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官方学者)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速记稿
红色中华
作者：李捷
文章来源 本所提供
主持人：同志们，今天我们院马列所、新闻所、青年中心和政治学所，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副主任、《毛泽东传》（1949-1976）的主要作者之一的李捷同志，给我们做“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的学术报告。我们对李捷同志的到来表示欢迎。
去年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一部反映中国当代历史，反映几代人的生活和经历的重要历史著作《毛泽东传》(1949－1976)诞生了。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是对我们党的历史、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后半生的一个重要总结，也代表了我们党对这段历史的看法。我有幸，在这之后结识了李捷同志。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参与这样的著作，应该说是一生的幸事。作为一个学者（在座的都是学者或年轻的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传世之作，我想李捷同志已经是达到这样境界了，很了不起。去年我们也曾邀请李捷同志来，但是当时他太忙了。今年临近岁末，在毛主席诞辰111周年前夕，我们把李捷同志请来，我想他的报告一定会对我们大有教益。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捷同志。
李捷：首先我非常感谢房宁教授，也感谢邀请我的各个所。在这样一个时间，年终岁末，各种事情都要做个了结的时候，能占用大家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很难得。
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学术背景。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在这之前当过兵，当过工人。1978年上大学，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够考上第一批78年录取的，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做了一个决定，将当年高考300分以上的同学都统统地网罗一遍，成立分校，我进入北师大的第一分校，在东大桥那个地方，读历史系。四年毕业以后，1983－1986年是在中央党校读的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原来有一个误区，以为党史和历史这两个学科是一回事，只是时间段的不同。到了那儿学习，我才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包括学术的方法和理念都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它也是研究历史。这两个结合对我后来的成长有了很大的帮助。毕业以后就到了文献研究室，分在毛泽东研究组，一直干到现在。
《毛泽东传》是在主席诞辰100周年以后1994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当时，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传》这部分交给了我和高文谦。他现在在美国，写过《晚年周恩来》。当时的想法不是现在这样的《毛泽东传》，而是一个合传，就是把建国前和建国后一起写下来。但是，建国后的部分难度非常大，当时是按照评传来写的，评传是以评要为主，因为既然是代表中央，是一种正传，我们是按照传统的路子来写这个传记的，评传的写法。很多本著名传记，如《拿破仑传》、《俾斯麦传》、《罗斯福传》都是这样的写法，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写法。但按这种写法，我们试了两三年以后发现不行，这个路子行不通。这时候高gg文谦基本上不怎么搞了，他是借着机会搞了很多的档案材料，后来借着探亲的机会跑了。实际上《毛泽东传》他一个字都没写，“文革”部分的任务就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我的同事安建设，我们俩就共同探索这条路。到了1996年的时候（整个《毛泽东传》一共前前后后九年的时间）写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完全抛开评传的写法，转而从历史材料里面来见真实，用材料来说话，实际上采取了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实际上，我体会述不可能不作，但是这个作要体现在述里面，实际上这也是《史记》的笔法、太史公的笔法。这样写下来以后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这个传记还是经得起大家的认可的。这样一来，后传与前传就彻底脱钩了。前传大家都看到过，1996年出版的，是金冲及同志主持来撰写的，这个路子基本还是评传的路子，但是比评传往前迈了一步。这个传到了去年才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室的好多领导都在催。我觉得既然要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就要耐得住性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我自己这些年写《毛泽东传》的一些体会。这些年，我在国际上参加了一些国际上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去年12月初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召开的研讨会，题目是《再谈毛泽东》。这些年，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赞扬毛泽东的，也有反对毛泽东的，也有根本上包括他的人格都否定的，各式各样的议论，所以我想结合这种情况，谈一点自己的体会。我觉得如果概括起来讲，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建设。有的人讲，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而且兴趣也不在建设，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用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这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化的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现在现代化的理论来讲，实际上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实现中国的初级的工业化。毛泽东经常将现代化和工业化经常混用，他没有严格地区分两者的界限。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外交上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近代以来失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中国进入了安理会，但是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大国地位。
第三件事情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是有关系的，就是怎么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当时的话叫“江山不能变色”。
他做了这么三件事。这三件事，我就一一地介绍一下情况，谈一下我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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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建设中，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具体的过程我就不去多说了。如果说起来的话，很多了，包括“一五建设”，后来提出的“十大关系”，初步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工业化的经验，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来的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等等，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搞“三线”建设。这里有一条线，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都很清楚了。我想概括地讲，他在建设中，实际上做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一直到现在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选择，是制度方面的选择。工业化有很多很多的道路，有很多的制度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包括社会主义像苏联那样的制度选择。在当时来说，这种制度选择对毛泽东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作为那一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主义的制度，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现代化，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这是一个不容辩疑的真理。这个选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制度选择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在当时来说，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选择苏联道路。在当时来说，就是在他最初进行选择的时候，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现实中确实很难避免这样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起家的本领，我们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在当时先进的技术西方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们只能取之于苏联为首社会主义的阵营。同时，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有关的。当时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走苏联的道路，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既然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包括“一五计划”的制定，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像李富春这些领导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但是到了苏联以后甘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苏联的计划经济专家来给他们讲课。我们的“一五规划”，实际上在苏共政治局里面是经过了多次的讨论。
客观地讲，当时，中苏关系处在一个蜜月时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这个对于我们“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也不能抹煞，而且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也值得研究的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形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这本书实际上包含了苏共中央和苏联的搞计划经济的人，对于苏联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经验，特别是它失误的地方有一种反思，而这种反思实际上体现在“一五计划”里面。这些方面很值得研究，这些材料现在在俄罗斯的档案里面都有，是不难找到的。当时，他们确实对我们有一些劝告，包括指标上。他们当时说，我们过去制定的指标太高，你们制定指标的时候保守一点，最后能超额完成，这样能鼓舞士气，而且整个的国民经济在计划里面容易平衡，过去我们老搞高指标，后来没办法只好一降再降。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后来到了“二五时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把苏联老大哥教给我们的这个经验给忘了。
我们常说，我们现在转轨变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典型意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有一点“四不像”。但是也正因为“四不像”，我们在转轨变型的时候比前苏联要顺当得多。破绽多，漏洞多，模式不成型，制度不成型，反过来要搞改革时突破口就多，借助的力量就多，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的话，跟西方相比，我们的奴隶制度不典型，所以我们转到封建制度很容易。而在封建时期，我们形成了洋洋大观、潇潇洒洒的非常典型的封建制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典型，西欧不是典型），但这也就意味着从封建制度转成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当困难的。
经过了这个探索以后，毛泽东在1956年，对整个的情况有一个反思。我们在写《毛泽东传》的时候，特别注意对毛泽东心理状态的观察。我们通过很多的材料来引证，发现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后，每次走下天安门城楼，他并不高兴。很多人反映，那几年他有点郁郁不欢。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子重，未知数多，这是一个方面。而最重要的方面还是毛泽东自己讲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嚏喷。所以他说，到了1956年“十大关系”出来以后，心情才开始高兴起来。从这个地方开始，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走自己的道路，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任何一个决策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的目标取向越高，付出的代价必然也越大，它的风险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跌了很多的跤。
但是有一点，我们在《毛泽东传》已经反映了，毛泽东还是汲取了“大跃进”失误的教训的。尽管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他上万言书，他看了以后火冒三丈。但是也有个过程，刚开始他不以为然，后来几个大区书记去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跟谁的旗的问题，你再不说话的话，人家就跟彭老总的旗跑了，这个时候毛泽东重视了起来，他一晚上睡不着觉，在不冷静的情况下讲了关键性的话，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在建国前，毛泽东讲了一个经验之谈。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的性情是非常暴躁的，他是性情中人，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一个大手笔的人。他的弟弟毛泽覃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和他争论了起来。（毛泽覃当时也在红四军，也在井冈山。当听说朱老总的部队在韶山附近活动之后，主席先是派了毛泽覃去，后来派了何长工。他的弟弟后来牺牲了。）毛泽东当时有点说不过他。就急了，就要动手打他。毛泽覃就说：“这是共产党，不是咱们毛家的宗祠。”主席说，他这一句话把我震醒了。毛泽东从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地方领导人成长为一个全党公认的领袖，跟他后天的修养、磨炼是分不开的。他后来也经常讲，往往做决策的时候听到不同的意见，脑子一热就要发脾气，这时候最好不要发作，睡一觉，到第二天早晨什么都好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但是这一次他睡了一觉之后，反而是火冒三丈，在一个不冷静的情况下，打破了两件事、延安整风时定的规矩：一是就事论事，不算历史旧帐；二是只对事不对人。就毛泽东一生来说，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来做的，宽大为怀，对很多的干部都是这样的，胸襟是像海一样的。在他看来，这次对彭老总的事情不是一般的小事情，是大事，既对事又对人，老帐新帐一起算。这个口子一开，坏了，所以《历史决议》上讲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但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也在冷静地思考。到了1963年的时候，要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计委的同志脑子很热，定了很多的高指标。主席就把李富春他们叫来，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定指标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计算时间。这句话很了不起，他是痛定思痛。所以，1965年他让彭老总到四川大三线当副总指挥的时候跟彭老总说，也许将来历史证明你是对的，这里面就有些反思的表现。但是话说回来，他的反思也不是彻底的，也有反反复复，跟我们正常人一样的，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在制度方面的选择，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基本上还是成功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可以造，从什么都不能造到基本上都可以造。当然，什么事情有利必有弊。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当时比较强调独立自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体系，什么都仰仗于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的经济盘剥的依附性经济，走到一种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强调独立自主有其合理性，也是符合国家的利益的。至于说把这个问题强调到了极端，在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后，完全跟国外的经济发展、经济联系完全脱钩，闭关锁国，闭关自守，这也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分析。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并纠正它，这是毫无疑问是对的，由此产生了改革开放这样一条路线，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发展有它的阶段性，也就是：只有你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后，你才有可能在自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去向世界敞开国门，去平等地、互利地打交道。没有这个基础不行，固守这个基础也不行。这个问题要做一种辩证的思考。
第二就是路径的选择。制度的选择之后有一个路径的选择。这个路径的选择，我指的是一种比较低层面的路径选择，主要是指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搞初级的工业化，这个时候工业在创始阶段，这笔资金不可能从工业内部、第二产业内部产生，当时更谈不上第三产业，那么资金的来源，也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有几种途径：要么就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扩张来取得；要么就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像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像苏联一样来搞高积累，也是带有牺牲农民的色彩。
作为中国来说，毛泽东在路径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你仔细看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面，如果从表面的形式逻辑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个矛盾，他一边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是搞工业化的一个客观规律。你不搞重装备怎么能建立你的工业基础啊？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讲，一定要农业优先，按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来安排生产。从形式逻辑来说，你看到它是一种矛盾，这里面就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泽东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我们现在讲科学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把统筹兼顾的思想、统筹的思想往前推，最后必然要提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愧为一个解决矛盾的大师，一个化解矛盾的大师。当然，化解矛盾并不等于说这个矛盾不存在，还是存在的。这个时期，也就是整个毛泽东的时代、完成初级工业化的时代，实际上是跟我们现在叫做反哺农业相反的一个时代，就是说要从农业中取得积累，支持工业发展的积累。但是要取得积累，必须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给农民、农业相当多的投入，要给他一定的返还，所以他把这个取和予这对矛盾统一起来，取的方面要重一些，予的方面要小一些。小一些，但是也要考虑到农业、农村、农民的最大承受能力，有一个临界点，有一个度。这个度，总的来说，在毛泽东时代他是把握得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说他这个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他受到一些表象的误导，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当时的农民思想比工人还先进。那个时候他讲，现在谁的思想最先进？我看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可以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最后导致剥夺农民。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两年多以后，特别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又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到1963年重新修订（1961年初步制定）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再也没有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个教训还是汲取了。
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以后，后来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现在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实际上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就是我们长期习惯了这种取的这一手比较重、予的这一手比较轻这样一种历史的惯性。到了现在，在实现初级工业化阶段以后，我们应该反哺农业了，不是再从农业里面取得原始积累，而应该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取得一些现代化的后劲和动力，也包括借助一些国外的投资，解决国内发展的资金问题。由于这种历史的惯性作用，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困境。就是现在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从这边取的太多，予的太少，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反哺农业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模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的那些年，那是农民日子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实际上给农民一种休养生息，但是以后就不行了。这里面也跟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们的基层政权很多很多的行政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加重，这种行政的负担很多的最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
现在，中央对这个问题相当重视。最近有几个省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但从内部来看，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将来也会有副作用的。从农民来说，你要加强他的国家观念。其实，农民几千年来交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关键是轻徭薄赋。而且在交完了以后，为了培养他的国家意识，应该是通过各种渠道，不要层层盘剥、层层截留，最后返还到农民身上，这样就比较好。但现在因为返还实现不了，只能是完全免除。完全免除，在农民的国家意识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今后的人可能更聪明，会有更好的办法。
第三个选择就是外部关系的选择。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在讲制度选择的时候已经讲到了，这就是：就对外关系来说，我们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毛泽东的考虑是从历史延伸下来的，因为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半封建这种依附性的经济，要独立起来。同时，客观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这些国家对我们不仅是封锁，而且还制裁，希望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希望我们早晚有一天要完蛋。这个问题因为前面已经都讲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