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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
福建培田村：教育在民间
王 丽 （21世纪教育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穿过村口的石牌坊和古木参天的风水林，沿着条石砌成的村道一直走到村边，眼前的景
象会让一个初来者敛息：一幢幢青灰色的高大屋宇在天空下联翩铺展。那飞檐高耸的重重屋脊如凝固的海浪，挟着来自时光深处的气息，在南方冬日的阳光下静静匍匐着。
据族谱上记载，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迁至此地。经过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时，已发展成一个有三百多户、一千多人口的村庄。村内有30余幢建于明清时期的高堂华屋、21座祖祠、5个古书院、2座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共同组成一个相连成群、布局讲究的建筑群落，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在村中由清代民居改造成的旅店“灼其堂”的壁板上，挂着三个镜框：分别镶嵌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十大最美村镇”的证书。
这个建筑风貌保存良好的山村不但是一座“活”着的农耕文明的宝库，并且，它还印证着中国民间教育曾有过的辉煌。
活着的建筑，活着的历史
初到培田村的人，会感觉时光倒流一百年：村中的地坪上晒着金黄色的稻谷，墙头的竹席上摊着雪白的木薯粉，几只鸭子在水塘里戏水、老人与孩子在村头晒太阳……触目是一派南方乡村的清新与宁静。像中国大地上的许多村落一样，近年来，培田村的年轻人也大都外出打工。但村子并不给你萧条的景象。条条街巷干净整洁；妇女们在水圳边浣衣洗菜、拉着家常；村口的碾米机欢快地响着；最叫人心暖的是村民们淳朴的笑脸。他们总是抬头冲你一笑，又各忙各的活儿去。
走进村去，你会发现村中的地坪与街巷全部用鹅卵石铺成。当年的工匠们不但懂得就地取材，还利用鹅卵石的不同色泽与形状，镶嵌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如“鹤鹿同春”、“双凤朝阳“、“水纹图”、“梅花鹿与如意结”等，且家家门前不同。鹅卵石的质朴天然与图案的华美雍容浑然一体，亦“文”亦“野”，清新而别致。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图案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仍完好无损。天气晴好时，村民们在上面铺上一张张竹席，晾晒新割下来的稻谷。
初来此地的人还会发现，村中的每一幢院落都冠有典雅的堂号。如建于辛亥革命年间“双灼堂”，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建于道光年间的“继述堂”，取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务本堂”取自《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还有“敦朴堂”、“济美堂”、“三让堂”等，个个都有来历。
当你抬腿跨过一道道高高的门槛——走进重重院落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气场——那是数百年来一代代主人们积储下来的书香。这些气息萦绕在院落中的每一个角落：中堂那字迹斑驳的楹联、年代不清的书写在门扇上的《孝经》、雕刻着各种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的窗饰……甚至室内地面上镂成金钱状的透气孔，处处体现了实用与审美高度融合，带给你无数惊异与唏嘘，在你脑海中还原着旧时主人们的生活——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臻至巅峰又走向衰落前夜迸放的霞光。
在这些院落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量的楹联，且院落中各处建筑均不同，如继述堂的大门对联为“门外有山堪架笔，庭中无处不堆书”。官厅中堂的楹联为“行仁义事，存忠孝心”。至德居门对着村中的千米古街，门联为：“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最令人回味的是务本堂内一处小天井墙上的对联。上联为“悦目时风来花舞”，下联为“会心处鱼跃镜开”；横批是“天光云影”。对联下方是一个鱼池，靠墙的池沿上摆着五六盆兰花。透过天井墙上镶嵌的绿琉璃花窗能望见外面的天空。而就在这么一方小小的天井里，有阳光，有清风，有兰草，有鱼池，还有隽永的诗文……一代代的主妇们在其间淘米洗菜，洗衣做饭，忙碌着乡村人家的一日三餐。而像这样的天井每一座大宅院中都有好多个，且相互连通。在当地，这种建筑形制号称“九厅十八井”。
由于村庄土地珍贵，培田村的居住格式有“祠居合一”之称。家家户户的神龛就设在天井边的厅堂里。神龛中安放着列祖列宗的画像。神龛前的厅堂便是一家人平日起居的地方。逝去的先人们在镜框中默默地凝望着儿孙们的生活，享受着四时八节的供品与香火，也庇佑着他们的福祉与安康。不管外面斗转星移，白云苍狗，自孔夫子始，二千年来崇尚“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就这样被默默地遵循着。
当你沿着村中流淌了几百年的水圳，跨进那一座座气宇轩昂的门楼，穿过一个个花木葱茏的天井，走进一户户农家，对着主人那淳朴的笑脸，耳边响着亲切而听不懂的闽西客家话，你会感到这就是活的建筑，活的历史，活的文化。它们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诠释着教科书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类的字眼，也诠释着何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唤起你生命深处沉淀于每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乡愁”——那份久已遗忘的温情和美好。
多年来致力于乡土建筑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农民至今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
培田村便是一个佐证。只是——这样的文化又是怎样被创造并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百年前的生活教育
培田原名“赖屋”，据说最早在村中落户的人家姓赖。培田吴氏三世祖迁居于此之后，将其改名为培田。《礼记·中庸》云：“故栽者，培之”。由此也反映了培田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意识。
据族谱记载，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朝弘治元年（1488），为吴氏七世祖出资兴建。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以“房”为单位争相设塾立馆，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
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肖泉公书馆、十倍山学堂、白学堂、义屋学堂、伴山公馆、岩子前学堂、清宁寨学堂，南山书院、紫阳书院。除了兴建书院之外，一些族人还将住家辟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吴氏二兄弟将住宅中一花厅辟为私塾，“池兰馥郁，图书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还有家塾五处，童蒙、蒙馆九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育的“锄经别墅”、 “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这些书院、蒙馆与家塾遍布村中，处处可闻琅琅书声。彼时全村有“十户一塾，一户十匾”之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锄经”两字顾名思义，与耕田种地有关。锄经别墅的门联为“半亩砚田馀菽粟，数椽瓦屋课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经常在锄经别墅内举办类似于今天的农业技术讲座，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新手晚辈传授农业生产经验。
到了清初，又增加了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修竹楼”。 门口有楹联：“非关避暑才修竹，岂为藏书始筑楼”。修竹楼以交流手工艺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编织等民间技艺大都源于此。当时推动这一工作的是族内的文昌社。其总理（即负责人）“每逢作课，亲临监督，虽事剧必构一艺，以为倡，呈请先达评定甲乙优加奖赏。”可见其认真程度。
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容膝居”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氏十八世祖吴昌同捐资建造。“容膝”两字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据说，当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乡后不久，即被“休”了回来。经了解，才知是该姑娘缺乏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导致夫妻之间房事不谐。由此，培田村民将容膝居辟为向族内女性传授生理卫生知识之场所，请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婚育知识。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学校。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赫然书有“可谈风月”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如昔。
不过，据村中一位八十多岁、当年参加过妇女学堂学习的罗兰芬老人说，办学堂是为了让嫁出去的女儿和娶进来的媳妇都能知书达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日常礼仪，以便与大户人家的身份相称。光绪年间，新教育兴起，学堂曾由长汀县督学亲自批准并注册，为此县里还专程派人来村里检查。内容包括学员人数、教师情况、讲授内容等，颇似今天的“办学资格审查”。据老人回忆，学堂的学习内容很多，主要是学文化，有写字、读书，还有算术。学算术是为了能记账，同时也帮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能管理家产。此外也学女工，如绣花、剪纸、制衣、做鞋等；还学做家务，如洗衣做饭、养猪养鸡、纺线织布……当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识。最有意思的是，在学习之余，学堂还组织姑娘、媳妇排练小戏，如《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等。学员中既有过门不久的媳妇、也有待嫁的闺女，还有年轻的寡妇。最大的二十六七岁，小的十七八岁。教员是本村的一位寡妇，约三十来岁。
这所学堂一直办到上世纪30年代。可以想见，它存在的一个多世纪中，对培田村民整体文化素质，乃至整个村庄风气的影响。容膝居门口有对联云：“庭来竹友心胸阔，门对松岗眼界宽”。罗兰芬老人刚嫁到培田时才16虚岁，还是懵懂无知的小媳妇。自从参加了两年的“容膝居”学习之后，她不但懂得了许多道理，还认识了几百个汉字，能读能写简单的信件，感觉眼界宽了，心胸也开阔了。这座充满活力、别具一格的学堂建筑至今还保留着。
容膝居、修竹楼与锄经别墅这几所学校的存在令人想到，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教育。它如田头地角兀自开放的野花，与“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它带给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新的认知，也因此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与“平民教育”运动。如果陶行知的先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祖师爷杜威先生看到了，不知会作何感想。
历史上，在培田村的九所书院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南山书院的前身即为石头丘草堂。清中期以后替代石头丘草堂成为家族书院。书院取名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曾为其题联：“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据村人说，清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一年学费要四五担谷子。
南山书院占地面积1980平方米，建筑精巧，环境清幽。书院内有9间教室，还有藏书室、老师宿舍、学生宿舍、厨房、杂物房等一应设施俱全。书院的选址也颇费心思，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小山坑内，背后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梁将其与村子隔开，使书院自成天下。传说乾隆年间纪晓岚到培田视察时曾在此住宿两天，对书院的清雅环境赞赏不绝。
不过，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吸引村中及远近村庄子弟来求学，主要还是因为教学质量与师资。还在其前身石头丘草堂创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远千里请来浙江台州籍进士出身的谢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间，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来执教席。到了清后期，族人吴昌同兄弟延请福建宁化名儒曾瑞春来书院授课。当时培田吴氏先人“到处延访名师，教诲诸子”，一时蔚成风气。名儒曾瑞春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还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为子弟授业解惑。当时称“点教”。曾瑞春在南山书院任教十年之后，吴昌同慷慨解囊，助其赴京应试。曾瑞春不负所望，考中“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旧地重游，应约撰写了《南山书院记》，并慨然题联于壁：“十年前讲贯斯庭绿野当轩宝树兹培齐兢爽，百里外潜修此地青云得路玉堂清洁待相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培田村族谱上还记载着这样一桩轶事。“高祖延素堂邱振芳先生掌南山，朔望冠带请安善饮，鸡畜任取。一晚谈及瑞邑肉蔗味美，归即着往市，第三晨出供先生，谓吾厨亦能此乎！以实告。先生叹曰：‘两夜一日得二百里外物，仆诚健矣！抑君何殷勤至时’！”培田人以此作为美谈，对后辈儿孙津津乐道。
这样的礼遇，名师们当然知恩图报，勉力教学。福州才子邱振芳应聘南山书院后，从教三年，书院首开文科，其弟子中先后有一人中举，二人参加省试入取“岁进士”等。从此南山书院名声大振。书院从清乾隆（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止，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达至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 “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而另一方面，这些名师也为培田村培养了一批本乡本土的师资。这些未能科举入仕而留在乡土的名士成了强大的师资后备力量。如第十九代吴泰均就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据说吴泰均年少家贫，好读书，聪颖异常。“进泮后，舌耕为业。删《礼记》、《左传》、《周礼》，手抄授徒。长（汀）连（城）两邑，游其门者甚众。一时春风化雨，游庠食饩者不下数十人。”族人吴昌同“素重先生（吴泰均）品学，延主南山书院讲席。”
除了延请名师硕儒来乡教学之外，培田吴氏族人还不惜资金将子弟送往他乡深造。如第十六代吴一滋投长汀城一名儒门下；第十九代吴汉均慕名送子到本邑有名的雕版之乡四堡村鳌峰书院读书。第十九代吴世尧，曾先后师从过四位名师。
“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陇有田”， 培田村继述堂门前的这幅对联道出了培田吴氏族人世世代代的耕读理想。培田村人视家有藏书为荣，几乎家家户户、每房每间均有藏书。当时村中还建有两个藏书楼：一为明末清初修建的“藏珍楼”，藏书数不详；一为同治年间建的“馥轩楼”，藏书两万余册，其中还有少量外文书籍。前者被太平军一把火毁掉，后者于文革初被用箩筐全部挑到禾场上烧掉了。当时一起焚烧的还有从村中各处宅院拆下来的上千块匾额。
像旧时不少中国乡村一样，明清时期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村民们忙时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到禾场上挑灯习武；农闲时则练习更勤，至今集勋厂武馆旧址门口还放着当年练武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块，上面还留有长期抓摸留下的手印。明清时期培田吴氏家族出了郡武庠生3人，邑武庠生16人，武举1人，武进士1人，获有军功者6人。
一个世纪的风雨过去，翻开村中的吴氏族谱，或在村巷中徜徉，你仍然可以看到幸存下来的布满沧桑的牌坊、门楼、匾额、旌表、楹联……在无言地叙说着百年前一个中国南方乡村桃源般的人文图景。尤为庆幸的是，南山书院整体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而作为这些历史的唯一的活的见证——书院门口那棵传说中的千年罗汉松依然枝叶苍郁。据村人们说，前些年书院还被村中充作幼儿园。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
清同治年间，尽管尊师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风气，但延请先生，赴县、省、京应试毕竟是一笔可观的盘缠。族中一些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无力负担，只得被迫弃学务农，或外出经商。当时族中虽有义仓，用来救荒济贫，但尚未有义学。族人衍庆堂五亭公考虑到“吾乡虽有义仓，而实业无多，恐形支绌，且有养无教，尚留遗憾”，遂慨然表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但未及实施便赍志以殁。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内良田三十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她的义举带动了族人，村中另外三位家资富有的族人吴华年、吴震涛、吴拔桢相继仿效，“立捐义仓义学田字据执照“，并郑重声明：“永为族中义学公用，不得别用”，以“期望教养有资，人才辈出”。
这两代吴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为培田村兴养立教奠定了物质保障基础，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吴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专门用于文教与科举事业的族产。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计专门设立了“经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三十担。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担的。
培田族绅吴爱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经蒙田说》中云：“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学；学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类不能无终窭之嗟；枵其腹而诵，声如金石者有几人哉！此苦学又不可无资助也。”这番话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举的良苦用心。据族谱记载，当时培田村的义田分为：1.、祭田；2、经蒙田；3、秀才田；4、婚田；5、流税田；6、义田。对此，培田村《南邨公尝租跋》中这样解释：“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绵子孙也；流税者，所以济衣食也；经蒙田，所以笃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进也；义田者，所以宏奖赏也。不宁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孙，有子孙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进，有上进而后有奖赏。六者有相循之义，无可缺之。”这番话明白扼要地阐明了旧时中国乡村高度发达的宗族自治系统之结构特点。在今天看来，它就像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维持了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也最灿烂的农耕文明。
培田人对于兴养立教的考虑可谓周详之至。清代后期，为便于族中学子上府治汀城（现长汀县，当时培田属长汀）应试，培田吴氏族人在长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与南村公祠，为培田学子提供一个栖停的场所。而参加乡试的学子还要去福州应试。福州与培田相距千里， “大凡赴省乡试者，赁屋艰难”，村中两位族人吴泰均、吴昌同又共同捐资在福州购屋，辟为“吴氏省垣试馆”，不仅培田吴氏子弟，一府所属“八邑之凡姓吴者”，赴省应试，一律免费提供食宿。
为了使兴养立教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培田一代代吴氏家族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清后期，经由十九世引斋公诸兄弟牵头，重新修订了助学奖励制度。其中对经蒙田的奖励分配做了十分细致详尽的规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匀给。入馆者收一份，入经馆而与考者收二份。入经馆而不与考者，只收一份；与考而不入经馆者为师设馆亦收二份；有先捐监职，而复考童试者，既以监职收租，即不得跨收馆租谷。庶息纷争，以昭平允。”新修订的制度还把在学无人、捐纳无人也纳入了考虑，以防止“腐败营私”，做到“本末兼该，先后不紊乱，一切章程，了如指掌。”
为了鼓励族中子弟积极争取功名，新修订的制度除了对参加庭试、乡试、会试的学子给予奖励外，也还奖励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会试的成绩突出者。如：
……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50元；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100元正；
文武进士每贴花币银150元正；
翰林、主事、中书、侍卫每贴花币银150元正；
状元、榜眼、探花则可得奖励花币银200元正。
按功名等级递增。彼时1元可买稻谷180斤。
并且，培田村民不固守陈规，“因时变通”。清末光绪年间“创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培田村随即拟就适应形势的《续议新章》，开列出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留学各等奖学金。 另外，对于族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分裔资谷或春节祭祖分猪肉时，按1：2：3：4：8的比例分配。这种奖励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
由于培田村鼎盛的文风，村中相继出现各种文教结社组织，如乾隆四十一年成立的孔圣会，共有六十位族人参加，还有稍晚的文昌社，朱子惜字社。这些结社的经费均为社员个人捐资，有严格的财务管理，且经营有方，年年生息。活动内容除负责村中一年到头各种祭祀外，社员间还经常有雅集，谈诗论文，相与唱和，。朱子惜字社社旨中倡明“……夫敬圣贤先须敬字，亵字即亵圣贤。兹除祭需外，所有余资，每朔望雇工收买人家废字，捡拾路上弃纸。”
中国的传统是学在民间；而学在民间的前提是教育在民间。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幅员太辽阔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天高皇帝远——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无法将它的神经末梢延伸到每一个偏僻的乡村。在有史书记载的绵绵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正是如此发达的民间教育“根系”在维系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而与此同时，也维系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以至于不坠。
1905年，新教育进入中国，南山书院改名为“培田两等小学堂”，是长汀县第一所民办完全小学。创办者即首任校长、廪生吴镇涛。课程也从原来的四书五经改为语文、算术、公民、历史、音乐、图画等。原先村落中的各家私塾也逐渐归并到新式小学中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校又改名为“长汀县南宣乡区中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吴建德、吴爱群，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吴乃青、吴dun、吴树均，还有黄埔军校生三人。吴乃青留法回国后兼任校长，进行教学改革，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1956年培田村从长汀县划归连城县，校名也随之改为“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小学”。这时期的生源，除了培田本村之外，还有附近十余所村庄的学生。其中还有寄宿生。据统计，从1906年到1949年，培田学校共培养出小学毕业生400余人。但当时教学经费依然靠族中衍庆堂及南村公祠的六七十担田租维持。学校解放前夕最后一任校长为吴蓉永，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1961年全国大饥荒时活活饿死家中。
1966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降临了，天高皇帝远的培田也未能幸免，馥轩楼数以万册的藏书和村中数以千计的牌匾化为禾场上的熊熊火光。但传统就像地下河的水，一遇时机便择地而出。文革中担任村支书的吴来星初中毕业。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动用一千元村产（当时这是大数目），聘请村中的几位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担任初中教师。他们中有出身地主子女的老高中毕业生；有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长汀师范附小教师；还有一位西安交大肄业学生，因饿得受不住，“偷”了学校食堂一个馒头被开除学籍回乡。吴来星不但发给他们工资，还吩咐他们不要“背包袱”，每月初一、十五仍旧到大队部听候训话，平时则在学校安心教书。那年学校初中部参加全乡统考得了第二名。这些“特殊教师”一直教到1975年后被平反为止。
据统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培田培养的读书人中，不少都从事中小学教育，在20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所在宣和乡各小学中，几乎清一色的校长为培田人，连县一中的校长也是培田人。
1920年前后，由于学生数不断增加，原南山书院旧教室不敷使用，由吴氏宗族出资，在书院下操场另盖新校舍，1934年动工，1937年前后落成。解放后，1979年校舍扩建，资金三分之一由县教育局补助；三分之一社员捐工，三分之一由村财产补贴。之后又经过两次改建修整，形成一所包括小学部8个班、初中部两个班，幼儿园4个班，共14个班级规模的学校。学生数257人。其中有寄宿生70人左右。
据1978——1981年担任培田小学校长的吴美熙说，村小的真正衰落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9年，县教育局派副局长下来做工作，提出将宣和乡11所村完小合并到三所乡中心学校的意向，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各村干部开会商量，一致提出反对。尤其是有五百年办学历史的培田村，更是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村干部们说，自古都是人家长汀县到我们这里读书，哪有我们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里念书的？为了保住村完小，村干部想尽办法，集资办学，使教学设施达到各项国家验收标准，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培田村干部更是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欠下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
后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而村中青壮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也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有些家境好的家长也纷纷把孩子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乡小学或县小学读书。培田小学的学生数日趋下降。先是停办了幼儿班，2008年又遵上级指示，将小学四、五、六年级合并到乡中心小学。
但培田崇文重教的遗风至今尚在。村中有位名叫吴烈的农民。其太爷爷是贡生，爷爷是民国长汀中学毕业生，父亲是长汀师范学校毕业。土改时家里被评为地主（据说全村有一半多人家被评为地主）。他从小跟着爷爷、父亲念书识字，受家庭影响爱好书法。现在忙时下地干活，闲时以书法自娱。家中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内容都是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里的句子。他练字的书案边上扣着一顶下地用的穿了顶的破草帽。
村里如今还时兴贴对联，如一户人家厅堂上书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另一户大门口则写着“爱情因劳动美好，青春靠知识闪光”，横批为”幸福家庭”，红纸黑字盖在原先的砖刻门联上。
变化最大的还是培田小学。如今的三个年级只有25个学生，共4位老师。现任校长无奈地说，这25个学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三年学校就会关门大吉。他分析原因，其中提到教师轮换太频繁，而这又与待遇有关，比如同一个级别的教师，连城县比龙岩市每月工资少一千多。他因此总结道：归根结底是国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目睹这些变化，培田村的一些老人既焦虑又无奈。几百年前，培田先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书写了中国民间教育史上的瑰丽篇章。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消亡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如果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棵大树，这些村庄便是深深扎入大地的万千条根须。在不久的将来，培田村小学也逃脱不了厄运——像她的前身——南山书院一样，成为村谱中记载的一行字。
（谨向李秋香老师及培田村诸位吴氏族人致谢）
注：此系全文。
2010年1月27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以《一所村庄的教育血脉》为题发表此文，附若干照片。
http://news.ifeng.com/society/5/201001/0127_2579_1527465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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