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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5 09:34 PM PDT 羊年（2015年）春节，初一初二两日，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韶山人潮涌动。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迎来了逾二十万来自各地的祭拜者，铜像下花篮满地，焚香区烟雾缭绕。除平民百姓外，祭拜者中也不乏政府官员与商家老板，他们都祈求毛泽东的亡灵保佑他们生活平安，仕途顺畅，财运亨通。 眼下这副场景，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文革期间对毛的狂热崇拜。两者有同也有不同。当年的毛崇拜，是把毛当作革命导师革命领袖；如今的毛热，却是把毛当作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 可是，毛怎么能当作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呢？毛统治中国大陆二十七年，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举国上下反复折腾。毛的名言："七亿人，不斗行吗？"在毛时代的中国，从平民到官员，没多少人过过几天安定日子。至于个人发财致富，毛时代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连有这种念头都是政治不正确，要挨批挨整的。毛时代的中国，不是均富是均贫。偏偏是这样一个最喜欢折腾治下臣民，最见不得老百姓发财致富的独裁者，如今却被当作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该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诞。 当今中共，是太子党掌权。可是台上这些太子党们，其父辈几乎都在毛时代挨过整。首先是习近平，其父习仲勋从1962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受其父牵连，习近平本人在当年也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也被下放农村。如果不是1976年毛死江囚，尔后邓小平复出，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元老才获得平反重任要职，习近平哪有可能当上党国领导人？按理说，不论是出于公愤还是出于私怨，习近平都该大力推行非毛化；殊不料上台伊始，习就高调宣称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对毛的推崇与效仿竟胜过江胡，其言谈做派，没有乃父的开明，倒有毛氏的霸气。这就是"中国特色"。 毛泽东虽然死去近四十年，但是其阴魂不散。评毛批毛不只是历史课题，更兼有现实的意义。老康这本《还原毛共》当作如是观。 说起老康对毛共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四十五年前。 老康在他那本自传《出中国记》（允晨文化，2005年）里写到，1968年，老康刚24岁，还是小康，由于"思想反动"，20岁时已被大学开除，又由于给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信，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自己翻译，被当局查获，扣上"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判处三年劳教。早在判处劳教之前，小康就结识了一位从劳教农场释放回来的高人。此人名叫赵壹，是康家的一个远亲。他本是投奔延安的左倾知识青年，后来当上中共陕西省委的干部，据说曾是省委书记手下最红的秘书，57年因对毛的讲话大胆质疑，被打成右派，直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农民。这位赵壹见小康孺子可教，常和他放言畅谈，百无禁忌。 在《出中国记》里，老康写到："我从赵壹口中得到了思想上的启蒙，这启蒙首先就是他对毛泽东其人及其路线的明确否定。我虽背了个反动学生的黑锅，但要认真谈那'反动'，实际上我并不够资格。我的不喜欢毛泽东，只不过是由周围的崇毛狂热引起的一种逆反心理而已，至于毛所领导的这一场革命以及历次的整人运动，党内斗争的根根节节，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不具备，更谈不上有什么清醒地认识。""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开始认真思考中共及其革命路线的谬误，不再停留于那种纯个人情绪的不满现实。" 在同代人中，老康本来就有些异类。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游离于"新社会"之外，从不曾进入过主流话语，因此，当开始思考毛与中共的问题时，老康就比较能单刀直入，不像其他青年异议者那样老是在那套庞大的红色话语系统中纠缠不已。1994年，老康获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充分享受到资讯自由以及和同道交流的自由，对毛共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固然，以老康的身份，他不可能握有什么独家之秘的材料。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毛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难的是对这些材料加以分辨、解读和综合概括－－老康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 《还原毛共》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从毛泽东读书求学起，到打下红色江山止的这段历史；最后增补了一章，对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的历史略加概括。 老康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打江山这一段，是有针对性的。据说，中共元老陈云对毛泽东有三句话的评价："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甚至连李锐这样的党内开明派都赞成这种评价。可见，在评毛批毛的问题上，毛"开国"即打江山这一段，尤其有争议，尤其需要说清楚。 一个来自湖南山沟沟里的农家子弟，最后竟打下了一片红色江山，成了没有皇冠的开国皇帝。这在不少人看来，该是多么了不起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还信奉共产党那套历史观，还用它去解释毛领导中共革命伟大胜利的人大概很少了，但是其他的解释又出来了。例如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等等。照这些人看来，毛既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那总是他做对了什么。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是很多人的思维定式。还原毛共之不易，还原毛共之必要，就在于它正是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式。 人类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好人不断地战胜坏人，善不断地战胜恶的历史。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里专门有一章分析"为什么最坏者当政"，讲的就是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偏偏是最坏的人每每取得成功。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那些持有上述思维定式的人，竭力从毛的巨大成功中发掘出善的价值和进步的意义，固然很迂腐、很强词夺理、很牵强附会，但那也表明他们毕竟还在意善的价值，还在意历史的进步，因此还不算最恶劣。更恶劣的一种对成功的崇拜是，他们崇拜成功者，仅仅是因为他的成功，而不管他的成功是善还是恶，也就是说，哪怕他们明知他的成功充满罪恶，但只要他成功，他们就崇拜。 恶也是有魅力的，越是大恶越有魅力。习近平效仿毛是出于这种心理，习钟情于毛的是毛的那套统治术。毛故居的朝圣者也是出于这种心理。这和那种古老的迷信方式很相似。在那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并不是因为他善良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讨好，是谄媚贿赂，骨子里是恐惧。 为什么他们要把毛当作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被当作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为什么他们不去崇拜邓小平却要崇拜毛泽东呢？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强大更厉害，因为邓只是毛的下属，因为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 我们切切不可忘记，当今中国的毛热或毛崇拜乃是兴起于90年代即六四之后。这绝不是偶然的。六四屠杀摧毁了很多人对正义的信念，摧毁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应有的道德感，于是他们就接受了成王败寇的逻辑，转向对权力的崇拜。 读老康的《还原毛共》，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了解毛共的罪恶，而且也是让我们重建对正义的信念。我们不应该不顾善恶而一味地崇拜成功。我们不应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英雄；而且，我们还要敢于蔑视那些罪恶的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战胜邪恶。正像卡尔·波普（Karl R.Popper）所说："我们不应以先知自居，我们必须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我们必须学习，尽量做得更好，并且找出我们的错误。因此，只要我们放弃权力的历史是我们的裁判这个概念，只要我们不再局促不安，忧虑到历史是否会替我们辩解，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控制权力。这样我们甚至又可以为历史辩解，历史是迫切地需要这种辩解的。" 在一个邪恶的政权强势崛起，普世价值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今世界，我们尤其应该如此。
注：康正果《还原毛共》即将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6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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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5 09:23 PM PDT 随着审周大戏一天天逼近，政变篡位之说又在网上热炒，笔者总感过于离谱，一直和这些传说保持距离，想对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北京之春首发 201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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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能拯救台湾的是台湾人民自己———读简锡阶《弱者的力量》 Posted: 07 Apr 2015 09:19 PM PDT 此书的开头很像一部令人震撼的灾难电影。以资深漫画家和戏剧爱好者的丰富想象力，简锡阶先生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台湾末日的图景：  路透社国际新闻头条标题："统一公投争议演变成政治风暴，台独民众占领总统府，未上任新总统连正文流亡北京。" 然后是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惊悚消息：台湾军事政变流产，民众烧毁亲中媒体大楼，街头喋血社会失控。台湾流亡总统请求中国出兵。中国登陆进行接管，宣布戒严重建秩序。解放军全面控制台湾，台湾惨遭灭国的命运。 没有人愿意承受灾难，但很少有人不逃避对灾难的思索。没有思索就不能警醒，就无从预防，更无法在宿命般的灾难面前找到抵御的力量。简锡阶先生的新书《弱者的力量----台湾反并吞的和平想象》，就是一位深具忧患意识的台湾有识之士长期思索的产物。 在好莱坞的灾难电影中，关键时刻总是会出现一个本领高强、特有献身精神的英雄，冲出来拯救陷入绝境的人们。但在这本新书中，简锡阶先生告诉我们：当大难降临时，能够拯救台湾的，只能是全体台湾人民自己。面对来自一个专制大国的威胁，台湾人民可以温和而坚定地，以"非暴力群众防卫"抵御中共并吞，捍卫人民自决权及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 ◎ 对灾难的预警是危言耸听吗？ 《弱者的力量---台湾反并吞的和平想象》一书出版之前，笔者正在台湾，有幸提前读到简先生的书稿。在与一些台湾朋友的接触中，我一有机会就提及此书的观点，征询朋友们的看法。 有朋友说，简锡阶是一位杰出的、知行合一贡献良多的社运先行者，可称得上是台湾社会的良心。他具有前瞻性，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头，为台湾所面临的各种危机而殚思竭虑，他的思考和建议值得高度重视。但也有一些台湾人比较犹豫，他们不相信中共真会动用武力并吞台湾，觉得简锡阶的人民自我防卫措施不是那么必要。 也难怪一些善良的台湾人持有这样乐观的幻觉。近年来，中共在台湾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展开友善的笑脸大撒银子，和台湾社会进行广泛的接触交流，推行各种争取民心的惠台措施。全方位的统战渗透各个行业部门，还把统战的重点放在"三中一青"（台湾中南部、中小企业、中低收入户、青年）上。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看到中共露出了强权凶狠的牙齿。英国《每日镜报》形容说："专注于新国家强势的习近平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五角大厦长期研究中国的美国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强的秘密战略》中预言：中国将在2049年收回台湾。 凡了解红卫兵偏执、强横、暴烈、敌对思维的人，都不会相信当今深具红卫兵情结的中共领导人会把收回台湾的时间推迟倒2049年去。习近平的任期只有八年了，他正信心满满地想要大展宏图建功立业，完成毛泽东和邓小平未竞的统一大业。在笔者看来，一个经济崛起并具有封建大一统思维的大国，一个制度性地侵犯人权并日趋法西斯化的政权，他们连本国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也要残酷监禁，会长久地容忍台湾人享受目前这份自在与安宁？ 简锡阶先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弱者的力量》一书的序言中，他说：中国的武力威胁从未缓解。中国运用武力占领并接收台湾，是台湾必须面对的最坏的打算。 ◎ 温和坚定走自我防卫之路 1999年简锡阶任立法委员时，曾在立法院质询国防部长唐飞："一旦共军犯台，国军能抵挡几天？"唐飞迟疑之后回答说："最少可以抵挡三天。"2014年，国防部长严明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国军最少可以守一个月。 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共迟早要侵犯台湾的主权，无论台湾国军军备如何，都无法抵御中共的武力侵犯。美国虽有对台安全承诺，但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智库出现了一种"弃台论"，台湾很可能被注重经济利益的欧美国家牺牲掉。面对这种宿命，台湾社会弥漫着一种无力感，似乎只能坐以待"统"。 作为一位坚守台湾主权和本土立场、拥抱普世价值的仁人志士，简锡阶绝不愿意让当今霸权和国际形势主宰自己的家园，决不肯在外来独裁强权的威胁下轻易言败。他在新书中指出："我们的军力不足以保卫台湾，美国又不可能为台湾而战，台湾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自保？发展非暴力群众防卫的非武力国防，或许是台湾唯一的选择。" 从当年教人制作汽油弹去对抗国民党专制，相信为了神圣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到今天成为台湾和平基金会执行长，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传"和平非暴力抗争"，简锡阶几十年的心路历程，经历了基督教义的熏陶、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恩以及北欧和平主义等理念的影响，并走访世界各国，进行和平学习之旅，还接受过国际和平组织的培训。  1995年，简锡阶担任核四公投非暴力训练及指挥。 不逃避现实，不自欺欺人，针对中共打压、并吞台湾的严重威胁，德高望重、性格温和的简先生以坚定的态度，论述他的爱与非暴力的理念。他这样解释自己出版此书的目的： "期盼在本书出刊后，能有更多的民众理解及支持，共同催生'非暴力群众防卫'的建制，透过游说朝野人士，最终能在国防部建立'并行'的防卫体系。所谓'并行'，是指在中国武力登陆前，以精锐军力防卫反击，制敌机先。战争爆发可鼓舞国人士气，并引起全球关注、谴责中国侵略。一旦敌军登陆，改采非暴力群众防卫，以'不合作、不服从'方式来彻底抵抗，使其统治无效且无动武正当性；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援，直到击退侵略者，恢复自由民主的生活。" ◎ 瑞典把群众性防卫纳入总体国防 在新年去阳明山观赏茶花的途中，简锡阶先生和他的太太淑芬和我讨论台湾反吞并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我这个大陆流亡者能荣幸地和简锡皆夫妇成为好友，起因于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从瑞典和平运动看人民争取和平权》。把一生无私奉献给台湾社运、工运与和平运动的简锡阶，对我介绍的瑞典经验推崇不已。 在这本新书中，简先生也谈到："瑞典于1986年，国会通过把'群众性防卫'正式纳入'总体国防'政策，成立常设委员会，分阶段拟定发展计划。" 笔者所长期流亡并定居的瑞典，是一个享有二百多年和平的著名的中立国。这个小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但仍然采取"群众性防卫"这一国防政策。台湾，一个孤悬海上的小小岛国，时刻面临强权虎视眈眈，有什么理由对简锡阶提出的"全国性的公民防卫体系"置若罔闻？台湾民选的国会和政府为何不能透过立法，去补强这个防卫网，强化公民抵抗并吞的抗争意识，减少战争的伤害呢？ 不但借鉴瑞典经验，简锡阶先生还借鉴印度、波罗地海三国等国家的非暴力抗争成功之道。在简锡阶漫长的社运生涯里，他曾多次担任非暴力抗争的训练者和总指挥，创造了不少抗争成功的范例，其中包括：设计郭倍宏闯关突破黑名单，―一○○行动联盟反阅兵，帮助嘉隆女工为计件工人争公道，核四公投千里苦行与非暴力志工培训，……。他的社运非暴力抗争和全民防卫的"不合作抵抗"的原则和理念都是一致的。  以自己丰富的学识，根据长期从事社会运动的实践经验，简锡阶先生展开想象力，为台湾的未来设计出一整套"非暴力群众防卫"的操作方法。在此书中，他论述了非暴力抗争的可行性，指出可以用来捍卫台湾主权的各种方式，包括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如果台湾和瑞典一样，将"非武装国防"作为一种国策，将松散的社会组织起来。这种全民动员和训练的过程，就是台湾公民社会茁壮成长的过程。 ◎"小确幸"社会可以柔弱胜刚强 有人怀疑说，台湾目前是一个沉醉于"小确幸"的社会，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人充满了无奈和无力感，他们能相信"非暴力群众防卫"的精神力量吗？能学会运用和平的方式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吗？其实，就像玩电子游戏的一代青年创造了历史意义深远的太阳花运动，追求"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并不妨碍台湾人勇敢反抗外来欺凌。 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写下一则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只是意味着他在欧洲大浩劫来临之日，仍然坚持享受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乐趣。实际上，卡夫卡一直密切关注战争，并为普通人的无能而深感痛苦。 而简锡阶是不痛苦的，他深信享受"小确幸"的台湾人可以柔弱胜刚强。中国哲学家老子曾以水来论证道的柔弱品格，以及其战胜刚强的特征。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是温良的人民，他们就像柔弱的水一样，蕴含着广阔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在习近平对台湾发出最严厉警告、威胁两岸和平之时，简锡阶给台湾人提供了一个从理念到行动的全民防御体系，这是台湾此时此刻所迫切需要的一本书。 （《弱者的力量---台湾反并吞的和平想象》由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我们出版社出版）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四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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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5 09:16 PM PDT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于11月1日表决通过，并将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实施24年来第一次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内容，被学者誉为'依法治国的抓手和试金石'，堪称一部可以有效地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法律。" 这段叙述见诸2014年11月1日国内众多官方媒体网站，是对那天全国人大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报道的开篇之言，我所看到的多个网站一字不差，应该是新华社发的的通稿。故可看作是共产党对行政诉讼法的统一宣传口径。 再有一个月，这部修改法就要实施了。对于等待"起诉首都机场海关案"开庭已经一年有余的我来说，这部行政诉讼法是否真如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是"依法治国的抓手"，能"有效地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案件的进展才是"试金石"。共产党自夸自的话听得太多了，记不起曾经有过哪么一句是可以相信的。 3月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给我第三份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的通知书，同时还有一件"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根据这个告知书，合议庭审判长仍由行政庭审判员贾志刚担任，另两位审判员中董巍不变，胡晓明改由陈金涛替代。书记员除了原来的张怡，又增加了一位郝丹。据三中院联系人张怡对我的律师说，这次变更是因为胡晓明的离职造成的。但是第一次合议庭除审判长外的另两位成员的称谓是审判员，变更后却都改成代理审判员。我的律师告诉我：旧版与新版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均有这样一条规定："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 我仔细研究了行政诉讼法，它的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并没有指明行政诉讼合议庭可参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相关条款，由助理审判员代行审判员职务。按照这一规定，代理审判员是无资格成为合议庭成员的。董巍在半年内被降了一级，从审判员变成了助理审判员，不知其中缘由为何？是否过了5月1日，三中院将为董巍恢复审判员资格，而陈金涛的资质也会由助理审判员变为审判员？我拭目以待。这么较真儿，是希望看到三中院执法的严谨态度。法律就是法律，条款规定就是规定，如果法院把行政诉讼法的行文不当回事，那些所谓学者对这部法律"誉为"、"堪称"的称颂，都是自掴耳光。 不管怎么说，案子的进展似乎有了些许变化，没有在原地踏步。合议庭变更之后，是否意味着开庭之日有望了呢？细细读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让我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它的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它的旧文本规定的一审判决时限是三个月，新修改一下子延长了一倍，而且对于高院可以批准延长审限的上限次数，根本没有规定。也就说，中级和高级两级法院如果不愿意开庭审理某个案件，它们可以联手将开庭的日子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所谓的"抓手"，是可以永远五指平伸而不收拢的；所谓的"关进笼子"，笼子门是可以永远敞开而不关闭的。行政诉讼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所述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它的第八十一条，可以将第一条阐述的：公正、及时、保护……，统统化为乌有。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 再据今年2月15日大陆众多官方媒体网站的报道，"《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已经中央审议通过，即将印发实施。"我在国内听到的实施之日与行政诉讼法相同，也是5月1日。据官方媒体说，这一改革将"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裁量标准。""建立冤假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这一同时实施的、来自中共中央的党对法治的改革，被某些官方网站解读成一句话："法官判错案 终身追责"。果真如此，审理我的案子的合议庭成员将陷入两难的困境：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他们若坚持这一条款，按国法办案，很可能会违背"上面"的意思，从此被脱去法袍。若无视国法而听命于"上面"的指令，万一、而这个万一很可能会是事实——几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上面"换了，想法变了，只要他们还活着，对这个案件的判决终究是要被问责的。那时脱去法袍是小事，丢了养老的退休金可就惨了。 我状告首都机场海关一案诉求内容非常简单：海关扣了我的书，我委托律师提出行政复议，请海关明示于我：a.被扣书籍触犯法律法规的内容，b.作出它们是"禁止进出境物品"认定的机关、部门是谁？海关对我的申辩没有理睬，维持扣书做法，作出处罚决定。我向三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指出首都机场海关的处罚违反《行政处罚法》之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海关关长在提交三中院的答辩状中顾左右而言他，回避阐明海关认定所扣书籍违法的事实和证据。案件的参与者也很明了：原告只我一人，被告是首都机场海关一家。审理这个案子的合议庭去年9月15日就组成了，现在又要变更组成人员，第三次延长开庭日期。这种变更、这种拖延，唯一可以想到的解释就是：合议庭的审判员们并没有国法赋予他们的自由独立判案的法律环境，他们在等待"上面"的指令，而"上面"一直就没人出面下达指令。拖到今日，出现了没有独立裁决的自由，却要承担被终身追责的新状况。很多人说，不论"李南央状告海关案"的结果如何，它的起诉和审理过程，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此案合议庭的三位法官，自愿也好，不自愿也好，反正是被放在了一块热铁板上。 今年的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谢静宜的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的连载片段。谢静宜在书中回忆了当年毛泽东对她的有关阶级斗争思想的教诲。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和迟群一起控制了清华大学，在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成员作出判处后，因其坦白认罪较好，被最高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迟群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这样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人物的回忆录可以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产党元老李锐回忆自己追随共产党一生的口述往事却不但只能在香港出版，入境大陆时还被海关扣留。这是自"打倒四人帮"不多时日后，迄今为止共产党宣传部门的一贯作法：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无论谁唱都开绿灯；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所犯错误，无论党外、党内只给红灯！依据行政诉讼法，不应该受到此一态度干扰的法院会如何做呢？我等待着合议庭宣布开庭的那一天，我期待着在法庭上能看到只视法律为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官，静候贾志刚审判长，董巍和陈金涛法官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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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5 04:28 PM PDT  高瑜曾是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1993年为香港杂志撰写文章，曾被中国当局控告"泄漏国家机密罪"。 一名记者为了新闻理想而三次入狱，不知是不是创造了人类新闻史上的纪录？如果是的话，证明了这是世界上新闻管制最严厉、对新闻记者最摧残的国家，也证明了这位记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这个国家叫中国，这位记者叫高瑜。 党控制一切在这个由"不信邪"的党控制一切的国家，党的总书记却充满激情地发出号召，要求人民都做美好的中国梦。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纽约的白天，北京的深夜，你能想象年过七旬的高瑜在阴冷的囹圄之中，中国梦有多香甜？ 同一首歌，同一个梦——这似乎是央视某个节目的口号，正是中国生存的明规则：如果你不是跟着唱同一首歌，不是跟着做同一个梦，你就得被人押着在中央电视台认罪。 这种对人格的羞辱、对人权的侵害、对法治的践踏，全世界还有那几个野蛮的国家在做？想必，你们得意，这比文化大革命的游街，接受教育、接受恐吓的群众人数不知多了多少倍？然而，同时，你们将高瑜的形象、影响力、历史记忆扩大了多少倍？你们也将历史耻辱碑上你们自己的名字挖深了多少倍？ 我不忍看高瑜在央视上"认罪""忏悔"的节目，但我知道这个违心的认罪，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这个对罪行的忏悔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愧疚。谁家的儿子，受得了母亲三度入狱？而对于母亲而言，儿子幼年自己坐了牢，儿子少年自己坐了牢，儿子青年自己还坐牢，最坚强的女性也会崩溃。事实上，在这次入狱前，高瑜每每提及她的儿子，随之总是叹气："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儿子。"于是，情报精准的秘密警察们一下子降伏了这位勇敢的记者、脆弱的母亲，将她儿子一同捕获，从而成功地把高瑜逼上了电视。 泄密的指控我至今也没有完整看过高瑜被指控"泄密"的那份文件，因为中共八股文字对正常人的心智是多大的蔑视和嘲弄！这份早就流传于网上的所谓文件，既不是军事机密，也不是经济机密，只是一份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引"。 原本是中共宣传系统某高官，希望借明镜媒体，来纠正外界对中共宣传舆论的"误解"。跟泄露国家机密、跟高瑜这个非官方记者又扯得什么关系？ 这当然是天底下都知道的借口，为的是阻止高瑜唱出不同的歌。因为没有几个中国的记者，可以坚持到70岁还在采访第一线；没有几个中国的记者，有比高瑜更丰厚、更多重的人脉关系；没有一个中国的记者，比她获得更多国际奖项——她不只是一个记者，她也是众多媒体的引导者、消息来源和评论家；一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元老，对高瑜的信任也非比寻常，没有了高瑜相助，便难以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虽然高瑜是位专长中国时事的记者，但独立性使她似乎没有需要固守的政治派系、意识形态原则。从她的报导内容、评论观点，可以清晰看到其专业精神，尖锐明快，却没有陷入一党一派之私。  2014年11月21日早上，不公开审理高瑜案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外有大量警察驻守。 在高瑜案开审的早上，警察要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外的记者离开。这种职业道德在中国固然不易生存，有些中国人到了海外自由世界，也不能理解和容忍具有这种精神的媒体人。高瑜这次被抓前后，还有媒体荒唐地说她是什么"江派放风人"，而她被抓是习近平向江泽民下手的一个信号。 这种构陷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对事实是一种歪曲，对受众是一种误导，对失去基本自由的高瑜，更是一种进一步的伤害。至少在我与高瑜打交道的过程中，高瑜曾经帮助澄清过习近平家族财富的传闻，因为习家认为西方某家媒体报导的习家财富有不实之处，便请高瑜通过明镜的媒体予以澄清。 这件"秘事"高瑜未曾对外披露过，但我知道习家曾表示过谢意。如果按照上面某些媒体的逻辑来推理，高瑜被抓，是否意味着江泽民势力对习近平的反扑？ 政治哪里会如此简单，新闻哪里会如此苍白？即使高瑜与习家有某种关系，高并没有借此使这关系更亲密，而是毫不含糊地用独立媒体人的眼光评介习近平的言行。 不管你认为她说得对不对，这都是她独立的见解。不止是对习近平、江泽民、薄熙来，即使对很熟稔的朋友的评价，她的看法也是丰富、多层次，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面目。 新闻职业道德很多时候，真相之所以常常被混淆，是我们没能守住职业的基本底线。这种坚守是脆弱的，有时候会使饭碗丢掉、有时候会使名誉受损、有时候会伤害亲情，当然更惨痛地是失去自由。俗人如我曾多少次劝高瑜花些时间理清楚丈夫的遗产（即某官方公司的欠账）、追一下下落不明的劳保福利档案、买一个基本的健康保险，然而，她答应了却没有积极去办理。她的热情还是在新闻，她的希望还是在新闻，她也就再次为了新闻失去自由。 古稀之年的她，出身中央党媒的她，历经多少政治风浪的她，难道不知道：天下没有独裁者可以容忍新闻而不要宣传？但她，当然也不只她，几乎有正常心智的人都知道：天下有什么文明国家不能容忍批评政府和官员、不能容忍平民非议朝纲？ 中国崛起，需要的是能支撑崛起的文明基石，而不能仰仗万国来朝的逐利者，更不能豢养变态的宦官。文明基石建构的起点，便是尊重人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自由。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但你也不应该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更黒暗。 我快写完这篇短文的时候，纽约还是白天，北京还是黑夜，我不知道高瑜在监狱中会做什么梦。但我闭上眼晴回想我的祖国，高瑜便是一颗亮星。这是中国还让人不会完全绝望的星，她用三次失去自由的代价，让我们这代新闻人还不致于全部沉沦，也不致于让子孙嘲笑我们：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是英雄。 （2015年4月9日于纽约）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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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5 04:32 PM PDT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 赵紫阳，中国1980年代的国家总理及中共总书记，于2005年1月17日去世。为了避免引发不稳定，在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仪式下，中共火化了他的遗体，并把他的骨灰盒放置在家中。家属和中共之间就应在哪里安葬他的骨灰发生了苦涩的争执，一拖就是十年。这场纠纷看来即将结束：4月5日，赵紫阳的家人宣布终于获得安葬赵紫阳骨灰的许可，虽然最后的细节，如安葬的地点和时间，尚未获得确认。 对一名前领导人的骨灰为何要如此小题大作？主要原因是：赵紫阳在1989年由于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而被以试图"分裂党"的罪名清除。1989年5月的时候，他反对戒严，而这是当时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的意思。那些保守的中共领导人罢黜了赵的职务，并把他软禁家中。 1989年5月下旬，当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时，主席台上，赵紫阳的座位是空的。6月3日晚开始了残酷的镇压，赵紫阳在其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家中能听到枪声。 1989年5月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用一个扩音器对学生们讲话，这一场景定下了赵的形象：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是负面的；对中国一些人及西方来说是正面的。赵的这一举动无异于政治自杀：他的声音颤抖，恳求学生们结束绝食，并称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他说。今天去观看它，这是一个巨大的感人瞬间，并凝结了一个事实："六四"悲剧或许本可以避免。 但是在赵紫阳去世10年、天安门镇压25年之后，观察家们不应该把赵紫阳只缩小到这一高尚的举动。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共想要的：把一个带领中国经历了一段不平凡转型时期的人缩减到一个单一事件（该事件，党定义为一种背叛，而许多其他的人视为英雄主义），而否认他在此之外所留下的。 事实上，撇开他围绕天安门事件的举动，赵紫阳留给中国的遗产是卓越的。在1980年到1989年任国家总理和中共总书记期间，他以大胆的思维、开明以及在中国受制约的政治制度内开创市场化改革脱颖而出。2014年去世的前中国最高层经济官员陈一谘称赵的时代是"黄金时代"。 赵紫阳发展并实施了受到争议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改变了中国由国家定价的僵化制度，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他支持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大胆想法，而在十年前的文革期间，知识分子遭到羞辱和暴力。他邀请了世界各地顶尖的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提供建议。他发展了与世界银行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并申请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中国于2001年在朱镕基总理的主政下加入的世贸组织。 赵紫阳在1987年一成为中共总书记，就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沿海发展战略，试图把中国的沿海经济特区变成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国家经济增长引擎，让中国的经济繁荣起来。与此同时，赵紫阳还开始了发展政治改革的宏伟计划，旨在让党减少腐败，在治理上更负责任。 无法知道这些政治改革是否会奏效，因为邓小平和其他中共老人砍了他的计划。尽管拥有头衔，赵紫阳仍要听命于邓小平。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邓小平非官方地统治着中国。美国哈佛大学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指出，邓提供了高层指导，往往用令人难忘的格言，并对赵的创新政策提供了最终的政治支持，但实际上，赵紫阳才是中国改革的建筑师，而非邓小平。 赵紫阳在1989年反对戒严的决定让他失去了支持。在邓的支持下，保守派抨击赵紫阳的纪录，把他从照片中清除，并在官方文件中删除他的名字。一年年过去了，在中国，越来越少的人会记得他。如今，随着习近平系统性地在加强党和他本人的权威，他已经在自觉地发展一段中共的历史，该历史反应出他的工作重点是反腐败、拥护国家意识形态及追求他所说的中国的"伟大复兴"。 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赵紫阳对于中国的经济核心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把赵紫阳包括进这段历史。 在西方，几乎没什么人知道赵紫阳的名字，即使是在2009年发布了他在软禁期间的秘密日记译本。他所设计并实施的许多政策被不正确地归功于邓小平。邓成为西方众所周知的名字，正是中国领导层通过宣传邓的那种圣贤传记，作为支撑其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邓小平"被搜索的次数超过"赵紫阳"的49倍。同时，在中国新闻界，赵的名字极少被提及。不像他同时代的改革者胡耀邦。胡耀邦1986年被清除，2005年被"平反"。赵紫阳一直没有被追授平反。 现在，赵紫阳终于将被安葬，是时候记住他全方位的成就了，并确保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印象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统治者们兜售的官方版本。鉴于目前在中国不可能公开地写他，因此，我们这些在中国以外的人有责任让对赵紫阳的记忆保持下去。 （本文译自Julian B. Gewirtz于4月8日发表在《外交政策》(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4/08/zhao-ziyang-china-ccp-deng-xiaoping-tiananmen/?wp_login_redirect=0)上的文章，题为：安葬赵紫阳，并赞颂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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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5 01:12 PM PDT
李光耀死掉全世界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各国的重要领袖都去参加他的葬礼，新加坡也举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悼念，有四五十万人都去瞻仰他的遗体。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当今是很少见的，当今恐怕没有这样的人。 李光耀作为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认的。我还记得多少年前看过尼克松的回忆录，讲世界领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讲的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极为佩服。他说李光耀就像一个老虎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跑来跑去一身的劲无处可使，非常可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时只是200万人口左右的一个小城市，华人在70-80%，其他的是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最早马来西亚是跟新加坡连在一起的。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但是在1965年他被马来西亚赶出外了，当时李光耀还在电视上痛哭，他认为失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资源都没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马来西亚那边运过来。他居然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用他在自传里的说法就是把一个第三等国家变成第一流国家，教育程度都那么高，行政效率又那么好，又那么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贪污这个问题。 1980年初他就有个计划，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儒家伦理的计划，这个儒家伦理计划他认为华人需要有社会支持他的政治。如果支持他的政治就需要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来的旧的儒家伦理，而是怎么样建立现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顾问，多数是美国来的，6、7个人到他那里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留下来做他的长期顾问。我为这件事情从1982 到1986年， 年年都有两三次去新加坡为他计划做讲演、计划各种各样的儒家伦理。我发现他的头脑极其灵敏。 可是我跟他也有个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他把儒家伦理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工程的样子来处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马上就用它，没有效就可以随时取消。所以换句话说，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的背景在后头，没有文化的意识在后面。这个原因就是等于他的宗教没有信仰一样，他对宗教不但没有信仰，对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看重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社会怎么样控制得井井有条；第二个他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经济发展是相当自由的，可是政治控制他是要严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难。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不许反对派形成多党制，跟他为难，他的人民行动党建成唯一的大党。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组织。 这个组织结果使他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得到了当初200多万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各个角度都发生作用。有这样的党做基础，他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照常举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他反对民主，甚至是批评民主，事实上他是借了英国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国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要建立一个组织，让社会上的人跟随他。在1960年代初他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倾的地方，是共产党遍布各地的，中国的共产党也拼命在新加坡发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产党合作的，在共产党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建立他的政权。 可是在政权建立之际，他忽然发现，他必须对共产党加以处理。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仿效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的办法，就是清党，要把共产党清除出去，因为共产党是不准备选举的，是要靠武力夺权，武力夺权之后就搞一党专政，这跟人民行动党是完全相反的。 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想一党控制整个社会，可是它只能走法治的路，靠法律，跟共产党始终没有关系，也不准他的老百姓去中国大陆访问，如果你去了以后就回不来了。这件事情使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跟共产党建交。在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访问过新加坡，而且对新加坡表示很高的兴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但是还是不肯跟中共建立政治关系，只是有人民的贸易的来往。所以，一直到90年他才承认中共，但是中共也是以他的一党专政经济又能发展而作为楷模，邓小平甚至说中国应该仿效他。但李光耀建国过程中就把共产党全部清除出去了。他并没有杀共产党，只是关起来。关了很多。 新加坡模式之说一方面是政治工具，一方面是削减人民的个人自由。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当时华人多数认为先要把国家建立起来，把经济搞好，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就跟随李光耀。 李光耀一步一步地做，到了80年代他注意到社会组织的问题、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可是他对文化本身没有真正懂得尊重。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效率，效率之高可以说是我所看到的政府没有超过他的，所谓效率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有没有用？没有用，或者有别的问题他马上就放弃。 李光耀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是有他的缺点的，可是在建立一个干干净净的有法律基础的，但是以选举为基本模式的这样一个社会他还是保持的。人民行动党确实能控制老百姓，而其他的反对党没有这样的能力，同时他也全力以赴地压制反对党。他用这种方式消灭反对党，取消言论自由是世界闻名的，而且也是受到世界责备的。 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跟西方民主不同，跟西方的自由也不同，但是可以用政治统一的方式，政治控制的方式来建立国家。允许有经济自由，不许有反对党自由，因为他的声望很高，而且人民行动党的效率又高，他给所有官员最高薪水，让他们不可能贪污，所以一党专政而不贪污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别的人是做不到的。 中共想仿效他但是它的一党专政事实上就培养出最高阶层的党员都成特权了，在这个特权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不贪污，所以贪污会变成它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说新加坡的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空话，因为这个模式只能存在于新加坡一个地方，而且也只能存在于李光耀一个人的时期。 2011年已经发现支持选举人民行动党的只有60%， 40%是走到反对党那边去了。虽然反对党只有6个当选的人，可是对他是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为所欲为了，所以李光耀也就从2011年完全退休下来了。他死以后虽然是全国举哀，可是反对的意识是非常普遍的。李光耀建立的所谓新加坡早期的模式是在改变中，而且这个改变可能会很迅速。所以亚洲价值论虽然轰动一时，但是非常经不起分析。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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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5 10:08 AM PDT
現時中國官員已深陷集體恐懼的狀態。 從胡、習權力交接期除掉薄熙來，到習近平接掌最高權力之後陸續剷除徐才厚、周永康、令計劃，一系列涉眾甚廣的不停歇查處，讓中共官員懸著的那顆心，始終不能安放。習式反腐所及，從中石油、中石化的行業幫，到山西省、江蘇省的地方幫；從在官場人多勢眾的共青幫，到人脈廣布的秘書幫，幾無遺漏。 不過，儘管反腐波及範圍空前廣泛，但也並非無跡可循。除了那些因曝光於公共空間而撞上了槍口的官員以外，其他被整肅的官員，大都是上述幾隻大老虎的家人親朋、現在或者曾經的同事下屬。因此，旁觀的官員雖然也心驚於其個人所為與被調查官員的一致性，但是忐忑中的安慰還在於被查處官員的共性，都是在政壇上跟錯了人、站錯了隊。這樣的反腐行動，基本上不脫以往中共權鬥的軌道，雖鬥爭的緣由與以往有別，但其原有的框架尚在。 在令計劃被調查之後，習式反腐的節奏並未如官員所期望那樣放慢或趨緩。正是這樣的節奏，讓官員開始真正恐慌起來。也許，在習近平自己那裡，反腐的線與框、度與界仍然十分清晰，但是，在官員這邊，官員們已經難用以往的跟人站隊規則來預測自己的前路。當下反腐的節奏，已經讓官員找不到步點；調查腐敗的範圍，也讓官員摸不著邊際。 政治信號失效 束手無策 而尤令官員心焦的是，中共以往奏效的政治常規似乎都已然失效。按照此前不成文的政治規則，如果一個被傳說有問題的官員，只要在媒體上露面，就等於穿了保險衣、進了保險箱。但是，在習式反腐行動中，不止一名官員在媒體、甚至就是在當天的媒體上露面後，一樣被帶走調查。令計劃是在中共機關刊物《求是》發表文章後被帶走調查的，郭伯雄的兒子是在如常晉升少將40天後被帶走調查的，仇和是在全程參加了人大會後被帶走調查的…官員露面與否，不再作為一個政治安危的信號；媒體發文以示政治站隊，安全也仍不可求…這讓習慣了只要政治正確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官員束手無策。 中共官員，尤其是那些諳熟官場林林種種、明裡暗裡規則而爬至高位的老油條們，在習式反腐面前，也同樣失去了章法。沒了舊章法，剛剛結束的中國「兩會」就成了最近二三十年以來「最嚴肅」的政治會議。而不知新章法何在，「兩會」進行期間，曾任曾慶紅辦公室主任和習近平辦公室主任的政協委員施芝鴻，出面為「鐵帽子王」辯誣，同樣說明權傾一時的高層官員也難以篤定如常。 反腐無回頭路 互掐增多 當然，習式反腐雖打破了一些以往的明暗規則，但也不是沒有底線。實際上，至今為止，「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政治讖語也仍可為中共反腐行動標示範圍和界限。這也就是說，即使是習式反腐，也絕無可能以腐敗行為設限而不以「黨的需要」為標準。而問題正在於，因為反腐，習近平、王岐山等，已經為中共黨內的腐敗官員引以為敵，而習、王對此也不會不察。這正是習式反腐不能停歇的理由所在。反腐一旦停頓，擺脫焦慮的官員就會伺機翻盤。事已至此，反腐已無回頭路。 繼續反腐，官員的集體恐懼將日甚一日。但是，如果官員們開始明白，既然反腐不會把官員查盡判絕，因此前面有越多官員被查占據「名額」，排在後面的官員就越安全的道理，那麼，官員間旨在送他人先走一步的相互檢舉就會增加。這種官員間互掐的增多，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深官員的集體恐懼。 (作者是中國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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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中国思想界停留在野蛮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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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5 01:56 PM PDT 老毕的困境，其实是所有中国人的困境。那就是两套语言系统的切换，以及切换时如何上交话语捐的问题。 先说两套语言系统的问题。所谓的两套语言系统，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说不得真话的国度，大家只能公开一套，私下一套，人人自备两套语言系统，随时切换。 中国人对于两套语言系统的运用与切换，是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的，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看人说人话，看鬼说鬼话。待进了校门，孩子会发现，教材上鬼话更多，你要真照着做，你就傻了；可是不做，在另一个系统里也是一种傻，那就假做吧。比如课余时间，大学同学之间对于学校的评价，不外是学费太贵、饭菜像猪食、图书馆里没好书、老师都是笨蛋、校园脏乱差云云。可是就在这当口，来了个电视台的，找他录几个镜头，要求给新生们说几句话。这个时候的他不待人教，小脸一变，满面春风，跟人贩子似的，对着镜头就忽悠开了：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欢迎你们来到某某大学，某某大学是一座美丽的校园，这里有美丽的校舍、漂亮的学姐和阳光的学哥，……某某大学还是一个温暖的家庭，这里有爱我们的师长，还有敬业的员工…… 就是不识字的老农，也会这一套。田间地头业余时间，谈到政府官员，上至大领导下至小村长，凡他电视看过的、知道的，必把每个人当作贪官污吏，摁到自己的裤裆里轮流谩骂一个够。可是正骂得起劲时，电视台的来了，他马上也换个人，同样是无师自通，对着镜头扯上了：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主席！就差说，如果不是领导，他家养的母猪都怀不上猪仔的。 某年非典，一个父亲在电视现场连线自己在非典前线做护士的女儿。电视直播，全国人民看着呢，党和中央也看着呢，于是我们看到的父亲跟国务院总理似的，跟女儿语重心长一字一句地说：女儿啊，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中央，在党和中央的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战胜非典的……如果是父女私下通话——啧，他闺女会认为他神经病了吧？ 至于官员，出事前个个像孔繁森，一出事个个都是王宝森。这一切，不只底下的观众知道，就是他们演员本人也知道。问题是，大家不都在演么——中国人都是演员，只不过角色有大小，分量有轻重，位置有远近罢了，且基本功都远超演员，因为演员还得化妆，酝酿情绪，入戏什么的。可是中国人切换两套语言系统，连遥控器、电脑鼠标都不需要的，眼睛一眨，就换片儿了！ 再说话语捐的问题。中国不是光说不得真话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假话得按规定套路来的问题，用王小波的话来讲，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这捐税，跟捐税主体的年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我小时候写作文，开首必是"在以华国锋为首的英明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邦，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云云。然后才是自己的话，比如今天我喂猪了。当然中间也可能没有自己的话，全是税，比如我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了，搀老大娘过马路，虽然我们村里既没马路，老大娘也不用我搀，但我知道作文里必须有马路，老大娘不过街我也得搀。等结束的时候，还要自觉的再交上几厘重税，比如"同学们，让我们一起为了美好的未来——2000年而努力奋斗吧！" 再比如现在的一些穷困孩子，得了社会的捐助，电视台要求孩子说几句，可怜的孩子就知道，该"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主席"了。偶而出个偷税漏税不想如此表达的，比如早年前的刘晓庆和现时的李娜，你看组织多不适应！这两位好歹是大姐大，能挺下去，有些小姑娘就挺不下去，改嘴了。比如冬奥会冠军周洋就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周洋母亲则说"孩子不善于表达，才18岁，经历少，很单纯"，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孩子妈也不懂行情，领导哪里是挑字眼，就是发现你没有交话语税，心里不舒服嘛，于是以后，周洋乖乖地补税了，做客某网站时重说了一遍获奖感言，专门把国家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支持者、教练、工作人员。爹妈则被小姑娘踢到最后了。组织上这才舒坦！同志们，这就叫话语捐。 时至如今，话语捐方面，偷税漏税的太多了，有些人还动不动自己给自己返税。这让组织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老毕。老毕在大裤钗里工作，大裤钗里的人嘛，平时都是纳税大户，天天上电视，天天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主席的，现在突然唱个完全相反版本的《智取威武山》，等于自己给自己全部返税了。气死组织了要。 老毕那个京剧段子，其实是二十年前就流行的，只不过由于党的政策好（瞧，我也交税了），现在失传了而已——我一位哥们二十年前就学过，教他的人，是目前小品舞台上很红的一个演员。这演员叫嘛，我还真不能告诉你们，打死也不说。我只说实话，老毕唱那个段子，如果仅私下唱，组织也不会着急的。组织着急的是，你怎么能公开呢？现在组织更着急的，根本不是老毕本人，而是把老毕视频传播出来的那个人——组织上现在比老毕更恨那个传播视频的人，何其毒也，沉寂二十年的段子，又要在社面上流行了——有些网友说，本来不喜欢京剧，更不喜欢样板戏的，可是这几天在厨房做饭的当口，会自觉不自觉地照着老毕的版本唱上两嗓子，给自己助个兴！站在这个角度，我觉得那个传播视频的人，小人是一定的，但是不是五毛，则不一定的。说不定是个大公知，饭局上点的就是老毕这盘小菜！ 我本来就喜欢老毕——《非诚勿扰》《非你莫属》《星光大道》都是我喜欢看的节目，看了老毕的京剧段子，更喜欢他了。一直以为大裤钗里净太监呢，没想到还有老毕这样一条汉子。这是给老毕捧场。其实老毕唱那个，也可能是一种纯娱乐，跟价值评判没关系；就跟我在厨房炒菜，有时候嘴里哼的居然是解放区的天，一者是条件反射，一者，可能是它的节奏跟我爆炒土豆丝的铁铲比较般配而已，它不代表我的任何价值评判。记得中国好声音，还是什么来着，最关键的竞赛时刻，刘欢最得意的那个女学生，居然唱个盼红军还是送红军什么的。当时我就说了，选歌不慎，这姑娘会亏的。结果当然亏，惹得刘欢老师还很不高兴。刘欢给学生选歌，可能是站在纯审美——也就是音乐本身之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是听歌词的。总之，唱者可能无心，但听者可以有意。 现在，大家都等着看大戏——老毕的段子仅是序幕，各色人等什么反应，包括老毕与老毕的组织怎么反应，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重头大戏。 组织方面，网上有两个版本的央视公告，一个说老毕私下言论与台里无关——恩，看起来挺美；一个说要严肃处理——看起来有文革的味道。 个人方面，今天下午看见一个老毕致全国民众的道歉信。一看就假，小学生作文水平。 各色无关人等。目前可以分这么几种：一种是深深地被老毕伤害了，一种是深深地被老毕逗乐了，一种是深深地对出卖老毕的人愤怒了……后两种可以有，唯有第一种，衍生出来两个品种：一种是找老毕单位告状的——你说中国人没长大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你找他爹娘告状还可以理解，现在他成人了，你们不好意思找他爹娘告状，却找人家单位。是你们没长大，还是他没长大哪？一种是代表全国人民，要求老毕给全国人民道歉的。在这里我郑重声明，老毕不用给我道歉，老毕不欠我任何东西！ 剧情继续热闹中。乱中取静，最后说说我最关心的： 第一，中国人如何理解言论自由与价值中立这些既宏大得不行，又具体入微影响每个国人生活自由与生命质量的课题？ 第二，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切割清楚私域与公域、个人隐私与公民权利等边界？ 第三，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不需要两套语言系统，不需要上交话语捐？目前的社会，有人是真孙子，有人是装孙子，什么时候才能既不真孙子，又不假孙子呢？ 第四，一旦有些人语言系统没有切换好，漏交了话语捐，或者自己给自己返税了，那么你是群起攻击乘乱咬他几口呢，还是给他点个赞？ 第五，样板戏《智取威武山》之类，能不能被改编，被调侃甚至被恶搞？同理，对于历史人物，中国人有没有自由置评的权利？ 第六，中国当下是个戏剧大国，三五天就有大戏上演……为什么我们的戏剧资源如此丰富？为什么我们的戏剧都难脱荒诞与荒谬？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国人都是戏剧的一部分，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戏份，让它少些荒诞与荒谬，多些清醒与清正？ 欧了。继续观看后续大戏！ （来源：端木赐香三糊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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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语言的二元化与人格的分裂——试谈语文教育的政治与中国的民主化（附严家祺、陈奎德文） Posted: 11 Apr 2015 12:22 PM PDT
引言：语言的政治学 教育从语文开始。在多种意义上，语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础。首先，学习语文，特别是语言，是教育的起步。这从幼儿呀呀学语就开始了，起步远远早于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语文是进行其它教育（特别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语言为基本载体。再次，语言是人们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本身就成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后，语文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基本工具，还构成普遍意义上的长期（或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总之，可以说，没有语文，就没有教育；语文教育是最为基本的教育。 然而，与其它很多方面（如数学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和社会性，并不构成它对政治的免疫，反而为政治的介入敞开了大门。在一个具有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遗产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历史上都高度重视语言文字的社会，也尤其如此。事实上，语言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关系。它一方面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过来给予政治变迁以重要影响。所以，“语文的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而非语言学的角度），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初步的探讨。 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文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于民主化的前景，观察和分析目前中国的语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层面对民主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托克维尔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为深刻的观察家之一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在美国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过，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还鲜有这一方面的文献；而在中文语境中，这更似乎仅仅是一种尝试与开端。本文因此很难对此作系统的论述，而宁愿从一种具有语言社会学含义的普遍而突出的现象即中国语文的“二元化”现象出发，借助政治科学的一些概念，联系政治制度转型，初步地探讨这一语文教育所生成的社会语言现象如何帮助维持政治专制，以及其对于中国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义涵。 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裂：中国语言的二元化现象 什么是所谓“语言的二元化”？请允许我从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说起。 在某种程度上，听中国话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后的香港，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讲普通话。本来，对我这样一个大陆背景、完全不懂广东话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语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说，还因此少受当地人的歧视。但是，颇有一些人，是从电视或与官方人员的交流中学习普通话，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分子”们。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学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学院来的一个访问团，本校一位专责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层官员，在饭桌上一口一个”共和国”如何如何。还有，回归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辈子受英国教育的高级官员们，已经学会了拉着长腔讲话，并随时停顿以接受听众的鼓掌。这些作为，从词汇到腔调，由于那种学习过程中所特有的夸张，恰恰凸现了中国语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种途径是电视。最近几年，香港的收费有线电视中外国频道越来越少，中国频道越来越多。比如说，我所在的学校教授宿舍区的有线电视，一共大约十个频道，除了三、四个香港本地频道之外，原来大约有一到两个普通话频道（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是凤凰卫视），另外的多是各国电视，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今年以来，后者则减少到只剩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商业电视频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资电视频道（仅中央电视台现在就占三个频道，包括普通话和英语广播；事实上可以认为是中央电视台海外分部的凤凰卫视又占了三个）。打开电视，常常听到的就是那种拿腔拿调的广播。本文写作时，正是“六一”前后，电视上多是有关儿童活动的报道。听到那些孩子们也假模假式地说话，只能愈发感受到在中国语文教育被政治践踏的病态。 我这里还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说假话。我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存在一种“假语言”。通过语文教育，中国语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语言特点，就是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两个基本元素即词汇和腔调上的二元化。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像电视播报或像官员讲话那样说话；而电视播报和官员讲话，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这些播报者和官员本人的说话。如果以日常生活语言为“真”语言，则另一种语言即“假”。“假语言”与“真语言”形成两个世界。前述本校官员尤其可笑，就在于他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区别，把电视上的话搬到饭桌上来讲。 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与其它社会，比如说，美国，做一个比较，中国语言的这种“二元化”就更是显而易见了。美国总统在官式场合讲话，当然严肃郑重的多；但是，他的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有多大区别呢？那么多的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在电视上讲话的语速、腔调等等，与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说话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区别不大，则我们即更加疑惑：为什么中国语言就有这样一个“二元化”的特点？这一特点，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场合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与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质有什么关联吗？它又会反过来如何影响公共生活呢？ “假语言”、“真语言”与人格分裂：语文教育如何维持政治专制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国语言的这一“二元化”特质，是长期政治专制制度的产物。 在民主政治下，为了取得选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言说话；因此，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本来也会随时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正像托克维尔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观察到的一样，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它事情确定规则一样。 中国政治的吊诡，在于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却又标榜“人民民主”，也确实是二十世纪人民革命的产物，并从来都趋向于某种民众主义(populism)。表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会，具有贵族语言与平民语言的“二元化”，也当然不像民主社会，语言趋于一致；而是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观察到的公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二元化”。前者并不完全属于官员，后者也并不完全属于民众。无论官员或民众，只要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当然官员更多地拥有这种机会），就会官腔官调；而即使是官员，日常说话也会回归后者。 这样一来，所谓“公共语言’实际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础－－这是我们称之为“假语言”的根本原因。传统权威主义社会的贵族语言，仍然具有其贵族生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它可能主导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但这种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实的，包括真实的不公平和真实的权威主义。中国今天的情况与此不同：所谓“公共语言”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语言，就像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虚假的一样。其直接政治影响，就是人们习惯于用“官腔”来对待公共生活（也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中形成两面人格。这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人们使用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就当然地尊重那种语言所蕴含与表达的价值观念，遵循那样一种游戏规则；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则回归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尊重另外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这样，人们就普遍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现象。 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两套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明显地处于相互抵捂甚至冲突的状态。身处其中的人们，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呢？看来，他们的基本战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与所谓公共生活完全区隔开来。这就像演员演戏，明明知道戏剧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上了戏台，就要用那种语言那种腔调讲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演戏与现实的最大甚至是唯一关联，可能就是演员要藉此为生。同样，在目前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套所谓“公共语言’有什么真实意义，但是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讽刺在于：那个虚假的语言世界，就政治层面而言，却同时也是一个真实世界，甚至是一个比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更为坚硬因而更为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专制政治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构造与存在。它有其虚假的一面，那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承认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实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权力使用。由于人们可以退回日常生活，于是大家就假装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装”确实不过是“假装”。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他们为此愿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种“假装”；但恰恰是这种“假装”，一则麻痹了人们的良知，二则模糊了人们的认知，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无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专制状态。对专制政权和一般民众来说，这种“语言的二元化”都成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专制政权容忍真实语言，因为一般民众因此愿意与“官方语言”妥协；一般民众需要”官方语言”，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专制下生存的起码技巧。通过包括学校、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语文教育，这种语言二元话与人格分裂成为正常状态，政治专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还原真身分：真实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政治专制的民主化转型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化时，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种看来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那些昨天还在那个制度下“假装”的人们，为什么在那个晚上突然决定不再继续“假装”下去，而要完全抛弃那个制度？在有关这场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那里的人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私人愿望(private preferences)与公共愿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状态；他们虽然私下早就对这个制度极度不满，但是不敢确定别人也是这样不满；他们甚至能够蒙骗自己，认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政府和这样一种制度。而一旦当某个机遇使大家相互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意愿时，革命就在一夜之间完成了。 中国其实早就走出了这一阶段；现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确定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对于这个制度非常不满。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间，人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了这种不满的积聚程度。问题是，在这之后，出于恐惧，人们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当局则在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隔，给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间你则容忍政府为所欲为。但是，人们是不可能仅仅生活在私人空间的，他们必定同时生活在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于是，我们看到，89之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人们小心谨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间冒犯当局的局面；人们在这里继续使用当局的语言说话，从而“假装”出一副相信当局并愿意与当局合作的姿态。对这些“实际上”不再接受现政权和现制度的人来说，他们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过是在“假装”；可是，对于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仅仅这种“假装”本身，已经就是一种富有而强大的资源，可以支撑自己了。 这也等于说：一旦人们不再“假装”，中国政治的巨大转型就会发生。在公共空间以日常的真实语言说话，就是抛弃“假装”的第一步。这也就是让每一个人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成为他（她）自己，而不仅仅是在面对自己和亲朋的时候才成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真话”，那主要涉及的是内容的判断；我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真实的方式说话”，那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真实。打一个比方：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意见，可能你真的是在说谎，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别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从而建构起具有起码意义的真实”公共空间”。而从这样的公共空间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经提供了许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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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5 12:07 PM PDT
有句老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总也忘不了那些痛苦的事务，非得得病不可，没法儿活了。可是忘了伤疤就有可能再次受伤，甚至比前一次更惨。这就是人类躲不过的本性，自相矛盾。 最近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事件，就是所谓的毕福剑事件了。毕福剑56岁，刚好经历了文革。前三十年中国被共产党毁成了什么样，他见过。当时的老百姓怎么骂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也见过。不敢说他那时候就附和着骂过共产党，至少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耳熟能详倒不奇怪。 当下里习皇帝要给毛皇帝平反，样板戏又重出江湖，难免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有人忆起了那优美的曲调和精彩的故事；有人就不免勾起了痛苦的回忆；当然也有人穿插着苦中作乐的场景。估计老毕就是这后一种人，娱乐自己也娱乐大家，是传统文化找乐子的精华。 老毕是个表面正能量，内心苦闷的类型，人格分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94年在他家吃饭时，在座的有刘晓波、王力雄，闵琦和蒯大富等人，都是知名人士。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不那么正能量了。好在老毕不出名，还只是个摄影师。 不出名就容易选边站，没什么负担嘛。什么时候混进了正能量的队伍，以至于步步高升，最终站在了中央电视台名主播的位子上，我就不知道了。在监狱里看见老毕在电视上的形象时，已经不是满嘴牢骚的负能量了，至少也是赵本山那种嘻嘻哈哈曲线马屁的路数。 老毕和赵本山这种路数，是中共政治高压的必然产物，逼得知识分子们不得不人格分裂，阴阳两面。否则不但出不了道，还恐怕有牢狱之灾。能曲而不伸才能够出道上位，这是专制社会的规律，大家应该予以谅解。 按说老毕的曲而不伸的功夫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混下来也没露馅儿，稳步上升，逐渐蹿红。恶心到了连老婆孩子都走了，也无怨无悔。这个忍耐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强，直到今天才出了事儿，这里边有不可违逆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你骗得了别人，可是偏不了自己。于是在朋友聚会的饭桌上，在欢乐放松的气氛下，露馅儿了，把自己记忆中的乐呵事儿给放出来了，娱乐大家也娱乐自己一把。不成想被小人放到了网络上，成为新造神运动的靶子。 说起来那可真不是老毕的发明，是民间才华的无名氏创造。其格式乃民间戏曲中小丑插科打诨，活跃气氛逗乐子的套路。说唱结合，正反相对，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就达到了目的。没什么了不起的阴谋，就是古代的专制制度下，也没人会拿这个说事儿，都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 可这回算是撞到了枪口上，共青团系统组织的上千万五毛队伍，可算是找到了突破口。又是官方媒体，又是网络五毛，好歹也轰轰烈烈了一场。可是不禁让人疑惑了：骂当权者影帝没有兴起大批判，骂现在的当局习皇帝也没怎么着。怎么一个死去多年已经盖棺论定的暴君，反倒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呢，这里边肯定有鬼。 共青团的报纸要求老毕向全国人民道歉，又一次代表了全国人民。可惜前三十年的受苦受难的八亿人民，现在大部分还活着，至少相当于人口的一半。你青年团能代表的了？要道歉也是向毛独裁道歉，关全国人民什么事儿。这是典型的拉大旗作虎皮，煽情搞事儿的路数。 有人猜测这是习皇帝为独裁做准备，先在舆论上把恶心独裁者的歪风邪气压下去，再把二月河那种借古讽今的专制鼓吹者捧上来，独裁有理、专制必须的舆论就造成了，毛泽东二世也就顺理成章了。老毕和害他的那个小人不过是人家的垫脚石，运气不好怪不得别人。 想当年毛老独裁造神运动，不仅仅是正面吹捧，还必须辅助以打击反面造舆论的右派们。只有压制了反面的舆论，才可能有正面的舆论帮助造神运动，目前的说法叫正能量。 在民智已开的中国，这的确不容易，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老百姓不那么容易忽悠了，必须小心翼翼的往前走，才不至于翻船。这次共青团系统的马屁算是拍到了马蹄子上，事与愿违的效果可能会慢慢地显示出来。 这个马屁的核心是帮习近平拉拢所谓的毛左派。据说毛左派占据着舆论三分之一的市场，可是毛左派的群众是什么人呢？是社会下层受苦受难的人为主。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也大多是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 像二月河那样歌颂几百年前的暴君，老百姓还容易被忽悠。拿人们深受其害的现代暴君说事儿，那正好是提醒大家暴君上台会是什么结果。借着炒作样板戏来清理舆论市场，好像是已经过头了。拿毛泽东来说事儿，就肯定是过头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也是有时效的，现在还没到忘记的时候。 从老毕的角度看，这正好是脱身的好时机。这些年钱也赚够了，名也赚够了，正需要能屈能伸的那个伸字。一个完满的下台后可以不必委屈自己，过上神仙的日子了。必须得感谢那个所谓的小人，他帮了你一把。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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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在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Posted: 11 Apr 2015 12:24 PM PDT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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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5 11:00 AM PDT
从本质上看，这件事的展开方式和最后结果，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一次考问。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九年，不少人曾经认为，通过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是，老百姓在私人空间已经享有充分的自由，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民族浩劫已经不可能重复，中国社会正在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现代社会迈进。 毕福剑的私下调侃能够成为一个事件，而且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这种现象足以说明中国社会离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现代社会，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它告诉人们，那些卑鄙的告密者仍然大量存在，而且仍然乐此不疲地为了帮助一个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府，去禁锢人民的思想。他们在中国无时无地不在：在大学的教室里，在媒体中，甚至在人们的私人聚会上。 它也提醒人们，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被毛泽东和他的喽啰们污染到了何等的地步。在网上对毕福剑展开声讨的人中，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常态思维能力。他们要诛杀毕福剑的职业生涯仅仅因为毕福剑发表了与他们不同的政治见解。反过来想，他们不是也持有与毕福剑完全不同的政治见解吗？凭什么他们有权利不同意毕福剑，毕福剑们就没有权力不赞同毛泽东和共产党？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毕福剑在调侃中并没有违背中国的法律。不错，毕在调侃中使用了不雅的语言，但是，这既不构成违法犯罪，也不构成道德过失。人们遇到不满的事情，在心底来上几句国骂是一件常事。毕在私下调侃，无可指责。至于有人说，毕福剑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表现不一。这一点，与其说应该谴责毕福剑，不如说应该去谴责那个逼迫人们在公开场合违心表达见解的政治制度。 一个党、一个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中世纪的思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从来就把自己当作神，他们不仅要拥有所有的世俗权力，同时津津乐道于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这一现象并没有随著毛泽东的离世而消失。只有邓小平稍微有一点自知自明，在生前没有大张旗鼓地搞自己的主义。随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明明都是凡夫俗子，却个个装神弄鬼，争相往神坛上爬。 党国领袖们挥舞那些缺乏逻辑、前后矛盾的"理论"招摇过市，也偏有那些丧失了独立思想能力的人们乐此不疲地造神。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充当精神奴隶，一天没有主子教训就感到不舒服。可恶的是他们还狐假虎威地充当精神警察，去监视和打击那些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他们的无耻，不亚于他们的领袖。中国社会充斥这这样的党国奴才，这才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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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pr 2015 07:01 PM PDT
April 13, 2015 中央電視台文藝節目主持人畢福劍，在私會聚餐時對中共前領袖毛澤東語帶謾罵一事引起的軒然波瀾仍未平息。這波輿論動盪可謂一個標誌，既為當下中國政治狀態標示了即時刻度，也展示了中共政治操行迄今為止一以貫之的理路所在。 對這一事件，譴責以此作為政治迫害理由者，或以告密敗壞社會私德與公德的角度聲討之，或以毛澤東當其所罵的理由為畢辯護之。但是，這些聲討和辯護也難成中國政治的主導。或者恰恰相反，正是這一事件，讓官方與那些廣泛存在、並且似乎越來越多的奉毛為圭臬者找到了公然站到一起的機會。 中共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在非毛化的基礎上得以確立和推進的。為此，中共先後進行了所謂撥亂反正、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及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性為「領導人錯誤發動的政治運動」等非毛化行動，並部分披露了毛的錯誤以及其錯誤政策所導致的深重災難。破除毛的神化地位，拋棄毛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是樹立中共黨的新領導人權威，制定和實行與毛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前提。 但是，中共的非毛化，並非是更新其政治邏輯的改弦易轍，而純粹是政治實用主義的臨時抱佛腳。不易政治邏輯，就是堅持一黨專政（鄧小平所說「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源頭卻正是毛。因此，彼時中共的非毛化，只是在「急用」時於積滿屎垢的屁股上墊上一張新廁紙而已。現在，經年累月之後，這張廁紙再難遮住舊有積垢及其滋生物的滲透，也難以抵擋同一體制產生的新的分泌物。 畢福劍事件，是毛所確定的政治邏輯依然作用於現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明證。從某種角度而言，這也是中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遭到巨大挫敗的標誌性事件。不過，如果由中共的政治邏輯未有根本性改變的論點出發，中國政治是否存在過有意識和有目的的轉型，都是值得討論的事情。在昔日政治實用主義作用下的非毛化，與在經濟轉型、社會轉型伴隨和推動下的一般意義上的政治轉型，於起始路徑上的部分重合，是否就可被視為政治轉型的象徵，其答案在畢福劍事件後也更加模糊。 官方嚴厲處理畢福劍，並不只是其應對社會尊毛崇毛喧囂的不得已之為，這其實也是文革中的政治正確原則重新成為現實政治的政治正確原則的結果。把文革的政治正確原則重新確立為現實政治運作與行為是否得當的判斷標準，將為經濟、社會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中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中國政治轉型與非毛化的路徑重合出現在所謂改革黃金十年的上世紀80年代，其分叉則始於1989年之後江澤民的反和平演變運動。在胡錦濤做出尊毛崇毛的政治選擇後，薄熙來以此為東風，把「唱紅打黑」推向高潮，即使其後來遭到整肅，理由也絲毫無涉其政治取向。習近平出掌中共最高權力之後，隨著階級鬥爭等文革意識形態語言的復活，非毛化的非法化幾成定勢，這也是中國政治轉型已至停止的明確標誌。 由此回望中共政治治理的歷史，其所展現的全景，不是文革成為歷史進程中的片段，而恰是改革成為其至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過程中的片段。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邏輯不更替，文革就會以各種形式復活於中國政治現實，毛澤東的神龕前也會被祭奉上越來越多的犧牲者。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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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Apr 2015 10:59 PM PDT 为什么在胡耀邦去世26年之后，我们还要纪念他？胡耀邦到底有什么了不起？他不是至死还是共产党吗？他思想的局限性那么明显，为什么还值得我们去纪念？ 重贴旧文，纪念胡耀邦逝世26周年－－ 胡平：伟大的容忍——论胡耀邦精神
两个多月前，大陆官方媒体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将于11月20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90岁冥辰时，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这个消息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按以往惯例，中共只在过世元老百岁诞辰时举行纪念活动。此其一。第二，十六年来，在官方话语中，胡耀邦的名字纵然不是禁忌，也是敏感词。在2001年北京隆重推出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年的文献电视片里，居然没有胡耀邦的一个镜头。因此，这次中共当局主动发起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便显得很不寻常。 那么，胡锦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图呢？起初甚至有人猜测胡锦涛要借纪念胡耀邦之机为"六四"平反。这当然绝无可能。在我看来，胡锦涛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修补自己的形象，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胡锦涛是团派出身，一度被很多人视为胡耀邦的传人； 但是他上台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胡锦涛需要做出某些重大姿态修补他的形象。 胡锦涛提出纪念胡耀邦，会使不少人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胡锦涛还是愿意继承胡耀邦的政治路线，努力推行政治改革的，眼下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这就对胡锦涛巩固自己的地位大有好处。不难想见，共产党纪念胡耀邦，必定会强调胡耀邦是共产党。也就是说，共产党会按照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塑造胡耀邦的政治形象。 对今日中共当局而言，胡耀邦和赵紫阳还略有不同。赵紫阳因反对镇压民运而下台，为坚持此一立场被软禁十五年至死不悔。除非中共决定为六四平反，否则它就不可能对赵紫阳高度赞扬。胡耀邦固然也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是胡曾经违心地承认过"错误"，后来胡是以党国领导人的身份死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就使得当局有可能在坚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同时高调肯定胡耀邦。据了解，这次当局纪念胡耀邦，主要是强调他"廉洁清明，务实亲民"。估计当局会对胡耀邦犯有"反自由化不力"的"错误"一事避而不谈，这看上去是"为尊者讳"（和年初当局在赵紫阳讣告中还写有"犯严重错误"一语构成对比），其实却表明当局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一贯立场。 如果说在八九之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普遍地对胡的评价要高于赵，那么在今天，恐怕很多人对赵的评价要高于胡。不过，我以为我们不宜对胡赵作这样简单化的比较，因为两者的时空背景大不一样。 什么是胡耀邦的真精神 依我之见，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民运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份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援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一系列行为中，贯穿始终的有两点：一是对残酷的政治迫害的反感，一是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为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掌权者，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这里，我从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谈谈我对胡耀邦的感受。 1979年，我在北京参与了民主墙运动。不久，团中央就主动派人来和我们接触。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谢昌奎多次和我们诚恳地交谈，明确地表示对民主墙对民间刊物的支援。魏京生被捕后，谢昌奎向我们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是不赞成的。这就进一步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为了保住民间刊物，谢昌奎建议我写一篇论同人刊物的文章，看看是否能以此名义是民间刊物合法化。在民主墙期间，我们还得到了其他团派机构的支援。《沃土》杂志举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中国青年报借给我们开会场地。中国青年杂志曾经约集当时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四家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和《今天》在他们的办公室举行座谈。尽管在当时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但是我们都能深刻地感觉到胡耀邦对团中央的巨大影响。来自团派的同情与支援实际上就是来自胡耀邦本人。 1980年北大竞选，当局很重视，至少有三个中央部门派出人员坐镇观察：一个是民政部，一个是国家教委，一个是团中央。其中，团中央派出的负责人是张黎群，张黎群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后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四川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写过不少燕山夜话式的杂文，文化革命中自然首当其冲，四人帮垮台后复出。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张黎群约见我和王军涛等几位主要竞选人，态度相当友好。不出所料，事后张黎群在向中央汇报时，对北大选举予以高度肯定，和国家教委的报告针锋相对。 竞选活动结束后，北大和人大的几位同学召集各高校的竞选活动的活跃分子在人大校园一间教室开会，总结竞选运动经验。临近尾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梁平赶来向我了解会议情况，她说耀邦对这个会很关心。原来我们这边的会还没开完，那边中央已经有人要给我们扣上"开黑会"的帽子了。幸亏会议有录音，我叫人把一份录音带送交梁平。后来"开黑会"的帽子终于没扣下来。想必是遭到胡耀邦一派的坚决抵制。 1984年，武汉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打算办一份理论刊物。当时，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正以特派员的名义参与湖北地区的整党工作，对此表示支援。多半是由于胡德平的特殊身份，《青年论坛》破土而出，创刊号上发表了胡德平的一篇短文"为自由鸣炮"。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毕竟烘托出一种自由化的气氛。《青年论坛》发表了很多立论大胆，观点尖锐的文章。在1986年夏秋之交，《青年论坛》全文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随后又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1987年1月，当局发起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青年论坛》也受牵连而被迫停刊。 1986年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自由化的一年。那时，我应邀在多所高校讲演言论自由，还应邀出席团中央和中宣部举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记得在团中央举办的讨论会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在团中央大楼门前合影，我忍不住对旁边的一位老朋友说："共产党真是乱了章法，把我辈请到这儿开会来了。"我自知"思想反动"，和共产党不是一路。所以我既不打算混入党内，也不指望得到高层领导人的赏识或支援。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容忍。 当时，我对胡耀邦较有好感。我知道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能容忍的一位。不过，胡耀邦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他对容忍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仍然不无疑虑。然而我相信，只要眼下的宽松气氛再持续三五年，自由化的势头就真正不可逆转了。所以在那时，我很担心形势逆转。十分不幸的是，逆转很快就来了。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胡耀邦存在的重大意义。 十六年后，我从海外媒体上读到胡绩伟的纪念文章，其中引用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援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援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这种烈士是不进八宝山的"。 胡耀邦这段讲话我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听说过，但只知其大意，未见其原文。我必须承认，胡耀邦的讲话比我想象得还好。正象林牧先生指出的那样："胡耀邦当时还只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援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那些至今还在坚持反人权、反民主的立场，继续迫害敢于站起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人们，看到耀邦这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论，能不为之汗为？！还有那些期望过高至今还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派、体制内更没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过比较开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这一段言论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实践活动以后，不知能不能改变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 伟大的容忍 胡适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说："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以为，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于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不错，胡耀邦直到去世前仍然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错，胡耀邦生前似乎为没有提出过多少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就是对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这就为自由民主的实现打开了大门。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道；"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垄断言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里斯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一旦有了表达不同政见的自由，共产专制便立刻土崩瓦解。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言论自由呢？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只要政府不干涉，言论自由就实现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无非是说当我们发表各种言论时，政府不要压制，也就是说，政府只要容忍，那就够了。 或许有人会说，有了自由还不等于就有了民主。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共产专制制度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例如在传统的君主制下，皇帝是世袭的，文武百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统统不需要选举，人民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就算有了自由，也还不等于就有了民主。共产制度则不然，共产专制制度包含有若干民主形式。共产制度在理论上肯定了国家的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都应该从人民的选举中产生。共产制度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在名义上肯定了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是由于它"没有给人民提供一个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语），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就有了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公共权力就被启动了。简言之，在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选举就变成真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自由，也就同时有了民主。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民主墙不曾遭到镇压和取缔，或者是政治改革讨论热潮不曾被强行中断，或者是反自由化运动被有效地制止，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局面？由此，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胡耀邦的容忍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容忍－－这就是真正的胡耀邦精神。这就是我们要纪念、要赞扬的，也是胡锦涛、江泽民们要遮蔽、要抹杀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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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Apr 2015 07:20 PM PDT
我同意一些右派朋友的看法，这个事件显示了毛左势力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强力反腐以来政治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不仅如此，得势的毛左摆出了绝不饶人的姿态，而当局对毕福剑的迅速处置，更做实了右派的这样一种忧虑：一场21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并非不可能。 这种忧虑的一大背景就是，习近平的反腐揭示出来骇人听闻的贪腐真相表明，他大力反腐不仅难以避免一场政治革命，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加速一场政治和社会大革命的到来。而缺乏理性的毛左势力，一定会在这场大革命中扮演极度破坏性的角色。从这种思路看，毕福剑事件是中国在劫难逃的一个不祥之兆。 不过，我不愿意接受对中国未来过于悲观的判断，因此，我也努力寻找一些有利于中国发生一场光荣革命的各种元素。与百年前相比，中国显然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对中国政治转型有利的重要条件。 我以为最重大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来自中国外部，而不是内部。最近英国等西方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积极参与中国创建亚投行惊人之举，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外部世界的主流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大动乱，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崩盘。因此，与中国的阴谋论者看到的世界相反，很多国家愿意做出很大努力，减少中国崩溃的可能。你甚至可以说，很多外国人比中国人更怕中国崩溃，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崩溃会极大伤害他们的利益。 这一点与百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百年前的所谓列强，也并非个个都想瓜分中国。英美的在华利益观就比日俄要理性的多。这个史实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识。真正不在乎中国人苦难，想火中取栗的，是俄日这两个邻居中的一批狂妄分子，现在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害怕中国大乱。尽管他们不想看到中国太强，但两害相权，更不愿看到中国崩盘。 如果从更长的时段看中国历史，中国文明最大的威胁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好奇心和想像力不足的文化。如果当年明朝的精英有足够的好奇心借利玛窦之便认识西方文明，结交西方各国，以当时中国文明之实力，完全可能避免后来数百年的歧路和屈辱。 正因如此，我很留意此次左右交锋中，知识人对中国文化反思的能力和水平。我相当惊讶地看到，《人民日报》4月9日竟然发表了题为"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文章的第一段直指毕福剑事件的要害： "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153100.html 我不相信作者代表了官方或习近平的立场，但这样的文字能出现在《人民日报》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上，我认为作者的立论水平超过了茅于轼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文章"中国需要一致的是非观"。茅先生和《人民日报》文章的作者都抓住了毕福剑事件关系到的最要害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的道德底线，但茅先生的见解远没有《人民日报》文章作者深刻。 茅先生认为解决中国对毛泽东看法对立的办法是开放言论自由。这个主张没有切中时弊。由于微信的普及，中国人在群体交往中的言论自由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恰恰是我认为有利中国政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对于一个缺乏真理追求，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开放言论自由不见得能纠正偏见，更不用说达到"一致的是非观"。 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沟通技术革命，有利于阻止中国回到毛时代的血腥和恶斗政治。不难看到，习近平虽然深受毛的影响，但他不敢轻易动杀机。尽管如此，对于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抓住历史性机会，领导一场光荣革命，我不敢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还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不过，习近平抓不住机会不等于中国抓不住机会。我寄希望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创业者中，会产生一批政治领袖。我希望这些具有全球视野的精英，既能摒弃毛泽东偏爱恶斗的政治哲学，又能超越毛泽东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建构一种全新的，推动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的政治秩序。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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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5 11:05 PM PDT
今天是胡耀邦逝世26周年忌日。像往年一样，纪念胡耀邦，讨论其政治遗产的文章这些天已在民间传播。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中国共产党网站早在元月就贴出告示，称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是一个不能不知道的重要日子，而官方的纪念活动据称已有郑重安排。 官方的这个计划引出了一系列相关疑问：此举是不是意味著中共将对胡耀邦有个全面评价？六四问题会不会因此而有所松动？赵紫阳问题会不会也因此而脱敏？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老问题。早在10年前，胡锦涛当政时在11月搞了个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纪念会前，也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当时的中央常委中有人强烈反对，理由是，这样做会对海内外造成错误印像，以为中央将为六四平反，并重新评价赵紫阳。胡锦涛的回答是，胡耀邦与六四没有关系；胡耀邦是胡耀邦，赵紫阳是赵紫阳。 习近平应当也会有类似的回答。同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当局现在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胡锦涛时代是"九龙治水"，而习近平现在个人集权几乎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习政府两年来的持续打虎打苍蝇运动，一方面揭示了中共党内腐败已经严重到快要亡党亡国的地步，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党内人人自危，官僚系统自上而下几乎濒临瘫痪。在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方面，习近平当局以更保守的意识形态，更严厉的惩治手段，对互联网、高校、新闻、非政府组织等实施全面打压。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也要打胡耀邦牌，图的是什么呢？曾庆红在胡耀邦９０周年纪念会上有个讲话，可以提供一些提示。曾提到了胡耀邦的一些"政治遗产"，如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榜样，等等。从总的调子看，估计习近平对胡耀邦的纪念不会脱离曾庆红的讲话。 习近平还会进一步借助胡耀邦的榜样力量，调动整个官僚系统的积极性，为他的中国梦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胡耀邦身上具有的早期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接近群众等等，都是习近平整党急需借用的正资产。此外，胡耀邦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当中，享有很高声望。习近平期望此举能获得朝野的共同肯定，提高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当局的向心力。 其实，要提高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当局的向心力，习近平政府最该学的胡耀邦的政治遗产是：第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中共的罪与错。北京当局要想真的纪念胡耀邦，就应当把胡耀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作执政的座右铭，以这个标准纠正中共历史上不敢面对的罪与错，以这个标准不再重新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第二，放弃"舆论一律"，尊重百家争鸣。习近平当局要想真的纪念胡耀邦，就不应该对那些和他们的想法不一致的声音大惊小怪。胡耀邦曾经在反自由化时说，我们有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大惊小怪，"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胡还批评那种"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审查制度。 第三，在文艺界、思想界、理论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为知识分子消除顾虑，解放思想，创造"宽松，宽厚，宽容"的政治环境。北京当局要想真的纪念胡耀邦，就要允许人民有反思党的历史、批评党的错误的权利。不能因为人家的反思和批评，就说人家是砸锅党，就碎了人家的饭碗，把人家投入大牢。 根据习近平这两年半的的执政思路和中国目前的政治氛围看，他在纪念胡耀邦时，将会有选择地强调胡耀邦的一些政治遗产，回避另一些政治遗产。而这些有可能回避的政治遗产，才是习近平最应该继承的。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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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5 11:00 PM PDT
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 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最关键问题的呈现，其变迁显示了社会在转型进程中可能抉择的路径。而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自1989年后长达二十年间，社会主流思潮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抱渐进和改良。而仅仅几年时间，社会思潮的主流就发生了从渐进主义迈向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告别革命"到"迎接革命"话语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现实与人心的重大变化。本文意在对此思潮变迁的线路与内在逻辑作出梳理及分析，以对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图景作出判断和依据。 1989年的遗产 1989年事件无论是对国家政治走势还是对官民双方心理都造成深刻影响。血腥镇压使官方的道义性荡然无存，为走出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的困境，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体制选择了市场化全面发展经济的政策，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用不断的经济增长来维系执政合法性。因为市场化的需要，体制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出现了某些松动。而基于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使体制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有能力对知识分子实行经济收买为主的策略，以消弥1989年后官方和知识精英的破裂和对立关系，重构统治人心基础。 在收买策略之下，官方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用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换取知识分子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刘晓波对此作过描述："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陆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 对于拒绝收买，坚持理想主义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官方则严厉进行打压。1996年刘晓波因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4年陈子明因患前列腺癌而获得保外就医，但因继续坚持推动民主运动而在1995年再次被收监直到2002年才获释。 枪杆子的威慑和"闷声发大财"财富的利诱，收买与打压并进的策略有效地威慑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阶层在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下选择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甚至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说："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收买政策使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利益分化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在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算计下，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默认了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对政治转型采用了渐进、温和、中间的策略"在安全线内推动"，将希望寄托在体制的主动、渐进改革上，和官方形成"良性互动"。此为渐进改良思潮的精神根源之一。 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渐进改良思潮的另外一个精神根源来自90年代对1989年鲜血的反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悲剧的产生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持此观点的论者，尤以李泽厚和袁伟时最知名和影响最大。 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大力谴责"激进主义思潮"，并把1989民主运动视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把六四事件主要归咎于学生的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极度不满现状、渴望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由此，必须以"渐进改良、和平进化的方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在渐变过程中不断推进、壮大民主和法治"。 袁伟时把清末民初的改良渐进失败归咎于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激进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的意识型态，并对孙中山、革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袁伟时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李泽厚有所区别，主要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间接批评列宁主义式政党意识型态和党国体制。 温和渐进，良性互动；拒绝革命，拒绝激进主义。在此两大精神根源的影响下，渐进改良主义成为整个90年代知识界的最主要思潮。渐进改良主义固然回避甚至曲解了1989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极权体制的特性使然，但客观上说，其观点还是起到了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的作用，解构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话语。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后合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体制对社会控制的松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新兴社会阶层得以崛起。而传统媒体亦日益市场化以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出现。能在传统媒体上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渐进主义者，渐进主义由此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弊端日益凸现。执政党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2003年-2007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涉及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主题，自发地、分散地在个案层面进行，主体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遭到侵害的普通民众，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公民权利。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其中，利用其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起到舆论效应，从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尊重。 而官方由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民间社会包括一直被边缘化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越来越活跃。在自由立场上的共识使政治异见人士、政治反对者、渐进改良主义者经常能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共同合作发出声音，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晓波，他成为体制内外知识分子、民间政治异见人士得以打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刘晓波把一直分裂的自由派势力围绕一个核心理念形成凝聚点，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这是渐进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政治反对者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次共识和合流。随着刘晓波的被捕和判刑，新极权粉墨登场，中国政治和民间生态的变化，渐进改良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渐行渐远，开始进入激烈交锋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新时代。 围观不能改变中国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微博等网络新媒体蓬勃兴起，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现实下，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2010年度的重大舆情案例，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微博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微博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微博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因此，"围观改变中国"在此年成为流行语，意谓网民关注、转发和评论公共事件，就有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的强大力量。《新周刊》在当年11月的杂志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微博的公共舆论场影响力，吸纳了各路精英成为网络大V，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深相结纳，互为声援，主导社会公共事件的发展，声势日盛。在这里，传统的自由派找到了他们的思想主张得以实现的对应形态：知识精英教化大众，启蒙公民意识，发展公民社会，联合中产阶级力量，在执政党的容忍范围内有限度抗争，借助微博平台形成体制外民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良性互动等。渐进改良思潮一时间声势大盛。 然而，围观改变中国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幻觉，改变不了政权全面控制社会的意志。说到底，作为公共舆论场的微博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控制社会的执政党的权力之手能随意宰割的。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是专制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围观最具社会影响力的2010年，政权就作了"全力维稳"的部署，提出要"把握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做好"大情报"工作，实行"严打"的方针，采取"先发制敌"的战略、策略。四川内江政府网站公开报道说其维稳工作："狠抓分类管控。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控制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 及后，就是对微博平台的全面管控。先是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打击"网络谣言"，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视为"情节严重"可判刑三年。然后就是打击网络大v，让"公知"薛蛮子上央视忏悔，判网络推手秦火火有期徒刑3年。微博平台渐渐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围观改变不了中国，良性互动梦最终成为一枕黄粱。 公民韩寒的倒掉 2011年底，韩寒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要旨被人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引发强烈争论和质疑。 批韩一方认为，韩寒被体制招安，韩三篇是向官方献媚。挺韩一方认为，韩寒告别革命表态显示了其开始理性成熟。而曾被韩寒嘲笑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姿态。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 中肯地说，韩三篇的观点和韩寒一贯以来的理路并没冲突，都是非常正统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作为媒体和市场宠儿的韩寒此时受到的批评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原因是，话语生态与人心皆变了。 韩寒的走红，得益于经济的有限市场化进程下，半市场化的传统媒体为迎合新兴中产阶层需要的推捧。新兴中产阶层大多依附体制或者半依附于体制，他们既是有限市场化的获益者，同样在获得利益后迫切需要去权力的完全市场化体制以保障其利益安全，他们既不信任体制，同样也怀疑草根的权利诉求，故而追求渐进改良的推动。韩寒的话语体系基本构建于此，迎合了新兴中产阶层与半市场化媒体的题材需要，成为缓解沉重渐进焦虑的政治心灵鸡汤。 韩三篇如果提前两三年发表，带给韩寒的肯定是各种赞誉。但就是这一年，在被称为"花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事件中，政权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清洗，大批知识分子和普通网民被捕，包括许多认为不可能被抓捕的人，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著名作家冉云飞等。"花事"的残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不少人对体制的态度，不再相信体制有渐进的可能。逻辑上如果改良不可能，那么革命就是必选项。知名宪政学者陈子明在8月14日的座谈会上就说到："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了。" 话语生态变了，韩三篇自然为市场所不认同，人心变了，韩寒倒掉就是必然。于是，代笔闹剧一出，韩寒完成了公知角色的谢幕。作为媒体和市场共谋的产物，韩寒的倒掉显示了在全面极化控制社会的新极权下，期望在安全线内推动社会进步已成虚妄的渐进困境。站队与决裂即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选项。 一年多以后，包装推捧韩寒的"公民"角色最卖力的南方系媒体全线沦陷，而曾在南方系工作多年，被认为是"岭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的谢有顺则成为2014年10月官方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底稿起草人之一，算是为韩寒的倒掉添上嘘的一声回响。 分化与决裂 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事件"中，体制显示了为维系其统治的冷酷血腥，寄望民间能自我建设形成公民社会促进体制改良既然已成虚妄，在此话语环境显著变化下，对未来政治转型的路径在不同的立场下得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在公共事件的争论中体现，使泛自由派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并激化，并逐渐分化为泾渭分明的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两大阵营。 2011年底，笑蜀、莫之许、北风、于建嵘、胡平、何清涟、贾葭、苏星河、昆仑风以及众多网友围绕陈光诚事件以及笑蜀描述的"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执政合法性" 民间社会抗争策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演化为持续数年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网络大交锋。 北风批评笑蜀的民间抗争四不主张是一个要求屁民全面投降的主张，这是一个要求屁民趴下身子做顺民贱民的主张，民间将不存在任何批评及行动的可能。项小凯认为笑蜀或许无意，但通过选择性归纳、虚假价值准绳、手段目的相混淆等等逻辑错误的方法，把除过"斗而不破"的"软斗"之外的抗争形式的正当性都否定了。莫之许认为"零八宪章之后，笑蜀的四不碰就是在朝先行者背后捅刀子，这才是这两年我们交恶的根本问题所在，因为零八宪章就是四都碰，晓波以下数十人因此被抓被判。"笑蜀回应认为"有人把我客观描述的民间四不，扭曲成我自己主张四不。这种故意混淆显然出于把我定位为投降派的需要，属于典型的网络超限战。" 2013年夏，在许志永因"新公民"运动而被刑拘后，围绕着中间社会与政治反对话题，笑蜀、郭玉闪、王江松、张雪忠、温克坚等发生了争论。笑蜀提出"中间道路"理论，即在政治社会之外，凝聚集结中间社会的共识与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张雪忠对笑蜀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对政治反对进行歪曲的解读，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郭玉闪对张雪忠进行回应，嘲笑了他的一些观点。王江松撰文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如舆论所言，这次"讨论的高质量近年来社会运动界少有"，使政治反对的概念普及到公众，成为此后民间抗争者口中的流行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政治反对只是最基本的抗争态度，使公众以决心和勇气做出自身价值抉择成为抗争群体共识，是并且仅仅是抗争政治的起点，否则将沦为道德自翊。 2013年4月的肉夹莫事件使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两大阵营的分化正式明朗化。对肉唐僧高调的送饭党行为，莫之许的批评显示了两大阵营的对体制的不同认知和行动抉择，而两年来体制对民间打压升级的状况也印证了莫之许的洞察力，以为去政治化而能被体制容忍得以换取渐进空间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觉。莫之许的的错误在于把对认知的判断引导到了不应该的道德范畴上，而肉唐僧对莫之许的要挟回击则错得更远。 围绕肉莫之争，众多公知、大V纷纷介入争论，自觉以阵营立场选择站队。尽管参与争论的一些人开始也没有站队的自觉，但随着论战过程观点的交锋，对转型路径和行动抉择的分歧大大加深，阵营区分却越来越明朗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网络启蒙时代的泛自由阵营"态度同一性"不复存在。以后几乎在所有的公共事件中都不再有双方的共识，只有激烈的争论。 分化两极泾渭分明，没有模糊的中间地带。论战到极处便是决裂。决裂成为这个时代坚定道路抉择的象征，如莫之许、北风与笑蜀间，许晖与野夫间，南方自由知识分子与谢有顺间，在网络时代起到广场效应作用。 渐进话语的破灭 论战话语基本上不能说服对手，而是影响公众。对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话语的变化，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体制缰绳的收紧，原有的渐进互动的期望被证伪，则民间生态在对政治前景的判断必然在激烈冲突中此消彼长。 与渐进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体制获得了大量资源强化、固化了体制本身，而不是使体制更具开放性、灵活性。近一年多来，体制四面出对民间清场，在新极权持续进攻性的"亮剑"政策下，整个民间陷入肃杀的语境。渐进互动的转型话语，已失去立足的逻辑基础，唯一能依赖的只有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 在体制日益固化下，有限的自由化成果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渐进改良思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今年三月份，柴静有关雾霾的影片在网上播出引发的大争论，是渐进话语在市场急剧萎缩后的绝地反击，随着激进自由阵营把争论引向对体制的批判，使渐进阵营发出了情绪化的拒斥，正是话语环境变化所致。事实上把柴静不方便公开展示的观点指向体制负有根本性责任的事实，正是对柴静影片的肯定和升华，可惜立场和环境的变迁使渐进阵营已难以接受。而在影片被封杀后的一片沉默更显示了渐进话语在新极权下难以为继的失语状态。 渐进话语的失语不止是其无法阐释当下的现实，更在于其缺乏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的基本认识，以为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循序渐进解决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累积推动，最后完成由下而上的倒逼，这既是在体制的容忍范围内，同时又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渐进主义以此制造了踏实做事的策略姿态来弥补自己观念上的保守。渐进话语系统的支点很大一部分是构筑在"策略"需要上的，但激进与温和只是民间自我的标签，而新极权体系却无意分辨谁激进谁温和，即使渐进话语对体制再三表述"我不是反贼"，但对体制来说都一样是对其社会固化意图的冲击，故依然是打击的对象。 对极端刚性的列宁主义党国体系来说，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其必然，通过各种公民行动以发育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公民行动，但没公民社会，公民行动是社会的演进，不属于所谓的渐进形态，并没有政治力量，故无最大限度的合力，更何来倒逼转型。作为想当然的路径设想，事实上它忽视了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回避了政治转型的主要内容。迄今为止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只能是激进自由化和突变两种模式，从未有渐进导致转型的模式出现。处于支配性的党国体系的特点是有限的谈判能力，这决定了在其转型进程不存在渐进性的两方博弈。一般来说激进自由化是转型代价最小的，而突变模式的结果则是不可控的，而渐进主义往往向公众强调的是突变模式的可能可怕后果，而对激进自由化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清楚政治转型学的常识。 渐进主义的信奉者不会缺少，但是作为影响社会的思潮，它的逐渐衰落不可避免。但是，激进自由和渐进主义只是对手，而不是敌人，未来的政治转型两者必然会形成合力。所以在当下的论战，观点的激烈交锋无可厚非，要避免的是标签化、口号化对手为"痞子、暴民"等的道德指责以及动辄谩骂对方为"傻逼"的戾气，要警惕的是以"莫促会"等各种名义看似玩弄小聪明，实则把油滑当智慧，侵蚀突破公众价值观底线行为。 ——原载《动向》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