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学习习仲勋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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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仲勋 　　习仲勋有两个特点，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两条的，真如凤毛麟角，所以赢得了我的敬重。 　　1947年末和1948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1948年1月19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由于义合会议（注：1947年11月 1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注：张当时任蒙绥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 　　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对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历害。”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毛泽东认定是“利用小说反党”。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1978年～1980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 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３０∶１。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100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据深圳地方史记载： 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1978 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习仲勋 　　1979 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区，不是先有中央的决策，习仲勋紧跟执行，是习仲勋主动请缨，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 却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8201亿元（8201.23亿元）。增长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按主旋律宣传是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事求是地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对面香港那一套搬过来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是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地干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 “石头”，就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了。 　　习仲勋干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就是维护党章的尊严，跟老人们拍了桌子，反对非法撤换总书记胡耀邦。 　　1986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继闹起学潮。12月30日，胡耀邦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处理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拒不到会，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 　　1987年元旦，北京学生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紧锣密鼓地策划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蒙在鼓里。 　　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政治敏感已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新年造访胡府，寒暄之后提醒说：“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胡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起，是赵紫阳打来的：“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胡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求见邓小平。谈到分歧时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参加 “生活会”。这个所谓“生活会”是政治局之上的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杨尚昆接着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作为总书记胡耀邦，通知常委邓小平参加常委会，竟成了大逆不道。 　　两天以后召开第二次“生活会”，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先发言，他说：“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 　　只见习仲勋大义凛然，站出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胡耀邦晚年体会到世态炎凉，对习仲勋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的支持视为十分难得的友谊，铭刻在心。 　　习仲勋1988年4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六四”以后，在1990年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反腐败的学生运动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连“墙倒众人推”的事都不干，而且反潮流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是难能可贵的。希望我们党内，习仲勋式的干部逐渐多起来。 习近平 　　习近平同志托乃父的荫庇和自己的优良表现，进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党内同志有厚望焉。但最近以习近平名义发表的《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的讲话，使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深感失望，使习近平的威信大受损失。这个文件是要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倒退，重塑党的“伟、光、正”形象。整个党都“伟、光、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当然就不能提了。 　　所谓“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是什么意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建国后十七年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刘邓资反路线下面，还分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体育黑线、科研黑线等等。那么，毛泽东当政的这二十七年，“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表现在哪方面？由谁来代表？是毛的一方，还是刘、邓一方？这给党史工作者出了个大难题，批毛抑或批刘邓，好像都不合适，左右皆非。妙笔生花的办法是要毛刘邓在马克思的天国团结起来，声明根本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把这事抹平。都是右派文人生事，丑化党史，让老哥仨掐起来了。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纯属谣言，判江青死刑缓期执行是继承毛主席遗志，谁再提这些事就是丑化党。难道是这样实事求是，实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吗？请不要忘记邓公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在下世纪初重新评毛的讲话，不要忘记胡锦涛2004年七一前夕与万里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党内改革派希望习近平继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协助胡锦涛完成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遗嘱。像令尊在深圳特区开辟改革开放的经济道路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有担当，顶住压力，启用一批政治改革的人才，开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这是刘亚洲说的话。 党内军内，有这样一批力主政治改革的闯将，刘亚洲将军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习近平作为第五代接班人的领班，要把这批干部使用起来，把这股力量聚拢起来，闯政治改革这一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成败，在此一举。 　　最低限度，希望习近平同志以先父为榜样，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在共产党体制内从政，历史形成的左的惯性太大，跟左不沾边很难。所谓不犯左的错误，就是不推波助澜，把自己当作防波堤，当左的浪头袭来时挡一下，像令尊那样，把杀人千分之一的指标，变成千分之零点五，最后执行结果是千分之零点四。1989年如果习仲勋当总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决办法。本着这个精神处理政务，既使你成不了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也是一个贤德的领导人。这就足以告慰仲勋同志英灵了。（2010.8.8） 　　[1] 习仲勋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见吕雷、赵洪所著长篇纪实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辛子陵：《毛泽东全传》，香港利文出版社1996年新订本第3卷《毛蒋争雄》第166～<167页。 　　[3]林牧：《我亲历的批习斗争》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4] 2008年10月27日《深圳特区报》，丁庆林 许光明：《宝安巨变源于开放》 　　[5] 刘亚洲：《西部论》，《凤凰周刊》第22期，201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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