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和與張我軍
笨笨
順便，也為這兩天蔣為文教授與黃春明的衝突下個註解：作家黃春明，只不過與張我軍做了相同的選擇～
台灣新文學運動濫觴於1920年，陳炘發表在台灣青年雜誌的「文學與職務」一文中指出，台灣新文學應作到言文一致並且要有自覺。該篇文章中，新文學理論的陳述，以中國的文學革命為基礎；但是並未引介當時中國尉為風潮的白話文學。一直到1924年，當時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方才將白話文學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
張我軍將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介紹到台灣來，並且發表許多文章大力批評台灣舊文學。 舊文學在台灣的失敗，張我軍這樣批評：
「…他們為做詩易於得名，又不費氣力，時又有總督大人的賜茶、請做詩，時又有詩社來請吃酒做詩。既能印名於報上，又時或有賞贈之品，於是不顧死活，只管鬧做詩…〈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張我軍詩文集》。
…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開擊缽吟會呢？總括說一句：也有想得賞品的，也有想顯其技巧的，也有想學做詩（技巧的詩）的，也有想結識勢力家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的，也有想得賞品兼顯揚技巧兼結識勢力家的。〈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張我軍詩文集》」
張我軍點出了台灣舊文學的墮落：詩人文人藉著文學附庸風雅，自我標榜，甚而接受殖民政府的懷柔籠絡，因此他「痛感著台灣的文學之道已污穢不堪走了！已有從根本上掃除刷清的必要了！〈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因此，張我軍引介中國的白話文新文學，乃是針對墮落的台灣文學界所進行的運動。同時，這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更與台灣新文化運動結合：用易於理解的白話文取代詰屈聱牙的文言文，做為文化與知識的傳播媒介，啟迪台灣大眾的心靈。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非只是單純的文學改造運動而已。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生，架構在對殖民者的反抗，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我認同追尋之中。
將白話文引入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並大力鼓吹的人是張我軍，然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上真正戮力耕耘的人卻是賴和—今天我們稱他為台灣新文學之父。
1926年台灣民報成立文藝欄，賴和擔任主編。當時賴和已在彰化成立診所看診，然而他依舊戮力於文藝欄的編輯（早上看診，晚上至深夜編輯，這般操勞，敢也是賴和早逝的原因？）；賴和對於這份工作相當用心且投入，因此在1926年之後，使得台灣民報和其後的台灣新民報皆成為台灣新文學的中心。除此之外，賴和對於後進的提攜也是盡心盡力；比如日治時期晚期的作家楊貴便回憶道，賴和為他第一次寫的白話文劃上密密麻麻的紅線修改，並加註評語，而小說〈送報伕〉也是透過賴和之手刊登；楊貴更透過賴和的提攜領晤文學也是社會運動的重要途徑；他的筆名「楊逵」更是賴和幫他取的。
雖然張我軍與賴和皆投身於台灣新文學運動之中，但兩人是非常不同的；特別是面對殖民者之下自我認同的追尋。張我軍認為：「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甚麼影響，則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 1925, 台灣民報〉。」張我軍鼓吹的台新文學運動的論述下乃是以中國為宗；張我軍並且還認為：「…我們的話（指台語）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語，… 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所以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台灣言語的使命。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話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 把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合致的……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 《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是故張我軍主張完全以中國的白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
張我軍的中國認同，與他的個人生活經驗有關。張我軍十八歲時（1920年）隨前清秀才學習漢學，1921年即至中國廈門謀職，而在1924年又至中國北京求學。1925年短暫回台之後，1926年又再度赴北京求學，此後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返回台灣。因此他的中國認同，可以說是原起於對殖民政府的抗議：遠離被殖民的台灣，投向中國的懷抱。
賴和，出生在甲午年，隔年台灣即割讓與日本。他從小接受私塾教育，舊文學根柢深厚，並且也在青年期接受日本新式教育，受新思潮的啟蒙；1918年，賴和赴廈門行醫，旅居廈門期間，亦受到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的衝擊。然而他在1919年即返回台灣，並在彰化開設賴和醫院行醫。
賴和與張我軍同樣受過舊式漢學教育，同樣去過中國廈門，經驗過中國生活，然而賴和在文學創作中卻並沒有堅持使用中國的白話文。他的文學創作中，嘗試著使用漢字寫出台語；特別是在小說中，人物的對白裡，台語自然而然的寫在其中；此外，賴和漢學根底深厚，他的漢詩也寫的很棒，但是，賴和中後期甚至開始寫作台文詩﹣這樣的詩當然是白話詩，而且是用日常生活中用語-台語-來書寫！茲欣賞一首賴和的台文詩，『呆囝仔 - 獻給我的小女阿玉』：
呆囝仔 不是物
一日食飽溜溜去
不曉照顧恁小弟
只管自己去遊戲
呆囝仔 人是不痛你
呆囝仔 不是物
一日當當要討錢
三頓不食使癖片
四秀擔來擔擔拑
呆囝仔 人是無愛碟
呆囝仔 不是物
愛穿好衫著較美
不曉寶惜顧清氣
染到塗粉滿滿是
呆囝仔 會吃竹仔枝
呆囝仔 不是物
無啥無事哭啼啼
哄騙不煞人想氣
要叫不敢就較遲
呆囝仔 無拍不改變
賴和這樣的白話文創作，豈不正是符合了「我手寫我口」（黃尊憲語）的白話文寫作原則？
與張我軍相同的是對殖民者的反抗，但賴和卻不因為漢學的學養以及中國的生活經驗而產生強烈的『中國認同』，相反的，他的認同在經歷過中國的生活之後，轉回到生養他的土地母親 - 台灣。與張我軍完全相反的，賴和不但沒有鄙棄自己的語言（台語），反而嘗試用他來書寫，來創作，用真實的語言，有血有肉有魂魄的刻畫出當代人民的生活圖像，有血有淚有汗水的對殖民者重擊反抗。
張我軍和賴和是相識的。但是兩人卻未因為自我認同不同，以及對新文學創作載體的相左認知而互相攻訐。張我軍到彰化旅遊的時候，還受到賴和的招待。張我軍在『八卦山麓的一夜』中這樣描寫賴和：『最引起我的興味的，是懶雲君的八字鬚。他老先生的八字鬚，又疏又長又細，全體充滿著滑稽味，簡直說，他的鬍子是留著要嘲笑世間似的。和我想像中的懶雲君完全不一樣。』（張我軍是1902年生，賴和是1894年生，張卻稱賴為老先生！我腦海中又浮現一幅畫面，張我軍和賴和握握手，嘲笑著21世紀的台灣人，都已經脫離殖民統治了，還在藍綠對抗？自我認同混淆？）
一個人的自我認同的追尋，可能是複雜又曲折的，本文篇幅不足，無法細究賴和與張我軍自我身分認同歧異的原因。然而，對照百年後的今天，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仍然充滿歧異，母語的白話書寫仍未能普及。華文書寫的普及乃是中國國民黨透過政府機器強行達成的，這其中對母語壓迫所造成的不公不義，又是另一個問題，又值得再大書特書了。
文末，再新賞賴和一首浪漫的台語詩：
相思歌
前日公園會著君，怎會即溫存？
害阮心頭拿不定，歸日亂紛紛。
飯也懶食茶懶吞，睏也未安穩，
怎會這樣想不伸，敢是為思君。
批來批去討厭恨、夢是無準信，
既然兩心相意愛，那怕人議論？
幾回訂約在公園，時間攏無準，
相思樹下獨自坐，等到日黃昏。
黃昏等到七星出，終無看見君，
風冷露涼艱苦忍，堅心來去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