成功了，于是开始了军事独裁；一年之后，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再次政变，废除共和，成立帝国（史称第二帝国），自己当了 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居然也成功了。做了皇帝的小拿破仑，总得有个皇帝的样子。政变方面，甚至政变时间的选择方面都模仿前辈，保教方面当然也要模仿前 辈，努力争取保教权。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是享有远东地区天主教保护权的唯一国家，这是由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罗马教廷决定的。到了18世纪末叶，它 的海外霸权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英法美等国家。英美流行基督新教，只有法国流行天主教，所以法国成为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最大对手。拿破仑三世的前辈拿 破仑一世当年在位时，一是大力扶持国内的天主教势力，二是对东方的传教事业特别关注，当然他的这种关注与支持更多的并不是出于他的宗教热情，而是出于他的 政治目的。这个科西嘉神人给他弟弟吕西安说过：“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不同神甫吵架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又利用他们”。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皇帝加冕仪式都请来了颤微微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当可怜的老头拿着沉重的皇冠往拿破仑头上扣时，这家伙从教皇手中夺过了 皇冠，自己给自己扣头上了，接着又拿开凤冠给皇后约瑟芬扣到了头上。这家伙的两个动作不外两个意思：第一，这皇冠是我挣来的，不是你教皇给的，我只不过借 你的手与面子用用而已。第二，这凤冠是我给皇后的，我有权给她，也就有权没收她。当然他也不是白借，他想尽些义务－天主教的海外保护权，他还是要争取的。 拿破仑一世短暂的光辉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法国的保教事业则蒸蒸日上。1834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护者的义务为由，颁布教谕，取 消了它的保护权。虽然葡萄牙拒不受命，但法国还在努力。1838年，教皇取消了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把北京教区的主教座位给了法国人。1846年，法国 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条约之内，争取到了外国传教士在五口的自由活动，条约之外，额外争取到了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驰禁。特别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了法国 对于其保教权的努力与贡献。当然了，法国传教士认为这些远远不够，之前他们就对政府这样叫唤：“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 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 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拿破仑三世既要继承前辈的重教传统，又要尊重法国内部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扩张情绪，更要体现他作为皇上的能力，所以，马赖事件一出，法国天主教徒被激怒，他 很不安。说句不客气的，假设马赖不是法国人而是别国人，只要他是天主教徒，法国就有保护他的义务。甚至中国籍的天主教徒，法国政府也有义务对他们伸出保护 之手。只要它的能力能达到，只要它需要，它就会出面的。所以所谓的借口云云，都是中国式的想当然，因为中国侨民在海外受人欺负，中国政府不但不会保护他 们，还会骂他们为流氓无赖甚至早已取消他们国籍了呢。所以中国百姓可怜就可怜在这里，打死他们也想不通，一个政府居然会为了一个小民而兴兵动戈！
不安的拿破仑三世对他的外交部发出了指示：天主教受到了迫害，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法国外长瓦尔斯基对驻华代办科尔西强 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 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英法两国从1854年3月开始，联手对俄罗斯作战，1855年9月战败俄罗斯，1856年3月与俄国签署《巴黎和约》正式结束 战争。史称克里米亚战争。上次合作愉快，这次侵华合作当然一拍即和了。当然也不是没有杂音，比如英国国内，有人叫唤，对华战争还是单干好；有人认为，让法 国来帮忙丢英国的面子；有人说，在旧式枪炮足以对付中国人时，咱们携带有最新式的亚姆斯特隆炮免费表演给法国看，是不是太亏呢？有人怀疑，法国要派一个庞 大的远征军来，那是他们这会儿太闲了，想来中国娱乐呢；有人说，法国对中国土地有野心，且要求赔款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中国的承受能力。总之，杂音是有的，英 法也各自怀着自己的鬼胎，但是在对付中国方面，双方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就联上手了，那么，美俄啥意思呢？
英法联手上树，美俄提篮上场
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Baron Gros）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这样，英法武装都在路上了，美国在哪儿呢？
美国公使伯驾同志修约失败后，一直没闲着。他对国内一再呼吁，战争，战争，不战争不行，因为大清这个朝廷“一定要反对任何足以将外国的地位提高到接近平等 程度的变更”， 只有战争，才能扭转它的这种反对。这个中国通，也太了解中国了。清政府所谓的外交，就是想在地球上制造出一种奇迹：即使外国把我们打死了，他们也不能跟我 们平等的。
问题是伯驾虽然了解中国，但是却不太了解他们美国。一则是，美国现在象个出生不久的毛绒绒的小鸡，刚刚参与国际事务，它隔岸观火的孤立主义外交倾向，在以 后的日子里才能逐渐显示出来。二则是，美国国内因黑奴解放问题而南北对立，闹得势如水火，没有精力与情绪对远东动兵。所以，伯驾建议侵占台湾、舟山，建议 用美式文明与民主影响中国走向的建议，在他的政府听来，太二百五了，太不现实了。政府向他的公使们声明：美国除去为了合法的商务和保护其公民的生命财产而 外，根本不打算为其它目的进入中国。美国政府的整个性质和政策必然要将我们的行动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许我们在那个辽远地区有任何领土扩张或猎取政治权 力的野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政府拒绝英国的出兵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 公使取代了狂热的伯驾。5月份，政府给列卫廉发出了训令，表明了政府的意图：第一，公使驻京，并且可以觐见皇帝，与中国的外交部门保持接触。第二，扩大与 中国的商业来往范围，向中国表明，我们只做生意，对中国内政与领土没有兴趣。第三，减低内地税。第四，传教自由。第五，制止海盗。第六，条约所获得一切权 益，要和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共享。第七，美国不谋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也不支持它的公民向中国贩毒。最后，上述目的尽力以和平方式达到；要和英法坦白地合 作；咱提出坚定的主张，但是要听从中国当局根据他们的公道与政策来决定；如果我们主张失败，那么下一步怎么做，由政府来决定。 可笑的是，美国这种对华事务决不动武的原则，中国爱国学者感觉它在蹭饭吃也就罢了，没想到美国爱国学者更着急，丹涅特对于美国没有和英国分享第二次鸦片战 争胜利的威名深感遗憾，以致于他如此恶心他们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赴世界的彼端，手携篮筐，站在树下，期待树上的同伴将果实摇落，甚至 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代表确乎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可耻的角色”。 看意思，丹涅特替自己的政府感到丢人，不过他如果知道中国有个“火中取栗”的成语故事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废话来恶心他的政府了，而且，可能夸他的政府具 有东方智慧呢。不管咋说吧，美国政府就这样没劲儿，下面，我们看看俄国正在忙什么。
某种程度上讲，俄国最辛勤最忙乎了。16世纪末越过了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30年代，俄国人才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什么黑龙江，于是开 始了相关探险活动。40年代，终于有人摸到了黑龙江，于是沙俄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渗透。真正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由于中国的康乾盛世及其影响，沙俄的作为 是有限度的，与中国相继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国恰克图界约》，前一个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清朝同意把贝加尔湖以 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后两个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现在这段边界大部分属蒙苏边界），沙俄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南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土地；至于中俄西部边境，由于沙俄还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很远的地方，与中国并不接壤，所以要想跟中国确定什么西段边界，还需要继续努力。所以，三个条约之 后，中俄双方保持了大致的和平与隔离。经济方面，18世纪末双方签订一个《恰克图市约》。恰克图成为中俄之间的贸易市场。19世纪初，沙俄又开始活跃了， 除了在广阔天地中四处考察之外，还通过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向沙俄表示过，它在中国不打算为自己寻求任何垄断特权，它用战争获 取的权益可以与所有文明国家共享。问题是当时的清政府很别扭，规定只有以前同广州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才能参与五口通商，这就把俄国排除在外了，这让俄国耿耿 于怀。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加紧了在中国边疆的考察活动，试图证明诸多土地是无主的，并不属于中国。而且，随着考察的深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 拉维约夫居然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几百年都没进步的民族，不侵略实在对不起自己。1851年，沙俄与中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算作清政府不准 许它参与五口通商的一种弥补。这样，英法美在沿海五口通商，俄国在陆地恰克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通商，并且也确定了设置领事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也算够 本。更够本的是，当英法美忙着勾搭的当口，沙俄已侵占中国黑龙江及库页岛的诸多战略要地并开始了自己的黑龙江移民计划。栽头忙乎的中间，发现英法美结伴跟 中国干呢，所以忙派个代表前来掺乎。1857年2月，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E.V.Putiatin）来了，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交涉，让他递 文理藩院，说中国内部不稳，外部有寇侵扰，有碍中俄两国利益。鉴于中俄相好，所以想从恰克图进京以商讨两国事宜。中方的回复是：大劳远的，且尔国向来没有 差大臣来过北京，就别来了；英国给中国闹事，中国自己就可解决，不用外国帮忙；至于外国互相争斗，中国不感兴趣，从不与闻，也没什么机密事跟尔国相商。被 中方所拒后，普提雅廷并没有泄气，而是三番五次的行文，当然口气有些不耐烦了，不但埋怨中方回复太慢，且语句中也稍漏威胁之意。 问题是那时的大清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它不但不会选择所谓的一边倒政策，叫俄国来保护它，反而自认为全世界人民心向北京，全球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都需 要它来拯救呢！
一句话，俄使多情，咸丰政府更多情。跟俺平起平坐商量机密事，没门儿。普提雅廷一看从恰克图进京不行，就说，那我改从中国东北走吧。清政府当然还是拒绝， 并且在回复时强调：我国只知道遵守旧例，中俄相好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派过大员商办什么要事。政府在给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指示时，中心意思就一 个：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进京，不管走什么路，统统的不行。唉，咸丰皇帝就象个麻风病人似的，反正是没法见人！
恰克图被拒，东北也被拒，普提雅廷就不管那么多了，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带两艘炮舰护送一段路程之后，强行由黑龙江出口，8月5日抵达天津白河 口。他到来之前，咸丰就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下谕指示：不管俄使投递什么文书，一概不接。就说凡与俄罗斯交接，非库伦不能入奏。如果他要听话，一劝就回，回时 可以赠送食物，表示犒饯之意。如果不老实，什么食物也不给他吃，而且要严令百姓，不准与之交易往来、卖买食物。他没法，会自动走开的。 但是，天津方面并没有拒绝帮普提雅廷递文的事儿。他们向皇帝汇报说，看俄使那么坚决，就没有拒绝，还有，这次拒绝了，他走了，难保他下次不来啊，想来想 去，还是别拒绝了。咸丰前面说过的话算是放屁，他也同意在天津接递普提雅廷投文了。那么普提雅廷在天津递文是什么意思呢？除了说英法的坏话，说愿意帮助中 国镇压太平天国之外，重点意思还是操心清国的领土，要求确定中俄东段－即黑龙江的边界。清政府回复说，按照尼布楚条约，中俄东段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 界，不用再确定了。至于尼布楚条约中的遗留问题－乌第河一地的边界倒是可以确定一下，你们派代表，去跟我们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商量吧。奕山这位爷，大家熟悉 吧。十七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广州创造清朝官方第一次打白旗纪录的靖逆将军，因许给英方600万两的赎城费而被政府拿下治罪。后平反，充任黑龙江将 军。不用跟来自南边的英夷打交道了，却又摊上了来自北边的俄夷，真他妈的倒霉。
普提雅廷才不管谁出面谈呢，反正有人陪谈就行，9月14日，他接到了清方的这般回复，感觉没劲，就灰溜溜的南下了，家伙一直往南走，没回头，到了日本。 10月24日，与日本签订了日俄《长崎条约》，看人家这外交官的能耐，偷中国这只牛的当口，顺手牵了日本这只小羊（事实上早在1855年，普提雅廷就跟日 本签订了一个《下田条约》，日本为此开放了下田等三个通商口岸，这次牵羊，乃是在原先的基础上扩大这种开放罢了）。从日本凯旋而归后，普提雅廷到了上海， 与英方亲密接触，同时向国内建议，最好能给他拨一笔钱，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卢布，用来贿赂中国官员，则他这次出使就一定能成功。 这个俄国佬，也太中国通了。问题是他仅知道贿赂是中国的潜规则，却不知道，中国官员即使敢接外币也没法答应他什么啊。中国的规矩，皇帝同意签约，就不叫卖 国（人家顶多是卖家），其他大臣一是没权同意，二是，就是仅替皇帝签约了，都叫卖国。11月，普提雅廷去了香港，分别会见了英法美公使。在此之前，四国外 交部已进行了充分的接触。俄国也打算参加英法联军来着，但是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反对，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角色应当是：伪装中立，保持行动自由。俄 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俄国对英法表示：不公开对中国宣战，但对于有关欧洲共同利益的事情，愿意与英法携手合作。于是，普提雅廷前来中国之前得到的训令 就成了这个味儿：同意额尔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与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利益有关的要求并给予协助，比如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宗教自由、贸易自由；但是这种协助不 应超出友善的范围，如果谈判不成功，可以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合作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给予道义上的影响，丝毫不要答应给予物质上的支援。 看这味儿，俄国就是来帮闲的。而且共同利益面前，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法作战的前冤，完全可以搁置不提的。当然了，英国方面，并不见得完全信任俄国， 额尔金听说普提雅廷在恰克图与天津交涉失败，甚至幸灾乐祸呢。因为英方一度怀疑，中国可能和俄国联手对付英国呢。他的怀疑只有一半正确，俄国自然有过那意 思，但中国长期大一统，版图上自认为天下就它一国，外交上春秋战国的那套合纵连横当然不会用的，一用，等于变相承认世界上还有其它平等国家存在了，多没面 子、多影响咱大国风度啊。普提雅廷向额尔金表达了自己政府的善意，并且建议：“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 浅、可以航行白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 额尔金这才放心，哦，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对付中国了。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法美方面，甚至非常喜欢普提雅廷这个人了。这得归功于普提雅廷本人的外交能力与 外交魅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没出一兵一卒，既享受了英法争来的所有权益，还单独给俄国争来了大片土地，相形之下，比美国站在树底下接的果子多多 了。当然这是后话。
唉，我们可怜的大清，要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的联合阵营了。
别说四个国家了，一个国家大清也挺不住啊。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但是中国在军事方面依然没有长进。政府组织与国家体制不用说了，中国没有 改进，英法也没有改进，但是英法的君主立宪，却比大清的君主专制厉害多了。20世纪初，俺们河南的袁世凯想玩一把，都没玩成。至于军事设备，这个时候的欧 洲已突飞猛进：步兵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提高不少；火炮有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射击 精度提高，杀伤面积增大，射程增加近千米。海军舰艇，蒸汽舰已占很大比例。刚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还发明一种适用于浅水航行的、舰炮射程远的蒸汽 炮艇。
面对这一切，清政府拿什么跟人抗衡呢？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问题是血肉再多，它也不经炮轰啊。何况全国人民、全国士兵根本没做肉体原子弹和精 神原子弹的心意呢？
第四章 广州又开战了，这回彻底玩完了
广州：这回彻底玩完了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问题是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因为此时的印度发生了起义，印度总督告急，英外交部指示额尔金，把先期到达新加坡的侵华英军 1700人及路上的后续三团统统派赴印度。包令与西马縻各厘一看来个光杆司令，那个失望啊。按照训令，额尔金的第一步应该是前往白河与清政府谈判，但是包 令、西马縻各厘、巴夏礼及香港英商全体反对，他们坚决主张先打广州。广州似乎成了他们的心病。巴夏礼说：不打广州，其它没戏。西马縻各厘说：广州是整个傲 慢及排外的寄托所在，它只能用一个方法来解决，攻陷它，让广州的乡勇丢脸出丑，否则会使他们更加相信广州地位的坚定不移。给我5000人及适当的舰队支 持，我就能拿下广州。问题是他这时候手下只有1484人，其中病号就有244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法打。包令呢，作为一个进城的梦想狂，对于攻陷广州 更是狂热了。只不过额尔金这个全权公使一到，就没他的位置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建议。他给外相写信，坚持认为，不解决广州，北上就会失败。他给额尔金谈 话，谈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赛，有时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香港的英商更是向额尔金提交一份八十五人的联名备忘录，要求政府先打广州。
大家的意思都是先打广州。额尔金明白了，这些长期和广州打交道的人，早就窝了一肚子的恶气：广州人坚信广州是难以攻占的，广州的乡勇是不能征服的，那么英 国就必需给他们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拿下广州对英国人来讲，毛毛雨了。额尔金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向上级领导克拉兰敦外相汇报。
额尔金与美法公使联系，伯驾说，国内没动静没指示（列卫廉还在路上呢），他没法与额尔金一块儿行动；布尔布隆说，法国新派了葛罗男爵来，虽然男爵还没到， 但他既然知道了这消息，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再担负全权使节的职务了。法国驻印度支那的舰队司令里戈（Rigault de Genouilly）少将说:虽然他有军队，但是他没有外交权；葛罗男爵不来，他不能开始活动。
这样一来，三国联合北上的预计计划也无法执行，可把额尔金难为死了。正难为的过程中，印度总督又来信了，希望额尔金把每个能派去的人都派到印度去。下雨天 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额尔金在香港没法采取行动，还不如去印度散散心，于是他亲自带兵前往印度去了，临走前跟包令交待：保持现状啊，顶多50天，我就回 来了。
1857年9月20日，额尔金从印度回到了香港，该死的美法公使还在路上，额尔金只好呆在香港无所事事的虚度光阴。不过，该来的都会来的。10月14日， 克拉兰敦来信，同意先攻打广州。10月15日，法国新公使葛罗男爵来到。随后也接到了国内指示，是否攻打广州，有完全的自由决定权。11月5日，美国新公 使列卫廉（来之前，这家伙是美国某大学的历史教授，这会儿脱离书本，直接参与制造和改变历史了）来到。11月14日俄使普提雅廷来到（这家伙要求政府出 兵，真正参与到英法联军的战争行动中去。政府考虑之后，认为还是继续伪装中立好）。四强会头的结果是：12月对广州采取行动。
就在四强磨刀霍霍的期间，广州总督老叶正在干什么呢？也没闲着。可以说，自从1856年10月23日广州第一次开战之后，直到广州第二次开战前，叶名琛就 不间断的给咸丰上奏折，每个奏折都是捷报，计有五份大捷报。由于上的捷报太多，咸丰皇上都麻木了。除了不时的给咸丰打兴奋剂，老叶还有个业务：在香港等处 派有地下党。不知这些地下党咋搞的，是骗老叶钱花呢，还是双料间谍，甚或被敌方发现把他们当作蒋干利用了，反正送来的情报都是假的：一是英国女王的“国 书”已经送到香港，要和平，不要打仗；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很多，它要求入城，就是为了在广州城内收税好弥补这笔赔款。三，英 国因镇压印度起义，国库空了，军饷都发不出来了，英人穷极无聊，极盼与中国通商呢；四，英人在印度打了大败仗，亡一大帅，有人说这大帅是英国的附马。五， 额尔金在镇压印度起义时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六，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 示，中英交战，法国要和平，不能帮助英国……这些情报让人看得啼笑皆非，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发现这个老叶没脑子，跟外国人打这么长时间交道，愣是不懂这些对 手国的规矩，比如英国女王哪里会直接给额尔金发指示？英国的将帅如何能向古中国那样由什么驸马担任？总之，叶名琛就在这么一种稀里糊涂自欺欺人的状态下跟 四强干上了。
１２月１２日，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重点强调广州当局对外国人一再侮辱并拒绝忠实执行条约规定，以至于把中国与条约国家的和平关系经常置于危险之 中。最后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因为中国开始的这场争战是以违反人道的方式进行的；三、修 约。该照会限叶名琛十天内允诺前两项，否则将进攻广州。不用说，这照会是国际惯例上的最后通牒。问题是老叶不懂这个，他就听说英**船前来送照会时船头上 悬挂白旗来着：卖瓜的，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吗？1841年，咱广州投降，就是学他们，挂块白布来着，现在他们也挂白布了。呵，英法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原来 是挺不过我了，前来求和了。既然求和，那咱更得拽了。12月14日，叶名琛的回复那是一系列响当当的“不”！当然除了不之外，还给英法公使回了一堆的所谓 知心话，两个傻冒居然也看不懂。
22日，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英法照会：事务已转移给军方。同时，英法军方发来照会，令广州清军两天内退出90里。叶名琛回复：不！
两天的期限到了，英法仍没有动静，叶名琛更加坚信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主见：英法没招了，从来都是大言吓人嘛。
27日，叶名琛给咸丰上一道又臭又长的奏折，给皇上总结说：英国人没法了，他们求和了，不久广州就可通商了！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 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看到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就又开始亢奋了。谕旨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 举。”
这个傻皇上，根本不知道1857年的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发出此奏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２９日，英法联军攻 入城内。30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竖起白旗，表示投降。广州城就这么稀里哗拉的沦陷了。城陷之后，叶名琛派人拿了一万两银子悬赏潮勇进行反 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潮勇来了，问题是跟英法炮火较量一番之后，牺牲很多，他们发现挣这个奖金太不容易了，就撤了。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步入广 州城，沿途未遇丝毫抵抗。巴夏礼带领100名皇家海军前去寻找叶名琛。此时的叶名琛躲在都统署内。叶名琛用中国办法设计了一个骗局，但是没骗住巴夏礼这个 中国通：老叶的手下穿着总督的服装，在署里假扮主人。主人正在翻后墙逃跑。巴夏礼的水兵发现了，立即上前抓住了老叶的小辫子（看看满清政府的狗尾巴发型到 底有何好处），把这位威风扫地的总督拖进了四面钉上木条的轿子里。被捕还能坐轿，待遇倒是不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广州将军穆克 德讷领衔、广东巡抚柏贵、副都统双禧和双龄、粤海关监督恒祺、广东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等高级官员集体上奏。他们在奏折中说：广州城失陷了，叶督被 夷人弄走了，派人问夷人，他们说俺们都不是办夷务的，这事只跟叶总督有关。皇上，您赶紧派新的钦差大臣来吧。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 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当然诧异了，可怜的咸丰天天看叶名琛的捷报，习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现在突然来个从胜利走向大败，叫他如何能适应？
叶名琛：自号“海上苏武”
据说，叶名琛被俘时，手下有人以手指河，给他使眼色，劝他跳河做烈士，但叶名琛瞪着俩眼没有表示。
不过你不跳河，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落水下河。联军里的中国志愿兵，那些客家人，一看见这个屠夫被捕了，一路上给予其各种各样的侮辱，并且在脖子上做出杀头的 动作。至于叶名琛的那些同僚们，更不够伙计了，老大被逮了，他们首先要洗白的却是自己。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名所上的那个奏折，不外是 墙倒众人推。因为其中心意思不外一个：一切都是叶总督的错。咸丰当然也没错，虽然把叶名琛当作了南国的长城，夷务的能手，但既然把事办砸了，那下场就跟林 则徐一样，背黑锅吧。于是下旨以“乖谬刚愎”之罪褫其职。同时着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未到任之前由柏贵署理；广东巡抚由江国霖署理。 这边咸丰都不让他做自己的外交部长了，那边叶名琛还自我得意呢。洋人先是把他弄到了香港，他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书画上皆落款“海上苏武”。苏武 若泉下有知，不定如何跟他急呢：你也配吗？没的侮辱我名声。不过，一年之后，叶名琛就与苏武九泉相见了。苏武有没有用脚踹他，就不得而知了。与九泉有关系 的气功大师、巫婆神汉们不妨给那边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邮件问问情况。
英国人觉得，把叶名琛放在香港也不是地儿，他要是象拿破仑那样，又跑回去呢？英国人想多了，因为中国人跟法国人德性不一样，叶名琛这么一丢丑，中国政府第 一时间就会开除他的政籍。中国规则，只要你出错，或者露馅了，组织就赶紧开你，这样可以保证组织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但是英国人不知道这等中国特色啊，最后 他们把叶名琛转移到了印度之孟加拉，居大里恩寺的镇海楼上。转移的过程中，《泰晤士报》的记者柯克（G•W•Cooke）与叶同船，他发回伦敦的文章，让 英国人恶心死这位中国总督了。第一，他说叶名琛屠杀了10万名拜上帝教徒。虽然有些英国人也知道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把基督弄得全变质了，但人家洪秀毕竟自称 上帝的孩子，尽管这孩子是上帝没有计划生育的结果。但是，英国人素质高，认为不是上帝的孩子，你也不能乱杀啊，所以，英国民众同情教徒，自然认为老叶是广 州屠夫。第二，柯克描写老叶同志不讲究个人卫生。指甲肮脏，不洗澡不刷牙，用袖子擦鼻涕。在中国，这种德行，第一是中国农民式的朴素－李鸿章随口吐痰不 说，也用袖子擦鼻涕，中国那时候没有餐巾纸不是？大老爷们又不能象妓院的姑娘那样旗袍扣子处或者袖笼处掖个熏香的丝绸小手绢备用；第二是中国名士的风度－ 曹操高兴时把脸栽到菜盘里大笑，魏晋士人清谈时随手从身上摸出跳蚤来当下酒小菜吃，王安石的衣服前襟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饭锅巴呢。不管是农民的朴素还是名 士的风度吧，反正这种德行更让英国人讨厌，因为在他们眼里，不洁比渎神更让人不能容忍。第三，他描写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叶名琛的辫子长。
卖瓜的，天朝大吏老叶同志伟大光辉正确的形象就这样让英国的小报记者给毁了。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记者都不是东西，光暴露社会阴暗面，对光明面视而不见。还 是这个柯克，英军攻陷广州后，他巴巴的跑到广州的监狱里考察去了，过后如此描写他看到的一个狱室：“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被老 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群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 试想英国读者看了这报道，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仁义大国什么看法呢？当然了，中国政府不在乎。老叶同志也不在乎。俺们不跟夷人一般见识！
叶名琛住在镇海楼上，待遇比拿破仑要高些。按叶各琛随行家人许庆与胡福事后的口供，洋人给叶名琛预订了专门的车马，叶名琛可以随时出去游玩，但老叶保持了 革命晚节，坚决不跟他们玩。洋翻译每天还定时给老叶读报，所以老叶对于国内的情形也知道个大概，但是不知其详。惟闻战则喜，闻和则长叹。不过老叶身边的志 愿人员远没有人家拿破仑多。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厨子（营养师）刘喜，一个剃头匠（发型师）刘四，一个巡捕（保镖）蓝镔，两个家人（经纪人）许庆和胡福。除 此之外，当地有两个中国商人－金子达与刘裕寿，经常前去探望叶名琛，并代叶名琛买办物件。
1859年3月24日，叶名琛随带的粮食吃光了（叶本来饭量很大，自从被囚之后，一顿只吃一碗饭），随从人员想从本地购卖，叶名琛不准。他给随行人员们 说：我之所以不死，愿意到这里来，是当时以为夷人会把我弄到英国。听说英国的国王比较明理，我想面见其国王，当面评理。两国既然和好了，为什么还来找事？ 说个谁是谁非，把他说服，而存国家体制。至于我自己，早置身度外了，不期来到这里，一天又一天，总不能到他国，还活着干啥？所带粮食既已吃完，何颜吃外国 的粮食？老叶这话，估计是家人们编的。家人们再愚也知道主人没有殉节，面子上说不过去。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当面论理的借口。至于人臣不得外交的中国规矩以及 叶名琛见人家外国国王如何个见法儿，会不会象他见中国皇帝那样给人三跪九叩，倒顾不上思考了。最后就弄了这么个宁死不吃外国粮的故事。
英国人听说了，也来给叶名琛送吃的，但是叶名琛坚决不接受。4月2日，叶名琛病了，从此每饭仅喝一碗稀粥（这稀粥到底是用何国的粮食做就的，不得而知）。 英国方面派英夷前来给他看病（西医他倒没拒绝）。4月9日，叶名琛死了。临死前也没说啥，只说辜负天恩，死不瞑目，估计也只能说这些了。
叶名琛虽自号海上苏武，但说真的，我觉得某些方面他比苏武强多了，苏武除了给人家夷人牧羊外，还天天吃夷人的饭菜来着，甚至娶夷女做媳妇儿。所以，叶名琛 自号海上苏武有些亏，叫海上“伯夷叔齐”还比较靠谱儿。
这位气节大人死后，英国人本想把他掩埋于当地的华人义塚，可金子达不同意。强之，则要价三千金。英国人不舍得出这么多钱，所以着人往叶名琛嘴里灌了半碗加 过药末的水银以防止尸体腐烂，把他放入英式的马口铁棺里，外裹大木箱，运回了中国。他写的诗也随之而回。
诗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又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扎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看老叶这诗，也是一肚子委屈。好象天朝就他一个抵抗派，别人都汉奸似的作壁上看客呢。不过他敢把自己比作“高士”，比作“苏武”，还敢把自己比作“范仲 淹”，九泉之下有得闹的。
至于广州这边，城失陷了，广州人民的爱国气焰似乎也烧不起来了，他们把这气焰转输到老叶身上了，四处散发如下手机短信：“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老叶真正的委屈在于，按薛福成的评价，他似乎是想在死硬派林则徐与服软派琦善之间另辟第三条道路。 理论上，我硬帮帮，对外夷表示不挺；实际上，我对外夷不理也不睬，这叫外硬内软，既不媚外又不致于引起边衅。因为这家伙再傻也应该能发现，这个时候的夷 务，跟人硬吧，没资本，硬的结果，把自己硬得靠边站了，比如林则徐等；软吧，毁名声，软的结果，把自己的清名软没了，最后职位与小命也可能没了，比如琦善 和耆英。问题是，中国这样一种单一思维的民族国度，根本容不下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叶名琛的最终结果注定是破产。而且在常人看来，这个老叶不可思议，简 直象个神经病。至如今，帮他说话的学者似乎只有一位，那就是澳大利亚的黄宇和先生。黄先生给他辩论半天，我咋看咋不值。不过对黄宇和先生来讲，最值的不是 替老叶辩论，而是，凭这一番辩论，他的博士学位就到手了。不过凭心而论，广州给老叶编的那则手机短信，我看水平实在不咋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 走”云云，他们也不想想，战和问题，岂是他老叶所能当家作主的？降走问题，岂是老叶敢做的？至于守死，咸丰都从北京跑了，而且根本没想过学前辈崇祯去树上 练练吊脖子，怎么只责备老叶不守不死？
总之，老叶同志也不容易，在大清，混碗官饭容易的？平时吧，玩玩贪污与官僚主义作风欺负欺负小民百姓就行了，这个很容易，谁都会。可是跟资本主义文明打交 道，就太不容易了。容易的话，大清还能一挨再挨，直到挨得老太太风情万种地亲自向洋鬼子献“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等跨国之媚？
老叶是没戏了，下面我们去关心关心柏贵同志吧，老柏同志也不容易。
柏贵：绰号“匹克威克”
广州陷落的第二天，虽然还没有抓着叶名琛，但额尔金就感觉有必要建立政府，重建广州的秩序了。广州人民不讲自觉，逢乱必抢，英法联军更不讲自觉，参战就捞 战利品。当然了，军纪好一些的话，他们仅把公共财产当作应得的战利品，不会把手伸向民间私人财产的。不管怎么说吧，额尔金要建立广州政权了。而且，这广州 政权还得广人自治。原因很简单，英法联军方面，懂得广东话的就两三个人，怎么统治广东省啊。
1858年1月6日，英法方面把柏贵与穆克德讷“请”到了观音山。
夷人对穆将军的印象是：“他是个大汉，身高几近6英尺，年约60岁；肥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官，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 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重要的人物。他这个人对政治上的任何举措都是可有可无的”。 说来说去，这满洲将军就是个大饭桶。没办法，人家先祖打下了江山，儿孙后代再饭桶，就是白痴，都能封个将军呢。
夷人对柏贵省长的印象倒是好一些：“行动举止和谈吐都习惯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他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 以至于英法的海军司令同时相中了他，认为他在任何方便都比老穆那个草包将军强多了。于是他们决定，在广州要利用柏贵维护秩序。
双方协商的结果，柏贵还做他的巡抚，巡抚衙门里设置一个联军委员会，由巴夏礼负责。英国拨100名士兵，法国拨30名，其他由中方配备，组织一个1300 人的警卫部队，负责广州城内及郊区的治安。至于柏贵本人，没有联军委员会盖印，不得私自或以个人名义发布告示。不用说，这是个傀儡政权了。不知清政府不知 啥叫傀儡，还是没法，总之，得知叶名琛被逮后，另派了一个两广总督黄宗汉。在黄宗汉到岗之前，两广总督及钦差大臣由柏贵暂理。看来柏贵同志不错，敌我双方 都挺信任他的。
1858年1月9日，乃柏贵政权宣布成立的日子。英法全权代表奏着军乐，大摇大摆地进了广州城。终于进入广州城了，据说没有主人欢迎，旁观的只有汉奸，因 为广州人民不屑于前去观看。广州人民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历来喜欢看稀罕的。这次不出来看，不是心里有压力，就是心里有情绪。有压力乃是怕被 扣上汉奸的帽子；有情绪乃是干脆自己就认为观看就是汉奸。柏贵前一天曾派人通知各级官员届时到巡抚衙门迎候，但是官员们觉悟很高，不来。所以柏贵下山的时 候，迎接他的反而只能是洋人了，这样柏贵在广东就象洋人的客人了。
广州政权建立后，柏贵在英方的授意下，发了些告示，比如中外一家互相和好了，比如不得称鬼子了。前者吧，大忽悠；后者吧，百姓们一时改不过来嘴，至如今， 中国的影视剧里还都是鬼子长鬼子短的。一句话，打不过是打不过了，但嘴上的便宜，还是要保留的。这叫志气。
按法国学者伯纳•布立昂所言，英国人很快给柏贵起了个外号：“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狄更斯代表作《匹克威克外传》里的男人主公。老男人、老绅士、老学者、老光棍－有些善良、有些迂腐的老好人。组织了一个匹克威克通讯社，和几个 社员一起外出旅游考查。由于幼稚和无知，旅程中闹出不少笑话。一切都结束后，匹克威克通讯社宣告解散，匹克威克先生在伦敦近郊找到了一所舒适的房子，从此 过上了隐居生活。
柏贵这个老好人，这时候只能做双料间谍了，既得给夷人干，还得给清政府干。按说，1858年1月27日咸丰接到穆克德讷等广东官员的集体奏折，应该知道柏 贵等人已丧失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了，但是不知为啥他假装糊涂，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是那么多情，谕柏贵：广东士绅咸知大义，其民也勇敢可用，着柏贵等联络绅 民，激其公愤，把英夷撵出广州河内再与之理论。这个傻皇上，跟他爹道光一个思维，官兵不够，绅民凑。正规官兵打不过夷人，就忽悠广大绅民上。按美国学者魏 斐德看来，这种思维，乃是典型的儒家思维。儒家倡导以民为本，那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民”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能拯救、恢复或者毁灭、推翻一切，一旦被 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种不可战胜，在大清自己的历史宣传中，是有先例的。那就是发生在20年之前的三元里神话。从英国方面来讲，三元里不过一场小冲突，在义律与郭富的正式报 告里，甚至没有提起，但是在中国的宣传里，变成了伟大的民众的胜利。一句话，关键时刻，中国的统治者要推出民众进行自卫，也许说自慰更合适些。因为这种救 驾思维不管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都不靠谱儿的。
理论上，大清就是一家大公司，广大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参与过分红，如今这家大公司遇上了竞争对手，老百姓乐得好看，即使换个新的董事长，与他们也无干。当然 如果新的董事长比较仁义的话，他们也会表示喜欢的；绅士倒是参与了分红，至少算是股民，公司在面临破财和倒闭的危险时，一般要出面倡议大家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的。但他们毕竟不是股东，这种出钱是有限度的，这种热情更是有限度的。而且他们还得忽悠身边的百姓上，用天朝衣冠伦理什么的给民鼓气。但是再鼓，绅给 工资还好说，绅不给工资，他们也就三天的爱国热情，撑不了那么久。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可能也会捐款，但是，由于绅在民间，不管什么活动都占踞了管理者之 位，民甚至怀疑他们会贪污大家所捐之款呢，时间一长，内哄就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实践上，即使没有出现内哄，面对近代化的敌人，大清的正规官兵、正规武器 尚不可用，绅民们赤手空拳，如何用他们的血肉，去给大清家筑一道新的长城？
总之，面对近代化敌人，咸丰象他爹那样，爬到儒家的垃圾堆里，拨拉出一些以民为本的千年垃圾，编制些不靠谱儿的指示，希望变废为宝，将注定是没有成效的。 而且，他给柏贵的附加指示，跟他爹当年给林则徐、琦善等的指示一样，是一个天朝特色的两难选择：办理此事，不可失之太刚，象叶名琛那样，激成事变；也不可 失之太柔，叫夷人瞧不起咱们。 这道题，天朝灭亡之前都没有人能够解开，遑论德才都平庸的柏贵同志了。
2月1日，咸丰第二次下谕，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了，那么咱就原谅他们；如果仍不老实，那么咱们就调集兵 勇，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国。
2月4日，咸丰看到了粤海关恒祺奏折：柏贵同志屡与夷酋会面，“词气慷慨，大义凛然”，该夷并不敢轻视俺们；柏贵是个好同志，您叫他先办夷务吧。待钦差来 了，再叫他俩“和衷共济”。 咸丰批曰：好的。我已经将叶名琛革职了，这么大公无私，夷人也该感悔了吧。
2月9日，咸丰收到了四川巡抚骆秉章的奏折，内中意思如下：夷人袭居省城一事，传闻纷纷，臣老家花县，距省较远，遂派在湖北做生意的粤商取其广州号店来信 参阅。叶名琛被夷人掳走未归，广州的将军、抚臣、都统等曾被夷人邀往观音山，那么他们所发的奏折，是否在观音山所发，就不可知了。老奸巨猾的骆秉章是在暗 示咸丰：广州地方官员给您拜发的奏折，已经不可信了。
除此之外，他的奏折中，还夹附了那封广东来信。信中云：将军巡抚从观音山回来了，但有夷目领夷兵同住巡抚衙门；现在广州的夷兵，真夷兵仅有3700人，汉 奸2000人；夷目中其他人尚可，唯巴夏礼熟悉中国情形，起衅调度皆出其手，最为难制。
看了骆秉章的奏折，咸丰这才意识到，柏贵可能被英方所控了，从柏贵那里，自己可能得不到确切消息了，于是他命令骆秉章，以后听说什么消息了，赶紧汇报哦。
2月15日，咸丰看到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内中意思比较丰富：第一，广东民夷还比较安静，我们也不敢有所动作，怕一动作，画虎不成，省城数十万生灵尽 归涂炭（这一手跟自己前董事长道光同志学的，打不过了，想投降，就说为了人民什么的）。第二，恐怕土匪乘机起事，咱就更难办了（这一手，提醒咸丰呢，攘外 必先安内，只有内贼，才是咱的终极敌人）。第三，夷人现派领事官驻粤，毫无苦累百姓之心，唯愿商民安心，早日通商（借夷人之口，劝咸丰跟外国和好呢。不过 夷人若执政广州，可能真的就成民意政府了，真的唯民意是瞻了）。第四，奴才柏贵连日接见该领事，还比较“驯顺”（咸丰不等着夷人悔过吗？说他们驯顺，皇上 心里可能得到些安慰）。除此之外，穆克德讷附奏：叶名琛的夷务文件全被夷人抢走了。抚驭之事，动关机密，让他们知道后就不好办了。以后凡给我们的谕旨，不 要明发；我们的奏报，也不要钞发。 穆克德讷是对的，这些夷务文件被抄走后，英方就发现耆英，那个璞鼎查同志的干亲家，当面跟璞鼎查卿卿我我的，背后在折子里骂人家是犬羊畜牲。做人不能这么 两套语言系统，可是中国的官吏，夹在咸丰与夷人之间，必须这么玩儿。所以，文件绝对不能给夷人看，否则，象耆英那样，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此是后话。
咸丰看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之后，连下三道谕旨，一道给穆克德讷，问：叶名琛辱国殃民，被夷人弄走，生不如死，况已革职，你们还有什么顾忌的，为什么不 调兵驱逐？今省城失守，广东人民并没有出手救援，肯定是叶名琛刚愎自用导致人心散漫的。柏贵现在夷人掌控之中，不能抽身出城，那为什么不激励绅民伸讨呢？ 倘粤东人民出面伸讨，柏贵等不要禁阻，等绅民们闹得差不多了，柏贵出面调停，夷人庶可就我范围。第二道，密谕前户部侍郎罗惇洐、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 给事中苏廷魁等三士绅：听说柏贵不但允许通商，还贴出告示，夷务已有办法，勿许妄动云云。看来是被夷人挟制了。你们三个不要听柏贵的，按我一惯的指示，办 理团练，把夷人撵出省城。第三道，密谕骆秉章：把我的谕旨秘密转给三士绅，千万不要让夷人知道。
咸丰又开始玩他的阴阳两手及民为邦本了。靠这些儒术能把夷人撵出省城吗？
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由绅士组织的、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叫做团练。广东的团练，并不是起于三元里事件，它们是有传统的了。对于广东民众，日常生活中除了对付传统的中国叛乱之 外，还要对付沿海的盗匪以自保身家，所以团练组织自古有之。三元里事件后，广东的团练大大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团练，心态是矛盾的：既希望它为自己的社会稳 定出力，又怕他们与叛乱分子结合，甚至担心他们自身就能发展成为不稳定力量。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个名叫田润的御史向道光上奏，建议大力发展团练，既可御 侮，还可节省政府的国防经费。于是道光下发折件，让大家自由讨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回复说：英夷虽然就抚，但团练似不可废。只是团练的经费需要大家摊派， 乡下愚民，斤斤计较，如果团练头头们再不公正，那就累官病民了。所以，经费让他们自己办，头头让他们自己选，官方不管，也许差不多。 两广总督祁贡回复说：粤民原先勇于私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蓠，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 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们之所恃者也在此。 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1842年11月8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 对于民间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钱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 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 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矞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 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致于耆英夹在民夷之间左右为难，1848 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 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所言：“排 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也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 在，他想充分利用民力了。
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 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既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那种民心也不剩多少了。1850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 年，广东红巾起义大爆发。按叶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 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 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第一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 题是，团练的支撑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 了。以致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也许是这样，因为1857年底，英法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正规官兵本就不指望，但是 团练们的身影也没有显现。第二个团练大臣是龙的同学兼同乡罗惇洐，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刑部侍郎，这会儿正在家服丧呢。第三个团练大臣是龙、罗的同年兼同 乡苏廷魁，1835年入翰林院，与龙、罗同事。1854年，他丁忧在籍，也没闲着，既热心帮助政府镇压广东的红巾起义，还组织团练前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天 国起义。于是，这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咸丰在广东驱逐洋人的三根支柱。三根支柱本想设局东莞，可是东莞离广州太近，遂选在了离广州100余里的比较远的花 县，这样就安全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敌后骚扰：第一，对外国人头制造了赏格；第二，制造恐怖主义，不时的杀人放火；第三，利用宗族势力与宗法威严勒 令广州与香港那些为英夷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动回家，否则您全家就都是汉奸了，后代还不让参加高考。如此高压之下，光香港就有两万名打工者被迫回家了， 没有人侍候，英国人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就是广东三绅的团练运动。但是这一切，离驱逐英夷还远着呢。
广州的英夷没有驱逐，这边，天津的大沽又要开战了。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大沽口：开战了
广州战争结束，柏贵的傀儡衙门一开始工作，额尔金就开始考虑预订中的北上行动了。四强碰头的结果，是各自写出对北京照会的纸稿，互相参阅之后提交江苏巡抚 赵德辙，由他转递北京，时间是1858年2月26日。他们告诉赵德辙：外国公使将于3月底到达上海，届时如果没有收到清政府回复，那么我们直接到天津。
英法两国的照会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改订海关税则和内地税；保护侨民；赔偿战费及广东侨 民损失。最后是吓唬：三月底以前见不到全权使臣，或者有全权而不答应诸项条件的，那还得打。
美国照会内容是：俺没有参加广州战争；俺只要求修约，如何修改，照三国所议。
俄国照会是俩件，一件是公开的，让英法美瞧过，跟其它国家差不多；一件是秘密的，背着三国使节偷偷塞进去的，内容是要求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及伊犁划界，并 且暗示这些要求是其它三国同意的。
照会发出后，四国使臣相继离开香港、澳门前往上海。临行前，普提雅廷提醒英法两国使臣：用武力进逼大沽口，清政府才会屈服，而进逼大沽口的最佳时间，是四 月和五月。虽然都是晴天，但是热度尚能忍受，六月份很热，七月份，天天下雨不方便。
四国照会发出后，咸丰什么态度呢？简单来讲，四国照会没有吓着咸丰，按咸丰的意思，四国又在虚声恫吓呢，俺咸丰就不是吓大的，所以他的回复很具大王风度， 批评俄使不该掺乎广东的事，责令他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与奕山商量边界之事；责令英法美公使离开上海回广东去，叫新总督黄宗汉“秉公查办”。按咸丰的口 气，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爹一样，还是把外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当作上访了。大清的信访办本设在广州，洋人动不动就越级上访，咸丰很不耐烦。对此，马士评价如 下：“尽管在广州受过打击，尽管太平军的蔓延，尽管中国政府的无能已充分证实，可是清廷却没有受到一点教训和减少一点它的骄气”。 评价的好，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那号人。
一看咸丰的态度，四国公使就知道，上海谈判没戏，那就上天津吧。到达天津后，4月24日，四国公使分别发出了照会。英法还是老样子，美俄则强调，俺们是来 调停的。
咸丰对照会的态度是：第一，吓唬谁呢？俺又不是吓大的。第二，即使开战，津、沽一带不比别处，是作过精心战备的，不难取胜。第三，俄美跟英法不一样，利用 俄美制英法，应该有戏。第四，外国人，文明程度低，重利轻义，多加俩口岸，少征俩税，他们就满意了，公使驻京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不要求了。
谈判之初，清政府所派代表仍然是仓场侍郎崇纶。英法公使认为他职位太低且没有全权，所以拒绝约见。于是清廷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参与谈判。但是英 法还是不满意，认为对方的便宜行事全权没有确定。谭廷襄回说，天朝体制向来没有全权之说，也没有便宜行事之说。他说得对，绝对的皇权集中制下，中国哪能有 这玩艺儿啊。可是英法公使坚决不理解这一点。双方象赌气的孩子一样，干脆互不说话了，有什么要说的，分别找美俄公使从中转述。5月1日，英法公使再次发出 照会，要求清方给谭廷襄全权证书，否则必有后灾。
正闹别扭的当口，咸丰想出制敌奇招来了。5月7日，咸丰谕旨谭廷襄让美俄转告英法：大皇帝谕令，6月11日前交还广东，否则当兴兵攻打省城，而且，在五口 断绝英法贸易。
咸丰自认为不是吓大的，英法公使更知道自己不是吓大的。咸丰这些话在他们听来象夜游人的呓语，不值一理。于是他们开始了战前准备。
英法忙战前准备的当口，俄使普提雅廷又开始自己擅长的小偷活动了，频频的与清方亲密接触，提出：第一，中俄勘界，如果清方把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 土让给俄国，那么，其它列强就不敢染指满洲了，这对中国太有利了。第二，如果清政府同意了，俄国另有报答，愿付十万两银子给当地居民作拆迁费用。第三，俄 国可以赞助清国武器，派出教练与顾问，帮助清政府抵御外忧。第四，其它三国这次获得的权益，俄国照单全收。第五，清方同意不同意，俄国都要答到目标，如此 这般，还不如马上同意的好，否则日后有你后悔的。 这小偷做得也不容易，向清政府表示亲善的同时，把俄国驻京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亲自送到大沽口的情报转报给英方：北京缺粮；皇帝打算逃跑；京津之间部 署有一万军队；白河口有木船与铁链拦阻。除此之外，还给英法打气，告诉他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和恐吓，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还真了解中国人。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有所退让。比如同意俄国在沿海五口通商；允许美国在闽粤各增开一口通商；广东事结后，同意英法与美国一样的待遇。 但是，清政府的退让离列强的距离太远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偿军费，这些条款，清政府概不接受。特别是公使驻京，简直成了咸丰的心病。其它 不说，按国际惯例，外国公使来京上任他得接见，还得亲自接人家的国书。接国书也就罢了，一张破纸，也吓不着咱大皇帝。问题是接见时这些外国鸟人都不执三跪 九叩之礼。前面已述，大清的江山就奠定在叩头之上，不叩头，哪还叫大清国吗？
5月20日，咸丰皇帝看到了美国公使提交的国书，美国总统致咸丰皇帝的国书开头被美方翻译成了这样：“朕选拔贤能之士，姓列，名卫廉，遣往驻扎辇毂之下， 任以亚美利驾合众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任”。 其中的哪个“朕”把咱的咸丰惹乐了，批曰：“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竟自称为‘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这个傻皇上，大清政府在他领导下正在制造夜郎自大掩耳盗铃的历史奇迹，他居然还笑别人，认为全天下就他一个人有权称朕。他不知道，美国总统才不愿意称朕 呢，华盛顿当年成功后，也有手下劝他称帝的，把人家给气坏了。但是美方这样翻译，那是有意为之，清政府眼里没人，那咱就得时时跟它争平等，跟林妹妹初进大 观园一样，处处小心，唯恐被人耻笑了去。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大清皇上“耻笑”了。
英法这些“夜郎”呢，在咸丰“耻笑”之前已决定好了：5月20日进攻大沽炮台。
此时的大沽准备得怎样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强敌从海上而来，大沽口的战略位置空前重要起来。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大沽口的重点建设与修复。南北两岸四座炮台，南岸三座，北岸一座。兵 勇总计八九千人。咸丰帝对他们的谕旨是：不得先行开炮。直隶总督谭廷襄问皇帝：他们要是强行进入，咱也不开炮？咸丰的回复象外交人员打擦边球似的：“他们 要是先开炮，咱就开炮，反正不要先动武，叫人家有所借口”。谭廷襄觉得还是不对劲，再问皇帝：“不行咱们就跟他们决战一下？”皇帝说：“不可。天津固然不 难胜服他们，但是其它地方不行啊。他们要窜扰别处咋办？”没有办法，谭廷襄遂根据皇帝的“示以兵威”之旨，搞了次大清特色的阅兵仪式：传令南北两岸兵勇一 律出队，旗帜器械鲜明整肃地行进到炮台。直隶总督大人亲自到炮台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
一句话，英法不吓咱了，咱开始吓人家了。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送出了最后通牒：限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谭廷襄当然不挺。他早已决心与洋人决战了。
10时一到，英法发动了攻击。登陆南岸的英法联军为721人，登陆北岸的为457人。12时，南北两岸的炮台全部失陷。是役，英军战死5人，受伤17人； 由于法军占领北岸炮台后清军火药库爆炸，所以法军伤亡比英国稍重：战死6人，受伤61人。
战后，谭廷襄如此总结：夷炮劲捷，我兵勇受伤太多，不能立足，相继退散，立斩二人，仍不能遏。他说对了，清兵这次跑得太快了，原有兵勇八九千人，战后收 集，才收集2500来人。
而英方额尔金的总结是：“24名勇敢的士兵，带上手枪和足够的炸药包，就能踏遍全中国”。
卖瓜的，这是典型的辱华啊！
咸丰：广东干得咋样了？
天津的惨败，让咸丰很泄气。大沽之战后的第五天，5月24日，咸丰皇上看到了直隶总督谭廷襄的一份奏折：战守两难啊，明知不能战还要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让步吧。
原先主战且满怀胜利信心的直隶总督，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德行，咸丰当然很泄气。但是看了老谭的泄气折之后，咸丰又看到了一份来自广东团练三绅的奏折，奏 折内容很丰富：
第一，上年广州失陷前，广州的各乡团练均来帮忙了，其时观音山失守，西南城仍有官兵把守，尚可一战。问题是地方官不让帮忙，只好退回去了（睁着眼睛说瞎 话。观音山被占，英夷可以居高临下炮轰广州，还怎么一战？叶名琛当时拿一万两白银悬赏潮勇战斗，牺牲太多，他们不干了。而且，观音山被占前，你们干什么去 了呢？）。
第二，俺们准备个差不多了，只等练勇云集，各路并举，恢复省城了（估计跟咸丰吹牛不用交税，所以这牛吹得，没边没沿儿的）。
第三，地方官们太不象话了，居然在公文里称夷务为洋务，不敢说个夷字。臣等思考半天，觉得应于关防内刊刻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现在已刻好了，准备 随时盖用（三绅乃典型的粪官，这是明显的对着柏贵同志干呢，也许他们认为称英为夷才叫爱国呢）。
第四，已革四川道员俞文诏，在广州做茶叶生意，天天跟夷人打交道，事事奉承夷，卑贱之态，全体人民看不惯，着新任督臣黄宗汉查办他一下，以正人心而作士气 （三绅眼里，只要跟夷人打交道，就够格称汉奸了）。
第五，布政使衔行商伍崇曜，虽然也经常进城。但人家原是行商，商办夷务是其本分，而且查他也没啥劣迹。然而由行商而成巨富，怎么着也得捐款给团练局，以济 军需吧。还有前任盐运使潘仕成、编修潘斯濂、叶炳华，都是大款，亦应一体请旨敕令他们捐资助饷，则阖省人心更为踊跃（啥都不说了，就凭这一手，就可以看出 这三绅不是啥好东西了。用这么个法子讹人钱财，不是阖省人心踊跃，恐怕他们三个光棍最踊跃）。
第六，广东地方官员们，有些人很不好。柏贵居然出告示，中外一家和好云云，他与将军、都统都被夷人拘管了；署巡抚江国霖，首鼠两端，每月与夷人会面，还叫 我们暂缓攻城；署按察使蔡振武，本降补知州，捐升道员，突然叫他做按察使，吓人得得的，不合体例不说，还事事谄媚夷人，自视为朝廷大员了，与粤海关监督恒 祺，勒银四万，补偿兼修缮夷人所住将军衙门及四处城楼之用；署布政使周起滨还算不错，意见与我们相同（看三绅的意思，广东地方官员没一个好东西，周起滨与 他们意见一致，所以勉强算作好东西）。
咸丰看了三绅的折片，激动啊，当场下旨：
第一，原先因为英法在天津闹事，曾谕令黄宗汉，暂停收复广州城呢。现在天津虽然还谈着，但是广东是绅民义愤嘛，与天津之事本不相妨，所以就放开手脚干吧。
第二，前面已谕令谭廷襄告知英夷，大皇帝谕令，6月11日前交还广东，否则当兴兵攻打省城，而且，在五口断绝英法贸易。着黄宗汉抵达广东后，即与罗惇衍等 密谋此事。先收复广州，然后做出进攻香港之势，英夷害怕了，黄宗汉就出面调停。天津虽然与英法谈着，但是他们要求太高，所以不见得能谈好。
第三，关于广东那群王八官吏，柏贵是巡抚大员，事定之后由我处置，其他，责黄宗汉到任后一并处理。江国霖与蔡振武，先给我撤掉；已革道员俞文诏，立即查 拿，从严从快惩办；伍、潘等大款，着黄宗汉命令他们捐款，以做士民之榜样。
咸丰这谕旨，无疑是在梦游，官员可以撤，大款也可以逼其捐款，但是广州却是给您老人家收不回来的，香港更是没戏。他这种梦游状态被费正清评价为：“北京以 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 没办法，大清的领导阶级就是这么愚蠢。不过，也有不愚蠢的。我说的是黄宗汉。只不过是在自保的程度上，比较不愚蠢而已。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发现，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似乎永远在路上，永远到不了岗。1858年1月27日他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从北京出发，却一直走不到 广州。期间两江总督何桂清还上奏，委婉地说这两广总督行程太迟缓。后来咸丰也发现问题了，6月27日廷寄责问：黄宗汉何以日久未到？殊不可解！何以迟至6 月9日尚未抵粤？ 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几个主要人物从广州到北京的时间，林则徐61天，琦善56天，奕山57天，那么这次人家黄宗汉走得最长，从1月27日接旨，至6月26 日到广东惠州、6月30到广东潮州府拜印视事，整整走了五个月150天左右。
黄宗汉不傻，知道在路上走得越慢越好，他这一慢，就走了大半年！而他的傻皇上，居然不知他为啥走得这么慢。白痴都知道，这时候到广东，一面得给叶名琛擦屁 股，一面得给咸丰增面子，天朝大吏中，谁有这等本事啊！不慢些，那不是急着找死吗？
当然了，黄宗汉同志也算勇敢，刚到广州，英国人就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活动，但他表示不挺，不但会见了三大臣，还公开表扬广州人民的忠义，答应给他们发奖 金，并勒令英法联军退出广州。
不过，咸丰至始至终没有收到他们收复广州的消息，现在，他收到的是战争的失败果实：天津条约！这一果子就够咸丰吃了。
天津：难产的条约
大沽一战，就教育了直隶总督谭廷襄，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了。他给咸丰上了战守两难只有让步的奏折后，不等皇上指示，就开始派人去请美俄代表帮助说情了。至于 大沽到天津，他也不设防了。设也不行，不如不设。这叫高度的现实主义。我们后世有些学者把这叫作投降卖国，那是他们太浪漫了，把这种不对称的战争较量视作 玩游戏呢。也许是因为谭廷襄太客气了，英法联军也跟着客气了，他们没有进驻天津城内，而是在城外望海楼驻扎下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天津干脆由大盐 商张锦文出面，弄个支应局，专门免费供应四强的吃喝日用：你们不用亲自上街买东西了，吃喝我们全供应，这样我们这边也能安生些。总之，猫鼠同笼，天津空前 和谐。问题是英法联军不光是为了吃吃喝喝而前来的，他们还有要事干。5月26日，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前来共议。两日内没有回 信，就打天津进北京。清政府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吓大的。28日，他们乖乖的派了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政府要议和，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事实上，整个停战期间，主战派一直嗷嗷叫来着。一般来讲，凡是没有与夷接触过、或者在战场上较量过的天朝官员，都是潜在 的主战派。这次，首先挑出来反对议和的乃翰林院侍讲学士周祖培。侍讲学士，乃皇帝老师，且看这周老师给学生讲些啥：第一，自道光年间英夷犯顺以来，惟林则 徐在广东，夷人不能得志，后来，一误于琦善，二误于耆英。第二，议抚不如战，战不如用民，愚以为，只消把京师劲旅调赴天津，遥为声援，而以重赏募勇，让他 们进剿。小民嘛，重利轻生，兼之自卫身家，焉有不用命之理？夷人能有多少人？船不过百艘，每艘不过百人。我们津郡有多少人？百倍于该夷，何愁打不过他们 呢？
这样的帝师，确实水平够差。当然，还有比他更差的，我们看看工部尚书许乃普的制敌妙策：夷人船坚炮利，水战咱不易胜；登陆后，他们专仗火器，也不值拿咱们 的京师劲旅跟他们比试。愚以为，夷人怕咱的百姓甚于怕咱的兵。而咱的百姓，贪利甚于贪生。人家广东办团练，凡斩夷人头一颗，赏洋银一百圆呢。咱们把军队驻 扎在天津附近，既不议和，又不打，然后命天津富商密办团练。不行咱把奖金弄高点，凡杀夷人一个，赏银二百。该夷不过二三千人，全杀完也不用咱多少钱。况且 天津大款那么多，也不用咱国库出钱，全让他们捐款就成。团练既成，天津穷人生计有望，也就不做汉奸了。一举两得，多好的买卖啊。到时候就等着夷人前来悔罪 乞和吧。
工部尚书上了折，署工部右侍郎廉兆纶也没有闲着，给咸丰上一个类似的折子，提出：海运沙船到津者，四五百号呢，船上水手一两万。这些水手，本就不是安分之 徒，平时难保不与夷人接触过。这会儿欲归无路，欲住无钱， 又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夷人派俩汉奸去勾煽他们，后患很大啊。不如就地整编一下，咱就弄一支劲旅了。稍补贴他们俩钱，沙船就可做咱水师了。
看看这些部长级大员的折子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愚昧奸诈的政治集团，对付几亿愚民还可以，对付夷人，则是远远不够的。咸丰把这些折子都给直隶总督谭廷襄 看了，叫他看着办。谭廷襄经过战争的教训，早明白了，回皇上说：团练水勇皆不行。大沽炮台之战，民勇先行退却的；沙船水手更不用提了；天津团练，张锦文搞 得不错，甚为得力，但只能负责一下城内保安之类的业务，接仗不行。
谭廷襄为何如此明白呢？原因很简单，大沽一役把他打清醒了。说句不客气的，大清整个帝国在酣睡中，要觉醒，得英夷连续打才行。问题是，英夷既没这耐心，也 没这好心。现在，双方要坐下来谈判了。
咸丰怕桂良、花沙纳两个老臣招架不住，又赏原先的投降专家、早已坐了冷板凳的耆英一个侍郎衔，着其前往天津帮同会谈，并且知会桂良，等耆英到了再开始会谈 啊。
可怜的耆英，不知道这次下山对自己来讲，已意味着走向死路了。十年前，他接受了手下内调回京的建议，成功了。当时的道光皇上对耆英还算不错，认为他坐镇海 疆，殚心竭虑，夷务办得不错，办得也不容易，所以赏戴他双眼花翎，之后命他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后调兵部，署镶黄旗蒙古都统……道光临死前，耆英做 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大学士，正一品，清朝文官最高职位。清朝规则，只有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中资历声望特重的，才授予大学士作为荣典。紫 禁城乘坐肩舆，当年林则徐进京与道光“嘀咕”禁烟大事期间仅暂时享受过如此宠荣。如果道光不死，老头就能跟着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无奈天不佑君，道光 1850年2月25日死去。丧仪过后，老头不甘寂寞，给新皇帝进言，说什么求治之道，莫过于用人、行政、理财三大端。关于用人，他说了这么几句：“人有刚 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能实心任事者，虽小人也当示以保全，不肯忍劳忍怨者，即 君子也当另行委置。” 咸丰上任，对外持强硬态度，正跟父皇亲信的这帮抚夷派生闷气呢，这下可好，自己撞枪口上了。咸丰马上下旨，恶狠狠地批评了耆英，说他的小人君子论明显违背 古训，流弊不可胜言，本来可以交部议处的，念进言中其余部分还能听，所以传旨“申饬”一番得了。耆英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请病假，请了几个月，病假条没请 来，罪状倒是请来了。耆英的罪状是与穆彰阿的罪状一块儿请来的。咸丰骂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 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 骂耆英：“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差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外，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违人情，几至变生不测。整我 皇考，洞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预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 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后补。”
三千年未见之变局前，坐个冷板凳也不错。林则徐当年在新疆流放，听说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 可能也躲不过之时，他在写给老婆的信中对自己的流放表示了庆幸：“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
问题是，耆英没有这等福分了。英法联军打到天津了。咸丰没法收拾了，遂又想起了耆英：上前线给我擦屁股去吧。
有意思的是，一听说耆英上了前线，恭亲王老六就不愿意了，一句话，皇上对外强硬，老六也一直强硬来着，现在皇上软了，老六却依然不软，他跟皇上说了几点意 见：第一，既已派了桂良与花沙纳，复派耆英，谅皇上有不得已苦衷。可是，耆英原先一味顺从夷人，贻害无穷，要是派他前往，还是照从前办法，那桂良也可照 办；若不是照从前办法，那耆英原先畏葸，现在就不畏葸了？依臣的意思，耆英若一味示弱，惟耆英是问。第二，陆路方面，僧王都准备好了，夷人一上岸，必制其 死命。听说夷人雇用潮勇数千，夷潮合计，至多不过万人。引诱他们一半上岸，一半守船。岸上兵袭，船上勇袭，上游咱再给他泄水，夷情肯定得乱。第三，听说广 东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夷人，命令罗惇洐等率领团练，收复省城，直捣香港，这叫釜底抽薪。天津的夷兵一听说广东情形，肯定得撤，天津的和谈也就好谈了。第四， 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坚持。
也不知老六咋想的，听主意倒是不错，响当当的一个主战派，问题就是主意都不可行。特别是他的第四条建议。因为对于清政府来讲，咋都是后悔。和谈，签约，它 后悔；后悔了，悔约，再战，再和谈，再签更不情愿的约，更后悔。所以，大清一遭遇大英，就永远在后悔里滚动了。和不是，战也不是，一直后悔到这个王朝覆灭 为止。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人替它后悔！
6月4日，双方开始会谈。一见面，额尔金就象监考老师一样，要查桂良等人的准考证：有没有全权大臣代表证啊。待他一查，发现只有皇帝的谕旨，而没有敕书关 防，遂暴怒起来：清政府还玩我们啊。走，不跟你们玩了。额尔金扬长而去，剩下了可怜的桂良、花沙纳。
额尔金的自尊受了伤害，从此不跟中方谈判代表见面直到正式签约，谈判时宜交给了翻译李泰国（这家伙，打了两份工，既做中国的雇员－上海的税务司，还挣外汇 －做英国的翻译）。前面说过，由于父亲的原因，他少年时代即来到中国学习中文以备进入外交部工作，估计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毁了小伙子的身体，更毁了小伙子 的脾气，对于中国官员，那是傲慢加蔑视，加上额尔金指示李泰国，跟中国钦差打交道，用不着尊敬他们。于是李泰国就变本加厉，把咱的钦差当孙子对待，“视宰 相为儿戏”，动辄咆哮如雷，把咱的钦差们都吓傻了。
耆英6月8日到达天津的，6月9日他通知英法方面“胡汉山我回来了”。但是英法方面回复说：正跟中国正式的全权大使会见呢，没时间见你这老头儿。不过额尔 金的两位翻译威妥玛和李泰国拜访了耆英。6月11日，李泰国等人与桂良、花沙纳见面，双方还是三句话不投机，谈不到一块儿。耆英涎着一张老脸跟人表示亲 密，提到与英国人的老朋友关系，声称自己的友情没有改变，问候新老朋友们云云。等老头抛够了媚眼之后，李泰国拿出从广东衙门收获的耆英奏折一件，当场朗读 起来。在这件奏折中，耆英表明，他是假装与夷人友好的，夷人犬性，必需“虚于夷人委蛇而远之”。
虚伪的中国佬，跟人家前任全权公使璞鼎查又是做干亲家，又是写“情书”的，敢情背后如此作践人家啊。李泰国念完奏折后声明从此再不见他！也怪不得李泰国如 此声明，英国方面拿诚信当喝中国茶一样普遍呢，哪里知道，中国方面拿说谎当抽大烟一样流行呢？
李泰国这一手，着实让耆老头羞死了。以后咋有脸见人呢？他跟桂良交待一声就启程回京了，希望桂良上奏时替自己说明一下，自己回京后再向咸丰皇帝当面解释清 楚。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这是迫不得已重新启用他而已，现在发现英人不稀罕他，他也没用了，遂马上翻脸，说他辜负皇恩，不待谕旨私自回京，实是自找 速死，着僧格林沁逮其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肃顺上折说绞监候太便宜他了，他要是不等绞就死到了监狱里，弄 一个全尸，如何是好？最后咸丰开恩，着他自尽了。看咸丰的谕旨，感觉这领导不是个好东西，谁跟他玩谁倒霉。因为这领导很不要脸：自己擦不净屁股了，着耆英 下山，并且公开宣称这种活计乃是自己对耆英的成全与厚恩；耆英倒是真心给皇帝擦屁股的，奈何英方最讨厌虚伪之人。咸丰不但不理解耆英的苦衷，反而恼羞成 怒；恼怒也就罢了，让耆英回家，冷板凳也不给他坐就得了。问题是咸丰小心眼儿：我都焦头烂额了，你耆英却优游于家，也太美了吧？杀了你，我叫你再美！
可怜的耆英，被西方人认为品级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就落这么个下场。耆英出山之后，黄恩彤也被皇帝想了起来，着他前往天津帮同和谈。黄恩彤 动作慢了些，从山东老家到天津后，发现条约都签了，所以赶紧又回家了，反正夷务这活儿是不能干了，在家以编写县志为乐，一直活到八十多岁。1881年还奉 旨赴过光绪的鹿鸣宴。历史证明，自从有了夷务，不跟皇帝玩儿才是正道，要玩也不能玩夷务，否则不是名声臭，就是提前结束小命儿。，或者两全其美都占了－耆 英与琦善都是现成的例子。
耆英与黄恩彤的下场到此为止，转回头来说双方的谈判。英法的意思，当然还是严格按照当初的训令精神来。但是咸丰也不退步，毕竟这皇上没有亲自上战场，也不 知洋人到底有多威风，所以他谕旨桂良与花沙纳一定要挺住，寸步不让。于是桂良与花沙纳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找美俄公使，希望他们跑英法代表那儿 说说情。美俄说，现在办事太难了云云。
美俄虽然认为替清政府说情太难，但是他们替自己说事倒是不觉得难。英法在树上摇果子，他们在树下拾果子。清政府不恨不说，时不时还产生出些感激情绪。美俄 这买卖做得确是够本。最够本的是，他们在英法签订签约前，就先签了自己的。
最先签约的是俄国，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乘和英法共同出面的间隙，单独约会谭廷襄，说，如果早日签订中俄条约，那么他会向英法说合，阻止他们攻打北京。于是， 俄国不但最早签约，这约还一签两个，算是比英法美方面多摇到手里一颗果子。
第一颗果子：东北方面，利用天津的军事危机，逼迫奕山与之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时间是1858年5月28日，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 龙江以北60多万的领土划给了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原属清政府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威海口， 归中俄共管。除此之外，俄国还夺取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为自己开辟了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通道。俄国的收获让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认为，英中战争中取 得实利的唯一国家是俄国。因为俄国从中国夺得的领土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总和，此外还有一条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
第二个果子：天津方面，1858年6月13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条，关键要点有：
第一，除从前旱路上的通商地点外，海路开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若别国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
第二，中俄双方的边界问题，清理好的，得以补充进此约；没清理好的，双方继续会商。
这一条款的前半句，是拐着弯儿让清政府再次承认之前不久刚签的中俄瑷珲条约。问题是傻咸丰6月14日才看到奕山上奏来的夹付的瑷珲条约清折，傻皇上看不 懂，不象我们现在，教材直接给你算个数字，沙俄吃掉我们多少多少领土。咸丰看到的是，这里划到那里归俄国，那里划到这里归中国，他就没学过地理，看得云里 来雾里去的，只能嘱托相关官员，好好查办啊。等于是稀里糊涂的认了帐。这条款的后半句，为一下步继续侵占中国领土预设了台阶。比如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 公里的中俄共管地，以后总得有个说法吧。
第三，两国平等了，以后外交，也不用中国的理藩院了。俄使有权与大清的军机大臣直接照会往来。使臣的路费及住食费用，俄方自理，也不用中方出资了。
在此之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也就没有专门的执掌外事管理的外交机构。其仅有的一点对外交涉只限于两项：一是与周边的藩属小 国的朝贡往来；二是对外通商的贸易事务。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仍然按传统的旧制，由礼部和理藩院兼辖。礼部所属设有会同四译馆，职掌接待各藩属国贡使事宜。 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带鸿胪寺少卿兼摄馆事，凡贡使来京都由馆卿接待，经办翻译朝贡文字及交涉事务。理藩院原是执掌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分担 了部分藩属国及交涉事务。它与礼部的大致分工是：由东、南两方海路往来的，归礼部接待处理；由北、西两方陆路往来的，归理藩院管辖。所以，俄国原先只能与 清政府的理藩院打交道。现在，俄国要求绕过它以便直接与中国交涉，还拒绝了中方提供的盘缠经费，最后这一点，让中方很没面子。不让中方花钱招待，多影响大 清的大国风范啊！
第四，大清国日后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
看来大家都学会这一手了，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人家英国还没摇下来果子，俄国的篮子早提前放树下了。
第五，一年内换约执行。
跟俄方签约还比较容易，因这清方最不愿意答应的那些，比如公使驻京、长江航行什么的，俄方根本没要求，甚至连在北京换约都没要求。相形之下，英法就太不象 话了，一点不给面子，对于英法在谈判桌上的强硬，清方深感苦恼，甚至由军机处发出谕旨，向俄使提出，替俺说说情吧。普提雅廷回复得真假参半：我上年来中 国，就是为这事来的；英法两国带兵到海口再到天津，不是我引导过来的，之所以走到这一地步，主要是贵国有错；现在，公使驻京、内河航行我已给你们阻止了； 其它各条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和约之后如何防守，如果让本国帮扶贵国代为防守，别说这次英法的十艘船二千人了，就是增船三十艘增兵两万人，也不会让他们 如此侥幸的。我已经跟我们政府说了，对贵国实行军援：赠送火枪一万杆；各项大炮五十尊；各项军事教官及技术工程师十名。 赠送军火方面他说的是真的，俄国外交部批准这一计划时，还给拨了50万卢布的军援费。咸丰对此的回复是：可以接受其枪炮，但是其教官就算了。还有，表示接 受的时候，要蛋定，别让他们看出咱急需这些东西，以致人家轻视咱们。 这个傻皇上，你要不要人家都轻视你。俄方看中方不愿意接受教官，遂回复说：嫌我们派来的教官多，那就少派几个，十个不行，我们只来五个，行不？ 清方一看，这俄使象个好人，就答应了。这俄使还是个神人，与中方签订条约后，直接开往日本了，与日本签订一个与中国的天津条约相类似的《江户条约》，算是 顺手又牵一回羊。
俄国之后，是美国。6月18日，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条款婆婆妈妈三十条，充分显示了美国的个性特色：
第一，中美友好，不因小事而起衅，若有其它国家对中国不公了，美国情愿相助调处，以示友善。（看来，中国这时候傍大款，可以选择两边倒，除了靠俄国，还可 以靠美国）
第二，条约各款要让双方军民人等闻知。条约批准互换后，双方须立即宣布，刊发下放。
第三，美国遇有要事，可前往北京，不过一年只准去一回，办完事赶紧走，去的时随行人员只准带20人，雇用的华人杂役不计在内，所有费用自理。往来应有海口 或由陆路，不得驾驶兵船。到天津海口，需得知会地方官，派船迎接。以后大清国准许别国钦差前往京师，或长驻，或暂住，即勿庸议，美国一体均沾。
第四，两国大臣平等来往，不得互相征索礼物。
第五，除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与美国通商外，其它国家所开口岸，也任由美国人民前往贸易、居住。
第六，一年内互换和约，颁发执行。
得，美国也把篮子放树底下了。
下面，我们看看英法是咋摇的。
这两个贼国，摇得力度太大了，咸丰都被他们摇恼了，因为英法要求的好多条款，都让咸丰很没面子，按马克思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凌辱”。 大清混天下，混的就是一个面子。英法却非得要公使驻京什么的，这不要皇上的命吗？皇上一恼，就不时露出动武的意思，告知他的两位谈判大臣：你们就说，如果 他们非得长驻北京建造什么大楼，那你们本人就会被皇帝治罪，实在不行，咱就跟他们决战。
皇帝身后的主战派更是激动得嗷嗷叫，给政府出了诸多馊主意，看看这些馊主意，就知道大清不败天理不容了。现在摘录一些，供大家散心。因为大清的筹办始务始 末，差不多一直被我当作相声小品而欣赏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厚道一回，不揣麻烦，梳理给大家看：
之一，湖广道御史尹耕耘奏：不定战守大计，诸臣不足惜，咱江山来之不易啊；况且夷事也没有那么难办，夷人最畏烈日灰尘了，陆行数十里，他们就不行了，除了 炮好，其鸟枪不及我抬枪二十余步；至于那个公使驻京，万万不可行，夷人来了，皇上以何礼见之？又当以何法逐之？今日北京，犹如人身元气已虚，犹可令外邪入 乎？况且其祸犹有我不忍说出来的。总之啊，皇上为亿民之主，为什么出此下策呢？请为宗社自重！
之二，山西道御史恽世临奏：天津开口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道光二十四年俺路过上海，发现城外设有夷馆，夷人三五成群的去城里玩。我问过当地人，回说夷馆中 雇用的都是本地民人，每人每月四块洋银，甚至有给夷人教书者。夷人还勾搭中国人入教，入教有资助，每年至少三十两，穷人贪利，传染日多，地方官也不敢管。 如果天津也开了口，那不是学上海吗？然后由天津及通州，由通州及京师，人心就都乱了耶。有人说，夷兵进了天津，我兵失险，不得不和谈。错矣，夷兵进天津， 就相当于老虎掉进了陷阱，正可用计取之。什么计呢？夷船没有大潮就不能出口，同时海外大船不能进口，僧王派重兵扼要，激励沿海居民团练，以成兜剿之势，不 待战夷人就投降了。
之三，署户部右侍郎宋晋奏：议和宜速不宜慢，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在天津盖了房子，再撵就不好撵了。还有，该夷各口都有领事，其副领事都精通汉语精于贸易， 听说巴夏礼最厉害，去年广州之变他就是主谋；还有一个李泰国，据说吉尔杭阿在上海，聘其为江海关幕友，名为司税，每年给他高薪1200元。这人查夷人偷税 漏税，查得特狠，夷人都恨他，狠不得让他在中国犯罪，用中国法律处罚他。这次让他参与天津谈判，大抵是因为他熟悉中国情形，籍以陵辱。其人贪利多智，咱这 边派个能说的，启发他，他那高薪是咱给的，咱对他有恩；告诉他，夷人都恨他，轻视他。离间其心，隐饵以利，此人不复从中作梗，咱这谈判就好进行了。
之四，桂良的女婿、咸丰弟弟恭亲王居然要求谈判时把李泰国拿下就地正法。他的理由是：李泰国是广东民人，谈判时当面跟钦差吆五喝六的，形同叛逆。不治他一 下，不特外夷藐视咱，就这个李泰国也会更加弄不清自己是老几。所以，谈判时若太不象话了，着桂良立即把他拿下，或就地正法，或解往北京治罪，又能吓傻夷 人，又能去其腹心主谋。
之五，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大骂主和派尸位素餐，误国无穷，骂急了，甚至连咸丰也骂上了：“复信谗言，隐忧社稷，贻祸子孙”。 骂得咸丰不好意思了，不敢公开这奏折，就留中不发了。
之六，吏部尚书周祖培联合24名官员集体上奏，痛说公使驻京的危害。这危害他们一下子就找出了八条，每条内涵都很丰富：
（1）驻我京师了，那咱们啥事他们不就都知道了？咱不就透明了吗？
（2）他们喜建高楼，还喜欢拿着千里镜（望远镜）四处偷窥，咱宫禁重地，园庭处所，不就都被他们“俯瞰”了吗？宫里恁多娘娘，可不就任由这些野男人、洋男 人看了吗？
（3）他们指地营建使馆，咱百姓不得拆迁吗？中国百姓都是刁民，遇拆迁，都喜欢当钉子户，会有多少麻烦啊。
（4）政府大型公务活动，皇帝出行，咱都要百姓回避道路肃静的，洋人不懂这规矩，他们或凭楼而望，或夹道而观，观看时还不下跪，有碍观瞻啊。
（5）他们在北京设馆传教，那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衣冠礼乐就要被冲击，华人也要变成禽兽了耶。
（6）民夷杂处，设有官司，不好了断啊。况且咱自己内部的土棍窍盗案都办不过来呢。
（7）京师内外各门，咱平时查得最严了。夷人一来，他们包揽商税，任意往来，导致咱的门禁税收尽废。
（8）朝鲜、琉球等国，一直把咱当老大，每遇进贡，恭顺得象个孙子。夷人如此傲慢，驻京这后，叫他们看着是何体统啊，说不定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从此对咱不 再恭顺呢。
之七，宗人府府丞钱宝青奏：桂良如果准许外使驻京，请皇上立即罢斥他。
之八，山东道御史陈濬奏：外使驻京那是不可能的！请皇上把桂良、花沙纳撤回来，另派忠勇大臣前往查办。
可怜的咸丰，夹在中间不知咋办。一方面，前线谈判大员桂良、花沙纳、谭廷襄等人的每一个奏报都在强调：如果不答应英法条件，决裂就在目前。而且，俄使说帮 我们阻挡公使驻京和内江航行的条款了，可是问问英方，人家说俄使根本没给他们说过，也不知咋搞的。反正啊，主战不如主抚，咱不如先答应了吧。另一方面，后 方一大帮子主战派嗷嗷叫，个个都象爱国英雄。没有办法，咸丰只好下朱谕，令巡防王大臣、军机大臣、上折子的一干要人等开会讨论最后的战和之计。皇帝的朱谕 下得也有意思，很矛盾：
第一，要从长计议，不要光顾目前；
第二，战容易，但是战后防患难；
第三，如公使驻京，则贻患无穷，不如战；
第四，两害相形取其轻，应战则战，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
看皇帝的意思，这是两害相等没法取。战，他怕英法报复；不战，他怕公使驻京。
王大臣会议上，主和派的两位亲王－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占了上风，他们是咸丰目前最宠信的大臣也是后来咸丰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人选。其实这俩人也是庸 才，正因为知道自己庸，所以身边弄了个肃顺，事事都讨他的主意。不过两个庸才至少面对了现实，或者说知道咸丰的心病：战不难，但是战之后，沿海可虑，且上 海的洋人与太平军联系起来，危害更甚，还有，俄夷要是与英法南北哄抢起来，形势更为可怕。所以，开会的结果，清方决定跟英法签字。
清政府内部吵吵的当口，英国的耐心也到头了，不想摇下去了，6月25日，英方弄出了一个五十六条及专款一条，提交清方，说明：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一 个字都不得改。桂良没有办法，赶紧去求美俄替自己说情。美俄公使还真想帮忙，托葛罗去找英方说情。葛罗也说情了，但是额尔金坚决不同意，并且由自己的弟弟 普鲁斯给清方传话说：再不签字，将来打到北京，提的条件比这还要多。桂良花沙纳一听，那就签吧。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咱看看英国都摇 到那些果子吧，果子很多，咱拣酸的挑：
第一，南京条约仍然保留，虎门条约等并入新约。
第二，大清大英永远和好，按国际和好常规，双方可以任意互派外交人员，分驻双方京都。
第三，大英公使及其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也可随时往来，总之，看本国政府的意思了。
第四，大英钦差大臣及其随员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箱囊不得有人擅行开拆。往来费用由大英自理，与清政府无涉。
第五，大清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与大英钦差谈判，双方平等相待。大英领事与大清道台同品，大英副领事与大清知府同品。双方平等相待。
第六，宗教自由。
第七，大英人民准持照前往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在通商各口百里之内，三五日可回者，不用持照。持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用印。
第八，除了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口外，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等处为通商口岸。长江一带各口，英 国俱可通商。除镇江一年后准许开口外，其它各口需在南京叛贼被肃清之后，但所开口岸不得超过三处。（这一条遭到了马克思的嘲笑，认为所开口岸太少，而且只 是“空洞的许诺，大部分连写约所用的羊皮纸价格也不值”。 ）
第九，原先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拟将有所修改。内地税值百抽二点五。具体章程，由中英双方随后在上海修订。从现在起，新老通商口岸，限四个月为期，公示各 地税目，以便汉英商民均得通悉。
第十，此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依然给中方配送中文版本。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了英文、熟悉英文之后，即停止配送中文。自今以后，遇有言词辩论之意，以英文 本为准。
第十一，此后各式公文，不论京内外，叙及大英官民，文书中不得提书夷字。（这一条遭到了马克思的讽刺：“约翰牛并不坚持要称它为上国或圣朝，而只以在公文 中除去夷字为满足，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是如何卑贱啊” ）
第十二，赔偿广州英商损失200万两，军费200万两。赔款付清之后，英军退出广州。（这一条也遭到了马克思的讽刺，认为两笔赔款才折合133.4万英 镑，远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得的420万英镑，“不像是兴隆的买卖”。更倒霉的是，赔款不拿到，还得驻军广州，“一定会使支出更加超过收入，使得第二次对 华战争得不偿失”。 ）
第十三，双方立约，俟两国御笔批准，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现下大清大英各大官先盖用官防，以昭信守。
条约虽然签了，但是桂良同志还留了一手，他在签约前上咸丰一道奏折，说：“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 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晕，所有的手腕中，这条最馊。更晕的是，咸丰后来还真是照此路走下去了。咸丰后来被打得很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游戏规则。不守游戏规则，挨打挨得 更惨而已，巴麦尊所谓的每隔八年十年须揍大清一顿就是这个意思，不揍，清国君臣不长记性。
中英签约之后，法国赶紧也签了，早不想等英国了。时间是6月27日。条约42款及补遗6款，大致与英国一样。新开口岸比英国多了一个淡水；军费赔偿200 万两；马赖神父事件中的西林县知县张风鸣革职，之后永不得从政。一个好好的革命干部，政治生涯从此结束！
至于签约的桂良与花沙纳，一世清名也完了。条约一签，有关他们的短信段子也出笼了：“柏（贵）叶（名琛）于今难作颂，桂（良）花（沙纳）从此不闻香。”
事实一再证明，大清从林则徐开始，谁做外交谁倒霉，不管你是硬的、软的还是明的、阴的，总之谁沾夷务谁倒霉。可以这样说，整个大清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外交 家的个人倒霉史。没办法，政府弱智，官员倒霉！官员弱智，政府倒霉，他们之间是互相成全的！至于谁是第一位的因素谁是第二位的因素，估计跟鸡生蛋、蛋生鸡 一样扯蛋，咱就不给它掰扯了！
上海：难缠的修约
英法联军得到了自己的目标，纷纷退兵了。
退兵前，他们做了一件事，让咱特不好意思。前面说过，夷人驻扎天津望海楼后，天津由大盐商张锦文出面，弄个支应局，专门免费供应四强的吃喝日用。清政府之 所以这样做，是有多重考虑的：一是怕夷人找事。不理解才恐惧，天朝根本不知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知道他们是畜牲犬羊之性，不害怕才怪呢。所谓的鬼子鬼 子，除了种族上的歧视外，其称呼中最明显的倾向还是文化上的恐惧。中国人可以不怕人，但是却没有理由不怕鬼。二是怕自己的百姓找事。事实上，张锦文除了弄 个支应局供应洋人吃喝住用外，还弄个铺勇总局专管天津治安。因为夷人一到，天津内部先乱。有冒充夷人吓唬百姓乘机做坏事的，有强盗小偷乘乱出来做案的。甚 至女黑老大都领着兄弟出来抢了。这女老大被称作“女棍黑姐”。三是，中外之间互相找事。事实上，找的事也不少。从中方来说，天津百姓有拿石头砸夷人的，有 抢夷人帽子的，有抢夷人小狗的。甚至儿童都敢撕烂夷人的衣服、或者跟在夷人身后扔石子儿。从外方来说，偶而也会出现一个洋强盗，或者一个洋小偷，甚至一个 洋醉鬼。不过，在张锦文的主持下，中西双方都妥善地处理了。四是，如果中外双方之间不找事，那就更可怕了，中国百姓与夷人亲密接触后，不但影响咱风化，还 影响咱民心－比如，中国女人为了看西洋景，居然不再守妇道，公开跑大街上看洋男人了，成何体统？再比如，外国人见了咱乞丐光着身子，居然把他们的洋装给他 穿上了。结果这洋乞丐把咱国民都吓着了，张锦文赶紧派人把他的洋装脱了，另换上中国的衣服。
总之，出于多种考虑，清政府宁愿赔俩钱，也不愿意夷人亲自上街购买东西。而夷人出于多种考虑，也同意了这种安排。但是他们并不乐意吃白食，尽管这是战争， 但谈判之尾、临走之前，他们却愣要掏钱。
最先表示要掏钱的是美国。不得不承认，美国真不是个东西，后来的庚子赔款，也是由它首先提出返还给中国的，导致直到现在还有中国人念它的好。美国这次表示 掏钱，是在6月22日。他们通知天津的支应局：俺们就要退兵了，支应局代办的一切物价，请核定一下，我们好在退兵之前交清。张锦文的考虑是：美国给钱，肯 定给不够数，莫如好事做到底，始终以宾礼相待为好。因为支应局的开销大都来自于张锦文自己的钱，所以他慷慨地回复美国：所有食物器具，均系馈赠。
美方一听，特感动。感动之后又要求当面感谢，并且拉上了俄国。张锦文就去见他们了。美俄使者再三称谢：“叨蒙厚谊，感愧无既”，张锦文象第三者一样回复 说：惟愿各安疆土，永息干戈。至于那些小钱，不足介意！美俄说：代购的器具及房租等，我们还是要掏的。张锦文再次象第三者一样表示：我本来就是给中美俄法 英五国做调停的，现在五国既然合好了，物价房租什么的，我都替你们掏算了。美俄说：不行，我们必需掏钱。你不肯收，那我们赏钱给你们支应局的伙计吧。张锦 文说：局里董事，都是邀集来的，不用给他们，你们实在要给，不如给贫民吧。美俄使者说：这办法可行。回去后即差人送来175两白银。张锦文马上把它折换成 铜钱，散发给天津贫民了。
几天之后，英国也来送钱了，送了900两银子。张锦文还是不要。英方回复说：您不要，我们直接送你们官方啊。张锦文看英国特诚恳，怕拂了人家的情意，就收 下了。
最后送钱的是法国，送来洋银2100元，折合中国白银大约300两。
至于洋人所送之钱，是否与他们与享用的价值相符，咱就不得而知了。张锦文不在乎这个－反正有的是钱，好歹买个急公好义的名声；咱政府也不在乎这个－反正羊 毛出在驴身上，政府自己不用出钱。
事后，天津百姓特感谢张锦文，跟他们的地方官反映：俺们想给张绅修建义祠。夷人一来，合城惊慌。张绅毁家纾难，上报朝廷，下造桑梓。既安抚外夷，还防止内 变，津郡数十万生灵，免遭涂炭，有如再造啊。所以我们请大宪代我们恳求天恩，同意我们给张绅修建义祠以表民心，否则俺们一颗感恩的心，感到什么时候为止 啊！
天津百姓说的是真话，如果不是张锦文，天津不定怎么鸡飞狗跳呢。别说夷人骚乱，光内部骚乱，百姓就招架不住。最后皇帝给张锦文的奖励是：着地方官送其花红 匾额，以示鼓励。谭廷襄奉旨送了，上写四个大字：尚义可风！ 不过张锦文可能没想到，时至20世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称其为奸商呢。咱就别跟这些学者一般见识了。你说外国人打过来了，政府保不住百姓，百姓自己组 织自救，叫哪门子汉奸呢？这是1858年，时间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鸦片战争，北上北京的当口，咸丰同志亲自跑了，北京同仁堂老板赶着鸡啊牛啊， 亲自给英法联军送呢。你说咸丰与同仁堂老板，谁更是汉奸呢？总之，政府无能的情况下，请不要苛责百姓，他们够意思了！
现在，我们掉转镜头，继续说英法退兵的事吧。
除了给张锦文送钱，英法退兵前还说了几句让清政府没意思的告别话。他们跟清方声明：听说你们的新总督黄宗汉在广东发布告示，令百姓剿灭番兵，凡遇到外国独 行兵丁，百姓们可即时毙死。老实告您，广东那边如果俺们吃亏了，俺们还会打回天津的。
这就是咸丰的不是了。天津谈判期间，他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对于天津的谈判，一会儿想接受，一会儿不想接受，左右矛盾中；对于广东的三绅团练，一会儿要他 们收复广州，威胁香港；一会儿叫他们按兵不动，前后摇摆中。他不知道天津的设防是否能抵挡住英法的进攻，当然也不知道广东的团练是否能赶走英法的驻军。问 题是，南边三绅不时上个奏折，把他们偶而的暗杀与伏击活动，汇报成扬眉吐气的大捷。所以，天津条约签订期间，咸丰不时的把希望的目光瞄到广东那边。广东方 面不愿意辜负皇帝的希望，时不时总得报个动静。这下夷人就不愿意了，我们天津和谈呢，你们广东却不时的骚扰。再不老实，我们就重打回天津。咸丰看到英法不 愿意了，马上教黄宗汉说瞎话：你跟夷人照会一下，就说大皇帝本心和好，断无与尔等兴兵之理，广州乡团人数众多，他们与尔国兵丁寻仇争斗，跟官方没有任何关 系；还有，令百姓剿灭番兵的告示，是有人假冒本督名义发布的，本督压根儿不知道啊。
翻着大清的各种史料，眼睁睁地看着咸丰带头说瞎话并且教导大臣们如何说瞎话，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还是那句话：这样的王朝不挨打，不覆灭，则天理何在？
1858年8月14日，咸丰终于看到了三绅的大型战报，他们说：黄宗汉总督7月份终于到惠州驻扎下来了（这个老黄，从1月份广州失陷接到两广总督的任命， 到天津天约签订，英法撤兵，黄瓜菜都凉了，他才真正的在广州上岗）。我们商量了一下，意见相同，准备就绪，就等克期大举了。由于担心孟浪，伤百姓太多，所 以我们只令小分队潜伏到广州城内骚扰他们，虽然每日均有斩获，但无济于事啊。7月21日，俺们进攻广州了，但是未能拿下。我们准备好了，准备以后乘机再 举。只是听说，夷人在天津已经受抚了。7月22日，夷人也贴出了伪示，说已经和好了，谁再挑衅生端，那就是违背谕旨，破坏和约。他们的伪示虽然不足凭，但 是咱们的百姓傻啊，他们不识机权，人心摇动，不特军威难振，就是捐款，都搞不出来了。当然了，俺们三个重任在肩，义不反顾，仍当激励团练，迅图进剿，不敢 稍存畏难情绪啊！
狗屁三绅，在广州打着钦命爱国的旗号，干的却净是害民的勾当。老百姓烦死他们了。英法联军虽然控制着广州城，可是中国百姓进入城门居然不需要通行证 （1858年8月3日夷人才决定使用通行证），所以乡勇们可是随时潜入广州城内外，夷人更是城内城外的闲逛，这就导致三三两两的夷人随时处于被暗杀和绑架 的危险状态中。夷人不安全，并不意味着广州内外的百姓更安全。因为乡勇暗杀与绑架夷人后，英法联军出于报复与警告就会在事发地点大搞焚村或者焚街。一句 话，乡勇爱了国，居民遭了罪。时任广州委员会翻译、后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百姓们对三绅已经恨透入骨了，给他们三人的外号是“统驭 魔鬼的三个神灵”：海龙王（龙）、阎罗王（罗）、苏城隍（苏）。赫德甚至在他的日记中对遭报复的百姓说风凉话，说他们“对各路乡勇一定是感激不尽吧”？
身踞京城的咸丰当然不知道这一些（当然知道也不在乎），他只知道，靠三绅收复广州是没戏了，于是他下谕：攻城是不可能胜的了。夷人闯入乡间，民团跟他们斗 斗，还可以推说是百姓出于义愤，与官府无涉；咱们故意去攻城生事，夷人反而有了借口。那就暂停攻城吧。只是民团组织一次也不容易，现在散了，不特夷人无所 忌惮，就是土匪也不易防范，罗惇洐等就还组织着吧。另外那个黄宗汉，早已到了惠州，离罗惇洐的奏报都一个月了，为何至如今不见上奏？是不是还象原先那样， 任意延搁呢？着他将该省夷务及我让他查办的各项事件，从速从详报来。
广州没戏了，回过头来看看上海的情形吧。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中英要在上海制订新税则。于是，咸丰弱机一动，要把上海的税则谈判当作他悔约的最好 机会。天津谈判时，英方翻译李泰国点名要求清方派署苏松太道、江苏按擦使薛焕或者江苏巡抚赵德辙作谈判代表。桂良同意并向咸丰上奏此事。咸丰任命桂良、花 沙纳、武备院卿明善、基溥（后改为刑部员外郎段承实）等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负责上海谈判之事。桂良到任前，由江苏地方官薛焕等人先在上海同英方接触并静 候北京的“内定办法”。
什么内定办法呢？7月12日，咸丰下谕，命桂良速回北京，君臣当面嘀咕，这种嘀咕就跟当年道光与林则徐的嘀咕一样，乃是清政府的国家机密，正式文件里找不 到，只能从后来的谕旨及君臣奏对间去寻找其核心内容，也就是咸丰所谓的“内定办法”，其主要精神是：乘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跟英国做个大买卖。中国对西方国 家关税全免，以此换回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等四款的撤消。而公使驻京的取缔乃“第一最要之事”。
傻皇上，他要悔约了，他不知道，按国际游戏规则，约是不能悔的，否则后果很严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合法的制度，结束战争的和 约的合法性，当然地不会受到置疑。否则，和约不能成立，战争将会继续到一方完全被消灭为止。”
另外，以现代的眼光看，咸丰所答应的那些内容，怡怡关系了国家利益；所悔的那些内容，却更多的仅关系了咸丰的面子。比如，公使驻京有碍咸丰的脸面，但毕竟 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助于晚清政体的现代化转型；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这是开放搞活，搞好了，就是中外双赢，有助于清政府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而关税一旦全 免，那清政府就玩完了。因为政府后来的财政，三分之一出于海关收入。当然这一切靠中国人不行，英国人赫德做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才达到这种地步。赫德是 1863年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收入年份额陆续为：1863年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1899年 26661360两。 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如果不是这份海关收入，清政府这艘破船可能沉没得更早。
但是谁让咸丰没有近代脑子呢？所以他轻重倒置，视皇帝的面子为国家利益，视国家利益为儿戏，想出了这等馊主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自以为是的咸丰还亲自给 桂良等人设计出了一个天朝特色的绝妙声明—谈判时一见到英方，啥也不说，直接宣布关税全免，一下子震住他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这个办法，象中国现在流行 的贿赂，送礼就要大大的，一次吓傻对方，以后叫他干啥他就干啥。问题是，咸丰所面对的英国佬不是中国的贪官，人家有人家的游戏规则，不兴这种这种玩法。桂 良等人跟鬼子打交道多了，有经验了，知道皇帝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拗嘴儿还挨皇上骂，所以就迟迟不出发，且迟迟走不到上海。
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桂良咋一直不来呢？英法在上海等不及了，叫唤着要北上呢。咸丰回复说：告诉夷人，这大热天的，桂良由陆路到上海，总得几天呢。况且路 上还要查办事件。怕夷人找事，这样吧，先让薛焕跟他们接触，查历年的旧帐，就说大皇帝知道他们近年税银吃亏，所以先查明白，免得以后再吃亏。你不是说李泰 国那江海关税务司是前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给的官职吗？而且，李泰国由于拿着高工资，对历任顶头上司苏松太道都比较客气嘛。那就让薛焕好好的哄着，从容等候。
何桂清上奏催桂良的同时，也跟皇上商量天津条约及上海修约之事，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从李泰国那里看到天津条约了。从字面上看，驻京及内江通商两条最堪 发指。但夷人内心处心积虑的，乃是垄断之专利。比如内地贸易任由他们贩卖等，就把咱百姓的内地贸易全侵吞了。咱不能一味受他们误导，否则几年之后咱民穷财 尽，他们反而富强更甚了。 他还说：皇上驶天下之大柄，惟信与财，而藏富于民，尤为理财之要诀。民无财，则无恒心，其患不忍言。现在时局艰难，夷人要想给咱找事，也太容易了。听说桂 良奉旨一个月后才从北京起身，什么时候到也没个确信，还是催催他，星夜兼程来吧。
从何桂清的奏折中可以发现，身处上海外埠，与夷人打交道多了，观念上已产生难能可贵的近代化倾向，比如治国惟信与财两事。问题是咸丰不吃他这一套。第一， 咸丰不讲信用，中国皇家从来都不讲这个，讲的就是个坑蒙拐骗。看看他们怎么争取皇位就知道了；第二，咸丰不讲藏富于民，他只讲藏富于宫，所谓的宫，就是他 家的皇宫。
额尔金在上海等桂良的当口，等得着急，他照会清方，提出几个意思：第一，时间就是金钱，桂良一直不来，欺人太甚。我在天津，天天跟我保证不误上海谈判的， 七月初我就来了，他八月份还没来。我在上海闲得，都想乘间去日本京都走一趟呢。试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友邦的，办事就是这样讲效率的？第二，7月24日贵皇 上的一道谕旨中，居然有“夷船闯入天津”一句，卖瓜的，天津条约明明规定不得称俺为夷，签订都快一月了，为啥还明目张胆地不改呢？这事看起来轻，但是诉诸 条约，明显是违约嘛。贵国军机处，上奉皇言，下逮天下官制最尊之衙暑，大庭广众之下就将新约条款废置，好意思吗？你们就不是不知道，从林则徐到叶名琛，都 是固执此理，不愿跟俺们平等，贻害无穷。大家都说最明礼者，原是中华，现在为什这么不堪，不把俺们当人呢？把俺们当人的话，咱们还有话好说，可让之处就让 让你们，不把俺们当人，俺们可就不让你们了啊。
看了额尔金这照会，忍不住乐。夷人跟清政府打交道，也就是打仗痛快，跟他们口头交涉，那是鸡与鸭讲，非常的不痛快。按理说，英方是战胜者一方了，但公文来 往中，他们一直求咱平等对待。比如这个夷字，额尔金也就是偶而看到一个谕旨，发现一个夷字而已。如果他看到整个咸丰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我晕，书名中就是个 夷字。还是咸丰儿子同治朝时期编撰的），处处都是夷字，那还不气死啊。而且，除了夷字，还有更难听的，比如犬羊、畜牲之类。西方学者说：额尔金不懂得， “与中国人打交道，难点不在签订条约，而在于要保证其付诸实施”。
是的，俺们就不信守条约，你能咋地？桂良在汇报此事时不只一口一个夷务，甚至要求皇上，以后再寄发有关夷务的谕旨时，就不要发抄了，咱们称夷就偷偷地称， 背地里称，不让夷人知道。 清朝的皇帝谕旨，分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皇帝一般性的政务活动或者无关机密的事情，由内阁发抄，宣示天下；一种是廷寄上谕，事涉军事机密，或者是针对某 大臣奏折所发，发出时需密封，盖军机处银印，交兵部加封，上书军机大臣字寄某大臣字样。但由于夷务的复杂与需要，后者也经常被皇上命令在某些相关的大臣之 间互相抄发。总之，按桂良的意思，以后称夷就属天朝特级军事机密了，即使走廷寄之路，也得注意保密呢。天朝君臣为了口头上的便宜，混到这地步，也够可怜可 悲复可耻的。
9月21日，赴上海路上的明善与段承实向皇上汇报说：路上走了一个多月，9月20日，我们在常州会晤了何桂清总督。我们商量了一下，关税全免不适合见面就 宣布。桂良等人，大约在本月底可到上海，但是不要来得过早。我们呢，可能就到10月份了。
皇帝一看，有些恼，再次吩咐：按我原定办法办，一见面就宣布关税全面，让夷人大大地感恩，以后获利无穷，也就不会来天津诉冤了，前面所许各条，全行罢议， 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这个傻皇上，目前的情形是，所有的谈判大臣都不傻，就他傻。9月26日，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三人联衔上奏咸丰，说：俺们在常州见面了，俺们三人的意思 是，全免关税一节，暂缓宣布。兵费六百万，不值计较，就给他们吧。内江设码头，辩论起来徒废唾沫，不如答应，只不许其将内地货物在内地贩卖，无利可图，此 念或可能消。
咸丰一看更恼，朱批曰：从我这里走的时候，我咋跟你们说的？我那办法，是一劳永逸之计。按你们的办法，逐款辩论，累不累啊。切记，不可在我的办法之外，另 筹什么省事的办法。
9月27日，何桂清单衔向咸丰上奏两个折子，第一个折子陈述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我看在上海驾驶外夷，不外是顺其性而驯之。夷性嗜利，咱就矫之以廉；夷性 尚气，咱就待之以礼；夷性狡诈而假诚信，咱就示之以信。故十余年来相安无事，上海遂成该夷精华荟萃之地。第二，夷酋额尔金北犯之时，曾请钦差大臣在上海与 之会晤来着，我看他们的要求本不甚奢，就请黄宗汉跟他谈谈，奈何黄宗汉要赴广东，并且说不必阻夷前赴天津，铸成一错。臣当时就考虑到，他们一到天津，要求 会更高，所以与同仁们商量咋办，他们都说了，用对付太平叛乱的军队与军法去对付夷人，不行，只有先把南京太平反贼消灭，才能从长计议对夷之法。第三，海口 失守之后，桂良、花沙纳在天津无兵无将，徒用空言，就阻挡了夷人的叩京之请，很不容易了。有人议论他们所定天津条约，窒碍颇多，实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 空谈。叫他们身处局中，也无法退却夷船的。今事已至此，唯有就会议税则补偏救弊了。不可能修改条约本身了，免得人家说咱失信，再起波澜。第四，那个李泰 国，是前巡抚吉尔杭阿任命的江海关司税，工资优厚，所以卖命的给咱工作，他上任以来，咱收的税比原先增加了三四倍。他恐怕各夷恨他，所以跑天津帮忙谈判， 做做样子，现在回来，又恢复原先的驯顺小样儿了。解铃系铃，有些事责给他办即可。
咸丰一看折子，恼得都不相信何桂清了，回复曰：照我既定方针办，只开五口，全免关税，其它都给我废掉。何桂清受朕厚恩，总不致有其它意思吧？是不是你的属 员怕免税后无可沾润，所以设词混淆所致？你可不能受他们的影响，要力持定见，照我的方针来。
第二个折子中，何桂清这个忠诚的、与夷人打交道较多较长因而逐渐明智的大臣，开始给他的皇帝上课了，说：来咱这里贸易者，叫夷商；总理各口贸易事者，叫公 使，咱叫夷酋；其手下，叫领事。税出于商，与酋无涉。若免其进入口税，夷商乐从，夷酋仍不知感恩。鸦片烟我虽有禁，彼则仍然贩运，今改名洋药驰禁，其利在 我，于夷商夷酋无涉。夷称兵犯顺，乃是在于夷酋不能与广东钦差会晤，与夷商无涉。驾驶外夷，一定要推求起衅之由方有把握。否则转以钦差大臣所定条约既不足 凭，更坚定其进京进觐皇上的决心，另起衅端，那麻烦就大了。我和桂良的意见相同，另筹转圆之法，将第一紧要事件设法查办。
何桂清真是咸丰手下第一等明白大吏，奈何他的皇上是个傻冒，没看懂臣子的折子，仅批曰：知道了，仍按内定办法办。
聪明绝顶的臣子，遇上这么个糊涂蛋皇上，气死没商量！
君臣往返商量的当口，桂良终于到上海了，时间是10月4日。从7月12日领旨赴京到10月4日到上海，路上磨蹭的时间不少了。等他们磨蹭到上海，额尔金又 有其它意见了：天津条约早签了，和平这么长时间了，广州黄宗汉与三绅为什么还在以钦差的名义贴捐款招勇、剿灭夷人的告示？黄总督甚至用印贴出，有送巴夏礼 首级者，赏银三万两。该勇不知道和平了？我们从香港派出小艇，打着免战旗号前往新安县散发和平帖子，该勇居然发炮轰击，我们没办法，攻进了新安县城，勇照 往常一样都跑了，只剩下无辜小民受城破之罪。这种举动，大违天津和约之本义吧？试问你们的黄督应如何办理？三绅是奉何权？他们是什么意思？
桂良回答说：广州路远，还不知道咱签订条约的事儿呢。三绅督办团练，都是奉皇帝前面的谕旨而为。这样吧，我们一面出告示，晓谕居民，中外和平了；一面通知 黄宗汉，勿再贴剿灭夷人的告示了，让三绅也暂且停兵。
额尔金说，我不能相信你们单纯的文件和宣言，除非你们把黄宗督调离广东，把三绅特奉之权削去。否则咱没法开谈，还得打。
桂良只好瞎编了：我从北京来上海的路上就听说，黄总督办理不善。我在路上就写奏折参奏他了，不久就可看到皇帝谕旨，这个人离任不远矣。至于广东三绅，我马 上写奏折，请皇上对他们作出处理。
额尔金这才满意，说：那咱可以开始税则谈判了。不过我要求，皇上处理他们的谕旨到达后，给我看一下。
桂良看这夷鬼不好对付，马上给皇上报告：赶紧外理一下黄督与三绅吧，否则没法交待。为了做得跟真的一样，对黄宗汉的参奏，我补写了一份，你看看行不？但咸 丰对桂良的请求明确拒绝了，说：天津条约签订前，广东民夷有过冲突；签订之后，黄宗汉没有做过与夷人为难之事。广东的团练呢，除防留土匪外，其他都撤减 了，也不致再与该国为难了。至于黄督处理，朕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桂良管。不过，为了向夷人表示桂良不是诳他们，我可以另发寄谕，将黄宗汉所办原委及三绅现 已停兵之处示明。
这个傻皇上，又在瞪着眼睛说瞎话了。三绅的团练是有所撤减，但目的是为了节省经费，因为绅民都不愿意捐款。团练的存在，名义上喊着是为了防土匪，实质上主 要任务还是跟夷人捣乱，骚扰敌人大后方。为了不致给夷人口实，三绅仅仅奏明皇上，把钦差夷务关防，改为团练关防而已。而且，就在10月7日，额尔金向桂良 提交照会抗议广东事件的这一天，咸丰也看到了黄宗汉发来的有关广东情形的两份奏折，其中一份就是解释新安事件的。对此，咸丰指示如下：夷与民发生冲突，正 好借此激励大家的斗志，你可不能阻挡啊。现在桂良正在上海与夷人会谈呢，不知啥结果，这个奏折要抄给桂良看。
咸丰的意思很明白，我们一块儿编瞎话蒙夷人吧，能蒙一个算一个，能蒙一天算一天。
光蒙夷人还不算，君臣之间还得互相蒙。关于税则及内定办法的谈判，钦差们也陆续向咸丰上报了。
10月9日，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四人奏：
第一，我们派薛焕先期探访夷情了。据他汇报，夷情大大地狡猾，未可轻议条约，即使关税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斥全约，势必不行。（咸丰批曰：未见该 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
第二，由于等的时间太长，夷酋正烦着呢；而且由于看到咱谕旨里有“夷”字，正着急呢，所以现在不好说话，皇上所定的第一要事，现在也不好明确地跟他们提。
第三，何桂清有其它事要陈奏，所以就不跟我们一块儿陈奏了。（皇帝朱批：何桂清既抵上海，因何不会衔，奉旨会办而负气若是，是真无福之辈矣。与该督阅 看）。
同是10月9日，何桂清上奏，折子写得长长的，但还是原先那些意思，只不过措辞稍有变化，提出了清源杜渐两大方向，咸丰都懒得再指示他了，批曰：原先的指 示够详细了，按既定方针办。
10月12日，桂良率五个谈判大臣奏：由于广东事件，该夷一直吵吵，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决裂就在目前。况该夷见我们来了这么多谈判大臣，早就怀疑我们想 背约了，所以，不好办啊。
10月17日，五大臣向咸丰上奏，说明如下意思：即使关税全免，其它四项也不好挽回。说不定，其它免不了，关税也没了。俺们现在保关税，并不是为自己，因 为现在的夷人交税，绝不容我多收一粒，跟当年的十三行时代不一样了。而咱的税官，也无从贪污、勒索一分了。夷人很狡猾，独于纳税尚属公平。关于天津条约的 修改，我们现在察眼观色，不敢跟夷人提及，深怕一提就决裂。但第一要事太关键，无论如何为难，我们也要想办法。
咸丰呢，看到这些奏折，也越来越恼，他不断的发指示兼吓唬：一定要把那四条给我设法去掉；一定不要改动我的内定办法；桂良在天津谈判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 帐呢，一定要将功补过，否则看你该当何罪；何桂清，我待你够厚了吧，不要自找罪戾。
10月26日，五大臣上奏：税则定个差不多了，言谈之间试探英夷，他们说了，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驻京一节，告诉他们了，于 我们太不方便了，建议改在上海，他们没回呢。内江通商，除镇江一年以后开口通商外，其它定在南京叛乱平定之后，汉口以东，码头总数不得超过三个。
10月28日，五大臣上奏：听说英法美三使想同去长江考察汉口呢；驻京一节，英方认为，条约当时已奉到朱批，且业经奏明伊国君主，所以没法改动。额尔金为 此给了照会，皇上您看看吧。
额尔金照会如下：天津条约定了，我国公使或长驻京师，或随时来往，总归俺们君主定夺。我认为此条对中华没有任何伤害，反而有彼此永敦和好之意，因为我们英 法美俄及泰西各国都是如此办理，大家彼此往来素见，免了好多麻烦呢。贵国对于外事，向来俱委远离京师的钦差，而且对钦差的奏报偏听偏信，应该知道，这恰恰 就是导致我们动兵的根由啊。
额尔金说得很好，说到根儿上了。奈何大清不听。大清记打不记劝。咸丰看了折子，批曰“知道了”。他知道个屁啊！
10月30日，五大臣奏：税则已有眉目，但是迟迟定不下来，乃是由于我们要求修约之故；南京那边，江南江北大营都比较吃紧，苏州常州震动，何桂清必需回苏 州，先跟巡抚赵德辙见面，后回常州察看情形再定行止；关于捻匪，也甚属可虑。最后，各处都在要饷。
咸丰朱批：何桂清既可离开上海，那个王有龄（时任江苏布政使，1860年升浙江巡抚，1861年太平军攻进杭州，王有龄在衙内自杀）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看 这夷务，明明是何桂清和他下属在把持嘛，胆子也太大了。桂良竟然甘心听他的，也太奇怪了。这个折子光顾着说粤匪捻匪了，于夷务居然就那么几句。这总督，把 朕的圣旨当弁髦，罪过比耆英大了啊。
11月7日，何桂清单独上奏，不失感情不失明智地表达了如下意思：
第一，皇上前面一直在严责我，我怕一些胆小保身之徒以我为戒不敢跟皇上说实话，以致下情不能上达。所以我想上北京面见天颜，当面陈述一切。如能给大家看看 犬马恋主之情，那我就太幸运了。
第二，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不知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徒以口舌争辩；凡有奏请，均说不清，皇帝谕旨，又不敢宣露，夷人 积疑已深，以为诸臣未将其委屈上闻。等到广州陷落，他们把奏折文卷抢走，从前办法，皆为其所窥破，遂起驻京之心，以为事事与大皇帝面决，中外臣工无所施其 技。
第三，欲罢其进京之议，为一劳永逸之计，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胜之权。今年胜，明年胜，连胜三年才有把握。观现在的 时势，内寇方炽，民困未苏，水师不练，并不是用兵的时机。
第四，南京那边军情万紧，我得去常州呆几天，这边的谈判，我和桂良尽力了，所谈结果，恳求皇上恩准。实在有不方便的地方，非打不可，那咱也不要吭，只偷偷 的在天津沿海布置，等来年他们前来北京换约之时，聚而歼之。但是这事很大，非徒尚意气及空谈者所能任事，也非一二人所能完成。皇上一定广求贤良、其经济学 问已施行并有成效者置诸朝右，中外同心，协力维持才行，否则会一误再误，导致最终没法收摊儿。
如果说上天还给咸丰手下安排过明白人的话，那这人肯定就是何桂清。奈何这个糊涂蛋皇上，根本没看懂何桂清的意思，何桂清的意思很简单：条约不靠武力挽不 回，动武咱又不行。问题是咸丰会断章取义，他只看到了一句“偷偷布置”、“聚而歼之”。所以，他有想法了。看完何桂清的折子后，他当即命令把折子给惠亲王 同看。因为惠亲王昨天刚给他面奏过一个办法。
11月8日，咸丰给五大臣发出指示：朕派你们修约去了，可你们的历次奏报，对于内定办法置之不论不说，竟然连公使驻京也挽救不回来了。我派你们这么多人 去，难道真是为那个税则吗？桂良到现在还没给我把条约补救过来，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何桂清封疆大吏，对于国计竟也无补，桂良还事事听他的，清夜 扪心，能不羞愧乎？汉口不能让夷人去，沿江都是逆贼，一去必扰我大局；内定四条必需给我办，可以不用内定办法，不宣布全免关税了，但是那四项条款必给我取 消。
说实话，咸丰很无知，大臣们就很无奈，什么全免关税嘛，就在咸丰发出谕旨的这一天，1858年11月8日，上海的谈判大员们就跟英法两国签订了《通商章程 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此后，又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儿，税目表就不说了，总精神如下：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鸦片改名为“洋药”，进口时每年交纳30两的进口税。外国商人只准在通商口岸销售，一经入口，如何征税，外国人管不着。
第二，除丝、茶、鸦片等有规定的税率及免税物品外，其它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外国人进口洋货及从内地运出土货，一律交纳2.5％的子口税。
第三，通商口岸收税划一办理，由中国官员聘请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并严查偷税漏税。
税则签订了，额尔金闲得无事，率人前往长江航行考察，留下五个钦差大臣为那四项需要取消的条款而抓耳挠腮。额尔金原本坚持天津条约一字不易来着，后来看桂 良可怜，公使驻京能要了七十多岁的老头的命，遂作了有条件的退步：如果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若英国公使来年到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的接待，那么他可以 同本国政府商量一下，英国公使不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
问题是咸丰对此很不满意，估计对额尔金的退步条件也没看懂，看懂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换约大战了。总之，这个糊涂蛋皇上接二连三的给桂良发些二百五指示：四条 务必给我取消；让他们赶紧归还广东；公使不能常驻北京，定期或者随时来往都不行，让他们常驻上海得了，上海多好啊，比广东好多了；夷船明春敢来天津换约， 惟桂良是问，而且，他们敢来天津，我们就敢开炮，天津不是通商口岸，我们开炮也不算理屈。一定要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夷酋，我们天津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皇帝，能一厢情愿到这种状态，也算古今罕有了。还有，天津条约中虽然没有规定换约路线，但是在北京换约则是明文规定的。按常识，走捷径，换约人马进京 路过天津也是一定的。这个傻皇上，拿天津不是通商口岸跟人咧咧，确实显得很不开窍。巴麦尊遇上这么个对手，还真没办法。一方喜欢揍人，一方挨了揍也不开 窍，叫人瞅着，揍人者与挨揍者一样的可悲可笑。
1859年1月20日，桂良给咸丰汇报：额尔金从长江流窜回来了，我们跟他谈了。长江，尽量叫他们少占一二处。内地游历，只准体面之夷，由其领事发执照， 再由咱地方官盖印放行，外国人怕麻烦，这样他们去内地者肯定不多，也不至于找出什么事来。驻京一节，业已取消，至于随时往来，不好取消。跟他们说了，再到 天津必开炮迎接，他们总说不怕咱开炮。归还广州城，正想跟他们商量呢，不想香港来了消息，英人立即跟咱急了。
来了什么消息？急什么呢？
第一，额尔金原先要求清方撤掉黄督并削去三绅所奉之权才能开谈税则，并且要求看到皇上这方面的谕旨才行，现在都过去三个月了，清方才给额尔金抄录一份廷 寄，黄督局绅都没撤，谕旨明显没有接纳桂良等人的参奏。这不是玩俺们英夷吗？
第二，俺们英兵在广州郊外走路，好好的谁也没惹。你们的团练民勇为什么开炮轰我们呢？
第三，俺们从广东抄来一纸上谕，明明白白的激励团练们为挫外夷之势，以振中国之威。还说不必官与为仇，只可民与为敌，干什么也不要跟地方官说，这样胜可以 彰天讨，败也不致启兵端。对此，俺们都不想一再辩驳了，因为俺们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说，这是有人假冒圣旨。
额尔金在中国混这么一阵子，也快成个中国通了，他真是猜对了。他这么一着急，清方从上到下，异口同声，都说那谕旨是假的。黄宗汉更是解释说，那是汉奸伪造 的。 咸丰密寄两广总督黄宗汉廷寄：赶紧查办，那谕旨真是假造的。夷人占据广东后，政府是让三绅剿办夷人来着，可天津条约签订后，就让他们停了。至于民与为仇不 必官与为敌，倒是与之前给三绅的谕旨意思相近，此必是奸人探听消息，任意捏造，播弄是非，实堪痛恨，着黄宗汉把伪造谕旨之人查办！ 为了给夷人看，咸丰还弄了一道明发上谕，说：据桂良报告，英国（注意，明发的上谕里，不再说英夷了）来文内有廷寄谕旨一道，系从广东抄来，看了大吃一惊。 中国自来抚驭各国，一秉大公，从无设计陷害之事。自叶名琛失事后，派黄宗汉做两广总督，乃是为专办本地军务；谕侍郎罗惇洐等，乃是设勇自卫。而且自天津和 约后，只让他们打土匪来着。今有伪造谕旨，说政府专让三绅与英国为难，以致人家英国人疑惑。今已着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使各国皆知我中国办事，光明正大。 还有，黄宗汉的钦差之职，转给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办外交，就是他了。
敢情大清政府就是这么个光明正大法，说假话不但不眨眼，甚至修炼到把假话当真话说的境界，让人看着挺齿冷的。额尔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给桂良一纸照会， 说：广东团勇胡作非为，英人平时太宽容他们了，这就回广东，给那些团勇们点颜色看看。等我办完广东之事，再回上海，如果贵大臣等先走了，那我到时直接上北 京就是。
额尔金走了，咸丰这边的假话还得继续下去。前面所述咸丰的那那道明发上谕，是在1859年1月29日发出的，似乎是为了给这说假话的皇上一巴掌，1月30 日，桂良就给他上奏了：由于未撤黄总督与三绅，所以民间仍在仇杀夷人，英国人不乐意哪。而且，英夷在广东，打进了三绅在石井所设的团练分局大良局，收获了 几件公文，看后怒不可竭。我们的人从旁解说，那公文都不可信，假的。可他们非要信，非要当真。还说后悔撤兵早了，换约时一定多带兵，不打个直截了当，这和 议没法成。
看来，编假话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技术。英方屡次收缴中方的公文，屡次失破中方那弱智假话，当然着急了。问题是中方脸皮厚，虽然没有编假话的技术，但是有假 话被戳破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脸皮，这就够了。
乘着额尔金着急和南下的当口，桂良也敢说两句真话了。上奏说：据我探问，广东民夷尚属相安，惟绅士有名无实，不能得力，不能痛剿夷人，却偶杀该夷数不要紧 之人，转致夷人报复，烧坏民房，并杀百姓多人，实属不值。还有，我用了一个黄仲畬（传说中的双料间谍，既给英方服务，还给清方当顾问），他在香港为夷人服 务，我把他招上海备问。他说了，全免关税，夷人倒是乐意，只是你全免关税，夷人也不会罢弃其它条款的。弄不好他还说你背约。他还说，他还得回夷人内部，才 能得知一切消息以关照咱们。
有学者明里暗里说这黄仲畬是汉奸，我看不是。从他反馈过来的消息判断，这夷情绝对准确。弄这么准确的夷情，还诬人家是汉奸，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依我判 断，这家伙最大的可能是个双重间谍。既拿夷人的工资，又拿清方的工资。那时候中国在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没有多元之选择，只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登不 上，就不讲究什么精忠报国为生民立命为天下开太平之类的牛皮话了，而是完全凭着感觉挣饭吃，能吃饱就算不错了。象黄仲畬这种人，碰上了夷人，学会了鸟语， 放现在也算个人才，应该能混个合资企业里的高级白领。与这种人相映成辉的，还有另外一种，即黄宗汉在奏折中，给咸丰汇报的那一种：夷兵从外国来者少，从中 国本地雇用的多，这些人喜欢有事，不喜欢没事，一听说中英议和，他们就急，因为中英之间越冲突，他们越吃香，中英两边都竞相雇用。 这种人比不上黄仲畬，档次差了许多，但都是脚踩两只船的人，何况黄督告示中明说了－逮住巴夏礼，赏银三万，攻下广州城，赏银十万呢？总之，挣谁的钱都是 挣，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挣。
一听说额尔金南下了，咸丰似乎一下子又变成主战派了。他给桂良下通知：速叫英使回上海，他要是在广州与咱动兵，那是他背约在先，将来再回上海，咱也不认 了。他给黄宗汉下通知：你不是钦差了，但地方是你专责，英方若起衅，是他们背信，你要联络绅民，保卫地方，勿庸顾忌。他给广东三绅下通知：与黄督联系，妥 办团练，抗击英夷，不可惶惑。
正如此这般布置的时候，咸丰听说，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已在前来换约的路上，而且听说要赴京换约，这个傻皇上吓了一跳：不是说好要在上海换约吗？傻皇上至始 至终不知道啥叫一厢情愿。所谓的上海换约，一直是他想像中的目标或者是他对桂良的谈判要求，额尔金从来没有答应过。傻皇上想不到这一层，3月1日，他连续 给桂良廷寄两道上谕，两个意思：第一，上海换约。第二，布鲁斯不得来京。来天津也不行。因上次夷船驶入，天津居民心里已忿恨得不行了，他们现在都办团练 了，不令外国船只进入拦江沙。一旦进入，后果自负。不独上年条约均归罢议，就是五口通商，也不容易了。
看咸丰的意思，又忽悠到主战派那边了。甚至南京条约都不打算认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
第一是个性使然。前面说过，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那号人。何况英法从天津一撤兵，他连棺材是什么样儿都想不起来了。
第二是主战派的忽悠。最近忽悠得比较厉害的是蒙古都统胜保，连上两张折片，先是遥想当年大清建国之初的辉煌和前几任领袖的文治武功，后是痛说堂堂天朝岂能 被夷人所挟制？各国之所谓使臣，都是奸商，他们的国王只令他们出来谋利经商了，恐怕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头寻衅称兵了。跟他们打交道，咱弱它就强，咱强它就 弱。我在伊犁任职时，曾跟俄夷打过交道，我当他们的面露出了武力相争的意思，他们马上就不敢跟我拽了。他们也就是海上厉害，一入江，一入内地，立马儿玩 完。他们不是想进长江吗？那好，咱把沿江百姓全发动起来，势甚汹汹，众怒难犯，他们有奸细前来，一看就能吓个半死，哪还敢入江！真来了，百姓就能让他们片 帆不返，这样，他们就只恨百姓而没理由恨咱朝廷。总之，把夷人的夷胆打落，一切条款都给它变成废纸！ 看来，不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天朝的文臣武将，每个人都非常容易沦为二百五。
第三是天津城防工作做得差不多了。这一点，应该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天津的备战工作。
咸丰：备战备荒为悔约
1858年7月，英法联军刚刚撤走，咸丰就把在通州布防的心腹干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召回北京面授机宜。之后僧格林沁被派往天津，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置直 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蒙古族， 1825年被封为郡王，1850年，道光帝临终时封其为顾命大臣之一。1855年因督兵击败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被晋封为亲王。亲王受咸丰宠爱，长期统率清 精锐部队，在鸦片战争中，乃主战派领袖之一。这回，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僧王的战备工作主要如下：
(一)炮台的修复与新建：
天津与大沽之间，沿海两岸30余里设兵营9座，驻兵6000人，修建炮台13座，共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炮81门。
在旧址上重建大沽炮台，南岸三座，北岸三座；6座炮台共安设大炮60门。每炮台守兵约400人。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
大沽以北30里的北塘海口，除旧有炮台七座外，另筑新炮台。
（二）恢复直隶水师
直隶原设有水师，道光执政之初裁撤，现在予以恢复：水师兵2000名，步名800名， 马兵200名。另从福建广东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艘，带同炮械，配合海洋将弁各二员，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驾前来，借资教演。
（三）大集结
南自大沽口，北至山海关，集结兵力约14100名。大沽一带7000名，北塘一带2100名，山海关一带5000名。其中，蒙古马队精锐骑兵4000名。 至于民间团勇，据说组织五万。
（四）安置拦河防具
为了阻挡敌舰进入白河，在大沽海口南北两岸之间的河面上设置了四道障碍物，第一道是铁戗，高约25英尺，下呈鼎脚式，插入河底，戗尖露出水面，戗的腰部横 插利刃一面，用以撞击敌船船底。每隔20英尺设置一个。第二道和第三道是铁链，附在木头上，使其浮起，两岸用铁锚固定，横穿河中。第四道是木筏，每道障碍 物各于河道中心留一小道，以便小船出入，敌舰无法通过。
（五）大练兵
为了鼓励大家的斗志，提高作战技术，僧王想出的办法就是增加工资和奖金。比如放枪放得准，有奖；放炮放得准，有奖；游水游得好，有奖；大刀长矛玩得好，有 奖。物质一刺激，大家的作战技术飞速提高。
僧王可能会认为，天津的战备搞得固若金汤了，啥也不怕了，可是桂良心里一直忽悠。更关键的是，他知道所谓的上海换约之说，仅是咸丰的一厢情愿。3月19 日，桂良上奏，提醒咸丰皇上：第一，上海换约之说，只是我们正在思考的办法，还没跟额尔金商量呢他就因为广州事件而南下了，我们在这里等，等到现在他也没 回来。第二，皇上要求我们挽回的那四条，正设法商办呢，额尔金就走了，所以也没说定。现在若问他们，他们根本不知有此条，反而会说我们背约。第三，该夷在 上海就说过，中国臣工所言，都不能相信。前来照会，也有说我等连换约之权也没有的，说完拂袖而去。第四，广东方面，他们搜获文卷过多，知道我们的内定办法 了，所以，现在跟他们明提四款，正中所忌。第五，进京换约，是条约里的第五十六款，公使随时进京，是条约里的第三款，两者不是一回事。和夷酋在上海商议驻 京一节取消时，他仅仅答应，如果他们的使者进京换约，咱们不无优待之礼的话，那么常驻北京一节可以考虑取消。所以，进京换约是罢驻北京的前提条件。而且， 进京换约与公使随时进京是万万不可取消的。从上海抄来的新闻纸，说额尔金在香港等布鲁斯，布鲁斯进京换约后，才会坐下来跟我们商谈其它事情。
桂良这次算是说得通俗易懂了，至少咸丰皇帝看明白了。3月29日他下谕说：进京换约最好能阻止，实在阻止不住，那就来吧，不过，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得超过十 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得在京常驻。还有，告诉夷人，等钦差们回北京后，夷船才可前来天津，免 得在海上久等。最后，不要因为有这个谕旨，你们就放弃在上海换约的努力。 给桂良下谕的同时，咸丰也给僧王下谕了：夷船若到天津，就在拦江沙外拦住他们，让他们回上海。若他们听，咱就不打；若他们不听，胆敢开炮，谅僧王早就准备 好了，也必能体会朕意，就跟他们亮亮兵威吧。
这笨蛋皇上，一面同意北京换约，一面却让僧王在天津拦截。灵感明显还是来自于何桂清那个奏折：偷偷布置，聚而歼之！
4月11日，咸丰又看到了桂良的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夹附英法公使换约照会各一件。英国照会，乃额尔金2月15日由粤起程回国前给清方发出的，3月30到 达桂良手中。法国照会，4月1日到达桂良手中，桂良于4月3日给皇上附奏，皇上看到时，已是4月11日了。奏折中，桂良说明：看苗头，英法公使铁定要进京 换约了。还有，那两份照会太傲慢，实属可恶。那么我们看看这两年照会吧。
英方照会：我皇上新简钦差布鲁斯前来换约；条约中我方公使常驻北京这条字面上不可更改，不过，如果我们进京换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对待，条约其它条款贵方 也都按约执行了，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以后不在京常驻，或随时，或定时，均无不可。如果贵国官员不管在那儿对我们行为不善了，让我们感觉贵方不好好执行条款 了，那么我们会继续要求公使驻京，严格按照条约办。长远的友谊与和平，惟在恪守条约平等相待，何必动不动用抚驭之语呢？
法方照会：接到贵方通知，要俺们到上海换约，这是不可能的。换约在北京，这是天津条约规定的。就是换地点，也得由我们法国与英国来定。还有，听说你们已着 黄宗督查拿伪造廷寄之人。我听了很高兴。我这里，还有一份钦差大臣罗惇洐的奏稿与附片，番字版的，我将它翻译成中文，给你们看看，可能也是假的吧？
仔细看看法方所谓的罗惇洐奏稿，虽然是由中文译成番文，又从番文译回中文的，词句不再对应，但那意思，则百分之百是真的。罗惇洐这折子中三个意思：第一， 自从皇上叫俺们密办团练与夷人为难以来，俺们办得风水不漏的，连地方官都不给他们知道，免得夷人怀疑。这样胜利了，是沾皇上的天眷之光，失败了，又可以推 到民间百姓头上，不是咱政府挑衅。第二，现在我们不叫花县总局了，改名西北防御总局了，主要是怕夷人知情。总局图章已派人给黄宗督了，我们另刻了别式图章 （就是前面三绅所报，把钦差夷务关防，改为团练关防，所谓的换章不换经）。第三，团练所有文卷，遵照皇上您的指示，都是我亲自缮写，就是怕有人给泄密出 去。这个办法不知行不？先写到这里吧，以后再奏。
稍微有一些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罗惇洐这奏折百分之百的真。清朝的君臣奏对格式很固定，有关每个事件的皇上的屡次谕旨，臣子奏对时在折子开头都要再复述一 下，所以每件事情的经脉很清楚。臣子有时候需要向皇上反复说明，比如何桂清，为了让皇上稍清醒些，三五个折子都在重复同样的意思，顶多是词句选择上会有所 不同。所以跟罗惇洐以往的奏折对照一下，也可看出，君臣两个一直就那么些意思来着。一句话，一分奏折落入夷人手里，就足以透漏咸丰与臣子间所有的鬼祟伎 俩。葛罗乃法兰西贵族，而且外交风度也要求人家如此措辞，说这奏对可能是假冒伪劣。没想到咱皇上还真就顺坡下驴了，说：既然是从番字译过来的，那肯定是外 国奸人（不能叫汉奸了，不过叫法奸也不对）伪造的。我们这边已着广东查拿伪造之人了，那你们法国是不是也应该查拿一下啊？
法国这是在侵略中国，不是在跟你打文字或者版权官司，要不是忙于侵略，人家真敢帮大清破案子去。大清的最高领导咸丰，脸皮厚到这么一种境界，真是不服不 行。问题是，脸皮不是城墙，否则大清王朝就固然金汤了。有这么厚了脸皮，谅你炮火再先进，俺脸皮都不红一下的。
着桂良如此这般的对付夷人照会之际，咸丰的心思重回到了他的大沽之防上。看意思，夷人是非得到北京换约了。僧王到底是否体会了朕意，明白了中央精神呢？咸 丰不放心，下发谕旨的当天，也就是4月11日，咸丰特派怡亲王载垣前往大沽视察。按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此时奉旨在僧格林沁军营帮办文案的郭嵩焘日记 载：“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 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所谓的附片奏明，就是1859年4月12僧王向咸丰递出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承认：由大沽海口入河，水路直达通州，乃最便宜之路。但是，大沽备战工作做得 好，不但不能让外国公使进，更不能让他们看，不如让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 咸丰马上同意了。北塘进京，表面上看没问题，其实问题大了，他是僧王与咸丰合下的一盘很大的棋，也是上面郭嵩焘所谓的奉旨密商的结果。咸丰本想让士兵假扮 乡勇偷袭夷人的，可这馊主意没丁点技术含量，现实中根本没法操作。因为大沽沿线一溜儿炮台，袭击夷人咋也得用官方炮台，总不能用官方炮台轰一阵，然后说是 百姓干的吧？可是为了不愧对咸丰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僧王与怡亲王商量了半天。虽然给咸丰上奏时只说怡亲王来了，没说两人的密谋，但是两人肯定磨叽不少见不 得人的东西。郭嵩焘建议名正言顺，怡亲王笑话他，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后来在通州谈判中下令逮捕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的，也是这个怡亲王。老贼看来不是 个好东西。按以后的历史发展，怡亲王与僧王这次密谋，大致可以这样合理推测：大沽口防备工作做得好，咱不让英法换约公使走；按夷人的脾气，你越不让他走， 他可能越要走。桂良的奏折里屡次向皇上提及夷人有这么一种脾气－不叫干啥偏干啥。走，咱就偷袭他们一炮。偷袭还是白偷袭，因为俺们明明指给你走北塘了嘛， 你不走北塘，怨谁呢？
为什么这种猜测合理呢？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走的就是大沽口，这是最顺便最自然的路线了。当时乾隆把人家当贡使了，贡使当年能走的路线，如今的战争 胜利者居然走不得？这不激将，故意让英法钻大沽那个套子吗？如果不钻，俺们也不亏，第一俺们当了一回家作了一回主；第二，那条路不太好走，俺们难受死你！ 总之，走前者俺打仗胜利，走后者，俺精神胜利。
僧王向咸丰汇报之后，俄国却最先换了约，时间是1859年的4月22日。而且咸丰受僧王馊主意的启发，也利用中俄换约做了些小手脚。君臣两个，比赛着玩阴 呢。
第六章 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俄国大大地狡猾，抢在英法之前率先和清国互换了天津和约。他们的换约使节是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P.N.Perofski）。
提到沙俄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我们这里得补充两句。中俄关系在当时，相对于其它西方列强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别的国家在北京既没有东正教会，更没有监护 官。沙俄能弄这么个驻京办，着实占尽了先机。那么沙俄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17世纪40年代起，乘大清入关之机，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期间，沙俄政府也不断的向中国派出商团与使团，要求中俄建交通商 云云。但由于沙俄在黑龙江的非法侵扰；由于沙俄拒不引渡出逃俄国的偷渡犯－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更由于清政府只认朝贡外交－对俄使拒不叩 头却要求亲递国书的执拗很恼火，所以双方总是谈不拢。虽然有些使团代表回去后向政府汇报：拥有大炮、火绳枪的中国，并不懂得按照军事科学的要求行动，因 此，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但是，大清毕竟是个新生的政权，军队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何况沙俄当时在南方正忙着夺取克里米亚，在西方正准备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人力物力有限，在中国边 境投放的侵略人马那是相当的少，一支侵略人马，少者二十来个人，多者六十来人。著名的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萨（俄方称雅克萨为阿尔巴津）之战，沙俄方面 顶多一千人马，清方出动三千人马；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沙俄方面八百来人，清方出动二千人马。 除了人力悬殊之外，当时双方的武器也不相上下，虽然当时的沙俄已普遍使用火枪和手榴弹，但是清方除了刀、矛、弓箭，除了一手拿藤牌一手拿刀片的英雄无敌的 福建藤牌兵，它还有红夷大炮－明末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贩运到中国的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式前装重型滑膛炮和康熙年间清方仿照红夷大炮所制造的神威无敌大 将军炮，所以俄方的大炮跟清方的大炮是一个水准。何况攻城掠地看重的就是大炮呢？所以，中俄之间当时的会战，大清政府还是挺占上风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后，俄方六百多俘虏被清政府放归，可是还有四五十人愿意留在清朝，于是他们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的部队——八旗满洲镶黄 旗，编制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俄国史籍称他们为“阿尔巴津人”）。康熙当时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这些人在以后的中俄战 场上将会有用。康熙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前线，让他们侦察敌情和招降俄国士兵。所以俄国方面提到“阿尔巴津人”，在某些特定场合，意为“俄奸”。1689年中 俄两国结束战争，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疆界，准许俄商前来北京贸易，又规定在此之前，凡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均不必遣返。 于是这些“俄奸”得以在北京留居下来。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雅克萨战争前后留居北京的俘虏和他们招降过来的以及主动投奔过来的东正教徒，合计已有百人。 他们被安置在属于镶黄旗地面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优厚，和旗人一个标准，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准许他们与中国 人通婚，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女人。他们与其他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粮饷。一些人 被授与官职，一些人则在衙门中担任翻译工作。这些生活，比当初做俄兵或者武装移民享受多了。
宗教信仰方面，清政府对这批俄奸俄俘也是相当的宽容，竟然给他们信仰自由。他们中有一个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 所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 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也称为尼古拉教堂。
由于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可以前来北京贸易，所以俄国开始在赴中国的商队里混几个教士到北京秘密活动，并且与“罗刹庙”建立联系。这样，原先所谓的俄奸根 据地，慢慢地就渗透进了俄国特务，快要变成俄国特务驻京办了。1711年，俄国一商队来到北京，领队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授意，以列昂季耶夫年老为理 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清政府居然还定期赐给他们生活费和粮 食。政府不知道，北京的东正教这时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个传教士团施加影响而达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事实上，后来 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转向。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由中国方面帮助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还规定，传教士现在京一人， 可以从国内补来3人，另可携带6名艺术及语言方面的学生。 此后养成了惯例，传教士团每10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助祭一名，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之资）和6名世俗人 员（名义上的学生，由俄方提供食宿，有些学生在理藩院做翻译，盗窃中国情报简直太容易了）组成。从此时起，一批一批的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至于新教堂，在北 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建成，旧教堂与新教堂一北一南，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北馆和俄罗斯南馆之由来。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随即由胡家圈胡同 的北馆迁入南馆。
1808年开始，俄国外交部还正式派出一名监护官随同，负责教士团的换班事宜。至于教士团，一开始由沙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后来干脆直属沙俄外交部管 理了。于是乎，北京的教士团，吃着清政府的大米拿着清政府的工资，却变成了俄国外交部的下属机构，在沙俄政府的训令下，担当了以下活动任务：其一，维持北 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中国妻子与中国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但坠入了温柔之乡，还对东正教不怎么信仰了。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 务，自康熙年间至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团，一直兼为俄国政府驻华代表。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其三，向俄罗 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发展中俄贸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国，刺探情报。政府后来甚至训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与对中国政治活动的汇报。 最令人感叹的汇报是：清政府是一个人口稠密、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 说得不好听些，原先的俄奸机构，就这样慢慢变质成了神奇的汉奸机构。康熙当初利用他们为清国政府服务的，现在，又被俄国改造成为俄国政府服务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期间，情报方面，俄罗斯驻京传教士团功劳大大的，否则英法联军也不至于把仗打得象一场远东旅游一样行云流水。而对于清政府来讲，之所以乐意与俄罗斯 保持这种关系，最大的原因是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朝贡色彩。俄方公文通过理藩院处理，中方给予俄方传教士盘费养膳。俄方省了诸多经费，清政府得了一 些面子，双方感觉都很好。总之，清政府愣是在中俄关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己方出资，给彼方养间谍！清政府在这方面的花费是笔糊涂帐，能找到的数字是 1820年的。这一年，清政府给传教士团提供的资金是1千卢布、大米是9千多镑。
1858年，恰是俄罗斯传教士团换班之时。大司祭固礼（Gurii）率领他的传教士团前来北京换班，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奉命监护。彼罗夫斯基也没有和固 礼同行，他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次克，所以直接由此地出发前往北京。这时，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俄国为了急早完成换约 手续，竟顾不上从彼得堡派出新公使了，而是临时把新公使的头衔摁在了彼罗夫斯基头上。伊尔库次克在贝加尔湖南端，离中国特近，彼罗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后， 从当地起身，于10月10日到达北京，并根据惯例入住俄罗斯馆。俄方向清方申明：虽然有派使臣进京之说，但是恐给贵国增累，所以停止另派大臣，转派监护官 彼罗夫斯基交涉天津条约等相关事宜。问题是彼罗夫斯基这新头衔来得太仓促，根本没有拿到俄国政府的全权证书以及俄国政府对《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所以他入 住俄罗斯馆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也没好意思向清政府说明自己的兼职，清政府没有接递外国使者国书的习惯，也就稀里糊涂的不加过问。1858年12月，彼罗夫 斯基拿到了相关证书，这才跟清方亮相，要求换约的干活。咸丰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但还是派了理藩院两位高官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
由于条约文本的争执，中俄双方换约的时间特长，从1858年12月，一直换到1859年的4月。
桂良在上海听说，俄使都进京了，连忙上奏，英法美知道后就了不得了。桂良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中俄天津条约只规定了一年之内换约，根本没说换约地点。英法美 听说了，进京换约更理直气壮了。对此，咸丰说好办，北京先谈着，到时候改在库伦换约。同时，受僧王那个北塘进京之馊主意的启发，他指示肃顺与彼罗夫斯基制 订了北塘进京的换约路线：俄使从海口进京，在拦江沙外停泊，中方前往迎接，由北塘进京。并且由理藩院将此办法专门知会俄国政府。 找不到确切资料，不知道中俄最后到底在京还是在库伦换的约。但是军机大臣的奏报里说肃顺已与“该使”换约，那么这个“该使”当是彼罗夫斯基无疑。 彼罗夫斯基从1858年10月10日进入北京，直到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一直呆在北京与清政府纠缠来着。1859年4月换约成功 后，彼罗夫斯基并没有走的意思，按说，传教士团换班早已完成，中俄换约也已完成，彼罗夫斯基也应该回了。但是，政府授意之下，彼罗夫斯基还有第二项兼职： 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政府在乌苏里江那旯旮更忙活了。黑龙江以北那60万是归俄国了，这不还有乌苏里江以东40万中俄共管吗？总得再确定一下 吧。为此，5月4日，彼罗夫斯基突然向清方提交一个《补续和约》八条。清方一下子傻了。清醒过来后，开始撵彼罗夫斯基走，但人家就是不走，一直赖到6月底 沙俄政府调他回国为止。
也就是说，从1858年10到1859年6月，彼罗夫斯基根本没有离开过北京，这约当是在北京换的无疑。咸丰那样说，无非是想哄英法公使罢了。反正中国皇 上说假话不用眨眼的。君臣上下明里暗里玩这个也玩惯了。咸丰玩这些小算盘的用意很明显，他是做给英法换约公使看的：第一，不创造在京换约的先例，免得给英 法公使以口实。第二，制造换约使臣北塘进京的成例，好让英法公使也走此路。
不过中俄在京换约的成功，也给了咸丰这样一个体会：这在北京换约，也不是那么恐惧啊。俄使既没有叫唤着亲递国书，更没有叫唤常驻北京，挺容易满足的嘛。所 以中俄库伦换约的谎他就不撒了。傻皇上忘了，俄国公使为了割走中国国土，你叫他装孙子三跪九叩他都敢干，所以他压根儿没提出亲递国书，或者接受清皇帝接见 等虚文故事。但是英法公使就不一样了，他们老想在中国拽拽，老想与天朝平起平坐，这种想法对中国来讲却是原则问题，遂导致中英之间一战再战。
傻皇上与僧王继续琢磨着如何下完这盘很大很大的棋。最后他们商定出了具体办法：英法公使只准带数十人，不得带军械，进京不得坐轿摆队。进京路线，从大沽口 的北塘登陆，绕道进京（僧王在折里也跟咸丰说了，公使从大沽口走水路到通州再登陆进京，是最便宜的办法，但是咱偏不让他走此路），英法不听的话（英军肯定 不听的，中方每次照会英法公使，都要强调一句大沽口是万万不能让你们进的），英法闯入拦江沙内鸡心滩，咱就开打。
君臣商量个差不多之后，英法换约的就来了。
英国公使：换约之前先换了一肚子气
1859年6月6日，前来换约的英国公使布鲁斯（F.W.A.Bruce）到达上海。这时的英国首相乃是德比－就是那位在议会上攻击巴麦尊内阁侵华方针的 托利党领袖，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外相，乃是马尔墨斯白雷－他在议会辩论中更是暗示执政党的对华政策缺乏正义、人道与良心。现在，他们上台执政了，其对华政 策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当然不会了。他们攻击前任政策，首先的目标就是轰他们下台而已。其次，才是对华方针政策的不同。但是再不同，揍中国的主题思想则是一致的。
由于第一次大沽之战，布鲁斯跟随兄长额尔金前来做副使，所以，这次他来做正使，跟中国方面，也算是比较熟悉了。离开伦敦之前，他给德比首相和马尔墨斯白雷 外相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两人在他的备忘录上作了种种批示。大略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可能制造诸多口实规避公使进京。
第二，英国公使如果放弃进京，不能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不能在执行职务之前获得对于英国公使政治资格的承认，这不符合我们的尊荣和我们未来的地位。
第三，如果中国政府反对公开接待公使，那么一次私人覲见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公使而不是大使。明确告诉他们，这种驻外使节的阶别之差，乃是我们退步的根 据。（近代驻外使节的最高级别是大使，第二级别是公使）
第四，公使常驻北京，但住所问题现在不要急着作出安排。
第五，关于太平叛乱，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当然这要和法国商量着办，重要的是，开放南京贸易。
布鲁斯来华的路上，在锡金碰见了回国的哥哥额尔金。兄弟两个碰头的结果是－如果在上海集结一支炮艇队作为新公使的护卫，那么他就会在北京得到友好的接待。 问题是他一到香港就听到不好的消息：一是中国政府试图规避北京的换约，二是天津白河口的防卫得到了修复与巩固。6月7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来到上海。英 法公使发现，这个时候的上海居然有四位钦差在等候他们呢，他们是：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这让布鲁斯很痛心，明摆着清政府不让进京换约嘛－离约定 的换约时间6月26日仅有三周，这帮负责换约仪式的大清官吏却没有在北京布置相关事宜，而成堆凑在上海。还说什么他们要从上海赶到北京，咋也得两个月，哪 换约时间不就拖到8月份，跟原定的换约时间差太多了吗？天底下哪有这样跟人外交的？
这个英国佬，不知道清政府的外交总精神就是拖延。5月16日，他就从香港发出照会，说他要去北京向皇帝亲递国书和互换条约批准书，不日将乘船径赴天津，希 望中方在天津备好舟车夫役以便入都，并在北京预先给选择一个干净宽敞的房间。5月29日，桂良在自己的奏折里夹附了布鲁斯的照会并向皇上汇报说：我们想把 夷酋拦在上海，已派人去海口截他去了，就说上海还有没有说完的事呢，不方便直接去天津。但是夷人太狡猾，难以理喻，就怕挽留不住他，直接上天津去了。如果 真劝不住，就照会他们，令他们在天津拦江沙外等，问题是现在南京方面军情紧张，道路不便，我们赶到天津，耽误的时间肯定长。夷人急着到天津，等的时间长 了，怕他们再找其它事。可否仰恳皇上另外简派大臣暂时哄弄着他们？我们这边呢，也设法赶紧回京，免得误事。咸丰对此朱批曰：上海换约为第一要义，他们硬要 来北京换约，就来吧。你们谈判两年了，够辛苦了。但是没法另派他人，他人不悉夷情，谈不好。何况，我们正好可以借口从上海到天津需要时间以拖延呢。
在天朝特色的拖延政策下，到达上海的布鲁斯接到了清方三个照会：
第一个，你们的额尔金，叫我们在上海等他，说他要去广州解决团练的问题，解决完回上海跟我们商讨各项尚待解决的问题。谁知他直接从广州回国了，那我们就跟 你布鲁斯谈吧。
第二个，布鲁斯你不要急着去北京，虽然都安排好了。但是我们负责换约的人要从上海回到北京，咋也得两个月的时间。你们走水路，俺们走的可是旱路。路上风风 雨雨的不好走。
第三个，换约可以在北京。但是在换约之前，咱得解决些问题。额尔金当初同意了：进京换约是例外行动，公使不能长期驻京；长江自由通航可以，但是得等到太平 天国完全被剿灭为止。内地游历，必须由地方当局发给执照云云。
三个照会看完，布鲁斯气坏了，卖瓜的，我是来执行既定换约条款的，不是坐上海买你们后悔药的。等我哥哥，我哥哥不是早有照会给你们，说由我来换约，他要回 国，不用等他回上海了吗？在香港，我不是也给你们发出换约照会了吗？气鼓鼓的他拒绝和钦差们见面，仅给桂良一纸照会，说：惟以条约为宗，凡天津条约各条 款，丝毫不可增减；进京换约与亲递国书后，如果清方执行条款很有诚意，那么他才会撤离京都；他，布鲁斯乃大国之大臣，自然要求相应的礼节，如果清政府对他 不客气了，则关系非浅。
扔下这纸照会后，英国换约部队于6月9日开始陆续离沪北上。6月10日，桂良向咸丰报告：英夷一看我们在上海等候，不欲其进京换约；而且天津又设了重防， 他们进京的决心反而更大了。不但拒绝与我们见面，而且已经北上了。我们告诉他们，中国没有它意，但是尔们兵船万不得进入拦江沙内。该夷向来性情急躁，遇事 不听商量，此次至津，不定闹出什么呢，请皇上先派大员相机而行，妥为经理。他们还说了，进京换约，亲递国书，面见中国皇帝只跪一腿。美国公使华若翰 （J.E.Ward）也来了，人家本来愿意在上海换约，但是由于英法决意北上，他也就跟着去了。本来想让他帮着劝劝英法呢，虽然他不多事，但是劝英法又力 有不能。 除此之外，桂良还在奏折中给皇帝夹附了一份英法现有兵船人力清单。
6月13日，桂良再次上报：第一，本来想让李泰国帮咱拦住英夷的，但是英夷叫李泰国帮同北上，李泰国不同意，所以他们就怀疑上李泰国了，怀疑他有代中国出 力之心，所以不听李泰国的任何劝说了。第二，英夷所带兵船二十只，至于人数，虽号称四千，实则只有一千五，而且，真正的夷人只有数百，其他都是咱沿海居 民。第三，法国美国的夷酋估计也要跟同北上。第四，事机急迫，我们也得赶紧北上进京才是，本日即从上海起程。南京军情紧急，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江苏布政使王 有龄各到苏州、常州处理事情，我带按察使薛焕回京。
6月17日，桂良在赴京路上再次上报：布鲁斯说了，换约期近，如果有误，就算我们违约。我们回说时间超过一些也无妨，咱就算一年内换约不就行了？可他说不 行，还建议我们坐打着咱国旗号的火轮船赶时间北上，我们能坐那玩艺儿吗？与体制有关啊（注：上海开口之后，上海商人带风气之先，雇用或购卖外国轮船者，叫 打着中国旗号的火轮船）。这个人与额酋不同，很傲慢无礼，皇上啊，你赶紧另派人在天津接待吧，不是我们想置身事外，而是实在难以于换约期满的6月25日之 前赶到天津。还有，据吴松太道吴煦探报，布鲁斯一听说咱天津备战备荒了，就认为咱是故意心存不良，所以他先遣兵头赴津投文去了，说，三日内不见另派大员到 天津接待，即是爽约。中国爽约，那么原先京沪所议，概不算数，他就要带队上京，亲见中国皇帝。见中国皇帝，原准备半跪来着，现在也不半跪了，欲改为立而不 跪……
桂良这边紧张汇报的当口，英军先头部队已到天津了。
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
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James Hope）率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派人向清方送信，报告公使的到来。送信的舰艇越过拦江沙，被两岸的武装群众拦住。他们是僧王官兵化装的。他们告诉英方： 此地没有官员。河上的设防是群众自费搞的。目的不是对付你们外国人，而是为了对付叛匪和海盗。民间百姓，愿意代夷人送信到天津，三日后回复。布鲁斯估计想 不到，他给中方三日期限，中方这边比他更绝，干脆没有官方机构了，全成民间志愿者了。马士把天津玩的这一手称作是中国特有的、片刻也欺骗不了人的、孩童式 的不老实。 他说的只对一半：天津政府玩的这一手，欺骗不了外国人，但欺骗中国人，却一直行来着！
这三天，清方官府都干了什么儿童勾当呢？
6月18日，咸丰收到桂良等人6月10日从上海发来的那份奏折。一看内容，知道挡不住夷人了，除了着桂良赶紧回京外，重点给僧王下谕教他如何对付夷人，三 个意思：第一，当年的和约是桂良签订的，我们都不熟悉，所以进京换约也得等桂良从上海回来。第二，进京需从北塘登陆，不得随带兵船，不得多带从人。第三， 告诉夷人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切不可进入拦江沙内。第四，倘使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切不可令官兵轻举妄动，使夷船受我误伤。给僧王下谕的同时，咸丰还 让军机处通知顺天府，在正阳门外给外国使节们预备馆驿。滑稽的是，通知里专门强调“照各夷朝贡之例”办理。
还是6月18日，僧王向咸丰上奏：英夷来到了大沽口。我派出的人，扮作本地乡民，告诉他们可代他们送信，三日后回覆。该夷等要求咱们，三日之内把河口的木 筏铁戗等自行撤去。我准备三日之后这样回复他们：桂良在上海等呢，请回上海谈判去；如若不听，就叫他们在拦江沙外等候桂良来津；再不听，径将船只开进拦江 沙鸡心滩内，那就怨不得咱了，惟有遵照前面的已定办法，干他们。6月19日，咸丰看到了奏折，发现僧王干劲挺大的，所以马上谕旨僧王：现在不值与之动武， 让他们到北塘静候其公使，吃的喝的需的，咱们这边给他供应，不要让他们上岸，待桂良到后，由北塘进京换约。
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F.W.A.Bruce）与法公使布尔布隆驾到。按前所述，三日期限已到。上午，直隶总督恒福派手下人前往英船（这回可是明 面上的中方官员了），告知他们：总督（其实总督就在大沽）停几天才能到达，请暂候数天。英方声称：本日即要泊进河内，请中方自行撤去拦河铁戗，否则他们就 要自行动手了。中方回答：白河口是不能进的，谁也不许溯河而上，因为这里的民团不知轻重，伤了和气就不好办了。之后，英方再次派人登陆，僧王与恒福派易装 的兵弁拦住他们。英方说：想见上午直隶总督所派官员。民间志愿者们回说：上午你们说话不客气，把人家官员给气走了。英方说：代我们递个照会吧，我们想上岸 采办食物。当天，僧王给咸丰上奏，汇报说：他准备21日回复英夷，直隶总督当于24日、25日到达海口，请耐心等待。还有，他准备派人给英方送米面猪羊蔬 菜，免得他们上岸捣乱。 。咸丰的回复是：顾全大局，不值与之动武；告诉他们，桂良快到了，请再等几天；如等不急，夷官们可由北塘上岸到天津等候，但不准带兵带械，吓着咱百姓；水 师提督及带兵来船，一律不得上岸，有需要蔬菜食物等的，派员一体酌给；勿令民人与之交易。
6月21日，英方再次派人前来索取照会回信，中方回答：天津回信尚未到来。英方再次声明：拦河铁戗去掉，否则他们会自行动手的。英方一走，中方马上派人前 去递交回信，却因风潮太大无法完成。回复没有送到。这边，英方的耐心已到尽头了：卖瓜的，我们来到天津四天了，所接触的不是民间志愿者，就是总督派来又被 气走的，反正就是见不到中方接待大臣。还有，条约里虽然没有规定进京的路线，但是越是这样阻挡从白河进京，布鲁斯越是恼怒：白河是进京的天然的通道，为什 么非得让我们绕道走北塘那个偏门呢？
21日，他把入口的任务交给海军，于是贺布开始了清理河道的工作。此时，联军方面兵力如下：英国舰船21艘，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200余人；法方舰船 2艘，海军陆战队约百人。
22日，中方以天津兵备道的名义照会英方：总督大人还没来到呢，至于你们所需的吃喝，我们这边会派人送去，以尽地主之谊。要约束你们的兵丁，千万不要上 岸。英方一看，马上回送中方一份照会：为啥一直不撤去北河的拦水之物呢？
僧王一看夷人照会内有“北河”字样，临机一动，他们不是说北河吗？那咱们就说北塘河口为北河得了。英方译文错误，把天津东流到大沽口汇入勃海的海河译为了 北河，僧王就想装傻，将错就错，跟人玩文字游戏。
23日，英方兵船退往外洋，并告知清方：若有天津回信，请送外洋。
当天，僧王再次上奏。向咸丰汇报近日与英方的交涉，还是上次奏折的预定－回复英方，直隶总督当于24日、25日到达海口，请耐心等待云云。僧王在此折里重 点强调了自己的备战工作搞得很好，英方不知虚实，不敢贸然驶近。
25日，咸丰下发指示，要求桂良赶紧赶往天津，要求僧王告诉英方，在海口静候桂良。实在等不及，那就从北塘登陆。进京公使所带随从人数有所改动，由原先的 数十人改为二十人。同时强调，要让英夷明白，我们大清会以诚相待的。
咸丰不知道，他发谕旨的当天，中英就开战了，什么以诚相待。英国公使虽然不象话，偏要走海路。但是僧王也不是好人，据咱前面的分析与推理，僧王可能是设 套，故意诱英法公使走大沽的。现在，我们先看战争经过吧。
战争发生于25日，按预订计划，英法本想24日动手的，僧王所说的直隶总督24日25日可到海口，他们也等不上了。但由于美国公使华若翰的请求，推迟到了 25日。
6月21日，华若翰到达大沽河口，随行只有两只船。一只是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坐的旗舰“包哈丹”，一只是租来的蒸汽船“托依旺”。英法预计在6月24日 进入拦江沙内。美国方面说，给俺一天的时间，俺要跟清方接个头。因为直到6月24日，华若翰与达底拿乘坐的“托依旺”才乘着涨潮开到拦江沙外。由于试图在 铁戗和木筏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近炮台，“托依旺”搁浅了，出现了翻倒与进水的危险，英国舰队司令学雷锋做好事，派了两只炮艇来拉，甚至大方地建议，可以把 美国国旗和达底拿个人军旗插到自己的座舰上去。但是再帮，“托依旺”也没有漂起来，直到晚上涨潮时才摆脱窘境。
“托依旺”搁浅时，华若翰派人坐着小驳船前往中国方面登陆递交照会，同样被扮作民间百姓的僧王官兵截住。美国人也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了，一是沿途的宁静不 太平常，二是这些家伙具有一种很自信的态度。他们只告诉美方，听说总督往北塘去了，你们也去吧。美国人甚至希望他们代为送信，或者派个领航员把他们领往北 塘，但是这些民间百姓没有此等意思。美国一看，卖瓜的，还是站一边，做观察员，看人家英法动手吧。
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升起了“红旗”，直逼铁戗，按僧王后来的奏报，他“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 怒”呢。 僧王说得对，他就是个偷袭。开战前的整个交涉期间，大沽炮台静悄悄的，炮眼都用席子盖着，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见，炮台的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英 法联军忙活半天后，据布鲁斯事后汇报，9时左右，清方给夷人送来了直隶总督的回复：他将去北塘等候公使们。请公使们再等两天，待他把北塘的军队撤走，就在 北塘迎接他们。而布鲁斯认为，清方这是在故意拖延。还有，这个照会中，清朝皇帝与英国女王依然不是平列，所以他拒绝接受。更关键的是，英法联军已开始动手 了，而且他离海军司令贺布有9英里之遥。总之，英法方面没有因恒福的照会而停止行动。恒福为什么此时才给英法照会，也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一直在海口，他虽 然收不到咸丰25日的谕旨，但咸丰22日之前的所有谕旨，都能收到的，北塘进京，君臣内部早就说定了。而且，咸丰20日的谕旨甚至明确说明了如果英夷们等 不及，可令夷官们由北塘上岸到天津等候。那么恒福为什么不早日在北塘等候非得等英法动手之后才急匆匆的送出照会？莫不是僧王设套恒福配套？
不管怎么说吧，战争不可避免了。更糟糕的是，清方战胜了！
下午3时左右，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戗障碍物，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横锁海口的铁链。到此，也就到了鸡心滩的位置了。双方在此时接上了火。为什么 这样说呢？原因乃是至如今搞不清双方谁先开的炮。按英法方面的记载，大清突然开的炮。按僧王奏折，当然是夷人先开的炮，不这样没法给咸丰交待。咸丰倒是说 过，夷船过鸡心滩就发炮，但是说的更多的还是不要先行开炮顾全大局相机酌办什么的。僧王老贼吏了，当然知道不管战胜战败，先行开炮，自己会有麻烦的。而一 旦把先行开炮安到夷人头上，则不管战胜战败，自己都是有情可原的。不过僧王忽略了另外一点，英夷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何故开炮瞎轰？更关键的是，从早 上他们就动手了，大半天没有发一炮，为何下午3时左右则开炮了呢？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戗铁链，那么他们开炮干嘛呢？闲得无聊拿开炮当课间 娱乐？还是脱裤子放屁图个痛快？
我觉得谁先开炮可以忽略不论。还是关注战争经过吧。下午3时，双方一接火，联军就发现，他们的船只正好处于清方炮台的火力中心。于是他们紧急抛锚。因为只 有抛锚他们才能从容地还击。但是他们搞得很狼狈。贺布本人受伤，炮艇不是被击毁就是受伤搁浅。4时左右，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J.Tattnall） 判断，贺布司令已无法摆脱这场绝望的战斗了，征得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同意，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他乘坐蒸汽轮“托依旺”号进入了交战区，学雷锋做好事来 了。24日贺布司令曾经帮过他的忙，过来看看人家正好算是报恩致谢。他的船没有发一枪一炮，但是他们把搁浅的英国小艇拖出了险滩。之后，他又前去看望贺布 司令了。冒着风险进入交战区之后，他乘坐驳船前往贺布所在舰船，一发炮弹过来，他的舵手被打死，旗舰副舰长受伤。
随行人员卫三畏在日记中对这种雷锋行动表示担心：“无疑，这会在中国人的眼里降低美国人的声誉”。 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在中国人里，跟畜牲差不多，根本没有声誉。所以，就破罐破摔吧。好歹赢得了英国方面的高度赞誉，高 喊不愧是“同一祖先的孩子”。
4时以后，清方炮火减弱。贺布判断错误，以为清方不行了，5时，他下达登陆作战令。于是一千人（一说六百人）的登陆部队欢呼着兴奋着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 沙岸前。小船搁浅了，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以致掉入了深水中，弄湿了弹药并把步枪搞得无法使用。直到此时，他们还没有醒悟过来，仅按照原先的常识与经 验，认为与清军打仗就象旅游一样轻松。登陆后，他们发现，迎接他们的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好不容易从泥沼地里滚爬出去，能来到第一道壕沟的只有百把人。能 来到第三道壕沟边的，只有50来人。步枪只有一半能使用。除了清军炮火的原因外，英法的随军准备也是个问题，带来的便桥太短，无法嫁接供大家过壕沟，云梯 只有三把却断了二把。十来个勇士拿着一把云梯冲过去了，结果死三个，重伤五个。简直是肉包子打狗。卫三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一个在海上作战的士兵的喊 叫：“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就象羊在羊圈里那样任人宰割”。
认清了挨宰的形势，贺布停止了登陆行动，命令登陆部队，爬伏到地上等到天黑再撤退。晚上十点钟，撤退完毕。撤退下来是个奇迹，因为撤退时，受伤更多。清兵 借助燃烧弹，很容易就能瞄准他们。
下面，我们来看战争结果吧。这方面，不能全信咱的战报。按茅海建先生多方考证，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人数1000余人，死89人，伤 345人；法军参战人数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
大沽一役，用卫三畏的话来讲：“打得很漂亮”。 用僧王自己的话来讲，那是“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在袁伟时先生那篇著名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记载了当代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战役的描述：“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 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 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 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给人的感觉， 僧王之所以胜利，乃是党的队伍回来了。问题是这种描述乃是哄孙子玩的。我们不能如此缺德，所以还得另找原因。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时的清军总体上根本不 具备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抗衡的军事实力。所以他说：“在清方做好一切准备、英法等犯下致命错误的情况下，清方也可能获得局部的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如1859 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清方之所以取胜，乃是由于英法方面的失误。这种失误既有技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战争之后，英国国内有人谴责布鲁斯轻率的发动了战 争，他辩解说，是中国人利用奸诈赢得了战争。
所谓的中国人利用奸诈，可能是他的借口，也可能，他真的上了僧王的套。如前所述，咸丰、怡亲王、僧王等君臣之间曾经设想过一些阴的手腕。比如冒充乡勇袭击 夷人云云，但缺少操作的可能性。至于改走北塘，僧王这边的汇报是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 塘”。 而布鲁斯那边的汇报则是，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但是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下达了作战令，他们拂晓就开始行 动了，而且他离贺布还有9英里之遥。下午3时双方就接上火了。
茅海建对此也作过一番推测与考证。看他的意思，倾向于僧王使诈。这方面的旁证，除了郭嵩焘的相关记载，还有曾国藩的一段谈话。前面已述，郭氏日记中载有咸 丰派怡亲王前往天津与僧王密谋阴招之事。对此，郭氏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 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此等皆关机要，而决非反覆诱击，以诈相胜，可以 安然无事者也。僧邸始终不悟。” 除此之外，他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描述也可作为补充，他说：当时的洋务，包括皇帝的谕旨也都是大话，廷臣无所赞益。1859年，正办理天津海防的僧王回京 过年，在朝房见了郭，问他东豫捻匪与天津的海防，哪个办理容易？郭的回复是：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宜，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 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王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 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为用。 看郭的意思，当时对局势清醒的只他一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清醒，更证明了他的清醒不见容于当世），但是僧王不听他的。他对此的痛恨也体现在他的日记 中：“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至于曾国藩，同其亲信有过下述谈话：“咸丰九年，洋人来换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 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也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
总之，僧王使诈给英法公使设套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不过，他使诈设套的详细情节，外人无由知晓，或者知晓也没有更多的文字资料传下来。更关键的是，他的 皇上甚至教他诈呢。没办法，这是中国传统。兵不厌诈嘛。诈了英法公使，现在又要诈美国公使了。
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玩命的时候，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带着2艘船作观察员。
也不知道他咋观察的，反正5月28日到达上海后，他就观察到，桂良与花沙纳两个换约大臣有些磨磨叽叽。虽然中美天津条约没有规定换约的地点，但是他们还是 告诉华若翰，英法要在北京换约，皇帝批准后，美国就可以与他们得到在京换约的同等待遇。但是他们两人若从上海到达北京，咋也得两个月。所以华若翰本人也不 用慌着北上了，在上海静心等候吧。华若翰很奇怪两位钦差为什么非要选中国传统的那种驿站道路，难道没有更好的道路吗？跟随华若翰的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 提出了让他们搭乘美国快速舰“密西西比”号前往大沽，但是两位钦差说，没有皇帝的批准，他们是不敢坐的。
钦差说得对，打死他们也不敢坐。第一是咸丰有心病，至死不想让外国公使进京。第二，钦差们知道皇帝的心病，所以在上海堵公使们呢。第三，堵不住公使，只能 撅着屁股往后拉公使们。第四，别说他们有堵人的使命了，就是没有此等使命，他们也不敢坐外国人的舰船啊。那不是汉奸行为吗？咸龄的老婆跟夷妇说说笑笑了， 都被人告到皇帝前呢。所以，第五，即使能坐外国的船，那也不能坐啊。没堵英法公使，反而乘了美国的快速舰北上，卖瓜的，那不叫闪电卖国吗？钦差的苦衷谁知 啊。
不过，按美国事后的总结报告，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挺理解桂良的：
第一，桂良不敢坐美国的蒸汽船，因为那样做会导致皇帝的惩罚，耆英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看桂良与花沙纳，对于圆满换约也不乏真诚，但是他们不敢担负有损他们身份尊严的责任。
第三，对于大沽口的设防，及准备在北塘接待外国公使的安排，桂良等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干预属于他们职责以外的别人的行动。
第四，对于桂良应负什么责任，不好估计，对受专制君王反复无常心理摆布的人和敌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之间，应斟酌对待。
桂良要知道美国人理解他们已到这个份儿上，说不定握着人家的小手流泪呢：知我者，美人也！
这些美国佬，面憨心不憨。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特色已观察个差不多了。那就是，即使对于换约这么个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情，清方各大臣也各有分工，更严重的是， 他们要受那个反复无常的专制君主咸丰的来回摆布，大臣徒有真诚愿望，也顶不住咸丰一个又一个的弱智诡计。历史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大 清摊上个英明领导咸丰呢？
美国人虽然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但是某方面也认为中国简直不可理喻，比如诚信、守约、守时等问题：“中国人并没有把在既定日期交换批准条约，看成是什么了 不起的事情，也并不认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搁置耽延会对承当的义务起什么伤害作用，在这些细微末节上，他们还不曾懂得西方的风俗习惯”。
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向来就是这个德行，什么守约诚信，孙子兵法的总精神就是“兵者诡者”，说穿了就一个诈字。何况根本没把外国人 当人，跟你们犬羊讲什么守约和诚信啊！
6月21日，华若翰到达大沽河口，6月24日好不容易跟清方接上个头，清方还是官方派出的所谓的民间志愿者。
第二天，战争发生了，美国只好在边儿观察。当然了，观察的当口，达底拿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冲进去帮忙了。清方后来也知道了，但是却假装不知道。
交战之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向布鲁斯致信，说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完成护送公使进京的任务了。法国方面更可怜，总共来了两只船几十人，更是没有力量了。双 方公使一碰头，撤。撤之前劝美国公使华若翰跟他们一块儿南下。可怜的华若翰认为，现在他只能照中美条约的规定办。中美条约根本没规定换约地点，想跟在英法 后面，按照最惠国待遇也在京换约，目前也没戏了。于是6月29日，他照会中方，说前两天打得厉害，弄得他没机会递交照会，现在，他想进京换约。中方正想弄 个样板给英法看，所以马上同意了。7月2日，清方给美方回复照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米猪牛羊就去了，以示优厚之意。但是由于风大，没有送成，第二天才送成。 双方约定，7月5日会晤。由于风色不顺，中方又没有送成有关会晤时间的照会，7月5日才送到，于是，双方再次确定个时间：7月8日。为此恒福向皇上报告 说，25日之战，美国船只可能跟着英法闯咱海口了，但是他们不认帐，咱也没法确定。手中有个俘虏，说自己是美国人。但是那俘虏说了，英法美三国各自的军队 里，哪国人都有。夷人习惯，打仗时不看人的国籍，只看国旗。所以这个问题就搞不清了。而且，美夷还说，战争发生前曾帮助咱拦英法来着。到底是同谋，还是现 在害咱怕了，或者别有阴谋，咱也弄不清，总之，咱得防着他们些。他们想7月8日就进京，时间赶得有些紧，说不定有什么阴谋呢。进京人数确定了，连杂役人等 一共30人。桂良何时到津，现在也没个确信儿，真是急死人了。
7月6日，看了恒福的报告后，咸丰谕旨僧王等：夷性多疑，若让他们久在海口等候，也不是个事儿。这样吧，让换约之人先上天津等候桂良。桂良这个人，一直担 心英夷不愿由北塘登陆，让我同意他们大沽入口呢。这个人，对夷人过份迁就，不知道夷情越是凶悍，咱越得严加防范，不可自毁藩蓠，以快敌人之志啊。还有，恒 福与美酋会晤之时，要观察其有无替英酋说合的意思，或者法、美都想换约，正好乘机孤立英国。法国帮助英国在大沽口打仗的事儿，咱可以假装不知。7月7日， 咸丰再次给僧王下谕：告诉他们等候桂良，实在想先进京，就少带从人来吧。7月11日，咸丰下谕：既从北塘登陆了，那么登陆后，由北塘走旱路到天津，再由水 路到北京，或者由香河一带赴京，可由美夷自行酌定。不要勒令他们走香河，免得他们起疑。7月12日，僧王上奏：不能让他们走天津，让他们绕过天津北上才 好。还有，听广东人说，外夷规矩，双方交战，求和一方必得出兵费。从前他们老向咱要军费，此次该夷失败了，想向我求和，估计还怕出兵费，若我们求和，我们 就得出兵费，为此，7月8日初次会晤时，就安排我们的人向美夷说了，请他们转告英夷，给我们兵费。
看这个僧王，对于近代外交规则，还处于懵懂之中呢。不过对于不让美使走天津，则是聪明又坚执。下面我们描摹一下美使进京的镜头吧。
按咸丰的意思，希望僧王在北塘多拖美夷一会儿，至少能拖到7月19日之后，因为按照他的估算，桂良到北京，应该大致是这个时间。僧王圆满地完成了此项任 务，虽然发现美夷比较好哄弄，但还是怕人家起疑，所以拖到了20日，就让美夷上路了。
按照条约规定，公使进京的一切护送事宜，由中方备办。中国最喜欢这条了，花钱也高兴，因为这能让中国找到朝贡国前来进贡的那种天朝上国的感觉。问题是中国 感觉好了，美国这边感觉就不好了。
第一，放着大沽的通道不让走，非得让走偏僻的北塘，把美国公使从北塘绕到了北京。
按当初僧王给咸丰的设计，登陆北塘，有两条路绕英法公使。第一条，北塘海口入河六十里，芦台登陆，走香河县、通州一带进京；第二条，北塘登陆到津，由津乘 船到通州，再由通州至京。 第一条，更象是乡间小道，而且有些绕。第二条，其实与英法公使认为该走的道只有一站之别，其它都一样，就是登陆点的不同。英法公使想从大沽口登陆天津，而 僧王想让他们从北塘登陆。而英法公使想走的道，恰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华时所走的道。马戛尔尼虽不认为自己是贡使，但是他的船头照样被清方挂上了“英吉利贡 使”的招牌。所以，登陆点的争执，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傲慢与偏见之争，无关乎军事机密和国家利益什么的。
这次美使所走的路线跟当初僧王的设计和咸丰后来的要求又有所不同，总的来讲，美夷待遇又低了些。北塘登陆，不经过天津城府，在离天津府20里的太仓上船。 然后至通州，再由旱路至北京。太仓上船，也是天津大吏们临时想出来的，他们给咸丰汇报说，这样的话，也不算太绕远。而且，美使虽行走天津地面，但是离城较 远。按他们的小心眼，还是绕人家美使了，而且，不让美使经过天津城府，按僧王的汇报，有诸多原因，最有意思的一条是，他怕美夷过天津时，无智愚民会对着人 家“讪笑”。 这种心眼儿，真是比娘们还娘们。原来多么豪爽意气的骑马奔驰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将军，在儒文化的浸淫下，就这样变成了鸡零狗碎的老娘们。在此，我们对悠久 “破”烂的儒文化敬个礼吧！
第二，华若翰进京路上没有坐一次轿子。好多人对此深表同情和遗憾。中国女人嫁婆家，都要求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呢，一个中国的七品县令都天天轿来轿去呢。堂堂 的美国公使，居然连个轿子都没混上，导致当代的美国学者还在大跌眼镜。华若翰其实也要求坐轿了，交涉的时候说我自备了两顶轿子，一只给我坐，一只给我国远 东舰队司令达底拿先生坐，只请你们给找16个轿夫就行了。僧王向咸丰请求相关事宜，咸丰的指示是：北塘登岸后，不妨许其坐轿；绕过天津后，天津至通州，走 水路；到通州后，令其坐车，或者坐骡拉的轿子；到北京后，那是万难允其坐轿的。
奴才最懂主子心了，当然知道咸丰很不情愿美使坐轿，于是僧王、恒福在执行的时候又超标完成了任务，那就是，北塘至天津这段，即使咸丰已批准，他们也不想让 华若翰坐轿了。可怜的老华说：我要坐轿。清方回说：外国来中国，不兴坐轿。华若翰说：进贡国才不坐轿呢，我们就不是进贡国。清方回说：俄国人现在北京，也 没有坐轿，都是坐大车嘛。华若翰说：我不管俄国，我要坐轿。我带了两只轿子，给我找16个轿夫就行。清方说：这地方偏僻，找不到轿夫啊。我们总督都没有坐 轿呢。华若翰玩不过他们，终于放弃了。一看傻美国佬这么容易哄弄，清方代表干脆又进了一步，皇帝不是批准美使通州至北京的路上可以坐骡轿吗？咱也给他撤了 算了。可怜的华若翰只能坐上清方备好的大车，没有弹簧的那种车，一路颠着进了北京。可是把华若翰尊贵的屁股颠坏了。美国学者丹涅特是这样评论的：“第一次 进入帝国京城的美国公使和他的随从人员就这样搭乘朝鲜和其他贡使按期进京所乘用的同样的车马卤簿前往北京，在沿途住户和城里居民的眼里看来，这一行人等就 无异是前来向天子进贡了。甚至有人说，车船前面都挂了面不祥的小黄旗，上面写有“美国贡使”的字样。 另外两个美国学者更是认为，这是成心羞辱华若翰，木马车上没有弹簧不说，甚至没有带垫子的椅子。他们说，老华被颠得关节严重疼痛，到最后几英里时，实在受 不了，宁愿下车步行。于是，“1857年7月27日，中国人终于高兴地看到西方列强的外交代表像个农民一样，靠双腿走着进入北京，这些夷人卑弓曲膝，终于 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 总之，我们的阿Q政府又胜利了一回。
第三，华若翰赠给大清官员的礼物，人家上交国家机关了。
傻乎乎的华若翰，受了清政府大员的羞辱而不知，还自作多情地拿个眼镜要赠给负责接待他的直隶布政使文煜，文煜不敢接，却委婉地说：公使到京，说不定还要用 呢。等从北京回来后再给我吧。华若翰说：给你眼镜，是为了相别之后你看到眼镜，好睹物思人。 晕，这个傻冒，清方一见你们就头疼，见一次，不定恶梦半年呢。还叫人家睹物思人呢，以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文煜大人会得相思病呢。面对这种致命的多情，文煜 没法，只好接了，但是转交军机处了。这东西不能要，要了，就说不清了，不定哪天就成汉奸了。
第四，进京之后，美国公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变成了囚徒，甚至与俄国公使自由通信的权利也没了。华若翰临行之前，俄国停在大沽口的两艘蒸汽艇向华若翰先生行礼 致敬，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前来话别，拿着一封信让华若翰捎给在京的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耶夫（N.Ignatief）。华若翰与北塘的迎接官员们第一 次见面就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转交。中方接过了，过后又后悔了，认为捎信不合礼制，所以又退回给华若翰了。华若翰想，那我到京自己送吧。也不行。中国卫兵 看着呢，他们不能自行出门。两个俄罗斯人曾经试图冲进华若翰的行馆，被中国卫兵给拦下了。华若翰不知道，就在他北塘进京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9日，僧王 已给咸丰上奏了：俄夷久住京城，各处游玩，已难禁止，现在美夷再进京，也学他们各处游玩咋办？能不能暗地里跟俄夷商量一下，美夷在京之日，俄夷也不要出来 游玩，这样美夷就没法学他们了。
第五，行馆中不得悬挂国旗。华若翰一进京，按照惯例，要挂自己国家的小旗。就象现在的外交使馆一样，都忽闪着呢。问题是清政府不同意他挂。这个问题就不好 说了，中国方面都没有国旗，夷人还国什么旗？更重要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商馆挂旗，中国人认为那是不利手咱们的风水符咒呢。一句话，北京城里 忽闪上美国的米字旗，有损清政府的尊严，还妨碍居民风水，咱理由很多的。
第五，中国方面要求华若翰见皇帝时，叩头。三跪九叩嫌多，那就给你打个折吧。跪三次如何？华若翰这次可不傻了，以少有的坚决和南部特有的风格风趣地回答 说：他纵然愿意弓身微曲右膝，可是他却只惯于向上帝和妇女下跪。拒绝下跪后，他主动提出他愿意鞠躬，很谦卑地鞠躬：“我愿意脱掉帽子，深深鞠躬，迎接皇帝 陛下；愿意站着而不是坐下；愿意只在在回答问话的时候才开口；愿意倒退着离开，陛下还在时绝不转身”。 这个傻冒，林则徐受中国皇帝接见，能跪在毡垫上就是旷世宠荣了，好多心里学家认为满族权贵穆彰阿和琦 善等人都吃醋甚至自尊心受伤，在鸦片战争发生后乘机打击林公呢。你一个美国佬，长得那么高，电线杆子一样戳到中国皇帝面前，那不把中国的皇宫大厦戳倾吗？ 还有，中国的文武大臣，不等皇帝说散朝，谁敢先走啊。就是现在，领导不下班，办公室人员就不敢先下班回家的。所以，不体谅中国国情啊。
清方也看到了，这老美虽然傻些，但是一提叩头就变精了，但他们还要努力，说：鞠躬也可以，这样鞠躬好不好？比如，你鞠躬的时候，用手指戳戳地什么的？
华若翰不干。于是清方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华若翰把腿隐藏在桌布后面。这样就是双赢了。华若翰不用下跪，但是皇帝可以假装他在下跪。总之，都是出门混的， 给些面子好不好？
正在谈判的过程中，咸丰皇帝又凭栏处怒发冲冠了，他要求，美国公使必须给他叩九个头。
叩头问题整整谈了十几天也没有一个结果，于是，咸丰不耐烦了，要求驱逐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就不再要求面对皇帝亲递国书了。双方转移换约地点，回到北塘，于 1959年的8月16日，换约。并且把自家总统的国书转交桂良，由桂良代呈中国皇上。也算是“扁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出使任务。
老憨华若翰对自己的换约之行还比较满意，认为和平就是和平，就甭管是在北京还是北塘换约了。清方要求他跟英法说合一下，代劝他们也来换约，华若翰也痛快的 答应了。华若翰满意了，但是诸多旁观者不满意。除了美国人，还有英法人，特别是后者，讥笑华若翰投机取巧，那巧还不怎么巧，他们普遍认为，华若翰换约之行 更多的是笑话与屈辱，他们传说，美国公使坐在一个箱子里被运到了北京，在北京又遭遇了囚徒般的待遇。唉，英法说风凉话也是正常的。美国换约前后，咸丰就指 示两江总督何桂清，看看英法公使是不是都到上海了？劝劝他们，也都来换约吧。何桂清先劝的法国，说，俺们的大员本在北塘等你们来着，谁知你们直接闯入了大 沽，以致于闹出了误会，其实咱们之间本来没啥呢；听说美国与俺国正在北塘换约呢，双方情意甚厚，现在俺们的桂良已经到京了，希望你也前往换约，并劝英国一 块儿去，免致过期不候。法国公使的回复是：俺在静候国王的指示，俺自己现在不能当家作主，关于英国方面，我向他们转达了，我们俩个深知贵大臣常以和好美意 为心。何桂清再照会英使，愿意不愿意与法国一道上京换约啊？ 估计布鲁斯正在气头上，没有回复何桂清，因为何桂清提交给咸丰的这些资料里只缺英方的回复。
布鲁斯确实气坏了，因为何桂清向咸丰汇报自己与英法照会详情时，另附一奏折，折中说，英法公使从大沽口退往上海时，其势汹汹，几若不共戴天，盖因二夷百余 年间没吃过这等亏了。
何桂清蒙对了，英夷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等亏呢。消息传到欧洲，英法大哗！
大沽之事传出：傲慢伦敦与浪漫巴黎同时大哗
大沽失败的消息，于1859年9月传到欧洲。伦敦与巴黎大哗。
英国与巴黎相较，前者保守，后者浪漫。前者反应比较慢，后者反应比较快。所以我们先看法国的反应吧。
法国虽然在大沽的损失相当的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应不强烈。一海军上尉说：“长久以来，文明首次在我们所称的野蛮面前止步了”，为了“法兰西国旗的 荣誉”，“远征中国应坚定不移”。
拿破仑第三的帝国政府更是一下子就把大沽事件认作侮辱性的：法兰西国旗严重受辱，帝国政府必须报复！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处于海外扩张时期，所以这是它最正常 的反应了。另外，作为军事独裁制度，靠海外征服、靠枪杆了赢得声望，也是它军队的需要。
法国外长致书法国驻上海代表布尔布隆：皇帝政府决定因中国政府如此明显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而给予惩罚。目前政府正与英国协商，争取明春动手。之后，他 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提出赔礼道歉等条件。中国的拒绝更加坚定了法国政府的动武决心。
民间舆论方面，起初大家都偏向于远征。后来发现，远征跟他们也没啥关系，不过逗逗乐而已。因为法国在中国没有任何重大利益需要维护，两国缺少通商的基础。 不过，谁让法国浪漫呢？他们认为，仅北京这个神秘的名字就足够令人魂牵梦绕了。不只民间，就是拿破仑三世，也受他叔父的影响－那个预言中国睡醒必将震撼世 界的拿破仑一世就对中国充满了诗歌般的想像。所以，深入中华帝国，挺进北京吧。
为此，法国开始了远征筹备。它一始就确定出兵1.8万，甚至准备派出自己的骑兵队。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骑兵队，并把兵力削减为这个数的零头：8000人。一 则是考虑到实施问题与经济问题，二者是考虑到了英国的感受。特别是后者，法国出兵过多，超过英国，英国是不接受的。
法国迅速准备好了远征，下面我们来看看英国方面的反应。英国先是目瞪口呆，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后，态度就很激烈了。
首先是民间。伦敦《每日电讯》说：“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鞭打每 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 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 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的主人翁……。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勇敢的政策，则应于夺 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把广州保留在自己手里，和我们现在领有加尔各答一样，我们能够把广州变为我们远东的商业中心，来抵抗俄国在中国东三省边境 所已取得的势力，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泰晤士报》说：“英国要与法国一起，必要时甚至单独行动，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讲信义的乌合之众；要使欧洲人的名字从此在他们整个领土上成为令人敬畏（如 果不是令人喜欢的话）的通行无阻的保障。”
政府相对来讲，稍理智些，但是心态比较复杂：
第一，布鲁斯出发时，他的上司是托利党内阁。大沽口惨败消息传回时，则换上辉格党内阁了。尽管托利党在布鲁斯出发前给了他训令，但是为了给现执政党颜色 看，他们尽力攻击布鲁斯，并且表示对大沽惨败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巴麦尊现任内阁中，有些成员当初是特别反对亚罗战争的。现在，又摊上了布鲁斯事件，当初不支持包令武力进城，现在支持布鲁斯武装换约？这咋转变呢？
第三，有人把矛头对准了额尔金，认为他应该对大沽之役负责，因为他签订了不详的天津条约。在公使驻京问题上作了不该作的让步，遂导致了这一切后果。
第四，布鲁斯太轻率了。是不是疯了？当时在中国，走大沽是唯一的选择吗？
布鲁斯为之辩解：
第一，白河是去北京的唯一的自然通道。北塘那样的偏门，是不能走的。“英法这样的西方两大列强只应从偏门进入吗？他们这不就像是来向皇帝朝贡的”。
第二，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离他12公里之遥，而且拂晓就下了行动命令。
第三，中国人利用奸诈引起了战争。
第四，对付中国人，只有战争，才能恢复他们的理性。
第五，美国公使倒是从北塘进京了，不是遭受诸多侮辱吗？
至于巴麦尊内阁，从1859年9月16日起，八天之内开了四次内阁会议。第一次内阁会议，紧急决定，立即从印度派出土著军、欧洲军各一团前往香港。第二次 内阁会议，一致倾向于向中国派出强大的军队，但对于布鲁斯在大沽的行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第三次内阁会议，决定让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外长，英法两国公使拒绝 绕道后门而走卑贱之路是正确的，因为英法代表的是西方两大强国。第四次内阁会议决定，公使必须驻京，外交不成，就使用武力。
怎样使用武力呢？经过多次讨论，巴麦尊决定，由于季节的关系，时间上，推迟到来年春天。办法上，占领何地封锁何口，内阁存在争议，但是对于打进北京，则是 一致同意的。
经过磋商，英法双方人员配备如下：
英方计出兵1.2万，总司令格兰特（J.H.Grant）,全权公使额尔金。
法方计出兵7000人，总司令孟托班（M.C.de Montauban），全权公使葛罗。
格兰特：爱好音乐，大提琴拉得不错；曾经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镇江战役有过他的身影；据说，因陪上司拉琴而获晋升；1858年镇压印度起义有功，获得一 枚军功章。鉴于印度是这次侵华的大本营，且大部分士兵都要从印度调出。所以格兰特将军成为现职的最适当人选。不过这家伙语言表达能力特差，据说说不出完整 而有条理的话，导致手下只能根据他断断续续的话揣摩这位上司的想法。不过这不妨碍他当一位出色的将军。政府给他的训令是：第一，拿下白河口，占领天津，完 成天津条约的批准。第二，尽量避免进驻北京，因为那很危险。北京夏天热冬天冷，人口还众多。第三，中国皇帝可能离开首都。长期进驻很困难。总之，进军北京 以及撤退北京，你自己当家吧。
孟托班：当时的法国认为远征中国是一场浪漫，所以孟托班接到这一奇异的任命，还有些不太相信它是真的。确认后，老头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不过老头出征前 不是太满意。
第一，他要求带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随军出征。未成。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对搜集中国历史与艺术文物的好奇与兴趣，二是想保持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的传 统。拿破仑一世在远征途中那句“让学者与驴子走在中间”的名言，地球人都知道。而且，远征埃及之后，这批学者造就了埃及学的开端。孟托班估计是想开辟汉学 事业呢。奈何政府不同意，弄得他很很扫兴。第二，他想带一个摄影师，也被拒绝。结果珍贵的照片都让英国给拍走了，真是遗憾。聊可安慰的是，他的队伍里带了 一位学者。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一支庞大的医疗队，由40名军医和8位药剂师组成。当然，宗教处、随军牧师那是必备的，就跟咱们配备政委一样。
额尔金：同志这是二进宫，第二次出使中国了。同志真不愿意来啊。第一次来，先到香港，后应印度总督要求，去印度帮他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了；回来攻陷中国的 广州与天津大沽，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印度期间，他给妻子写信：“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自从我来到东方后，不管是男人还是女 人，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藐视、暴行、报复”。 天津条约签订后，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给外相写信，说到了自己的哥哥：“他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利益 茫然无知”。至于额尔金自己，则在日记中说，与中国人打交道很难受：“我本性热爱正义，憎恨人世间的不公，这些让我处于永久的煎熬之中”。 看得出来，额尔金很厌恶自己的东方之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问题是厌恶也没法，当初政府提名让他第一次出使中国时，他找不到理由拒绝，虽然他对辉格党的对 华政策并不支持，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来了。虽然硬着头皮来，但是玩得很漂亮，英国几乎没受什么损失就签订了天津条约。现在，他那不争气的弟弟布鲁斯在大沽 吃了败仗，需要他这个做哥哥的前来收拾烂摊子了。虽然政府顾忌到了布鲁斯的自尊心，依然让他留在中国做副使，但是，不用说，活儿都摊到额尔金头上了。来之 前，他给政府要求，回来后“国家给予年金作为酬劳”， 唉，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那“温暖的苏格兰家庭”。
葛罗：葛罗也算是二进宫了。1857年5月作为拿破仑三世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与额尔金并肩作战，与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现在，需要他第二次出面了， 一是因为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二是因为他与额尔金上次合作愉快。为此他的皇帝拉着他的手，深情地对他说：你是五十里挑一的人选，五十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如此 牺牲，你重返中国吧。于是，他就又来了。
关于侵华总方针，1860年初，英法双方完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大清各向英法赔款800万两。天津条约的赔款数包括在内。
第二，共同占领中国的舟山作为抵押。
第三，清政府为大沽口事件道歉，同时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
除上述三项协议外，英法给两位公使的训令精神有：
第一：英法公使应该进入北京，并在那里受到光荣接待。英国政府专门强调，必须走布鲁斯当初要走的进京路线，必须坐轿进京。千万不能学那美国的华若翰。
第二：英法公使是否常驻北京，由你们两位共同协商。
第三：战争尽可能在扬子江以北地区进行，要和其它地区的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四，战争的目的不是要颠覆清政府，要防止在北京出现无政府状态。北京的皇帝如果从北京跑回老家了，咱们就没意思了－太平军会反得更来劲儿，中英权威会下 降，平叛的总督们更无能为力。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建立更明确安排得更好的国际关系。
此外，英国外相授意英方人员：如果法国不反对，就把香港对面的九龙搞到咱手。这外相不知道，他训令发出之前的一个月，巴夏礼与先期到达香港的英国总司令格 兰特将军和香港总督罗宾逊（H.Robinson）等人密谋，已取得了九龙的永租权。时间是1860年3月。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的两广总督是劳崇光，他并 不比他的前任更具有智慧，他对付不了在广州任联军委员会三人委员之一的巴夏礼，他在巴夏礼手下，跟他的前任柏贵一样，只要驻在广州，那就摆脱不了被巴夏礼 所玩的命运。巴夏礼给他一个照会：卖瓜的，九龙的冶安太乱了，影响香港的安全。目前办法只有两条－你们要么派一支部队驻留那里搞治安；要么割让给我们，就 象香港那样。鉴于贵总督在皇帝批准之前无权割让给我们，那就租给我们吧，目前需要贵总督决定的就是，租金多少？
劳崇光做选择题还比较神速，巴夏礼3月20日提交照会，3月21日，他就在人家提交的租约上签了字，年租金500两白银。已经永租给英国了，以后要求割让 就很方便了，因为英国会对中国说，永租与割让，区别不大嘛。
有了九龙做基地，这侵华就更方便了。
目前，英国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中方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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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4-23 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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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5-6 1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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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亢奋得有些过头了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着实让咸丰亢奋了一下。卖瓜的，自从那1840年起，大清就没骄傲过啊。亢奋之中咸丰连续指示：
第一，既然他们闯的内河先开的炮，那就不得不示以兵威。出力兵弁，不管死的活的，政府大大的有赏。至于僧王，先赏给御用烟壶一对，时辰表一对。
第二，要顾全大局，夷人如果还前来骚扰，不要先行开炮。违令者必治其罪。
第三，如夷人后悔了，赶紧跟他们和谈，恒福要抓住时机啊。
第四，驾驶外夷，最终都是个抚字。英法前来递照会，僧王不可接收，也断不可和其见面。抚局由恒福专办。如果美法前来为英夷说合，要因势利导。
第五，英夷两次到冿，都是他们先开的炮，这次若来悔过求和，就告诉他们，咱死伤也多，兵费约需千余万，折除天津条约中英法所要求的六百万，还欠咱好多万 呢。他们要是态度好了，咱可以给他们减少些。
第六，英夷可能前来报复，着何桂清在上海密查严防。并且着华商在夷商中传布谣言，就说若复用兵，则上年所议天津条约就会前功尽弃，岂不可惜？
这个傻皇上，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怕英法前来报复，又梦想着他们会后悔得哭着爬着前来求大清原谅。
咸丰亢奋，还有比他更亢奋的。那就是大清的国防部长－兵部尙书全庆。他于7月2日上奏皇上，提出了诸多建议：
第一，乘胜追击，把英法打趴下，咱好推翻之前的条约。皇帝批曰：主意好是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以后能办到此地步否。
第二，其它用钱的事项往后靠靠，目前要把钱都用到防夷上，让僧王再接再厉，让广东义勇扰乱香港去。皇帝批曰：此举难期必胜。
第三，让登州与旅顺的水师合兵一处，截住夷船退路，然后国威大振，我们就掌握和谈主动权了。皇帝批曰：此举万万不能，洋面争衡，徒贻笑柄。
看来这个傻皇上还不是全傻，还知道海上不行。而且，希望英法哭着爬着前来求情之际，也没有放松大沽口的战备工作。在他的指挥下，僧王在大沽集结了四大集团 军。大沽，集结一万人马；北塘之西北的营城，集结三千人马；天津，集结八千人马；山海关，集结八千人马。四地总共集结三万人马。而两广总督劳崇光与两江总 督反馈过来的情报大致是：第一，英法必来报复，大约在明春。第二，英法登陆地点在北塘。咸丰一听，即命僧王布置。僧王的决策是，不守北塘，他认为北塘不易 守，所以仅在北塘的炮台底下埋设地雷。待英法军队登陆北塘后，僧王准备诱敌深入，特别是利用自己的蒙古马队对他们实行兜击。他给咸丰汇报说：我办事你放 心。
1860年3月8日，布鲁斯与布尔布隆根据政府训令，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四项要求：
第一，为1859年的大沽口事件向英法道歉并归还被清方掳获的枪炮船只。
第二，有礼貌地接待英法公使溯白河进京换约并充分履行该条约。
第三，前已答应的英使不驻京作为罢论，今后英使是否驻京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第四，为大沽口事件向英法赔偿，数目的多寡就看清方对以上各款照办的迟速了。
傻咸丰对着这最后通牒，看不懂啊。要命的是，他正好把意思看拧了，他认为，英法虽然没有露出求和之意，但是其外强中干大可想见。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第一，英法公使须与中方就天津条约在上海重新协议。双方都没有意见了，再进京换约。第二，有关进京换约，应按美国换约之成例。至于上海咋协议，他指示两江 总督何桂清：第一，外国公使不但不能长驻北京，就是驻其它地方也不行；第二，英法的军费赔偿，与中方抵消二百万两。英方的二百万商欠，由华商分年代赔，条 件是，英方退还广东省城。第三，内地游历及长江设立码头，尽量取消。牛庄、登州不得开口，照美国例开潮州、台湾两口。实在不行，允许英国开琼州，法国开淡 水。第四，大沽之防，决不能撤。
这个傻皇上，他以为大沽一役，风水就转了，成中方市场了，只有他有谈价的资本呢。
何桂清当然没有皇上傻，这个时候上海人心慌慌，太平军刚刚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上海能否保住都值得怀疑，再跟英法联军对着干，绝对是鸡蛋撞石头。不 但不能跟英法联军对着干，上海一帮高级干部－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包括两江总督何桂清，都在梦想借师助剿呢。他们三人访问布鲁斯，希望对方学雷 锋做好事，帮忙先把太平军干下去，北京对洋人有了好印象，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布鲁斯认为，我们是来跟你们打仗的，舟山、烟台、大连都占了，渤海湾都封锁 了，咋好意思开战前先帮你们打太平天国呢？不过，不帮你们的忙可以，但是不帮自己则是不行的，如果太平军进攻上海，影响了英侨的利益与安全，那么我们绝不 会坐视不管的，海陆军当局一定会布置抵抗的。但是布鲁斯更不傻，对何桂清“先剿贼后谈判”的建议一口回绝，他说， 从前天津条约五十六条及今春英国政府照会中的四条，一字不能改，中方只须Yes或No，英方只有战与不战。
何桂清一看英方不好哄，赶紧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密商，联名向咸丰上奏，提请皇上按照“回纥助唐”的历史成例，答应英方所有条件，顺势请他们助剿，那天下就大 安了。咸丰一看，暴怒：他妈的，大清哪有这样的臣子？就是将你法办，俺都觉得脸红，更何以对天下臣民？拉倒吧，革职拿问，改任薛焕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 时间是1860年的6月26日。
何桂清命也不好，虽然咸丰后来只顾自己跑了，没顾上惩办何桂清，但是等咸丰他媳妇儿政变成功后，新官上任要点火，偏偏就选上了这个何桂清。借口说1860 年5月，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时，坐镇常州负责供饷的何桂清跑了。跑的时候，还只许他领导先跑，不许百姓跑。百姓代表拦住不让他跑，丫就命人朝百姓开枪，居 然打死十几人（一说没死一人，总之是笔糊涂帐了）。其实不管是太平军所经之处，还是英法联军所经之处，官员们都是撒开丫子快跑的，咸丰本人就是典型的代 表。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上梁一般不会因为这个而杀下梁的，顶多贬官或者革职（道光时期只杀过一个余步云）。慈禧这个小娘们新官上任，估计想唬一下众爷们 儿，以让他们忠实地匍匐于自己的石榴裙下，所以，尽管有好多人保何桂清，慈禧还是把他杀了。时间是1862年12月。于是，大清又少一个明白人儿。没办 法，这就是大清的命数。美国培理的船只一开到日本沿海，日本几认字的人士差不多就都醒了。而中国呢，精英人士是一拔一拔的醒，民间与政府一拔一拔的毁，不 是毁于国内谤议就是毁于政府辣手。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死去一浪上。比如琦善、耆英、黄恩彤、刘韵珂、徐继畬、何桂清……甚至到了郭嵩焘时代，不但 没有结束，甚至变本加厉了。面对这样倒行逆施的历史，如何不叫人垂头丧气？如何不叫人赞同巴麦尊每隔十年八年就得揍中国一顿的理论？揍都不醒，不狠揍对得 起谁呢？
风凉话少说，言归正传。咸丰大骂何桂清的这一天，6月26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对中国正式宣战。
这战争也比较好玩。广州1857年就沦陷了，但是广州的沦陷，不妨碍上海官员与英法联军的和平共处；现在，英方正式对中国宣战了，上海又成了英法侵华的总 根据地。
总之，不懂得近代国际游戏规则，清政府这仗打得就有些稀里糊涂，俨然一场游戏一场梦。以致于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看不清这场战争的全景。
英法联军：第三次光临大沽口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之后，其余舰队船只173艘来到了天津大沽口。英法联军这是第三次光临大沽口了。同来的，当然还有俄美公 使。
美国依然是华若翰，俄国是伊格那提耶夫。美俄还是老规矩，做好事，居中调停人呢。华若翰吧，一个傻乎乎的美国佬，刚被北京当局玩迷糊，名为观察，实际啥也 不明白，以致于美国学者丹涅特恶心他：“华若翰先生在中国象是一个不知身处何境的迷路人”。 所以，重要的观察人是人家伊格那提耶夫。6月初，伊格那提耶夫从北京直接跑到上海跟英法方面交心，说：北京内阁现在被狂热的主战派所控制，只要对大沽口狠 狠一击，这个派别就会销声匿迹。他还说：“在所有他能与之打交道的中亚政府中，……从来也没有看到一个政府能与北京内阁那种阴险、狡诈以及履行义务的反覆 无常相比。因此，只有狠狠教训它一顿，才能使这个一向热衷于无赖的政府放弃它旧的一套，并和欧洲列强建立起文明民族之间所惯有的那种相互平等和诚挚友好的 关系。
看看这话，根本不象个货真价实的观察者。这是为什么呢？一来，历史上，俄国对中国从来没有过善意；二来，这家伙在北京窝了一肚子鸟气急需发泄一下。
这鸟气还得上溯到第二次大沽之役前。当时的彼罗夫斯基与中方互换了天津条约后赖着不走。说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还有一些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为此他向清方提交 了一个《补续和约》八条，提出中俄东界与中俄西界还有边界有待确定等等。中方一听急了，逐条驳斥，并且撵彼罗夫斯基走：条约已经互换了，中俄天津条约里也 没有俄使驻京的规定，您老还呆在北京干嘛？另外，瑷珲条约我们还没批准呢，而且，大皇上早就跟签订条约的奕山着急了。他签的条约，政府根本没承认呢。正纠 缠间，俄方通知说，我们来新公使了。彼罗夫斯基本是俄府为了赶时间临时抓的差，现在，他们改派了年轻气盛、年仅26岁的少壮派军官伊格那提耶夫。
伊格那提耶夫1859年3月份从彼得堡出发，出发时带了庞大的军事援华团：来复枪一万支，火炮五十门，子弹一百六十万发。随同有步兵教官、工兵教官、炮兵 教官、射击教官、地形测绘师各一人。除此之外，沙皇政府还给拨来五十万卢布的训练费。幸亏中方谈判代表肃顺同志识破了俄方军援背后的土地阴谋而拒绝了，否 则一边倒的中俄友好同盟互助之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中方拒绝了军援，但是拒绝不了俄国使臣，伊格那提耶夫于6月27日，也就是第二次大沽之战后的第三天到达北京。7月初，双方开始会谈。关键问题有二：
第一个问题，有关海口通商。
7月30日，僧王向咸丰汇报：山海关发现夷船，夷人四五百名，多系广东口音，声称乃是英国人。说久闻山海关名胜，前来观光。其中一名俄夷，咱山海关防兵与 他彼此认识。我觉得，要是俄夷吧，就不能与他们动武，要是英夷吧，就得炮轰他们，只是咱认不清他们到底是啥夷。为此，清方照会伊格那提耶夫：尔国船只千万 不要在非通商口岸航行，而且也不要冒充英国船只，因为一旦是英国船，我们就要开炮呢。伊格那提耶夫回复说：本国人断不捏称英国人，也通知本国之船了，断不 可到不通商之处。随后，清方又照会俄使：俺们与美国正在北塘换约，原先说的是，换约之后四个月，各通商城市开口。现在，从缓执行。因为英法两国还没有换 约。何时开口，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华若翰已经同意了，四国应一体办理，特此知会。
伊格那提耶夫一听就急了：中俄天津条约一换约就可执行了，谁跟你们约定过换约之后四个月才开口呢？而且，我们是我们，跟英法美有什么干系？中俄天津条约， 只说开口七处，根本没说换约四个月之后才执行，更没有说须等到别国换约之后才执行。
着急是着急，伊格那提耶夫还是给清方做了些好事，清方不识啥叫国旗－按僧王的奏报，夷人旗帜或尖或长，五色杂陈，根本分辨不清谁是谁。为此，俄方给中方绘 制了各国旗式，清方拿到手里，赶紧复制三份发下去了，叫各海口以后凭此辨认。 随后，负责谈判的肃顺与端华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他俩照会俄使：中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4月延缓期，可是英法美条约里都有啊。而且，中俄条约里说了，其它 国有啥，俄国一体均沾呢。这不是一体均沾吗？况且前面换约时，贵大臣彼罗夫斯基也当面答应了这条，并说要传达给贵国。中俄条约规定七口通商，是不假，但是 不用说就应该等其它各国都换约之后一块儿按新税则执行，再说了，我们还没有把新章程传达给下面各海口呢，前面通知你，是怕你们的船只白去。你这个人真是， 不知道这是俺二人的美意？贵国必欲前往，我们也不拦着，你们看着办吧。
伊格那提耶夫一看，窝脖子。肃顺与端华，一半装傻一半真傻，气死人没商量：第一，清方两位军机大臣睁着眼睛说瞎话，英法美条款里哪有通商口岸四个月的延缓 开放啊。英国条约里倒有四月一说，但却是规定自订约后限四个月为期，各领事馆与中国税官伙同公布子口税清单而不是四月后才开口。第二，即使英法美条款里有 四个月的延缓期，那也跟我们俄国无关啊。我们只按我们的条约来。我们条约里是有一体均沾的要求，但我们一体均沾均是沾便宜啊，条约里明说了，“大清国日后 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简单一句，就是俺们只沾利益之处，不沾没利之处。而且这个沾与不沾，决定权在我 们手里。沾是我们的权利，不沾也是我们的权利。而肃顺等人理解为，一体均沾就是一切统一，你不沾那是不行的。第三，通商口岸的开放，在近代化语境中，总是 双赢的事，可清方一直认为，这是大清国对夷人莫大的恩赐。既是恩赐，俺们给你官僚一下，拖延一下，拽一下，总是可以的吧。怎么这么心急呢。我们是做好事， 就不欠你们不是？
第二个问题，有关边界谈判。
俄方本想就着瑷珲条约乘胜追击，接着谈判乌苏里江那一片共管地呢，可是清方干脆连瑷珲条约也不承认了。为了表示不承认的决心，清方于1859年6月下令， 将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革职留任了（不久调回北京）。还有，这个时候的中方刚在大沽口把英法换约的联军兜了个底朝天，正扬眉出剑鞘我笑豺狼叫呢，何况肃 顺这人本就是个响当当的主战派首领呢？所以谈判桌上，肃顺噎得伊格那提耶夫根本上不来气，谅对方再年轻再少壮，遇上咱肃顺，那也是不行的。伊格那提耶夫提 出一个《补续和约》六条，跟彼罗夫斯基提出的那个 八条内容差不多。肃顺呢，玩无赖式的釜底抽薪，关于瑷珲条约，一会儿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一会儿说，是有这么个条约，但是当时奕山与俄 方谈判时，既没全权证书，又没有正式关防，所以瑷珲条约根本无效，政府早就把它报停了。别说乌苏里江那40万共管地了，就是黑龙江那60万，俺们都没承认 呢。伊格那提耶夫说：瑷珲条约，你们大皇上批准过的。为此，他把1858年6月14日咸丰发给桂良、由桂良转呈给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的、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 翻译成汉文给肃顺看。在这份谕旨里，咸丰明明白白的批示：他看到了奕山的条约奏本。既然定了条约，合了心意，俄国就应该为中国出力，英法联军来到了天津， 俄使就出面替咱说合，方能对得住中国云云。 这批示当然是最高当局对于瑷珲条约的承认！
肃顺一看咸丰的谕旨都出来了，没法否认了，就不要脸了，说：俄方翻译有误，跟皇上原谕不符。普提雅廷说：那就拿出你们的原谕咱对照一下。肃顺回说：不行， 俺们的谕旨都在军机处里收存着呢，军机大臣无权擅自抄出一份给你对照。……鸡遇到了鸭，双方这样扯皮，根本扯不出什么结果来，8月31日，肃顺干脆把伊格 那提耶夫递给他看的瑷珲条约掷到了桌上，说它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那提耶夫认为肃顺举止失礼，藐视国际文件，当即退场了。但是肃顺不管他这一套，俺 肃大人忠君爱主，这就够了，管你什么国际不国际，再说了俺大清就是国际。9月1日，伊格那提耶夫给军机处照会，要求清方另换一个谈判大臣。在这个长长的照 会中，伊格那提耶夫扇了前言不搭后语、订过条约又撒赖的清政府一巴掌又一巴掌：贵国军机大臣应该是明睿通达之人吧？可是跟我谈判时，先是说没有瑷珲条约等 事，他不知此事；后是承认有此和约，但是已经报停了，不必再议。待我把贵大皇上的谕旨拿出来，他又说我们翻译得不对……两国相交，有这么个交法吗？贵国现 在与英法两国不合，还想再跟我们不合吗？
如果说伊格那提耶夫的照会是扇清政府巴掌的话，那么清政府的回复更是自扇巴掌，9月5日，军机处回复伊格那提耶夫说：肃顺乃大皇帝亲信之大臣，最讲诚信 了。每次与贵大臣的照会及当面交涉，都是据理直言。至于瑷珲条约，那是因为奕山办理糊涂，我们大皇上已把他撤职查办了，难道你们不知吗？赶紧派人到黑龙江 重新确定地界吧，不要辜负我们这次照会的美意啊！
伊格那提耶夫一看，再次发出照会进行解释，双方就这样鸡与鸭的傻谈着。9月下旬，为了等候政府的新训令，伊格那提耶夫中断了谈判。12月份，伊格那提耶夫 要求重开谈判，还是要求清政府另派谈判大员。清政府依然给他派来了肃顺，所以双方的谈判还是那种扯皮，一直扯到听说英法联军要开过来了，俄方才停止活动。 1860年5月，伊格那提耶夫得到政府训令，表扬他在北京干得不赖，现在，离开北京吧。政府将给他一支舰队，供他在中国水域活动。而且，最好和美国公使一 起做调停人，千万不要把战争扩大到足以推翻清政府的地步。一但南方汉人做了皇帝，首都肯定南移，将来的中国，就会摆脱我们的控制，转而受英国人控制了。
得到政府训令后，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意不同意我们的划界要求？不同意，俺就走了哇。清政府当然不同意，虽然东西伯利亚总督早已对乌苏 里江东岸完成了实际占领，但对北京的咸丰来讲，他还没看见棺材呢。所以，伊格那提耶夫只好于1860年的5月底离开了北京。离京前夕，小流氓还做了几件 事，第一，给俄罗斯馆的东正教大司祭固礼发出指示，要求他注意国际形势和中国反应，并搜集相关情报。第二，告知清方，俄方将按自己的理解来执行《瑷珲条 约》。如果中方同意俄方条件，那么将来中方与其它国家谈判时，他可以提供友好帮助。如果中方中断中俄贸易，那就可以视作中方对俄方宣战了。 布置完毕，伊格那提耶夫就直奔上海来找英法美公使了，表示要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攻打大沽，试想这当口的他，会给中国添好吗？虽然政府训令不能推翻清政府， 但是给大清君臣点颜色看看，还是伊格那提耶夫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这调停人还有很多兼职：英法间谍、英法军师与顾问。关于前者，他把自己手中的白河防 务、北京情报陆续提供给英法联军。关于后者，他告诉英法公使，别听信别人的忽悠，一定要打到天津，撤毁中国的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 他这兼职，新任两江总督薛焕也发现了，向皇帝做了汇报，问题是，清方拦不着。总之，四国列强又集合上阵了，英法上树，俄国给他们脚底下垫砖，扶他们往上 爬，美提篮子接。
7月初，英法舰队纷纷北上。伊格那提耶夫与华若翰也纷纷跟上。伊格那提耶夫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愿意说合的照会，同时附送的有华若翰的照会。清政府对他们的照 会回得很迟，7月21日才回复，而且专挑俄使回复，回得牛皮哄哄：谢谢你的美意，俺们没有失信于英法，上年大沽口事件是他们背约启衅，责不在我方，就不劳 你调处了。 至于华若翰的照会，清方更牛皮了，直接表示拒收，认为美国照会应该由上海投递云云。这就是清方的不是了，欺负人家山姆大叔老实，上年委委屈屈的按中方条件 换了约，不象俄国那样天天给中国政府找麻烦，于是清政府就单独挑出美国表示不挺！
等清方回复的当口，7月15日北京东正教使团的修士大司祭固礼派人送来了情报，并向伊格那提耶夫建议：请极力说服英国人前来北京，中国已极度虚弱。
问题是像咸丰这样的中国病人，越虚弱，症状却越是亢奋。当四国列强都摆好架势的时候，咸丰的亢奋劲儿虽然消去一些，在战与和上有些忽悠，但总体上还是红光 满面的。何况可怜的皇上在7月22日和7月27日又先后接到了两广总督劳崇光和两江总督薛焕的情报呢？
两广总督劳崇光汇报说：买了英文报纸，翻译了一下，报纸上说，英国国王不想打呢，怕中国不跟它和，所以才派兵呢。
两江总督薛焕汇报说：我派人打听过了，第二次大沽之战是布鲁斯擅自开战。此次额使到来，重在主和。带兵来嘛，一则是自卫，二则以兵胁和呢。不要以为人家一 带兵来就是主战。
两人汇报的也对，带兵来不见得是打仗，更不见得是非要打，只要中方答应3月份布鲁斯的那份照会，他们就不打了。问题是咸丰理解错误，他自作多情地认为，敢 情英国想和啊。和就和，我也退一步，让他们从北塘进京换约，少带俩人，非要坐轿，就让他们坐吧。咱也大方一回，不过只准他们在城外坐轿。傻皇上对3月份的 那份照会早忘后脑勺了。没办法，咱不知道啥叫最后通牒嘛。
于是，咸丰就在这么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中，迎来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北塘天津：一古脑儿地陷落了
僧王在北塘没有设防，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开始在北塘登陆：不是叫我们公使走北塘吗？那我们就走给你看。
登陆英军约1万人，法军7千多人，另有“中国志愿兵”2500人。看到中国志愿兵，大家可能要愣。别愣，这是咱传统了。中国百姓这种国门前不分敌我的精神 由来渐矣。远的，商纣王时代，10万国民阵前倒戈，欢迎异族东夷周国的入侵。近的，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伪军280万，希望中国与小日本大东亚共荣。
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置到与国民共荣共享的境界，双方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百姓着急了，日子不好过了，恨不得与汝皆亡呢。第二， 百姓与政府为什么没法共荣共享呢？它是个体制问题，长远来讲是个文化问题。政府不是契约型政府，百姓享受不到政府的最低保障，甚至老受其恶吏与恶制的欺凌 与虐待，也就没有维护它的义务与自觉。一有机会就想背离政府，战时更需要自我保护，自己找东西吃，所以一见有比自己政府象点话的组织，他会不由分说就投奔 而去。总之，中国政府不是现代契约政府的情况下，要求国民片面地对政府效忠，有些苛刻。谁比谁傻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就出现诸多奸民。可以这样说，英国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现奸民。第二次鸦片战争依然不例外。1856年11月，英方因亚 罗号事件与叶名琛在广州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国方面就有一支1500人的太平军支队乘船直闯广州，希望帮助英方打下广州城。出于对太平天国的不信 仰，他们的好意被英方拒绝了。1857年12月，英方第二次攻击广州的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了，招募了700名苦力。一种说法是，他们全是广西的客家人。 叶名琛对义军的镇压让他们愤怒，一愤怒，就都来帮英国人的忙了。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可能不是客家人，应是广东的下等人，被固定的报酬和周到待遇所吸引，所 以就不考虑种族上的责任了。其实，不管这些苦力是广东人还是广西人，是客家人还是当地土著，反正他们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所以什么种族上的责任，在他们是 无所谓的。即使是汉族人做皇帝，他们也无所谓。朝廷之事，肉食者谋之，跟老百姓何干？专制恶政下，百姓的本质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愿意给谁干就给谁干！
这些苦力的任务是，人力运输工具。按马士的说法，这种运输队是在没有载重牲口的国家里组织使用的。英方攻袭广州时，这些苦力背着军火，紧跟在军队的身后。 在西方人笔下，他们很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他们中有人头被炮火掀掉的话，其余的苦力喊一声“哎哟”后，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 去了。据说这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引起了英国人的钦佩。英国的官方报告中也提到“这些人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 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贯地表现在整个战役中。”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英国两支舰船在奔赴白河的时候数次触礁，当地中国人“都自愿用拖船帮助外国人，他们对‘解放者’非常热情，甚至拒绝接受外国人的报 酬”。 看样子，中国人中还有觉悟更高的，义务帮助外国人攻打他们的政府。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误，全国君民信守一个有道者得之无道者失之的游戏规则。如果英 国把中国的皇帝赶跑，自己坐上龙墩又执行仁政的话，那么它顶多是历史上的又一出武王伐纣。
问题是英国不爱这一口，没有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的中国式农民理想，所以就这样变成了侵略者。否则至少相当于咸丰家的祖宗满清入关统一中原那样， 来一出英夷入关一统天下呢！
这次，第三次大沽口战役前，英军路过香港，居然从这小小的岛上招募到了2500名的中国苦力。这些苦力享受到的待遇当然不错。慷慨的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提 供9两银子的津贴、伙食，还有两身制服。比上大清的军饷与欠饷，跟大清的兵丁比起来，简直是国际白领与农村黑领的区别了。不过英法联军拒绝发给这帮志愿者 枪支，只给他们一些竹棒。竹棒就竹棒，就是给根打狗棍，也不影响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热情都在工资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中国人都知道的。
据英国方面说，这些苦力离开香港后，香港的犯罪活动大大减少。如果这样的话，英法联军所经之处就倒霉了。事实上英国人也发现，这帮中国苦力兵对自己的同胞 比锡克教徒对自己的同胞还残忍。
尽管如此，苦力还是有自己的优秀之处的，否则英国也不会招募他们。英国的一位将官对中国志愿兵高度赞扬：有团队精神。虽然目无法纪，心肠残忍，但是一个苦 力比三个负重的动物还有价值，他们喂养简单，只要正确对待，是最好驾驶的。
马戛尔尼当初出使中国，就羡慕过中国的苦力。当时他的船到通州，码头苦力一天就把他37船的东西全搬下来了。搬的利索不说，搬的时候还且呼且笑，遍洒劳动 的欢乐，好象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苦力似的。马戛尔尼感叹说：“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 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看来，大清真的是世界上最对不起百姓的一种政府了。中国百姓很容易满足的，牛马般的日子对他们来讲就是享福了，问题是，政府老是让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日 子。也就是说，光干活，却吃不着草！跟这种政府，讲什么忠烈啊！
没有更多的记载，来详细描写这帮苦力在战争中的功劳，他们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没有多少人愿意了解并书写他们。所以，我们也就只能从历史的缝隙中偶而看到他 们的身影了。
现在，让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北塘的登陆行动吧。
北塘虽有没有设防，但登陆还是花了10天的时间。没办法，联军阵容庞大，光马匹就拖了将近3千匹，亏了咱们的苦力军团。
僧王战前在北塘埋的地雷没起作用。据说是当地老百姓的功劳，他们不愿自己土地上有地雷爆炸，所以前去通知英法联军，告诉他们地雷埋在何处。所以大清的地雷 战没有上演成。
联军北塘登陆成功。军功章首先得记给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一笔，他把逗留中国期间所得到的北塘至天津、天津至北京的防务情况全部提供给了联军，甚至还提供 了一份详尽的北京地图。俄国驻北京的俄罗斯馆的教士们表现了卓越的克格勃才能，他们坐着马车在北京的大街上溜达，马车底下则安了计时器，回馆里一算，就绘 制出北京地图了。所以伊格那提耶夫与英法合作愉快，倒衬得华若翰很没意思了。清政府也大约知道俄使不是好东西了，所以8月3日单独照会美使，请华若翰帮忙 调停。华若翰回复说：我倒愿意帮你们调停，遗憾的是我现在没这本事。这老实蛋回得也对，英法都登陆了，他还怎么着促进和平？正因为他是真心走和平路线的， 所以英法公使都不稀罕他，加上国内形势有了问题，林肯做总统，南北要内战，所以几天后他干脆回国了。回就回吧，英法不会拦他的，反正他们有伊格那提耶夫一 个人就够了。
8月3日联军派出2千人的先头部队，沿北塘和新河方向，侦察大沽后路布防。僧王炮台上望见，遂派出自己的蒙古马队前去迎截，双方接上了火。中方受伤三名， 汇报说，敌方步兵骑兵均有伤毙。错，有伤没毙：敌方受伤十余名。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蒙古骑兵第一次交锋。中方汇报成了一次大胜仗。其实是英法联军出 来探路，任务完成，就撤了。这么一撤，把僧王给撤傻了，认为英法联军不过尔尔。给咸丰上奏说：他们来挑衅，所以不得不打他们。直隶总督恒福给美国公使的照 会是：英法前来挑衅，我们不得不打，但是我们只迎敌，不进攻。这是我们大皇帝厚道。你们美国最好能出面调解一下，三日之内，如果英法没有回信，我们就只好 打了啊。还有，陆战不是水战，倘英法联军再次战败，想和就难喽，回去也不好交差喽。 这一文一武两个傻冒，英法把棺材都给扛到眼前了，他们却仍处在林则徐那时的迷信中：夷人只擅水战，仗着船坚炮利；一下船，腰腿仆直，跌了爬不起来，没有陆 战能力。
8月12日，联军出兵8千余人，分为两路攻扑新河、军粮城，蒙古骑兵2千人分路迎战。不久，蒙古骑兵即退守塘沽。此役，僧王马队伤亡近400人，联军伤亡 不超过40人。清方俘获联军士兵2名，另有中国兵团苦力13名。
联军占领新河后，僧格林沁加强塘沽防务。因塘沽与大沽相距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8月14日，联军来攻塘沽，相持两时之久，清军兵 力不支，由塘沽退至大沽炮台。
僧王毛了。加强大沽南岸炮台的防务，命蒙古族将领、直隶提督乐善防守大沽北岸炮台。同时向咸丰上奏：“现在南北两岸唯有竭力支持，能否恪守，实无把握。” 直隶总督恒福也毛了，给英法公使的照会，语气大变：“咱别打了好不好”？
8月18日，双方第三次接火。8月21日，提督乐善驻守的石缝炮台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双方从早晨五时开战，六时石缝炮台的火药库爆炸，联军以为炮台没戏 了，没成想乐善指挥人马仍在开炮。最后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八时，炮台失陷，乐善同千余名官兵集体殉国。联军损失也不少，英方死22名，伤179名；法军死 40名，伤170名。十时半，大沽北岸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北岸炮台失守后，僧王知道完了，南岸炮台肯定守不住。但是原先把大话说出去了，守不住咋跟主子交待呢？所以给咸丰上奏，要死战到底，咸丰一看坏了， 你死了我还咋活呢？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了。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撤吧，退守天津。 怡亲王，那个跟僧王秘密见面设套的主儿，联合郑亲王端华与军机大臣等给僧王写信说：关键的时候，不妨先打白旗。估计这主儿心虚了，因为给英法公使设套的时 候，有他的份儿。现在玩不过人家了，拉一个集体领导层出面给僧王擦屁股呢。僧王一看最高领导都叫自己撤，亲王们都叫打白旗呢，就啥也不说了，命令南岸炮台 守军和蒙古马队撤回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给英法公使照会如下：贵将就是能打善攻，俺们服输了。我们已有钦差大臣来到，咱们谈谈吧。 你们可以走大沽口了。 唉，早让人家走不就得了？现在爬进棺材了才答应人家走大沽口。迟了啊！
第三次大沽战役就这样失败了，虽然失败，但是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对手的尊敬，直夸蒙古兵“积极勇敢”呢。问题是，这也是蒙古兵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的极限了 －打到这个份儿上都打不过联军，就没有其它法子了。
联军两位统帅同时认为，对中国的战争到此就结束了。于是，联军里有些士兵对中国之行表示了失望，认为刚开了个漂亮的头，战争就结束了，根本不值六个月的海 上颠簸。 说得也是，相当于人旅游，大老远的跑过来了，路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景点却仅两三个小水坑，一天就旅游完了，没劲哪！
这次战役，联军里的广东苦力受到特别表彰。按规定，他们只负责运送爬墙云梯，但却冲在阵前，勇敢地参加了战斗。格兰特将军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工 次。
僧王撤回天津后，认为天津也守不住，给咸丰上奏：我撤出天津，守通州吧。8月22日，僧王把天津所有部队撤往通州。同天，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带领四艘小炮艇 和78人的地面部队开始拆除大沽河口的拦防设施：当初不让俺进大沽，现在，俺可以进了吧？也许是报仇心切，未待军方通知，贺布就私自带领他的小分队，从大 沽直闯天津去了。法国海军司令沙内（A.Charner）听说后，气死了。赶紧追赶英国海军，结果双方在白河上展开了一场轮船比赛。当然跑到前头的还是英 国。8月24日晚，贺布小分队大摇大摆地在天津登了岸，直隶总督恒福热烈欢迎客人光临，贺布回复说：NONONO，俺不做客人，俺要做天津的主人。坐下谈 谈吧。
惠亲王：着天津百姓对着夷人故作忿忿之势！
双方虽然坐下了，但是鸡与鸭的谈判，却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观众更需要耐心。
停战前联军就提出了停战条件：第一，不占领大沽与天津，是不会停下来的。第二，谈判底线是3月份给予清方的最后通牒所列各款。第三，派全权大臣前来跟我们 谈。
中方派来的谈判代表依然是桂良。花沙纳已经病故，可怜的老头，终于摆脱这倒霉的差使了，再也不用听着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和巴夏礼等人的咆哮而哆嗦了。除桂 良之外，皇帝又加派恒福为谈判钦差，武备院卿恒褀协助。后者曾在广东做过粤海关监督，与巴夏礼他们脸熟。
这当口，北京的咸丰也没闲着，还在搞他那老一套呢。8月21日，咸丰着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周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瑩、右侍郎宋晋等部级干部，会同五 城御史办理团防。8月30日，周祖培向咸丰汇报：团练章程出来了：第一条是查户口，第二条是恢复原先的守助规约，第三条是让在京官员分片承包……我仔细看 了，反正没一条能抗敌的，但是经费那是免不了的，周祖培说：我们先带头倡捐吧，此后如有觉悟高的百姓捐款了，再请皇上奖励。
8月30日，咸丰著惠亲王前往通州视察。惠亲王写信给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听说夷船进津了，阁下现在城外，可到恒福处，探听一下情况。一旦听说夷人要常驻天 津，且欲设立领事馆了，那么请令阖郡士民公具呈词，前往钦差公所与恒福行辕投递。听说该夷等畏官不如畏民，钦差与夷人会晤时，咱就多聚士民与会谈场所，让 他们“故作忿忿之势，似此虚张声势，使该夷闻而生惮”。
明白了吧，咱民愤都是政府组织的。查不到资料，不知天津方面是否发动百姓前往谈判场所表演这种“爱国秀”了，只知道，额尔金拒绝与桂良见面，仅派巴夏礼等 人与中方接触。他们要求，除了3月份提交的那份最后通牒所列举的条件外，另把军费赔款增加到800万两。具体条约草稿，俺们9月6日给你们提交。英国这边 条件没提交呢，咸丰那边的指示却陆续来了：瞧他们照会，也挺狂的，但都是吓咱呢，咱又不是吓大的。桂良前面概为允准的那些，不过是想暂时哄住他们呢。等坐 下来谈的时候，要好好谈，不能认为和谈，就是什么都答应。天津通商及占据海口，绝不能答应；索赔兵费要现银，咱哪有啊；通州防兵叫俺撤？不能；公使进京可 以，少带随从，不过前提条件是，夷人船只必须全部退出大沽海口之外；先期带人进京察看房屋？不行；另外，桂良初次和谈，就被夷人吓着了，海口天津都被夷人 占了，若再胆小迁就，作何了局？何必这么怕夷人呢？即使再打一回，咱和议也只会更有理据。
这个傻皇上！
英明领导咸丰：把谈判使臣给我拿下
双方条件离得太远。就象一个人卖衣服，要价3万；而买方只答应出3百，所以注定谈不拢的。70多岁的桂良夹在中英之间，尝够了风箱老鼠的滋味，这老鼠还是 只老老鼠，可怜见的。老老鼠给咸丰上奏：英方说了，赔款800万两，咱须立即付其现银一半，即400万两。我谈了半天，说咱没钱，现银付其一半的一半的一 半，即100万两。天津条约中，英要求赔400万两，法要求赔200万两。现在英国涨到800万了，按理法国应涨到400万，各翻一番才对。问题是法国不 听。他们还欲派巴夏礼一行先期进京，我说不慌，咱慢些来。他们说，在这里多呆一天，就多一天兵费。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僧王从通州撤退一下，让巴夏礼他们早 日进京，免得再开打。我们说定了，9月6日见面，9月7日在协议上签字，皇上您说呢？
皇上大骂：桂良，你俩眼瞎了！骂过之后，皇帝两眼亮晶晶地指示桂良：要现银，一分没有；要进京，夷船全行退出海口，准他进来几个，不许带卫队；我的条件他 们不答应，咱就不签字。又指示僧王：听桂良说，巴夏礼要求先期进京，崇厚、恒祺伴随而来。你见到他们后，把他们解送天津，听候桂良办理。若不老实，就给我 拿下。
桂良一看皇上玩起了二百五，无奈只好让恒祺出面了。本来双方约定9月6日面接英方协议草稿呢。约定时间前半个钟头，恒祺来见巴夏礼了。说：没有皇上批准， 你们那协议我们不能签字。英方说：我们希望按原先的约定签字，而且一经签字就生效，不要皇帝批准。恒祺说：我们这里不兴这个，任何协定都得皇帝先批准。英 方说：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桂良不是有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之头衔吗？中方说：没有哇。英方说：把全权大臣的便宜行事敕书拿过来给我们看看。中方说：没有 敕书，只有关防。英方一听，没有任命全权大臣的红头文件，谈什么啊。我们还是派巴夏礼先期进京，并且移兵通州吧。
英方不谈了，桂良给咸丰上奏：巴夏礼非要进京，拦不住啊。咸丰一看，急了，于9月7日大换将，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来谈判，同时下发 最新指示六条：
第一条：本来想着桂良此次抵津，不答应天津开口呢。一不答应，夷人就战，战咱就诱敌深入。战之后，咱就可以废除新条约，改签旧条约了。夷人如果还要公使驻 京，咱再拿天津通商跟他们的公使驻京替换。问题是桂良现在就同意天津通商了，那就好好哄夷人吧。哄不好，革职查办，到时候根据办理情况机动处理。
第二，至于索费一层，别说咱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给啊。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涎着脸皮给人送钱，咱中国还有人吗？
第三，带兵进京换约，居心不良啊。要是再有中国土匪与他们勾结，京师重地不就完了？
第四，巴夏礼先期进京，不行。
第五，津城、大沽他们不退，这是拿刀放人脖子上要钱啊，天底下哪有这道理？而且他们不退，到时候要钱更多。决裂之后，咱也给他要兵费，就两相抵消了。
第六，决战宜早不宜迟。一迟的话，他们可能招募更多的黑鬼前来，甚至勾结太平军一块儿来呢。所以，趁秋冬之际，用我所长，避彼所短。干吧。
咸丰又亢奋上了。这次给他打兴奋剂的不是僧王，僧王这阵子稍老实了些，只在大沽失陷后给咸丰上了个折子，说：大沽口失陷不是俺们不能战，而是咱火药库爆炸 了。天津至通州，我布置好了。通州一带开仗后，京师震动，怕万一有个什么的。皇上，我率同六盟王公恭请您老人家巡幸木兰吧。 木兰就是咸丰家吃喝玩乐的避暑山庄。巡幸是客气话，实际意思是：领导，你先逃吧！
咸丰还没看见棺材呢，当然不会领导先跑的。僧王不给打兴奋剂了，还有其他人。反正大清国从来不缺这号人。这次给咸丰打针的，是个文人：户科给事中薛书堂。 9有5日，他给咸丰上奏，上去就拍咸丰：皇上一上任，就把穆彰阿、耆英等大卖国贼给办了，当时圣谕一出，人人歌颂皇上英明，迈古腾今。现在的议和，根本不 是圣明本意，那都是将帅们不能仰体圣心之故啊。臣民中稍微有些知识的，岂不念之？夷人虽向我挑战，可是谁不知道他们内心里的想的是和？但是目前和有十大害 处，战呢，则有五大便宜，皇上你听我给你数数：
第一，夷人万里裹粮而来，孤军深入啊。咱就地供给，多方便啊。彼客我主。
第二，夷人打仗，真鬼子不多，所雇用假鬼子潮勇，也不多啊。我们十余万兵马，投鞭断流啊，敌寡我众啊。
第三，夷人厉害的就船炮而已，陆上，岂能抵我蒙古马队？
第四，夷人所雇用的潮勇，都是为那份高薪而去，哪象我们的官兵，齐心协力？我们可以反间他们啊。
第五，夷人即使能驾驶潮勇，潮勇也愿意为之拚命，那我们百姓人人视夷人如仇寇，视潮勇如蛇蝎呢，一入内地，四面夷歌，他们就玩完了。
不用说，这个傻皇上着着实实挨了一针兴奋剂，他最新指示六条里的第一条，诱敌深入再决战云云，明显是受了薛书堂的启发。咸丰本就晕乎，薛书堂再这么一拍， 咸丰马上就变英明领袖了。在六条里专门告知怡亲王等谈判代表，第二条索费与第三条带兵进京换约，若桂良已同意，那就是丧心病狂了，朕就先把他办了，再与夷 人决战。总之，你们给我看着办。这个傻皇上，他要打了，为了加强兵力，要求从关内外弄2000猎户前往通州助僧王决战。 估计他以为，夷人既是畜牲，那我们出俩打猎专业户就行了，也就专业对口嘛！
感觉布置个差不多了，9月8日，咸丰再次下谕给怡亲王人等：除了原先那六条指示所准许的外，其它概不准许。如再有要求，可许则许，不用请旨。一旦有不可许 的，即着僧王准备开仗，怡亲王赶紧回京护驾。
与此同时，桂良的奏折雪片样飞到咸丰案前：
第一，洋人不听俺们的，拦不住他们啊。他们所谓的罢兵议和，就是暂且不打的意思，根本不是退兵议和。赔偿问题，他们还要求现给。公使进京，要各带四五百卫 队。巴夏礼还要先期进京察看。夷人性格倔，不叫干啥偏干啥，皇上你说咋办？
第二，俺们满驴技穷了，原订9月7日签字，俺们不敢签，一签就不好后悔了；俺们不签，他们就要带兵北上。
第三，他们又要看任命我为全权大臣的红头文件了。我说没有，只有两年前天津谈判时皇上给我的关防。这次虽没有重给，但关防依然管用，那敕书嘛，虽然没有， 但全权大臣，皇上是恩准了的。他们认为，我不够格做全权大臣。所以，即使我想签字，他们也不签的。他们说了，以后不想再见到我了。
第四，不是奴才等畏葸迁就啊，实在是怕闹得太僵，到时候兵连祸结，不堪设想啊。
第五，他们要的赔款是有限的，咱的海防事业目前花的经费是无限的。还是两月内给他们凑够赔款才好。
第六，他们说我不是全权大臣，要上通州签约呢。希望我们派真正的全权大臣前往通州签约。
第七，他们带着卫队进京换约，也没那么可怕。到京后，还有我等照料，以礼相待，满足他们的愿望也就相安无事了。
咸丰想先跑，发下的红头文件却是亲征
咸丰一看第七条就晕了，大骂桂良：在天津，你们都谈不好；在北京反而能谈好？带兵进京换约，就是弱智都知道夷人不安好心。桂良，你“尚在梦中耶”？
咸丰不知道，联军士兵也对第七条深表不满。他们也在梦中呢。夷兵都梦想直接打进皇宫来着，至少进入首都北京，神秘的北京，富有的北京，意味着浪漫与刺激， 更意味着奢侈与收获。现在，谈判的结果是，英法各带几百人的卫队前往北京，那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无法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北京。于是他们憎恨清兵，干嘛一打就 跑呢？俺们飘洋过海大半年，就在白河口开了几枪，战争就被你们搞结束了。什么玩艺儿嘛。他们也憎恨那些能前往北京的护卫队，所以反过来嘲讽他们－堂堂的士 兵竟然沦落为了仪仗队，丢人啊。当然了，夷兵之间还有互相安慰的一面，认为，虽然六个月的过海，仅进行了这么一场不成功的征战，但好歹能回家过圣诞节了， 也算不错。
总之，几家欢乐几家愁，联军仗打得轻松也不开心，那咱就没法说他们了。无话可说。
问题是，咱们皇上正有话可说呢。骂了桂良在做梦之后，清醒的他开始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着僧王做好开战的准备；着天津方面要探清百姓对夷人是真恨还是假恨， 民团是否可用。设重赏，鼓励民团百姓自由杀敌吧。还有，皇上俺准备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御驾亲征，伸天讨而张挞伐，着王大臣们赶紧开个讨论会。
大臣们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亲征是不行的。地异澶渊，时无寇准啊。 第二，巡幸也是不行的。北京都守不住的话，一马平川的热河行宫又怎么守得住？第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大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往四川跑，他儿子李亨就 被人劝进了！大明英宗亲征瓦剌，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做了蒙古人的俘虏，英宗弟弟朱祁玉也被人劝进了！
咸丰怕夷人甚过怕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就是要巡幸，咋了？随后，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京师是否能保住，相关人士没一个敢胆保的。咸丰一听，傻了，9月11 日下发了一上谕，说什么“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闹得大家弄不清他是要亲征啊，还是要逃跑。他自己的解释是：通州若打开了，我就坐镇京北，鼓舞 大家。 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怎么选出了这么个弱智的革命接班人？一条腿都伸向了逃跑的门槛外，还叫唤着要给大家鼓气。这么个鼓法，只能鼓得一泄千里。事实上也正是这 样，他这么一说，北京先就乱了。恭亲王老六搂着皇哥哥的两只脚哭得眼泪哗哗的；惇王虽然没搂脚脖子，却说要到祖陵上撞死自己；其他没资格皇陵前自杀、脚底 下搂脚脖子的大臣说：非得杀了端华、肃顺不可，就是他俩一直教唆皇上跑呢。至于京城的百姓，毕竟是皇城根儿的，先富起来的家伙不少，所以大家卷卷黄金细 软，开跑了。没有黄金细软的，也怕自己的铺盖被人卷走。再加上皇上征调车马的指令，搞得京城出租车陡然涨价，连前门的烧饼也尽被买去。看这苗头，英法没有 打过来呢，咱自己先就崩盘了。大家的劝阻下，咸丰谕告：巡幸木兰，那是谣言。朕是天下人主，国难当头，那有时间去打猎秋游？即使要去，也会明白宣示的。至 于征调车马，那是军需。为了控制谣言安定人心，征调的车马一律发还。
好无耻啊，敢情所谓的谣言，就都是这么来的！
咸丰发神经的当口，新钦差怡亲王照会英法：千万别来通州，大老远的，叫你们白跑，不好意思哦。俺们马上出发，到天津跟你们谈。 英法回复怡亲王：真不明白贵国为什么如此执迷不误，看来你们仍不明白贵国失信之情节。 确实不明白，明白的话就不会如此一步一步的把英法联军招引到北京来了。
僧王报告咸丰，要不是桂良的约定，我早动手了。一战击退他们，这和谈就好办多了。咸丰通知僧王：怡亲王估计到通州了，现在还没有决裂，不要轻言开战。同时 通知桂良：既然拦不住，夷人要到通州，那你们也到通州吧，把钦差关防交于怡亲王，你们的钦差使命就到此结束吧。
新钦差频繁的给额尔金发照会，希望他们不要到通州。额尔金不想听，要直接进京。格兰特说：歇会儿也行，咱的辎重大炮粮需都在后面，没运过来呢。额尔金说： 那咱就休息会儿。9月14日，双方接上了头，开始了通州谈判。一谈就是个八个钟头。英方的意思是：除在天津与桂良议定的续增八条，另加两条：第一，进京换 约人数，我们英国准备一千人马。第二，联军准备进驻张家湾南五里处。怡亲王全部应允了，不应允不行啊，皇上都准备脚底抹油呢。应允之后，双方约定9月17 日签字。
就在9月14日双方谈判的当天，咸丰看到了工科给事中何璟（又是一个给事中，天朝净养些这等傻冒）的高策：夷人一直叫唤着要带兵进京，真叫他们带兵进京， 他们敢来吗？不必阻其前来，让僧王在路上设伏，没经咱同意，真来了，咱就打他们。若经桂良同意来了，也可以让僧王在路上截杀他们。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 负有领兵守土之责，他可以不讲信用，半路截杀啊。遥想战国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齐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矫楚王之命以拒齐。夫 大将在外，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可以不听中央指挥瞎干嘛，弱小的诸候国都敢这样干，何况咱天朝乎？
估计是受了这给事中的影响，当天，咸丰给怡亲王下谕：我看巴夏礼等人不象话，太狂了。我看和议弄不成了，必得跟其开战。我已叫僧王与胜保做好准备了。看苗 头不好，就把巴夏礼那帮人给我扣押下来，停战后再交还不迟。 这个傻皇上，就这么一个馊主意，付出的代价是圆明园的被烧。
9月15日，怡亲王给咸丰汇报：夷人连日来通，尚比较恭顺。我看僧王那边的情形，开战并无把握。且通州离京较近，实有投鼠忌器之嫌。如果开仗的话，不但目 前的抚局难成，此后更难办。咸丰批曰：你可不能太迁就夷人，如果有实在没法允准的条件，咱还是要跟他们开仗的。傻皇上，怡亲王明明告诉他，僧王那边不能指 望，他偏叫唤着还要开仗。
9月16日，怡亲王把与英法签订的续增条约上报咸丰。皇上看了，没有让自己特别不安的，遂一一朱批，作了批准。
问题是，9月17日签字这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巴夏礼告诉中方，除了进京换约之外，还有公使亲递国书一事呢。亲递国书嘛，就是亲自把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 国书递给中国皇帝。中方一听傻了：你们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啊，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事啊。其实，之前的照会中，都提递交国书的事了。只不过，没说递交的方式。对 于英方来讲，之所以不说方式，乃是他们认定，这事自有国际惯例，无须饶舌。对于中方来讲，之前看照会，根本没注意到这条。既是注意到了，心里也有底，之 前，俄国与美国都没有亲自递嘛，再说了，非要亲自递，咱可以要求他们三跪九叩嘛。英方说：亲递国书这是国际惯例啊。可中方认为，我们大清就是国际，谁敢跟 我们国际惯例啊！双方吵了半天，按怡亲王所言，吵得“舌敝唇焦”也没有结果。
怡亲王深深明白，对于咸丰皇帝来讲，开放天津不是个事儿，赔银一千六百万两也不是个事儿，带几百人进京换约也不是个事儿，就这个夷人亲见皇帝，它是个事 儿，事关国体啊。也不知道咋事关国体了，反正中国皇帝是见不得人的，这是底线。怡亲王看巴夏礼不让步，认定这谈判已没戏了。遂通知僧王作战争准备，僧王遂 连夜派兵前往张家湾布置。
第二天，9月18日，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日期，巴夏礼又来了，发现张家湾开始布置军防了，表示反对，并声明亲递国书的要求不改。说完，骑上马扬长而去。 怡亲王一看，乖乖个隆冬，敢这么跟我拽啊，他想起了咸丰的那个馊主意，遂通知僧王，把巴夏礼等人逮住。于是，巴夏礼等人连同在中国区域内购物、休闲的其他 人等，一共39个，全被逮了！
这一逮，就逮了个头彩：他们的命运直接决定了后来的战局，更影响中国政府在西方人眼里的声誉。但是清国政府不在乎。何况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行为在西方的游 戏规则中意味着什么。
当天，怡亲王把僧王劫获巴夏礼一事当作一场胜仗汇报给了咸丰，并且说：擒贼擒王，巴夏礼是夷人主谋，这次被擒，夷心必定乱套，我已通知恒福等人了，让民团 截夷人后路。乘此发动战争，估计咱能打胜。咸丰的回复是：怡亲王再三反对，该夷仍然坚持亲递国书，这就是夷人的不对了，这不是故意打岔吗？告诉他们，要递 国书，按美俄方式办；非要亲递，须行中国跪拜礼。不行的话，咱就开仗。
咸丰傻，这亲王似乎更傻。跟夷人打了几天交道，知彼知己方面没一点长进。巴夏礼被逮，夷人确实心乱了，但是跟他所想像的心乱根本不一回事。
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
小巴被逮，英方当时并不怎么担心，格兰特说他相信巴夏礼的才干和能力，说不定还能见到中国钦差跟他吵架呢。额尔金更是认为，巴夏礼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但 是法军统帅孟托班认为，发动攻击是救出这些人质的最好办法。
就孟托班是对的，其他人全错了。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僧王逮住巴夏礼时，双方是吵架了，但是吵得很不平等。僧王训了话，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怎么如此贪得无厌？我知道 你名字，都是你煽动他们干的，现在，该我教训你了。
僧王教训巴夏礼的方式就是让人摁着巴夏礼的头，在地面上连续磕响头：你们不是不磕头吗？那我叫你一次磕个够。
巴夏礼说：俺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给予通行安全。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呢？
对于他的质问，僧王报以爽朗的大笑。大笑之后，给手下示意，手下走过来，摁住巴夏礼的头，又是一顿猛磕。
磕过之后，僧王要求巴夏礼立即阻止联军前进。巴夏礼说：这我作不了主。僧王觉得很奇怪：我看事事都是你作主，你咋就作不了主呢？说瞎话。巴夏礼说：全是真 话。你打死我，我也阻挡不了联军的步伐。
还是鸡与鸭的对话。
正对话中，前方炮声响了，僧王命人把一干俘虏装到车上，送往北京。中国的车子没弹簧，所以一干俘虏很不舒服。据美国学者认定，这是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上京 换约的恶梦重演。 这就是美国学者的不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使者虽然坐了同样的车，但是手上根本没捆皮绳。巴夏礼等人，手上被勒了皮绳，这样子坐车上，被车颠得东倒西 歪没法用手扶一下，人家哪里受过这罪啊。
巴夏礼与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被关到了刑部大牢。洛奇为了联系到同志们，在牢房里唱起了鸟语歌：《上帝拯救女王》。但是他没得到回音，出狱后，他写过回忆 录，说自己最担心的是捆在手上的皮绳，那皮绳用水湿过，据说越勒真紧，勒几天手腕处即开始腐烂生蛆。有兴趣的人可自己在家做做试验，不过试一天就行了，不 必等蛆生出来。
巴夏礼和一帮子中国囚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他得到了中国政府不曾给予过的尊重与友好，那些囚犯甚至尽可能的帮助他。有意思的是，刑部给他定的罪名居然是 “谋反”。看来，中国政府在刑法上都是如此多情－把外国敌人当自己臣民来对待了。审讯的时候，对他也不算太狠毒，虽然威胁说要砍头，但顶多是拉着他的头发 或者耳朵在地上拖来拖去。 纵观中国从古至今的刑罚史，这种审讯算是温情多了。
其他俘虏被关在了圆明园，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说，皇帝曾秘密审讯过他们。这个可能是真的，否则没法解释他们何以会被关在 圆明园。估计咸丰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来。一是后来听说八里桥战败，他当即跑了；二是僧王与他们对话都是鸡与鸭了，咸丰与他们对话，不知成啥了。被关在圆明园 的俘虏就惨多了，双手被捆，整日下跪，水米不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 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 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唉，好好体验一下大清中土的野蛮法律吧。对他们道义上同情的时候，再想想咱中国的囚犯，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都这样过来了，你们住了几天，就 疯的疯，死的死，矫情哪！
蒙古骑兵：在京津之间体验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
那边，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这边，京津之间，僧王率领中国所向无敌的蒙古骑兵，也要体验一下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了。这，也许是鸡与鸭对话中 必须经历的资格培训吧！
巴夏礼被逮时，清方在通州一带的兵力大约3.4万。具体分配是：僧王自带2万，驻守张家湾；大学士瑞麟统兵8千名，驻守八里桥；光禄寺卿胜保统兵6千名， 驻扎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十八里的定福庄。
当天，咸丰对僧王的指示是：不必顾惜抚局了，给我狠狠地打。对直隶总督恒福的指示是：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狠狠地打，以泄民愤。还有， 晓谕百姓人等，凡有斩获者，除战利品皆归其本人运走外，政府还有重赏。至于夷人队伍里的潮勇，咱也用重金引诱他们，让他们互相怀疑，咱这仗就更有把握了。
除此之外，咸丰还作了全民总动员，发出了一个《英法入侵被迫与战》的明发上谕。上谕中，由叶名琛办理不善说到大沽口事件乃夷人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朕对他们 够厚道了，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通情理，朕若再事含糊，何以对天下？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决战了，凡军民人等，斩黑夷一级者，赏银50两；斩白夷一级者， 赏银100两；斩知名夷头一级者，赏银500两；焚抢夷人一船者，赏银5000两。朕非好武之主，现在不得已了，天津军民，素称义勇，请大家同仇敌忾，明 攻暗袭。至于夷人队伍里的福建广东之人，也是朕的赤子，欢迎你们投诚来归。夷人离咱千万里，全是为了做生意，如今跟咱闹到这个地步，全是汉奸们挑唆的，沿 海各口，一律闭关，断绝一切贸易。
咸丰骂桂良尚在梦中，自病不觉，整个战争期间，他干脆就一直处于梦游状态来着。现在，让他听听张家湾的炮声吧。
9月18日午时，4000名联军向2.5万僧兵发起了攻击，张家湾战斗打响。
僧王还是老战术，2.5万步骑兵在几公里的战线上摆成一个大圆弧，想把英法联军包成肉包子。但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国的有膛线山炮一阵轰鸣，包子 皮就千疮百孔了。1500名左右的清军战死，包子皮反而成了包子馅。
若按僧格林沁的奏报，乃是夷人死伤无数：战争一开始，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准备包围抄击他们时，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 不能成列，纷纷后退。无奈，只好率部退入八里桥。
其实，战争打得很快，很没劲。清军方面除了他杀就是自我践踏。僧王奏报毙贼无数，中国的一些现代军事著作就总结为“给敌以重大杀伤”， 也不看看英法方面的战报：联军连伤带亡35人，清方1500人。
当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张家湾。
为报复中方之失信，联军总司令部下令给予士兵24小时的抢劫时间。这符合他们的游戏规则，因为张家湾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所以抢劫战利品是合法的。
士兵们当然不客气了。在夷人眼里，抢得最厉害的是印度兵、兵营中的妓女和中国苦力。
虽然夷人也认为，欧洲士兵对于战利品的爱好远远胜过他们对于中国女人肉体的爱好。但是张家湾的女人可不管这个，一听说鬼子进村了，她们就开始自杀了。不管 是牙牙学语的女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太，自杀起来都不含糊。看来中国的文化是有毛病，不让女人出门，要求女人却比男人还要男人。为何不让男人在家歇着， 让女人上街打仗呢？女人上街打仗，根本不用教她们勇敢杀敌，就一条贞洁，就能把她们逼成日本那样的肉弹：不成功便成仁。
英国人在一家鸦片馆里发现，好多女人都吞了鸦片自杀，但由于平时吸食鸦片导致她们的耐毒性，所以英军发现她们的时候，她们都还活着，于是，英军的随军医生 开始上岗救治她们，最后只有一个没有救成。
张家湾失陷后，通州县城不战而降。联军的命令是进入通州抢劫粮食，但是好多士兵进入了商店，连金银珠宝都抢了。不抢白不抢。据说格兰特将军良心发现，对此 大大的惩罚了一番。一帮抢劫犯－居然还是中国苦力－被着着实实地打了一顿；三个强奸犯－当然还是联军从香港雇用来的中国苦力，二个挨打，一个被吊死。 看来，大清国的军纪不好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而英法联军名声的败坏，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雇佣的中国苦力成全的。真是不好意思哦！
9月19日，咸丰给僧王发来了谕旨，说是审问汉奸了，夷人用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开仗时马队分张两冀，步兵分三层，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 层先行开炮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与他们正面开仗，估计不行。马匹一受伤，必然崩溃。为此，咸丰提出了如下战略与战术：
第一，不要正面作战，唯有斜抄横击。（咸丰此战术，字眼上听得挺是那么回事，实战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骑兵战，不是阵地战，怎么做到斜抄横击呢？一句 话，双方对垒，人家的阵形与枪炮随时变动中。你侧面出击了，人家炮口枪口一转不就又成正面了？这个傻皇上）
第二，夷人为什么迟迟不进军呢，我估计他们知道咱有备，所以不敢快速推进。但是就怕他们穷急，仍然前来冲突，所以，要防着些。（这个傻皇上，还估计夷不敢 快速推进呢，三天之后，他就要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第三，听说夷人前锋只有数百马队，其他都在大后方呢。咱能不能派三千骑兵前去骚扰其后方呢？敌进我进，敌退我退，弄得他们不敢北上，然后我们分三队攻击他 们，就差不多了吧？（这个战术不错，毛泽东后来用了。问题是僧王面对的是欧洲部队，马蹄踏踏不说，夷人还有千里镜呢，京津之间一马平川，一个山毛没有，咋 跟人藏猫猫呢？）
第四，咱能不能晚上换着班轮番出击呢？夷人天性多疑，咱这么一闹，他们军心就先乱了，他们一乱咱就好办了（这个办法不错，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用了，以 致于美国大兵感叹月亮是中国人的。僧王如果用来对付欧洲大兵，估计效果也不错。别说晚上要睡觉了，英国人在战场上，吃个午饭都事儿事儿的，延时开餐都不乐 意。只不过，出击的时候需要用棉花套子把马蹄子包住，这一招，中国的神话小说里出现过，不知能否用于实战。家里有驴的同志，不妨拿驴蹄子包包试试。有些东 西，不能尽信神话，比如中国评书中经常出现的铁甲连环马，马全身铁甲，头戴铁盔，马腿都绑到一块儿，然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老让人疑惑：这马腿绑一块 儿，咋跑呢？别说马了，你在家绑俩驴试试？关于这个问题，我跟儿子甚至辩论过，他说，那马经过专门的训练吧，我说：那是马戏团吧？）
第五，已明降谕旨了，有斩杀夷酋焚抢夷船者，大大有奖。着你再行宣布一下，凡有斩首前来献者，一定要当场给人发奖金，千万不要小气不舍得给啊。（这个傻皇 上，一到关键时刻就搬他的有奖征头）
第六，如有擒获夷人，不必解京，即在军前正法（僧王还真听咸丰的话。打仗时没有擒获到一个夷人，但是谈判时擒获的那39个俘虏中，有两个尚被押在军中。僧 王就把他们砍了，尸体据说扔到了河里。以致于后来，得知其余俘虏在北京圆明园内所遭遇的虐待致毙之情后，夷人全羡慕上这两个人了：看人家两个死得多痛 快！）
9月21日，咸丰指示恒福等：既然民团都组织好了，那就让他们配合僧王，在后路兜剿敌人吧。还有一个办法，让天津绅士去跟夷人说，就说天津民众们都说了， 通州条款我们政府已答应了，都怪那个巴夏礼不象话，破坏了和谈。你们若能退回天津，我们可以替你们向钦差求情，一切还按旧约办；如果不退，我们阖郡百姓就 不乐意了，众怒难犯啊。
查阅资料时，看到的这类谕旨多了，心里不免纳闷：两国相争，一直拿百姓唬谁呢？百姓好象成政府的狗皮膏药了，动不动被皇帝拿来贴自己那流血的伤口。管用 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平日就是用来忽悠百姓的，莫不成忽悠的时间长了，把自己也忽悠进去了？真把自己当民意政府立宪皇帝啦？
不管咸丰的战略与战术是否管用，反正僧王没采用。至于拿天津百姓吓唬夷人的办法，也没时间用了。因为9月21日这天早上，联军就开始进犯八里桥了。
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僧王在奏折中向皇上表示：“奴才跟他们拚了”。
9月21日上午5点半，联军方面作战信号打响。法军战线由东向西展开：一路占右侧；一路居中作为先头部队准备直插八里桥。英军挨着法军向西展开，炮兵、步 兵居中，骑兵居左。 英法联军总计8000人。此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将军担任总指挥。他没有想到，这一战很漂亮，给他赢来了八里桥伯爵的名衔。
清军人马2.5万左右，部署在大平原上，还是那一套肉包子战术，呈大弧圈阵势，战线约两公里，两冀强固。而中央，八里桥轴线上，有一村庄作为坚固的支撑 点，村后留有大批步兵作为增援。
9月21日上午七时许，双方接上了火。
战争的镜头没法描述，因为中英这次对仗仍是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蒙古骑兵虽然足够的英勇，足够的不怕死，足够的人多，但是他们手中的弓箭、长 矛、大刀片子和在夷人听来象患了哮喘病的大炮，实在不是英法的对手。半小时过后，清兵就死伤众多，大炮也都哑了。但是蒙古骑兵们并没有放弃冲锋，跟联军挺 了两个小时。以致于联军方面认为，他们死得英勇，但是死得并不机智。战争行将结束时，联军发现一个史诗般的镜头：八里桥桥头，站着一个高大的蒙古兵，他手 里举着帅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当桥头全部都是尸体时，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他仍然在摇动帅旗，传达最后一项命令，任凭四围的炮火如何嗖嗖如何轰隆，他 也岿然不动。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引起了蒙托班的赞叹，就象曹操当年发现赵子龙为救扶不起的阿斗而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时那样下令：“不要打死他，这家伙为什么不 跑啊，把他给我救下来。”几个士兵听了，冲上去想俘虏他，但是远处有机枪响了，英雄倒下了。
僧王拚不起了，率先乘骡车跑了，再次上演让领导先走的中国特色。除此之外，我们伟大而勇敢的僧王还违反游戏规则，战败当天就私自给英国一份照会。照会很有 意思，摘录一下要点：
第一，俺本一介武夫，不学无文，但是很懂得忠君爱国。
第二，上年大沽之事，错不在我，让贵公使走北塘他偏偏不走。
第三，今年你们由海口至天津，本爵节节退让，体上天好生之德，没有抄你们的后路，你们亦当知足，亦当满意，也够体面了吧？
第四，我两国之间也没啥深仇大恨，最终还是要和好的。我总督大吏们办理不善，导致你们心有不甘。假设当时由我来办，就不致于出现这么多事了。
第五，两军相持之际，巴夏礼闯入了我们的队伍，怕他有什么闪失，我们就把他拦下了。现在住京城，遭遇款待，并让他看视贵大臣将来进京的住房呢。
第六，贵大臣现在啥意思？如果一意主战，我的马队还能与贵军拚死一战。我们北京方面兵多，真打的话，你们不见得赢。不如咱们和好吧，前面所议各条，毫无增 减，选个地方，我通知怡亲王等人。按理，我专司主战，不应该参与和局的，现在不是彼此隔膜嘛，所以我代为传达。
看僧王的照会，很替他脸红。照会同时，僧王还给怡亲王写了信，着他赶紧通知北京，妥善安置人家巴夏礼，免得人家说咱们做的与照会不符。 还算不错，僧王总算知道，优待巴夏礼有利无弊了。问题是政府方面，直隶总督恒福、光禄寺卿焦祐瀛和工科给事中何璟等一帮子忠臣正给皇帝叫唤呢－请处以巴夏 礼极刑并立即执行！
可能是僧王太自作多情，所以看了他发给英夷的照会，咸丰都不好意思了，批评僧王太过孟浪：主战之人，何以能给夷人议和照会？即使给，也得通过怡亲王吧？这 不叫夷人更加瞧不起咱吗？
看来，八里桥之战彻底教育了僧王，蒙古大英雄的腰杆再也直不起来了。另外还有两员统帅呢。一是胜保，一是瑞麟。胜保在战争中受伤，不得不撤出战斗。他给皇 上写信请病假，说他需要15天的休养。瑞麟呢，奏报说，士兵一听胜保受伤，都没有斗志了。于是他也撤了。他与胜保商量了，胜保需休息，他呢，想到北京保卫 首都或者到圆明园见皇帝。皇帝批曰：胜保休假，瑞麟不必回来，在城外与僧王一块儿迎敌吧。至于胜保，八里桥之战当天给军机大臣等人写了三封信，有战前写 的，也有战后写的，这三信，军机大臣又递给咸丰了，三信的意思有：
第一，我一受伤，夷人就获胜了。醒来后我痛哭失声。
第二，僧王的马队虽多，但是多属惊弓之鸟，且带队多系大员，平时娇惰，僧王也不加管理，一闻夷炮即往回跑，反而践踏后面的步兵。虽谕旨我与僧王会办，但与 僧王意见不时相左，我仅是名义上的会办。近来痔疮发作，也没法休息。
第三，僧王没与我等相商，即给英夷照会。哪有这样议和的？
僧王与胜保本来就不合，当年镇压北伐之太平军时，时做军机大臣的奕訢专门给两个人调解过。现在看来，旧怨新仇俱有。
至于恒福，战后也给咸丰汇报了，说：津郡人民，平日虽称好义，但此时用众怒难犯去禁喝该夷，力有不逮啊。觉得天津这边不行了，他另给皇帝出个高招：皇上， 前面我曾强烈要求对巴夏礼处以极刑，皇帝没办，现在看来，还是皇帝您站得高看得远啊。不如这样，用巴夏礼退兵。就说咱要杀他，不杀乃是大恩，让他又害怕又 感恩，就帮咱说合，让夷人退兵。这个方法比用天津郡民禁喝夷人要稍有把握。
这帮笨蛋，始终在弱智状态里打圈圈，战败几次了，既发现不了战争的原因，更总结不出战败的教训。看来，若要完全清醒，挨揍少了都不行！
清方盘点战争的同时，英法联军也在盘点。他们驻进了僧王的帐篷和营房，收获了诸多战利品，大量的战利品引起了联军的讥笑。
他们在营方发现诸多弓箭，做饭时，就用弓箭做柴火了，一位随军医生调侃说：“人家用木造箭，我们把箭当柴……一个发明火药的国家，居然仍那么低劣地使用弓 箭作战”！
除了弓箭，联军还发现大量的盾牌。这些盾牌是用柳条或竹子编制的。于是联军疑惑了：中国的骑士，只是肩挎弓箭，左手持盾牌，右手举刀扬鞭，怎么竟敢对着全 副武装的欧洲军队冲锋呢？
是的，他们想像不出来，但是蒙古骑兵们还是对着他们冲锋了。不能说蒙古兵打得不够勇敢，他们够勇敢了，也对得地起蒙古骑士的称号，问题是，武器、战术才是 战争的关键。僧王过后给咸丰汇报说：经此一仗，自己所带的部队，差不多都溃散无几了，而且，士兵们也打怕了。确实是打怕了，从大沽口到张家湾，再到八里 桥，不管是绿营兵，还是蒙古马队，在僧王的总体部署和一些军官的带动下，确实把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不怕死，也死了很多，但是这一切 在欧洲的先进武器之下，无济于事。一旦发现这一点之后，士气马上会一落千丈。如前所述，就连僧王也绝望了，否则他不会巴巴的给英夷递送那等照会。
于是，八里桥之战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当然，也是蒙古骑兵面对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次悲壮与辉煌！
虽然说失败了，但按僧王奏报，却是毙贼甚多。为什么我们败了呢？“查贼队不过五六千名，所恃者炮火猛烈，固结死党，无论如何攻击，致死不退”。
那么我们看看联军方面的奏报吧：
法军：3人阵亡，17人受伤；
英军：2人死亡，29人负伤。
中方：2000人死亡。
战争太轻松了，联军方面有些士兵又不乐意了，他们说：“这场战役给人以做梦一般的感觉。我们光打死别人，自己却几乎丝毫无损”。 敢情就象下棋，没有棋逢对手的感觉，心理上不够过瘾吧。
联军觉得不过瘾，可是咸丰觉得够了。这家伙，要跑了！
第八章 英法联军进北京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咸丰的领导先跑
八里桥大战的当天，咸丰收到了诸多主战派官员的奏折，都是嗷嗷叫的。
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万、山西道御史陈鸿翊等奏：请皇上乾刚独断，处巴夏礼极刑。 皇帝批曰：是极，不过可以再等两天。（幸亏皇上没听，否则联军不但圆明园，连皇宫都要烧的）
工科给事中何璟奏：巴夏礼被逮，说明什么呢？说明恶贯满盈者之报应到了，天地不容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皇上，立即把巴夏礼等人斩了吧。斩夷之后，下令 闭关，着僧王进剿，着广东收复省城并力捣香港，山东烟台、奉天牛庄也可令他们一同决战。皇上，十余年的耻辱咱也该报了。先皇帝死后不配天，不祔庙，都是因 为英夷啊。现在，该我们大伸天讨了，让夷人屈服输诚，上慰先帝之灵，下系中外臣民之望。
署户部右侍郎内阁学士袁希祖也建议杀掉巴夏礼，军政大计更是提了一堆：
第一，夷酋巴夏礼被逮，大快人心。皇上你可不能放他，蒙古兵好不容易逮住的，你一放，以后蒙古兵就不好好干了。我听说，当年林则徐曾经逮住了夷酋义律和伯 麦，后经琦善、耆英、牛鉴等人专事言抚而甘心遣放，以致后患无穷。所以，请皇上对巴夏礼立正典刑，拔去祸根。（这部长不知咋当的，大清高干的水平也太次 了。估计从不查资料看数据，二十年前的事，他就敢瞎说，林则徐什么时候逮到过义律？）
第二，有人说，闹不好，夷四国联合进犯，不好对付。这是不了解夷情。我去年回老家，老家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我跟他们谈了三四昼夜，深得夷情。夷强而不 富，商人是商人，用兵者是用兵者，各不相关，但英夷用兵之费，全赖商资。去年受创之后，气已不振，今年纠众来津，夷兵都是被逼的。有些人至死不愿来呢。没 法了，他们才招了三五千广东潮勇和登州土匪来的。他们觉得力量不够，才四国同来的。（还是那句话，真敢瞎说啊）
第三，夷情嚣张，一是咱汉奸告诉他们，中国苦战，二是外间封疆大吏贪图关税，才把夷人养成这样的。中国百货，乃外商所必需，大黄茶叶关系夷人之性命。咱一 闭关，税收尽归咱不说，夷商还跟夷兵闹。（大黄茶叶事关夷人性命，是林则徐时代的神话，二十年了，这老兄竟然还信奉着呢）
第四，僧王进军时，颁赏格，让天津人民齐上阵，务使夷人片甲不返，夷人就是回家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训练也恢复不过来（大清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灭亡，七 十年内愣是没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
山西道御史朱潮上奏，说自己日夜想破夷之策，终于给皇帝想了九条妙计。 这家伙象个说单口相声的，笑死人没商量：
第一，夷船宜乘间焚烧也。选一些身子轻快的，手拿火炬，从小道绕着疾跑，跑到夷人泊船之处抛掷火种。一船点着，数十百船继燃，夷人就无处可跑了。（这家伙 是不是看过奥运火炬传递？）
第二，夷船可击破令其下沉也。沿海之人水性好，听说南方有些人可在水上踏行，可在水下潜伏三五日。天津人也应该会玩这个。令其携带椎子，钻到水下破夷船 底，夷船立马儿下沉。我听说道光年间，粤东打胜仗，就是用这个办法的（这家伙小时候听奶奶或者奶娘讲故事了吧？）
第三，内地宜多设伏兵也。夷兵也就炮厉害。但是他们的炮只能直着打，不能横着打，移动时很笨重。咱多设伏兵，专门横打。听说夷人所用潮勇排前阵，我们只从 横里冲击，则所杀者全是夷类。（呵呵，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
第四，攻尤宜于昏夜也。听说夷兵一到晚上即两目不明，性格还象猪一样善睡。咱到二三更时擂鼓，他们从睡梦中吓醒，两目不辨，光剩下自我践踏的份儿了。（这 御史真是个宝贝，候宝林都比不过他逗乐）
第五，诱夷宜多设陷阱也。听说夷人两脚特长两腿特直，不能屈曲自如，咱们可多挖陷阱，也不用挖多深，接仗时诱他们进陷阱，绊倒，就成咱俘虏了。
第六，马队可以计破也。夷人本来不会骑马，近来突然会了，都是汉奸教的。但他们舍舟登陆，估计骑技练得不熟，咱可用挠钩绊马腿。岳飞当年用麻子刀破拐子 马，就是这样干的。
第七，夷匪宜断其接济也。各海口派水师，断绝夷接济之船。听说广东民团杀夷尤勇，可令上海等处向广东学习。
第八，坚守以老其师。听说夷人不耐冻，来中国找事都在夏秋。那我们就等着，等到天冷他们南撤时，令各处水师夹击。
第九，服夷在此举，此举一定要把夷人吓着。小惩一下，数载无事；大惩一下，百年平安。有人怕其报复，不想夷人离咱万里，一惩不振，哪还敢来啊。
也不知咸丰看了这些奏折，心里咋想的。愚昧就不说了，大清的行政效率，使得这些主战派的感应与前线战况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这会儿，八里桥大败的消息已 传过来了，皇上身家都难保了，这些主战派还在瞎嗷嗷，也够皇上受的。皇上啥也顾不上了，一听说八里桥大败，他就想跑了。
跑之前，安排了一下后事，撤怡亲王及穆荫的钦差之职，着恭亲王奕訢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偕同桂良和文祥等人督办和局。除此之外，还他给恭亲王一个指示：现 在抚局难成，人所共晓。派汝出面与该夷照会，不过暂缓一步。将来往返面商，自有恒祺等人。汝不值与该酋见面。若抚不成，即在军营后路督剿，若实在不支，即 全身而退，速赴行在。
看他的意思，恭亲王与夷人见个面，皇家的脸面也大受影响。
为了不与夷人打照面，9月22日，曾给臣民们保证不会私自先跑的皇帝领着老婆孩子跑了！这是大清版的让领导先跑！
跑在路上的咸丰，仍然没有失去传统的政治智慧，他陆续发出谕旨，对北京的烂摊子作出了前后无序乱七八糟却又不无防范意识的分工：先是着大学士桂良，协办大 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后是加大学士贾桢、兵部尚书陈孚恩、刑部尚书赵光等人帮办。让克勤郡王庆惠、工部尚书绵森、内大臣 奕山、侍郎衔赛尚阿等负责守城，又让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与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驻外城。还让奕訢驻圆 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能亲见夷使，也不能进城！
乱中自有章法，那就是，不能让某些人钻了空子。咸丰这个时候最怕的某些人是老六。论年纪论才干，家里就他了。前朝的土木堡之变，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个时 候，不让六老出山，没有其他人才啊。既然要老六出山，那就得充分提防，于是，老六就只能办抚局了，手中没有枪杆子，自己还不能进城，想搞个政变什么的，基 本没戏。一句话，老四拉了一屁股，需要老六出来给他擦了。
想当年老六不谦虚不谨慎，痛失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教训啊。老四登基后，遵父皇遗嘱，封老六为恭亲王。恭字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谦虚，说得不好听些，就是要 装孙子。不装也不行，因为老四仅让老六负责一些礼仪性的工作，比如道光同志的丧礼什么的。1852年，道光全部丧礼办完，老四就把京城最拽的、原和珅家的 府第赐给了奕訢，奕訢就在这豪门大宅里喂鸟养生。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了，形势危急，咸丰帝任命恭亲王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后来 干脆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奕訢入值军机，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1855年太平军北伐失败，咸丰对有功人员大加封赏，恭亲王奕訢当然 也不例外，小子就犯了原先的老毛病，动不动象个小保安似的我骄傲，乘生母生病期间，逼老四封她为皇太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乃道光静妃，咸丰登上皇位 之后，封其为皇贵太妃，奕訢对此很不满意。咸丰幼时，生母全皇后暴崩，博尔济吉特氏视其为亲生儿子，将他抚养长大。奕訢认为，老四应该封她为皇太后才是， 但老四认为有违祖制，不同意。博尔济吉特氏临死前，老四去看望，老六跪着哭诉：你不封的话，咱娘死不瞑目啊。老四登基靠的就是儒家那套仁孝术，表面上说不 得狠话，遂嘴里“唔唔”了两声，老六就当作他同意了，跑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气坏了，但也没有法子，遂硬 着头皮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老六逼封成功，为生母争得了名份上的荣耀，但自己却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博尔济吉特氏一死，咸丰帝就找了个“于一切礼仪，多 有疏略之处”的借口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职务，从此老六又回家坐冷板凳了。由此可以看出，老六的聪明与政治智慧也有是限的，过分注意表面文章，虚荣，跟老四的 虚伪差远了。但就是这样，当世与后世人都夸他聪明，说明皇家子孙中实在没人，瘸子里挑将军，老六就算个全活人儿了。后世学者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老六做了皇 帝，大清历史说不定因此改观呢。真能瞎掰活。老六做了皇上，可能比老四还弄不清呢。而且，老六做了皇上，那么这次出来擦屁股的就是老四了。弟兄两个再颠 倒，也还是那么回事。
咸丰踢走了老六，只好信任更庸的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两个人知道自己才力有限，遂把端华的异母弟肃顺弄到了咸丰身边。肃顺就算有才识的了，但是他的才 识就是把咸丰弄成一个响当当的强硬派，然后象丧家犬一样北逃而已，最后还玩不过小寡妇叶赫那拉氏。看来，人才很重要啊！
咸丰跑在路上的当口，还接到一些人才的抗敌妙计，绝对是妙计，能笑破你肚皮：
首先是国防部长大人－兵部尚书沈兆霖提出两计：一是游击战，二是持久战。所谓的游击战，乃是令僧王、胜保、瑞麟三人呈品字形驻京津地区之间，深沟高垒，互 相响应，然后派别的小分队前往扰敌，弄得敌人不得安生（这一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用了，这国防部长估计下象棋里得来的灵感吧）；所谓的持久战，就是用上 述游击战的方法，与敌人坚持一个月，到时候北风哪个吹啊，雪花哪个飘啊，海河哪个冻啊，敌人哪个饿啊，于是就不战而遁了。为了说明持久战的好处，他以周亚 夫为例。人家周亚夫当时坚壁不出，都以为人家胆小呢，可人家力破七国，用的就是此计啊。
其次是光禄寺卿胜保的破敌妙计。胜保好歹是战场上下来的，所以对英法的评价还算客观：我看到了，英法联军远没有咱们的粤匪和捻匪凶恶，就是枪炮厉害，所以 咱们如果能跟他们近身肉搏的话，就能取得大捷。我查了，就圆明园的抬枪兵丁还算勇猛，其他都不行，这样吧，调几千四川河北的健勇来，他们善于俯身猱进，必 能得力。
再次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皇上，听说夷器很猛烈，我在古书里找了找，又问了问曾经打过仗的人，给你想出一条破敌之法。古代攻城啊，都用湿棉被挡火蔽箭，这 叫柔能克刚。你赶紧命军队多买旧棉被，这玩艺儿越旧越好。用水渗透，棉被一横，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竿末缚以小铁刀，可插诸地。每一被用两兵张 之，各带长腰刀。马队随后。遇夷匪，则棉被军当先，前层蹲次层立，将全军遮蔽。中间适当留空隙以备瞭望与放火器。布阵既定，任敌方如何冲突，我军屹立不 动。俟敌松懈，则棉被军疾驰进逼，彼火器刀矛，都无所施。我军将棉被插于地上，一人守被，一人拿长腰刀砍敌人的马腿。然后我马队突进，枪箭齐施。步队再继 之，兼砍敌人马腿。倘敌人败退后忽然又立住了，那么我们就把各队收入棉被中，还用同样的办法再来一次。这样的话，敌队再坚，也不是我对手。再，炮弹落地时 不能即时炸开，可用湿棉被赶紧盖住，它就没法炸了。所以，湿棉被以多备为妙。
殷兆镛同志不愧是个吃闲饭的破詹事，提出来的破敌妙计跟自己的官职倒也相符。詹事，秦时设置，汉初时用于掌管太子与皇后家事。清朝不设太子，所以这詹事就 是个养闲人的废职。闲人说闲话，废职说废话。他这棉被计若上了战场，估计打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担心英法士兵看见这阵势后可能笑得抽筋打滚儿丧 失战斗力。
中国的封建体制下，君臣之间的愚昧是互相成全的。傻臣子成全傻皇上，傻皇上成全傻臣子，遂成比傻帝国。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一个唯一不太傻的皇家亲王，恭亲王老六应对得咋样了。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给那亲人鬼子兵
1860年9月21日，老六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擦屁股生涯，他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被撤职，我方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好。 22日，额尔金和葛罗复照：清方侵犯人权，违背信誉。请先放战俘，在他们安全返回之前，没法和好。23日，奕訢回复：你们军事上胜利了，少几个军官又何妨 呢？你们先退往大沽口咱再议和。至于被俘人员，亲递国书一节尚未议妥，你们的巴夏礼就负气出走，在路上双方接仗才被俘的。
看来天朝君臣上下无师自通，都会撒谎，老六这一出山就开始撒谎，扣了人家的谈判人员，还诬人家跟咱打仗来着。至于西方所谓的人权，他也听不懂。人家讲人道 呢，他说打胜了还在乎几个人？清国是不在乎，但人家西方在乎啊。鸡与鸭，对不上话。
25日，英法方面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认为，巴夏礼不能放，放了，外国不会罢兵，说不 定，巴夏礼因此攻城的劲儿更大呢。老六这么聪明，老四听了好高兴，指示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你办事我放心，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 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复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否则俘虏安全我就保证不了。不过老六退了一步，不再要求英法撤到大沽口，撤到通州就行。
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受阻。僧格林沁此时早成了响当当的主和派，请求咸丰一定要优待巴夏礼，并建议赶紧议和， 就是多答应些人家的要求，也不妨。这就叫实践出真知－僧王，他是从战场上败下来的啊。至于留京办事之王大臣们，原先都是嗷嗷叫的主战派来着，现在都哑巴 了，连哼哼都没了。碰头时干脆不提守城之事，现在不得不提了，又提不出一个什么决策来，碰碰头就散了。甘肃、河南、陕西的勤王兵来了一些，但是北京也没人 接待，连吃饭都没人管。一切都乱套了。
奕訢一看全靠自己这边了，于是开始优待巴夏礼。同时送给英方一封巴夏礼的汉文亲笔信，信末还附有洛奇的几行印度文。中文意思是亲王这人不错，可以跟他谈 谈。印度文的意思是，这信是俺们被逼之下写就的。中方也找了翻译，但是看不懂印度文，说这下面是年月日和名字签名，于是这信就给英方递走了。奕訢优待巴夏 礼自是蒙对了，但是做的远远不够，因为他仅按中国常识来了，仅优待巴夏礼、额尔金的私人密书洛奇（H.B.Loch）等几个中国人眼中的大人老爷了，而没 有想到英法被俘的39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夷人眼里都是至尊的，特别是这39人中，还有一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如果39个人都受到优待，不因中国 式的酷刑而致死一多半的话，那么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
官方谈不成，民间志愿者遂被派上用场。按翁同龢日记载：皇上跑了，当官的也跑了，做小买卖的也跑了，就穷人与做大生意的不怎么跑。穷人穷得没有饭吃，巴不 得北京全乱套，自己好偷块饼呢，所以不跑有理；做大生意的人，一跑影响生意啊，再说了，跑了之后，那些留守的穷棒子不待夷人进城就把他宅子与铺子全抢了， 所以跑走又不舍得。于是同仁堂老板乐平泉带头，联系了恒利木厂的王海，商议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他们征求了僧王的意见，僧王表示支持，于是他们 多集商人以壮声势，浩浩荡荡地带领500只羊50头牛其它果品无数犒师去了。
后世有学者骂同仁堂老板为汉奸。不妥，关键时刻政府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让百姓怎么着？虽然他们是大款，可大款也是百姓啊，百姓出面维护自身安全算哪门 子汉奸啊。
10月4日，豪华盛大的犒师队伍出发了。此时夷人尚远在通州八里桥，从北京到通州，不近的路程呢，半路上他们是否唱过“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那亲人 英法鬼子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不著撰人”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据公禀备牛羊果品前来送礼，本国向不得受礼 物，如为贸易起见，著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 晕死，老额不接受同仁堂的贿赂，坚持自由贸易公平买卖呢！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抢。翁同龢没说谁抢的，我们想当然地想象乃是清兵抢 的。可“不著撰人”这个无名作者说是英夷抢的。这有些不合逻辑，送上门的礼不要，过后再去抢，英夷总不至于这么脱裤子放屁吧。后来英夷甚至贴出告示：“牛 羊鸡鸭青菜马料，令百姓赴营，公平交易，但不准卖酒，违者重惩”。 为什么不准卖酒呢？因为酒之于英国士兵相当于鸦片之于中国士兵，酗酒给英国将领带来的麻烦绝对不亚于吸大烟给中国将领们带来的麻烦。所以，除了卖酒，老百 姓居然与英夷交易起来，且小小地发了一笔：“夷兵所到，市人从之者甚多，饽托数枚，易银一饼。而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 一句话，卖饼给夷人吃，夷人给的钱还特多。至于中国兵，就只会抢了。咸丰为什么怕夷人进北京呢，敢情这也算个原因。同样是兵，这做兵的境界咋就差那么大 捏？
圆明园：爱新觉罗家的处女地，留守的却是太监
送走了中方的贿赂大军，额尔金照会中方：国家大事，让人家商人掺乎什么啊，想议和，恭王您亲自来。
10月5日，英方致巴夏礼的回信由中方恒祺面交。信中三个意思：第一，由于中方不释放你们，联军决定向北京进军；第二，以国家大事为重，这会儿就顾不上你 们了，你们要明白，要理解。第三，你们中的任何人被害，那么北京就要毁灭，王朝也得给它推翻。
巴夏礼拿信后当着恒祺的面读了两遍，恒祺沉不住气了，赶紧向奕訢汇报。奕訢也有些发毛，当日发出照会，和议条件又退一步：我们先释俘，后议和。等两三天， 我们就会释俘的。
等你个头啊，这个时候还在犹豫，英法联军当然不跟你玩了。10月6日早上，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奕訢一看不妙，马上发出照会，明确答应10月 8日会晤并释放巴夏礼。但是这照会没人敢送。看来，真应了咸丰那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连投降的人都找不着了。没人敢递送照会，英法联军只好继续前进了， 僧王与瑞麟的队伍一听说英法联军逼近了，全跑了，于是联军如入无人之境，法军先头部队与英国先头部队走散了，居然于晚上蒙进了圆明园。
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而成 的。园子本身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估计可拔头筹。即使没艺术水准，至少有花钱的水准。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皇帝要在这儿办公。园 内陈设那是没得说，全国的宝贝估计都搂进皇家花园了，所以它应该还是个珠宝博物馆。金银现钱也不少，估计还是个银行。书籍资料也不少，还是个图书馆。法国 学者伯纳•布立赛拿他们法国来比较，说：中国的圆明园等于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再加国家图书馆。总之，海了去了，大家去想像吧。当然啦，没有生活是想像 不出来的。因为大清的圆明园，为大清皇帝一人所有，就是太监妃子宫女大臣们，不经皇帝批准，那也是无权进入的。李鸿章厉害吧，可是圆明园他也没进过。英法 联军火烧圆明园36年之后，也就是1896年，可怜的鸿章大人结束了他的环游世界之旅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工作。之后，他想顺道去圆明园里游憩一 翻。太监们阻拦未成，事后就打小报告，把鸿章大人给告发了。慈禧太后出面，给鸿章一个较轻的处罚：罚扣一年工资。 总之，圆明园就是大清皇帝的处女地。它就是成了废墟，也还是禁区，放谁都不能进的。
法军先头部队预料皇帝的卫队肯定会誓死保卫圆明园的，还是那句话，皇家的处女地么。
问题是，中国老是让敌邦惊诧：圆明园居然没人防守。如果太临还算人的话，那么前面的话我收回。咸丰跑了，他处女地留守几十名太监。处女地让太监保卫，这样 的喜剧估计也只有大清朝才能上演。这些太监用他们尖细的非男非女音嚎向法国骑兵：不许进！
不知道天性浪漫的法国兵是否被这个场景所逗乐，只知道，他们开了几枪，太监们就全跑了，边跑边咒骂：闯入圣殿者，不得好死！
太监跑了，在圆明园办公的奕訢也跑了。奕訢先是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逃往卢沟桥，揪心地打听关于圆明园的消息。
夷鬼进了圆明园，就是不烧不抢，咸丰一家也够揪心的。处女地啊。但外国人还真是进去了。更可气的是，外国人进了，平时没权进入的百姓也跟着进了。芝麻开 门，受不住诱惑啊，这么多金银宝贝在大家眼前晃，放谁也抵抗不住啊，洋人挺了一天，到了第二天，实在挺不住了，就开抢了。从10月7日抢到10月8日，抢 得那个不亦乐乎。园内珍宝太多，搞得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大兵晕头转向，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搬这个也不是，拿那个也不是，放下这个，再抢那个，在宝物堆里 打滚兼打架以致于发生了审宝疲劳，后来干脆拿宝物来取乐了。不是开枪向宝物射击，就是拿木棍乱捣，有的干脆掂起瓷器直接往地上摔，为的就是听听它落地的声 儿是否美妙。有些兵甚至发现皇帝龙榻之侧漆盒里的春宫图，这玩艺儿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于是一番哄抢。格兰特与孟托班想控制军纪也控制不住了，何况他们 也没怎么想控制呢？因为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万国公法》之《战争与和平法》规定：房屋物件及民间货物不得侵犯，但疆场上之夺来货物，或攻入城池而得其货 者，皆不在保护之列。破入敌境，甚至可以令其民捐输军费。 一句话，英法没让百姓给他们捐款就不错了。有意思的是，格兰特觉得有人抢得多，有人抢得少，甚至有人没机会抢，有失公平，所以叫大家交公拍卖，总计得十万 英镑（大家拍卖的价格太低了，简直是游戏，有辱大清皇家珍宝的身份）。拍卖后大家分钱。三分之一给军官们，三分之二给兵们。按英国的游戏规则，战利品应归 英国女王，但是格兰特自己当家作主，给大家分了，事后得到了女王的支持。当然他没要他那份。鉴于他的慷慨，拍卖委员会给他一件纪念品－中国皇帝洗手用的一 把黄金水壶，格兰特用它作了自己的酒壶。
孟托班呢，没搞格兰特那种大锅饭，他搞的是自由贸易，士兵谁抢的归谁，不过他觉得抢两天就行了，10月9日，他哄自己的士兵说，别抢了，北京还有好多宝贝 呢，到北京再抢吧。于是，大家就都住手了。事后北京没让抢，有些兵跟他着急。不过，有些兵在圆明园就大发了。至于英法之间，双方也有埋怨，英国认为法军先 到的圆明园，好东西都让他们抢了；法方认为，俺们英国人是文物鉴赏者，而你们是破坏者，还有，凡是英国人所经之处，大家连一片指甲都找不到的。孟托班将军 不好意思，把法军发现的一个金库里的金子平分出二分之一，连同一支宝石手仗送给格兰特，以此作为送给英国女王的礼物；另一半金子给他们的法国皇帝。
英国人在抢劫的时候还发现了更意味深长的东西：两驾英国马车、天文仪器、一把英国手枪、两把榴弹炮，炮上面还刻着“Woolwich 1782”。这些礼品，在拙著“第一次挨打”里曾有过专门的镜头，它们乃是70年前英国第一任使华公使马戛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现在，这些礼品还被 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从来没有动用，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王朝是如何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这也就怪了，一个满清王朝，历史发展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大国情绪却一直处于引吭高歌、高歌猛进的状态，到咸丰这时候，已高得不能再高了。
奕訢认为，夷人进俺家园子了，这比战争还要严重，这和是不能再议了，那巴夏礼更不能放了。可是留京王大臣们不这样认为，夷人是进皇家的园子了，可是谁来打 仗呢？你跑了，僧王瑞麟跑了，胜保手里没有几个兵，能咋办呢？于是，他们不等奕訢同意，就打下了自己的主意，10月7日下午，派恒祺与英方见面，答应英 方，明日双方会晤，交还巴夏礼。按理说，留京王大臣也有这个权限。你奕訢是议和的，我们是守城的，你和没议好，那我们守城的当然有权自作主张。大清王朝的 事，也就这么稀里糊涂。
10月8日，留京王大臣们释放巴夏礼等8人。
当天，奕訢给咸丰上奏：圆明园被占，这和是不能再议下去了。我也想去热河，由于联军占领北路，现在去不成。被阻南路，北望行在，涕泪交流啊。我通知城外的 胜保了，看他能不能收回圆明园。不过我看玄。至于僧王与瑞麟，均隔在南路，兵丁逃亡一空，他们在那儿驻扎我也不知道。事情如此不堪，我能不能绕道去热河， 也说不定呢。
咸丰一看老弟也想脚下抹油，遂于10月10日下旨：别啊，别。现在打仗咱是打不过人家了，可是鬼子若长期驻北京，以后的事更不好办了，顾全大局，你就在北 京给我挺吧。
奕訢跟皇上不一样，皇上可以说跑就跑，但是奕訢要跑，得皇上批准，皇上不批准，只好留下。就在此天，联军来照，声称13日午时将派兵接收安定门，否则即行 开炮。如果乖乖的让出安定门，那么除了护送联军公使之卫队外，其他一兵一卒不进京城，保证不扰北京居民。奕訢赶紧将此上奏皇上，说：自己不愿意随随便便就 把安定门交给夷人，总得定个章程什么的，可守城王大臣们顾不上了，全体同意。军队也指望不上了。僧王与瑞麟的兵跑了十之八七，剩下没跑成的，也用不上了； 胜保手里只有五六千山东、陕西过来的新兵蛋子，也不行。还有，恒祺他们一直请我进城，说是方便换约和议。皇帝朱批：此时冒险进城，他们要是不放你出来咋 办？
傻咸丰，典型的以中国小人之心杜洋人君子之腹。你中国皇帝与大臣可以玩失信，洋人却不会玩，在他们眼里，信誉比他们的性命还要重要。联军方面倒是不傻，马 上发现了奕訢的担心，遂专门在照会里声明：贵亲王进京不必担心。贵亲王不知我们西方各国之常经，凡有不在动锋交兵之列，总无故意相害之理。
人身安全不用担心了，但是清方还有诸多其它要担心的，那就是家贼，咸丰把他们叫土匪。这些家贼平时就不老实，现在更不老实了，所以咸丰谕旨巡捕房与各路官 兵，急行捕拿，捕拿后就地正法。奕訢更是担心，安定门一给联军，联军士兵可能不乱来，那中国土匪要是都进了城呢？
奕訢忽悠间，留守王大臣们等不上了，他们没等奕訢同意，便于13日准时打开了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
奕訢得知后，给咸丰上奏：这和算是不好议了。他们不进城还好说，一进城，咱还有什么把握？还有，留京王大臣来信，一直催我进京。我一进京，和议专归我，就 没他们什么事了。若和议不成，咋收摊子？若夷人要挟我？臣何以自处？
奕訢越说越煽情，说到半中间，议论文改成散文了：皇上啊，论义，咱是君臣；论情，咱是哥俩，我死了倒不怕，我担心的是议和啊。园子被抢了，腥膻满城，你在 热河遭受苦寒，我在这边彷徨中夜，泣下沾襟啊。
唉，哭吧。之前笑得太多了，也该中和一下几百年积淀的傲慢情绪了。谦受谊，满招敌，上天给你上课，没法拒绝的。咸丰后来也批评大开城门的义道等人了：太冒 昧了嘛。但是鉴于不开不行了，开了就算了。至于僧王、瑞麟等人，因不能保护圆明园，已一并革去爵职，现在，让他们将功补过，在圆明园一带查办土匪吧。 （唉，所谓的土匪就是附近的百姓，他们乘乱也都混园子里抢宝贝了）
10月14日，奕訢从长辛店迁往西便门外的天宁寺，离城近些，以方便跟联军交涉，小子还是留了一手，虽然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 速定和议，咸丰也给奕訢下谕了，但他就是不进城，一直挺到换约时才进。
13日至16日，英法的强烈要求下，中方陆续把其他俘虏放还，问题是联军一看这些俘虏就冒火了：卖瓜的，总共俘走俺39人，活着回来的仅19人。有些人的 尸体干脆被大卸八块，还有些人腐烂得没法瞧了，还有些人找不到尸体了。再听听活人的讲述，更是毛骨悚然。卖瓜的，这个野蛮的政府！
冒火与悚然之余，英法方面召开了会议，不开不行，这事儿，百年没遇过呢。巴夏礼是中国通，他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虐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小菜啦。 但是对英法这些来自西方的夷人来讲，那就闹大了。
英法都同意惩罚清方，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但是两人提出的惩罚方式有异。额尔金的意见是：第一， 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在圆明园内受到虐待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个园子夷为平地。（格兰特将军附议此点。巴夏礼更附议此点。英国的随军牧师孟纪不愧是负责灵魂 那块的，干脆认为，中国的圆明园甚至不抵一个英国士兵的性命。没办法，可恶的外国佬就是这么看重他们的个体生命。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规矩，死亡有价呢，有些 人死得重于泰山，有些人死得轻于鸿毛，而是傻乎乎地以为，所有人的死都重于泰山）。第二，应由中国政府出钱，在天津设立纪念碑，用满文、英文、法文刻上清 政府低头认罪的碑文，落成后由清方大臣护送死者尸体前往天津参加揭幕仪式。法国公使葛罗对额尔金的意见表示反对：第一，圆明园没有设防，严格说来非交战 区，烧了人家，乃无益之报复（孟托班将军附议这一点）。第二，立碑一事不好办，清政府骄傲惯了，受不得这等侮辱，刺激他们过分了，说不定会影响我们的谈 判。第三，实在想报复，咱就烧北京的皇宫吧，烧皇宫比烧一个园子，更能让清朝统治者印象深刻。
额尔金不同意烧皇宫，说：进京前，答应人家留京王大臣了，人家和平开放永定门，咱进去后不扰民不烧抢。现在烧人家皇宫，不是咱不讲信用了吗？再说了，北京 居民没惹咱，烧皇城，相当于烧北京，何苦跟人家的百姓过不去呢？至于天津不立碑，额尔金倒是同意了。最后他就坚持一条：烧圆明园！不烧咽不下胸中那一口恶 气。法国拦不着人家，也就不管了。于是双方各自制订了自己的最后通牒。
10月16日，英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拆毁圆明园；第二，赔偿被虐待致死的英方人员补恤金30万两；第三，赔款未付清之前联军驻守天津。
10月17日，法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赔偿被虐待致死的法方人员补恤金20万两；第二，将虐待俘虏的清方官员严加治罪；第三，让出城内肃王府的公 馆作为法国使馆；第四，给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人的坟茔、田产、房屋等。
英法最后通牒要求的时间一致：限于10月20日10时之前对于全部要求无条件同意。恤金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否则，联军 会毁掉皇宫，断绝中国漕粮，截取广州关税，直至进攻全中国！
奕訢：有困难，找俄国；额尔金：我放火，我有理
奕訢手拿英法最后通牒，感觉条件太过份，问一干留京王大臣，他们说，咱都应了吧。无奈，奕訢派人找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去了。这叫有困难，找俄国。
说来也怪，伊格那提耶夫总是在中方最为难的时候出现，且身份奇特－他身兼作战双方的顾问！
8月26日伊格那提耶夫就派人前往天津给直隶总督恒福表示，俄方愿意从中调停。问题是恒福不当这个家。8月29日伊格那提耶夫亲自来到天津，于9月4日向 军机处提出进京调停，希望派人前来迎他进京。军机处的回复是：原先与你们的彼罗夫斯基约定过，没事的时候俄国才可以来中国海口。现在中国海口正多事，中俄 之间又没啥事，就不必来京了。
9月5日，这个调停人就去催促英法联军了，建议他们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并且把俄国驻京办教士偷绘的北京平面图及从北塘至北京的路线图给他们看。英 法公使高兴坏了，从此凡事都征询伊格那提耶夫的意见。
9月9日，英法联军开始从天津出发北上。清政府这才有些怕，一方面派怡亲王南下通州进行谈判，一方面指示恒福要求伊格那提耶夫出面转圆。伊格那提耶是道上 混的，前面清政府刚给他个冷屁股，这会儿又涎着热脸来求了，就摆出了架子：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好办了。请你们的军机处正式行文，以书面形式向我提出请 求；还有，俄国的条件你们要全部答应，否则我不干。
9月17日通州谈判以清方扣押英法谈判代表而告崩，英法联军于9月18日开始进犯，清方失去通州。伊格那提耶夫一听，马上从天津动身，也向通州进发了。
9月22日，咸丰跑了，奕訢出面谈判。双方交涉中，伊格那提耶夫再次向联军提供情报：第一，北京的城墙也许可以攻破，但是花费时间与弹药，用地雷或许更简 单些。第二，清军主力集中在东城，北城比较薄弱，建议攻打北城。第三，他手头还有更好更详尽的北京平面图呢，可以给大家复制几份儿。
英方担心巴夏礼等俘虏的性命，希望伊格那提耶夫帮忙说情去。伊格那提耶夫正告他们说：你们已经威胁清方不交俘虏就要捣毁北京城了，现在让我再去说情他们就 会认为联军软弱无能，直接兵临北京城下，一切才好说，一切才有效。
鉴于伊格那提耶夫的情报、中国通水平、个人魅力及有关亚洲政策的明智建议，英法方面就越来越喜欢上他了。10月4日，他们邀请伊格那提耶夫于次日跟他们一 块儿进京，伊格那提耶夫拒绝了，他不想过早出面，只派两个手下跟着去了。10月15日，已经进京的英法联军再次向伊格那提耶夫发出邀请。于是，伊格那提耶 夫从通州动身前往北京。在安定门，他拜会了英法公使。10月16日，在联军的协助下，他进入北京，进驻俄罗斯南馆。刚进入北京，清方就朝他怀里扑来了－奕 訢派人前往会见固礼：请你们的伊格那提耶夫帮帮我们吧。固礼要他们亲自去求伊格那提耶夫。
10月17日，恒祺等人在俄罗斯南馆见到了伊格那提耶夫。这家伙同情心大发，着着实实的给这帮老小可怜儿上了一节新东方培训课：
第一，用简洁的语言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向清方总结一遍，让他们明白事情的原委（稀里糊涂的挨打，挨打后不知前后原因，旁观者看得都急）。
第二，用丰富的语言描述了俄国的强大与繁荣，以及它对中国的友善与同情。俄国可以因你们不守条约而报复，对我们俄国来说，在一万俄里的中俄边境线上的任何 一个地方对你们发动攻击，你们都无法抵抗，你们知道我们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我们在直隶湾停泊着分舰队，但是我们愣是不愿意在你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攻击你们 啊。（老骗子遇上了老少女，老骗子很黄很暴力，老少女很傻很天真）。
第三，斥责中国不听他一惯的劝告，听任肃顺之流不中用之人瞎鼓捣，贵政府的昏庸实属不可原谅。上次我在你们北京谈判，虚度十一个月的光阴。提出了恁多劝 告，肃顺对此不加重视，我怀疑肃顺根本没向皇帝报告。（政府的昏庸与大臣的不中用，是俺传统，但若因此而听长毛的劝告，俺们的脸还真拿不下来。套用咸丰那 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
第四， 你们很危险。现在，唯有俄国跟你们最亲，也唯有俄国才能拯救你们。如果希望我做调停人，那么由恭亲王写份书面请求。还有，所有与英法的条约，首先得让我过 目。他们的大部分要求都得接受，次要问题上我可以让英法作出让步。
第五，我做调停人的前提条件，请圆满解决中俄问题，同意我上次逗留北京所提出的全部主张。
伊格那提耶夫半真半假，把清方的谈判委员们训得一愣一愣的。这里面既有真心话，比如政府混蛋肃顺更混蛋之类；也有哄孩子的话，比如俄国对中国的友善与同 情。卖瓜的，俄国这个长毛狗熊什么时候对中国释放过善意，我还真没见过。不过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中国那些当时的诸葛，全被伊可那提耶夫同志训傻了，他们屁 颠屁颠地跑回去向奕訢报告：我们有大救星了！
奕訢听说俄使愿意帮助自己，高兴啊，虽然也感觉到这俄使不是个好人，但是这不没辙了吗？想要饭，也得打孩子给人看嘛。10月18日，奕訢照会俄使：中俄和 好二百年，听说您愿给俺做调停，高兴恩。只要你帮我们说合了，你们的事俺们一定照办。请你看看英法的最后通牒，条件太苛刻没法接受哪。俄使回复：没法接受 也得接受，当前情况下，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俺也只能在次要问题上说服英法让步。奕訢正跟俄使交流的当口，英国方面动手了。额尔金要给不讲信用 的咸丰一点颜色看看－10月18日，开始焚烧圆明园。虽然法国方面坚决反对，但是额尔金认为烧得有理，解释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 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 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 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 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献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 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
为了让大清人民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额尔金放火前，专门在北京张贴中文小广告，公布放火时间解释放火原因：“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 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他这解释在当时纯粹是自作多情。据说，“中国人看到告示后，丝毫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操心，而是对其蹩脚的语法大笑不已”。
额尔金的意思，火烧圆明园，乃是专跟咸丰帝一个人玩的，谁让大皇上不守信用呢？是的，我相信那时候的中国百姓，心里没任何触动。假设洪秀全能打进北京，可 能也烧；不烧也是为了自己住，反正跟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谁爱烧谁烧。不过，额尔金当时既不明白中国人民的感情，更不明白中国政府的运作路数。咸丰她媳妇儿 后来发动政变时，顺手把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和载垣等谈判大臣身上：“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 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职，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 小娘们意思很明白：肃顺这皇家参谋一味强硬，载垣又不好好跟人家谈，失信于各国，以致于园子被烧，她老公不得不去热河打猎。千错万错都是手下人的错，她老 公么事没有。大清这种制度，天下罕有，所有的事，都是皇帝拿主意，但是所有的事，他又都用不着负责任。总之，额尔金这园子还是烧错了对象。
额尔金烧园子的第二天，10月19日，俄使照会奕訢：原先不听我劝告，以至于今天。贵国最不可救药者，是诓缚人家的谈判使臣，残害其命，而成祸胎。不独英 法切齿，就连听闻之国也都不甘啊。我现在只能尽力而为了。而且，本国与贵国还有几件未定之事呢，贵亲王速给照会，同意了那些事，以后的事就好办了。奕訢当 然只有同意的份了。
同天，奕訢着人把自己给英法的照会草稿给伊格那提耶夫送了过去。后者很认真地给批改了一下，前者连夜重新写就，20日早晨，不等10时的最后期限到，就把 照会递了过去。
清方照会没送给英法时，伊格那提半夜两点就先给英法送信了：清政府已完全同意你们的条款。都是我唬的他们啊。英法方面高兴坏了，齐夸伊格那提耶夫是个好伙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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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5-7 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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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了，亲王自尊受伤了
既然清方同意了英法的所有条件，双方就可以坐下谈了。
10月22日，英法收到了恤金。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自由出国等条件；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奕訢都同意了， 不同意没法啊。圆明园都给烧了，下面再烧就是皇宫了。即使不烧皇宫，万一哪个中国汉奸建议他们坐进中国的皇宫，演一出武王伐纣就更可怕了，爱新觉罗家就得 回老家歇着了。总之，奕訢早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就可以签约了。双方订于24日中英签约，25日中法签约。为了签约方便，奕訢搬迁到了法源寺。伊格那提耶 夫转告奕訢，你驻北京城里也没事，英法方面不会吃掉你的。英法呢，为了换约方便，也想驻进城里，法国原先想中了肃王府，恒祺又给他们找了贤良寺，住下了； 英方有些故意一般，相中了通州谈判时扣押谈判代表的怡亲王载垣之府第，声称如若不同意，俺就驻紫禁城。奕訢拦不住，只好随英国。
10月24日，奕訢来到了礼部，双方要对中英续增条约也就是北京条约签字，并且要互换天津和约。两个半钟头之后，额尔金带着千名卫队，坐着八抬金顶大轿优 哉游哉地来了，沿途三四千名英军站岗布哨，端的是耍够了威风－你大清不是不让俺坐轿，不让俺多带人换约吗？现在，嗯哼？从安定门到礼部，五公里的道路两 旁，挤满了中国式看客，他们既不惧怕，也无敌意，他们只有好奇：到底一个什么东西，居然比皇帝还要厉害，撵跑了皇帝，坐着八抬大轿来了？
恭亲王一看额尔金来了，马上按照中国礼节前来迎接，额尔金看都没看他一眼，径自坐自己位置上去了。辱华啊，严重的辱华，恭亲王后来成为洋务派的中央领袖， 跟这些挨辱有很大的关系。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所有的洋人随即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堂下 走出一位英国摄影师，“咔嚓”一声，原来是拍照。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恭亲王的自尊大大受伤。
某种程度上，额尔金的傲慢是对的，因为你不傲慢，事后清方汇报时，会把你汇报成孙子。现成的例子就是葛罗。
10月25日，中法在同样的地点换约签字。为了仪仗队伍不比英国差，法国的护卫队由骑兵队、军乐队、其它各兵种队、外交人员队构成，甚至还有一支奇怪的非 正规的娘子军－来自各部队的女炊事员们。至于葛罗自己，照样坐了八抬大轿，不过，中国看客们对此已不陌生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支娘子军。花木兰的故事对 大清百姓来讲，应该已是遥远的记忆了。因为明朝之后，中国女人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出门了，就是在家里，兄弟姐妹间七岁之后就男女受授不亲了呢。
相形之下，葛罗同志对亲王就友善多了，他是故意的。按他的意思，额尔金对人家中国的亲王有多冷淡，他就要表现得有多热情。当葛罗下轿时，亲王来到礼部大堂 门前迎接，亲王按照中国习惯抱拳致意，葛罗同志脱帽回礼。葛罗要进门，亲王要往门外接，葛罗不等亲王出来就抢先进了门槛，双方一番寒暄，吃了么，天气不错 么，路上顺利么，适应中国么，冷么（这些寒暄是我猜的，中方估计只会这样了），寒暄着中间，亲王把法使拉向了他的座位。葛罗的善意，让亲王受伤的自尊有所 恢复，据说谈判期间，他甚至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签约之后，法使还赠送给亲王三套金银铜法币（亲王后来做了总理衙门大臣，不知是否养成收藏外国硬币的爱 好？）。葛罗对自己的善意深感满意，但是他不知道，这么一友善，亲王在给皇哥哥的汇报中就说他“比英夷更为恭顺”。晕死啊，大清当大爷久了，你对它客气一 些，它就把你当乖孙！
听说弟弟和洋孙子们亲自见面了，咸丰批曰：“此次夷务处处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仍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大清当然没人了，否则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下面，看看条约内容吧。
中英《续增条约》各要点：第一，《天津条约》继续有效。 第二，增开天津为商埠。第三，中国对上年的大沽事件表示“惋惜”。（其实就是道歉，大爷不好意思说道歉，改用惋惜）第四，赔款数额，由《天津条约》规定的 400万两增加为800万两；第五，英国公使如何驻京，是否驻京，以后由英国自行决定。第六，中国割让九龙司半岛给英国。第七，天津条约在京互换之日，也 就是10月24日，中国皇帝须降谕京外各省督抚大吏，将天津原约及北京续约各条发钞给阅，并令刊刻宣布于各街，让大家都知道。第八，大清皇帝允准谕旨奉 到，业经宣布，英国开始从北京和舟山撤兵。第九，八百万两赔款全部交清后，英国从天津、登州、广州等处撤兵。
中法《续增条约》各要点：第一，天津条约即日起一一施行。第二，条约签订之日，天津开始通商。第三，大清大皇帝对上年大沽口武力阻拦换约之事表示“悔 惜”。（又换了个概念，虽有后悔的意思，但坚决不用道歉一词）第四，中国归还天主教产，准许法国天主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房屋。第五，赔款数额，由 《天津条约》的200万两增加为800万两。第六，续增条约不俟两国御笔批准，直接施行。第七，大清官方，以后对俺们法国使臣客气些。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互相给些面子。第八，条约互换之日，法军从舟山撤兵；北京法军撤往天津等地。清方先交50万两现银之后，除法军统兵官外，其它驻津法军全部撤往大沽与烟 台。800万两全部付清后，法国从大沽、烟台、登州、广州等处撤兵。
额尔金的疑心，咸丰帝的心病
仔细对比前面所列英法天津条约，可以看出，额尔金同志还留了一小手。法国人傻乎乎的，只在条约里声明，条约签订及互换之日，条约的法律效率即开始启动。但 是额尔金同志绝没有这么傻，天天跟清方打道，额尔金也开始中国化了，至少心眼儿越来越多，知道中国君臣没法相信。
法方一签条约就急着撤军，10月25日签约，10月30日就开始撤兵了。但是额尔金却没有撤兵的意思。如果说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话，那么额尔金则是不 见大家往咸丰的棺材盖上敲钉儿，他不踏实。前面所列北京条约里的第七条与第八条，是他有意设置的，条约不奉到咸丰的御批，清方不向地方下发条约各款，英国 是不撤兵的。清方的失信与悔约，他领教够了。
额尔金不撤兵，咸丰的御批一直等不到，恒祺即与英方磋商，替皇帝写了如下御批：“所有英法两国条约，现经互换，均已允准，即着行知各该省查照办理”。计划 由奕訢奏请咸丰，原版御批下来。额尔金嫌不够意思，干脆自拟了一道御批，而且声明，将来的御批里必须有“无不批准，永允遵行”八个字。
额尔金自拟的谕批被奕訢骂作“词多鄙俚，不值与之较论”。奇文共欣赏，还是看看老额的“谕旨”吧：
“咸丰十年 月 日奉上谕：……所有各件，逐层逐节，朕无不批准。……朕言无少虚。日后无论何人，稍欲犯约，朕必尽心维持，勉力防渐。将此传谕各省督抚知之，并著于各该省 刊布，咸使知悉。钦此。”
也怪不得奕訢骂额尔金粗鄙，什么“朕言无少虚”，什么“朕必尽心维持”，堂堂的天朝皇帝说这种普通话，多影响身份啊！
10月31日，咸丰谕批驾到，里面真还没有额尔金所要求的“允准”之类的字眼儿，没有办法，奕訢只好拿咸丰谕批作了一些加工和润色，溶进一些额尔金的意 思，造出这样一张谕旨来：
“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着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其和约内应行各事 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钦此”。
造出的谕旨派恒祺前往额尔金处宣示，并交由内阁抄发以示它是真的，老额也就满意了，高兴的告诉恒祺，五六天后我们就撤兵。但是撤兵前，老额又玩了一个心 眼，谕旨有了，但是通告各省什么的，清政府这只老牛破车能跑起来执行吗？于是，他们把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刊印一部分，让奕訢盖上钦差关防，下发公文知照各 地方官，然后由他们亲自前往各省发放。一个月之内，他们刊刻《通行各省条约告示》1050张以及条约文本1280册。李育民先生说：“由列强到各省交发条 约，这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奇闻。” 绝对是奇闻，天朝奇闻！至于北京这边，额尔金也要求奕訢按照英方提供的式样刊刻一些往下发放。清政府这边的动作咱就不提了，奕訢为了示信于夷人，照着做 了，可是地方官并没有好好执行，厦门地方官甚至把条约删掉三四段，然后打乱次序，首尾颠倒地乱贴一气，结果谁都看不懂。 真是气死夷人没商量，你不是非得让俺贴条约么，俺就给你胡贴，老百姓看不懂，你能咋地？
额尔金的小伎俩咱就不说了，再伎俩也玩不过咱，咱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回过头来说咱的咸丰。咸丰这个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主儿，现在终于看见 了棺材、挨了整块砖，胸中的恼怒与羞愧自然没法用语言形容。而且，心病仍在。
鉴于这主子特喜欢往臣子头上扣屎盆子的作风，所以，不等皇上迁怒于人，诿过于臣，一俟换约之后奕訢就乖乖的上奏自请议处。咸丰回复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啊， 自请议处就算了吧。
并不是咸丰多么宽容，而是此时他有心病，还需要老六去给消除：公使驻京、亲递国书两事，还没给折腾清楚呢。
由条约可以看出，英国对清政府最恐惧的公使驻京有所退让，基本上是个活口：驻不驻，如何驻，我们以后再定；至于外国公使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干脆没有明文规 定。
公使驻京的退让，实际执行时，改为公使目前不驻京了。某种程度上此乃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的功劳。俄国之前所有的政策，从不赞同公使驻京，认为那样对俄国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公使驻京，会使英国凭借其金钱和武力对中国各种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俄国在中国所拥有的手段，与英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 阻挠公使驻京方面，俄使比中国人还积极。他列举种种理由劝说额尔金，如果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见，那么常驻北京根本没任何意义，而使节的尊严也将受到损 害。他认为，外国代表来北京作短期居住才是最好的选择。额尔金居然被他忽悠动了。英国首相巴麦尊与外相约翰•罗素同时认为，虽然英国应该坚持条约所给予的 权利，但是英国外交官的安全最重要，英使臣驻在没有武力保护的城市里至少在目前是不谨慎的。于是约翰•罗素致信额尔金，要注意考虑驻华公使布鲁斯的安全， 与其在北京遭受侮辱与暴行，还不如选择天津或上海，因为前者情形一旦出现，我们又需要去打仗报复，或者以屈辱的心情接受。我们既不想受辱，还不想打仗，所 以你要处理好。 布鲁斯倒是表示，自己可以驻京；巴夏礼也表示，自己也可以留京。额尔金综合考虑，俄使不驻京，法使说明春才来驻京，美国这会儿忙南北内战干脆没个代表，那 咱也不驻了吧。但是对清方的回答则不是说俺目前不敢驻，而是说，使馆还得装修。他们之前暂住怡亲王府第，奕訢认为让他们住亲王府第，有些不成体统，经过一 番哄弄，最后把他们哄弄到宗室奕梁的梁公府去了。而且，英国只打算在使馆里丢下一个翻译威妥玛（Adkins）打理中英外交，认为他职位低，相对来说就最 安全。至于法国，本来也想中了一座亲王府第，后被哄弄到了景崇的景公府，再后来，清方允许法国在景公府的西花园空地上自行盖房，法方遂将景公府交还，得到 的优惠条件是：自行盖房，可免租金。由于要新盖房子，所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暂不驻京，明春才来报到。这样，外国公使就全部暂不驻京了，奕訢长出一口 气：先把鬼子挡在京外，明年再说明年吧。
亲递国书一款，条约上没了，某种程度上是奕訢的功劳。但是条约上越没有，咸丰越害怕，希望奕訢当面锣对面鼓的跟夷人敲定，免得哪天他们心血来潮突然又要求 见朕了。奕訢当然知道自己的皇哥哥见不得人，所以一直找机会探问英法，希望他们确定这一层。额尔金等人的意思是：呈递国书，乃本国美意，不叫呈递国书就 走，回国咋复命呢？奕訢回说：你们照会里不是说了吗？你们不会因为这个而动兵的。可见两国美意，也不在这一层上。额尔金居然无话可说了。于是奕訢高兴地向 哥哥汇报：亲递国书谈个差不多了，或者可免了。咸丰一听，象王小丫那样傻乎乎地追问：确定吗？确定吗？待我回京后，夷人要是有所反复，惟你是问。亲递国书 一层不取消，将来祸大了。他们暂时作为罢论，以后要是反复呢？夷人面见亲弟，已属不成事体了，再任由他们放肆，我大清尚有人耶？ 看咸丰的意思，他本人乃大清最后的内裤了，他再被夷人见，大清就全裸了，没脸了。
11月8日，英方开始从北京撤兵。撤出前，额尔金再次表示，没有向皇帝亲递国书，深以为憾。奕訢看英夷一直存有此等“美意”，而自己的哥哥偏不接受，就派 恒祺撵着英军跑到了天津，继续跟人家纠缠。巴夏礼被恒祺撵得不耐烦了，说：这个事儿，皇帝愿见就见，不愿见拉倒。奕訢一听，于11月26日给英法两方照 会：空说无凭啊，你们得给俺出个绿头文件啊。（绿头文件这词是我杜撰出来的）。其实老六就是要个没有“美意”的纸质回复给哥哥交差罢了。普鲁斯于12月 10日回说：看来贵亲王对于接见使臣之意不太了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两国相好的凭证。它就俩意思：第一，两国相好之据；第二，使臣上任之凭。会见本自是 出自诚愿，一方以礼相待，一方以礼相答，既然不愿见，何必勉强呢？贵亲王放心吧，俺们不勉强你们的皇帝了。
12月17日，布尔布隆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复，说得比布鲁斯那头约翰牛煽情多了：我们来贵国，那是实心爱慕。若入人家屋室，不得见主人以温言相待，心里不好 受哪。既然大皇帝不愿见，我们也没法勉强。中国现在事多，贵亲王在中间也为难，希望以后大皇帝能体谅我们的向慕之诚，得沐宠兴，本大臣随时奉候。
奕訢拿到纸据文件，长出一口气：卖瓜的，俺家哥哥终于用不着被夷人见了。问题是，他家哥哥对此结果还不满意：现在不见我，我回銮后，明年春天他们就都来驻 京了，我岂能与这些犬羊同一片天空？总之，他还是不回北京，直至1861年7月17日死在他的避暑山庄，算是真正实现了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
俄国调停，中国谢媒
英法那边对付完了，这边还有俄国撑着大布袋等呢。做了半天调停人，等清方谢媒呢。10月27日，双方开始了秘密会谈。所谓的秘密，是俄方的要求，说：如果 不偷着来，英法会回来重新提条件的。中国人一听，就不敢吭了。俄国就开始诈胡了：多亏我们啊，否则英法联军哪会撤回天津啊，如果清政府不知感恩投报的话， 我们会让英法联军重回北京的。
其实英法根本没打算留在北京过冬，英国政府甚至提前为这种可能性感到头疼：卖瓜的，北京那么冷，咱部队留京受罪啊。还有，军队要是留守北京的话，经费从哪 儿来呢？得百万英镑呢。英国国内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印度政府拔了那么多兵与船，也跟伦敦政府伸手要钱呢，议会不会批准英军驻京也是一定的。
但是奕訢不知道这一切啊，所以只能任由这年轻的俄使吓唬。于是11月8日经咸丰批准，11月14日奕訢与俄方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十五条。通过这个条约，清政 府既承认了瑷珲条约，还把瑗珲条约中没承认的、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共管地变成了属于俄国单独所有。按咸丰在谕旨的说法，叫“借与该夷居 住”！ 这家伙，借出去了就蹬腿死了，也不说留个借据让他后代给收回来。要说卖国，也就他够格。董事长不签字，琦善那样的业务部门经理再能也卖不掉大清这公司不 是？
1860年11月22日，圆满完成任务的伊格那提耶夫离京回国。据《额尔金勋爵传》载，一年之后，当清政府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成了大清首届 外交部部长之后，公事之余，他与外国某外交家闲谈时得知，英法联军当时在北京，根本没有意思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这位亲王听后吓得发呆，佯为镇静地问到， “你是不是说我们被欺骗了？”对方回答说，“完完全全的被欺骗了”。 照这个与恭亲王后来相熟二十年的外国人说，他从来还没有看到这位亲王或任何其他中国人如此灰心丧气的样子。说得不客气一点，伊格那提耶夫将军本身并无一兵 一卒，却够狡猾脸厚地利用英法联军的力量夺去这次战争最丰硕的果实，同时还履行了对中国友好的义务并痛斥了它的竞争者。
看来，这次英法上树摇果子，篮子里接果子最多的，还是人家俄国。而且，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中俄边境再次划界，1861年6月28日，双方签订中俄 《勘分东界约记》，由于清方划界官员不是嫌累，就是鸦片烟瘾发作后有些没劲，中俄之间的这种划界几乎成了人家俄国单方面的工作，所以这约记竟然超越了中俄 北京条约的范围，使得俄国所获土地达到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1862年3月，中俄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续征税则》，中俄陆路边境上获得了诸多贸易特权与便宜。
这就是俄国外交。更是它的传统手法。大清在这方面，只有不断交学费的份儿了。明知道被骗得不轻，大清晚期，西太后与李鸿章甚至一度选择亲俄，还跟人家签订 中俄“蜜”月呢。“蜜”了半天，也就是老少女被老长毛糟蹋的份儿。当然，伊格那提耶夫离华之前，也给老少女定情物了，他重提1858年枪炮馈送未成之事。 中国这次终于接受了。1861年，第一批枪炮运抵恰克图，中国也不知道那枪叫啥枪，给人起名叫鸟枪。计鸟枪两千杆，炮六尊。恰克图留下数十杆枪，炮一尊， 中国派66名军官前往受训。其它武器装备运回北京，后用于准备神机营和天津洋枪队。很遗憾，后来的对外战争，也没听说这些受训的军官和武器装备施展过什么 神功。老长毛是不是把自家淘汰的武器送给咱了也不一定。找不到证据，这里存疑。不过，至少有两点是没疑问的：
第一，后续枪炮推诿不给。咱得知后有些恼羞成怒：本来俺就没求你，是你自己要给的，给你面子才接受的。现在又反复？于是政府谕旨库伦办事大臣：后续枪炮的 事不要问他们了，以示大方。他们以后爱给给，不爱给算，自便。
第二，恰克图的俄国教官不好好教咱技术。枪炮上卸及修理教会了，就是不就如何施放。咱一听更恼了：天天在这儿浪费经费，学个鸟啊。于是，受训的军官全部撤 回。不过咱这边考虑不能实话相告，找了个借口：俺军官水土不服，就不好意思再麻烦贵国教官教演了。 赏给俄国教官一些物件，打发他们走了。时间是1862年初。整整一百年之后，中俄之间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时代居然发生了类似的故事。有趣吧，历史老人真有 些恶作剧的情怀。
第九章 盘点战争之后事
孟托班凯旋而归，迎接他的是冷嘲热讽
法方一直坚持，从北京撤得越早越好。
除了考虑到法兵不耐中国的寒冷之外，法方更多的考虑是，白河封冻之后想撤也没法撤了。孟托班将军向英方表示，法军撤离北京的时期，至迟在1860年11月 1日。
说到做到。10月30日，法方开始撤兵。
问题是额尔金赖着不走，他按照中英北京条约，要等咸丰批准条约之后才走。法方怕英使留在北京玩花样儿，就让葛罗留京，并给他三四百人的护卫队，孟托班自己 率领其余法军撤离。11月6日，法军到达天津。孟托班安置好驻津部队，继续南下，他决定去日本溜达一圈。将军前往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并没 有带领大量的军舰做随从。在日本溜达一圈，他最深的印象是日本女人的美貌和大胆以及日本人生活的随便。不过，将军最意味深长的发现乃是中日之间在对待他们 这些夷人态度上的巨大反差－日本人的友好与中国人的敌视！其实正是这种反差，决定了中日此后的不同走向！。
日本溜达完毕，孟托班将军回到上海。在上海，他接到了来自国内的信件－他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告知：一俟参议院有缺，那么将军就是新的参议员了。
1860年4月24日，孟托班将军从上海启程回国。在回忆录中，将军说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是的，中国是成就他功名的地方，以后他再也没机会来了。1861 年6月底，他回到了法国。参议院里，正有空缺的议员席位在等他。除此之外，他的皇帝还有赏－拿破仑三世封将军为八里桥伯爵，并且可以世袭。伯爵幽默地跟人 说：他一直担心皇帝封他个北京公爵呢，要是那样的话，叫起来可不大好听！
将军并没有高兴多长时间，因为随后的日子里他发现，国内对他的情绪与他的期待反差很大，与拿破仑三世的情绪反差也很大。一句话，君臣民上下根本没有保持所 谓的高度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远征一结束，这场战争似乎仅成了皇帝与将军之间一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游戏，不但跟大家无关，还很惹大家烦。烦什么呢？一场 战争，只牺牲了十来个人，根本没有象克里木战争与意大利战争那样尸骨如山，凭什么战争的指挥者就能赢得那么多的荣誉与奖励？而且，他们远征归来可都是发了 财的，抢了人家中国皇帝的园子的。
大家正烦的当口，1862年2月，不会看臣民脸色的拿破仑三世又自作多情地向立法院提议：给予将军一笔五万法郎的年金。
大家一听，彻底恼了。
本来，战争结束前后，法国内部对于这次远征就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法国不应该参与中国事务，这样只会把法国的力量从对其更有利的欧洲和拉美事务中吸引过 去；有人认为，法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应该在地球任何一方处于另一个大国（英国）的从属地位；有人质问，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政治吗？为了商 业吗？为了宗教吗？什么都不为，法国会不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为英国利益而帮忙的境地呢？卖瓜的，这不是中国传说中的火中取栗吗？
法国这样一个民族，真的很奇怪。战争之前，急着去参战。战争之后，连庆贺的热情都没了。据人分析，由于法国在克里木及意大利之战的成功，导致国内情绪对于 军事上的荣誉有了厌倦之意。一句话，够了。
正当大家够了的同时，拿破仑却这么一而再再二三的奖励他的将军，所以国内情绪马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这场远征甚至远征总司令冷嘲热讽 了。
有人说，将军带着两旅军队去和中国人打仗，满打满算才死了十二个人，难道给他一个伯爵的头衔，一个年金三万法郎的参议员职位还不够吗？
有人说，此次远征确实配得上我们的时代，因为它并没有要求作出痛苦的牺牲，本来我们的士兵有足够的英雄主义，可是这次远征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就是八里桥上 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以及住满女人的宫殿被人纵火和抢劫。假如八里桥将军确有丰功伟绩，皇帝你咋不封孟托班为元帅呢？
孟托班将军倒是希望得到元帅杖，因为他发现，远征的那些同行都得到了，凭什么他就不能得到呢？
但是没人听他诉说委屈，他也不敢。
一看苗头不对，孟托班将军与拿破仑三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双方的公开信。孟托班表示，他拒绝那份年金。不过他认为，某些议员反对皇帝的圣愿，就是反对整个民 族的心愿。
孟托班委屈情绪之下，居然冒出了中国式混帐逻辑，说：拿破仑三世乃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你们反对皇帝，就是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家伙估计是远征中国， 沾了中国式病毒吧？
还好，拿破仑三世没有这种思维。他在公开信中说：每个人都可自由进行评价。至于我本人，那我希望国家和军队都能知道，作为政务和军役的当然裁决人，我的确 想用一笔国家奖金来为这一史无前例的业绩增添荣誉。伟大的业绩，越是受到崇高的评价，就越是容易涌现出来，只有退化堕落的民族，才在国家感恩回报的问题上 讨价还价。
拿破仑三世不愧是个破皇帝，给臣子弄笔奖金，还需要亲自向全体议员和国民解释半天。如果他知道中国的咸丰是如何当皇帝的，可能对中国更加向往了。公开信 里，他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自由评论权，其次说明我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虽然他拿民族退化来压制国内舆论了，但大家表示不挺，退化就退化，冒着退化的风险也得 把皇帝的威风打下去，最后，立法院把他的年金建议给彻底否决了。立法院这么牛，马克思还骂人家是“波拿巴王朝的御用机构”。可怜的马克思，没来过中国，否 则他就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御用了！
皇帝没有办法，为一笔年金而解散他的立法院会显得太荒唐。虽然雨果骂他是暴君，但是这种荒唐事，他还真做不出来。不过，皇帝私下里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几年之后，第二帝国垮台了，人们才发现，皇帝从中国赔款里拨了一笔将近60万法郎的款子给了伯爵。做皇帝，还得这样偷偷的给臣子口袋里塞钱。地球这边的咸 丰听说后，会不会喷饭？
有人猜测，孟托班将军在国内遭遇委屈，最大的原因就是，远征中国太轻松了，而且，还抢了中国的圆明园。更关键的是，抢就抢吧，但为啥没抢到国库里呢？要知 道，你们从北京往家带珍宝，搭乘的可是咱国家的免费军舰，何况每个出征的士兵都是高工资，回来还有带薪休假呢？至于孟托班本人，更是收了个钵儿满。总之， 做人不能这么美死吧？还有，孟托班送给欧仁妮皇后的那串项链，据说至少值100万法郎，有些人甚至认为值200万法郎。孟托班辩解说，不就是俩念珠么？我 们在圆明园发现好多项链，战利品委员会给格兰特将军三条，让他送给妻女做纪念，我拿了几条，串了一下给皇后了。
除此之外，1862年，法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对战利品进行审计时，说发现帐目不清云云。但也仅此而已，没法查清了。看样子，法国国内确实有人嫉妒伯爵， 而伯爵是否抢到手里好多中国珍玩，也确实是笔糊涂帐。
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垮台后，新政府再次对孟托班进行审查。1874年，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孟托班抢劫事件，孟托班说：“我设立岗哨，派人保护了， 在英军到来之前，宫殿的任何东西都没动用过。”可是英方的格兰特不承认这点，他说：“英国部队进入后，法国已抢了一个遍，只有一间房子没抢。孟托班将军 说，他派人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咱们英法平分吧”。另一个作证的说：“格兰特说得不对，法国将军对英国将军说，他挑选了最精美的珍宝，让大不列颠女王和法国 皇帝平分”。
英法双方互相推诿，谁都不承认自己先抢的。但是抢了，却是都承认的。既然如此，那就两个强盗吧。法国的一位文人，对这两个强盗作出了精彩控诉！
雨果流亡国外，大骂政府是强盗
中国的中学生，估计都知道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那一篇“两个强盗”的宣言。巴勒特上尉给雨果去信，向其征询对于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意见，并且表示，他自己认为这场远征体面而高尚。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
雨果以梦幻般的神话笔调开始了他的回信。他以中国人都缺少的那种对圆明园的丰厚感情和法国式的浪漫夸张描述了圆明园是如何的独一无二，如何的震惊世界。铺 垫完毕笔锋一转，开始了如下控诉：
“这个奇迹现在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于是，他们手挽手笑着回 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
“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但是我抗议。我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声明：统治者所犯的罪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误；政府有时是强 盗，但人民永远不会作强盗。
“法兰西帝国侵占了这次胜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 夺过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中国人看了这信，很激动。其实，也用不着这么自作多情。因为，雨果虽然是个人类主义者，在全世界面前捍卫的都是普世的人道与自由，但他当时最大的敌人，仅 是他的政府，严格说来就是拿破仑三世那么一个人儿。更关键的是，即使没有火烧圆明园，雨果照样能找到骂法国皇帝的理由，而且骂得比这还要狠。
这是为什么呢？
雨果年少时曾经做过保王党，甚至拥护和歌颂过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但法国的革命风雨终归把他铸造成了自由共和主义者。他认为，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 由主义，而文学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儿女。总之，文学就是他的政治武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亲自参与政治实践了。相反，当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称 帝时，雨果因参加武装起义遭通缉，流亡国外，这一流就是19年。期间，他发表《小拿破仑》、《一桩罪恶史》、《惩罚集》等。这些文章只有一个靶子：拿破仑 三世。马克思曾对雨果的《小拿破仑》作过评价，认为雨果只是对政变的发动负责人作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击，把事变描写成了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动。马克思对 此表示遗憾，认为雨果不是把拿破仑三世写成小人物而是－简直把小拿破仑写成伟人了。马克思的意思，雨果不懂他那套时代、阶级斗争与人民群众力量什么的，那 骂人就象夸人了呢。
我不喜欢革命，也没有马克思的主义。我感兴趣的是，雨果骂皇帝，倒底是如何骂的？我承认，雨果反对帝制，反对拿破仑。但是我更承认，这个浪漫主义文学大 师，骂人时也太浪漫了。据我所能寻找到的《小拿破仑》的有关章节，我发现，雨果骂人方面堪比街头泼妇，骂人半天也没有重复的：“历史大恶棍”、“小丑”、 “强盗”、“混蛋”、“无赖”、“怪物”、“独夫民贼”、“卖国贼”、“扒手”、“眼珠无光”、“丑陋不堪”、“丑态百出”、“恶贯满盈”、“头脑发 昏”、“幻觉重重”、“面目可憎”、“关在狗的笼子里的邪恶的野兽”、“卑鄙的人物”、“装死人”、“说谎就像别人呼吸一样”、“模样活像完全没有睡醒似 的”、“在卑劣方面也低人一等”、“政权就是个匪窟”、“拉皮条的帝国”、“头顶绿色便帽，脚穿木鞋，木鞋里塞着麦草”云云。 说真的，这般骂人着实会让人产生审丑疲劳。而且，小拿破仑当初确实是通过民选混上法国总统，又通过手腕混上法国皇帝的。这样骂他，反过来会让人怀疑法国民 众当初的智商与情商。但是雨果没有考虑这些，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他在用墨水瓶反对大炮，而且坚信：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因为墨水瓶代表了人类的良 知。
所以，雨果写文章，就是往拿破仑三世身上扔墨水瓶，那些骂人的话就是街头少年的墨汁，也许，这就是浪漫主义大师与革命导师的根本区别，也是法国文人与中国 文人的区别？
不管怎么说吧，这法国皇帝还算够意思，被骂得满脸满屁股墨汁了，还于1859年大赦政治犯时把雨果也包括在内了。不过雨果拒绝被赦。他说：我流亡我幸福。 他说：只要共和没有回到法国，我就不回国。这事过去没多久，法国就远征中国了，再没多久，法国就远征成功了。所以，当1861年那个没眼色的巴勒特上尉写 信向雨果征询看法时，正好给雨果一次扔墨水瓶的机会。于是我们会发现，他在信中承认中国人是野蛮人，但是认为文明人不该对野蛮人这么做。即使做了，那也不 是人民的错，而是政府－严格说来就是小拿破仑的错！
这次的墨水瓶扔得最爽。一是赢得了法国民众的好评，众所周知，自由与浪漫不只是法国文人的天性，更是法国民众的天性。在他们的理念中，不和政府作对的文 人，他就不是好文人；不叮政府的作家，他的良知就值得怀疑。所以，法国文人天天比赛谁骂政府骂得狠，民众更是据此给他们扣大小不等的爱国主义帽子。二是赢 得了中国观众的好评，你看人家雨果都骂自家政府是强盗呢。至于自家的政府与皇帝是如何的白痴、混帐、无赖与恶棍，他们就假装不知或者忘记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雨果的，一个小小的墨水瓶，成了中国民族自尊心的慰安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前仆后继地在中学课堂里接受这一针。疗效出奇的好。至于雨 果说中国人野蛮什么的，则忽略不计假当没看见了。这也叫是药三分毒吧，为了治伤心之病，药伤胃之类的毒性就顾不上了。
1870年，色当战役中，拿破仑第三亲自做了普鲁士的俘虏。同是做皇帝，他境界就差远了－比咸丰傻多了：咸丰的亲征，就是亲自逃跑，而小拿仑破的亲征，却 是亲自做俘虏，一俘虏，政府当然就垮台。一垮台，法国人民就翻脸不认人，把他们选上去的总统、热烈支持过的皇帝就给抛弃了，于是，拿破仑三世在法国人心目 中变成了真正的小丑。
小丑的可笑，更加印证了雨果的伟大。小丑9月2日做了俘虏，伟大雨果9月5日就回到了巴黎，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雨果以68岁的高龄参加了 国民自卫军，甚至捐出稿费，铸造了两门大炮。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公开发文支持公社社员……1885年5月22日 ，雨果与世长辞。灵柩停在凯旋门下一昼夜，群众围住不散。巴黎公社的老战士发表宣言，号召社员们参加葬礼。 6月1日 ，政府为雨果举行国葬，送葬者达百万，人们高唱《马赛曲》，把雨果送至先贤祠。
作家也该知足了，一直反政府，人民认你为伟大爱国文人；一直反拿破仑三世，人家最终也没咋着你。人家做皇帝，你武力反对，放中国，至少凌迟处死，株连九 族。若遇上明成祖那样的英明领导，干脆就是株连十族了。千刀万剐都不算，剥你的皮，油炸你，丢下你老婆不杀，却是为了留给军营的人轮奸；摔死你儿子，女儿 也不杀，却是为了把她养大后再丢给军营的人轮奸……所以，泉下也该知足了，幸运生在法兰西。就你摊上的那破皇帝，远不如中国这边一个七品县官威风！
有意思是，1989年4月，俺们中国一位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发现，雨果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收藏居然来自圆明园！ 敢情法国强盗拍卖中国文物，伟大的作家也前往捧场了吧？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浮想联翩！
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别人的石头
1860年11月7日，额尔金弟弟、驻华公使布鲁斯在二百名锡克兵的护送下到达北京。
11月8日英国开始从北京撤兵。当天，额尔金陪同弟弟会见了奕訢。额尔金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向奕訢辞行。第二，希望以后中国的外交事务仍由奕訢负责。 第三，向亲王引荐自己的弟弟布鲁斯。布鲁斯作为以后的驻华公使，准备暂住天津，但来年春天即来北京就任。兄弟两个甚至当着奕訢的面作了一番交卸、易座、换 轿的职务交割仪式。额尔金的本意，估计是想让奕訢对布鲁斯这位驻华公使以足够的重视，但是他没想到，事后亲王给自己的皇哥哥汇报时，说看得直想吐，鬼子们 “沐猴而冠”，“不堪入目”。
11月9日，北京英军全部撤完。
11月27日，额尔金从天津出发，经上海到广州，又策划了一场九龙半岛的领土接收仪式。时间是1861年1月19日下午3时。仪式在九龙半岛南端举行，英 方参加者，有额尔金、巴夏礼等人；中方有新安县等四名地方官。巴夏礼把一只装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一名清朝官员，由清朝官员将纸袋递交额尔金，以象征领土 的移交。巴夏礼发表九龙并入香港归英国统治、大清官员不再行使职权的声明。然后鸣放礼炮，升国旗，士兵们为英国女王欢呼。最后，额尔金任命九龙民政专员， 仪式结束。如果奕訢看见了，估计还要骂他们沐猴而冠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之后，额尔金就放心地回国了。1861年4月16日到达英国。与孟托班将军不同的是，迎接他的是各式各样的欢迎。大家都认为火烧皇帝园子太好了， 只有三个人觉得不好，首先是英国首相巴麦尊，这个70多岁却一直生机勃勃的老家伙说：为什么不连中国的皇宫一块儿烧掉呢？其次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她亲爱的丈 夫阿尔伯特亲王。女王觉得额尔金这行动比太平造反还要猛，太可怕了；亲王担心过分侮辱皇帝并暴露皇帝的无能会促使清王朝走向覆灭。同为王室，两口子对中国 皇室有些惺惺相惜，兔死狐悲吧？
不过，尽管大家都高叫烧得好、烧得不够，但在皇家学院的欢迎仪式上，额尔金还是向大家解释了火烧圆明园的原因。也许是良心有所不安吧，反正咱这边盼望他不 安。他说，他不认为圆明园的艺术有什么价值，不过园子里的珍宝还是有价值的，它们被埋没在圆明园那个垃圾堆里。他说，没有谁比他对于圆明园的毁灭更痛心， 但他必须这样做。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报复中国皇帝，而是为了后继使臣们的安全。
总之，他认为他烧得有理。
问题是历史绝对不按照某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发展。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上了别人的石头。具体来讲，是砸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的石头！
第一，火烧园子，他自认为惩罚的是失信的中国皇帝。但是中国皇帝根本不承担此种责任，前面说了，1861年，咸丰他媳妇儿发动辛酉政变时把屎盆子全扣肃顺 与载垣身上了。即使咸丰他媳妇儿不政变，咸丰自己也会把屎盆子扣办事大臣身上的。林则徐与琦善，不管主战主和，最后都替皇帝顶屎盆子了嘛。人家都兴“有限 责任公司”，爱新觉罗家兴“没有责任公司”。咸丰他爷爷－嘉庆还玩过罪己诏，到孙子这一代，连玩都不会了！
第二，火烧园子惩罚的是中国皇帝，给他记恨的却是中国的后世民众。虽然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皇帝无关更与圆明园无缘因此对火烧一事无动于衷甚至以嘻哈态度对之 （额尔金1858年底在长江考察两个月后发现：一般民众对朝代之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对战乱的态度仅相当于他们对地震、瘟疫或任何其它天灾 一样；马克思没有亲自考察就对专制下的东方民族判决如下：我们不应该忘记野蛮人的利己主义，他们集中在极小的一块土地上，安然观看大帝国怎样被破坏……他 们安然观看这一切现象如同观看自然界的现象一样）但现在的民众不这么干啊。虽然不幸生在当代中国，无缘做咸丰的子民，但是现在的他们有情绪啊。虽然那园子 不烧也不见得能保证现在的他们可以随便进去游玩，但是他们素质与觉悟高了，认为圆明园乃是民族遗产的一部分，火烧圆明园恰好伤害的是他们的感情，并且由此 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情结。奴隶主挨了别人一巴掌，过后可能早忘了，但是奴隶们世世代代记着主子所受的 耻辱，甚至主子的耻辱就是他们的耻辱，这是一种旷世移情。而且这种移情有些吊诡，那就是，如果这园子是他们自己人烧的，比如项羽火烧阿房宫，比如红卫兵破 四旧，中国人就没有这种深刻到血液里的集体记忆与种族仇恨。这也叫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仇恨吧。不过也有人打过比方，如果有外国侵略者烧掉了英国女王的白金 汉宫，那么英国人民是什么感觉呢？历史不能假设，有机会碰见英国人，不妨打听他们一下。在此之前，具体来讲是在1814年，英国倒是放火烧过美国总统大 厦。过后，为了掩盖被大火烧过的痕迹，总统住宅被涂上了白色油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称为“白宫”。所以，与中国人有共同语言的应该是美国。那以后咱打 听美国人吧。不过，也有不同。美国的白宫是对全部国民免费开放的，而中国的园子，仅是皇家的园子。前面说过，李鸿章进入圆明园废墟浏览了一下，一年的工资 都被罚扣了呢。所以向美国人打听时，可能有些不便出口！
第三，据说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在园子里的受虐致死。当时英国媒体听说后，恨不得吃掉中国皇帝。为了对付恶毒 的媒体与愤怒的公众，他不得不用火烧圆明园。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的社会情绪不复存在，而圆明园的废墟则永远存在。虽然额尔金不承认艺术方面中国人 有什么可值得英国人学习的。可是，原始人随便在墙上划拉几笔到了现今都叫世界文明遗产呢，何况那圆明园是野蛮的中国人一百五十年内由众多工匠划拉出来的大 手笔呢？总之，时间越推移，大家越觉得可惜，对于额尔金的火烧行动没法表示支持了。圆明园废墟，原先是中国人的耻辱，现在，就这样变成是英国人的耻辱。烧 园子，惩罚的是野蛮，但是园子烧过之后，废墟所能体现的，却仅是放火者的野蛮。中国野蛮，你英国也不咋样啊！套用民间家长骂欺负小孩子的大孩子的那句话： 你能跟他一般见识？他还吃屎呢，你也吃屎？咸丰吃屎，我们中国人可能都不太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但是额尔金伯爵吃屎，却宣传得全世界都知道！
第四，额尔金点了一把火，捎带着把世人对自己父辈的不光彩经历的记忆给点着了。目睹圆明园中的疯狂抢劫，这位伯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我想要 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窃贼！
是的，他不是窃贼，但是人们难免由此想起他的父亲－罗伯特•布鲁斯。在英国人看来，罗伯特•布鲁斯是文物收藏家；而在希腊人和后世历史学家看来，他是个古 迹破坏者。他破坏的是著名的帕特农神殿－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的家园。这神殿堪称整个希腊政治文化的灵魂象征，由于战乱，如今虽然跟中国的圆明园一样只剩 下残垣断壁了，但是他把坍塌的万神殿中的雕刻物剥落下来送回英国，却遭遇了众人的嘲讽，尽管他的理由是文物保护，以免其在战乱的雅典受到破坏，但人们更相 信他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更是把他骂作“疯狂的破坏分子”。虽说罗伯特•布鲁斯最后以35000 英镑的价格出售给大英博物馆而赔了本，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同情他。相反，在西方学者眼里，罗伯特•布鲁斯的行为“兼有盗窃与保重之双重讽刺与象征意味－这 视乎你用欧洲中心论还是多元文化论来进行衡量”。
学者们有这种矛盾认识也难免，因为中国的好多宝贝，由英法抢走的，还好好保存着呢；留落中国地盘上的，即使躲过了百年战火，也没有躲过后来的文化浩劫。这 导致现在的中国人很可怜，想看中国宝贝，都得跑到大英博物馆和枫丹白露宫等地方。看的时候，若能想到老太后“宁给友邦勿给家贼”的立朝精神，心里还能连太 后带盗贼们一块儿骂；若想不到的话，挨骂的就只有额尔金、孟托班等盗贼了！也不想想，没有这些盗贼，别说跑英法，你就是跑火星也看不到了哇！
可怜的老额，就这样搬起了自己的脚，砸上了别人的石头！为什么不用中国方式呢？比如把咸丰赶走，自己坐上中国的龙墩。然后收编中国文人，给他们言说的空 间，给他们自由的天地，他们感动得五体投地，不把你编成历史上的武王伐纣才怪呢。到现在，呵呵。您不就是国父了嘛，省得去当什么印度总督了，虽然印度总督 是个肥缺，但是额尔金只干了一年多，1864年11月因病在加尔各答去世，跟自己一度的对手叶名琛死在了同一个地方，没劲啊！
黄宗汉：俺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前面说过，叶名琛出事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似乎永远在路上，永远到不了岗－1858年1月27日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北京出发，整整走了五个月， 1858年6月底才到广东。
到广东后，他部分程度上恢复了前任叶名琛的作风，以政府发奖金的方式鼓励民间百姓砍夷头。夷人强烈要求他下岗，桂良也向咸丰汇报了。但是傻咸丰拗啊：这不 是干涉俺天朝内政吗？你们叫他下岗俺偏不！
不过时间久了咸丰也发现，这个黄宗汉除了上任之初写过奏折外，从1858年的9月，到1859年的5月，再也没有任何奏报了，硬挺着让他在广东，似乎也干 不出啥名堂来。于是，1859年5月4日，咸丰下谕，调四川总督王庆云为两广总督，黄宗汉为四川总督。王庆云到岗之前，两广总督之职由广东巡抚柏贵兼署。 柏贵这个老好人呢，在洋人鼻息底下做官，中外两头给他气受，5月21日，气死了。
感觉到王庆云到任路长，1859年5月30日，咸丰给广西巡抚劳崇光下旨，着他赶紧赴广东做广东巡抚，与黄宗汉交接，且在王庆云到任之前兼署两广总督（7 月12日劳崇光进入广州上任，王庆云惧怕两广总督之职，以病辞。10月7日劳崇光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由耆龄接任）。除此之外，他告诉劳崇光，黄宗 汉置夷务于不问，于军务情形也是数月不报，是不是有什么心病？给我查一下。
咸丰已开始怀疑他的两广总督了。
黄宗汉两广总督上的任期是一年零几个月，可这家伙光上任路上就花了五个月时间。及至到了广东，他能有什么作为呢？既不能学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又不能 学琦善、耆英、柏贵，只好缩着脖子装傻充呆、少说为佳了。问题是傻皇上容不得你装傻充呆，你就是编俩瞎话也得不停的上报以显示自己很忙嘛，比如叶名琛。
1859年6月17日，咸丰再谕王庆云查一下黄宗汉：这总督驻惠州行否？能否兼顾广西广东两省？省城有夷人住着，总督自然不能与他们猫鼠同笼，但是要找个 好地方驻扎下来，不能与省城隔绝云云。在这个谕旨里，咸丰再次表达了他对黄宗汉的严重不满，还是那几句：在广东任职一年，于夷务概置不问，即省城地方情 形，也罕见奏。
估计劳崇光内部给黄宗汉传达消息了，1859年6月30日，已调任四川总督的黄宗汉给咸丰提交一份长长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很有意思，给大家分解一下：
第一，这么长时间内，臣之所以对夷务一言不发，关键原因乃是夷情越来越嚣张。夷性又本多疑，恨臣最深，防臣最密，臣不敢上奏啊。一不小心，不但臣性命难 保，深关国体；而大局决裂，就不好收坡了。（老黄说的是真心话，叶名琛干夷务多硬啊，可人被掳走，尸体倒回来了，可名声啥也没了，皇帝还怪罪他引起了战 争；咸丰不断下谕，让黄宗汉与广东三绅一暗一明怂恿民间发动武装暴动或者骚乱夷人，成效不咋地，还净让夷人发现内部奏报来往，这不净拿着鸡蛋往夷人那石头 上砸吗？）
第二，天津条约签订后，我与夷人照会：不退出广州城，俺就不通商。他们恨死我了。正恨间，得知桂良等又在上海议和，叫我们这边静等。广东的夷人不当家，他 们也在等上海消息，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啥可说的，都等天津呢。
第三，额尔金从天津回香港后，查明广东五六月间的剿夷义举，根本不是民间百姓公愤。明面上乃三绅出头，暗地里则是我的主意。巴夏礼更是把皇上与臣的密折密 谕抄了几份，送给额尔金一份，又送柏贵一份，说：看看，你们是明和暗不和啊。
第四，候补盐运使潘仕成，原先一直办夷务来着，因此大家都瞧不起他。现在我到任了，发现他不想办夷务了，只想做他的盐务。现在盐运生意不好，赔了，他又想 退商。盐运使龄椿，表面是个清官，实际上只为徇私。我训他几次，他竟与汉奸黄仲畬勾结，专坏我的事。黄仲畬，广东新会人，自觉臭名彰著，遂改名章桐云。因 为我在前面的折子里说过黄仲畬的坏话，两人居然将上年我给皇上奏折中的一句话－ “粤东人人有杀鬼子之口，无杀鬼子之刀”抄下来送我一份，说真是经典名言啊，然后再抄送给百姓……这不明显的用心险恶么！（看到此段，笑晕。天朝君臣全是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你黄宗汉在奏折里如此白纸黑字说广东百姓。人家给揭发出来，又说人家用心险恶。到底谁用心良善呢？）
第五，石井团练打死几个夷人，巴夏礼要求柏贵把凶手抓出来，不行即前往报复。柏贵说，给我三日时间。三日之后，巴夏礼前往报复，柏贵派穆克德讷和恒祺前往 劝阻。说：不要破坏和局，否则人家柏贵不但功名不保，一条老命也不保了。巴夏礼回说：为了我国之事，也顾不得他那条老命了。两个人回去一说，柏贵就被气病 了，不长时间就死了。
第六，巴夏礼带兵两千前往石井报复，寸草不留，把石井乡的团练局也给烧了。局里的大举人梁葆训最有本事了，家里大厦百余间，却全被夷人烧了。该乡妇女恐受 辱，自杀不少。后来夷兵又窜到花县，龙元僖、罗廷魁去外面捐款了，不在，罗惇洐倒在，却星夜逃跑了。激励团练，百姓反被团练所害。我去打巴夏礼吧，有碍和 局，不打吧，何以对民？无奈，我就派南海、番禺二县令亲自带钱前往援助灾民，却被巴夏礼给拦住了。巴夏礼在各地张贴布告，说：天津和约签订后，各乡任由行 走了，唯石井不遵和约。不遵即如此惩治，以后要和平共处云云。（黄督终于说实话了，团练仅是害民罢了。团练偶而劫杀两个人，又得奖金，又能给咸丰邀功。等 夷人来报复了，他们跑了，剩下百姓替他们受惩。正因了鲁迅那句话，战争时期，百姓总搞不清自己身属何方。强盗来了，自己被杀；官军来了，总该保护自己了 吧？不是！还是被杀。真是不幸生在大清朝）
第七，自从听说我卸任钦差关防，专任两广总督后，夷人更恨我了，想害我。我也不怕，宁要他们得尸体，不要他们落活口。鉴于夷人最善于获取咱们的机密文件， 而且这期间，夷务已不归我管了，也没发生什么大事，没有值得可给皇上奏报的，所以就一直一言不发。总不能把自己的种种险境奏报上去烦劳圣心吧。现在我活着 出来了，全是皇上再造之恩啊。我宁愿以延迟不报之惩，待罪于圣主，而不愿冒险，取辱于夷人。这就是俺一年不上奏的总总原因啊。
皇帝一看，无话可说，批曰：“知道了”。
各位看官，我也没啥可说了。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广东省委书记黄宗汉同志的年度述职报告！
战争结束了，历史却仍在重演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马士总结说：中国人终于认识并接受了这一规律－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 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 马士同志还是有些乐观啊。40年之后，大清的那位老寡妇太后同时向11国列强宣战呢。总之，战争是结束了，但是中国历史本身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它还 在重演。下面，请大家观赏几个分镜头：
镜头一：清政府依然是那么多情，把英法驻京公使认作藩属国使者
1861年3月，英法公使相继驻京。
3月28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拜谒恭亲王，除了重申自己及法国的友好情意外，还建议中国改革。说，中国现在没有外患了，但是内患未平，如果不废除旧章，施 行新政，以后还有麻烦。奕訢这头牛没有听懂，只在汇报给咸丰时说人家汉语不咋地，文词拉杂，不甚明晰。
4月2日，英国公使布鲁斯拜谒恭亲王。事后，恭亲王向咸丰汇报：英国公使的语言那是相当的恭逊；礼貌那是愈加的驯谨。中国外交部第一任部长还是把西式外交 礼仪与英式绅士风度认作朝贡国的孙子之态了。没办法，大清政府就是这么多情！至于法国公使的改革建议，也是对牛弹琴！
镜头二：广东巡抚耆龄举报两广总督劳崇光：他跟洋人太亲密
1861年7月29日，广东巡抚耆龄举报他的同事－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与洋人亲密过分了。 举报信里重点讲了这样几件事：
之一，劳崇光的司机（轿夫）开办赌场，番禺县知县五福前往查拿，劳崇光的司机就纠集几十个人前往县衙闹事，司机本人被五福拿下，仗责枷号。
之二，二十多个在押的未定案的盗窃嫌疑犯越狱未成，五福提出对其中三个首犯进行责惩。由于三个首犯从前为夷人服务过，夷酋巴夏礼遂带兵前往番禺抬走三犯。 劳崇光传谕五福，与夷酋一同问案。巴夏礼说五福不该用刑对待犯人，且英军在省城早有此种规定。劳崇光笑回：我跟他说过不能用刑，奈何他不听哪。于是巴夏礼 把五福带往将军衙门关禁，第二天即提审五福，五福不挺，大骂巴酋。巴酋遂照会劳崇光，提议将五福关四十天的禁闭，然后逐出省城。老百姓一听特不乐意，举行 了罢市，据说他们特爱戴这样的父母官（啥叫贱民，巴夏礼有意废除中国司法制度中的酷刑，他们居然都不乐意），派人与夷酋说合，希望立即释放五福。巴酋说， 这个得由劳崇光说了算。但是劳崇光就是不说。哼，这个劳崇光，肯定是借此替他的司机报复呢。
之三，劳崇光在广州干得不好，皇上你找个借口，把他召入北京得了，进了北京再严厉查办他，他就没啥法子可施了。至于粤督一职，可让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兼署， 这个人不错，跟夷人相安已久。（这个小人，估计是他自己想做粤督吧。众所周知，总督历来由巡抚提拔而成或者兼署的。更何况若论与夷人亲密，老穆不但不逊于 劳崇光而是更甚呢）
之四，这个折片，由于牵涉到夷人，更由于劳崇光声气相通，都中举动概无不知，所以希望皇上留中不发。（敢情小人都是这样行事的，打了小报告，再请皇上把小 报告留中不发，免得叫人知道）
估计天朝的举报信，保密制度也并不咋地。反正劳崇光那边，也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大约十月份的时候他给政府上奏，请政府奖励广东办理夷务的出力人员。他在折 中说：臣到任两年余，民夷之间偶而也有冲突，但是可不象原先那样大烧大抢的了。夷务交涉，难啊，左右不是。你过于拘泥固执，可能与夷人决裂；你稍一迁就， 国内就谤议丛生，全都说你闲话。所以一遇夷务，官吏们都袖手不前。可否仰恳天恩，准臣酌保数人，从中择优奖励一下呢？
也不知是奕訢的意思还是小寡妇的意思，反正辛酉政变之后，政府下谕，同意了劳崇光的请求，着他择优保奏几人。所以，耆龄同志的小报告没起作用。没起作用的 原因，估计跟他选择的时机不对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这奏折7月29日从广州出发，等到达热河行宫后，咸丰已到阎王处报到了，没机会跟臣子交流小报告 的心得体会了。
镜头三：广州人民歇了，潮州人民又掀起了反入城斗争的高潮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等地开口。广州人民反入城，反出一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潮州等地开口，潮州人民也反上了。大清人民的排外热情 可谓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且，人民的热情总是高过政府，也算大清特色了。
具体情形如下：
大沽口事件之后，1859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与清政府在北塘互换天津和约。这就意味着，中美天津条约可以执行了。11月，美国所要求的潮州府开市。清 政府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在离潮州府九十余里地远的汕头设了海关，由惠潮嘉道管理，并派委员驻汕头帮办。这样，所谓的潮州开市，实际上变成了汕头开市。开 市之后，美国领事到任，双方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老实，不找事。
1860年6月，英国领事到任，事儿就来了。他照会惠潮嘉道赵畇，说要进潮州府城拜会，并商量通商事宜。据说，老百姓一听，人心就乱了。越畇回复对方说： 您别亲自来了，我去汕头拜见您吧。于是英国领事没进成潮州。
几个月之后，新的惠潮嘉道邱景湘上任，适逢英法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换约完毕。于是英国领事照会新的惠潮嘉道，希望进入潮州拜会。邱景湘回复：千万不要来，我 去汕头拜会您老人家吧。于是英国领事又没进成潮州府。
1861年6月，英国领事突然给邱景湘一个照会：近有贵国地方民人烧抢英商客栈之事，我们要去潮州府拜访，商量公事，我们已在路上了，迷路了，请速派轿子 到大诰村接。邱景湘回复：民情不洽啊，老百姓愚昧，我怕他们轻举妄动影响你的安全啊，我派绅士担保约束百姓，绅士们说他们担保不起，老百姓太愚昧，没办法 的事。这样吧，你们就在大诰村等候，我去那里见你们行不？英国领事不乐意了：卖瓜的，这不明摆着还是不让我们进城吗？于是回复邱景湘：上回劳您大驾，已拜 访过我了，现在该我回访呢。我们一路走来，老百姓都很乐意与我们接触，没有敌视啊。再说我们不怕百姓找事。这样吧，我们等你，你什么时候安排好轿子与公馆 了，我们再进城不迟。
英国领事说自己不怕，坚持在大诰村等，这一等就等来了潮州义安总局致谢某人的一封信，内云：夷人这次进城，都是你谢某人引导来的。尔开门揖盗，贻累官长， 煽祸内地，实属罪大恶极之汉奸，不严办何以惩后？如不赶紧让夷人归去，必致连累你的整个家族。
谢某人到底是谁，查不到资料。也可能是潮州团练们捏造出来唬英国人玩的。中国人擅长玩这个，俗语说，杀鸡给猴看，可他们玩的，却是杀自己家的小鸡给外国的 猴看。打个最形象的比方，相当于拿自己的孩子当人质给强盗看：赶紧走开，不走开我就杀掉我儿子！
义安总局的信件之后，邱景湘的照会来了：你敢等，也敢来，可我还不敢去接你呢，而且，也不敢给你准备公馆。怕有意外啊。现在百姓都诽谤我呢，我到任半年， 两次遭谤，都是因为你们的进城之事。这一次，他们居然贴了小广告，我看了都气死了，老肝病复发，胸肋大痛，不告病假不行了，俺要回省城看病了。
英国领事看了，也气得慌：进城及内地游历，都是条约内早定好的，俺来汕头上任一年了，就是进不了城，拜会不了你。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你来接我进城，一 条，我回去向北京告你。
邱景湘回：恭亲王给我们发过告示，要遵守条约，俺们也知道。问题是潮州民风不好，顽悍且不守法，这风气由来已久了，与中国各处地方大大不同。所以，不是俺 不想接你进城，俺这边把款待你的洋酒都买好了，俺不是怕你们不安全嘛。
英国领事一看，算了吧，我们回汕头了，咱不见了。回去后就把此事上报布鲁斯，布鲁斯照会总理衙门奕訢：听说你们的广东巡抚耆龄，对于外商之事，扬言不和不 让；你们的惠潮嘉道，似乎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进潮州府拜会他，本是为了生意之故，也是为了不象当年的广州那样闹出事体，可是他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让进城 拜见。说是民情不洽，可是贵国的国情俺们知道，官与民之间，素来是上行下效。而且按条约，我们干脆可以把领事府建立在潮州府内的。我们只是按约行事，没有 别的意思。贵国官吏若是对待外国不尽礼，内存私衅，最好不要让他们在通商之地任职，免得再蹈危机啊。
除了照会，布鲁斯另附一份潮州事件大略。在大略中，他重点说明：英国领事一路走过，未见任何民情不洽的地方，全是义安总局在作乱。而且中国的惠潮嘉道等地 方官并没有晓谕百姓与夷人相安，倒是一直招集义安总局的绅士们开会，其中有一个黄姓大款和两个举人。邱道说，招集他们开会就是商量约束百姓的。可是会一结 束，街上出现的却是揭帖长红，谓，有将夷人斩首者有奖金；敢给夷人打工者拿下解送总局云云。布鲁斯最后提醒奕訢：咱们两国原先失和，不都是因为这类事体 吗？请认真查办，消祸于未萌，先前的灾害，不能再复发了。
奕訢看了，当然得重视。英国军队再进回北京，那还了得啊。他给布鲁斯回复：俺们地方官肯定不是有意的，潮州百姓民风不好、喜事好斗那是确切的。我着广东督 抚好好查办一下啊。
两广总督劳崇光查办后的回复是：
第一，英国领事怀疑惠潮嘉道在税收方面勒索外商，从中渔利了。汕头等处内地海船出口，兵役人等向有陋规，相沿已久。我通知过相关人员，陋规啥的只能收咱内 地船只的，不得收外商的。也不知相关人员到底做到了没有。
第二，能不能让惠潮嘉道移驻汕头？这样英国领事拜会惠潮嘉道就只能在汕头了，潮州府的士绅也就不会反入城了。不过也难保，英国人怪，你越不让他去，他还非 得要去。惠潮嘉道改驻汕头，他们也可能还要求进潮州府的。
闹了半天，政府就查出一个可以对国人乱收税的问题，和变相不让夷人入潮州府的阿Q策略。
不过我关心的重点不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潮州反入城事件，绝对是广州反入城事件的翻版。广州人民玩剩了，潮州人民又玩上了。而且这之中，人民所据的位置很 好玩。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方官及地方绅士所利用的角色，他们借着民意说话，其实，民意到底在哪儿，民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鬼才知道，一切全是他们一 小撮的意思。利用民意也就罢了，堂堂正正的利用，就说俺们人民爱国什么的也算一回，但是他们不那样说，只说人民愚昧，教育不好云云。人民确实愚昧，否则不 会养出这等政府与这等地方官。但是外国人若说，全国开放，通商交流，你们的人民跟俺们一接触，他们就不愚昧了，这帮子鸟官，包括政府，保准是一百个不乐 意。马克思说：仇外与排外在清以前仅是中国地理情况与人种情况的结果，到满清时期，才成了政治上的定制。 一句话，政府一切目的都是防范，防范人民的苏醒。而人民在政府的操纵下，竟然反对任何苏醒的机会。中国人民咋混到这份儿上了呢？
镜头四：慈禧小寡妇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
前面已述，辛酉政变之时，慈禧把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屎盆子全部扣到顾命八大臣身上了：“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 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职，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
小寡妇估计没想到，看了这上谕，中国人没啥意见，法国人意见倒来了。布尔布隆照会奕訢：为啥上谕中只有诱惑英国使臣，没有诱惑法国使臣字句？明明俺也一块 儿被诱惑的嘛。
奕訢回复：谕旨10月份在热河提前就写好的。去年诱惑的时候，只知巴夏礼一人，其它都不知道。还有，对英法一体对待，没有轻重之分。再说了，缮写者也没法 改谕旨不是？
布尔布隆一看更不愿意了：去年你们只知巴夏礼，情有可原，因为你们虽然受害很深，但是不知欧洲兴废，本大臣对此毫不惊讶。可是自从去年和约签订后，到现在 一年多了，本大臣驻京，也十个月了。我与贵亲王，彼此厚意，常相往来，贵衙门凡有询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故至今的办事者尚不确切了解上年的事迹？ 你们的谕旨没法擅自改动，但是有伤法国的高位之体啊。我明白贵亲王一体对待的好意。我前面的照会并不是怀疑你对本国礼仪不够，贵官也不会这么做的。我只是 觉得，这谕旨一出，中外皆知。特别是外国，一看你们仅知道一个英国，对你们也没啥好处不是？
法使幽默，如此讽谕咱的小寡妇。不过，小寡妇最大的问题并不在此处，而在于她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份上谕中，她明明在说，大臣筹划乖方与政府的失 信导致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但是她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1900年，她再次跟西方列强玩失信，下谕向11国列强宣战。宣战也罢，象成吉思汗那样横扫才爽 呢。问题是老寡妇所谓的宣战，竟是全球奇迹。她颠倒内外，完全违背国际公法，根本没给外国列强递交最后通牒，而是对国内百姓发个宣战诏谕－你跟外国列强宣 战，跟中国老百姓打什么招呼啊！更要命的是，她的宣战不是让大清军队攻击外国军队，而是让国军帮助义和团攻击外交使馆兼滥杀洋人。结果，八国联军进北京， 她只好重演丈夫北巡的历史，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西巡了，她重修的圆明园再次被联军所烧，当然了，中国人的乘火打劫功夫也不弱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胜利 后，爱新觉罗家的这个园子更倒了霉，从北洋军政府到当地居民、从小偷到警察、从清华大学到八旗旗民、从北京图书馆到前清太监，谁都想从中各取所需，运走石 头砍取树木，或者直接用它的地皮盖学校或者种地。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百姓干脆在圆明园里开山造地平湖造原了，幸亏抗日仅抗了八年，否则圆明园可能从地表 消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科学院想在遗址上建立一个大型种植场。虽然没有落实，但稻田和农舍却建了不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圆明园沦落得更象个 农庄了。十年动乱时期，圆明园遍布稻田、工厂、学校、射击场和牧场，除此之外，大约800米的破墙被拆除，1000棵树被砍掉，至少528车的石料被运 走。幸亏动乱也仅十年，否则凭这股折腾劲儿，圆明园废墟都可能不存。如今，它好歹是个遗址公园，既供人民群众游玩，更供人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也不 知大家在游玩与熏陶中，到底感悟到了什么东西！？
与其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如说，历史就在重演。上天给了晚清七十年的时间，七十年之内，他们愣是没有摸到河的对岸，而是，掉河里淹死了。
难道，圆明园的大火，对中国人来讲，真的仅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没落，而不是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的没落？难道说中国人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与科技进步的同时， 还要继续理直气壮的拒绝西方的价值观与制度？
圆明园已成废墟！
如果走不出历史，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成废墟！
全文完。
由于作者的父亲在4月份去世，文字可能没有“一丫”幽默俏皮，也请大家理解。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
三糊涂
目录
自序 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4
第一章 签约，签来了十年的休战 6
条约签订了，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 6
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4
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17
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 19
福州故事：曲线爱国惹着了谁？ 29
第二章 科举举出个造反派，修约修出了战争派 38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38
外国听说了拜上帝教，乐了 41
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 45
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50
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54
第三章 英法联手了，美俄提着篮子来了 55
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 55
广州开打了，英国议会开吵了 57
马赖事件，拿破仑三世不安了 62
英法联手上树，美俄提篮上场 65
第四章 广州又开战了，这回彻底玩完了 68
广州：这回彻底玩完了 68
叶名琛：自号“海上苏武” 70
柏贵：绰号“匹克威克” 73
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76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77
大沽口：开战了 77
咸丰：广东干得咋样了？ 79
天津：难产的条约 81
上海：难缠的修约 90
咸丰：备战备荒为悔约 101
第六章 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05
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105
英国公使：换约之前先换了一肚子气 108
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 110
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115
大沽之事传出：傲慢伦敦与浪漫巴黎同时大哗 119
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123
咸丰：亢奋得有些过头了 123
英法联军：第三次光临大沽口 125
北塘天津：一古脑儿地陷落了 129
惠亲王：着天津百姓对着夷人故作忿忿之势！ 133
英明领导咸丰：把谈判使臣给我拿下 134
咸丰想先跑，发下的红头文件却是亲征 136
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 139
蒙古骑兵：在京津之间体验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 140
第八章 英法联军进北京 145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咸丰的领导先跑 145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给那亲人鬼子兵 149
圆明园：爱新觉罗家的处女地，留守的却是太监 150
奕訢：有困难，找俄国；额尔金：我放火，我有理 154
北京条约签订了，亲王自尊受伤了 156
额尔金的疑心，咸丰帝的心病 158
俄国调停，中国谢媒 161
第九章 盘点战争之后事 162
孟托班凯旋而归，迎接他的是冷嘲热讽 162
雨果流亡国外，大骂政府是强盗 164
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别人的石头 166
黄宗汉：俺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169
战争结束了，历史却仍在重演 171
书名：《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作者：端木赐香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学者写的历史读物。作者以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和客观的角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了全方位的解读，书中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告诉你历史的真 相，在叙说大清挨打的同时，更多地给英法美等施打者一个逻辑的圆满。该书的语言很有特点，学者的语言和平民的语言、幽默的语言和戏谑的语言、杂文的语言和 小说的语言杂芜相成，让读史成为一种乐趣。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夹议夹叙，其客观冷峻、幽默独到的历史思考，既让人莞尔，又让人震撼。（纳杨）
自序 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拙著《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出版后，很多读者反映：看得不够过瘾，什么时候出版“第二次挨打”？
他们把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简称为“第一次挨打”（也有戏称为“一鸦”或者“一丫”的），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当然就是“第二次挨打”了（顺理成章被戏称为 “二鸦”或者“二丫”）。
其实，写“一鸦”的过程中我就有了写“二鸦”的心思与准备，甚至，“二鸦”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问 题是读者比我要俏皮，致信表示要跟我预订以下几本书:《那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再挨打—中日甲午战争全景解 读》、《那一次，我们怎么还挨打—1国对11国战争全景解读》……目睹这些书名，滑稽与悲哀同时涌上心头。
不得不承认，天朝毕竟是天朝，有着不一般的禀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朝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年时 间，清政府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愣是在世界史上创造了这样一种奇迹－在一个地方跌倒，就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虽然不是大清国的子民，对它的颟顸与挨打也用不着咋表示多情。但是，谁让历史中总有现实的影子，现实中总有历史的遗传信息呢？我们至今仍没有走出历史，又 何能置身局外？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在羞愤与委屈中惨淡执政，死后把大清这艘带漏的破船传给了皇四子奕詝，年号咸丰。现在的学人习惯把咸丰称作苦命天子。苦不苦 另当别论，这命本身很大程度上却是他自找的，具体来讲，是依仗儒术玩来的。当时道光在老四奕詝与老六奕訢之间选择皇太子时，一直犹豫不决来着，中间经过了 三次测试：
第一次，诸皇子校猎南苑，老六获禽最多，老四却未发一矢，问之，就把杜受田老师预先教的那套背出来了：“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杜老师不 愧是山东大儒，深得儒术中的虚伪精髓，给老四编的这套话哄得道光乐开了花，说：“此真帝者之言！”
第二次，道光弄了两个盒子，一个金制，一个木制，金制的雕着龙，金光闪闪的；木制的刻着麒麟，漆得油黑发亮。道光让兄弟两个各挑一个。老四说：六弟先挑 吧。老六听了，好象没听过儒家炮制的孔融让梨故事似的，下手就把金盒抓到了自己手里。老六不知道，手里抓获的是金盒，屁股底下失去的却是龙椅啊，最后只混 个恭亲王的名号。老六笨就笨在这里，当皇帝都要三却之呢，自己面对一个盒子就急得猴儿似的，不会虚伪害死人哪。估计跟他的老师、来自四川的卓秉恬教导无方 有关！
第三次，道光生病时召二皇子入对以最后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对自己的学生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对自己的学 生说：“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当道光托付后事的时候，老六在一旁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候，好象在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似的。老四则在一旁撅着屁股只管哭，痛苦得那 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乎，老四就当上皇帝了。水平可以啊，凭这套瞒和骗的儒术去对付中国四亿愚民，够了；可是用来对付西方世界，不够用不说，它还招打 哪！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本认为，中国进入条约时代了，只要按照条约来，平等会有的，生意也会有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清政府依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地把外国当进贡国看待。监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的清国大学士贾桢在给同治帝的进书表中云：“钦惟我文宗显皇帝，仁义 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润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 不及焉。而宵旴忧勤，犹恐中外子民未尽出水火而登衽席，如伤之隐，时切圣怀。” 清国大学士约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吧，看他把天朝吹的，远超汉唐不说，连全世界人民都心向北京了。清国的任务就是拯救全天下那三分之二－致命的多情！
其次，如果说道光是抚夷派的话，那么咸丰则是剿夷派了，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份子，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 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跟西方外交。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乃是两广总督叶名琛。西方人的印象里，叶名琛是“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用词”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烟火依然是由广东点起，一路烧到了天津，烧出了一个天津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为止，那么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事 儿就不会发生。可是咸丰又玩起了他那套坑蒙拐骗的儒术。他与僧格林沁合谋，在大沽口诱击西方前来换约的人马。当西方前来报复，双方再次坐下谈判时，他又指 示谈判大臣怡亲王载垣扣押西方谈判人员、虐杀西方俘虏。人家39个活的，被归还的时候，却只剩19个喘气的。卖瓜的，世界上哪有这样野蛮的政府？这样野蛮 的政府，中国人习惯了，西方人怎么能容忍？
咸丰不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屡次玩失信与悔约，其理论支撑来自于儒家孔夫子的要盟不信－和约是你们强迫俺们签的，俺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循。再说了， 那和约条款打死也不能接受啊：公使驻京也就罢了，居然还要求中国皇帝亲自接见；亲自接见也就罢了，居然不执中国通行的三跪九叩之礼，咸丰小脸拿不下来啊： 全国人民都在我脚下匍伏着，他们中的一小撮才有资格在我面前下跪三次，且每次下跪后都得额头贴地屁股朝天如是者三。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使者都是这样来 的，就尔们西夷不跪，全国人民得知后，皇上的脸面何在？威风何在？当然了，脸面与威风的背后，藏着所谓的“礼”，即儒家的政治诉求，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 死的君臣之礼；三从四德的妇人之礼；融四岁能让梨的孝悌之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中心之礼；怀柔远人教化夷狄的夷夏有别之礼等等。老六恭亲王奕訢虽然 没做成皇帝，但他在《礼可以为国论》的文章中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 ；“坏国者，必先去其礼”。
一句话，礼就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延伸到叩头上，叩头就可以兴国，不叩头就足以亡国。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情形就是，大清为保住一个儒家的叩头之礼而导致英 法联军进北京，为遵循儒家的要约不信而导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理清了历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线索后，谁还会否认，咸丰这挨打的苦命不是他自找的？
他自找挨打也就罢了，问题是，放到历史的长时段里，按着民族主义的情绪，他这种找打很让当代国人难为情。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爹挨了打，儿子该长记性呢。 清国倒好，爹（道光）挨打，儿子（咸丰）还挨打，子子孙孙竟永远挨了下去。更让人难为情的是，清国挨打，从中长记性的却是邻居日本。
众所周知，小日本的闭关锁国比大清的年头还要早，开始于1636年（这时候大清还没有入关呢）。当时的小日本跟未来的大清一个德行，实行单口贸易制度，仅 开放一个长崎。而且，这贸易还限对象，仅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站在文化交流的层面，按着社会学的概念，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简直就叫近亲结婚，所以 小日本跟大清国是一样的愚昧！
不过，愚昧也分境界的高低。1840年至1842年，中英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马上睁开了一只眼；1856年，中英发生第二 次鸦片战争，日本马上睁开了另一只眼。睁眼的结果，就是主动和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自由贸易，彻底开放，全面维新！相形之下，清国挨了两次打，依然处 于稀里糊涂半睡半醒中，扭扭捏捏地搞了个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洋务运动，仅仅走向了传统儒家理念上的同治中兴，三十年后中日甲午战起，日本全歼中国北洋海 军，既标显日本维新之路的正确，又标显中国洋务运动的后发劣势。这个时候，清国才再次扭扭捏捏地走向光绪维新，问题是没走三步就被慈禧使个绊子栽死了。恩 格斯所向往的“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曝光” 和马克思所幻想的“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就这样沦为历史深处的呓语。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日本的应对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选择只会招致一次又一次的挨打？
现在，让我们走进历史的现场，去体味那再次挨打的痛楚吧！
第一章 签约，签来了十年的休战
条约签订了，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四个条约的签订，按时间先后顺序，它们是：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西方由 此认为，中国进入了条约时代。那么，我们先了解下条约要点吧，因为是它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旅；给中国打开了异域的文明之窗；更关键的是，某些方面直接 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相关：
（一）《南京条约》各要点：
（1）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
对清政府来讲，此条很没劲。华英人民彼此友睦且不说，英国君主居然与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了，清国自称大清，英国也死不要脸地跟着自称大英了，大清皇帝天下共 主的虚荣，就这样被蕞尔小英给掀没了。还有，中国先天缺少西方社会所谓的契约精神，借用卢梭的概念，中国社会应该是由“绝对的权威”（官僚）与“无限的服 从”（百姓）构成的。虽然卢梭认定这种约定“无效而且自相矛盾”，但是谁让中国知识分子中永远没有卢梭这号人物诞生，谁让中国百姓对于“无效且自相矛盾” 的约定不亦乐乎地遵循呢？真是不幸生在大清朝啊！问题是，英国百姓不接受这种不幸，他们的政府替他们向清政府招呼：俺百姓住尔国者，身家安全尔得负责！
这一条咱觉得很过份，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石。不保佑国民的身家安全，那叫什么政府？于是乎，清政府面对中国百姓，依然可做它的 传统政府，百姓是它的羊羔，宰不宰，如何宰，任由它；清政府面对英国百姓，就得做现代政府了。所谓的现代政府，对内来讲，它只不过是国民意愿的执行人，是 以国民的名义在行使着国民所委托给它的权力，而且只要国民高兴，他们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对外来讲，按《奥本海国际法》，政府得执行所谓的国 际标准规则，也就是外国人的人身待遇问题，“有一个最低的文明标准存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即须负国际责任，这是屡经确定的规则”。 问题是，清政府眼里的夷人，类似畜牲，地位还不如它圈养的中国子民，对待他们，何谈什么文明标准和国际规则呢？总之，大清还是个野蛮政府，英国条约却愣规 定它担负起现代文明政府的责任，这要求也太高了些。清政府做不到，打死也做不到，麻烦也就不断了。
（2）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及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 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这一条，咱这边一般简而化之为割让香港，很不尊重大清统治者的情绪。
巴麦尊外相原先看中的是珠山，因为有关人士一再向他推荐这个地方，当然他们认为定海也不错。但是由于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义律（Charles Elliot）都偏好香港，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遂遵从了这些前辈的意愿。香港港口广阔隐蔽，不拘风雨如何都能进出自如，且具有东西两面各有一入口的极大便利，于是乎，英国最后选择 了香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香港当时也就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清政府倒不见得怎么在乎它。政府在乎的是，王的自尊与威权。可能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自我慰安吧，道光 在谕旨里的用语一度是“赠予”，条约里则用成了“给予”。 “赠予”可能更好听，但是英国人不接受，只给翻译成“给予”。不管怎么说，“给予”比“割让”好听些。咱们现在直截了当地给人说成割让，道光泉下有知会不 乐意的。还有，琦善之前签川鼻草约，仅是准英国寄住香港而已，但是现在的国人都还跟他急。急的原因不外是：要割让，也只能由皇上亲自来！一句话，只准皇帝 公然卖国，不许臣子私自授土！失土事小，皇权事大！
（3）英国人民可以携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贸易通商；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住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这一条款，被我们简称为五口通商。从此，中国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宣告终结。从此，夷妇也可以进入中土了。不过，中国女人跟她们学坏，还得老长的时间才行。别 说学坏了，就是接触一下，都是政治与道德问题。比如浙江宁绍台道咸龄的老婆，虽然姓名不详，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与夷妇来往，实属顶风作案，以致于她的老公 受其连累，被人狠狠地参了一本。参他的人是江西学政张芾。学政是什么东西呢？宋代时是大学里的教授，清代时已是与督抚平行的政治官员了，所管事项约相当于 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掌管治下文武生员的考课与升降，除此之外，大约还要管治下的道德风化，所以也算兼了省宣传部部长的角色。他参奏这个咸龄同志太不象话 了，在上海任职苏松太道时，其老婆居然“与夷妇往来，损国体而拂舆情，隳军威而壮寇志，莫此为甚。” 道光一听，贼激动，丫丫丫，这还了得？赶紧着人查办。幸亏查办者、浙江巡抚吴文镕还算厚道，说那都是谣言，咸龄同志的老婆从来没有与夷妇来往过，只在宁波 管理海口时，逢年过节，夷领事非得请该道及府县等官员到其馆里吃饭，夷人表现得很恭顺，咸龄等同志就去了，过后又回请对方一顿，仅此而已。 道光一听，就大清男人与洋人来往了，大清女人没有与夷妇接触，长出一口气，放过了咸龄，否则咸龄同志吃不了兜着走呢。对清政府来讲，洋男人固然可怕，但更 可怕的是洋女人。所以洋女人虽然进了中国的地盘，但是中国女人就不跟她们接触，气死她们！
（4）清国赔偿损失及战费：
赔偿总数是2100万元，三年半内分期付清。对于清国政府来讲，他们认为这笔赔款多乎哉？不多也。投降三人组里的牛鉴大人，在给英方的照会中表示，对于英 国既讲诚信又不贪财的品质“尤深佩服”。
2100万元的赔款，具体可分为三笔。第一笔，广东十三行行商欠款，300万元，双方没有争议。当时的英国理气壮地认为清国政府应该拿出这笔钱。原因就在 于，英国一直叫唤自由贸易，但清国政府却愣是鼓捣出一个不官不民、非驴非马的十三行来垄断外贸，他们还不起外债，或者破产了，清政府当然得替他们买单。第 二笔，军费1200万元。据马士说，取代巴麦尊担任外相的阿伯丁（Lord Aberdeen，托利党人，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堂兄，1841年取代巴麦尊担任外相。1852-1855年担任英国首相）并不想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漫天 要价，一是不想增加中国政府的困难，二是不想因赔款问题使谈判破裂或者战争延长。马士所言可能是对的，了解阿伯丁的人都知道，他不但对战争深恶痛绝，而且 担任外相期间，还帮助希腊获得了独立。总之，由于阿伯丁的原因，英方所得军费赔偿“不致超过实际费用是可以假定的”。 第三笔，林钦差所没收和销毁的鸦片赔偿600万元。对于林则徐销毁的鸦片，中英双方当时都有估价来着。中国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林则徐的估价。英商全部交出 鸦片后，他给道光上奏说：“此次收缴全清，夷人成本千余万金已成虚掷”， 虎门销烟一半后，林则徐在奏折里再次谈起烟价：“今即以贱价核算，每箱亦须六百余圆，合计两万余箱，不下一千数百万元之值”。 英国方面，当初巴麦尊执政时估价是618万多元，当时的反对党（托利党）使劲的攻击和谴责执政党（辉格党）所发动战争的不义及政府支持鸦片贩子强卖鸦片给 中国的罪恶。所以，1841年9月取代辉格党而上台执政的托利党就不好意思再要高出这个数额的赔偿费了，尽管他们最后估算的鸦片原价高达1100万元。不 过按马士的意思，鸦片价不能再高了，就应该低廉些，因为放别的市场，即使贸易再自由，也不会一下子吸纳2万箱的鸦片的。 所以，英方就是把自己的鸦片打了对折批发给林则徐的，还算厚道！不过，清方物质损失有限，但精神损失大了。因为虎门销烟，扬眉吐气就那几天，之后，中华民 族的自尊心开始了受伤的历程，这一受伤就没个完，今天虽然从地上捡了起来，但后遗症还是落下了。境外随便有个议异，对人家来说是常识，对咱来说就是别有用 心甚至反华势力在行动了。
关于赔款，除按期未交足数的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之外，还有一项附带规定：大清皇帝允准各项条约实行了，并且交清了600万元的鸦片赔偿费后，英军退出南京 等处；五口全部开关通商，且2100万元的赔款全部交清后，英军退还定海之舟山及厦门之鼓浪屿小岛。相对于人质来讲，这叫地质吧。
（5）取消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制度：
由于公行垄断制度众所周知的弊端，所以英国人下定决心要认真取消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垄断制度。他们的目标达到了。旧的行商虽然没有取消，但是新的行商可以参 加进来，英国商人得到了所谓的选择权－我愿意跟谁交易就跟谁交易。他们认为，这才是幸福生活的本源。
十三行贸易垄断被取消，应该也影响了一部分中国商人的生计。几家欢乐几家愁。其他不说，单说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一家就是因此而家 道中落的。他曾祖原是广东茶商，由于依附着十三行从老家婺源贩运茶叶而发家，到詹天佑父亲这一代，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贸易垄断被取消，詹家从此一蹶不 振。其父母因为政府几两银子的补贴而甘愿送孩子到鬼国留学，主要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士分析，广州人在鸦片战争后的仇外情绪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分析得也 对，垄断一取消，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就不保了。
（6）英货在五口的税率均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货在港口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运遍天下，内地税不得加重。
从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到1842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英国人希望清政府税目公开划一，别私下瞎收乱罚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但是这种实现是以伤害清 政府的自尊为前提的：第一，税例不是清政府自己说了算，得跟英人商量，以后想增个税，也得与英国人商量；第二，五口税率不自主也就罢了，内地税也不自主， 虽然没规定个准确的数目，但总的精神是以轻为原则。这个可能对百姓、对清政府都有好处，但是谁让外国逼咱来着？俺虽然富国穷民甚至穷国穷民，但是您逼俺穷 国富民、甚至富国富民，那也伤俺自尊啊！
（7）释放被禁的英国人，赦免中国汉奸。
释放英国人就不说了，关键是释放中国人等。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与民众制造汉奸时历来有扩大化的倾向，所以英方专门规定，凡系中国人，只要跟英国人打过交道 者，均由大皇帝降谕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加恩释放。总之，不管真汉奸假汉奸准汉奸，一律请清政府对他们放手！ 其实，鸦片战争期间，政府最头疼的除了外患，就是内奸，对后者处理从不手软。条约如此规定后，清政府以后只能悄悄的处理了。
（8）中英两国之间完全平等，互称为大，两国君主在条文里具有同等尊严，两国官员平行来往。
这是最滑稽的一条。原先吧，咱眼里没有任何夷人，现在呢，夷人把咱打服了，然后要求咱，两国平等啊。对清政府来讲，天底下哪有这样不平等的事啊！
（二）《虎门条约》各要点：
（1）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
190宗左右的进出口货物，基本上按值百抽五的原则收税；但是茶叶例外。因为那时的中国对茶叶有天然的垄断权，所以规定出口税额是10％。
英货从五口进入内地的子口税，英国要求不得多征，但是也没规定出什么数目来，仅一句“照旧轻纳”。
（2）领事裁判权制度：
英人与华民遇有交涉词讼，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不同。治外法权本指一个国家的外国代表在它国所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它是互惠的。领事裁判权则不同，它是一项扩大了的治外法权，也 就是说，把国际法里所规定的外交特权延伸到了侨民身上，居住在它国的外国侨民，不受当地法院审判，只接受本国领事裁判。长期以来，英国认定中国不属于文明 国家，其标准之一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他们认为：第一，中国的法律野蛮，酷刑逼供，不合人道，威吓有余，感化不足。第二，中国法律不公正，故杀、误杀不 分，还搞连坐。第三，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良，官吏腐败，嘴里讲理，心里想的是钱，裁判时望着荷包任意处理。英国的认定是对的。中国刑法，野蛮而不公。比如刑 堂上的笞杖。衙役们既可以在一个人的光背上虎虎有声地打一千个大板却不致产生个水泡；也可以只打三下就让人出血，真正做到“血肉横飞”。关键就看你家是否 有人是否出钱了。而衙役们的这种技艺，那也是训练出来的。据说训练的方法是两人面对面跪下，轮流打击一块放在他们中间的豆腐，直到他们学会在每一次击打时 都能发出巨响，却丝毫不损伤豆腐细嫩的表层才算练成。另一种他们必须掌握的技能就是要在用刑时很快地间隔数出击打的次数。他们要单膝跪在受刑者的两旁，其 中一个人报奇数，另一人报偶数，此项技能也需长期训练，因为他们报的数可能并不是实际击打的次数，熟练的操作者很容易就可以报出比击打次数多很多的某个数 目来。打屁股还是小事，最让外国人骇怕的是中国的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参观了中国的一个斩刑，外国人就被吓傻了：死刑犯一进场，在场的每个观众都发出一 声哦的欢呼。刽子手砍一刀，他们又是一声欢呼。而刽子手的刀法，就象用锄头挖萝卜，十五个死刑犯，刽子手一个一个的砍，第七个罪犯砍个半开，刽子手换刀， 继续砍第八个，砍完第十五个后，才回来补给第七个一刀……每个罪犯都带着可怕的动物般的好奇，看着他前面的人被砍掉脑袋，然后自己再把头伸到屠刀之下。刑 场上的血已经有脚踝深了，围观的人群在欢乐而疯狂地叫喊。
这些特写镜头出自晚清两位中国通吉伯特•威尔士和亨利•诺曼所著的一本书：《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亨利•诺曼在广州围观完这中国式刑场 后，与刽子手谈了话。对方说：刽子手不是他的职业，临时兼职，挣点零花钱而已。但现在这个工作已大不如前了。先前每砍一个人头，就可以获得两元钱，现在却 只能得到半元钱，不太划算了。但是这项临时工作花不了多长的时间，所以勉而为之。作者最后花九元钱把刽子手的刀买下了。他说：“今天这把刀还挂在我的墙 上，它时时提醒我，不要轻信我所读到的有关中国文明已经进步的文字。”
他说得对，实在没法轻信。而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才力争这个领事裁判权的：自己家的侨民归自家领事用自家法律处理。至于中国人，俺们就不管了，野蛮人 适用野蛮法律。我们的某些学者喜欢酸酸地说：领事裁判权伤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是的，不过我们得理解人家政府。人家做政府不容易，保护国民乃其要务，不伤 害你野蛮主权又能伤害谁呢？还有，这项特权是清方主动送给英方的。耆英的意思是，英方的归英方，中方的归中方，省却了诸多麻烦呢。也是啊，英国人人懂得天 赋自由财产神圣等乱七八糟的玩艺儿，用咱的法律审判，咋对付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踞广州，曾明文规定地方当局不得使用酷刑。不过咱们不 挺，该用还用。等联军一退，咱用得更欢了。没办法，大国贱民嘛。
（3）五口英商不得擅入内地贸易，不得到乡下任意游行，船员及水手待管事官与地方官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 何品阶，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
对英人来讲，这一条款应该仍属领事裁判权之范围，但是对清方来讲，却另有深意。短里讲，是防止华夷人民亲密接触，当然也防止华夷冲突；长里讲，是防止西方 的和平演变，维护大清特色的封建体制，构建稳定和谐之社会秩序。麻烦是，英国人在这方面容易出轨，动不动跑到民间游玩，民间百姓看不惯夷人，不是围观起 哄，就是扔石子打架。于是，双方事故不断，麻烦不断。
（4）最惠国待遇：
可能是中国这盘小菜太大了，一个国家吃不消，所以英国一开始打的主意就是利益均沾：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是俺独家打的，但是俺不吃独食，胜利的果实，其它国 家都可以前来分享。不过，俺不小气，大清国的皇帝也不能小气，“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 遇，有片面、双方、无条件与有条件、概括、特定之分。这里英国所得到的，就是片面的、无条件的、概括性的最惠国待遇。其他国家后来都学这一条，便宜大了。
傻乎乎的清政府，既不知所谓的国际法之存在，更不知对它国可以差别对待的国际惯例，而是按照传统的怀柔远人思维，认定了一个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外国人不 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也会统统给予。一是显得俺大皇帝持平公正，二是，大家都一个待遇不少些麻烦吗？于是，其它国家都跟在英国后面要求最惠，直叫人感觉， 英国火中取栗，其它国坐享其成！
（4）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权：
五个开放口岸，英国需于每口设一军舰，除了约束水手，兼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这一来，清国少了一些人事上的麻烦，但是军事上的麻烦，以后就多了。挨打方 便呗！
（5）英人在五口租地建屋之权：
英国人在五口取得了租地建屋之权。关于租地，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关于租价，按市场行情，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人不得强租。关于租 屋及建屋若干间，英国管事官每年向地方官通报立案云云。
由于中国人不喜欢与洋鬼子同住，清政府也怕中西杂住，人事管理上既有麻烦，政治文化上西方还能对咱和平渗透和平演变，所以所谓的租地，往往是单独划片给外 商，于是在中国形成了租界地制度－外国人自己管理自己，俨然国中之国。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上海。当然了，事物是辩证地、发展变化地，租界后来也成了中国人 的天堂。外国佬这样描述：“富有的天朝子民敏锐地觉察到这样的事实：他的人身与财产，在联合王国国旗与星条旗下，比在天子的代表那残暴而任意的统治下，不 知道要安全多少倍。因此，为了在外国租界内拥有一处他可以居住并做生意的好房产，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论何时，这样的一处房产进入市场，我们可以肯定， 它必将被一个中国买家买走。许多卸职或候补的官员现在都在上海安家落户，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商人也是如此。结果，上海最好的房产都由中国人占居着，而这些 房产中最上等的房产则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中国富家子弟寻欢作乐的场所—在太平天国运动前，这些人把苏州与杭州看作人间天堂，现在则发现在那些都市中所能找到 的欢乐，在神州路真是应有尽有。这些中国人的拥入，迫使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收入微薄的外国人，每年都得到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寻找居所，因为现在市中心已成了 中国人的天下。租界里外国房屋的租金越来越高，因为几乎每一幢旧的外国建筑拆除之外，就有中国人的房屋拔地而起。” 这种说法可能不假。现在没有租界了，但是中国的富人跑到美国，把人家美国的房价也给带涨了。
当时的中国人好傻好天真，其实租界给中国起的最好的模范作用当是居民自治，但是咱就是不学。不学也就罢了，租界出现之初，有些地方的百姓还组织声势浩大的 反入城斗争。比如广州与福州。特别是广州，反入城居然捎带着反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6）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官船、货船者，一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于华官按法处置；倘若华官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 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罪人已经供认，或查有证据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若英国人逃至中国地方藏匿，华官也必严 行捉拿，交给英官收办。
此项条款，乃是对等的，也就是说，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跑到对方，须得通过对方管事官才能捉拿归案。后来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不明此项条款，引起亚罗号事件并 最终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7）英官对英商进口货税负有担保之责，严禁英商偷税漏税。倘访问有走私偷漏之案，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
马士认为英国人很憨厚，居然在条款中担下如此这般的征税及缉私的责任，好傻好天真。按马士的原话：“英国领事是抱着很大的正义感和协助中国的愿望去执行此 项条约的。” 马士为什么这么夸英国人呢，因为后来他们美国人就没有这么犯傻。
（8）中国海关丁役人等，不得向英商索取丝毫规费。
看来，中国海关关员们，从此缺少一项重要的收入：回扣！这一点，原广州海关关员应该最失望。
（三）《望厦条约》各要点：
（1）片面最惠国待遇：
其它各国在华所获利权，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2）扩大协定关税权：
英国方面，在税率变更方面，仅模糊地说了一个需“秉公议定”。美国方面，则明确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一条款，导致后来的李鸿章做国际串访时， 想提高一下中国税率，却在各国之间被当作皮踢来踢去咋也议不成。因为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的税率变更就得跟所有国家商量了。鸿章到法国，人家说你跟俄 国商量吧，俄国同意俺就同意；鸿章到俄国，人家说你跟英国商量吧，英国同意俺就同意；鸿章到英国，人家说，你跟德国商量吧，德国同意俺就同意……可怜的中 国，终于尝到了被人当球踢的待遇，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多次如此玩弄英法使者们。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3）扩大领事裁判权：
第一，英国所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刑事方面，美国把它扩展到了民事领域；第二，英国所获得领事裁判仅限于英人，美国把它扩展到了其他外侨。一句话，只要 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别管哪个外国，清政府您就都别管了。
（4）认定鸦片贸易违禁，但是美国领事对中国关税的征收与走私的取缔不承担任何责任，若有美商向别处私行贸易及偷税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其它违禁货物了，听 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
这一条款，把严禁鸦片贸易的权利归还中国了，问题是中国根本不敢严禁鸦片了。林则徐严禁英国人贩卖鸦片，引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现在，美国人仍准许中国严 禁美商贩卖鸦片，算是借给中国一个胆儿，但是可怜的中国政府，连严禁自家鸦片贩子的胆儿都丧失了。
有意思的是，马士眼里，此条款居然充分说明，英国人没有美国人精明。按他的意思，虽然五口的英国领事实践上不一定担负关税征收及走私取缔等责任，但条约上 明文规定了，对英国领事当然是一种负担。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英国人至少不象中国人那样喜欢把条文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显得美国人就比较高明了，用 中国的海关法，帮中国征税缉事，这活儿太讨厌了，那不是有学锋做好事的嫌疑么？咱可不能干！
（5）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国事务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达。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开始之后，谁做钦差谁倒霉。鸦片战争结束并签约之后，两广总督以五口通商大臣的名份兼理中国外交，两广总督从此成为清政府中最不好干的 活儿。当然，闽浙与两江总督也成了外国人气极之下的选择对象，因为清政府后来给外国人弄去一个最擅长说不的叶名琛做两广总督，让外国人很头疼，于是发生了 诸多故事。
（6）两国官员来往，应照平行之礼。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还有，两国均不得互相征索礼物。
后面这个特别规定，其实是专门针对咱大清国的。众所周知，自从马戛尔尼使华起，外国人跟中国打交道，那怕就是正常的外交，中国官员也向人家索要礼品。西方 不兴这个，美国有心，利用条约哈灭了咱这一口。不过这种哈灭是有限度的，到现在，咱还是个送礼大国。
（7）准美国人采购各项中国书籍；准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
相对于清政府来讲，这个条款可要了老命了。中国不了解世界－不了解才能维持住天下之中心天下最文明的优越感与迷幻状；同时也不准许世界了解中国－世界了解 了中国，中国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没了不说，世界上的一些蕞尔小国都敢来欺负中国。现在，外国人可以学中文，又可以读中文书籍，中国还咋靠愚民混天下呢？
（8）清政府对美国在华民众的身家安全负有保护责任。若有中国匪徒对美国民众有所欺凌、骚扰及伤害，中国政府必需派兵弹压查拿，按例严办。
（9）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议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于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这就是美国要求的修约权。这是个麻烦。因为十年之后，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据美国此条，首先叫唤着要修约。于是双方就较量上了，中方认为，不得轻有变更 嘛。英方认为，俺是稍作变通嘛。中方认为，变一点对俺来说就是大变。英方认为，变多少对俺来讲都是小变……
不管大变小变，反正他们要变。美国学者丹涅特认为美国这条约签得很高明，至少比英国高明多了，于是这条约成了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的蓝本，并且成为《天津 条约》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的基础。
（四）《黄埔条约》各要点：
（1）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和美国从中英、中美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权益俺都要。
（2）法国民众在五口之地违禁，听凭中国官查拿，解送法国领事收管。但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国人。
（3）法国人可以学习中国语言，阅读中国书籍；也可以教习中国人学习法官语言，发卖法国书籍。
（4）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礼拜堂等。
（5）日后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月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再行筹议。
对比一下美法的修约条款会发现，虽然美国高明在前，但法国最高明在后。英国修约，援引法国的就行了，倒省了“不得轻有更改”及“稍有变通”之类的纠缠了。 其实，这些老外的高明也是有限的，签了恁多条约，愣是没规定，双方对条约有争议时，是以中文版本为准，还是以鸟语版本为准。还有，即使以一方的版本为准， 双方各有解释权，文化背景不同、理解能力不同，还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扯皮与纠缠。
不管怎么着，四个条约终于签订了，清政府进入了条约时代。但是，清政府会好好执行吗？
条约虽然签了，但俺们都是被逼的
1842年9月1日，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三人联名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照会，从此万年和 好，无话不可商量，咱两国再也不要争了，条约好好遵守执行吧。
看这投降三人组的意思，一个条约泯恩仇，打完就了了。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三人是愤不起来了，但其他人不行啊。
首先，大老板特愤。条约粗订之时，道光自己给自己找台阶，说“览奏愤恨之至”，但由于心系亿万老百姓，“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 计”。 这个傻皇帝，看到条约文本，心里那个恨啊，那个愤啊，胸中憋着一口气，那是一万个咽不下去。
是有些咽不下去，天朝什么时候丢过这等人？
不过更丢人的是，咽不下去，又打不过人家，就把亿万百姓掂过来了－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才不干呢。
做领导做到这个份儿上，够不要脸了！
其次，参与分红的宗室及各级官员们愤。大清这家公司分红利的时候，爱新觉罗家拿大头，其它各级官员根据血统或职位拿小头。如今公司面临被外资挤兑的危险， 他们当然要愤了。不过，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够，所以就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主和的大臣经常是满人，主战的大臣却往往是汉人！
这一点，美国学者马士也发现了，他说，琦善、伊里布和耆英，这些满洲官员的代表人物“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 地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 一句话，汉官们比满官们更热爱这家公司。估计是满清公司的科举制让汉官们深感满足吧？
第三，打工者们愤。理论上讲，打工者完全不必担心公司的倒闭，这家倒了，给另一家打工就是了。问题是中国的打工者就是这么忠诚，公司大小老板越暴虐，他们 越服帖，吃人两口草料，就皇恩浩荡吃水不忘挖井人了。实践与理论缘何能脱节到这种地步，也是天朝特色与传统，咱就不追究了，咱只是感觉奇怪：主子挨了一巴 掌，奴才及其后子孙就能世世代代耿耿于怀，这奴才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啊！
愤也罢。如果仅停留于一种情绪，顶多影响他自己的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而已，影响不了其它。问题是天朝君臣民们往往把情绪投诸一种更加不良的行动：
第一，条约是被逼的，咱就理直气壮地不予遵守。
咸丰云：“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一句话，咸丰认为这种条约，本就是哄夷人玩的。中国传统，大信不信，要约不信。这传统的发扬与广大，跟孔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子还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孔老师之信有前提条件，即“道”。无道之信，那是没有价值也不需要遵守的。至于啥是无道，那就看你自己理 解了。这方面，孔老师亲自给大家做过表率：某年某月某日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做国际访问学者的孔老师路过卫国的蒲邑，适逢公孙氏在蒲邑聚众闹事，被孔老师知道 了。几个闹事者抓住孔老师，对他说：“你必须答应我们不去卫国都城，不把这里的事传到那里去，我们才能放你出城。否则，你就只能老实地呆在这里。”孔老师 答应了，但是一出城门就毫不犹豫地把车往卫国都城的方向赶去。按《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得意门生子贡看不下去了，责问他的老师：盟可负邪？孔老师理直气 壮地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一句话，被人要挟、强迫订下的盟约，神都不听的。结果，孔老师不但到了卫国都城，把公孙氏之事告诉了卫君，还建议他出兵 征讨去。卫君没有出兵，但孔老师的所作所为，一定让他的学生大开眼界，更让后世的国人全都学会了：只要您逼俺订约，俺就有权利不守。
问题是后世的咸丰君臣只学会了孔老师的一半。孔老师用假承诺欺骗蒲邑造反者，那是他知道，人家没机会找他算帐了。而咸丰君臣只知道不守条约，却不知道不守 条约的资本他们根本不具备。如果不具备，那么下一回的挨打，只会更重，下一回的盟约，也只会更加苛刻！
第二，对于战争结果，中国人普遍不服。
牛鉴、伊里布、耆英等议和大臣在与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既佩服鬼子的军事力量，还佩服鬼子的诚信不贪。总之他们爽快地与鬼子签了约。在他们的忽悠下，道光 皇帝算是勉强接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光心里面的接受，其他地区其他官员更是如此。马士说：“撇开亚洲人本来就不承认任何决定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不谈， 当时却也看不出有什么非要中国屈膝不可的情由……中国政府已经议和，但是全国各地却仍认为有权不理或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限制。”
说得太对了，一部中国近代挨打史，中国人似乎从没服过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不是咱打不过，而是昏君道光不会用人，比如撤了主战派林则徐之职，换上了 主和派琦善云云；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广东那边，都怨那个叶名琛一味强硬了；天津那边，都怨僧王战略失误了；上海那边，都怨那帮官员成买办了；北京那 边，都怨王大臣们开门揖盗了。此后的中法战争，主要怨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和张佩伦的临阵逃跑主义。再后的中日战争，还是怨李鸿章投降，此外还有段汝贵贪污军 饷、叶志超临阵逃跑云云。最后的八国联军战争，都怨老太后，亲自给洋人抛投降的媚眼不说，还把屠刀对向了义和团。至于东南督抚们，不但不帮北京政府抗八 国，居然与洋人策划个东南互保，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
蒋廷黻先生曾经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认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叶名琛 相等，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国人则皆服输，服输则会低下头下寻找战败的真正原因，中国的维新就可提前二十年。先生想得太美了。林则徐还没打， 就成替罪羊了。如果继续打下去，顶多做个叶名琛的前辈。叶名琛不就是个最大的替罪羊吗？一句话，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找借口、找替罪羊进行自慰的族群 了－所有的失败都是偶然的或者人事上的，谁都别想让俺中国人服！
第三，输得不服，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勉强。
既然输得不服，那么执行起条约来当然心力有限了。何况条约制度的建立，对习惯朝贡制度的天朝来讲，首先是一种心态上的折磨。万国来朝的中华优越感，就这么 被撕碎，天朝君臣民不适应啊。心力的有限和心态的不适，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已经把条件强加于中国，中国却试图尽量缩小并抗拒他们。” “他们拒绝接受这次战争的结局，继续批评这个条约并且敌视条约中的各项规定。” 他们“利用解释条约的办法来收回在谈判中失去的东西”。
由于《南京条约》之后的其它条约，都是耆英完成的。所以，帝国臣民对条约的敌视一部分转移到了对耆英本人的敌视上。耆英当初订约时，有两个希望，既希望己 方守约；又希望对方守约。不说对方如何守约，单说己方的守约，耆英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他发现“自己丧失了一切的支持，被迫自食前言并且背反他的立场”。 他试图信守条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民众、以前的行商和每个下级官员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北京一个势力日益强大的派系的反对”。 按马士的说法：“整个帝国都在反对他”。
耆英当然发现了信守条约的阻力，他夹在中英之间，实在难受。比如英人入城问题，其它五口都已准入，就广州坚决不让。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手下的建议，在 1847年4月6日与英人约定两年后解决，然后他赶紧想办法内调，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夷人也不傻，发现条约虽然定了，但是清政府君臣们能拖就拖能扯就扯。1848年春天，耆英内调回京，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由徐广缙继任。1852年10月， “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典型代表叶名琛接替徐广缙之职。夷人先是发现徐广缙远不如耆英这个老好人好说话，后是发现叶名琛更是不如徐广缙，每遇诸国照会，不是 略回几语，就是干脆不回。于是他们想起了《望厦条约》中的一项条款：和北京方面的公文来往，除了专办外交的钦差大臣，还可以通过两广、闽浙或两江总督代 达。”于是他们开始北上，找两江总督，但是两江总督告诉他们，皇上只让两广总督代理夷务。于是夷人再找两广总督，两广总督说，他只是中国的钦差，没有西方 所谓的便宜行事之权，所有的事情都得皇上恩准。但在密折附片里却不忘告诉皇上：夷人有什么事，只管往广州推、推我身上好了。夷人投奔天津，希望直隶总督代 他们投书皇上，皇上再请直隶总督代回夷人：夷务全归两广总督管，请南下找两广总督吧。于是乎，夷人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之间就象皮球似的被踢得骨碌来 骨碌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博士（John Bowring）也不傻，向国内报告说：“如果以为道光皇帝、大学士穆彰阿、谈判人耆英和伊里布，或帝国任何其他官员把条约看作进一步交往的踏脚石，那就 是再大没有的错误了。相反，他们把条约当作这种交往的栅栏，是防止而不是便利相互接触。” 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比如中国驰禁天主教是他们在《黄埔条约》之外额外争取到的一顶成果（《黄埔条约》只准许法国在五口建立礼拜堂），道光于1844年 11月11日不情不愿地批准了，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天朝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政府有了宗教驰禁令。1845年8月，法方强烈要求中方公布驰禁令，并且在上 海、宁波等地做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再一次向清政府强烈要求并且以战争相威胁，道光这才于1846年2月20日下令：各地官吏不得查禁天主教。这种种情 况，让法国当代学者断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大多官员根本不知其内容，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而且并末颁行， 后来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曾向咸丰奏报过：“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 问题是象何桂清这样比较明白的大吏，天朝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何桂清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还被咸丰他媳妇儿、慈禧太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时候杀鸡给猴看 了），政府也不稀罕。总之，天朝链条上的某个臣子与鬼子打交道多了，可能清醒些，但是他捱不住天朝整个政治系统的无知与偏执！如此情形下，还有什么样的故 事不能发生呢？
英国傻佬：高兴得过早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高兴啊。
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托利党领袖，1834-1835年、1841-184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宣称：这年的好收成和中国条约的消息，把英国从困难和痛苦的可怕境 遇中拯救出来。
殖民大臣史丹莱（Stanley）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把中国商务开放给英国人经营，其范围之广大，几乎不能预见。”
璞鼎查宣称： 他已为英国的纺织业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阔，以致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它一省的衣料。
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英国人也都在谈论着这个新市场的美丽远景。大家畅想，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费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么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 已经供给不上了。 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资本家们更是“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疯似的。”
发疯的结果当然是碰头。英国一个商行，向中国输出大批刀叉；另一家商行，向中国输出了大批的钢琴，结果后来所得利润，居然不够抵偿运费。至于纺织品，除了 上海，其它地方也没有什么销路。
十年之后，英国人发现中国人消费的英国产品还赶不上荷兰的一半。英国七千万镑的生产总值中，中国只接受了两百万镑。他们对中国的胃口本来是两千万英镑的。 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个顾客，其重要性竟然比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国和附近的岛屿，或是一个大一点的欧洲国家。 马克思甚至认为，英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都是中国的这种需求不足导致的。他说：“1842年的条约，不但没有使美国和英国的对华输出扩大，反而只是加速 和加重了1847的商业危机。”
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商品需求不足，马克思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鸦片贸易的影响。马克思说：“中国人不能同时购卖商品与毒品；在现实情况下，对华贸易的扩大变成了鸦片贸易的扩大，而鸦片贸易的增大与合法贸易的发 展是不能相容的。”
我觉得，老马这一点分析不是很正确。当时的鸦片贸易虽然不是合法贸易，但对中国人来讲，鸦片恰属正常的日用消费。中国人民就爱这一口，买不到鸦片，多下来 的钱也不会用来买钢叉和钢琴的，更不会买睡帽和睡衣。中国人民可没有恁傻：两根棍吃饭就吃得上下翻飞，堪比功夫熊猫和他师傅了，为什么要舞叉弄刀呢？一片 树叶子一个竹管子就能吹出美妙的乐曲，为什么要花钱弄家一个笨重的大怪物呢？还有，光肚肚睡觉觉，省钱又舒服，为什么要穿睡衣戴睡帽呢，那不跟脱裤子放屁 一样好笑吗？
第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阻碍。马克思说：“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 构。” 马克思认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老马这一点比较正确。因为大工业产品在流通中增加了各种非生产费用，而中国农民们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根本不值一个钱。他们就用人的不值钱来抵抗机器工业品 的廉价。你再廉价，抗不住我这边不值钱。典型的自己动手，自衣自食，外来商品无从侵入。
除此之外，一些英国人模糊地发现，中国人根本没什么需求：“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代代相传，以致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这就是说 他们除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概不需要”。
我觉得，这才是接近真理的发现。一句话，你工业品再便宜，捱不住我们不需要；你鸦片再贵，捱不住我们就是需要啊！
问题是，一般的英国人，既没有马克思的头脑－有此头脑也不认此理，也不认同个别英国人的发现－有此发现也要用其它法子弥补。1847年，英国下院选出了一 个专门委员会，调查中英贸易情况。调查报告承认：“贸易上困难的发生，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不大，也不是由于别国日益厉害的竞争……。鸦片烟款 的支付……吸收了银两，这就对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大有妨碍。” 他们承认，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人的正常消费能力，但是这并不构成英国禁绝鸦贸易的动力，相反，政府中一直有人主张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中国学者一般的解释 是，鸦片收入占英印政府收入的很大比例，所以政府不会主动断绝鸦片贸易的。此种解释并不通情达理，当时的条件下，鸦片贸易顶多会遭遇教会组织及教会人士的 道义上及舆论上的谴责，政府不会、也不能运用权力进行任何干涉。正如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所言：英国既不是鸦片贩运的原始根源，也没有权力能对它进 行根绝。 其原因在于：第一，英国当时流行自由贸易主义，政府既使有心，也没权禁止大家的贸易自由。第二，禁毒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并为各国政府所相 继立法。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 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1914才真正禁止。
英国政府权力的有限与英国人心智的有限，导致他们只能滑向如下思维－既然鸦片贩运没法根绝，那么贸易的发展问题就只有从中国方面考虑了。中国方面有什么问 题呢？他们认为：《南京条约》确定的范围过于狭窄，让步过于有限。还有，英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遭遇了中国的歧视和反抗，清政府鼓励他们猜忌排外，从而秘密 地间接地抗拒外国制造品的推销。
某种程度上，调查委员会对于中国供求不足的研究存在盲人摸象般的偏差，没有直接摸到根儿上。也难怪洋人，咱们改革都叫摸着石头过河，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远 征，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更是摸着石头侵略了。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英国方面摸的也不算太离谱：希望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子，肯定有利于贸易的增加 吧？清政府官吏鼓励下的排外情绪与中国士绅天然的顽固情结，肯定不利于贸易的开展吧？
不信我们先去广州看看。
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
按照条约，至少广州领事进入广州城是不存在任何歧义的，但是广州绅民坚决不同意。广州绅民越不同意，英方就越坚持－虽然英方也认为它无关乎商业利益，但是 面对广州的敌对情绪，英方就把它当作原则性问题了：你不叫进俺偏进！某种程度上，英国与中国一个德行：出门混世界，要的就是一个脸面嘛！双方就这样较上劲 了。从1843年到1857年，一直较到英法联军直接出兵侵占了广州城，广州绅民才开始服劲儿。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表面上中英之间停战了，但实际上新的战争却一直在酝酿中：英国方面，时刻准备再次战斗。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广州人民反入城最高昂 的时候向英国政府汇报说：“我们不能奢望我们自己或是中国皇帝的努力能够立刻改变一国人民，抑或仅仅是一个城市人口的性格和习惯；不过，上次战争曾经表 明，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中国统治者们的自负心理贬低到与他们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 阿礼国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军事力量很落后，自负心理却很先进，所以需要英国出面帮助它调整心态，否则它一直弄不清它是老几。至于中国方面，广州绅民干脆 并没有休战，他们从一鸦一直抗战到二鸦，期间的自负心理可能达到了与英国的军事力量相接近的水平。这是一场怎样的不对称较量呢？
（一）耆英与璞鼎查：恳求与哄弄
英国方面第一个提出进城的，是耆英的干亲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Henry Pottinger，耆英想用人情笼络璞鼎查，降尊纡贵，给璞鼎查的大儿子做了干爹），时间是1843年。当时中国的钦差大臣耆英正与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 在虎门的谈判桌上商订通商章程，璞鼎查时不时的想进城谒见自己的干亲家，原先是恳求来着，后来不耐烦了，改为责备。看来璞鼎查也太不理解自己的干亲家了： 干亲家签订了这么多卖国条约，容易吗？
耆英深刻地明白，他的前任－伊里布同志就是因为夷务问题而被气死的。时间是1843年3月。气死的原因很简单，谁在广州办夷务，谁就注定沦为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夷。
临死前伊里布老头曾向他的谈判助手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 说得对，问题是夷务之初咱可以粗枝大叶地画，一直这样乱画，哄得了自己哄不了外人，至少英夷就不答应。伊里布死后，耆英被皇上任作了夷务钦差并于1843 年6月到任，这刚到任，干亲家就叫唤着要入城。啥亲家么，也不给亲家一点时间。无奈之下，耆英答应在城内宴会干亲家，也算变相准其入城一次吧。但是他没想 到，消息一出，民众大哗，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更是联系八十名绅士直接上书耆英：你可不能这么干，俺们不愿意！二百年间，夷人从没进过城，大家都习惯了。现 在突然让他们进城，还可以排着仪仗、坐着小轿前去拜见地方大吏，民间闻所未闻，见所创见，震慑人心，惊骇耳目啊！到时候观者定如堵墙！广州各县团民十万， 可能不会因此滋事，可是省城之人五方杂聚，良莠不齐，有那烂匪凶徒，从中起衅，惹着了夷人，夷人会反过来跟咱找事。咱本来是跟夷人和好，结果不反而与夷人 有结了吗？ 不能小看这封信，字里行间，何有书软中带硬，连吓唬带提醒的，耆英可不敢不慎重对待。因为按黄宇和先生的统计，当时广东人口2100万，士绅只有 38638人，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能量很大，是各宗族领袖，也是宗族械斗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养成了好勇斗狠的性格和非凡的组织能力。 所以广东历任督抚都不敢对他们等闲视之。总之，何有书不让璞鼎查入城，璞鼎查的干亲家耆英就不敢批准。他给璞鼎查写了一封可怜兮兮的信，说：城内城外本没 有什么差别，问题是广州民风与它处不同，面谕开导，仍然不行。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 上帝鉴之”。
璞鼎查一看干亲家都指天发誓了，就不好意思再拿进城相逼了：既然你已经承认城内城内无差别，算是承认俺们的进城权了。那就往后拖一拖吧。
（二）德庇时的叫板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弄了个灰头土脸
英国方面第二个提出进城的，是1844年继任驻华公使的德庇时。这家伙是个中国通，1813年就在广州商馆里任职，1816年做过阿美士德使华使团的翻 译，1933年起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第三、第二监督和总监督。1845年，他开始向耆英交涉入城问题。耆英回答曰广州人民众志成城，请德庇时体谅。德庇时不 是他的干亲家，当然不屑于体谅他，反而向英国外交部呈文，提出：如若不让进城，即使清政府付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咱也不能交还它的舟山岛。对耆英这 边，德庇时扬言要动兵侵占广州。无奈，耆英伙同他的助手、广东巡抚黄恩彤开始了两面忽悠：
一方面，向道光上奏：其它四口都让外国人进城了，广州再这么坚持，没有借口啊。虽然舟山与广州比较起来，后者为重。但是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则是前者 为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准人家入城吧。
另一方面，跟德庇时煽情：不退还舟山，俺这位置就不保了；进城问题，俺一直在尽力以期对得起您这位知己。黄恩彤给德庇时的信，更是忽悠得厉害：当时两国讲 和，朝中大臣有异议，都是耆大人一力承担下来的，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舟山若不交还，皇帝肯定认为耆大人说话不算数，皇帝治他的罪，你不心疼？况且中国的 大臣中，像耆大人这么老实的，没有几个啊。他一旦下了，接办的不知啥人呢；有那黑社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专跟官府作对。官府使劲儿禁，可能激成事端； 不使劲儿禁，禁不动，无颜对外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得互相体贴不是？
耆英与黄恩彤说的都是老实话。道光那里还好糊弄，问题是德庇时不把他俩当知己，逼迫更甚了。两个人无奈，只好于1846年1月13日贴出准许英人进城的告 示。告示一出，众哗。有人遍贴小广告：夷人敢进城者，诛！甚至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据说百姓一下子就封 了“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占了前三名。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不但烧了人家的衙门，连人家的朝服也给烧 了。这就叫爱国有理，咋都有理。放平日，百姓咋敢这样与官府作对啊。即使敢作对，也铁定算谋反。所以，啥事一沾民族气节与爱国感情，就成瘟神了，谁都不敢 惹的。可怜的汉奸刘浔，从后门狼狈逃出。
众怒难犯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将刘浔撤职，并贴出布告，说13日那个告示是考察民情的，既然大家不愿让英人进城，那咱就不让他们进。耆英虽然顺应了民情民 意，但是他的处境更困难了。北京那边，帝国政界渐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广州这边，士绅民众掀起了强烈的排外高潮。大家拒绝接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批 评战后所签的条约，拒绝执行其条款。耆英身处中西夹缝中，首先失去的是国内的支持与同情，失去的是一个总督大员所应有的权威。按马士所言：“他本来可以用 他的政治家才能挽救这个帝国，但是他觉察到他自己已经孤立无援。 ”
中国这边不理解耆英的苦处，英国那边则理解了。刘浔事件，让德庇时确认了耆英与黄恩彤的诚实。他发现，耆英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例外－偶而不照条约行事，或 许是因为他的处境困难，而不是由于他天性偏狭。 德庇时还发现，欧洲国家派驻中国的代表接触过的人物中，耆英不但是品级最高，为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 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外相的托利党人阿伯丁（G.G.Aberdeen ，1828-1830年和1841-1846年两度任外相，1852-1855年任首相）也同情上了耆英，他通知德庇时：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作什 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 有鉴于此，德庇时遂有所退步。他提出，在清朝皇帝同意英人拥有广州进城权及舟山退还后不再另给他国的前提下，他可以推迟进城时间。能推迟就推迟，解决燃眉 之急嘛，耆英当然没啥可说，双方于1846年4月4日签订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关于进城条款如此规定：“进粤城之议，中国大宪奉大皇帝谕旨，可以经 久相安，方为妥善等因。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进城。然此一款，虽暂迟延，断不可废止矣”。
进城问题虽然暂时不提了，但是广州的民夷冲突却一波高过一波：
1846年7月，英商因为广州商馆附近水果贩子的叫卖声与华民冲突，群众包围商馆扔石头，英商开枪射击，中方死三人。
1846年10月，两名英国水手私行进城，被居民殴打受伤。幸亏中国官兵护送出城，否则小命不保。
1847年3月，两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前往佛山，被多人用石块殴击，幸亏中国官兵保护，否则小命不保。
广州英商向政府汇报并申请武装保护，这个时候，英国外相已由好战的辉格党人巴麦尊担任了（1830年-1834年、1835年-1841年、1846年- 1851年三度出任英国外相；1855年-1858年、1859年-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这些冲突，当然会引起巴麦尊的暴怒。巴麦尊堪称那个时 代的英国的代言人，他有一句名言：“英国臣民，不论他在哪块土地上，也应当确信，英国警惕的眼睛和强健的臂膀将保护他不受侵害和虐待”。 总之，给英国人做外相，不是那么容易的。臣民在外面受了欺负，外相不暴怒、不替臣民向对方讨个说法，那这外相就不合格，也没脸继续当外相呢。但是这外相不 知道，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了。从政府方面来讲，如果说清国政府在臣民面前象二大爷的话，那么英国政府正好颠倒，在臣民面前就象二孙子，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 为臣民们提供公共服务；从百姓方面来讲，境界也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中国的水果小贩，午睡时间到住宅区大声叫卖什么的，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常态。英国百姓不 接受，可中国百姓却没有恁娇情：中国人不参与公共政治－既没那想法又没那可能；中国人对个人空间也很含糊－含糊到几千年的时间内没有搞清啥叫个人权利与个 人自由。这外相还不知道，俺们大清国人就是不喜欢外国人，虽然条约规定，外国人私自到乡下及内地游玩算是违禁，中国官民只可以交送当地领事，不得侮辱和殴 打，但是，中国百姓一是不知道这等条约，二是知道这等条约也不愿意执行，见了外国人不歧视一下殴打两下，那还叫中国人吗？连孩子们都知道当面喊个红毛鬼背 后扔个小石子的，这叫民族气节！别说1847年了，就是半个世纪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依然遭白眼。1890年前来中国考察的英国著名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 亨利•诺曼认为，中国人敌视洋人，见到洋鬼子无不露出轻蔑与不屑，他描述说：“在一个早晨，你出去到北京的街头瞎转悠。你与你遇到的中国人之间会发生什么 情况呢？首先，无论何时你停下脚步，他们就会围在你周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一大群中国人围观的中心。这些中国人嘴里吃着非常可怕的东西，身上长满了 寄生虫，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臭气……你遇到的行人对你没有一点友好的表示，孩子们冲着你大喊洋鬼子，魔鬼。他们还用其他无法形容的更坏的方式来侮辱你。 有一次，一个外国公使骑着马走在城墙下，有一块砖头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到马身上，只差一点点就砸到这位公使的头。此外，中国孩子能从捉弄洋鬼子的恶作剧中 获得极大的乐趣。他会找来一个巨大的爆竹，然后坐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直至他看到你骑着马远远地走过来。这时他就飞也似的跑出来，用一根火柴棒将爆竹的纸捻 点着。之后，他就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的发展。一般来说，他都可以做到让爆竹刚好在你的坐骑的鼻子底下爆炸。他们的这种早熟真是一种罪恶。如果你能 够不摔下马来，并在你不想去的方向上狂奔了大约一英里之后停下来，他会认为他的实验仅仅取得了小小的成功。而如果你折断了脖子，立毙在马路中央，这将给他 和他的家庭与邻居带来无上的荣光。” 问题是这种大义，姿式不好看－外国人凭此断定咱特野蛮，效果也很不好－容易引来外辱。比如巴麦尊外相，认为英国政府就是英国国民在全世界的保护人，他指示 德庇时：跟中国人交往，不能采用卑下的口气，否则他们就不把咱英国人当同等人。中国当局若不愿行使他们的权力来处罚和制止类似的辱英暴行，那么我们将不得 不自行处理。跟中国人交涉，道义的手法不行，那就必需动用武力，必需让他们看清楚咱使用武力的决心。 德庇时本来觉得，治安是中国方面的事，不应由英国政府亲自出面，但是现在也只好执行上级指示了。他给耆英发出照会：阁下如不纠正这些事件，那么我负责任地 告诉你，你将造成中国人民的灾祸。 这算是给耆英最后一次机会吧。问题是耆英对广州的民夷冲突无能为力，回了一个支吾其辞的照会。德庇时认为，不动手不行了。
1847年4月1日至4月3日，900英军用36小时的时间进攻并占据了虎门、珠江的主要炮台，把所有的栅门拆除，把所有的火药炸毁，把所有的炮眼给堵上 了。
也不知广州的爱国贼们都干啥去了，德庇时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从炮台一直行进到广州商馆，并声言要亲往佛山泄忿。这个时候，耆英出场了， 他扮演的角色，类似后来的李鸿章大人。一句话，他得给爱国贼们擦屁股了。谈判桌上，德庇时提出惩凶、租地、进城等七项条件。耆英回说：除了进城，其它六项 都好说。德庇时回说：不好说，俺就要攻城了。耆英无奈，只好与德庇时签约：以1847年4月6日为期，两年之后，为英国官民进粤城之时。此约为道光所批 准，于是，德庇时在职期间，英国人获得了1849年4月6日进入广州城的权利。
英国人获得了权利，耆英则获得了臭名声。在他签约之前，广州百姓就掂着石头与广州商馆前的英兵冲突上了，待耆英一签约，他们就把石头对向了耆英。有小广告 云：“选定弓箭手，埋伏射耆英；破了黄烟筒，自后不劳兵。” 黄烟筒乃广东巡抚黄恩彤。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40年任江南盐巡道，后迁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期间参与 《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功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年2月任广东巡抚，一直协助耆英在广州搞夷务。搞多了，就成了 明白人，关于广州的民夷冲突，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三点：
第一点，广州民夷犹冰炭，相爱而相忌。现在广州富甲诸省，关键就是通商通夷。别说我绝关闭市了，就是夷商突然全撤了，羊城若干万人就会马上失去生计。现在 他们所争的，就是个贸易旧例而已。上海等地开口以来，待夷颇宽，夷转觉粤人相待之薄。粤官欲执新章，粤民转怪待夷人过厚。粤官夹在中间不好办哪。千回百 折，搞得人心力俱疲！
第二，粤人根本不是真的与夷为仇。夷来中国贸易，一切皆仰给于内民。如果众心坚一，既不与之交易，又不给其打工，不出三天，不烦一兵，夷人已坐困矣。
第三，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晓事体、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 伎俩，早为夷人窥破－说起来雄兵百万，实际却是个乌有先生，没任何益处。
不得不承认，黄恩彤也是清国当时难得清醒者，他反对反入城。问题是他这明白只能处于背后发牢骚的地步，不能说给皇上听。何况此时已经罢兵息战，雨过忘雷， 好了伤疤忘了痛，“剿夷派”有所抬头，道光帝因为《南京条约》对天朝尊严的伤害耿耿于怀，加上广东反入城斗争的气势导致他认为民心可用，对黄恩彤这样的 “抚夷派”开始不满，1847年1月借故将黄恩彤的巡抚之职革去，连降三级，以六品顶戴留粤委差，于是，黄恩彤就跟耆英一块儿臭了。
说句老实话，清国的“抚夷派”是出力不讨好。“剿夷派”高叫着打打打，打又打不过，在前头只管捅漏子、屙裤子。“抚夷派”嘀咕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能打 非得打，在后头给剿夷派补窟窿擦屁股。前者屙得痛快不说，还能屙出个青史留名；后者擦得不爽不说，最后却给自己擦个遗臭万年。也不知中国的历史咋搞的，思 维竟然如此的简单－主战就叫爱国，主和就叫卖国！似乎不明白，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顶多是策略不同，而目标与立场却永远一样：第一， 吃皇上的饭，给皇上干，皇上叫和咱就和，皇上叫战咱就战；第二，维持现任政府的稳定，保持现任政府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自己的官位才能稳定，官俸才能维 持！
抚夷派当然也不傻，也知道自己出力不讨好，不如站一边学爱国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耆英的心腹－另一个抚夷助手、已革盐运使赵长龄给耆英出主意了：别 在广州做钦差了，中外这架势，咱招架不住，运动一下，内调吧。两年期一到，咱已置身事外了。 耆英一听，对头，这地方儿不好呆，咱为什么不离开呢？运动谁不会啊，天朝大吏的基本功。
运动的当口，广州民夷还在冲突中。耆英这次老实多了，对于冲突处理得很及时。问题是，他越及时，越是加深广州人民对外夷的仇恨，并减损他本人维持治安的力 量。甚至，他越处理，广州民众越给他找事儿。1847年12月，冲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六个英国人前往黄竹歧散步打雀，遭遇村民拦阻，双方发生冲突。中 国村民死一人，伤一人，六个英国人全部被杀，大部分尸体被切成了碎块。耆英审判结果，当天斩掉四人，另有十一人从斩首到流放呈报给了刑部，等候刑部最后确 定。
此事过后，耆英的内调活动终于成功。1848年2月他被道光召回了北京。干了这么长时间的夷务，总算安全着陆了，躲离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新 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黄烟筒则仍被两人留用。问题是黄烟筒也想躲开了。一者是黄烟筒与这两个二百五上级的夷务理念不同；二则，黄 烟筒早就不想干了，适逢其兄病故，遂以侍养双亲为借口，告退回家了。时间是1849年3月。这是大清恶制下劣币驱逐良币的又一例子。如此体制下，大清能有 好吗？
（三）徐广缙与文翰：两个人比赛大话，但是都没大过巴麦尊
徐广缙任上，遇到了英方要求入城的第三位人物：新任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
1848年3月，文翰到职。几次照会徐广缙，请中国方面派员前往香港商讨明年4月6日的进城事宜。徐广缙回复说：知道耆英为什么跟你们相约两年后进城吗？ 那是他知道，英人一进城就乱套了，所以，所谓的两年之期，都是他的权宜之计，逗你玩呢。现在的广州民情依然一如既往，没法进啊。
徐广缙这么说，也是实话实说。他在广州呆一年了，对于广州的民情及耆英的狼狈离任胸中了然，该怎么做，他心里有数。他告诉文翰：通商才是本意，进城之事纯 属无益。文翰给外相巴麦尊写信，告诉他：现在进城不安全，除非派部队占领广州一段时间，否则广州人民不会服劲儿。而且这样做的代价会使中英贸易暂时停顿。 他还提出一建议：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北上，谈判无效的话，就封锁天津和镇江，对清政府施压。在等待巴麦尊回信的当口，他继续与徐广缙周旋。1849年 2月，两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徐广缙说：百姓反对进城。文翰说：那好，我可以派兵帮助你们弹压百姓；还有，这事儿我还可以派兵船跑到天津，询问你们的京师大 臣去，或者，开进长江阻运截漕，你看着办吧。
徐广缙一看文翰来硬的，就有些怯了，他怕学了林则徐，在广州激起事端，英军沿海北上，那他就成了启衅之罪魁了。于是他答应文翰：进城的事，他可以代奏皇 上，遍贴誊黄，以践前约。文翰说：问皇上可以，但是1849年4月1日之前，他要看到皇上的批复。
徐广缙只好矛盾上交了，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请皇上“指授机宜”吧。 3月25日，他接到了皇上的机宜：不妨酌量日期，允英使“入城一游”，不过，只准英人暂入，不许常住。 问题是，徐广缙这个时候又不打算接受皇上的机宜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听说英夷真的要进城了，广州绅民纷纷动作起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团练、乡勇，城内 城外组织起了十万人马，捐款也凑集了数十万两。徐广缙一看这阵势，自我忖度：英国必不敢进城了。于是他选择了站在民情这一边，并且希望通过广州反入城领袖 之一、在籍绅士许祥光而操纵这股民间力量。3月27日他再次给道光上折，说：看样子，英人进城万不可行。如果咱们拒绝他们入城，不见得边衅立开，但是同意 他们入城，国内倒会立起兵端的，因为民情汹涌。他的合作伙伴叶名琛说得更明白：边衅虽然可虑，但是民变更为可虑啊！至于英船扬言北上，则可能是假的，拿大 话吓人罢了。
恭喜两位父母官，他们蒙对了。这时的英方，真的没有北上的意思，文翰真的在拿大话吓人，因为欧洲的1848大革命尚未结束，英国在印度侵吞旁遮普省，远东 兵力有限，腾不出手来对中国动武，所以巴麦尊指示文翰：广州不能动武，更不能带兵北上。在适当护送下，进城拜会中方官员，签订一个协议即可。
文翰绝对想不到，还有比他更大话的，这就是他的对手，中国钦差徐广缙。鉴于文翰所说的4月1需看到中国皇帝批复的日期来临了，而他3月27日的奏折离到京 还远呢，更别提拿到皇帝新批复了，于是他在愚人节这一天，跟文翰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当然更是拿自己的人头开玩笑，他说自己在3月31日接到了皇帝的批 复，旨中云：“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 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起事，扰我居民。外国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 钦此！” 茅海建先生经过一番考证与推论，对此下结论说：“徐广缙4月1日照会中所引上谕，确实不是出自圣裁，而是私自伪造的”。 只不过徐广缙运气好，手脚也好，做了诸多弥缝工作，既蒙过了道光，还蒙过了文翰。道光就不说了，反正难免被臣下蒙，可笑的是文翰，没想到中国高干也会玩愚 人节游戏，所以他通过外国在华报纸《中国丛报》通告英商：目前的情形下不要盲目进城。同时递交照会质问徐广缙：“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 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 他要求偕同新任驻广州领事包令前来总督衙门会谈。徐广缙拒绝了，只同意在城外会谈。文翰觉得城外会谈丢脸，遂照会徐广缙：前面与耆英所定进城之约，已得皇 上批准，虽没有履行，但必需存候，现在，咱们不再辩论进城之事了。 文翰的意思是，进城之事暂时搁置不议，但徐广缙却理解为，以后再也不辩论进城之事了。与此同时，绅商许祥光和伍崇曜又如此给徐广缙解释《中国丛报》上的通 告：文翰已在新闻纸上遍告各国罢议入城了。夷人举动，无论大小事件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仰且各国通知不能更议。 于是徐广缙兴奋地给道光上奏说：英人以后永不提进城之事啦！
道光一听，心花怒放。表扬自己的钦差说：“所办可嘉之至”，“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干国之良谋，嘉悦之怀，笔难尽述也”。 实在是笔难尽述了，所以道光对一干人等加官封爵：封徐广缙为世袭子爵；叶名琛为世袭男爵；广州将军穆特恩等多人按照军功例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许祥光及候 补郎中伍崇曜各赏三品顶戴，前者以道员随时补缺，后者归部选用。其他文武官员与广东百姓，也得到了道光的大力表扬，并着徐广缙分别保举。皇帝这么一奖赏， 广州官民干得更欢了。督抚在各大庙装模作样地奉献还愿的祭文，广州人民更是开始盖高大的牌楼以资纪念，并刻写一幅“众志成城”的扁额献给了他们的督抚。总 之，广州的反入城，被大清上下当作了一次巨大的胜利，君臣上下，堕入了空前的喜悦之中。
为什么广州人民如此执着地反对英国人入城呢？
茅海建先生剖析说：“今天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历史的结局，已经掌握了比当时人们更多的国际知识，也实在不能找出入城一事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众利益 之间的联系……既然今天的人们尚不能找到反入城的理由，那么，当时尚未看到入城后果的人们，对此自然不可能提出确实可靠的理由。”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广州人民反入城，也没啥明确而具体的理由，顶多是一种笼统的盲目的仇外情绪。
拙著“第一次挨打”剖析说：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英夷在广州经商一直以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广州人民 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三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 中男不尊女不卑、一夫一妻、腥鸡膻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四是，三元里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儿来了。
按马士的解释 ，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行商、行商雇员、通事、买办以及依赖衙门而生活的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 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规费与津贴等名目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
周力女士把反入城定性为：它是一次重新关闭国门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观的惰性延续，是对国际交往中契约制度的本能抵制。 总之，它是落后的、惰性的、违背契约精神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广州人民就是不让外国人入城，爱咋地咋地。英国人呢，也邪门上了，尽管他们知道，进城对他们来讲，根本无关乎商业利益，因为中外贸易集中 在城外的商馆地带。如果广州人民根本不反对他们入城，他们不见得非要入呢。比如上海，“因为中国人并未坚持把外国人排斥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留居在这观 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里，他们经由英国领事获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筑房屋的权利”。 总之，广州的华夷双方就是一种情绪的较量，一方不让入，一方偏要入。傲慢与偏见主导下，双方都把面子问题当作了原则问题。有人欢乐就有人愁，当中方堕入反 入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英方肯定会陷入恼怒中。他们的外相巴麦尊更是勃然大怒，8月18日他写信给文翰，说：“现在他们似乎正在鼓励和激发广州人民对英国 人民的仇恨情绪；但是请他们不要自欺吧－英国政府一向所表示的容忍并不是由于软弱的感觉，而是由于强大力量的闻觉。英国政府深知，如果情势需要，英国军队 可以把整个广州城毁得片瓦不留，使该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惩罚”。
虽然恼怒，但正常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循的。巴麦尊要求文翰向北京当局转呈自己致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耆英的照会。
问题是，跟中国这样的政府打交道，给它递送一个照会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这方面没人接收啊。
巴麦尊的照会先是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递送，但苏松太道麟桂拒绝接收。理由是，只能由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收。
文翰一看不行，只好亲自出面了。到达上海后，说：上海不接照会，我就上天津。上海方面一看不妙，就接了。这一接就接了两份儿。一份儿还是巴麦尊致穆彰阿与 耆英的，一份儿是文翰自己致耆英的。巴麦尊那一份儿吧，比较简单。只说徐广缙在广州的所作所为有碍中英友好，请中方同意英方简派大员上京面议，解决相关事 宜。文翰那一份儿，除了夹附他在广州给徐广缙的照会抄件，另外声明了诸多意思：第一，按照条约，不只两广总督，闽浙、两江总督都可代投外国文书；第二，上 海官员不知条约精神，导致英国照会几个月送不出去，希望中方以后能执行条约邮程，快速传递，免得英国船只又是跑到上海，又是跑到天津的。第三，我的照会与 巴麦尊的照会，是两件公文，请中方各回各的，千万不要混到一块儿回复。第四，我已查过了，上海至北京的书信，来往也就几日之久，所以我就在上海等候了。你 们快点，免得我还得派船北上，甚至亲自北上了。
这个时候，道光已读不到英方的照会了，1850年2月，他就升天了。看到照会的，是他的儿子咸丰。咸丰皇帝看过照会后，下了好几步棋。
第一步：指示两江总督陆建瀛：英夷动不动说来天津，老一套了，吓唬咱呢。他们的照会，咱原可不理的。不过，他们不通过两广总督递书，不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以后动不动向在京各衙门呈递，成何事体？你转告英夷，中国人臣无外交，穆彰阿、耆英无法接信，以后不要妄投，赶紧南返，找两广总督去吧。
第二步，指示两广总督徐广缙：你在广东干得很好，英夷这次来上海投书，说不定有啥反间计呢。我着两江总督劝他们南返。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朕的厚望。
第三步，指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英夷吵吵着说要去天津，我已着陆建瀛劝他们回呢。只是夷性反覆无常，说不定真敢去呢。你布置一下，真去了，劝他们回上海。 并晓谕百姓不必惊扰。
第四步，指示山东巡抚陈庆偕：夷性反常，说不定上登州游奕呢。请布置沿海防务，夷人果真前去，一定要不动声色。
第五步，以穆彰阿名义回复英方照会。为了表示中国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更为了显示中国人臣无外交的传统，穆彰阿名义下的这回复是回给两江总督陆建瀛的。由 陆建瀛看过后再向英方传达。看回复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文翰明明说过，两份照会各回各的，千万不能混到一块儿，但是咸丰还是一锅烩了，且烩得很有趣：之 一，接到贵大臣的信很惊诧啊，入城之事，上年不是说定，早就中止了吗？这事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影响各国贸易。之二，广州人民不让入城，就说政府懦弱不惩 办，这不是知礼的人所能说的话。既然说两国和好，哪能对着人臣子说人政府坏话呢？之三，今后有什么事，别找我，请找广东钦差大臣。条约里只规定，中国办理 夷务大臣可以替夷人代奏文书，可没规定中国大臣有义务给外夷回信的。之四，中国的驿站，是为中国传递文件而设，断无为外国传送文书之理。
咸丰下大棋的当口，文翰另派人跑到天津投信。直录总督讷尔经额汇报说：劝他们南下，他们不听。说，准其进口也要进口，不让进口也要进口。 咸丰一听，比我还牛啊，那就接了吧。跟直隶总督分析说：夷人这是虚张声势呢，且借机寻衅。稍不检点，就会中他们的计。 看咸丰的谕旨，感觉这最高领导不是逻辑思维有问题，就是脑神经有问题。英夷若是虚张声势，当然不用怕英夷，这信咱该不接还不接；若是借机寻衅，当然就不是 虚张声势了。最后这糊涂蛋加神经分裂的皇帝，还是乖乖地命人接了英方的信。等接了信，听说英人也没找其它事，这傻皇上腰杆马上又硬了：看来，除了投信，他 们也没啥计谋嘛。跟他们说，信已送往北京了，着他们回广州等候消息吧。还有，广州进城，本是根据民情，已作罢议了。既已罢议，还饶什么舌？
咸丰正因为文翰投信之事而手忙脚乱的当口，发生两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第一个：兵科给事中曹履泰给皇帝上奏，说：广州夷务，林则徐开的头，徐广缙结的尾，两人皆为英夷所惧怕。林则徐去年请假回老家，今取道江西养疾。现在英夷 顽固不化，还是请江西巡抚速令林则徐上京，令其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皇上就永远没有外患了。
咸丰一听，激动恩。马上给闽浙总督刘韵珂下旨：林则徐回到老家福州没？若回到了，赶紧命他上京；若身体有病，赶紧让他养好，养好后再进京！
这个傻皇上，他把夷人当麻雀，把林则徐当吓鸟的稻草人了。
第二个，文翰呆在上海等候天津投文之际，上海教堂外的高高的十字架遭遇雷击，两江总督陆建瀛马上汇报：天意啊，足可夺奸民之魄解愚民之惑。这都是吾皇敬天 爱民，感天动地的结果啊。咸丰听了，批曰：敬感之余，更感惭愧啊！
臣子敢架天梯，君主就敢哧溜着上，不服不行。
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服了。1850年9月29日，他针对中国交涉一事发表了如下经典语录：“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 到来，……象中国、拉丁美洲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的心肠是狭隘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到八－十年 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肩膀上。”
这段话是茅家琦先生自己翻译出来的，先生客气，把我们通认的“大棒”翻译成了“手杖”。不管棒或杖吧，反正清政府要挨揍了。
就在巴麦尊准备再揍大清一顿的当口，这家伙下台了，继任外相们相继被中近东的紧张局势所吸引，暂时无力东顾，所以，再揍大清一顿的事儿暂时搁置起来。对 此，马士如此总结：“事实上，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酝酿中；过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他的两个美国同道也说：“悲哀的是，《南京条约》仅仅意味着休战，而不是中英两国宿怨的了结。” 总之，大清再挨一次打，那是命中注定的，关键要看打人者什么时候有闲了。
乘英国无闲的当口，我们把镜头转向福州吧。因为它也反入城了，只不过与广州的风味截然不同罢了！
福州故事：曲线爱国惹着了谁？
五口开放之后，除了上海例外，其它口岸中英双方都有冲突。由于广州动静最大，口号最亮，所以一般人的目标都集中在广州。其实，福州的风景也不错，与广州比 较起来，福州的反入城风波似乎更具有中国特色。这与闽浙总督刘韵珂（1843年由浙江巡抚改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布政史徐继畲（1843年担任福建布政使， 1846担任福建巡抚）有关。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哥们儿。1840年由四川布政使接替因定海失守而遭革职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这哥们儿有意思，战争初起时是个响当当的铁杆主战派，上 任浙抚伊始就写折子打小报告说伊里布、耆英等主和派的坏话，同时整军备战、安抚难民，并且由于为官清廉而遭遇任内百姓好评。但是随着浙江一系列战事的失 败，特别是林则徐第二－裕谦的战败身亡彻底改变了他，一下子从铁杆主战派转向了铁杆主和派，于1842年3月上“十可虑”折，告诉皇上打不得了，不能再打 了，再打国内先乱了，攘外必先安内云云。除此之外，他还开始说伊里布的好话，希望皇上重新起用伊里布。等清政府不打了，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刘韵珂 又上了一个“不可不虑”折，还是十条。虽然分析不怎么到位，但对和约签订后政府仍然会麻烦不断的预言则是准确的。总之，刘韵珂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还算 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官员，至少知道打也不是－因为打不过；不打也不是－因为和约签了之后还有麻烦。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 5月，刘韵珂擢升闽浙总督。刘韵珂担任闽浙总督的前一个月，徐继畲由广东按察使迁福建布政使。史无记载，不知道徐继畲在广州几个月的任期内是否与外国人有 过亲密接触，但知他与耆英在广东的谈判副手黄恩彤是同年进士兼好朋友。黄由于参与《南京条约》及其后其它条约的谈判而成为中国主和派的著名代表，名声当然 不怎么样。至于刘韵珂与徐继畲，也是中国主和派的主角儿，特别是当人们认定他俩的政敌一度乃是后人眼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名声就更差了。 民族主义与民族情绪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历史真实的无视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公，这一点到现在咱们还纠正不过来。
可能是由于同属主和派的原因，也可能是性情相投的原因，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的合作很是愉快，典型的你办事我放心－刘韵珂不愿意与外国人打交道，徐继畲又 因懂夷务而被道光下旨负责福建开口事务，这让刘韵珂很省心。刘韵珂当然也知道，他的这位合作伙伴乃是大清大吏里最谦虚务实的官员了。1843年上任伊始， 徐继畲就移驻厦门，边处理外事工作，边悉心探求国际地理与政治。厦门1844年6月开港，在那里，他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ffle）周旋了 几个月。周旋中，受到记里布的中文翻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的深刻影响。按雅裨理所言，徐继畲是他所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刨根究底的人。由于问得太多，雅裨理不得不拿出一本地图集，用一下午的时间 给徐继畲讲解，最后还赠给徐继畲诸多书籍，其中有一本《新约圣经》。令雅裨理略感失望的是，他所希冀的上帝的真理并没有进驻徐继畲之心，相反，后者居然把 《圣经》当地理著作来看了－他拿着《圣经》问雅裨理其中的人名与地名。正是由于这种让清朝一般士大夫感觉屈辱的不耻下问夷人的功夫，一年之后，徐继畲写出 了《瀛环志略》的草稿。五阅寒暑，数十易稿，终于1848年刊行。此书惊世骇俗，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流传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世界的指南并 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黄恩彤以贬低魏源的《海国图志》来赞美此书－“魏默深学博而不精，所著《海国图志》，搜罗也颇费力，但与外国舆图，未能有所依 据，其见于列代正史者，似亦尚有遗漏”。 问题是，昏睡中的中国，容不得早醒的人儿。所以，徐继畲的书，不但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反而因此倍受谤议。特别是他对美国共和政体的介绍，对华盛顿公天下 作为的推崇，对英吉利雄富国力的赞叹，都成了标准的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兹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 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大家谤得也对，因为直到今天，你若写书赞美西方的民主政体与社会福利，还有 人拿白眼翻你，轻者说你有道德问题，重者说你有政治问题。所以，徐继畬理论上睁开了一只眼，实践上，还得走盲道，否则会被踢出局的。事实上最后他还是被踢 出官场了。
处理完厦门开口事宜之后，徐继畬来到了福州，接手福州开口事宜。1846年，道光提拔徐继畲做广西巡抚，刘韵珂竟然不舍得放他走，给道光皇上写折，说福建 开放厦门和福州两处，特别是福州乃省会，断离不开夷务人才。徐继畲做夷务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夷人都偏执，不愿意与福建巡抚郑祖琛打交道。受此折影响，道 光把郑祖琛与徐继畲做了对调，也就是说，郑祖琛做广西巡抚去，徐继畲留下来做福建巡抚。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人家郑祖琛做了手脚，知道夷务是个出力不讨 好的活计，所以运动了一下，才导致这个结果。不过，郑祖琛后来命运也不佳，人算不如天算，他到广西做巡抚，洪秀全一造反，他就因失职被革回老家了。
一般人偏向于认为，刘韵珂与徐继畲在福州，那是妥协投降，大长夷人志气，专灭人民威风的。其实，大家误解两人了。两人很爱国，只不过，刘韵珂这种在战场上 与夷人近身较量过且败得很惨的现实主义者与徐继畲这种比林则徐眼睛睁得更开的早期觉醒者知道口头爱国不行罢了，他们采取的，是曲线爱国的方式。
刘韵珂与徐继畲的曲线爱国，得归功于郦永庆先生的平反工作。郦先生在清宫档案里发现了刘韵珂1845年给道光所上奏折中夹附的一个留中密片。由于清政府的 公文邸抄制度，使得雍正皇帝始创的密折制度早已无密可保，洋人可以很轻松地得到这些内部参考消息。所以，有时候为了保密，臣子们就要求皇帝对自己的折片留 中不发，于是折片内容就只有上奏者与皇帝本人知道了。夷人无由得知，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也无由得知。那么，密片中都说些什么呢？
福州是福建省会，开放给夷人，乃是道光的一块心病。不同意吧，一是怕夷人翻脸，咱打不过人家；二是怕夷人拿天津换福州，夷人早有这个意思了。两害相较取其 轻，只好忍痛割爱了。刘韵珂聪明玲珑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密片中告诉皇上，他和徐继畲可以把福州弄成仅仅名义上的开港。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
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之后我们还要看到他的大儿子，英方翻译李泰国出场，儿子比父亲，可谓是青出蓝而胜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期，对着中国谈判代表拍胡子瞪眼的；战争结束后，当上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来居然还想当中国的海军大臣，没弄成）到任，意味着福州的正式对外开放。这老 头，比他儿子温柔多情。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这老实人甚至放弃在领事馆悬挂国旗的国际惯例，即使悬挂，也挂得七下八下。在外国人眼里，挂得象治丧的半旗 似的。 问题是，老李同志纯粹自作多情，福州当地官民并不领他的情。福州是由满洲人驻防的，他们对于强加给自家朝廷的条约表示愤怒；总督刘韵珂虽是汉人，但汉人对 外夷的敌视绝对不弱于满洲人，甚至更甚，至少不弱于当年他们对入主中原的满族人的敌视。何况刘总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是外国人的死敌呢？只不过，由于 深刻明白政府不是英国的对手，他把这敌视搞成地下活动罢了。
在多情的李太郭上任前，刘韵珂就与徐继畬密谋，提前做了手脚：第一，英商来福州做生意，不外是贩茶。英商看中的是武夷山的茶叶，刘、徐二人便派兵役在福州 与武夷山的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英商不能直接进入内地收茶，中国茶商又惹不起卡道上的瘟神税官，只好改道广东。这样英商在福州干脆采购不上茶叶了。第二， 英商到福州销货，刘、徐二人便劝导城内商贾不要与英商做买卖。同时表面上却仍对夷人“待以德意，使其冥然不觉”。
地下活动的灵感，估计不是刘与徐的原创。在黄恩彤的《知止堂集》中，有一封福州、厦门贸易初开时他写给刘韵珂的信。在这封信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黄恩彤看了刘韵珂所制定的厦门开口条约，感觉不错，给刘提建议说：夷目记里布种种诈虞，直同无赖。但是李太郭是所有夷目中最为安静一个人，在广东很 老实，循分守法，并不妄为，如果能让他移住厦门，可期省事。
第二，黄恩彤告诉刘韵珂：厦门贸易初开，只能给夷人来虚的，不要来实的。夷商就为了一个财字，他们要厦门，就是为了距武夷山的茶近。如果茶贩子都从广东跑 到厦门了，那就太麻烦了。如果能弄得商贩稀少，销路滞狭，夷人无利可图，那么就粤者多，就闽者少，刘大人就省心多了！
从第二个信息中我们可以推断，刘、徐的这种地下搞法，灵感很可能来自于黄恩彤。不管谁的馊主意吧，反正这些传统观念中的投降派，并没有傻乎乎的一味投降卖 国（中国民族情绪畸形的情况下，想认真执行中外条约的都叫投降卖国），相反，他们曲线爱国呢，这种曲线爱国比天朝流行的那种逗人玩的爱国秀要深沉多了，且 效果很好（所谓的效果仅是站在民族仇外情绪方面，无关乎理性与国际规则）。据刘韵珂密片中说，最先摸到福州的是一艘美国船，停在港口一个月都没人与之交 易，无奈只好减价。减价也没人与之交易（当地商人谁敢冒着汉奸的嫌疑与得罪父母官的风险与夷人交易啊），刘为了让夷人赶紧离开，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 离开的盘费。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算计的结果，从1844年开港到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至于1846年到1847年，居然没有一艘夷 船再到福州做生意，愣是创造了福州名开实未开的奇迹。对此他洋洋自得，在密片中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 实逼处此。”
外国佬太傻，不知道刘、徐两位大人，特别是与他们一直打交道的诚恳好学的徐大人会如此作鬼，福州生意打不开，他们甚至想到以其它地方换福州了。以现代化的 语境看，两大人这样爱国，咋也够格被称作爱国贼了。因为福州的这种不开放，给政府赢回的是面子与意气，给百姓赢回的则只能是生计的潦倒与挣扎－喘不过来气 了。但是他们的这种玩法，深得道光的赏识：明的咱玩不过夷人，玩阴的总行吧？韵刘
问题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他们玩得太阴了，就象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似的，上级线人一死，他们就说不清道不明了。总之，当时的诸多爱国人士包括1850年 2月继位的咸丰皇帝不知就里，反而把他俩当作了投降派。现在的学人也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这回事，继续骂他俩是汉奸。现实与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道，没办 法，谁让你没有正面表演爱国秀来着？谁让你们的政敌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来着？
李太郭上任后，要在福州设立领事馆，刘韵珂与徐继畲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徐继畲告诉李太郭，“城 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而“英人前来通商，自应在城外居住”。 他把李太郭引到了城外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城南港区南台。刘、徐二人给道光皇上联合上奏，折子里明说：“查江南原议和约，虽载有英国领事官住在广州、福州 等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等语，惟并未注明城内”。折子中夹带的留中密片却说：“查核原议和约，载有领事住居城邑之语，原指城内而言，该夷所请本非违约妄 求。”
李太郭虽然是个博物学家，但是面对刘、徐的阴招，居然也没啥发现。四个月之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J.Davis)到福州访问，发现他们的领事“被 安置在城外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里”， 对此他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德庇时拒绝在领事馆接见中国官员的拜访，要求他们到自己的巡洋舰上会晤。他向中方建议，让他们的领事去城内租住白塔寺。刘、徐一 听，表面上同意，暗中却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官绅没有配合好，所以，四个月的纠缠后，1845年2月，李太郭取得了成功，在城内乌石山积翠寺 租到了房屋。据说这房屋“高大而通气，宽畅而堂皇”。不过这种成功是相对的，领事住了城内是不错，但是别指望福州人民把您当人看：“住在这里领事馆的人， 实际上是些囚犯，他们如果不冒着被推挤和侮辱的危险就不能离开屋子”。 德庇时给刘韵珂写信指明了福州人民的这种不友好，刘总督老老实实的回复说：确实如此。以后再出门，申请我方派兵陪同吧。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个办法，外国人自 由惯了，不习惯这种软禁般的生活方式，中国方面也没有此等快速方便的出警热情与能力。于是，领事馆里的英人，出个门也不容易。翻译巴夏礼在城内散步的时 候，老百姓边往他身上投石头子儿边大骂。在中国内部，也就是跟人通奸的女人才有此等待遇吧。
虽然既挨石头子儿又挨骂，混得象个中国奸妇；但从权利方面说，英国领事总算进驻福州城了。不过，自作聪明的刘韵珂还多玩了一手，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 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不管城内城外，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
事情到此，刘韵珂玩得还算不错。一是成功把英商拦在了城外，只让英领事馆进入了城内；二是，不管城内城外，夷人无权私租，得地方官用印批准。按条约，至少 第二条是不符合条约精神的，因为条约规定了，华夷之间可按市场行情自行租屋，一方不得勒索租价一方不得强租而已。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他自作聪明订的这 第二条，纯粹是拿起绳子套自己的脖子。
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林则徐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缺少有声望的人领导 云云。他说错了，对于清朝官员来讲，声望只能靠站一边说闲话挣得，比如后来的清流派；一干实事，有声望也得赔了这声望。比如曾国藩处理教案，处理来处理 去，结果就是把自己的一世清名给处理没了。
1849年10月，林则徐因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回家后，得知道光皇上于1850年2月25日 驾崩，林则徐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并且化悲痛为力量，带病投入到了家乡的爱国斗争中。因为这时的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代理领事金 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不管租房者是不是领事，也不管按总督的规定这些夷人是否能住城内，不由分说 就在租约上给人家盖印了。真是个傻县官啊，把刘总督那绳子先套自己脖子上，后来他因此丢了官职不说，还连带着影响刘、徐两位大人也丢了官职。
侯官县令兴廉稀里糊涂的一个印，引起了林则徐的动作。他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兴廉，并缮写公启责兴廉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十万人 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天朝特色的恐怖主义，金执尔两次跑到 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刘韵珂此时在外阅伍），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决定慢慢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并嘱百姓不得找医生温 敦就医，工匠不得应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同时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发生事故。林则徐呢，联合士绅 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想提前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但是徐继畲吃不消。作为福建巡抚， 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 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他煽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及自己的朋党圈子出手，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 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出手了。
第一个出手的是孙铭恩。这位手下还算留情，矛头没有直指刘、徐二位，而是指向了兴廉，指责他不该私把神光寺租给夷人，何况这寺是县里生童读书的地方，生童 反对（也不知反对的根据何在，按条约，租房仅是房屋所有人与租房人之间的事儿，跟生童们是没有干系的）。生童一反对，地方官居然派兵保护夷人入住，强民从 夷，是何肺腑？（矛头已暗暗指向刘、徐了，他们是地方督抚嘛，而且两人的道德居心与政治态度都值得怀疑了）还有，那租房的夷人，是个传邪教的，诬民惑众， 事关非浅啊，请皇上责地方督抚严办。
1850年8月25日，咸丰看到了孙铭恩的状纸。批曰：刘、徐好好查办，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
没有不透风的墙，刘、徐二人贵为督抚，朝内肯定也有自己的人和线。总之，没待咸丰的批示下来，他们的解答已递到咸丰案头了，时间是9月1日，有关神光寺一 事，解答如下：夷官原先曾租过神光寺放行李，兴廉不知这次租屋的是传教之人，误以为是一回事儿呢，所以就给盖印了。现在因此把他撤掉，他倒轻松了，置身事 外，而且夷人还可能因此而轻视我们，所以就先让兴廉干着吧。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只能从缓设法，劝夷人自行搬到城外。书院生童绅士遍贴告文，纯是文人吓唬 之词，非为有益，实恐有损。夷人两次到我衙门请求保护，我只好派兵前往弹压，以防匪徒乘机启衅。
刘、徐的解答，算是侧面摆平了第一个告状者。三天之后，也就是9月4日，第二份状纸来到了咸丰案头。这次是林祖扬出手了，这家伙比第一个狠了一些（林则徐 当年南下禁烟时在致好友龚自珍的信中称此人是“敝本家”），在奏折中说：夷官住于城内，人心就够恐惶了；现在又住进两个夷人，全乱套了。臣老家就是福建 的，接家书得知，夷人在福州狂得很。还得知，林则徐与徐继畲交涉过，林的意思是，学广州，坚决不让夷人入城。徐的意思是，福州不比广州，民气民心不行…… 夷人没有逞志于粤，必思逞志于闽，福州官民不和，不是个事儿啊，还有，夷人这么猖獗，全是由于汉奸忽悠的。徐巡抚信里，置汉奸于不问，还照顾他们……福州 为省会之地，让夷人去里面居住念经，于国体人心大有干系啊！
咸丰看过后马上下旨给刘韵珂与徐继畬：对外固然要镇静，但攘外必先安内，不能对外过于迁就，以致丧失民心。闽粤之民，都是吾赤子，尔等督抚要固结民心，民 夷稍有不安，惟尔等是问。对于那个兴廉，立即对他严行查办，不得回护！
还是那套路数，咸丰批示尚未传到福州，第三个告状的就出手了－何冦英。这家伙也是福建籍官员。三个告状者之中，最狠的就是这位了。9月6日，咸丰看到了他 的奏折，矛头直接对准徐继畬，说他面对夷人一味畏葸。可谓是偏袒夷人护汉奸，不理士绅丧民心，不知是何居心？
俗话说，三人成虎。言官接而连三的奏坏话，咸丰马上怀疑徐继畬是英方派来卧底的奸细，着刘韵珂好好查查。
至于刘与徐，自孙铭恩第一状之后，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解释。9月8日，咸丰看到了他俩的第二次解释，说：制夷必先服夷，息事而不生事。夷人入住神光寺，士 绅们缮写公启，责令夷人搬出，双方不无猜疑。所以现在只能从缓设法。寺里住的俩夷人，一个行医，一个传教。行医的想搬出，传教的想住下去，俩人起了矛盾， 看样子，他们也处不长了。目前的福州、厦门，民夷比较安静，所以我们要镇定，不能张皇，不给夷人起衅的借口。
10月30日，咸丰看到了刘与徐的第三次解释，这一次，是对以上诸多状纸的综合的正面的回答。徐继畬跟外国人学来的地理知识、刘韵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 实战体会都被派上了用场。他们在奏折中给咸丰分析说：其一，英国离咱六七万里，咱不能深入虎穴荡平他们。咱们将夷人前来之船焚毁几只，他们也不会扬帆远遁 的。其二，中国海岸线长达七千余里，除荒僻海口外，其火炮能及者，府州城县码头不下数十百处，夷人处处可攻，我不能处处设防；夷人时时可到，我不能昼谍夜 探预先确知；夷舟我岸，我兵勇血肉之躯与夷人巨艇相争拒，很难不被夷人的炮火所击溃。其三，夷人以贸易为生，咱断了其贸易，相当于给婴儿断奶，他们肯定不 依不饶。皇上说粤东制夷有把握，我们也知道，徐广缙这人能干。但是夷人不是去上海就是去天津投诉，他们的老伎俩就是截断长江的漕运。听说长江海口炮台工程 已大修完善，但是江口宽阔，若说夷船进入不得，我等窃不以为然啊。其四，现在的英夷，与倭寇不同。不独偏僻海口他们不去烧杀抢夺，就是贸易繁华之地，不足 以牵制全局者，他们也不无端前去攻扰的。现在人家没有举动，我们却事涉张皇，调兵募勇的，这不是引夷人与我们为敌吗？其五，关于当前的仇外情绪，刘、徐认 为，现在的言官因言路畅通而不负责任的乱说，为此两人总结如下：“论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讲韬略者，或不少剿袭之论；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偾事 者，或欲再贾其忠勇”。最后他们忠告咸丰：皇上圣明，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迷惑，乱了安危之计，则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奏折中，刘韵珂夹附了四个折片。
第一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件，关于夷人入住神光寺一事，租期是六个月。到期后，想法让他们搬出；而且已暗里向民人规定，百姓不得赴寺里听经 就医；工匠也不得受雇为英夷修缮漏雨的房屋。等夷人住得没意思了，自行搬到城外，咱就没事了。第二件，福建民人性情浮嚣，喜造谣。开口之后，夷人进城，民 人传夷人带炮入城，经我晓谕，谣言已息。问题是今年谣言重出，都是绅士们传的。夷人抬箱进城，他们传说是大炮；甚至传说夷人收买万人坑内的死尸，两千钱一 具，用来制火药，其毒异常云云。原来的谣言重起，以后的谣言难保不更出奇呢。最后，刘韵珂不点名的批评了林则徐，说：该绅士等忠愤所积，只以令人钦重，但 是以目前之小计，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实计。
第二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如果与夷人开战，福建不敌。他举例说：上回英夷犯顺（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厦门半天就失陷了；福州的地理天险远不如镇 江，而镇江在上回英夷犯顺中，照样失事了。现在，厦门是华夷杂处，福州城内有十来个夷人。两下里本来没事，如果我们调兵募勇备战备荒的话，那么，首先张皇 之地，必为首先纷扰之地，防夷倒成了招夷，未免失计。
第三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五件事。第一件，他重点谈了自己与林则徐等士绅的异同之处：都想把夷人撵出城去，双方目的是相同的；但是态度不同－一方急，一 方缓。更重要的是，手法也不同－一方是直线爱国，要求调兵募勇，与夷人明着干；一方是曲线爱国，要求阴图之。至于团练水勇，刘韵珂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举第 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例子：各省调兵募勇十余万，花钱不可计数，但是并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第二件，有关夷人张狂贴帖之事，他访查过了，夷人并没干过，可能 是汉奸干的。第三件，为夷人做事的汉奸自是不少，也很可恨，但是条约里规定对他们免罪，咱就不能明着驱逐。第四件，有关夷人传教之事，条约里明文规定开禁 了，五口也都奉旨张挂了。第五件，有些人参奏我等，但是却不看条约案卷。我身任封疆，办理夷务七八年了，幸得无事，无非是内安民心，外察夷情，哪敢偏袒苟 且啊。
第四个折片，刘韵珂主要谈了一件事：英夷嫌福州贸易亏本，希望用福州换台湾。我已派手下密为布置了，一定不能让英夷得逞。
对于刘韵珂的一折四片，咸丰回复如下：神光寺的夷人要让他们搬出，而且不能出现事端，否则惟该督是问；候官县令兴廉盖印准租，革职；夷人想台湾换福州，不 可！
理论上，刘、徐是对的；实践上，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刘徐、还是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脑子迟钝，连后事之明都不具备。当时的君臣们不理解刘、徐也就罢 了，问题是现在还有人扭不过弯来，依旧瞪着一双忠奸眼，把林则徐当作忠勇爱国之忠臣，把刘、徐当作投降卖国之奸吏。事实上，大家都是大清这条破船上的大 副，都在防止这条破船的沉没，都挺忠的！
对于言官的弹劾，当时的刘、徐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问题是林则徐乃革命元老且受到了对外持强硬之态的新皇上的宠爱，徐继畬在官场上出道不久， 涉水不深，还背个主和派的名声，当然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 至于刘韵珂，更是气得不行，上面所摘他与徐继畬的一折四片，即是取于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不知什么原因，夷务始末把他们俩的折片删减得七零八落。难不成是 为了掩饰刘、徐二人与林则徐党人间的明争暗斗，或者是为了掩饰咸丰皇上的办理不善？因为这筹办夷务始末是在同治年间整理成书的。这个时候，咸丰夷务办理不 善导致英法联军进北京，自己被气死，已是妇孺皆知了。删去这些，既可以掩饰咸丰的糊涂，更可以遮盖刘、徐两位的先见之明。幸亏，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集里可以找到这些折片的未删节版，我们可以看到刘徐两人大量气哄哄的话语：
第一，我们在福州管理夷务七年了，福州士民向来不问夷事。现在神光寺一事，不特城内居民不过问，就是书院生童也不过是瞎叫唤，闻声应和罢了。就在籍的两三 个绅士倡议罢了。但是夷人什么时候怕过绅士？
第二，说什么夷人购卖万人坑里的尸虫，用制火药什么的。此事过于怪异，我们详细查问过了，原来是咱的民人有患吐血之症者，用偏方治病，给寺僧两千钱，托其 在万人坑附近寻找死尸蛆虫，然后烧灰调服……此事与夷人一点关系没有！
第三，该绅士等捐资募勇，约好有事方给口粮。一帮子水勇为了早些挣上口粮，惟恐天下不乱，日日造谣生事，希望立即开工被雇。该绅士等本是义举，但是愿做水 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对于夷事，净是幸灾乐祸！
第四，他们说夷人在福州恃强构衅。神光寺就住了俩夷人，且住了一个漏雨的屋子，毫无动静饶舌之事，我们不知其恃强构衅者何在？
第五，他们说我徐继畬庇护汉奸，徐继畬再笨蛋，也不屑于为此吧？
第六，宁波、上海的夷人都住进了城内，况且是按和约规定入的城，没听说浙江、江苏因此被责办理不善的，为何独说我们办理不善？
第七，我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以后难保不会拿比寻尸觅尸虫更怪异的谣言忽悠皇上 的……反正我们还有天良，不是木偶，不敢因小事而肇大衅，坚定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
林则徐利用乡党搞小动作背后整人，刘、徐二人当然要气哄哄。就夷务本身来讲，刘韵珂与徐继畲当然也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 后和低级的”。 那倒是，《南京条约》早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 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比如林则徐的同宗老乡林昌彝，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射鹰楼”，以“鹰”字暗示“英” 字。并写有《射鹰楼诗话》若干卷，绘有《射鹰驱狼图》一幅。这种阿Q作派很有趣，它让我想起了中国乡下孩子王二蛋受了王大蛋欺负后所能采取的那种动作－在 没人注意的当口，在一面土墙上写下“王大蛋不是人，王大蛋不得好死”之类的标语，至于掏出自己的小家伙在人家院门口撒泡尿也是有的。
没想到，林昌彝的这种Q式的爱国作派竟赢得了林则徐的赏识。说它的《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伤心人别有怀抱也”。看来所谓的伤心人别有怀抱，就是王 二蛋式的“不得好死”之类的诅咒。除此之外，林则徐还夸林昌彝有“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就差时机了，并祝他成为范文正、王文成那样的人物，则 “吾宗之光，亦吾闽之福也。” 估计是时机永远未到吧，反正这林二蛋后来有什么作为，哪怕就是象林则徐那样中了举，做了天朝大吏，都没有听说，更别提做范仲淹、王阳明那样的人物了！
王庆成先生为林则徐辩护，认为他“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 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要说不合乎，他俩的对策顶多不合乎咸丰皇上当时的反应罢了。因为徐与刘的倒霉，其背后原 因乃是最高领导的换届。道光在1849年表扬徐广缙和叶名琛反入城胜利的上谕中发过如此牢骚：夷务十年了，驭夷之法，刚柔不得其平啊。 一句话，硬也不是，软也不是，广州反入城斗争虽然让他认定为小屈后的大伸，但实质上他还是走的软路。面对南京南约造成的局势，顶多是个愤恨莫名，而且一年 之后，他就死了。他儿子咸丰年轻气盛，不想跟着软下去，端的是愤恨有名：中央大员方面，拿穆彰阿与耆英开了刀，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谕，把两个主和 派骂了个狗血喷头，老穆被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回家候补。地方大吏方面，对刘与徐的曲线爱国策略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理解兼看不惯。 林则徐的老乡何冠英，还在接二连三的上奏，一会儿说福州有俩孩子被夷人开枪打死了，一会儿要求皇上另派大员来前福州查办。咸丰顺势跟在其后发谕责问刘韵珂 和徐继畲。对于天朝风向的变化，英国驻上华领事阿礼国在1852年向驻华公使文翰汇报说：“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 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而他自己也承认的。他那年轻的继位人不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向不同政策的征象”。
春江水冷鸭先知，刘韵珂何等精明，看出风向不对，遂于1850年底向皇上请病假，咸丰顺水推舟准了，刘韵珂从此在家闲居写字。徐继畲不想自动辞职，混个巡 抚容易呢？我们老家的马丕瑶，同治年间的进士，最后也就是做到了广东巡抚。其它不说，我们安阳县一中就曾在马氏庄园里开办多年。马氏庄园占地20000多 平方米，亭台楼阁有300多间。这还是百官楷模大清官的家园呢，那要是贪官呢？总之，巡抚一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谁舍得丢啊。所以徐继畲就一直挺着，俺 就是不引咎辞职。
挺到了1851年8月，咸丰还是把他革职了，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再挺到1852年，终于挺不住一帮爱国人物的弹劾，彻底落职归里，到山西平遥的超山学院 当山长去了。至于神光寺事件，于1850年底至1851年初两个夷人先后搬出而宣告结束。问题是两个夷人并没有搬往城外，仅是在城内换了一个地方，在金执 尔所租住的道山观住了下来（离乌石山积翠寺的英领事馆不远）。所以，神光寺事件，也没取得什么重大胜利。最重大的胜利不外是劣币再次驱逐良币－刘韵珂、徐 继畬，两个能干务实的比较清醒些的大吏都回老家了。
天朝前途堪忧－道路是平坦的，前途却是黑暗的！
第二章 科举举出个造反派，修约修出了战争派
洪秀全高考落榜，反了
就在广州反入城最热闹的时候，广西也反了。只不过，反的对象不一样。广州是中国人民反外国人入城，广西是广东一个农民带领中国人民反大清政府。
这个广东农民，名叫洪秀全。洪秀全，1814年生，广东花县客家人。所谓的客家人，乃是散居在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的外来移民，由于是外来的，所以被本 地人称作客家。客家后来居下，一般分布在山区，占有土地资源不够，生活条件当然艰苦。宗法组织与地域观念的影响，导致他们常受本地人歧视与排斥，于是双方 经常械斗，养成了好勇斗狠的个性特征。
按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论，洪秀全家算是中农。贫农就不说了，洪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中农，好歹还能维持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所以，洪秀全七岁 的时候就上学了。据说“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其业师及家族 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从小就被身旁的人捧成神童了，认为他“显父母，光宗族”是迟早的事。坏就坏在这里，因为人造神童容易造出 悲剧来。1828年，14岁的秀全到广州应考秀才，落榜。落榜之后，老爹没让他复读，直接让他当农民了。18岁，秀全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边教学，边参加 高考。从1828年到1843年，秀全参加四次高考，四次落榜。卖瓜的，太伤人自尊了，快到而立之年了，一个破秀才还考不上。清政府那时候不兴扩招，所 以，象秀全这样的士子，容易出现两个偏差：一，终身参加高考，一不小心，中了，导致神经分裂，比如范进。二，数次高考，数次失利，也导致神经分裂。洪秀全 属于后者。容闳在自己的《西学东渐记》中谓之为神经病：“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
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应试时，得到了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梁阿发印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小册子来之不易，当时大清没有出版自由，没有言 论自由，也没有信教自由。1815年广东华侨梁阿发同志被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等传教士招聘为印刷工人，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此成为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第一人，只不过由于是民间人士，咱 现在的史书故意忽略人家罢了。范文澜先生把林则徐奉作近代中国睁眼第一人，也不知哪来的根据。因为按时间，梁阿发在林则徐之前；按程度，梁阿发是全睁，林 则徐顶多算是半睁。梁阿发睁眼的标志有：中国第一位传教士、中国第一位民间报人和中国第一位中西合作办学的校长。他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三项：给老乡们分发自 己刻印的宗教小册子、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 的，梁阿发只能在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1832年，梁阿发在爪哇刊行《劝世良言》，拿到广州去散发。而且散发的时候，专挑士子科举的当口，这样 就可以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广大的中国学人了。就这样，洪秀全虽然第二次参加高考失败了，但是他遇到了上帝。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参加高考，第三次失败，回家就病倒了，发烧。高烧中他看见了许多幻象，见到了上帝，并且成了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基督老大，他老 二）。据他事后说：皇上帝封他为太平王，叫他好好干。当然他没有好好干，而是又参加清妖组织的高考去了。按他自己的解释，那是皇上帝规定好的动作，也就是 说，他还有几年未醒期呢，所以才继续心甘情愿地接受妖魔政府的应试教育之毒化。如果清朝皇帝知道了这些事，开个后门也会让他1843年考试成功的，那怕就 做个永远的酸秀才，他也可能会很知足的，不但不会造反，还会卖力地做封建政府的卫道士。问题是，双方都没有此等运气。这一次，洪秀全第四次高考失败了，他 不干了，回家就开始创立拜上帝会。他要反了。
秀全造反的第一步，是砸孔子牌位！老师带头砸学校的牌子，当然要被开除了，教师下岗了，干啥？继续造反啊！洪秀全造反的第二步，壮大组织，发动群众。他的 族弟洪仁玕和同学冯云山参加了他的队伍，特别是冯云山，能耐比洪秀全大多了。家乡容不下，两个人云游天下，一是发展拜上帝会会员，二是寻找革命根据地。云 游了一年，效果不是很好，两人遂有所分工：洪秀全着重于造反理论的研究工作，打回老家去，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一系列 革命文章，构建所了谓的洪秀全思想。它是西方上帝理论与大情国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指引教徒们向前进。而冯云山呢，着重于造反实践的发动工作，他最终选择 了广西紫荆山区。冯云山认为，要发动群众：第一，需到偏远的山区去，因为那里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运动力量的发展。第二，偏远山区人民生活困苦，这决 定了他们的运动觉悟。也就是说，人的肚子的干瘪度与运动的积极性是成正相关关系的。一句话，造反要找光棍！第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紫荆山区峰峦起伏， 汉、瑶、族杂居。一旦事发，可以呼拉四起。
1847年3月，洪秀全和他的族弟洪仁玕一齐到广州，找到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向他学习基督教知识。洪秀全向罗孝全详述自己看 到的《劝世良言》、得病的情形和病中所见，这种中国式的梦呓让罗孝全“莫名其妙”，并且认为洪秀全对于圣经没有多少知识，遂拒绝给他洗礼。罗孝全当然要 “莫名其妙”了，他这么虔诚，也没上天见过上帝本人，何况洪秀全上天，不但见到了天爹（就是上帝）还见到了天娘（就是圣母玛丽亚），不但见到了天兄（基督 耶稣），还见到了天嫂（胆子好大啊，还敢给基督娶媳妇儿）。这就注定了洪秀全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基督徒，他的拜上帝会也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那他的太平天国 运动也就仅是中国特色的农民起义了，只不过，挂了上帝这么一个羊头而已。洪秀全被拒之后，跑回了广西。这个时候，冯云山的发动工作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革 命队伍里发展出几位骨干份子。其中最主要的骨干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而且这些人都排在洪秀全后面，成了上帝的儿子，冯云山排三，杨秀清、韦 昌辉、石达开排四、五、六，萧朝贵由于娶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当然就算天婿了。
革命队伍的壮大与活动，激起了紫荆山当地士绅的义愤与不安。遂以“聚众谋反”的罪名，揭发了拜上帝会。1848年1月，上帝家的老三冯云山就被当地政府逮 了。老三一被逮，老二秀全起身就跑－跑老家了。有的版本说，他回家上访救老三去了。扯淡，老三被当地政府逮了，入住的监狱在广西桂平，老二跑广东救谁去 啊？总不是去参加广州的反入城斗争了吧？
老二跑了，老三被逮了，剩下的运动份子就都傻眼了。还是老四秀清聪明，他学二哥的样子，也神经了－他神经得还比较高级，他模仿桂平一带流行的“降僮”迷 信，即假托鬼神降附人身传言的习俗，宣布天父下凡降在他的身上，从此，他成了天爹在阳间的形象代言人。天爹一现身，一发话，就跟列宁从流放地跑回来发表 《四月提纲》一样，给大家指明了运动的方向。于是大家集体捐款，把冯云山从狱里救了出来。
这里有个小小的麻烦，秀全能神经，秀清能神经，其他哥儿们就不能神经？所以，紧随其后，天婿也神经了，他神经得也不错，成了天兄基督在阳间的形象代言人。 于是乎，整个紫荆山区流行起形象代言人之风，运动份子们你神经我神经要神经都神经。我查了一些资料，想看一下，当时有没有出现天妈的形象代言人，但是我没 有查到，非常遗憾！
各色形象代言人的出现，挽救了秀全跑掉、云山被逮而造成的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却给后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一句话，装神弄鬼上天入地这种事只能一 个人干，大家都干就没劲了。事实上，当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后，就发现群体神经的不妙了，所以他宣布：只有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 是真神经（“真者”），其他都是假神经（“妖言惑众”），制假售假者被清出队伍，货真价实者，受到奖励！
不管真假神经吧，中国国情下，这种神经还是有力量的，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7岁生日的这一天，拜上帝会扯出大旗，公开反了！
这一反，清政府就倒大霉了，这边正应付洋人呢，冷不丁后边杀出一群民贼内奸！
从体制上讲，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真正的敌人。我们这些事后诸葛都知道，内贼的目标，就是窃主人的位；外贼的目标，不外是赢个外交的面子，签俩通 商的条约，沾些贸易的小便宜。两害相较取其轻，白痴也应该知道攘外必先安内。但是清政府当时离白痴的距离还很远，要明白这个原理，还需要时间。因为它当时 很多情，很自恋，一直以为全天下都是它的，也就一直分不清内外，以致于把西夷们也都当作可能取而代大清的家贼了。
从军事上讲，清朝这样的政府还真不是人民的对手，什么原因呢？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起义，中国政府军事方面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进步，整体处于 冷兵器时代，导致了人多力量大的结果。所以，洪秀全领一帮农民与烧炭工人杀出来，只要人多不怕死，清政府就吃不消。当然清政府毕竟有些笨炮笨枪来对付他 们，比如康熙时的神威无敌大将军，比如两个兵合作使用的抬枪，一个人做支撑，一个人发枪，枪声过后，开枪的那个人有时候会被震得一屁股坐地上。这些玩艺虽 然让英法士兵在战场上看见后都憋不住直乐，但是对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还是有杀伤力的，否则也不会在开战之初即损失冯云山、萧朝贵这样两位开国元老。但洪秀全 笨人有笨福，起义之初虽然损伤不少，但是军队一进湖南，除了人员增加之外，更多的是增加了军种：原先是纯步兵，一过湖南，又增加了工兵、炮兵与水兵。工兵 来源于一帮挖煤工人，这些工人发挥了他们善于地下活动的特长，据说用他们擅长的什么“鳌翻法”， 攻城掠地就象穿山甲过地鼠。咱没挖过煤，没有经验，只能按字眼把它想像为王八翻身法，咋翻的我想像不出来，有经验者自己想像吧。水兵方面，太平军先在益阳 后在岳州（今岳阳）获得近万条民船，这民船与船伕一编，就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太平水师。炮兵方面，他们在岳州获得二百年前吴三桂的大批炮位，拖出来一 擦，用到战场上还挺神的。岳州一过，太平军就进入了历史上最神的时期，由岳州攻克武昌，用了十天的时间。在武昌休整一个月，再由武昌打到南京，用时二十八 天。所谓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敢情用的就是挖煤工、民船和二百年前的大炮，跟清政府一玩就是十几年，侧面反应出，清政府的军队是多么的不专业，武器是多 么的落后。如果说清政府对付太平军还算勉强的话，那么它要对付近代化的欧洲，恐怕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也差老远的。幸亏欧洲人没有“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 取而代之”的中国式情结，否则他们把清政府推翻，自己坐上龙廷，实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让大清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参政权，那么，中国的历史书会不会把这一场 战争描绘成“武王伐纣”、有道取代无道的革命义举？
当然了，面对西夷这只大象，清政府还需要摸上它半个世纪，甚至直到把自己摸死都没摸出个正确结论来。而对于太平军，那就不用摸了。老套路，他们要皇帝轮流 坐，明天到他家呢。特别是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并且搞起了北伐，可是把清政府吓坏了。
清政府吓坏了，洋人却有些乐。为什么呢？
外国听说了拜上帝教，乐了
洋人们没脑子，一听中国的拜上帝会扯出了造反的大旗，并且摧枯拉朽打到了南京，他们就乐了。
首先是传教士们。他们认为：“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运动中，这是无可怀疑的。” 他们欢呼，这是“伟大的宗教运动”、“伟大的道德奇迹”、“文明的曙光”。就连那个拒绝给洪秀全洗礼的罗孝全，也为自己曾经的学生而兴奋起来，预言这场运 动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当然也有不信邪的，认为对于叛军的基督教不能给予丝毫的信任，但总体来讲，一听说偶像崇拜盛行的国度，居然出现一个庞大的拜上 帝教组织，并且摧枯拉朽，有取代现任政府的可能，西方宗教势力，还是对它充满了向往与希冀。
其次是外国商人。在商言商，一听说太平军起义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但是他们也幻想，太平军一旦胜利了，由于同样的信仰，外国 人可能得到更好的贸易条件。英国一家报纸说：“迄今，基督教和商业已经搞到一块儿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文明将得到提高，与之相适应，对物质的需要也会增 长”。
再次是外国官方。官方头脑比民间复杂些，没有傻乐。而且有个先乐后凉的过程。
（一）英国方面。从1853年2月开始，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 Alcock ）开始向驻华公使文翰汇报太平天国的情况，大致内容有：第一，除非叛军表现出更加严重的错误与更大的怯弱性，否则，除非有外力援助，那么这个皇朝必然覆 灭。第二，现在是一个时机，以无限制进出偏远的禁区为条件，把清朝皇帝从危急的情势中救出来。第三，凭三四只轮船，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 用，从而可以向清政府要求自己的条件。 文翰拿到阿礼国的信件，除向国内请示外，还决定亲自前往上海考察。3月21日到上海后，太平军前期的军事胜利与清政府的溃败，让他冷静了下来，于是他确定 了自己的对策：第一，中立。第二，在上海组织外国武装，保卫租界安全。第三，亲自前往南京考察。从1853年4月22日离沪到5月5日返沪，他的南京之行 大约是两周时间。他认为局势不太明朗，太平军力量可怕，宗教荒诞，闻所未闻，更要命的是，太平天国居然也有了它所反对的那个政府的天下共主的虚荣，认为文 翰前来拜访乃是“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云云。有鉴于此，文翰决定继续中立，不介入双方的战争，但是由于通商口岸涉及到在华英商的利益，所 以英国方面应当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财产最多、英商最多的上海地区准备充分的武力抵御太平军可能的进攻。
文翰之后，1854年4月，包令做了驻华公使，6月份，他从香港到达上海，随即派手下麦华陀及自己的儿子小包令（Lewin Bowring）前往南京考察。包令给他们的考察任务是：第一，了解有关太平天国的现状、计划和展望。第二，了解在长江沿岸能否买到煤。第三，了解镇江、 南京一带的物产和市场情况。结果杨秀清拒绝接见，麦华陀和小包令遂以舰长麦勒西（Mellersh）的名义致信杨秀清，除了要求接见外，还给杨秀清提了三 十个问题。他们没想到，杨秀清回给他们的是一个诰谕，而且反过来向他们提了五十个问题。当然有些问题看起来象是梦游人才能发出的呓语：第一，洪秀全乃天下 共主，万国皆要来降，有不来者，便是妖魔，尔等知否？第二，尔们纷纷来天京干嘛啊，不但不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瞒无礼，诡向天国讨取煤炭？第三，上帝 的身材有多高，上帝的胡子是什么颜色？有多长？上帝戴什么式样的帽子？如此这般，麦华陀他们不否认太平天国，就跟洪秀全一个水准了－也成神经病了。但他们 还是以麦勒西的名义给杨秀清作了回复，说：英国不是太平天国的臣属国；我不相信太平王是被上帝指定的世界各国的真主，这是没有证据的；有关外国人应向太平 天国臣服问题，我不认为它和被贬为妖魔或者其它类似的东西有什么联系；关于煤的问题，我简单地认为它仅是一个商业项目；至于上帝，他既没有高度，也没宽 度，他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或者看见他的形象；地球上的许多民族并不知道上帝，但是上帝爱所有的人，他叫他的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因此我们不应该擅自称呼自己的同类为“妖魔”。
回来后他们向包令汇报如下：第一，叛军力量强大，但是最后能否成功，值得怀疑；第二，他们极端排外，在傲慢无礼方面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官员，不打他们，这 种傲慢不会消除；第三，太平天国并不是一个渴望商业发展的巩固的政权，跟他们交往无助于商务关系的扩大。据此，包令于7月14日向国内汇报：第一，太平天 国的掌权者，无论是宗教因素方面，还是政治组织方面，我们都看不到希望和信任；第二，我们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与声望，和清朝地方官打交道吧。英国由此确实 了对华政策：清政府固然不是东西，但是太平天国更不是东西。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们还是和愚昧第二的清政府的友好吧。
（二）法国方面。1853年11月30日，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也从上海出发，亲自到天京考察了。赴天京前，他在香港拜访了文翰，双方交换了中国目前情形下外国必需中立的意见。文翰特别强调了与 清政府修约的重要性。1853年12月，布尔布隆来到了天京，相继拜见了太平天国的黄玉昆、赖汉英和秦日纲等人。在和秦日纲会见的时候，布尔布隆花了很长 的时间责问对方：为什么给他坐的椅子与秦日纲本人坐的椅子式样不一样！看来，布尔布隆防着呢，防备太平天国把他当进贡者对待。回去的路上，布尔布隆对自己 的天京之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具有一副有才智的面孔”。 回去后他对国内的提议是：应该支持合法政府清王朝；介入中国的内战，帮助清政府成功，我们可以得到宗教自由、中国全部开放等报酬。问题是法国外长不同意， 认为法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不够承担这一使命，所以对华政策只好暂持中立。
（三）美国方面。驻华委员马沙利（H.Marshall）本来想做第一个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国使节。1853年4月2日，他乘坐旗舰色士奎哈那号 （Susquehanna）从上海赶往南京。没想到这旗舰吨量过大，由吴淞口进入长江后不久即遇礁搁浅。美国驻远东海军舰队司令（M.Perry）一是忙 于在日本叩关，二是他认为太平军是“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为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而勇敢战斗”，所以拒绝给马沙利提供吃水较浅的军舰。这让 4月22日才离沪西上的英国公使文翰成为第一个拜访太平天国的使节。马沙利没有办法，只好去拜访回归的文翰，但是文翰并没给他提供足够的信息，只告诉他： “叛军领袖是一个宗教狂人，或者是一个吹牛皮的人”。 之后，马沙利又去拜访了两江总督怡良，劝告他：中国皇帝所执行的现行政策不能长久，中国应该修改政策，自由通商，信仰自由，全面开放。怡良回曰：他不能讲 出心中所要讲的话，唯恐他的话被别人偷听并被告发。 怡良这个老滑头，可能与夷人打交道多了，知道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但是鉴于天朝的政治环境与人文气候，他啥也不敢说。其实偷听与告发是小事，大事是，一不 小心就成汉奸卖国贼了，所以，他心里即使清醒了，表面上也得象众多官僚与众多百姓一样继续坚持偏执与愚昧。
虽然没亲去天京，但马沙利事后对政府反馈的消息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他说：第一，“当我注意到这个尊贵的国家，特别是注意到它的内地的宏大的水路交通网、广 大的盆地、肥沃平原的巨大生产能力时，我只能叹息一个虚弱的专制政府，对丰富资源的愚笨透顶的、犯了罪的错误管理。我确信，在人类历史上，决没有比过去几 年折磨中国的清王朝更为恶劣的政府”。 第二，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看中决心推翻这个政府的太平军。太平军太腐败，而且完全不懂得政府的真正机能。他们仅仅为权力而奋斗。第三，中国虚弱得象个小羔 羊，俄英可能要瓜分它。我们的目标是，向这个陈腐的肌体灌输健康的因素，使政府得到新生。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变成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最终成为欧洲人野心 的牺牲品。毕竟，中国的稳定与统一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第四，中国需要大赦政治犯，让叛军回家种田，让中国信仰自由，让中国全面开放，让中国建立现代外 交机构，让中国的皇帝成为法律的赞助人……可能是马沙利的计划太狂妄太超前了，吓着了美国政府，于是，他被政府招回去了。代替他的，是麦莲（Robert M. Mclane）。麦莲得到的训令是：第一，鉴于中国情况不明，我们判断不准，所以你有广泛的自由决定权；第二，我们的头等任务是与中国建立无限制的商业关 系。第三，如果中国的叛乱成功，那么我们就承认实际的政府。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几个政府，那么我们就与每一个地区的每个政府建立关系。
1854年3月13日，麦莲到达香港上任，美国海军部仍是指令远征日本的培理将军从他的三艘军舰中抽出布嘉南指挥的色士奎哈那号归麦莲使用。新的英国公使 包令给新的美国公使麦莲写信，希望双方能协调行动。不过，双方就太平天国并没有达成什么实际协议。而麦莲上任的第一件要事就是亲自去南京考察。时间是 1854年的5月21日至6月4日。舰长布嘉南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方面递去照会，表示自己的公使希望与太平天国的首相杨秀清阁下亲切会晤。他们得到的回复 是：第一，擅用照会，太不懂礼貌了。应该跪具禀呈，方合投诚之礼。第二，尔等不识天情，天下没有尔国彼国之分。太平天国是天朝上国，天王乃太下共主，万国 来朝，四海向化。第三，天下一家，万国一体，念尔等忠顺，故特许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来时必需备办奇珍宝物等。
布嘉南看到这等“语气和体裁都极怪异”的回复，傻了。于是给太平王回复说：复照所用语句太朦昧，本军门太诧异；对于俺们的公使在船上等着约见却并未提及， 其它语言，也尽非友谊之语，并无尊重我国之辞。I服了You，咱们的外交暂时停止吧。
虽然宣布不再与太平天国外交，但是麦莲一行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因为其他随员在这期间四处游走，收获了不少情报，要点有：第一，太平军的大多数，即使是官员 也都是大老粗，几乎不接受道德和人格规范的约束。军队也不过是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游手好闲的乌合之众，惟恐天下不乱。第二，在防御工事里的军队是很滑稽可 笑的，是很难想像的。一群穿着杂色衣服的成年人和半成年的孩子，占据了靠近江面的所有炮台。第三，这些当权的王和他们的兄弟是完全无知的，但是，他们宣布 对全世界的统治却是很不含糊的。
麦莲回到上海后，综合大家的考察情报，向国内报告说：第一，太平天国不信仰也不了解真正的基督教。第二，太平天国完全由无知和不文明的人组成，他们配不上 文明世界的尊敬。第三，跟太平天国平等外交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同意美国是它的属国，美国部长是天王的部长，美国人民是天王的臣民。第四，太平天国与清政 府谁胜谁败，目前不能作出判断，我们还是中立吧。如果太平王成功，我们就在通商口岸通过影响改正他们在信仰上的错误；如果清帝国成功，我们就克服贸易与商 业的障碍，让中国自由开放。美国一听，这政策不错，左右都有希望，那就中立吧。
（四）俄国方面。如果说英法美曾经对太平天国存过希望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才转而失望的话，那么沙俄在这方面与众不同，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一听说太平起 事，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给国内汇报，提出：中国的内乱，可能导致清政府向我们求助，那么我会根据咱们一贯支持合法政府的传统给予他们答复。 结果清政府根本没有向沙俄求援的意思，这让他很没意思，于是他向政府建议：由沙皇出面给清朝皇帝致信，表示乐于援助的意思。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他总结出 如下计划：第一，设法让中国皇帝向咱救援，咱可以出兵协助；第二，俄国武装保护清政府，交换条件是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第三，中国政权若发生变动，那么我 们不容许新政权把权力扩张到蒙古；蒙古如果想加入俄国，那咱没有理由不同意居民百姓的要求；第四，与中国的新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一切港口对我们开放。政府 对其计划的反馈是：第一，指示在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坚持下去，准备和新政权打交道。如果有生命危险的话，才可以撤离。第二，派海军少将普提雅廷到中国沿 海随机活动，不管新政权旧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都可以与之建立联系，并且争取与其它列强平等的对华海上贸易权益。
天京政权的性质与素质，注定了西方列强在了解它之后会离它越来越远，离清政府反而近了些。就连洪秀全曾经的老师罗孝全，过后也发现这学生不是个东西了－ 1860年，罗孝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到了南京，见到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封他高官厚爵，更慷慨的是，一下子给老师分配仨老婆。老师的目标当然不是中国式男人 的理想生活－妻妾成群，而是想把完整的耶稣真理传布给学生，然后两人合作再传给全体中国百姓。问题是这学生不但是个修正主义者－把上帝修正得跟中国的玉皇 大帝似的，还是个忽悠主义者－挂羊头卖狗肉，借上帝的幌子，做中国的皇帝梦呢。于是，1862年，罗孝全偷偷跑离了南京。他对他学生的评价变成了这样的： “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 作。”
当然，清政府比上天京政府，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但是清政府长期科举，读了二百年书了，政府好歹是由读书人组成的；天京政府靠造反起家，除了洪秀全那 种连秀才都考不上的半吊子读书人之外，更多的是烧炭工那种一字不识的人。所以西方最后选择清政府一点也不奇怪，选择太平政府倒是奇怪了。这对清政府来讲， 是好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日子会好过些。因为，清政府在执行条约方面的折扣精神一直激怒着西方。按照美国学者丹涅特的分析，1853年太平天国处 于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列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却临近一个危急阶段，具体来讲，外国人有如下不满：
第一，商业社团，特别是英国商业社团，对于条约中的商业权益始终不满意。香港，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来说，成败一直是无关宏旨的。厦门、福州和宁波则已经令人 失望。一般的情绪是，非将中国完全开放通商，则不会令人满意。
第二，争取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失败，正激怒着从事该项贸易的人们，尽管贸易为中国官员公开放纵，而他们却蒙受走私贩的恶名。
第三，中国人一向擅长于在泥守条约文字之下，把其中很多有关贸易和外交往来的规定，弄得形同虚设。广州城依旧深仇似海，它的城门紧闭，行动无礼，它的总 督，也就是负责经办帝国外交关系的那位总督，还是外国公使连面都见不到的。
第四，1850年即位的新皇帝的朝代，是看得出以公然排外的情绪为特征的。
第五，中国政府对于因违犯条约以及因缺乏那些业经许给外国人的保护而产生的种种要求，已经表示出规避解决的意向。
看来，从五口通商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内，外国人已积累了一肚子的怨气。现在，乘着修约时间到了，他们要井喷了。他们一边去南京考察太平天国，一边根据条约 规定提出了修约要求。所以对清政府来讲，既要对付太平叛乱，还得应付外国捣乱，屋漏偏逢连阴雨，祸不单行哪！
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
前面说过，广州反入城的胜利引起了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暴怒，准备再揍大清一顿，但是巴麦尊下台了。继任外相们由于中近东的国际局势，无力继承巴麦尊的“遗” 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过大清，他们有自己的日程表。1853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Clarendon）给驻华公使文翰发出训令，要求文翰为 1854年的修约作出准备。
所谓的修约，中英《南京条约》及中英《虎门条约》里都没有任何相关条文，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里都明文规定，也就是12年后修约。援引中 英《虎门条约》里所谓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认定自己也具有了美、法的修约权。中英《南京条约》是1842年签订的，那么这就意味着，1854年，英国人 就可以修约了。
为了给自己的修约壮大声威，英国向法、美、俄等国发出了相关照会。对此反应比较积极的是法国，指示其驻华公使布尔布隆，法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须加强，在外 交上须效仿英国。美国的反应比较稳重，表示，总统对英国的建议深表赞许，但是美国政府希望尊重条约规定，对中国内战遵守不干涉政策。沙俄在远东的兵力不 足，仅做了一些友善的言辞与笼统的保证。
虽然法美俄对英国的修约没有异议，但是文翰并不同意克拉兰敦的训令。他认为，现在与清政府修约，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第一，要修约的话，清政府要求的第一 个条件就是要求我们帮它平叛。第二，叛党要是势力大张，甚至取代了清政府，我们就会把自己弄到一个不方便的位置上。
文翰的意见当然有可取之处，因为那个时候，太平军刚刚打进天京，腐败才刚刚开始，内乱也还没有发展到高潮，其比清政府还要邪恶的本质，尚未被外国人看清， 所以，当时还看不出清政府有什么不灭的理由和太平军有什么失败的必然。于是，修约计划搁置。
1854年2月，克拉兰敦给新任驻华公使包令下达了新的训令，主要意思还是修约，重要精神如下：
第一，争取中国沿海及内地全部开放
第二，如果达不到第一条，那么至少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为止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各大城。
第三，鸦片贸易合法化。
第四，外国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税或子口税。
第五，有效取缔中国沿海海盗行为。
第六，如果可能，制定中国劳工移民法。
第七，争取英国公使正大光明地驻京。
第八，如果第七条达不到，那么，至少保证英国政府代表与中国政要间公文来往的畅通无阻和英国政府代表与所在地省份的中国巡抚之间的随时会晤。
第九，未来所定一切条约，应以英文本为准。
看这精神，英国绝对是光棍娶媳妇儿－想得太美了。
当然还有比英政府想得更美的，这就是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包令，法学博士，边沁的得意门生。如何评价边沁呢？咱这么说吧，从三皇五帝到大清，中国所有的哲学 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到一块儿，也不如英国的一个边沁对增进人类甚至动物的幸福与权益更具作用！包令虽然赛不过老师，但在做驻华 公使的二十年前，已在学界赫赫有名了！只不过，他与老师玩的那套，跟中国玩的截然不同。其不同，略相当于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三纲五常之间的距离－一方活得 越来越象人，一方活得越来越不象人！包令于1848年底谋得广州领事职位，按照耆英与英方的约定，1849年4月，英人就可以入城了，所以这个傻冒梦想 着，他一到广州，就能成为两广总督衙门最尊贵的客人，成为进入广州的第一洋人呢。为此，上任前的他甚至向英国政府申请进入广州的经费补助，这样他好大摇大 摆、大讲排场地进入广州。这个傻冒想不到，1849年他到任后，迎接他的不是两广总督的欢迎而是广东民众声势浩大的反入城斗争。
时间到了1852年，驻华公使文翰回英渡假，包令代理公使职务，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建议，由他来促使中国政府执行1847年的进城协定。政府没有批准他的建 议。由于和外相克拉兰敦私交不错，所以包令先是被加封为爵士，后是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取代了文翰。
做了驻华公使的包令，面对的是新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湖北汉阳人。据说诗文方面才气纵横，年少时就是美少男作家了。1835年中进士。从1846年 做广东布政使，1847年做广东巡抚，1852年署理两广总督，到1853年实授两广总督，再到 1858年被英军所囚，1859年客死印度，十几年的光阴，除了传统封疆大吏的政绩军功（叶名琛做传统官员，堪称能吏了。估计不弱于林则徐。军功方面，先 是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广东支部凌十八义军，后是镇压了广东天地会的红巾大起义），其最大的兼职，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了。以我们马后炮的眼光看，从林则徐开 始，不管是做钦差还是做两广总督，只要是办夷务的，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徐广缙之前因为反入城受到了最高当局的大力表扬，但是广西的太平军一起事，广东的 太平军支流也跟着起事，他这个两广总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从广东打到广西，忙得团团转，成千上万的屠杀义军。1852年7月，咸丰又赏他一个太子太保 衔。估计是干得太好了，9月份，皇帝下旨，着徐广缙以钦差大臣身份署理两湖总督，命他赶到湖南阻挡太平天国去。问题是他刚赶到湖南，武昌就失守了。 1853年初，徐广缙迎来的是革职拿问兼抄家。中间有人控告他，但控告什么也说不清楚，最后被咸丰提溜出来任四五品的小官给人委差去了。1858年，62 岁的老头中风了，告假回家。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后面的夷务照样玩不转，玩下去的唯一结果仍是把自己玩臭。乘没有玩臭前先被皇帝踢出了局，对老徐来讲只能 是好事。叶名琛取而代之继任两广总督，原先的巡抚位置则给了柏贵。这一对活宝，一个对外态度强硬，一个对外和平妥协，历史的祭台上，却是一样的臭名声。叶 名琛当然不知道，知道的话，他该学人家耆英了，运动运动，躲开这个是非之地。问题是，前面反入城的胜利，会让最高政局产生一种误觉：老叶，人才啊！
既然是人才，就只能在广州死扛着了。苦命教练咸丰更是把叶名琛当作自己阻挡外国的最佳守门员了。因为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 大臣。由于当时清朝自认为与“西夷”的关系仅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也成了清朝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员。咸丰皇上对叶名琛， 也是不时的奖励，1855年10月，授叶为协办大学士。1856年2月，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如果不是夷务拦着，咸丰可能把老叶弄到北京当军机大臣呢。这叫 王八瞅绿豆，对眼了。至于老叶自己，可能也弄不清自己姓甚名谁了，后来自命自己为“海上苏武”即是明证。1847年大清君臣上下自认为反入城斗争大胜后， 有些同僚给叶名琛写信，从信的字缝里我们就能看到，大清官员仅仅懂得中国官场潜规则，面对西方文明及其游戏规则，无非一群大傻冒。有的说：“探郦得珠，深 为心服……不战而屈人，非至勇其孰能之”；有的说：“消夷酋之反侧，扬中夏之威声，十七年无此快意之事。此不独谱之光，实载籍之寿也，能不纵跃三百！” 这后一封信写得，直让人担心。如果纵跃二百五就跃不动了咋办？
详看叶名琛总督任上与咸丰的奏对，不难发现，君臣之间配合得很默契：苦命天子不愿意见洋人，也不愿意答应他们任何要求，就全推到叶名琛身上－他是专办夷务 的，尔们去广东找他吧；叶名琛也不愿意见洋人，更不能答应他们任何要求，就全推到咸丰皇帝身上－虽然俺是专办夷务的，但是俺们大清体制，没有全权大臣这一 说，俺不当家啊。于是，外国公使们在咸丰与叶名琛之间，转得象个球一样。
如果说包令是一个进城的梦想狂的话，那么叶名琛就是块堵城门的大石头。下面我们看看，他俩是如何玩的：
包令得了克拉兰敦的训令后，于1854年4月13日在香港上任。上任伊始，就给叶名琛发出了长长的照会，主要意思如下：第一，俺要修约。第二，中英之间十 年的纠纷，得有个说法。第三，俺们英人要进城；第四，如果不让我在贵衙门与贵总督会晤，我就前往北京上访；第五，俺们已通知法美了，修约方面我们三国统一 行动。
对于英国的修约要求，叶名琛一字没复。对于十年的纠纷云云，叶名琛随便扯了两句“和好”“相安”什么的权作糊弄。对于三国统一行动，没反应。但是对于包令 要求的总督衙门会晤，则严重地有反应：卖瓜的，这不是变相的进城吗？万万产行，不过咱可以在城外的商馆或者虎门相见。
包令再次照会叶名琛：修约很重要，你如果置之不答，那么我会将之视为默认。
默认？叶名琛还是置之不理，你自己默认去吧。
包令第三次照会，仍提出在总督衙门会晤。叶名琛当然还是说不。
于是，包令带着武装舰队到了上海。叶名琛一听说包令北上了，马上给咸丰教练汇报。咸丰回曰：你办事我放心。
这个时候，包令多了一个重量级的进球伙伴，他就是美国驻华委员麦莲。麦莲上任第一件要是，就是考察太平天国。1854年6月4日，他从南京考察归来，胸中 装了一根竹竿子，认定太平天国不属文明世界范畴，于是要求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想谈判中美修约之事。虽然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美之间公文往来，除了钦差 大臣之外，两广、两江、甚至闽浙总督都可代达，但是大清的两江总督则不是外国人想见就能见的。6月21日，麦莲通过苏松太道吴健彰做了诸多工作终于见到了 怡良。谈判要点如下：第一，现在江路不通，商业亏本，建议中国开放扬子江流域的贸易，如果怡良不肯代奏，那么他就亲自上天津上访。第二，美国的修约也快到 期了，如果两江总督作不了主，请清政府派一位钦差大臣来谈。怡良的回复是：第一，原约要遵守，尔今所请不符旧约，无法代奏；第二，直隶总督不管夷务，你到 天津也没用。第三，条约内载，修约仅是酌量变通而不是这样大有更改。第四，中国制度，从无全权臣子，两广总督就是钦派夷务大臣，你们还是找他吧。
第二天，麦莲交出照会一件，除了重申昨天的意思，又提出，希望中国内地全部对外开放。并且担保说，如果清政府同意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考虑帮助镇压太平军。 怡良当年在广东与洋人打过交道，且听从林则徐建议，密折扳倒琦善。对外既了解洋人的厉害，对内更知道这夷务是块臭豆腐，谁沾谁臭，所以他向皇帝汇报说：美 国人看起来比较老实，想帮咱们搞掂太平军呢，但是没法相信啊。我看还是让他们回广东，让叶名琛办吧。怡良这架势，还是想把外国人踢回广东。
眼看着麦莲忙活半天踢不进球，包令就上来补踢了。一会儿要求见两江总督怡良，一会儿要求见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否则就上天津北京上访。被缠得没法了，吉尔杭 阿对他们作出了保证：叶钦差已接奉上谕，专办你们的建议。
于是麦莲与包令离沪南下，时间是1854年8月初。南下前声明：如果广东谈不拢，我们还要回来的。待他们走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向咸丰汇报说：英美要求五 口之外任意通商呢。他们回广东了，说广东谈不好就重回上海。如果百姓都象广州人民那样强悍就好了，可惜上海人民柔弱啊。而且通商之后，福建广州的无业游民 与本地的无赖勾结，夷人以小惠结之，愚民贪其利而忘其害，都不是好人，咱们防不胜防啊。不是我吓唬皇上，我害怕广东不能制其不来，另生他变啊。其实吉尔杭 阿也是天朝难得的一个明白人儿，他心里明白，面上装糊涂，矛盾上交罢了。问题是他的主子是真糊涂。看了吉尔杭阿的奏折，教育自己的奴才曰：要蛋定啊！夷人 说要重回上海，不过唬人罢了。
下面我们看看，夷人是不是唬人的。
还是8月，麦莲、包令回到广东后，马上派代表给叶名琛送照会，提出修约之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跟在英美之后，也发出了类似的照会。英国的照会里特别注明， 希望先在广州城内或者香港与叶名琛见面，然后再谈修约之事。广州城内，叶名琛是绝不会容许外国公使进入的，他现在的光荣全靠这一手呢。至于香港，叶名琛也 是不愿意去的。他指定了两处：珠海炮台，或者广州城外的英国军舰上。但是他预先声明：他只按旧条约来，如果稍有更易，他就不当家了，得跟皇帝打报告。看了 他的回复，包令很失望，和其他公使一商量，决定：这个叶名琛，咱就不见他了。咱直接跟北京的清政府打交道吧。于是一行人带领五艘军舰北上。9月期间，他们 到达上海，并且表示要去天津。吉尔杭阿一看他们不是唬人的，马上拦，当然拦不住。10月份，一行人开到了大沽口（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没有船舰可派，就不亲自 去了，只派哥士耆作自己的代表，蹭美国公使麦莲的船北上）。
吉尔杭阿一看拦不住，再次给咸丰上奏。这次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了：夷人非要修约，若求之不得，恐另生他变；既然条约内有十二年变通之文，不如钦派重臣与两广 总督会同商办，同意他们的请求算了。如若仍令他们回广东，恐怕他们心里不服，给咱找事啊。
吉尔杭阿难得的具有了守约及理性意识，问题是这种意识在咸丰看来就是汉奸卖国精神，所以他一看就恼了，下密谕大骂吉尔杭阿：身为封疆大吏，安内攘外，责无 旁贷。不会折夷以理，反而要求另派大臣，那我要你干啥？还说必答应夷人的条件，否则会别生事端什么的。你是什么心肝啊，气死朕啦！ 以我们事后诸葛的视觉可以看出：咸丰期间的整个夷务，谁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多，对西方国家与西方外交有了一定的认识，谁就离近代外交与理性外交近一步。吉尔 杭阿的前任许乃钊就是因为与夷人亲密接触，惹恼了咸丰，才被革职另换上吉尔杭阿的。而苏松太道吴健彰也在今年夏天以“通夷养贼”嫌疑被咸丰革职拿问了。现 在，咸丰皇上发现，这个吉尔杭阿也危险了，跟夷人走到一块了。其实，咸丰若听了吉尔杭阿的另派重臣谈判的建议，那叶名琛就不一定能引发战争了。当然了，这 种设想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说了，中国政府不长记性，每隔十年八年就得揍它一顿，靠他们内部醒悟是不可能的。日本没有挨揍就醒了，原因很多，至 少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因：地小人少，一叫唤就都醒了。而中国地大人多，叫着这边，那边就重睡着了。更何况，执政者是永远不会、也不愿意醒的。夷人叫醒一个中 国大吏，中国皇帝就干掉一个。所以外国几次叩关，几次打进，中国整体上该睡还睡。没办法，大一统的帝制和执拗的文明，铸就了这么一副欠揍的德性。如果不是 近代史上一系列的挨揍，中国今天肯定还是三跪九叩吾皇万岁的。而且，嘴上不自称奴才了，心里还是奴才；脑后的辫子没了，但辫根儿却长到了脑子里；穿龙袍的 皇帝下台了，不穿龙袍的皇帝依然君临上方！
闲话少说，接着说咱的英明领袖咸丰。虽然叫唤说气死了，但一时半会儿还不致于，待英法联军火烧他寻欢作乐的总根据地－圆明园之后，他才真被气死。这会儿， 他还想气夷人呢。夷人之所以北上要求修约，在于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认为：清政府内有太平军这等内忧，面对四强之外来压力，肯定会乖乖认同的。他们想错 了－年轻的咸丰接了父亲道光的班之后，对外姿态越来越强硬；还有，年轻的咸丰没有读过中国现代的主旋律史书，不知面对太平起义，中外反动势力是完全可以放 心的结合在一起的。他甚至怕外国反动势力与中国反动势力结合，推翻他这个先进王朝呢。
外国公使来到了大沽口外，算是把球踢到了天津。为了显示咱大国风范，咸丰仅派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低级官吏参与会谈。为了显示洋鬼子威风，英美 公使也没露面，仅派伯驾与麦华陀出面。谈判一开始，英法美提出的要求是：第一，把三国公使到达白河口的事告知清朝皇帝；第二，英美使节想专程上京；第三， 请清朝皇帝钦派全权大臣在京会谈。之后，咸丰帝加派前长芦盐政崇纶到大沽，专门负责谈判事务。并指示这三位，谈判时不得稍许退让。听说来了专使，麦莲与包 令露面了，1854年11月3日，双方见了面。虽然崇纶拿不出全权御批，但英美公使还是把他当作了老大，各自亮出了自己的修约清折。英国18条，美国11 条，法国代表没有递清折，反正英美获得的，就是它获得的，不递也无妨，在后面等着吃现成的。
英国的18条清折，不外是前面所列克拉兰敦给包令的那九款修约训令。美国的11条清折，除了细节与某些具体条款外，与英国的18条差别不大，或者说没有根 本性的差别。
问题是，英美清折第一条就要了咸丰皇帝的小命：外国公使驻京？卖瓜的，太可怕了。咸丰从清折里挑出了最没劲的三条，算是对三国所施新恩：民夷相争嘛，可以 答应你们秉公办理；上海外商赔钱了？可以考虑免欠税；广东茶叶滥收内地税？也可以考虑由两广总督查办。同时他指示崇纶：这三条，你不要说是我的意思，就说 是你的意思，你可以替他们向皇帝申请这三条；还有，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广东去，他们的清折，“即行掷还”。 我比较愚钝，想像不出所谓的“即行掷还”是怎么个掷还法，是潇洒地拍到外国公使桌子上，还是鄙夷地扔外国公使脚底下？反正，三国使者恼了，一恼之下，不谈 判了，扬帆回到了广东。就在三国公使恼怒的当口，广东的守门员叶名琛正跟他的皇帝写密折呢：如果这帮鸟人到了天津，无论要求何事，都请直隶总督饬令他们回 粤，由我来教训。这家伙，对自己的守门功夫很自信，要求咸丰教练示意天津场的球员们把球传广州呢！
三国公使如果知道大清君臣是如此这般地玩他们的，可能更恼了。不过，事实上的骨碌，已使他们痛感做球的辛酸。试举例说明：
例一：1848年，美国公使戴维斯（John W.Davis）几次要求会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并呈递国书，被拒。后来终于同意会见了，中方却把地点选在了商馆附近的一个仓库。地点规格不够也就罢了，会见 过程中，两广总督徐广缙一副不耐烦的神情，还跟广东巡抚叶名琛不断的自相交谈，被马士评价为“极端无礼”。
例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自1852年2月被任命，在澳门等候15个月，在1853年得到一次会见。
例三：美国代办伯驾在1846-1848年及1850-1852年的两次任期内没有获得过接见。
例四：美国公使马沙利1852年到广州上任，要求与两广总督叶名琛会见。叶的回复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1854年，马沙利任期已结束，要回国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叶总督同志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吉利的日子与人家相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老兄天天都是凶日！
例五：1854年，美国新公使麦莲上任。人还没有到达中国，伯驾就跟叶总督写信，预约见面时间。叶钦差的回复还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 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所以，三国公使回广东后，不再向叶总督提出见面的要求。他们各向政府汇报，对清政府不用兵不行了。美国公使甚至提出三国联合用兵。对此，英国的回复是：咱 们正跟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开战。不久，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1854年对俄国宣战）呢， 海军暂时不能挪用。美国的回复是：总统反对这等炮舰外交，再说战争权在国会手里，总统没权哪。
于是，1854的那场修约，以三国集体流产而告终。大清政府高兴坏了。崇纶说：虽然没有全满了他们的意，但看样子，衅端不致另起了。咸丰帝说：洋人就是图 个利，今天稍有所应，他们就伏贴了。他指示怡良与吉尔杭阿说：要蛋定啊，不能任其要求，驭之以严，拒之以理，看他们，也没有什么伎俩吧？
这个傻皇上，说这么大的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也许，直到英法联军进北京，他仓皇出逃时，才知道什么叫大话吧？
对于三国来讲，虽然修约失败，但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浑水中，还是摸到了一条鱼的。只不过站在大历史及近代化的角度，这鱼似乎更多的是摸给清政府与上海地方 当局的罢了。
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前面说过，战后虽然开放了五口，但是除了上海，其它四口贸易都不理想。广州贸易在衰落；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与福州干脆不值一提，宁波 1844年开口，当年贸易额50万元，五年之后，贸易额降为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以下，也就是不足5万元。 1850年，清政府在宁波的海关收入是110余两。 至于福州，前面已述，被大清两位地下爱国者搞得形开实未开，搞得英国都想放弃福州！
由于诸多原因，五口中的上海却在中外贸易中一枝独放。以致于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英国方面也认为，要 不是上海的发展，则《南京条约》不外是一纸空文。
上海之所以能一枝独放，除了地缘的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人文的。在全国人民普遍敌视外夷的情况下，上海人民居然不排外，创造了华夷和平共处的奇迹。
1843年11月，上海开口。外国领事相继上任，外国商人纷纷把屋租在了上海县城。由于上海人民不仇外，不反对入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入城了。相反，他们 认为城里市容不好、气味不好，还不如住城外呢。于是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当局协议，外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黄浦江与上海城墙外之间的荒凉城郊，出现了 所谓的英国租界、法国租界、美国租界等。
1845年，上海地方当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第一次地皮章程。章程规定了获得土地的办法与规则，同时规定，外国人在租界内有义务修桥、补路、植树、安 置路灯等等。英国人当然也不含糊，居民自治、共同协商、民主表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马上选出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在英国领事主持下，每年开 个年会商量社区有关事宜。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占据一块地盘，过起了英国特色的小日子。至于中国人，还无权进入租界居住。
1853年，上海刘丽川小刀会起义。大量中国人不得不进入租界寻求安全，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外国人任中国人自由进入了。1854年，外国领事们与上海当 局再签第二次地皮章程。这次章程，奠定了上海公共租界民主自治的基础，而且，租界也对中国人开放了。只不过需有人担保，需中国地方官盖印，更需外国领事批 准罢了。中国人住租界，需要交税，但是没有投票权。没有就没有吧，反正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啥叫票，啥叫权，只要可以享受现成的文明与安全的生活，他们 就很满意了。鉴于大清时代先富起来的人也不少，所以租界内的房价被这些中国大款掀得很高很高，以至于外国人都租不起中心地带的房屋，到偏僻地方凉快去了。
租界被我们称作国中之国。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讲，它当然是国中之国，因为它的居民自治模式绝对异与大清。中国那时候有乡绅治理，但绝对没有居民自治。中国 式的专制与中国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个层面与每处空间，居民自治对政府来讲，简直不亚于谋反！另一方面，对外国人来讲，它又不是国中之 国，因为英国佬美国佬的本土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国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层面，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所以自治对这些西方政府来讲，仅是现代化的一 个元素，而不是国中之国的标志。
所以，从权利上来讲，租界可能侵害了大清政府专制的权利，甚至更可能伤害了民族主义产生之后的国人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海租界是多好的民主自治 示范村啊，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发现不了，学习不了呢？时间走到了20世纪，广东出个陈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史学家拿白眼翻他。
1855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大约二百来人。但是上海贸易发展了，上海的生活比广州也满意得多：外商可以在一日之内能返还的路程内随意游历；外国传教 士可以尽情地向中国兄弟们宣读他的福音；游历与宣教时还不用担心四肢与感情会受到中国人的伤害。按马士的说法，传教士居然和上海官吏及上海人民建立了“很 大的友情”。
当然，和谐之中，偶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本就是混水摸鱼，看太平天国打进了南京，他在上海才呼应上的，也不管洪秀全是否承认他。 这个编制外的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于1853年9月7日攻占了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南海关监督吴健彰人被活捉，官印被没收，第二天，设置于外人居留区的海关 关署也被人捣毁。英法美本来就对中国海关不能禁绝走私的落后管理心怀不满，比如中国官员喜欢中饱私囊，外国一些商人也就心照不宣的按中国规则行事，贪污贿 赂与偷税漏税的风气渐炽。问题是英国在第一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海关细则中，有英国领事帮助中国防止英商偷税漏税的条款。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由英国领 事来防止中国关税的偷漏，英国把它叫做领事监督制。但是这种监督很大程度上是虚的，因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官员的默契，导致大量税收流向了中国官员的口袋而不 是中国国库。小刀会起义后，在上海海关办公室、海关长、海关大印都已丢失的情况下，外国领事干脆直接狗拿耗子了。他们亲自出面，一是积极行动营救吴健彰， 二是制定一个领事代征制，替中国政府收税。前面这个好说，人道主义者也罢，私交友情也罢，救人一条活命，我们也没啥可说的。后面这个就难说了，中国海关暂 时不存在了，按照我们中国的农民意识，中外商人正好乘机偷税漏税多好啊。但是驻上海的英法美傻鸟们和大部分习惯正常规则下贸易的商人严重缺少这种意识。特 别是英国领事阿礼国，看到上海港口内有将近三十条船正准备起航，却没了收税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对这些船只应交的税款不予核实，并取得以后补交的保证便 任其离去，那么我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条约明文规定的。反之，如果我把船只扣留下来，等待海关重建起来并发给出港证后 再放行，那么我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不能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可能不久就会覆亡的政府的利益而牺牲英国的财产和贸易，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 的。”
最后他想到的可取的办法就是领事代征－外商出港前向本国领事开具票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对此的批复是：办法不错，如果中国政府重新建立起来，或者其他人另 建立了政府，就把税款交还给他们；如果继续处在无政府状态，就把税款返还商人。 阿礼国没有外相这么傻，他想得更远：领事代征既可以方便英国商人继续做生意，还给未来的安全做了担保－一旦有英商在中国的战事中受到损失，这税票正好用作 向中国政府索赔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英国的良好信誉，英国领事与英国政府对中国关税承担了应尽的监督责任。
效率还挺高，9月9日就开始执行了。尽管这一天他们已救出了吴健彰，但他们以吴健彰呆在外国人居留区影响自己的中立政策为由，把他撵清营中去了。出身十三 行行商、天天与鬼打交道的吴健彰当然也不傻，镇压太平天国的江南大营及围剿上海小刀会的清军都需要上海关税作军饷，所以他照会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俺原 先的官印没了，但俺借来了常州粮道的官印，用这个官印，恢复俺原先的办公收税，行不？阿礼国回说：不行，清军没有收复上海前，无权征税，否则就是对英国的 敌对行为，俺们就会放弃中立给予中国报复。
吴健彰无奈，只好弄了两条船开到浦东的陆家嘴作水上临时收税机关，并通知外国商人前来交税。美国一听，行，要求自己的商人都前往交税。英法则不愿意，派军 舰出队把吴氏的江上办公室给撵到苏州河。法国方面干脆宣布：中国海关之恢复没得到法国同意之前，法商可以免税出入。于是乎，法国和其它国的商船都不交税。 美国一看，就我们傻？我们也不交了。于是就剩下英国傻了，继续执行自己的领事代征。英商当然没有政府代表这么傻，纷纷抗议。苏州河那边的吴健彰也不含糊， 你们撵我到哪儿，我就在哪儿收税办公，他干脆在苏州河北岸建立了海上临时办公室。英国方面，受到了商人的抗议，就与法美联合宣布：只要有一个缔约国的商船 不交税，那我们三国也都不交税。所以吴健彰坐镇苏州河的临时办公室，却待不上几只老实的兔子。无奈中把海关设到了内地：外商不给我交税，中国商人总得交 吧。他们交，也就意味着外国商人交了。因为外商购买中国货物，中国商人总要把税收转嫁到外商身上。于是英法美领事又不愿意了，三国合兵380人，进攻围攻 上海县城的近万名清兵，清兵居然被打得溃不成军，营盘都被烧毁三座。清方只好请求谈判，谈判的结果：上海海关权置于英法美三个缔约国控制之下。三国领事分 别指派一个委员，由中国道台任命做司税（后改叫“税务司”）。海关中外属员的任免权归司税，所有文件需司税签发才能生效；他们名义上是中国雇员，拿中国的 薪水，但是不经外国领事同意，不得随意任免他们。英方指派驻上海副领事威妥玛担任司税，由于三委员中只有他精通中文，所以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实权。
中国地方大员当然很少有经济头脑的。海关管理权归他们，他们也收不上来几个，收上来，贪污之后也剩不下几个。交给外方，税收反而大大增加，所以也没有把海 关权的丧失当回事。两江总督怡良在给咸丰的汇报中，对于此事也是迷糊不报。总之，稀里糊涂中，上海海关权就被外国人摸走了。
1855年6月，英国上海领事馆的翻译李泰国（H.N.Lay）接替威妥玛做了上海海关的司税。小伙子厉害啊：1847年，15岁的李泰国因父亲李太郭的 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1847年，小伙子就是香港总督署里一个很好的翻译了。1854年4月，小伙子被派往上海任翻译。半年之后，另一位英国年轻 人，19岁的驻中国编外译员、后来的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见到了这位后来的前任。他对担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李泰国的印象是：“据我所知他才 22岁，而看上去不过19岁。他在中国已有七年半，身体差不多全垮了。”
虽然身体不好，但小伙子干劲儿挺好。如果说威妥玛的成功在于创造这样的先例－海关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员，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他在执行公务时，本国领事必得 把他当作中国官员来对待；那么李泰国的成功则是－凭着他的厚脸皮与充沛的精力，恰如其分地给中国的皇室金库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三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 汇报中，李泰国治下的上海海关关税比中国人自己管理时增加了三四倍。其管理与成功足以让上海海关作为其它通商口岸的样板。这为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 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埋下了伏笔，更为清政府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埋下了伏笔。我比较赞同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历史的经度与纬 度，构成的是博弈之局。不能用某一个棋子的得失，来衡量全局的得失。比如，刘丽川起义，导致清政府失掉上海海关权这粒棋子。但是这种丢失是一种收获。因为 海关权丢了，换来的却是关税的增加和海关的近代化。
所以，明面上是外国方面摸了一条鱼，但是暗地里，这一条鱼却是献给上海当局和清政府的。
混水摸鱼的故事讲完，咱们接着看修约的故事。这次修约，又换主角了。
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大沽谈判失败，麦莲从白河回广东，路过上海时专门跟吉尔杭阿打过招呼：最迟不超过1856年，俺们还会再来的。
是的，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也到修约之期了。美国当然会再来。不过，麦莲只说对了一半，美国会再来，但已不是麦莲本人了。1854年底，他请假回 国，不久后辞职。代之而起的是伯驾。伯驾怎么说也是个中国通了，1834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医务传教士，还给林钦差看过疝气，当然林钦差这个病号没 有直接见他，而是派人上他医务室要药来着。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人家伯驾一打疝气带－由于中国的钦差奉行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也的传统，所以没法亲自找伯 驾看病，但是戴多大号的疝气带，手下人弄不准，伯驾就把自己医院里所有的疝气带都给他了，希望林钦差选取合适的之后，剩下的带子派手下人再给自己送回来。 问题是，咱这边一条也没给人家送回。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顾盛使团的成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1845年，伯驾做了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兼翻 译官。驻华委员一旦不在岗，一般由他来做代办。1855年5月，伯驾也请假回国了。几个月后，政府就任命他接替麦莲，做了真正的驻华委员。伯驾上任后接到 的训令是：第一，可以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第二，与英法两个国家协同合作。第三，外国公使进京。第四，无限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第五，取消对外国人 一切人身自由的限制。伯驾赴任前，先是跑到伦敦，与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会晤，希望下次修约时，三国依然能联合出动。克拉兰敦完全同意，并且表示，一旦与俄国 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会让英国驻华海军开到直隶以示支持。伯驾后跑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Count Walewski）会晤，后者表示，他无保留地赞称伯驾所提出的法国军舰开进直隶湾的建议。获得英法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后，伯驾于年底到达香港上任。
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英法公使们碰头，交换修约意见。1856年1月19日，伯驾照会叶名琛，要求在省衙门会见总督，并且面递国书。十几天之后，也就是 1月31日，叶名琛回复伯驾说，他没有时间。3月8日，伯驾再次照会叶名琛，请他再订个见面日期，声言除了呈递国书外，还要面商五口之事及其它要事，叶名 琛不理睬他。5月2日，伯驾第三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上京等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叶名琛根本没理他，迟至6月30日才回复说：你的意思我转奏皇上， 关于北京，劝您还是别去了。前年麦莲在大沽，不就被撵回来了嘛，你此时再去，更没用了。伯驾于是联系三国公使，希望一块儿带军舰前往直隶。法方回答说：一 条船也没有；英方回答说：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说，他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命令使他能把任何海军力量提供给包令用。伯驾无奈，只好单 独带领两艘美国军舰前往直隶。途中，7月15日，他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王懿德并递交国书。8月1日，他到达上海。此时太平军尚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战争上 还取得一系列胜利。这种胜利使他认为，只要外国海军出现在白河口，清政府就会乖乖的同意修约。于是他给包令写信，希望他与法国公使可以马上带海军北上，三 军会师于白河口。如果三国公使能亲临北京，那么就会有重要结果。还有，清政府说不定希望我们帮他助剿太平天国呢。包令的回复是：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庞大的 海军舰队，中国是不会让步的；明年五、六月份，我们三国共同出兵到达天津，修约才可能成功；关于太平天国，我们不想干涉，只想中立。
英法公使虽然拒绝同行，但是包令在给自己的外相克拉兰敦的回信中，初步汇总了三国的修约意见。并说此乃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按重要性的秩序排列下来的。这份意 见太难得，有必要列举一下：第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第二，中国公使常驻英法美。第三，推广中外商业关系。第四，普遍的舆论自由。第五，一切法庭的改良。 包令特别注明，最后两款是伯驾博士的最仁慈的建议。包令说得对，别说五个条款全执行了，就是光后两个条款执行了，中国就走向民主自由共和了，打死清政府它 也不乐意啊。包令没有伯驾那个傻美国佬那般的天真，他在信中说：用外交的方式达到伯驾的目标，难哪。而且这工作远非他的才智所能及。最后他建议英国政府， 还是满足于比较实际和不抱奢望的谈判吧。
包令是明智的，伯驾所提的那目标，谁也玩不转。晚清玩了那么长时间，就玩了一个流产的走向共和。伯驾乃典型的傻美国佬，巴不得大清象他们美利坚那样，成为 自由女神的第二故乡呢。想得也太美了，大清人民一万个不同意（既得利益者），四亿个不答应（非既得利益者），他们宁要封建主义的专制与暴政，不要资本主义 的民主与自由。几千年了，做主子的觉得小日子过得不错，做奴隶也没觉得日子赖到哪里去啊。闲话少说，现在，我们接着看看这傻佬的修约行动吧。
英法公使拒绝同行，伯驾本就觉得没劲，现在，递给王懿德的国书又给退回来了。伯驾气坏了，那国书可是美国总统按国际惯例写给中国皇帝的。退回来，当然就是 对美国的侮辱。何况那信还被开了封，上面甚至留了一些处理不经心和不予敬重的痕迹。伯驾如果知道这封国书所遭受的真正待遇，他可能更气了。按照中美《望厦 条约》，闽浙总督本就有代递文书的功能，事实上王懿德也照此做了，咸丰也看了。问题是咸丰一看到公使驻京的要求就恼了。他首先恼的是王懿德：王八蛋，谁让 你代美国佬投递国书而不把他们踢回广东的？前年洋人来修约，跑到上海天津，人家怡良、崇纶都是这样做的。你王懿德咋就没有他们的足球精神呢？恼怒归恼怒， 遇上这么个笨蛋臣子，皇上还得耐心教诲他。咸丰这样教诲王懿德：你就说，军机处接到了国书，但是鉴于此书应由两广总督专理，所以，原信退回。皇上亲自教臣 子说瞎话，所谓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对伯驾来说，已经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了，反正国书被拆后再退回就足够侮辱了。 按伯驾的脾气，想跑到白河口跟清政府理论理论呢。问题是海军力量不争气，就两艘船，那只蒸汽巡洋舰圣•查辛托（San Jcinto）还出了意外，不能随他的东方（Levsnt）号北上。无奈，他只能在上海给已革职的吴健彰与他的继任者蓝蔚雯做工作。说：头断了也不能回去 跟叶名琛谈工作了；在天津若不能见大皇帝，那太平天国要与我们立约，我就不一定不同意了。吴、蓝把伯驾此情转达怡良，怡良乃踢球老手了，不但把球仍踢到了 叶名琛那边，还表示，美国公使的事儿，他不敢代奏皇上。这时，伯驾听说了太平天国那边发生了天京事变，分裂了，拿与太平天国合作吓唬大清官员，以后可能没 戏了，况且天气即将转冷，白河要封冻，不如南下吧。11月3日，伯驾启程南下，11月11日经香港到澳门，却听说中国与英法之间已爆发了战争。
伯驾没想到，自己还在谈修约呢，英法却已干上了。怎么搞的呢？
第三章 英法联手了，美俄提着篮子来了
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
按包令当初给伯驾的回复，英国海军出动，当在1857年的五、六月份。但是，没等到1857年，甚至没等到伯驾从上海返回，英国在广州就与叶名琛干上了。
导火线乃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上午，当划艇“亚罗”号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上时，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四十人登船拿匪。船上有中国水手14名，梁国定拿下 12人，押往他的巡船上。
按道理来讲，中国官兵拿中国嫌疑犯，本是很简单的事儿，纯属内政。但是亚罗号的暧昧身份，使得这事儿变得空前复杂起来：
第一，这船是个绿壳船，与中国传统的沙船外形不同，单从外形上看，属欧式船只。
第二，这船的船主最初是中国人苏亚成，1854年8月7日，他通过丹麦驻香港领事，用一千元购得一纸香港执照。五口通商之后，相关航线上海盗蜂起。中国的 渔民、船民，甚至农民，生计不好了，就都改行做海盗了。据说，这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水师的无能表现导致的；也是1939年以来鸦片走私的猖獗所刺激 的；更是民众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海盗兴起了，中国政府无力排除，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护航制度产生，比如葡萄牙商人一度垄断宁波方面的护航业务；二 是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关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海盗，还是中国水师，甚至是中国的叛乱义军，都对外国的国旗表示敬畏。西方公认，清 国军队的抢劫行为并不亚于强盗，即使不抢劫，搞正常执法，他们也不敢随便截拦挂外国小旗的船只乱开罚单的。总之，一纸香港执照，背后包含有诸多政治与经济 便宜。于是，中国商船与香港方面就达成了双赢局面：一方掏钱，一方收钱；掏钱的买安全，收钱的提供保护。
第三，船主虽然是中国人，但雇佣的船长则是外国人，名叫亚罗。亚罗号之名由此而来。按马士的解释，雇用一个外国船长，乃是“供给东方的勇敢在行动时所需要 的西方的纪律与热诚”。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应该是，船上立个外国佬，不管是对中国的官方强盗来讲还是对中国的民间强盗来讲，威慑力度都会更大。咱主席说过，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这个时候的外国人，不是！
第四，这船被海盗抢走，后来又被民团拿获。民团把它转卖给广州一家公司，公司花钱修理后开到香港，卖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方亚明。方亚明以自己的名字在香港注 册此船，取得了1855年9月27日至1856年9月27日的营业执照。他雇佣一个名叫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英国人做船长，这样，拿着香港执照，雇佣英国人做船长，船头挂米字旗，亚罗号就俨然英国船了，理论上享受英国政府的保护。
第五，按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日期，1856年9月27日之后，它的香港执照就要失效的。但是按照香港的法令，船舶执照有效期一到，可申请换发，只要于期满 前一星期将登记证呈验即可。如果登记的船在海上，那么可延展到它返回香港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条执行得有些混乱，有些船只期满一年半载了，都没有重新注册 去，照样挂着外国小旗忽悠来忽悠去。本来就是唬人的，所以能唬就行，重新注册不得交费嘛，所以大家能拖就拖。
问题是中国千总梁国定没想那么多，听人举报，亚罗号上有水手是匪，就直接登船去捉拿了。船长肯尼迪制止他拿匪，不成，遂向厦门领事兼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 （H.S.Parkes）报案。巴夏礼一听，认为中国官员太荒唐：第一，这船是在香港注的册，理论上是英国船，享受英国保护；第二，即使船上有中国嫌犯， 按照中英《虎门条约》，华官也得照会英官，不能随便捉拿的。于是他跑到了事发地，要求梁国定按条约执行，把嫌犯带到领事馆去审讯，审讯确实后由英方引渡给 中国。梁国定拒绝了，估计没有背过中英《虎门条约》的条文。双方争执间，巴夏礼挨了梁国定手下人一个嘴巴子。就这么一个嘴巴子，战争的阴云就笼罩到广州上 空了。
巴夏礼被蒋孟引先生称作“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这种说法对错各半。没有巴夏礼，第二次鸦片战争也会发生；有了巴夏礼，战争发生的细节就具有了巴氏 风格。巴夏礼，1841年，13岁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澳门谋生，依靠两个姐姐生活。14岁时，由于会了一点中国话而做了子承父业的英国翻译小马礼逊 （John Robert Morrison）的童仆。小马礼逊很喜欢小巴夏礼，中英谈判中，把他介绍给了中国钦差耆英。耆英也非常喜欢巴夏礼。按巴夏礼自己的说法，耆英喜欢他的规 矩，并且给他糖果吃。说真的，看到这么一个小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文，放谁也会喜欢他的。甚至有传言，比如当时广东南海县令华廷杰就说巴夏礼也是耆英的干 儿子。 这个传言我们就不要采信了，耆英已经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做了干亲家，给人家儿子做了干爹，再给巴夏礼做干爹，人家耆英一世清名就全 完了，给洋鬼子做爹，多么的没有民族气节啊。但是这个巴夏礼却不能小看，在中国的国土上茁壮成长：16岁就做了厦门领事馆的译员，亚罗号事件发生时，他 28岁，已担任了厦门领事和广州代理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甚至被清政府误认作关键夷目而扣押为人质。后来混上了英国驻华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任 上。看来，这孩子算是个自学成长的主儿。
自学成长的主儿，个性坚强，受了中国小吏一巴掌，心中当然不服。回到领事馆后，他给叶名琛发去了一份照会，中心意思如下：
第一，这是严重的侮辱，必需马上赔偿；
第二，侮辱是公开的，所以赔偿也应是公开的；
第三，从亚罗号上带走的人，由梁国定当我们的面送回原船；
第四，中国官员在亚罗号上扯下了英国国旗，更是严重的侮辱。
巴夏礼所遇到的对手，依然是石头钦差叶名琛。石头回复如下：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它无权挂英国旗；事件发生时，船上根本没悬挂旗；亚罗号上的水 手，至少有一名是惯匪，一名是海盗，所以他留下这两个坏蛋和一名证人，其余9人送回。叶名琛的回复，离巴夏礼的要求太远，所以小巴拒绝接收这9人。与此同 时，小巴接到了驻华公使包令的训令：公开交还12人；叶名琛书面道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48小时内做不到，英国海军就会采取行动。叶名琛对此回复 说：中国官员以后再不捉拿外国划艇了，但是请外国莫把执照卖给中国船。英方不满意叶的答复，扣押一只中国大沙船。可叶名琛得意洋洋的回说：扣押的船乃民间 私船，不是官船。巴夏礼气坏了，跟中国这样的流氓官员打交道，真是气死你没商量，英方扣押民间船只，中国官方不但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呢。相当于你绑架 了他孩子，他却暗示你：我是他后娘！你把他撕票才好呢！21日，气极之下的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接受英方全部要求。叶名琛立即答复 说：以后会尊重条约与英国国旗；捉拿的水手可以放回十名；至于道歉嘛，中方没错，所以无歉可道。第二天，离最后期限还有一个钟头时，叶名琛把12名水手全 送了过来。但是，他没有满足巴夏礼的其它要求，巴夏礼仍然拒绝接收，并且待期限一到，就把问题提交给了英国海军。时间是1856年10月22日。
战争就要开始了，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首战之地将是广州。广州做好准备了吗？
广州开打了，英国议会开吵了
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率领英国舰队越过虎门，进犯广州。
这个时候的叶名琛，把于丹女士所谓的“蛋定”功夫演绎到了极致。炮声隆隆中，他在校场看乡试马箭，并对受惊的手下官员说：没事儿，天一黑他们自动就撤了。 叶名琛还下令：中方师船不可还击。24日，炮声更响了，叶名琛还在表演自己的“蛋定”，手下人说跑吧，叶名琛不为所动。手下人又说：风大，收场吧。于是叶 名琛才收场。看叶石头的意思，他不怕英军船炮，倒是怕南中国的秋风。
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和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还是传统老办法：第一，中断对外贸易。第二，学1849年的小样儿，调壮勇团练制造声势，又 是贴长红相约杀人，又是走队列搞游行示威。按南海县令、时在广州帮叶名琛办理交涉的华廷杰所言，外国人早看透这套了，不怕了。西关团勇数千扬旗列队过十三 行洋楼地面时，外国人在楼上放枪，击毙练勇一人、百姓二人，团勇们就泄了。华廷杰感叹说：“所谓团练，遂成虚名矣”。
其实它本来就是虚的，英国一直没给大清戳破而已。
26日，英国人过礼拜天，一日无事。
27日，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叶名琛不理不睬。于是英军开始调戏叶名琛，每隔几分钟，炮击一次总督衙门。属下兵丁都跑了，叶石头还在表演于丹 牌的“蛋定”功夫，端坐在二堂，炮打席前他也岿然不动。
28日，炮火更厉害了。在下属的请求下，半夜二更时分，叶名琛把家属迁到了老城内的巡抚衙门。
29日，叶名琛进老城文庙烧香，也避入巡抚衙门，不再回自己坐落于新城的总督衙门了。行商伍崇曜和雷州府蒋立昂代表清方前去与巴夏礼谈判，小巴对二人很礼 貌，但话很不客气，说：总督不许我进城，还不跟我见面，我必破他的城。等两人回城后，英国就开炮了，而且专打总督衙门。中国兵勇伏于街道，不能当城而立。 听说城墙被轰开一个口子，叶督开始掏钱办事了，传令：杀一敌者，赏百金。
29日，英军一百余人攻入了广州新城，西马縻各厘在巴夏礼的陪同下，大摇大摆的从城门走进了两广总督衙署－卖瓜的，终于实现进城的梦想了！英方为此付出的 代价极小，死3人，伤11人（这是英方所报数字，中方所报是伤亡30人。按照常识，您就知道谁的数字可信了）。但主人叶名琛避居旧城巡抚衙门，不出面见 客，英军只好退出。按蒋孟引先生的说法是：客人不敢在主人家久留，傍晚前就夹着尾巴退走了。 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成立。因为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进城的才百把人，虽然进城时没遇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谁知道这大海会不会漫水呢？所以，英 兵权把进城当作探亲了，天黑前就回了。回来后倒是没歇着，仍继续炮击城墙。城墙被轰破后，清方就用大箩筐、大木桶装沙土石块填堵缺口，双方就跟玩游戏似 的，英方不攻城，清方更不敢反攻。乐此不彼一玩就是好几天。这个时候，叶督又悬赏格了：凡斩英人一头者、生擒英人一名者，俱赏银百两；夺获火轮船一艘者， 赏万金；焚烧夷船一艘者，赏万元。悬赏之后，叶名琛派人告知美国及其他国家领事：英国发动了战争，他不能保护他们的国民了。如果有什么闪失，惟巴夏礼是 问，你们找他赔偿就是了。 看来老叶也是个糊涂蛋，你可以不保护其他外夷，但是你的百姓杀了人家其他外夷的夷头，领了你大清总督的奖金，人家其他外夷怎么好意思不找你而是找巴夏礼要 赔偿呢？不过他的没法保护外国侨民，倒是对的，因为中国军民到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英夷谁是美夷呢，何况重赏之下，哪里还管他什么夷啊，反正是见夷就想取其项 上人头！因为一个夷头，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
陆续也有人发财的，但是不多也。据华廷杰所记，人头方面，大约弄了11颗。轮船方面，焚烧2只，夺获1只。问题是，就连华廷杰都认为这样不好玩。比如这个 人头，咱这边根本不分人家为何国之夷，且这些人大半都是贸易商人，他们不但不是洋酋，更不是洋兵，偶上岸游玩，即被诱擒，所以华廷杰认为这纯粹是浪费赏 金，没任何益处。至于轮船，都是送文书载货物的民间商船，船上水手舵工多系中国人，咱这边先收买他们，然后出动人员诈为赴香港的客人，登其船，至偏僻处， 内外同时动手，杀洋人，取其头，余尸推入水中，得手后既可分船上货物，还能回来领赏，大发了。问题是，他们玩的都不是英国战船。所以华廷杰认为，于彼无 损，于我也无益。
也不知军队与民团都干啥去了，反正中英双方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正规战斗。也许是由于叶名琛杀人有奖的布告，也许是由于中方擅长游击战术，总之，零星的战斗 在发生：
之一，清军点火烧英军的一处住房，没成；
之二，中国沙船反攻英军，进行了35分钟，之后再不敢与英军正面水战了；
之三，英国货船船长古柏（Cowper）与妻子在自家船上散步，被中国几个男人绑架；
之四，英国邮轮“提斯特尔”（Thistle）号夜泊虎门被中国众多小船包围，邮轮侥幸脱逃，货物全被抢了；
之五，一名英国水兵，一不小心，脑袋被某处乡民割走了；
之六，广州十三行商馆，被广州人民一把火烧了；
之七，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不长记性，反恐意识不到位，再次出事：从广州开往香港的途中，船上忽出十几人袖出刀来砍头。外国人被杀11头。杀人者用布包 头，回去领赏去了。
之八，广州官兵秘制中国式水雷，这种水雷曾在天津试验过，塞数十层高的木竹牌之下施放，竹牌齐齐轰断飞起，高数十丈，看样子很美。现在乘黑放夷船之下点 放，却发现就声音大－声震十里，大家感觉打霹雳呢，但是夷船“仅略一摇动”。连放三次，没劲儿。遂放弃。
之九，邻近香港的地方，遍布揭贴，云：凡有卖食物给香港英人者，格杀勿论；凡在香港给外国人打工者，即速回乡，否则烧你老家屋，罪及你家属。
之九，在香港开面包店的阿兰，收到了老家奶奶的信，要他们速速回家，否则家里要把他们当汉奸的。阿兰尚未回去，他家的面包就被发现放了大量的砒霜，如果不 是砒霜太多，吃下去很快就会吐出，香港的英国人就会大面积死亡。包令与他太太也吃的这家面包，包令太太当时没被毒死，但从此多病，两年后就死掉了。
这样的小打小闹，也许真谈不上战争，所以叶名琛都懒得给咸丰汇报。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 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距离广州开战，也50多天了。缓报军情也 就罢了，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还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也被当场打死了。这个傻瓜皇上 哪里知道，西马縻各厘之所以没有占踞广州，那是他的兵力太少了，他得等国内增兵呢。而国内呢，首相巴麦尊一听说“亚罗号”事件，就决计扩大战争。如果读者 诸君细心的话，会发现这家伙的职衔发生变化了。老家伙不容易，70岁的时候终于混上英国首相了。1855-1858年、1859-1865年两度出任英国 首相。1855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被其反对党骂作：“这老骗子终于达到了他无耻野心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大目标”。 不管对手怎么骂，也不管职衔怎么变，反正老骗子保护英国臣民的雄心与热情不会变。问题是，他要发动战争，议会里的反对党总有不同意见。没办法，这是英国的 政治特色。执政党不管干什么，反对党总绊你的腿儿，至于同党人士，也不见得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说啥就说啥。1857年2月，托利党领袖德比伯爵 （这家伙原先是辉格党人，后来变成了托利党人，且成了托利党人的党魁并于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在上 院提出议案，谴责政府在华官员擅用武力，欺负困惑无助的蛮族文化，以能言善辩而著称的他把矛头对准了包令，他说：“我不愿意说任何对包令博士不恭敬的话。 他也许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但据我看来，在他进广州城这个问题上，他却真正患了单相思（笑声）。我相信他在做着进广州的梦；我相信他朝相思、暮相思、深夜 醒来也相思（笑声）。我相信，他一定认为，只要包令爵士在广州衙门受到正式的接待，那末，和这件事实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不为大，任何商务的中 断不足忧，任何流血几乎都不足惜（大笑）。”
德比本人的辩论水平被同仁戏称为“攻势凌厉，不可阻挡，但当他得胜而归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的营盘已被敌人占据”， 不管他辩论结果如何吧，我们至少看到，他在这次发言中，把包令同志恶心了一个够，被马克思评价为：“在英国议会史上，或许还不曾出现过像这样一次贵族对暴 发户在精神上的胜利。”
德比演讲结束之后，包令好友、辉格党的外相克拉兰敦站起来发言，包令是他提拔为驻华公使的，某种程度上，德比恶心包令，就是恶心他这外相。所以克拉兰敦的 发言很有意味，对于包令的行动，又要坚决支持，又不好意思全盘赞同。他说：我不相信包令的行动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情形下，除了支持包令，没有别的办法。最 后他借马赖神父的案子煽了一下情，说：一个可怜的法国教士，经过三天拷打后被吊死，他的心被刽子手吃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再出现。所以，在与中国这样的民族 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希望与他们保持和睦、有益的关系，就必须让他们懂得武力法则，必须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来让他们明白。辉格党的大法官克兰沃斯 （Cranworth，1852-1858年担任英国大法官）说：亚罗号悬挂英国旗是合法或者非法，都非中国人所能过问，他们也无权冒充英国人的船。托利 党的格雷（Grey）说：同志们，你们在冒险啊。要知道，茶叶的供应不能断绝啊，这东西是咱们的生活用品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啊。我建议，立刻召回约翰• 包令爵士。托利党的马尔墨斯白雷伯爵（Malmesbury）更是提到了正义、人道与良心，认为英方炮轰广州不怎么合法，他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辉 格党的政府代言人格兰维尔勋爵（Granvill）最后总结说：我认为你们走得太远了，在同一个完全否认任何国际法的国家打交道时，你们还把自己束缚在精 致的法网上。
按政府代言人的说法，跟一个野蛮政府打交道，咱就别恪守咱那一套文明规则了。他说完后，议会表决。表决结果110∶146，巴麦尊政府以36票的多数获 胜。上院吵架的同时，下院也在吵。包令的老友科布顿提交了他的谴责案，并宣布与这位“二十年之久的朋”友绝交他认为，亚罗事件太恶劣了。辉格党的元老级人 物约翰•罗素（John Russell，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祖父，1846-1852年、1865-186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表态说：入城是个大事，得仔细考虑。不能逼中 国皇帝过甚，太平天国正跟他闹呢，一不小心人家的统治就危险了。嫌两广总督不好，我们可以向中国皇帝建议换人嘛。巴麦尊的陈辞是（按英国规矩，首相必需是 下院议员）：叶名琛是一个让民族蒙羞的最粗野的野蛮人，是践踏人类尊严的所有罪行的罪魁祸首；科布顿的议案，会让老朋友包令伤心的；这个谴责案如果得到通 过，我们的商人在中国将没有安全可言，小心点，你们的决定可能就是对海外同胞的死刑判决。
科布顿的提案表决前，英国的民间也没闲着，有人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支持科布顿：包令在中国的行动是非法的，他们毁了一座大城市，停止了中英贸易，杀了好多无 辜的人，为此而新增的税，不但加到我们头上，还加到了印度人民头上，科布顿和他的朋友们，能同意这场战争吗？群众高呼：不能！
种种一切，都对巴麦尊不利。因为按英国的游戏规则，只有下院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下院必需对选民负责；政府必需对下院负责。而下院的最终表决结果是， 263：247，巴麦尊输了。维多利亚女王如此评价托利党的胜利：“非常痛心那些恶毒的、根本没有爱国之情的党派阴谋的得逞”。 按英国宪法，内阁失去下院支持，要么辞职，要么由首相提请英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以最终决定内阁的去留。但是1784年英国首相小皮特创造一个宪法惯例，那 就是：内阁可以在不辞职的情况下提请国王解散议会，实行新的大选，直接求得选民的任可和支持。新的大选中，巴麦尊的辉格党获胜，据说这是1832年《改革 法案》通过以来辉格党所取得的最大胜利。当然，这与英国选民的情绪有关，跟巴麦尊对英国人民的忽悠也有关。他在一次宴会上的发言可作代表：“我国国民在遥 远的地方遭受了种种的侮辱、迫害和虐待，对于这些是不能置若罔闻的（欢呼声）。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而责在保护我国在华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 有责任竭其所能，来对付这些暴力行动。如果我们不赞同我们认为正确的措施，那就辜负了国民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相同的境地，我们也会认为我们有 责任去采取这些措施（欢呼声）”。 千言万语，我看巴麦尊的意思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有责任保护他的国民，哪怕他在遥远的地方，否则这政府就没法干了。对此，马克思如此评论：“无论英国的 人民和全世界人士怎样为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勋爵本人却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老马知道，老巴这一手很煽情。我们百姓遭遇这样的政府，只有眼泪哗哗的了，除了投票还有啥说？问题是谁让英国选民都没有老马聪明呢？老马这当口，发表《共 产党宣言》十年了都。英国选民谁有他这等智商与情商，不但给人类设计了社会主义还设计了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总之，英国选民就爱他们的巴麦尊，这是没办法 的事。如果老马做了他们的首相，才会号召无产阶级没祖国，爱别国甚过爱自己家国呢。
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1857年4月，英国外相克拉兰敦给额尔金伯爵发出了使华训令。主要精神如下：
第一，对英人损害的赔偿。如果法国与咱合作，那么也应提出对法国人的损害赔偿。
第二，对于条约规定，要在广州及其他口岸完全实施。
第三，赔偿英国人及受英国保护的人因亚罗战争所受的损失。
第四，中国政府应允许英国人在北京居住，或者允许英国公使对北京作不定期的访问，并觐见中国皇帝。承认英国公使有自行传送文件之权。
第五，修约，增加商业便利。比如允许英国进入各大内河沿岸的城市，无区别的准许中国船只从中国各口岸开往香港进行贸易。
外相授意额尔金，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前三条，那么通过谈判争取后两条；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前三条，那咱就打。不过，一打就得要求赔偿战费。如果打过之后，中 国政府在开放口岸及改善对华通商方面能让咱们满意，战费赔偿不要也罢。
由于修约时有了合作基础，更由于对华有共同语言，所以英国一直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美国方面，马沙利表示：“中国政府只有在一支既有能力 又有决心厉行正义的武装力量之前，才承认正义”；麦莲表示：“同这个政府只能在炮口上才有外交”；伯驾表示：跟英国联手，干它一家伙。问题是美国政府不同 意，指示它的驻华委员们，中立，一定要中立。 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中，美国政府一直想和平对待中国并且为此而努力来着，可中国的爱国学者不领这个情，老是觉得美国在蹭饭吃，所以美国不动兵，在中国也落不 下什么好来，还叫中国看不起你。美国要动兵，至少还算是自力更生。唉，跟中国打交道，总容易里外不是人。就不说了，重点说法国吧。因为这会儿的法国皇帝拿 破仑三世，正不安呢。
马赖事件，拿破仑三世不安了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县出事了。也不知中国人咋翻译的，反正这名字给人一看就不像个好鸟，容易 对中国孩子形成误导。虽然有人把他译作马奥斯定或者马奥斯多，让人感觉这才象个法国人名，但是中国人习惯称人为“赖”了，所以咱就习惯性的“赖”下去吧。 1853年，马赖受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受苦受难的全球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澳门的教会组织派他到广西工作。当 然，他是地下传教。因为《黄埔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五处通商口岸活动。进入内地传教，那就犯了天朝法令了。只不过，《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一旦有 法国人违禁，听凭中国官查拿，但是查拿之后，要就近解送法国领事收管，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国人。
有这么一条保护，所以马赖么也不挺，他从贵州路过时，当地两名中国教徒成了他的跟班。这两名跟班，一个叫白小满，据说是老教徒了；一个叫曹桂，又名曹素 云，曹二娘，是个二十岁的小寡妇，前辈奉教，所以更是老教徒了。三个人结伴来到广西西林县传教，众所周知，阻力是很大的。直到今天，传统伦理气息浓厚的乡 村还对基督教徒看不惯。举个例子，基督教徒不拜祖先，但中国人敬宗爱祖。中国人过年给族里长辈叩头时，面对的是对方八仙桌上的祖宗牌位。中国的基督徒过年 也给人叩头，但是他对着主人叩头。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死了，才会面临被人正对着直接叩头的待遇，一句话，对着人叩头，意味着人在棺材里挺尸呢。总 之，冲突大了。于是乎，被他们忽悠入教的人，肯定被乡民们视作流氓无赖；这些中外教徒又不分男女的聚会，肯定会被奉行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的乡民们想像为流 氓开会。现在的某些学者，干脆对他们简单的概括为“抢掳奸淫，无恶不作”。这样概括，既是对宗教的侮辱，也是对教民的侮辱。按我的认识，这些教徒既使不作 恶，仅是按天主教的规矩来，民愤就足够大的，根本用不着他们作恶，冲突就会不断的。不过，西林县的百姓民愤再大，也还是通过了他们的知县黄德明。这知县比 较理智，1855年夏天，派兵勇把马赖传到了县衙，劝他离开。马赖离开了，可是冬天又回来了。群众更愤怒了。1856年初，黄德明调任，新任知县张鸣风到 岗。这家伙有些二百五，先是警告马赖，后是下令逮捕马赖，1856年2月24日，马赖与中国籍教徒中的25名骨干一块儿被逮，审判三天后，白小满被杀头， 马赖与曹贵在站笼中站死（一说先站后斩）。所谓的站笼，这里需要交待几句，站笼又称立枷，是枷号的一种高级形式，清朝时开始正式作为法律惩治手段。它是一 种特制的木笼，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脚下可垫砖若干块，受罪的轻重和苟延性命的长短，全在于抽去砖的多少。有的死刑犯会被如此示众三天后论斩，有的 呢，站着站着就站死了。还有的受不得，自己把下面的砖踢翻，就可以象上吊一样，加速自己的死亡。《老残游记》里有个著名的所谓清官－山东曹州知府毓贤, 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按这数字，应该是笼子天天满，死人日日有了。问题是，中国人可以忍受站笼，人家法国 人不见得能忍啊。别说这种高级站笼了，按照条约，你罚人家一个普通站都不行呢。这不明显的违反人权吗？
马赖死了，死得很中国特色，他穿着中国衣服，服的是中国特色的刑罚。问题是，还有更可怕的，马赖死后，刽子手挖开了他的心脏。法国的一家报纸居然传说他们 把神甫的心脏煮着吃了。这一传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都采信了，所以他才再议会的辩论里说什么一个可怜的法国教士，经过三天拷打后被吊死，他的心被刽子手吃 了云云。
不管马赖的心是否被吃，也不管广西的刽子手是否喜欢这一口（按马士的说法，刽子手把马赖的心给狗吃了，不是自己吃了），总之，马赖死了。这就够了。我们的 中学教材喜欢说，法国借口马赖事件侵略中国云云，似乎法国政府不是真心保护其国民，也不是真心履行其好不容易争来的保教权似的。按自家的常识，度量别国的 政府，除了显示自家的无知与可怜之外，其它啥也显不着。所以，至少要善于藏拙，别对着人家的游戏规则乱弹琴。
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抗议的，是法国驻华代办科尔西，1856年7月25日他引用《黄埔条约》照会叶名琛，认为中方破坏条约，要求：第一，中国向法国作出有分 量的赔偿；第二，他根据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利益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赔偿；第三，和叶名琛见面。第二天，他又递交一份照会，又提出一条：请立即释放至如今尚在 押的中国教徒， 归还教徒们被勒索的财物！随后，科尔西给法国的外交部写了信，表示，他对叶名琛的回复不抱任何希望。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赔偿建议：第一，西林知县革职充 军；第二，钦差大臣给予正式照会告知上项处分业已执行；第三，在清政府的邸报上公布该项处分的上谕；第四，清朝皇帝通谕全国，其他官员如果发生类似违约行 为，一律照此案处理。
科尔西对叶名琛不抱希望是对的。就说他那个照会吧，人命关天的事，叶名琛7月25日收到，8月20日才回复人家。效率不够不说，那态度也成问题，他说：拜 上帝乃天主教之别名，就是由于五口通商传教及天主教驰禁才导致了太平叛乱；好多基督徒都不是好人，参与了太平叛乱。关于马神甫案件，等他调查后再说；关于 两人会晤之事，唉，忙啊，没时间见面，等以后闲了再说吧。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一听外国人要跟自己见面，就借口说自己太忙。这种滑稽，也就大清官员能创造 出来。科尔西当然不满意，频频书面照会，并且威吓叶名琛不要忽视这种拒绝的后果。但是叶名琛怕什么后果啊，回说：广西离广东太远了，调查结果不能很快就 到，不要激动，要耐心等待云云。
法方的耐心当然是有限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早就恼了。说到这里，咱得简单介绍一下拿破仑三世。他是法国那个神话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不过能力方面远不 如自己的前辈罢了。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1830年7月上台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消息传出，举欧震惊，当年拿破仑一世 横扫整个欧洲的记忆涌上他们的心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正在宫廷跳舞的军官们高喊：“先生们，备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法国确实走向共和了。而且，共 和的果子被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摘走。1848年12月，他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他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投票前夕，农民间传着这样一则手机短信：假使你们希望流氓当总统，那么你们就应委任拉斯帕伊；假使你们要一个坏蛋，那么你们就选赖德律•洛兰；假如你们赞 称阴谋诡计鬼花样，那就任用卡芬雅克。如果希望一个好人做总统，那就选举路易•波拿巴。法国著名政客兼历史学家梯也尔当时对路易•波拿巴参选的评价是： “这是一个蠢货，他将任人摆布”。结果，这么一个蠢货摆布着众多选民做了法国的总统。
这总统处处表现自己的亲民：霍乱病流行时，他到医院看望病人，是否拉着病人的手流泪不太清楚，没见到过有关照片；他到街上，慰问女商贩及摆摊女们，这些法 国小妇人是否会为总统的亲善而当场发出尖叫甚至晕倒，也不太清楚；他公开宣布自己的朋友不在宫廷，不在镀金的天花板之下，而是在茅舍、作坊和田野之中。那 些野农夫是否会因为这宣布而感激涕令，也不太清楚。我们只清楚，1851年12月2日凌晨，路易•波拿巴模仿前辈－他大爷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拿破仑 •波拿巴于法国的雾月十八，即1799年11月9日发动政变，取得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执政地位，实际的独裁者。并且于1804年12月2日正式加冕为法兰西 第一帝国皇帝）居然成功了，于是开始了军事独裁；一年之后，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再次政变，废除共和，成立帝国（史称第二帝国），自己当了 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居然也成功了。做了皇帝的小拿破仑，总得有个皇帝的样子。政变方面，甚至政变时间的选择方面都模仿前辈，保教方面当然也要模仿前 辈，努力争取保教权。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是享有远东地区天主教保护权的唯一国家，这是由天主教会的中央行政机构罗马教廷决定的。到了18世纪末叶，它 的海外霸权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英法美等国家。英美流行基督新教，只有法国流行天主教，所以法国成为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最大对手。拿破仑三世的前辈拿 破仑一世当年在位时，一是大力扶持国内的天主教势力，二是对东方的传教事业特别关注，当然他的这种关注与支持更多的并不是出于他的宗教热情，而是出于他的 政治目的。这个科西嘉神人给他弟弟吕西安说过：“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不同神甫吵架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又利用他们”。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皇帝加冕仪式都请来了颤微微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当可怜的老头拿着沉重的皇冠往拿破仑头上扣时，这家伙从教皇手中夺过了 皇冠，自己给自己扣头上了，接着又拿开凤冠给皇后约瑟芬扣到了头上。这家伙的两个动作不外两个意思：第一，这皇冠是我挣来的，不是你教皇给的，我只不过借 你的手与面子用用而已。第二，这凤冠是我给皇后的，我有权给她，也就有权没收她。当然他也不是白借，他想尽些义务－天主教的海外保护权，他还是要争取的。 拿破仑一世短暂的光辉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法国的保教事业则蒸蒸日上。1834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以葡萄牙不能履行保护者的义务为由，颁布教谕，取 消了它的保护权。虽然葡萄牙拒不受命，但法国还在努力。1838年，教皇取消了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把北京教区的主教座位给了法国人。1846年，法国 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条约之内，争取到了外国传教士在五口的自由活动，条约之外，额外争取到了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驰禁。特别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了法国 对于其保教权的努力与贡献。当然了，法国传教士认为这些远远不够，之前他们就对政府这样叫唤：“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 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的鸦片的损失，法 国的传教士受到迫害、残杀，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
拿破仑三世既要继承前辈的重教传统，又要尊重法国内部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扩张情绪，更要体现他作为皇上的能力，所以，马赖事件一出，法国天主教徒被激怒，他 很不安。说句不客气的，假设马赖不是法国人而是别国人，只要他是天主教徒，法国就有保护他的义务。甚至中国籍的天主教徒，法国政府也有义务对他们伸出保护 之手。只要它的能力能达到，只要它需要，它就会出面的。所以所谓的借口云云，都是中国式的想当然，因为中国侨民在海外受人欺负，中国政府不但不会保护他 们，还会骂他们为流氓无赖甚至早已取消他们国籍了呢。所以中国百姓可怜就可怜在这里，打死他们也想不通，一个政府居然会为了一个小民而兴兵动戈！
不安的拿破仑三世对他的外交部发出了指示：天主教受到了迫害，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法国外长瓦尔斯基对驻华代办科尔西强 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 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英法两国从1854年3月开始，联手对俄罗斯作战，1855年9月战败俄罗斯，1856年3月与俄国签署《巴黎和约》正式结束 战争。史称克里米亚战争。上次合作愉快，这次侵华合作当然一拍即和了。当然也不是没有杂音，比如英国国内，有人叫唤，对华战争还是单干好；有人认为，让法 国来帮忙丢英国的面子；有人说，在旧式枪炮足以对付中国人时，咱们携带有最新式的亚姆斯特隆炮免费表演给法国看，是不是太亏呢？有人怀疑，法国要派一个庞 大的远征军来，那是他们这会儿太闲了，想来中国娱乐呢；有人说，法国对中国土地有野心，且要求赔款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中国的承受能力。总之，杂音是有的，英 法也各自怀着自己的鬼胎，但是在对付中国方面，双方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就联上手了，那么，美俄啥意思呢？
英法联手上树，美俄提篮上场
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Baron Gros）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这样，英法武装都在路上了，美国在哪儿呢？
美国公使伯驾同志修约失败后，一直没闲着。他对国内一再呼吁，战争，战争，不战争不行，因为大清这个朝廷“一定要反对任何足以将外国的地位提高到接近平等 程度的变更”， 只有战争，才能扭转它的这种反对。这个中国通，也太了解中国了。清政府所谓的外交，就是想在地球上制造出一种奇迹：即使外国把我们打死了，他们也不能跟我 们平等的。
问题是伯驾虽然了解中国，但是却不太了解他们美国。一则是，美国现在象个出生不久的毛绒绒的小鸡，刚刚参与国际事务，它隔岸观火的孤立主义外交倾向，在以 后的日子里才能逐渐显示出来。二则是，美国国内因黑奴解放问题而南北对立，闹得势如水火，没有精力与情绪对远东动兵。所以，伯驾建议侵占台湾、舟山，建议 用美式文明与民主影响中国走向的建议，在他的政府听来，太二百五了，太不现实了。政府向他的公使们声明：美国除去为了合法的商务和保护其公民的生命财产而 外，根本不打算为其它目的进入中国。美国政府的整个性质和政策必然要将我们的行动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许我们在那个辽远地区有任何领土扩张或猎取政治权 力的野心。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政府拒绝英国的出兵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 公使取代了狂热的伯驾。5月份，政府给列卫廉发出了训令，表明了政府的意图：第一，公使驻京，并且可以觐见皇帝，与中国的外交部门保持接触。第二，扩大与 中国的商业来往范围，向中国表明，我们只做生意，对中国内政与领土没有兴趣。第三，减低内地税。第四，传教自由。第五，制止海盗。第六，条约所获得一切权 益，要和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共享。第七，美国不谋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也不支持它的公民向中国贩毒。最后，上述目的尽力以和平方式达到；要和英法坦白地合 作；咱提出坚定的主张，但是要听从中国当局根据他们的公道与政策来决定；如果我们主张失败，那么下一步怎么做，由政府来决定。 可笑的是，美国这种对华事务决不动武的原则，中国爱国学者感觉它在蹭饭吃也就罢了，没想到美国爱国学者更着急，丹涅特对于美国没有和英国分享第二次鸦片战 争胜利的威名深感遗憾，以致于他如此恶心他们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赴世界的彼端，手携篮筐，站在树下，期待树上的同伴将果实摇落，甚至 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代表确乎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可耻的角色”。 看意思，丹涅特替自己的政府感到丢人，不过他如果知道中国有个“火中取栗”的成语故事的话，就不用说这么多废话来恶心他的政府了，而且，可能夸他的政府具 有东方智慧呢。不管咋说吧，美国政府就这样没劲儿，下面，我们看看俄国正在忙什么。
某种程度上讲，俄国最辛勤最忙乎了。16世纪末越过了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30年代，俄国人才听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什么黑龙江，于是开 始了相关探险活动。40年代，终于有人摸到了黑龙江，于是沙俄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渗透。真正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由于中国的康乾盛世及其影响，沙俄的作为 是有限度的，与中国相继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国恰克图界约》，前一个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清朝同意把贝加尔湖以 东、尼布楚一带原属中国的土地让给俄国；后两个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现在这段边界大部分属蒙苏边界），沙俄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南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 土地；至于中俄西部边境，由于沙俄还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很远的地方，与中国并不接壤，所以要想跟中国确定什么西段边界，还需要继续努力。所以，三个条约之 后，中俄双方保持了大致的和平与隔离。经济方面，18世纪末双方签订一个《恰克图市约》。恰克图成为中俄之间的贸易市场。19世纪初，沙俄又开始活跃了， 除了在广阔天地中四处考察之外，还通过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向沙俄表示过，它在中国不打算为自己寻求任何垄断特权，它用战争获 取的权益可以与所有文明国家共享。问题是当时的清政府很别扭，规定只有以前同广州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才能参与五口通商，这就把俄国排除在外了，这让俄国耿耿 于怀。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俄国加紧了在中国边疆的考察活动，试图证明诸多土地是无主的，并不属于中国。而且，随着考察的深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 拉维约夫居然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几百年都没进步的民族，不侵略实在对不起自己。1851年，沙俄与中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算作清政府不准 许它参与五口通商的一种弥补。这样，英法美在沿海五口通商，俄国在陆地恰克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通商，并且也确定了设置领事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也算够 本。更够本的是，当英法美忙着勾搭的当口，沙俄已侵占中国黑龙江及库页岛的诸多战略要地并开始了自己的黑龙江移民计划。栽头忙乎的中间，发现英法美结伴跟 中国干呢，所以忙派个代表前来掺乎。1857年2月，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E.V.Putiatin）来了，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交涉，让他递 文理藩院，说中国内部不稳，外部有寇侵扰，有碍中俄两国利益。鉴于中俄相好，所以想从恰克图进京以商讨两国事宜。中方的回复是：大劳远的，且尔国向来没有 差大臣来过北京，就别来了；英国给中国闹事，中国自己就可解决，不用外国帮忙；至于外国互相争斗，中国不感兴趣，从不与闻，也没什么机密事跟尔国相商。被 中方所拒后，普提雅廷并没有泄气，而是三番五次的行文，当然口气有些不耐烦了，不但埋怨中方回复太慢，且语句中也稍漏威胁之意。 问题是那时的大清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它不但不会选择所谓的一边倒政策，叫俄国来保护它，反而自认为全世界人民心向北京，全球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都需 要它来拯救呢！
一句话，俄使多情，咸丰政府更多情。跟俺平起平坐商量机密事，没门儿。普提雅廷一看从恰克图进京不行，就说，那我改从中国东北走吧。清政府当然还是拒绝， 并且在回复时强调：我国只知道遵守旧例，中俄相好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派过大员商办什么要事。政府在给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指示时，中心意思就一 个：一定要拦住他，不能让他进京，不管走什么路，统统的不行。唉，咸丰皇帝就象个麻风病人似的，反正是没法见人！
恰克图被拒，东北也被拒，普提雅廷就不管那么多了，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带两艘炮舰护送一段路程之后，强行由黑龙江出口，8月5日抵达天津白河 口。他到来之前，咸丰就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下谕指示：不管俄使投递什么文书，一概不接。就说凡与俄罗斯交接，非库伦不能入奏。如果他要听话，一劝就回，回时 可以赠送食物，表示犒饯之意。如果不老实，什么食物也不给他吃，而且要严令百姓，不准与之交易往来、卖买食物。他没法，会自动走开的。 但是，天津方面并没有拒绝帮普提雅廷递文的事儿。他们向皇帝汇报说，看俄使那么坚决，就没有拒绝，还有，这次拒绝了，他走了，难保他下次不来啊，想来想 去，还是别拒绝了。咸丰前面说过的话算是放屁，他也同意在天津接递普提雅廷投文了。那么普提雅廷在天津递文是什么意思呢？除了说英法的坏话，说愿意帮助中 国镇压太平天国之外，重点意思还是操心清国的领土，要求确定中俄东段－即黑龙江的边界。清政府回复说，按照尼布楚条约，中俄东段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 界，不用再确定了。至于尼布楚条约中的遗留问题－乌第河一地的边界倒是可以确定一下，你们派代表，去跟我们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商量吧。奕山这位爷，大家熟悉 吧。十七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广州创造清朝官方第一次打白旗纪录的靖逆将军，因许给英方600万两的赎城费而被政府拿下治罪。后平反，充任黑龙江将 军。不用跟来自南边的英夷打交道了，却又摊上了来自北边的俄夷，真他妈的倒霉。
普提雅廷才不管谁出面谈呢，反正有人陪谈就行，9月14日，他接到了清方的这般回复，感觉没劲，就灰溜溜的南下了，家伙一直往南走，没回头，到了日本。 10月24日，与日本签订了日俄《长崎条约》，看人家这外交官的能耐，偷中国这只牛的当口，顺手牵了日本这只小羊（事实上早在1855年，普提雅廷就跟日 本签订了一个《下田条约》，日本为此开放了下田等三个通商口岸，这次牵羊，乃是在原先的基础上扩大这种开放罢了）。从日本凯旋而归后，普提雅廷到了上海， 与英方亲密接触，同时向国内建议，最好能给他拨一笔钱，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卢布，用来贿赂中国官员，则他这次出使就一定能成功。 这个俄国佬，也太中国通了。问题是他仅知道贿赂是中国的潜规则，却不知道，中国官员即使敢接外币也没法答应他什么啊。中国的规矩，皇帝同意签约，就不叫卖 国（人家顶多是卖家），其他大臣一是没权同意，二是，就是仅替皇帝签约了，都叫卖国。11月，普提雅廷去了香港，分别会见了英法美公使。在此之前，四国外 交部已进行了充分的接触。俄国也打算参加英法联军来着，但是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反对，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角色应当是：伪装中立，保持行动自由。俄 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俄国对英法表示：不公开对中国宣战，但对于有关欧洲共同利益的事情，愿意与英法携手合作。于是，普提雅廷前来中国之前得到的训令 就成了这个味儿：同意额尔金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与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利益有关的要求并给予协助，比如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宗教自由、贸易自由；但是这种协助不 应超出友善的范围，如果谈判不成功，可以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合作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只给予道义上的影响，丝毫不要答应给予物质上的支援。 看这味儿，俄国就是来帮闲的。而且共同利益面前，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法作战的前冤，完全可以搁置不提的。当然了，英国方面，并不见得完全信任俄国， 额尔金听说普提雅廷在恰克图与天津交涉失败，甚至幸灾乐祸呢。因为英方一度怀疑，中国可能和俄国联手对付英国呢。他的怀疑只有一半正确，俄国自然有过那意 思，但中国长期大一统，版图上自认为天下就它一国，外交上春秋战国的那套合纵连横当然不会用的，一用，等于变相承认世界上还有其它平等国家存在了，多没面 子、多影响咱大国风度啊。普提雅廷向额尔金表达了自己政府的善意，并且建议：“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 浅、可以航行白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 额尔金这才放心，哦，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对付中国了。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法美方面，甚至非常喜欢普提雅廷这个人了。这得归功于普提雅廷本人的外交能力与 外交魅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没出一兵一卒，既享受了英法争来的所有权益，还单独给俄国争来了大片土地，相形之下，比美国站在树底下接的果子多多 了。当然这是后话。
唉，我们可怜的大清，要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的联合阵营了。
别说四个国家了，一个国家大清也挺不住啊。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但是中国在军事方面依然没有长进。政府组织与国家体制不用说了，中国没有 改进，英法也没有改进，但是英法的君主立宪，却比大清的君主专制厉害多了。20世纪初，俺们河南的袁世凯想玩一把，都没玩成。至于军事设备，这个时候的欧 洲已突飞猛进：步兵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枪，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提高不少；火炮有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射击 精度提高，杀伤面积增大，射程增加近千米。海军舰艇，蒸汽舰已占很大比例。刚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还发明一种适用于浅水航行的、舰炮射程远的蒸汽 炮艇。
面对这一切，清政府拿什么跟人抗衡呢？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问题是血肉再多，它也不经炮轰啊。何况全国人民、全国士兵根本没做肉体原子弹和精 神原子弹的心意呢？
第四章 广州又开战了，这回彻底玩完了
广州：这回彻底玩完了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问题是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因为此时的印度发生了起义，印度总督告急，英外交部指示额尔金，把先期到达新加坡的侵华英军 1700人及路上的后续三团统统派赴印度。包令与西马縻各厘一看来个光杆司令，那个失望啊。按照训令，额尔金的第一步应该是前往白河与清政府谈判，但是包 令、西马縻各厘、巴夏礼及香港英商全体反对，他们坚决主张先打广州。广州似乎成了他们的心病。巴夏礼说：不打广州，其它没戏。西马縻各厘说：广州是整个傲 慢及排外的寄托所在，它只能用一个方法来解决，攻陷它，让广州的乡勇丢脸出丑，否则会使他们更加相信广州地位的坚定不移。给我5000人及适当的舰队支 持，我就能拿下广州。问题是他这时候手下只有1484人，其中病号就有244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没法打。包令呢，作为一个进城的梦想狂，对于攻陷广州 更是狂热了。只不过额尔金这个全权公使一到，就没他的位置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建议。他给外相写信，坚持认为，不解决广州，北上就会失败。他给额尔金谈 话，谈成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赛，有时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香港的英商更是向额尔金提交一份八十五人的联名备忘录，要求政府先打广州。
大家的意思都是先打广州。额尔金明白了，这些长期和广州打交道的人，早就窝了一肚子的恶气：广州人坚信广州是难以攻占的，广州的乡勇是不能征服的，那么英 国就必需给他们些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拿下广州对英国人来讲，毛毛雨了。额尔金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向上级领导克拉兰敦外相汇报。
额尔金与美法公使联系，伯驾说，国内没动静没指示（列卫廉还在路上呢），他没法与额尔金一块儿行动；布尔布隆说，法国新派了葛罗男爵来，虽然男爵还没到， 但他既然知道了这消息，就意味着自己不能再担负全权使节的职务了。法国驻印度支那的舰队司令里戈（Rigault de Genouilly）少将说:虽然他有军队，但是他没有外交权；葛罗男爵不来，他不能开始活动。
这样一来，三国联合北上的预计计划也无法执行，可把额尔金难为死了。正难为的过程中，印度总督又来信了，希望额尔金把每个能派去的人都派到印度去。下雨天 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额尔金在香港没法采取行动，还不如去印度散散心，于是他亲自带兵前往印度去了，临走前跟包令交待：保持现状啊，顶多50天，我就回 来了。
1857年9月20日，额尔金从印度回到了香港，该死的美法公使还在路上，额尔金只好呆在香港无所事事的虚度光阴。不过，该来的都会来的。10月14日， 克拉兰敦来信，同意先攻打广州。10月15日，法国新公使葛罗男爵来到。随后也接到了国内指示，是否攻打广州，有完全的自由决定权。11月5日，美国新公 使列卫廉（来之前，这家伙是美国某大学的历史教授，这会儿脱离书本，直接参与制造和改变历史了）来到。11月14日俄使普提雅廷来到（这家伙要求政府出 兵，真正参与到英法联军的战争行动中去。政府考虑之后，认为还是继续伪装中立好）。四强会头的结果是：12月对广州采取行动。
就在四强磨刀霍霍的期间，广州总督老叶正在干什么呢？也没闲着。可以说，自从1856年10月23日广州第一次开战之后，直到广州第二次开战前，叶名琛就 不间断的给咸丰上奏折，每个奏折都是捷报，计有五份大捷报。由于上的捷报太多，咸丰皇上都麻木了。除了不时的给咸丰打兴奋剂，老叶还有个业务：在香港等处 派有地下党。不知这些地下党咋搞的，是骗老叶钱花呢，还是双料间谍，甚或被敌方发现把他们当作蒋干利用了，反正送来的情报都是假的：一是英国女王的“国 书”已经送到香港，要和平，不要打仗；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很多，它要求入城，就是为了在广州城内收税好弥补这笔赔款。三，英 国因镇压印度起义，国库空了，军饷都发不出来了，英人穷极无聊，极盼与中国通商呢；四，英人在印度打了大败仗，亡一大帅，有人说这大帅是英国的附马。五， 额尔金在镇压印度起义时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六，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 示，中英交战，法国要和平，不能帮助英国……这些情报让人看得啼笑皆非，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发现这个老叶没脑子，跟外国人打这么长时间交道，愣是不懂这些对 手国的规矩，比如英国女王哪里会直接给额尔金发指示？英国的将帅如何能向古中国那样由什么驸马担任？总之，叶名琛就在这么一种稀里糊涂自欺欺人的状态下跟 四强干上了。
１２月１２日，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重点强调广州当局对外国人一再侮辱并拒绝忠实执行条约规定，以至于把中国与条约国家的和平关系经常置于危险之 中。最后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因为中国开始的这场争战是以违反人道的方式进行的；三、修 约。该照会限叶名琛十天内允诺前两项，否则将进攻广州。不用说，这照会是国际惯例上的最后通牒。问题是老叶不懂这个，他就听说英**船前来送照会时船头上 悬挂白旗来着：卖瓜的，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吗？1841年，咱广州投降，就是学他们，挂块白布来着，现在他们也挂白布了。呵，英法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原来 是挺不过我了，前来求和了。既然求和，那咱更得拽了。12月14日，叶名琛的回复那是一系列响当当的“不”！当然除了不之外，还给英法公使回了一堆的所谓 知心话，两个傻冒居然也看不懂。
22日，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了，英法照会：事务已转移给军方。同时，英法军方发来照会，令广州清军两天内退出90里。叶名琛回复：不！
两天的期限到了，英法仍没有动静，叶名琛更加坚信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主见：英法没招了，从来都是大言吓人嘛。
27日，叶名琛给咸丰上一道又臭又长的奏折，给皇上总结说：英国人没法了，他们求和了，不久广州就可通商了！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 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看到形势很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就又开始亢奋了。谕旨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 举。”
这个傻皇上，根本不知道1857年的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发出此奏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２９日，英法联军攻 入城内。30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竖起白旗，表示投降。广州城就这么稀里哗拉的沦陷了。城陷之后，叶名琛派人拿了一万两银子悬赏潮勇进行反 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潮勇来了，问题是跟英法炮火较量一番之后，牺牲很多，他们发现挣这个奖金太不容易了，就撤了。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步入广 州城，沿途未遇丝毫抵抗。巴夏礼带领100名皇家海军前去寻找叶名琛。此时的叶名琛躲在都统署内。叶名琛用中国办法设计了一个骗局，但是没骗住巴夏礼这个 中国通：老叶的手下穿着总督的服装，在署里假扮主人。主人正在翻后墙逃跑。巴夏礼的水兵发现了，立即上前抓住了老叶的小辫子（看看满清政府的狗尾巴发型到 底有何好处），把这位威风扫地的总督拖进了四面钉上木条的轿子里。被捕还能坐轿，待遇倒是不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广州将军穆克 德讷领衔、广东巡抚柏贵、副都统双禧和双龄、粤海关监督恒祺、广东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等高级官员集体上奏。他们在奏折中说：广州城失陷了，叶督被 夷人弄走了，派人问夷人，他们说俺们都不是办夷务的，这事只跟叶总督有关。皇上，您赶紧派新的钦差大臣来吧。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 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当然诧异了，可怜的咸丰天天看叶名琛的捷报，习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现在突然来个从胜利走向大败，叫他如何能适应？
叶名琛：自号“海上苏武”
据说，叶名琛被俘时，手下有人以手指河，给他使眼色，劝他跳河做烈士，但叶名琛瞪着俩眼没有表示。
不过你不跳河，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落水下河。联军里的中国志愿兵，那些客家人，一看见这个屠夫被捕了，一路上给予其各种各样的侮辱，并且在脖子上做出杀头的 动作。至于叶名琛的那些同僚们，更不够伙计了，老大被逮了，他们首先要洗白的却是自己。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名所上的那个奏折，不外是 墙倒众人推。因为其中心意思不外一个：一切都是叶总督的错。咸丰当然也没错，虽然把叶名琛当作了南国的长城，夷务的能手，但既然把事办砸了，那下场就跟林 则徐一样，背黑锅吧。于是下旨以“乖谬刚愎”之罪褫其职。同时着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未到任之前由柏贵署理；广东巡抚由江国霖署理。 这边咸丰都不让他做自己的外交部长了，那边叶名琛还自我得意呢。洋人先是把他弄到了香港，他每日亲作书画，以应洋人之请，书画上皆落款“海上苏武”。苏武 若泉下有知，不定如何跟他急呢：你也配吗？没的侮辱我名声。不过，一年之后，叶名琛就与苏武九泉相见了。苏武有没有用脚踹他，就不得而知了。与九泉有关系 的气功大师、巫婆神汉们不妨给那边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邮件问问情况。
英国人觉得，把叶名琛放在香港也不是地儿，他要是象拿破仑那样，又跑回去呢？英国人想多了，因为中国人跟法国人德性不一样，叶名琛这么一丢丑，中国政府第 一时间就会开除他的政籍。中国规则，只要你出错，或者露馅了，组织就赶紧开你，这样可以保证组织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但是英国人不知道这等中国特色啊，最后 他们把叶名琛转移到了印度之孟加拉，居大里恩寺的镇海楼上。转移的过程中，《泰晤士报》的记者柯克（G•W•Cooke）与叶同船，他发回伦敦的文章，让 英国人恶心死这位中国总督了。第一，他说叶名琛屠杀了10万名拜上帝教徒。虽然有些英国人也知道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把基督弄得全变质了，但人家洪秀毕竟自称 上帝的孩子，尽管这孩子是上帝没有计划生育的结果。但是，英国人素质高，认为不是上帝的孩子，你也不能乱杀啊，所以，英国民众同情教徒，自然认为老叶是广 州屠夫。第二，柯克描写老叶同志不讲究个人卫生。指甲肮脏，不洗澡不刷牙，用袖子擦鼻涕。在中国，这种德行，第一是中国农民式的朴素－李鸿章随口吐痰不 说，也用袖子擦鼻涕，中国那时候没有餐巾纸不是？大老爷们又不能象妓院的姑娘那样旗袍扣子处或者袖笼处掖个熏香的丝绸小手绢备用；第二是中国名士的风度－ 曹操高兴时把脸栽到菜盘里大笑，魏晋士人清谈时随手从身上摸出跳蚤来当下酒小菜吃，王安石的衣服前襟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饭锅巴呢。不管是农民的朴素还是名 士的风度吧，反正这种德行更让英国人讨厌，因为在他们眼里，不洁比渎神更让人不能容忍。第三，他描写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叶名琛的辫子长。
卖瓜的，天朝大吏老叶同志伟大光辉正确的形象就这样让英国的小报记者给毁了。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记者都不是东西，光暴露社会阴暗面，对光明面视而不见。还 是这个柯克，英军攻陷广州后，他巴巴的跑到广州的监狱里考察去了，过后如此描写他看到的一个狱室：“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被老 鼠吃掉。尸体周围及上面是一群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 试想英国读者看了这报道，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仁义大国什么看法呢？当然了，中国政府不在乎。老叶同志也不在乎。俺们不跟夷人一般见识！
叶名琛住在镇海楼上，待遇比拿破仑要高些。按叶各琛随行家人许庆与胡福事后的口供，洋人给叶名琛预订了专门的车马，叶名琛可以随时出去游玩，但老叶保持了 革命晚节，坚决不跟他们玩。洋翻译每天还定时给老叶读报，所以老叶对于国内的情形也知道个大概，但是不知其详。惟闻战则喜，闻和则长叹。不过老叶身边的志 愿人员远没有人家拿破仑多。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厨子（营养师）刘喜，一个剃头匠（发型师）刘四，一个巡捕（保镖）蓝镔，两个家人（经纪人）许庆和胡福。除 此之外，当地有两个中国商人－金子达与刘裕寿，经常前去探望叶名琛，并代叶名琛买办物件。
1859年3月24日，叶名琛随带的粮食吃光了（叶本来饭量很大，自从被囚之后，一顿只吃一碗饭），随从人员想从本地购卖，叶名琛不准。他给随行人员们 说：我之所以不死，愿意到这里来，是当时以为夷人会把我弄到英国。听说英国的国王比较明理，我想面见其国王，当面评理。两国既然和好了，为什么还来找事？ 说个谁是谁非，把他说服，而存国家体制。至于我自己，早置身度外了，不期来到这里，一天又一天，总不能到他国，还活着干啥？所带粮食既已吃完，何颜吃外国 的粮食？老叶这话，估计是家人们编的。家人们再愚也知道主人没有殉节，面子上说不过去。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当面论理的借口。至于人臣不得外交的中国规矩以及 叶名琛见人家外国国王如何个见法儿，会不会象他见中国皇帝那样给人三跪九叩，倒顾不上思考了。最后就弄了这么个宁死不吃外国粮的故事。
英国人听说了，也来给叶名琛送吃的，但是叶名琛坚决不接受。4月2日，叶名琛病了，从此每饭仅喝一碗稀粥（这稀粥到底是用何国的粮食做就的，不得而知）。 英国方面派英夷前来给他看病（西医他倒没拒绝）。4月9日，叶名琛死了。临死前也没说啥，只说辜负天恩，死不瞑目，估计也只能说这些了。
叶名琛虽自号海上苏武，但说真的，我觉得某些方面他比苏武强多了，苏武除了给人家夷人牧羊外，还天天吃夷人的饭菜来着，甚至娶夷女做媳妇儿。所以，叶名琛 自号海上苏武有些亏，叫海上“伯夷叔齐”还比较靠谱儿。
这位气节大人死后，英国人本想把他掩埋于当地的华人义塚，可金子达不同意。强之，则要价三千金。英国人不舍得出这么多钱，所以着人往叶名琛嘴里灌了半碗加 过药末的水银以防止尸体腐烂，把他放入英式的马口铁棺里，外裹大木箱，运回了中国。他写的诗也随之而回。
诗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又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扎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看老叶这诗，也是一肚子委屈。好象天朝就他一个抵抗派，别人都汉奸似的作壁上看客呢。不过他敢把自己比作“高士”，比作“苏武”，还敢把自己比作“范仲 淹”，九泉之下有得闹的。
至于广州这边，城失陷了，广州人民的爱国气焰似乎也烧不起来了，他们把这气焰转输到老叶身上了，四处散发如下手机短信：“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老叶真正的委屈在于，按薛福成的评价，他似乎是想在死硬派林则徐与服软派琦善之间另辟第三条道路。 理论上，我硬帮帮，对外夷表示不挺；实际上，我对外夷不理也不睬，这叫外硬内软，既不媚外又不致于引起边衅。因为这家伙再傻也应该能发现，这个时候的夷 务，跟人硬吧，没资本，硬的结果，把自己硬得靠边站了，比如林则徐等；软吧，毁名声，软的结果，把自己的清名软没了，最后职位与小命也可能没了，比如琦善 和耆英。问题是，中国这样一种单一思维的民族国度，根本容不下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叶名琛的最终结果注定是破产。而且在常人看来，这个老叶不可思议，简 直象个神经病。至如今，帮他说话的学者似乎只有一位，那就是澳大利亚的黄宇和先生。黄先生给他辩论半天，我咋看咋不值。不过对黄宇和先生来讲，最值的不是 替老叶辩论，而是，凭这一番辩论，他的博士学位就到手了。不过凭心而论，广州给老叶编的那则手机短信，我看水平实在不咋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 走”云云，他们也不想想，战和问题，岂是他老叶所能当家作主的？降走问题，岂是老叶敢做的？至于守死，咸丰都从北京跑了，而且根本没想过学前辈崇祯去树上 练练吊脖子，怎么只责备老叶不守不死？
总之，老叶同志也不容易，在大清，混碗官饭容易的？平时吧，玩玩贪污与官僚主义作风欺负欺负小民百姓就行了，这个很容易，谁都会。可是跟资本主义文明打交 道，就太不容易了。容易的话，大清还能一挨再挨，直到挨得老太太风情万种地亲自向洋鬼子献“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等跨国之媚？
老叶是没戏了，下面我们去关心关心柏贵同志吧，老柏同志也不容易。
柏贵：绰号“匹克威克”
广州陷落的第二天，虽然还没有抓着叶名琛，但额尔金就感觉有必要建立政府，重建广州的秩序了。广州人民不讲自觉，逢乱必抢，英法联军更不讲自觉，参战就捞 战利品。当然了，军纪好一些的话，他们仅把公共财产当作应得的战利品，不会把手伸向民间私人财产的。不管怎么说吧，额尔金要建立广州政权了。而且，这广州 政权还得广人自治。原因很简单，英法联军方面，懂得广东话的就两三个人，怎么统治广东省啊。
1858年1月6日，英法方面把柏贵与穆克德讷“请”到了观音山。
夷人对穆将军的印象是：“他是个大汉，身高几近6英尺，年约60岁；肥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官，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 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重要的人物。他这个人对政治上的任何举措都是可有可无的”。 说来说去，这满洲将军就是个大饭桶。没办法，人家先祖打下了江山，儿孙后代再饭桶，就是白痴，都能封个将军呢。
夷人对柏贵省长的印象倒是好一些：“行动举止和谈吐都习惯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他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 以至于英法的海军司令同时相中了他，认为他在任何方便都比老穆那个草包将军强多了。于是他们决定，在广州要利用柏贵维护秩序。
双方协商的结果，柏贵还做他的巡抚，巡抚衙门里设置一个联军委员会，由巴夏礼负责。英国拨100名士兵，法国拨30名，其他由中方配备，组织一个1300 人的警卫部队，负责广州城内及郊区的治安。至于柏贵本人，没有联军委员会盖印，不得私自或以个人名义发布告示。不用说，这是个傀儡政权了。不知清政府不知 啥叫傀儡，还是没法，总之，得知叶名琛被逮后，另派了一个两广总督黄宗汉。在黄宗汉到岗之前，两广总督及钦差大臣由柏贵暂理。看来柏贵同志不错，敌我双方 都挺信任他的。
1858年1月9日，乃柏贵政权宣布成立的日子。英法全权代表奏着军乐，大摇大摆地进了广州城。终于进入广州城了，据说没有主人欢迎，旁观的只有汉奸，因 为广州人民不屑于前去观看。广州人民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历来喜欢看稀罕的。这次不出来看，不是心里有压力，就是心里有情绪。有压力乃是怕被 扣上汉奸的帽子；有情绪乃是干脆自己就认为观看就是汉奸。柏贵前一天曾派人通知各级官员届时到巡抚衙门迎候，但是官员们觉悟很高，不来。所以柏贵下山的时 候，迎接他的反而只能是洋人了，这样柏贵在广东就象洋人的客人了。
广州政权建立后，柏贵在英方的授意下，发了些告示，比如中外一家互相和好了，比如不得称鬼子了。前者吧，大忽悠；后者吧，百姓们一时改不过来嘴，至如今， 中国的影视剧里还都是鬼子长鬼子短的。一句话，打不过是打不过了，但嘴上的便宜，还是要保留的。这叫志气。
按法国学者伯纳•布立昂所言，英国人很快给柏贵起了个外号：“匹克威克”。
匹克威克，狄更斯代表作《匹克威克外传》里的男人主公。老男人、老绅士、老学者、老光棍－有些善良、有些迂腐的老好人。组织了一个匹克威克通讯社，和几个 社员一起外出旅游考查。由于幼稚和无知，旅程中闹出不少笑话。一切都结束后，匹克威克通讯社宣告解散，匹克威克先生在伦敦近郊找到了一所舒适的房子，从此 过上了隐居生活。
柏贵这个老好人，这时候只能做双料间谍了，既得给夷人干，还得给清政府干。按说，1858年1月27日咸丰接到穆克德讷等广东官员的集体奏折，应该知道柏 贵等人已丧失人身自由与政治自由了，但是不知为啥他假装糊涂，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是那么多情，谕柏贵：广东士绅咸知大义，其民也勇敢可用，着柏贵等联络绅 民，激其公愤，把英夷撵出广州河内再与之理论。这个傻皇上，跟他爹道光一个思维，官兵不够，绅民凑。正规官兵打不过夷人，就忽悠广大绅民上。按美国学者魏 斐德看来，这种思维，乃是典型的儒家思维。儒家倡导以民为本，那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民”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能拯救、恢复或者毁灭、推翻一切，一旦被 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 这种不可战胜，在大清自己的历史宣传中，是有先例的。那就是发生在20年之前的三元里神话。从英国方面来讲，三元里不过一场小冲突，在义律与郭富的正式报 告里，甚至没有提起，但是在中国的宣传里，变成了伟大的民众的胜利。一句话，关键时刻，中国的统治者要推出民众进行自卫，也许说自慰更合适些。因为这种救 驾思维不管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都不靠谱儿的。
理论上，大清就是一家大公司，广大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参与过分红，如今这家大公司遇上了竞争对手，老百姓乐得好看，即使换个新的董事长，与他们也无干。当然 如果新的董事长比较仁义的话，他们也会表示喜欢的；绅士倒是参与了分红，至少算是股民，公司在面临破财和倒闭的危险时，一般要出面倡议大家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的。但他们毕竟不是股东，这种出钱是有限度的，这种热情更是有限度的。而且他们还得忽悠身边的百姓上，用天朝衣冠伦理什么的给民鼓气。但是再鼓，绅给 工资还好说，绅不给工资，他们也就三天的爱国热情，撑不了那么久。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可能也会捐款，但是，由于绅在民间，不管什么活动都占踞了管理者之 位，民甚至怀疑他们会贪污大家所捐之款呢，时间一长，内哄就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实践上，即使没有出现内哄，面对近代化的敌人，大清的正规官兵、正规武器 尚不可用，绅民们赤手空拳，如何用他们的血肉，去给大清家筑一道新的长城？
总之，面对近代化敌人，咸丰象他爹那样，爬到儒家的垃圾堆里，拨拉出一些以民为本的千年垃圾，编制些不靠谱儿的指示，希望变废为宝，将注定是没有成效的。 而且，他给柏贵的附加指示，跟他爹当年给林则徐、琦善等的指示一样，是一个天朝特色的两难选择：办理此事，不可失之太刚，象叶名琛那样，激成事变；也不可 失之太柔，叫夷人瞧不起咱们。 这道题，天朝灭亡之前都没有人能够解开，遑论德才都平庸的柏贵同志了。
2月1日，咸丰第二次下谕，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了，那么咱就原谅他们；如果仍不老实，那么咱们就调集兵 勇，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国。
2月4日，咸丰看到了粤海关恒祺奏折：柏贵同志屡与夷酋会面，“词气慷慨，大义凛然”，该夷并不敢轻视俺们；柏贵是个好同志，您叫他先办夷务吧。待钦差来 了，再叫他俩“和衷共济”。 咸丰批曰：好的。我已经将叶名琛革职了，这么大公无私，夷人也该感悔了吧。
2月9日，咸丰收到了四川巡抚骆秉章的奏折，内中意思如下：夷人袭居省城一事，传闻纷纷，臣老家花县，距省较远，遂派在湖北做生意的粤商取其广州号店来信 参阅。叶名琛被夷人掳走未归，广州的将军、抚臣、都统等曾被夷人邀往观音山，那么他们所发的奏折，是否在观音山所发，就不可知了。老奸巨猾的骆秉章是在暗 示咸丰：广州地方官员给您拜发的奏折，已经不可信了。
除此之外，他的奏折中，还夹附了那封广东来信。信中云：将军巡抚从观音山回来了，但有夷目领夷兵同住巡抚衙门；现在广州的夷兵，真夷兵仅有3700人，汉 奸2000人；夷目中其他人尚可，唯巴夏礼熟悉中国情形，起衅调度皆出其手，最为难制。
看了骆秉章的奏折，咸丰这才意识到，柏贵可能被英方所控了，从柏贵那里，自己可能得不到确切消息了，于是他命令骆秉章，以后听说什么消息了，赶紧汇报哦。
2月15日，咸丰看到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内中意思比较丰富：第一，广东民夷还比较安静，我们也不敢有所动作，怕一动作，画虎不成，省城数十万生灵尽 归涂炭（这一手跟自己前董事长道光同志学的，打不过了，想投降，就说为了人民什么的）。第二，恐怕土匪乘机起事，咱就更难办了（这一手，提醒咸丰呢，攘外 必先安内，只有内贼，才是咱的终极敌人）。第三，夷人现派领事官驻粤，毫无苦累百姓之心，唯愿商民安心，早日通商（借夷人之口，劝咸丰跟外国和好呢。不过 夷人若执政广州，可能真的就成民意政府了，真的唯民意是瞻了）。第四，奴才柏贵连日接见该领事，还比较“驯顺”（咸丰不等着夷人悔过吗？说他们驯顺，皇上 心里可能得到些安慰）。除此之外，穆克德讷附奏：叶名琛的夷务文件全被夷人抢走了。抚驭之事，动关机密，让他们知道后就不好办了。以后凡给我们的谕旨，不 要明发；我们的奏报，也不要钞发。 穆克德讷是对的，这些夷务文件被抄走后，英方就发现耆英，那个璞鼎查同志的干亲家，当面跟璞鼎查卿卿我我的，背后在折子里骂人家是犬羊畜牲。做人不能这么 两套语言系统，可是中国的官吏，夹在咸丰与夷人之间，必须这么玩儿。所以，文件绝对不能给夷人看，否则，象耆英那样，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此是后话。
咸丰看了穆克德讷与柏贵的联奏之后，连下三道谕旨，一道给穆克德讷，问：叶名琛辱国殃民，被夷人弄走，生不如死，况已革职，你们还有什么顾忌的，为什么不 调兵驱逐？今省城失守，广东人民并没有出手救援，肯定是叶名琛刚愎自用导致人心散漫的。柏贵现在夷人掌控之中，不能抽身出城，那为什么不激励绅民伸讨呢？ 倘粤东人民出面伸讨，柏贵等不要禁阻，等绅民们闹得差不多了，柏贵出面调停，夷人庶可就我范围。第二道，密谕前户部侍郎罗惇洐、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工科 给事中苏廷魁等三士绅：听说柏贵不但允许通商，还贴出告示，夷务已有办法，勿许妄动云云。看来是被夷人挟制了。你们三个不要听柏贵的，按我一惯的指示，办 理团练，把夷人撵出省城。第三道，密谕骆秉章：把我的谕旨秘密转给三士绅，千万不要让夷人知道。
咸丰又开始玩他的阴阳两手及民为邦本了。靠这些儒术能把夷人撵出省城吗？
广东三绅：将团练进行到底
由绅士组织的、地方上的自卫力量，叫做团练。广东的团练，并不是起于三元里事件，它们是有传统的了。对于广东民众，日常生活中除了对付传统的中国叛乱之 外，还要对付沿海的盗匪以自保身家，所以团练组织自古有之。三元里事件后，广东的团练大大发展。但是政府对于团练，心态是矛盾的：既希望它为自己的社会稳 定出力，又怕他们与叛乱分子结合，甚至担心他们自身就能发展成为不稳定力量。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个名叫田润的御史向道光上奏，建议大力发展团练，既可御 侮，还可节省政府的国防经费。于是道光下发折件，让大家自由讨论。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回复说：英夷虽然就抚，但团练似不可废。只是团练的经费需要大家摊派， 乡下愚民，斤斤计较，如果团练头头们再不公正，那就累官病民了。所以，经费让他们自己办，头头让他们自己选，官方不管，也许差不多。 两广总督祁贡回复说：粤民原先勇于私斗，现在把他们引到公义的方向，既能固藩蓠，又能节经费，何乐而不为呢？三元里民众歼灭英夷，就是明证。民为邦本，民 心坚定，则国势日张，英夷之所惮者在此，咱们之所恃者也在此。 接替伊里布到广州做夷务钦差的耆英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把广州1842年11月8日火烧夷馆者之流统统称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 对于民间的排外情绪明显持反对意见。凑巧的是，大讨论的前后，刑部与道光正在处理钱江案呢。钱江，浙江失意文人，鸦片战争之后，发现做团练事业可以名利双 收，于是在广州四处忽悠，据说广州火烧夷馆之事就是他领导干的。但是这人是个爱国贼，不但把大家的捐款用于喝酒嫖娼了，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 挟祁贡总督封他为更大的官。祁贡与巡抚程矞采以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等罪名，把他逮捕并上报道光。道光一看，团练除了用来唬夷人，还可能影响 政局－团练，原来它是个双刃剑啊，遂不再倡议团练，但团练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成为广州反入城的主要力量，以致于耆英夹在民夷之间左右为难，1848 年，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代替他的，是徐广缙。徐广缙不是傻瓜，他知道耆英成了“广州暴民的牺牲品”， 于是他采取了与耆英相反的政策，从儒家传统思维出发，试图利用这种团练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现代敌人之前，是虚幻的，更是自残的。正如魏斐德所言：“排 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试图去驾驶它，而在它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幸亏徐广缙后来也离开了两广总督之职，否则就轮不上叶名琛身败名裂了。徐广缙之后，叶名琛继承了这种儒家衣钵，结果把自己也给继承到英夷手里了。
问题是咸丰看不到叶名琛失败的真正根由，正如他看不到清政府对付不了英夷的真正根由一样。他以为，叶名琛失败就失败在刚愎自用，没有充分利用民心民力。现 在，他想充分利用民力了。
现代化战争，跟民力无关，只跟国力与民心有关。
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硬力量，也有软力量，清政府软硬都没有，没有现代化武器，没有现代的民意政府，没有普世的价值观，整个一三无政府。它靠什么来 抵抗外夷呢？
议会的通过就是民心的表现，问题是清政府既没有议会，就连传统的那种民心也不剩多少了。1850年，广西太平叛乱，广东的凌十八支部跟着起义；1854 年，广东红巾起义大爆发。按叶名琛自己所说，亲自下令处决了十万叛民。在这种战乱中，团练为了保卫身家，重新兴起，而且官方也开始重新支持团练了。它最冒 险的举动，就是打破了回避制，直接让官员回自己老家做团练大臣，利用血缘及关系网，组建团练。后来的湘军、淮军就是按这个套路来的。这个时候的咸丰，把希 望寄托在了广州三绅身上。第一是龙元僖，一直做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来着，1853年，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到家后很受百姓欢迎。问 题是，团练的支撑需要长期的捐款，百姓的欢迎与支持是有限度的，而绅士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到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捐款早已变成摊派甚至勒索 了。以致于魏斐德认为“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也许是这样，因为1857年底，英法进攻广州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正规官兵本就不指望，但是 团练们的身影也没有显现。第二个团练大臣是龙的同学兼同乡罗惇洐，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刑部侍郎，这会儿正在家服丧呢。第三个团练大臣是龙、罗的同年兼同 乡苏廷魁，1835年入翰林院，与龙、罗同事。1854年，他丁忧在籍，也没闲着，既热心帮助政府镇压广东的红巾起义，还组织团练前往广西帮助镇压太平天 国起义。于是，这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咸丰在广东驱逐洋人的三根支柱。三根支柱本想设局东莞，可是东莞离广州太近，遂选在了离广州100余里的比较远的花 县，这样就安全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敌后骚扰：第一，对外国人头制造了赏格；第二，制造恐怖主义，不时的杀人放火；第三，利用宗族势力与宗法威严勒 令广州与香港那些为英夷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自动回家，否则您全家就都是汉奸了，后代还不让参加高考。如此高压之下，光香港就有两万名打工者被迫回家了， 没有人侍候，英国人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就是广东三绅的团练运动。但是这一切，离驱逐英夷还远着呢。
广州的英夷没有驱逐，这边，天津的大沽又要开战了。
第五章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大沽口：开战了
广州战争结束，柏贵的傀儡衙门一开始工作，额尔金就开始考虑预订中的北上行动了。四强碰头的结果，是各自写出对北京照会的纸稿，互相参阅之后提交江苏巡抚 赵德辙，由他转递北京，时间是1858年2月26日。他们告诉赵德辙：外国公使将于3月底到达上海，届时如果没有收到清政府回复，那么我们直接到天津。
英法两国的照会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改订海关税则和内地税；保护侨民；赔偿战费及广东侨 民损失。最后是吓唬：三月底以前见不到全权使臣，或者有全权而不答应诸项条件的，那还得打。
美国照会内容是：俺没有参加广州战争；俺只要求修约，如何修改，照三国所议。
俄国照会是俩件，一件是公开的，让英法美瞧过，跟其它国家差不多；一件是秘密的，背着三国使节偷偷塞进去的，内容是要求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及伊犁划界，并 且暗示这些要求是其它三国同意的。
照会发出后，四国使臣相继离开香港、澳门前往上海。临行前，普提雅廷提醒英法两国使臣：用武力进逼大沽口，清政府才会屈服，而进逼大沽口的最佳时间，是四 月和五月。虽然都是晴天，但是热度尚能忍受，六月份很热，七月份，天天下雨不方便。
四国照会发出后，咸丰什么态度呢？简单来讲，四国照会没有吓着咸丰，按咸丰的意思，四国又在虚声恫吓呢，俺咸丰就不是吓大的，所以他的回复很具大王风度， 批评俄使不该掺乎广东的事，责令他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与奕山商量边界之事；责令英法美公使离开上海回广东去，叫新总督黄宗汉“秉公查办”。按咸丰的口 气，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爹一样，还是把外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当作上访了。大清的信访办本设在广州，洋人动不动就越级上访，咸丰很不耐烦。对此，马士评价如 下：“尽管在广州受过打击，尽管太平军的蔓延，尽管中国政府的无能已充分证实，可是清廷却没有受到一点教训和减少一点它的骄气”。 评价的好，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那号人。
一看咸丰的态度，四国公使就知道，上海谈判没戏，那就上天津吧。到达天津后，4月24日，四国公使分别发出了照会。英法还是老样子，美俄则强调，俺们是来 调停的。
咸丰对照会的态度是：第一，吓唬谁呢？俺又不是吓大的。第二，即使开战，津、沽一带不比别处，是作过精心战备的，不难取胜。第三，俄美跟英法不一样，利用 俄美制英法，应该有戏。第四，外国人，文明程度低，重利轻义，多加俩口岸，少征俩税，他们就满意了，公使驻京什么的，他们可能就不要求了。
谈判之初，清政府所派代表仍然是仓场侍郎崇纶。英法公使认为他职位太低且没有全权，所以拒绝约见。于是清廷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参与谈判。但是英 法还是不满意，认为对方的便宜行事全权没有确定。谭廷襄回说，天朝体制向来没有全权之说，也没有便宜行事之说。他说得对，绝对的皇权集中制下，中国哪能有 这玩艺儿啊。可是英法公使坚决不理解这一点。双方象赌气的孩子一样，干脆互不说话了，有什么要说的，分别找美俄公使从中转述。5月1日，英法公使再次发出 照会，要求清方给谭廷襄全权证书，否则必有后灾。
正闹别扭的当口，咸丰想出制敌奇招来了。5月7日，咸丰谕旨谭廷襄让美俄转告英法：大皇帝谕令，6月11日前交还广东，否则当兴兵攻打省城，而且，在五口 断绝英法贸易。
咸丰自认为不是吓大的，英法公使更知道自己不是吓大的。咸丰这些话在他们听来象夜游人的呓语，不值一理。于是他们开始了战前准备。
英法忙战前准备的当口，俄使普提雅廷又开始自己擅长的小偷活动了，频频的与清方亲密接触，提出：第一，中俄勘界，如果清方把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 土让给俄国，那么，其它列强就不敢染指满洲了，这对中国太有利了。第二，如果清政府同意了，俄国另有报答，愿付十万两银子给当地居民作拆迁费用。第三，俄 国可以赞助清国武器，派出教练与顾问，帮助清政府抵御外忧。第四，其它三国这次获得的权益，俄国照单全收。第五，清方同意不同意，俄国都要答到目标，如此 这般，还不如马上同意的好，否则日后有你后悔的。 这小偷做得也不容易，向清政府表示亲善的同时，把俄国驻京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亲自送到大沽口的情报转报给英方：北京缺粮；皇帝打算逃跑；京津之间部 署有一万军队；白河口有木船与铁链拦阻。除此之外，还给英法打气，告诉他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和恐吓，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还真了解中国人。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有所退让。比如同意俄国在沿海五口通商；允许美国在闽粤各增开一口通商；广东事结后，同意英法与美国一样的待遇。 但是，清政府的退让离列强的距离太远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偿军费，这些条款，清政府概不接受。特别是公使驻京，简直成了咸丰的心病。其它 不说，按国际惯例，外国公使来京上任他得接见，还得亲自接人家的国书。接国书也就罢了，一张破纸，也吓不着咱大皇帝。问题是接见时这些外国鸟人都不执三跪 九叩之礼。前面已述，大清的江山就奠定在叩头之上，不叩头，哪还叫大清国吗？
5月20日，咸丰皇帝看到了美国公使提交的国书，美国总统致咸丰皇帝的国书开头被美方翻译成了这样：“朕选拔贤能之士，姓列，名卫廉，遣往驻扎辇毂之下， 任以亚美利驾合众国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任”。 其中的哪个“朕”把咱的咸丰惹乐了，批曰：“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竟自称为‘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这个傻皇上，大清政府在他领导下正在制造夜郎自大掩耳盗铃的历史奇迹，他居然还笑别人，认为全天下就他一个人有权称朕。他不知道，美国总统才不愿意称朕 呢，华盛顿当年成功后，也有手下劝他称帝的，把人家给气坏了。但是美方这样翻译，那是有意为之，清政府眼里没人，那咱就得时时跟它争平等，跟林妹妹初进大 观园一样，处处小心，唯恐被人耻笑了去。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大清皇上“耻笑”了。
英法这些“夜郎”呢，在咸丰“耻笑”之前已决定好了：5月20日进攻大沽炮台。
此时的大沽准备得怎样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强敌从海上而来，大沽口的战略位置空前重要起来。从此，清政府开始了大沽口的重点建设与修复。南北两岸四座炮台，南岸三座，北岸一座。兵 勇总计八九千人。咸丰帝对他们的谕旨是：不得先行开炮。直隶总督谭廷襄问皇帝：他们要是强行进入，咱也不开炮？咸丰的回复象外交人员打擦边球似的：“他们 要是先开炮，咱就开炮，反正不要先动武，叫人家有所借口”。谭廷襄觉得还是不对劲，再问皇帝：“不行咱们就跟他们决战一下？”皇帝说：“不可。天津固然不 难胜服他们，但是其它地方不行啊。他们要窜扰别处咋办？”没有办法，谭廷襄遂根据皇帝的“示以兵威”之旨，搞了次大清特色的阅兵仪式：传令南北两岸兵勇一 律出队，旗帜器械鲜明整肃地行进到炮台。直隶总督大人亲自到炮台指挥。海岸十里左右，星罗棋布。
一句话，英法不吓咱了，咱开始吓人家了。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送出了最后通牒：限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谭廷襄当然不挺。他早已决心与洋人决战了。
10时一到，英法发动了攻击。登陆南岸的英法联军为721人，登陆北岸的为457人。12时，南北两岸的炮台全部失陷。是役，英军战死5人，受伤17人； 由于法军占领北岸炮台后清军火药库爆炸，所以法军伤亡比英国稍重：战死6人，受伤61人。
战后，谭廷襄如此总结：夷炮劲捷，我兵勇受伤太多，不能立足，相继退散，立斩二人，仍不能遏。他说对了，清兵这次跑得太快了，原有兵勇八九千人，战后收 集，才收集2500来人。
而英方额尔金的总结是：“24名勇敢的士兵，带上手枪和足够的炸药包，就能踏遍全中国”。
卖瓜的，这是典型的辱华啊！
咸丰：广东干得咋样了？
天津的惨败，让咸丰很泄气。大沽之战后的第五天，5月24日，咸丰皇上看到了直隶总督谭廷襄的一份奏折：战守两难啊，明知不能战还要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让步吧。
原先主战且满怀胜利信心的直隶总督，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德行，咸丰当然很泄气。但是看了老谭的泄气折之后，咸丰又看到了一份来自广东团练三绅的奏折，奏 折内容很丰富：
第一，上年广州失陷前，广州的各乡团练均来帮忙了，其时观音山失守，西南城仍有官兵把守，尚可一战。问题是地方官不让帮忙，只好退回去了（睁着眼睛说瞎 话。观音山被占，英夷可以居高临下炮轰广州，还怎么一战？叶名琛当时拿一万两白银悬赏潮勇战斗，牺牲太多，他们不干了。而且，观音山被占前，你们干什么去 了呢？）。
第二，俺们准备个差不多了，只等练勇云集，各路并举，恢复省城了（估计跟咸丰吹牛不用交税，所以这牛吹得，没边没沿儿的）。
第三，地方官们太不象话了，居然在公文里称夷务为洋务，不敢说个夷字。臣等思考半天，觉得应于关防内刊刻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现在已刻好了，准备 随时盖用（三绅乃典型的粪官，这是明显的对着柏贵同志干呢，也许他们认为称英为夷才叫爱国呢）。
第四，已革四川道员俞文诏，在广州做茶叶生意，天天跟夷人打交道，事事奉承夷，卑贱之态，全体人民看不惯，着新任督臣黄宗汉查办他一下，以正人心而作士气 （三绅眼里，只要跟夷人打交道，就够格称汉奸了）。
第五，布政使衔行商伍崇曜，虽然也经常进城。但人家原是行商，商办夷务是其本分，而且查他也没啥劣迹。然而由行商而成巨富，怎么着也得捐款给团练局，以济 军需吧。还有前任盐运使潘仕成、编修潘斯濂、叶炳华，都是大款，亦应一体请旨敕令他们捐资助饷，则阖省人心更为踊跃（啥都不说了，就凭这一手，就可以看出 这三绅不是啥好东西了。用这么个法子讹人钱财，不是阖省人心踊跃，恐怕他们三个光棍最踊跃）。
第六，广东地方官员们，有些人很不好。柏贵居然出告示，中外一家和好云云，他与将军、都统都被夷人拘管了；署巡抚江国霖，首鼠两端，每月与夷人会面，还叫 我们暂缓攻城；署按察使蔡振武，本降补知州，捐升道员，突然叫他做按察使，吓人得得的，不合体例不说，还事事谄媚夷人，自视为朝廷大员了，与粤海关监督恒 祺，勒银四万，补偿兼修缮夷人所住将军衙门及四处城楼之用；署布政使周起滨还算不错，意见与我们相同（看三绅的意思，广东地方官员没一个好东西，周起滨与 他们意见一致，所以勉强算作好东西）。
咸丰看了三绅的折片，激动啊，当场下旨：
第一，原先因为英法在天津闹事，曾谕令黄宗汉，暂停收复广州城呢。现在天津虽然还谈着，但是广东是绅民义愤嘛，与天津之事本不相妨，所以就放开手脚干吧。
第二，前面已谕令谭廷襄告知英夷，大皇帝谕令，6月11日前交还广东，否则当兴兵攻打省城，而且，在五口断绝英法贸易。着黄宗汉抵达广东后，即与罗惇衍等 密谋此事。先收复广州，然后做出进攻香港之势，英夷害怕了，黄宗汉就出面调停。天津虽然与英法谈着，但是他们要求太高，所以不见得能谈好。
第三，关于广东那群王八官吏，柏贵是巡抚大员，事定之后由我处置，其他，责黄宗汉到任后一并处理。江国霖与蔡振武，先给我撤掉；已革道员俞文诏，立即查 拿，从严从快惩办；伍、潘等大款，着黄宗汉命令他们捐款，以做士民之榜样。
咸丰这谕旨，无疑是在梦游，官员可以撤，大款也可以逼其捐款，但是广州却是给您老人家收不回来的，香港更是没戏。他这种梦游状态被费正清评价为：“北京以 一种愚不可及的乐观心理希望广州乡村民团能把入侵的外国人赶走”。 没办法，大清的领导阶级就是这么愚蠢。不过，也有不愚蠢的。我说的是黄宗汉。只不过是在自保的程度上，比较不愚蠢而已。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发现，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似乎永远在路上，永远到不了岗。1858年1月27日他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从北京出发，却一直走不到 广州。期间两江总督何桂清还上奏，委婉地说这两广总督行程太迟缓。后来咸丰也发现问题了，6月27日廷寄责问：黄宗汉何以日久未到？殊不可解！何以迟至6 月9日尚未抵粤？ 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几个主要人物从广州到北京的时间，林则徐61天，琦善56天，奕山57天，那么这次人家黄宗汉走得最长，从1月27日接旨，至6月26 日到广东惠州、6月30到广东潮州府拜印视事，整整走了五个月150天左右。
黄宗汉不傻，知道在路上走得越慢越好，他这一慢，就走了大半年！而他的傻皇上，居然不知他为啥走得这么慢。白痴都知道，这时候到广东，一面得给叶名琛擦屁 股，一面得给咸丰增面子，天朝大吏中，谁有这等本事啊！不慢些，那不是急着找死吗？
当然了，黄宗汉同志也算勇敢，刚到广州，英国人就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活动，但他表示不挺，不但会见了三大臣，还公开表扬广州人民的忠义，答应给他们发奖 金，并勒令英法联军退出广州。
不过，咸丰至始至终没有收到他们收复广州的消息，现在，他收到的是战争的失败果实：天津条约！这一果子就够咸丰吃了。
天津：难产的条约
大沽一战，就教育了直隶总督谭廷襄，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了。他给咸丰上了战守两难只有让步的奏折后，不等皇上指示，就开始派人去请美俄代表帮助说情了。至于 大沽到天津，他也不设防了。设也不行，不如不设。这叫高度的现实主义。我们后世有些学者把这叫作投降卖国，那是他们太浪漫了，把这种不对称的战争较量视作 玩游戏呢。也许是因为谭廷襄太客气了，英法联军也跟着客气了，他们没有进驻天津城内，而是在城外望海楼驻扎下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天津干脆由大盐 商张锦文出面，弄个支应局，专门免费供应四强的吃喝日用：你们不用亲自上街买东西了，吃喝我们全供应，这样我们这边也能安生些。总之，猫鼠同笼，天津空前 和谐。问题是英法联军不光是为了吃吃喝喝而前来的，他们还有要事干。5月26日，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前来共议。两日内没有回 信，就打天津进北京。清政府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确实是吓大的。28日，他们乖乖的派了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政府要议和，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事实上，整个停战期间，主战派一直嗷嗷叫来着。一般来讲，凡是没有与夷接触过、或者在战场上较量过的天朝官员，都是潜在 的主战派。这次，首先挑出来反对议和的乃翰林院侍讲学士周祖培。侍讲学士，乃皇帝老师，且看这周老师给学生讲些啥：第一，自道光年间英夷犯顺以来，惟林则 徐在广东，夷人不能得志，后来，一误于琦善，二误于耆英。第二，议抚不如战，战不如用民，愚以为，只消把京师劲旅调赴天津，遥为声援，而以重赏募勇，让他 们进剿。小民嘛，重利轻生，兼之自卫身家，焉有不用命之理？夷人能有多少人？船不过百艘，每艘不过百人。我们津郡有多少人？百倍于该夷，何愁打不过他们 呢？
这样的帝师，确实水平够差。当然，还有比他更差的，我们看看工部尚书许乃普的制敌妙策：夷人船坚炮利，水战咱不易胜；登陆后，他们专仗火器，也不值拿咱们 的京师劲旅跟他们比试。愚以为，夷人怕咱的百姓甚于怕咱的兵。而咱的百姓，贪利甚于贪生。人家广东办团练，凡斩夷人头一颗，赏洋银一百圆呢。咱们把军队驻 扎在天津附近，既不议和，又不打，然后命天津富商密办团练。不行咱把奖金弄高点，凡杀夷人一个，赏银二百。该夷不过二三千人，全杀完也不用咱多少钱。况且 天津大款那么多，也不用咱国库出钱，全让他们捐款就成。团练既成，天津穷人生计有望，也就不做汉奸了。一举两得，多好的买卖啊。到时候就等着夷人前来悔罪 乞和吧。
工部尚书上了折，署工部右侍郎廉兆纶也没有闲着，给咸丰上一个类似的折子，提出：海运沙船到津者，四五百号呢，船上水手一两万。这些水手，本就不是安分之 徒，平时难保不与夷人接触过。这会儿欲归无路，欲住无钱， 又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夷人派俩汉奸去勾煽他们，后患很大啊。不如就地整编一下，咱就弄一支劲旅了。稍补贴他们俩钱，沙船就可做咱水师了。
看看这些部长级大员的折子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愚昧奸诈的政治集团，对付几亿愚民还可以，对付夷人，则是远远不够的。咸丰把这些折子都给直隶总督谭廷襄 看了，叫他看着办。谭廷襄经过战争的教训，早明白了，回皇上说：团练水勇皆不行。大沽炮台之战，民勇先行退却的；沙船水手更不用提了；天津团练，张锦文搞 得不错，甚为得力，但只能负责一下城内保安之类的业务，接仗不行。
谭廷襄为何如此明白呢？原因很简单，大沽一役把他打清醒了。说句不客气的，大清整个帝国在酣睡中，要觉醒，得英夷连续打才行。问题是，英夷既没这耐心，也 没这好心。现在，双方要坐下来谈判了。
咸丰怕桂良、花沙纳两个老臣招架不住，又赏原先的投降专家、早已坐了冷板凳的耆英一个侍郎衔，着其前往天津帮同会谈，并且知会桂良，等耆英到了再开始会谈 啊。
可怜的耆英，不知道这次下山对自己来讲，已意味着走向死路了。十年前，他接受了手下内调回京的建议，成功了。当时的道光皇上对耆英还算不错，认为他坐镇海 疆，殚心竭虑，夷务办得不错，办得也不容易，所以赏戴他双眼花翎，之后命他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后调兵部，署镶黄旗蒙古都统……道光临死前，耆英做 到了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大学士，正一品，清朝文官最高职位。清朝规则，只有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中资历声望特重的，才授予大学士作为荣典。紫 禁城乘坐肩舆，当年林则徐进京与道光“嘀咕”禁烟大事期间仅暂时享受过如此宠荣。如果道光不死，老头就能跟着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无奈天不佑君，道光 1850年2月25日死去。丧仪过后，老头不甘寂寞，给新皇帝进言，说什么求治之道，莫过于用人、行政、理财三大端。关于用人，他说了这么几句：“人有刚 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能实心任事者，虽小人也当示以保全，不肯忍劳忍怨者，即 君子也当另行委置。” 咸丰上任，对外持强硬态度，正跟父皇亲信的这帮抚夷派生闷气呢，这下可好，自己撞枪口上了。咸丰马上下旨，恶狠狠地批评了耆英，说他的小人君子论明显违背 古训，流弊不可胜言，本来可以交部议处的，念进言中其余部分还能听，所以传旨“申饬”一番得了。耆英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请病假，请了几个月，病假条没请 来，罪状倒是请来了。耆英的罪状是与穆彰阿的罪状一块儿请来的。咸丰骂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 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 骂耆英：“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差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外，罔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违人情，几至变生不测。整我 皇考，洞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预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人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 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著从宽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后补。”
三千年未见之变局前，坐个冷板凳也不错。林则徐当年在新疆流放，听说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 可能也躲不过之时，他在写给老婆的信中对自己的流放表示了庆幸：“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
问题是，耆英没有这等福分了。英法联军打到天津了。咸丰没法收拾了，遂又想起了耆英：上前线给我擦屁股去吧。
有意思的是，一听说耆英上了前线，恭亲王老六就不愿意了，一句话，皇上对外强硬，老六也一直强硬来着，现在皇上软了，老六却依然不软，他跟皇上说了几点意 见：第一，既已派了桂良与花沙纳，复派耆英，谅皇上有不得已苦衷。可是，耆英原先一味顺从夷人，贻害无穷，要是派他前往，还是照从前办法，那桂良也可照 办；若不是照从前办法，那耆英原先畏葸，现在就不畏葸了？依臣的意思，耆英若一味示弱，惟耆英是问。第二，陆路方面，僧王都准备好了，夷人一上岸，必制其 死命。听说夷人雇用潮勇数千，夷潮合计，至多不过万人。引诱他们一半上岸，一半守船。岸上兵袭，船上勇袭，上游咱再给他泄水，夷情肯定得乱。第三，听说广 东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夷人，命令罗惇洐等率领团练，收复省城，直捣香港，这叫釜底抽薪。天津的夷兵一听说广东情形，肯定得撤，天津的和谈也就好谈了。第四， 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坚持。
也不知老六咋想的，听主意倒是不错，响当当的一个主战派，问题就是主意都不可行。特别是他的第四条建议。因为对于清政府来讲，咋都是后悔。和谈，签约，它 后悔；后悔了，悔约，再战，再和谈，再签更不情愿的约，更后悔。所以，大清一遭遇大英，就永远在后悔里滚动了。和不是，战也不是，一直后悔到这个王朝覆灭 为止。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还有人替它后悔！
6月4日，双方开始会谈。一见面，额尔金就象监考老师一样，要查桂良等人的准考证：有没有全权大臣代表证啊。待他一查，发现只有皇帝的谕旨，而没有敕书关 防，遂暴怒起来：清政府还玩我们啊。走，不跟你们玩了。额尔金扬长而去，剩下了可怜的桂良、花沙纳。
额尔金的自尊受了伤害，从此不跟中方谈判代表见面直到正式签约，谈判时宜交给了翻译李泰国（这家伙，打了两份工，既做中国的雇员－上海的税务司，还挣外汇 －做英国的翻译）。前面说过，由于父亲的原因，他少年时代即来到中国学习中文以备进入外交部工作，估计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毁了小伙子的身体，更毁了小伙子 的脾气，对于中国官员，那是傲慢加蔑视，加上额尔金指示李泰国，跟中国钦差打交道，用不着尊敬他们。于是李泰国就变本加厉，把咱的钦差当孙子对待，“视宰 相为儿戏”，动辄咆哮如雷，把咱的钦差们都吓傻了。
耆英6月8日到达天津的，6月9日他通知英法方面“胡汉山我回来了”。但是英法方面回复说：正跟中国正式的全权大使会见呢，没时间见你这老头儿。不过额尔 金的两位翻译威妥玛和李泰国拜访了耆英。6月11日，李泰国等人与桂良、花沙纳见面，双方还是三句话不投机，谈不到一块儿。耆英涎着一张老脸跟人表示亲 密，提到与英国人的老朋友关系，声称自己的友情没有改变，问候新老朋友们云云。等老头抛够了媚眼之后，李泰国拿出从广东衙门收获的耆英奏折一件，当场朗读 起来。在这件奏折中，耆英表明，他是假装与夷人友好的，夷人犬性，必需“虚于夷人委蛇而远之”。
虚伪的中国佬，跟人家前任全权公使璞鼎查又是做干亲家，又是写“情书”的，敢情背后如此作践人家啊。李泰国念完奏折后声明从此再不见他！也怪不得李泰国如 此声明，英国方面拿诚信当喝中国茶一样普遍呢，哪里知道，中国方面拿说谎当抽大烟一样流行呢？
李泰国这一手，着实让耆老头羞死了。以后咋有脸见人呢？他跟桂良交待一声就启程回京了，希望桂良上奏时替自己说明一下，自己回京后再向咸丰皇帝当面解释清 楚。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这是迫不得已重新启用他而已，现在发现英人不稀罕他，他也没用了，遂马上翻脸，说他辜负皇恩，不待谕旨私自回京，实是自找 速死，着僧格林沁逮其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肃顺上折说绞监候太便宜他了，他要是不等绞就死到了监狱里，弄 一个全尸，如何是好？最后咸丰开恩，着他自尽了。看咸丰的谕旨，感觉这领导不是个好东西，谁跟他玩谁倒霉。因为这领导很不要脸：自己擦不净屁股了，着耆英 下山，并且公开宣称这种活计乃是自己对耆英的成全与厚恩；耆英倒是真心给皇帝擦屁股的，奈何英方最讨厌虚伪之人。咸丰不但不理解耆英的苦衷，反而恼羞成 怒；恼怒也就罢了，让耆英回家，冷板凳也不给他坐就得了。问题是咸丰小心眼儿：我都焦头烂额了，你耆英却优游于家，也太美了吧？杀了你，我叫你再美！
可怜的耆英，被西方人认为品级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就落这么个下场。耆英出山之后，黄恩彤也被皇帝想了起来，着他前往天津帮同和谈。黄恩彤 动作慢了些，从山东老家到天津后，发现条约都签了，所以赶紧又回家了，反正夷务这活儿是不能干了，在家以编写县志为乐，一直活到八十多岁。1881年还奉 旨赴过光绪的鹿鸣宴。历史证明，自从有了夷务，不跟皇帝玩儿才是正道，要玩也不能玩夷务，否则不是名声臭，就是提前结束小命儿。，或者两全其美都占了－耆 英与琦善都是现成的例子。
耆英与黄恩彤的下场到此为止，转回头来说双方的谈判。英法的意思，当然还是严格按照当初的训令精神来。但是咸丰也不退步，毕竟这皇上没有亲自上战场，也不 知洋人到底有多威风，所以他谕旨桂良与花沙纳一定要挺住，寸步不让。于是桂良与花沙纳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找美俄公使，希望他们跑英法代表那儿 说说情。美俄说，现在办事太难了云云。
美俄虽然认为替清政府说情太难，但是他们替自己说事倒是不觉得难。英法在树上摇果子，他们在树下拾果子。清政府不恨不说，时不时还产生出些感激情绪。美俄 这买卖做得确是够本。最够本的是，他们在英法签订签约前，就先签了自己的。
最先签约的是俄国，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乘和英法共同出面的间隙，单独约会谭廷襄，说，如果早日签订中俄条约，那么他会向英法说合，阻止他们攻打北京。于是， 俄国不但最早签约，这约还一签两个，算是比英法美方面多摇到手里一颗果子。
第一颗果子：东北方面，利用天津的军事危机，逼迫奕山与之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时间是1858年5月28日，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 龙江以北60多万的领土划给了俄国，只有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管辖；原属清政府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威海口， 归中俄共管。除此之外，俄国还夺取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为自己开辟了黑龙江通往太平洋的通道。俄国的收获让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认为，英中战争中取 得实利的唯一国家是俄国。因为俄国从中国夺得的领土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总和，此外还有一条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
第二个果子：天津方面，1858年6月13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条，关键要点有：
第一，除从前旱路上的通商地点外，海路开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若别国再在沿海增添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
第二，中俄双方的边界问题，清理好的，得以补充进此约；没清理好的，双方继续会商。
这一条款的前半句，是拐着弯儿让清政府再次承认之前不久刚签的中俄瑷珲条约。问题是傻咸丰6月14日才看到奕山上奏来的夹付的瑷珲条约清折，傻皇上看不 懂，不象我们现在，教材直接给你算个数字，沙俄吃掉我们多少多少领土。咸丰看到的是，这里划到那里归俄国，那里划到这里归中国，他就没学过地理，看得云里 来雾里去的，只能嘱托相关官员，好好查办啊。等于是稀里糊涂的认了帐。这条款的后半句，为一下步继续侵占中国领土预设了台阶。比如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 公里的中俄共管地，以后总得有个说法吧。
第三，两国平等了，以后外交，也不用中国的理藩院了。俄使有权与大清的军机大臣直接照会往来。使臣的路费及住食费用，俄方自理，也不用中方出资了。
在此之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也就没有专门的执掌外事管理的外交机构。其仅有的一点对外交涉只限于两项：一是与周边的藩属小 国的朝贡往来；二是对外通商的贸易事务。而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仍然按传统的旧制，由礼部和理藩院兼辖。礼部所属设有会同四译馆，职掌接待各藩属国贡使事宜。 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带鸿胪寺少卿兼摄馆事，凡贡使来京都由馆卿接待，经办翻译朝贡文字及交涉事务。理藩院原是执掌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分担 了部分藩属国及交涉事务。它与礼部的大致分工是：由东、南两方海路往来的，归礼部接待处理；由北、西两方陆路往来的，归理藩院管辖。所以，俄国原先只能与 清政府的理藩院打交道。现在，俄国要求绕过它以便直接与中国交涉，还拒绝了中方提供的盘缠经费，最后这一点，让中方很没面子。不让中方花钱招待，多影响大 清的大国风范啊！
第四，大清国日后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
看来大家都学会这一手了，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人家英国还没摇下来果子，俄国的篮子早提前放树下了。
第五，一年内换约执行。
跟俄方签约还比较容易，因这清方最不愿意答应的那些，比如公使驻京、长江航行什么的，俄方根本没要求，甚至连在北京换约都没要求。相形之下，英法就太不象 话了，一点不给面子，对于英法在谈判桌上的强硬，清方深感苦恼，甚至由军机处发出谕旨，向俄使提出，替俺说说情吧。普提雅廷回复得真假参半：我上年来中 国，就是为这事来的；英法两国带兵到海口再到天津，不是我引导过来的，之所以走到这一地步，主要是贵国有错；现在，公使驻京、内河航行我已给你们阻止了； 其它各条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和约之后如何防守，如果让本国帮扶贵国代为防守，别说这次英法的十艘船二千人了，就是增船三十艘增兵两万人，也不会让他们 如此侥幸的。我已经跟我们政府说了，对贵国实行军援：赠送火枪一万杆；各项大炮五十尊；各项军事教官及技术工程师十名。 赠送军火方面他说的是真的，俄国外交部批准这一计划时，还给拨了50万卢布的军援费。咸丰对此的回复是：可以接受其枪炮，但是其教官就算了。还有，表示接 受的时候，要蛋定，别让他们看出咱急需这些东西，以致人家轻视咱们。 这个傻皇上，你要不要人家都轻视你。俄方看中方不愿意接受教官，遂回复说：嫌我们派来的教官多，那就少派几个，十个不行，我们只来五个，行不？ 清方一看，这俄使象个好人，就答应了。这俄使还是个神人，与中方签订条约后，直接开往日本了，与日本签订一个与中国的天津条约相类似的《江户条约》，算是 顺手又牵一回羊。
俄国之后，是美国。6月18日，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条款婆婆妈妈三十条，充分显示了美国的个性特色：
第一，中美友好，不因小事而起衅，若有其它国家对中国不公了，美国情愿相助调处，以示友善。（看来，中国这时候傍大款，可以选择两边倒，除了靠俄国，还可 以靠美国）
第二，条约各款要让双方军民人等闻知。条约批准互换后，双方须立即宣布，刊发下放。
第三，美国遇有要事，可前往北京，不过一年只准去一回，办完事赶紧走，去的时随行人员只准带20人，雇用的华人杂役不计在内，所有费用自理。往来应有海口 或由陆路，不得驾驶兵船。到天津海口，需得知会地方官，派船迎接。以后大清国准许别国钦差前往京师，或长驻，或暂住，即勿庸议，美国一体均沾。
第四，两国大臣平等来往，不得互相征索礼物。
第五，除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与美国通商外，其它国家所开口岸，也任由美国人民前往贸易、居住。
第六，一年内互换和约，颁发执行。
得，美国也把篮子放树底下了。
下面，我们看看英法是咋摇的。
这两个贼国，摇得力度太大了，咸丰都被他们摇恼了，因为英法要求的好多条款，都让咸丰很没面子，按马克思的说法，“从头到尾都是凌辱”。 大清混天下，混的就是一个面子。英法却非得要公使驻京什么的，这不要皇上的命吗？皇上一恼，就不时露出动武的意思，告知他的两位谈判大臣：你们就说，如果 他们非得长驻北京建造什么大楼，那你们本人就会被皇帝治罪，实在不行，咱就跟他们决战。
皇帝身后的主战派更是激动得嗷嗷叫，给政府出了诸多馊主意，看看这些馊主意，就知道大清不败天理不容了。现在摘录一些，供大家散心。因为大清的筹办始务始 末，差不多一直被我当作相声小品而欣赏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厚道一回，不揣麻烦，梳理给大家看：
之一，湖广道御史尹耕耘奏：不定战守大计，诸臣不足惜，咱江山来之不易啊；况且夷事也没有那么难办，夷人最畏烈日灰尘了，陆行数十里，他们就不行了，除了 炮好，其鸟枪不及我抬枪二十余步；至于那个公使驻京，万万不可行，夷人来了，皇上以何礼见之？又当以何法逐之？今日北京，犹如人身元气已虚，犹可令外邪入 乎？况且其祸犹有我不忍说出来的。总之啊，皇上为亿民之主，为什么出此下策呢？请为宗社自重！
之二，山西道御史恽世临奏：天津开口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道光二十四年俺路过上海，发现城外设有夷馆，夷人三五成群的去城里玩。我问过当地人，回说夷馆中 雇用的都是本地民人，每人每月四块洋银，甚至有给夷人教书者。夷人还勾搭中国人入教，入教有资助，每年至少三十两，穷人贪利，传染日多，地方官也不敢管。 如果天津也开了口，那不是学上海吗？然后由天津及通州，由通州及京师，人心就都乱了耶。有人说，夷兵进了天津，我兵失险，不得不和谈。错矣，夷兵进天津， 就相当于老虎掉进了陷阱，正可用计取之。什么计呢？夷船没有大潮就不能出口，同时海外大船不能进口，僧王派重兵扼要，激励沿海居民团练，以成兜剿之势，不 待战夷人就投降了。
之三，署户部右侍郎宋晋奏：议和宜速不宜慢，越快越好，否则他们在天津盖了房子，再撵就不好撵了。还有，该夷各口都有领事，其副领事都精通汉语精于贸易， 听说巴夏礼最厉害，去年广州之变他就是主谋；还有一个李泰国，据说吉尔杭阿在上海，聘其为江海关幕友，名为司税，每年给他高薪1200元。这人查夷人偷税 漏税，查得特狠，夷人都恨他，狠不得让他在中国犯罪，用中国法律处罚他。这次让他参与天津谈判，大抵是因为他熟悉中国情形，籍以陵辱。其人贪利多智，咱这 边派个能说的，启发他，他那高薪是咱给的，咱对他有恩；告诉他，夷人都恨他，轻视他。离间其心，隐饵以利，此人不复从中作梗，咱这谈判就好进行了。
之四，桂良的女婿、咸丰弟弟恭亲王居然要求谈判时把李泰国拿下就地正法。他的理由是：李泰国是广东民人，谈判时当面跟钦差吆五喝六的，形同叛逆。不治他一 下，不特外夷藐视咱，就这个李泰国也会更加弄不清自己是老几。所以，谈判时若太不象话了，着桂良立即把他拿下，或就地正法，或解往北京治罪，又能吓傻夷 人，又能去其腹心主谋。
之五，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大骂主和派尸位素餐，误国无穷，骂急了，甚至连咸丰也骂上了：“复信谗言，隐忧社稷，贻祸子孙”。 骂得咸丰不好意思了，不敢公开这奏折，就留中不发了。
之六，吏部尚书周祖培联合24名官员集体上奏，痛说公使驻京的危害。这危害他们一下子就找出了八条，每条内涵都很丰富：
（1）驻我京师了，那咱们啥事他们不就都知道了？咱不就透明了吗？
（2）他们喜建高楼，还喜欢拿着千里镜（望远镜）四处偷窥，咱宫禁重地，园庭处所，不就都被他们“俯瞰”了吗？宫里恁多娘娘，可不就任由这些野男人、洋男 人看了吗？
（3）他们指地营建使馆，咱百姓不得拆迁吗？中国百姓都是刁民，遇拆迁，都喜欢当钉子户，会有多少麻烦啊。
（4）政府大型公务活动，皇帝出行，咱都要百姓回避道路肃静的，洋人不懂这规矩，他们或凭楼而望，或夹道而观，观看时还不下跪，有碍观瞻啊。
（5）他们在北京设馆传教，那我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衣冠礼乐就要被冲击，华人也要变成禽兽了耶。
（6）民夷杂处，设有官司，不好了断啊。况且咱自己内部的土棍窍盗案都办不过来呢。
（7）京师内外各门，咱平时查得最严了。夷人一来，他们包揽商税，任意往来，导致咱的门禁税收尽废。
（8）朝鲜、琉球等国，一直把咱当老大，每遇进贡，恭顺得象个孙子。夷人如此傲慢，驻京这后，叫他们看着是何体统啊，说不定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从此对咱不 再恭顺呢。
之七，宗人府府丞钱宝青奏：桂良如果准许外使驻京，请皇上立即罢斥他。
之八，山东道御史陈濬奏：外使驻京那是不可能的！请皇上把桂良、花沙纳撤回来，另派忠勇大臣前往查办。
可怜的咸丰，夹在中间不知咋办。一方面，前线谈判大员桂良、花沙纳、谭廷襄等人的每一个奏报都在强调：如果不答应英法条件，决裂就在目前。而且，俄使说帮 我们阻挡公使驻京和内江航行的条款了，可是问问英方，人家说俄使根本没给他们说过，也不知咋搞的。反正啊，主战不如主抚，咱不如先答应了吧。另一方面，后 方一大帮子主战派嗷嗷叫，个个都象爱国英雄。没有办法，咸丰只好下朱谕，令巡防王大臣、军机大臣、上折子的一干要人等开会讨论最后的战和之计。皇帝的朱谕 下得也有意思，很矛盾：
第一，要从长计议，不要光顾目前；
第二，战容易，但是战后防患难；
第三，如公使驻京，则贻患无穷，不如战；
第四，两害相形取其轻，应战则战，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
看皇帝的意思，这是两害相等没法取。战，他怕英法报复；不战，他怕公使驻京。
王大臣会议上，主和派的两位亲王－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占了上风，他们是咸丰目前最宠信的大臣也是后来咸丰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人选。其实这俩人也是庸 才，正因为知道自己庸，所以身边弄了个肃顺，事事都讨他的主意。不过两个庸才至少面对了现实，或者说知道咸丰的心病：战不难，但是战之后，沿海可虑，且上 海的洋人与太平军联系起来，危害更甚，还有，俄夷要是与英法南北哄抢起来，形势更为可怕。所以，开会的结果，清方决定跟英法签字。
清政府内部吵吵的当口，英国的耐心也到头了，不想摇下去了，6月25日，英方弄出了一个五十六条及专款一条，提交清方，说明：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一 个字都不得改。桂良没有办法，赶紧去求美俄替自己说情。美俄公使还真想帮忙，托葛罗去找英方说情。葛罗也说情了，但是额尔金坚决不同意，并且由自己的弟弟 普鲁斯给清方传话说：再不签字，将来打到北京，提的条件比这还要多。桂良花沙纳一听，那就签吧。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咱看看英国都摇 到那些果子吧，果子很多，咱拣酸的挑：
第一，南京条约仍然保留，虎门条约等并入新约。
第二，大清大英永远和好，按国际和好常规，双方可以任意互派外交人员，分驻双方京都。
第三，大英公使及其眷属可以在京师长期居住，也可随时往来，总之，看本国政府的意思了。
第四，大英钦差大臣及其随员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箱囊不得有人擅行开拆。往来费用由大英自理，与清政府无涉。
第五，大清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与大英钦差谈判，双方平等相待。大英领事与大清道台同品，大英副领事与大清知府同品。双方平等相待。
第六，宗教自由。
第七，大英人民准持照前往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在通商各口百里之内，三五日可回者，不用持照。持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用印。
第八，除了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口外，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等处为通商口岸。长江一带各口，英 国俱可通商。除镇江一年后准许开口外，其它各口需在南京叛贼被肃清之后，但所开口岸不得超过三处。（这一条遭到了马克思的嘲笑，认为所开口岸太少，而且只 是“空洞的许诺，大部分连写约所用的羊皮纸价格也不值”。 ）
第九，原先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拟将有所修改。内地税值百抽二点五。具体章程，由中英双方随后在上海修订。从现在起，新老通商口岸，限四个月为期，公示各 地税目，以便汉英商民均得通悉。
第十，此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依然给中方配送中文版本。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了英文、熟悉英文之后，即停止配送中文。自今以后，遇有言词辩论之意，以英文 本为准。
第十一，此后各式公文，不论京内外，叙及大英官民，文书中不得提书夷字。（这一条遭到了马克思的讽刺：“约翰牛并不坚持要称它为上国或圣朝，而只以在公文 中除去夷字为满足，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是如何卑贱啊” ）
第十二，赔偿广州英商损失200万两，军费200万两。赔款付清之后，英军退出广州。（这一条也遭到了马克思的讽刺，认为两笔赔款才折合133.4万英 镑，远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得的420万英镑，“不像是兴隆的买卖”。更倒霉的是，赔款不拿到，还得驻军广州，“一定会使支出更加超过收入，使得第二次对 华战争得不偿失”。 ）
第十三，双方立约，俟两国御笔批准，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现下大清大英各大官先盖用官防，以昭信守。
条约虽然签了，但是桂良同志还留了一手，他在签约前上咸丰一道奏折，说：“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 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晕，所有的手腕中，这条最馊。更晕的是，咸丰后来还真是照此路走下去了。咸丰后来被打得很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游戏规则。不守游戏规则，挨打挨得 更惨而已，巴麦尊所谓的每隔八年十年须揍大清一顿就是这个意思，不揍，清国君臣不长记性。
中英签约之后，法国赶紧也签了，早不想等英国了。时间是6月27日。条约42款及补遗6款，大致与英国一样。新开口岸比英国多了一个淡水；军费赔偿200 万两；马赖神父事件中的西林县知县张风鸣革职，之后永不得从政。一个好好的革命干部，政治生涯从此结束！
至于签约的桂良与花沙纳，一世清名也完了。条约一签，有关他们的短信段子也出笼了：“柏（贵）叶（名琛）于今难作颂，桂（良）花（沙纳）从此不闻香。”
事实一再证明，大清从林则徐开始，谁做外交谁倒霉，不管你是硬的、软的还是明的、阴的，总之谁沾夷务谁倒霉。可以这样说，整个大清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外交 家的个人倒霉史。没办法，政府弱智，官员倒霉！官员弱智，政府倒霉，他们之间是互相成全的！至于谁是第一位的因素谁是第二位的因素，估计跟鸡生蛋、蛋生鸡 一样扯蛋，咱就不给它掰扯了！
上海：难缠的修约
英法联军得到了自己的目标，纷纷退兵了。
退兵前，他们做了一件事，让咱特不好意思。前面说过，夷人驻扎天津望海楼后，天津由大盐商张锦文出面，弄个支应局，专门免费供应四强的吃喝日用。清政府之 所以这样做，是有多重考虑的：一是怕夷人找事。不理解才恐惧，天朝根本不知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知道他们是畜牲犬羊之性，不害怕才怪呢。所谓的鬼子鬼 子，除了种族上的歧视外，其称呼中最明显的倾向还是文化上的恐惧。中国人可以不怕人，但是却没有理由不怕鬼。二是怕自己的百姓找事。事实上，张锦文除了弄 个支应局供应洋人吃喝住用外，还弄个铺勇总局专管天津治安。因为夷人一到，天津内部先乱。有冒充夷人吓唬百姓乘机做坏事的，有强盗小偷乘乱出来做案的。甚 至女黑老大都领着兄弟出来抢了。这女老大被称作“女棍黑姐”。三是，中外之间互相找事。事实上，找的事也不少。从中方来说，天津百姓有拿石头砸夷人的，有 抢夷人帽子的，有抢夷人小狗的。甚至儿童都敢撕烂夷人的衣服、或者跟在夷人身后扔石子儿。从外方来说，偶而也会出现一个洋强盗，或者一个洋小偷，甚至一个 洋醉鬼。不过，在张锦文的主持下，中西双方都妥善地处理了。四是，如果中外双方之间不找事，那就更可怕了，中国百姓与夷人亲密接触后，不但影响咱风化，还 影响咱民心－比如，中国女人为了看西洋景，居然不再守妇道，公开跑大街上看洋男人了，成何体统？再比如，外国人见了咱乞丐光着身子，居然把他们的洋装给他 穿上了。结果这洋乞丐把咱国民都吓着了，张锦文赶紧派人把他的洋装脱了，另换上中国的衣服。
总之，出于多种考虑，清政府宁愿赔俩钱，也不愿意夷人亲自上街购买东西。而夷人出于多种考虑，也同意了这种安排。但是他们并不乐意吃白食，尽管这是战争， 但谈判之尾、临走之前，他们却愣要掏钱。
最先表示要掏钱的是美国。不得不承认，美国真不是个东西，后来的庚子赔款，也是由它首先提出返还给中国的，导致直到现在还有中国人念它的好。美国这次表示 掏钱，是在6月22日。他们通知天津的支应局：俺们就要退兵了，支应局代办的一切物价，请核定一下，我们好在退兵之前交清。张锦文的考虑是：美国给钱，肯 定给不够数，莫如好事做到底，始终以宾礼相待为好。因为支应局的开销大都来自于张锦文自己的钱，所以他慷慨地回复美国：所有食物器具，均系馈赠。
美方一听，特感动。感动之后又要求当面感谢，并且拉上了俄国。张锦文就去见他们了。美俄使者再三称谢：“叨蒙厚谊，感愧无既”，张锦文象第三者一样回复 说：惟愿各安疆土，永息干戈。至于那些小钱，不足介意！美俄说：代购的器具及房租等，我们还是要掏的。张锦文再次象第三者一样表示：我本来就是给中美俄法 英五国做调停的，现在五国既然合好了，物价房租什么的，我都替你们掏算了。美俄说：不行，我们必需掏钱。你不肯收，那我们赏钱给你们支应局的伙计吧。张锦 文说：局里董事，都是邀集来的，不用给他们，你们实在要给，不如给贫民吧。美俄使者说：这办法可行。回去后即差人送来175两白银。张锦文马上把它折换成 铜钱，散发给天津贫民了。
几天之后，英国也来送钱了，送了900两银子。张锦文还是不要。英方回复说：您不要，我们直接送你们官方啊。张锦文看英国特诚恳，怕拂了人家的情意，就收 下了。
最后送钱的是法国，送来洋银2100元，折合中国白银大约300两。
至于洋人所送之钱，是否与他们与享用的价值相符，咱就不得而知了。张锦文不在乎这个－反正有的是钱，好歹买个急公好义的名声；咱政府也不在乎这个－反正羊 毛出在驴身上，政府自己不用出钱。
事后，天津百姓特感谢张锦文，跟他们的地方官反映：俺们想给张绅修建义祠。夷人一来，合城惊慌。张绅毁家纾难，上报朝廷，下造桑梓。既安抚外夷，还防止内 变，津郡数十万生灵，免遭涂炭，有如再造啊。所以我们请大宪代我们恳求天恩，同意我们给张绅修建义祠以表民心，否则俺们一颗感恩的心，感到什么时候为止 啊！
天津百姓说的是真话，如果不是张锦文，天津不定怎么鸡飞狗跳呢。别说夷人骚乱，光内部骚乱，百姓就招架不住。最后皇帝给张锦文的奖励是：着地方官送其花红 匾额，以示鼓励。谭廷襄奉旨送了，上写四个大字：尚义可风！ 不过张锦文可能没想到，时至20世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称其为奸商呢。咱就别跟这些学者一般见识了。你说外国人打过来了，政府保不住百姓，百姓自己组 织自救，叫哪门子汉奸呢？这是1858年，时间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鸦片战争，北上北京的当口，咸丰同志亲自跑了，北京同仁堂老板赶着鸡啊牛啊， 亲自给英法联军送呢。你说咸丰与同仁堂老板，谁更是汉奸呢？总之，政府无能的情况下，请不要苛责百姓，他们够意思了！
现在，我们掉转镜头，继续说英法退兵的事吧。
除了给张锦文送钱，英法退兵前还说了几句让清政府没意思的告别话。他们跟清方声明：听说你们的新总督黄宗汉在广东发布告示，令百姓剿灭番兵，凡遇到外国独 行兵丁，百姓们可即时毙死。老实告您，广东那边如果俺们吃亏了，俺们还会打回天津的。
这就是咸丰的不是了。天津谈判期间，他就跟吃了摇头丸似的。对于天津的谈判，一会儿想接受，一会儿不想接受，左右矛盾中；对于广东的三绅团练，一会儿要他 们收复广州，威胁香港；一会儿叫他们按兵不动，前后摇摆中。他不知道天津的设防是否能抵挡住英法的进攻，当然也不知道广东的团练是否能赶走英法的驻军。问 题是，南边三绅不时上个奏折，把他们偶而的暗杀与伏击活动，汇报成扬眉吐气的大捷。所以，天津条约签订期间，咸丰不时的把希望的目光瞄到广东那边。广东方 面不愿意辜负皇帝的希望，时不时总得报个动静。这下夷人就不愿意了，我们天津和谈呢，你们广东却不时的骚扰。再不老实，我们就重打回天津。咸丰看到英法不 愿意了，马上教黄宗汉说瞎话：你跟夷人照会一下，就说大皇帝本心和好，断无与尔等兴兵之理，广州乡团人数众多，他们与尔国兵丁寻仇争斗，跟官方没有任何关 系；还有，令百姓剿灭番兵的告示，是有人假冒本督名义发布的，本督压根儿不知道啊。
翻着大清的各种史料，眼睁睁地看着咸丰带头说瞎话并且教导大臣们如何说瞎话，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还是那句话：这样的王朝不挨打，不覆灭，则天理何在？
1858年8月14日，咸丰终于看到了三绅的大型战报，他们说：黄宗汉总督7月份终于到惠州驻扎下来了（这个老黄，从1月份广州失陷接到两广总督的任命， 到天津天约签订，英法撤兵，黄瓜菜都凉了，他才真正的在广州上岗）。我们商量了一下，意见相同，准备就绪，就等克期大举了。由于担心孟浪，伤百姓太多，所 以我们只令小分队潜伏到广州城内骚扰他们，虽然每日均有斩获，但无济于事啊。7月21日，俺们进攻广州了，但是未能拿下。我们准备好了，准备以后乘机再 举。只是听说，夷人在天津已经受抚了。7月22日，夷人也贴出了伪示，说已经和好了，谁再挑衅生端，那就是违背谕旨，破坏和约。他们的伪示虽然不足凭，但 是咱们的百姓傻啊，他们不识机权，人心摇动，不特军威难振，就是捐款，都搞不出来了。当然了，俺们三个重任在肩，义不反顾，仍当激励团练，迅图进剿，不敢 稍存畏难情绪啊！
狗屁三绅，在广州打着钦命爱国的旗号，干的却净是害民的勾当。老百姓烦死他们了。英法联军虽然控制着广州城，可是中国百姓进入城门居然不需要通行证 （1858年8月3日夷人才决定使用通行证），所以乡勇们可是随时潜入广州城内外，夷人更是城内城外的闲逛，这就导致三三两两的夷人随时处于被暗杀和绑架 的危险状态中。夷人不安全，并不意味着广州内外的百姓更安全。因为乡勇暗杀与绑架夷人后，英法联军出于报复与警告就会在事发地点大搞焚村或者焚街。一句 话，乡勇爱了国，居民遭了罪。时任广州委员会翻译、后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百姓们对三绅已经恨透入骨了，给他们三人的外号是“统驭 魔鬼的三个神灵”：海龙王（龙）、阎罗王（罗）、苏城隍（苏）。赫德甚至在他的日记中对遭报复的百姓说风凉话，说他们“对各路乡勇一定是感激不尽吧”？
身踞京城的咸丰当然不知道这一些（当然知道也不在乎），他只知道，靠三绅收复广州是没戏了，于是他下谕：攻城是不可能胜的了。夷人闯入乡间，民团跟他们斗 斗，还可以推说是百姓出于义愤，与官府无涉；咱们故意去攻城生事，夷人反而有了借口。那就暂停攻城吧。只是民团组织一次也不容易，现在散了，不特夷人无所 忌惮，就是土匪也不易防范，罗惇洐等就还组织着吧。另外那个黄宗汉，早已到了惠州，离罗惇洐的奏报都一个月了，为何至如今不见上奏？是不是还象原先那样， 任意延搁呢？着他将该省夷务及我让他查办的各项事件，从速从详报来。
广州没戏了，回过头来看看上海的情形吧。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中英要在上海制订新税则。于是，咸丰弱机一动，要把上海的税则谈判当作他悔约的最好 机会。天津谈判时，英方翻译李泰国点名要求清方派署苏松太道、江苏按擦使薛焕或者江苏巡抚赵德辙作谈判代表。桂良同意并向咸丰上奏此事。咸丰任命桂良、花 沙纳、武备院卿明善、基溥（后改为刑部员外郎段承实）等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负责上海谈判之事。桂良到任前，由江苏地方官薛焕等人先在上海同英方接触并静 候北京的“内定办法”。
什么内定办法呢？7月12日，咸丰下谕，命桂良速回北京，君臣当面嘀咕，这种嘀咕就跟当年道光与林则徐的嘀咕一样，乃是清政府的国家机密，正式文件里找不 到，只能从后来的谕旨及君臣奏对间去寻找其核心内容，也就是咸丰所谓的“内定办法”，其主要精神是：乘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跟英国做个大买卖。中国对西方国 家关税全免，以此换回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等四款的撤消。而公使驻京的取缔乃“第一最要之事”。
傻皇上，他要悔约了，他不知道，按国际游戏规则，约是不能悔的，否则后果很严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合法的制度，结束战争的和 约的合法性，当然地不会受到置疑。否则，和约不能成立，战争将会继续到一方完全被消灭为止。”
另外，以现代的眼光看，咸丰所答应的那些内容，怡怡关系了国家利益；所悔的那些内容，却更多的仅关系了咸丰的面子。比如，公使驻京有碍咸丰的脸面，但毕竟 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助于晚清政体的现代化转型；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这是开放搞活，搞好了，就是中外双赢，有助于清政府经济现代化的转型。而关税一旦全 免，那清政府就玩完了。因为政府后来的财政，三分之一出于海关收入。当然这一切靠中国人不行，英国人赫德做了中国的海关总长后，才达到这种地步。赫德是 1863年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收入年份额陆续为：1863年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1899年 26661360两。 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如果不是这份海关收入，清政府这艘破船可能沉没得更早。
但是谁让咸丰没有近代脑子呢？所以他轻重倒置，视皇帝的面子为国家利益，视国家利益为儿戏，想出了这等馊主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自以为是的咸丰还亲自给 桂良等人设计出了一个天朝特色的绝妙声明—谈判时一见到英方，啥也不说，直接宣布关税全免，一下子震住他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这个办法，象中国现在流行 的贿赂，送礼就要大大的，一次吓傻对方，以后叫他干啥他就干啥。问题是，咸丰所面对的英国佬不是中国的贪官，人家有人家的游戏规则，不兴这种这种玩法。桂 良等人跟鬼子打交道多了，有经验了，知道皇帝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拗嘴儿还挨皇上骂，所以就迟迟不出发，且迟迟走不到上海。
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桂良咋一直不来呢？英法在上海等不及了，叫唤着要北上呢。咸丰回复说：告诉夷人，这大热天的，桂良由陆路到上海，总得几天呢。况且路 上还要查办事件。怕夷人找事，这样吧，先让薛焕跟他们接触，查历年的旧帐，就说大皇帝知道他们近年税银吃亏，所以先查明白，免得以后再吃亏。你不是说李泰 国那江海关税务司是前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给的官职吗？而且，李泰国由于拿着高工资，对历任顶头上司苏松太道都比较客气嘛。那就让薛焕好好的哄着，从容等候。
何桂清上奏催桂良的同时，也跟皇上商量天津条约及上海修约之事，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从李泰国那里看到天津条约了。从字面上看，驻京及内江通商两条最堪 发指。但夷人内心处心积虑的，乃是垄断之专利。比如内地贸易任由他们贩卖等，就把咱百姓的内地贸易全侵吞了。咱不能一味受他们误导，否则几年之后咱民穷财 尽，他们反而富强更甚了。 他还说：皇上驶天下之大柄，惟信与财，而藏富于民，尤为理财之要诀。民无财，则无恒心，其患不忍言。现在时局艰难，夷人要想给咱找事，也太容易了。听说桂 良奉旨一个月后才从北京起身，什么时候到也没个确信，还是催催他，星夜兼程来吧。
从何桂清的奏折中可以发现，身处上海外埠，与夷人打交道多了，观念上已产生难能可贵的近代化倾向，比如治国惟信与财两事。问题是咸丰不吃他这一套。第一， 咸丰不讲信用，中国皇家从来都不讲这个，讲的就是个坑蒙拐骗。看看他们怎么争取皇位就知道了；第二，咸丰不讲藏富于民，他只讲藏富于宫，所谓的宫，就是他 家的皇宫。
额尔金在上海等桂良的当口，等得着急，他照会清方，提出几个意思：第一，时间就是金钱，桂良一直不来，欺人太甚。我在天津，天天跟我保证不误上海谈判的， 七月初我就来了，他八月份还没来。我在上海闲得，都想乘间去日本京都走一趟呢。试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友邦的，办事就是这样讲效率的？第二，7月24日贵皇 上的一道谕旨中，居然有“夷船闯入天津”一句，卖瓜的，天津条约明明规定不得称俺为夷，签订都快一月了，为啥还明目张胆地不改呢？这事看起来轻，但是诉诸 条约，明显是违约嘛。贵国军机处，上奉皇言，下逮天下官制最尊之衙暑，大庭广众之下就将新约条款废置，好意思吗？你们就不是不知道，从林则徐到叶名琛，都 是固执此理，不愿跟俺们平等，贻害无穷。大家都说最明礼者，原是中华，现在为什这么不堪，不把俺们当人呢？把俺们当人的话，咱们还有话好说，可让之处就让 让你们，不把俺们当人，俺们可就不让你们了啊。
看了额尔金这照会，忍不住乐。夷人跟清政府打交道，也就是打仗痛快，跟他们口头交涉，那是鸡与鸭讲，非常的不痛快。按理说，英方是战胜者一方了，但公文来 往中，他们一直求咱平等对待。比如这个夷字，额尔金也就是偶而看到一个谕旨，发现一个夷字而已。如果他看到整个咸丰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我晕，书名中就是个 夷字。还是咸丰儿子同治朝时期编撰的），处处都是夷字，那还不气死啊。而且，除了夷字，还有更难听的，比如犬羊、畜牲之类。西方学者说：额尔金不懂得， “与中国人打交道，难点不在签订条约，而在于要保证其付诸实施”。
是的，俺们就不信守条约，你能咋地？桂良在汇报此事时不只一口一个夷务，甚至要求皇上，以后再寄发有关夷务的谕旨时，就不要发抄了，咱们称夷就偷偷地称， 背地里称，不让夷人知道。 清朝的皇帝谕旨，分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皇帝一般性的政务活动或者无关机密的事情，由内阁发抄，宣示天下；一种是廷寄上谕，事涉军事机密，或者是针对某 大臣奏折所发，发出时需密封，盖军机处银印，交兵部加封，上书军机大臣字寄某大臣字样。但由于夷务的复杂与需要，后者也经常被皇上命令在某些相关的大臣之 间互相抄发。总之，按桂良的意思，以后称夷就属天朝特级军事机密了，即使走廷寄之路，也得注意保密呢。天朝君臣为了口头上的便宜，混到这地步，也够可怜可 悲复可耻的。
9月21日，赴上海路上的明善与段承实向皇上汇报说：路上走了一个多月，9月20日，我们在常州会晤了何桂清总督。我们商量了一下，关税全免不适合见面就 宣布。桂良等人，大约在本月底可到上海，但是不要来得过早。我们呢，可能就到10月份了。
皇帝一看，有些恼，再次吩咐：按我原定办法办，一见面就宣布关税全面，让夷人大大地感恩，以后获利无穷，也就不会来天津诉冤了，前面所许各条，全行罢议， 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这个傻皇上，目前的情形是，所有的谈判大臣都不傻，就他傻。9月26日，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三人联衔上奏咸丰，说：俺们在常州见面了，俺们三人的意思 是，全免关税一节，暂缓宣布。兵费六百万，不值计较，就给他们吧。内江设码头，辩论起来徒废唾沫，不如答应，只不许其将内地货物在内地贩卖，无利可图，此 念或可能消。
咸丰一看更恼，朱批曰：从我这里走的时候，我咋跟你们说的？我那办法，是一劳永逸之计。按你们的办法，逐款辩论，累不累啊。切记，不可在我的办法之外，另 筹什么省事的办法。
9月27日，何桂清单衔向咸丰上奏两个折子，第一个折子陈述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我看在上海驾驶外夷，不外是顺其性而驯之。夷性嗜利，咱就矫之以廉；夷性 尚气，咱就待之以礼；夷性狡诈而假诚信，咱就示之以信。故十余年来相安无事，上海遂成该夷精华荟萃之地。第二，夷酋额尔金北犯之时，曾请钦差大臣在上海与 之会晤来着，我看他们的要求本不甚奢，就请黄宗汉跟他谈谈，奈何黄宗汉要赴广东，并且说不必阻夷前赴天津，铸成一错。臣当时就考虑到，他们一到天津，要求 会更高，所以与同仁们商量咋办，他们都说了，用对付太平叛乱的军队与军法去对付夷人，不行，只有先把南京太平反贼消灭，才能从长计议对夷之法。第三，海口 失守之后，桂良、花沙纳在天津无兵无将，徒用空言，就阻挡了夷人的叩京之请，很不容易了。有人议论他们所定天津条约，窒碍颇多，实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 空谈。叫他们身处局中，也无法退却夷船的。今事已至此，唯有就会议税则补偏救弊了。不可能修改条约本身了，免得人家说咱失信，再起波澜。第四，那个李泰 国，是前巡抚吉尔杭阿任命的江海关司税，工资优厚，所以卖命的给咱工作，他上任以来，咱收的税比原先增加了三四倍。他恐怕各夷恨他，所以跑天津帮忙谈判， 做做样子，现在回来，又恢复原先的驯顺小样儿了。解铃系铃，有些事责给他办即可。
咸丰一看折子，恼得都不相信何桂清了，回复曰：照我既定方针办，只开五口，全免关税，其它都给我废掉。何桂清受朕厚恩，总不致有其它意思吧？是不是你的属 员怕免税后无可沾润，所以设词混淆所致？你可不能受他们的影响，要力持定见，照我的方针来。
第二个折子中，何桂清这个忠诚的、与夷人打交道较多较长因而逐渐明智的大臣，开始给他的皇帝上课了，说：来咱这里贸易者，叫夷商；总理各口贸易事者，叫公 使，咱叫夷酋；其手下，叫领事。税出于商，与酋无涉。若免其进入口税，夷商乐从，夷酋仍不知感恩。鸦片烟我虽有禁，彼则仍然贩运，今改名洋药驰禁，其利在 我，于夷商夷酋无涉。夷称兵犯顺，乃是在于夷酋不能与广东钦差会晤，与夷商无涉。驾驶外夷，一定要推求起衅之由方有把握。否则转以钦差大臣所定条约既不足 凭，更坚定其进京进觐皇上的决心，另起衅端，那麻烦就大了。我和桂良的意见相同，另筹转圆之法，将第一紧要事件设法查办。
何桂清真是咸丰手下第一等明白大吏，奈何他的皇上是个傻冒，没看懂臣子的折子，仅批曰：知道了，仍按内定办法办。
聪明绝顶的臣子，遇上这么个糊涂蛋皇上，气死没商量！
君臣往返商量的当口，桂良终于到上海了，时间是10月4日。从7月12日领旨赴京到10月4日到上海，路上磨蹭的时间不少了。等他们磨蹭到上海，额尔金又 有其它意见了：天津条约早签了，和平这么长时间了，广州黄宗汉与三绅为什么还在以钦差的名义贴捐款招勇、剿灭夷人的告示？黄总督甚至用印贴出，有送巴夏礼 首级者，赏银三万两。该勇不知道和平了？我们从香港派出小艇，打着免战旗号前往新安县散发和平帖子，该勇居然发炮轰击，我们没办法，攻进了新安县城，勇照 往常一样都跑了，只剩下无辜小民受城破之罪。这种举动，大违天津和约之本义吧？试问你们的黄督应如何办理？三绅是奉何权？他们是什么意思？
桂良回答说：广州路远，还不知道咱签订条约的事儿呢。三绅督办团练，都是奉皇帝前面的谕旨而为。这样吧，我们一面出告示，晓谕居民，中外和平了；一面通知 黄宗汉，勿再贴剿灭夷人的告示了，让三绅也暂且停兵。
额尔金说，我不能相信你们单纯的文件和宣言，除非你们把黄宗督调离广东，把三绅特奉之权削去。否则咱没法开谈，还得打。
桂良只好瞎编了：我从北京来上海的路上就听说，黄总督办理不善。我在路上就写奏折参奏他了，不久就可看到皇帝谕旨，这个人离任不远矣。至于广东三绅，我马 上写奏折，请皇上对他们作出处理。
额尔金这才满意，说：那咱可以开始税则谈判了。不过我要求，皇上处理他们的谕旨到达后，给我看一下。
桂良看这夷鬼不好对付，马上给皇上报告：赶紧外理一下黄督与三绅吧，否则没法交待。为了做得跟真的一样，对黄宗汉的参奏，我补写了一份，你看看行不？但咸 丰对桂良的请求明确拒绝了，说：天津条约签订前，广东民夷有过冲突；签订之后，黄宗汉没有做过与夷人为难之事。广东的团练呢，除防留土匪外，其他都撤减 了，也不致再与该国为难了。至于黄督处理，朕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桂良管。不过，为了向夷人表示桂良不是诳他们，我可以另发寄谕，将黄宗汉所办原委及三绅现 已停兵之处示明。
这个傻皇上，又在瞪着眼睛说瞎话了。三绅的团练是有所撤减，但目的是为了节省经费，因为绅民都不愿意捐款。团练的存在，名义上喊着是为了防土匪，实质上主 要任务还是跟夷人捣乱，骚扰敌人大后方。为了不致给夷人口实，三绅仅仅奏明皇上，把钦差夷务关防，改为团练关防而已。而且，就在10月7日，额尔金向桂良 提交照会抗议广东事件的这一天，咸丰也看到了黄宗汉发来的有关广东情形的两份奏折，其中一份就是解释新安事件的。对此，咸丰指示如下：夷与民发生冲突，正 好借此激励大家的斗志，你可不能阻挡啊。现在桂良正在上海与夷人会谈呢，不知啥结果，这个奏折要抄给桂良看。
咸丰的意思很明白，我们一块儿编瞎话蒙夷人吧，能蒙一个算一个，能蒙一天算一天。
光蒙夷人还不算，君臣之间还得互相蒙。关于税则及内定办法的谈判，钦差们也陆续向咸丰上报了。
10月9日，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四人奏：
第一，我们派薛焕先期探访夷情了。据他汇报，夷情大大地狡猾，未可轻议条约，即使关税全免，不过夷商感恩。欲其罢斥全约，势必不行。（咸丰批曰：未见该 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
第二，由于等的时间太长，夷酋正烦着呢；而且由于看到咱谕旨里有“夷”字，正着急呢，所以现在不好说话，皇上所定的第一要事，现在也不好明确地跟他们提。
第三，何桂清有其它事要陈奏，所以就不跟我们一块儿陈奏了。（皇帝朱批：何桂清既抵上海，因何不会衔，奉旨会办而负气若是，是真无福之辈矣。与该督阅 看）。
同是10月9日，何桂清上奏，折子写得长长的，但还是原先那些意思，只不过措辞稍有变化，提出了清源杜渐两大方向，咸丰都懒得再指示他了，批曰：原先的指 示够详细了，按既定方针办。
10月12日，桂良率五个谈判大臣奏：由于广东事件，该夷一直吵吵，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决裂就在目前。况该夷见我们来了这么多谈判大臣，早就怀疑我们想 背约了，所以，不好办啊。
10月17日，五大臣向咸丰上奏，说明如下意思：即使关税全免，其它四项也不好挽回。说不定，其它免不了，关税也没了。俺们现在保关税，并不是为自己，因 为现在的夷人交税，绝不容我多收一粒，跟当年的十三行时代不一样了。而咱的税官，也无从贪污、勒索一分了。夷人很狡猾，独于纳税尚属公平。关于天津条约的 修改，我们现在察眼观色，不敢跟夷人提及，深怕一提就决裂。但第一要事太关键，无论如何为难，我们也要想办法。
咸丰呢，看到这些奏折，也越来越恼，他不断的发指示兼吓唬：一定要把那四条给我设法去掉；一定不要改动我的内定办法；桂良在天津谈判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 帐呢，一定要将功补过，否则看你该当何罪；何桂清，我待你够厚了吧，不要自找罪戾。
10月26日，五大臣上奏：税则定个差不多了，言谈之间试探英夷，他们说了，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驻京一节，告诉他们了，于 我们太不方便了，建议改在上海，他们没回呢。内江通商，除镇江一年以后开口通商外，其它定在南京叛乱平定之后，汉口以东，码头总数不得超过三个。
10月28日，五大臣上奏：听说英法美三使想同去长江考察汉口呢；驻京一节，英方认为，条约当时已奉到朱批，且业经奏明伊国君主，所以没法改动。额尔金为 此给了照会，皇上您看看吧。
额尔金照会如下：天津条约定了，我国公使或长驻京师，或随时来往，总归俺们君主定夺。我认为此条对中华没有任何伤害，反而有彼此永敦和好之意，因为我们英 法美俄及泰西各国都是如此办理，大家彼此往来素见，免了好多麻烦呢。贵国对于外事，向来俱委远离京师的钦差，而且对钦差的奏报偏听偏信，应该知道，这恰恰 就是导致我们动兵的根由啊。
额尔金说得很好，说到根儿上了。奈何大清不听。大清记打不记劝。咸丰看了折子，批曰“知道了”。他知道个屁啊！
10月30日，五大臣奏：税则已有眉目，但是迟迟定不下来，乃是由于我们要求修约之故；南京那边，江南江北大营都比较吃紧，苏州常州震动，何桂清必需回苏 州，先跟巡抚赵德辙见面，后回常州察看情形再定行止；关于捻匪，也甚属可虑。最后，各处都在要饷。
咸丰朱批：何桂清既可离开上海，那个王有龄（时任江苏布政使，1860年升浙江巡抚，1861年太平军攻进杭州，王有龄在衙内自杀）为什么就不能呢？我看 这夷务，明明是何桂清和他下属在把持嘛，胆子也太大了。桂良竟然甘心听他的，也太奇怪了。这个折子光顾着说粤匪捻匪了，于夷务居然就那么几句。这总督，把 朕的圣旨当弁髦，罪过比耆英大了啊。
11月7日，何桂清单独上奏，不失感情不失明智地表达了如下意思：
第一，皇上前面一直在严责我，我怕一些胆小保身之徒以我为戒不敢跟皇上说实话，以致下情不能上达。所以我想上北京面见天颜，当面陈述一切。如能给大家看看 犬马恋主之情，那我就太幸运了。
第二，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不知其文，以致误将通商章程作为万年和约，徒以口舌争辩；凡有奏请，均说不清，皇帝谕旨，又不敢宣露，夷人 积疑已深，以为诸臣未将其委屈上闻。等到广州陷落，他们把奏折文卷抢走，从前办法，皆为其所窥破，遂起驻京之心，以为事事与大皇帝面决，中外臣工无所施其 技。
第三，欲罢其进京之议，为一劳永逸之计，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胜之权。今年胜，明年胜，连胜三年才有把握。观现在的 时势，内寇方炽，民困未苏，水师不练，并不是用兵的时机。
第四，南京那边军情万紧，我得去常州呆几天，这边的谈判，我和桂良尽力了，所谈结果，恳求皇上恩准。实在有不方便的地方，非打不可，那咱也不要吭，只偷偷 的在天津沿海布置，等来年他们前来北京换约之时，聚而歼之。但是这事很大，非徒尚意气及空谈者所能任事，也非一二人所能完成。皇上一定广求贤良、其经济学 问已施行并有成效者置诸朝右，中外同心，协力维持才行，否则会一误再误，导致最终没法收摊儿。
如果说上天还给咸丰手下安排过明白人的话，那这人肯定就是何桂清。奈何这个糊涂蛋皇上，根本没看懂何桂清的意思，何桂清的意思很简单：条约不靠武力挽不 回，动武咱又不行。问题是咸丰会断章取义，他只看到了一句“偷偷布置”、“聚而歼之”。所以，他有想法了。看完何桂清的折子后，他当即命令把折子给惠亲王 同看。因为惠亲王昨天刚给他面奏过一个办法。
11月8日，咸丰给五大臣发出指示：朕派你们修约去了，可你们的历次奏报，对于内定办法置之不论不说，竟然连公使驻京也挽救不回来了。我派你们这么多人 去，难道真是为那个税则吗？桂良到现在还没给我把条约补救过来，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何桂清封疆大吏，对于国计竟也无补，桂良还事事听他的，清夜 扪心，能不羞愧乎？汉口不能让夷人去，沿江都是逆贼，一去必扰我大局；内定四条必需给我办，可以不用内定办法，不宣布全免关税了，但是那四项条款必给我取 消。
说实话，咸丰很无知，大臣们就很无奈，什么全免关税嘛，就在咸丰发出谕旨的这一天，1858年11月8日，上海的谈判大员们就跟英法两国签订了《通商章程 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此后，又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儿，税目表就不说了，总精神如下：
第一，鸦片贸易合法。鸦片改名为“洋药”，进口时每年交纳30两的进口税。外国商人只准在通商口岸销售，一经入口，如何征税，外国人管不着。
第二，除丝、茶、鸦片等有规定的税率及免税物品外，其它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外国人进口洋货及从内地运出土货，一律交纳2.5％的子口税。
第三，通商口岸收税划一办理，由中国官员聘请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并严查偷税漏税。
税则签订了，额尔金闲得无事，率人前往长江航行考察，留下五个钦差大臣为那四项需要取消的条款而抓耳挠腮。额尔金原本坚持天津条约一字不易来着，后来看桂 良可怜，公使驻京能要了七十多岁的老头的命，遂作了有条件的退步：如果天津条约能得到严格的遵守，若英国公使来年到北京换约能得到适当的接待，那么他可以 同本国政府商量一下，英国公使不再常驻北京，而是定期或有事随时前往北京。
问题是咸丰对此很不满意，估计对额尔金的退步条件也没看懂，看懂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换约大战了。总之，这个糊涂蛋皇上接二连三的给桂良发些二百五指示：四条 务必给我取消；让他们赶紧归还广东；公使不能常驻北京，定期或者随时来往都不行，让他们常驻上海得了，上海多好啊，比广东好多了；夷船明春敢来天津换约， 惟桂良是问，而且，他们敢来天津，我们就敢开炮，天津不是通商口岸，我们开炮也不算理屈。一定要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夷酋，我们天津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皇帝，能一厢情愿到这种状态，也算古今罕有了。还有，天津条约中虽然没有规定换约路线，但是在北京换约则是明文规定的。按常识，走捷径，换约人马进京 路过天津也是一定的。这个傻皇上，拿天津不是通商口岸跟人咧咧，确实显得很不开窍。巴麦尊遇上这么个对手，还真没办法。一方喜欢揍人，一方挨了揍也不开 窍，叫人瞅着，揍人者与挨揍者一样的可悲可笑。
1859年1月20日，桂良给咸丰汇报：额尔金从长江流窜回来了，我们跟他谈了。长江，尽量叫他们少占一二处。内地游历，只准体面之夷，由其领事发执照， 再由咱地方官盖印放行，外国人怕麻烦，这样他们去内地者肯定不多，也不至于找出什么事来。驻京一节，业已取消，至于随时往来，不好取消。跟他们说了，再到 天津必开炮迎接，他们总说不怕咱开炮。归还广州城，正想跟他们商量呢，不想香港来了消息，英人立即跟咱急了。
来了什么消息？急什么呢？
第一，额尔金原先要求清方撤掉黄督并削去三绅所奉之权才能开谈税则，并且要求看到皇上这方面的谕旨才行，现在都过去三个月了，清方才给额尔金抄录一份廷 寄，黄督局绅都没撤，谕旨明显没有接纳桂良等人的参奏。这不是玩俺们英夷吗？
第二，俺们英兵在广州郊外走路，好好的谁也没惹。你们的团练民勇为什么开炮轰我们呢？
第三，俺们从广东抄来一纸上谕，明明白白的激励团练们为挫外夷之势，以振中国之威。还说不必官与为仇，只可民与为敌，干什么也不要跟地方官说，这样胜可以 彰天讨，败也不致启兵端。对此，俺们都不想一再辩驳了，因为俺们知道，你们肯定会回复说，这是有人假冒圣旨。
额尔金在中国混这么一阵子，也快成个中国通了，他真是猜对了。他这么一着急，清方从上到下，异口同声，都说那谕旨是假的。黄宗汉更是解释说，那是汉奸伪造 的。 咸丰密寄两广总督黄宗汉廷寄：赶紧查办，那谕旨真是假造的。夷人占据广东后，政府是让三绅剿办夷人来着，可天津条约签订后，就让他们停了。至于民与为仇不 必官与为敌，倒是与之前给三绅的谕旨意思相近，此必是奸人探听消息，任意捏造，播弄是非，实堪痛恨，着黄宗汉把伪造谕旨之人查办！ 为了给夷人看，咸丰还弄了一道明发上谕，说：据桂良报告，英国（注意，明发的上谕里，不再说英夷了）来文内有廷寄谕旨一道，系从广东抄来，看了大吃一惊。 中国自来抚驭各国，一秉大公，从无设计陷害之事。自叶名琛失事后，派黄宗汉做两广总督，乃是为专办本地军务；谕侍郎罗惇洐等，乃是设勇自卫。而且自天津和 约后，只让他们打土匪来着。今有伪造谕旨，说政府专让三绅与英国为难，以致人家英国人疑惑。今已着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使各国皆知我中国办事，光明正大。 还有，黄宗汉的钦差之职，转给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后办外交，就是他了。
敢情大清政府就是这么个光明正大法，说假话不但不眨眼，甚至修炼到把假话当真话说的境界，让人看着挺齿冷的。额尔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给桂良一纸照会， 说：广东团勇胡作非为，英人平时太宽容他们了，这就回广东，给那些团勇们点颜色看看。等我办完广东之事，再回上海，如果贵大臣等先走了，那我到时直接上北 京就是。
额尔金走了，咸丰这边的假话还得继续下去。前面所述咸丰的那那道明发上谕，是在1859年1月29日发出的，似乎是为了给这说假话的皇上一巴掌，1月30 日，桂良就给他上奏了：由于未撤黄总督与三绅，所以民间仍在仇杀夷人，英国人不乐意哪。而且，英夷在广东，打进了三绅在石井所设的团练分局大良局，收获了 几件公文，看后怒不可竭。我们的人从旁解说，那公文都不可信，假的。可他们非要信，非要当真。还说后悔撤兵早了，换约时一定多带兵，不打个直截了当，这和 议没法成。
看来，编假话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技术。英方屡次收缴中方的公文，屡次失破中方那弱智假话，当然着急了。问题是中方脸皮厚，虽然没有编假话的技术，但是有假 话被戳破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脸皮，这就够了。
乘着额尔金着急和南下的当口，桂良也敢说两句真话了。上奏说：据我探问，广东民夷尚属相安，惟绅士有名无实，不能得力，不能痛剿夷人，却偶杀该夷数不要紧 之人，转致夷人报复，烧坏民房，并杀百姓多人，实属不值。还有，我用了一个黄仲畬（传说中的双料间谍，既给英方服务，还给清方当顾问），他在香港为夷人服 务，我把他招上海备问。他说了，全免关税，夷人倒是乐意，只是你全免关税，夷人也不会罢弃其它条款的。弄不好他还说你背约。他还说，他还得回夷人内部，才 能得知一切消息以关照咱们。
有学者明里暗里说这黄仲畬是汉奸，我看不是。从他反馈过来的消息判断，这夷情绝对准确。弄这么准确的夷情，还诬人家是汉奸，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依我判 断，这家伙最大的可能是个双重间谍。既拿夷人的工资，又拿清方的工资。那时候中国在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没有多元之选择，只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登不 上，就不讲究什么精忠报国为生民立命为天下开太平之类的牛皮话了，而是完全凭着感觉挣饭吃，能吃饱就算不错了。象黄仲畬这种人，碰上了夷人，学会了鸟语， 放现在也算个人才，应该能混个合资企业里的高级白领。与这种人相映成辉的，还有另外一种，即黄宗汉在奏折中，给咸丰汇报的那一种：夷兵从外国来者少，从中 国本地雇用的多，这些人喜欢有事，不喜欢没事，一听说中英议和，他们就急，因为中英之间越冲突，他们越吃香，中英两边都竞相雇用。 这种人比不上黄仲畬，档次差了许多，但都是脚踩两只船的人，何况黄督告示中明说了－逮住巴夏礼，赏银三万，攻下广州城，赏银十万呢？总之，挣谁的钱都是 挣，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得挣。
一听说额尔金南下了，咸丰似乎一下子又变成主战派了。他给桂良下通知：速叫英使回上海，他要是在广州与咱动兵，那是他背约在先，将来再回上海，咱也不认 了。他给黄宗汉下通知：你不是钦差了，但地方是你专责，英方若起衅，是他们背信，你要联络绅民，保卫地方，勿庸顾忌。他给广东三绅下通知：与黄督联系，妥 办团练，抗击英夷，不可惶惑。
正如此这般布置的时候，咸丰听说，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已在前来换约的路上，而且听说要赴京换约，这个傻皇上吓了一跳：不是说好要在上海换约吗？傻皇上至始 至终不知道啥叫一厢情愿。所谓的上海换约，一直是他想像中的目标或者是他对桂良的谈判要求，额尔金从来没有答应过。傻皇上想不到这一层，3月1日，他连续 给桂良廷寄两道上谕，两个意思：第一，上海换约。第二，布鲁斯不得来京。来天津也不行。因上次夷船驶入，天津居民心里已忿恨得不行了，他们现在都办团练 了，不令外国船只进入拦江沙。一旦进入，后果自负。不独上年条约均归罢议，就是五口通商，也不容易了。
看咸丰的意思，又忽悠到主战派那边了。甚至南京条约都不打算认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
第一是个性使然。前面说过，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那号人。何况英法从天津一撤兵，他连棺材是什么样儿都想不起来了。
第二是主战派的忽悠。最近忽悠得比较厉害的是蒙古都统胜保，连上两张折片，先是遥想当年大清建国之初的辉煌和前几任领袖的文治武功，后是痛说堂堂天朝岂能 被夷人所挟制？各国之所谓使臣，都是奸商，他们的国王只令他们出来谋利经商了，恐怕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外头寻衅称兵了。跟他们打交道，咱弱它就强，咱强它就 弱。我在伊犁任职时，曾跟俄夷打过交道，我当他们的面露出了武力相争的意思，他们马上就不敢跟我拽了。他们也就是海上厉害，一入江，一入内地，立马儿玩 完。他们不是想进长江吗？那好，咱把沿江百姓全发动起来，势甚汹汹，众怒难犯，他们有奸细前来，一看就能吓个半死，哪还敢入江！真来了，百姓就能让他们片 帆不返，这样，他们就只恨百姓而没理由恨咱朝廷。总之，把夷人的夷胆打落，一切条款都给它变成废纸！ 看来，不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天朝的文臣武将，每个人都非常容易沦为二百五。
第三是天津城防工作做得差不多了。这一点，应该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天津的备战工作。
咸丰：备战备荒为悔约
1858年7月，英法联军刚刚撤走，咸丰就把在通州布防的心腹干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召回北京面授机宜。之后僧格林沁被派往天津，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置直 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蒙古族， 1825年被封为郡王，1850年，道光帝临终时封其为顾命大臣之一。1855年因督兵击败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被晋封为亲王。亲王受咸丰宠爱，长期统率清 精锐部队，在鸦片战争中，乃主战派领袖之一。这回，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僧王的战备工作主要如下：
(一)炮台的修复与新建：
天津与大沽之间，沿海两岸30余里设兵营9座，驻兵6000人，修建炮台13座，共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炮81门。
在旧址上重建大沽炮台，南岸三座，北岸三座；6座炮台共安设大炮60门。每炮台守兵约400人。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
大沽以北30里的北塘海口，除旧有炮台七座外，另筑新炮台。
（二）恢复直隶水师
直隶原设有水师，道光执政之初裁撤，现在予以恢复：水师兵2000名，步名800名， 马兵200名。另从福建广东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艘，带同炮械，配合海洋将弁各二员，精健水兵各四十名，管驾前来，借资教演。
（三）大集结
南自大沽口，北至山海关，集结兵力约14100名。大沽一带7000名，北塘一带2100名，山海关一带5000名。其中，蒙古马队精锐骑兵4000名。 至于民间团勇，据说组织五万。
（四）安置拦河防具
为了阻挡敌舰进入白河，在大沽海口南北两岸之间的河面上设置了四道障碍物，第一道是铁戗，高约25英尺，下呈鼎脚式，插入河底，戗尖露出水面，戗的腰部横 插利刃一面，用以撞击敌船船底。每隔20英尺设置一个。第二道和第三道是铁链，附在木头上，使其浮起，两岸用铁锚固定，横穿河中。第四道是木筏，每道障碍 物各于河道中心留一小道，以便小船出入，敌舰无法通过。
（五）大练兵
为了鼓励大家的斗志，提高作战技术，僧王想出的办法就是增加工资和奖金。比如放枪放得准，有奖；放炮放得准，有奖；游水游得好，有奖；大刀长矛玩得好，有 奖。物质一刺激，大家的作战技术飞速提高。
僧王可能会认为，天津的战备搞得固若金汤了，啥也不怕了，可是桂良心里一直忽悠。更关键的是，他知道所谓的上海换约之说，仅是咸丰的一厢情愿。3月19 日，桂良上奏，提醒咸丰皇上：第一，上海换约之说，只是我们正在思考的办法，还没跟额尔金商量呢他就因为广州事件而南下了，我们在这里等，等到现在他也没 回来。第二，皇上要求我们挽回的那四条，正设法商办呢，额尔金就走了，所以也没说定。现在若问他们，他们根本不知有此条，反而会说我们背约。第三，该夷在 上海就说过，中国臣工所言，都不能相信。前来照会，也有说我等连换约之权也没有的，说完拂袖而去。第四，广东方面，他们搜获文卷过多，知道我们的内定办法 了，所以，现在跟他们明提四款，正中所忌。第五，进京换约，是条约里的第五十六款，公使随时进京，是条约里的第三款，两者不是一回事。和夷酋在上海商议驻 京一节取消时，他仅仅答应，如果他们的使者进京换约，咱们不无优待之礼的话，那么常驻北京一节可以考虑取消。所以，进京换约是罢驻北京的前提条件。而且， 进京换约与公使随时进京是万万不可取消的。从上海抄来的新闻纸，说额尔金在香港等布鲁斯，布鲁斯进京换约后，才会坐下来跟我们商谈其它事情。
桂良这次算是说得通俗易懂了，至少咸丰皇帝看明白了。3月29日他下谕说：进京换约最好能阻止，实在阻止不住，那就来吧，不过，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得超过十 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得在京常驻。还有，告诉夷人，等钦差们回北京后，夷船才可前来天津，免 得在海上久等。最后，不要因为有这个谕旨，你们就放弃在上海换约的努力。 给桂良下谕的同时，咸丰也给僧王下谕了：夷船若到天津，就在拦江沙外拦住他们，让他们回上海。若他们听，咱就不打；若他们不听，胆敢开炮，谅僧王早就准备 好了，也必能体会朕意，就跟他们亮亮兵威吧。
这笨蛋皇上，一面同意北京换约，一面却让僧王在天津拦截。灵感明显还是来自于何桂清那个奏折：偷偷布置，聚而歼之！
4月11日，咸丰又看到了桂良的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夹附英法公使换约照会各一件。英国照会，乃额尔金2月15日由粤起程回国前给清方发出的，3月30到 达桂良手中。法国照会，4月1日到达桂良手中，桂良于4月3日给皇上附奏，皇上看到时，已是4月11日了。奏折中，桂良说明：看苗头，英法公使铁定要进京 换约了。还有，那两份照会太傲慢，实属可恶。那么我们看看这两年照会吧。
英方照会：我皇上新简钦差布鲁斯前来换约；条约中我方公使常驻北京这条字面上不可更改，不过，如果我们进京换约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对待，条约其它条款贵方 也都按约执行了，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以后不在京常驻，或随时，或定时，均无不可。如果贵国官员不管在那儿对我们行为不善了，让我们感觉贵方不好好执行条款 了，那么我们会继续要求公使驻京，严格按照条约办。长远的友谊与和平，惟在恪守条约平等相待，何必动不动用抚驭之语呢？
法方照会：接到贵方通知，要俺们到上海换约，这是不可能的。换约在北京，这是天津条约规定的。就是换地点，也得由我们法国与英国来定。还有，听说你们已着 黄宗督查拿伪造廷寄之人。我听了很高兴。我这里，还有一份钦差大臣罗惇洐的奏稿与附片，番字版的，我将它翻译成中文，给你们看看，可能也是假的吧？
仔细看看法方所谓的罗惇洐奏稿，虽然是由中文译成番文，又从番文译回中文的，词句不再对应，但那意思，则百分之百是真的。罗惇洐这折子中三个意思：第一， 自从皇上叫俺们密办团练与夷人为难以来，俺们办得风水不漏的，连地方官都不给他们知道，免得夷人怀疑。这样胜利了，是沾皇上的天眷之光，失败了，又可以推 到民间百姓头上，不是咱政府挑衅。第二，现在我们不叫花县总局了，改名西北防御总局了，主要是怕夷人知情。总局图章已派人给黄宗督了，我们另刻了别式图章 （就是前面三绅所报，把钦差夷务关防，改为团练关防，所谓的换章不换经）。第三，团练所有文卷，遵照皇上您的指示，都是我亲自缮写，就是怕有人给泄密出 去。这个办法不知行不？先写到这里吧，以后再奏。
稍微有一些常识的人都能看出，罗惇洐这奏折百分之百的真。清朝的君臣奏对格式很固定，有关每个事件的皇上的屡次谕旨，臣子奏对时在折子开头都要再复述一 下，所以每件事情的经脉很清楚。臣子有时候需要向皇上反复说明，比如何桂清，为了让皇上稍清醒些，三五个折子都在重复同样的意思，顶多是词句选择上会有所 不同。所以跟罗惇洐以往的奏折对照一下，也可看出，君臣两个一直就那么些意思来着。一句话，一分奏折落入夷人手里，就足以透漏咸丰与臣子间所有的鬼祟伎 俩。葛罗乃法兰西贵族，而且外交风度也要求人家如此措辞，说这奏对可能是假冒伪劣。没想到咱皇上还真就顺坡下驴了，说：既然是从番字译过来的，那肯定是外 国奸人（不能叫汉奸了，不过叫法奸也不对）伪造的。我们这边已着广东查拿伪造之人了，那你们法国是不是也应该查拿一下啊？
法国这是在侵略中国，不是在跟你打文字或者版权官司，要不是忙于侵略，人家真敢帮大清破案子去。大清的最高领导咸丰，脸皮厚到这么一种境界，真是不服不 行。问题是，脸皮不是城墙，否则大清王朝就固然金汤了。有这么厚了脸皮，谅你炮火再先进，俺脸皮都不红一下的。
着桂良如此这般的对付夷人照会之际，咸丰的心思重回到了他的大沽之防上。看意思，夷人是非得到北京换约了。僧王到底是否体会了朕意，明白了中央精神呢？咸 丰不放心，下发谕旨的当天，也就是4月11日，咸丰特派怡亲王载垣前往大沽视察。按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此时奉旨在僧格林沁军营帮办文案的郭嵩焘日记 载：“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 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所谓的附片奏明，就是1859年4月12僧王向咸丰递出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承认：由大沽海口入河，水路直达通州，乃最便宜之路。但是，大沽备战工作做得 好，不但不能让外国公使进，更不能让他们看，不如让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 咸丰马上同意了。北塘进京，表面上看没问题，其实问题大了，他是僧王与咸丰合下的一盘很大的棋，也是上面郭嵩焘所谓的奉旨密商的结果。咸丰本想让士兵假扮 乡勇偷袭夷人的，可这馊主意没丁点技术含量，现实中根本没法操作。因为大沽沿线一溜儿炮台，袭击夷人咋也得用官方炮台，总不能用官方炮台轰一阵，然后说是 百姓干的吧？可是为了不愧对咸丰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僧王与怡亲王商量了半天。虽然给咸丰上奏时只说怡亲王来了，没说两人的密谋，但是两人肯定磨叽不少见不 得人的东西。郭嵩焘建议名正言顺，怡亲王笑话他，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后来在通州谈判中下令逮捕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的，也是这个怡亲王。老贼看来不是 个好东西。按以后的历史发展，怡亲王与僧王这次密谋，大致可以这样合理推测：大沽口防备工作做得好，咱不让英法换约公使走；按夷人的脾气，你越不让他走， 他可能越要走。桂良的奏折里屡次向皇上提及夷人有这么一种脾气－不叫干啥偏干啥。走，咱就偷袭他们一炮。偷袭还是白偷袭，因为俺们明明指给你走北塘了嘛， 你不走北塘，怨谁呢？
为什么这种猜测合理呢？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走的就是大沽口，这是最顺便最自然的路线了。当时乾隆把人家当贡使了，贡使当年能走的路线，如今的战争 胜利者居然走不得？这不激将，故意让英法钻大沽那个套子吗？如果不钻，俺们也不亏，第一俺们当了一回家作了一回主；第二，那条路不太好走，俺们难受死你！ 总之，走前者俺打仗胜利，走后者，俺精神胜利。
僧王向咸丰汇报之后，俄国却最先换了约，时间是1859年的4月22日。而且咸丰受僧王馊主意的启发，也利用中俄换约做了些小手脚。君臣两个，比赛着玩阴 呢。
第六章 换约换来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俄国公使狡猾：最先换了约
俄国大大地狡猾，抢在英法之前率先和清国互换了天津和约。他们的换约使节是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P.N.Perofski）。
提到沙俄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我们这里得补充两句。中俄关系在当时，相对于其它西方列强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别的国家在北京既没有东正教会，更没有监护 官。沙俄能弄这么个驻京办，着实占尽了先机。那么沙俄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17世纪40年代起，乘大清入关之机，沙俄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期间，沙俄政府也不断的向中国派出商团与使团，要求中俄建交通商 云云。但由于沙俄在黑龙江的非法侵扰；由于沙俄拒不引渡出逃俄国的偷渡犯－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忒木尔；更由于清政府只认朝贡外交－对俄使拒不叩 头却要求亲递国书的执拗很恼火，所以双方总是谈不拢。虽然有些使团代表回去后向政府汇报：拥有大炮、火绳枪的中国，并不懂得按照军事科学的要求行动，因 此，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但是，大清毕竟是个新生的政权，军队战斗力还是可以的，何况沙俄当时在南方正忙着夺取克里米亚，在西方正准备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人力物力有限，在中国边 境投放的侵略人马那是相当的少，一支侵略人马，少者二十来个人，多者六十来人。著名的1685年的第一次雅克萨（俄方称雅克萨为阿尔巴津）之战，沙俄方面 顶多一千人马，清方出动三千人马；1686年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沙俄方面八百来人，清方出动二千人马。 除了人力悬殊之外，当时双方的武器也不相上下，虽然当时的沙俄已普遍使用火枪和手榴弹，但是清方除了刀、矛、弓箭，除了一手拿藤牌一手拿刀片的英雄无敌的 福建藤牌兵，它还有红夷大炮－明末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贩运到中国的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式前装重型滑膛炮和康熙年间清方仿照红夷大炮所制造的神威无敌大 将军炮，所以俄方的大炮跟清方的大炮是一个水准。何况攻城掠地看重的就是大炮呢？所以，中俄之间当时的会战，大清政府还是挺占上风的。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后，俄方六百多俘虏被清政府放归，可是还有四五十人愿意留在清朝，于是他们被迁入北京。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授意下，把他们编为最嫡系的部队——八旗满洲镶黄 旗，编制为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史称“俄罗斯佐领”（俄国史籍称他们为“阿尔巴津人”）。康熙当时这样做，有自己的考虑－这些人在以后的中俄战 场上将会有用。康熙把他们送往黑龙江前线，让他们侦察敌情和招降俄国士兵。所以俄国方面提到“阿尔巴津人”，在某些特定场合，意为“俄奸”。1689年中 俄两国结束战争，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疆界，准许俄商前来北京贸易，又规定在此之前，凡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已在俄国的中国人均不必遣返。 于是这些“俄奸”得以在北京留居下来。据清代学者俞正燮考证，雅克萨战争前后留居北京的俘虏和他们招降过来的以及主动投奔过来的东正教徒，合计已有百人。 他们被安置在属于镶黄旗地面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优厚，和旗人一个标准，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准许他们与中国 人通婚，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女人。他们与其他旗人一样，以当兵为基本职业，并领有粮饷。一些人 被授与官职，一些人则在衙门中担任翻译工作。这些生活，比当初做俄兵或者武装移民享受多了。
宗教信仰方面，清政府对这批俄奸俄俘也是相当的宽容，竟然给他们信仰自由。他们中有一个叫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 所关帝庙赐给他们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 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也称为尼古拉教堂。
由于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商可以前来北京贸易，所以俄国开始在赴中国的商队里混几个教士到北京秘密活动，并且与“罗刹庙”建立联系。这样，原先所谓的俄奸根 据地，慢慢地就渗透进了俄国特务，快要变成俄国特务驻京办了。1711年，俄国一商队来到北京，领队胡佳科夫按照彼得一世的授意，以列昂季耶夫年老为理 由，要求理藩院准许俄国另派教士来京接替，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清政府居然还定期赐给他们生活费和粮 食。政府不知道，北京的东正教这时已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这个传教士团施加影响而达到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目的。事实上，后来 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转向。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由中国方面帮助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还规定，传教士现在京一人， 可以从国内补来3人，另可携带6名艺术及语言方面的学生。 此后养成了惯例，传教士团每10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修士大司祭一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助祭一名，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之资）和6名世俗人 员（名义上的学生，由俄方提供食宿，有些学生在理藩院做翻译，盗窃中国情报简直太容易了）组成。从此时起，一批一批的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至于新教堂，在北 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建成，旧教堂与新教堂一北一南，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北馆和俄罗斯南馆之由来。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随即由胡家圈胡同 的北馆迁入南馆。
1808年开始，俄国外交部还正式派出一名监护官随同，负责教士团的换班事宜。至于教士团，一开始由沙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领导，后来干脆直属沙俄外交部管 理了。于是乎，北京的教士团，吃着清政府的大米拿着清政府的工资，却变成了俄国外交部的下属机构，在沙俄政府的训令下，担当了以下活动任务：其一，维持北 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中国妻子与中国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但坠入了温柔之乡，还对东正教不怎么信仰了。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 务，自康熙年间至咸丰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团，一直兼为俄国政府驻华代表。这也使俄国成为1860年以前唯一在中国首都保持使团的国家。其三，向俄罗 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发展中俄贸易。其四，多方面研究中国，刺探情报。政府后来甚至训示：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与对中国政治活动的汇报。 最令人感叹的汇报是：清政府是一个人口稠密、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 说得不好听些，原先的俄奸机构，就这样慢慢变质成了神奇的汉奸机构。康熙当初利用他们为清国政府服务的，现在，又被俄国改造成为俄国政府服务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期间，情报方面，俄罗斯驻京传教士团功劳大大的，否则英法联军也不至于把仗打得象一场远东旅游一样行云流水。而对于清政府来讲，之所以乐意与俄罗斯 保持这种关系，最大的原因是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朝贡色彩。俄方公文通过理藩院处理，中方给予俄方传教士盘费养膳。俄方省了诸多经费，清政府得了一 些面子，双方感觉都很好。总之，清政府愣是在中俄关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己方出资，给彼方养间谍！清政府在这方面的花费是笔糊涂帐，能找到的数字是 1820年的。这一年，清政府给传教士团提供的资金是1千卢布、大米是9千多镑。
1858年，恰是俄罗斯传教士团换班之时。大司祭固礼（Gurii）率领他的传教士团前来北京换班，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奉命监护。彼罗夫斯基也没有和固 礼同行，他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次克，所以直接由此地出发前往北京。这时，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相继签订，俄国为了急早完成换约 手续，竟顾不上从彼得堡派出新公使了，而是临时把新公使的头衔摁在了彼罗夫斯基头上。伊尔库次克在贝加尔湖南端，离中国特近，彼罗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后， 从当地起身，于10月10日到达北京，并根据惯例入住俄罗斯馆。俄方向清方申明：虽然有派使臣进京之说，但是恐给贵国增累，所以停止另派大臣，转派监护官 彼罗夫斯基交涉天津条约等相关事宜。问题是彼罗夫斯基这新头衔来得太仓促，根本没有拿到俄国政府的全权证书以及俄国政府对《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所以他入 住俄罗斯馆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也没好意思向清政府说明自己的兼职，清政府没有接递外国使者国书的习惯，也就稀里糊涂的不加过问。1858年12月，彼罗夫 斯基拿到了相关证书，这才跟清方亮相，要求换约的干活。咸丰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但还是派了理藩院两位高官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
由于条约文本的争执，中俄双方换约的时间特长，从1858年12月，一直换到1859年的4月。
桂良在上海听说，俄使都进京了，连忙上奏，英法美知道后就了不得了。桂良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中俄天津条约只规定了一年之内换约，根本没说换约地点。英法美 听说了，进京换约更理直气壮了。对此，咸丰说好办，北京先谈着，到时候改在库伦换约。同时，受僧王那个北塘进京之馊主意的启发，他指示肃顺与彼罗夫斯基制 订了北塘进京的换约路线：俄使从海口进京，在拦江沙外停泊，中方前往迎接，由北塘进京。并且由理藩院将此办法专门知会俄国政府。 找不到确切资料，不知道中俄最后到底在京还是在库伦换的约。但是军机大臣的奏报里说肃顺已与“该使”换约，那么这个“该使”当是彼罗夫斯基无疑。 彼罗夫斯基从1858年10月10日进入北京，直到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一直呆在北京与清政府纠缠来着。1859年4月换约成功 后，彼罗夫斯基并没有走的意思，按说，传教士团换班早已完成，中俄换约也已完成，彼罗夫斯基也应该回了。但是，政府授意之下，彼罗夫斯基还有第二项兼职： 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政府在乌苏里江那旯旮更忙活了。黑龙江以北那60万是归俄国了，这不还有乌苏里江以东40万中俄共管吗？总得再确定一下 吧。为此，5月4日，彼罗夫斯基突然向清方提交一个《补续和约》八条。清方一下子傻了。清醒过来后，开始撵彼罗夫斯基走，但人家就是不走，一直赖到6月底 沙俄政府调他回国为止。
也就是说，从1858年10到1859年6月，彼罗夫斯基根本没有离开过北京，这约当是在北京换的无疑。咸丰那样说，无非是想哄英法公使罢了。反正中国皇 上说假话不用眨眼的。君臣上下明里暗里玩这个也玩惯了。咸丰玩这些小算盘的用意很明显，他是做给英法换约公使看的：第一，不创造在京换约的先例，免得给英 法公使以口实。第二，制造换约使臣北塘进京的成例，好让英法公使也走此路。
不过中俄在京换约的成功，也给了咸丰这样一个体会：这在北京换约，也不是那么恐惧啊。俄使既没有叫唤着亲递国书，更没有叫唤常驻北京，挺容易满足的嘛。所 以中俄库伦换约的谎他就不撒了。傻皇上忘了，俄国公使为了割走中国国土，你叫他装孙子三跪九叩他都敢干，所以他压根儿没提出亲递国书，或者接受清皇帝接见 等虚文故事。但是英法公使就不一样了，他们老想在中国拽拽，老想与天朝平起平坐，这种想法对中国来讲却是原则问题，遂导致中英之间一战再战。
傻皇上与僧王继续琢磨着如何下完这盘很大很大的棋。最后他们商定出了具体办法：英法公使只准带数十人，不得带军械，进京不得坐轿摆队。进京路线，从大沽口 的北塘登陆，绕道进京（僧王在折里也跟咸丰说了，公使从大沽口走水路到通州再登陆进京，是最便宜的办法，但是咱偏不让他走此路），英法不听的话（英军肯定 不听的，中方每次照会英法公使，都要强调一句大沽口是万万不能让你们进的），英法闯入拦江沙内鸡心滩，咱就开打。
君臣商量个差不多之后，英法换约的就来了。
英国公使：换约之前先换了一肚子气
1859年6月6日，前来换约的英国公使布鲁斯（F.W.A.Bruce）到达上海。这时的英国首相乃是德比－就是那位在议会上攻击巴麦尊内阁侵华方针的 托利党领袖，他的合作伙伴，英国外相，乃是马尔墨斯白雷－他在议会辩论中更是暗示执政党的对华政策缺乏正义、人道与良心。现在，他们上台执政了，其对华政 策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当然不会了。他们攻击前任政策，首先的目标就是轰他们下台而已。其次，才是对华方针政策的不同。但是再不同，揍中国的主题思想则是一致的。
由于第一次大沽之战，布鲁斯跟随兄长额尔金前来做副使，所以，这次他来做正使，跟中国方面，也算是比较熟悉了。离开伦敦之前，他给德比首相和马尔墨斯白雷 外相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两人在他的备忘录上作了种种批示。大略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可能制造诸多口实规避公使进京。
第二，英国公使如果放弃进京，不能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不能在执行职务之前获得对于英国公使政治资格的承认，这不符合我们的尊荣和我们未来的地位。
第三，如果中国政府反对公开接待公使，那么一次私人覲见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是公使而不是大使。明确告诉他们，这种驻外使节的阶别之差，乃是我们退步的根 据。（近代驻外使节的最高级别是大使，第二级别是公使）
第四，公使常驻北京，但住所问题现在不要急着作出安排。
第五，关于太平叛乱，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当然这要和法国商量着办，重要的是，开放南京贸易。
布鲁斯来华的路上，在锡金碰见了回国的哥哥额尔金。兄弟两个碰头的结果是－如果在上海集结一支炮艇队作为新公使的护卫，那么他就会在北京得到友好的接待。 问题是他一到香港就听到不好的消息：一是中国政府试图规避北京的换约，二是天津白河口的防卫得到了修复与巩固。6月7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来到上海。英 法公使发现，这个时候的上海居然有四位钦差在等候他们呢，他们是：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这让布鲁斯很痛心，明摆着清政府不让进京换约嘛－离约定 的换约时间6月26日仅有三周，这帮负责换约仪式的大清官吏却没有在北京布置相关事宜，而成堆凑在上海。还说什么他们要从上海赶到北京，咋也得两个月，哪 换约时间不就拖到8月份，跟原定的换约时间差太多了吗？天底下哪有这样跟人外交的？
这个英国佬，不知道清政府的外交总精神就是拖延。5月16日，他就从香港发出照会，说他要去北京向皇帝亲递国书和互换条约批准书，不日将乘船径赴天津，希 望中方在天津备好舟车夫役以便入都，并在北京预先给选择一个干净宽敞的房间。5月29日，桂良在自己的奏折里夹附了布鲁斯的照会并向皇上汇报说：我们想把 夷酋拦在上海，已派人去海口截他去了，就说上海还有没有说完的事呢，不方便直接去天津。但是夷人太狡猾，难以理喻，就怕挽留不住他，直接上天津去了。如果 真劝不住，就照会他们，令他们在天津拦江沙外等，问题是现在南京方面军情紧张，道路不便，我们赶到天津，耽误的时间肯定长。夷人急着到天津，等的时间长 了，怕他们再找其它事。可否仰恳皇上另外简派大臣暂时哄弄着他们？我们这边呢，也设法赶紧回京，免得误事。咸丰对此朱批曰：上海换约为第一要义，他们硬要 来北京换约，就来吧。你们谈判两年了，够辛苦了。但是没法另派他人，他人不悉夷情，谈不好。何况，我们正好可以借口从上海到天津需要时间以拖延呢。
在天朝特色的拖延政策下，到达上海的布鲁斯接到了清方三个照会：
第一个，你们的额尔金，叫我们在上海等他，说他要去广州解决团练的问题，解决完回上海跟我们商讨各项尚待解决的问题。谁知他直接从广州回国了，那我们就跟 你布鲁斯谈吧。
第二个，布鲁斯你不要急着去北京，虽然都安排好了。但是我们负责换约的人要从上海回到北京，咋也得两个月的时间。你们走水路，俺们走的可是旱路。路上风风 雨雨的不好走。
第三个，换约可以在北京。但是在换约之前，咱得解决些问题。额尔金当初同意了：进京换约是例外行动，公使不能长期驻京；长江自由通航可以，但是得等到太平 天国完全被剿灭为止。内地游历，必须由地方当局发给执照云云。
三个照会看完，布鲁斯气坏了，卖瓜的，我是来执行既定换约条款的，不是坐上海买你们后悔药的。等我哥哥，我哥哥不是早有照会给你们，说由我来换约，他要回 国，不用等他回上海了吗？在香港，我不是也给你们发出换约照会了吗？气鼓鼓的他拒绝和钦差们见面，仅给桂良一纸照会，说：惟以条约为宗，凡天津条约各条 款，丝毫不可增减；进京换约与亲递国书后，如果清方执行条款很有诚意，那么他才会撤离京都；他，布鲁斯乃大国之大臣，自然要求相应的礼节，如果清政府对他 不客气了，则关系非浅。
扔下这纸照会后，英国换约部队于6月9日开始陆续离沪北上。6月10日，桂良向咸丰报告：英夷一看我们在上海等候，不欲其进京换约；而且天津又设了重防， 他们进京的决心反而更大了。不但拒绝与我们见面，而且已经北上了。我们告诉他们，中国没有它意，但是尔们兵船万不得进入拦江沙内。该夷向来性情急躁，遇事 不听商量，此次至津，不定闹出什么呢，请皇上先派大员相机而行，妥为经理。他们还说了，进京换约，亲递国书，面见中国皇帝只跪一腿。美国公使华若翰 （J.E.Ward）也来了，人家本来愿意在上海换约，但是由于英法决意北上，他也就跟着去了。本来想让他帮着劝劝英法呢，虽然他不多事，但是劝英法又力 有不能。 除此之外，桂良还在奏折中给皇帝夹附了一份英法现有兵船人力清单。
6月13日，桂良再次上报：第一，本来想让李泰国帮咱拦住英夷的，但是英夷叫李泰国帮同北上，李泰国不同意，所以他们就怀疑上李泰国了，怀疑他有代中国出 力之心，所以不听李泰国的任何劝说了。第二，英夷所带兵船二十只，至于人数，虽号称四千，实则只有一千五，而且，真正的夷人只有数百，其他都是咱沿海居 民。第三，法国美国的夷酋估计也要跟同北上。第四，事机急迫，我们也得赶紧北上进京才是，本日即从上海起程。南京军情紧急，两江总督何桂清与江苏布政使王 有龄各到苏州、常州处理事情，我带按察使薛焕回京。
6月17日，桂良在赴京路上再次上报：布鲁斯说了，换约期近，如果有误，就算我们违约。我们回说时间超过一些也无妨，咱就算一年内换约不就行了？可他说不 行，还建议我们坐打着咱国旗号的火轮船赶时间北上，我们能坐那玩艺儿吗？与体制有关啊（注：上海开口之后，上海商人带风气之先，雇用或购卖外国轮船者，叫 打着中国旗号的火轮船）。这个人与额酋不同，很傲慢无礼，皇上啊，你赶紧另派人在天津接待吧，不是我们想置身事外，而是实在难以于换约期满的6月25日之 前赶到天津。还有，据吴松太道吴煦探报，布鲁斯一听说咱天津备战备荒了，就认为咱是故意心存不良，所以他先遣兵头赴津投文去了，说，三日内不见另派大员到 天津接待，即是爽约。中国爽约，那么原先京沪所议，概不算数，他就要带队上京，亲见中国皇帝。见中国皇帝，原准备半跪来着，现在也不半跪了，欲改为立而不 跪……
桂良这边紧张汇报的当口，英军先头部队已到天津了。
大沽口二次开战：英法进了僧王的套？
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James Hope）率领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派人向清方送信，报告公使的到来。送信的舰艇越过拦江沙，被两岸的武装群众拦住。他们是僧王官兵化装的。他们告诉英方： 此地没有官员。河上的设防是群众自费搞的。目的不是对付你们外国人，而是为了对付叛匪和海盗。民间百姓，愿意代夷人送信到天津，三日后回复。布鲁斯估计想 不到，他给中方三日期限，中方这边比他更绝，干脆没有官方机构了，全成民间志愿者了。马士把天津玩的这一手称作是中国特有的、片刻也欺骗不了人的、孩童式 的不老实。 他说的只对一半：天津政府玩的这一手，欺骗不了外国人，但欺骗中国人，却一直行来着！
这三天，清方官府都干了什么儿童勾当呢？
6月18日，咸丰收到桂良等人6月10日从上海发来的那份奏折。一看内容，知道挡不住夷人了，除了着桂良赶紧回京外，重点给僧王下谕教他如何对付夷人，三 个意思：第一，当年的和约是桂良签订的，我们都不熟悉，所以进京换约也得等桂良从上海回来。第二，进京需从北塘登陆，不得随带兵船，不得多带从人。第三， 告诉夷人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切不可进入拦江沙内。第四，倘使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切不可令官兵轻举妄动，使夷船受我误伤。给僧王下谕的同时，咸丰还 让军机处通知顺天府，在正阳门外给外国使节们预备馆驿。滑稽的是，通知里专门强调“照各夷朝贡之例”办理。
还是6月18日，僧王向咸丰上奏：英夷来到了大沽口。我派出的人，扮作本地乡民，告诉他们可代他们送信，三日后回覆。该夷等要求咱们，三日之内把河口的木 筏铁戗等自行撤去。我准备三日之后这样回复他们：桂良在上海等呢，请回上海谈判去；如若不听，就叫他们在拦江沙外等候桂良来津；再不听，径将船只开进拦江 沙鸡心滩内，那就怨不得咱了，惟有遵照前面的已定办法，干他们。6月19日，咸丰看到了奏折，发现僧王干劲挺大的，所以马上谕旨僧王：现在不值与之动武， 让他们到北塘静候其公使，吃的喝的需的，咱们这边给他供应，不要让他们上岸，待桂良到后，由北塘进京换约。
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F.W.A.Bruce）与法公使布尔布隆驾到。按前所述，三日期限已到。上午，直隶总督恒福派手下人前往英船（这回可是明 面上的中方官员了），告知他们：总督（其实总督就在大沽）停几天才能到达，请暂候数天。英方声称：本日即要泊进河内，请中方自行撤去拦河铁戗，否则他们就 要自行动手了。中方回答：白河口是不能进的，谁也不许溯河而上，因为这里的民团不知轻重，伤了和气就不好办了。之后，英方再次派人登陆，僧王与恒福派易装 的兵弁拦住他们。英方说：想见上午直隶总督所派官员。民间志愿者们回说：上午你们说话不客气，把人家官员给气走了。英方说：代我们递个照会吧，我们想上岸 采办食物。当天，僧王给咸丰上奏，汇报说：他准备21日回复英夷，直隶总督当于24日、25日到达海口，请耐心等待。还有，他准备派人给英方送米面猪羊蔬 菜，免得他们上岸捣乱。 。咸丰的回复是：顾全大局，不值与之动武；告诉他们，桂良快到了，请再等几天；如等不急，夷官们可由北塘上岸到天津等候，但不准带兵带械，吓着咱百姓；水 师提督及带兵来船，一律不得上岸，有需要蔬菜食物等的，派员一体酌给；勿令民人与之交易。
6月21日，英方再次派人前来索取照会回信，中方回答：天津回信尚未到来。英方再次声明：拦河铁戗去掉，否则他们会自行动手的。英方一走，中方马上派人前 去递交回信，却因风潮太大无法完成。回复没有送到。这边，英方的耐心已到尽头了：卖瓜的，我们来到天津四天了，所接触的不是民间志愿者，就是总督派来又被 气走的，反正就是见不到中方接待大臣。还有，条约里虽然没有规定进京的路线，但是越是这样阻挡从白河进京，布鲁斯越是恼怒：白河是进京的天然的通道，为什 么非得让我们绕道走北塘那个偏门呢？
21日，他把入口的任务交给海军，于是贺布开始了清理河道的工作。此时，联军方面兵力如下：英国舰船21艘，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200余人；法方舰船 2艘，海军陆战队约百人。
22日，中方以天津兵备道的名义照会英方：总督大人还没来到呢，至于你们所需的吃喝，我们这边会派人送去，以尽地主之谊。要约束你们的兵丁，千万不要上 岸。英方一看，马上回送中方一份照会：为啥一直不撤去北河的拦水之物呢？
僧王一看夷人照会内有“北河”字样，临机一动，他们不是说北河吗？那咱们就说北塘河口为北河得了。英方译文错误，把天津东流到大沽口汇入勃海的海河译为了 北河，僧王就想装傻，将错就错，跟人玩文字游戏。
23日，英方兵船退往外洋，并告知清方：若有天津回信，请送外洋。
当天，僧王再次上奏。向咸丰汇报近日与英方的交涉，还是上次奏折的预定－回复英方，直隶总督当于24日、25日到达海口，请耐心等待云云。僧王在此折里重 点强调了自己的备战工作搞得很好，英方不知虚实，不敢贸然驶近。
25日，咸丰下发指示，要求桂良赶紧赶往天津，要求僧王告诉英方，在海口静候桂良。实在等不及，那就从北塘登陆。进京公使所带随从人数有所改动，由原先的 数十人改为二十人。同时强调，要让英夷明白，我们大清会以诚相待的。
咸丰不知道，他发谕旨的当天，中英就开战了，什么以诚相待。英国公使虽然不象话，偏要走海路。但是僧王也不是好人，据咱前面的分析与推理，僧王可能是设 套，故意诱英法公使走大沽的。现在，我们先看战争经过吧。
战争发生于25日，按预订计划，英法本想24日动手的，僧王所说的直隶总督24日25日可到海口，他们也等不上了。但由于美国公使华若翰的请求，推迟到了 25日。
6月21日，华若翰到达大沽河口，随行只有两只船。一只是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坐的旗舰“包哈丹”，一只是租来的蒸汽船“托依旺”。英法预计在6月24日 进入拦江沙内。美国方面说，给俺一天的时间，俺要跟清方接个头。因为直到6月24日，华若翰与达底拿乘坐的“托依旺”才乘着涨潮开到拦江沙外。由于试图在 铁戗和木筏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近炮台，“托依旺”搁浅了，出现了翻倒与进水的危险，英国舰队司令学雷锋做好事，派了两只炮艇来拉，甚至大方地建议，可以把 美国国旗和达底拿个人军旗插到自己的座舰上去。但是再帮，“托依旺”也没有漂起来，直到晚上涨潮时才摆脱窘境。
“托依旺”搁浅时，华若翰派人坐着小驳船前往中国方面登陆递交照会，同样被扮作民间百姓的僧王官兵截住。美国人也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了，一是沿途的宁静不 太平常，二是这些家伙具有一种很自信的态度。他们只告诉美方，听说总督往北塘去了，你们也去吧。美国人甚至希望他们代为送信，或者派个领航员把他们领往北 塘，但是这些民间百姓没有此等意思。美国一看，卖瓜的，还是站一边，做观察员，看人家英法动手吧。
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升起了“红旗”，直逼铁戗，按僧王后来的奏报，他“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 怒”呢。 僧王说得对，他就是个偷袭。开战前的整个交涉期间，大沽炮台静悄悄的，炮眼都用席子盖着，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见，炮台的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英 法联军忙活半天后，据布鲁斯事后汇报，9时左右，清方给夷人送来了直隶总督的回复：他将去北塘等候公使们。请公使们再等两天，待他把北塘的军队撤走，就在 北塘迎接他们。而布鲁斯认为，清方这是在故意拖延。还有，这个照会中，清朝皇帝与英国女王依然不是平列，所以他拒绝接受。更关键的是，英法联军已开始动手 了，而且他离海军司令贺布有9英里之遥。总之，英法方面没有因恒福的照会而停止行动。恒福为什么此时才给英法照会，也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一直在海口，他虽 然收不到咸丰25日的谕旨，但咸丰22日之前的所有谕旨，都能收到的，北塘进京，君臣内部早就说定了。而且，咸丰20日的谕旨甚至明确说明了如果英夷们等 不及，可令夷官们由北塘上岸到天津等候。那么恒福为什么不早日在北塘等候非得等英法动手之后才急匆匆的送出照会？莫不是僧王设套恒福配套？
不管怎么说吧，战争不可避免了。更糟糕的是，清方战胜了！
下午3时左右，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戗障碍物，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横锁海口的铁链。到此，也就到了鸡心滩的位置了。双方在此时接上了火。为什么 这样说呢？原因乃是至如今搞不清双方谁先开的炮。按英法方面的记载，大清突然开的炮。按僧王奏折，当然是夷人先开的炮，不这样没法给咸丰交待。咸丰倒是说 过，夷船过鸡心滩就发炮，但是说的更多的还是不要先行开炮顾全大局相机酌办什么的。僧王老贼吏了，当然知道不管战胜战败，先行开炮，自己会有麻烦的。而一 旦把先行开炮安到夷人头上，则不管战胜战败，自己都是有情可原的。不过僧王忽略了另外一点，英夷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何故开炮瞎轰？更关键的是，从早 上他们就动手了，大半天没有发一炮，为何下午3时左右则开炮了呢？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戗铁链，那么他们开炮干嘛呢？闲得无聊拿开炮当课间 娱乐？还是脱裤子放屁图个痛快？
我觉得谁先开炮可以忽略不论。还是关注战争经过吧。下午3时，双方一接火，联军就发现，他们的船只正好处于清方炮台的火力中心。于是他们紧急抛锚。因为只 有抛锚他们才能从容地还击。但是他们搞得很狼狈。贺布本人受伤，炮艇不是被击毁就是受伤搁浅。4时左右，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J.Tattnall） 判断，贺布司令已无法摆脱这场绝望的战斗了，征得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同意，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他乘坐蒸汽轮“托依旺”号进入了交战区，学雷锋做好事来 了。24日贺布司令曾经帮过他的忙，过来看看人家正好算是报恩致谢。他的船没有发一枪一炮，但是他们把搁浅的英国小艇拖出了险滩。之后，他又前去看望贺布 司令了。冒着风险进入交战区之后，他乘坐驳船前往贺布所在舰船，一发炮弹过来，他的舵手被打死，旗舰副舰长受伤。
随行人员卫三畏在日记中对这种雷锋行动表示担心：“无疑，这会在中国人的眼里降低美国人的声誉”。 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在中国人里，跟畜牲差不多，根本没有声誉。所以，就破罐破摔吧。好歹赢得了英国方面的高度赞誉，高 喊不愧是“同一祖先的孩子”。
4时以后，清方炮火减弱。贺布判断错误，以为清方不行了，5时，他下达登陆作战令。于是一千人（一说六百人）的登陆部队欢呼着兴奋着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 沙岸前。小船搁浅了，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以致掉入了深水中，弄湿了弹药并把步枪搞得无法使用。直到此时，他们还没有醒悟过来，仅按照原先的常识与经 验，认为与清军打仗就象旅游一样轻松。登陆后，他们发现，迎接他们的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好不容易从泥沼地里滚爬出去，能来到第一道壕沟的只有百把人。能 来到第三道壕沟边的，只有50来人。步枪只有一半能使用。除了清军炮火的原因外，英法的随军准备也是个问题，带来的便桥太短，无法嫁接供大家过壕沟，云梯 只有三把却断了二把。十来个勇士拿着一把云梯冲过去了，结果死三个，重伤五个。简直是肉包子打狗。卫三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一个在海上作战的士兵的喊 叫：“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就象羊在羊圈里那样任人宰割”。
认清了挨宰的形势，贺布停止了登陆行动，命令登陆部队，爬伏到地上等到天黑再撤退。晚上十点钟，撤退完毕。撤退下来是个奇迹，因为撤退时，受伤更多。清兵 借助燃烧弹，很容易就能瞄准他们。
下面，我们来看战争结果吧。这方面，不能全信咱的战报。按茅海建先生多方考证，英军参战舰艇11艘，被击沉4艘；参战人数1000余人，死89人，伤 345人；法军参战人数60人，死4人，受伤14人。总计伤亡448人。清方参战部队4454人，死32人。
大沽一役，用卫三畏的话来讲：“打得很漂亮”。 用僧王自己的话来讲，那是“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在袁伟时先生那篇著名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他记载了当代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战役的描述：“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 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 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 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给人的感觉， 僧王之所以胜利，乃是党的队伍回来了。问题是这种描述乃是哄孙子玩的。我们不能如此缺德，所以还得另找原因。按茅海建先生的考证，当时的清军总体上根本不 具备与英法等西方列强抗衡的军事实力。所以他说：“在清方做好一切准备、英法等犯下致命错误的情况下，清方也可能获得局部的甚至是重大的胜利，如1859 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按茅海建先生的意思，清方之所以取胜，乃是由于英法方面的失误。这种失误既有技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战争之后，英国国内有人谴责布鲁斯轻率的发动了战 争，他辩解说，是中国人利用奸诈赢得了战争。
所谓的中国人利用奸诈，可能是他的借口，也可能，他真的上了僧王的套。如前所述，咸丰、怡亲王、僧王等君臣之间曾经设想过一些阴的手腕。比如冒充乡勇袭击 夷人云云，但缺少操作的可能性。至于改走北塘，僧王这边的汇报是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 塘”。 而布鲁斯那边的汇报则是，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但是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下达了作战令，他们拂晓就开始行 动了，而且他离贺布还有9英里之遥。下午3时双方就接上火了。
茅海建对此也作过一番推测与考证。看他的意思，倾向于僧王使诈。这方面的旁证，除了郭嵩焘的相关记载，还有曾国藩的一段谈话。前面已述，郭氏日记中载有咸 丰派怡亲王前往天津与僧王密谋阴招之事。对此，郭氏在日记中如此评价：“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 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此等皆关机要，而决非反覆诱击，以诈相胜，可以 安然无事者也。僧邸始终不悟。” 除此之外，他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描述也可作为补充，他说：当时的洋务，包括皇帝的谕旨也都是大话，廷臣无所赞益。1859年，正办理天津海防的僧王回京 过年，在朝房见了郭，问他东豫捻匪与天津的海防，哪个办理容易？郭的回复是：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宜，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 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王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 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为用。 看郭的意思，当时对局势清醒的只他一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清醒，更证明了他的清醒不见容于当世），但是僧王不听他的。他对此的痛恨也体现在他的日记 中：“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至于曾国藩，同其亲信有过下述谈话：“咸丰九年，洋人来换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 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也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
总之，僧王使诈给英法公使设套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只不过，他使诈设套的详细情节，外人无由知晓，或者知晓也没有更多的文字资料传下来。更关键的是，他的 皇上甚至教他诈呢。没办法，这是中国传统。兵不厌诈嘛。诈了英法公使，现在又要诈美国公使了。
美国公使华若翰：就这样被大清玩了一把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玩命的时候，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带着2艘船作观察员。
也不知道他咋观察的，反正5月28日到达上海后，他就观察到，桂良与花沙纳两个换约大臣有些磨磨叽叽。虽然中美天津条约没有规定换约的地点，但是他们还是 告诉华若翰，英法要在北京换约，皇帝批准后，美国就可以与他们得到在京换约的同等待遇。但是他们两人若从上海到达北京，咋也得两个月。所以华若翰本人也不 用慌着北上了，在上海静心等候吧。华若翰很奇怪两位钦差为什么非要选中国传统的那种驿站道路，难道没有更好的道路吗？跟随华若翰的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 提出了让他们搭乘美国快速舰“密西西比”号前往大沽，但是两位钦差说，没有皇帝的批准，他们是不敢坐的。
钦差说得对，打死他们也不敢坐。第一是咸丰有心病，至死不想让外国公使进京。第二，钦差们知道皇帝的心病，所以在上海堵公使们呢。第三，堵不住公使，只能 撅着屁股往后拉公使们。第四，别说他们有堵人的使命了，就是没有此等使命，他们也不敢坐外国人的舰船啊。那不是汉奸行为吗？咸龄的老婆跟夷妇说说笑笑了， 都被人告到皇帝前呢。所以，第五，即使能坐外国的船，那也不能坐啊。没堵英法公使，反而乘了美国的快速舰北上，卖瓜的，那不叫闪电卖国吗？钦差的苦衷谁知 啊。
不过，按美国事后的总结报告，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挺理解桂良的：
第一，桂良不敢坐美国的蒸汽船，因为那样做会导致皇帝的惩罚，耆英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看桂良与花沙纳，对于圆满换约也不乏真诚，但是他们不敢担负有损他们身份尊严的责任。
第三，对于大沽口的设防，及准备在北塘接待外国公使的安排，桂良等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不愿意干预属于他们职责以外的别人的行动。
第四，对于桂良应负什么责任，不好估计，对受专制君王反复无常心理摆布的人和敌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之间，应斟酌对待。
桂良要知道美国人理解他们已到这个份儿上，说不定握着人家的小手流泪呢：知我者，美人也！
这些美国佬，面憨心不憨。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特色已观察个差不多了。那就是，即使对于换约这么个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情，清方各大臣也各有分工，更严重的是， 他们要受那个反复无常的专制君主咸丰的来回摆布，大臣徒有真诚愿望，也顶不住咸丰一个又一个的弱智诡计。历史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大 清摊上个英明领导咸丰呢？
美国人虽然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但是某方面也认为中国简直不可理喻，比如诚信、守约、守时等问题：“中国人并没有把在既定日期交换批准条约，看成是什么了 不起的事情，也并不认为一种无法避免的搁置耽延会对承当的义务起什么伤害作用，在这些细微末节上，他们还不曾懂得西方的风俗习惯”。
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向来就是这个德行，什么守约诚信，孙子兵法的总精神就是“兵者诡者”，说穿了就一个诈字。何况根本没把外国人 当人，跟你们犬羊讲什么守约和诚信啊！
6月21日，华若翰到达大沽河口，6月24日好不容易跟清方接上个头，清方还是官方派出的所谓的民间志愿者。
第二天，战争发生了，美国只好在边儿观察。当然了，观察的当口，达底拿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冲进去帮忙了。清方后来也知道了，但是却假装不知道。
交战之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向布鲁斯致信，说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完成护送公使进京的任务了。法国方面更可怜，总共来了两只船几十人，更是没有力量了。双 方公使一碰头，撤。撤之前劝美国公使华若翰跟他们一块儿南下。可怜的华若翰认为，现在他只能照中美条约的规定办。中美条约根本没规定换约地点，想跟在英法 后面，按照最惠国待遇也在京换约，目前也没戏了。于是6月29日，他照会中方，说前两天打得厉害，弄得他没机会递交照会，现在，他想进京换约。中方正想弄 个样板给英法看，所以马上同意了。7月2日，清方给美方回复照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米猪牛羊就去了，以示优厚之意。但是由于风大，没有送成，第二天才送成。 双方约定，7月5日会晤。由于风色不顺，中方又没有送成有关会晤时间的照会，7月5日才送到，于是，双方再次确定个时间：7月8日。为此恒福向皇上报告 说，25日之战，美国船只可能跟着英法闯咱海口了，但是他们不认帐，咱也没法确定。手中有个俘虏，说自己是美国人。但是那俘虏说了，英法美三国各自的军队 里，哪国人都有。夷人习惯，打仗时不看人的国籍，只看国旗。所以这个问题就搞不清了。而且，美夷还说，战争发生前曾帮助咱拦英法来着。到底是同谋，还是现 在害咱怕了，或者别有阴谋，咱也弄不清，总之，咱得防着他们些。他们想7月8日就进京，时间赶得有些紧，说不定有什么阴谋呢。进京人数确定了，连杂役人等 一共30人。桂良何时到津，现在也没个确信儿，真是急死人了。
7月6日，看了恒福的报告后，咸丰谕旨僧王等：夷性多疑，若让他们久在海口等候，也不是个事儿。这样吧，让换约之人先上天津等候桂良。桂良这个人，一直担 心英夷不愿由北塘登陆，让我同意他们大沽入口呢。这个人，对夷人过份迁就，不知道夷情越是凶悍，咱越得严加防范，不可自毁藩蓠，以快敌人之志啊。还有，恒 福与美酋会晤之时，要观察其有无替英酋说合的意思，或者法、美都想换约，正好乘机孤立英国。法国帮助英国在大沽口打仗的事儿，咱可以假装不知。7月7日， 咸丰再次给僧王下谕：告诉他们等候桂良，实在想先进京，就少带从人来吧。7月11日，咸丰下谕：既从北塘登陆了，那么登陆后，由北塘走旱路到天津，再由水 路到北京，或者由香河一带赴京，可由美夷自行酌定。不要勒令他们走香河，免得他们起疑。7月12日，僧王上奏：不能让他们走天津，让他们绕过天津北上才 好。还有，听广东人说，外夷规矩，双方交战，求和一方必得出兵费。从前他们老向咱要军费，此次该夷失败了，想向我求和，估计还怕出兵费，若我们求和，我们 就得出兵费，为此，7月8日初次会晤时，就安排我们的人向美夷说了，请他们转告英夷，给我们兵费。
看这个僧王，对于近代外交规则，还处于懵懂之中呢。不过对于不让美使走天津，则是聪明又坚执。下面我们描摹一下美使进京的镜头吧。
按咸丰的意思，希望僧王在北塘多拖美夷一会儿，至少能拖到7月19日之后，因为按照他的估算，桂良到北京，应该大致是这个时间。僧王圆满地完成了此项任 务，虽然发现美夷比较好哄弄，但还是怕人家起疑，所以拖到了20日，就让美夷上路了。
按照条约规定，公使进京的一切护送事宜，由中方备办。中国最喜欢这条了，花钱也高兴，因为这能让中国找到朝贡国前来进贡的那种天朝上国的感觉。问题是中国 感觉好了，美国这边感觉就不好了。
第一，放着大沽的通道不让走，非得让走偏僻的北塘，把美国公使从北塘绕到了北京。
按当初僧王给咸丰的设计，登陆北塘，有两条路绕英法公使。第一条，北塘海口入河六十里，芦台登陆，走香河县、通州一带进京；第二条，北塘登陆到津，由津乘 船到通州，再由通州至京。 第一条，更象是乡间小道，而且有些绕。第二条，其实与英法公使认为该走的道只有一站之别，其它都一样，就是登陆点的不同。英法公使想从大沽口登陆天津，而 僧王想让他们从北塘登陆。而英法公使想走的道，恰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华时所走的道。马戛尔尼虽不认为自己是贡使，但是他的船头照样被清方挂上了“英吉利贡 使”的招牌。所以，登陆点的争执，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傲慢与偏见之争，无关乎军事机密和国家利益什么的。
这次美使所走的路线跟当初僧王的设计和咸丰后来的要求又有所不同，总的来讲，美夷待遇又低了些。北塘登陆，不经过天津城府，在离天津府20里的太仓上船。 然后至通州，再由旱路至北京。太仓上船，也是天津大吏们临时想出来的，他们给咸丰汇报说，这样的话，也不算太绕远。而且，美使虽行走天津地面，但是离城较 远。按他们的小心眼，还是绕人家美使了，而且，不让美使经过天津城府，按僧王的汇报，有诸多原因，最有意思的一条是，他怕美夷过天津时，无智愚民会对着人 家“讪笑”。 这种心眼儿，真是比娘们还娘们。原来多么豪爽意气的骑马奔驰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将军，在儒文化的浸淫下，就这样变成了鸡零狗碎的老娘们。在此，我们对悠久 “破”烂的儒文化敬个礼吧！
第二，华若翰进京路上没有坐一次轿子。好多人对此深表同情和遗憾。中国女人嫁婆家，都要求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呢，一个中国的七品县令都天天轿来轿去呢。堂堂 的美国公使，居然连个轿子都没混上，导致当代的美国学者还在大跌眼镜。华若翰其实也要求坐轿了，交涉的时候说我自备了两顶轿子，一只给我坐，一只给我国远 东舰队司令达底拿先生坐，只请你们给找16个轿夫就行了。僧王向咸丰请求相关事宜，咸丰的指示是：北塘登岸后，不妨许其坐轿；绕过天津后，天津至通州，走 水路；到通州后，令其坐车，或者坐骡拉的轿子；到北京后，那是万难允其坐轿的。
奴才最懂主子心了，当然知道咸丰很不情愿美使坐轿，于是僧王、恒福在执行的时候又超标完成了任务，那就是，北塘至天津这段，即使咸丰已批准，他们也不想让 华若翰坐轿了。可怜的老华说：我要坐轿。清方回说：外国来中国，不兴坐轿。华若翰说：进贡国才不坐轿呢，我们就不是进贡国。清方回说：俄国人现在北京，也 没有坐轿，都是坐大车嘛。华若翰说：我不管俄国，我要坐轿。我带了两只轿子，给我找16个轿夫就行。清方说：这地方偏僻，找不到轿夫啊。我们总督都没有坐 轿呢。华若翰玩不过他们，终于放弃了。一看傻美国佬这么容易哄弄，清方代表干脆又进了一步，皇帝不是批准美使通州至北京的路上可以坐骡轿吗？咱也给他撤了 算了。可怜的华若翰只能坐上清方备好的大车，没有弹簧的那种车，一路颠着进了北京。可是把华若翰尊贵的屁股颠坏了。美国学者丹涅特是这样评论的：“第一次 进入帝国京城的美国公使和他的随从人员就这样搭乘朝鲜和其他贡使按期进京所乘用的同样的车马卤簿前往北京，在沿途住户和城里居民的眼里看来，这一行人等就 无异是前来向天子进贡了。甚至有人说，车船前面都挂了面不祥的小黄旗，上面写有“美国贡使”的字样。 另外两个美国学者更是认为，这是成心羞辱华若翰，木马车上没有弹簧不说，甚至没有带垫子的椅子。他们说，老华被颠得关节严重疼痛，到最后几英里时，实在受 不了，宁愿下车步行。于是，“1857年7月27日，中国人终于高兴地看到西方列强的外交代表像个农民一样，靠双腿走着进入北京，这些夷人卑弓曲膝，终于 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 总之，我们的阿Q政府又胜利了一回。
第三，华若翰赠给大清官员的礼物，人家上交国家机关了。
傻乎乎的华若翰，受了清政府大员的羞辱而不知，还自作多情地拿个眼镜要赠给负责接待他的直隶布政使文煜，文煜不敢接，却委婉地说：公使到京，说不定还要用 呢。等从北京回来后再给我吧。华若翰说：给你眼镜，是为了相别之后你看到眼镜，好睹物思人。 晕，这个傻冒，清方一见你们就头疼，见一次，不定恶梦半年呢。还叫人家睹物思人呢，以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文煜大人会得相思病呢。面对这种致命的多情，文煜 没法，只好接了，但是转交军机处了。这东西不能要，要了，就说不清了，不定哪天就成汉奸了。
第四，进京之后，美国公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变成了囚徒，甚至与俄国公使自由通信的权利也没了。华若翰临行之前，俄国停在大沽口的两艘蒸汽艇向华若翰先生行礼 致敬，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前来话别，拿着一封信让华若翰捎给在京的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耶夫（N.Ignatief）。华若翰与北塘的迎接官员们第一 次见面就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转交。中方接过了，过后又后悔了，认为捎信不合礼制，所以又退回给华若翰了。华若翰想，那我到京自己送吧。也不行。中国卫兵 看着呢，他们不能自行出门。两个俄罗斯人曾经试图冲进华若翰的行馆，被中国卫兵给拦下了。华若翰不知道，就在他北塘进京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9日，僧王 已给咸丰上奏了：俄夷久住京城，各处游玩，已难禁止，现在美夷再进京，也学他们各处游玩咋办？能不能暗地里跟俄夷商量一下，美夷在京之日，俄夷也不要出来 游玩，这样美夷就没法学他们了。
第五，行馆中不得悬挂国旗。华若翰一进京，按照惯例，要挂自己国家的小旗。就象现在的外交使馆一样，都忽闪着呢。问题是清政府不同意他挂。这个问题就不好 说了，中国方面都没有国旗，夷人还国什么旗？更重要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商馆挂旗，中国人认为那是不利手咱们的风水符咒呢。一句话，北京城里 忽闪上美国的米字旗，有损清政府的尊严，还妨碍居民风水，咱理由很多的。
第五，中国方面要求华若翰见皇帝时，叩头。三跪九叩嫌多，那就给你打个折吧。跪三次如何？华若翰这次可不傻了，以少有的坚决和南部特有的风格风趣地回答 说：他纵然愿意弓身微曲右膝，可是他却只惯于向上帝和妇女下跪。拒绝下跪后，他主动提出他愿意鞠躬，很谦卑地鞠躬：“我愿意脱掉帽子，深深鞠躬，迎接皇帝 陛下；愿意站着而不是坐下；愿意只在在回答问话的时候才开口；愿意倒退着离开，陛下还在时绝不转身”。 这个傻冒，林则徐受中国皇帝接见，能跪在毡垫上就是旷世宠荣了，好多心里学家认为满族权贵穆彰阿和琦 善等人都吃醋甚至自尊心受伤，在鸦片战争发生后乘机打击林公呢。你一个美国佬，长得那么高，电线杆子一样戳到中国皇帝面前，那不把中国的皇宫大厦戳倾吗？ 还有，中国的文武大臣，不等皇帝说散朝，谁敢先走啊。就是现在，领导不下班，办公室人员就不敢先下班回家的。所以，不体谅中国国情啊。
清方也看到了，这老美虽然傻些，但是一提叩头就变精了，但他们还要努力，说：鞠躬也可以，这样鞠躬好不好？比如，你鞠躬的时候，用手指戳戳地什么的？
华若翰不干。于是清方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华若翰把腿隐藏在桌布后面。这样就是双赢了。华若翰不用下跪，但是皇帝可以假装他在下跪。总之，都是出门混的， 给些面子好不好？
正在谈判的过程中，咸丰皇帝又凭栏处怒发冲冠了，他要求，美国公使必须给他叩九个头。
叩头问题整整谈了十几天也没有一个结果，于是，咸丰不耐烦了，要求驱逐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就不再要求面对皇帝亲递国书了。双方转移换约地点，回到北塘，于 1959年的8月16日，换约。并且把自家总统的国书转交桂良，由桂良代呈中国皇上。也算是“扁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出使任务。
老憨华若翰对自己的换约之行还比较满意，认为和平就是和平，就甭管是在北京还是北塘换约了。清方要求他跟英法说合一下，代劝他们也来换约，华若翰也痛快的 答应了。华若翰满意了，但是诸多旁观者不满意。除了美国人，还有英法人，特别是后者，讥笑华若翰投机取巧，那巧还不怎么巧，他们普遍认为，华若翰换约之行 更多的是笑话与屈辱，他们传说，美国公使坐在一个箱子里被运到了北京，在北京又遭遇了囚徒般的待遇。唉，英法说风凉话也是正常的。美国换约前后，咸丰就指 示两江总督何桂清，看看英法公使是不是都到上海了？劝劝他们，也都来换约吧。何桂清先劝的法国，说，俺们的大员本在北塘等你们来着，谁知你们直接闯入了大 沽，以致于闹出了误会，其实咱们之间本来没啥呢；听说美国与俺国正在北塘换约呢，双方情意甚厚，现在俺们的桂良已经到京了，希望你也前往换约，并劝英国一 块儿去，免致过期不候。法国公使的回复是：俺在静候国王的指示，俺自己现在不能当家作主，关于英国方面，我向他们转达了，我们俩个深知贵大臣常以和好美意 为心。何桂清再照会英使，愿意不愿意与法国一道上京换约啊？ 估计布鲁斯正在气头上，没有回复何桂清，因为何桂清提交给咸丰的这些资料里只缺英方的回复。
布鲁斯确实气坏了，因为何桂清向咸丰汇报自己与英法照会详情时，另附一奏折，折中说，英法公使从大沽口退往上海时，其势汹汹，几若不共戴天，盖因二夷百余 年间没吃过这等亏了。
何桂清蒙对了，英夷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等亏呢。消息传到欧洲，英法大哗！
大沽之事传出：傲慢伦敦与浪漫巴黎同时大哗
大沽失败的消息，于1859年9月传到欧洲。伦敦与巴黎大哗。
英国与巴黎相较，前者保守，后者浪漫。前者反应比较慢，后者反应比较快。所以我们先看法国的反应吧。
法国虽然在大沽的损失相当的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应不强烈。一海军上尉说：“长久以来，文明首次在我们所称的野蛮面前止步了”，为了“法兰西国旗的 荣誉”，“远征中国应坚定不移”。
拿破仑第三的帝国政府更是一下子就把大沽事件认作侮辱性的：法兰西国旗严重受辱，帝国政府必须报复！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处于海外扩张时期，所以这是它最正常 的反应了。另外，作为军事独裁制度，靠海外征服、靠枪杆了赢得声望，也是它军队的需要。
法国外长致书法国驻上海代表布尔布隆：皇帝政府决定因中国政府如此明显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而给予惩罚。目前政府正与英国协商，争取明春动手。之后，他 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提出赔礼道歉等条件。中国的拒绝更加坚定了法国政府的动武决心。
民间舆论方面，起初大家都偏向于远征。后来发现，远征跟他们也没啥关系，不过逗逗乐而已。因为法国在中国没有任何重大利益需要维护，两国缺少通商的基础。 不过，谁让法国浪漫呢？他们认为，仅北京这个神秘的名字就足够令人魂牵梦绕了。不只民间，就是拿破仑三世，也受他叔父的影响－那个预言中国睡醒必将震撼世 界的拿破仑一世就对中国充满了诗歌般的想像。所以，深入中华帝国，挺进北京吧。
为此，法国开始了远征筹备。它一始就确定出兵1.8万，甚至准备派出自己的骑兵队。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骑兵队，并把兵力削减为这个数的零头：8000人。一 则是考虑到实施问题与经济问题，二者是考虑到了英国的感受。特别是后者，法国出兵过多，超过英国，英国是不接受的。
法国迅速准备好了远征，下面我们来看看英国方面的反应。英国先是目瞪口呆，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后，态度就很激烈了。
首先是民间。伦敦《每日电讯》说：“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鞭打每 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 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 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的主人翁……。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勇敢的政策，则应于夺 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我们能把广州保留在自己手里，和我们现在领有加尔各答一样，我们能够把广州变为我们远东的商业中心，来抵抗俄国在中国东三省边境 所已取得的势力，并奠定新领地的基础。” 《泰晤士报》说：“英国要与法国一起，必要时甚至单独行动，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讲信义的乌合之众；要使欧洲人的名字从此在他们整个领土上成为令人敬畏（如 果不是令人喜欢的话）的通行无阻的保障。”
政府相对来讲，稍理智些，但是心态比较复杂：
第一，布鲁斯出发时，他的上司是托利党内阁。大沽口惨败消息传回时，则换上辉格党内阁了。尽管托利党在布鲁斯出发前给了他训令，但是为了给现执政党颜色 看，他们尽力攻击布鲁斯，并且表示对大沽惨败不负任何责任。
第二，巴麦尊现任内阁中，有些成员当初是特别反对亚罗战争的。现在，又摊上了布鲁斯事件，当初不支持包令武力进城，现在支持布鲁斯武装换约？这咋转变呢？
第三，有人把矛头对准了额尔金，认为他应该对大沽之役负责，因为他签订了不详的天津条约。在公使驻京问题上作了不该作的让步，遂导致了这一切后果。
第四，布鲁斯太轻率了。是不是疯了？当时在中国，走大沽是唯一的选择吗？
布鲁斯为之辩解：
第一，白河是去北京的唯一的自然通道。北塘那样的偏门，是不能走的。“英法这样的西方两大列强只应从偏门进入吗？他们这不就像是来向皇帝朝贡的”。
第二，6月25日上午九时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邀请他从北塘进京。这个时候已来不及了，贺布离他12公里之遥，而且拂晓就下了行动命令。
第三，中国人利用奸诈引起了战争。
第四，对付中国人，只有战争，才能恢复他们的理性。
第五，美国公使倒是从北塘进京了，不是遭受诸多侮辱吗？
至于巴麦尊内阁，从1859年9月16日起，八天之内开了四次内阁会议。第一次内阁会议，紧急决定，立即从印度派出土著军、欧洲军各一团前往香港。第二次 内阁会议，一致倾向于向中国派出强大的军队，但对于布鲁斯在大沽的行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第三次内阁会议，决定让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外长，英法两国公使拒绝 绕道后门而走卑贱之路是正确的，因为英法代表的是西方两大强国。第四次内阁会议决定，公使必须驻京，外交不成，就使用武力。
怎样使用武力呢？经过多次讨论，巴麦尊决定，由于季节的关系，时间上，推迟到来年春天。办法上，占领何地封锁何口，内阁存在争议，但是对于打进北京，则是 一致同意的。
经过磋商，英法双方人员配备如下：
英方计出兵1.2万，总司令格兰特（J.H.Grant）,全权公使额尔金。
法方计出兵7000人，总司令孟托班（M.C.de Montauban），全权公使葛罗。
格兰特：爱好音乐，大提琴拉得不错；曾经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镇江战役有过他的身影；据说，因陪上司拉琴而获晋升；1858年镇压印度起义有功，获得一 枚军功章。鉴于印度是这次侵华的大本营，且大部分士兵都要从印度调出。所以格兰特将军成为现职的最适当人选。不过这家伙语言表达能力特差，据说说不出完整 而有条理的话，导致手下只能根据他断断续续的话揣摩这位上司的想法。不过这不妨碍他当一位出色的将军。政府给他的训令是：第一，拿下白河口，占领天津，完 成天津条约的批准。第二，尽量避免进驻北京，因为那很危险。北京夏天热冬天冷，人口还众多。第三，中国皇帝可能离开首都。长期进驻很困难。总之，进军北京 以及撤退北京，你自己当家吧。
孟托班：当时的法国认为远征中国是一场浪漫，所以孟托班接到这一奇异的任命，还有些不太相信它是真的。确认后，老头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命。不过老头出征前 不是太满意。
第一，他要求带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随军出征。未成。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对搜集中国历史与艺术文物的好奇与兴趣，二是想保持拿破仑一世远征埃及的传 统。拿破仑一世在远征途中那句“让学者与驴子走在中间”的名言，地球人都知道。而且，远征埃及之后，这批学者造就了埃及学的开端。孟托班估计是想开辟汉学 事业呢。奈何政府不同意，弄得他很很扫兴。第二，他想带一个摄影师，也被拒绝。结果珍贵的照片都让英国给拍走了，真是遗憾。聊可安慰的是，他的队伍里带了 一位学者。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一支庞大的医疗队，由40名军医和8位药剂师组成。当然，宗教处、随军牧师那是必备的，就跟咱们配备政委一样。
额尔金：同志这是二进宫，第二次出使中国了。同志真不愿意来啊。第一次来，先到香港，后应印度总督要求，去印度帮他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了；回来攻陷中国的 广州与天津大沽，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在印度期间，他给妻子写信：“在低等民族中间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自从我来到东方后，不管是男人还是女 人，我很少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与基督教相符合的只言片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和他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憎恶、藐视、暴行、报复”。 天津条约签订后，额尔金的弟弟布鲁斯给外相写信，说到了自己的哥哥：“他不得不跟一些毫无理智、懦弱无能的人打交道，而且这些人对于讨论的题目和自己利益 茫然无知”。至于额尔金自己，则在日记中说，与中国人打交道很难受：“我本性热爱正义，憎恨人世间的不公，这些让我处于永久的煎熬之中”。 看得出来，额尔金很厌恶自己的东方之行。他是个理想主义者。问题是厌恶也没法，当初政府提名让他第一次出使中国时，他找不到理由拒绝，虽然他对辉格党的对 华政策并不支持，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来了。虽然硬着头皮来，但是玩得很漂亮，英国几乎没受什么损失就签订了天津条约。现在，他那不争气的弟弟布鲁斯在大沽 吃了败仗，需要他这个做哥哥的前来收拾烂摊子了。虽然政府顾忌到了布鲁斯的自尊心，依然让他留在中国做副使，但是，不用说，活儿都摊到额尔金头上了。来之 前，他给政府要求，回来后“国家给予年金作为酬劳”， 唉，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那“温暖的苏格兰家庭”。
葛罗：葛罗也算是二进宫了。1857年5月作为拿破仑三世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与额尔金并肩作战，与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现在，需要他第二次出面了， 一是因为他出色的外交才能，二是因为他与额尔金上次合作愉快。为此他的皇帝拉着他的手，深情地对他说：你是五十里挑一的人选，五十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如此 牺牲，你重返中国吧。于是，他就又来了。
关于侵华总方针，1860年初，英法双方完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大清各向英法赔款800万两。天津条约的赔款数包括在内。
第二，共同占领中国的舟山作为抵押。
第三，清政府为大沽口事件道歉，同时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
除上述三项协议外，英法给两位公使的训令精神有：
第一：英法公使应该进入北京，并在那里受到光荣接待。英国政府专门强调，必须走布鲁斯当初要走的进京路线，必须坐轿进京。千万不能学那美国的华若翰。
第二：英法公使是否常驻北京，由你们两位共同协商。
第三：战争尽可能在扬子江以北地区进行，要和其它地区的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四，战争的目的不是要颠覆清政府，要防止在北京出现无政府状态。北京的皇帝如果从北京跑回老家了，咱们就没意思了－太平军会反得更来劲儿，中英权威会下 降，平叛的总督们更无能为力。记住，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建立更明确安排得更好的国际关系。
此外，英国外相授意英方人员：如果法国不反对，就把香港对面的九龙搞到咱手。这外相不知道，他训令发出之前的一个月，巴夏礼与先期到达香港的英国总司令格 兰特将军和香港总督罗宾逊（H.Robinson）等人密谋，已取得了九龙的永租权。时间是1860年3月。这个时候，中国方面的两广总督是劳崇光，他并 不比他的前任更具有智慧，他对付不了在广州任联军委员会三人委员之一的巴夏礼，他在巴夏礼手下，跟他的前任柏贵一样，只要驻在广州，那就摆脱不了被巴夏礼 所玩的命运。巴夏礼给他一个照会：卖瓜的，九龙的冶安太乱了，影响香港的安全。目前办法只有两条－你们要么派一支部队驻留那里搞治安；要么割让给我们，就 象香港那样。鉴于贵总督在皇帝批准之前无权割让给我们，那就租给我们吧，目前需要贵总督决定的就是，租金多少？
劳崇光做选择题还比较神速，巴夏礼3月20日提交照会，3月21日，他就在人家提交的租约上签了字，年租金500两白银。已经永租给英国了，以后要求割让 就很方便了，因为英国会对中国说，永租与割让，区别不大嘛。
有了九龙做基地，这侵华就更方便了。
目前，英国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中方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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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4-23 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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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作者就更新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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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5-6 17: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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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亢奋得有些过头了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着实让咸丰亢奋了一下。卖瓜的，自从那1840年起，大清就没骄傲过啊。亢奋之中咸丰连续指示：
第一，既然他们闯的内河先开的炮，那就不得不示以兵威。出力兵弁，不管死的活的，政府大大的有赏。至于僧王，先赏给御用烟壶一对，时辰表一对。
第二，要顾全大局，夷人如果还前来骚扰，不要先行开炮。违令者必治其罪。
第三，如夷人后悔了，赶紧跟他们和谈，恒福要抓住时机啊。
第四，驾驶外夷，最终都是个抚字。英法前来递照会，僧王不可接收，也断不可和其见面。抚局由恒福专办。如果美法前来为英夷说合，要因势利导。
第五，英夷两次到冿，都是他们先开的炮，这次若来悔过求和，就告诉他们，咱死伤也多，兵费约需千余万，折除天津条约中英法所要求的六百万，还欠咱好多万 呢。他们要是态度好了，咱可以给他们减少些。
第六，英夷可能前来报复，着何桂清在上海密查严防。并且着华商在夷商中传布谣言，就说若复用兵，则上年所议天津条约就会前功尽弃，岂不可惜？
这个傻皇上，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怕英法前来报复，又梦想着他们会后悔得哭着爬着前来求大清原谅。
咸丰亢奋，还有比他更亢奋的。那就是大清的国防部长－兵部尙书全庆。他于7月2日上奏皇上，提出了诸多建议：
第一，乘胜追击，把英法打趴下，咱好推翻之前的条约。皇帝批曰：主意好是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以后能办到此地步否。
第二，其它用钱的事项往后靠靠，目前要把钱都用到防夷上，让僧王再接再厉，让广东义勇扰乱香港去。皇帝批曰：此举难期必胜。
第三，让登州与旅顺的水师合兵一处，截住夷船退路，然后国威大振，我们就掌握和谈主动权了。皇帝批曰：此举万万不能，洋面争衡，徒贻笑柄。
看来这个傻皇上还不是全傻，还知道海上不行。而且，希望英法哭着爬着前来求情之际，也没有放松大沽口的战备工作。在他的指挥下，僧王在大沽集结了四大集团 军。大沽，集结一万人马；北塘之西北的营城，集结三千人马；天津，集结八千人马；山海关，集结八千人马。四地总共集结三万人马。而两广总督劳崇光与两江总 督反馈过来的情报大致是：第一，英法必来报复，大约在明春。第二，英法登陆地点在北塘。咸丰一听，即命僧王布置。僧王的决策是，不守北塘，他认为北塘不易 守，所以仅在北塘的炮台底下埋设地雷。待英法军队登陆北塘后，僧王准备诱敌深入，特别是利用自己的蒙古马队对他们实行兜击。他给咸丰汇报说：我办事你放 心。
1860年3月8日，布鲁斯与布尔布隆根据政府训令，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四项要求：
第一，为1859年的大沽口事件向英法道歉并归还被清方掳获的枪炮船只。
第二，有礼貌地接待英法公使溯白河进京换约并充分履行该条约。
第三，前已答应的英使不驻京作为罢论，今后英使是否驻京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第四，为大沽口事件向英法赔偿，数目的多寡就看清方对以上各款照办的迟速了。
傻咸丰对着这最后通牒，看不懂啊。要命的是，他正好把意思看拧了，他认为，英法虽然没有露出求和之意，但是其外强中干大可想见。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第一，英法公使须与中方就天津条约在上海重新协议。双方都没有意见了，再进京换约。第二，有关进京换约，应按美国换约之成例。至于上海咋协议，他指示两江 总督何桂清：第一，外国公使不但不能长驻北京，就是驻其它地方也不行；第二，英法的军费赔偿，与中方抵消二百万两。英方的二百万商欠，由华商分年代赔，条 件是，英方退还广东省城。第三，内地游历及长江设立码头，尽量取消。牛庄、登州不得开口，照美国例开潮州、台湾两口。实在不行，允许英国开琼州，法国开淡 水。第四，大沽之防，决不能撤。
这个傻皇上，他以为大沽一役，风水就转了，成中方市场了，只有他有谈价的资本呢。
何桂清当然没有皇上傻，这个时候上海人心慌慌，太平军刚刚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上海能否保住都值得怀疑，再跟英法联军对着干，绝对是鸡蛋撞石头。不 但不能跟英法联军对着干，上海一帮高级干部－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包括两江总督何桂清，都在梦想借师助剿呢。他们三人访问布鲁斯，希望对方学雷 锋做好事，帮忙先把太平军干下去，北京对洋人有了好印象，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布鲁斯认为，我们是来跟你们打仗的，舟山、烟台、大连都占了，渤海湾都封锁 了，咋好意思开战前先帮你们打太平天国呢？不过，不帮你们的忙可以，但是不帮自己则是不行的，如果太平军进攻上海，影响了英侨的利益与安全，那么我们绝不 会坐视不管的，海陆军当局一定会布置抵抗的。但是布鲁斯更不傻，对何桂清“先剿贼后谈判”的建议一口回绝，他说， 从前天津条约五十六条及今春英国政府照会中的四条，一字不能改，中方只须Yes或No，英方只有战与不战。
何桂清一看英方不好哄，赶紧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密商，联名向咸丰上奏，提请皇上按照“回纥助唐”的历史成例，答应英方所有条件，顺势请他们助剿，那天下就大 安了。咸丰一看，暴怒：他妈的，大清哪有这样的臣子？就是将你法办，俺都觉得脸红，更何以对天下臣民？拉倒吧，革职拿问，改任薛焕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 时间是1860年的6月26日。
何桂清命也不好，虽然咸丰后来只顾自己跑了，没顾上惩办何桂清，但是等咸丰他媳妇儿政变成功后，新官上任要点火，偏偏就选上了这个何桂清。借口说1860 年5月，太平军攻陷江南大营时，坐镇常州负责供饷的何桂清跑了。跑的时候，还只许他领导先跑，不许百姓跑。百姓代表拦住不让他跑，丫就命人朝百姓开枪，居 然打死十几人（一说没死一人，总之是笔糊涂帐了）。其实不管是太平军所经之处，还是英法联军所经之处，官员们都是撒开丫子快跑的，咸丰本人就是典型的代 表。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上梁一般不会因为这个而杀下梁的，顶多贬官或者革职（道光时期只杀过一个余步云）。慈禧这个小娘们新官上任，估计想唬一下众爷们 儿，以让他们忠实地匍匐于自己的石榴裙下，所以，尽管有好多人保何桂清，慈禧还是把他杀了。时间是1862年12月。于是，大清又少一个明白人儿。没办 法，这就是大清的命数。美国培理的船只一开到日本沿海，日本几认字的人士差不多就都醒了。而中国呢，精英人士是一拔一拔的醒，民间与政府一拔一拔的毁，不 是毁于国内谤议就是毁于政府辣手。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死去一浪上。比如琦善、耆英、黄恩彤、刘韵珂、徐继畬、何桂清……甚至到了郭嵩焘时代，不但 没有结束，甚至变本加厉了。面对这样倒行逆施的历史，如何不叫人垂头丧气？如何不叫人赞同巴麦尊每隔十年八年就得揍中国一顿的理论？揍都不醒，不狠揍对得 起谁呢？
风凉话少说，言归正传。咸丰大骂何桂清的这一天，6月26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对中国正式宣战。
这战争也比较好玩。广州1857年就沦陷了，但是广州的沦陷，不妨碍上海官员与英法联军的和平共处；现在，英方正式对中国宣战了，上海又成了英法侵华的总 根据地。
总之，不懂得近代国际游戏规则，清政府这仗打得就有些稀里糊涂，俨然一场游戏一场梦。以致于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看不清这场战争的全景。
英法联军：第三次光临大沽口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之后，其余舰队船只173艘来到了天津大沽口。英法联军这是第三次光临大沽口了。同来的，当然还有俄美公 使。
美国依然是华若翰，俄国是伊格那提耶夫。美俄还是老规矩，做好事，居中调停人呢。华若翰吧，一个傻乎乎的美国佬，刚被北京当局玩迷糊，名为观察，实际啥也 不明白，以致于美国学者丹涅特恶心他：“华若翰先生在中国象是一个不知身处何境的迷路人”。 所以，重要的观察人是人家伊格那提耶夫。6月初，伊格那提耶夫从北京直接跑到上海跟英法方面交心，说：北京内阁现在被狂热的主战派所控制，只要对大沽口狠 狠一击，这个派别就会销声匿迹。他还说：“在所有他能与之打交道的中亚政府中，……从来也没有看到一个政府能与北京内阁那种阴险、狡诈以及履行义务的反覆 无常相比。因此，只有狠狠教训它一顿，才能使这个一向热衷于无赖的政府放弃它旧的一套，并和欧洲列强建立起文明民族之间所惯有的那种相互平等和诚挚友好的 关系。
看看这话，根本不象个货真价实的观察者。这是为什么呢？一来，历史上，俄国对中国从来没有过善意；二来，这家伙在北京窝了一肚子鸟气急需发泄一下。
这鸟气还得上溯到第二次大沽之役前。当时的彼罗夫斯基与中方互换了天津条约后赖着不走。说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还有一些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为此他向清方提交 了一个《补续和约》八条，提出中俄东界与中俄西界还有边界有待确定等等。中方一听急了，逐条驳斥，并且撵彼罗夫斯基走：条约已经互换了，中俄天津条约里也 没有俄使驻京的规定，您老还呆在北京干嘛？另外，瑷珲条约我们还没批准呢，而且，大皇上早就跟签订条约的奕山着急了。他签的条约，政府根本没承认呢。正纠 缠间，俄方通知说，我们来新公使了。彼罗夫斯基本是俄府为了赶时间临时抓的差，现在，他们改派了年轻气盛、年仅26岁的少壮派军官伊格那提耶夫。
伊格那提耶夫1859年3月份从彼得堡出发，出发时带了庞大的军事援华团：来复枪一万支，火炮五十门，子弹一百六十万发。随同有步兵教官、工兵教官、炮兵 教官、射击教官、地形测绘师各一人。除此之外，沙皇政府还给拨来五十万卢布的训练费。幸亏中方谈判代表肃顺同志识破了俄方军援背后的土地阴谋而拒绝了，否 则一边倒的中俄友好同盟互助之关系，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中方拒绝了军援，但是拒绝不了俄国使臣，伊格那提耶夫于6月27日，也就是第二次大沽之战后的第三天到达北京。7月初，双方开始会谈。关键问题有二：
第一个问题，有关海口通商。
7月30日，僧王向咸丰汇报：山海关发现夷船，夷人四五百名，多系广东口音，声称乃是英国人。说久闻山海关名胜，前来观光。其中一名俄夷，咱山海关防兵与 他彼此认识。我觉得，要是俄夷吧，就不能与他们动武，要是英夷吧，就得炮轰他们，只是咱认不清他们到底是啥夷。为此，清方照会伊格那提耶夫：尔国船只千万 不要在非通商口岸航行，而且也不要冒充英国船只，因为一旦是英国船，我们就要开炮呢。伊格那提耶夫回复说：本国人断不捏称英国人，也通知本国之船了，断不 可到不通商之处。随后，清方又照会俄使：俺们与美国正在北塘换约，原先说的是，换约之后四个月，各通商城市开口。现在，从缓执行。因为英法两国还没有换 约。何时开口，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通知。华若翰已经同意了，四国应一体办理，特此知会。
伊格那提耶夫一听就急了：中俄天津条约一换约就可执行了，谁跟你们约定过换约之后四个月才开口呢？而且，我们是我们，跟英法美有什么干系？中俄天津条约， 只说开口七处，根本没说换约四个月之后才执行，更没有说须等到别国换约之后才执行。
着急是着急，伊格那提耶夫还是给清方做了些好事，清方不识啥叫国旗－按僧王的奏报，夷人旗帜或尖或长，五色杂陈，根本分辨不清谁是谁。为此，俄方给中方绘 制了各国旗式，清方拿到手里，赶紧复制三份发下去了，叫各海口以后凭此辨认。 随后，负责谈判的肃顺与端华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他俩照会俄使：中俄条约里是没有规定4月延缓期，可是英法美条约里都有啊。而且，中俄条约里说了，其它 国有啥，俄国一体均沾呢。这不是一体均沾吗？况且前面换约时，贵大臣彼罗夫斯基也当面答应了这条，并说要传达给贵国。中俄条约规定七口通商，是不假，但是 不用说就应该等其它各国都换约之后一块儿按新税则执行，再说了，我们还没有把新章程传达给下面各海口呢，前面通知你，是怕你们的船只白去。你这个人真是， 不知道这是俺二人的美意？贵国必欲前往，我们也不拦着，你们看着办吧。
伊格那提耶夫一看，窝脖子。肃顺与端华，一半装傻一半真傻，气死人没商量：第一，清方两位军机大臣睁着眼睛说瞎话，英法美条款里哪有通商口岸四个月的延缓 开放啊。英国条约里倒有四月一说，但却是规定自订约后限四个月为期，各领事馆与中国税官伙同公布子口税清单而不是四月后才开口。第二，即使英法美条款里有 四个月的延缓期，那也跟我们俄国无关啊。我们只按我们的条约来。我们条约里是有一体均沾的要求，但我们一体均沾均是沾便宜啊，条约里明说了，“大清国日后 若有重待外国通商之事，凡有利益之处，勿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实行”。简单一句，就是俺们只沾利益之处，不沾没利之处。而且这个沾与不沾，决定权在我 们手里。沾是我们的权利，不沾也是我们的权利。而肃顺等人理解为，一体均沾就是一切统一，你不沾那是不行的。第三，通商口岸的开放，在近代化语境中，总是 双赢的事，可清方一直认为，这是大清国对夷人莫大的恩赐。既是恩赐，俺们给你官僚一下，拖延一下，拽一下，总是可以的吧。怎么这么心急呢。我们是做好事， 就不欠你们不是？
第二个问题，有关边界谈判。
俄方本想就着瑷珲条约乘胜追击，接着谈判乌苏里江那一片共管地呢，可是清方干脆连瑷珲条约也不承认了。为了表示不承认的决心，清方于1859年6月下令， 将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革职留任了（不久调回北京）。还有，这个时候的中方刚在大沽口把英法换约的联军兜了个底朝天，正扬眉出剑鞘我笑豺狼叫呢，何况肃 顺这人本就是个响当当的主战派首领呢？所以谈判桌上，肃顺噎得伊格那提耶夫根本上不来气，谅对方再年轻再少壮，遇上咱肃顺，那也是不行的。伊格那提耶夫提 出一个《补续和约》六条，跟彼罗夫斯基提出的那个 八条内容差不多。肃顺呢，玩无赖式的釜底抽薪，关于瑷珲条约，一会儿说根本没有这个条约，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一会儿说，是有这么个条约，但是当时奕山与俄 方谈判时，既没全权证书，又没有正式关防，所以瑷珲条约根本无效，政府早就把它报停了。别说乌苏里江那40万共管地了，就是黑龙江那60万，俺们都没承认 呢。伊格那提耶夫说：瑷珲条约，你们大皇上批准过的。为此，他把1858年6月14日咸丰发给桂良、由桂良转呈给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的、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 翻译成汉文给肃顺看。在这份谕旨里，咸丰明明白白的批示：他看到了奕山的条约奏本。既然定了条约，合了心意，俄国就应该为中国出力，英法联军来到了天津， 俄使就出面替咱说合，方能对得住中国云云。 这批示当然是最高当局对于瑷珲条约的承认！
肃顺一看咸丰的谕旨都出来了，没法否认了，就不要脸了，说：俄方翻译有误，跟皇上原谕不符。普提雅廷说：那就拿出你们的原谕咱对照一下。肃顺回说：不行， 俺们的谕旨都在军机处里收存着呢，军机大臣无权擅自抄出一份给你对照。……鸡遇到了鸭，双方这样扯皮，根本扯不出什么结果来，8月31日，肃顺干脆把伊格 那提耶夫递给他看的瑷珲条约掷到了桌上，说它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那提耶夫认为肃顺举止失礼，藐视国际文件，当即退场了。但是肃顺不管他这一套，俺 肃大人忠君爱主，这就够了，管你什么国际不国际，再说了俺大清就是国际。9月1日，伊格那提耶夫给军机处照会，要求清方另换一个谈判大臣。在这个长长的照 会中，伊格那提耶夫扇了前言不搭后语、订过条约又撒赖的清政府一巴掌又一巴掌：贵国军机大臣应该是明睿通达之人吧？可是跟我谈判时，先是说没有瑷珲条约等 事，他不知此事；后是承认有此和约，但是已经报停了，不必再议。待我把贵大皇上的谕旨拿出来，他又说我们翻译得不对……两国相交，有这么个交法吗？贵国现 在与英法两国不合，还想再跟我们不合吗？
如果说伊格那提耶夫的照会是扇清政府巴掌的话，那么清政府的回复更是自扇巴掌，9月5日，军机处回复伊格那提耶夫说：肃顺乃大皇帝亲信之大臣，最讲诚信 了。每次与贵大臣的照会及当面交涉，都是据理直言。至于瑷珲条约，那是因为奕山办理糊涂，我们大皇上已把他撤职查办了，难道你们不知吗？赶紧派人到黑龙江 重新确定地界吧，不要辜负我们这次照会的美意啊！
伊格那提耶夫一看，再次发出照会进行解释，双方就这样鸡与鸭的傻谈着。9月下旬，为了等候政府的新训令，伊格那提耶夫中断了谈判。12月份，伊格那提耶夫 要求重开谈判，还是要求清政府另派谈判大员。清政府依然给他派来了肃顺，所以双方的谈判还是那种扯皮，一直扯到听说英法联军要开过来了，俄方才停止活动。 1860年5月，伊格那提耶夫得到政府训令，表扬他在北京干得不赖，现在，离开北京吧。政府将给他一支舰队，供他在中国水域活动。而且，最好和美国公使一 起做调停人，千万不要把战争扩大到足以推翻清政府的地步。一但南方汉人做了皇帝，首都肯定南移，将来的中国，就会摆脱我们的控制，转而受英国人控制了。
得到政府训令后，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意不同意我们的划界要求？不同意，俺就走了哇。清政府当然不同意，虽然东西伯利亚总督早已对乌苏 里江东岸完成了实际占领，但对北京的咸丰来讲，他还没看见棺材呢。所以，伊格那提耶夫只好于1860年的5月底离开了北京。离京前夕，小流氓还做了几件 事，第一，给俄罗斯馆的东正教大司祭固礼发出指示，要求他注意国际形势和中国反应，并搜集相关情报。第二，告知清方，俄方将按自己的理解来执行《瑷珲条 约》。如果中方同意俄方条件，那么将来中方与其它国家谈判时，他可以提供友好帮助。如果中方中断中俄贸易，那就可以视作中方对俄方宣战了。 布置完毕，伊格那提耶夫就直奔上海来找英法美公使了，表示要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攻打大沽，试想这当口的他，会给中国添好吗？虽然政府训令不能推翻清政府， 但是给大清君臣点颜色看看，还是伊格那提耶夫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这调停人还有很多兼职：英法间谍、英法军师与顾问。关于前者，他把自己手中的白河防 务、北京情报陆续提供给英法联军。关于后者，他告诉英法公使，别听信别人的忽悠，一定要打到天津，撤毁中国的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 他这兼职，新任两江总督薛焕也发现了，向皇帝做了汇报，问题是，清方拦不着。总之，四国列强又集合上阵了，英法上树，俄国给他们脚底下垫砖，扶他们往上 爬，美提篮子接。
7月初，英法舰队纷纷北上。伊格那提耶夫与华若翰也纷纷跟上。伊格那提耶夫向中国政府提交了愿意说合的照会，同时附送的有华若翰的照会。清政府对他们的照 会回得很迟，7月21日才回复，而且专挑俄使回复，回得牛皮哄哄：谢谢你的美意，俺们没有失信于英法，上年大沽口事件是他们背约启衅，责不在我方，就不劳 你调处了。 至于华若翰的照会，清方更牛皮了，直接表示拒收，认为美国照会应该由上海投递云云。这就是清方的不是了，欺负人家山姆大叔老实，上年委委屈屈的按中方条件 换了约，不象俄国那样天天给中国政府找麻烦，于是清政府就单独挑出美国表示不挺！
等清方回复的当口，7月15日北京东正教使团的修士大司祭固礼派人送来了情报，并向伊格那提耶夫建议：请极力说服英国人前来北京，中国已极度虚弱。
问题是像咸丰这样的中国病人，越虚弱，症状却越是亢奋。当四国列强都摆好架势的时候，咸丰的亢奋劲儿虽然消去一些，在战与和上有些忽悠，但总体上还是红光 满面的。何况可怜的皇上在7月22日和7月27日又先后接到了两广总督劳崇光和两江总督薛焕的情报呢？
两广总督劳崇光汇报说：买了英文报纸，翻译了一下，报纸上说，英国国王不想打呢，怕中国不跟它和，所以才派兵呢。
两江总督薛焕汇报说：我派人打听过了，第二次大沽之战是布鲁斯擅自开战。此次额使到来，重在主和。带兵来嘛，一则是自卫，二则以兵胁和呢。不要以为人家一 带兵来就是主战。
两人汇报的也对，带兵来不见得是打仗，更不见得是非要打，只要中方答应3月份布鲁斯的那份照会，他们就不打了。问题是咸丰理解错误，他自作多情地认为，敢 情英国想和啊。和就和，我也退一步，让他们从北塘进京换约，少带俩人，非要坐轿，就让他们坐吧。咱也大方一回，不过只准他们在城外坐轿。傻皇上对3月份的 那份照会早忘后脑勺了。没办法，咱不知道啥叫最后通牒嘛。
于是，咸丰就在这么一种稀里糊涂的状态中，迎来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北塘天津：一古脑儿地陷落了
僧王在北塘没有设防，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开始在北塘登陆：不是叫我们公使走北塘吗？那我们就走给你看。
登陆英军约1万人，法军7千多人，另有“中国志愿兵”2500人。看到中国志愿兵，大家可能要愣。别愣，这是咱传统了。中国百姓这种国门前不分敌我的精神 由来渐矣。远的，商纣王时代，10万国民阵前倒戈，欢迎异族东夷周国的入侵。近的，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伪军280万，希望中国与小日本大东亚共荣。
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置到与国民共荣共享的境界，双方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百姓着急了，日子不好过了，恨不得与汝皆亡呢。第二， 百姓与政府为什么没法共荣共享呢？它是个体制问题，长远来讲是个文化问题。政府不是契约型政府，百姓享受不到政府的最低保障，甚至老受其恶吏与恶制的欺凌 与虐待，也就没有维护它的义务与自觉。一有机会就想背离政府，战时更需要自我保护，自己找东西吃，所以一见有比自己政府象点话的组织，他会不由分说就投奔 而去。总之，中国政府不是现代契约政府的情况下，要求国民片面地对政府效忠，有些苛刻。谁比谁傻呢？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就出现诸多奸民。可以这样说，英国出现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现奸民。第二次鸦片战争依然不例外。1856年11月，英方因亚 罗号事件与叶名琛在广州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国方面就有一支1500人的太平军支队乘船直闯广州，希望帮助英方打下广州城。出于对太平天国的不信 仰，他们的好意被英方拒绝了。1857年12月，英方第二次攻击广州的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了，招募了700名苦力。一种说法是，他们全是广西的客家人。 叶名琛对义军的镇压让他们愤怒，一愤怒，就都来帮英国人的忙了。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可能不是客家人，应是广东的下等人，被固定的报酬和周到待遇所吸引，所 以就不考虑种族上的责任了。其实，不管这些苦力是广东人还是广西人，是客家人还是当地土著，反正他们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所以什么种族上的责任，在他们是 无所谓的。即使是汉族人做皇帝，他们也无所谓。朝廷之事，肉食者谋之，跟老百姓何干？专制恶政下，百姓的本质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愿意给谁干就给谁干！
这些苦力的任务是，人力运输工具。按马士的说法，这种运输队是在没有载重牲口的国家里组织使用的。英方攻袭广州时，这些苦力背着军火，紧跟在军队的身后。 在西方人笔下，他们很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他们中有人头被炮火掀掉的话，其余的苦力喊一声“哎哟”后，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 去了。据说这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引起了英国人的钦佩。英国的官方报告中也提到“这些人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 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贯地表现在整个战役中。”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时，英国两支舰船在奔赴白河的时候数次触礁，当地中国人“都自愿用拖船帮助外国人，他们对‘解放者’非常热情，甚至拒绝接受外国人的报 酬”。 看样子，中国人中还有觉悟更高的，义务帮助外国人攻打他们的政府。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误，全国君民信守一个有道者得之无道者失之的游戏规则。如果英 国把中国的皇帝赶跑，自己坐上龙墩又执行仁政的话，那么它顶多是历史上的又一出武王伐纣。
问题是英国不爱这一口，没有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此的中国式农民理想，所以就这样变成了侵略者。否则至少相当于咸丰家的祖宗满清入关统一中原那样， 来一出英夷入关一统天下呢！
这次，第三次大沽口战役前，英军路过香港，居然从这小小的岛上招募到了2500名的中国苦力。这些苦力享受到的待遇当然不错。慷慨的英国人每个月给他们提 供9两银子的津贴、伙食，还有两身制服。比上大清的军饷与欠饷，跟大清的兵丁比起来，简直是国际白领与农村黑领的区别了。不过英法联军拒绝发给这帮志愿者 枪支，只给他们一些竹棒。竹棒就竹棒，就是给根打狗棍，也不影响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热情都在工资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中国人都知道的。
据英国方面说，这些苦力离开香港后，香港的犯罪活动大大减少。如果这样的话，英法联军所经之处就倒霉了。事实上英国人也发现，这帮中国苦力兵对自己的同胞 比锡克教徒对自己的同胞还残忍。
尽管如此，苦力还是有自己的优秀之处的，否则英国也不会招募他们。英国的一位将官对中国志愿兵高度赞扬：有团队精神。虽然目无法纪，心肠残忍，但是一个苦 力比三个负重的动物还有价值，他们喂养简单，只要正确对待，是最好驾驶的。
马戛尔尼当初出使中国，就羡慕过中国的苦力。当时他的船到通州，码头苦力一天就把他37船的东西全搬下来了。搬的利索不说，搬的时候还且呼且笑，遍洒劳动 的欢乐，好象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苦力似的。马戛尔尼感叹说：“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 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看来，大清真的是世界上最对不起百姓的一种政府了。中国百姓很容易满足的，牛马般的日子对他们来讲就是享福了，问题是，政府老是让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日 子。也就是说，光干活，却吃不着草！跟这种政府，讲什么忠烈啊！
没有更多的记载，来详细描写这帮苦力在战争中的功劳，他们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没有多少人愿意了解并书写他们。所以，我们也就只能从历史的缝隙中偶而看到他 们的身影了。
现在，让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北塘的登陆行动吧。
北塘虽有没有设防，但登陆还是花了10天的时间。没办法，联军阵容庞大，光马匹就拖了将近3千匹，亏了咱们的苦力军团。
僧王战前在北塘埋的地雷没起作用。据说是当地老百姓的功劳，他们不愿自己土地上有地雷爆炸，所以前去通知英法联军，告诉他们地雷埋在何处。所以大清的地雷 战没有上演成。
联军北塘登陆成功。军功章首先得记给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一笔，他把逗留中国期间所得到的北塘至天津、天津至北京的防务情况全部提供给了联军，甚至还提供 了一份详尽的北京地图。俄国驻北京的俄罗斯馆的教士们表现了卓越的克格勃才能，他们坐着马车在北京的大街上溜达，马车底下则安了计时器，回馆里一算，就绘 制出北京地图了。所以伊格那提耶夫与英法合作愉快，倒衬得华若翰很没意思了。清政府也大约知道俄使不是好东西了，所以8月3日单独照会美使，请华若翰帮忙 调停。华若翰回复说：我倒愿意帮你们调停，遗憾的是我现在没这本事。这老实蛋回得也对，英法都登陆了，他还怎么着促进和平？正因为他是真心走和平路线的， 所以英法公使都不稀罕他，加上国内形势有了问题，林肯做总统，南北要内战，所以几天后他干脆回国了。回就回吧，英法不会拦他的，反正他们有伊格那提耶夫一 个人就够了。
8月3日联军派出2千人的先头部队，沿北塘和新河方向，侦察大沽后路布防。僧王炮台上望见，遂派出自己的蒙古马队前去迎截，双方接上了火。中方受伤三名， 汇报说，敌方步兵骑兵均有伤毙。错，有伤没毙：敌方受伤十余名。这是英法联军占领北塘后与蒙古骑兵第一次交锋。中方汇报成了一次大胜仗。其实是英法联军出 来探路，任务完成，就撤了。这么一撤，把僧王给撤傻了，认为英法联军不过尔尔。给咸丰上奏说：他们来挑衅，所以不得不打他们。直隶总督恒福给美国公使的照 会是：英法前来挑衅，我们不得不打，但是我们只迎敌，不进攻。这是我们大皇帝厚道。你们美国最好能出面调解一下，三日之内，如果英法没有回信，我们就只好 打了啊。还有，陆战不是水战，倘英法联军再次战败，想和就难喽，回去也不好交差喽。 这一文一武两个傻冒，英法把棺材都给扛到眼前了，他们却仍处在林则徐那时的迷信中：夷人只擅水战，仗着船坚炮利；一下船，腰腿仆直，跌了爬不起来，没有陆 战能力。
8月12日，联军出兵8千余人，分为两路攻扑新河、军粮城，蒙古骑兵2千人分路迎战。不久，蒙古骑兵即退守塘沽。此役，僧王马队伤亡近400人，联军伤亡 不超过40人。清方俘获联军士兵2名，另有中国兵团苦力13名。
联军占领新河后，僧格林沁加强塘沽防务。因塘沽与大沽相距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8月14日，联军来攻塘沽，相持两时之久，清军兵 力不支，由塘沽退至大沽炮台。
僧王毛了。加强大沽南岸炮台的防务，命蒙古族将领、直隶提督乐善防守大沽北岸炮台。同时向咸丰上奏：“现在南北两岸唯有竭力支持，能否恪守，实无把握。” 直隶总督恒福也毛了，给英法公使的照会，语气大变：“咱别打了好不好”？
8月18日，双方第三次接火。8月21日，提督乐善驻守的石缝炮台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双方从早晨五时开战，六时石缝炮台的火药库爆炸，联军以为炮台没戏 了，没成想乐善指挥人马仍在开炮。最后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八时，炮台失陷，乐善同千余名官兵集体殉国。联军损失也不少，英方死22名，伤179名；法军死 40名，伤170名。十时半，大沽北岸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北岸炮台失守后，僧王知道完了，南岸炮台肯定守不住。但是原先把大话说出去了，守不住咋跟主子交待呢？所以给咸丰上奏，要死战到底，咸丰一看坏了， 你死了我还咋活呢？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了。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撤吧，退守天津。 怡亲王，那个跟僧王秘密见面设套的主儿，联合郑亲王端华与军机大臣等给僧王写信说：关键的时候，不妨先打白旗。估计这主儿心虚了，因为给英法公使设套的时 候，有他的份儿。现在玩不过人家了，拉一个集体领导层出面给僧王擦屁股呢。僧王一看最高领导都叫自己撤，亲王们都叫打白旗呢，就啥也不说了，命令南岸炮台 守军和蒙古马队撤回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战白旗，给英法公使照会如下：贵将就是能打善攻，俺们服输了。我们已有钦差大臣来到，咱们谈谈吧。 你们可以走大沽口了。 唉，早让人家走不就得了？现在爬进棺材了才答应人家走大沽口。迟了啊！
第三次大沽战役就这样失败了，虽然失败，但是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对手的尊敬，直夸蒙古兵“积极勇敢”呢。问题是，这也是蒙古兵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的极限了 －打到这个份儿上都打不过联军，就没有其它法子了。
联军两位统帅同时认为，对中国的战争到此就结束了。于是，联军里有些士兵对中国之行表示了失望，认为刚开了个漂亮的头，战争就结束了，根本不值六个月的海 上颠簸。 说得也是，相当于人旅游，大老远的跑过来了，路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景点却仅两三个小水坑，一天就旅游完了，没劲哪！
这次战役，联军里的广东苦力受到特别表彰。按规定，他们只负责运送爬墙云梯，但却冲在阵前，勇敢地参加了战斗。格兰特将军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工 次。
僧王撤回天津后，认为天津也守不住，给咸丰上奏：我撤出天津，守通州吧。8月22日，僧王把天津所有部队撤往通州。同天，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带领四艘小炮艇 和78人的地面部队开始拆除大沽河口的拦防设施：当初不让俺进大沽，现在，俺可以进了吧？也许是报仇心切，未待军方通知，贺布就私自带领他的小分队，从大 沽直闯天津去了。法国海军司令沙内（A.Charner）听说后，气死了。赶紧追赶英国海军，结果双方在白河上展开了一场轮船比赛。当然跑到前头的还是英 国。8月24日晚，贺布小分队大摇大摆地在天津登了岸，直隶总督恒福热烈欢迎客人光临，贺布回复说：NONONO，俺不做客人，俺要做天津的主人。坐下谈 谈吧。
惠亲王：着天津百姓对着夷人故作忿忿之势！
双方虽然坐下了，但是鸡与鸭的谈判，却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观众更需要耐心。
停战前联军就提出了停战条件：第一，不占领大沽与天津，是不会停下来的。第二，谈判底线是3月份给予清方的最后通牒所列各款。第三，派全权大臣前来跟我们 谈。
中方派来的谈判代表依然是桂良。花沙纳已经病故，可怜的老头，终于摆脱这倒霉的差使了，再也不用听着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和巴夏礼等人的咆哮而哆嗦了。除桂 良之外，皇帝又加派恒福为谈判钦差，武备院卿恒褀协助。后者曾在广东做过粤海关监督，与巴夏礼他们脸熟。
这当口，北京的咸丰也没闲着，还在搞他那老一套呢。8月21日，咸丰着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周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瑩、右侍郎宋晋等部级干部，会同五 城御史办理团防。8月30日，周祖培向咸丰汇报：团练章程出来了：第一条是查户口，第二条是恢复原先的守助规约，第三条是让在京官员分片承包……我仔细看 了，反正没一条能抗敌的，但是经费那是免不了的，周祖培说：我们先带头倡捐吧，此后如有觉悟高的百姓捐款了，再请皇上奖励。
8月30日，咸丰著惠亲王前往通州视察。惠亲王写信给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听说夷船进津了，阁下现在城外，可到恒福处，探听一下情况。一旦听说夷人要常驻天 津，且欲设立领事馆了，那么请令阖郡士民公具呈词，前往钦差公所与恒福行辕投递。听说该夷等畏官不如畏民，钦差与夷人会晤时，咱就多聚士民与会谈场所，让 他们“故作忿忿之势，似此虚张声势，使该夷闻而生惮”。
明白了吧，咱民愤都是政府组织的。查不到资料，不知天津方面是否发动百姓前往谈判场所表演这种“爱国秀”了，只知道，额尔金拒绝与桂良见面，仅派巴夏礼等 人与中方接触。他们要求，除了3月份提交的那份最后通牒所列举的条件外，另把军费赔款增加到800万两。具体条约草稿，俺们9月6日给你们提交。英国这边 条件没提交呢，咸丰那边的指示却陆续来了：瞧他们照会，也挺狂的，但都是吓咱呢，咱又不是吓大的。桂良前面概为允准的那些，不过是想暂时哄住他们呢。等坐 下来谈的时候，要好好谈，不能认为和谈，就是什么都答应。天津通商及占据海口，绝不能答应；索赔兵费要现银，咱哪有啊；通州防兵叫俺撤？不能；公使进京可 以，少带随从，不过前提条件是，夷人船只必须全部退出大沽海口之外；先期带人进京察看房屋？不行；另外，桂良初次和谈，就被夷人吓着了，海口天津都被夷人 占了，若再胆小迁就，作何了局？何必这么怕夷人呢？即使再打一回，咱和议也只会更有理据。
这个傻皇上！
英明领导咸丰：把谈判使臣给我拿下
双方条件离得太远。就象一个人卖衣服，要价3万；而买方只答应出3百，所以注定谈不拢的。70多岁的桂良夹在中英之间，尝够了风箱老鼠的滋味，这老鼠还是 只老老鼠，可怜见的。老老鼠给咸丰上奏：英方说了，赔款800万两，咱须立即付其现银一半，即400万两。我谈了半天，说咱没钱，现银付其一半的一半的一 半，即100万两。天津条约中，英要求赔400万两，法要求赔200万两。现在英国涨到800万了，按理法国应涨到400万，各翻一番才对。问题是法国不 听。他们还欲派巴夏礼一行先期进京，我说不慌，咱慢些来。他们说，在这里多呆一天，就多一天兵费。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僧王从通州撤退一下，让巴夏礼他们早 日进京，免得再开打。我们说定了，9月6日见面，9月7日在协议上签字，皇上您说呢？
皇上大骂：桂良，你俩眼瞎了！骂过之后，皇帝两眼亮晶晶地指示桂良：要现银，一分没有；要进京，夷船全行退出海口，准他进来几个，不许带卫队；我的条件他 们不答应，咱就不签字。又指示僧王：听桂良说，巴夏礼要求先期进京，崇厚、恒祺伴随而来。你见到他们后，把他们解送天津，听候桂良办理。若不老实，就给我 拿下。
桂良一看皇上玩起了二百五，无奈只好让恒祺出面了。本来双方约定9月6日面接英方协议草稿呢。约定时间前半个钟头，恒祺来见巴夏礼了。说：没有皇上批准， 你们那协议我们不能签字。英方说：我们希望按原先的约定签字，而且一经签字就生效，不要皇帝批准。恒祺说：我们这里不兴这个，任何协定都得皇帝先批准。英 方说：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们桂良不是有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之头衔吗？中方说：没有哇。英方说：把全权大臣的便宜行事敕书拿过来给我们看看。中方说：没有 敕书，只有关防。英方一听，没有任命全权大臣的红头文件，谈什么啊。我们还是派巴夏礼先期进京，并且移兵通州吧。
英方不谈了，桂良给咸丰上奏：巴夏礼非要进京，拦不住啊。咸丰一看，急了，于9月7日大换将，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来谈判，同时下发 最新指示六条：
第一条：本来想着桂良此次抵津，不答应天津开口呢。一不答应，夷人就战，战咱就诱敌深入。战之后，咱就可以废除新条约，改签旧条约了。夷人如果还要公使驻 京，咱再拿天津通商跟他们的公使驻京替换。问题是桂良现在就同意天津通商了，那就好好哄夷人吧。哄不好，革职查办，到时候根据办理情况机动处理。
第二，至于索费一层，别说咱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给啊。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涎着脸皮给人送钱，咱中国还有人吗？
第三，带兵进京换约，居心不良啊。要是再有中国土匪与他们勾结，京师重地不就完了？
第四，巴夏礼先期进京，不行。
第五，津城、大沽他们不退，这是拿刀放人脖子上要钱啊，天底下哪有这道理？而且他们不退，到时候要钱更多。决裂之后，咱也给他要兵费，就两相抵消了。
第六，决战宜早不宜迟。一迟的话，他们可能招募更多的黑鬼前来，甚至勾结太平军一块儿来呢。所以，趁秋冬之际，用我所长，避彼所短。干吧。
咸丰又亢奋上了。这次给他打兴奋剂的不是僧王，僧王这阵子稍老实了些，只在大沽失陷后给咸丰上了个折子，说：大沽口失陷不是俺们不能战，而是咱火药库爆炸 了。天津至通州，我布置好了。通州一带开仗后，京师震动，怕万一有个什么的。皇上，我率同六盟王公恭请您老人家巡幸木兰吧。 木兰就是咸丰家吃喝玩乐的避暑山庄。巡幸是客气话，实际意思是：领导，你先逃吧！
咸丰还没看见棺材呢，当然不会领导先跑的。僧王不给打兴奋剂了，还有其他人。反正大清国从来不缺这号人。这次给咸丰打针的，是个文人：户科给事中薛书堂。 9有5日，他给咸丰上奏，上去就拍咸丰：皇上一上任，就把穆彰阿、耆英等大卖国贼给办了，当时圣谕一出，人人歌颂皇上英明，迈古腾今。现在的议和，根本不 是圣明本意，那都是将帅们不能仰体圣心之故啊。臣民中稍微有些知识的，岂不念之？夷人虽向我挑战，可是谁不知道他们内心里的想的是和？但是目前和有十大害 处，战呢，则有五大便宜，皇上你听我给你数数：
第一，夷人万里裹粮而来，孤军深入啊。咱就地供给，多方便啊。彼客我主。
第二，夷人打仗，真鬼子不多，所雇用假鬼子潮勇，也不多啊。我们十余万兵马，投鞭断流啊，敌寡我众啊。
第三，夷人厉害的就船炮而已，陆上，岂能抵我蒙古马队？
第四，夷人所雇用的潮勇，都是为那份高薪而去，哪象我们的官兵，齐心协力？我们可以反间他们啊。
第五，夷人即使能驾驶潮勇，潮勇也愿意为之拚命，那我们百姓人人视夷人如仇寇，视潮勇如蛇蝎呢，一入内地，四面夷歌，他们就玩完了。
不用说，这个傻皇上着着实实挨了一针兴奋剂，他最新指示六条里的第一条，诱敌深入再决战云云，明显是受了薛书堂的启发。咸丰本就晕乎，薛书堂再这么一拍， 咸丰马上就变英明领袖了。在六条里专门告知怡亲王等谈判代表，第二条索费与第三条带兵进京换约，若桂良已同意，那就是丧心病狂了，朕就先把他办了，再与夷 人决战。总之，你们给我看着办。这个傻皇上，他要打了，为了加强兵力，要求从关内外弄2000猎户前往通州助僧王决战。 估计他以为，夷人既是畜牲，那我们出俩打猎专业户就行了，也就专业对口嘛！
感觉布置个差不多了，9月8日，咸丰再次下谕给怡亲王人等：除了原先那六条指示所准许的外，其它概不准许。如再有要求，可许则许，不用请旨。一旦有不可许 的，即着僧王准备开仗，怡亲王赶紧回京护驾。
与此同时，桂良的奏折雪片样飞到咸丰案前：
第一，洋人不听俺们的，拦不住他们啊。他们所谓的罢兵议和，就是暂且不打的意思，根本不是退兵议和。赔偿问题，他们还要求现给。公使进京，要各带四五百卫 队。巴夏礼还要先期进京察看。夷人性格倔，不叫干啥偏干啥，皇上你说咋办？
第二，俺们满驴技穷了，原订9月7日签字，俺们不敢签，一签就不好后悔了；俺们不签，他们就要带兵北上。
第三，他们又要看任命我为全权大臣的红头文件了。我说没有，只有两年前天津谈判时皇上给我的关防。这次虽没有重给，但关防依然管用，那敕书嘛，虽然没有， 但全权大臣，皇上是恩准了的。他们认为，我不够格做全权大臣。所以，即使我想签字，他们也不签的。他们说了，以后不想再见到我了。
第四，不是奴才等畏葸迁就啊，实在是怕闹得太僵，到时候兵连祸结，不堪设想啊。
第五，他们要的赔款是有限的，咱的海防事业目前花的经费是无限的。还是两月内给他们凑够赔款才好。
第六，他们说我不是全权大臣，要上通州签约呢。希望我们派真正的全权大臣前往通州签约。
第七，他们带着卫队进京换约，也没那么可怕。到京后，还有我等照料，以礼相待，满足他们的愿望也就相安无事了。
咸丰想先跑，发下的红头文件却是亲征
咸丰一看第七条就晕了，大骂桂良：在天津，你们都谈不好；在北京反而能谈好？带兵进京换约，就是弱智都知道夷人不安好心。桂良，你“尚在梦中耶”？
咸丰不知道，联军士兵也对第七条深表不满。他们也在梦中呢。夷兵都梦想直接打进皇宫来着，至少进入首都北京，神秘的北京，富有的北京，意味着浪漫与刺激， 更意味着奢侈与收获。现在，谈判的结果是，英法各带几百人的卫队前往北京，那就意味着大部分人无法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北京。于是他们憎恨清兵，干嘛一打就 跑呢？俺们飘洋过海大半年，就在白河口开了几枪，战争就被你们搞结束了。什么玩艺儿嘛。他们也憎恨那些能前往北京的护卫队，所以反过来嘲讽他们－堂堂的士 兵竟然沦落为了仪仗队，丢人啊。当然了，夷兵之间还有互相安慰的一面，认为，虽然六个月的过海，仅进行了这么一场不成功的征战，但好歹能回家过圣诞节了， 也算不错。
总之，几家欢乐几家愁，联军仗打得轻松也不开心，那咱就没法说他们了。无话可说。
问题是，咱们皇上正有话可说呢。骂了桂良在做梦之后，清醒的他开始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着僧王做好开战的准备；着天津方面要探清百姓对夷人是真恨还是假恨， 民团是否可用。设重赏，鼓励民团百姓自由杀敌吧。还有，皇上俺准备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御驾亲征，伸天讨而张挞伐，着王大臣们赶紧开个讨论会。
大臣们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亲征是不行的。地异澶渊，时无寇准啊。 第二，巡幸也是不行的。北京都守不住的话，一马平川的热河行宫又怎么守得住？第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大唐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往四川跑，他儿子李亨就 被人劝进了！大明英宗亲征瓦剌，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做了蒙古人的俘虏，英宗弟弟朱祁玉也被人劝进了！
咸丰怕夷人甚过怕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就是要巡幸，咋了？随后，王大臣们开会，讨论京师是否能保住，相关人士没一个敢胆保的。咸丰一听，傻了，9月11 日下发了一上谕，说什么“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闹得大家弄不清他是要亲征啊，还是要逃跑。他自己的解释是：通州若打开了，我就坐镇京北，鼓舞 大家。 可怜的爱新觉罗家怎么选出了这么个弱智的革命接班人？一条腿都伸向了逃跑的门槛外，还叫唤着要给大家鼓气。这么个鼓法，只能鼓得一泄千里。事实上也正是这 样，他这么一说，北京先就乱了。恭亲王老六搂着皇哥哥的两只脚哭得眼泪哗哗的；惇王虽然没搂脚脖子，却说要到祖陵上撞死自己；其他没资格皇陵前自杀、脚底 下搂脚脖子的大臣说：非得杀了端华、肃顺不可，就是他俩一直教唆皇上跑呢。至于京城的百姓，毕竟是皇城根儿的，先富起来的家伙不少，所以大家卷卷黄金细 软，开跑了。没有黄金细软的，也怕自己的铺盖被人卷走。再加上皇上征调车马的指令，搞得京城出租车陡然涨价，连前门的烧饼也尽被买去。看这苗头，英法没有 打过来呢，咱自己先就崩盘了。大家的劝阻下，咸丰谕告：巡幸木兰，那是谣言。朕是天下人主，国难当头，那有时间去打猎秋游？即使要去，也会明白宣示的。至 于征调车马，那是军需。为了控制谣言安定人心，征调的车马一律发还。
好无耻啊，敢情所谓的谣言，就都是这么来的！
咸丰发神经的当口，新钦差怡亲王照会英法：千万别来通州，大老远的，叫你们白跑，不好意思哦。俺们马上出发，到天津跟你们谈。 英法回复怡亲王：真不明白贵国为什么如此执迷不误，看来你们仍不明白贵国失信之情节。 确实不明白，明白的话就不会如此一步一步的把英法联军招引到北京来了。
僧王报告咸丰，要不是桂良的约定，我早动手了。一战击退他们，这和谈就好办多了。咸丰通知僧王：怡亲王估计到通州了，现在还没有决裂，不要轻言开战。同时 通知桂良：既然拦不住，夷人要到通州，那你们也到通州吧，把钦差关防交于怡亲王，你们的钦差使命就到此结束吧。
新钦差频繁的给额尔金发照会，希望他们不要到通州。额尔金不想听，要直接进京。格兰特说：歇会儿也行，咱的辎重大炮粮需都在后面，没运过来呢。额尔金说： 那咱就休息会儿。9月14日，双方接上了头，开始了通州谈判。一谈就是个八个钟头。英方的意思是：除在天津与桂良议定的续增八条，另加两条：第一，进京换 约人数，我们英国准备一千人马。第二，联军准备进驻张家湾南五里处。怡亲王全部应允了，不应允不行啊，皇上都准备脚底抹油呢。应允之后，双方约定9月17 日签字。
就在9月14日双方谈判的当天，咸丰看到了工科给事中何璟（又是一个给事中，天朝净养些这等傻冒）的高策：夷人一直叫唤着要带兵进京，真叫他们带兵进京， 他们敢来吗？不必阻其前来，让僧王在路上设伏，没经咱同意，真来了，咱就打他们。若经桂良同意来了，也可以让僧王在路上截杀他们。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 负有领兵守土之责，他可以不讲信用，半路截杀啊。遥想战国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齐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矫楚王之命以拒齐。夫 大将在外，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可以不听中央指挥瞎干嘛，弱小的诸候国都敢这样干，何况咱天朝乎？
估计是受了这给事中的影响，当天，咸丰给怡亲王下谕：我看巴夏礼等人不象话，太狂了。我看和议弄不成了，必得跟其开战。我已叫僧王与胜保做好准备了。看苗 头不好，就把巴夏礼那帮人给我扣押下来，停战后再交还不迟。 这个傻皇上，就这么一个馊主意，付出的代价是圆明园的被烧。
9月15日，怡亲王给咸丰汇报：夷人连日来通，尚比较恭顺。我看僧王那边的情形，开战并无把握。且通州离京较近，实有投鼠忌器之嫌。如果开仗的话，不但目 前的抚局难成，此后更难办。咸丰批曰：你可不能太迁就夷人，如果有实在没法允准的条件，咱还是要跟他们开仗的。傻皇上，怡亲王明明告诉他，僧王那边不能指 望，他偏叫唤着还要开仗。
9月16日，怡亲王把与英法签订的续增条约上报咸丰。皇上看了，没有让自己特别不安的，遂一一朱批，作了批准。
问题是，9月17日签字这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巴夏礼告诉中方，除了进京换约之外，还有公使亲递国书一事呢。亲递国书嘛，就是亲自把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 国书递给中国皇帝。中方一听傻了：你们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啊，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事啊。其实，之前的照会中，都提递交国书的事了。只不过，没说递交的方式。对 于英方来讲，之所以不说方式，乃是他们认定，这事自有国际惯例，无须饶舌。对于中方来讲，之前看照会，根本没注意到这条。既是注意到了，心里也有底，之 前，俄国与美国都没有亲自递嘛，再说了，非要亲自递，咱可以要求他们三跪九叩嘛。英方说：亲递国书这是国际惯例啊。可中方认为，我们大清就是国际，谁敢跟 我们国际惯例啊！双方吵了半天，按怡亲王所言，吵得“舌敝唇焦”也没有结果。
怡亲王深深明白，对于咸丰皇帝来讲，开放天津不是个事儿，赔银一千六百万两也不是个事儿，带几百人进京换约也不是个事儿，就这个夷人亲见皇帝，它是个事 儿，事关国体啊。也不知道咋事关国体了，反正中国皇帝是见不得人的，这是底线。怡亲王看巴夏礼不让步，认定这谈判已没戏了。遂通知僧王作战争准备，僧王遂 连夜派兵前往张家湾布置。
第二天，9月18日，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日期，巴夏礼又来了，发现张家湾开始布置军防了，表示反对，并声明亲递国书的要求不改。说完，骑上马扬长而去。 怡亲王一看，乖乖个隆冬，敢这么跟我拽啊，他想起了咸丰的那个馊主意，遂通知僧王，把巴夏礼等人逮住。于是，巴夏礼等人连同在中国区域内购物、休闲的其他 人等，一共39个，全被逮了！
这一逮，就逮了个头彩：他们的命运直接决定了后来的战局，更影响中国政府在西方人眼里的声誉。但是清国政府不在乎。何况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行为在西方的游 戏规则中意味着什么。
当天，怡亲王把僧王劫获巴夏礼一事当作一场胜仗汇报给了咸丰，并且说：擒贼擒王，巴夏礼是夷人主谋，这次被擒，夷心必定乱套，我已通知恒福等人了，让民团 截夷人后路。乘此发动战争，估计咱能打胜。咸丰的回复是：怡亲王再三反对，该夷仍然坚持亲递国书，这就是夷人的不对了，这不是故意打岔吗？告诉他们，要递 国书，按美俄方式办；非要亲递，须行中国跪拜礼。不行的话，咱就开仗。
咸丰傻，这亲王似乎更傻。跟夷人打了几天交道，知彼知己方面没一点长进。巴夏礼被逮，夷人确实心乱了，但是跟他所想像的心乱根本不一回事。
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
小巴被逮，英方当时并不怎么担心，格兰特说他相信巴夏礼的才干和能力，说不定还能见到中国钦差跟他吵架呢。额尔金更是认为，巴夏礼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但 是法军统帅孟托班认为，发动攻击是救出这些人质的最好办法。
就孟托班是对的，其他人全错了。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僧王逮住巴夏礼时，双方是吵架了，但是吵得很不平等。僧王训了话，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怎么如此贪得无厌？我知道 你名字，都是你煽动他们干的，现在，该我教训你了。
僧王教训巴夏礼的方式就是让人摁着巴夏礼的头，在地面上连续磕响头：你们不是不磕头吗？那我叫你一次磕个够。
巴夏礼说：俺是谈判人员，打着休战白旗从你们防区经过的，且得到过贵方明确承诺，给予通行安全。你们现在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呢？
对于他的质问，僧王报以爽朗的大笑。大笑之后，给手下示意，手下走过来，摁住巴夏礼的头，又是一顿猛磕。
磕过之后，僧王要求巴夏礼立即阻止联军前进。巴夏礼说：这我作不了主。僧王觉得很奇怪：我看事事都是你作主，你咋就作不了主呢？说瞎话。巴夏礼说：全是真 话。你打死我，我也阻挡不了联军的步伐。
还是鸡与鸭的对话。
正对话中，前方炮声响了，僧王命人把一干俘虏装到车上，送往北京。中国的车子没弹簧，所以一干俘虏很不舒服。据美国学者认定，这是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上京 换约的恶梦重演。 这就是美国学者的不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美国使者虽然坐了同样的车，但是手上根本没捆皮绳。巴夏礼等人，手上被勒了皮绳，这样子坐车上，被车颠得东倒西 歪没法用手扶一下，人家哪里受过这罪啊。
巴夏礼与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被关到了刑部大牢。洛奇为了联系到同志们，在牢房里唱起了鸟语歌：《上帝拯救女王》。但是他没得到回音，出狱后，他写过回忆 录，说自己最担心的是捆在手上的皮绳，那皮绳用水湿过，据说越勒真紧，勒几天手腕处即开始腐烂生蛆。有兴趣的人可自己在家做做试验，不过试一天就行了，不 必等蛆生出来。
巴夏礼和一帮子中国囚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他得到了中国政府不曾给予过的尊重与友好，那些囚犯甚至尽可能的帮助他。有意思的是，刑部给他定的罪名居然是 “谋反”。看来，中国政府在刑法上都是如此多情－把外国敌人当自己臣民来对待了。审讯的时候，对他也不算太狠毒，虽然威胁说要砍头，但顶多是拉着他的头发 或者耳朵在地上拖来拖去。 纵观中国从古至今的刑罚史，这种审讯算是温情多了。
其他俘虏被关在了圆明园，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说，皇帝曾秘密审讯过他们。这个可能是真的，否则没法解释他们何以会被关在 圆明园。估计咸丰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来。一是后来听说八里桥战败，他当即跑了；二是僧王与他们对话都是鸡与鸭了，咸丰与他们对话，不知成啥了。被关在圆明园 的俘虏就惨多了，双手被捆，整日下跪，水米不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第四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 三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三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 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来着，说，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唉，好好体验一下大清中土的野蛮法律吧。对他们道义上同情的时候，再想想咱中国的囚犯，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都这样过来了，你们住了几天，就 疯的疯，死的死，矫情哪！
蒙古骑兵：在京津之间体验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
那边，英法使者在北京体验中国特色的刑罚，这边，京津之间，僧王率领中国所向无敌的蒙古骑兵，也要体验一下英法特色的骑兵战术了。这，也许是鸡与鸭对话中 必须经历的资格培训吧！
巴夏礼被逮时，清方在通州一带的兵力大约3.4万。具体分配是：僧王自带2万，驻守张家湾；大学士瑞麟统兵8千名，驻守八里桥；光禄寺卿胜保统兵6千名， 驻扎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十八里的定福庄。
当天，咸丰对僧王的指示是：不必顾惜抚局了，给我狠狠地打。对直隶总督恒福的指示是：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狠狠地打，以泄民愤。还有， 晓谕百姓人等，凡有斩获者，除战利品皆归其本人运走外，政府还有重赏。至于夷人队伍里的潮勇，咱也用重金引诱他们，让他们互相怀疑，咱这仗就更有把握了。
除此之外，咸丰还作了全民总动员，发出了一个《英法入侵被迫与战》的明发上谕。上谕中，由叶名琛办理不善说到大沽口事件乃夷人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朕对他们 够厚道了，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通情理，朕若再事含糊，何以对天下？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决战了，凡军民人等，斩黑夷一级者，赏银50两；斩白夷一级者， 赏银100两；斩知名夷头一级者，赏银500两；焚抢夷人一船者，赏银5000两。朕非好武之主，现在不得已了，天津军民，素称义勇，请大家同仇敌忾，明 攻暗袭。至于夷人队伍里的福建广东之人，也是朕的赤子，欢迎你们投诚来归。夷人离咱千万里，全是为了做生意，如今跟咱闹到这个地步，全是汉奸们挑唆的，沿 海各口，一律闭关，断绝一切贸易。
咸丰骂桂良尚在梦中，自病不觉，整个战争期间，他干脆就一直处于梦游状态来着。现在，让他听听张家湾的炮声吧。
9月18日午时，4000名联军向2.5万僧兵发起了攻击，张家湾战斗打响。
僧王还是老战术，2.5万步骑兵在几公里的战线上摆成一个大圆弧，想把英法联军包成肉包子。但是，英国的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国的有膛线山炮一阵轰鸣，包子 皮就千疮百孔了。1500名左右的清军战死，包子皮反而成了包子馅。
若按僧格林沁的奏报，乃是夷人死伤无数：战争一开始，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准备包围抄击他们时，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 不能成列，纷纷后退。无奈，只好率部退入八里桥。
其实，战争打得很快，很没劲。清军方面除了他杀就是自我践踏。僧王奏报毙贼无数，中国的一些现代军事著作就总结为“给敌以重大杀伤”， 也不看看英法方面的战报：联军连伤带亡35人，清方1500人。
当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张家湾。
为报复中方之失信，联军总司令部下令给予士兵24小时的抢劫时间。这符合他们的游戏规则，因为张家湾是在战争中被打败的，所以抢劫战利品是合法的。
士兵们当然不客气了。在夷人眼里，抢得最厉害的是印度兵、兵营中的妓女和中国苦力。
虽然夷人也认为，欧洲士兵对于战利品的爱好远远胜过他们对于中国女人肉体的爱好。但是张家湾的女人可不管这个，一听说鬼子进村了，她们就开始自杀了。不管 是牙牙学语的女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太，自杀起来都不含糊。看来中国的文化是有毛病，不让女人出门，要求女人却比男人还要男人。为何不让男人在家歇着， 让女人上街打仗呢？女人上街打仗，根本不用教她们勇敢杀敌，就一条贞洁，就能把她们逼成日本那样的肉弹：不成功便成仁。
英国人在一家鸦片馆里发现，好多女人都吞了鸦片自杀，但由于平时吸食鸦片导致她们的耐毒性，所以英军发现她们的时候，她们都还活着，于是，英军的随军医生 开始上岗救治她们，最后只有一个没有救成。
张家湾失陷后，通州县城不战而降。联军的命令是进入通州抢劫粮食，但是好多士兵进入了商店，连金银珠宝都抢了。不抢白不抢。据说格兰特将军良心发现，对此 大大的惩罚了一番。一帮抢劫犯－居然还是中国苦力－被着着实实地打了一顿；三个强奸犯－当然还是联军从香港雇用来的中国苦力，二个挨打，一个被吊死。 看来，大清国的军纪不好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而英法联军名声的败坏，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雇佣的中国苦力成全的。真是不好意思哦！
9月19日，咸丰给僧王发来了谕旨，说是审问汉奸了，夷人用兵，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开仗时马队分张两冀，步兵分三层，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 层先行开炮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与他们正面开仗，估计不行。马匹一受伤，必然崩溃。为此，咸丰提出了如下战略与战术：
第一，不要正面作战，唯有斜抄横击。（咸丰此战术，字眼上听得挺是那么回事，实战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骑兵战，不是阵地战，怎么做到斜抄横击呢？一句 话，双方对垒，人家的阵形与枪炮随时变动中。你侧面出击了，人家炮口枪口一转不就又成正面了？这个傻皇上）
第二，夷人为什么迟迟不进军呢，我估计他们知道咱有备，所以不敢快速推进。但是就怕他们穷急，仍然前来冲突，所以，要防着些。（这个傻皇上，还估计夷不敢 快速推进呢，三天之后，他就要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第三，听说夷人前锋只有数百马队，其他都在大后方呢。咱能不能派三千骑兵前去骚扰其后方呢？敌进我进，敌退我退，弄得他们不敢北上，然后我们分三队攻击他 们，就差不多了吧？（这个战术不错，毛泽东后来用了。问题是僧王面对的是欧洲部队，马蹄踏踏不说，夷人还有千里镜呢，京津之间一马平川，一个山毛没有，咋 跟人藏猫猫呢？）
第四，咱能不能晚上换着班轮番出击呢？夷人天性多疑，咱这么一闹，他们军心就先乱了，他们一乱咱就好办了（这个办法不错，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用了，以 致于美国大兵感叹月亮是中国人的。僧王如果用来对付欧洲大兵，估计效果也不错。别说晚上要睡觉了，英国人在战场上，吃个午饭都事儿事儿的，延时开餐都不乐 意。只不过，出击的时候需要用棉花套子把马蹄子包住，这一招，中国的神话小说里出现过，不知能否用于实战。家里有驴的同志，不妨拿驴蹄子包包试试。有些东 西，不能尽信神话，比如中国评书中经常出现的铁甲连环马，马全身铁甲，头戴铁盔，马腿都绑到一块儿，然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老让人疑惑：这马腿绑一块 儿，咋跑呢？别说马了，你在家绑俩驴试试？关于这个问题，我跟儿子甚至辩论过，他说，那马经过专门的训练吧，我说：那是马戏团吧？）
第五，已明降谕旨了，有斩杀夷酋焚抢夷船者，大大有奖。着你再行宣布一下，凡有斩首前来献者，一定要当场给人发奖金，千万不要小气不舍得给啊。（这个傻皇 上，一到关键时刻就搬他的有奖征头）
第六，如有擒获夷人，不必解京，即在军前正法（僧王还真听咸丰的话。打仗时没有擒获到一个夷人，但是谈判时擒获的那39个俘虏中，有两个尚被押在军中。僧 王就把他们砍了，尸体据说扔到了河里。以致于后来，得知其余俘虏在北京圆明园内所遭遇的虐待致毙之情后，夷人全羡慕上这两个人了：看人家两个死得多痛 快！）
9月21日，咸丰指示恒福等：既然民团都组织好了，那就让他们配合僧王，在后路兜剿敌人吧。还有一个办法，让天津绅士去跟夷人说，就说天津民众们都说了， 通州条款我们政府已答应了，都怪那个巴夏礼不象话，破坏了和谈。你们若能退回天津，我们可以替你们向钦差求情，一切还按旧约办；如果不退，我们阖郡百姓就 不乐意了，众怒难犯啊。
查阅资料时，看到的这类谕旨多了，心里不免纳闷：两国相争，一直拿百姓唬谁呢？百姓好象成政府的狗皮膏药了，动不动被皇帝拿来贴自己那流血的伤口。管用 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平日就是用来忽悠百姓的，莫不成忽悠的时间长了，把自己也忽悠进去了？真把自己当民意政府立宪皇帝啦？
不管咸丰的战略与战术是否管用，反正僧王没采用。至于拿天津百姓吓唬夷人的办法，也没时间用了。因为9月21日这天早上，联军就开始进犯八里桥了。
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僧王在奏折中向皇上表示：“奴才跟他们拚了”。
9月21日上午5点半，联军方面作战信号打响。法军战线由东向西展开：一路占右侧；一路居中作为先头部队准备直插八里桥。英军挨着法军向西展开，炮兵、步 兵居中，骑兵居左。 英法联军总计8000人。此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将军担任总指挥。他没有想到，这一战很漂亮，给他赢来了八里桥伯爵的名衔。
清军人马2.5万左右，部署在大平原上，还是那一套肉包子战术，呈大弧圈阵势，战线约两公里，两冀强固。而中央，八里桥轴线上，有一村庄作为坚固的支撑 点，村后留有大批步兵作为增援。
9月21日上午七时许，双方接上了火。
战争的镜头没法描述，因为中英这次对仗仍是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蒙古骑兵虽然足够的英勇，足够的不怕死，足够的人多，但是他们手中的弓箭、长 矛、大刀片子和在夷人听来象患了哮喘病的大炮，实在不是英法的对手。半小时过后，清兵就死伤众多，大炮也都哑了。但是蒙古骑兵们并没有放弃冲锋，跟联军挺 了两个小时。以致于联军方面认为，他们死得英勇，但是死得并不机智。战争行将结束时，联军发现一个史诗般的镜头：八里桥桥头，站着一个高大的蒙古兵，他手 里举着帅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当桥头全部都是尸体时，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他仍然在摇动帅旗，传达最后一项命令，任凭四围的炮火如何嗖嗖如何轰隆，他 也岿然不动。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引起了蒙托班的赞叹，就象曹操当年发现赵子龙为救扶不起的阿斗而在长坂坡七进七出时那样下令：“不要打死他，这家伙为什么不 跑啊，把他给我救下来。”几个士兵听了，冲上去想俘虏他，但是远处有机枪响了，英雄倒下了。
僧王拚不起了，率先乘骡车跑了，再次上演让领导先走的中国特色。除此之外，我们伟大而勇敢的僧王还违反游戏规则，战败当天就私自给英国一份照会。照会很有 意思，摘录一下要点：
第一，俺本一介武夫，不学无文，但是很懂得忠君爱国。
第二，上年大沽之事，错不在我，让贵公使走北塘他偏偏不走。
第三，今年你们由海口至天津，本爵节节退让，体上天好生之德，没有抄你们的后路，你们亦当知足，亦当满意，也够体面了吧？
第四，我两国之间也没啥深仇大恨，最终还是要和好的。我总督大吏们办理不善，导致你们心有不甘。假设当时由我来办，就不致于出现这么多事了。
第五，两军相持之际，巴夏礼闯入了我们的队伍，怕他有什么闪失，我们就把他拦下了。现在住京城，遭遇款待，并让他看视贵大臣将来进京的住房呢。
第六，贵大臣现在啥意思？如果一意主战，我的马队还能与贵军拚死一战。我们北京方面兵多，真打的话，你们不见得赢。不如咱们和好吧，前面所议各条，毫无增 减，选个地方，我通知怡亲王等人。按理，我专司主战，不应该参与和局的，现在不是彼此隔膜嘛，所以我代为传达。
看僧王的照会，很替他脸红。照会同时，僧王还给怡亲王写了信，着他赶紧通知北京，妥善安置人家巴夏礼，免得人家说咱们做的与照会不符。 还算不错，僧王总算知道，优待巴夏礼有利无弊了。问题是政府方面，直隶总督恒福、光禄寺卿焦祐瀛和工科给事中何璟等一帮子忠臣正给皇帝叫唤呢－请处以巴夏 礼极刑并立即执行！
可能是僧王太自作多情，所以看了他发给英夷的照会，咸丰都不好意思了，批评僧王太过孟浪：主战之人，何以能给夷人议和照会？即使给，也得通过怡亲王吧？这 不叫夷人更加瞧不起咱吗？
看来，八里桥之战彻底教育了僧王，蒙古大英雄的腰杆再也直不起来了。另外还有两员统帅呢。一是胜保，一是瑞麟。胜保在战争中受伤，不得不撤出战斗。他给皇 上写信请病假，说他需要15天的休养。瑞麟呢，奏报说，士兵一听胜保受伤，都没有斗志了。于是他也撤了。他与胜保商量了，胜保需休息，他呢，想到北京保卫 首都或者到圆明园见皇帝。皇帝批曰：胜保休假，瑞麟不必回来，在城外与僧王一块儿迎敌吧。至于胜保，八里桥之战当天给军机大臣等人写了三封信，有战前写 的，也有战后写的，这三信，军机大臣又递给咸丰了，三信的意思有：
第一，我一受伤，夷人就获胜了。醒来后我痛哭失声。
第二，僧王的马队虽多，但是多属惊弓之鸟，且带队多系大员，平时娇惰，僧王也不加管理，一闻夷炮即往回跑，反而践踏后面的步兵。虽谕旨我与僧王会办，但与 僧王意见不时相左，我仅是名义上的会办。近来痔疮发作，也没法休息。
第三，僧王没与我等相商，即给英夷照会。哪有这样议和的？
僧王与胜保本来就不合，当年镇压北伐之太平军时，时做军机大臣的奕訢专门给两个人调解过。现在看来，旧怨新仇俱有。
至于恒福，战后也给咸丰汇报了，说：津郡人民，平日虽称好义，但此时用众怒难犯去禁喝该夷，力有不逮啊。觉得天津这边不行了，他另给皇帝出个高招：皇上， 前面我曾强烈要求对巴夏礼处以极刑，皇帝没办，现在看来，还是皇帝您站得高看得远啊。不如这样，用巴夏礼退兵。就说咱要杀他，不杀乃是大恩，让他又害怕又 感恩，就帮咱说合，让夷人退兵。这个方法比用天津郡民禁喝夷人要稍有把握。
这帮笨蛋，始终在弱智状态里打圈圈，战败几次了，既发现不了战争的原因，更总结不出战败的教训。看来，若要完全清醒，挨揍少了都不行！
清方盘点战争的同时，英法联军也在盘点。他们驻进了僧王的帐篷和营房，收获了诸多战利品，大量的战利品引起了联军的讥笑。
他们在营方发现诸多弓箭，做饭时，就用弓箭做柴火了，一位随军医生调侃说：“人家用木造箭，我们把箭当柴……一个发明火药的国家，居然仍那么低劣地使用弓 箭作战”！
除了弓箭，联军还发现大量的盾牌。这些盾牌是用柳条或竹子编制的。于是联军疑惑了：中国的骑士，只是肩挎弓箭，左手持盾牌，右手举刀扬鞭，怎么竟敢对着全 副武装的欧洲军队冲锋呢？
是的，他们想像不出来，但是蒙古骑兵们还是对着他们冲锋了。不能说蒙古兵打得不够勇敢，他们够勇敢了，也对得地起蒙古骑士的称号，问题是，武器、战术才是 战争的关键。僧王过后给咸丰汇报说：经此一仗，自己所带的部队，差不多都溃散无几了，而且，士兵们也打怕了。确实是打怕了，从大沽口到张家湾，再到八里 桥，不管是绿营兵，还是蒙古马队，在僧王的总体部署和一些军官的带动下，确实把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不怕死，也死了很多，但是这一切 在欧洲的先进武器之下，无济于事。一旦发现这一点之后，士气马上会一落千丈。如前所述，就连僧王也绝望了，否则他不会巴巴的给英夷递送那等照会。
于是，八里桥之战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当然，也是蒙古骑兵面对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次悲壮与辉煌！
虽然说失败了，但按僧王奏报，却是毙贼甚多。为什么我们败了呢？“查贼队不过五六千名，所恃者炮火猛烈，固结死党，无论如何攻击，致死不退”。
那么我们看看联军方面的奏报吧：
法军：3人阵亡，17人受伤；
英军：2人死亡，29人负伤。
中方：2000人死亡。
战争太轻松了，联军方面有些士兵又不乐意了，他们说：“这场战役给人以做梦一般的感觉。我们光打死别人，自己却几乎丝毫无损”。 敢情就象下棋，没有棋逢对手的感觉，心理上不够过瘾吧。
联军觉得不过瘾，可是咸丰觉得够了。这家伙，要跑了！
第八章 英法联军进北京
大臣的弱智方略和咸丰的领导先跑
八里桥大战的当天，咸丰收到了诸多主战派官员的奏折，都是嗷嗷叫的。
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万、山西道御史陈鸿翊等奏：请皇上乾刚独断，处巴夏礼极刑。 皇帝批曰：是极，不过可以再等两天。（幸亏皇上没听，否则联军不但圆明园，连皇宫都要烧的）
工科给事中何璟奏：巴夏礼被逮，说明什么呢？说明恶贯满盈者之报应到了，天地不容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皇上，立即把巴夏礼等人斩了吧。斩夷之后，下令 闭关，着僧王进剿，着广东收复省城并力捣香港，山东烟台、奉天牛庄也可令他们一同决战。皇上，十余年的耻辱咱也该报了。先皇帝死后不配天，不祔庙，都是因 为英夷啊。现在，该我们大伸天讨了，让夷人屈服输诚，上慰先帝之灵，下系中外臣民之望。
署户部右侍郎内阁学士袁希祖也建议杀掉巴夏礼，军政大计更是提了一堆：
第一，夷酋巴夏礼被逮，大快人心。皇上你可不能放他，蒙古兵好不容易逮住的，你一放，以后蒙古兵就不好好干了。我听说，当年林则徐曾经逮住了夷酋义律和伯 麦，后经琦善、耆英、牛鉴等人专事言抚而甘心遣放，以致后患无穷。所以，请皇上对巴夏礼立正典刑，拔去祸根。（这部长不知咋当的，大清高干的水平也太次 了。估计从不查资料看数据，二十年前的事，他就敢瞎说，林则徐什么时候逮到过义律？）
第二，有人说，闹不好，夷四国联合进犯，不好对付。这是不了解夷情。我去年回老家，老家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我跟他们谈了三四昼夜，深得夷情。夷强而不 富，商人是商人，用兵者是用兵者，各不相关，但英夷用兵之费，全赖商资。去年受创之后，气已不振，今年纠众来津，夷兵都是被逼的。有些人至死不愿来呢。没 法了，他们才招了三五千广东潮勇和登州土匪来的。他们觉得力量不够，才四国同来的。（还是那句话，真敢瞎说啊）
第三，夷情嚣张，一是咱汉奸告诉他们，中国苦战，二是外间封疆大吏贪图关税，才把夷人养成这样的。中国百货，乃外商所必需，大黄茶叶关系夷人之性命。咱一 闭关，税收尽归咱不说，夷商还跟夷兵闹。（大黄茶叶事关夷人性命，是林则徐时代的神话，二十年了，这老兄竟然还信奉着呢）
第四，僧王进军时，颁赏格，让天津人民齐上阵，务使夷人片甲不返，夷人就是回家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训练也恢复不过来（大清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灭亡，七 十年内愣是没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
山西道御史朱潮上奏，说自己日夜想破夷之策，终于给皇帝想了九条妙计。 这家伙象个说单口相声的，笑死人没商量：
第一，夷船宜乘间焚烧也。选一些身子轻快的，手拿火炬，从小道绕着疾跑，跑到夷人泊船之处抛掷火种。一船点着，数十百船继燃，夷人就无处可跑了。（这家伙 是不是看过奥运火炬传递？）
第二，夷船可击破令其下沉也。沿海之人水性好，听说南方有些人可在水上踏行，可在水下潜伏三五日。天津人也应该会玩这个。令其携带椎子，钻到水下破夷船 底，夷船立马儿下沉。我听说道光年间，粤东打胜仗，就是用这个办法的（这家伙小时候听奶奶或者奶娘讲故事了吧？）
第三，内地宜多设伏兵也。夷兵也就炮厉害。但是他们的炮只能直着打，不能横着打，移动时很笨重。咱多设伏兵，专门横打。听说夷人所用潮勇排前阵，我们只从 横里冲击，则所杀者全是夷类。（呵呵，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
第四，攻尤宜于昏夜也。听说夷兵一到晚上即两目不明，性格还象猪一样善睡。咱到二三更时擂鼓，他们从睡梦中吓醒，两目不辨，光剩下自我践踏的份儿了。（这 御史真是个宝贝，候宝林都比不过他逗乐）
第五，诱夷宜多设陷阱也。听说夷人两脚特长两腿特直，不能屈曲自如，咱们可多挖陷阱，也不用挖多深，接仗时诱他们进陷阱，绊倒，就成咱俘虏了。
第六，马队可以计破也。夷人本来不会骑马，近来突然会了，都是汉奸教的。但他们舍舟登陆，估计骑技练得不熟，咱可用挠钩绊马腿。岳飞当年用麻子刀破拐子 马，就是这样干的。
第七，夷匪宜断其接济也。各海口派水师，断绝夷接济之船。听说广东民团杀夷尤勇，可令上海等处向广东学习。
第八，坚守以老其师。听说夷人不耐冻，来中国找事都在夏秋。那我们就等着，等到天冷他们南撤时，令各处水师夹击。
第九，服夷在此举，此举一定要把夷人吓着。小惩一下，数载无事；大惩一下，百年平安。有人怕其报复，不想夷人离咱万里，一惩不振，哪还敢来啊。
也不知咸丰看了这些奏折，心里咋想的。愚昧就不说了，大清的行政效率，使得这些主战派的感应与前线战况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这会儿，八里桥大败的消息已 传过来了，皇上身家都难保了，这些主战派还在瞎嗷嗷，也够皇上受的。皇上啥也顾不上了，一听说八里桥大败，他就想跑了。
跑之前，安排了一下后事，撤怡亲王及穆荫的钦差之职，着恭亲王奕訢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偕同桂良和文祥等人督办和局。除此之外，还他给恭亲王一个指示：现 在抚局难成，人所共晓。派汝出面与该夷照会，不过暂缓一步。将来往返面商，自有恒祺等人。汝不值与该酋见面。若抚不成，即在军营后路督剿，若实在不支，即 全身而退，速赴行在。
看他的意思，恭亲王与夷人见个面，皇家的脸面也大受影响。
为了不与夷人打照面，9月22日，曾给臣民们保证不会私自先跑的皇帝领着老婆孩子跑了！这是大清版的让领导先跑！
跑在路上的咸丰，仍然没有失去传统的政治智慧，他陆续发出谕旨，对北京的烂摊子作出了前后无序乱七八糟却又不无防范意识的分工：先是着大学士桂良，协办大 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后是加大学士贾桢、兵部尚书陈孚恩、刑部尚书赵光等人帮办。让克勤郡王庆惠、工部尚书绵森、内大臣 奕山、侍郎衔赛尚阿等负责守城，又让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与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驻外城。还让奕訢驻圆 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能亲见夷使，也不能进城！
乱中自有章法，那就是，不能让某些人钻了空子。咸丰这个时候最怕的某些人是老六。论年纪论才干，家里就他了。前朝的土木堡之变，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个时 候，不让六老出山，没有其他人才啊。既然要老六出山，那就得充分提防，于是，老六就只能办抚局了，手中没有枪杆子，自己还不能进城，想搞个政变什么的，基 本没戏。一句话，老四拉了一屁股，需要老六出来给他擦了。
想当年老六不谦虚不谨慎，痛失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教训啊。老四登基后，遵父皇遗嘱，封老六为恭亲王。恭字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谦虚，说得不好听些，就是要 装孙子。不装也不行，因为老四仅让老六负责一些礼仪性的工作，比如道光同志的丧礼什么的。1852年，道光全部丧礼办完，老四就把京城最拽的、原和珅家的 府第赐给了奕訢，奕訢就在这豪门大宅里喂鸟养生。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了，形势危急，咸丰帝任命恭亲王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后来 干脆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奕訢入值军机，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1855年太平军北伐失败，咸丰对有功人员大加封赏，恭亲王奕訢当然 也不例外，小子就犯了原先的老毛病，动不动象个小保安似的我骄傲，乘生母生病期间，逼老四封她为皇太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乃道光静妃，咸丰登上皇位 之后，封其为皇贵太妃，奕訢对此很不满意。咸丰幼时，生母全皇后暴崩，博尔济吉特氏视其为亲生儿子，将他抚养长大。奕訢认为，老四应该封她为皇太后才是， 但老四认为有违祖制，不同意。博尔济吉特氏临死前，老四去看望，老六跪着哭诉：你不封的话，咱娘死不瞑目啊。老四登基靠的就是儒家那套仁孝术，表面上说不 得狠话，遂嘴里“唔唔”了两声，老六就当作他同意了，跑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气坏了，但也没有法子，遂硬 着头皮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老六逼封成功，为生母争得了名份上的荣耀，但自己却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博尔济吉特氏一死，咸丰帝就找了个“于一切礼仪，多 有疏略之处”的借口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职务，从此老六又回家坐冷板凳了。由此可以看出，老六的聪明与政治智慧也有是限的，过分注意表面文章，虚荣，跟老四的 虚伪差远了。但就是这样，当世与后世人都夸他聪明，说明皇家子孙中实在没人，瘸子里挑将军，老六就算个全活人儿了。后世学者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老六做了皇 帝，大清历史说不定因此改观呢。真能瞎掰活。老六做了皇上，可能比老四还弄不清呢。而且，老六做了皇上，那么这次出来擦屁股的就是老四了。弟兄两个再颠 倒，也还是那么回事。
咸丰踢走了老六，只好信任更庸的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两个人知道自己才力有限，遂把端华的异母弟肃顺弄到了咸丰身边。肃顺就算有才识的了，但是他的才 识就是把咸丰弄成一个响当当的强硬派，然后象丧家犬一样北逃而已，最后还玩不过小寡妇叶赫那拉氏。看来，人才很重要啊！
咸丰跑在路上的当口，还接到一些人才的抗敌妙计，绝对是妙计，能笑破你肚皮：
首先是国防部长大人－兵部尚书沈兆霖提出两计：一是游击战，二是持久战。所谓的游击战，乃是令僧王、胜保、瑞麟三人呈品字形驻京津地区之间，深沟高垒，互 相响应，然后派别的小分队前往扰敌，弄得敌人不得安生（这一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用了，这国防部长估计下象棋里得来的灵感吧）；所谓的持久战，就是用上 述游击战的方法，与敌人坚持一个月，到时候北风哪个吹啊，雪花哪个飘啊，海河哪个冻啊，敌人哪个饿啊，于是就不战而遁了。为了说明持久战的好处，他以周亚 夫为例。人家周亚夫当时坚壁不出，都以为人家胆小呢，可人家力破七国，用的就是此计啊。
其次是光禄寺卿胜保的破敌妙计。胜保好歹是战场上下来的，所以对英法的评价还算客观：我看到了，英法联军远没有咱们的粤匪和捻匪凶恶，就是枪炮厉害，所以 咱们如果能跟他们近身肉搏的话，就能取得大捷。我查了，就圆明园的抬枪兵丁还算勇猛，其他都不行，这样吧，调几千四川河北的健勇来，他们善于俯身猱进，必 能得力。
再次是詹事府詹事殷兆镛：皇上，听说夷器很猛烈，我在古书里找了找，又问了问曾经打过仗的人，给你想出一条破敌之法。古代攻城啊，都用湿棉被挡火蔽箭，这 叫柔能克刚。你赶紧命军队多买旧棉被，这玩艺儿越旧越好。用水渗透，棉被一横，上下贯以粗索，两旁缚以竹竿。竿末缚以小铁刀，可插诸地。每一被用两兵张 之，各带长腰刀。马队随后。遇夷匪，则棉被军当先，前层蹲次层立，将全军遮蔽。中间适当留空隙以备瞭望与放火器。布阵既定，任敌方如何冲突，我军屹立不 动。俟敌松懈，则棉被军疾驰进逼，彼火器刀矛，都无所施。我军将棉被插于地上，一人守被，一人拿长腰刀砍敌人的马腿。然后我马队突进，枪箭齐施。步队再继 之，兼砍敌人马腿。倘敌人败退后忽然又立住了，那么我们就把各队收入棉被中，还用同样的办法再来一次。这样的话，敌队再坚，也不是我对手。再，炮弹落地时 不能即时炸开，可用湿棉被赶紧盖住，它就没法炸了。所以，湿棉被以多备为妙。
殷兆镛同志不愧是个吃闲饭的破詹事，提出来的破敌妙计跟自己的官职倒也相符。詹事，秦时设置，汉初时用于掌管太子与皇后家事。清朝不设太子，所以这詹事就 是个养闲人的废职。闲人说闲话，废职说废话。他这棉被计若上了战场，估计打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担心英法士兵看见这阵势后可能笑得抽筋打滚儿丧 失战斗力。
中国的封建体制下，君臣之间的愚昧是互相成全的。傻臣子成全傻皇上，傻皇上成全傻臣子，遂成比傻帝国。
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一个唯一不太傻的皇家亲王，恭亲王老六应对得咋样了。
北京同仁堂：牛啊羊啊，送给那亲人鬼子兵
1860年9月21日，老六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擦屁股生涯，他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被撤职，我方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好。 22日，额尔金和葛罗复照：清方侵犯人权，违背信誉。请先放战俘，在他们安全返回之前，没法和好。23日，奕訢回复：你们军事上胜利了，少几个军官又何妨 呢？你们先退往大沽口咱再议和。至于被俘人员，亲递国书一节尚未议妥，你们的巴夏礼就负气出走，在路上双方接仗才被俘的。
看来天朝君臣上下无师自通，都会撒谎，老六这一出山就开始撒谎，扣了人家的谈判人员，还诬人家跟咱打仗来着。至于西方所谓的人权，他也听不懂。人家讲人道 呢，他说打胜了还在乎几个人？清国是不在乎，但人家西方在乎啊。鸡与鸭，对不上话。
25日，英法方面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认为，巴夏礼不能放，放了，外国不会罢兵，说不 定，巴夏礼因此攻城的劲儿更大呢。老六这么聪明，老四听了好高兴，指示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你办事我放心，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 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复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否则俘虏安全我就保证不了。不过老六退了一步，不再要求英法撤到大沽口，撤到通州就行。
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受阻。僧格林沁此时早成了响当当的主和派，请求咸丰一定要优待巴夏礼，并建议赶紧议和， 就是多答应些人家的要求，也不妨。这就叫实践出真知－僧王，他是从战场上败下来的啊。至于留京办事之王大臣们，原先都是嗷嗷叫的主战派来着，现在都哑巴 了，连哼哼都没了。碰头时干脆不提守城之事，现在不得不提了，又提不出一个什么决策来，碰碰头就散了。甘肃、河南、陕西的勤王兵来了一些，但是北京也没人 接待，连吃饭都没人管。一切都乱套了。
奕訢一看全靠自己这边了，于是开始优待巴夏礼。同时送给英方一封巴夏礼的汉文亲笔信，信末还附有洛奇的几行印度文。中文意思是亲王这人不错，可以跟他谈 谈。印度文的意思是，这信是俺们被逼之下写就的。中方也找了翻译，但是看不懂印度文，说这下面是年月日和名字签名，于是这信就给英方递走了。奕訢优待巴夏 礼自是蒙对了，但是做的远远不够，因为他仅按中国常识来了，仅优待巴夏礼、额尔金的私人密书洛奇（H.B.Loch）等几个中国人眼中的大人老爷了，而没 有想到英法被俘的39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夷人眼里都是至尊的，特别是这39人中，还有一个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如果39个人都受到优待，不因中国 式的酷刑而致死一多半的话，那么火烧圆明园的事儿就不会发生。
官方谈不成，民间志愿者遂被派上用场。按翁同龢日记载：皇上跑了，当官的也跑了，做小买卖的也跑了，就穷人与做大生意的不怎么跑。穷人穷得没有饭吃，巴不 得北京全乱套，自己好偷块饼呢，所以不跑有理；做大生意的人，一跑影响生意啊，再说了，跑了之后，那些留守的穷棒子不待夷人进城就把他宅子与铺子全抢了， 所以跑走又不舍得。于是同仁堂老板乐平泉带头，联系了恒利木厂的王海，商议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他们征求了僧王的意见，僧王表示支持，于是他们 多集商人以壮声势，浩浩荡荡地带领500只羊50头牛其它果品无数犒师去了。
后世有学者骂同仁堂老板为汉奸。不妥，关键时刻政府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你让百姓怎么着？虽然他们是大款，可大款也是百姓啊，百姓出面维护自身安全算哪门 子汉奸啊。
10月4日，豪华盛大的犒师队伍出发了。此时夷人尚远在通州八里桥，从北京到通州，不近的路程呢，半路上他们是否唱过“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那亲人 英法鬼子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不著撰人”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据公禀备牛羊果品前来送礼，本国向不得受礼 物，如为贸易起见，著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 晕死，老额不接受同仁堂的贿赂，坚持自由贸易公平买卖呢！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抢。翁同龢没说谁抢的，我们想当然地想象乃是清兵抢 的。可“不著撰人”这个无名作者说是英夷抢的。这有些不合逻辑，送上门的礼不要，过后再去抢，英夷总不至于这么脱裤子放屁吧。后来英夷甚至贴出告示：“牛 羊鸡鸭青菜马料，令百姓赴营，公平交易，但不准卖酒，违者重惩”。 为什么不准卖酒呢？因为酒之于英国士兵相当于鸦片之于中国士兵，酗酒给英国将领带来的麻烦绝对不亚于吸大烟给中国将领们带来的麻烦。所以，除了卖酒，老百 姓居然与英夷交易起来，且小小地发了一笔：“夷兵所到，市人从之者甚多，饽托数枚，易银一饼。而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 一句话，卖饼给夷人吃，夷人给的钱还特多。至于中国兵，就只会抢了。咸丰为什么怕夷人进北京呢，敢情这也算个原因。同样是兵，这做兵的境界咋就差那么大 捏？
圆明园：爱新觉罗家的处女地，留守的却是太监
送走了中方的贿赂大军，额尔金照会中方：国家大事，让人家商人掺乎什么啊，想议和，恭王您亲自来。
10月5日，英方致巴夏礼的回信由中方恒祺面交。信中三个意思：第一，由于中方不释放你们，联军决定向北京进军；第二，以国家大事为重，这会儿就顾不上你 们了，你们要明白，要理解。第三，你们中的任何人被害，那么北京就要毁灭，王朝也得给它推翻。
巴夏礼拿信后当着恒祺的面读了两遍，恒祺沉不住气了，赶紧向奕訢汇报。奕訢也有些发毛，当日发出照会，和议条件又退一步：我们先释俘，后议和。等两三天， 我们就会释俘的。
等你个头啊，这个时候还在犹豫，英法联军当然不跟你玩了。10月6日早上，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奕訢一看不妙，马上发出照会，明确答应10月 8日会晤并释放巴夏礼。但是这照会没人敢送。看来，真应了咸丰那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连投降的人都找不着了。没人敢递送照会，英法联军只好继续前进了， 僧王与瑞麟的队伍一听说英法联军逼近了，全跑了，于是联军如入无人之境，法军先头部队与英国先头部队走散了，居然于晚上蒙进了圆明园。
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而成 的。园子本身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估计可拔头筹。即使没艺术水准，至少有花钱的水准。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皇帝要在这儿办公。园 内陈设那是没得说，全国的宝贝估计都搂进皇家花园了，所以它应该还是个珠宝博物馆。金银现钱也不少，估计还是个银行。书籍资料也不少，还是个图书馆。法国 学者伯纳•布立赛拿他们法国来比较，说：中国的圆明园等于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再加国家图书馆。总之，海了去了，大家去想像吧。当然啦，没有生活是想像 不出来的。因为大清的圆明园，为大清皇帝一人所有，就是太监妃子宫女大臣们，不经皇帝批准，那也是无权进入的。李鸿章厉害吧，可是圆明园他也没进过。英法 联军火烧圆明园36年之后，也就是1896年，可怜的鸿章大人结束了他的环游世界之旅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工作。之后，他想顺道去圆明园里游憩一 翻。太监们阻拦未成，事后就打小报告，把鸿章大人给告发了。慈禧太后出面，给鸿章一个较轻的处罚：罚扣一年工资。 总之，圆明园就是大清皇帝的处女地。它就是成了废墟，也还是禁区，放谁都不能进的。
法军先头部队预料皇帝的卫队肯定会誓死保卫圆明园的，还是那句话，皇家的处女地么。
问题是，中国老是让敌邦惊诧：圆明园居然没人防守。如果太临还算人的话，那么前面的话我收回。咸丰跑了，他处女地留守几十名太监。处女地让太监保卫，这样 的喜剧估计也只有大清朝才能上演。这些太监用他们尖细的非男非女音嚎向法国骑兵：不许进！
不知道天性浪漫的法国兵是否被这个场景所逗乐，只知道，他们开了几枪，太监们就全跑了，边跑边咒骂：闯入圣殿者，不得好死！
太监跑了，在圆明园办公的奕訢也跑了。奕訢先是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逃往卢沟桥，揪心地打听关于圆明园的消息。
夷鬼进了圆明园，就是不烧不抢，咸丰一家也够揪心的。处女地啊。但外国人还真是进去了。更可气的是，外国人进了，平时没权进入的百姓也跟着进了。芝麻开 门，受不住诱惑啊，这么多金银宝贝在大家眼前晃，放谁也抵抗不住啊，洋人挺了一天，到了第二天，实在挺不住了，就开抢了。从10月7日抢到10月8日，抢 得那个不亦乐乎。园内珍宝太多，搞得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大兵晕头转向，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搬这个也不是，拿那个也不是，放下这个，再抢那个，在宝物堆里 打滚兼打架以致于发生了审宝疲劳，后来干脆拿宝物来取乐了。不是开枪向宝物射击，就是拿木棍乱捣，有的干脆掂起瓷器直接往地上摔，为的就是听听它落地的声 儿是否美妙。有些兵甚至发现皇帝龙榻之侧漆盒里的春宫图，这玩艺儿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于是一番哄抢。格兰特与孟托班想控制军纪也控制不住了，何况他们 也没怎么想控制呢？因为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万国公法》之《战争与和平法》规定：房屋物件及民间货物不得侵犯，但疆场上之夺来货物，或攻入城池而得其货 者，皆不在保护之列。破入敌境，甚至可以令其民捐输军费。 一句话，英法没让百姓给他们捐款就不错了。有意思的是，格兰特觉得有人抢得多，有人抢得少，甚至有人没机会抢，有失公平，所以叫大家交公拍卖，总计得十万 英镑（大家拍卖的价格太低了，简直是游戏，有辱大清皇家珍宝的身份）。拍卖后大家分钱。三分之一给军官们，三分之二给兵们。按英国的游戏规则，战利品应归 英国女王，但是格兰特自己当家作主，给大家分了，事后得到了女王的支持。当然他没要他那份。鉴于他的慷慨，拍卖委员会给他一件纪念品－中国皇帝洗手用的一 把黄金水壶，格兰特用它作了自己的酒壶。
孟托班呢，没搞格兰特那种大锅饭，他搞的是自由贸易，士兵谁抢的归谁，不过他觉得抢两天就行了，10月9日，他哄自己的士兵说，别抢了，北京还有好多宝贝 呢，到北京再抢吧。于是，大家就都住手了。事后北京没让抢，有些兵跟他着急。不过，有些兵在圆明园就大发了。至于英法之间，双方也有埋怨，英国认为法军先 到的圆明园，好东西都让他们抢了；法方认为，俺们英国人是文物鉴赏者，而你们是破坏者，还有，凡是英国人所经之处，大家连一片指甲都找不到的。孟托班将军 不好意思，把法军发现的一个金库里的金子平分出二分之一，连同一支宝石手仗送给格兰特，以此作为送给英国女王的礼物；另一半金子给他们的法国皇帝。
英国人在抢劫的时候还发现了更意味深长的东西：两驾英国马车、天文仪器、一把英国手枪、两把榴弹炮，炮上面还刻着“Woolwich 1782”。这些礼品，在拙著“第一次挨打”里曾有过专门的镜头，它们乃是70年前英国第一任使华公使马戛尔尼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现在，这些礼品还被 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从来没有动用，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王朝是如何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这也就怪了，一个满清王朝，历史发展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大国情绪却一直处于引吭高歌、高歌猛进的状态，到咸丰这时候，已高得不能再高了。
奕訢认为，夷人进俺家园子了，这比战争还要严重，这和是不能再议了，那巴夏礼更不能放了。可是留京王大臣们不这样认为，夷人是进皇家的园子了，可是谁来打 仗呢？你跑了，僧王瑞麟跑了，胜保手里没有几个兵，能咋办呢？于是，他们不等奕訢同意，就打下了自己的主意，10月7日下午，派恒祺与英方见面，答应英 方，明日双方会晤，交还巴夏礼。按理说，留京王大臣也有这个权限。你奕訢是议和的，我们是守城的，你和没议好，那我们守城的当然有权自作主张。大清王朝的 事，也就这么稀里糊涂。
10月8日，留京王大臣们释放巴夏礼等8人。
当天，奕訢给咸丰上奏：圆明园被占，这和是不能再议下去了。我也想去热河，由于联军占领北路，现在去不成。被阻南路，北望行在，涕泪交流啊。我通知城外的 胜保了，看他能不能收回圆明园。不过我看玄。至于僧王与瑞麟，均隔在南路，兵丁逃亡一空，他们在那儿驻扎我也不知道。事情如此不堪，我能不能绕道去热河， 也说不定呢。
咸丰一看老弟也想脚下抹油，遂于10月10日下旨：别啊，别。现在打仗咱是打不过人家了，可是鬼子若长期驻北京，以后的事更不好办了，顾全大局，你就在北 京给我挺吧。
奕訢跟皇上不一样，皇上可以说跑就跑，但是奕訢要跑，得皇上批准，皇上不批准，只好留下。就在此天，联军来照，声称13日午时将派兵接收安定门，否则即行 开炮。如果乖乖的让出安定门，那么除了护送联军公使之卫队外，其他一兵一卒不进京城，保证不扰北京居民。奕訢赶紧将此上奏皇上，说：自己不愿意随随便便就 把安定门交给夷人，总得定个章程什么的，可守城王大臣们顾不上了，全体同意。军队也指望不上了。僧王与瑞麟的兵跑了十之八七，剩下没跑成的，也用不上了； 胜保手里只有五六千山东、陕西过来的新兵蛋子，也不行。还有，恒祺他们一直请我进城，说是方便换约和议。皇帝朱批：此时冒险进城，他们要是不放你出来咋 办？
傻咸丰，典型的以中国小人之心杜洋人君子之腹。你中国皇帝与大臣可以玩失信，洋人却不会玩，在他们眼里，信誉比他们的性命还要重要。联军方面倒是不傻，马 上发现了奕訢的担心，遂专门在照会里声明：贵亲王进京不必担心。贵亲王不知我们西方各国之常经，凡有不在动锋交兵之列，总无故意相害之理。
人身安全不用担心了，但是清方还有诸多其它要担心的，那就是家贼，咸丰把他们叫土匪。这些家贼平时就不老实，现在更不老实了，所以咸丰谕旨巡捕房与各路官 兵，急行捕拿，捕拿后就地正法。奕訢更是担心，安定门一给联军，联军士兵可能不乱来，那中国土匪要是都进了城呢？
奕訢忽悠间，留守王大臣们等不上了，他们没等奕訢同意，便于13日准时打开了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
奕訢得知后，给咸丰上奏：这和算是不好议了。他们不进城还好说，一进城，咱还有什么把握？还有，留京王大臣来信，一直催我进京。我一进京，和议专归我，就 没他们什么事了。若和议不成，咋收摊子？若夷人要挟我？臣何以自处？
奕訢越说越煽情，说到半中间，议论文改成散文了：皇上啊，论义，咱是君臣；论情，咱是哥俩，我死了倒不怕，我担心的是议和啊。园子被抢了，腥膻满城，你在 热河遭受苦寒，我在这边彷徨中夜，泣下沾襟啊。
唉，哭吧。之前笑得太多了，也该中和一下几百年积淀的傲慢情绪了。谦受谊，满招敌，上天给你上课，没法拒绝的。咸丰后来也批评大开城门的义道等人了：太冒 昧了嘛。但是鉴于不开不行了，开了就算了。至于僧王、瑞麟等人，因不能保护圆明园，已一并革去爵职，现在，让他们将功补过，在圆明园一带查办土匪吧。 （唉，所谓的土匪就是附近的百姓，他们乘乱也都混园子里抢宝贝了）
10月14日，奕訢从长辛店迁往西便门外的天宁寺，离城近些，以方便跟联军交涉，小子还是留了一手，虽然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 速定和议，咸丰也给奕訢下谕了，但他就是不进城，一直挺到换约时才进。
13日至16日，英法的强烈要求下，中方陆续把其他俘虏放还，问题是联军一看这些俘虏就冒火了：卖瓜的，总共俘走俺39人，活着回来的仅19人。有些人的 尸体干脆被大卸八块，还有些人腐烂得没法瞧了，还有些人找不到尸体了。再听听活人的讲述，更是毛骨悚然。卖瓜的，这个野蛮的政府！
冒火与悚然之余，英法方面召开了会议，不开不行，这事儿，百年没遇过呢。巴夏礼是中国通，他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虐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小菜啦。 但是对英法这些来自西方的夷人来讲，那就闹大了。
英法都同意惩罚清方，按他们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但是两人提出的惩罚方式有异。额尔金的意见是：第一， 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在圆明园内受到虐待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个园子夷为平地。（格兰特将军附议此点。巴夏礼更附议此点。英国的随军牧师孟纪不愧是负责灵魂 那块的，干脆认为，中国的圆明园甚至不抵一个英国士兵的性命。没办法，可恶的外国佬就是这么看重他们的个体生命。他们不知道中国的规矩，死亡有价呢，有些 人死得重于泰山，有些人死得轻于鸿毛，而是傻乎乎地以为，所有人的死都重于泰山）。第二，应由中国政府出钱，在天津设立纪念碑，用满文、英文、法文刻上清 政府低头认罪的碑文，落成后由清方大臣护送死者尸体前往天津参加揭幕仪式。法国公使葛罗对额尔金的意见表示反对：第一，圆明园没有设防，严格说来非交战 区，烧了人家，乃无益之报复（孟托班将军附议这一点）。第二，立碑一事不好办，清政府骄傲惯了，受不得这等侮辱，刺激他们过分了，说不定会影响我们的谈 判。第三，实在想报复，咱就烧北京的皇宫吧，烧皇宫比烧一个园子，更能让清朝统治者印象深刻。
额尔金不同意烧皇宫，说：进京前，答应人家留京王大臣了，人家和平开放永定门，咱进去后不扰民不烧抢。现在烧人家皇宫，不是咱不讲信用了吗？再说了，北京 居民没惹咱，烧皇城，相当于烧北京，何苦跟人家的百姓过不去呢？至于天津不立碑，额尔金倒是同意了。最后他就坚持一条：烧圆明园！不烧咽不下胸中那一口恶 气。法国拦不着人家，也就不管了。于是双方各自制订了自己的最后通牒。
10月16日，英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拆毁圆明园；第二，赔偿被虐待致死的英方人员补恤金30万两；第三，赔款未付清之前联军驻守天津。
10月17日，法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赔偿被虐待致死的法方人员补恤金20万两；第二，将虐待俘虏的清方官员严加治罪；第三，让出城内肃王府的公 馆作为法国使馆；第四，给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人的坟茔、田产、房屋等。
英法最后通牒要求的时间一致：限于10月20日10时之前对于全部要求无条件同意。恤金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否则，联军 会毁掉皇宫，断绝中国漕粮，截取广州关税，直至进攻全中国！
奕訢：有困难，找俄国；额尔金：我放火，我有理
奕訢手拿英法最后通牒，感觉条件太过份，问一干留京王大臣，他们说，咱都应了吧。无奈，奕訢派人找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去了。这叫有困难，找俄国。
说来也怪，伊格那提耶夫总是在中方最为难的时候出现，且身份奇特－他身兼作战双方的顾问！
8月26日伊格那提耶夫就派人前往天津给直隶总督恒福表示，俄方愿意从中调停。问题是恒福不当这个家。8月29日伊格那提耶夫亲自来到天津，于9月4日向 军机处提出进京调停，希望派人前来迎他进京。军机处的回复是：原先与你们的彼罗夫斯基约定过，没事的时候俄国才可以来中国海口。现在中国海口正多事，中俄 之间又没啥事，就不必来京了。
9月5日，这个调停人就去催促英法联军了，建议他们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并且把俄国驻京办教士偷绘的北京平面图及从北塘至北京的路线图给他们看。英 法公使高兴坏了，从此凡事都征询伊格那提耶夫的意见。
9月9日，英法联军开始从天津出发北上。清政府这才有些怕，一方面派怡亲王南下通州进行谈判，一方面指示恒福要求伊格那提耶夫出面转圆。伊格那提耶是道上 混的，前面清政府刚给他个冷屁股，这会儿又涎着热脸来求了，就摆出了架子：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好办了。请你们的军机处正式行文，以书面形式向我提出请 求；还有，俄国的条件你们要全部答应，否则我不干。
9月17日通州谈判以清方扣押英法谈判代表而告崩，英法联军于9月18日开始进犯，清方失去通州。伊格那提耶夫一听，马上从天津动身，也向通州进发了。
9月22日，咸丰跑了，奕訢出面谈判。双方交涉中，伊格那提耶夫再次向联军提供情报：第一，北京的城墙也许可以攻破，但是花费时间与弹药，用地雷或许更简 单些。第二，清军主力集中在东城，北城比较薄弱，建议攻打北城。第三，他手头还有更好更详尽的北京平面图呢，可以给大家复制几份儿。
英方担心巴夏礼等俘虏的性命，希望伊格那提耶夫帮忙说情去。伊格那提耶夫正告他们说：你们已经威胁清方不交俘虏就要捣毁北京城了，现在让我再去说情他们就 会认为联军软弱无能，直接兵临北京城下，一切才好说，一切才有效。
鉴于伊格那提耶夫的情报、中国通水平、个人魅力及有关亚洲政策的明智建议，英法方面就越来越喜欢上他了。10月4日，他们邀请伊格那提耶夫于次日跟他们一 块儿进京，伊格那提耶夫拒绝了，他不想过早出面，只派两个手下跟着去了。10月15日，已经进京的英法联军再次向伊格那提耶夫发出邀请。于是，伊格那提耶 夫从通州动身前往北京。在安定门，他拜会了英法公使。10月16日，在联军的协助下，他进入北京，进驻俄罗斯南馆。刚进入北京，清方就朝他怀里扑来了－奕 訢派人前往会见固礼：请你们的伊格那提耶夫帮帮我们吧。固礼要他们亲自去求伊格那提耶夫。
10月17日，恒祺等人在俄罗斯南馆见到了伊格那提耶夫。这家伙同情心大发，着着实实的给这帮老小可怜儿上了一节新东方培训课：
第一，用简洁的语言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向清方总结一遍，让他们明白事情的原委（稀里糊涂的挨打，挨打后不知前后原因，旁观者看得都急）。
第二，用丰富的语言描述了俄国的强大与繁荣，以及它对中国的友善与同情。俄国可以因你们不守条约而报复，对我们俄国来说，在一万俄里的中俄边境线上的任何 一个地方对你们发动攻击，你们都无法抵抗，你们知道我们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我们在直隶湾停泊着分舰队，但是我们愣是不愿意在你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攻击你们 啊。（老骗子遇上了老少女，老骗子很黄很暴力，老少女很傻很天真）。
第三，斥责中国不听他一惯的劝告，听任肃顺之流不中用之人瞎鼓捣，贵政府的昏庸实属不可原谅。上次我在你们北京谈判，虚度十一个月的光阴。提出了恁多劝 告，肃顺对此不加重视，我怀疑肃顺根本没向皇帝报告。（政府的昏庸与大臣的不中用，是俺传统，但若因此而听长毛的劝告，俺们的脸还真拿不下来。套用咸丰那 句话，我大清尚有人耶？）
第四， 你们很危险。现在，唯有俄国跟你们最亲，也唯有俄国才能拯救你们。如果希望我做调停人，那么由恭亲王写份书面请求。还有，所有与英法的条约，首先得让我过 目。他们的大部分要求都得接受，次要问题上我可以让英法作出让步。
第五，我做调停人的前提条件，请圆满解决中俄问题，同意我上次逗留北京所提出的全部主张。
伊格那提耶夫半真半假，把清方的谈判委员们训得一愣一愣的。这里面既有真心话，比如政府混蛋肃顺更混蛋之类；也有哄孩子的话，比如俄国对中国的友善与同 情。卖瓜的，俄国这个长毛狗熊什么时候对中国释放过善意，我还真没见过。不过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中国那些当时的诸葛，全被伊可那提耶夫同志训傻了，他们屁 颠屁颠地跑回去向奕訢报告：我们有大救星了！
奕訢听说俄使愿意帮助自己，高兴啊，虽然也感觉到这俄使不是个好人，但是这不没辙了吗？想要饭，也得打孩子给人看嘛。10月18日，奕訢照会俄使：中俄和 好二百年，听说您愿给俺做调停，高兴恩。只要你帮我们说合了，你们的事俺们一定照办。请你看看英法的最后通牒，条件太苛刻没法接受哪。俄使回复：没法接受 也得接受，当前情况下，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俺也只能在次要问题上说服英法让步。奕訢正跟俄使交流的当口，英国方面动手了。额尔金要给不讲信用 的咸丰一点颜色看看－10月18日，开始焚烧圆明园。虽然法国方面坚决反对，但是额尔金认为烧得有理，解释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 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 失，在一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造成惨局者为此辈而非其国民，故此举可谓为严创中国政府，即就 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
“要想取消毁坏圆明园这事，若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或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般苛待英人， 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呈献出来，作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 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
为了让大清人民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额尔金放火前，专门在北京张贴中文小广告，公布放火时间解释放火原因：“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 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他这解释在当时纯粹是自作多情。据说，“中国人看到告示后，丝毫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操心，而是对其蹩脚的语法大笑不已”。
额尔金的意思，火烧圆明园，乃是专跟咸丰帝一个人玩的，谁让大皇上不守信用呢？是的，我相信那时候的中国百姓，心里没任何触动。假设洪秀全能打进北京，可 能也烧；不烧也是为了自己住，反正跟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谁爱烧谁烧。不过，额尔金当时既不明白中国人民的感情，更不明白中国政府的运作路数。咸丰她媳妇儿 后来发动政变时，顺手把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和载垣等谈判大臣身上：“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 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职，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 小娘们意思很明白：肃顺这皇家参谋一味强硬，载垣又不好好跟人家谈，失信于各国，以致于园子被烧，她老公不得不去热河打猎。千错万错都是手下人的错，她老 公么事没有。大清这种制度，天下罕有，所有的事，都是皇帝拿主意，但是所有的事，他又都用不着负责任。总之，额尔金这园子还是烧错了对象。
额尔金烧园子的第二天，10月19日，俄使照会奕訢：原先不听我劝告，以至于今天。贵国最不可救药者，是诓缚人家的谈判使臣，残害其命，而成祸胎。不独英 法切齿，就连听闻之国也都不甘啊。我现在只能尽力而为了。而且，本国与贵国还有几件未定之事呢，贵亲王速给照会，同意了那些事，以后的事就好办了。奕訢当 然只有同意的份了。
同天，奕訢着人把自己给英法的照会草稿给伊格那提耶夫送了过去。后者很认真地给批改了一下，前者连夜重新写就，20日早晨，不等10时的最后期限到，就把 照会递了过去。
清方照会没送给英法时，伊格那提半夜两点就先给英法送信了：清政府已完全同意你们的条款。都是我唬的他们啊。英法方面高兴坏了，齐夸伊格那提耶夫是个好伙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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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未央4 加为好友 鲜花 臭鸡蛋 2009-5-7 1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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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了，亲王自尊受伤了
既然清方同意了英法的所有条件，双方就可以坐下谈了。
10月22日，英法收到了恤金。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自由出国等条件；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奕訢都同意了， 不同意没法啊。圆明园都给烧了，下面再烧就是皇宫了。即使不烧皇宫，万一哪个中国汉奸建议他们坐进中国的皇宫，演一出武王伐纣就更可怕了，爱新觉罗家就得 回老家歇着了。总之，奕訢早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就可以签约了。双方订于24日中英签约，25日中法签约。为了签约方便，奕訢搬迁到了法源寺。伊格那提耶 夫转告奕訢，你驻北京城里也没事，英法方面不会吃掉你的。英法呢，为了换约方便，也想驻进城里，法国原先想中了肃王府，恒祺又给他们找了贤良寺，住下了； 英方有些故意一般，相中了通州谈判时扣押谈判代表的怡亲王载垣之府第，声称如若不同意，俺就驻紫禁城。奕訢拦不住，只好随英国。
10月24日，奕訢来到了礼部，双方要对中英续增条约也就是北京条约签字，并且要互换天津和约。两个半钟头之后，额尔金带着千名卫队，坐着八抬金顶大轿优 哉游哉地来了，沿途三四千名英军站岗布哨，端的是耍够了威风－你大清不是不让俺坐轿，不让俺多带人换约吗？现在，嗯哼？从安定门到礼部，五公里的道路两 旁，挤满了中国式看客，他们既不惧怕，也无敌意，他们只有好奇：到底一个什么东西，居然比皇帝还要厉害，撵跑了皇帝，坐着八抬大轿来了？
恭亲王一看额尔金来了，马上按照中国礼节前来迎接，额尔金看都没看他一眼，径自坐自己位置上去了。辱华啊，严重的辱华，恭亲王后来成为洋务派的中央领袖， 跟这些挨辱有很大的关系。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所有的洋人随即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堂下 走出一位英国摄影师，“咔嚓”一声，原来是拍照。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恭亲王的自尊大大受伤。
某种程度上，额尔金的傲慢是对的，因为你不傲慢，事后清方汇报时，会把你汇报成孙子。现成的例子就是葛罗。
10月25日，中法在同样的地点换约签字。为了仪仗队伍不比英国差，法国的护卫队由骑兵队、军乐队、其它各兵种队、外交人员队构成，甚至还有一支奇怪的非 正规的娘子军－来自各部队的女炊事员们。至于葛罗自己，照样坐了八抬大轿，不过，中国看客们对此已不陌生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支娘子军。花木兰的故事对 大清百姓来讲，应该已是遥远的记忆了。因为明朝之后，中国女人一般情况下就不能出门了，就是在家里，兄弟姐妹间七岁之后就男女受授不亲了呢。
相形之下，葛罗同志对亲王就友善多了，他是故意的。按他的意思，额尔金对人家中国的亲王有多冷淡，他就要表现得有多热情。当葛罗下轿时，亲王来到礼部大堂 门前迎接，亲王按照中国习惯抱拳致意，葛罗同志脱帽回礼。葛罗要进门，亲王要往门外接，葛罗不等亲王出来就抢先进了门槛，双方一番寒暄，吃了么，天气不错 么，路上顺利么，适应中国么，冷么（这些寒暄是我猜的，中方估计只会这样了），寒暄着中间，亲王把法使拉向了他的座位。葛罗的善意，让亲王受伤的自尊有所 恢复，据说谈判期间，他甚至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签约之后，法使还赠送给亲王三套金银铜法币（亲王后来做了总理衙门大臣，不知是否养成收藏外国硬币的爱 好？）。葛罗对自己的善意深感满意，但是他不知道，这么一友善，亲王在给皇哥哥的汇报中就说他“比英夷更为恭顺”。晕死啊，大清当大爷久了，你对它客气一 些，它就把你当乖孙！
听说弟弟和洋孙子们亲自见面了，咸丰批曰：“此次夷务处处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仍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大清当然没人了，否则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下面，看看条约内容吧。
中英《续增条约》各要点：第一，《天津条约》继续有效。 第二，增开天津为商埠。第三，中国对上年的大沽事件表示“惋惜”。（其实就是道歉，大爷不好意思说道歉，改用惋惜）第四，赔款数额，由《天津条约》规定的 400万两增加为800万两；第五，英国公使如何驻京，是否驻京，以后由英国自行决定。第六，中国割让九龙司半岛给英国。第七，天津条约在京互换之日，也 就是10月24日，中国皇帝须降谕京外各省督抚大吏，将天津原约及北京续约各条发钞给阅，并令刊刻宣布于各街，让大家都知道。第八，大清皇帝允准谕旨奉 到，业经宣布，英国开始从北京和舟山撤兵。第九，八百万两赔款全部交清后，英国从天津、登州、广州等处撤兵。
中法《续增条约》各要点：第一，天津条约即日起一一施行。第二，条约签订之日，天津开始通商。第三，大清大皇帝对上年大沽口武力阻拦换约之事表示“悔 惜”。（又换了个概念，虽有后悔的意思，但坚决不用道歉一词）第四，中国归还天主教产，准许法国天主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房屋。第五，赔款数额，由 《天津条约》的200万两增加为800万两。第六，续增条约不俟两国御笔批准，直接施行。第七，大清官方，以后对俺们法国使臣客气些。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互相给些面子。第八，条约互换之日，法军从舟山撤兵；北京法军撤往天津等地。清方先交50万两现银之后，除法军统兵官外，其它驻津法军全部撤往大沽与烟 台。800万两全部付清后，法国从大沽、烟台、登州、广州等处撤兵。
额尔金的疑心，咸丰帝的心病
仔细对比前面所列英法天津条约，可以看出，额尔金同志还留了一小手。法国人傻乎乎的，只在条约里声明，条约签订及互换之日，条约的法律效率即开始启动。但 是额尔金同志绝没有这么傻，天天跟清方打道，额尔金也开始中国化了，至少心眼儿越来越多，知道中国君臣没法相信。
法方一签条约就急着撤军，10月25日签约，10月30日就开始撤兵了。但是额尔金却没有撤兵的意思。如果说咸丰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话，那么额尔金则是不 见大家往咸丰的棺材盖上敲钉儿，他不踏实。前面所列北京条约里的第七条与第八条，是他有意设置的，条约不奉到咸丰的御批，清方不向地方下发条约各款，英国 是不撤兵的。清方的失信与悔约，他领教够了。
额尔金不撤兵，咸丰的御批一直等不到，恒祺即与英方磋商，替皇帝写了如下御批：“所有英法两国条约，现经互换，均已允准，即着行知各该省查照办理”。计划 由奕訢奏请咸丰，原版御批下来。额尔金嫌不够意思，干脆自拟了一道御批，而且声明，将来的御批里必须有“无不批准，永允遵行”八个字。
额尔金自拟的谕批被奕訢骂作“词多鄙俚，不值与之较论”。奇文共欣赏，还是看看老额的“谕旨”吧：
“咸丰十年 月 日奉上谕：……所有各件，逐层逐节，朕无不批准。……朕言无少虚。日后无论何人，稍欲犯约，朕必尽心维持，勉力防渐。将此传谕各省督抚知之，并著于各该省 刊布，咸使知悉。钦此。”
也怪不得奕訢骂额尔金粗鄙，什么“朕言无少虚”，什么“朕必尽心维持”，堂堂的天朝皇帝说这种普通话，多影响身份啊！
10月31日，咸丰谕批驾到，里面真还没有额尔金所要求的“允准”之类的字眼儿，没有办法，奕訢只好拿咸丰谕批作了一些加工和润色，溶进一些额尔金的意 思，造出这样一张谕旨来：
“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着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其和约内应行各事 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钦此”。
造出的谕旨派恒祺前往额尔金处宣示，并交由内阁抄发以示它是真的，老额也就满意了，高兴的告诉恒祺，五六天后我们就撤兵。但是撤兵前，老额又玩了一个心 眼，谕旨有了，但是通告各省什么的，清政府这只老牛破车能跑起来执行吗？于是，他们把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刊印一部分，让奕訢盖上钦差关防，下发公文知照各 地方官，然后由他们亲自前往各省发放。一个月之内，他们刊刻《通行各省条约告示》1050张以及条约文本1280册。李育民先生说：“由列强到各省交发条 约，这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奇闻。” 绝对是奇闻，天朝奇闻！至于北京这边，额尔金也要求奕訢按照英方提供的式样刊刻一些往下发放。清政府这边的动作咱就不提了，奕訢为了示信于夷人，照着做 了，可是地方官并没有好好执行，厦门地方官甚至把条约删掉三四段，然后打乱次序，首尾颠倒地乱贴一气，结果谁都看不懂。 真是气死夷人没商量，你不是非得让俺贴条约么，俺就给你胡贴，老百姓看不懂，你能咋地？
额尔金的小伎俩咱就不说了，再伎俩也玩不过咱，咱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回过头来说咱的咸丰。咸丰这个不见棺材不落泪、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主儿，现在终于看见 了棺材、挨了整块砖，胸中的恼怒与羞愧自然没法用语言形容。而且，心病仍在。
鉴于这主子特喜欢往臣子头上扣屎盆子的作风，所以，不等皇上迁怒于人，诿过于臣，一俟换约之后奕訢就乖乖的上奏自请议处。咸丰回复说：兄弟你也不容易啊， 自请议处就算了吧。
并不是咸丰多么宽容，而是此时他有心病，还需要老六去给消除：公使驻京、亲递国书两事，还没给折腾清楚呢。
由条约可以看出，英国对清政府最恐惧的公使驻京有所退让，基本上是个活口：驻不驻，如何驻，我们以后再定；至于外国公使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干脆没有明文规 定。
公使驻京的退让，实际执行时，改为公使目前不驻京了。某种程度上此乃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的功劳。俄国之前所有的政策，从不赞同公使驻京，认为那样对俄国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公使驻京，会使英国凭借其金钱和武力对中国各种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俄国在中国所拥有的手段，与英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 阻挠公使驻京方面，俄使比中国人还积极。他列举种种理由劝说额尔金，如果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见，那么常驻北京根本没任何意义，而使节的尊严也将受到损 害。他认为，外国代表来北京作短期居住才是最好的选择。额尔金居然被他忽悠动了。英国首相巴麦尊与外相约翰•罗素同时认为，虽然英国应该坚持条约所给予的 权利，但是英国外交官的安全最重要，英使臣驻在没有武力保护的城市里至少在目前是不谨慎的。于是约翰•罗素致信额尔金，要注意考虑驻华公使布鲁斯的安全， 与其在北京遭受侮辱与暴行，还不如选择天津或上海，因为前者情形一旦出现，我们又需要去打仗报复，或者以屈辱的心情接受。我们既不想受辱，还不想打仗，所 以你要处理好。 布鲁斯倒是表示，自己可以驻京；巴夏礼也表示，自己也可以留京。额尔金综合考虑，俄使不驻京，法使说明春才来驻京，美国这会儿忙南北内战干脆没个代表，那 咱也不驻了吧。但是对清方的回答则不是说俺目前不敢驻，而是说，使馆还得装修。他们之前暂住怡亲王府第，奕訢认为让他们住亲王府第，有些不成体统，经过一 番哄弄，最后把他们哄弄到宗室奕梁的梁公府去了。而且，英国只打算在使馆里丢下一个翻译威妥玛（Adkins）打理中英外交，认为他职位低，相对来说就最 安全。至于法国，本来也想中了一座亲王府第，后被哄弄到了景崇的景公府，再后来，清方允许法国在景公府的西花园空地上自行盖房，法方遂将景公府交还，得到 的优惠条件是：自行盖房，可免租金。由于要新盖房子，所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暂不驻京，明春才来报到。这样，外国公使就全部暂不驻京了，奕訢长出一口 气：先把鬼子挡在京外，明年再说明年吧。
亲递国书一款，条约上没了，某种程度上是奕訢的功劳。但是条约上越没有，咸丰越害怕，希望奕訢当面锣对面鼓的跟夷人敲定，免得哪天他们心血来潮突然又要求 见朕了。奕訢当然知道自己的皇哥哥见不得人，所以一直找机会探问英法，希望他们确定这一层。额尔金等人的意思是：呈递国书，乃本国美意，不叫呈递国书就 走，回国咋复命呢？奕訢回说：你们照会里不是说了吗？你们不会因为这个而动兵的。可见两国美意，也不在这一层上。额尔金居然无话可说了。于是奕訢高兴地向 哥哥汇报：亲递国书谈个差不多了，或者可免了。咸丰一听，象王小丫那样傻乎乎地追问：确定吗？确定吗？待我回京后，夷人要是有所反复，惟你是问。亲递国书 一层不取消，将来祸大了。他们暂时作为罢论，以后要是反复呢？夷人面见亲弟，已属不成事体了，再任由他们放肆，我大清尚有人耶？ 看咸丰的意思，他本人乃大清最后的内裤了，他再被夷人见，大清就全裸了，没脸了。
11月8日，英方开始从北京撤兵。撤出前，额尔金再次表示，没有向皇帝亲递国书，深以为憾。奕訢看英夷一直存有此等“美意”，而自己的哥哥偏不接受，就派 恒祺撵着英军跑到了天津，继续跟人家纠缠。巴夏礼被恒祺撵得不耐烦了，说：这个事儿，皇帝愿见就见，不愿见拉倒。奕訢一听，于11月26日给英法两方照 会：空说无凭啊，你们得给俺出个绿头文件啊。（绿头文件这词是我杜撰出来的）。其实老六就是要个没有“美意”的纸质回复给哥哥交差罢了。普鲁斯于12月 10日回说：看来贵亲王对于接见使臣之意不太了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两国相好的凭证。它就俩意思：第一，两国相好之据；第二，使臣上任之凭。会见本自是 出自诚愿，一方以礼相待，一方以礼相答，既然不愿见，何必勉强呢？贵亲王放心吧，俺们不勉强你们的皇帝了。
12月17日，布尔布隆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复，说得比布鲁斯那头约翰牛煽情多了：我们来贵国，那是实心爱慕。若入人家屋室，不得见主人以温言相待，心里不好 受哪。既然大皇帝不愿见，我们也没法勉强。中国现在事多，贵亲王在中间也为难，希望以后大皇帝能体谅我们的向慕之诚，得沐宠兴，本大臣随时奉候。
奕訢拿到纸据文件，长出一口气：卖瓜的，俺家哥哥终于用不着被夷人见了。问题是，他家哥哥对此结果还不满意：现在不见我，我回銮后，明年春天他们就都来驻 京了，我岂能与这些犬羊同一片天空？总之，他还是不回北京，直至1861年7月17日死在他的避暑山庄，算是真正实现了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
俄国调停，中国谢媒
英法那边对付完了，这边还有俄国撑着大布袋等呢。做了半天调停人，等清方谢媒呢。10月27日，双方开始了秘密会谈。所谓的秘密，是俄方的要求，说：如果 不偷着来，英法会回来重新提条件的。中国人一听，就不敢吭了。俄国就开始诈胡了：多亏我们啊，否则英法联军哪会撤回天津啊，如果清政府不知感恩投报的话， 我们会让英法联军重回北京的。
其实英法根本没打算留在北京过冬，英国政府甚至提前为这种可能性感到头疼：卖瓜的，北京那么冷，咱部队留京受罪啊。还有，军队要是留守北京的话，经费从哪 儿来呢？得百万英镑呢。英国国内对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印度政府拔了那么多兵与船，也跟伦敦政府伸手要钱呢，议会不会批准英军驻京也是一定的。
但是奕訢不知道这一切啊，所以只能任由这年轻的俄使吓唬。于是11月8日经咸丰批准，11月14日奕訢与俄方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十五条。通过这个条约，清政 府既承认了瑷珲条约，还把瑗珲条约中没承认的、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共管地变成了属于俄国单独所有。按咸丰在谕旨的说法，叫“借与该夷居 住”！ 这家伙，借出去了就蹬腿死了，也不说留个借据让他后代给收回来。要说卖国，也就他够格。董事长不签字，琦善那样的业务部门经理再能也卖不掉大清这公司不 是？
1860年11月22日，圆满完成任务的伊格那提耶夫离京回国。据《额尔金勋爵传》载，一年之后，当清政府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成了大清首届 外交部部长之后，公事之余，他与外国某外交家闲谈时得知，英法联军当时在北京，根本没有意思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这位亲王听后吓得发呆，佯为镇静地问到， “你是不是说我们被欺骗了？”对方回答说，“完完全全的被欺骗了”。 照这个与恭亲王后来相熟二十年的外国人说，他从来还没有看到这位亲王或任何其他中国人如此灰心丧气的样子。说得不客气一点，伊格那提耶夫将军本身并无一兵 一卒，却够狡猾脸厚地利用英法联军的力量夺去这次战争最丰硕的果实，同时还履行了对中国友好的义务并痛斥了它的竞争者。
看来，这次英法上树摇果子，篮子里接果子最多的，还是人家俄国。而且，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中俄边境再次划界，1861年6月28日，双方签订中俄 《勘分东界约记》，由于清方划界官员不是嫌累，就是鸦片烟瘾发作后有些没劲，中俄之间的这种划界几乎成了人家俄国单方面的工作，所以这约记竟然超越了中俄 北京条约的范围，使得俄国所获土地达到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1862年3月，中俄签订《陆路通商章程：续征税则》，中俄陆路边境上获得了诸多贸易特权与便宜。
这就是俄国外交。更是它的传统手法。大清在这方面，只有不断交学费的份儿了。明知道被骗得不轻，大清晚期，西太后与李鸿章甚至一度选择亲俄，还跟人家签订 中俄“蜜”月呢。“蜜”了半天，也就是老少女被老长毛糟蹋的份儿。当然，伊格那提耶夫离华之前，也给老少女定情物了，他重提1858年枪炮馈送未成之事。 中国这次终于接受了。1861年，第一批枪炮运抵恰克图，中国也不知道那枪叫啥枪，给人起名叫鸟枪。计鸟枪两千杆，炮六尊。恰克图留下数十杆枪，炮一尊， 中国派66名军官前往受训。其它武器装备运回北京，后用于准备神机营和天津洋枪队。很遗憾，后来的对外战争，也没听说这些受训的军官和武器装备施展过什么 神功。老长毛是不是把自家淘汰的武器送给咱了也不一定。找不到证据，这里存疑。不过，至少有两点是没疑问的：
第一，后续枪炮推诿不给。咱得知后有些恼羞成怒：本来俺就没求你，是你自己要给的，给你面子才接受的。现在又反复？于是政府谕旨库伦办事大臣：后续枪炮的 事不要问他们了，以示大方。他们以后爱给给，不爱给算，自便。
第二，恰克图的俄国教官不好好教咱技术。枪炮上卸及修理教会了，就是不就如何施放。咱一听更恼了：天天在这儿浪费经费，学个鸟啊。于是，受训的军官全部撤 回。不过咱这边考虑不能实话相告，找了个借口：俺军官水土不服，就不好意思再麻烦贵国教官教演了。 赏给俄国教官一些物件，打发他们走了。时间是1862年初。整整一百年之后，中俄之间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时代居然发生了类似的故事。有趣吧，历史老人真有 些恶作剧的情怀。
第九章 盘点战争之后事
孟托班凯旋而归，迎接他的是冷嘲热讽
法方一直坚持，从北京撤得越早越好。
除了考虑到法兵不耐中国的寒冷之外，法方更多的考虑是，白河封冻之后想撤也没法撤了。孟托班将军向英方表示，法军撤离北京的时期，至迟在1860年11月 1日。
说到做到。10月30日，法方开始撤兵。
问题是额尔金赖着不走，他按照中英北京条约，要等咸丰批准条约之后才走。法方怕英使留在北京玩花样儿，就让葛罗留京，并给他三四百人的护卫队，孟托班自己 率领其余法军撤离。11月6日，法军到达天津。孟托班安置好驻津部队，继续南下，他决定去日本溜达一圈。将军前往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并没 有带领大量的军舰做随从。在日本溜达一圈，他最深的印象是日本女人的美貌和大胆以及日本人生活的随便。不过，将军最意味深长的发现乃是中日之间在对待他们 这些夷人态度上的巨大反差－日本人的友好与中国人的敌视！其实正是这种反差，决定了中日此后的不同走向！。
日本溜达完毕，孟托班将军回到上海。在上海，他接到了来自国内的信件－他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告知：一俟参议院有缺，那么将军就是新的参议员了。
1860年4月24日，孟托班将军从上海启程回国。在回忆录中，将军说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是的，中国是成就他功名的地方，以后他再也没机会来了。1861 年6月底，他回到了法国。参议院里，正有空缺的议员席位在等他。除此之外，他的皇帝还有赏－拿破仑三世封将军为八里桥伯爵，并且可以世袭。伯爵幽默地跟人 说：他一直担心皇帝封他个北京公爵呢，要是那样的话，叫起来可不大好听！
将军并没有高兴多长时间，因为随后的日子里他发现，国内对他的情绪与他的期待反差很大，与拿破仑三世的情绪反差也很大。一句话，君臣民上下根本没有保持所 谓的高度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远征一结束，这场战争似乎仅成了皇帝与将军之间一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游戏，不但跟大家无关，还很惹大家烦。烦什么呢？一场 战争，只牺牲了十来个人，根本没有象克里木战争与意大利战争那样尸骨如山，凭什么战争的指挥者就能赢得那么多的荣誉与奖励？而且，他们远征归来可都是发了 财的，抢了人家中国皇帝的园子的。
大家正烦的当口，1862年2月，不会看臣民脸色的拿破仑三世又自作多情地向立法院提议：给予将军一笔五万法郎的年金。
大家一听，彻底恼了。
本来，战争结束前后，法国内部对于这次远征就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法国不应该参与中国事务，这样只会把法国的力量从对其更有利的欧洲和拉美事务中吸引过 去；有人认为，法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应该在地球任何一方处于另一个大国（英国）的从属地位；有人质问，这场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政治吗？为了商 业吗？为了宗教吗？什么都不为，法国会不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为英国利益而帮忙的境地呢？卖瓜的，这不是中国传说中的火中取栗吗？
法国这样一个民族，真的很奇怪。战争之前，急着去参战。战争之后，连庆贺的热情都没了。据人分析，由于法国在克里木及意大利之战的成功，导致国内情绪对于 军事上的荣誉有了厌倦之意。一句话，够了。
正当大家够了的同时，拿破仑却这么一而再再二三的奖励他的将军，所以国内情绪马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这场远征甚至远征总司令冷嘲热讽 了。
有人说，将军带着两旅军队去和中国人打仗，满打满算才死了十二个人，难道给他一个伯爵的头衔，一个年金三万法郎的参议员职位还不够吗？
有人说，此次远征确实配得上我们的时代，因为它并没有要求作出痛苦的牺牲，本来我们的士兵有足够的英雄主义，可是这次远征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就是八里桥上 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以及住满女人的宫殿被人纵火和抢劫。假如八里桥将军确有丰功伟绩，皇帝你咋不封孟托班为元帅呢？
孟托班将军倒是希望得到元帅杖，因为他发现，远征的那些同行都得到了，凭什么他就不能得到呢？
但是没人听他诉说委屈，他也不敢。
一看苗头不对，孟托班将军与拿破仑三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双方的公开信。孟托班表示，他拒绝那份年金。不过他认为，某些议员反对皇帝的圣愿，就是反对整个民 族的心愿。
孟托班委屈情绪之下，居然冒出了中国式混帐逻辑，说：拿破仑三世乃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你们反对皇帝，就是反对整个法兰西民族。家伙估计是远征中国， 沾了中国式病毒吧？
还好，拿破仑三世没有这种思维。他在公开信中说：每个人都可自由进行评价。至于我本人，那我希望国家和军队都能知道，作为政务和军役的当然裁决人，我的确 想用一笔国家奖金来为这一史无前例的业绩增添荣誉。伟大的业绩，越是受到崇高的评价，就越是容易涌现出来，只有退化堕落的民族，才在国家感恩回报的问题上 讨价还价。
拿破仑三世不愧是个破皇帝，给臣子弄笔奖金，还需要亲自向全体议员和国民解释半天。如果他知道中国的咸丰是如何当皇帝的，可能对中国更加向往了。公开信 里，他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自由评论权，其次说明我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虽然他拿民族退化来压制国内舆论了，但大家表示不挺，退化就退化，冒着退化的风险也得 把皇帝的威风打下去，最后，立法院把他的年金建议给彻底否决了。立法院这么牛，马克思还骂人家是“波拿巴王朝的御用机构”。可怜的马克思，没来过中国，否 则他就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御用了！
皇帝没有办法，为一笔年金而解散他的立法院会显得太荒唐。虽然雨果骂他是暴君，但是这种荒唐事，他还真做不出来。不过，皇帝私下里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几年之后，第二帝国垮台了，人们才发现，皇帝从中国赔款里拨了一笔将近60万法郎的款子给了伯爵。做皇帝，还得这样偷偷的给臣子口袋里塞钱。地球这边的咸 丰听说后，会不会喷饭？
有人猜测，孟托班将军在国内遭遇委屈，最大的原因就是，远征中国太轻松了，而且，还抢了中国的圆明园。更关键的是，抢就抢吧，但为啥没抢到国库里呢？要知 道，你们从北京往家带珍宝，搭乘的可是咱国家的免费军舰，何况每个出征的士兵都是高工资，回来还有带薪休假呢？至于孟托班本人，更是收了个钵儿满。总之， 做人不能这么美死吧？还有，孟托班送给欧仁妮皇后的那串项链，据说至少值100万法郎，有些人甚至认为值200万法郎。孟托班辩解说，不就是俩念珠么？我 们在圆明园发现好多项链，战利品委员会给格兰特将军三条，让他送给妻女做纪念，我拿了几条，串了一下给皇后了。
除此之外，1862年，法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对战利品进行审计时，说发现帐目不清云云。但也仅此而已，没法查清了。看样子，法国国内确实有人嫉妒伯爵， 而伯爵是否抢到手里好多中国珍玩，也确实是笔糊涂帐。
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垮台后，新政府再次对孟托班进行审查。1874年，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孟托班抢劫事件，孟托班说：“我设立岗哨，派人保护了， 在英军到来之前，宫殿的任何东西都没动用过。”可是英方的格兰特不承认这点，他说：“英国部队进入后，法国已抢了一个遍，只有一间房子没抢。孟托班将军 说，他派人拿走了所有的东西，咱们英法平分吧”。另一个作证的说：“格兰特说得不对，法国将军对英国将军说，他挑选了最精美的珍宝，让大不列颠女王和法国 皇帝平分”。
英法双方互相推诿，谁都不承认自己先抢的。但是抢了，却是都承认的。既然如此，那就两个强盗吧。法国的一位文人，对这两个强盗作出了精彩控诉！
雨果流亡国外，大骂政府是强盗
中国的中学生，估计都知道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那一篇“两个强盗”的宣言。巴勒特上尉给雨果去信，向其征询对于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意见，并且表示，他自己认为这场远征体面而高尚。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
雨果以梦幻般的神话笔调开始了他的回信。他以中国人都缺少的那种对圆明园的丰厚感情和法国式的浪漫夸张描述了圆明园是如何的独一无二，如何的震惊世界。铺 垫完毕笔锋一转，开始了如下控诉：
“这个奇迹现在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于是，他们手挽手笑着回 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
“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但是我抗议。我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声明：统治者所犯的罪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误；政府有时是强 盗，但人民永远不会作强盗。
“法兰西帝国侵占了这次胜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 夺过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中国人看了这信，很激动。其实，也用不着这么自作多情。因为，雨果虽然是个人类主义者，在全世界面前捍卫的都是普世的人道与自由，但他当时最大的敌人，仅 是他的政府，严格说来就是拿破仑三世那么一个人儿。更关键的是，即使没有火烧圆明园，雨果照样能找到骂法国皇帝的理由，而且骂得比这还要狠。
这是为什么呢？
雨果年少时曾经做过保王党，甚至拥护和歌颂过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但法国的革命风雨终归把他铸造成了自由共和主义者。他认为，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 由主义，而文学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儿女。总之，文学就是他的政治武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亲自参与政治实践了。相反，当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称 帝时，雨果因参加武装起义遭通缉，流亡国外，这一流就是19年。期间，他发表《小拿破仑》、《一桩罪恶史》、《惩罚集》等。这些文章只有一个靶子：拿破仑 三世。马克思曾对雨果的《小拿破仑》作过评价，认为雨果只是对政变的发动负责人作了一些尖刻和俏皮的攻击，把事变描写成了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动。马克思对 此表示遗憾，认为雨果不是把拿破仑三世写成小人物而是－简直把小拿破仑写成伟人了。马克思的意思，雨果不懂他那套时代、阶级斗争与人民群众力量什么的，那 骂人就象夸人了呢。
我不喜欢革命，也没有马克思的主义。我感兴趣的是，雨果骂皇帝，倒底是如何骂的？我承认，雨果反对帝制，反对拿破仑。但是我更承认，这个浪漫主义文学大 师，骂人时也太浪漫了。据我所能寻找到的《小拿破仑》的有关章节，我发现，雨果骂人方面堪比街头泼妇，骂人半天也没有重复的：“历史大恶棍”、“小丑”、 “强盗”、“混蛋”、“无赖”、“怪物”、“独夫民贼”、“卖国贼”、“扒手”、“眼珠无光”、“丑陋不堪”、“丑态百出”、“恶贯满盈”、“头脑发 昏”、“幻觉重重”、“面目可憎”、“关在狗的笼子里的邪恶的野兽”、“卑鄙的人物”、“装死人”、“说谎就像别人呼吸一样”、“模样活像完全没有睡醒似 的”、“在卑劣方面也低人一等”、“政权就是个匪窟”、“拉皮条的帝国”、“头顶绿色便帽，脚穿木鞋，木鞋里塞着麦草”云云。 说真的，这般骂人着实会让人产生审丑疲劳。而且，小拿破仑当初确实是通过民选混上法国总统，又通过手腕混上法国皇帝的。这样骂他，反过来会让人怀疑法国民 众当初的智商与情商。但是雨果没有考虑这些，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他在用墨水瓶反对大炮，而且坚信：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因为墨水瓶代表了人类的良 知。
所以，雨果写文章，就是往拿破仑三世身上扔墨水瓶，那些骂人的话就是街头少年的墨汁，也许，这就是浪漫主义大师与革命导师的根本区别，也是法国文人与中国 文人的区别？
不管怎么说吧，这法国皇帝还算够意思，被骂得满脸满屁股墨汁了，还于1859年大赦政治犯时把雨果也包括在内了。不过雨果拒绝被赦。他说：我流亡我幸福。 他说：只要共和没有回到法国，我就不回国。这事过去没多久，法国就远征中国了，再没多久，法国就远征成功了。所以，当1861年那个没眼色的巴勒特上尉写 信向雨果征询看法时，正好给雨果一次扔墨水瓶的机会。于是我们会发现，他在信中承认中国人是野蛮人，但是认为文明人不该对野蛮人这么做。即使做了，那也不 是人民的错，而是政府－严格说来就是小拿破仑的错！
这次的墨水瓶扔得最爽。一是赢得了法国民众的好评，众所周知，自由与浪漫不只是法国文人的天性，更是法国民众的天性。在他们的理念中，不和政府作对的文 人，他就不是好文人；不叮政府的作家，他的良知就值得怀疑。所以，法国文人天天比赛谁骂政府骂得狠，民众更是据此给他们扣大小不等的爱国主义帽子。二是赢 得了中国观众的好评，你看人家雨果都骂自家政府是强盗呢。至于自家的政府与皇帝是如何的白痴、混帐、无赖与恶棍，他们就假装不知或者忘记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雨果的，一个小小的墨水瓶，成了中国民族自尊心的慰安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前仆后继地在中学课堂里接受这一针。疗效出奇的好。至于雨 果说中国人野蛮什么的，则忽略不计假当没看见了。这也叫是药三分毒吧，为了治伤心之病，药伤胃之类的毒性就顾不上了。
1870年，色当战役中，拿破仑第三亲自做了普鲁士的俘虏。同是做皇帝，他境界就差远了－比咸丰傻多了：咸丰的亲征，就是亲自逃跑，而小拿仑破的亲征，却 是亲自做俘虏，一俘虏，政府当然就垮台。一垮台，法国人民就翻脸不认人，把他们选上去的总统、热烈支持过的皇帝就给抛弃了，于是，拿破仑三世在法国人心目 中变成了真正的小丑。
小丑的可笑，更加印证了雨果的伟大。小丑9月2日做了俘虏，伟大雨果9月5日就回到了巴黎，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普法战争爆发后，雨果以68岁的高龄参加了 国民自卫军，甚至捐出稿费，铸造了两门大炮。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公开发文支持公社社员……1885年5月22日 ，雨果与世长辞。灵柩停在凯旋门下一昼夜，群众围住不散。巴黎公社的老战士发表宣言，号召社员们参加葬礼。 6月1日 ，政府为雨果举行国葬，送葬者达百万，人们高唱《马赛曲》，把雨果送至先贤祠。
作家也该知足了，一直反政府，人民认你为伟大爱国文人；一直反拿破仑三世，人家最终也没咋着你。人家做皇帝，你武力反对，放中国，至少凌迟处死，株连九 族。若遇上明成祖那样的英明领导，干脆就是株连十族了。千刀万剐都不算，剥你的皮，油炸你，丢下你老婆不杀，却是为了留给军营的人轮奸；摔死你儿子，女儿 也不杀，却是为了把她养大后再丢给军营的人轮奸……所以，泉下也该知足了，幸运生在法兰西。就你摊上的那破皇帝，远不如中国这边一个七品县官威风！
有意思是，1989年4月，俺们中国一位教授专程到雨果在根西岛的故居拜访，发现，雨果也是中国珍玩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收藏居然来自圆明园！ 敢情法国强盗拍卖中国文物，伟大的作家也前往捧场了吧？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浮想联翩！
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别人的石头
1860年11月7日，额尔金弟弟、驻华公使布鲁斯在二百名锡克兵的护送下到达北京。
11月8日英国开始从北京撤兵。当天，额尔金陪同弟弟会见了奕訢。额尔金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向奕訢辞行。第二，希望以后中国的外交事务仍由奕訢负责。 第三，向亲王引荐自己的弟弟布鲁斯。布鲁斯作为以后的驻华公使，准备暂住天津，但来年春天即来北京就任。兄弟两个甚至当着奕訢的面作了一番交卸、易座、换 轿的职务交割仪式。额尔金的本意，估计是想让奕訢对布鲁斯这位驻华公使以足够的重视，但是他没想到，事后亲王给自己的皇哥哥汇报时，说看得直想吐，鬼子们 “沐猴而冠”，“不堪入目”。
11月9日，北京英军全部撤完。
11月27日，额尔金从天津出发，经上海到广州，又策划了一场九龙半岛的领土接收仪式。时间是1861年1月19日下午3时。仪式在九龙半岛南端举行，英 方参加者，有额尔金、巴夏礼等人；中方有新安县等四名地方官。巴夏礼把一只装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一名清朝官员，由清朝官员将纸袋递交额尔金，以象征领土 的移交。巴夏礼发表九龙并入香港归英国统治、大清官员不再行使职权的声明。然后鸣放礼炮，升国旗，士兵们为英国女王欢呼。最后，额尔金任命九龙民政专员， 仪式结束。如果奕訢看见了，估计还要骂他们沐猴而冠不堪入目。
不堪入目之后，额尔金就放心地回国了。1861年4月16日到达英国。与孟托班将军不同的是，迎接他的是各式各样的欢迎。大家都认为火烧皇帝园子太好了， 只有三个人觉得不好，首先是英国首相巴麦尊，这个70多岁却一直生机勃勃的老家伙说：为什么不连中国的皇宫一块儿烧掉呢？其次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她亲爱的丈 夫阿尔伯特亲王。女王觉得额尔金这行动比太平造反还要猛，太可怕了；亲王担心过分侮辱皇帝并暴露皇帝的无能会促使清王朝走向覆灭。同为王室，两口子对中国 皇室有些惺惺相惜，兔死狐悲吧？
不过，尽管大家都高叫烧得好、烧得不够，但在皇家学院的欢迎仪式上，额尔金还是向大家解释了火烧圆明园的原因。也许是良心有所不安吧，反正咱这边盼望他不 安。他说，他不认为圆明园的艺术有什么价值，不过园子里的珍宝还是有价值的，它们被埋没在圆明园那个垃圾堆里。他说，没有谁比他对于圆明园的毁灭更痛心， 但他必须这样做。他不是为了单纯的报复中国皇帝，而是为了后继使臣们的安全。
总之，他认为他烧得有理。
问题是历史绝对不按照某个人的一厢情愿而发展。额尔金搬起自己的脚，砸上了别人的石头。具体来讲，是砸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的石头！
第一，火烧园子，他自认为惩罚的是失信的中国皇帝。但是中国皇帝根本不承担此种责任，前面说了，1861年，咸丰他媳妇儿发动辛酉政变时把屎盆子全扣肃顺 与载垣身上了。即使咸丰他媳妇儿不政变，咸丰自己也会把屎盆子扣办事大臣身上的。林则徐与琦善，不管主战主和，最后都替皇帝顶屎盆子了嘛。人家都兴“有限 责任公司”，爱新觉罗家兴“没有责任公司”。咸丰他爷爷－嘉庆还玩过罪己诏，到孙子这一代，连玩都不会了！
第二，火烧园子惩罚的是中国皇帝，给他记恨的却是中国的后世民众。虽然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皇帝无关更与圆明园无缘因此对火烧一事无动于衷甚至以嘻哈态度对之 （额尔金1858年底在长江考察两个月后发现：一般民众对朝代之争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多大的热情，他们对战乱的态度仅相当于他们对地震、瘟疫或任何其它天灾 一样；马克思没有亲自考察就对专制下的东方民族判决如下：我们不应该忘记野蛮人的利己主义，他们集中在极小的一块土地上，安然观看大帝国怎样被破坏……他 们安然观看这一切现象如同观看自然界的现象一样）但现在的民众不这么干啊。虽然不幸生在当代中国，无缘做咸丰的子民，但是现在的他们有情绪啊。虽然那园子 不烧也不见得能保证现在的他们可以随便进去游玩，但是他们素质与觉悟高了，认为圆明园乃是民族遗产的一部分，火烧圆明园恰好伤害的是他们的感情，并且由此 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情结。奴隶主挨了别人一巴掌，过后可能早忘了，但是奴隶们世世代代记着主子所受的 耻辱，甚至主子的耻辱就是他们的耻辱，这是一种旷世移情。而且这种移情有些吊诡，那就是，如果这园子是他们自己人烧的，比如项羽火烧阿房宫，比如红卫兵破 四旧，中国人就没有这种深刻到血液里的集体记忆与种族仇恨。这也叫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仇恨吧。不过也有人打过比方，如果有外国侵略者烧掉了英国女王的白金 汉宫，那么英国人民是什么感觉呢？历史不能假设，有机会碰见英国人，不妨打听他们一下。在此之前，具体来讲是在1814年，英国倒是放火烧过美国总统大 厦。过后，为了掩盖被大火烧过的痕迹，总统住宅被涂上了白色油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称为“白宫”。所以，与中国人有共同语言的应该是美国。那以后咱打 听美国人吧。不过，也有不同。美国的白宫是对全部国民免费开放的，而中国的园子，仅是皇家的园子。前面说过，李鸿章进入圆明园废墟浏览了一下，一年的工资 都被罚扣了呢。所以向美国人打听时，可能有些不便出口！
第三，据说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在园子里的受虐致死。当时英国媒体听说后，恨不得吃掉中国皇帝。为了对付恶毒 的媒体与愤怒的公众，他不得不用火烧圆明园。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的社会情绪不复存在，而圆明园的废墟则永远存在。虽然额尔金不承认艺术方面中国人 有什么可值得英国人学习的。可是，原始人随便在墙上划拉几笔到了现今都叫世界文明遗产呢，何况那圆明园是野蛮的中国人一百五十年内由众多工匠划拉出来的大 手笔呢？总之，时间越推移，大家越觉得可惜，对于额尔金的火烧行动没法表示支持了。圆明园废墟，原先是中国人的耻辱，现在，就这样变成是英国人的耻辱。烧 园子，惩罚的是野蛮，但是园子烧过之后，废墟所能体现的，却仅是放火者的野蛮。中国野蛮，你英国也不咋样啊！套用民间家长骂欺负小孩子的大孩子的那句话： 你能跟他一般见识？他还吃屎呢，你也吃屎？咸丰吃屎，我们中国人可能都不太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但是额尔金伯爵吃屎，却宣传得全世界都知道！
第四，额尔金点了一把火，捎带着把世人对自己父辈的不光彩经历的记忆给点着了。目睹圆明园中的疯狂抢劫，这位伯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我想要 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窃贼！
是的，他不是窃贼，但是人们难免由此想起他的父亲－罗伯特•布鲁斯。在英国人看来，罗伯特•布鲁斯是文物收藏家；而在希腊人和后世历史学家看来，他是个古 迹破坏者。他破坏的是著名的帕特农神殿－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的家园。这神殿堪称整个希腊政治文化的灵魂象征，由于战乱，如今虽然跟中国的圆明园一样只剩 下残垣断壁了，但是他把坍塌的万神殿中的雕刻物剥落下来送回英国，却遭遇了众人的嘲讽，尽管他的理由是文物保护，以免其在战乱的雅典受到破坏，但人们更相 信他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更是把他骂作“疯狂的破坏分子”。虽说罗伯特•布鲁斯最后以35000 英镑的价格出售给大英博物馆而赔了本，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同情他。相反，在西方学者眼里，罗伯特•布鲁斯的行为“兼有盗窃与保重之双重讽刺与象征意味－这 视乎你用欧洲中心论还是多元文化论来进行衡量”。
学者们有这种矛盾认识也难免，因为中国的好多宝贝，由英法抢走的，还好好保存着呢；留落中国地盘上的，即使躲过了百年战火，也没有躲过后来的文化浩劫。这 导致现在的中国人很可怜，想看中国宝贝，都得跑到大英博物馆和枫丹白露宫等地方。看的时候，若能想到老太后“宁给友邦勿给家贼”的立朝精神，心里还能连太 后带盗贼们一块儿骂；若想不到的话，挨骂的就只有额尔金、孟托班等盗贼了！也不想想，没有这些盗贼，别说跑英法，你就是跑火星也看不到了哇！
可怜的老额，就这样搬起了自己的脚，砸上了别人的石头！为什么不用中国方式呢？比如把咸丰赶走，自己坐上中国的龙墩。然后收编中国文人，给他们言说的空 间，给他们自由的天地，他们感动得五体投地，不把你编成历史上的武王伐纣才怪呢。到现在，呵呵。您不就是国父了嘛，省得去当什么印度总督了，虽然印度总督 是个肥缺，但是额尔金只干了一年多，1864年11月因病在加尔各答去世，跟自己一度的对手叶名琛死在了同一个地方，没劲啊！
黄宗汉：俺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前面说过，叶名琛出事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似乎永远在路上，永远到不了岗－1858年1月27日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北京出发，整整走了五个月， 1858年6月底才到广东。
到广东后，他部分程度上恢复了前任叶名琛的作风，以政府发奖金的方式鼓励民间百姓砍夷头。夷人强烈要求他下岗，桂良也向咸丰汇报了。但是傻咸丰拗啊：这不 是干涉俺天朝内政吗？你们叫他下岗俺偏不！
不过时间久了咸丰也发现，这个黄宗汉除了上任之初写过奏折外，从1858年的9月，到1859年的5月，再也没有任何奏报了，硬挺着让他在广东，似乎也干 不出啥名堂来。于是，1859年5月4日，咸丰下谕，调四川总督王庆云为两广总督，黄宗汉为四川总督。王庆云到岗之前，两广总督之职由广东巡抚柏贵兼署。 柏贵这个老好人呢，在洋人鼻息底下做官，中外两头给他气受，5月21日，气死了。
感觉到王庆云到任路长，1859年5月30日，咸丰给广西巡抚劳崇光下旨，着他赶紧赴广东做广东巡抚，与黄宗汉交接，且在王庆云到任之前兼署两广总督（7 月12日劳崇光进入广州上任，王庆云惧怕两广总督之职，以病辞。10月7日劳崇光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由耆龄接任）。除此之外，他告诉劳崇光，黄宗 汉置夷务于不问，于军务情形也是数月不报，是不是有什么心病？给我查一下。
咸丰已开始怀疑他的两广总督了。
黄宗汉两广总督上的任期是一年零几个月，可这家伙光上任路上就花了五个月时间。及至到了广东，他能有什么作为呢？既不能学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又不能 学琦善、耆英、柏贵，只好缩着脖子装傻充呆、少说为佳了。问题是傻皇上容不得你装傻充呆，你就是编俩瞎话也得不停的上报以显示自己很忙嘛，比如叶名琛。
1859年6月17日，咸丰再谕王庆云查一下黄宗汉：这总督驻惠州行否？能否兼顾广西广东两省？省城有夷人住着，总督自然不能与他们猫鼠同笼，但是要找个 好地方驻扎下来，不能与省城隔绝云云。在这个谕旨里，咸丰再次表达了他对黄宗汉的严重不满，还是那几句：在广东任职一年，于夷务概置不问，即省城地方情 形，也罕见奏。
估计劳崇光内部给黄宗汉传达消息了，1859年6月30日，已调任四川总督的黄宗汉给咸丰提交一份长长的跨年度述职报告。
报告很有意思，给大家分解一下：
第一，这么长时间内，臣之所以对夷务一言不发，关键原因乃是夷情越来越嚣张。夷性又本多疑，恨臣最深，防臣最密，臣不敢上奏啊。一不小心，不但臣性命难 保，深关国体；而大局决裂，就不好收坡了。（老黄说的是真心话，叶名琛干夷务多硬啊，可人被掳走，尸体倒回来了，可名声啥也没了，皇帝还怪罪他引起了战 争；咸丰不断下谕，让黄宗汉与广东三绅一暗一明怂恿民间发动武装暴动或者骚乱夷人，成效不咋地，还净让夷人发现内部奏报来往，这不净拿着鸡蛋往夷人那石头 上砸吗？）
第二，天津条约签订后，我与夷人照会：不退出广州城，俺就不通商。他们恨死我了。正恨间，得知桂良等又在上海议和，叫我们这边静等。广东的夷人不当家，他 们也在等上海消息，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啥可说的，都等天津呢。
第三，额尔金从天津回香港后，查明广东五六月间的剿夷义举，根本不是民间百姓公愤。明面上乃三绅出头，暗地里则是我的主意。巴夏礼更是把皇上与臣的密折密 谕抄了几份，送给额尔金一份，又送柏贵一份，说：看看，你们是明和暗不和啊。
第四，候补盐运使潘仕成，原先一直办夷务来着，因此大家都瞧不起他。现在我到任了，发现他不想办夷务了，只想做他的盐务。现在盐运生意不好，赔了，他又想 退商。盐运使龄椿，表面是个清官，实际上只为徇私。我训他几次，他竟与汉奸黄仲畬勾结，专坏我的事。黄仲畬，广东新会人，自觉臭名彰著，遂改名章桐云。因 为我在前面的折子里说过黄仲畬的坏话，两人居然将上年我给皇上奏折中的一句话－ “粤东人人有杀鬼子之口，无杀鬼子之刀”抄下来送我一份，说真是经典名言啊，然后再抄送给百姓……这不明显的用心险恶么！（看到此段，笑晕。天朝君臣全是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你黄宗汉在奏折里如此白纸黑字说广东百姓。人家给揭发出来，又说人家用心险恶。到底谁用心良善呢？）
第五，石井团练打死几个夷人，巴夏礼要求柏贵把凶手抓出来，不行即前往报复。柏贵说，给我三日时间。三日之后，巴夏礼前往报复，柏贵派穆克德讷和恒祺前往 劝阻。说：不要破坏和局，否则人家柏贵不但功名不保，一条老命也不保了。巴夏礼回说：为了我国之事，也顾不得他那条老命了。两个人回去一说，柏贵就被气病 了，不长时间就死了。
第六，巴夏礼带兵两千前往石井报复，寸草不留，把石井乡的团练局也给烧了。局里的大举人梁葆训最有本事了，家里大厦百余间，却全被夷人烧了。该乡妇女恐受 辱，自杀不少。后来夷兵又窜到花县，龙元僖、罗廷魁去外面捐款了，不在，罗惇洐倒在，却星夜逃跑了。激励团练，百姓反被团练所害。我去打巴夏礼吧，有碍和 局，不打吧，何以对民？无奈，我就派南海、番禺二县令亲自带钱前往援助灾民，却被巴夏礼给拦住了。巴夏礼在各地张贴布告，说：天津和约签订后，各乡任由行 走了，唯石井不遵和约。不遵即如此惩治，以后要和平共处云云。（黄督终于说实话了，团练仅是害民罢了。团练偶而劫杀两个人，又得奖金，又能给咸丰邀功。等 夷人来报复了，他们跑了，剩下百姓替他们受惩。正因了鲁迅那句话，战争时期，百姓总搞不清自己身属何方。强盗来了，自己被杀；官军来了，总该保护自己了 吧？不是！还是被杀。真是不幸生在大清朝）
第七，自从听说我卸任钦差关防，专任两广总督后，夷人更恨我了，想害我。我也不怕，宁要他们得尸体，不要他们落活口。鉴于夷人最善于获取咱们的机密文件， 而且这期间，夷务已不归我管了，也没发生什么大事，没有值得可给皇上奏报的，所以就一直一言不发。总不能把自己的种种险境奏报上去烦劳圣心吧。现在我活着 出来了，全是皇上再造之恩啊。我宁愿以延迟不报之惩，待罪于圣主，而不愿冒险，取辱于夷人。这就是俺一年不上奏的总总原因啊。
皇帝一看，无话可说，批曰：“知道了”。
各位看官，我也没啥可说了。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广东省委书记黄宗汉同志的年度述职报告！
战争结束了，历史却仍在重演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马士总结说：中国人终于认识并接受了这一规律－以前中国是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各种条件，而现在则是西方各国强把他们的 意图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 马士同志还是有些乐观啊。40年之后，大清的那位老寡妇太后同时向11国列强宣战呢。总之，战争是结束了，但是中国历史本身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它还 在重演。下面，请大家观赏几个分镜头：
镜头一：清政府依然是那么多情，把英法驻京公使认作藩属国使者
1861年3月，英法公使相继驻京。
3月28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拜谒恭亲王，除了重申自己及法国的友好情意外，还建议中国改革。说，中国现在没有外患了，但是内患未平，如果不废除旧章，施 行新政，以后还有麻烦。奕訢这头牛没有听懂，只在汇报给咸丰时说人家汉语不咋地，文词拉杂，不甚明晰。
4月2日，英国公使布鲁斯拜谒恭亲王。事后，恭亲王向咸丰汇报：英国公使的语言那是相当的恭逊；礼貌那是愈加的驯谨。中国外交部第一任部长还是把西式外交 礼仪与英式绅士风度认作朝贡国的孙子之态了。没办法，大清政府就是这么多情！至于法国公使的改革建议，也是对牛弹琴！
镜头二：广东巡抚耆龄举报两广总督劳崇光：他跟洋人太亲密
1861年7月29日，广东巡抚耆龄举报他的同事－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与洋人亲密过分了。 举报信里重点讲了这样几件事：
之一，劳崇光的司机（轿夫）开办赌场，番禺县知县五福前往查拿，劳崇光的司机就纠集几十个人前往县衙闹事，司机本人被五福拿下，仗责枷号。
之二，二十多个在押的未定案的盗窃嫌疑犯越狱未成，五福提出对其中三个首犯进行责惩。由于三个首犯从前为夷人服务过，夷酋巴夏礼遂带兵前往番禺抬走三犯。 劳崇光传谕五福，与夷酋一同问案。巴夏礼说五福不该用刑对待犯人，且英军在省城早有此种规定。劳崇光笑回：我跟他说过不能用刑，奈何他不听哪。于是巴夏礼 把五福带往将军衙门关禁，第二天即提审五福，五福不挺，大骂巴酋。巴酋遂照会劳崇光，提议将五福关四十天的禁闭，然后逐出省城。老百姓一听特不乐意，举行 了罢市，据说他们特爱戴这样的父母官（啥叫贱民，巴夏礼有意废除中国司法制度中的酷刑，他们居然都不乐意），派人与夷酋说合，希望立即释放五福。巴酋说， 这个得由劳崇光说了算。但是劳崇光就是不说。哼，这个劳崇光，肯定是借此替他的司机报复呢。
之三，劳崇光在广州干得不好，皇上你找个借口，把他召入北京得了，进了北京再严厉查办他，他就没啥法子可施了。至于粤督一职，可让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兼署， 这个人不错，跟夷人相安已久。（这个小人，估计是他自己想做粤督吧。众所周知，总督历来由巡抚提拔而成或者兼署的。更何况若论与夷人亲密，老穆不但不逊于 劳崇光而是更甚呢）
之四，这个折片，由于牵涉到夷人，更由于劳崇光声气相通，都中举动概无不知，所以希望皇上留中不发。（敢情小人都是这样行事的，打了小报告，再请皇上把小 报告留中不发，免得叫人知道）
估计天朝的举报信，保密制度也并不咋地。反正劳崇光那边，也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大约十月份的时候他给政府上奏，请政府奖励广东办理夷务的出力人员。他在折 中说：臣到任两年余，民夷之间偶而也有冲突，但是可不象原先那样大烧大抢的了。夷务交涉，难啊，左右不是。你过于拘泥固执，可能与夷人决裂；你稍一迁就， 国内就谤议丛生，全都说你闲话。所以一遇夷务，官吏们都袖手不前。可否仰恳天恩，准臣酌保数人，从中择优奖励一下呢？
也不知是奕訢的意思还是小寡妇的意思，反正辛酉政变之后，政府下谕，同意了劳崇光的请求，着他择优保奏几人。所以，耆龄同志的小报告没起作用。没起作用的 原因，估计跟他选择的时机不对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这奏折7月29日从广州出发，等到达热河行宫后，咸丰已到阎王处报到了，没机会跟臣子交流小报告 的心得体会了。
镜头三：广州人民歇了，潮州人民又掀起了反入城斗争的高潮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等地开口。广州人民反入城，反出一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潮州等地开口，潮州人民也反上了。大清人民的排外热情 可谓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且，人民的热情总是高过政府，也算大清特色了。
具体情形如下：
大沽口事件之后，1859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与清政府在北塘互换天津和约。这就意味着，中美天津条约可以执行了。11月，美国所要求的潮州府开市。清 政府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在离潮州府九十余里地远的汕头设了海关，由惠潮嘉道管理，并派委员驻汕头帮办。这样，所谓的潮州开市，实际上变成了汕头开市。开 市之后，美国领事到任，双方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老实，不找事。
1860年6月，英国领事到任，事儿就来了。他照会惠潮嘉道赵畇，说要进潮州府城拜会，并商量通商事宜。据说，老百姓一听，人心就乱了。越畇回复对方说： 您别亲自来了，我去汕头拜见您吧。于是英国领事没进成潮州。
几个月之后，新的惠潮嘉道邱景湘上任，适逢英法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换约完毕。于是英国领事照会新的惠潮嘉道，希望进入潮州拜会。邱景湘回复：千万不要来，我 去汕头拜会您老人家吧。于是英国领事又没进成潮州府。
1861年6月，英国领事突然给邱景湘一个照会：近有贵国地方民人烧抢英商客栈之事，我们要去潮州府拜访，商量公事，我们已在路上了，迷路了，请速派轿子 到大诰村接。邱景湘回复：民情不洽啊，老百姓愚昧，我怕他们轻举妄动影响你的安全啊，我派绅士担保约束百姓，绅士们说他们担保不起，老百姓太愚昧，没办法 的事。这样吧，你们就在大诰村等候，我去那里见你们行不？英国领事不乐意了：卖瓜的，这不明摆着还是不让我们进城吗？于是回复邱景湘：上回劳您大驾，已拜 访过我了，现在该我回访呢。我们一路走来，老百姓都很乐意与我们接触，没有敌视啊。再说我们不怕百姓找事。这样吧，我们等你，你什么时候安排好轿子与公馆 了，我们再进城不迟。
英国领事说自己不怕，坚持在大诰村等，这一等就等来了潮州义安总局致谢某人的一封信，内云：夷人这次进城，都是你谢某人引导来的。尔开门揖盗，贻累官长， 煽祸内地，实属罪大恶极之汉奸，不严办何以惩后？如不赶紧让夷人归去，必致连累你的整个家族。
谢某人到底是谁，查不到资料。也可能是潮州团练们捏造出来唬英国人玩的。中国人擅长玩这个，俗语说，杀鸡给猴看，可他们玩的，却是杀自己家的小鸡给外国的 猴看。打个最形象的比方，相当于拿自己的孩子当人质给强盗看：赶紧走开，不走开我就杀掉我儿子！
义安总局的信件之后，邱景湘的照会来了：你敢等，也敢来，可我还不敢去接你呢，而且，也不敢给你准备公馆。怕有意外啊。现在百姓都诽谤我呢，我到任半年， 两次遭谤，都是因为你们的进城之事。这一次，他们居然贴了小广告，我看了都气死了，老肝病复发，胸肋大痛，不告病假不行了，俺要回省城看病了。
英国领事看了，也气得慌：进城及内地游历，都是条约内早定好的，俺来汕头上任一年了，就是进不了城，拜会不了你。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你来接我进城，一 条，我回去向北京告你。
邱景湘回：恭亲王给我们发过告示，要遵守条约，俺们也知道。问题是潮州民风不好，顽悍且不守法，这风气由来已久了，与中国各处地方大大不同。所以，不是俺 不想接你进城，俺这边把款待你的洋酒都买好了，俺不是怕你们不安全嘛。
英国领事一看，算了吧，我们回汕头了，咱不见了。回去后就把此事上报布鲁斯，布鲁斯照会总理衙门奕訢：听说你们的广东巡抚耆龄，对于外商之事，扬言不和不 让；你们的惠潮嘉道，似乎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进潮州府拜会他，本是为了生意之故，也是为了不象当年的广州那样闹出事体，可是他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让进城 拜见。说是民情不洽，可是贵国的国情俺们知道，官与民之间，素来是上行下效。而且按条约，我们干脆可以把领事府建立在潮州府内的。我们只是按约行事，没有 别的意思。贵国官吏若是对待外国不尽礼，内存私衅，最好不要让他们在通商之地任职，免得再蹈危机啊。
除了照会，布鲁斯另附一份潮州事件大略。在大略中，他重点说明：英国领事一路走过，未见任何民情不洽的地方，全是义安总局在作乱。而且中国的惠潮嘉道等地 方官并没有晓谕百姓与夷人相安，倒是一直招集义安总局的绅士们开会，其中有一个黄姓大款和两个举人。邱道说，招集他们开会就是商量约束百姓的。可是会一结 束，街上出现的却是揭帖长红，谓，有将夷人斩首者有奖金；敢给夷人打工者拿下解送总局云云。布鲁斯最后提醒奕訢：咱们两国原先失和，不都是因为这类事体 吗？请认真查办，消祸于未萌，先前的灾害，不能再复发了。
奕訢看了，当然得重视。英国军队再进回北京，那还了得啊。他给布鲁斯回复：俺们地方官肯定不是有意的，潮州百姓民风不好、喜事好斗那是确切的。我着广东督 抚好好查办一下啊。
两广总督劳崇光查办后的回复是：
第一，英国领事怀疑惠潮嘉道在税收方面勒索外商，从中渔利了。汕头等处内地海船出口，兵役人等向有陋规，相沿已久。我通知过相关人员，陋规啥的只能收咱内 地船只的，不得收外商的。也不知相关人员到底做到了没有。
第二，能不能让惠潮嘉道移驻汕头？这样英国领事拜会惠潮嘉道就只能在汕头了，潮州府的士绅也就不会反入城了。不过也难保，英国人怪，你越不让他去，他还非 得要去。惠潮嘉道改驻汕头，他们也可能还要求进潮州府的。
闹了半天，政府就查出一个可以对国人乱收税的问题，和变相不让夷人入潮州府的阿Q策略。
不过我关心的重点不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潮州反入城事件，绝对是广州反入城事件的翻版。广州人民玩剩了，潮州人民又玩上了。而且这之中，人民所据的位置很 好玩。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方官及地方绅士所利用的角色，他们借着民意说话，其实，民意到底在哪儿，民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鬼才知道，一切全是他们一 小撮的意思。利用民意也就罢了，堂堂正正的利用，就说俺们人民爱国什么的也算一回，但是他们不那样说，只说人民愚昧，教育不好云云。人民确实愚昧，否则不 会养出这等政府与这等地方官。但是外国人若说，全国开放，通商交流，你们的人民跟俺们一接触，他们就不愚昧了，这帮子鸟官，包括政府，保准是一百个不乐 意。马克思说：仇外与排外在清以前仅是中国地理情况与人种情况的结果，到满清时期，才成了政治上的定制。 一句话，政府一切目的都是防范，防范人民的苏醒。而人民在政府的操纵下，竟然反对任何苏醒的机会。中国人民咋混到这份儿上了呢？
镜头四：慈禧小寡妇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就是什么也没学到
前面已述，辛酉政变之时，慈禧把英法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屎盆子全部扣到顾命八大臣身上了：“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 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已职，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
小寡妇估计没想到，看了这上谕，中国人没啥意见，法国人意见倒来了。布尔布隆照会奕訢：为啥上谕中只有诱惑英国使臣，没有诱惑法国使臣字句？明明俺也一块 儿被诱惑的嘛。
奕訢回复：谕旨10月份在热河提前就写好的。去年诱惑的时候，只知巴夏礼一人，其它都不知道。还有，对英法一体对待，没有轻重之分。再说了，缮写者也没法 改谕旨不是？
布尔布隆一看更不愿意了：去年你们只知巴夏礼，情有可原，因为你们虽然受害很深，但是不知欧洲兴废，本大臣对此毫不惊讶。可是自从去年和约签订后，到现在 一年多了，本大臣驻京，也十个月了。我与贵亲王，彼此厚意，常相往来，贵衙门凡有询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故至今的办事者尚不确切了解上年的事迹？ 你们的谕旨没法擅自改动，但是有伤法国的高位之体啊。我明白贵亲王一体对待的好意。我前面的照会并不是怀疑你对本国礼仪不够，贵官也不会这么做的。我只是 觉得，这谕旨一出，中外皆知。特别是外国，一看你们仅知道一个英国，对你们也没啥好处不是？
法使幽默，如此讽谕咱的小寡妇。不过，小寡妇最大的问题并不在此处，而在于她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份上谕中，她明明在说，大臣筹划乖方与政府的失 信导致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但是她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1900年，她再次跟西方列强玩失信，下谕向11国列强宣战。宣战也罢，象成吉思汗那样横扫才爽 呢。问题是老寡妇所谓的宣战，竟是全球奇迹。她颠倒内外，完全违背国际公法，根本没给外国列强递交最后通牒，而是对国内百姓发个宣战诏谕－你跟外国列强宣 战，跟中国老百姓打什么招呼啊！更要命的是，她的宣战不是让大清军队攻击外国军队，而是让国军帮助义和团攻击外交使馆兼滥杀洋人。结果，八国联军进北京， 她只好重演丈夫北巡的历史，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西巡了，她重修的圆明园再次被联军所烧，当然了，中国人的乘火打劫功夫也不弱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胜利 后，爱新觉罗家的这个园子更倒了霉，从北洋军政府到当地居民、从小偷到警察、从清华大学到八旗旗民、从北京图书馆到前清太监，谁都想从中各取所需，运走石 头砍取树木，或者直接用它的地皮盖学校或者种地。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百姓干脆在圆明园里开山造地平湖造原了，幸亏抗日仅抗了八年，否则圆明园可能从地表 消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科学院想在遗址上建立一个大型种植场。虽然没有落实，但稻田和农舍却建了不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圆明园沦落得更象个 农庄了。十年动乱时期，圆明园遍布稻田、工厂、学校、射击场和牧场，除此之外，大约800米的破墙被拆除，1000棵树被砍掉，至少528车的石料被运 走。幸亏动乱也仅十年，否则凭这股折腾劲儿，圆明园废墟都可能不存。如今，它好歹是个遗址公园，既供人民群众游玩，更供人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也不 知大家在游玩与熏陶中，到底感悟到了什么东西！？
与其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如说，历史就在重演。上天给了晚清七十年的时间，七十年之内，他们愣是没有摸到河的对岸，而是，掉河里淹死了。
难道，圆明园的大火，对中国人来讲，真的仅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没落，而不是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的没落？难道说中国人在承认西方物质优越与科技进步的同时， 还要继续理直气壮的拒绝西方的价值观与制度？
圆明园已成废墟！
如果走不出历史，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也成废墟！
全文完。
由于作者的父亲在4月份去世，文字可能没有“一丫”幽默俏皮，也请大家理解。
wanghx
Oct 24, 2009, 7:19:38 PM10/24/09
to Salon Friends, lihlii-g
端木赐香依然被洗脑，胡乱骂什么“儒术”。看来看去是和儒家毫无关系的一些法家
的“术势”诡计，想玩法家的霸道而没有霸道的实力，栽了。
的“术势”诡计，想玩法家的霸道而没有霸道的实力，栽了。
这些历史故事中哪里有半点儒家主张的王道的影子？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 这到处是毁约耍赖的事迹，和儒术何
干？！
wanghx
Oct 24, 2009, 7:34:34 PM10/24/09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曾国藩是公认的儒士，以儒家思想做臣，他恰恰算是满清末年能臣之一了。
#ModernChina 湘军领袖多为儒士，有其抱负，重尚道义，不必全视曾国藩的举措为向背。淮军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淮军将领多为乡里豪强与不学武夫，志在 富贵，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李亦以利禄驱策之。袁世凯承其衣钵。《近代中国史纲》 3:42 PM Oct 17th from web http://twitter.com/WangShuo/status/4942044896
阉奴喉舌凤凰网大吹曾国藩，是鼓吹其“民族传统”来对抗“西学西化”，试图鼓吹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套鬼话，甚至把林则徐这个排外者说成是 “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注意，只是“技术”，而不是文化，制度。:P 这和康有为，谭嗣同等援西救儒，托古改制，思想复兴的真儒士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
[1]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
#ModernChina 湘军领袖多为儒士，有其抱负，重尚道义，不必全视曾国藩的举措为向背。淮军后起，而日后对中国的影响远在湘军之上。淮军将领多为乡里豪强与不学武夫，志在 富贵，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李亦以利禄驱策之。袁世凯承其衣钵。《近代中国史纲》 3:42 PM Oct 17th from web http://twitter.com/WangShuo/status/4942044896
阉奴喉舌凤凰网大吹曾国藩，是鼓吹其“民族传统”来对抗“西学西化”，试图鼓吹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套鬼话，甚至把林则徐这个排外者说成是 “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注意，只是“技术”，而不是文化，制度。:P 这和康有为，谭嗣同等援西救儒，托古改制，思想复兴的真儒士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
[1]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enggu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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