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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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咋上学
我所居住的昆明是省会城市，我知道这个城市里最累、最脏、最没人愿意干的活儿都让农村涌进城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给包下来了。他们给人当保姆，给
人掏下水道，给人修马桶，给人清洗油烟机，给人擦皮鞋。大街上他们蹬着三轮给人拉货，把我们三个人不能抬起的重物一个人背到七层楼上，还要时时提防警察
以违反交通规则对他们处以罚款。到餐馆里吃饭，我们坐在那里喝酒聊天吆喝，他们毕恭毕敬守候在一旁，服侍客人，打扫杯盘狼藉的餐具。建筑工地就更多了，
简直可以说是打工仔用他们的双手，为我们盖起高楼大厦，让我们享受。宾馆里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我们得以住上整洁干净的房间。到夜总
会、歌舞厅，也是打工仔在为我们引路，保证营业的秩序，打工妹在为我们端茶倒水，对我们陪笑脸，甚至陪客人唱歌让客人高兴。在这个城市，没有打工仔、没
有打工妹就没有城市的干净，没有城市的美丽，没有城市的繁荣。
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你们掂量掂量。
全国的城市，到处留下打工仔足迹。许多打工妹干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可是有谁关心过这些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人的生存环境？有谁关心过他们的子
女？有谁想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夹缝中挣扎生存？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看见农村到城市里务工的人是多么的艰难，他们的孩子又是多么地可怜，甚至到了读书的年纪，还没有上学的学费。
那是21世纪到来的夏天，我因为办事到一所小学校，正好碰上家长带领小学生们注册。有一群孩子，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城里务工人员的子女，他们中穿
得较整齐一些的，已经报了名，家长的手里都拿着一张收据和一份申请。收据写的是收到某某交来的一学期赞助费800元。申请是统一打印好的，写的是某某自
愿赞助800元给学校，作为爱心助学的一点心意，下面都有本人的签名。
这再简单不过了，没有什么违法违纪的地方，符合社会都来支持办学的精神。可是问题就在这里，我问我所随便碰到的手里拿着这样的收据和这样的申请的
人，他们没有谁说自己是自愿的。
其中有一对夫妇领着儿子来报名，我问男人："你交的是什么费用？"
他答："借读费。"
我说："你的收据不是写着是赞助费吗？而且我看你还写了申请，是自愿的。"
这个湖南来的打工仔说："不自愿不行呀，我们是外来人口，娃娃读书要交借读费。你看嘛，申请都是学校印好的，我只管签个名就是。"
打工仔的老婆站在一旁，她接着男人的话说："除了借读费，还要另外交240元，是买书的费用，包括课本，这个才叫学费。"
就是说这次报名，这对夫妇交1040元，孩子才能走进学校读书。我碰到的这个学校是收费最便宜的了，条件好的学校，借读的学生一次要交两三万元。别
说外来的务工家庭子女，就是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市民，如果父母有下岗的或者是低收入的家庭，都别想让子女跨进条件好的学校学习。
也许这点儿钱对一些富有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抽几盒高档香烟、喝一瓶洋酒、进一顿餐馆、到宾馆开个房间的花费。可是你知道这对农村来务工的夫妇是靠
什么收入的吗？男人白天在一个修理厂干活，夜里骑辆旧双轮摩托车拉客，他说，有时拉到深夜一两点能挣二三十元，还不要遇上警察和客运管理的，要被抓住了
一罚款，几天的辛苦就泡汤了。他们夫妇在城郊结合部租了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住，自来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女人就在路边摆了台缝纫机，给路过的人缝缝补
补。他们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今天来报名的是大孩子，已经8岁多了，去年因为没有钱就耽搁了孩子一年。小的孩子还在家里上幼儿园，小胡同里有人办了个幼儿
园，收的都是打工仔的子女，一个月连吃喝100元，几间房子，破破旧旧的几条小凳子，有个阿姨照看孩子。想起来这大概又是一所黑幼儿园。可是湖南来的夫
妇说，没有这所幼儿园，他们的孩子还不知道往哪儿送呢！
这对夫妇不算是最穷的，比他们还穷的，孩子就上不了这样的学校了，只能到办学条件更差的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去读书了。当然这里说的私立学校不
是"贵族"学校，而是那些专为穷孩子开的环境和条件都差得多的学校。
报纸上登出过一条消息，"父母苦求女儿为弟弟辍学"。冯德林夫妻是腰街镇的农民，农忙时夫妇一块儿在地里干活，农闲时，冯德林就到新平县城里去
打工。他们的女儿冯艳16岁了，身患疾病，闲在家里。冯艳也曾读过书，因为腿不好走，还是妈妈背她上的学。可是读到小学三年级那年，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
了，加上弟弟也需要上学，爸爸妈妈只好含着眼泪求女儿辍学。小冯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所曾经让她快乐的学校。再过几天，腰街镇的一家糖厂就要来小冯艳的
村子里收甘蔗了，腰街镇因为这家糖厂，很多人都种了甘蔗，因此，邻近的乡镇都管这个镇叫甘蔗镇。收甘蔗前，冯德林夫妇几乎每天要到甘蔗地里去转转，冯德
林说："这几天已经有人上门来催债了，我都快急疯了。等过几天卖完甘蔗后，一部分钱要用于还债，还得留点钱给艳儿治病，这日子过得苦哦！"
尽管父亲忙了农活还要到城里去打工，尽管母亲披星戴月累得灵魂出窍，身患疾病的冯艳还是躲不过失学的命运，她别说读书，就是看病都没钱。这就是穷
人的孩子，他们又怎么能妄想进名牌大学，到哈佛去念书？
禄劝县金沙江畔贫困山村的彝族农民张惠达2001年来到昆明，他带着两个儿子，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打工挣钱，让孩子读书。在太和翻砂厂，他找到
一份在铸造车间的工作。三年过去了，他把两个孩子送进一所私立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尽管民工子弟学校收费比公立学校便宜得多，张惠达还是支撑不住上涨的学
费，两个孩子面临失学了。张惠达不得不写信向《都市时报》求救，他说："别让我的孩子失学。"
我是一个来自禄劝县汤郎乡封边村的农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3年前，妻子因病离开人世。家中剩下年迈的老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读书不多的我深
知，再苦再累也不能穷孩子。为了供孩子上学，别无选择的我只身一人带着孩子来到昆明，靠着打工挣来的一点钱供两个儿子上学和赡养着老母亲。
我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我做的是又苦又累的重活计，工资很少，根本无法缴纳孩子的学费和赡养家中的老母亲。虽然目前还没有到无米下锅
的地步，但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每当睡在床上，我的脑子里老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让孩子辍学。如果那样，可能可以解决当前的困难，但这样却害了下一
代，害了我的孩子。抚养孩子本应该是每个父亲的责任，作为父亲的我感到十分地惭愧，因为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供养不起，我将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失学，回到那
贫困的山村去种地，孩子将成为同我一样没有文化的人。这样就意味着我们祖祖辈辈都要穷下去，说句心里话，我十分地不情愿。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鼓起勇气，拿起已多少年都没有用的笔，把我的真实故事写给你们。希望报社能够关心我的孩子，伸出援助的手，助孩子完成学业，
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
记者到张惠达的家，那是一个10平方米的小出租屋，屋里摆着一张高低床，床上连被子都没有，只有一些塑料纸和几件破衣服。一家三口，就在这张床上睡觉。
张惠达的大儿子叫张学化，10岁。他和弟弟知道父亲送自己上学不容易，学习都很努力，期末考试，他考了第一名，弟弟考了全班第三名。
张学化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张学化这个孩子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简陋的墙上挂着两张奖状，张惠达告诉记者，一张是大儿子的，一张是小儿子的。他
说："当两个儿子拿着奖状回来时，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每天回到家里，看到墙上的奖状，再苦再累，我顿时感到舒坦了许多。"可是就是
这样两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已经面临失学了。
"能帮帮我吗？我真的好想上学！"大点的孩子张学化这样对记者说。
小的那个男孩叫张学鹏，6岁，他抱住记者的腿，说的是："等我将来长大，我一定报答你，我用我挣的钱给你买糖吃。"他还对记者天真地做了个鬼
脸。
我还知道一个四川来的妇女，她的丈夫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她在一家餐馆做小工。两个人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生活，生了个儿子。孩子送进一所公办小学
读一年级时，丈夫在一次意外中失踪，这位妇女独自抚养孩子。每到一个新的学期开学，她都要为孩子的学费奔波，有时为借点钱求爷爷告奶奶。她找到些白纸给
孩子订作业本，孩子在这样的作业本上做作业，交给老师，老师不收，说破坏了学校的形象。校方说，孩子经常不能按时交学费。在班里孩子受到歧视，有一天他
回来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想读书了。我去讨饭吧，我吃不上早点，在课堂上饿得头发昏。"
在五年级开学的时候，这个孩子终于因为没有学费失学了。孩子如他所说的，真的离家出走了。他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没有人知道。母亲到处找他，听小伙伴
说在这个城市的乞丐堆里见过这个孩子，难道他真的去做乞丐了？
这就是我们制订的义务教育一个也不能少！纸上的法律条文我们已经写了，可是怎么来保证落实？有什么具体的保障让每个穷孩子都不失学？
迄今为止，我们出版了许多谈教育的书，他们基本上都是写给富人看的。因为这些书里出谋划策要人实现的那些措施，都是要既有钱又有时间去陪着孩
子"练摊儿"的。一个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人，一个失业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悬在头上的人，一个干最重、最脏、最累而挣到的钱仅仅能够糊口的人，
能指望自己的孩子在"家里的运动场锻炼身体"，在晚饭后有父母陪着打桥牌开发智力，打开冰箱拿出冰块握在手掌里15分钟，练练意志力吗？太奢侈了吧？穷
人的孩子只能望洋兴叹。既然如此，我们还是搞"精英教育"好了，反正"做大官"毕竟官位有限，"挣大钱"毕竟大款很稀少，让有钱人的孩子去开发智力，锻
炼意志，应付考试，用最优秀的成绩考进名牌大学，到美国去读哈佛。我们就别再玩什么"一个也不能少"之类的把戏了！因为就在我们社会的最底层，有人数众
多的一个群体，他们挣扎得是多么艰难，他们的孩子没钱读书，他们的孩子因为吃不起早点饿得头昏（当然我们的孩子天天喝牛奶，有的还为肥胖而发愁），请别
忘记这个事实！
新华网发布上海民工子女读书难的报道："每天清晨，当我路过附近一所公办初中时，总是禁不住往校园里多看几眼，我真羡慕城市的孩子能上这样好的学
校。"这是上海新泾镇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樊涛对记者说的话。
樊涛是这所民办学校的六年级学生。他说："我想进公办学校，但我是'打工族'的后代，原籍安徽颖上教育部门对我们一放了之，漠不关心。上海认为我们
是外来人，也是另眼相看，我们像是没爹没娘的孩子。"
眼看即将小学毕业，樊涛马上面临着升初中的问题，这可难倒了一家人。在上海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初中，但是要进公办中学门槛儿太高，借读费昂贵，一
般3年要缴4万至5万元，对于打工的家庭，根本无法承担。如果不能在上海读初中，樊涛只能让妈妈带着他回老家读书，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又将面临分
别。
樊涛今年15岁，满脸疤痕，不久前父母一清早忙于开包子店顾不上他，他不小心把放在冰箱上的热水瓶打翻了，造成大面积烫伤。去年10月，他66岁
的爷爷因胃癌病逝，医疗费花了4万多元。今年6月他母亲切肉时不小心，造成4根手指头骨折，治疗费花了4000多元。因经济困难，樊涛六年级这学期的学
费480元只缴了100元。
樊涛的家乡凡庄村人均年收入仅500元，是贫困村。尽管家庭经济困难，樊涛始终没有放弃读初中的愿望，这学期期中考试，他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在
全班54名学生中名列第三。樊涛说："如果在上海读不了初中，我就在上海打工，决不回老家。"
樊涛的父亲说："我期望孩子不要像我一样，今后以打工为生。希望他能够走出穷山沟，考取名牌大学，将来过上都市白领的生活，这也是我当初来上海打
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像樊涛这样的民工子女，上海有很多。据霍邱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刘铎华介绍，仅新泾镇的民工子弟小学去年就有200多名毕业生因经济困难不能在上海读初中
而留在上海打工，他们卖菜、做临时工、做家务，只要能糊口什么都干。
记者在新泾镇唐家宅，见到去年小学毕业没能进初中而辍学的彭雨莲。这个女孩子穿着破旧，人却挺机灵。她告诉记者，父母从安徽六安县到上海来打工，
至今快20年了，她出生在上海，上海可以说是她的第二故乡。因没能进初中读书，她每天靠捡废品挣10多元钱为生。
尽管如此，彭雨莲仍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学校。彭雨莲的妈妈说："即使捡垃圾、做乞丐，也要省吃俭用，让女儿起码能读到初中毕业。"
打工族的子女在上海读初中，除了学费还要缴高额的借读费。在长宁区侯家角，一位姓杨的民工告诉记者，他的女儿为了能进附近一所公办初中读书，托了
熟人还要一次性缴借读费6000元。
现在许多城市发文件，宣布要给民工子女市民"待遇"，让民工子弟能就近上学读书。有的城市还宣称要免除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事实上重重叠叠的障碍和关
卡依然存在，学校变个名目、变个法子照样收你的钱"没商量"。观念不变、体制不变，钻进钱眼儿里的道德不变，其奈我何？
每一个人都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每一个人都知道要有知识，就必须读书。父母再穷，也都在做一个梦，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过得比自己好。可是这个梦能
实现吗？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做穷人的孩子不容易！
查阅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对富人是课以重税的，而对穷人是给予退税补贴的，为的就是缩小两极分化。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学校读书。穷人病了，可
以住进不花钱的公立医院。实行这些措施的立法，并不是在这些国家已经很富裕的时期才做，而是在他们的发展时期就考虑得比较完善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因为国情不同，富人富得流油了，还什么福利都要享受。穷人穷得揭不开锅，还什么都要你出钱。富人买东西可以打折，富人病了，有公费可以支付，富人的孩子
进学校，可以得到优待，有的学校还打出广告，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要为富人服务。所以我们办贵族学校。我们让穷孩子流落街头。
如果这样的现实没有改变，我们的义务教育法希望的，让中国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所说的让孩子都能读上书，就是一句自
欺欺人的空话。难道我们对这样的现状能够无动于衷吗？

第八章 乞讨学杂费否则失学
2004年3月1日，金羊网发布《新快报》的报道："丐乡"凯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假期外出乞讨挣学杂费。这篇报道是这么说的：贵州省凯里市是全国
有名的"丐乡"，据称这里有些镇60%的人都出来"讨饭"，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三分之二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积攒学杂
费。
看见这样的报道，人的心里都不会好受。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可是这些祖国的未来，却在花朵的年纪，外出去乞讨，为的是交学杂费，
能够读书。
记者是这么写的：
"你们凯里出去讨钱的人好像比较多？"当我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个问题时，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饭店老板，还是出租汽车司机，对此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尴
尬地一笑，然后立即辩解说："你说的主要是凯裳乡和三棵树镇板溪那边，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去讨钱的。"
因为讨钱的人太多，板溪来的出租车司机从不说自己是板溪人。于师傅是开出租汽车的，他告诉记者板溪是个片区，那里包括三个村，居住的都是苗族
人。他说："唉，那里太穷了，不去讨钱没办法活呀。我家原来就住在那边，但我现在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是板溪人。基本上家家都会去讨钱，不去的很少很少。特
别是每到寒暑假，村里的小孩差不多都跟着出去。每次我一说自己是板溪的，就会有人问我去讨过钱没有。"
在三棵树镇教育辅导站，记者找到当地一位姓龙的老师作向导。龙老师33岁，毕业于当地一所师范学校。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龙老师叹了口气，他
说："我们这里实在太穷了，不瞒你说，我读书全部都是借的钱，欠下的债直到去年才还清。"他介绍，镇里5万人，每年外出打工的差不多有1万多。能出去的
都出去了。每年一放寒暑假，板溪一带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到外面去讨钱。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去乞讨？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好，山高、地贫、交通不便，人多地
少，地里的粮食连吃的都不够。
龙老师说，让他稍微感到点儿欣慰的是，虽然外出乞讨的学生很多，一般到假期结束时，这些外出乞讨的孩子都会按时回校上课。因为这个，孩子们还
没有失学。
多么可爱的孩子！像一群饥饿的小鸟，假期到外面讨点儿钱，忘不了按时回来，交学杂费读书。我们这些大人干什么呢？我们高谈阔论如何让学生适应考试，如何
把每一个孩子都训练成能考出高分数的选手，对这些乞讨学费的孩子我们却爱莫能助。
在这些外出乞讨的村庄，一幢幢木屋不但陈旧，而且好些房屋的木板已经腐朽脱落，有的村民在洞口拉了塑料袋抵御风寒，而有的则直接敞露着。记者
说："尽管心里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切仍然让我感到震惊。"
"我们到达时，正是放学时分，身着花花绿绿的孩子们蜂拥而出，很少有人背书包，大都把书直接抱在手里。"这是记者看到的。山村的孩子在读书，山
村的孩子没有书包。山村的孩子穿得"花花绿绿"的，他们没有校服。
看到这一段，我差点儿掉泪。我把它讲给我的女儿听，她说："爸爸，我早就不想背书包了，书包多重。要是老师准许，我也抱着书去上学。"
我说："孩子，山村的小朋友没有钱买书包，他们多想像你一样有个好看的书包背啊。"
我女儿又说："爸爸，我也不想穿校服，我想穿花衣裳。"
我说："孩子，那不是花衣裳，那可能是补丁儿什么的，把衣服弄成花花绿绿的了。"
女儿眼里有了泪花，她说："这些小朋友真可怜！我们给他们点儿钱，让他们买书包吧。"孩子的心是善良的。
在上海第五届少代会上，就有不少小朋友的代表提出关注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他们知道进城务工的民工子女是在比他们困难得多的情况下读书的，
他们想帮助这些小朋友改变状况。可是孩子们太小，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想要是让他们知道有的小朋友没有学费，他们也会伸出援助的手帮小朋友的。但是如果
让他们知道，有的小朋友为读书不得不去讨钱做学费，孩子童真的心灵又会对这个社会如何想呢？
让我们再来介绍，这所走出没有书包，穿着"花花绿绿"的补丁衣服的孩子的学校，有多少学生在假期出外乞讨？
校长李杰说："差不多有六成左右的学生会在假期外出讨钱，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这些外出乞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家庭比较贫困的，如果不乞讨，他们很可能就会
辍学。"该校302名学生，有196名学生今年外出乞讨。
李英平是个15岁的小姑娘，记者见到她时，这个孩子刚刚从佛山"讨学杂费"回到村里10来天。小姑娘说："头天考完试，我们第二天就去了，我
们扒的是煤车，一共有12个人，去过肇庆、佛山、龙江、西桥，我们住在大街上，下雨就躲到别人屋檐下。"
记者问："为什么要讨钱？"
"因为家里没有钱，我想读书。"小姑娘抿着嘴回答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有些湿润。
她告诉记者，自己4岁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后来爸爸给她娶了个哑巴后妈，并给她生了一个妹妹。他们家四个人，但却只有她爸爸一个人的土地。因为家里穷，
她8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村里的人一起出去讨钱。一般一天能讨十几元钱，讨回来的钱都拿去买粮食吃。一直到了10岁那年，她才用自己偷偷攒下的钱上了学。
记者随李英平到她家，这是一座木板已经发黑的木屋，一共两间，屋里除了一些农具外，连桌子都没有。李英平的母亲是个30多岁的农家妇女，从墙角
搬个小板凳给记者坐。正和她比划着的时候，李英平的父亲回来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说起孩子乞讨的事，他低下头喃喃地说："没有办法，我们确实没有办
法，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让孩子出去......"
2月24日李明飞从学校回到了家。今年17岁的李明飞上高一，他因为没有钱交学杂费，只好休学一年，准备外出打工挣到钱后再继续上学。当然这只是孩子的
愿望，能不能实现，谁心里也没底。
李明飞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患甲亢早已辍学在家。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小学六年级，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三年级。父亲前些年因为带头组织村民阻挠
计划生育工作被判刑坐牢，刚刚刑满释放。母亲身体不好。这些年，全家人一直靠外出乞讨缴纳学杂费读书。
"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跟着他们出去讨钱，一直到初三，从来没有在家里过个春节。"站在自己家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李明飞伤感地说。2004年寒假一放，
李明飞和他的弟弟、妹妹、母亲一起到广东开平、台山等地讨钱，一直到2月9日开学时才回来，但是四个人只讨到1000来元钱，这还不够偿还他上学期欠下
的生活费。
"三弟在凯里六中希望班，那里不用交学杂费，不然他也一样跟我读不成的......我开学后也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可是家里实在交不起学杂费，我只好偷
偷跑回来了。"李明飞说的时候，眼泪就在眼眶里直转。
李明飞的舅舅在旁边插话："其实，我们准备把牛卖掉，给他上学的。"
李明飞大声反驳："那咋能卖？卖了用啥耕地？"
走进李明飞的卧室，外墙一面的木板已经全部腐朽，全靠塑料袋遮风挡雨。李明飞说，他准备3月份到广州去擦皮鞋。
中国这块土地又将少一个读书的孩子，都市里又将多一个擦皮鞋的打工仔。
知道这些，你的心痛不痛？我想每一个善良的人、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都会心痛，都会感到喘不过气来。
在小学生乞讨学杂费的同时，读中专的贫困生情况也没有好多少。王廷君来自云南省麻栗坡县猛洞乡坝子村，现在云南省水利水电学校水电水泵电力设备
专业二年级402班读书。他说："2002年8月31日，是我到校报到的日子，可家里太困难了，一直没筹齐学费，所以我才延迟了好几天，后来我知道，我
是我们班最后报到的人。报到那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可又感到很幸福，毕竟自己成了一名中专生。钱是借来的，交完学费后，已所剩无几了。我一直在思考，自
己该如何度过以后的生活呢？"
思考的结果，其实也是被迫无奈的结果，这个中专生干起了"捡破烂"的行当。他先从校园里的矿泉水瓶开始拾，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提着个编织袋在学校的篮球
场上、校园的垃圾桶里寻找瓶子。一个多月后，他找到1000多个塑料瓶，卖了50元人民币。
这期间有多少辛酸？
王廷君说："一天晚自习下课，我在教室里继续看书，等同学们都回宿舍休息后，我开始翻捡教学楼垃圾桶里的水瓶。将近12点时，我回到宿舍门口，
门上贴的一张纸让我一下子惊呆了，那张纸上赫然写着'垃圾回收站'5个大字。当时，我全身的血液猛地往头上冲，心里难受极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
地走进宿舍躺到床上。"
但是为了读书，王廷君挺过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穷人的孩子只能自己救自己。一个中专生靠"捡破烂"维持自己的学业，
而且据王廷君介绍，现在还有好几个同学加入了他的行业，帮助他一起捡破烂，他说这是他忙不过来时"雇佣"的同学。这些同学无疑也是像王廷君一样的贫困学
生。
据昆明市政府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昆明市人、户分离的人近50万，暂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103万。这些人口大多数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出租房
里。据悉昆明市流动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近18%，这个比例和上海差不多，全国如北京、广州的流动人口比例更高一些，其余大中城市比例大概和这个接近。民
工是一个弱势群体，民工的孩子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这些儿童又有没有学费读书呢？
我引用《生活新报》的一组报道，让我们看看这些边缘的儿童是怎么失学的。
捡垃圾的小孩
天刚刚亮，昆明菠萝村金汁河边，一个脚穿破运动鞋，背着编织袋的少年正在一堆垃圾中翻拣塑料瓶、纸板和废纸片，清晨的冷风吹着他单薄的身体。这
个少年叫黄龙，14岁，他已经在昆明拾垃圾近3年了。
黄龙家在贵州毕节，他说家里田少，爸爸妈妈很多年前就来昆明打工，自己和妹妹、弟弟都留在家念书，平时与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过日子，生活过得十
分艰难。
黄龙读了3年多书，小学四年级下学期，他就不想念书了，因为弟弟妹妹成绩好，家里没法同时供养3个孩子念书，他决定自己辍学，让弟弟妹妹多念些
书。听人说，外面钱好赚，他一心想着外出打工。
2001年5月8日，五一节学校休假刚复课，那天，他偷偷从爷爷房间抽屉里拿了爸妈刚寄回来的200多元钱，坐上客车前往昆明。
第二天上午，黄龙找到了自己的父母，这时他才知道父母在昆明的工作是捡垃圾。
黄龙每天一般六七点钟起床，背着一个编织袋出门，夜里扔垃圾的人比较多，只有早起，才能捡到更多可以卖钱的东西。
少年人贪睡，早晨常常起不来，但想着爸妈身体一直不好，3人每天都要花上一笔钱，家里弟弟妹妹还等着寄钱回家读书，爷爷奶奶也等着钱看病。他只
能强迫自己起来，所以捡垃圾时常常感觉自己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
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为睡眠严重不足，在金汁河边捡垃圾时，自己不小心掉进了河中，全身湿透了，被冰冷的河水一刺激，才清醒过来。还有
一次在穿金路上过马路时，神情恍惚中差点被一辆大货车撞翻......
他告诉记者，在昆明捡垃圾的小孩，他几乎都认识，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多数是从四川、贵州、湖南和云南的州县来昆明打工的民工小孩，少数是无家
可归的流浪儿童，往往是父母捡垃圾，孩子也跟着捡垃圾。
"我今年15岁了，也不知道还要捡多长时间的垃圾，或许一辈子吧？每次路过学校附近，或者走在大街上，看见穿着整洁、背着书包的同龄人唱着欢乐
的歌儿从身边走过，我就会想起以前在学校里的生活，我很想念读书时的那些老师，很想念那些同学。"这是黄龙告别时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
卖报的小孩
在车流与人流的中间，晃动着一个瘦小男孩的身影，看上去他的年龄不过八九岁，双手抱着一叠厚厚的报纸，紧紧盯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这时，路口的
红灯亮了，一辆夏利轿车停在了他的前面，他迅速跑过去，急切地询问："先生，买份报纸吧，1元3份。"
这个卖报纸的小男孩叫杨小文，今年10岁，家住湖南浏阳，在昆明卖报纸已经一年多的时间。杨小文有3个姐姐，当年父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女孩，在"没有儿子
便绝代"的传统观念下，父母一直期盼着生个传宗接代的男孩来延续香火。家乡计划生育抓得紧，二姐出生后，父母就开始在贵州、江西等地四处躲藏流动，本来
就非常贫困的家变得更加一贫如洗了。
2002年12月中旬，杨小文一家人离开江西，来到了昆明，他们前来投靠做生意的叔叔。到昆明后，才知道，叔叔一家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困难。叔
叔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在昆明赚大钱，他和婶婶一起在昆明靠流动卖报为生。
杨小文每天6点多起床，然后骑单车去报刊零售批发处拿上几十份报纸，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告诉记者："卖报纸并不是件简单舒服的工作，受到的委屈
和艰难只有卖报人自己知道。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谁又愿意日晒雨淋、起早摸黑地走街串巷满城叫卖？"
"在昆明卖报的小孩不在少数，每天就赚几块钱，多的时候10多元。我天天面对报纸上的新闻，但我不认识几个字，只能常常对着报纸发一会儿呆。如
果哪一天我也能像别人一样，可以读懂每一条新闻，看懂每一条消息，那该多好呀！"
说完这句话，杨小文和记者告别了，他抱着报纸的身影渐行渐远......他的报纸没卖完，还不能回家。
偷东西的小孩
2004年3月27日晚上8时许，昆明理工大学的徐小姐背着包从白龙寺农贸市场旁走过。
突然，她发觉身后有人在扯她的包，她回头一看，瞧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拉开她背包的拉链，伸手去拿包里的东西，徐小姐一声惊叫："你干什么？"那个小孩
一见被人发现了，一溜烟跑进了一条黑暗的巷子。
一个长期在白龙寺农贸市场做蔬菜生意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在世博园周边片区的云山村、波罗村、白龙村、刘家营等地方，居住着很多来自四川、贵
州、湖南、福建、江西等省和云南州县的外来人员，早在几年前，白龙路、穿金路等地方就常常出现小孩白天向游客乞讨，夜晚偷盗过往行人东西的现象。
说到这里，中年妇女突然指着菜市场口的一个瘦小的男孩说："他就是一个，你等着瞧吧，他一会儿就要向过路人下手了。"
8时10分许，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扶着一辆自行车从白龙路上拐了进来，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个书包。她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另一只手扶着车慢慢往
前行走。这个小男孩跟在车子后面，弓着身子悄悄接近，突然伸手去取女孩车后座上的书包，书包也许被绳子拴住了，小男孩跟了10多米远没有把包拿下来。这
时女孩发觉了有人在扯她的东西，慌忙回头来瞧，小男孩做了个鬼脸，跑了。
8时30分许，男孩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这次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他一直跟着女学生走了两三百米远，当他伸手拉开书包的拉链，掏出一个钱包
时，被女学生当场抓住......
记者从一个租住在刘家营村的水果摊贩了解到，在世博园周围片区白天乞讨，夜晚偷盗的小孩，年龄从三四岁到十余岁都有。白天，这些小孩常常向前往
世博园、金殿的游客要钱，遇到年轻恋人或者外国游客，便围上去抱腿拉衣服，甚至直接叫"爸爸，妈妈给点钱。"许多游客以为他们是孤儿，不忍心推开他们，
常常给他们点儿钱物。
记者了解到，这些小孩都是失学儿童，并非孤儿。有的还是受父母指使专门以此"谋生"的。
擦皮鞋的小孩
记者在新迎小区一家饭店用餐时，认识了一个15岁的擦皮鞋的小孩。这个小孩告诉记者，他叫邓忠，昭通人。
邓忠的父母是擦皮鞋的，父母来昆明已经6年了，家乡人口多，田地少，生活过得很艰难。邓忠说，他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一年多的学，5年前来昆明，就
再也没有进过学校。可是和邓忠的谈话，明显感到他比同龄人"早熟"。
"并不是不想读书，家里太穷了，哥哥、妹妹、弟弟加上我，我家共有四兄妹，父母在昆明擦皮鞋，我们兄弟也先后上昆明擦皮鞋了。
"你去过昭通吗？你去了就知道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出来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了，不是不想家呀，那儿比起昆明来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
"你问我未来的打算？我也说不清楚，你知道吗？像我这种情况的人，现在还是很多的，常常是父母擦皮鞋，孩子也跟着擦皮鞋；父母蹬三轮车，孩子也跟着蹬三
轮车；父母卖菜，孩子也在菜市场里帮忙；父母开饭店，孩子也跟在饭店里打杂；父母修自行车，孩子也跟着修自行车；如果父母小偷小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孩
子也肯定会跟着干......
"我们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生活和家庭环境的限制，我们也许永远跳不出'子承父业'的圈子。也许只有一条出路可以改变这种现状，那就是读
书。如果考上了大学，有了文化，那就不一样了。可是读书要很多钱，我们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很难保证，又到哪里去找一大笔钱来读书？
"父母常常在亲戚、老乡和朋友面前夸我懂事，从小就能外出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也许这就是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可是，即使我们在最小的年龄开
始当家，开始挣钱，这又有什么用！难道我继承了父母的擦皮鞋工作，也让下一代再继承我这么干吗？"
小小的年纪，就有了这样的"忧患"意识，让人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难道我们的教育就为的是让被批判得很臭了的"血统论"以另一种方式重演吗？许
许多多的孩子因为穷，不得不世世代代"子承父业"！过去我们用政治特权制造了"血统论"，当这种方式的"血统论"成了过街老鼠后，今天我们更用财富的不
平等制造出新的"血统论"。这一次的"血统论"尤其坚强，不可撼动。因为它用使你贫穷得没有知识让你一代接着一代不能翻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
会打洞"，这一次没有人大叫大嚷，暗地里不知不觉地就把一切安排好了--让富人的后代永远富，穷人的后代永远穷，这对我们自称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不是
绝妙的讽刺吗？
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如果在永久地制造着这样的现实，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没有和别人一样公平、公正地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教
育制度就是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我们天天说改革，为什么不改革这最根本的焦点呢？
今天的少年儿童将是明天社会的主体，可是这些孩子如果从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我们的民族能和谐的发展，能繁荣昌盛吗？我们的国家能长治久安吗？
我们能实现文明治国吗？或许我们正在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意识到罢了。每一个善良的人、每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都
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希望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能平等地拥有权利，健康地快乐地成长。
引用屈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拿出博爱的胸怀，来求索能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福音的道路吧。
第九章 夹缝中的贫民学校
人要脱离愚昧，就要掌握知识，人要改变命运，也要掌握知识。掌握知识当然要到教授知识的地方去接受教育，今天的社会，即使你对一个小孩说，我想读
书，孩子也会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就到学校去。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知道每天只要天气晴朗，太阳就会从东方出现一样。但是，要真正在生活里体验这个道理，那就不简单了。有谁会
想到，中国大陆的教育，今天民办学校是在怎样艰难的环境里挣扎，而要为平民子弟办一所学校那更是多么的不容易。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北京有个研究生和他的两个伙伴为民工子弟办起了一所学校，因为学校是平民的，条件相对简陋一些，学费也很
低，他们承诺进该校的学生可以先读书，满意了再交学费。学校收了400多名小学生。民工和他们的孩子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有自己孩子能读书的学校
了。
可是有的人却不乐意，他们说这所为民工子弟服务的学校是"黑学校"。领头的人打着教育的名誉，带上执法队，有公安、有联防、有工商和税务，一块儿
去查封那个学校。学校的办学者据理力争，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来了，自发地起来保卫学校，因为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都知道，学校一旦没有了，这些读书的孩
子就会失学。
僵持了几天，执法队白天进不了学校，便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冲进学校，大肆打砸抢，第二天当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来到学校时看见的是疮痍满目，一
派被打砸抢后的惨状。好端端的一个学校就这么被毁了，因为它不是贵族的而是平民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后台和背景，就是几个热血青年想为民工子弟们做点儿好
事，他们的老师和到这里读书的孩子一样，都没有什么钱。孩子们背着书包，到他们的学校上课，看见的是往日里书声朗朗的学校变成了狼藉的废墟，孩子们抱在
一块儿失声痛哭。
几千年前孔孟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学而知礼节然后知荣辱。
高高在上手里握着人民给的权利的一些官员，挂着公务员的名义，学历是有了，头衔也有了，可是执起法来却不懂什么礼节，也不知什么荣辱，他们的理
念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002年12月28日，酝酿4年之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正式出台。该法案首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回报"。就是这部法
律也是妥协的产物，是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据报道，仅仅为了"合理回报"还是"适当补偿"，立法者就曾展开激烈的争论。专家说，别以为一个字眼之差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事，仅仅两个字就体现完全不同的含义--回报是一个市场主体正当合理的预期，而补偿只是某种损失的补救。
教育部原专职委员、原国家副总督学郭福昌不无忧虑地指出：多年以来，国家办教育的观念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社会上歧视民办教育的现
象很难随着一部《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就消除了。
人人都有权利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民工子女也一样。政府要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做法就是围追堵截，驱赶他们进公立学校，要他们缴纳昂贵的费用。明
知民工本来就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每个民工家庭都是囊中羞涩，要让最底层的人民群众饿着肚子来为儿女缴纳他们不可能拿得出来的学费，这不是勉为其难吗？
这不也是把纸上写的"义务教育权利"实际上搁到空处，让纸上写的东西最后变成空话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上存在什么漏洞了。
作为民办的平民学校，想从身为贫民的城市贫困阶层身上获取经济利益的空间非常狭小，小到几乎没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愿意为此掏出一分一厘。既然有几个人愿意
做点这方面的尝试，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予扶持，反而要百般打杀呢？民工子弟学校对民工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事。姑且不论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否赶得上公立
学校，有书读就比没书读强。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有一天把这些私立贫民子弟学校赶尽杀绝了，如此众多的民工子女往何处去？失学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加入他们
的家庭"创造财富"？年幼无知就在社会混，对我们的社会能是什么后果？
民办学校于1978年前后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办教育开始复苏。进入21世纪，全国民办教育机构达6万多所，在校学生1000多
万人。其中，民办幼儿园4.4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25%，民办中小学7600多所。
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只有74%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只有48%的初中生能够升入高中，15-18岁的同龄孩子之中，只有42%的人能
够接受高中教育。这个比例对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是多么的低呀！58%的青少年竟然被关在高中的大门外！有幸读上小学的孩子，26%的读完小学后就
被赶出学校，流落社会！还有多少孩子是连小学门都不能进的呢？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的民族还有多少文盲？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盲能不能不再后继有人
呢？
一个民族要想振兴，要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败之地，就不得不面对并且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据悉，北京有400多家私立民工子弟学校，大约有9万多民工子女在这些学校读书。这些学校从办学之初就生活在夹缝中，时时面对"非法办学"的包
袱。
广东省民办教育促进会会长王屏山认为，对外来工子弟学校的硬件不应该苛求，只要够用就好！他说，如果政府觉得它们的条件不达标，应该给予适当的财政补
贴，而一律取缔只会造成"新一代的文盲"。
广东外来工子弟学校在全国先行一步，但简陋还是大多数学校共同的特征。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不少学校都人满为患。广东的外来流动人口接近
4000万，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城镇，应该接受教育的外来学龄儿童约有130万，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东莞在中小学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达到
15万人；深圳更多达33万人。
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已经达到103所，在校学生3万多人，应接受教育的外来民工子女至少有10万以上。一些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办的学校，招生规模
在短短几年中连翻几番，许多学校建校时只有二三百名学生，现在达到了1000多人。还有一种"怪"现象：越是条件差、收费低的学校，就读的人越多。其
实，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民工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交学费，因此只好让孩子委屈点儿，在简陋的学校读书。就是这些简陋的学校，接受了当地70％以上流动人
口的子女就读。
无论哪个档次的民办贫民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点：低投入的设施，低工资的教师，低收入的民工子女，民工学校教师的工资只有当地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
三分之一。
民办同仁学校的姜校长说：学校老师到了结婚年龄没钱供房，已婚的子女安置也成难题。该校办学8年，老师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现在只有5个老教
师没有跳槽。姜校长说，很多孩子聪明极了，只要有好的条件，就会成为栋梁之材。
让我们看看记者采访的实录，了解这些学校的状况：
名叫东城小学的学校靠近铁路边，狭窄的院落西面是教室，北侧是简易棚，没有操场。走进教学楼，由于光线的昏暗，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抬脚。走廊的尽
头黑咕隆咚，教室里桌椅破旧，光线很暗，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
每隔30多分钟，距学校不到30米的铁路线上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 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
光。
一旁是轰隆隆的火车声，一边是几乎不能隔音的几间教室同时传出的读书声，我们的交谈其实就是高声叫喊。
在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
的器材教具。有的即使有，也因为没有场地或专用教室而束之高阁。
即使用应试教育考高分的标准来衡量，正是这样简陋的学校，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广州东城小学的一位同学，去年获得广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二等
奖。广州同仁学校更是人才辈出，2001年有4人获得全国小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二、三等奖，同年又有5个同学获得全国第八届"华罗庚杯"少年数学邀
请赛一、二、三等奖。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有一座安南学校，像其他学校一样，行人从围墙外就能看见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不一样的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全部都是外来务
工家庭的孩子。
在安南学校，少先队组织是自发成立的，没有上级、没有指导、没有管理。算是"三无组织"。孩子们的思想品德课本，还是从安徽倒过来的"舶来
品"。要不是在报纸上偶然看到，安南学校的师生至今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因为没
有任何部门向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传达《意见》精神。
安南学校少先队组织是自发建立的，校长李如康说："学校非常想把少先队工作抓上去，但缺乏上面的有效指导，工作不知从何抓起。建校7年来，上海
市各区、镇少工委从来没有和我们联系过，而专管青少年犯罪的上海市青保委却把我们纳入管理范畴。上海市教委从来只管学校的交通安全和卫生，对其他工作一
概不过问。"
安南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陈代象老师反映："信息太封闭、又缺乏上级统一管理，想把少先队组织建好，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近50岁的陈代象来上海
已有十年，此前是四川省雅安市农村的一位民办教师，有多年少先队辅导员经验。他对记者坦言，他现在承担的少先队组织工作，仍然是按照十年前在四川老家的
办法，新队员举行入队仪式、背诵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文艺活动。
就在同一座城市，上海公办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十分活跃，广泛开展"快乐中队"这种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但这样的活动，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民办学校
是无权参加的。
安南学校为进行德育教育，开办了黑板报，学生、老师都积极地写文章。没有上级的指导，学校凭借经验自发组织一系列德育活动，如"三八节我帮妈妈做家
务"，"红领巾监督员"，"红领巾广播站"。每周一早晨，校长还在学校升旗仪式上进行简短的周总结，表扬先进少先队员等等。学校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很积
极，每天都举行升国旗仪式，升国旗也是安南小学课本以外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
这对于一个民工子弟学校来说，真是不容易。没有地方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没有社会组织和企业关心，甚至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不对他们开放，他们却在
自发地做这一切，那是多么地不容易。
"红领巾监督员"也是学校里表现优秀的少先队员。安南小学五年级学生蒋薇作为学校"红领巾监督员"的一员，当记者问她国旗上五颗星代表什么？红领巾象征
什么？她说不清楚。来上海近5年，蒋薇只到过市中心两次，更别说去参观上海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仅仅看到东方明珠，就让这个孩子兴奋了许多天。她
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城里孩子一样，进少年宫看一看，哪怕就在宝山区少年宫看看也很满足。"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穷孩子的心愿，也无法实现。我们的
社会不感到羞耻吗？
五年级学生周冰倩说："我的数学好，希望能有一天和上海小朋友一起参加各种知识竞赛，为学校争荣誉。"这个孩子要求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要求公平
的竞赛环境，可他却不得不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里，这不是对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嘲讽吗？
目前，民工子弟学校之间相互开展了一些体育竞赛等校际活动，但是请记住这么一个事实，私立的民工子弟学校和当地公立学校之间仍然是"老死不相往来"。
这除了教育体制的束缚外，说明我们陈旧的教育观念的偏见是多么地狭隘、自私、可笑，而且对我们民族培养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制造了多大的藩篱！
孩子们很穷，孩子们很弱小，但是孩子们的心灵一样很美。即使他们就读的学校是这样的简陋以至公立学校看不上眼，民工子女们还是从心里爱自己的学
校。他们的老师也爱自己的学生。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穷一点儿，但是一样富于童真的孩子是怎样真实地生活，而他们的学校又是怎么来爱护他们的。
"有一回，我骗取爸爸5块钱去打游戏机，没想到被妈妈当场给抓住了。回到家，妈妈一声不吭抓起我就打。妈妈竟然拿起真家伙-把菜刀，朝我的脚一刀
砍下去。我赶忙用手捂住伤口，鲜血从我手缝中流出来。妈妈一看血就愣了。妈妈赶紧从屋里取出一块纱布，涂上药水包扎在我伤口上。"这是六年级学生魏重炜
在作文中写的一段话，他在作文中问："你说我妈妈坏不坏？"然后又否定道："不，她只是性子太急罢了。"
林金生在编《妈妈的爱》这本小册子时，看到魏重炜的作文犹豫了一下，文章有点"暴力"，会不会影响妈妈的形象呢？
"最后，语文组的老师觉得它比较真实，能反映我们学生的情况。"林金生说。他所说的"我们学生"，指的是在厦门市外来员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们，而林
金生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几乎全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这些孩子，跟着父母，坐着火车或长途汽车，来到陌生的城市。他们的书包里面，塞着衣服，还有课
本。他们想在这里读书，想在这里成长。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父母文化一般不高，他们的家庭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成长需要有人指导。
据估计，在厦门像魏重炜一样的外来人口子弟约有3万人。厦门市的第一所外来人口子弟学校诞生于1999年，即是上面提到的厦门市外来员工子弟学校。民办
子弟学校好就好在为贫民着想。校长林金生回忆报名时的热闹情形，感慨地说："不要任何证件就可以报名上我们学校，当时家长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由于民办学校要达到教育部门的办学标准，就得不断投入，又没有政府任何补助，办学成本不断增大，因此每年学费都在增加，再加上校服费、书本费等费
用，在条件稍好的学校就读每年至少也要数千元，条件较差的一年也至少要一千元，这令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外来人口家庭也会望而却步。
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民办学校课以繁多的税费，而"重点"公办学校在享受财政拨款的同时，明收学费、"借读费"，暗收"赞助费"，收支不明，也不交税费，
这也是让民办学校感到的不公平之一。
政府要求外来工学校有良好的软硬件，却不让他们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无奈之下，许多民办学校成了无牌"黑户"。教育部门的解决方法是勒令
停学，一律取缔。但这些学校为了把学办下去，只好和政府部门打起"游击战"。一位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说："如果按公立学校标准来要求我们，我们提高办
学成本就必然会提高学费，让外来工子弟上不起学，也等于是将这些孩子推向失学！"
目前民办学校大多是小学，由于资金与条件限制，初中不多，因此一些学生小学毕业后无法升初中，民工子弟要想进一步读高中，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了。
东莞长安镇以市级学校标准创办的东安中学，投资2000万满怀信心要打造出一所初中名校。他们天真地认为：全镇流动人口70万之巨，应该可以养活一所优
质的学校。这所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全套实验仪器安装到桌；化学实验室安装了专业排气设备，几十人同时做实验没有丝毫异味；标准运动场；宽带接入校园网。
楼道、走廊宽3米，一千多学生同时下课不显拥挤。
学校考虑到由于学费较高，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读不起，就把目标定位在做生意的外来工和白领阶层的子女，如今却突然发现：他们的学校成了一个"孤
岛"。不是因为别的，是风险来自于教育体制，他们属于体制外办学，政府不给他们任何支持，公办学校不收他们的毕业生，也不给他们输送学生，他们只能在夹
缝中生存。这说明，尽管私立学校有的办学条件也不差，但是你一样要被现存的教育体制打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子女初中毕业后的去向问题越来越突出。
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每年均有近600名初中毕业生，许多学生毕业时还不满16岁。前两年学校作过专门调查，本来80％以上学生及其家长有升学愿望，但是由
于将来只能回原籍高考，很多人在初二就转学或放弃学业进入打工行列。
学校的校长周国明说：学生流失高峰都出现在毕业班的下学期。春节过后，毕业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来了。流失的一部分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一部分是觉得
前途无望的差学生。两年半来一直满员的教室，顿时空落落的。因为外来工学校没有高中，公办高中费用又贵得惊人，现存的考试制度是学生必须回原籍报名考
试。种种限制和压力，使家长让孩子读书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梦，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回原籍参加中考或高考外，绝大部分学生从此失学了。
信孚集团5年前开始申请办高中，但一直未获批准。他们设想搞"高大衔接"：学生高中毕业后以成人大学、电大、自考等办法攻大专，绕过正规高考关。但年年
申请，至今未获正式答复。
信孚集团的董事长信力健表示困惑：普通大学已经招生不满，为什么不可以给成绩优异的民工子女一个机会？同样是民办学校，为什么高收费的贵族学校
就准许设立高中，低收费的平民学校就不准许。
广州市现代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张铁民说："能否享受教育的权利，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对社会公正与否的第一次切身体会。城市今天的傲慢与冷漠，可能为
明天付出惨重代价。"其实他说的不彻底，所谓城市的冷漠，不就是政府对下层人民利益的漠视吗？
现实让这些孩子处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外来人员子女渴求的其实不仅仅只是读书，在城市的天空下，他们更渴求的是通过读书融入到这座城市中。然而体
制决定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
在民办学校读书的学生与公办学校的学生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活泼、一样的天真、一样的娇嫩可爱。可是，因为学校不同，他们将来的人生轨迹与公办学校
的学生相比，将会曲折得多，艰辛得多。
"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一所民办贫民学校的校歌这样唱。
我们以为希望工程只在贫困的山区，我们关注那里的儿童怎么读书，其实除了贫困山区的儿童，在城市的角落，在城市的最底层，也需要希望工程，边缘地带的
儿童也渴望同在一片蓝天下，享受知识的阳光。
如果我们坐等所有的措施都到位，坐等所有的学校都有一样的能力了，才准他们办学，到那时，很多民工的孩子可能已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紧迫感。实事求是，我们就应该看到这种紧迫感。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很能说明民办教育的处境：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易死亡，放入一条鲶鱼，沙丁鱼马上被激活。民办学校创办如鲶鱼激活了众多公办学校，如
今被激活的"沙丁鱼"反过来围攻鲶鱼。如招生，历来划学区为牢的名牌公办学校，现在开始以赞助费为诱饵向学区外学生频频招手;或者干脆联手成壁垒，搞公
对公的对口升学，限制学生升入民办学校。
另一个误区是，民办学校办成了应试教育的翻版，成了公办学校的预备队。有的民办初中墙报上，赫然张贴着全校学生考试成绩的"排行榜"。有的校长甚
至说："民办学校如果在各种会考中比拼不过公办学校，还怎么生存？说到底，考还是法宝。"这是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向"现代科
举"靠拢，以求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这样的教育前景真是可悲！
这是一种扭曲。这种扭曲注定了民办教育踉踉跄跄，一路艰辛。
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在采访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中，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在谈到创业的艰难和地方行政干扰带来的种种困境时，他们大都进入了
悲壮的殉道者角色。一名年轻的校长甚至愤激地发问：'假如政府总以规范为由打压民办学校的话，干脆全部封杀民办教育好了，又何必挂出这样的幌子！'但事
后，他们总是再三叮嘱我，写文章时千万不要太尖锐。他们还要在人家的眼皮底下谋生。其态度之低调让人唏嘘不已。"
"我们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一位教育集团董事长直言不讳地说，"教育行政干扰对民办教育的发展已构成实实在在的阻力！"
在政协浙江省八届四次会议上，浙江大学教授袁加勇指称，浙江的民办学校遭受不公待遇严重，有的人、有的政府部门甚至抱有歧视的态度。民办学校在教
师聘用、教学用地、资金筹集、学生招收等等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民办学校在申办及以后的办学过程中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验收，不达
标不行。但这些检查、达标的标准都是按公办学校标准来制订的，并不符合民办教育的实际。浙江民办教育在全国走在前列，不论是办学模式的探索，还是政府给
予的积极推动，都算是体现出观念的突破了。其政策环境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民办学校不仅在其他方面受到歧视，就连招生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起跑线，也遭到打压，学生到民办学校就读，不算升学率。
教育权利和人身权利一样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在现实的操作中这种平等权却无情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人为扼杀了。
教育是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不论是谁接受教育，不论在哪儿接受教育，那只是过程的差别，升学率就不应有公办和民办之分。从教育的价值取向来说，升
学率是衡量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学校的升学率都被行政部门规定不予承认，事实上就是在扼杀这个学校。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的专家透露，虽然浙江省早就明文规定，招生工作要公正、公开、公平，学生有选择学校的自主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遭遇"阻
挡"。有时民办学校开一个招生会，都要经过批准，否则，校长、班主任就不敢参加。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学生到民办学校就读，不算升学率。某县一所私立学校
为了招收一些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决定让他们免费就读，被当地主管部门视做"扰乱招生秩序"，受到通报批评。
有一所民办小学，因为车祸致死一名小学生，学校被取缔了。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件事，说这所学校是非法办学，管理混乱，招收了千余名学生。在我生活的城
市，每到小学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有交通警察在学校门口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当然这些都是公立的小学校，私立的就没有这种待遇了。由此想到，要是私立的
学校，也有交通警察像维护公立学校这么去维护秩序，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更进一层想，要是公立学校出了交通事故，车祸致死一名小学生，这个学校会不
会被取缔呢？新闻媒介又会不会是如此兴高采烈的报道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可以看得出我们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是多么的不公平，是多么地泾渭分明。
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私立学校何其难也！
昆明创新学校位于昆明市赵家堆，当这个学校挂出红色的标语"热烈庆祝创新学校成立3周年"的时候，有的报纸也报道这所民办学校是所"黑学校"。
报道的报纸说：
走进这所学校，一幢3层高的小楼就是学生的教学楼，非常简陋。操场空间非常狭小，20多个孩子就几乎站满了操场，因为是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快乐
地玩耍着，对于周围的环境，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妥。昏暗的楼梯，阴暗的教室，与孩子们阳光般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上楼梯，每层楼大约有9间房
子，面积都很小。1楼有两个学前班、1个一年级班的教室，校长室和老师办公室共用了一间。2楼有二至六年级的几个班。上课铃声响了，孩子们鱼贯走进教
室。里面光线很暗，课桌椅都是大大的一张，已经非常陈旧了，一排课桌坐着五六个孩子。他们睁着大大的眼睛，很认真地跟着老师读书。
该校的校长王德亮说："我校早在2001年4月份就在这里办学了，申办学校的相关材料已递交了西山区教育局，但一直没有答复，所以我们也照常招
生。今年2月份，西山区教育局的有关人员到我们这里检查，并下发了整改指令书，我们按规定进行了整改，现在学校的合法手续还在审批中。"
这样一个学校，是帮助它好呢，还是把它推入绝境，让就读的学生失学好？须知，如果有足够的钱，哪个家长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条件好的学校读书呢？作为新
闻媒介，动不动就给人戴上"黑学校"的帽子，是不是客观呢？
再来看一个报道：
恒园学校位于昆明近华浦路和西园路交会处的麻园村，有185名学生，这些学生的家长全是租住在麻园村一带的外来人员。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一排石棉瓦搭成的平房便是教室，每间教室面积约10平方米，由几排简易课桌椅和一块黑板组成。每间教室的门头上都悬挂着一块写着"班
次"的小木牌，学校设了一至七年级和两个学前班，共9个班级。教室一侧有一幢两层楼办公楼，是"恒园学校"的办公区和教工住宿区。
"恒园学校"是兄妹5人共同出资，其中妹妹宋丽占最大的股份，被推举为校长。目前，包括他们兄妹共有16名教师，加上其他教工共20人，宋老师称，所有
老师都有教师资格证。校长宋丽26岁，1998年毕业于云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昭通分校师范班。她说，自己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麻园村周围分布着4大农
贸市场，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生源十分广阔，她才决定将学校办在这里的。
据介绍，该校在房屋租金、校舍环境改造、教材、桌凳、办公用品及教职工工资等方面累计投入已达20余万元。由于投入过大，短期内学校仍处于亏损状态。但
宋丽表示，亏损并不影响办学，他们"能借到钱维持学校的运转"。
学校招生时打出这样的启事，"已在其他学校交了预交费的可来本校减免预交费就读；在2月25日前交清费用的，免费赠送校服一套。"为证明自己的实
力，"恒园学校"从2月2日起，免费为学生补习一些课程，以此吸引学生家长前来咨询、报名。
区教育局在今年3月初专门到该校举行家长座谈会。学校说将邀请40位家长到会，但实际上参会的学生家长只有10余位，很多学生家长借口"忙做生
意"而中途离开。会后不久，区教育局收到了由七八十位家长共同签名的"联名信"，信中表示他们对"恒园学校"的办学质量表示信任。
这又是一所被称为"黑学校"的私立贫民学校，同样面临被取缔的威胁。兄妹五个人集资为外来民工的子女读书办个平民学校，仅这一点精神就够毛主席说的"为
人民服务"了，为什么不能对他们的举动报以点同情心呢？
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昆明市的公办学校目前也无法满足现有的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仅以西山区为例，全区人口62.9万人，然而外来人口却多达
29万，按照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比例，约有3万人就学。
北京行知学校是所有750名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未能交齐7万元房租，出租方贴出了"封校通牒"，换了大门锁，禁止学生进校上课。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对着被锁上了的学校失声痛哭。
这时有9名清华学子和20名北京四中高中生到位于大兴区的这所行知学校，给这些农民工子弟带去大约3000册书籍和两台电脑及一些教学用具。
清华学子和四中学生到在行知学校读书的民工子弟李刚的家，看到他们一家恶劣的生存状况后，不少人落泪。李刚还有3个姐弟，家住垃圾场边，父亲少
一条腿，母亲患白内障。清华"笃行社"社长、该校大三学生姜慧雨说："满屋子苍蝇，全家人吃从垃圾场捡回的东西......我们除了震惊，还是震惊。这是震惊的
一天。再也不能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了。"
像这样家庭的孩子，如果不是行知学校这样的民办学校让他跨进校门读书，在今天中国还有什么学校会接受他们读书？能有什么公办学校会免除这样的穷
孩子的学费，同意他们坐到教室里上课？
据了解，行知学校一直坚持对李刚姐弟4人免收学费。校长黄鹤说："有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办好学校我很有信心，但学校目前确实遇到了困难，因为未交7万元
房租，明天将被封校。出租方大兴区供销社职工学校已下了最后通牒，让学校5月24日搬走，此前学校已搬迁过5次。"
这个学校感动了一个老红军，老人捐赠了3.6万元钱给他们，不过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还不知道出租方能不能先收部分房租，给行知学校一点儿时
间去筹钱，好交房东的租金，让穷孩子们能有个读书的地方。学校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宝才说："出租方昨天晚上已贴出封校告示，换了大门锁，我们正在交涉，实
在不行，只有让学生回家等消息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事后一段时间，经过有关方面的协调，行知学校的大门又得以打开了。但愿孩子们能不再提心吊胆地读书。
具有同情心、善良、讲信义，这是每一个想受到尊重的人应该具有的品格。而我们的社会，对自己的后代，无论贫富贵贱，应该一视同仁，多一点爱心。
如果说到帮助，那么最应该得到帮助的正是那些穷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人道的标准之一。
就民办学校的问题，让我们来听听厦门教育局有关人士的一点意见，也许是会有些益处的。
厦门市教育局社会教育管理处处长黄杨说："厦门市的外来人口有74万，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厦门岛内，而岛上的常住人口也就56.54万。厦门的外
来人口太多，外来打工者很少会再回去，小孩长大了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和建设者，现在教育不好，会给这个城市未来带来负面影响。取缔行动只能激起外来人口
对政府和城市社会的不满。在政府管理部门与民办学校的关系上，政府占主导地位，要堵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来加以疏导。"
在中国，一方面是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绝大部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总体消费乏力。教育消费已成为逐渐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人
的新卖点、热卖点。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不惜重金去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教师。教育市场就在不断的"选择"中扩大了。不少家长甚至愿出资几十万
元，让孩子远离故土，出国读中学，甚至读小学。我们忽视了国民的教育需求，让我们的家长拱手送出大量的资金帮助外国办学去了。
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将大幅度地相对增加国家教育财富总量，是当前社会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教育需求的激增，国家
单一的投资渠道日见乏力，近年来民办学校兴起与发展的实践证明，钱是财富，是教育的必要资源，但观念政策也是财富，也是可以转化为教育资源的。陈旧的观
念不转变，也会成为教育发展的阻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平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少数人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培育了少数尖子，但损失了全
民素质。
这真是悲哀。但愿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要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