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酷拉时报》专题文章分享：美国的女权、女同性恋与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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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Sat, 11 May 2013 16:38:48 +0800
Subject: 《酷拉时报》专题文章分享：美国的女权、女同性恋与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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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美国的女权、女同性恋与酷儿
文/马景超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美国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工厂，成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劳动力。在此过程中浮现的工作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歧视问题，引起了女性的不满和批判。此前，女性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到选举权，女权主义诉求一度被认为获得了胜利；此时，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性别歧视现象面前，女权主义理论与运动又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在一些女权主义史的叙述中，二战后至1990年代这段时间被称为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
1952年，从哲学、历史与文化角度分析女性现状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波伏瓦的《第二性》的英文版出版，为美国女权主义的社会分析与文化批判提供了绝佳的理论视角。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唤起对于种族问题的重视，与此平行的女权主义运动，也通过大量的街头运动、政治论述与文化创作，来唤起社会对于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中女性所受歧视的重视。1969年“石墙事件”爆发，标志着之前还较为零散和地下的同性恋权益运动，也正式进入公众政治舞台，成为积极争取权益、呼吁社会意识的政治力量。
2.
各个政治运动和理论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冲突，而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多元性、争议与矛盾；女同性恋及其研究、运动和理论，与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和运动，从1970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的结盟、借鉴、批判中，形成了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关系。
面对着社会各个领域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歧视，女权主义不仅仅追求和坚持女性的平等权利，更是一种批判的立场和视角。批判，并非简单的拒斥，而是一种寻求理解和判断的理论态度；女权主义批判，试图理解社会各个领域的传统、习惯、规定、法律、语言、社会角色等各方面可能蕴含的基于性别的压迫、歧视、刻板印象等，并在此理解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所依赖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从而寻求可能的改进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权主义的立场几乎内在的包括了女同性恋作为政治群体的诉求：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追问与怀疑，对于性别身份的关注和对于女性体验的探讨，对于压迫和边缘化的敏感和反对等等。女同性恋理论学者戴纳·海勒（Dana Heller）就此写道：“女权主义给了我审视‘传统’的理论工具。女权主义向我揭示了西方思维传统中的抽象论述对于女性、酷儿、少数群体的忽视，以及对此传统的抵抗。女权主义教会我赞赏矛盾性和与矛盾性共存的必要。”（Heller 1997, 2）
3.
女同性恋与女权主义这样自然的亲近关系，使得“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戴尔·马丁（Del Martin），在1970年撰文声明与同性恋运动分道扬镳，而拥抱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马丁指责当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为主导，十五年来都在忽视和排斥女性的诉求，而她们在同性恋运动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正可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找到。（Martin 1970） 马丁的声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恋运动中发现自己被忽视和噤声的失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女权主义中找到了同盟，因为女权主义恰恰强调女性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被忽视和噤声的地位；在女权主义阵营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对对于女性的压迫，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
不仅女同性恋者可以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中汲取力量、借鉴资源和寻求同盟，后者也从前者获益良多。女同性恋者在西方历史上的边缘化和沉默，成为了她们最有力的理论创新的来源；女同性恋理论研究的兴起，为女权主义理论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角和批判。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女同性恋作家、诗人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对于“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批判。里奇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化不可避免地基于异性恋的模式，即女性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告诉她们，她们的性别身份（例如女性意味着美丽的外表和温柔的态度等），和社会角色（妻子、母亲、情人等），都是基于与男性的异性恋关系，而这样的模式使得女性既背离了真实的自我，又与其他女性形成竞争关系。为了使女性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格与才能，免于受到压迫性的社会要求，与其他女性相互认同，而不是争夺男性的认可，女性应该致力于创造以女性为主的空间和文化。异性恋本身并不一定对于女性构成问题，但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异性恋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所有人都是异性恋”的预设、以及异性恋者因符合社会要求而享受到的特权，不仅会使得同性恋女性被边缘化和从社会图景中被抹去，更会促进对于性别形象和角色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所有女性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Rich 1980）
与里奇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理论写作强调作者的女同性恋视角，通过对于异性恋模式、性别角色、社会规范、性表达和性行为模式的梳理、怀疑、反思和批判，使得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层次更加丰富，角度更加多样，批判更加深入。
4.
然而，这个极具活力的结盟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玫瑰色图景；相反，自从1970年代中期女同性恋研究和论述大量兴起和融入女权主义写作之时，相关的争议就从未间断。 女同性恋力量被一些人拥赞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锋，又被另一些人认为是运动最大的可疑力量；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为克服社会文化中普遍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同性恋”的偏见，而疏远女同性恋的力量；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因为反对女性在男权文化中被物化、仅仅被视为性对象，而反对色情制品，尤其是具有虐恋、恋物或控制幻想的色情制品，而这又引起了一部分主张女性情欲、尤其是女性之间情欲的自由表达的女同性恋者的不满；一些女同性恋者对于“男性气质”的戏仿、重视或追求，对于“女性气质”的不屑、远离甚或压制，使得一些女权主义者（尤其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指责女同性恋亚文化强调本质主义（在社会性别和性表达问题上，强调先天与内在因素，常被认为与强调建构、选择和可能性的建构论相对立）与二元对立（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同性恋与异性恋等非此即彼的范畴）。
这里所举的例子只是一些相对持久和激烈的争议，而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已在此可见一斑。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社群、运动及理论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诉求，充满了多元性与矛盾，又在连结中因为各个处境和议题的特殊性而充满交叉、重合与碰撞，因此她们的结盟不会一帆风顺，却也可能因此更具创造性和生命力。
5.
女同性恋分离主义（Separatism）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极具想象力和北美特色的产物。
1961年之前，美国的每个州的法律里都将肛交规定为违法；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中移除；此前，心理医生们普遍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治疗并且应当被治疗的。与这样的压抑的环境对比，1969年的石墙运动使得同性恋权益运动成为无法忽视的强音，也让大部分同性恋者开始敢于对生活和社群进行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女同性恋者不久后就开始热情拥抱女权主义，但是她们一方面将女权主义对于女性独立的诉求推至极端，一方面又对女权主义为争取权益而不断与社会主流协商感到不满，既希望能够建立毫不依靠男性、完全实践平等自由原则的女性身份，又希望能够摆脱与立法和舆论进行的令人失望的关于同工同酬、家务平分、生育休假等的持久战，于是女同性恋者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独立的社区——一个个只有女人的、经济和文化自给自足的“乌托邦”在美国各地纷纷兴起，在1970年代末期的高峰期，很可能有几千人居住在这样的社区里。
在北美，宗教社区选择过独立、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欧洲大陆受到宗教迫害的阿米什人（Amish）就至今在美国各地分散居住，维持着两百年前的生活习惯、社区结构和宗教仪式。因此，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建立坚持自己信仰、维持自己生活的小社区的构想并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由于她们坚持女性独立的诉求非常有吸引力，一度说服了很多对女性并无多少情欲的女权主义者，从而造成了美国女权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颇有趣的现象：“政治女同性恋者”（political lesbian），意即为摆脱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而选择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女性。女权主义理论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就提到过：“一夜之间就有许多人转变为女同性恋者，我认识的许多运动家都忽然改变了取向。”
最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团体之一，“复仇女神”（The Furies）在她们同名刊物的创刊号上写道：“（女同性恋）并不完全是一个性倾向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想要认同为女性、从而终结男性优势的女性都必须做出的一个政治上的选择。” 不同的团体政策不同：有的团体拒绝与男性接触，有的团体拒绝与异性恋女性接触，但她们都或多或少认为，依旧在主流男权社会中谋求女性平等权利的女权主义运动过于妥协。
这样的运动理念，带着当时美国社会运动（反对越战、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年轻人对于主流社会的普遍失望与愤怒）深深的印记，虽然随着美国社会整体的代际转变，而慢慢从行动中退回到纸面上，但也给之后的思考者与实践者留下了丰富的借鉴和反思资源。
6.
1990年代以来，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是女权主义与女同性恋者言和或失和的又一契机。在此之前，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研究（lesbian and gay studies）被普遍用来指称这个学术领域。1990年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分校的特蕾莎·德·劳瑞特斯（Teresa de Lauretis）在她主办的会议中，大胆使用了当时还只在激进的运动界和口语中使用的“酷儿”一词，来指出之前的说法中对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两者之间的关系模糊带过、不视为问题，只有两种性别身份不够全面；以及希望学术界能够像运动界使用这个蔑称来骄傲自称一样，通过对这一词语的化用，而重新审视学术、知识与现实的关系。
随后这一词语迅速流行起来，略早一点的伊芙·塞奇维克（Eve Sedgwick）的《柜中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由于颠覆性地探讨性别与性少数问题，而被追认为酷儿理论的奠基作品，尽管她们两人写作时还没有这个叫法。
尽管“酷儿理论”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兴起带动了跨性别、双性恋等无法被“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这一称法涵盖的领域的研究，但很多人都从这一称法的迅速流行中看到了问题。大卫·霍尔柏林（David Halperin）作为密歇根大学文学系教授，公认的酷儿理论学者，曾这样表示自己的担心：“‘酷儿理论’如果只是被不愿意真的了解酷儿文化和进行酷儿研究的（异性恋）学生，用来获得与时俱进的研究生教育的一种途径，我没办法教这样一门课。” （Halperin 2003）
他担心，酷儿理论因为只是“理论”，才被学术界迅速接受，从而回避了对于非异性恋者的文化实践、激进批判、性别视角设身处地的理解，而这一概念本身可能有的理论上的激进性都被学术界消磨掉了。
酷儿，本应标识一种对于固定身份的拒绝和批判，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新身份的称谓，一种“后现代”的身份定义。这个词最早的提出者劳瑞特斯，则觉得同性恋者对于这个词的热情拥抱有问题，出于人们普遍背离了这个词的原意，她在三年后就不再使用“酷儿理论”这个说法了。一批新的女同性恋者使用着女权主义理论使用了几十年的词汇：“挑战、松动、试探边界、瓦解、异性恋霸权，等等”，但却因为对于女权主义历史缺乏了解而背离原意、去除上下文地在一种浅层的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Lauretis 1997）
劳瑞特斯指出，即便在同性恋者——“酷儿”人群——中的使用，这个词也更多是起到了使差异扁平化的作用；与她当初想用这个词强调差异、变动、复杂性、反思规范、难以定义……相反，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模糊地指称整个非异性恋人群以及相关理论叙述，反而将真正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压制于一个词所代表的一个概念之下，从而再次制造了一个“酷儿”的身份和规范。
观察美国当下的运动策略、社群建设与理论叙述，我们会发现霍尔柏林和劳瑞特斯所担心的问题仍然相当明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
参考文献：
Halperin, David. "The Normalizing of Queer Theor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45, pp. 339–343， 2003.
Heller, Dana A.. Cross-purposes: Lesbians, Feminists, and the Limits of Allian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Levy, Ariel. "Lesbian Separatists in the Nineteen-seventies : The New Yorker." The New Yorker.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03/02/090302fa_fact_levy (accessed February 3, 2013).
Scholz, Sally J.. Feminism: a Beginner's Guide. Oxford: Oneworld, 2010.
Rich, Adrienne C..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5.3 11-4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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