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任何人 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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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3, 2009, 8:26:29 AM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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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长迟浩田: 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 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 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
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推推撞撞”而已。用推土机推，用子弹撞。中共官员特别爱“推”这个词，比如邓玉娇案案情发布。:) 东西南北中，一共四个平面方位，“东西和南面方向”都“有一点问题”，而程仁兴是在广场北面遇难的，那么只剩广场中间了。迟浩田说的“南面方向”“有一 点”“推推撞撞”的“问题”，是怎样的结果呢？“推撞”以后，戴金平死了。
吴仁华: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 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 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
参考：
驳迟浩田“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任何人”
12月12日，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于12月10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有国 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1989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声称：中国军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他 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 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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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1
六四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摘录3）
第15空降军沾满鲜血
谈到六四事件，人们都只注意到27军和38军，几乎没有人注意与38集团军同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第15空降军部队。这支从天安门广场南面杀到的戒严部队， 隶属广州军区空军特种伞兵部队，是当时解放军唯一的空降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受过特殊训练，战斗力强，武器装备精良。
这支空降军在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的过程中，几乎人手一支冲锋枪，一路开枪挺进，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 打死打伤不少民众。这条路线遇难人数仅次于西长安街。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许多死难者就是死于第15空降军的进军路线，包括年仅17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张建等。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 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
另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 军人枪杀的。
程仁兴是第一个为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校方事后曾派专人详细调查他的遇难情况，留下一份内部调查报告，但从来没有公布过。「中 国官方在六四事件后将有关程仁兴的档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开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害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八三级硕士研究生，与吴仁华是同年级、住隔壁宿舍的朋友。六四事 件后，作为班主任的范琦勇曾到多家医院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程仁兴的遗体。
血的事实震撼军心
「清场内幕」中提到消极抗命的陆军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
据刘亚洲在《信念与道德》内部报告中透露，当第28军于6月4日清晨7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广大民众拦阻时，在指挥车里带队的军长何燕 然与政治委员张明春不但没有率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而且两人神态轻松，有说有笑的。军长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 帐。」政委随即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
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遭降级处分，何燕然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张明春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吴仁华说，第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是事实。该部队官兵们开始都不相信6月3 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 会向群众开枪。」
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陆军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 的战士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
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特地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 坚决还击！」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命令。
但是，28军始终没有执行中央军委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 (一说是退伍军人 )开著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传达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军用直升机打跑了。
在六四事件中，像28军这样消极抗命的部队和军人其实不少，许多被认为是因为迷路而未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的部队，实际上是故意装做迷路，许多被列入失踪名 单的军人，实际上是临阵弃械脱逃，当时在北京各处的护城河里都可以找到被军人丢弃的枪枝。
许峰师长消极抗命
在消极抗命的军人中，陆军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第116师奉命向北京城内进军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群众的顽强堵截，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于是按照预定方案改走另一条路线。
当晚，师长许峰亲自带领一些参谋人员身穿便装，先头进入北京市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察看情况。这时开始有消息在第116师官兵中流传，说是有的部队已经开枪 杀人。「许峰从北京市区回来后神态凝重，告诉大家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这番话，就一头钻进了师部的通讯车里待著，再也不露 面。」
随后，许峰带著部队一直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上，当时第116师高炮团一营营部的电台，一再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焦急呼叫，许峰始终 不回应。不明底细、头脑简单的高炮团一营营长还私下对人嘀咕：「奇怪，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级的呼叫吗？师长为什么一直说联系不上呢？」听的人忍不住暗 自发笑，但不愿点破奥秘。
在许峰师长带头消极抗命的情况下，第116师除了步兵团 (第347团 )在团长艾虎生、政治委员刘建星的带领下，全体官兵上了刺刀，于6月4日凌晨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其它各团一直到6月5日， 才在其它部队的变相押解下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
许峰因为表现「不好」，六四事件后被迫转业离开军队。
为了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邓小平、杨尚昆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人们无法获得准确的资料。关于参加北京戒严的解放军部队总人数，迄 今为止，有说是18万，有说是23万，也有说是25万。「从目前已知的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情况分析，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动用了18万到25万的解 放军野战部队进京应该是可信的」。
首当其冲死伤惨重
6月4日凌晨2时许，集结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的第38集团军，派出一支特种部队 (侦察兵 )小分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北端，对天安门广场边沿地区进行扫荡。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总部首当其冲。工自联总部原先驻扎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处，当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们出于保护 集结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学生队伍的考虑，特意将总部迁移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这里是戒严部队从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
工自联成员遭到特种部队的血腥扫荡，总部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据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回来报告说，当时约有30余名工人遇难。
参与特种部队清场行动一名军人回忆说，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临时放弃计画。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没想到遭遇「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夜」。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吴仁华等人协同执行维护秩序的任务。当戒严部队军人血腥镇压的枪声打响后，这些工人纠察队 员们随即一批批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6月4日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来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牺牲了……
吴仁华说：「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著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 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她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由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让人觉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吴仁华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员流著泪苦苦地劝阻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俩扑通一 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著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两位女青年，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工人弟兄 们。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的勇敢程度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充分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那一夜心中只有恨
作为六部口中共坦克辗压学生撤退队伍的现场目击者之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
6月4日清晨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居民扶老携幼出来观看。「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裤背心，抱 著小孩站在家门口，只见他突然把怀中的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前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递给了一位用布包脚的学生。一位年纪稍大些的男子见状，也随即跑回 自家院子拿来一双鞋子送给一位赤脚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默默的没说一句话。」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吴仁华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说：「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这时才感觉到爱。」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和平有序的学生。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约20余名师生打著一面校旗，走在西长安街邮电大楼附近。其它撤出广场的学生，也打著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长安街北边的 自行车道上。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著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著正行走著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 间，长安大街上弥漫著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象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 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一位曾经吸入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学生， 事后谈到这种气味的感觉是，「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
吴仁华指出，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可是，当局为了镇压，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吴仁华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由于个子小，当坦克从他的 头顶开过去时，他正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重大伤害。
吴仁华回忆，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 学生们入内。
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时，他俩不相信 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著一起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受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 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
经过「天安门母亲」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寻访，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 受伤部位及致残、致死原因。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 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四名伤者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人性的光辉与丑陋
在被坦克辗压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动。
当坦克追逐学生队伍快速辗轧过来时，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 现一辆坦克近在咫尺快速辗轧过来，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中的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 幸遭到坦克辗压，履带上的链条绞著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很长一段路，才挣扎著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路边昏死过去。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帮忙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保住了生命，但失去了双腿，右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后遭遇到连串精神折磨。在六四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 政如实写出在六部口被坦克辗压的经过，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辗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并要求他对坦克辗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他坚决拒 绝。
有关部门甚至怀疑方政在事件发生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辗压？」方政始终表示所说所写都是事实。校方就去调查那名被方政所救的女学生，令人 意外的是，那名女生既不愿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他在一起。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都是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名女生不愿为方政作证后，非常气愤，主动为他作 证。
人类历史最残忍瞬间
吴仁华悲愤地说：「六部口坦克辗压学生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当时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 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辗压学生队伍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 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吴仁华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者遗体距离人 行道两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参杂著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者遗体倒在离这具 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者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吴仁华指出，准确地说，部分死难学生不是被坦克辗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 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
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 名学生。
《戒严一日》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红墙外的较量》的文章，吴仁华指证作者就是亲身参与并指挥上述三辆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行动的指挥官、陆军第38集团军坦 克第六师上校团长罗刚。
吴仁华呼吁，「让历史和我们都牢牢记住罗刚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将他送上审判台为止，只有这样，那些在六部口事件中惨死的遇难者在天之灵才能安息，他们的 亲属以及受伤致残学生长期受到伤害的心灵才能逐渐平复。」
吴仁华表示，基于强大的使命感，希望继续搜集六四事件的相关资料，欢迎热心人士与他联系。
电邮：yenhu...@yahoo.com
“推推撞撞”而已。用推土机推，用子弹撞。中共官员特别爱“推”这个词，比如邓玉娇案案情发布。:) 东西南北中，一共四个平面方位，“东西和南面方向”都“有一点问题”，而程仁兴是在广场北面遇难的，那么只剩广场中间了。迟浩田说的“南面方向”“有一 点”“推推撞撞”的“问题”，是怎样的结果呢？“推撞”以后，戴金平死了。
吴仁华: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 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 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军人枪杀的。...
参考：
- 驳迟浩田“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任何人”;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mother1508.htm
- 六四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摘录3）, 第15空降军沾满鲜血; http://yingfeng-2009.spaces.live.com/Blog/cns!43602486172CD124!172.entry
- 北京天安门广场游览方位示意地图 http://www.likefar.com/thread-1407.html
- 天安门广场卫星地图
http://www.meet99.com/map-560125.html#ll=EnWJTVTUHnWEEnVJTnT
驳迟浩田“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任何人”
12月12日，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于12月10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有国 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1989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声称：中国军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他 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 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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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1
六四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摘录3）
第15空降军沾满鲜血
谈到六四事件，人们都只注意到27军和38军，几乎没有人注意与38集团军同时抵达天安门广场的第15空降军部队。这支从天安门广场南面杀到的戒严部队， 隶属广州军区空军特种伞兵部队，是当时解放军唯一的空降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受过特殊训练，战斗力强，武器装备精良。
这支空降军在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挺进的过程中，几乎人手一支冲锋枪，一路开枪挺进，下手毫不留情，沿途在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尤其是在珠市口， 打死打伤不少民众。这条路线遇难人数仅次于西长安街。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所著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许多死难者就是死于第15空降军的进军路线，包括年仅17岁的高中二年级学生张建等。
第15空降军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后曾经开枪杀人，是不争事实。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86级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就是在第15空降军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在东 南部的「毛主席纪念堂」附近被枪杀。
另一位死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八七级双学士（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学历）班学生程仁兴，他是在广场北端升国旗的地方被戒严部队 军人枪杀的。
程仁兴是第一个为外界所知的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校方事后曾派专人详细调查他的遇难情况，留下一份内部调查报告，但从来没有公布过。「中 国官方在六四事件后将有关程仁兴的档案予以封存」。
最先公开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遇害的是他的班主任范琦勇。范琦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八三级硕士研究生，与吴仁华是同年级、住隔壁宿舍的朋友。六四事 件后，作为班主任的范琦勇曾到多家医院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程仁兴的遗体。
血的事实震撼军心
「清场内幕」中提到消极抗命的陆军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和第39军116师师长许峰。
据刘亚洲在《信念与道德》内部报告中透露，当第28军于6月4日清晨7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遭到广大民众拦阻时，在指挥车里带队的军长何燕 然与政治委员张明春不但没有率队强行开进，反而顺势停滞不前，而且两人神态轻松，有说有笑的。军长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 帐。」政委随即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
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遭降级处分，何燕然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张明春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
吴仁华说，第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是事实。该部队官兵们开始都不相信6月3 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 会向群众开枪。」
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陆军第28集团军，导致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 的战士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
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特地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了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 坚决还击！」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命令。
但是，28军始终没有执行中央军委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 (一说是退伍军人 )开著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传达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军用直升机打跑了。
在六四事件中，像28军这样消极抗命的部队和军人其实不少，许多被认为是因为迷路而未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的部队，实际上是故意装做迷路，许多被列入失踪名 单的军人，实际上是临阵弃械脱逃，当时在北京各处的护城河里都可以找到被军人丢弃的枪枝。
许峰师长消极抗命
在消极抗命的军人中，陆军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许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第116师奉命向北京城内进军途中，遇到一批又一批群众的顽强堵截，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于是按照预定方案改走另一条路线。
当晚，师长许峰亲自带领一些参谋人员身穿便装，先头进入北京市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察看情况。这时开始有消息在第116师官兵中流传，说是有的部队已经开枪 杀人。「许峰从北京市区回来后神态凝重，告诉大家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说完这番话，就一头钻进了师部的通讯车里待著，再也不露 面。」
随后，许峰带著部队一直在北京城外转悠，说是一直收不到上级指示。实际上，当时第116师高炮团一营营部的电台，一再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焦急呼叫，许峰始终 不回应。不明底细、头脑简单的高炮团一营营长还私下对人嘀咕：「奇怪，这明明不是可以收得到上级的呼叫吗？师长为什么一直说联系不上呢？」听的人忍不住暗 自发笑，但不愿点破奥秘。
在许峰师长带头消极抗命的情况下，第116师除了步兵团 (第347团 )在团长艾虎生、政治委员刘建星的带领下，全体官兵上了刺刀，于6月4日凌晨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行动。其它各团一直到6月5日， 才在其它部队的变相押解下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
许峰因为表现「不好」，六四事件后被迫转业离开军队。
为了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邓小平、杨尚昆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人们无法获得准确的资料。关于参加北京戒严的解放军部队总人数，迄 今为止，有说是18万，有说是23万，也有说是25万。「从目前已知的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情况分析，邓小平、杨尚昆他们动用了18万到25万的解 放军野战部队进京应该是可信的」。
首当其冲死伤惨重
6月4日凌晨2时许，集结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的第38集团军，派出一支特种部队 (侦察兵 )小分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北端，对天安门广场边沿地区进行扫荡。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总部首当其冲。工自联总部原先驻扎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处，当戒严部队开枪镇压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们出于保护 集结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学生队伍的考虑，特意将总部迁移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这里是戒严部队从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必经之地。
工自联成员遭到特种部队的血腥扫荡，总部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据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回来报告说，当时约有30余名工人遇难。
参与特种部队清场行动一名军人回忆说，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临时放弃计画。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没想到遭遇「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夜」。
那一晚，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有一支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吴仁华等人协同执行维护秩序的任务。当戒严部队军人血腥镇压的枪声打响后，这些工人纠察队 员们随即一批批奔赴最危险、最前线的西长安街一带。
6月4日凌晨1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来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与他同行的工人弟兄们都英勇牺牲了……
吴仁华说：「此时，这支工人纠察队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仅存的两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旧军大衣，情绪极为冲动地就要跟著这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一 起冲向西长安街一带。她俩那么年轻，又是女性，由她俩去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让人觉得太过残忍，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吴仁华和在场的几位特别纠察队员流著泪苦苦地劝阻她俩，坚决不放她俩前行：「求求你俩，别去了！千万别去了！我们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她俩扑通一 下跪倒在地，泣不成声地说：『同行的弟兄们都死了，我们不能贪生不去呀……』」最终，她俩还是随著那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两位女青年，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工人弟兄 们。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们的勇敢程度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充分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那一夜心中只有恨
作为六部口中共坦克辗压学生撤退队伍的现场目击者之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辗压11名学生的暴行。
6月4日清晨7时许，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开始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居民扶老携幼出来观看。「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裤背心，抱 著小孩站在家门口，只见他突然把怀中的孩子交给身旁的女人，走上前来，把自己脚上的拖鞋递给了一位用布包脚的学生。一位年纪稍大些的男子见状，也随即跑回 自家院子拿来一双鞋子送给一位赤脚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默默的没说一句话。」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吴仁华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说：「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这时才感觉到爱。」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血腥镇压，但是，善良天真的学生们还是料想不到当局会残忍到动用坦克继续追杀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校途中的和平有序的学生。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约20余名师生打著一面校旗，走在西长安街邮电大楼附近。其它撤出广场的学生，也打著各自学校的旗帜，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长安街北边的 自行车道上。
「就在这个时候，三辆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过来，一边发射著散发出淡黄色烟雾的毒气弹，一边沿著正行走著数千名学生队伍的自行车道快速地追辗过来。一时 间，长安大街上弥漫著淡黄色的烟雾。这种淡黄色的烟雾不象是催泪瓦斯，因为尽管它极富刺激性，但并不催人泪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后，就会让人当即感到胸闷气 短，透不过气来。许多学生吸入淡黄色的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干呕不止。」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为过多吸入这种淡黄色的烟雾，当场晕倒在路旁，被学生送往医院急救。一位曾经吸入这种淡黄色烟雾的学生， 事后谈到这种气味的感觉是，「让人掏心扯肺的，一个星期后症状才完全消失」。
吴仁华指出，氯气弹会给人体造成永久伤害、甚至死亡，应该属于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可是，当局为了镇压，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吴仁华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他在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事件中也受了伤。幸运的是，由于个子小，当坦克从他的 头顶开过去时，他正好处在两条履带之间，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之外，居然没有受重大伤害。
吴仁华回忆，当时他和数百名学生为了躲避坦克追压，纷纷拚死翻越绿色尖头铁栅栏，欲进入邮电大楼的大院子暂时避难，而把门的武装警察竟然紧闭大门，拒绝让 学生们入内。
待坦克过去，比吴仁华所处位置稍后的学生们已惨遭不幸，11名学生当场惨死坦克轮下。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宝，当时和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时，他俩不相信 如此行走也会有危险，就没有跟著一起逃。没想到一念之差，两人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宝身受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 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做手术。「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
经过「天安门母亲」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多年寻访，目前已经寻找到六部口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13人有姓名、年龄、所在单位、 受伤部位及致残、致死原因。还有一名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一支自发组成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上抢救伤者，「发了疯 的坦克竟然压向这位女学生，将她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四名伤者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都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终身残疾。
人性的光辉与丑陋
在被坦克辗压受伤的学生中，失去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经历最具典型意义，也最让人感动。
当坦克追逐学生队伍快速辗轧过来时，方政没有只顾自己逃生，而是见义勇为，抱起一名因吸入毒气和惊吓过度晕倒在地的同校女学生向路旁移动。一瞥眼，方政发 现一辆坦克近在咫尺快速辗轧过来，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头顶，他赶紧将怀中的女学生奋力推出去，自己却躲避不及，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 幸遭到坦克辗压，履带上的链条绞著他的腿及裤子，将他拖出很长一段路，才挣扎著从坦克的履带上掉下来，滚落路边昏死过去。
方政被好心的民众帮忙包扎了伤口，快速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救治，保住了生命，但失去了双腿，右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盖下五公分处截肢。
方政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院返校后遭遇到连串精神折磨。在六四事件后的大清查运动中，重度伤残的方政被公安部门和北京体育学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方 政如实写出在六部口被坦克辗压的经过，有关部门却非要他改口说是被汽车或装甲车辗压，绝对不能提到坦克，并要求他对坦克辗压学生一事保持沉默，遭他坚决拒 绝。
有关部门甚至怀疑方政在事件发生时有暴力行为，「否则为什么会遭到坦克辗压？」方政始终表示所说所写都是事实。校方就去调查那名被方政所救的女学生，令人 意外的是，那名女生既不愿为方政作证，也不承认当时与他在一起。
北京科技大学青年女教师吴蓓和一位姓曹的职工，都是六部口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事件的目击者，当她俩得知那名女生不愿为方政作证后，非常气愤，主动为他作 证。
人类历史最残忍瞬间
吴仁华悲愤地说：「六部口坦克辗压学生队伍事件太残酷了！现场的情景太悲惨了！目睹者无不痛哭流涕，当时痛哭声震天动地。从小就在书本上读到『血腥』这两 个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脑涂地、鲜血四溅的坦克辗压学生队伍的现场，我才真正明白『血腥』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惨烈，生命是如此之 脆弱，现实是如此之残酷，而心情是如此之伤痛。」
从此以后，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瞬间永远铭刻在吴仁华的脑海中：「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地横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难者遗体距离人 行道两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参杂著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遇难者遗体倒在离这具 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遇难者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吴仁华指出，准确地说，部分死难学生不是被坦克辗死的，而是被坦克活活挤死的。在三辆坦克到达前，他们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 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但已经让开道路，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
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 名学生。
《戒严一日》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红墙外的较量》的文章，吴仁华指证作者就是亲身参与并指挥上述三辆坦克追逐辗压学生队伍行动的指挥官、陆军第38集团军坦 克第六师上校团长罗刚。
吴仁华呼吁，「让历史和我们都牢牢记住罗刚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将他送上审判台为止，只有这样，那些在六部口事件中惨死的遇难者在天之灵才能安息，他们的 亲属以及受伤致残学生长期受到伤害的心灵才能逐渐平复。」
吴仁华表示，基于强大的使命感，希望继续搜集六四事件的相关资料，欢迎热心人士与他联系。
电邮：yenhu...@yahoo.com
wanghx
Jun 3, 2009, 8:47:48 AM6/3/09
to lih...@googlegroups.com, salon-...@googlegroups.com
“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的可能解释：打了没有立刻死掉。:P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q/200905/20090520130551.shtml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作者：江棋生 文章来源：维权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5/20/2009 1:05:51 PM
89.6.4淩晨於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死亡，程的遗体11天后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 的大哥从医院领回。程仁兴为程家唯一上大学的儿子，曾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
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大学双学位应届毕业生程仁兴於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往医院未能及时救治而身亡；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 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戒严部队枪杀；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87级本科生李浩成在广场东南角身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而 亡。...6.4日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李正在广场东南角拍摄现场照片，遭戒严部队射击连中两弹，致命一弹位于肝部。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http://www.cnd.org/HXWZ/ZK02/zk293.gb.html
纪念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六四”十三周年祭
·丁子霖·
今年“六四”周年，我谨以此文祭奠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位生程仁兴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周德平
他们倒在了天安门广场
这三位中的两位，戴金平和程仁兴，都是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
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后者倒在天安门前的旗杆下。而在我找到他们之前，我
一直无法肯定地回答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这个被问了不知有多少遍的问题。
这不禁使我想起１９９６年的一件往事。那年１２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去
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所大学的学生就８９年“六四
”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竞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
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
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
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竞是
如此轻松！死了那么多人，竞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无法肯
定广场上究竟死人了没有？我心里想，政府坚持这样的说法也许作过调查，掌握有
确实的证据吧。由于没有相反的证据，当时我只是就迟所说“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的谎言提出要同他当面对质。
现在，这件事快过去六年了，我已知道当时至少有两名大学生死于天安门广场
。而且其中一名就死在“共和国”的旗杆下，但我反倒不想再同那位党国大员作什
么对质了，因为他不配！
在中国，谎言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行为，政府大员们能把谎言撒到国际上去，
他们在国内的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大员们的谎言对于国内的黎民百姓来说
，就没有像在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那样轻松了，它是一种灾难，一种可以把人们推
向绝路，置于死地的灾难。这里，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那些在层层谎言覆盖下的无
辜生灵的呻吟吧。
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要为之祭奠的三位死难者，他们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都出生于
多子女家庭，又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他们的兄弟姐妹多数务农，他们生前
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翼和重托。但是，在十三年前的那个黑色周末，这
三个家庭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坠入了苦难的深渊。从此，他们年迈的父母年复一年地
守望在阴暗潮湿的家门口，期盼着儿子的魂魄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更思想着自己能
早日随儿子去到那不再有痛苦的世界。
那是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一位大半辈子与泥土打交
道的诚实农民，程仁兴的父亲，终于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而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用尽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仁兴仔啊！阿爸来陪你了
！”老人死后，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几次想随丈夫去找自己的儿子。有一次
，她趁家人不备，怀里揣着儿子的遗像，把一条绳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决定随
儿子而去，幸而被年仅十岁的孙儿及时发现。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
撑着奶奶的身躯，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被大人赶来救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想无
须我再多说什么了。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８９年我儿子遇难后，我碾转于病塌之上。我从
前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得知，人民大学有７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其中就
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
切，我曾托湖南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于死者档案已
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慑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进一步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下落）
，也就只好暂且放下。十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过无数次努力，然而，
寻找线索总是在最后一刻断绝了，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懊丧和无奈。
大概是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终于在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重新
点燃起了我已经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询问起
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死难者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程仁兴的？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两天后，也就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
这位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有关死者程仁兴及其家属的资料。一位与我们这个群体毫
无关涉的朋友，又是在“六四事件过去这么多年之后，竞还能如此同情和关心我们
的群体，我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呢！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即刻同
程的家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我就按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给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当然，我并不知道
程的父亲已经在７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地方行政区划
的变动，原来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居然程的亲属收到了我的这封信。后来
知道是当地同情程家遭遇的一些好心人几易其手，最后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从程家的回信中我得知，今年年初，风烛残年的程母自摔了一跤后便卧病不起
，因无钱住院治疗，只能在家里承受煎熬，于是我立即给程家汇去了一笔救助款。
十三年了，这是这家难属第一次得到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当我收到程家寄回
的捐款收据并获知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我连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尽管，这并没有减轻我内心的那份沉重。我想，要是能早点同程家取得联系，也
许这个家庭的景况会好一点，也许程的父亲还不至于那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他也是一位清华学子
今年２月２２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那天，我确实如我的学生，女记者高瑜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是流着眼泪听
完布什总统讲演的。这倒不是因为总统的讲演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而是我深感于
中美两国制度之徊异，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本该
属于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权利呢？为什么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还需要
由一位外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给那些一向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才俊们
宣讲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所讲的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呢？再看看那些一个个
经过精心挑选的清华学子，他们那傲慢中掺杂着自卑，倾羡中掺杂着嫉妒的神态，
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他们那位学长——清华无线电系硕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对那天有
幸坐在讲演大厅里的青年朋友们说，当你们为清华出了那么多党政要员们而感到荣
光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记住，早在１３年前，你们的那位学长就已经在以自己的行
动实现今天布什总统所宣讲的一切进行奋斗了，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一个曾经在大学的课堂里和讲台上度过大半辈子的人——就是在这百感
交集的思绪中听完布什总统演讲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场运动，想到了当年有那
么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经受着各种苦难。我——
一个曾经在８９年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为我们的民族有周德平这样的清华优秀学
子而感到骄傲和安慰。也为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场景而感到悲观和失望。
说起清华，说起周德平，我的思绪不由得从济济一堂的讲演大厅转到湖北南部
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养育清华学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经从这块曾萌生
童年梦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那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自儿子遇
难后，那年年月月伴随着两位老人的，只是无尽的凄苦和绝望。
我是在６年前才找到周的亲属的。我自己无法去看望这两位老人，一直到去年
冬天，才委托一位朋友顺道去看望了他们。朋友告诉我：周家所住两间平房是全村
最破旧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都掉落了，寒风直往屋里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
什，连仅有的几张板凳都已破败不堪。别人家看上彩电都已有好多年了，但周家连
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周母患神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
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躯卷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年来我们给
他们转去的救助捐款，仅够两位老人艰难度日而已。９８年长江闹大灾，周家颗粒
无收，房子也被冲坏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如果不是
及时给他们追加救助，景况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的儿子不死，他们会活
得这样凄惨吗？
但是，就是对这样勉强维持着残生的老人，共产党的官员也还不肯放过他们。
９８年我给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去，最后还是由我出
面交涉才退回给了两位老人。去年秋天，周家再遭骚扰。这回是村干部带领镇上派
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开着吉普车到了周家。他们协迫两位老人“老实交待”
接收北京汇款的情况，说是再要发现有北京来的汇款，他们就立即扣下。他们厉声
恶语地威胁两位老人：今后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回家还要
向他们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及时报告。这种强加的侮辱性规定，同毛泽东时
代对待所谓“五类份子”的做法有什么两样！我常常想，同样都是人，甚至共处一
片土地，同住一个村庄，为什么竞能如此不把别人当人来看待？！中国的所谓“改
革开放”也已经有２０多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贱人，把人不
当人的做法稍稍改变一下呢？为什么还不能稍稍打开一点门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能
享有到一点在别人看来已经象穿衣吃饭那样普通的人权和人的尊严之类的东西呢？
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总统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兜售”他那个为
权贵们所不肖的“西方价值”的缘故吧。
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的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
金平。那年他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个盼头。但是，转
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线索。一直到１１年以后，即２０００年冬
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
一位农大教授无意间向她透露的。之后，苏又设法得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
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
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
这家难属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
情。于是，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等待中终于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但信中所述却令我
难以淬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信中说：自戴遇难后，这个家庭
所有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戴母因悲伤过度，常年疾病缠身，完全丧失了
劳动能力。戴家本来属于湖北的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
，现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生活所迫，戴父不得不只身远走他乡去了武汉，靠出
卖苦力打工养家。但想不到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不幸的家庭又连遭厄运。９５年
，戴家的小儿子突患神经分裂症，家里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９８年，外出打工的
戴父在武汉的汉正街无缘无故地被歹徒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个
家庭就这样转眼之间被毁了，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难以支撑
的老妇人。对于这样一位连遭劫难的农村老妇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
这些年来，程仁兴，周德平，戴金平……这一个个仿佛仍活着的名字，常常萦
绕在我的脑际，令我无法忘怀。而当我一想起这些名字背后一个个如此不幸和苦难
的家庭，更让我寝食难安。我苦于不能经常给这些家庭写信，因为信件经常遭检查
和没收；我也苦于不能在电话里把要说的话明白说出，因为我的电话是受监控的。
我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但是，我又无法把他们放下。我给他们转送救助捐款，
每一次都总是提心吊胆地盼着能早日收到他们的回条。因为，如果手续上出一点差
错，或者捐款中途被截，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仔
细考虑每一个环节，转上好几道“弯”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们手里。
这就是我和这些受难家庭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现实。它是那样的黑暗和险恶，
那样的虚伪和冷酷。那样的令人憎恶。
今年春节期间，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各级党政要员们一窝蜂地跑到边远地区去
“访贫问苦”，口口声声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心。今年三月
，我又从两代会的电视报道中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民代表慷慨陈词，口口声声说要关
注“农村的贫困”，我又禁不住一阵恶心。现在，表演时节已经过去，供他们表演
的场地也已收拾干净，还有谁能见到他们再去问一问农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
这个制度的虚伪和腐败，更看透了那些党国大员的假仁假义，他们整日价把所谓的
“三讲”，“三个代表”挂在嘴上，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权势和钱袋，有几个真
正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们“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们欺
压和宰割，还敢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于把那些假仁假义
的大员和代表们推到一边，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语言站出来说话的人，他们带着
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
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我不知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
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 寄自中国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q/200905/20090520130551.shtml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
作者：江棋生 文章来源：维权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5/20/2009 1:05:51 PM
89.6.4淩晨於天安门广场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死亡，程的遗体11天后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 的大哥从医院领回。程仁兴为程家唯一上大学的儿子，曾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
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大学双学位应届毕业生程仁兴於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往医院未能及时救治而身亡；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 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戒严部队枪杀；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87级本科生李浩成在广场东南角身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而 亡。...6.4日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李正在广场东南角拍摄现场照片，遭戒严部队射击连中两弹，致命一弹位于肝部。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http://www.cnd.org/HXWZ/ZK02/zk293.gb.html
纪念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六四”十三周年祭
·丁子霖·
今年“六四”周年，我谨以此文祭奠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位生程仁兴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周德平
他们倒在了天安门广场
这三位中的两位，戴金平和程仁兴，都是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
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后者倒在天安门前的旗杆下。而在我找到他们之前，我
一直无法肯定地回答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这个被问了不知有多少遍的问题。
这不禁使我想起１９９６年的一件往事。那年１２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去
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所大学的学生就８９年“六四
”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竞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
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
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
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竞是
如此轻松！死了那么多人，竞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无法肯
定广场上究竟死人了没有？我心里想，政府坚持这样的说法也许作过调查，掌握有
确实的证据吧。由于没有相反的证据，当时我只是就迟所说“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的谎言提出要同他当面对质。
现在，这件事快过去六年了，我已知道当时至少有两名大学生死于天安门广场
。而且其中一名就死在“共和国”的旗杆下，但我反倒不想再同那位党国大员作什
么对质了，因为他不配！
在中国，谎言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行为，政府大员们能把谎言撒到国际上去，
他们在国内的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大员们的谎言对于国内的黎民百姓来说
，就没有像在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那样轻松了，它是一种灾难，一种可以把人们推
向绝路，置于死地的灾难。这里，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那些在层层谎言覆盖下的无
辜生灵的呻吟吧。
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要为之祭奠的三位死难者，他们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都出生于
多子女家庭，又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他们的兄弟姐妹多数务农，他们生前
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翼和重托。但是，在十三年前的那个黑色周末，这
三个家庭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坠入了苦难的深渊。从此，他们年迈的父母年复一年地
守望在阴暗潮湿的家门口，期盼着儿子的魂魄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更思想着自己能
早日随儿子去到那不再有痛苦的世界。
那是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一位大半辈子与泥土打交
道的诚实农民，程仁兴的父亲，终于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而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用尽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仁兴仔啊！阿爸来陪你了
！”老人死后，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几次想随丈夫去找自己的儿子。有一次
，她趁家人不备，怀里揣着儿子的遗像，把一条绳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决定随
儿子而去，幸而被年仅十岁的孙儿及时发现。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
撑着奶奶的身躯，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被大人赶来救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想无
须我再多说什么了。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８９年我儿子遇难后，我碾转于病塌之上。我从
前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得知，人民大学有７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其中就
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
切，我曾托湖南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于死者档案已
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慑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进一步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下落）
，也就只好暂且放下。十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过无数次努力，然而，
寻找线索总是在最后一刻断绝了，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懊丧和无奈。
大概是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终于在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重新
点燃起了我已经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询问起
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死难者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程仁兴的？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两天后，也就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
这位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有关死者程仁兴及其家属的资料。一位与我们这个群体毫
无关涉的朋友，又是在“六四事件过去这么多年之后，竞还能如此同情和关心我们
的群体，我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呢！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即刻同
程的家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我就按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给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当然，我并不知道
程的父亲已经在７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地方行政区划
的变动，原来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居然程的亲属收到了我的这封信。后来
知道是当地同情程家遭遇的一些好心人几易其手，最后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从程家的回信中我得知，今年年初，风烛残年的程母自摔了一跤后便卧病不起
，因无钱住院治疗，只能在家里承受煎熬，于是我立即给程家汇去了一笔救助款。
十三年了，这是这家难属第一次得到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当我收到程家寄回
的捐款收据并获知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我连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尽管，这并没有减轻我内心的那份沉重。我想，要是能早点同程家取得联系，也
许这个家庭的景况会好一点，也许程的父亲还不至于那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他也是一位清华学子
今年２月２２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那天，我确实如我的学生，女记者高瑜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是流着眼泪听
完布什总统讲演的。这倒不是因为总统的讲演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而是我深感于
中美两国制度之徊异，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本该
属于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权利呢？为什么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还需要
由一位外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给那些一向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才俊们
宣讲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所讲的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呢？再看看那些一个个
经过精心挑选的清华学子，他们那傲慢中掺杂着自卑，倾羡中掺杂着嫉妒的神态，
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他们那位学长——清华无线电系硕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对那天有
幸坐在讲演大厅里的青年朋友们说，当你们为清华出了那么多党政要员们而感到荣
光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记住，早在１３年前，你们的那位学长就已经在以自己的行
动实现今天布什总统所宣讲的一切进行奋斗了，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一个曾经在大学的课堂里和讲台上度过大半辈子的人——就是在这百感
交集的思绪中听完布什总统演讲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场运动，想到了当年有那
么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经受着各种苦难。我——
一个曾经在８９年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为我们的民族有周德平这样的清华优秀学
子而感到骄傲和安慰。也为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场景而感到悲观和失望。
说起清华，说起周德平，我的思绪不由得从济济一堂的讲演大厅转到湖北南部
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养育清华学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经从这块曾萌生
童年梦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那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自儿子遇
难后，那年年月月伴随着两位老人的，只是无尽的凄苦和绝望。
我是在６年前才找到周的亲属的。我自己无法去看望这两位老人，一直到去年
冬天，才委托一位朋友顺道去看望了他们。朋友告诉我：周家所住两间平房是全村
最破旧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都掉落了，寒风直往屋里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
什，连仅有的几张板凳都已破败不堪。别人家看上彩电都已有好多年了，但周家连
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周母患神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
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躯卷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年来我们给
他们转去的救助捐款，仅够两位老人艰难度日而已。９８年长江闹大灾，周家颗粒
无收，房子也被冲坏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如果不是
及时给他们追加救助，景况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的儿子不死，他们会活
得这样凄惨吗？
但是，就是对这样勉强维持着残生的老人，共产党的官员也还不肯放过他们。
９８年我给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去，最后还是由我出
面交涉才退回给了两位老人。去年秋天，周家再遭骚扰。这回是村干部带领镇上派
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开着吉普车到了周家。他们协迫两位老人“老实交待”
接收北京汇款的情况，说是再要发现有北京来的汇款，他们就立即扣下。他们厉声
恶语地威胁两位老人：今后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回家还要
向他们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及时报告。这种强加的侮辱性规定，同毛泽东时
代对待所谓“五类份子”的做法有什么两样！我常常想，同样都是人，甚至共处一
片土地，同住一个村庄，为什么竞能如此不把别人当人来看待？！中国的所谓“改
革开放”也已经有２０多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贱人，把人不
当人的做法稍稍改变一下呢？为什么还不能稍稍打开一点门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能
享有到一点在别人看来已经象穿衣吃饭那样普通的人权和人的尊严之类的东西呢？
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总统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兜售”他那个为
权贵们所不肖的“西方价值”的缘故吧。
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的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
金平。那年他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个盼头。但是，转
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线索。一直到１１年以后，即２０００年冬
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
一位农大教授无意间向她透露的。之后，苏又设法得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
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
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
这家难属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
情。于是，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等待中终于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但信中所述却令我
难以淬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信中说：自戴遇难后，这个家庭
所有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戴母因悲伤过度，常年疾病缠身，完全丧失了
劳动能力。戴家本来属于湖北的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
，现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生活所迫，戴父不得不只身远走他乡去了武汉，靠出
卖苦力打工养家。但想不到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不幸的家庭又连遭厄运。９５年
，戴家的小儿子突患神经分裂症，家里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９８年，外出打工的
戴父在武汉的汉正街无缘无故地被歹徒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个
家庭就这样转眼之间被毁了，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难以支撑
的老妇人。对于这样一位连遭劫难的农村老妇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
这些年来，程仁兴，周德平，戴金平……这一个个仿佛仍活着的名字，常常萦
绕在我的脑际，令我无法忘怀。而当我一想起这些名字背后一个个如此不幸和苦难
的家庭，更让我寝食难安。我苦于不能经常给这些家庭写信，因为信件经常遭检查
和没收；我也苦于不能在电话里把要说的话明白说出，因为我的电话是受监控的。
我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但是，我又无法把他们放下。我给他们转送救助捐款，
每一次都总是提心吊胆地盼着能早日收到他们的回条。因为，如果手续上出一点差
错，或者捐款中途被截，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仔
细考虑每一个环节，转上好几道“弯”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们手里。
这就是我和这些受难家庭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现实。它是那样的黑暗和险恶，
那样的虚伪和冷酷。那样的令人憎恶。
今年春节期间，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各级党政要员们一窝蜂地跑到边远地区去
“访贫问苦”，口口声声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心。今年三月
，我又从两代会的电视报道中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民代表慷慨陈词，口口声声说要关
注“农村的贫困”，我又禁不住一阵恶心。现在，表演时节已经过去，供他们表演
的场地也已收拾干净，还有谁能见到他们再去问一问农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
这个制度的虚伪和腐败，更看透了那些党国大员的假仁假义，他们整日价把所谓的
“三讲”，“三个代表”挂在嘴上，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权势和钱袋，有几个真
正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们“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们欺
压和宰割，还敢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于把那些假仁假义
的大员和代表们推到一边，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语言站出来说话的人，他们带着
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
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我不知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
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 寄自中国
wanghx
Jun 3, 2009, 9:09:30 AM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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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enzer (penzer),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柴玲状告《天安门》制作组，双方发起签名
发信站: 一路BBS (Wed Jun 3 08:00:03 2009), 本站(yilubbs.com)
标 题: Re: 柴玲状告《天安门》制作组，双方发起签名
发信站: 一路BBS (Wed Jun 3 08:00:03 2009), 本站(yilubbs.com)
广场上没死人，我也一度信以为真，不过后来想想，这确实不太可能，因为六四以
后，
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不能走上去，远远的看还有弹孔，后来大概是专门修过，
所以
远看看不出来，不过也许走近看还有痕迹，所以值得我第二次出国的时候，还是不
能走
近看。既然有弹孔，肯定开枪了，开枪了，没死人，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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