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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08:09 PM PDT 九月 4, 2012核心提示：《南华早报》确认之前的传闻，今年3月的神秘法拉利车祸中丧生的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且这一丑闻影响到令计划的仕途。
今年3月18日，一辆超速的黑色法拉利在北京的北四环路上撞到了一堵墙，接着反弹回来，又撞上了路的另一边的路障。 一名20多岁的半裸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两名女性，一名全裸，另一名半裸，二者严重受伤。 网络上流传开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照片，许多互联网用户认为这是又一起“富二代”的酒驾车祸。 这位年轻人据说姓“贾”，有人猜测说他是在常委中排名第四的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私生子。 传闻纷起，车祸发生时，这三人正在车中玩性游戏。关于谁在开车，谁坐在前排，谁再后排的说法不一，而这些都成了事关北京权贵的八卦。 不过，这起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党委书记之后三天所发生的车祸还有更重大的意义。 它可能成为了在今秋18大党代会上的政治火药桶。在这次会议上将产生下一代的新领导层。 因为这起车祸的受害者真正的老爸并非贾庆林，而且这起丑闻对高层政治斗争中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来说可谓生死攸关。 一名大陆的官员和好几名北京的媒体消息来源告诉本报，这个年轻人其实是令谷，令计划的儿子。令计划在上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也是胡锦涛主席的左膀右臂。 令计划被认为是胡锦涛麾下的重要成员，在十年之后本来会被培养成中国第六代领导层中的一员。 这起车祸丑闻很明显成为一大标志，减少了令计划入常的机会，而在周日宣布的权力洗牌中，他成为了统战部的领导，这基本是个虚职。 岌岌可危的还不只是令计划本人的职业。如果这起丑闻在大陆变得人尽皆知的话，党代会之前白热化的角逐中，胡锦涛的阵营将大大受挫。 胡锦涛能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有一点优势就是他相对清廉的形象。他一直希望能被看做是一位诚实的、反腐的领导人，对腐败零容忍。 围绕着他最信任的助手的儿子之死的种种令人感到蹊跷的状况则玷污了这一形象。 人们首先会问，为什么令谷能开得起价值500万元的豪华跑车。 接着，这起事故只会加深公众所认为的，高层领导的孩子们都过着豪华腐朽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胡锦涛的可信度和声望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 令计划也是胡锦涛接班计划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胡锦涛正在准备卸任党的总书记，并预计会安插心腹在战略性职位上来确保他能发挥持续的影响力。 大陆的一名官员说，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为这起车祸制作了事无巨细的假象，用以掩盖事故中死亡的年轻人的真实身份。 最后出现在司机的死亡证明中的是一个假名。 还不清楚用“贾”这个姓是不是因为它的读音和“假”相同。不过，这名官员说，选用这么一个姓则引发了互联网上的另一则八卦，死的是贾庆林的私生子。 一些人还猜测说这是故意为之的搅浑水。但消息来源称贾庆林因为这个姓氏暗示他与此丑闻有关而气愤不已，要求进行秘密调查，而很快就发现司机是令计划的儿子。 调查报告被悄悄地呈送给前任党总书记江泽民那儿——江泽民是贾庆林的政治庇护人和盟友。江泽民已经退休但仍然在最高层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和胡锦涛正在比拼谁的人马可以入围下一代领导层。 据说，后来真实发生的事是，江泽民把这份报告扣下近三个月，然后在一次会议上递给了胡锦涛。 北京的媒体消息来源说他们早已知道令谷在这起车祸中丧生，但立刻接到了要求封口的媒体禁令。 一名北京的国有媒体的消息来源告诉本报：“这是来自最高层的封口令，我从未见过任何车祸有这个高级别的禁令。” 有意思的是，英文《环球时报》——其母报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确在3月19日报道了这起车祸。 报道中确认所有的基本信息，但没有提死者的名字。 报道中提到了媒体的确收到了封口令，甚至还引述了一名“当地居民”的话，质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钳制信息。这名居民说这只证明了死者“很有背景”。 那两名女性，一名是维族人，一名是藏族人，二者都来自民族大学，为少数民族学生求学的大爷。一名瘫痪了，另一名严重受伤。 掩盖的手法让人想起英商海伍德11月在重庆被谋杀时搞砸了的掩饰。 王立军是薄熙来的左膀右臂，他在二月逃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想要申请避难，这导致了薄熙来的垮台。 谋杀海伍德的消息传出，成为了大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暴，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被认定在这一犯罪行为中难逃其咎。 薄熙来本来被认为是入常的强劲的候选人，他的政治前途戛然而止。另一起同样严重的丑闻可能会让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演变成完全的混乱。领导层看来没有准备好处理另一场危机。 在和江泽民开会之前，胡锦涛是否得知此事，这不清楚，虽然有传言说在江泽民告诉他贾庆林所做的报告之前，胡锦涛都一无所知。 小道消息中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可能永远也无从得知了，但是直到六月初，海外的流言网站上才开始确认死者是令谷。 海外的谣言诞生地越来越成为党内不同派别互相抹黑的平台，它们则有不同的立场。 海外中文门户网站博讯在六月发布的好几篇文章中说车祸死者是令谷。 但是几天之后，香港的政经杂志《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否认了博讯的说法。 文章说令谷在上学期间用的是“王子云”的假名，他还或者。《亚洲周刊》的文章在发出后不久即被删除。 最近香港媒体上出现了关于这一起车祸的又一版本，说令谷的确是死于事故。 但是这篇文章继续说，他不是死机，也不是法拉利的车主，在车祸发生时并没有发生性狂欢。 也是在六月，在政治传言网站上出现了数篇帖子，说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利用一项慈善基金敛财，立刻对令计划造成了负面的曝光潮。 尽管这些隐私被揭发，胡锦涛还是决定支持令计划。 6月1日，令谷的身份被博讯曝光后，香港亲北京的《文汇报》报道说，令计划全票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他所在的选取都是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机构和组织。 观察者们认为《文汇报》选择这个时候发布这一消息，是胡锦涛支持令计划度过政治风暴的标志之一。一天之前，新华社发布了令计划在选后的一篇演讲。 消息来源称在事故之后，令计划据说他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为胡锦涛服务上，而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孩子。 但是损失已经造成。令计划曾经被认为是在今秋的党代会上入常的“黑马”，这样才能在胡锦涛退休后保持他的影响力。 但是现在分析者们说令计划最好的前景也不过是能进入24名成员的政治局。周日的洗牌让他看来连进入政治局都困难。 政治分析者陈子明说：“这起事故对于令计划而言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因为他的政绩还不足以强到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无论他的庇护人[胡锦涛]如何努力，这都不容易。” “现在，在事故之后，他的形象有了负面的影响。政治斗争是如此激烈，任何小事都可能被放大，更不用提如此大的一起事故了。” 令计划及其妻子受到了已故的儿子的花花公子形象的批评，政治对手也攻击他们面无表情，在他死后的第二天还去上班。 在事故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令计划还陪胡锦涛去了南韩、柬埔寨和印度。 但是一位和北京的官员们有密切联系的商人说令计划在之后很长的事件里都精神不振。 香港的政治分析者刘锐绍说即使没有车祸，胡锦涛的影响力也不足以让令计划击败若干候选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场车祸也不会让令计划的政敌有足够的弹药将他完全推翻。 刘说：“最终，妥协在中国的政治中很重要。”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04/lingjihua_son_de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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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02:24 PM PDT 北京观察
对于关注中国时政的人士来说，中共“十八大”无疑是一个被他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一方面，“十八大”上将实现中国政治最高层的权力交接，决定今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孤立事件”，令人很难抵御“拼图遐想”的诱惑。
因为是十八大年，今年的北戴河汛期让中国和世界的观察家、主流媒体一起把目光投向中共龙庭的主子们，政治局的现任9常委和常委级别的诸元老，看他们如何操弄那艘“秦皇岛外打渔船”。他们不但应该在今年的北戴河时间为新一届龙庭按序遴选出常委名单，还应该拿出处置触犯天条的强龙薄熙来的共同意见。
8月5日习近平现身北戴河，被看成汛期的开始，8月14日温家宝到浙江调研经济运行，被看作汛期的结束。虽然其间上演了吸人眼球的“世纪审判”——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但是按照十六大、十七大的规矩，应该在8月下旬举行的政治局例会上，公布召开七中全会的月份，并且向七中全会建议十八大召开的日期。只有这样，十八大才能于10月如期举行。 
“十八大“会期仍然是个未知数
8月政治局例会难道没有举行？
新华社旗下《瞭望》新闻周刊多年之前就做过报道：“目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形成每月一次的惯例，而且政治局常委会一般是一至两周召开一次。”
8月13日新华社就公布了2270名十八大代表名单，此后应该在8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和常委会会议却悄无声息。据消息人士透露，最高层实际上马不停蹄地一直在北京开会，为什么不公布呢？有人说：“你们不是着急吗？就要急死你。”这当然是气话。 个中缘由，乃是今年的“秦皇岛外打渔船”，陷于无舵手，在海中“打转”的局面，船上吵了个人仰马翻。结果是“一网不捞鱼”。该做的决定一项没能做出。温家宝率先离会。17日，9常委集体亮相接见伦敦奥运代表团。一团喜兴之下，形势已经严重到“贼上房，火上墙“的地步，不得不全力为北戴河补网。
9月1日，千呼万唤才拿出三项人事任免：“令计划同志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杜青林同志不再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栗战书同志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是8月30、31日连续两天会议讨价还价才做出的决定。距离人事大盘子还差不少。
6日胡锦涛就要离京去俄罗斯参加APEC会议，短短几天能否确定十八大常委名单，以便公布十八大会期？令人驻足观望。 
“王储“习近平最近动作频繁
大火烧到习近平
今年七一，胡锦涛去香港参加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两次军委会议，一次在他家，一次在办公室。被认为“不报告”。 北戴河常委与元老磋商时，乔石、宋平等元老对习近平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不可靠”、“不放心”，公然提出“两年，或者两年半以后再说。”竟然要把十八大推迟这么长时间。因为意见尖锐，一直“保习”的江泽民也放软身段，进行调和，只能劝说：“再看看，再看看。” 乔石、宋平、李瑞环、尉健行等一批秘书、草根出身的“官二代”，对“太子党”最不放心之处，就是不服管，他们看着这批“红二代”长大，深知这帮“坐江山”一代骨子里与胡温的不同。他们最欣赏的还是胡温这些平民出身的下一代领导人，周到、礼貌，抱负不大，也不至于出格，因此最可靠。对十八大将形成的“太子党”与“团派”平分天下，元老们抱着深深的忧虑，都在习近平身上发泄出来。 七人、九人争论未决 十八大常委到底是7人还是9人，是北戴河集中争论的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十六大就有先例，十六大一中全会，新华社记者最后拿到的也是7人和9人两份名单，记者会延长半个小时才举行，最后走出的是9个人。这是江泽民的最后拍板。9人看来对“先帝”有利，可以在激烈的政治平衡之后，再多安排自己的人马，稀释新帝的权力。而新上任者，当然主张7人，会使自己的权力更为集中。 十八大常委主要在“太子党”和团派之间进行竞争。王岐山受到首当其冲的攻击，他因为和即将就任总理的李克强关系不好被质疑。2011年，王岐山因为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要求中央尽快拿出意见，两次公开顶撞李克强，受到胡锦涛的后台宋平的批评。另外“太子党”俞正声因为年龄和政绩，长期工作的山东和武汉都有大的腐败案发生，包括与刘志军的瓜葛，有人提出“鉴于只能干一届，9人时再考虑。”
失去王、俞，习近平将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在北戴河成为“太子党”和“团派”的调解人，实为“太子党”后盾的江泽民、曾庆红当然丝毫不会放弃对王、俞的支持。另外，如果确定十八大常委7人，“太子党”与“团派”各三人，江、曾自己还占有一个人选名额。如果9人，起码会有两个人选名额。
在常委人选的讨价还价之中，还要插进一个重要的权力平衡条件，就是“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两年”，这很可能形成未来制度性的决议。2011年，当薄熙来事件没有爆发，“太子党”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这曾经是胡锦涛自己提出的条件，被“太子党”和江泽民一再否决。 自薄谷王事件爆发，一再对胡锦涛本人表示效忠的现军委将领，因为习近平召开军委会议被元老批评，又一次陷入紧张状态。从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这些即将退休的上将们，都身先士卒，下部队去推动学习胡锦涛“7.23”讲话的高潮。 军队对个人的效忠，自毛时代之后，从未发生。这种极为反常的现象出现在十八大前，其谜团和背景，有待披露。 争论焦点之三：如何处置薄熙来 当前最高权力分野，已经形成“三国四方”的格局，就是江泽民（由曾庆红推动完成）、胡锦涛、习近平和温家宝。就薄熙来的处理，江泽民4月就提出“弃薄”，刑事处理的意见，主要基于谷开来杀人的恶劣影响。接替薄熙来职务的张德江，到重庆之后，声言“我是唱黑打红来的。”但很快没有了下文，现在只落下“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说明中央和江泽民的意见都在变化。 胡锦涛2月9日，单独听取黄奇帆的汇报，由黄传达他的“孤立事件”的意见，本身就是一个很中性的表达。 主张严肃处理薄熙来的，中央只有温家宝公开发表了意见。目前据说习近平也支持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处理。 8月，习近平和胡德平见了一次面，两个家族有深厚的渊源。两个人都主张鉴于薄谷王事件对党和国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和损失，必须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处理。如果谷开来杀了人，薄熙来不负应该负的法律责任，那恶劣影响还要加倍扩大，对党和国家造成新的损害。习近平叮嘱胡德平，对耀邦同志的功绩，要做正面评价，但是不能与党与党史形成对立，因为胡耀邦是党的正资产。 坚决要求宽大薄熙来，只给予党纪处理，实际保留党籍，只予以留党察看严重处分的是“太子党”中的另一支，以陈元、叶选基为公开提倡人，以张木生为说客的强硬派系。 自重庆事变之后，各政治派别以餐聚为形式的串联和研讨会，仅北京就数以万计。最初，刘源等军方积极参与，5月初，刘源十八大军委十二人摸底获第一名，已经获得胡锦涛首肯，便退出公开活动，也不再允许张木生公开发言。但是府邸游走，向中央和军委表达意见，仍旧十分坚决。 谷开来开庭之前，谷开来母亲，范承秀为他请了北京律师沈志耕，，沈志耕远去美国，见到薄瓜瓜，取到大量物证，包括薄家财富的全部底账，证明“不存在贪腐”。其中还有薄熙来的一张手令，有关海伍德重庆被杀，薄熙来写下“不管遇到谁也要彻查。”这说明软禁中的薄熙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谷开来的审判，是场十分混乱的极为愚蠢的审判，不仅在场旁听的沈志耕，大概软禁中的薄熙来也会痛骂不止。更为愚蠢的做法，从高层传出为了堵住海伍德家人的嘴，支付给海伍德大连妻子，高达5千万英镑的补偿费。另外对于被美国蒙在鼓中的英国政府，也有可观的利益表达。所以英国政府的态度低调而蹊跷。 9月1日人事任免是最新利益平衡 9月1日公布的三项人事任免，对于曾经炙手可热的令计划，成为继薄熙来之后的十八大第二大输家，进政治局的路基本堵死，十八大之书记处书记党内高职肯定免去，随后加入政协担任副主席，走杜青林之路，65岁告老还乡。 从另一方面看，令计划掩盖家族腐败（儿子车震死亡事故），作为胡锦涛第一嫡系人物，总算被保下来了。这使得薄熙来能够从轻发落，只受党纪处分，又向前靠近了一步。 栗战书7月16日被调到中央，外媒传说 当天中央就下达“中共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的任命，中国官方8月31日，才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称呼他。不管是一天，还是47天，栗战书是中共历史上升职最快的中办主任。说明习近平在北戴河之后，经过最新一轮的权力讨价还价，已经开始正式接管中枢部门。 
北京城内似乎加强了戒备
近日，飞纽约的国航突发往返，又一次证明今年确实是“多事之秋”。 海派清口周立波的段子脍炙人口：“昨晚国航飞机返航这事可以拍电影了，剧本这样写：终于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飞机缓缓起飞，他长出一口气，终于自由了！想到自己那已经转出国外的几亿美刀和翘首以盼他到来的妻儿，想着以后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微笑着进入了梦乡。终于落地了，他打开iphone，屏幕上出现的是：中国移动欢迎您！”多事之秋的十八大有可能突破一切常规，抢时举行，一切一切的先决条件，是得确定十八大的人事盘子，然后才能大庆大典。
作者：萧翊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北京资深媒体人士，时事评论员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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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02:40 PM PDT
留任军委主席，并无制度依据 权力斗争的疑问之一：胡锦涛是否会留任军委主席？有关新一届常委和军委名单，网络上流传若干版本，均显示，未来军委主席并非胡锦涛。这类流传名单，固不足采信，但胡全退、裸退的可能性极大。 首先，从制度上而言，并无留任之依据。毛泽东任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直至死亡，那是终生制；华国锋任党主席兼军委主席五年，遭解职时，同时交出这两个职务，虽是在权力斗争中败北，但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终生制的终结与任期制的开端；邓小平凭厚黑权术挤倒华国锋之后，将华兼任的党政军职务一分为三，自取军委主席一职，拥兵自重，权倾一时。 江泽民恋权，遭党内外舆论轰下台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不久，邓小平知趣退休，交出军委主席一职，江泽民得以兼任党政军三职：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到2002年"十六大"江该退下时，弄权留任军委主席，企图效法邓，独掌军权。 然而，江威权远逊于邓，江的恋栈，遭到党内同仁抵制，不仅与他同资历的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等人，对其嗤之以鼻，连接班的胡锦涛本人也耿耿于怀，每每以邓语录"废除领导干部终生制"相暗讽；江厚颜恋权，更遭党内外抨击、国内外炮轰 ，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江亲信曾庆红出面打圆场，才劝退江。江原计划留任至少一届军委主席，即五年，却不得不在留任两年后，中途尴尬交权。有江泽民丑例在先，威权进一步弱化的胡锦涛，任期届满后，要想留任军委主席，难度更大，既无制度依据，也无权力基础。 若有自知之明，胡裸退为上策 胡锦涛自己，不会不恋权，肯定会为留任而挣扎，但形势不由人。纵观遭切割、缩水处理的薄熙来谷开来案（谷仅被起诉一桩罪、仅判死缓，且只字不提薄熙来），其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就可明了胡的处境：心志何其迷茫，权力何其薄弱，进退何其艰困。 是否有另一种可能－－胡锦涛和倒薄派以退为进，以轻饶薄熙来为筹码，与挺薄派讨价还价，力争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捞取更多权力份额，甚至于，允胡再留任几年军委主席？－－如果存在这种交易，可能性也很低。 2002年，江胡交接班，曾被称为中共历史上首次和平有序的权力交接，但江留任军委主席，留下一个难看的尾巴，画蛇添足，前功尽弃，等于下了一着臭棋。胡若有自知之明，应以江为教训，避免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锦涛全退、裸退，才是上策，至少在中共权力交接程序化、制度化方面，留得个比江泽民较好的名声。如能从此结束老人政治，也算功莫大焉。 有人主张胡留任军委主席，甚至说"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有利于政改"。且不说 ，胡何曾表现出任何政改意向？从来就不是一个改革派的胡锦涛，任期十年都无意推动政改，自号"不折腾"，又怎么可能在其任期结束时，或者，留任军委主席时 ，才来推动政改？笔者轻声奉劝这些学者、专家、作家：切莫拿自己的主观愿望， 代替客观"预测"。其实，真正的政改，必须以终结老人政治为前提。 权力斗争十年，胡技不如江 撇开制度不谈（中共根本不讲制度），就论权力斗争，胡实在是技不如江。回顾2002年，江胡交接权力的的十六大，政治局常委由七人扩大为九人，就是江一手操弄的结果，目的是最大程度地稀释胡的权力。九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江系人马就占了七人；八名中央军委：江泽民、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江系也占了七人。 到2004年，江虽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却又趁机以"调整充实"为名，将中央军委扩大到十一人：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名为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被十名江系或亲江系的将领团团包围，动弹不得。 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胡锦涛进入第二任期，九名政治局常委组成：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江系人马仍占半数或近半数，其中的新"四人帮"，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更是江泽民铁杆，看死胡温。十一名中央军委：胡锦涛、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江系人马仍有七人。 连西方情报机构都发现个中诡谲，总结道：在过去十年，中共领导人与军队的联系大幅度减弱。中南海的过去十年，就是胡锦涛与江泽民权力斗争的十年，结果显示，胡技输一筹，始终落败于江。甚至于，胡不得不中途放弃自己属意的接班人李克强，而眼睁睁地看着由江泽民、曾庆红临时拱上去的习近平后来居上。 放变色，中南海设计"看死内阁" 关于十八大，有传言胡亲信令计划、胡春华可能"入常"，其实又是个别人士的主观期待。胡锦涛经营十年的"团派"，未必能压倒"太子党"，能将汪洋保送入常、使常委中保有三名"团派"即李克强、李源潮、汪洋，就算胡派最大的成绩了。 如今的中共高层，派系对立，计有江系、团派、太子党，中南海趁机为自己脸上贴金，美其名曰"党内民主"，其实，还是笔者从前那句话：有意图的权力斗争，造成非意图的民主表象。强调"党内民主"，就是堵死党外民主；以伪民主代替真民主。 中共"常委制"，越来越沦为老人政治的工具。笔者曾于另文指出：习近平出线，乃是作为党内各派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被圈定继位最高领导人，乃是党内老人基于过去十年对胡锦涛的同样假设：他只是一个平衡器，平衡党内各派纷争，保障党内各派利益；如同胡一样，围绕在习身边、伴随他任期始终的，并非都是协助他实现自我施政理念的"自己人"。 实际上，老人们并不需要他拥有自己的施政理念，只要他维持局面、维持现状就行。当然，习近平面对的老人，已经不仅是江泽民或江系，还有胡锦涛或胡系，以及其他杂牌系。国际上有"看守内阁"的概念，换到中国，就是"看死内阁"。一代看住一代，如此设计，定稿于"上海帮"帮主江泽民，其中心思想，就是"不变"、"防变"，"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9月号）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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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01:4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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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01:5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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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Sep 2012 11:31 AM PDT 在今后10到15年内，中国最重要的变革将不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从一党专制向民主的转型。这一预测在许多人眼中可能被看作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但是根据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化的理论和过去近40年中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我们先从民主转型理论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一党制在今后10-15年内将会被民主体制替代。比较政治中有关民主转型的理论对民主转型的起因有如下的解释。
虽然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民主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出现，见下）呈正相关，但是学者们在经济发展如何通过政治途径来促成民主转型这一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发展创造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为了保护其基本人权和产权而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另一种理论上经济发展分散了政治经济资源，使民间力量拥有以前没有的财力，技术，社会动员能力，和道德权威， 从而有能力和专制政权抗争。 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用经济发展来解释民主转型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这一理论无法确定转型的具体时间。而且，一个专制政权在1000-6000美元这一转型区域可以生存多年，很难预定在哪一个发展水平上会出现民主转型。通过检查历史数据，学者们发现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任何一个发展程度都会发生。其原因很简单，即使在很贫穷的国家，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就会创造民主转型的契机。由于这一因素，比较政治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到政治因素上去，通过分析专制政权的危机来解释民主转型的时间性。由此得出民主转型的理论的基本结论是民主转型的起因是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 导致这一政治危机的因素有多种：经济表现不佳（包括经济危机），军事失败，独裁者去世，民间抗争，镇压成本过高。危机一旦出现后，专制统治精英内部会分化，出现强硬派和改革派。强硬派会主张维持现状，改革派则认为现状无法维持，只有改革才能挽救专制体制。在这一场专制政权内部的斗争中，如果改革派赢了，就会出现政治自由化，从而迈出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转型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不难看到中国在今后10-15年内一党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中国现有人均国民收入是8400 （购买力）或5400美元（汇率），早已超过6000（购买力）这一水平。再过10-1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定会超过10000 （购买力）。由于中国不是产油国，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行（纳税人目前出钱维持共产党的组织运作的庞大费用），这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激化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从专制政权的政治危机这一角度来看，现在许多迹象已经很明显，如维稳（即镇压）成本过高不可持续，国家社会冲突日增，政府权威衰落，信息革命为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舆论资源和政治动员能力，政治精英危机感深重等。这种趋势在今后10-15年内将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化。 通过回顾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中国在今后10-15年内转型的极高的可能性。在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开始了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有80个国家从各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军政权，一党制，和个人独裁）转变为民主制度。当然，这些新民主国家并不是所谓"高质量"的民主政权，但是大部分新的民主政权能够生存下来。第三波民主转型有许多经验，这里没有时间一一列举。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是转型的突发性。许多转型的政治起因十分突然。一些被认为是十分稳定的专制政权一夜之间会丧失合法性，甚至垮台。这就是说，引起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心理因素。 一旦一个专制政权被大众认为是不可被容忍的非法政权，广泛的民众的政治动员会瞬间发生（如阿拉伯之春和东欧1989年的革命）。专制政权合法性的消失呈几何状态（以倍速消失），而不是线性状态（即逐渐消失）。 第二是如果统治精英在反对势力政治动员起来之前进行民主改革，他们有更大的控制转型的能力，渐进转型的成功概率较高，统治精英还能通过和反对派谈判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获得某些法律豁免权（如不必对其当政期的所作的迫害人权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在民主转型成功后，这些精英仍然有政治生命，通过民主竞争参政。 第三是共产党政权的自我转型成功的实例没有。在前苏联，戈巴乔夫的有限民主改革触发了民主革命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戈巴乔夫开始改革时，转型起步太晚，苏共已过于虚弱，在政治上丧失控制转型的能力）。在东欧，由苏联红军维持的共产党政权毫无合法性，一旦苏联不再支持，这类政权一夜都活不了。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国的一党制在今后10-15年内被民主制度替代的可能性很高。如果中国共产党现有领导层看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而趁早开始转型，他们仍有机会避免苏共的悲剧。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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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2 09:04 PM PDT 核心提示："当我们着迷于讨论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她的衰落？"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基础前提并认真思考出一套备用战略，一套基于在未来20年，中国便会衰落的战略。 原文：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作者：裴敏欣 发表：2012年8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编译版本  【原文配图】 过去40年，美国对其对手的衰败一直后知后觉。20世纪70年代，美国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巨人，尽管那时的苏联已被腐败和低效腐蚀殆尽。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在担心日本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然而，由于执着于投机与政治腐败，日本经济终于在1991年崩溃。 美国在对中国的预测上会重蹈覆辙吗？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已经显露出颓势：持续减速的经济增速、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不断增加的贷款坏账和即将爆发的房地产泡沫，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丑闻。而诸多推动中国发展的因素，比如人口红利、环境、廉价劳动力以及几乎无限的外部市场，都在慢慢消失。 然而，美国上到精英阶层下到普通民众都不认为中国会衰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便开始大肆宣传的"重返亚洲"，其前提便是中国的崛起；五角大楼称到2020年左右，要将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还在考虑在东亚地区部署海上反导弹系统，这同样也源于对中国导弹力量的担忧。 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将中国力量看作影响其国家安全和政治权力的重要因素。民主党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呼吁政府对教育和绿色科技领域的投入。八月底，"美国进步中心"和"下一代中心"（译注：二者都是美国的左翼智库）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将有2亿大学毕业生。报告认为美国的前景黯淡，并要求立刻下决心行动。共和党则将其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归结于抵御中国军力的增长。8月底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2012年共和党论坛的说法是："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必须保持适度的军事力量来削弱中国对其邻国的任何激进的或胁迫性的行动。" 尽管美国媒体一再披露中国内部的脆弱性，美国人仍然相信中国的强大是不可撼动的。对这一断层的解释之一就是美国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中国了解不足，和对于其未来数十年内将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实质认识不清。北京目前遭遇的经济放缓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因为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弱所致，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这些更加积重难返：超强的国有经济浪费了资本，同时挤压了私有领域、系统性的效率不足和缺乏创新、贪得无厌的统治精英一门心思地要为自己谋利并享有无上特权、金融领域发育迟缓、还有病入膏肓的环境问题和人口压力。然而，尽管中国存在种种问题并陷入困境，但人们依然认为，中国的基本面强劲有力。 美国国内的情况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判断。这并非是一种巧合，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预料其对手不会衰败时，美国国内的不满正在加剧。（如吉米・卡特的"萎靡演说"。译注：卡特曾在美国民众不满加剧的时候将问题归结为信心危机，号召大家在困难时调低暖气，多穿一件毛衣，被大众解读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年均10%跌至（目前的）8%，那也远远好过于美国低于2%的年均经济增速和持续高于8%的失业率。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尽管中国情况不佳，美国却更糟糕。 中国将日益强大和主动的看法能如此深入人心也是因为北京自己的所作所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提升其合法性，同时捍卫中国的民族荣誉。中国的国有媒体和历史教科书以扭曲的强硬的说法、彻底的谎言和民族主义迷思来教导更年轻的一代，这些都很容易激发起反西方或反日的情绪，北京不愿在领土纠纷中与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如日本和菲律宾，进行妥协，这更令人担心。在有争议的海域，尤其是南中国海有可能发生对峙，导致真正的武装冲突，这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能卸下对中国的防卫。 不幸的是，这样的错误估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中国会利用指责中国的论调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当成美国敌视中国的证据，并将中国的经济问题算到美国头上。而排外情绪会成为中国在困难时期能够继续挣扎的精神支柱。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南海纷争的背后是美国在捣鬼。 这种对现实的了解上的断层造成的最大后果是美国会失去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并为中国无法持续崛起准备好对策的机会。华盛顿的对话政策的核心是现状会持续，中共的统治在未来数十年都不会动摇。类似的华盛顿政策的假设在对前苏联、苏哈托的印尼、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利比亚时都出现过。华盛顿根深蒂固地低估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中发生改朝换代改变的可能性。 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基础前提并认真思考出一套备用战略，一套基于在未来20年，中国便会衰落的战略。因为中国一旦衰落，整个亚洲的局势将会发生改变。北韩政权会在一夜之间崩溃，朝鲜半岛会统一。区域性的民主转型潮流会推翻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政权。但是，最重大的，也是最不可知的是中国自身：有13亿人口且虚弱的，或正在衰落的中国是否能进行一场和平的民主转型？ 当然，现在便认为中国政府无法进行调整而避免衰落还言之过早。美国不能忽略中国再次强大的可能性。但目前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了中国的颓势，也为一场非常可能的大地震提供了无价的草蛇灰线。美国政策制定者如果误读了这些信息，将会重蹈覆辙，犯下另一个战略错误。 关联阅读： 点击阅读更多有关"中美关系"的时事专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9/03/2012 08:45: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Are we obsessing about its rise when w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its fall?BY MINXIN PEI | AUGUST 29, 2012For the last 40 years, Americans have lagged in recognizing the declining fortunes of their foreign rivals. In the 1970s they thought the Soviet Union was 10 feet tall -- ascendant even though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were destroying the vital organs of a decaying communist regime. In the late 1980s, they feared that Japan was going to economically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yet the crony capitalism, speculative madness,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evident throughout the 1980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1991. Could the same malady have struck Americans when it comes to China? The latest news from Beijing is indicative of Chinese weakness: a persistent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a glut of unsold goods, rising bad bank loans, a bursting real estate bubble, and a vicious power struggle at the top, coupled with unending political scandals. Many factors that have powered China's rise, such a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regard for the environment, supercheap labor, and virtually unlimited access to external markets, are either receding or disappearing. Yet China's declining fortunes have not registered with U.S. elites, let alone the American public.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much-hyped "pivot to Asia," announced last November, is premised on the continuing rise of China; the Pentagon has said that by 2020 roughly 60 percent of the Navy's flee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is also considering deployingsea-borne anti-missile systems in East Asia, a move reflecting U.S. worries about China's growing missile capabilities. In the lead-up to the Nov. 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emphasized perceived Chinese strength for reasons of bo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political expediency. Democrats use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might to call for m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 late Augus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the Center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wo left-leaning think tanks, released a report forecasting that China will have 200 million college graduates by 2030. The report (which also estimates India's progress in creating human capital) paints a grim picture of U.S. decline and demands decisive action. Republicans justify increasing defense spending in this era of sky-high deficits in part by citing predictions that Chin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the country's economy expands. The 2012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released in late August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says, "In the face of China's accelerated military build-up,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must maintain appropriate military capabilities to discourage any aggressive or coercive behavior by China against its neighbor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brewing troubles in China and the seemingly unshakable perception of Chinese strength persists even though the U.S. media accurately cover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country's inner fragilities. One explanation for this disconnect is that elites and ordinary Americans remain poorly informed about China and the nature of its economic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 current economic slowdown in Beijing is neither cyclical nor the result of weak external demand for Chinese goods. China's economic ills are far more deeply rooted: an overbearing state squandering capital and squeezing out the private sector, systemic inefficiency and lack of innovation, a rapacious ruling elite interested solely in self-enrichment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its privileges, a woefully underdeveloped financial sector, and mounting ecological and demographic pressures. Yet even for those who follow China, the prevailing wisdom is that though China has entered a rough patch, its fundamentals remain strong. Americans' domestic perceptions influence how they see their rival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eriod in the 1970s and late 1980s when Americans missed signs of rivals' decline corresponded with intense dissatisfaction with U.S. performance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1979 "malaise speech," for example). Today, a China whose growth rate is falling from 10 to 8 percent a year (for now) looks pretty good in comparison with an America where annual growth languishes at below 2 percent and unemployment stays above 8 percent. In the eyes of many Americans, things may be bad over there, but they are much worse here. Perceptions of a strong and pushy China also persist because of Beijing's own behavior.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inues to exploit nationalist sentiments to bolster its credentials as the defender of China's national honor.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history textbooks have f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uch a diet of distorted, jingoistic facts, outright lies, and nationalist myths that it is easy to provoke anti-Western or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Even more worrisome is Beijing's uncompromising stance on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America's key Asian allies, such a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risk that a contest over disputed maritime territories,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uld lead to real armed conflict makes m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 that they cannot let down their guard against China. Sadly, this gap between the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hinese strength and the reality of Chinese weakness has real adverse consequences. Beijing will use China-bashing rhetoric and the strengthening U.S. defense posture in East Asia as ironclad evidence of Washington's unfriendliness.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blame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diplomatic setbacks. Xenophobia could become an asset for a regime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in hard times. Many Chinese already hold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escal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dispute and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aded Hanoi and Manila into confrontation. The most consequential effect of this disconnect is the loss of an opportunity both to rethink U.S. China policy and to prepare for possible discontinuity in China's trajectory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The central pillar of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 world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s rule is assumed to endure for decades. Similar assumptions underpinned Washington's policies towar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uharto's Indonesia, and more recently Hosni Mubarak's Egypt and Muammar al-Qaddafi's Libya. Discounting the probability of regime change in seemingly invulnerable autocracies has always been an ingrained habit in Washingto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assess the basic premises of its China policy and seriously consider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n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declining Chinese strength and rising probability of an unexpec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Should such a change come,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Asia would transform beyond recognition.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would collapse almost overnigh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ould be reunified. A regional wave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would topple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Vietnam and Laos. The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unknown, however, is about China itself: Can a weak or weakening country of 1.3 billion manage a peace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t is of course premature to completely write off th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for adaptation and renewal. China could come roaring back in a few yea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ignore this possibility. But the party's demise can't be ruled out, and the current signs of trouble in China have provided invaluable clues to such a highly probable seismic shift. U.S. policymakers would be committing another strategic error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if they miss or misread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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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Sep 2012 12:18 AM PDT 核心提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记录可以用三点来总结：一，他抓住了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对民主党而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二，他出色应对了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挑战，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三，不足之处是，尽管 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不能及之处，但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力量做得到什么。 发表：2012年8月22日 作者：Leslie H. Gelb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撇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不满份子以及信仰的捍卫者不说，在我看来，在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纪录问题上，可以公平地阐明三点。 首先，他抓住了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对任何民主党人来说，这都是相当的壮举。他这样做主要是通过避免卷入大的、代价高昂的麻烦。他帮助自己的方法还包括采取一些受欢迎的强硬言辞和行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通常不会将这些言论和行动与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右翼极端分子以其不屈不挠的强硬立场，实际上让出了中间地带，从而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一切让奥巴马得以用策略战胜共和党人并获得中间派支持。这样，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执政初期的哈里・杜鲁门以来，民主党第一次真正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成为首要政党。 这十足地是政治上的漂亮的一手，可能会扭转共和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以来的选举优势。 其次，奥巴马在应对各种复杂的战术挑战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显著地改善了从乔治・W・布什那里接手时的（美国）国际地位，总体上提高了美国的声誉。具体来说，他对美国从伊拉克的撤退处理得当，并制订了一项新的、有针对性的和高效的军事战略来对付恐怖分子。不可避免的是，专家们会在奥巴马在这项或那项工作方面是否本可以做得更多或更小问题上展开争论。但就整体而言，他干练地引导美国处理了在历届政府执政期间往往恶化了的各种问题。即使在奥巴马失误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并不少见——他也大多规避了代价高昂的错误，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问题。他避免这种大的错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所凭借的是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的清晰认识。 第三，虽然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力量所不能及之处，但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力量做得到什么，尤其是当这种力量包裹在出色的战略之下的时候。因此，他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制订策略，并了解它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他应该在这方面遭到责备，即使责备他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拿不出自己的可行策略——那些神奇地酝酿出富有想象力的陷阱和机会、制定出可实现的目标、专注于权力的运用的策略。迄今为止，奥巴马的阿富汗战略看来只不过是各项战术的一张杂乱列表。在战略上更为令人悲哀的是，他还没有把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确定为国家安全讨论的核心——这些问题必须成为核心——如果想要在二十一世纪制订一项有效的国家安全政策的话。可以肯定的是，他偶尔地也谈到这种需要，但在他的手中，它似乎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后娘的孩子，而不是国际力量和成功的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没有战略，也没有经济复苏来推动这种战略，所以奥巴马既没有实现持久的战略突破，也没有为其未来奠定基础。 那些认为外交政策的挑战可以有轻松的解决途径的人们根本不了解外交政策。我一直试着留心其中的巨大困难、各种变化政策观点的合理性，以及在各种事件中，我对大大小小的事物的观点发生的改变。我也注意到，在总统选举之前的几个月，会出现各种奇特的事情。 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中，奥巴马的政治中间立场使他避开了共和党人的有关自由主义弱点的指责，而这种指责曾一直让民主党人处于守势。他和他的团队还采用了很多现实派用语，比如"利益"和"实力"等，这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对他的信任。坚持中间立场使奥巴马得以左右逢源，阻挡攻击或赢得支持。但有时，这种政治利益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自相矛盾的行动让国内和国外的观众都感到困惑。对于不幸的自由派，奥巴马经常像共和党人一样轻轻地将他们推开。 通过采取中间立场，奥巴马得到了中间派倾向的比尔・克林顿的支持，在1996年的选举中，克林顿显然是共和党难以捉摸的对手。然而，克林顿的左右通吃一般得自于在国际问题上的小心谨慎，而不是贸然采取中间立场。奥巴马采取中间立场。必须要说明的是，在克林顿和奥巴马当政之时，共和党的衰落要归因于他们自己彻头彻尾的鹰派言论。911事件暂时增强了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鹰派，但很快又衰落下去。 奥巴马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和他的新民主党人避免陷入地狱般的境地，因为他们远比布什更了解美国实力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武力的缺陷上。是的，冷战后美国拥有军事优势。布什和新保守派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发挥这一优势的方式就是以武力相威胁和发动战争。奥巴马和他的手下把握住了现实，即美国的优势能够取胜的方面包括针对非超级大国的常规战争（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对其政权实施斩首行动（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塔利班在喀布尔）以及类似于突击队的行动。但与布什不同的是，奥巴马等人认识到，传统的军事优势不能安抚各国，或解决内战和严重的国内冲突。除了阿富汗这个显著的例外情况，新民主党人尊重这一现实。 就职之后，奥巴马在政治上自助的方式是迅速抛弃他竞选期间的自由派的外交政策纲领。到他的第一年结束时，他已经悄悄地放弃了在全球变暖和关塔那摩问题上的承诺。前者被证明在短期内代价过大；后者则已经成为自由派的天真的象征。他让保守派批评者闭嘴的方式，是通过对巴以和谈采取比较怀疑的论调，而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则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的进一步防范措施是在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上使自己的立场更为强硬，而对俄罗斯则强调他支持人权的姿态。 奥巴马随后通过得到大事宣传、节节胜利的反恐战争，使共和党的剩余子弹偏转方向。他一度在反恐方面独占鳌头，因为他在面对相当大的风险情况下，于2011年5月下令击毙乌萨马・本・拉丹。他继续强化此种手段，于2011年9月消灭了另一个怪物安瓦尔・奥拉基。他没有派遣部队去打无休止的陆地战争，而是用特别行动队和无人驾驶飞机打击恐怖分子。不管你对他的政府泄露胜利消息的倾向或拥有一份"杀人名单"的伦理问题怎么看，在执政的四年里，奥巴马将战火烧到敌人营垒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共和党的政治武库中的弹药所剩无几。老大党落到只能抱怨奥巴马放弃布什的促进民主的议程，延缓消灭埃及和利比亚的独裁者，没有采取"行动"把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以及从总体上放弃阿拉伯之春。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奥巴马几乎没有做出回应。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一定会嫉妒的。 但是，奥巴马肯定知道，历史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因而必须取得真正的成就。他要知道，在某些时候甚至昏昏欲睡的报界也会问："牛肉在哪里？" 牛肉的缺乏让我们认识到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漏洞——缺乏真正的战略思想。虽然总统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的政治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但他却可以相对自由地处理外交政策，尤其是他证明他可以相当出色地处理问题之后。可以肯定的是，对保守派对他在国外的行为的攻击，他保持了关注和回应。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政策列为自己的地盘，上演高度集中的独角戏。这种过分集中的代价是，他甚至越俎代庖本应是内阁官员职责的政策细节，从而未能自己留出时间来构思和制定长期战略。制订战略需要时间和经验，这两者奥巴马都没有。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障碍，就是他个人的偏好和个性。他生性不善于运筹帷幄。战略要求，战略家必须在长期内坚持将赌注押上并承担风险，不管发生什么事。战略要求减少灵活性，放弃一些选项以遵循某一方针，不被细节拖累。这些特点也违背了奥巴马的转向灵活和保持开放选择的个性。战略要求握紧你的枪，尽管有些不舒服，以面对要求灵活调整的压力。 战略还涉及确切地搞清楚如何准确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即使美国经济下滑、国际事务发生变迁，但依然存在的一个恒定因素是，世界各国仍然承认华盛顿是不可缺少的领袖。美国从未有过对别国发号施令的权力，二战结束后和冷战结束时都没有。但现在与美国的全球统治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相比，其他国家都更有权力走自己的路，并对华盛顿说不。美国可能是唯一能够担任领导的国家，但由于相对实力的弱化，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良好的战略。 这种战略上的考虑处于行使权力的核心。奥巴马并没有一项总体战略，比尔・克林顿和乔治・H・W・布什的所作所为也没有：通过帮助苏维埃领导人拆散其帝国，终结冷战而无需一场热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的作为也是如此：通过夸大美国独一无二的外交实力来隐藏越南战争的负面影响；在巴以之间寻求和平；开启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以之作为对抗莫斯科的杠杆，并让莫斯科与北京敌对。在他们当中最好的，是杜鲁门总统创立了两组实践美国经济实力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北约等等。面对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和中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这一实力对杜鲁门而言非常关键，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机构，并且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超强的军事科技，华盛顿实施了卓有成效的遏制与威慑政策。 对于缺乏战略的总统，困难在于说服他们真的缺乏战略并且确实需要战略。乔治・W・布什似乎相信军事上的决断构成一种战略。比尔・克林顿将国际战略降低到国内政策的层次。奥巴马似乎认为，常识和灵活性构成一项战略。其结果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常常对奥巴马正在寻求什么以及如何寻求迷惑不解。这并不是说这些领导人有自己的战略，而是如果他们相信奥巴马有一项合理的战略的话，他们赞同奥巴马的可能性会大得多。 要理解这一差距，了解一下奥巴马对世界事务的观点的演变，会很有帮助。他宣誓就职时，华盛顿与世界的关系，说得好听一点，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最初，奥巴马试图对大家都采取积极和谅解的态度。他表示愿意与伊朗和朝鲜举行会谈，他还对中国和俄罗斯做出了和解的姿态。在2009年6月在开罗发表的讲话中，他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伸出友谊之手。他没有再走几英里到以色列去，从而强调了这种愿望。他与布什不同，表现出征询欧洲人的意见、欣赏他们的观点的意愿，并且重申美国决心从伊拉克提前撤军，欧洲人对于表示欢迎。但由于无所建树，美国经济也每况愈下，这些举措止步不前，国外所寄予的厚望也开始变暗。下面是我对这些重大问题所作观察的一个快速回顾。 奥巴马对美国实力有限性理解得最为彻底的地方，非伊拉克莫属。布什签署的协定是到2011年底撤出全部美国军队。除了新保守派，所有人都清楚，伊拉克人对此不会动摇。奥巴马撤出了部队。共和党人想攻击但是无处着力。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滞留伊拉克会让美国士兵继续承受风险，却对伊拉克的各种问题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不管公众对美国生命和财产代价是何感觉，它终于得到了解脱。而且在海湾地区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布什摧毁伊拉克确实是战略大错，让伊朗成为该地区唯一的大国。 在阿富汗，奥巴马采取相反的举措，屈服于升级战争的压力。他很快因伤亡、成本、阿富汗的腐败和低效而陷入困境，巴基斯坦人阳奉阴违地为塔利班等提供安全场所。只是在二次竞选运动临近的时候，奥巴马才提出一个有限作战的战略并且逐步撤军。但2014年作战力量撤退后，将驻留多少部队，驻留多久，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巴马可能只是在选举年中试图虚张声势地撤军。可能他仍然对自己老一套的"危险-胜利"的阿富汗言辞抱有信心。或者他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奥巴马对"核坏小子"——伊朗和朝鲜——的政策较为混杂。经历过初期的调和后，奥巴马对伊朗的政策大部分时候趋于强硬，很显然会讨美国和以色列政界的喜欢。而这是对错掺半。在正的一面，他令大多数主要国家实施强制经济制裁，并且增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不过单就压力而言，不管如何强制，都不曾、将来也不足以解决伊朗的问题。除非以合理的方式结成团队，否则制裁不会起作用。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共同清除伊朗的核项目，战争的风险将会很高。如果目标是将其限制于能源的利用、让德黑兰发展和隐藏核武器级的原料变得非常困难，外交将存在机会。 到目前为止，德黑兰想解除所有的制裁，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底线。美国领导的一方坚持逐步渐进的道路，对伊朗生产20%浓缩铀——离武器级只有一步之遥——的要求不作让步。双方都不愿意让步，11月份之前什么都不会解决。对于已经具有核武器能力的朝鲜也是相同的立场。奥巴马试图谈判，但和前任一样，他最终放弃了。然而对所有来自平壤的威胁，其领导层似乎对威慑有所忌惮，这也可以从北京避免一场新的朝鲜战争得到支持。 在我看来，比朝鲜或者伊朗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一度的盟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已经破坏了不扩散的限制，将核秘密泄露给世界各地的危险分子。它的国内政治不稳定，却拥有100多件核武器（并且还在增长），在使用核武器或将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可能性方面，它应当排在朝鲜和伊朗的前面。 奥巴马对中国、俄罗斯、印度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起伏，但没有危机。在这里，对总统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关系处理的好不好。一开始，奥巴马面临着难以置信的环境，中国领导人喜欢他的前任，前任没有招致中国人通常认为美国人诡计多端的怀疑。奥巴马没有从容的时间去赢得他们的尊重。对于他们，奥巴马有时太过强硬，有时太过软弱，有时候两者兼有。他们当然不喜欢奥巴马团队将政策和资源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这个中国领地。在中国看来，它带有一种新的遏制政策的意味，带有拒绝让北京过好日子的意味。 奥巴马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去找出与中国的区别，只要他能够满足三类重要群体的要求：1）中国的邻居，他们谦虚地指望着美国保护他们避免北京威胁的肥皂泡；2）人道主义者，他们相信战略关注应当服从于民主化和人权；3）保守派，他们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所有这些都代表着美国关注的正当性。 奥巴马试图一定程度上安抚北京，将"转向"更多地描述为一种"再平衡"。因此，即使奥巴马将美国军力转向亚洲，他正确地努力将竞争的主要舞台从安全转向经济。他大胆地、正确地扩展了泛太平洋合作伙伴计划，超越自由贸易而进入更为激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事务。然而，与此同时，他试图在南中国海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安抚中国的邻居们。这些邻居们什么都要，要美国保护，但不要过头以免激怒北京而给中国贸易和投资带来风险。换句话说，他们想让美国而不是自己来碰这个烫手山芋。 与中国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和旧苏联的关系。l冷战的政治之中没有经济的维度。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经济是中心。相互之间都是主要的贸易国和投资国，中国还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尽管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不当然保证和平，但必然有所助益。要点在于：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事项将会对中国有利，除非美国的经济得到复苏，奥巴马没有对美国人充分强调这一要点。 布什时期，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低点，从那以后美俄关系只有上升，别无他途。奥巴马按下"重启"按钮，开启了新的关系。有时这带来了良好感觉，也有时紧张情绪在增加。对美国干预其他国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莫斯科尤其感到不安。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叙利亚的干预忧心忡忡。不过莫斯科与华盛顿在阿富汗后勤、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以及反恐问题上总体还是合作的。 "重启"按钮有得有失，美俄关系还没有上升到奥巴马想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它仍值得尝试，尤其是在弗拉迪米尔・普京再次就任总统之时。要让它发挥作用，美国领导人必须预备着与俄罗斯领导人一起登上山顶。他们是那样看待自己的，华盛顿应当以那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寻求俄罗斯的外交合作付出的代价不大。美国领导人不能忽视人权和民主问题，但现在，他们需要缓和言辞，让莫斯科的权力与美国一道应对艰苦的世界事务。 与印度可能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未开花结果。如果开花结果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也尚未明朗。与那些东方邻居一样，印度想让中国受到美国的牵制，以舒展自己的筋骨。同时，新德里正在考虑何时、多大程度上投靠华盛顿。并且，是印度将作出决定。现在，华盛顿致力于打造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言而喻是针对中国的）很大程度上不要求回报。华盛顿无偿让印度巡视军事核设施。新德里的回报却相当吝啬。在去年的一宗大交易中，印度突然摒弃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转而选择购买俄罗斯和法国的战机。印度仍在合计，并且新德里和华盛顿都在试探他们能够走得多远而不至于让中国人感到疏远。 奥巴马的人道主义干预和民主促进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每一个总统都有这样的烦恼，必须在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最戏剧性的问题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奥巴马在利比亚行动迅速，帮助美国的盟友粉碎了一个独裁者。那是一个精明的决策。华盛顿无法忽视曾与美国在当代两场大型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盟友的请求。然而热心的干预者们并没有哪怕是模糊的概念：他们是在帮助未来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还是可能的民主人士。一个可喜的征兆是，利比亚人在7月份的选举中拒绝了该地区选举伊斯兰分子的趋势，但没有绝对的保证让人放心。现在，奥巴马的团队可以欣喜于除掉了一个阿拉伯独裁者，证明美国推行的民主理念。 到现在为止，叙利亚的情况并非如此。与在利比亚不同，奥巴马非常小心可能的陷阱，这是正确的，即使新保守派一如既往地敲击着他们的战鼓。同样与在利比亚时阿拉伯联盟鼓励干预不同的是，奥巴马一直避免使用武力对抗阿萨德政权。由于后续可能而来的指责，没有人想让军队来打头阵。希望在于莫斯科——阿萨德的支持者——可能取消对其盟友的支持，从而让其他人避免介入进去。 围绕叙利亚有一个很大的战略问题。它会有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走向民主吗？它会成为一个与基地组织绑在一起的逊尼派国家吗？伊朗在未来会不会失去叙利亚这个盟友、从而让德黑兰撤离其中东前哨？那些叙利亚边境上的力量正在往最差的方向发力。 华盛顿帮助阿拉伯人走向更自由生活的那一天也许会来临，但现在为时尚早，阿拉伯之春的啸叫中有希望，也有危险。 对于埃及，可以说的实在太多，可以做的却微乎其微。它体现了美国关于从独裁——很少或没有民主传统和机制基础的——走向民主的所有梦想和噩梦。当然，恐惧在于对华盛顿相对友好的独裁者被新的独裁者取代，新的对其民众更为严酷的、不被华盛顿认可的独裁者。侯赛尼・穆巴拉克确实是一个腐败的独裁者，要争论美国应当让他掌权和/或推动他走向民主，是说不清楚的。他曾经看上去将千秋万代、根深蒂固，但当塔里尔（广场）时刻来临的时候，独裁者在一眨眼间烟消云散。 奥巴马现在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是腐败的、非民主的埃及军方，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更负责，一个是人民的选择：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可能比较温和，但一旦掌权可能走向极端。如果穆斯林兄弟会脱去克拉克・肯特（译注：美国电影《超人》中超人在现实中用的姓名）的装扮，变成伊斯兰主义超人，埃及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将为此付出地狱般的代价。 如果奥巴马选择立即放弃穆巴拉克，站在抗议者一边，情况不会更好。抗议者没有实力，没有政治组织，这从选举时的糟糕表现可以看出来。事实上，除了利比亚以外，阿拉伯世界的自由派都没有做好准备与伊斯兰主义者竞争权力。缺少显而易见的、有活力的盟友，奥巴马别无选择，只能与大多数党派保持距离，他也惯常如此。他对阿拉伯之春中不为人所知的流派极为小心，对此他值得赞赏。但未来还需要有计划，通过一项美国主导的经济援助计划来增强阿拉伯世界中温和改革派的力量可以徐缓图之。 在处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的问题上，奥巴马并没有取得高分。事实上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敦促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推动他的人民让步。他任由以色列总理本贾明・内塔尼亚胡诋毁谈判进程。在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内他尼亚胡面对奥巴马大谈1967年边界和平协定的罪恶，而美国总统就坐在那里。经过修改的"67边界"得到内塔尼亚胡的多名前任支持，一直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和平的立场所在。随着11月（大选）的临近，美国澄清这个问题要等到2013年。但到那时，华盛顿必须准备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直接谈判，支持条件是需要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可，以及一项阿拉伯的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计划。 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奥巴马忽视了的机会，非洲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对此毫无办法。巴西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墨西哥经济正蒸蒸日上。即使美国自己面临困难，还有其他国际的优先考虑，但白宫对南半球的关注时间仍显得惊人的少。政府努力通过与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贸易协定，只不过是因为在国会中它有共和党的支持。在2012年的卡特赫纳峰会上，奥巴马因为未能推动古巴禁运或者毒品问题而受到抨击。在那个地区出现的最有趣的美国人是被发现与妓女狂欢的秘密特工人员。 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民主得到了加强，但很多国家现在面临腐败、国内屠杀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严重威胁。美国人和其他人看上去有兴趣，但（非洲）对其他大陆来说缺乏直接的意义，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的的光亮将很少能照进非洲。 即使现在都时髦往亚洲跑，但欧洲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经济、外交和安全伙伴。亚洲永远无法取代它，但奥巴马似乎不那么看。 我们的欧洲朋友已坠入经济窘境，华盛顿无法提供什么帮助。但欧洲自己应对的程度令人不安。东欧领导人对奥巴马显然没有考虑他们对"俄国熊"的感情甚为不快。而奥巴马在处理该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问题时并没有激发人们的信心。 当奥巴马政府宣布倾向于亚洲的战略转移时，它显然对全欧洲在同一时刻的巨大（安全）需求缺乏敏感性。解释和辩白从华盛顿传出，但伤害已经造成。不奇怪，欧洲人一开始对奥巴马的赞誉大都烟消云散，那些赞誉是因为人们希望他在国际事务比布什更为着调。 若论在世界上的哪个战区，奥巴马的缺乏战略眼光产生了最为严重的后果，则非阿富汗莫属。白宫十分频繁地改变它在阿富汗的目标，以致很难弄清，美国现在为何而战。一开始是打败基地组织，为911事件复仇。随后目标变成了打败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可能让恐怖分子重返该国。后来，在阿富汗盛行的说法是支持巴基斯坦的温和派，保护巴基斯坦核设施。最后一个目标无异于幻觉。从来都不清楚的是，阿富汗的旷野中取得的成果——不管有多么积极——如何能够拯救一个混乱、腐败、拥有1900万多民族人口的国家，而在那里军方和宗教是唯一现实的政治力量。尽管没有现实的目标给其行动寻找支撑，但奥巴马增加了军事力量，从他接手时的接近3万人到现在翻了3倍。他授权军队镇压叛乱、建设国家，这一授权可以任意延伸。最后到现在，他将到2014年撤出所有作战部队，放弃其广泛镇压战略，转向更为合理的、有目标的反恐之路。总之，他还没有决定2014年后驻留军队的规模，这个规模可能高达3万人，可以无限轮转。 政府官员说，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撤出"几乎"所有美国军队，同时使阿富汗更安全。他们打算采取三项步骤实现这些目标：探索与塔利班进行谈判；改进喀布尔和阿富汗安全力量的表现；引导阿富汗的邻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政府在这里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列表，而不是一项战略。 一项战略从一个基本判断开始，即长期在阿富汗保持大量驻军不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但却符合阿富汗邻国的利益。因此，华盛顿的战略必须以它们为对象。正是这些国家必定会对美国撤军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是他们必须面对跨越阿富汗边境流动的毒品、难民和伊斯兰极端分子，而不是美国。至于美国对阿富汗作为恐怖分子的全球总部的担忧，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恐怖分子在全球活动，当然在中东比在阿富汗多得多。 因此，首要的任务是说服阿富汗的邻国们，美国正在撤出其全部军事力量，这会很快，美国将不再承担主要职责。必须说服这些国家，尽管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无政府的甚至更糟的国家，但他们不能。否则，邻国们将会只是逍遥地坐在那里观望。阿富汗各方包括塔利班在内必须明白，美国人不在时他们必须与这些邻国打交道。也必须让邻国们明白，他们必须承受负担或者忍受后果。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华盛顿可以轻易地走开，指望着这些国家自己去领悟。美国仍将扮演领导角色，将这个新的联盟组织起来。 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华盛顿必须说服主要国家，使之认识到，美国的力量正被用来解决常见的问题。美国未来的力量必须建立在相互不可缺少的基础上：美国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它才能启发联盟，以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大多数国家都知道这一点）；其他国家是完成任务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他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行动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它们的利益，没有美国的领导，它们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推进。 这一华盛顿领导下的相互不可缺少性原则，必须成为战略的智慧核心，但使之保持运转的将是经济学。出色的战略是二十一世纪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必不可少的还包括钱、更多的钱、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竞争力和熟练工人，以及能够最好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经济体。美国经济是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实力的基础，当然也是美国的对外经济实力的基础。经济现在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通货，是王国的新贵珍币。当然，在某些方面，只有武力和传统外交手段是适当的。但在今天的大多数国际交易中，人们所关注的是经济货物的去与留。 奥巴马经常谈论美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性。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一点放在他的国家安全议程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得还不够的原因。说"我们的国家必须这样做"是不够的。他必须说明如何才能做到，并激发人们对失败的担忧——说明经济活力的每况愈下会如何破坏美国的实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他还没有确立这种紧迫感。 艾森豪威尔知道在这方面如何施展魔力。当苏联人进行威胁时，他把问题与美国经济相联系。莫斯科增加军费开支了吗？艾克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项目，以使美军能够更容易地穿越在全国建立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莫斯科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吗？他坚持要求国会大大增加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的开支，以"赶上"苏联。 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经济的停滞不前和衰败，因为我们的贸易和就业机会被更具有竞争力的和创新型的国家抢走。奥巴马必须找到扭转下降趋势的方法——恢复科研、制造技术和物理基础设施。他必须让美国人明白，没有这样的复兴，我们就不能保持美国在技术或军事上的领先优势。 奥巴马恰恰说出了这些想法。他于2009年12月在西点军校说："我最感兴趣建设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但他才刚刚开始让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安全绑在同一架马车上。这应该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有飘扬的国旗和一项政治战略来使美国人团结一致。这是伟大领袖应当建立的那种功业。 Leslie H. Gelb为外交关系学会名誉主席，曾担任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官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也是《国家利益》杂志顾问委员会委员。 -- 译者 于 8/31/2012 02:59: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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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11:52 PM PDT 
港蘋
亞陸炒燶樓，原來有幾幢豪宅，到後來連自己住的都要賣掉，一家大細搬出來租樓住，回家他照舊即時剝剩boxer內褲和背心T-shirt，踢對人字拖，拿罐啤酒，一包花生米，坐在梳化老婆旁邊，搭住老婆膊頭一同睇電視。生活一切如常，鴨過水無痕，蝕光從頭再來過，人生雖苦短，卻不爭朝夕，因為他知這失去了的，是有可能掙回來。他炒燶樓後緊張了一陣，生活便如常。當你想到，連愛情失去了，亦可以找回來，就甚麼都不是問題了。
但是，自由失去了，我們就拿不回來，因為從我們手中奪走我們自由的那股勢力，在我們失去了自由，更弱勢的時候，只會更強大，我們拿回來的機會只會越來越小。我們堅決不能讓自由從我們生命中被奪走。
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我們香港習慣了自由，一旦失去了，改變的不僅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尊嚴，還有我們的作為香港人的身份，因為普世價值一直是我們的精神面貌。若然自由被剝奪了，普世價值的精神面貌便消失了，我們便面目模糊，香港人的獨特身份也就消失如輕煙。
香港是個開放和先進的城市，像其他先進的社會一樣，自然有不同的人在爭取不同的權益。無論這是最低工資，環保，墮胎或同性戀權益等。這些爭取同時也自然有許多人反對，唯一沒有人反對的是自由的爭取。要保得住這個自由，我們最要保留住的是港人治港這個基本法則，失去了這法則，我們便失去了參與建造我們未來的權利，我們以後便只好聽由北京擺佈。我們不可能相信普世價值觀的同時，卻生活在大陸的專制倫理的規管中。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太不同，要我們香港人生活在一個我們不相信，沒有共鳴，而且違背我們本性的社會氣氛中，已經夠窒息，還要生活在它們官僚架構裏，這才要命。
北大人就是看我們看得不順眼，知道要我們聽話，就先要洗脫我們本來的精神面貌──我們本能的普世價值觀。國民教育正是這個思想改造的第一步。他們利用國民教育開始，逐漸消滅我們香港人的身份。當然，消滅我們身份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我們當今的特區政府，因為梁振英必然會將大陸那一套官僚管治模式，套到我們的脖子上去。
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將決定了，我們是否被擄奪了自由，還是保住了港人治港基本法定的權利。這是我們自由的分水嶺。泛民若失去了立法會最少的二十四席位的票數，我們便失去了政策否決權，任憑梁振英擺佈，也就失去了港人治港和保住自由的基本權利。這是個關鍵時刻，我們真的要擦亮眼睛，看清楚形勢，投泛民一票，為我們及替我們的兒女保住我們寶貴的自由權利。我們的前途是光明，是黑暗，就要靠我們今次投下的票。
但千萬別被蒙蔽，將黃毓民的人民力量當成是泛民。他表面以激烈的姿態粉飾他泛民的身份，私底下卻受左派資助，成了中方打擊泛民的政治打手。他現在呼籲市民超級議員選舉投白票，表面是要抵制民主黨的候選人，實質是暗助建制派勝出。他利用民主黨上次接受政改方案，策略與他和許多民主人士的意見不同，咬死民主黨是存心出賣香港民主運動，以激烈和惡毒言行狙擊泛民派。是的，不僅民主黨，還狙擊公民黨和其他泛民同志。若然大家都是為爭取民主作為主要目標，同舟共濟，即使民主黨這次真的做錯了，也僅是策略判斷錯誤，人誰無錯，又何必要置人於死地而後甘心。一次錯誤，一役挫敗，同志間便要置對方於死地？拿着這種胸襟，這種見識爭取民主，民主還有前途嗎？他不是這樣傻，他別有用心！
他表面以激烈行動報復民主黨政改的「出賣」，實質是替中共做打手，打擊民主派，讓民主派出現嚴重分裂的表象，擾亂了市民對民主派的信心，混淆視聽，企圖使民主派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一敗塗地，因而也令香港失去了港人治港的最後防線，令他漁人得利，和讓他背後的金主龍顏大悅，因而也讓他財源廣進。他說民主黨出賣香港，民主黨的「出賣」到底拿到了中共甚麼好處？反而得到左派資助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力量，這不是很奇怪嗎？誰是出賣香港不是清楚不過嗎？
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是跟民主黨同一路線的，如果最後歷史證明我錯，我會為我的錯誤道歉，但我不會問心有愧。我當時相信立法會直選多了十席，成了大多數，猶如是從專政的圍牆下開個缺口，儘管只是十席這小小的缺口，但這缺口在民主大潮流（看後來的阿拉伯之春和緬甸）的猛烈衝擊下，這圍牆最後必然會倒塌。是的，這是非常樂觀，也是非常渺茫的願望，但最少它懷孕着希望，而要從專政者手中奪取自由，是與虎謀皮，是沒有希望的。是的，這種想法可能是錯，也會是太天真，then I'm sorry!但，請我們將這事情放下，讓歷史去作最後判決，現在讓我們齊心合力投票保住泛民二十四席的否決權，保護着港人治港的權利，和我們的自由。
——林保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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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11:26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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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11:1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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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01:07 PM PDT
作者按：这一年来会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各方朋友，轮流做东，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谓之思想聚会，大致恰当。以前开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凉，席间许多高屋建瓴的洞见，鞭辟入里的分析，富有启迪的预示，因没有及时记录和事后反思，均成了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消失在茫茫时间之流中，真是资源的莫大浪费。这次聚会，起先也没有刻意准备，既无录音，也没笔记，全凭事后回忆，对与会者言论的理解和解读一定存在着错漏之处，这个责任当然由我承担。我期待以后会有类似的聚会，或随意漫谈，或认真思辨，在酒后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为之一。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是澳洲华人学者雪珥先生最近讲的话，我想谁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好奇，想急于知道答案。就在这两年里，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甚至危机情绪，有一种"出事"或巨变的预感，说中国可能要"跌倒"，人们大概都有思想准备，但会跌倒在哪里，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我提出了"中国十问"，在短时间里即传播甚远，但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按何种方式解决？不解决会出现何种后果？说实话，我并不完全清楚。这个时候，有人能揭破这些谜底，我是愿意倾听的。幸运的是，你想要什么，还真是有人送给你什么。8月21日，翁永曦给我短信，邀请我第二天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与"澳籍中国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雪珥先生座谈，主讲'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地点：顺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见过多少高人，这两天因病住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鼎力推荐，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当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参加，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从网上搜索到有关雪珥先生的一些相关信息，对他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聚会来了几个高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不必细说了，这一年来他们长住大陆，就近以睿智观察中国，应有新的洞见。同来的还有著名投资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传播的网络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为民，王瑛是中国体改所的老人了，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周为民也不可小觑，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蔡霞，为这次聚会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她思想解放，看问题敏锐，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随我一起来的是著名出版人，汉唐文化老总尚红科，他是我在人大读书时期的老弟，这些年出了不少好书，最近刚出版了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学界又引起一波新的争议。本来老翁还邀请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遗憾的是，这两位身在外地，实在无法与会。老翁召集的这些高人，这一年来还是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再聚，我想都是冲着"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话题而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
雪珥原名蒋文胜，今年40几岁，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的人大同学远志明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教过他的课。雪珥大学毕业后去过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再后来移民澳洲，现在显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说实话，这些身份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让人在意，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和"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网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几年里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比如：《大东亚的沉没》（2008）、《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绝版恭亲王》(2011)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这几本书我都还没看过，但我相信影响一定很大，据老翁介绍，有相关高层领导也在推荐阅读雪珥的书，可见，雪珥的书一定有他独到之见。
雪珥首先介绍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比较优势。他大量阅读了晚清时期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从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中，探寻到晚清社会政治变化的轨迹。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国史料，显然给了他许多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证据，从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别于中国史学界传统看法的新认识。比如，对于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变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质疑，认为从康有为笔下流传出来的很多"历史"，包括那个著名的"衣带诏"，都是伪造，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来，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所致，想通过大量罢免那些反对变法官僚的激进手段，包括策划军事政变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欲速而不达。而对于慈禧太后，雪珥则抱有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个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专断无情，她后来对维新派所采取的反击措施，包括菜市口杀"六君子"，均是无奈和被迫之举，是以最小代价迅速稳定政局，为其后的新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雪珥从他发现的新史料出发，是试图为人们揭示出晚清帝国最后崩溃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试图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后是在哪里跌倒的。在他的叙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维新派激进冒险的做法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已经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份额不过10%左右，大量资源分布于地方和民间。后来地方之所以能采取自保或独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为地方在财政上已经独立，无求于中央，加之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地方事务，中央已无力干预。
2、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而是所谓的"立宪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新兴利益集团处在两面作战位置，一方面是和旧贵族为主的老的利益集团作战，以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大跃进"心态，使得社会变革被纳入到一个激进轨道，车速越来越快，最后是刹不住车而翻车。洋务运动搞了30余年，效果显著，但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维新变法，却完全扭转了这个"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进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制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态度不可不谓积极，然而已挡不住民间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尽快确立宪政国体。按雪珥说法，"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4、晚清改革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主义先行，理论导向，各派都在争夺合法性资源和话语主导权，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来，"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对于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别其价值和意义，是需要专业学者的判断，我不敢置喙。从我的知识判断，在雪珥的"晚清叙事"中，史料仅仅是为他提供了新叙事的支点，史观则是决定他叙事的方向，而对现实的关照则是他叙事的目的。从去年以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许多历史学者都重新转向晚清这段历史，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试图重新构造一部新的晚清史。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有许多新的史料被重新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的证据当然要说新的话；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革命史观首先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必定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股"反思"潮流中，原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统治阶层，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则被视为开辟了中国激进主义变革的先河，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革命谱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叙事"显然也是在上述新的历史叙事格局中形成的，他总的基调是为晚清改良主义改革路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这条路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慈禧太后扑灭维新变法，再重新启动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设立地方咨议局，最后是转向君主立宪制，以英国或日本为榜样，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肇始于康有为的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之后则进一步转向更激进的行动，由孙中山的革命党掀起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社会变革路线，实际支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是革命首先达到终点，改革在中途跌倒。现在，雪珥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要说的是，晚清的宪政改革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成功后或将使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漫长的革命之路，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可能再次来临的宿命。
在讨论中对我深有启发的，并非是金观涛关于辛亥革命的结论，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他认为，1903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邹容写的《革命军》为代表，使得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士人阶层获得广泛认可，在社会上掀起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高潮。他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做过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则达到了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日趋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趋取得正当性。而"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金观涛的第二个看法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意义重大，士人以学问博取功名的传统方式解体之后，二百余万的文化人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的观察是，地方咨议局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乡间底层的士绅阶层有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从县乡流向省市，从省市流向中央，流动的结果是乡间底层的士绅出现了真空。原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由乡绅自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土豪劣绅由此崛起，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痞子"运动。在金观涛看来，国民党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动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会底层特别是乡村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依靠少数精英，充分动员底层，最终战胜国民党。这个看法可谓精辟。
关于晚清从改革走向革命的原因，金观涛阐述了他的第三个看法：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对中国朝野上下震动之大，要远远超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战胜俄国，被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是君主立宪优于皇帝专制的明证，宪政制度的优势由此得以体现。1906年，革命话语高潮再次兴起，大大超过1903年，和日本取得对俄战争胜利有着直接关系。晚清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感受到了民间和地方要求宪政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加快立宪步伐；但民间和地方在革命话语的推动下，对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已越来越没有信心和耐心，革命的诉求不仅指向宪政，而且提出了排满的主张，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帜，彻底否定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合法性。
金观涛作为资深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对于辛亥革命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雪珥有着更大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分析能力，结合阅读他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我们对于晚清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进程的双向互动关系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尤其是从观念史角度出发，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进入到支配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构中，从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关键词上，找到社会变迁的深层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同意他对辛亥革命过于"消极"的看法。在那天聚会上，我是这么理解辛亥革命的：这个革命毕竟彻底终结了帝制，建立起了宪政共和的基本框架，以后的任务是在这个框架内不断地把它充实。辛亥革命后有两次帝制复辟，均不得成功，说明共和潮流已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意义不是讲过了，而是还没有讲够。近些年来，学者们痛感于革命史观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由此清算革命谱系，上溯法国革命，下及辛亥革命，凡革命者皆无正当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此相应的是，慈禧的作用被重新认识，晚清的宪政改革被重新拉回改革谱系，清帝的退位诏书被重新解读；而原来的那些革命者，其动机、人品、手段和目标，均被质疑。历史的价值尺度变了，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
不管对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如何评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晚清统治者没有能够主导它最后几年的历史，它不是"跌倒"而是被打倒了，其原因，雪珥有他的解释，金观涛也有他的解释，其他学者还有他们的解释，综合这些解释，人们能够绘制出晚清从改革演变为革命的真实图景，找到其中的逻辑线索。但是，历史学家重新解读历史的兴趣恐怕还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雪珥说"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大概是为了进一步回答"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问题。许多人都在这么看，目前中国的局面和晚清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晚清统治者犯下的那些导致他们最后崩溃的错误，在现在的条件下还会在执政党身上再次重演吗？我们期待雪珥在讲完晚清的故事之后，对这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他的独到之见。金观涛就连续三次向雪珥问道：中国现在会跌倒在哪里？遗憾的是，雪珥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在金观涛这样的历史学家面前，他必须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他的确还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能够洞穿历史，但未见得一定能够看清现实。
针对如何认识现实，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迅猛发展的事实，金观涛坦言，他一直没有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他说，对于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他已了然于胸，对于雪珥所讲的的这些史实，他能迅速作出判断，知道其轻重之所在；但是，对于中国在近三十年里发展的真正原因，他还不明就里，还没有发现支配这种独特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前，他也曾对我说过，他们离开中国时间太长了，回来后找不到感觉，肯定更找不到社会发展的逻辑。他的意思是，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中国这三十年发展的逻辑，才可能进一步推导出中国未来变化的可能路径。对金观涛的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从他的著作中体会到：中国特有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中国的超稳定性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一定有一个贯彻其始终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支配着从晚清帝制向北洋共和的演变，以及从国民政府向共产党统治的演变。而最近的三十年，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还能按照以前的逻辑加以解释吗？
雪珥的问题变成了金观涛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实？我的看法是，即使从直觉上判断，更不用说在理论上更深的思索，中国目前的现状和晚清时期的统治秩序绝非同日而语。从上层来看，现在执政党掌握到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和话语资源岂是晚清统治集团能够相比？它可以说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已经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从中层来看，晚清时期的地方和民间势力已经壮大，地方财力已占全国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局已经形成，民间社会已有很大空间；而现在的中国，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无地方自治，也无公民社会，言论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地方和民间根本不足以制衡中央。从下层来看，目前底层社会的无组织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于晚清时期，乡村的宗族约束和乡绅治理已经被完全摧毁，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员流动和迁徙没有形成良性稳定的底层结构，以何种方式重新整合底层资源尚缺乏有效途径。从合法性上看，满清统治集团作为异族政权，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败无能而彻底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党人以种族革命为旗帜能够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现在的执政党重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依靠庞大国力转向民生经济，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从清廷"曾经跌倒"的地方来预言中国"还将跌倒"在那里，一定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这次聚会的做东者翁永曦，即兴谈到了几点，我认为倒是点出了中国有可能跌倒在哪里的要点。这个中国早期改革的参与者，后来的旁观者、倾听者和特殊渠道的建言者，以他自嘲的"五百半"身份，看似游离于思想主流圈子之外，其实是一直在冷静旁观中国思想界的动静，对各种异端邪说抱有充分的敏感。他的政治直觉有时能让他迅速切中主题，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开饭前，他转述了一个"大"问题（所谓大，一定是有来头的）：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老翁厉害，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一下子打中七寸，让全屋子的人一时无语。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呢？
翁永曦在他的即兴发言中，首先谈到，改革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中国当前的确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1、中国的生产产能已经大大过剩，在全球化时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会逐步演化为一系列社会性危机，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形成革命温床。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弊端，以前是苦于钱少，现在是苦于钱多；巨额外汇对内造成巨额占款，引发流动性泛滥；对外造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有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大爷，主动权始终是在人家手里。3、国际上这套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加上互联网，杀伤力太大了，不仅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传媒控制；依靠传统体制和手段，哪挡得住？天天堵，天天删，还不累死？哪有这么大的成本可以长期承受？另外，中国每年有八千万人出国，别人如何生活看的一清二楚，这个影响也不得了。4、在外交上极其被动，以前中央帝国不太干预别国事务，现在全球化，所有国际事务中国都得表态，但我们现在这套价值理念不行，四面树敌，孤家寡人，朋友只剩下朝鲜和古巴；而且把柄都在人家手里，个人的合法性都是人家说了算，一旦国家之间玩真的，一个爆料就把你合法性摧毁了，还怎么打仗？ 5、台湾和香港的问题，中国搞不搞多党制？中国一直就有！国共两党一直同时存在，现在台湾对共产党开放，大陆对国民党开放，就是最现成的两党制。而且两党都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政党，其他的民主党派、海外民运都不行。东欧、西亚那些走上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是当年的共产党执政，下台了还可以再上台嘛！再上台了就有合法性了。6、中国目前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工，中国未来乱不会乱在农村，一定乱在城市。现在出现大量群体性事件，每年增加的数量惊人，这些事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不公，本来完全可以办好的事情它不作为；二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当事人，而是帮腔的、围观的人。现在不是饥民造反的事情，人们要求的是"公道"。翁永曦的最后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很多，但现在看不出亡国的迹象，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这种趋势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而是在各种分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不以个人愿望而转移。
在翁永曦的精彩发言结束之后，一个看起来漫无边际、主题不断切换的思想聚会，大致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雪珥的问题是"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金观涛的问题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而翁永曦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几天里，经过反复回忆和思考后整理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我来说，老翁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现在无法回答"怎么办"，是革命还是听天由命？我无法预测。但是，我是试图找到他们可能"不改"的原因，他们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在那天的聚会上，我谈到了我的相关看法，现披露如下，既是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为了留给更多的人去思考。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共识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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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12:37 PM PDT 
【開放雜誌2012年九月號獨家報導：中共北戴河閉門協商，元老與高層達成共識，撤銷薄熙來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由政治局與七中全會確認後公佈。】
谷開來八月九日成為合肥審判的主角亮相，八月二十日宣判「死緩」罪，被稱為「世紀審判」的序幕就此收場。
北戴河會商達成處理共識
如何辦薄天王？是媒體熱議的話題，尤其是北戴河會議以來，筆者和各方專家、消息人士廣泛溝通追尋答案，終於在截稿前獲得一條獨家消息，中共高層在北戴河會商中已達成對薄熙來處理的共識——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免於刑事處分。
這次共識和半年來主流輿論對薄的結局的估計相反，因為迄今還有不少人相信薄一定會被繩之以法，否則放過他，後患無窮、前功盡棄。大量的負面報導認定薄是一個「不擇手段、無所不為」的野心家。 筆者在上期也提出薄熙來可能免於刑責而難免被開除黨籍、軟禁的下場。現在的結局比此估計還要「軟著陸」妥協從寬。
消息人士表示，對薄的處理適可而止，是高層權力鬥爭的需要，有利於穩定政局，團結更多的人在十八大新班子領導下開創新局。是前任元老和現任領導充分協商達成的共識，有何爭論，經過如何？則未見透露。
通過政治局及七中全會決定
眾所周知，薄熙來的問題，無論是政治路線或是貪瀆歛財，都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他有同夥，有支持者，乃至一定的社會基礎。重要的是薄的紅色家族背景，其父薄一波與習近平之父習仲勳是中共第一代平起平坐的元老輩，在一個維繫在血統和按資排輩的體制裡，薄熙來享有比陳希同、陳良宇更受庇護的特權，是可以想像的。因此，薄案得以無可推卸的謀殺罪集於谷開來一身而強行過關，這是合肥審判已顯示的一個背離法治的設計。
時間安排上，消息透露對薄熙來的處理一定在十八大之前完成。可能的步驟是，據悉正在進行之中的政治局會議上將作出結論，交九月七中全會確認，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
公佈處理結果將不會晚於九月份。
人大常委會則在最近的會議上「審查個別代表資格」議程中摘除其代表資格。
中共十八大的開幕日，據北京公安人士透露在十月十日。那時，薄熙來應該在軟禁之中（類似趙紫陽）。他本人對黨規的懲罰，反應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七常委名單太子黨團派平衡 關於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數七人還是九人？幾乎所有報導都肯定七人方案已是定局，並有一個認受性較高的名單出籠。筆者曾力排眾議提九人方案是難以推翻的必然趨勢。最近，出現了迴聲，有報導說「九常委打敗七常委」，其根據還是從權力分配出發，有人為劉延東入常造勢，也有胡鞍鋼者流為中宣部長劉雲山入常，鼓吹九常委是「集體總統制」。
由【博訊】網首發的七常委名單是：習近平、李克強、俞正聲、張德江、李源潮、王歧山、汪洋。這七人的背景大約是太子黨三人：習近平、俞正聲、王歧山。團派三人：李克強、李源潮、汪洋。張德江則屬江澤民人馬。這七人顯示一般認同的權力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的影響力。八十六歲的江，一年前「死裡逃生」之後，有三次露面，七月底還發了一篇文章〈簡明中國歷史讀本序〉，被認為是對薄案的表態（要反思歷史教訓），傳俞正聲、張德江入常和他的力挺有關，張早在東北時曾反對江的三個代表，後歸順於江，而成為江的寵臣。胡錦濤一直屈尊於江，乃是未被鄧小平封「核心」，只是一個集體領導的「為首」。核心在常委會可以拍板，為首，不行。
九常委：溫家寶力挺廣東書記汪洋
在新流傳的九人名單中，有三名現政治局委員候選：劉雲山、劉延東、張高麗（薄熙來出局）。有人提出中央三部入常：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除中組部李源潮已在七人之內，中宣部長劉雲山、統戰部長劉延東，就成為九人中的新人選。但張高麗何以入常？
因為這份九常委名單中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反映汪洋入常遇到麻煩，解釋竟說原因是汪洋太年輕，以後有機會。其實，汪洋和李克強同年，均為五十七歲。排斥他的原因實與他的開放形象有關，而溫家寶是支持汪洋入常的，已有七下廣東的紀錄，八月底以改革審批權為名，再次入粵調研，顯然，溫有在十八前人事之爭的關鍵時刻再次挺汪之意。
可見在十八大常委方案中，汪洋是一個焦點人物。有人擔心他做兩屆尚未超齡，可能是中共二十大的總書記。而九人方案是否最後定案，亦未可知。 從根本上看，中共高層人事制度的保守與困窘已經畢露。他們不敢啟動民主競爭機制，就靠一個「年齡劃線」（當然還有兩屆任期制），部級六十五歲、中央級七十歲。七十又改為「七上八下」，即六十七歲可留任（如劉延東、俞正聲），六十八歲便要退休（如李長春、周永康）。年齡劃線實在是十分可笑的官僚十足的標準。真正的人才永無出頭之日。
胡錦濤不會留任軍委主席 在探討十八大相關問題中，還有獲悉幾點，值得報導： 一、胡錦濤會不會留任軍委主席兩年？知情者的回答相當肯定：絕無此事。說現在高層處於交接班期間，幹部的心態已經意興闌珊。胡錦濤表面上風光如儀，內心已疲憊不堪，「擊鼓傳花」的形容是對的，只想傳過這一棒，躲過可能有的大動盪，說胡和江澤民不同，並非貪戀權勢之人。
二、對薄熙來實力的估計。有大陸人告訴說，你們海外媒體對薄熙來的能力有「誇大」之嫌。說他是太子黨的頭，能一呼百應。其實，太子黨也是分好幾撥的，分黨政軍、不同家族，有保守的也有改革的，有拼命撈錢的，有成天混日子的，也有用心搞專業的。薄熙來未必做得了他們的共主。
三、有人認為薄熙來不幸遇到王立軍，不然，事情不會暴露。但說者指出，薄熙來事發並不是偶然，是必然的，遲早要暴露的。因為這人有狂妄傲慢、肆無忌憚的性格，中央警衛局派去的人，他敢把他抓起來。他是有野心的人，待人沒有平等概念，他一定要做人上人。
總之，進入九月，薄熙來結局及中共十八大，就會逐漸明朗起來。以上各項安排有可信的消息來源，如有意外原因也可能生變。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www.open.com.hk 2012年8月30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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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2 09:35 AM PDT
靠興奮劑過日子的中共，現在趁奧運金牌的藥力還沒過時，又把「十八大」的輸液瓶子吊起來了。每天的新聞裡總少不了「喜迎十八大」的消息和某個共產黨員「先進事跡」的報告會等等。但是在「興奮效應遞減律」的作用下，老百姓對政治已經提不起興趣了。他們關心的是房市和股市，痛恨的是腐敗、污染和強拆。
和群眾對「十八大」的麻木不仁相比，一些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倒是對中共這次換屆抱有某種希望，認為十八大有可能啟動政治改革。
我們在前幾篇社論裡，已經反覆強調必須丟掉幻想，看透中共。現在願意再給這個「十八大」潑一盆冷水。
對於各界紛紛傳揚的「十八大」新班子，我們照舊不置一詞。因為我們既不知道中南海的葫蘆裡賣什麼藥，也不想參與這種猜謎遊戲。但是我們根據已經看得見的現象就能夠斷定：「十八大」沒戲！
首先而且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共已經建立起一個穩定的保守的接班體制，能夠保証「蕭規曹隨」，世世代代「永不變色」。這種體制比封建王朝的「父傳子」機制還要穩定和保守，因為交接雙方是兩個集體，而「父傳子」接力棒的兩端是兩個個人。個人的可變性和穩定性都遠不如集體。這一點可以從「毛澤東──華國鋒」和「鄧小平──江澤民」兩個不同的交接體制上看得出來。
毛是孤家寡人，華也是孤家寡人，四人幫和他不是一伙，元老們和他也不是一條心。所以粉碎四人幫以後，元老們輕易地就把華國鋒搞下去了。
「鄧──江」體制就不同了。鄧的基礎是「老人幫」，這是毛死後中共真正的權力中心。當這個黨經過文化大革命完全斫喪了自己的合法性之後，挽回民心，避免亡黨，便成為當務之急。他們看得很準，只有胡耀邦可以當此重任。所以他們拋棄華國鋒而推出胡耀邦，並支持胡的改革。才能卓越銳意改革的胡耀邦已是眾望所歸，他真能「與民更始」，迅速挽回了中共的威望。但當改革將要觸犯中共一黨專政這個根本利益的時候，「老人幫」就廢黜了胡耀邦，而且接着又廢黜了趙紫陽，最後把接力棒交給江澤民了。
胡和趙的弱點都是孤立的個人面對整個中共的「老人幫」。他們或是秉持清高，不搞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胡耀邦），或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團隊和大本營（趙紫陽）。所以在殘酷的內鬥中，這兩任總書記只能束手就擒。他們兩人的下場，進一步証明了個人接班的不穩定性。而江澤民則不同，他被「老人幫」抱進中南海之後，一方面誠惶誠恐，小心伺候，讓「老人幫」放心，一方面在領導層裡面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上海幫」，因此能成功地在內鬥中保住自己，並且繼承鄧小平的衣缽，在黨中央換屆之後，繼續在軍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兩年，用軍權給自己安插在新常委裡的心腹保駕護航。等這些「上海幫」坐穩了之後，江澤民才把軍委主席的位子交給胡錦濤。
如今中共黨內元老級的「老人幫」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強人型的領導人已經不復存在，或是尚未出現。但是「鄧江接班模式」足以使任何平庸之輩穩坐江山。而這種上一屆指定下一屆的接班機制必定奉行「逆淘汰規律」，即只能挑選能力不如自己但最忠於自己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証自己安度晚年，而且保証自己的後代擁有「免死鐵券」，不至於被清算。因此，這種接班體制也就是「武大郎開店」，不能讓比自己高的人進來，結果一代不如一代，不會有大出息。
事實正是如此。「六四」屠城和殘酷鎮壓法輪功，是鄧小平和江澤民所欠下的兩筆血債，也是胡錦濤這屆掌權者應該斷然拋掉的兩個最大的歷史包袱。而且只要放下這兩個包袱，不但可以使信譽掃地的中共形象有所改善，而且將大大提高這個新班子的領導威信，簡直就像中了頭獎一樣，可以平空獲得兩筆巨大的政治資本。可以說，這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萬利」。然而胡錦濤這個班子卻愚蠢地聽任這兩個巨大的包袱一直壓在身上，既沒有甩掉它們的智慧，尤其沒有這種勇氣。
由這樣一群「武大郎」開的店，能把掌櫃的鑰匙交給「武松」來接班嗎？顯然不可能。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洪洞縣內沒有好人」，也沒有貶低「十八大」新班子之意。這兩屆領導成員，作為個人來說，不論十七屆或將來的十八屆，都是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論。但是關鍵在於制度。鄧小平固然改革了毛澤東「捆在一起窮」的社會主義，但是他留下來的兩項最重要的遺產：一黨專政的制度和極左的「核心價值觀」即「極左崇拜」，也就是他們所說的「黨性」，卻是鄧小平當作傳家寶繼承下來並且至今統治全黨的最高準則。任何人，只要被認為有違這兩個準則，包括已經當了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內，都會被這個黨所吞沒。
所以在這個壟斷全國一切資源的一黨專政體制的「總控制室」裡，馬列毛的真正「道統」──「極左崇拜」（即「黨性」），是支配每個成員的最高準則。選拔接班人，當好接班人，決定政策，處理國務，不管對人對事，特別是遇到分歧、發生爭論、展開內鬥的時候，總是誰更左誰就「黨性更強」，就會在鬥爭中佔上風。這是中共全部歷史已經反覆証明了的鐵的規律。
當然，也有例外，但是中共九十一年的歷史當中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且決定實行改革。但那唯一的一次反左，是中共為挽救亡黨危機而被迫採用的暫時舉措，只是曇花一現。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立刻祭起「四項原則」，使「極左崇拜」像「緊箍咒」一般，緊緊套在中國人的頭上，並且在一九八九年終於用「六四」屠城把黨內外全部異議分子一網打盡。
現在，鄧小平路線雖然已經走到盡頭，但是中共的統治還沒到面臨崩潰的時候。這個統治機器已經從半開放的市場經濟中狼吞虎嚥，吃得腦滿腸肥。掌控着國家經濟命脈的統治者財大氣粗，可以利用「舉國體制」來拖延改革，維護早已天怒人怨的一黨專政。雖然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很大，但還沒有達到足以迫使當權者讓步的「臨界點」。即使他們自己提到「政治改革」，也不過是搪塞輿論，決不會動真格的。只舉一個例子便足以說明這一點：早就違憲的「勞教」制度，到現在都捨不得廢除，還能指望別的改革嗎？在這種「大氣候」下的「十八大」，能有什麼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呢？當然，大會的文件裡完全可能在賣弄文字遊戲時提到「改革」，但決不會觸及政治改革的實質，決不會觸及一黨專政。所以，如果要問：「十八大」除了嚴密戒備、勞民傷財、把在北戴河消暑時準備好的新班子和舊路線舉手通過之外，還能有什麼新看頭？
「沒戲！」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原载《争鸣》杂志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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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2 02:52 PM PDT
【摘要】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武力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 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 「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柴契爾回答： 「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一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1997年前殖民者英國政府將其主權移交給中國政府之後，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管「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口號講得多麼誘人。根據當代政治學中民主轉型文獻（例如Linz and Stepan），區域性民主難以在一個專制國家中誕生或紮根。 道理很簡單：（1）民主正當性應適用到一個國家所統轄的全部領土範圍，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實施民主而其他地方沒有民主，這種局面難以維持。（2）一個地區的民主會帶來全國性的示範作用與模仿擴散，再加上普遍性原則，其他地區必定升高要求民主選舉的壓力。這是台灣與香港根本差異的一個條件：台灣仍享有國家條件或國家地位（stateness）。主權移交之後十五年來，香港的自由民權受損，民主選舉擴張躊躇不前，公民社會的反抗行動升高，都是在這個脈絡中發生的。若是香港實施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一國兩制」，將給中國統治者帶來莫大的麻煩。目前的香港，是一部強化控制的國家機器，與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拔河競賽。 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主權的宣示，呼應了前段的破題文字。武力的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做了什麼？他與香港方面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43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經營港澳遊旅行團及出境遊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二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之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如何施展靈活而多方位的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在這個局面下，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微妙變化，資本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了效果。1997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在這個政治操作過程中，對新聞傳播媒體的控制是一個關鍵戲碼。不難想像，「自由之家」為何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的倒退令人乍舌。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的採訪權也受到嚴重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 最近，《陽光時務》（香港）和《新新聞》報導了中共對香港媒體的影響和控制趨勢。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1990年代即已露餡。2000年《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遭解職，由吉林省政協委員王向偉接任（葉蔭聰）。最近該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通知他的就是新任總編輯王向偉。根據慕亦仁，被解僱的原因是他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異議、維權人士的報導，最近的例子是，他去美國訪談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但這篇稿子無法刊登。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在中國內地有相當大的商業利益。1997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經發生了強烈傾中的變化；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階段開始開放有限度的民主選舉（1982年成立具有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一方面強化它的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試圖為英國增加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威權專制的一個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活動。1997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2002-3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引發港人大抗爭，最終不得不暫時終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23條立法受挫之後，一方面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方面加強對香港政務全面干預，包括介入香港各級議會的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所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各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憑藉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給予其扶持的建制派雄厚的經費（透過中資等機構的輸送），功夫得以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此外，近幾年選舉中，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另據報導，區議會選舉當天，都有免費海鮮團招待。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的泥淖。民主化過程漫長，並且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週期中，逐漸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選舉中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transition fatigue，馬嶽翻譯為「過渡疲勞」）。其實，從轉型政治的理論角度看，香港迄今仍未跨過民主轉型的門檻。 2010年，泛民派的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發起「公投運動」（亦即「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行動），5月16日舉行「變相公投」，但投票率只有17%。公投運動導致泛民主黨派分裂。5月下旬，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等六人小組（包括劉慧卿、張文光等人）與中方談判，北京答應在2012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中，5席採用新辦法：「超級區議會議席」。這個辦法又被稱為「變相直選」：由區議會提名，再由全香港組成的大選區選舉。在批評者眼中，何俊仁六人小組與中聯辦的談判，是「檯底交易」，為了「政黨利益斷送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何俊仁則否認屈服於北京壓力，並說：「要處理香港的政改問題，不可能不與中央會談，否則不符合政治現實」；「有中央讓步的誠意，才有會談與協議」。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風貌。我們看到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的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力量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製造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似乎效果有限；香港作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 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這種離岸性，如同數學概念中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具有裡外相通的靈活性。因此，即使處在依賴政體格局下，香港目前仍然能夠維繫住尋求本土價值認同的社運方向。而台灣民主獨立，無形中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所擘畫的「一國兩制」的示範區。
三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的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中方即允許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根據陸委會，自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367萬人次，帶來約新台幣1,872億元的外匯收益。（台灣2011年出口總額約90,000億台幣。） 2008年11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2008年11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並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引起公民團體強烈質疑，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仍於2012年7月25日通過此併購案。 2009年，高雄電影節規劃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抗議與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內部則有立法委員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2010年6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了ECFA。至今已簽署16項協議。ECFA主要是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ECFA的第一批早收清單，包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中方認為這是「照顧」台灣中南部農民的「讓利」措施。 2012年1月，總統大選前幾週，企業集團大老闆們，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第一次大規模而且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2012年5月，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電視台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2012年6-7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多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前文提到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坐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 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 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例如最近引發爭議的中學教科書修改事件，就是重要的訊號。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與本土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四 經濟蠶食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寫照。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以上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地「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該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台灣有「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正表示台灣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只是由於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的方式與台灣進行非正式的外交關係。筆者曾經指出： 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過主權地位，也未曾存在構成政治影響力的獨立運動。Linz與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 確實是一針見血的觀察。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增壓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realism）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個國家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原子化的國家中心思維，它漠視超國家（supranational）與次國家（subnational）組織的重要性，而且也預設國家（the state）是一個整體，一塊鐵板。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尋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是一個結構，具有強制力而經常難以躲避。但地緣政治不是命定結構。讓我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強權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水滴石穿的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問題，相對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思考香港前生今世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的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 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本文收錄於《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2012，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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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2 12:4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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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2 12:40 PM PDT "军区"还是"战区"？一字之差引发舆论哗然。境外舆论猜测这是处理薄熙来的信号，专家表示这并不代表实质性的改变，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上周五，《解放军报》及《人民网》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成都战区调研时强调，要引导官兵"进一步增强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定信赖，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按照胡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十八大胜利召开"。 这条消息中的两个亮点起海外媒体关注：一是薄熙来东窗事发之后，军队主要将领纷纷表态效忠胡锦涛。与薄熙来素有交往的徐才厚，已于半年之内三次表态。前两次是3月及4月到新疆和河北视察部队时，讲过同样的话。二是报道中，将一直以来使用的"成都军区"改为"成都战区"，引发舆论的种种猜测。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战区"即发生战争的区域，又或为实现战略计划和执行作战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并强调指出，1995年11月25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同时以《南京战区成功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为题，报道解放军针对台湾大选的军演，也是中共和平时期首次将"军区"改成"战区"，当时两岸战云密布。 外媒普遍猜测，成都军区位处内陆，既没大规模军演，也无外敌威胁，唯一特别之处就是，薄熙来与军区的将领关系密切。此番称谓变动，当是会尽快处理薄熙来的讯号。 德国之声采访到的多位观察人士均认为，中共党报和军报对于"军区"和"战区"的混用，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一些迷惑恐慌，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意义。军队将领的频繁表态，也并不代表党的领袖已经完全控制了武装力量。这种信息至多不过是虚张声势、舆论扰民而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事观察人士指出，当战事阴云笼罩或备战级别提高的时候，"军区"和"战区"可能会交替使用，但中共军队对此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同时，"军区"是军队组织结构称谓，"战区"更多用来指称军队负责的地理区域。在此之前的报道中，《解放军报》也曾使用"成都战区"，例如今年5月14日报道，" 应中国国防部邀请，39个国家的67位驻华武官及夫人今天启程前往成都，开始对成都战区的参观考察活动"。 《全民国防教育网》对"战区"和"军区"的解释分别是："战区亦称战略区，是为执行作战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它是依据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发展趋势而划分的。""军区亦称大军区，是在本国领土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它隶属于统帅部或国防部。"但是同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区具有战区性质"。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对德国之声表示，单从这一称谓的不同，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他回忆说，自己于八十年代初在云南服役的时候，正值中越边境紧张之际，"军区"也没有明确改为"战区"。此次称谓变动引起的舆论惊诧，反应了人们对于中共穷兵黩武的担心，以及对目前复杂的政治斗争局势的猜疑。 针对军队频繁表态效忠的问题，金钟认为，从对谷开来的合肥审判和十八大公布的代表名单看，当政者对军队根本就不敢动，对薄熙来也不敢"从重从快"地予以打击。无论胡锦涛还习近平，他们在军队没有实力，也没有影响力，只是因为做了党的领袖才统帅军队。现在军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壮派成长起来了，传说其中有些人将在十八大进入军委。今后军队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以优渥的待遇还能控制住军队。 金钟表示，未来军队国家化，是跟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同步的。只有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军队国家化才会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张平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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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2 05:07 PM PDT
中國人仍未對中日戰爭做出全景式的描述，深沉思考國家命運，反日流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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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我記得二零零五年四月上海的反日遊行，我被堵在機場到市區的路上，看著出租車窗外的年輕人亢奮地叫喊著，他們砸壞了一些日式餐廳、一些日產汽車，並用佳能、尼康牌的數碼相機記錄下場景。對於這一幕，我深感滑稽，如果你稍微在此生活一段，就會發現上海是一座深深崇日的城市。有時候，我真為我們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緒吃驚。日本修改教科書、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甚至日本遊客在中國南方城市一次集體買春行為，都激起了我們廣泛的憤怒。但是，每一次憤怒都持續不了太久，就像上海那次規模浩大的反日遊行，它似乎對於上海人的心理毫無影響。而這一次是釣魚島。
我只去過日本一次， 《地雷戰》、《小兵張嘎》奠定了我對於這個國家最初印象。日本是塑造中國的民族意識的關鍵力量，其中飽含傷痛。但我們對這個影響我們至深的國家所知甚少，不外乎一堆龐雜的資訊：作為中國學生的日本，作為西方模仿者的日本、南京的屠殺、靖國神社、菊與刀、東京奧運會、宮崎駿的漫畫、泡沫經濟、終身僱傭制、村上春樹……
資訊是碎片式的，不構成整體感和邏輯關係。我吃驚於年輕一代對日本的無知、狹隘的憤怒。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經常像是反觀中國的鏡子。十九世紀末，中國一代精英試圖推動自強運動，卻輸給了明治維新。它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再次相遇，它給中國帶來了更為深刻的創傷。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的六十年裏，中國的自信跌入了谷底。在那個國土面積、人口、資源、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曾遠遜於我們的日本面前，中國遲緩而脆弱……這種不安感在中國再次打開國門時，甚至變得更強烈了，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末參觀日本的松下公司時，說「我知道什 是現代化」了。一九八零年代，日本電器征服了中國，一九九零年代後日本漫畫、小說、偶像劇、電子遊戲，則佔領了年輕一代的心……
我們對於日本的情感仍是複雜、扭曲又模糊的。我們有一種深深的受傷者心態，面對日本時尤其如此。一個受傷者表現其憤怒並沒有錯，但是當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傷口時，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轉化成缺乏自尊。如果缺乏自尊，這些受傷經驗就可能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精神遺產。在不斷重複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暴行後，我卻發現其實對於未經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此並不了解。猶太人不斷書寫著他們在集中營裏的遭遇，對苦難的持續性的細緻記憶，使他們可能陷入了偏狹，但同樣會使他們保持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賦予他們一種凝聚力和面對此刻困難的勇氣。
我們對於戰爭創傷、或是中日關係的記憶則是蒼白的。距離九一八事變已八十一年了，我尚未看到關於中國方面對這場戰爭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我也沒有看到足夠有力量的電影、音樂和書籍來記述它。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著作來自一位美籍華人張純如，她本應在中國被視為英雄，但她在舊金山自殺時，大多數中國媒體不了解她是誰。每年在這場戰爭的紀念日時，我總期待看到那些親歷者們的回憶。我讀過一本日本親歷者對於二戰的回憶，那是《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發起的一場徵文，士兵與平民回憶他們的戰爭經驗。
類似的行為在我們卻幾乎從未真正進行過。當親歷戰爭的一代人最終離去時，很有可能，我們將丟失真實和細節的記憶。而當細節消失時，所有的回憶和控訴，將簡化成一種口號，口號缺乏力量，又隨時可能被利用和替換。這不正是今日中國對於日本態度的現狀嗎？我們對於日本懷有某種意識形態式的反感，當觸及到某個敏感點時，我們的情緒被迅速調動起來，但因為沒有真實的經驗做依託，這種情緒既不夠深沉、也不夠真誠，它輕易地到來，也輕易地消散。
須從悲劇中獲取力量
這種意識形態式的、口號式的態度，妨礙了我們從悲劇中獲取教訓與力量。今天看來，那場犧牲了三千萬生命的慘劇似乎並未讓我們更深沉地思考國家的命運、我們為什么會失敗、或是人在危難時刻的勇敢與怯懦、暗淡與光輝、脆弱與堅強……同時，它也妨礙了我們公正的看待對方，錯過了向對方學習的機會。我記得喬治．華盛頓的那句話：「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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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11:47 PM PDT
终习李十年任期必会死死压住薄案，使其不得翻案，拖至中共第六代上台再将薄提前释放，即由第六代做顺水人情而了结薄习之争。
江泽民的政治对头陈希同现已保外就医，颇有其不满言论经由网络放出，但胡温置之不理。不言而喻的理由是「那是我们前任的事情」，且值此权力交接重要关头，「也没闲功夫管你那事儿」。此类说法并非源自高层内部，而是北京坊间私议。然而，私议不是没有道理，至习李上任时更以新官不理旧事之规对之，使陈徒唤奈何。
下一个例子将是薄熙来，不管他多么不服，在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上「开除党籍，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已是定局。十七届七中全会开完即开十八届一中全会，即俗称的十八大。十八大不会讨论薄问题，至多说句「引以为戒」。判刑后，若是薄宾服习李，或可在十九大后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完后，获个特批保外就医。舍此，已没更好的路子可走。
三案处理顺序颇有玄机
前段时间，民间议论纷纷，认为「胡锦涛压不住薄熙来，薄熙来马上翻案」，「从严治党是对下边小官说的」，云云。现在，胡为应对民间舆情压力，终于拍板开审薄妻杀人案。开审薄妻杀人案后，就算以「精神病」为由开释之，仍有薄的卫士长张晓军在案难脱。
胡拍板开审此案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十八布局已由其全面掌控；二是，军方不同意见被整合，年度授衔如期举行，刘亚洲等共六人获升上将；三是，国际社会舆论对胡有利，法籍证人德维莱尔由柬埔寨警方解递中国是为证明。那么，何以是薄妻案开审在先而未及薄案本身呢？按着取得证据的程序，先是要证实薄妻确实犯有罪行，其次是王立军的部下侦知并经由王告知薄；再次薄被王告知其事而不采取相应措施，以至引发「闯馆」重大政治事件。
有评论人士颇言开审薄妻是为薄脱罪，实在是想当然之判。只要薄妻案坐实，就证实了王立军所反映薄问题的真实性。换言之，薄妻案审完，王立军「叛国」案马上开审。
胡温中央坚称处理重庆问题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不搞「刑不上大夫」，最终指向是薄熙来。「大夫」非指薄妻，亦非仅指王立军。如果不是民众议论之多且中共中下层官员纷纷揣测，薄妻案亦不会如此之快开审。但是，不管随后的王立军案何时开审，胡温（也包括习李）绝对是要条分缕析薄由违纪致违法大案的脉络的。【更早些的报道，请参见《动向》今年四月号拙文《周永康口服心不服，胡锦涛慢工出细活》】
包庇渎职二罪指向既定
对于薄案如何处理，北京高层一度分歧很大。胡温习李这边当然希望按由违纪而违法的路子追究，最后形成刑事案件，且要做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军队之外支持薄左路线的力量仍然坚持保全薄的党籍，以期东山之机，但军方同类意见被胡摆平后，这个意见已经「地下化」或曰变成保留状态；江系诸分支急欲将「庶出」的危险分子薄熙来清出门户，比胡温习李更希望置薄于法且越快越好。在此情势下，薄被判刑已成定局。刑名与刑期很快成为讨论焦点。最高法院的高阶人士猜测（或放风试探）曰：薄会被以妨碍司法罪（刑法第三一零条，亦称包庇罪）、渎职罪（刑法第三九七条）起诉，前者指向其包庇其妻与卫队长张晓军，后者指向其威胁王立军而致其「闯馆」。
如果从轻处罚薄的党内意见占据上风，薄很可能只被起诉以渎职罪，但目前尚无相应迹象。倒是张德江讲话指王违法薄违纪，「影响的是大局，污染的是整个社会」，暗中显刑事处理预设了「情节特别严重」之性质。中央亦借张德江之口讲两个「不论」：不论涉及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应受到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以包庇罪（十年以下三年以上）指控薄，判刑大体为六年，亦因涉命案与影响外交而属于严重之情节；以渎职罪（十年以下五年以上）指控薄，判刑大体为八年，此因导致王立军「闯馆」而确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时，两项合计为十四年，低于最高有期徒刑单项罪十五年，算是严中有宥；由于合并执行，依例折减一年，实判为十三年。如此，从二零一二年十月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决定将薄交司法程序起，薄到二零二五年十月才能服满刑。届时，习李已安全任完两届，中共二十大开完。薄出狱后，落个「冤」没头、「债」没主，一如今日陈希同「网上上访」之状。
秘密审理王立军「叛国」案
严中有宥一直是中共反腐政治化的一个手段，也适用于薄案及薄妻之案，更适用于作为重要证人的薄子，尽管薄家两案并未涉及贪腐。而且，以贪腐罪名起诉薄会授人以柄，被讥为反腐政治化老套路。所以，不管外界如何传说薄家转移出了多少资产，胡温中央对此绝不表态，甚至连透点过问的口风都没有。正是不问贪腐，才使薄家兄弟姐妹不再出面呼吁，反而出来息事宁人。
薄妻案在审理中很可能会出现「精神疾病鉴定」环节，现在放风迹象已有。更示宽宥的是，为了保住薄瓜瓜日后的社会出路，受理薄妻案的合肥法院已经批准薄瓜瓜不出庭作证的请求而代以书证提前呈堂。至于薄瓜瓜与海伍德经济纠纷之详情，法院及媒体均会避而不谈。此前，国内公布的薄妻案提起公诉的消息，未提薄瓜瓜之名仅以「薄谷开来之子薄某某」称之，显有借「保护证人」而宽宥之意。
薄瓜瓜不出庭作证已为幕后北京高层认可，但薄妻案是否公开审理仍未得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王立军「叛国」案不会公开审理，因符合「涉及国家秘密」之例故。另有令人震惊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海伍德的情报人员身份虽被英方否定，但其亦服务于中国情报机关则已有实证，法籍证人德维莱尔日前提交的证词已经涉及此项。法院方面是否采信德氏证言亦未为可知。但此说属实则说明薄的政治异谋与家人政商活动，早已为北京方面所洞悉。接下来的问题是，江系人马大捧薄打黑唱红是否深度阴谋，也成了特大谜团。还有，团派（胡系）骨干分子李源潮到重庆高调现场吹捧薄，而后又在回京后称重庆闯出了中国新路，何以未受任何追究，「入常」苗头未见稍减？此中是否有团派阴谋，给世人留下颇大的猜测空间。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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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09:19 PM PDT
舆界对审谷开来，多与审江青联想与对比。但30年前，公审江青时，江青的名字上，没见加上毛姓，称她毛江青，现在，谷开来头上却添了薄希来的夫姓，呼她这犯罪嫌锭人为薄谷开来了。岂不有相似也有相异了吗？
当年讨论江青的定罪定刑时，邓小平力主判江青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胡耀邦等人不同意，陈云甚至说：即便只有我一票反对，也请注明在案。这才定为死缓。现在也关起门来开秘密讨论薄谷案，沿袭他们家法（党法党规）高于司法传统，参与讨论会的，已非政治强人，而是平庸技术官僚的一批弱主。已非被打倒被靠边站复出的当年走资派，很易与犯罪嫌疑人江青等划清界线。现在这批讨论薄谷案者，多数是与薄谷气息相通利益与共的共同分赃分肥者。就比当年判江青等麻烦。中南海寡头们就很难如当今走资派对毛泽东江青那么怨恨，去怨恨薄希来谷开来了：只是在十八大在即，将洗牌重新分权分利时，清除薄希来出局，对他们大家有利，只这一点相同，才构成他们清除薄的一致。由于各怀鬼胎，各有所图，处理薄谷出现分歧争论，也很了自然了。
这审薄谷案，与审江青四人帮案，还有传统意念也相同，那以女人为祸水的中国特色，似乎仍在，仍可谈化与顶替男人的罪孽。不同的是：今天弱势君主们，在无邓小平所说的核心格局下，已难一锤定音，更担心的是薄谷案全曝光，是否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上层的罪孽也爆光，中南海那投鼠忌器的尴尬，最怕清算薄希来彻底了，谨防把他们同坐的船也弄翻，这便是与审江青时背景之不同了。
更麻烦的是：今天这案子不仅涉及一个英国人海伍德，那重庆跑美领馆投奔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交出三大包内幕材料，又牵涉到美国人。闹不好，甩点出来，不似核弹也似导弹，使中南海寡头们吃不消，又顾虑与忧心了。美国总统奥巴玛握着王立军交出的秘密，也受国会的监督，还受当前两党竞选的影响，这又够胡锦涛们的把握与拿捏哩。看来，时代确实不同了，这全球化，把这审薄谷案，也闹得全球化了。政治局里这一夥在毛泽东文革大学梭里毕业的优生，颇难应付这新世界新情势了呢。更别说外交失策树的大小敌包围起来，有四面楚歌之危了。
看来，谷开来这刑事罪帮了中南海大忙，由她的杀个英国人，就可掩护薄希来在重庆无法无天，以唱红打黑名义搞的草菅人命、侵害人权产权、搞垮民营企业、挥霍公款数千亿，把一个直辖市的公安与武警变成他薄氏家丁，把川东南那片土地变成他独立王国，惩了他老婆，似乎就可开脱薄希来的罪责了？可网民方竹笋讽刺他在重庆拉的屎，应该他自已来吃，就是他的寓言，别认为有一批毛左派的人，说薄拉的屎，还香，现在已发酵在发臭了，即他在重庆挥霍民脂民膏，重庆年收入一千亿，已负债亏空5千亿了。这笔巨债不压在重庆人身上吗？不将薄在重庆恶政暴政的后遗症暴发出来吗？捂住那些政治问题，也会从经济问题上暴裂出来，薄希来红歌掩盖的黑幕，仍会揭开。当年，审判江青四人帮，成为纠转历史乱局的契机，有人希望困窘中的中南海权贵，通过对薄希来谷开来的审判，也突破改革的死局。遗憾这批中南海的寡头政客，既缺理论基础，更缺世界眼光，还少政治魄力。像胡锦涛这种人物，死抱毛氏灵牌作护身符的，有人称他与薄希来，乃是一根毛藤上的两个瓜，能望他像那批受毛害复出的走资派，批了毛一小部份，中国就跨出一步吗？这10年，他主政的倒退，甚至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倒退，已说明他这庸主，与薄希来很像一路货，今天薄为毛太祖作殉葬者，明天就可能是老胡了。这10年，还看他不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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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08:10 PM PDT
更新时间 2012年8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2
在改革方面，胡锦涛被认为没有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魄力
胡锦涛和温家宝将在中共十八大后把权力交给下一代领导集团。过去10年胡温时代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炜认为，这并不能归公于胡温。他对BBC中文网说，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胡温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应该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红利。
邓小平、江泽民和朱镕基在80和90年代推动经济改革累积起来产生的利益，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胡温时代开始显现出来。但是，胡温本身并没有大规模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
胡温时代与经济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上的保守和不作为。批评人士说，中共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包括维权者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是8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
胡锦涛没有主动推动政治改革。张炜认为，这是由他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决定的。
“胡锦涛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世界观形成时期正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他能接触到的除了苏联的东西，就是毛泽东的东西。后来连苏联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毛泽东的东西。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已经40岁了。”
“在改革方面，他比邓要差得远，也比江泽民和朱镕基差，更接近毛泽东。对中国积累起来的矛盾，他采取最驾轻就熟的方法，就是往毛泽东时代回归的方法来解决。”
矛盾积累
这种做法也使胡温时代成了矛盾积累的时代。
张炜说，胡锦涛没有主动去解决矛盾，而是采取小缺小补的方法，回到毛时代的方法。“一方面提高社会对解决问题的期待值，同时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深。”
“他解决的矛盾远远少于这个时代产生的矛盾。在政治资产负债平衡表上，这个集团在政治改革上，在经济体制结构的变革上，在社会矛盾的解决上，负债多于他们的贡献。”
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事务记者辛普森也认为胡温时代给即将接班的领导集团留下了难题。
不久前在中国实地采访后，辛普森撰写文章说，“当今这一代领导人自200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倍。过去，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屈指可数；现在有271名，比任何国家都多。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胡锦涛和同僚在秋季18大交权时，他们可以真正感到自豪。但是，他们任期内也有两项重大失误：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失误可能导致大问题出现。一个失误是贫富差距以惊人速度加大。”
共产党成为经济利益集团
胡温时代经济上飞速发展，但是在政治上继续维护集权统治。张炜说，共产党过去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89年以后，由于中国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市场化的怪异结合，使共产党完全成了一个经济利益集体。
中共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但是到胡温时代更加调理化、制度化。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范围，瓜分的非常精细，非常清楚。”
“一旦形成经济利益集团，你要推动改革，就动它的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权力问题，还有非常深厚的经济利益问题，家族利益，群体利益。所以政治改革在胡时代更难进行。”
张炜还指出，胡温时代也是中共成功收买和控制中国知识精英集团的时代。
他说，经济发展后，中共有财力收买中国精英集团。这不是胡温时代开始，但是在胡温时代更完善了，因此胡温时代也是权力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的结合是最严密的时期。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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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02:2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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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08:1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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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ug 2012 05:3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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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2 12:58 PM PDT 
当这三个女生穿上彩色衣服与面罩，在俄罗斯东正教最受尊崇的「救世主大教堂」进行他们所谓的「庞克祈祷」，演出《圣母玛利亚，把普京赶走》（见图） ，他们一定没想到这四十秒的快闪会让他们遭受牢狱之灾，让他们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並且进入抗议音乐的歷史名人堂之中。
「暴动小猫」(Pussy Riot)乐队成立於2011年八月，正好是俄国的新反对运动浪潮的开端。
普京塑造了俄罗斯以民粹主义民主为外衣，以威权统治为內涵的体制。当他在去年秋天决定要重新选总统，毫不羞耻地玩弄民主体制后，人们在寒冬中走上了街头，高喊「普丁滚蛋」、「俄罗斯不需要普丁」，一波接一波的抗议让世人认识到俄国人不再沉默。
暴动小猫的音乐与精神是彻底庞克的：他们对抗权威、挑战禁忌，並且用粗鲁的语言直接穿透体制的虚偽。他们也深受美国「暴女」(Riot Grrrl)运动的影响，以女性主义的精神语言，去挑衅父权体制下对女性的定义（如取名pussy）。在行动策略上，他们只在特殊的场所演出採取直接行动，不论是地铁站的棚架、监狱旁的车库，或者今年二月初在莫斯科红场（导致几人被捕），以及这个「救世主大教堂」。
在被审判的证词上，一位成员说，「暴动小猫生產反对的艺术，或者你可以说这是以艺术为外衣的政治。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公民行动，是对国家侵犯人权的回应。」
在教堂中演出的这首歌，他们不但批评普京，也批评东正教对普京的支持，和政府对同志游行的禁止，並且高喊让圣母玛利亚成为女性主义者，就代表他们既是反权威体制，与反性歧视的双重立场。
法院强调暴动小猫的判刑是由於宗教因素，而非政治因素。但事实上法官引用的法条是属於「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说对宗教的冒犯是危害公共安全显然太过牵强。所以这个判决是高度政治性的：不论代表普京政府要打击异议份子，或者是要討好保守选民。
当然，这个摇滚与政治的碰撞在歷史上不断出现。
最经典的例子是捷克的宇宙塑料人。这支在布拉格成立於1968年的乐队，在布拉格之春被打压后，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演出。他们並不是政治抗议乐队，但他们有意识地要建构不同於官方文化的「第二文化」。1976年，警方逮捕宇宙塑料人团员，控诉他们的歌词反社会，会腐化捷克青年，並將他们判刑。剧作家哈维尔和其它艺术家、知识分子在1977年发表声明声援他们：「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而这也是所有人的慾望。
除了极权体制，民主国家的统治者一样害怕摇滚。轻微的如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发行於1968年的歌曲「Street Fight Man 」在英国和美国都曾被禁播，因为电台担心这首歌会引起年轻人暴动。严重的如约翰列儂在七零年代初在美国和当地左翼份子组织演唱会，呼吁年轻人关心政治，並且要阻止尼克松总统连任，因此尼克松政府以签证有问题为理由要驱逐列儂出境。
即使在当代，音乐號召年轻人起身反抗，因而被官方镇压的故事也不断出现。在2010年十二月那个突尼斯青年自焚之前一个月， 一个年轻的饶舌歌手El General在脸书和Youtube上贴了一首他的歌曲，唱出年轻人面临的贫穷、失业与种种不正义。这首歌迅速火红起来，打破了人们对政府的恐惧。在自焚事件后，他又写下新歌「Tunisia Our Country」，却因此被逮捕。而后来当人们在街上要求本阿里下台，他们也要求释放El General。当本阿里在一月底逃走后，El General终於可以首次公开演出。
过去几年，在古巴、在摩洛哥、在沙乌地阿拉伯，也都有嘻哈或者庞克乐队，因为批评政府被逮捕、被判刑。然而，这个严厉的镇压不正是代表政权心中的恐惧吗。
宇宙塑料人曾经写下一首歌说明这个矛盾的本质──《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怕他们？》：
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
他们害怕电吉他/害怕电吉他/他们害怕摇滚乐
他怎么回事？连摇滚乐队都怕？连摇滚乐队都怕？
……….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怕他们？
所以，暴动小猫並不害怕 。被判刑的三人说，「在这里被审判的不是暴动小猫，而是俄国的国家体制。」其他成员则发表新歌「Putin Light up fires」，继续批评普京。
最重要的是，在反抗的行动中，暴动小猫们得到了自由：
「我们比在法庭上我们对面的那些起诉者更加自由，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说的话，而他们只能说统治者允许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嘴巴被缝起来了，因为他们只是傀儡。」
他们害怕摇滚乐，因为他们害怕自由。
（本文刊登於iWeekly，週末画报数位版，此触稍作修改。对音乐和政治，以及文中提到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抵抗之声」、「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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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11:20 PM PDT 2012年09月05日 台蘋 最近一個月，台灣和香港兩地以學生為主題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香港，15歲中學生黃之鋒召集「學民思潮」，反對港府強行推行美化中國共產黨，美化中國模式，掩蓋「六四」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所謂「國民教育」；在台灣，台大林飛帆、清大陳為廷、成大張芷菱等大學生組成的反媒體壟斷聯盟持續發動反旺中集團的抗議活動，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終致在9月1日動員近萬人走上街頭。
這兩場社運，時間是趨近，而真正對抗的對象也是趨近的。港府推行國民教育，背後當然是北京政府在下指導棋；而台灣青年學子對旺中集團的警惕，其實折射的也是對於中國因素進入台灣所帶來的前景之警惕。 也就是說，引發港台兩地社運爆發的，都是中國因素（其實是中共因素）。時間和對象的趨近，絕不是巧合，它反映出的，其實是以中共為代表的社會發展模式，與以港台公民社會為代表的另一種社會發展模式的衝突與對抗。 簡單說，中共代表的社會發展模式，統稱為「中國模式」，就是把經濟發展放到壓倒一切的位置上，以犧牲社會的民主自由為基礎擴張經濟力量；而港台的公民社會所推崇的社會發展模式，是把人民的尊嚴和自由，把社會的正義和寬容當作經濟發展的目的。二者對「幸福」的定義截然不同。 今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然而與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香港表現出自2003年來對中國最大的不滿，而香港的認同調查對中國人認同也創下新低的紀錄。
港台看破中國模式 而在今年台灣的總統大選中，中國透過台商與親中媒體，赤裸裸的介入台灣的選舉，台灣已經出現「香港化」的跡象。這些都使得大家深深感受到，香港與台灣受到中國制約的影響越來越大，兩種模式的衝突因而日益凸顯出來。 這樣的衝突之所以越來越明顯，原因之一是香港的「一國兩制」形同廢棄，中共急於讓香港徹底歸化，處心積慮地讓香港更加靠近內地；在台灣，馬英九政府奉行的兩岸和平政策，使得大陸與台灣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但是，正是因為這樣的距離拉近，反倒使得港台的公民社會看破了「中國模式」的手腳，看到了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背後帶給社會的嚴重代價。這種現象，我稱之為「因為接近而疏遠」。這就是港台兩地幾乎同時發起對抗中國因素（其實是中共因素）的社運之根本啊。 另外一方面，正是因為台灣已經開始出現「香港化」的現象，本來關係比較疏遠的台港兩地公民社會才開始彼此關注起來。而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決定著港台兩地的未來命運。未來三地的公民社會如何結合互動，恐怕是值得認真思考和探討的。 作者為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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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10:39 PM PDT
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更关心中共的政局走向：执政的中共领导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决议呢，还是回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代？
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是改革开放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仅管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出现诸多弊端，诸如政商不分、权钱交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以及吏治黑化、官场腐败、司法不公、不尊重人的尊严与人格等等。解决这些积重如山的问题，是用法制手段解决呢，还是使"文革"似的暴力手段？一些激进的民主派甚而主张推倒庙堂重建。
我是个历经各种政治灾难的受害人、见证人，坚决反对文革暴力的重演，更反对推倒庙宇重建的易帜。，中国只能是发展经济，和平渐进的推进民主，加快政改，实现宪政。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清算毛泽东主政中国27年的罪恶，不如此中国难以前进。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暴力革命"、"造反有理"以及"打土豪，均贫富"的"阶级斗争"，与改革开放的理念和政策形同冰火。一个国家要前进必须要有"两头小中间大"的差距，绝对平均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是反人类进步的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没有错，错在没有启动政革，致使行法制不张社会出现诸多矛盾，因此任何政客与野心家都可以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利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作乱，博熙来与"鸟有之乡"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前中国各种矛盾重重，司法不公，官民对峙，舆论造假，豪强作恶，贫富为敌，己临近沸点。如果中共再一味树毛、崇毛、尊毛、护毛，未来不是红灾似的"文革"，任 便是"以暴易暴"式的"第二次革命"。从目前情况看，后一种可能性小，因为国内外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颠覆共产党和推翻它的领导。网上虽有不少过激文章，那只是秀才动口不动嘴的"空话"，用不着惊恐，更用不着花力量去对付。最为可怕的是"毛左"的作乱，即前一种可能性。为什么？
首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执政中共和文革造反派（与部份红卫兵）共同推崇的"理念"，相互都尊为"神主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义"与"信仰"。纵是一个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只要举着这杆旗帜也一下浑身佛光，成为"英雄"、"豪杰"。哪怕是最邪恶的一堆人渣也会变成"正义之师"。只要有上面人的支持，他们打着毛的旗号，以"均贫富，杀贪官"走上街头，警察自然不敢干预，法院自然不敢判刑。所以举着毛大旗以"唱红打黑"，企图发动"第二次文革"的"平西王"博熙来也不会判刑的，这就是当前中国最残酷可怕的现实。我断言举着毛旗帜作乱的人还大有人在，中国难以避免"红灾"。
正如十年"浩劫"红卫兵与造反派到处举刀杀人，谁敢上前制止一样？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倡导的"造反有理"。安微合肥支左下级军官刘万泉，斗死逼死名演员严凤英后还当众开膛破肚找收发动机，不但未受到法律制裁，还被上级授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至今活得滋润，仍是当地拥毛铁杆。
第二，自十一届三会全会以来，"文革"虽然作为"十年浩劫"写进历史，但"浩劫"首恶、元凶毛泽东的罪行，至今未得到清算。主要是当年邓小平同志当时顾及"君臣之礼"和"同志之情"，主张"历史宜粗不宜细"，甚而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四个坚持"，故留下无穷的祸害，无穷的灾难，使得中国政局长期不明朗，不但政治改革难以启动，纵是经济改革也摇摆不定，时左时右，难料未来。
据我所知情况，邓是要把重新批毛评毛任务留给他的后任，但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和权力之争的原因，不但未去重新批毛评毛，反将毛作为政治筹码去扩张权力，才有建国六十年推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自此中国全面左转，才使远在重庆的博熙来敢于演出"唱红打黑"的逼宫闹剧。那时文革只离我们一步之遥
第三，由于第三代、第四代执政的中共领导，长期把毛泽东这具僵尸做为政治权力争夺取胜的筹码，故相互均采用掩盖历史真相，强迫遗忘的手段，把对毛泽东历史罪恶的探讨研究，列为严格的禁区，诸如反右斗争、三年人祸、文化大革命等等，均不得见诸报刊。相反，在中共多如牛毛的各种传媒上，不惜篡改历史与编造历史，大肆宣传毛的"丰功伟绩"，使不少不明白历史真相的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工农群众）与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仍视毛为"伟人"、"救星"、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人"。现当在这一部份人己成为毛派作乱的"基本群众"。致使当局缩手无策，毫无办法，进退为谷。至今重庆拥博的人遍地都是，公然与中央对峙，所以博熙来难以判刑，最后可能不了了之，为第二个"红灾"埋下祸根。我再次断言：颠覆埋葬共产党的不是外患而是来自党内极左的毛派势力。
第四，由于经改没有启动政改，又由于胡温缺乏红色背景，不是权力后代，患有先天的软弱症。加之权力分散的"九龙治水"各管一滩的局面 ，做为总书记的胡锦涛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公、检、法、司与国安：国保、情治部门，均难以插手，而舆论又为李长春、刘云山这两个毛派极左分子把持，从不把胡温放在眼里。而胡总无论做什么事都得请示"太上皇"，其地位近似满清末年的光绪。故一个时候政令难出中南海，地方诸候与各种利益权贵集团借机坐大。不了解真相的老百姓认为当今中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平均、平等，不如毛泽东时代生活好，是个极不合理的社会。于是仇恨邓小平，仇恨"改革开放"，一些毛派野心家，趁机举着毛泽东的旗号公然作乱，多次提出要为"四人帮"平反翻案，倡议再搞一次"文革"。想不到王立军的"叛逃"，使中国政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即太上皇的势力没落，毛左势力遭到重创，使胡温真正掌握了权力。但却届临交斑，权力中心将很快移给十八大后的习、李手中。
从各种情况分折判断，我认为威胁十八大顺利召开的不是民主自由派与访民，而是磨刀霍霍的毛派极左势力。因为十八大召开前一是要给博熙来问题划上一个句号，二是出局的"左派"（即江派势力）必然反抗反扑。这两股势力出于命运相怜相关，自然而然地扭合在一起，借用所谓的"民意"与掌控的舆论发难。境外有文章说，十八大"维稳假想之敌"是"人民"。错了，是"毛左"！
为了支持十八大顺利召开，制止党内外毛派的作乱，，成都二十多位历史老人做了次"反左"与"评毛"的"试水"，结果遭到毛左势力空前的谩骂、恐吓、威胁。听说他们还纠结近百万不明白真相的群众，进行罢免温家宝总理的违法活动。
我是此次上书的参与者和文本的起草人，自然是毛派极左势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近几天来，每天有近百个暴力电话对我进行骚拢围攻，他们没有一句文明语言，全是恐吓与漫骂。现将他们通过手机发来的血腥暴力短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借此向公安机关呜鼓报案，希望以追查"政治谣言"的手段立案侦察，抓出幕后黑手，不然公民难有安身立命之地，谁再敢说真话、讲真话？！由此而想到为政者胡温的处境？
13932208483：毛主席发动文革，要防止的东西现在都出现了，不要以个人好恶评判，你们恨他，绝大岁数人爱他，这岂是几个小丑能左右的，操你妈！ 13708725616：放你妈的臭屁，竟敢反对毛主席！ 15044500703：狗汉奸卖国贼，操你妈的，要是没有毛主席，你妈的还爬在日本人,身体下面卖逼，你这个人渣！ 13986455480：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现在我们不再相信矮子凳，及其走狗孤妖帮、赵死羊、僵折民、狐紧掏、瘟十宝的私产党的鬼话。 1690690651：老而不死即为贼！国贼也！类桧，愿跪，当诛，臭万年！ 13970193239：你妈的东西，没有毛主席你全家人早死光了，你家以前一定是大地主，剥削穷人的毒蛇，王八蛋，操你全家 13855339629：铁流老鬼，你那孤魂野鬼的垃圾爹妈，十八层地狱呼你这垃圾禽兽的儿子，他们是你爹妈，你继承你垃圾禽害父毋的一切，它们现在特需要你这禽兽畜牲的儿子 13539138900：请你们好好反思，不要做乱国贼子，人无良心不行，要遭报应的，在毛主席面前你们就是不孝儿孙
15966557209：人民锄奸队准备灭你全家
1584123？骂毛主席不得好死，你何德何能汉奸！
15855339629：铁流畜牲，你的禽兽畜牲品行，是你父毋遗传的？你哪垃圾父毋肯定在十八层地狱，你也不会例外的，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牲，
铁流畜牲，一个人生中从无丑字的无耻者，一个靠欺骗造谣为生存手段的无能无知者，一个将自己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的无德者，这样一个低级下流，卑鄙无耻的畜牲，坡了件人皮冒充人样，真他妈的恶心之极，铁流狗日的，滚到你狗爹妈那去吧，他们在十八层地狱等着尔。
18252330828：你这个反毛份子，不会有好结果的，人民不会放你这东西！你这个老王八也敢去反毛，去死！
15127882530：反毛主席的老狗，出门撞死你金家
15950462055：你仅对毛主席，你及你家人都不会好死的！老狗！
15908687088：铁流！你这个老八蛋明天就死
13539138900：毛主席走了36年了，你们都清算了36年。今天还没有清算宪吗？谁信那一套！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成黄、赌、毒、黑、腐，你们还有脸说嘛。你们懂历史吗？中国人在街上见着你们都会卡死你们。你们都那么大岁数了要给后代做点人事，干点,正事，中南海1号怎么会让你们住？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篡改和歪曲历史都没有门，没有毛主席就不会有共产党和新中国，也下会有你们今天的叫嚷。你们给子女积点德吧，死了也会有个好去处，别死不要脸当混蛋！
13956390426：去死吧！大汉奸！卖国贼！
15973120903：请转告你们一伙老狗，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是几条狂犬可以吠日的，放老实一点。
18719206893：如果你们再胆敢污蔑老百姓爱戴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小心你们全家死于非命！
13815810260：红卫兵小将还未死！
15966557209：人民锄奸队准备灭你全家。
13244877600：污蔑毛主席想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家伙绝无好下场！
13607041813：是铁流历史老人么？你们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目的何在？想推翻共产党？想建立压迫工农的资本封建社会？想你们所谓的历史老人成为莫怀仁的师爷？现在的教授和文人不是很多成了流氓和痞子么？现在的资本家和官僚不是更恶么？当初你们受了点告就怨妇般地艾怨到现在，而今工人阶级受到的清算？不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能重跻身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大国？而今连小菲律宾都敢欺负。不是因为否定毛主席吗？
13709417356：卖国反毛者绝无好下场！
13168097948：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听说你骂毛主席，你有种和我辩论吗？
前年北京理工学院胡星斗教授在网上发表了批毛文章，一些毛左分子竟然去他学校闹事，声言要杀死他全家，吓得他买防弹背心应急防备；袁腾飞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毛的历史真相，毛派分子四处诬告，要求取消他上课资格；去年辛子陵、茅于轼在网上写了批毛文章，毛派极左势力竟然在全国组织五十多个"公诉团"，近有五万余人不明白真相的群众参与，在各地召开会公诉大会，声讨"大汉奸、卖国贼，辛子陵、茅于轼"的"罪行"。
这次他们又动用数百之众，每天24小时，明白张胆地对成都22位敢讲真话的历史老人，进行暴力恐吓和无耻地下流漫骂，中国还是不是法治国家？他们威胁谩骂的不是我们成都老人，是在威胁谩骂党的十八大：不得重处博熙来！不得对毛泽东说半个不字！不得背离毛泽东革命路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十八大能开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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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10:16 PM PDT 
九常委相當於九個總統、九個內閣，實際上不是治國，也不能治國，而只能內耗，內耗下去就是內亂，民間力量才有出頭的機會。
研究中國國情和穩定的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說中國是集體總統制。九個常委等於九個總統，再加上一個換屆後暫時留任的軍委主席，基本上是十個總統。
這使我想起後羿射日（见图）的神話來，那時天上有十個太陽，本是每天每個輪流值班，可有一天十個太陽同時升出，世人不堪其曝，神射手後羿出現，一下子射掉了九個除害，只剩下一個，天下清明。而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恰恰相反，本來人民只需要養一個總統，現在必須養九個總統，可今天誰來把這九個「太陽」射下去，另外從民間選一個「黑馬」總統呢？
十八大趨向：權力內部承包
這一天快要到了，因為我們看到十八大的運作模式正朝這個方向發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權力內部承包」，中共決策機構是政治局，而政治局行使最高權力的只是九常委，就等於中共權力內包給九個常委，天下人的財、權、利、法由這九個人說了算，財指財政，權指人事任命大權，利指個人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法就是對自己的人用「家法」，對草民用刑罰，古代「刑不上大夫」，今天「刑不上太太」，看看薄谷開來直接殺人只是被判死緩，和毛澤東妻子江青一樣「免死」。
這說明薄熙來也算一個「小總統」，政治局常委是九個「大總統」，另外十幾個委員都是「小總統」，殺人可以免死，或許胡鞍鋼下一步會說「集體總統制」充分體現了所謂依法治國的優越性。
民主國家都是一個總統權力集中，是總統負責制，另外有立法、司法和民意相互制約和牽制，可專制國家不一樣，則是九個總統權力「內部承包制」，有利的事情九人都增光添彩，無利的事情就是集體不負責制，比如廢除勞教、公布「六四真相」等等，看到有哪一個總統說一句真話了？
常委因任期和年齡限制而內鬥
我們看看九常委的身份標簽就知道，央視《新聞聯播》每次播報九常委的新聞，都是先把常委及具體職務通報一遍，從總書記、主席到委員長、總理、政協主席、副主席、常務副總理、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九個人，等於九個總統，各有各自的財、權、利範圍，十三億人，都成為了他們的私家奴隸。
比如賀國強「承包」的紀委是以反腐敗為名，實際是保護腐敗的部門，別人就無法插手；周永康的政法委是中國除了「槍桿子」之外的另外一個「刀把子」。「槍桿子」和「刀把子」都屬於「凶器」的範圍，掌握這個權力的人都是不好惹的。曾有消息傳，薄熙來謀求上位，目標中的最高職位不是政法委書記，但最低也是這個職位，因為它是「刀把子」，在重慶，王立軍便是他的「刀把子」，王立軍的做法就是黑社會做法，想抓誰就抓誰，想打誰就打誰，想提拔誰就提拔誰。
當然，玩「刀把子」也有風險，薄熙來就是被王立軍這個「刀把子」意外戳傷了，結果魚死網破，薄熙來所有的上位夢都離他而去。薄熙來還沒有進入，九常委就按捺不住了，那麼已經進入九常委的人是不是就達到目的了呢？未必，因為九常委有任期和年齡限制，年齡到了，任期到了，除了退下來的總書記還可以繼續效仿鄧小平、江澤民繼續擔任兩三年的軍委主席職務（太上皇、太太上皇），其餘都讓位新的九常委。
比如十八大習（近平）李（克強）兩常委留任，另新選七個常委（有說十八大恢復七常委制），加上留任軍委主席的胡錦濤，和七個新常委組成新的九常委，這就等於老的九常委必須有各自的接班人，胡溫的接班人或許排名在前是習（近平）李（克強），另外七人就要爭奪了餘下的席位，僧多粥少，爭執之下會不會使整個盤子破裂呢？
常委非少數服從多數必然分裂
改朝換代的危險就在這裡——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為這不是鄧小平時代，也不是江澤民時代，鄧小平時代基本是鄧和陳雲說了算，江澤民時代有江澤民、朱鎔基和曾慶紅，基本上他們都是同一條路線。不像今天有九個總統，九條路線，九個人說了不算，這個事就做不成，除非九個人一條心。
此種模式就是確認式的「認可」模式，不是「表決」模式。其中的區別是，表決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票多優勝，「認可」就是大家都認同，當然就是大家都確認了，若有一個不能確認，就先擱置，等確認後再通過（比如黃菊常委未死之前堅決頂住不同意政治局開除陳良宇的黨籍，胡溫沒有辦法，巧合的是黃菊生病早死，陳良宇才得以被開除黨籍，然後被判刑十八年。如今薄谷開來被判死緩也得到了九常委的「認可」）。
這說明在政治局內部，若遇到事件發生，九常委一時無法達成一致的事情，基本上就幹不成，幹不成就分裂，這說明十八大的危險就在這裡。
這樣看來，九常委相當於九個內閣，實際卻不是治國，也不能治國，而只能內耗，內耗下去就是內亂（當然是在黨內內耗，結果就是亡黨，步蘇共後塵，但不是亡國，中共下台反而是民主治國得以新生）。
現在看得更清楚了，中共權力的「內部承包」，就是一定要承包給自己人（紅色後代，比如毛新宇、劉源都是十八大代表）才放心，前二十八年基本上包給了毛澤東，後三十多年先後包給了鄧小平、江澤民和如今的九常委，中共是個外殼，九常委才是「核心」，才是十三億奴隸的「包工頭」。
不過，中國人不是永遠都是這些「包工頭」的奴隸，中國也要像利比亞、埃及、突尼斯、緬甸、叙利亞一樣有一部奔向自由的「出埃及記」，現在他們九總統集體負責制就要失靈了，又加上經濟危機以及國家治理的徹底失敗，他們「內部權力承包」制度通過薄谷開來殺人「免死」已完全透出敗象來。
無法無天、內耗嚴重的「家天下大廈」隨時都可能崩潰，只是不知到底在哪一天，或許就在十八大爭奪九總統（或七總統）之時，他們的分裂對民間社會來說是最大的危機，一旦分裂必然會引發垮台之危，結果才有民間社會的機會。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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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04:1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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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02: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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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10:04 PM PDT
薄案爆發，在萬眾關注之下，中共大的改革難有希望。但也有一些小姿態值得留意。胡錦濤為十八大改革定調，在什邡、啟東處理的讓步，有意擴大挑戰而限制政法委。
薄谷開來案子已經審結。但是人們的懸念遠沒有結束，甚至更多，因為疑點處處。大致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谷開來判刑後留下的幾個問題
一，薄谷開來既已免死，人們就關注她何時保外就醫出獄。我不反對她的死緩，只是有兩個前提：第一，其他類似犯人，尤其是沒有人命的一般犯人更應該一律免死，甚至更輕的判刑。最典型的是被以非法集資罪判死緩並沒收財產的浙江企業家吳英。第二，免死不應等於提前保外就醫。因為司法機密，不少高幹或太子黨只要不死，幾乎都不必坐滿刑期，例如陳希同據說很早就保外就醫了，陳良宇現在是否還在獄裡，也沒有人知道。
二，薄熙來要不要處置？當局宣佈審查谷開來的時候，以「薄谷開來」稱之，似乎表明一定會把谷開來與薄熙來綁在一起，但是從對谷開來的審結來看，當局對薄熙來完全切割，提到兒子薄瓜瓜，也以「薄某某」稱呼，其實要完全切割，應該稱呼「某瓜瓜」更恰當，可為薄谷必要時離婚劃清界限早做鋪陳。但以胡錦濤殺人不露聲色的陰柔性格來說，也不排斥他先安撫太子黨人心，反正「薄帽」捏在黨中央手裡。因此薄案是在十八大前由胡為主來處理，還是放在十八大後由習近平作主。
三，薄熙來將如何處置？胡錦濤、習近平與薄熙來既然已經翻臉，除非薄有強大勢力反撲，否則胡習不會讓他重返政壇，因為薄熙來捲土重來，將是中共政壇的大災難。因此處理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薄熙來參與策劃殺人，判重罪；第二，事先不知，事後包庇，中間落墨，幾年徒刑了事；第三，完全置身事外，免罪，解除一切職務，或也開除黨籍，做一個平民，是否軟禁，看領導人的擔心。第二個可能性最大，等他「超齡」出獄，想翻身也難。
四，最特殊的處理方式。薄谷開來受審，臉型、體型變化很大，更見豐腴。不但庭上非常配合，相信私下也非常配合，達成某種交易，才會如此心曠體胖。這些交易不但免死，也不追究轉移到海外的資產，並不追究愛子薄瓜瓜。但是薄熙來能否這樣配合，就很難說，尤其是不會接受公開審訊，因為他會認為是羞辱。
如果他願意合作，也可能用特殊處理方式，若干年後讓他們改名換姓到海外做寓公，與薄瓜瓜團圓，幾十億美元可以安享天年。
五，中國會否進行改革？這是全國人民與全世界人民最關心的問題。中國是否改革關係到世界人民啥事？從中國支持敘利亞阿賽德政權屠殺本國人民，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在南海與東海點燃烽火⋯⋯中國是否改革將決定中國是邁向民主自由，還是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這關係到區域穩定與世界和平。
當前形勢：政治保守、經濟下滑
從下面情況看，中共改革的可能性不大：
第一，谷開來案件與薄熙來切割，與貪腐切割，顯示故意忽視它所包含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明顯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舊思維，不思進取。四月以後，我們看到溫家寶「息影」。
第二，對維權人士的態度仍是以打壓為主，如湖南整死李旺陽事件，還死不認錯。對新聞則是整肅不聽話的媒體，尤其是對南方報系。人民日報海外版八一發表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直指會被美國滲透威脅中共政權的是「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被網民稱為「新黑五類」。
第三，經濟下滑，還陷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死結裡。股市上證綜指在七月二十六日跌破二一三二點的「鑽石底」，是四十一個月新低，大批股民離場。股市反映中國的經濟問題與社會的黑暗面，中國的經濟主導權是幾家中央國企，他們掌握在太子黨手裡，憑壟斷攫取最大利益，造成改革的最大阻力。
中共當局的讓步姿態
但是中共也做出若干改革姿態：
第一，胡錦濤在七月二十三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的講話，表示未來要「更加自覺、更加堅定」推進改革開放，不斷在「制度建設和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由胡錦濤嘴裡喊出改革的口號，為十八大定調，雖非石破天驚，也的確很不尋常。然而他彈出改革必須由黨來領導的老調，漠視民眾蘊藏的改革的最大動力與創造力，胡的講話可能淪為口號。
第二，什邡與啟東的讓步。七月一日與二十八日，四川什邡與江蘇啟東先後發生大規模抗爭行動，由於抗爭內容是環境保護，而不是敏感的人權與民主問題，也不是直接的反貪官，所以當局很快作出讓步。但是沒有達到廣東烏坎村牽涉到基層組織改選的問題。因此說不上是什麼改革，但是避免流血，這種情況如果增多，也算是一種進步。
第三，政法委地位的下降與統戰工作的加強。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爆發後，政法委飽受抨擊，有改革的必要。十八大前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換屆，省政法委書記的地位備受關注。現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八月二十日視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時說，在權力比較集中的執法領域，要合理劃分執法環節、分解執法權力，構建相互銜接監督制約的工作機制，防止發生司法不公不廉問題。
另外，三十一個省市區黨委中，有二十三名常委兼任統戰部長，這顯示第五代領導人將加強統戰工作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一般來說，政法委象徵「左」的強硬鎮壓，統戰部象徵「右」的柔性收買。這是否算是改革？
北戴河會議後，網上傳出幾套未來十八大常委名單，可能是高層的放風試探。下面這個名單相對比較好些：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俞正聲（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政協主席）、李源潮（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王岐山（常務副總理）、汪洋（中紀委書記、中央軍委委員）。最後方案應該是在七中全會通過。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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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02:33 PM PDT
掛靠在中共稅務局中國稅務雜誌社的內部刊物《香港傳真》王小強和劉源智囊張木生多年來靠近上層，出謀劃策，鼓吹國家主義。不料捲進權力鬥爭被查抄。
（劉少奇子）的智囊，妄想做造王者。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五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證，從國家稅務總局的中國稅務雜誌社辦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傳真》資料，包括存檔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對稿。並且要求創辦人之一和主要執筆人王小強等到總部一一○辦公室接受約談。六月二十九日的處理，指中國稅務雜誌社'郵寄未經審批的出版物，罰款四萬元。
雜誌主辦人張木生、王小強
《香港傳真》這個出版物在香港出版，有中共左派背景，並長期獲得中共體制支持，包括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中宣部長劉雲山，是一份就香港問題專為中共當局出謀獻策，以中共高層為讀者的不定期「內部材料」。主辦人為劉源上將的智囊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張木生和該雜誌研究員王小強。這次被查抄，一般相信涉及中共黨內派系鬥爭。
張木生認為是該刊一篇談西路軍的文章點了北京日報的名，北京市副市長、宣傳部長魯煒，就派人來查封。但也有分析指內情不簡單，北京副市長未必夠膽去動有劉源背景的這份雜誌。他們說，張木生及其這份刊物介入了中共黨內派系權力鬥爭而招到查抄，與最近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可能也有關係。據消息人士說，張木生捧劉源，支持薄熙來，指責胡溫當局無血性不作為，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得罪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據說，胡錦濤曾問身邊的人，張木生是不是在說我？
為中共治港出謀劃策
《香港傳真》創辦已經十四年，只印刷六百份，不出街銷售，每期以定向投遞的方式，寄給中國大陸五百名左右部級幹部，包括七名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高層官員，以及一些各領域有影響力的學者。電子雜誌《陽光時務》指《香港傳真》在政治光譜上屬左傾，被視作「中左智囊刊物」，不少作者有「紅二代」背景。
現任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總經理的王小強曾在《香港傳真》發表不少文章向中共出謀獻策，包括粵海重組、廣國投資破產等文章，以及金融危機在香港的分析報告：《外資狙擊聯匯魚肉股市》、《銀行擠提：一個危險的信號》、《香港到了危急關頭》等等。《陽光時務》指王小強這些文章送交港澳辦、國家體改委、中央政研室、財政部、證監會、廣東省政府等單位之後，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學者姚監復引述王小強的回憶：「體改委負責人說，分析報告非常有用，最好起個名字，以便秘書及時收報。因此，出現了《香港傳真》名稱的內部資料。」
王小強那組有關香港的文章《香港到了危及關頭》及《再造一個香港》寫於二○○三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後，是為中共如何控制香港獻計。開放雜誌曾不點名披露王小強在這些文章中建議中共要對付香港新聞界。
曾獲得曾慶紅賞識
文章指出，香港在七一回歸日五十萬人上街抗議北京支持的董建華特區政府之所以出現，是香港傳媒大造輿論造成的。他主張北京應該想法對付香港傳媒。當時王小強曾將這些文章托江澤民的帝師汪道涵轉交給中央高層。《陽光時務》報導《香港傳真》查抄事件提到，王小強的這組文章得到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小組負責人曾慶紅的賞識。
陽光時務引張木生說話，「曾慶紅當時作為（政治局）常委分管港澳台事務，他很重視，認為我們發的東西很好，請王小強去，還找了兩個副部級幹部，成立研究香港對策的小組。」在曾慶紅點名之後，《香港傳真》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展。張木生對《傳真》的定位是「中左派文章為主，吸收各種聲音」，而這個中左智囊型內部刊物很快也引起宣傳部的注意。
張木生對陽光時務表示，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要求國稅總局局長金人慶說明關於《香港傳真》的情況，而宣傳系統審查了文章和目錄之後，認為不錯。張木生說：「劉雲山與金人慶商量過，做一個交流思想的材料不錯，你們就這麼辦，就這個發行範圍。」
充當智囊，夢想做帝王師
批評者指，張木生和王小強這類人有很強的國家主義傾向，強力主張鞏固中共政權的權威。他們原是體制中人（王小強原是陳一諮體改所的人，因留學英國避開了六四清查），離開體制後，其實一直想回歸體制，所以處心積慮向當局上奏摺，希望獲得賞識接近權力核心人物，充當智囊，做帝王師。
張木生更是想做造王者，積極活動，為私交好友劉源大肆造勢，妄想輔助劉源登上中共權力高位。這幾個熱衷當諸葛軍師的投機學者可能意想不到會捲入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導致陰溝裡翻船。張木生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不斷強調他們與中共權力關係如何堅硬，他們又是對當局是如何的苦心孤詣，大有對中共當局是「我本將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不盡委屈。
其實帝王師並不容易當，成功者少，投靠失敗甚至可能引來牢獄之災。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建華被指二○○三年開始，透過香港記者程翔向海外投稿，其中四篇稿涉及「絕密級國家機密」。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處陸建華有期徒刑二十年。
據北京消息人士說，此案絕對是冤案，真實的原因是陸建華來港做調查向胡錦濤辦公室遞報告，有人說他想打入胡錦濤智囊班子，但陸建華此舉卻得罪了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曾慶紅。曾認為陸建華踩過了界，侵犯了他的勢力範圍，最後借他為程翔寫稿一事予以報復，程翔蒙冤實際是受陸建華的連累。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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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01:39 PM PDT
胡錦濤領隊的中共第四代「工程師」執政團隊，魅力銷盡，人文素養趨零，創造「腦殘極權形態」，舉國精神貧乏遠甚於俄羅斯。
余杰真文章快手，六月份《劉曉波傳》甫問世，八月份又有一部給「胡錦濤時代」作結的「墓志銘」推出，自然我們可以拿它當作中共十八大的一份深度背景解讀，以映照紛亂破碎、危機重重的一個十年。余杰鞭辟胡錦濤的保守僵化、素餐屍位，導致中共及中國空轉十年，跌入「生死存亡」之境，有從政治學到社會學、乃至胡錦濤人格型塑的全方位描述。然而，我更感興趣另一個問題，由八十年代的「文化熱」題目延伸而來：毛澤東的三個繼承人鄧江胡，怎麼竟然將他們「始皇帝」的超凡魅力，褪盡到這般徹底的程度，以致胡錦濤用「平庸」，再一次反證了韋伯政治學裡的「奇理斯瑪」論說，即中國離開「魅力型」權威，靠改革、開放、「經濟崛起」，乃至「天價高科技維穩」都救不來，注定走向天下大亂。
鄧小平實用粗暴，非「法理型」
不妨簡單比較一下。據粗略統計，毛澤東折騰大躍進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搞文革「整了一億人」（葉劍英語），全國範圍內卻未見發生任何有效的反抗。相比之下，兩千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年年超八，GDP成世界第二，外匯存底第一，群體性事件卻連年飊升，二○一○年升至十八萬起，平均每天近五百起，影響重大的危機每五天發生一起，維穩費超過國防費，人稱「第四次全面內戰」，概因權勢集團劫持了中國，二百個家族控制二百個行業，而三大民生性的社會基礎底線（教育、醫療、法律）均洞穿，基尼係數達零點五的社會動盪期；世界銀行已作出預測，中國經濟將無預警性崩潰。
歷史評價對毛鄧江胡四人，頗見異趣。毛澤東乃梟雄，重創中國也影響深遠。李澤厚在八十年代曾說：「不管你是愛是恨，是贊揚還是批判，毛澤東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國現代留下遠為龐大的身影」；二十年後劉曉波對他則索性一句「混世魔王」作結；也已有人將毛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為二十世紀「三大魔王」，但是對毛持「功罪」分殊者，尚大有人在。從毛到鄧，「魅力」一次性大跌損，被視為「進步」，其實不過是一種「祛魅」而已。
本來鄧小平「經濟救黨」不是什麼「天縱英才」，反因粗暴處理社會危機（「六四」屠殺）而累及身後評價比毛更複雜。哈佛教授傅高義為他作傳，不諱言「穩定」才有經濟發展，天安門鎮壓有合理性。方勵之駁道：既然如此，為甚麼中國政府現在還需要耗費巨資來「維穩」呢？又問：為了穩定和經濟增長就可以殺人嗎？可以用暴力剝奪一個群體的生命，來維護另一個群體的物質利益？
更甚者，鄧又指定了兩代接班人，跑不脫要為江胡兩屆的「執政罪錯」承擔「太上皇責任」。所以，鄧小平最終可能連一個「法理型」權威的「蓋棺」，都不一定掙得到。因為除了方勵之的詰問，中國走上「掠奪型」經濟發展模式，毀了子孫萬代的生存資源，這筆帳最終還是要找他的。假如我們回到「魅力」話語上來，你會發現，「綿裡藏針」的鄧小平雖不敢「非毛化」，卻絕對終結了「魅力型」統治，叫中國政治從此波瀾不驚，毫無懸念了。於是再往下，「統治人格」不期然地經由江澤民的「丑角（滑稽）型」，終於走到胡錦濤的「平庸（唐氏綜合症）型」。正因為是這麼一種路徑，今日才會在「擊鼓傳花」的悶局裡，殺出一個薄熙來，要當毛澤東傳人。這部「政治連續劇」裡最驚人的細節，居然也落了「魅力」話語的巢臼，原來薄熙來頗鄙夷中南海的「無魅力」，罵胡錦濤是「漢獻帝」，習近平是「劉阿斗」。
龍種下跳蚤，魅力不遺傳
後毛時代的中共「祛魅」不是很正常嗎？「平庸化」是可以阻擋的嗎？這個問題本身就變得很有「魅力」。要麼獨裁者「奇理斯瑪」，要麼行政中立科層制，二者不可並列。按照韋伯對「科層制」的定義，國家機器只能是一個中立的、超越階級和黨派的有效技術工具而已，它褪去了「神聖的光環」，只剩下無情感的機械性（頗像胡錦濤那張臉）。這種「制度的現代化」，卻在八十年代被鄧小平野蠻阻斷，因為他是「總設計師」嘛。中國從人大、政協，到軍隊、法院，統統被執政黨嚴密掌控。弔詭的是，這具老掉牙的國家機器，必須繼續配套「魅力型」權威才能運作，偏偏鄧小平一口氣選了兩代「平庸無奇」的接班人。毛鄧打造的這個家把事，原不是江胡玩得轉的，除非把它「三權分立」。所以，本該是國家機器的「無表情」，無論替換成江澤民的擠眉弄眼，還是胡錦濤的呆若木雞，都不相干了。
梳理中共黨史你又會發現，「龍種下跳蚤」，「魅力」不會遺傳，「老一代革命家」非退化不可，也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恰是文革唱過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不管是不是親生的）的反面。為什麼呢？請看下面兩個細節。
「九一三」林彪機毀人亡後，毛澤東黯然將王洪文從上海點來北京繼承大統，野史說他要王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後人看去真乃兒戲：「工總司」司令怎會懂得，漢室血統的放牛娃劉盆子跟他有何相干？而老毛毋寧是在奚落自己：這個王洪文也不過是個放牛娃而已，江山能交給他嗎？
那麼老毛最初又怎麼相中了王洪文呢？原來一九六七年七月他從武漢到上海，深夜坐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上海市革委會門前，有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崗，這位陰謀大師對此甚為著迷，竟幼稚到幻想造反派可以替代整個共產黨官僚系統。
大致來說，毛鄧選儲都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鄧小平急功近利「脫貧」，迷信「科學生產力」，下令組織部遍尋名牌大學生，「催肥」幹部知識化。這期間，陳丕顯推薦了哈工大的王兆國，而鄧小平只看中他一點：文革中「反對打砸搶」。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在外灘的那一幕，又在鄧小平身上重演，不過這次是在中南海放映室裡，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專供的內部絕密片的屏幕上，一九八九年三月初的拉薩街頭，主角頭戴鋼盔、手提衝鋒槍，是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令鄧小平大為贊嘆，扭頭問秘書：這個人是誰？
「腦殘集權型態」喜歡洗腦
鎮壓了天安門學運的鄧小平，不再對「改革」有想像力，轉而焦慮身後江山的安危，殺戒已開，「經濟救黨」不夠了，此時他的心情，跟毛澤東在外灘的那一夜，如出一轍，他的「接班人標準」只剩一條：敢不敢開槍鎮壓？其餘免談。還不要說，他仍健在楊尚昆已經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他也不放心江澤民；他要選在拉薩已經開過槍的那一個，來做隔代「王儲」，這個人平庸也許更合適。
「六四」一劫，令中共老人幫恐懼江山傾廢，「選儲」餘地又不大，挑出來的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可說是一準一誤、一成一廢。以他們的立場來評估，江澤民死守鄧小平告誡「絕對不跟西方翻臉」，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泛濫，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社會主義」，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不可謂不成功。但是這點本錢，到胡錦濤手裡，不出十年就揮霍殆盡，眼下國內左右兩派都認為到了「革命前沿」、「八九」重現。太子黨們更是惡言相向：老太爺走了以後這二十多年，被一幫秘書、太監把這個國家折騰得不像樣，現在正宗傳人們要集合成一個政治集團，出來重整山河。
他們是在罵所謂「團派」。這股政治勢力，並非起於那位頗有政治清明魅力的胡耀邦，而是成軍於後來這個胡錦濤。我寫過一篇《「紅小鬼」源流考》（《開放》雜誌二○一○年六月號），簡略梳理從胡耀邦到「胡青幫」——「青」者，一謂「青年團」，又謂「清華幫」——的來龍去脈。這個十年中共的體制，即「中南海九個老男人」，皆為理工科出生的工程師，卻由「胡青幫」總舵胡錦濤領隊，余杰稱之為「與世界文明完全隔絕」的殘次品；張木生則說他們「在中國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經濟奇跡，也創造了讓全世界震驚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有待日後政治史家去釐清的一個有趣課題。
中共第四代「工程師」執政團隊的文化特徵，不止魅力銷盡，一個突出特徵是知識結構上升，而人文素養趨零，這更接近一個文化或者思想史的課題。近十幾年政治局常委們的表演，令我們可以羅列出許多超越想像力的惡質，甚至今日順口溜風行，都可視為民間對這幫惡人的直接反應。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比如「毫無廉恥心」，上行下效，彌漫神州。還有，余杰找到一個詞：「殘次品」，很類似一個正在躥紅的網絡名詞：腦殘。可怕的是，這幫「腦殘」還特別喜歡給人民「洗腦」，那是先前他們的「總設計師」毫不感興趣的事情。近二十年最大的一次「洗腦」，就是放縱民族主義，製造出一代「憤青」；稍微有點文學知識就該知道，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山之作，是魯迅創造的一個「民國腦殘」阿Q,可惜今日中國的小說亦殘掉，否則從「憤青」頗可再造一個生動的新阿Q。由此可見，香港人民最近的「反洗腦」抗爭，可謂擊中要害。
中國人精神荒漠史無前例
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由一幫「腦殘者」以集權方式統治，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史學家余英時曾對此「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他在上個世紀就寫下這樣的預言式文字：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製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
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斯大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
後人將怎樣評價今日，我們無法期待，但無疑，余杰這部作品，近距離地刻畫了操控這個時段的首席「腦殘」，必定是置於後世學人案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
余杰著《和諧大帝胡錦濤》，香港晨鐘書局九月一日出版。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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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2 02:5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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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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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Sep 2012 09:22 PM PDT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刊，若有民刊，则基本上属于地下刊物。但我为何还要说地下刊物在中国的意义呢？话得分两头说。从产权（没有真正的私有报刊）、公开（地下刊物基本上都是内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闻出版局的临时性登记证）、传播（传播有限）、售卖（不公开发售）、阅读（只有部分定向人阅读，读者很少能购买到）等渠道来看，四九年后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如同四九年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就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正是基于此来说的。一个国家，政权强大到直接控制个人，即没有社会和民间力量作为缓冲地带，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会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场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后我们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带来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灾难。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依旧有一些民间刊物从石缝里挣扎出来。地下刊物中，尤以读书类的刊物显得活跃，虽然大多只是谈文化与读书等话题，但为社会的文化积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南京的《开卷》、长沙的《书人》、北京的《书脉》和《芳草地》、南昌《笔谈》、安徽《书香》、湖北《崇文》、内蒙的《清泉》等，这些杂志大多赠送予我，使我得以每期浏览，以见民间读书界的诸种风尚，由于容量有限，这上面所刊载的有许多比较好的学者和作家的短文，读起来解颐且没有读长篇大论的疲乏，真是极好的娱智读物。更加值得赞赏的是，这些地下刊物都坚持了许多年，而且封面的漂亮雅洁，实在是许多刊物不能比拟的。另外还有从内刊到有书号的杂志，如肖铁一个人办的《朝花》（内刊），后来改为《思想者》（香港书号），其中所收文章大多是传统传媒或者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我记得有一期做了个胡适特辑，有一期做了个文革专号，都相当有特点。文革四十周年，《今天》杂志有个专号，而《思想者》也做了个专号，均有可观的地方。 除了读书地下刊物这一小潮外，企业界为了增加自己职工的凝聚力、认同感、归宿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少比较有名的公司都办有自己的内刊，其中尤以万科公司的《万科周刊》、SOHO公司的《SOHO小报》比较有特色。《万科周刊》以浅显易懂的经济学文章和一些小资文章为主，而《SOHO小报》在深度和编辑意图上似乎更胜一筹。这两家杂志都出有刊物的文章结集，前者是《白领》精选，后者是《圈子》精选，两者均比有些公开刊物的选本要好。在这里我尤其要赞赏《SOHO小报》的编辑意图和文章深度，以及他所有的一档固定栏目。编辑意图，就是编辑每期就一个话题请一些文化界的人物来谈，可以谈得比较深比较有趣。比如新近一期是谈关于“信仰”的话题，此期里面，徐友渔、越晓的文章写得都不错，可谓自由主义者就信仰问题发表的一些基本看法，这在其他刊物上不可能有的。另外，刊物每期有一块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七、八十年代以前与现在的对比，如同是《人民日报》，他们把几十年前的《人民日报》所登载的文章与今天的文章登载一起，不做任何评价，真是大有看头。比如有一期我记得登的是贵州红卫兵陈保红接受毛泽东握手后的情景，我还就此写一篇博文叫《阿拉贡与陈保红》。更加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它的阅读栏目，请全国四大民营书店的老总来推荐，一来这些老总是经营书的，二来他们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称为学者，刘苏里、严博非、薛野、黄仕忠的推荐文章都很好，偶尔也有另外写的，也有相当的益处。这样的内刊，远超一些公开刊物。 中国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但这些准地下刊物作为中国思想空间的逐步开放，是一种活生生的见证。我认为这些地下刊物的意义，应该与民间的读书会如北京糊涂的旁观者兄等组织的三味书屋读书会、成都由周钰樵先生等组织的草堂读书会等，一同看待他们在重建中国人精神空间的意义。甚至更进一步说，就连民间修家谱、祠堂等方面的复兴，都有对抗国家公权力对底层百姓烤灼的力量，都有争取良好的民间社会空间的意义。再者，许多民间的思想者，包括网络写作者，以及一些自费印制自己思想书籍和回忆录的作者，都是中国民间思想资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读到的一些民间思想者自印读物，他们的敢说敢思，不是一些公开出版物所敢表达的，这里面一些老年人的书籍特别值得敬佩。昨天参加一群老人们的聚会，得到黄承勋的《沸兀斋残稿》，其理性务实，远不是如今那些遮掩历史的人可比。至于像王怡、廖亦武、康正果、汪建辉诸兄所出的一套内部自印“黑皮书”（王怡的《美得惊动了中央》、廖亦武的《中国冤案访谈录》、康正果的《我的反动生涯》、汪建辉的《有没有》），实在有振聋发聩之效。其间廖亦武所办的《知识分子》（出了两期）、自印的《古拉格情歌》等，都有极好的具有民间范本意义的读物，应引起研究者相当的重视。就像研究文革的进程，不能忽略那些灰皮书、黄皮书、内部读物一样，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社会研究，绝不可缺少这些浮出水面的民间思想与读物，没有这样的历史梳理，就不可能看到民间的意义与力量。我建议有心人应该从以上诸方面出发研究一下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国民间思想史，以便彰显更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自由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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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Sep 2012 10:30 PM PDT 王立军以数罪并罚被起诉，使得中国政局进入新的漩涡。鲍彤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做了三篇评述之后，再以"骇人听闻"评述薄熙来案。如何处理薄熙来，将决定十八大的格局。 重庆事件的引爆者，前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终于走上司法程序。从起诉的四项罪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来看，预示量刑要远远重于他手下的"四大金刚"。王立军也是谷开来庭审中集中揭露的人物，从杀人预谋，到毁尸灭迹，称他"太阴险了"。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残暴品质都让位于犯罪事实本身，这不能不令人质疑，重庆"唱红打黑"集团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作为"唱红打黑"专利所有人的薄熙来，难道能够逃避司法的惩处吗？  "中国警魂"王立军 8月30日，几个朋友与鲍彤先生餐聚，正值他对杀人犯薄谷开来被判决的第三篇评论发表。"鲍三篇"自然成为餐桌的主题，没想到鲍先生说："炒冷饭没什么意思，我讲一点新的东西，是我三篇文章都没有讲到的，专门给高小姐讲。"鲍先生拿起一根香烟，从"禁烟区"蒋彦永先生身边，走到我的身边，我当然声明："允许抽烟。"没想到鲍先生没有顾得上点烟，就讲起来，一直到讲演完毕，那只烟仍旧没有点上。 从他高亢激越的声调里，可以听出这是他烂熟于心的一篇讲话。王立军要面临审判了，七中全会召开的月份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楼梯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公开鲍先生讲话的最佳时机。 四大理由：谷开来这个审判是不该有的审判 鲍先生说：我对于薄谷开来的审判，不在于判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个量刑，我认为这个审判是不应该有的审判。为什么？全世界的审判都是案情清楚之后做的法律结论，这个审判是案情从头到尾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的结论。这个判决的量刑是否准确？我不知道，我不评论。 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关键问题案情不清楚，鲍彤列举四大方面。 一，谷开来说杀人起因于"儿子的问题"，不对。起因于经济纠纷，儿子问题是由经济纠纷引起的。这个从4月10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电讯里可以看清楚。有了经济纠纷因此产生了对儿子的威胁，因此根本原因是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薄谷开来这个杀人犯与被杀者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的争议。按照中国法律，杀人犯的财产属于与杀人犯的丈夫共同的财产，是共同占有的。她代表她跟丈夫的共同利益与海伍德产生了纠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说清楚。她这个经济纠纷是怎么来的？应得的经济利益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没说清楚。是她自己创造的，还是和丈夫一起创造的？没说清楚。发生的是她和被害者的纠纷，还是夫妻两人和被害者的纠纷？没说清楚。  谷开来杀人案庭审现场 二，杀人过程。谷开来所使用的工具（氰化钾和毒品）都是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拥有的，她怎么能够得到？怎么得到的也不清楚。 三，谷开来作案，能够讲的清楚的，是她动用了国家行政力量、公安力量作案，案发之后又掩盖罪行，毁灭罪证。谁能动用这些力量呢？帮他杀人的曾经有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后来是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晓军，她怎么能叫这个人帮她作案呢？也不清楚。事后派去的四个人，都是直辖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处长这样的人，为使薄谷开来不受追诉，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的决定。这就发生问题了，杀人犯谷开来为什么能够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公民都不能具有的能力掩盖罪行？毁灭罪证？是谁给她的？难道她具有特异功能？ 四，最后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疑点，中国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被宣布变换了工作分工。这是跟本案有关的，而不是无关的。如果是无关的，必须有证人证明。如果不能证明，那就是有关的。这个掌权者是谁？谁能改变一个直辖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分工？这个问题显然和本案有关，从犯案原因、作案过程，到最后毁灭罪证，到事情败露的时候，使用警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变换副市长的工作，这些好像都是杀人犯想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知道自己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如果外国法学家、外国公民看到这个问题一定觉得是个疑团。 因此说本案涉及到的关键问题统统没有查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结论，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的法制！ 薄熙来因为"唱红打黑"载入史册 鲍彤说，以上四点质疑是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但是他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薄一波的儿子进入了历史。薄熙来之所以载入史册，是他在"唱红打黑"上的创造。鲍彤认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概括，超过"三个代表"超过"四个坚持"。为什么这样说？薄熙来把一党专制的本质明确不容误解地概括成四个字，两句话，讲清楚了。 什么叫"唱红"？"唱红"就是"顺我者昌"；什么叫"打黑"？"打黑"就是"逆我者亡"。鲍彤的解释赢得了熟悉的朋友们的热烈掌声。 鲍彤进一步阐述了他已经在两篇文章中提出过的论点。为什么说薄熙来的四个字超过了"三个代表"？鲍彤说"三个代表"很不现实，它说我代表最先进的这个，最先进的那个，都不现实。只是提出了它的"三个垄断"的理由。"唱红打黑"远远超过"三个代表"。  "薄熙来同志"失踪已近半年 "唱红打黑"是不是代表了"四个坚持"呢？鲍彤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个东西是说的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党的领导？都没有说清楚。但是"唱红打黑"把它说清楚了，党就是"唱红"，党就是"打黑"。党要打什么，什么就是黑；党要提倡什么，什么就是红。党要全面腐败，全面腐败就是社会主义。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普世价值，自由化和普世价值就是黑，主张宪政的右派就是黑。它把一个东西具体化明朗化，而且不容误解，不容置疑。只要坚持"唱红打黑"，中共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没有完成的帝基霸业，可以在这四字箴言中实现，它就到了这个程度。 鲍彤说：我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十八大的走向，但是我知道十八大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它可以和薄切割，也可以就切割一个薄，如果不和"唱红打黑"切割，那么它还是从帝制走向帝制，也就是一切照旧。 薄谷王"唱红打黑"犯罪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性质？ 5日晚，新华社发布电讯，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提起公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二号人物步入法律程序。王立军涉嫌的四项罪名，其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是这个犯罪集团成员第一次涉入经济犯罪。这项罪名有可能以死刑量刑。另外一项"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也并非不牵涉出集团他人更严重的颠覆罪。据消息人士透露，王立军不仅窃听来渝的中央领导人，也窃听薄熙来。他被带到北京之后曾经交代薄熙来在窃听之后的各种议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高层的非常关注。薄熙来把自己和习近平做比较："他当县委书记，我也当县委书记，他进入市级，我也进入市级，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引发中央的震撼。 合肥两案的审理判决与王立军的四宗罪，说明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唱红打黑"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勾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效忠个人为组织结构的"黑帮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杀人越货，无所不能，但是是以动员民众为手段，以上位为目的的投机派。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薄熙来集团实际可左可右，当前怕新的"毛泽东"的是"官阶层"。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与中央的矛盾，是潜在的皇帝和掌握中央实权的官僚的一场斗争。中国当前党国色彩已经蜕变为官国色彩。  作者高瑜 作为"唱红打黑"集团的头面人物薄熙来，在王立军数罪并罚比较之下，已经难以再切割，"失察"已经抵挡不过去，如果王立军再审出什么"骇人听闻"的结论，严肃国法朝纲就要走向反面。政治评论人士@冬眠熊微博："王以四宗罪被起诉，预示B可能也面临刑事起诉。因为王的各宗罪都与B难以切割，你可以说谷杀人他不知，但王的徇私枉法（包括黑打）、窃听、贪腐等，还有在其叛逃后用精神病欺骗公众都与B密切相关，王是B的大红人，相当于西红的103首长，别人犯事可以用失察推脱，王的这些有组织犯罪，仅说失察没人信啊。" 薄熙来的处理，关系着十八大格局，这将成为左右十八大召开前夕，短短一个来月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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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Sep 2012 09:33 PM PDT 同80後、90後新生代青年男女"零距離"面對 整個天地對人就是一個"海"字；海中對人唯一 的一個字就是"藍"。大海如"人生之旅"中的"歇 腳涼亭"。赤日炎炎下的遠行人，最大的渴望、樂趣 與眷戀，就是縱身水域"液體的遼闊"，仰浮潛泳於 "蔚藍的滋潤"。 並非主題之外的深層本義
存在中相容紛繁萬物，萬物紛繁於絕對的"一"。一切是過程中千姿百態的有形和無形，有形和無形流變的形態永無終極。 大海是一首詩，魚群是遊動的文字；海浪是變化的筆觸。大海的"詩"中天海一體，浪潮翻卷青空的層雲，雲層堆砌碧水的疊浪。 人類與大自然共存，同居或寄居于同一時空。人與自然的整體是一方天然自存的浮游的"塊"。無論呈現其中的時空是何"動態"或"形式"？是雲紋、是水波、是枝杈、是石脈、是人體經絡？都是不同類型事物中的同一紋理。 從毛澤東執政的歷史年代至今，整個中國文化都失去"國"、"族"和東方地域精神色彩和特徵而由一"黨"鎖定，從思想、行為、生活方式到文化藝術的探索與表現，一切都跳不出"鐮刀和斧頭"的"農民革命"意識形態的框定和囚禁。 時至今日，社會權力等同於皇權，為一黨獨霸並隔代承傳，由此產生一個"社會特權階層"，全社會在這一特權階層的掌控中，公民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憲法所賦予的公民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種種權利被消失殆盡。在一個現代社會，"特權"與"私欲"與"弱智"結緣、與"智慧"與"德行"絕緣，它導致一個偉大民族精神上整體的扭曲和異化。 這個時代正屆臨"洗腦和反洗腦"的高峰臨界點，其內在空間決定于新的人文精神意識。它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思維"時代；而是一個電子時代、互聯網時代、其深層內質決定這是一個"筆桿子裏面出政權"、"筆桿子裏面拓空間"的時代。波翻浪湧的網路世界將蕩滌一切"八股"與"教條"，顛覆一切世俗邪惡與謊言。生命遼闊的汪洋大海中絕不容任何海盜式的"政客"獨霸和橫行其中。 今天是80後、90後的時代，互聯網拓展了新生代的文明視野和襟懷。斷裂和失傳已久的中華民族"人體宇宙生命"意識將在當代彌合與銜接並展開全新的浩瀚時空。 紅塵中有"塵累"，塵累中的人類渴求休閒，而休閒的結果仍然難免一"累"，誠如生存的終極難免一"死"。 此文以大海的背景上的"水戀"為主題，屬我的不同"精神文化"系列之一，其中包括義大利的"天空"，西班牙的"大地"，澳大利亞的"荒原"、日本的"富士雪山"、德國早已倒塌的"柏林牆"、中華民族的"體魄和心跳"、全球文明"流動的身體"等。 飄浮的板塊與移動的城市 沒想到這麼平穩，人直立其上有如腳踏大地上，絲毫感覺不到它的搖晃與擺動，然而它卻是一艘超巨型的逰輪或郵輪"挪威寶石號"。它如一塊浮游的板塊、一座移動的城市，高達數十層的建築中空間密佈。這塊"板塊"不是冰川中斷裂的巨大的冰層，上面飄浮2000多個遊客和來自70多個國家的1000多個船員，如黑壓壓的一大片企鵝擠擁於浮冰。 海鏡深處"四大異象"重疊 逰輪行駛在海上，是飄浮的板塊，是移動的城市，而對我來說，卻無異於暢逰天海之間的獨立生命的"夢巢"。人們共同擁有不同的公共空間，也同時擁有各別的私人空間。人在逰輪上，不僅有一種腳踏平地的平穩，也有一種沒有離開家或發現新的家的感覺。人與人共處沒有什麼"階級"的差異和對立，而是微笑與微笑面對、點頭與點頭中相互招呼。登上甲板的第一個瞬間，猛聽見一陣熱烈的叫喊，以為是熟人、不想卻是一群陌生人。其中一人趨前而立，一臉燦爛的笑容、對我熱情拍肩、拍背表示友好。我在陽光下聽到他陽光一樣敞亮的語言："我們同乘一條船，大家是一個大家庭，每個人都是同一個家族的成員。"在故國家園的血紅中，我很難在人與人之間聽到這種"陽光的語言"。 衝浪于"陽光翻卷"的水域
我是個為水而生者。生命短促如陽光一閃，而我的生命在"一閃即逝"的日光、岩石、波浪中充滿"水戀"。 清晨睜開眼睛，窗外就見巴哈馬群島之一、大馬磴礁拉長的島影。這些群島不乏私人購買者、個體生命擁有的自然空間。長年以海鷗為鄰、與海龜結伴、還是獨享與孤寂相擁的隱逸人生的選擇與樂趣？甲板上憑欄遠眺異域風情的建築和孤立的人體雕塑，偶見叢樹、更多的卻是草坡的荒蕪。開發後的山體裸露的白砂和層岩在日光中閃亮，岩石的裂紋與明暗色彩中有天然的畫意，我喜歡！包括遠眺中似渺無人跡的空曠。 天海逰輪"光斑"中的場景 晚上突然又見逰輪四周的海水朝後急急倒退，既快又猛，儘管逰輪依然平穩向前。海水倒退的速度就象天空黑色雲層急急倒退？同一動態、同一頻律中的同一內質？為什麼天海雲水突然間都要急急後退於一個方向？其中有什麼難解的存在的密碼？天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雲、地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水？它們從哪里來的？雲是什麼？水是什麼？風是什麼？人賦予不同事物與自然現象以名稱、符號、概念的定位與定格。無解的奧秘中有解嗎？ 大劇場：海上王國的百老彙 東西方文化藝術，如果東方以"詩書畫"形式為主體面對人生，表現抽象和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那麼西方藝術表現在舞臺空間以"歌舞樂"的綜合形式傳達當下的生活。視域中逰輪的大劇院舞臺設計，金光交叉、立體流動、眼花繚亂地閃爍不停。 "福利餐廳"與"船頂泳池" 大海在歲月的堆砌中很深、深於奧秘；大海在陽光的輻射中很淺、淺於透明。 不同光照下的大海卻是同一的浩瀚。不同方位中的遊輪卻不離同一的時空。 白晝與黑夜崩裂的同一時空 白晝是什麼？黑夜是什麼？兩者互滲為一體、崩裂於同質、分解於運動。在"時空之外的時空"中，"萬物趨一與無形"，超越于人類思維、感知、語言、文字和觀念之外。人自我定格與定位於"人"，而"人是什麼"？是綿延無限光年的"無解與追問"？！ 閉目入靜。頭頂日月交叉。生死趨於同一。 獨行者船隻水域的遼闊！ 2012年8月4日始於旅途/8月25日完稿於紐約秋園小丘草原湖畔 後記： 與此文相關的文章，主要包括有：《藍色星球上》、《身體綿延的黃金海岸》、《在義大利的天空下》、《在西班牙的大地上》、《中華民族的體魄和心跳》、《全球文明流動的身體》、《絕對虛無》、《探訪與撞擊》、《內外風景》、女性糸列《終極的美麗》、《隱逸詩人》糸列、《遼闊的心經》等，擬滙集為一本"生命之旅與文化探訪"專集面世。 仿佛人與人之間的一份奇緣，此文剛擱筆，遠在日本的女作家、學者燕子女士偕同先生山田正行教授橫跨太平洋"從天而降"紐約。燕子女士是海外前中日雙語文學雜誌《藍》的主編，也是我的第一部日文譯著《黃翔的詩和詩想》一書的作者。這是一位"歷史煙海"中的冒險潛沉者，自由精神文化的"海底探奇"者。始於"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國地下文學"，在日本乃至當代國際大範圍內，正是由這位弱女子率先於人揭開本來面目、發掘出其自由的文理命脈。是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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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两地四十六位历史老人向中共强烈呼吁：必须清算毛泽东反人类罪行！ Posted: 06 Sep 2012 07:29 AM PDT ——揭露“文革”真相，定谳“文革”元凶 我们是一批年过七旬、八旬的历史老人，也是毛泽东主政中国27年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受害者。“十年浩劫”已去四十六年，故我们以四十六人之数联名发出这封带血、带泪的呼吁书，目的是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不要忘记这段惨烈、锥心、沉痛的历史。 曾担任过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陈一咨先生说：“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  毛泽东，1966年再次精心策划了洗劫人类历史文明的“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目的有二：一是走出个人的政治困境，夺回因三年人祸而失去的领导权威 ，企图把活活饿死3750多万人的滔天罪恶推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级领导干部。因此他要杀人灭口，借用群众力量，搞臭搞死刘少奇与党内一大批对他有议论和不满的各级领导干部；二是为了加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个人极权，必须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天下变为父传子、子传孙的毛氏“家天下”，以利把他当政的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天下“圣君”的形象传给后世。为达此目的必须要再来一次“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一生精于权术，悉知怎样调动人类一切恶习的能量。从1965年开始，他先假手江青唆使姚文元起草、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拉开了“文革”序幕。1966年4月，毛泽东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赓即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邓拓被逼于1966年5月16日自杀；一个北京市委书记，成为毛泽东“文革”中的第一个冤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檄文《5・16通知》）不久之后，北京市副市长吴�和夫人袁震及其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继之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他在整理毛泽东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部分。 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晗辩护，得罪了毛泽东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接着，毛泽东出面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造反大字报”，但仍觉火力不够，于是亲自操刀抛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继而八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封资修”反人性、反人道的口号，鼓励年轻娃娃起来“造反”、“夺权”，大搞打、砸、抢、抄，点燃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熊熊邪火。一时和平宁静的社会秩序大乱特乱，毛泽东仍嫌乱得不够，再次提出“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张，并以“三支两军”名义，挑起全国大规模的“武斗”。一时枪声大作，尸骨盈野，哭儿失夫，里巷尽闻。 在此期间 “红卫兵”在毛泽东的鼓噪下，抄家成风，毁坏文物成性，任意打人杀人，真正做到了毛万岁所说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神州大地一片血腥，赤县九域伤痕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被抄家。仅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就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十万户被抄家，它所辖的郊区川沙县，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家。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家。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家。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北师大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以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个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曾与毛泽东面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用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等；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曾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也难逃劫难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也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更为可怕的是全国各地“造反派”除大杀特杀与自已观点不同的民众以外，北京的大兴与湖南的道县，还对“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进行全家大屠杀，连三岁的幼儿也不放过，真叫惨绝人寰，亘古未有。请问是谁之罪？ 有资料表明，从1966年6月至1974年11月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被毛泽东直接和间接逼害至死、自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120人之多，各界知识文化科技精英高达一万二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这血雨腥风的十年，全国有1亿人挨整，有2000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何等的罪孽啊！ 谁是“文革”元凶？毛泽东！ 谁是“浩劫”首恶？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及其创建这些文化历史的新老知识分子，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当今的吴�、邓拓。实际，被他革掉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毛泽东把中华民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弃之如敝履，不分糟粕与精华一概摧毁。其结果是：党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断层，经济崩溃，邪恶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质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了愚昧、无知、野蛮、没有人权、邪恶的国家。 可是中共至今没有去定谳“文革”元凶，至今没有去清算“浩劫”首恶的罪行，代毛泽东受罚受惩的是“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诚然“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但他们都是在秉承毛泽东旨意在办事，他们仅是毛泽东圈养的一群恶狗。恶狗咬人该剐该杀，难道纵狗作恶的毛泽东不应当承担罪责么？中共不敢面对历史真相，仍尊他为“领袖”、“伟人”，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漠视，对道德的亵渎，谁能平？谁又能平？ 而今人民共和国之所以法制不张，是非颠倒，善恶混肴，黑白不分，贪腐横行，不尊人权，漠视生命、以及城管打人、警察行凶，全是“文革”元凶、首恶毛泽东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种下的恶果。中共要求全中国13亿各界民众守法守律，但对毛泽东却纵法悖理。古人云：责人者首先应该自责其身。 为此，我们强烈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呼吁：必须清算“文革”元凶、“浩劫”首恶--毛泽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历史一个交代！还社会一个公平！ 我们特向即将出席中共十八大的精英们建言： 1立即彻底清算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将其头像撤下天安门，将其腐尸从广场上清走。 2、停播一切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书刊杂志。 以利于凝聚各界民众力量，齐心合力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成渝两地四十六位历史老人：蒋文扬、 李国元 、潘太才 、王义珍 、王志仁、 王复南 、郑汉生 、 程世光 、吴宏光 、林宪君 、 牛立华、 吴启成 、袁正心 、肖及忠、 刘碧群、 景良辰、 朱庆光、 王绍敏、 李宜良 、徐季正 、铁 流、 邬锡昌、唐道富、刘文介、郭 炎、屈楚平、张平中、艾 风、黄宝松、王重纲、方志超：叶式礼、范炬明、谌东亥、廖赤明、彭慕陶、岳定国、林夕映、熊习礼、胡崇贞、田公亮、房让喜、吴介琴、赵 群、蒋文钦、朱国干、宋泽宇、杨铭传、俞国安， 杨少西、贺承业、何立拣、谭俊昌、罗开文、范忠洲。、 重庆联系电话：023-68108800成都联系电话：18228152159 二○一二年九月七日 特别说明：这次发出的名单未标上电话，主要是回避毛派分子的围攻骚扰。我们不是怕他们，因他是一帮不讲理不讲法的暴徒流氓，一口下流无耻的脏话，除了谩骂威胁恐吓外，没句人话。我们观点不变：批毛到底，绝不后退。如毛派分子认为我们观点不正确欢迎写文章批驳，如果认为我们违情悖理，可向公安机关告发，直至向法院起诉，但不能流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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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Sep 2012 07:21 AM PDT 2012年度的美国总统大选，渐入高潮。对中国政策，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焦点之一。美国民众不满美中巨大贸易逆差、以及因中国低价倾销而流失的美国制造业和工作机会，普遍要求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迫使它遵守平等贸易规则。
基于如此强烈的美国民意，罗姆尼誓言，他当选总统的第一天，就将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这意味着，他将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奥巴马政府目前的做法是，通过“稳定的外交压力”促使中方让人民币升值，但收效有限。
二十多年来，北京通过操控人民币汇率、对外低价倾销、补贴国有企业进而排斥外国商品、纵容大规模抄袭、盗版、剽窃外国产品和技术，一跃而为经济上的暴发户，从中，不仅公然违反世界贸易规则，而且严重扰乱国际市场经济。为此，罗姆尼的共和党党纲直指：“中国是公平贸易的最大违规者”，“是美国专利、品牌、技术和知识产权最大的外国窃贼。”
地缘政治与军事方面，奥巴马政府以重返亚洲、调整海军部署以重兵布防亚洲、联合亚洲国家等策略，围堵中共，应该说，奥巴马以“巧实力”阻击中共，成本低，见效快，相当成功，以至于，中共在一年之间，就丢失了十年外交成果。
但罗姆尼认为，奥巴马还做得不够，除了“巧实力”，美国还应该强化“硬实力”。罗姆尼尤其反对奥巴马削减军费的举措，他表示，将从其他方面节省开支，继续保持美国的强大军力，以“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加速发展”、“遏制中国对邻国发起的任何挑衅或压迫行为。”
人权方面，奥巴马和民主党采取的，是与中共对话、给北京留面子的做法，从幕后施加压力，有时甚至将人权议题押放在经济等议题之后；罗姆尼则主张，要更直接、更强势地向北京施压，他指出：“如果美国担心得罪中国当局而减少对中国异见人士的支持，只会让中国当局更加有恃无恐。绝对不能把关乎自由前景的问题放在次要位置。”
罗姆尼的言论和政策，显然让中南海感到不安。中共官方媒体， 一边自我安慰说“早已对美国政客这一类的竞选说辞习以为常”，一边却对罗姆尼展开攻击， 连番发表社论或评论，说罗姆尼政策“令人担忧”、“更加具有挑衅性”，甚至谴责罗姆尼“毒化中美关系”。随着美国大选临近，中共对罗姆尼的攻击不断升级，字里行间，流露中南海的“罗姆尼恐惧症”。
北京声称，罗姆尼的对中政策，是“冷战思维的过时表现”。问题是，中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冷战思维和过时表现；中共死守一党专制，才使东西方冷战得以延续。要告别冷战，中共首先需要放弃对本国民众的奴役。
中南海声言，如果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美国对其他亚洲国家提供支持，“将会导致中美两国的正面冲突”。实际上，中美冲突，一直在进行，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独裁与民主的根本对立，是中美冲突的必然根源；至于“正面冲突”，即军事摊牌，也不过是迟早的事，中共狂涨军费、猛增军力，就是为这一天做准备。正如在国内，中共豢养庞大军力，随时准备镇压要求它结束一党专制的中国民众；在国际上，中共则穷兵黩武，随时准备抗拒要求它接受普世价值的国际压力。
罗姆尼明确表示，要向台湾出售先进的F-16战斗机（奥巴马当局暂时冻结了这一计划），中南海警告，罗姆尼“已经踩到一条危险的界线，因为那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所谓“中国核心利益”，不过是“中共核心利益”，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中共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向外国转移和藏匿其不法所得。
所谓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都成为中共赖在台上不下来的借口：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中共才有继续当政的理由。而事实却是，正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和倒行逆施，才酿成这一大堆死缠难解的中国问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年9月4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9052012162247.html 作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