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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干渠横流，洪水泛滥，安全不保——暴雨、洪水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Posted: 05 Feb 2015 11:28 PM PST
中华大地的自然河流多自西向东流，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则是自南向北横流，与两百多条自然河流相交，使几百条小河流消失。中国的两大暴雨中心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线以西，在过去的几十多年中曾发生的河北"63·8"暴雨和河南"75·8"暴雨，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暴雨溃坝洪水灾害，几十万人死亡。如今气候变化，暴雨将更频繁和以更大规模出现，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阻挡了洪水的出路，后果十分严重，再出现类似的或者更大的灾难是完全可能的。 ——写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之际 一、跨流域大调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世界上曾有过许多宏伟的跨流域大调水工程计划，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大调水工程，计划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北部调水至加拿大中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北部，每年调水1375亿立方米，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调水量的近十四倍。又如前苏联的北冰洋调水计划，和中国一样，苏联的水资源分布也十分不均匀，百分之八十四的河流径流量在经济不发达和人口稀少的东部和北部，而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和工农业百分之八十的西南部只有百分之十六的河流径流量。198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调水计划，每年调水600亿立方米，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调水量的六倍。 为什么美国和前苏联都放弃了这些宏伟的调水工程计划？是水资源分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放弃跨流域大调水工程计划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已经实施的调水工程所带来的无法克服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重新认识，如土壤盐碱化和植被群落的死亡，由水热平衡变化引起的局部气候变化，对调水河流的下游水文和生物的有害影响，对调入区河流的洪水风险的加大等等；二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符合地球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的法则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当代这一部份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份人的利益，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跨流域大调水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美国和前苏联都放弃了这些宏伟的调水工程计划。 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问题，在笔者的一些文章中都有过阐述，如为什么要调水，北京为什么缺水，汉江是否有足够的水量来满足调水的要求，调的到底是一泓清水还是一江污水等等。本篇文章将讨论一个新的问题：暴雨、自然和溃坝洪水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与未来暴雨和洪水威胁的问题。 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与数百多条自然河流相交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什么宗教，不论什么什么地区，都有远古大洪水的说法。中华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故事。相传远古时期，中华大地江河横流，洪水泛滥，百姓痛苦不堪。荛命令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利用堵塞的办法去治理，历经九年，未有成果，洪水灾难越来越严重。荛杀了鲧，命令禹去治水。禹采用与鲧完全不同的方法，利用水向低处流的原理，疏导九河，取得成功。中华文化的发展受鲧禹治水的影响甚深，中国古人不采用建大坝修水库来治水，而是采用疏导的办法。所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只有二十多座大坝水库，主要分布在东三省（原满洲国）而且还是日本人建造的。 中国的多数河流是自西向东流，有人说是大禹疏导河流的结果。由于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大禹又是利用地形地势和水向低处流的原理，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从自然条件来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经过的河南、河北以及终点北京和天津都不属于干旱地区，而是属于半湿润区。北京年平均降雨量625毫米，天津604.5毫米，河南772.5毫米，河北550.9毫米。这些地区河流体系还是很发达的。如果查看一下河北省地图，发现这里不但自然河流不少，而且还有很多人工河流，某某新河，某某减河。 与自然流向不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是由南向北流，横跨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与数百条自西向东流的自然河流相交。中原大地上的这些河流，污染严重。为了避免影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质，在工程上采取了三种措施： 第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干渠从自然河流的上面以渡槽的形式通过，如湍河渡槽； 第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干渠利用倒虹吸的原理以涵洞的形式从自然河流下面通过，如穿黄工程； 第三，利用倒虹吸的原理建造涵洞让自然河流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下面的通过，滹沱河倒虹吸工程。 根据报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只建造了两百多座跨大中河流的工程，剩余的几百条自然河流被干渠所中断而因此消失。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的建设，改变了数百多条自然河流的生存环境，干渠横流，河流消失，是否会造成洪水泛滥的灾害，程度会有多严重？ 三、中国两大暴雨中心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西地区 中国是暴雨灾害的多发地区，强暴雨往往导致山洪暴发，水库大坝溃垮，江河横溢，城镇村庄被淹，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经地区是东部平原气候与西部山区气候的交接带，条件十分复杂，变化难以预测。中国两个最大暴雨中心均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西地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以河北的暴雨中心对中线威胁最大。 根据定义，日雨量等于或超过50毫米称为暴雨，日雨量100毫米以上为大暴雨，200毫米以上为特大暴雨。 1963年8月上旬，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东侧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河北省内丘县獐么7天总降雨量2050毫米，为当时中国大陆一次暴雨过程最大降雨记录。獐么日降水量最高达865毫米。北京北运河的沙河闸和酒仙桥日降水量均达400毫米；日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地方不在少数。海河流域诸水系均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200多座水库溃坝，河北省101个县被淹，平均行洪宽达100公里，京广铁路以西大部分平原地区成为一片泽国。京广铁路中断行车27天。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公布。仅刘家台水库溃坝，死亡943人。这次暴雨来势之猛、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均为该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所未有的。 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区发生特大暴雨，从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 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暴雨的强度超过当年的水库大坝设计者们的预计。8月8日1时板桥大坝溃垮，六亿多立方洪水，十几米高的洪峰咆哮而下。石漫滩、田岗、竹沟等共６２座水库大坝在短短数小时间相继垮坝溃决。造成河南省有29个县市、1100万人受灾，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最后空军用炸弹爆毁了阻挡分洪的堤岸。共24万人死于这次灾难。 如果638或者758暴雨重现，几十公里乃至一百公里宽、几米或十几米高的咆哮而来的洪水，遇到自南而北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钢筋水泥干渠的阻挡，那又将是什么状态？洪水会乖乖地下沉进入倒虹吸工程从干渠下面通过？洪水中携带的大量物质，不会堵塞倒虹吸工程？河床、河堤和干渠所组成的断面能保证如此大的洪水顺利通过？回答都是否定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将是一座阻挡洪水的高墙，壅高洪水位，威胁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全。 三、几千座病危水库的威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西侧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有超过两千座的水库大坝，其中绝大多数水库大坝的使用年限已经超过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五十年，它们中的一大部分属于危坝险库。当暴雨洪水来临时，它们难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很可能溃坝。溃坝洪水破坏力大，原因有三：第一，溃坝洪水洪峰流量大，如758灾难中的板桥溃坝洪峰流量高达78200立方米／秒，为暴雨所造成的自然洪水流量13000立方米／秒的六倍。这个最大溃坝流量比1981年长江洪水宜昌站的洪峰流量72000立方米／秒还大，而1981年的72000方米／秒洪峰流量为宜昌站实际测量到的历史最大洪峰流量。板桥水库所在的淮河支流汝河，与浩浩荡荡的长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二，溃坝洪水流速快，洪峰流速达每小时三十公里以上；第三，溃坝洪水以立浪形式向前推进，洪峰高度达十八米，破坏力极强，可卷走房屋、车辆甚至火车油罐车。洪水中的这些杂物足以堵塞倒虹吸工程，如滹沱河倒虹吸工程。 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要求，干渠与大河流相交，河流的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设计；干渠与一般河流相交，河流的防洪标准按五十年一遇设计。当今世界今气候变化剧烈，暴雨将更频繁和以更大规模出现，加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以西又是中国最大两个暴雨中心，另外又有两千多座超龄服役的水库大坝，在暴雨和洪水中随时有溃坝的可能，任何一个大坝溃坝或者突然泄洪都可能导致一连串水库大坝溃坝。考虑到上述情况，五十年一遇和百年一遇的设防标准都是太低，出现大灾难的风险很大，应该以该地区已经记录的最大洪水流量作为设防标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干渠横流，河流消失，洪水泛滥，安全不保。 ——《动向》2015年1月号刊发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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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5 11:31 PM PST 作者：USC创始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杰荣（Jerome A. Cohen）  【编者的话】1963年成立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USC，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在冷战时期是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大本营。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发一组来自研讨会的回忆文章，让读者得以一窥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的不懈努力，以及香港在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的独特地位。本文作者为中心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 我仅代表最初受益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称为USC或"中心"）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提交这篇关于中心创始的简短回忆录，与我们的"革命接班人"分享。很遗憾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相信，中心成立之时同在"创世纪"现场的我杰出的同事和友人傅高义(Ezra Vogel)能就当时的氛围、愿景与成就，以及我们早年为研究"新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尝试，提供更多的信息。 香港殖民地落脚记 在那遥远的年代，学者们在香港访学要面对各种日常挑战。1963年夏，因为当时还没有类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像我这样一个访问学者，要在香港为一家五口寻找住处，还要为中国研究找一个研究场所，都非常困难。而且，因为我所感兴趣的内地刑事司法制度在当时就已经是极度政治敏感的课题，情况就更严峻了。 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无处求助。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美国法学教授，希望能借这一年在香港发展我的学术网络，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一家香港大学设立了法学院。我们只有靠自己。我本来听说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九龙地区建立一个办事机构，为像我这样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场所和用于研究的图书馆，但令我失望的是，据说基金会在创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办事机构尚未开张。  1963年夏初到香港的孔杰荣一家五口（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找房期间，为了安抚我三个精力充沛的儿子，让他们也忙碌充实，我们在香港岛颇为典雅的影湾园酒店下榻，而没有住在更方便的港岛中环区或九龙。最开始，能找到合适住房的希望并不大。 但我是幸运的。我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会学家Ezra Vogel（傅高义），他当时刚好跟妻儿来到香港，打算做一年研究。Ezra跟我年纪相当，为人非常友善。他说他们在分割九龙与新界的界限街附近新开发的 "又一村"一带找到了公寓。我们幸运地在他们家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套类似的一楼公寓。那一区环境宜人，没有高层建筑，都是些低层住宅楼，大多数小区居民都是本地人、中产阶级广东人（部分会说英文），还混居了一些外国人。 问题是，那一区离大多数外交人员、英美官员、外国记者和中外国际商人驻扎的港岛很远。我们自己没有车，公共交通也不发达，连出租车都很难招到。而且，当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隧道和桥梁连接九龙和港岛。所以，我们只好依赖轮渡往返于九龙和港岛之间，虽然风光旖旎，但多少有些不便。 找好了住处后，我们开始寻找家政帮手。经新结交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一对上海夫妇。Xu是个能讲一些英文的好厨师，而他太太Wu（她并不会说英文）则负责清洁、照顾孩子们和打理其他家务，非常精明能干又心地善良。我们非常喜欢他俩，大多数时候也能够用普通话跟他们交流。  1964年孔杰荣夫妇与6岁的Peter、4岁的Seth和2岁的Ethan在香港新界白沙湾海滩（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下一个挑战就是孩子们的教育。我们已经六岁半的长子Peter在九龙一个不错的公立学校成功入学。但Seth才四岁，而Ethan仅仅两岁半，刚开始说话。把他俩送去一个当地全广东话教学的幼儿园学前班待了一天以后（我们没人会说广东话），我们意识到得找个更国际化的环境。所幸，我太太Joan Lebold Cohen听说有一位叫Mrs. Foster的英国军官太太就近在九龙一条街上的自家公寓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校，但却没有人知道那儿的地址。后来，Joan通过观察家长们和私家出租车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哪里，从而找到了这个地方。Mrs. Foster对孩子们管得很严，但孩子们还是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学年。 访谈难民 当我们有了稳定的住处，孩子们在学校和课后都有人照顾之后，Joan和我开始将重心转向我们自己的兴趣领域。她找到了一份教难民孩子英语的工作，这个差事虽然让人应接不暇，但也很激发人的兴趣。这些孩子住在附近一幢简陋的七层楼廉租房里。内地的"大跃进"运动失败而导致饥荒，迫使中国大陆的很多家庭像洪水一般逃亡涌入香港，这座楼是政府为安置这些难民而新建的众多廉租房之一。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清楚知道，比起那些在周边山丘上的破烂棚户房里落脚，没有供水或基本厕所设施的众多其他难民，自己的境况要好得多了。 我的工作也涉及中国难民，但都是些非常特殊的人。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中国刑事司法的书。来香港前，我曾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任联邦检察官，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豪（Boalt Hall）法学院任教时，刑法就是我第一年教过的科目之一。而且，有关中国刑事司法的资料比其他的当代中国法律相关材料要更充足，所以，刑事司法似乎是我做共产主义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起点。但即便如此，当时已公开发行的出版材料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在1963年，新中国成立了14年之后，政府发布的法规法条仍然寥寥无几。而且法院的判决书也不会向社会公开，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法律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既没有相关书籍，也没有法律期刊文章。 我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Franz Schurmann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他说服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司法制度的运作，与中国难民进行访谈必不可少。于是这便成为我决心在香港期间完成的重要任务。我决定对三类难民进行访谈。 第一类人，也是最容易找到的，便是与刑事司法制度没有任何具体接触的普通公民。他们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民情、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和他们自己对法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以及当一个政府不强调法律形式时，又是什么在代替正规法律制度发挥作用。 第二类访谈对象是那些作为被打击对象、经历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的人——也就是那些被政府追诉的人。我将我的目标采访对象定义为曾经被这个政权制裁过的人，不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否被贴上"刑事处罚"的标签。简单而言，这个群体包括那些接受"劳动教养"的人，也包括其他接受所谓 "非刑事处罚"措施的人，尽管惩罚名称五花八门，但是非常明显，都是某种形式的监禁。 第三类人最重要，但也是最难找的，广义上说，是那些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人。我需要认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其他相关官员，以及参与刑事司法执法过程的律师。对于一个既在当地没有人脉，又不会讲当地方言（粤语）的美国学者来说，这是一项尤其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也没有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帮我联系或介绍访谈对象，助我一臂之力。  孔杰荣（右二）与夫人Joan Lebold Cohen（中）及几位友人在一个舞会上（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但我到达香港的时机很好。我在1963年8月初到达，而就在1962年春，大概有6周的时间，中国忽然放松了禁止大陆公民偷渡逃往香港的限制措施。这样一来，大约6万多名想要逃离由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和其它一系列灾难的大陆民众，都向广东省和香港交界处聚集，从而进入香港。英国政府虽未明确授权他们入港，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若不是因为香港殖民地由于担忧灾民泛滥会让香港公共设施无力承载而关闭了边界，本来会有更多中国人逃离到香港。 虽然这些新来的居民大多是农村人，而且与我的研究项目无直接关联，但当我到达香港的时候，很多能言善辩且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城市居民已经开始融入当地生活，在香港崭露头角。当我广泛结交官员、学者和商界人士时候，我也逐渐开始认识一些聪明的新移民，他们会和我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法律似乎发挥了作用。他们有时候会轮流给我介绍与我的研究更加相关的人，比如那些曾经被体制视为打击对象的人。 这一类人中最有意思也最可悲的是第二类人——那些长期遭受"劳动教育"（劳教）的人，他们通常被监禁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劳改营，这和被称为"劳改"（劳动改造）的刑事惩罚措施并无实际区别。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这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经常被关在一起。 很多遭到"劳教"的是那些1957到1958年期间在臭名昭著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政府诱使这些人公开发表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意见。他们向我述说了因为共产党和公安的劳教，他们的生活与职业生涯具毁的悲惨经历，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无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程序让他们在面对不公正的指控时有机会自我辩护，这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现实的冷酷和严峻。 刑事司法体制里的执法者更难找到。但只要找到一个，对我而言就着实像找到宝藏一样。我的第一个宝贵的线人是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们介绍给我的。他们的任务便是去采访难民，了解当时中国国内的状况，因为中国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依然封锁信息。尽管英国政府通过在北京的大使馆享有有限的外交信息渠道，但他们在香港也组织实施了一个重要的政府访谈项目，因为在香港跟当地居民的联络比在内地相对来讲容易多了。 无比重要的前公安干警  1962年香港的一个难民聚居点（图片来源：Getty）英国和美国官员经常共享具有特别价值的难民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Eddie Chan （他的名字用广东话读作Chan Chungman）应该是第一个被英国人发现的消息提供者。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极好的信息来源。他不仅曾在五十年代初作为一名年轻的警官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而且后来在五十年代中期成为打击对象，并被送往劳改营接受短期惩罚，这种惩罚措施自1957年起被正式命名为"劳教"。 Eddie 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而当时大陆还处于蒋介石统治之下。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效力。当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解放"中国之时，他的父亲离开了中国大陆，17岁的Eddie和母亲搬迁到广州。尽管他年纪很轻，还是还是找到了一份当警察的工作。最后，他被分派到一个调查和监管宗教组织的部门。但是他逐渐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性质产生一些怀疑。1955年时，他的言行引起了他的上级对他的怀疑，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发现了Eddie写的一部小说，内容关于一个中国士兵在1950-53年抗美援朝期间娶了一名韩国妻子。Eddie在1962年大迁移前从广东突破重险，泅水逃港。 尽管Eddie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我非常喜欢和他交谈。他很聪明、客观，能够全面地阐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还有着非常好的幽默感，带一点讽刺。他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早期的中国公安体系以及那些身处体制之中的人的想法。我非常欣赏Eddie，还跟Ezra Vogel谈起他，并且把他介绍给了Ezra，结果Ezra发现Eddie对他更有帮助,因为他恰好在进行一项针对广州市的广泛研究，最终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东》的书。在Ezra的帮助下，Eddie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当老师，走上长长的教职生涯，直至2014年11月逝世。多么神奇的故事！ 我采访Eddie时碰到的唯一的问题是，当时访谈必须在我的住处进行。那是1963年9月初，由于卡耐基基金会的办公室还未落成，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为我所用。在家作访谈并不方便，尤其是下午，因为孩子们放学后回家后，有时会干扰到访谈。而且，那时香港正流行肺结核病，每次我的访谈对象一咳嗽，我就很担心孩子们的健康！ Eddie不是我采访过的唯一一个公安警官。后来，一名英国官员给我介绍了一个来自福建省省会福州的警官。我叫他Zhou。尽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30出头，比Eddie还要年轻几岁，但是比起Eddie，他在处理刑事案件方面具有更新近的经验，为我研究刑事司法过程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帮助。他能够告诉我最近的一些新发展，近到1962年为止，当时他决定离开公安岗位赴港。我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与他交谈，每周5天，共计120个小时，是我进行过的时间最长的访谈。 Zhou很有耐心，不厌其烦地解释中国刑事程序中常见的每种类型案件的每一阶段的细节问题。他不像Eddie那么聪明有趣，富有洞察力，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适应他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把每一个"fu"发成"hu"，而每一个"hu"发成"wu"。但Zhou很冷静、专业，相当能干。他不会主动给出很长的回答或者主动讲故事， 但是他的回答总是干脆利落，而且有问必答，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见解。 1963年的时候，因为中国还没有颁布正式的刑法典，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认定哪些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应予以起诉，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处理。显然，像谋杀、强奸、纵火这类行为，像在其它社会一样，都会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同时犯罪行为还包括最严重的政治罪，这些罪名通常被模糊而笼统称为"反革命罪"。但是，在缺乏立法指引的情况下，很多社会对于罪与非罪，在法律上和在实务操作中其实有所不同，那么在中国，刑事犯罪行为和非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分的？  孔杰荣夫妇（左三、左二）在一个司法界聚会上（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比如，我很想知道，通奸是否在中国构成犯罪，如果是的话，起诉指控的比率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会起诉指控？在很多国家，包括很多美国的州，通奸虽然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却很少会被起诉。Zhou在第一次被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有些模糊，但是在考虑之后，他说，至少在那时的福州，通奸在原则上被视为犯罪行为。然后我又问起警察和检察官对这种案件会追究到什么程度。这下他非常清楚地回答道，"这么说吧，如果我们追究每一个通奸案，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对付反革命分子了。" 透过他的回答，我观察到他的幽默和对于社会现象的洞察力，而且我也完全理解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每个司法辖区的司法部门都面临着资源有限的难题，作为一名前任检察官，我对这个问题太熟悉了。 Zhou令我印象深刻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尤其是因为，他是唯一让我意识到我对线人负有义务的访谈对象。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必不可少，帮助我了解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为期一年的香港之行结束之后，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难民访谈录——中国法律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的文章。但是，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这对我和Zhou来说，都不仅仅是道德或是学术上的问题。 在我们的合作结束后，我的线人们都需要找一份工作，而我感到自己有一定的义务来帮助那些和我合作时间最长的人。他们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不能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抛弃他们。我不用担心Eddie，他在Ezra Vogel那边找到了很好的机会，但是Zhou不一样，要帮他也有些困难，因为他既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而我是他在香港唯一有点分量的关系。 幸好他的愿望也很实际。他想找一份在工厂的工作。我在商界的资源有限，但是我确实尽了全力帮助他，给他介绍了一些潜在的雇主。当然，一开始出师不利，而Zhou会以他的大陆经验来解读。比如有一次，我跟他解释，雇主聘用了其他人是因为那个人比Zhou更胜任这份工作，他明显对此表示十分怀疑。之后一次，我仍未成功，跟他解释说，被录用的那个人的推荐人和雇主的关系比我和雇主的关系更好，他就甘心接受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在他的世界观里，"关系"永远大于真正的能力。我在商界的朋友为数不多，当其中一人同意给他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Peter Wang (Wang Youjin)——从法官到律师  1965年香港九龙（图片来源：Getty）我对自己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采访到两位来自中国的前公安干警感到十分满意。但是，即使中国的法院不像公安局那么重要，我也需要至少找到一名有价值的前法官和一名能干的律师，填补法律专业人士这个稀缺的访谈对象类别。我从未想过我可能找到一个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访谈对象，而且前几个月的徒劳搜索令人沮丧。 我遇到过几个难民，当他们听说，我向能够跟我讨论司法问题的人提供一些"茶钱"后，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来香港之前，在中国法院里工作过。但他们的故事很快就被我识破了。有一个人仅仅是在当地政府工作过而已，他试图给我描述当地法院的组织结构和编制，以及法院是如何运作的，可是演技拙劣。另一个人则试图说服我他曾在法学院学习，但我问起他曾上过什么法学课程时，他的谎言就立刻露馅了。但Peter Wang可不是这类人！ 我因机缘巧合偶然发现了Peter（中文名字Wang Youjin， 广东话读作Ong Yew-kim）。到1963年11月的时候，我基本放弃了在香港找到一个有经验的大陆法官或律师的希望。有几个朋友出于同情，建议我去葡属殖民地澳门试试。当时从香港去澳门需要乘坐4小时渡轮。当时的中国难民觉得逃往澳门比香港容易得多，因为距离更近，泅水危险更小。 1963年11月的澳门迷人、静谧，是欧洲大陆在亚洲的前哨小镇。当地的建筑同时体现了中国和葡萄牙的传统风味。我和Joan都没有去过葡萄牙，但在我们搭渡轮前往澳门的时候，我们在轮船上的酒吧找到了Ferreinha Lacrima Cristy（一种葡萄牙酒），比起我们之前喝过的其他波多葡萄酒，都更顺滑好喝。它很快就治愈了Joan的喉炎，并且让我们在到达之前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特别的新环境。 我的朋友建议我通过跟接收新难民的知名的天主教会合作，来开始我在澳门的研究。当地的牧师很友好，善解人意，但是他们最近接收的这一批难民中，并无明显的理想人选。难民中有一个男人，极力试图说服我他很了解中国法院的运作情况。见我面露疑色，他倒也大胆直率，说，如果我怀疑他，我可以在回到香港之后，向殖民地当时众多中文报社中的一家叫《天天日报》的主编求证。他给了我这位主编的名字和电话，并向我保证那个主编一定愿意做他的证明人。 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也没有其他选择，回去后便给那位主编打了电话。令我惊喜的是，虽然主编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澳门的男人，但如果我想认识一位真正来自中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话，他愿意介绍我认识他手下一个名叫Wang的员工。这是我研究工作过程中的黄金一刻！ Peter Wang立刻让我感到十分可信。他很安静，周到缜密，对他的判断和表述很谨慎，而且他也很乐意帮忙。他告诉我，和很多东南亚的中国人一样，1950年，年方18岁的他离开老家新加坡，只是为了去成立仅一年的新中国获得免费大学教育。到达北京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学习法律，后来这所大学成为了今天著名的中国政法大学，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法大堪称是无数政府法律干部的培训基地。当我问到他在大学的时候上了什么课程，他想都没想，就滔滔不绝地讲出了所有的课程。那一瞬间，我知道我找到了不可多得的访谈对象。 借助苏联法律资料，在中苏两国教授的帮助下，Peter接受了在那个时代相对良好的法律教育。他在1954年中期从法学院毕业，那时中国正在推出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受到了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极大影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北方的工业重镇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的特别法院——铁路法院工作。他是当时法院里唯一一个受过良好正规法律教育的工作人员，所以法院的其他工作人员遇到具体法律问题都会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们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公安干警。 当时的法院正在尽力向群众解释新的司法制度，以赢得他们的支持，Peter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尤其宝贵的作用。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刚刚经历了5年漫无法治的革命动乱和暴力群众政治运动。新的共产党政策日益强调稳定和依法办事，而不再是依靠残酷的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是相对而言声势有所减弱。 Peter通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描述了很多在给群众普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法院在一个工厂的礼堂里，在数百位工人面前，演示了一场精心策划和彩排的刑事审判。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法庭公布预定的定罪判决和量刑结果。当主审法官告知被告人他有上诉的权利时，疑惑不解的观众们顿时哄堂大笑，因为法官的口音，"上诉"听起来好像"上树"！ 不久之后，尽管中国还在紧密地追随苏联的法律模式，但是中国的领导层同时决定引入律师这个角色。很多1949年前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律师要么逃离了中国，要么留在国内转行从事更为安全的工作。无论如何，共产党都不希望依靠任何资本主义遗留分子，于是决定模仿苏联的"律师顾问处"（"colleges of advocates"），新组建属于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处"，把得到良好培训的年轻人才分配到那里去工作。1956年，苏联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Peter被分配到北京新成立的一家社会主义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个时期对于法律改革者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起草很多法典，包括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顾问处的职责就是协助试点并且实施这些苏联模式的草案。可悲的是，这些草案从未被正式颁布，因为1957年6月，苏联影响戛然而止，而"百花齐放"的方针所引发的舆论批评喷如泉涌，令共产党领导人震惊，也随即导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终止了中国对苏联法律模式的依赖，直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 由于政策突变，Peter所在的官办律所很快被关闭，而且与其他法律专业人士一样，他很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因为他来自新加坡，他得以逃过一劫，未被残酷虐待。1960年，他获准离开大陆去香港。他本希望能够回到新加坡，但由于新加坡好不容易摆脱共产党势力，脱离英国统治赢得独立，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复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禁止任何45岁以下在中国生活过的新加坡公民回国。所以Peter为了在香港维持生计，找到了这份报社员工的工作，就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撰写评论。 我对Peter进行了访谈，共计85个小时，他帮助我了解了中国深受苏联影响的时期以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情况。我依依不舍地结束了我们的合作，但他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直继续辅助我进行关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使得我得以在1968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犯罪司法程序 1949-1963年：导论》。 （Joan说，如果我把书名定为《性、中国法律和你》的话，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可以卖出更多册！） 成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1964年春节孔杰荣合家欢新年贺卡（照片提供者熊景明）在我创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过程中，Peter也提供了帮助。其实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并不在我最初的香港计划之内。我已经提到过，60年代初，中国对外封闭，那些选择将香港作为基地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并无办公设施，香港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办公空间很少，而它们的图书馆里也几乎没有具有时效性的中文研究资料。纽约卡耐基基金会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决定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来接待和协助前来香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卡耐基本打算跟一个当地的中国组织Union Research Institute（联合研究所）合作，该机构已经收集了许多内地中文报纸，这是能让我们一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源。 在当时还被称为"红色中国"或"共产主义中国"的边境上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是一项微妙的工作，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总是担心触怒内地政府，所以对USC的准备工作审查得非常仔细。他们一直告诫为人不错的纽约基金会主任Bob Gray要慢慢来。Gray对中国和香港都不太熟悉，但是被派到香港设立和主持这个中心。实际上，英国人似乎怀疑中心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观察中国所设立的前哨，或者说，至少里面的几位美国学者可能跟CIA有关联。卡耐基基金会显然心领神会英国人的担忧，以至于给新组织起了一个听起来无可非议的名字，叫"大学服务中心"，并没有点明该组织的工作重心。光看名字，一般人不知情，很可能会错把中心当成一个汽车维修店！一直到1993年，"中国研究"这几个字才被加了上去。 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Gray做事似乎过于被动，而且好像被我们起了疑心的东道主威慑住了。他给我们在九龙的半岛酒店短租了几个房间，聘请了个秘书，但却迟迟未将我们迁入位于机场附近的正式落脚点。此外，他在给中心设置必需的办公场地、图书馆、招聘研究助手、翻译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方面并无任何动作，也没有启动跟联合研究所的合作。 不知怎的，可能是通过已故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Lucian Pye（白鲁恂），卡耐基基金会得知了我们的不满。当时暂居香港的西方学者有自己的小圈子，Lucian Pye教授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资深一员。他是一个老练的中国通，人际关系基础扎实，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关系。卡耐基基金会决定把Gray换掉，准备派一个更能适应香港政治环境的人来接任，但是暂无人选。问题是，这会导致中心的行政工作停顿至少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需要有个已经身在当地的人暂任代理主任一职。虽然相对其他人我资历较浅，之前也没有跟卡耐基基金会打过交道，他们还是请我来担任主任的角色，我犹豫之后接受了这个工作。 在URI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离开半岛酒店，搬入了坐落在九龙亚皆老街的正式场地。很快，中心就有了生机。在搜集有关中国法律制度的材料时，我发觉URI的资料非常详细丰富，而且事实证明中心的办公室更加适合用来与难民作访谈，因为难民往往不太适应出入国际酒店或外国人的公寓。  1965年香港九龙（照片来源：Getty）由于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我一直是中心的主要负责人，香港政府对我的活动表示了特殊（暂且说是非正式的）关注。我现在还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一次晚宴上，我的英国东道主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了香港辅政司的对面，这位辅政司事实上相当于香港的外交总长，这个安排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十分愉快。辅政司先生抓住这个明显是事先安排好的机会，很系统地向我询问中心的情况，问及中心的赞助者和我的角色。他的态度圆滑巧妙，但像是在问：既然你们这些家伙是教授，为什么不好好地做学问，而要花这么多时间研究中国呢？ 所幸的是，凭借一点小运气和国际法律圈子这个"帮会"， 我已跟至少两名显赫的香港政府官员（分别是首席法官和律政司司长）结下了很深厚的交情，他们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1963年春，就在我出发去香港的前几个月，我和其他几位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受邀参加一个晚宴，认识了一名当时在英国数一数二的法学专家。他刚在香港参加完一些讲座，返回英国的途中在湾区停留几天，对香港有着满腔热情。他一听说我准备搬到香港住，就主动介绍我认识香港首席法官Michael Hogan和当时在香港照顾他的年轻的律政司司长Denys Roberts。他们都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也间接地成为中心的好朋友。 我和我的家人在1964年7月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香港。那时，USC的正式主任已走马上任，叫Preston Schoyer，是一位富有魅力和精明的美国小说家，在香港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我深信，他办事，我放心！ 之后的故事，如俗话说的，人尽皆知，唯我不知。正因为如此，我十分期待通过Ezra Vogel和其他参会人的讲述，来了解这段非常重要但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Jerome A. Cohen 孔杰荣（柯恩），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译者：荣译专业翻译服务合伙人、孔杰荣教授前任助理周易，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刘超。）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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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7, 2015, 6:12:02 AM2/7/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习近平纵容红二代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妄议中央
- 张维迎：中国不融入西方价值观就死定了
- 胡少江：“习总统”、胡教授及其他
- 魏京生：官商勾结，形势险恶（附陈破空：政商分离，太子党的脱身之计）
- 民族工业实业家范旭东得力助手唐汉三
- 林保华：习近平阅兵与军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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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5 09:51 PM PST
北春编者按语：习近平不是说要打击"团团伙伙"吗？，习近平不是禁止召开"同学会"吗？这近千人的红二代聚会，不是顶风作案吗？红二代聚会是一场杀气腾腾的干政宣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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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5 06:11 PM PST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也就是不接受人类的普遍价值，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开车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马上就死定了。" 我想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顺应全球化理念 我们看全球化的历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类有一个走向全球的过程。我们知道现代人（"智人"）大约是20万年前在现在的东非出现的，10万年前 人类走出东非，先到了西南亚（中东）这个地方，6万年前已经到了澳大利亚，4万年前到了欧洲，也到了中国（到中国的时间也可能在6.8万年前，但这个时间 有争议），1.3万多年前跨过了白令地峡，到了美洲。 这样，大致来讲，到一万多年前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从一个地方走向全球所有适合人生存的地方。之后大冰期结束，冰盖的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人类从此被分割 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美洲世界区，以及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区，这三个世界之间上万年人类没有什么来往，尽管每个区域内还 是有交往的，如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但分割一万多年之后，也就是五百多年前开始，这三个世界开始又相互联系起来了，开始了一个我们现在叫"全球化"的 过程，这个全球化开始的标志就是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所以，过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在一万多年前失散后，重新走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与人类理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哥伦布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不会往西航行寻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但哥伦布至死时仍然认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 这个过程会推迟很晚。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理念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不可能孤立进步 至少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所有进步全是来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变化。如果不是合作，也许人类早被动物吃掉了，因为人的生物体能是比不上许多动物的。并且， 合作的范围越大人类进步越快，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是人类过去500年进步速度剧烈加快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导致的进步。 什么是中国的？如果从起源讲，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中国的。我们吃的小麦不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是中东来的，我们吃的玉米是美洲来的，甚至可以讲青铜器的发 源也不在中国，而是从西南亚两河流域那个地方过来的，青铜器的发明那里比我们早1000年，而且考古发现证明，越往西考古出土的青铜器越早，意味着丝绸之路之前有一个所谓青铜之路。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 就是利用全人类的智慧，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进步。 改变我们的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全球化导致人类更深入、更全面的合作，从价值链看，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单独一个国家自己生产的，随便一瓶矿泉水都是全球生产的，因为它价值链在全球分布。这就是过去人类200年或者中国过去30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市场是共赢的逻辑 全球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人类社会的运作就两种逻辑，一种是强盗逻辑，一种是市场逻辑。所谓强盗逻辑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别人不幸福。市场逻辑意 味着，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过去500年的全球化，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包括到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市场的逻辑中断了，强盗的 逻辑主导了，就会带来人类的倒退。 比如我们看，在1914年之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的逻辑中断了。之后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到二战结束，包括 按照国际贸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二战之后，人类重新开始了全球化，也就是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全球化。 日本和德国是两个显著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想用强盗的逻辑来征服世界，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用市场的逻辑征服 世界，最后成功了，都变成了经济强国。这一点对中国有很大启发意义。 我认为我们一些人思考问题时仍然在用强盗逻辑，大家不要以为没能力当强盗的人就不用强盗逻辑思维。没有能力当强盗的人，恰恰经常用强盗逻辑来思考问题，包 括我们现在看到好多问题，经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观点，认为你赢了一定是我输了。 加入WTO谈判时，谈判代表跟领导报告说，我们要跟中美达成双赢的协议，这时候有一个人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双赢？这就是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很欣慰，过 去整体200年，尽管中间有强盗逻辑，但整体是市场逻辑获得成功，贸易自由的扩大。 中国是主动全球化的赢家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有个图我喜欢用，它描述的是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关系数的历史变化，是我根据麦迪森的数据计算的。1820年之前相 关系数接近于1，意味着各国之间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差距，之后不断下降，最后达到1973年的0.148，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分流"。之后相关系数开始 上升，2003年达到0.52，预计2030年达到0.73，这可以称为是大合流、大融合。 这个大分流和大融合都与中国高度相关，其实所谓的大分流，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差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落后和停滞。同样，过去30年人口规 模与GDP规模相关性越来越高了，也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 在第一次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是被动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搞洋务运动，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被动性，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地加入世界。但是第二次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主动走向世界，主动地利用了市场逻辑，世界市场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就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有人提到杨小凯曾经说到后发优势可能转向后发劣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不管怎么讲，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我们没创造什么新的 技术，没创造什么新的管理方式，但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这就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坚持共通的价值最后一点，我要讲一下全球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一开始为什么讲那个大历史？人类本来就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中国人也是人，人类都来自一个地方，这个事实很重要。今天人类所有的文化差异，都是过去几千年期间形成的，而且这种差异可能远远被我们夸大了，我最近在《博弈与社 会》这本书里指出，两千年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们为人类制定的游戏规则许多是共同的，尽管表述方式可能不一样。 我们要特别警惕在全球化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最害怕和民族主义相结合。为什么呢？社会主义跟民族主义相结合就是"民族社会主义"，也就是"纳 粹"。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也就是不接受人类的普遍价值，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开车上路人家靠 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马上就死定了。 同时要认识到，现在有很多"特色"规则（如官商勾结），这些规则伴随中国加入世界也在走向世界，我们有些中国企业喜欢用这些规则征服世界，一些外国企业也 "入乡随俗"，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如果这样，我甚至担心，我们加入世界以后，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这是需要考虑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未 来，也为了中国人自己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按照更一般的、符合人类本性的价值，而不是按照那种特殊的价值观来行动。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个很好的世 界。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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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5 05:46 PM PST
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在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不断出招：大范围地清洗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及其势力，对党内潜在的高层挑战者形成高压态势；通过与王岐山的结盟，建立起中纪委对党、政、军、企各界的巡视制度，直接掌控省、部、军队、大型国企等实体；成立各类中央领导小组，削弱人大、政府、司法等系统的权力，突出总书记了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权力结构。 中国社会对习近平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做法有著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的是为了排除干扰，更加有效地全面深化改革；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是出于追求绝对权力的本性，既是为了实现他在中国享有至高政治权力的现代版的"毛泽东梦"，或中国版的"普金梦"，也是为了将中国带回到最高统治者一言九鼎，全社会万马齐喑的"红色理想社会"。 我相信，假如习近平集权的目的是与人类发展的自由民主潮流对抗，他一定会身败名裂，因为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一定要符合人性，更何况产生绝对政治强人的时代已经结束。假如真的为了推动持久和良性的社会变革，习近平也用不著花那么大的气力来玩权力游戏，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人心所向，只要真心改革，就一定能够广泛动员社会的力量完成历史使命。 我没有兴趣去猜测习近平集权的动机，但是，习近平大力集中权力的现象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直在中国政治权力的边缘游戏的另外一些人：那些对中国统治者竭尽吹牛拍马能事的御用文人们。记得在习近平的集权现象浮上台面之前，清华教授胡鞍钢曾经专门撰文，批评西方的总统制，歌颂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不知道这位胡教授对习近平的政治集权的新动作有何新解释？ 在胡锦涛掌权的时候，胡鞍钢曾经热情讴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格局。为了抢眼球，他还为当时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发明了一个新名词："集体总统制"。他断言，"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这个制度远比民主政体之下的"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 胡、习交接之后，政治局常委由九人改为了七人，胡鞍钢丝毫不感尴尬，立马重新撰文，只是将"九人集体总统制"稍微改头换面，写成更加保险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无论如何，胡鞍钢鼓吹的"集体领导"，都与习近平近年来所推行的"总书记"掌握最高权力的现行领导体制大相径庭。可能是当初拍马屁的时候太过心切，无法将未来领导人的态度这个未知数考虑进去。 在习近平是否应该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胡教授目前似乎已经闭嘴。但是假如明天的报刊上再次出现胡教授或者他的同类们的文章，一反过去歌颂"集体总统制"、反对"个人总统制"的立场，为"习氏总统制"编出一套支持论据，我也一定不会感到意外的。因为在中国，追逐最高领导人青睐的文人前赴后继，精于算计的他们，也极善于利用这种方式来博取个人利益。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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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官商勾结，形势险恶（附陈破空：政商分离，太子党的脱身之计） Posted: 06 Feb 2015 05:25 PM PST
至于是真的脱离还是表面上脱离，暗地里仍然控制。我认为并不重要。反正商业上的花招多如牛毛，咱们老百姓不可能查清楚。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想赚钱，而要洗清自己了呢？ 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反正也赚够了，下辈子都花不完了，见好就收了呗。这可真是小市民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别人赚钱还有个够。但这种想象太天真。赚钱多了就像沾上毒瘾，很难戒掉，没有够的时候。钱越多瘾越大，让亿万富翁停手，比说服一个小贩还难。 习近平说服她的两个姐姐把企业卖掉，是为了不再受党内大款们的批评。否则他也无法说服贪官污吏们停止官商勾结，无法继续他的整治腐败，挽救党国的大目标。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并没有几个人响应他的号召。谁也不相信整治了腐败就能挽回民心，中兴党国。 何况最近的一项调查说明，老百姓对于什么大老虎并不热心。所谓整治腐败挽回民心的作秀，效果已经递减，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而官逼官反的效果可是递增，也是速度越来越快。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为什么近期突然有一大批最高层的官商们，密集的开始脱身了呢？ 情况可能并不一致。至少有三种情况可供观察。 第一种是习近平模式。两个姐夫家把公司卖掉，是服务于他的挽救党国大业。习近平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就是习近平完了，全家都会遭到清算。什么也剩不下，谁也躲不过去。不如倾家荡产帮他一把，大家也许还有活路。 再说还不是倾家荡产，卖掉企业最多就是停止赚钱。已经赚到的钱是不是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就有待考证了。这样在最终清算的时候还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薄熙来就是转移资产的最好榜样，比徐才厚家里抄出成吨的钞票，要聪明得多。 第二种模式是江绵恒的模式。习近平的模式很少有人符合条件。别人可没必要为了党国的利益牺牲家族利益。这就有了江绵恒的模式，辞去官方职务，保留商业身份。也可以说停止了官商勾结，至少表面上停止了双重身份的便利。可以减少官商勾结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部分保留官商勾结之实。不如过去方便，但钱还在自己手里继续赚。算是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同时避免了权力斗争波及到自己。温家宝，朱镕基等等很多家族在走这条路线。 但是真的能避免权力斗争吗？而且这个模式的前提是党国统治万年长，至少也是和平演变不搞清算。有这个可能吗？都是未知数。至少习近平在快速走上独裁暴政的道路，也没有给这些人留后路。 所以这两种模式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离倒塌还是不远。不是可以放进保险箱的模式，在暴力革命发生后，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种自以为保险的模式正在被广泛使用，这就是秘密转移资金。小的可以保证家属的生活；大的还有翻本的资金。这就是近些年来大量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学习的榜样就是台湾国民党的党产转移，保证了民主后还能够翻盘。至少某些人是这样理解的。但这个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记得九九年在日内瓦和他们的州长有一次深谈。州长说他很了解中国的贪官污吏有多严重。他指着联合国对面湖边的一大片最昂贵的别墅区说；那里的很多房产都是中国人的，当时的价值在百亿美元左右。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一九九六年瑞士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怨声载道，政府马上下令银行开展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年瑞士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已经不是美国人，而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而且大多都投向了房地产，造成房价不正常的上升。 我问瑞士不是有银行保密法吗？他笑着说你们都没注意保密法规定不得对政府保密，而且当政府认为需要时，银行必须自费为政府调查，否则你就关门吧。这一条不宣传是为了不影响银行的生意，当然政府也不会随便动用调查的权利。 我问他能不能把调查结果告诉我。他又笑着说现在不行，等你当了总统后就行了。我表示不能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保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中国是个小国，我们肯定严格执行保密法。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但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还有其他法规可以让你们了解情况。否则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 近些年我也确实观察到很多失意的政客，想把他们贪污的钱提出来进行翻盘。但很少成功的例证。我想不但瑞士，其他国家的银行应该也有相似的法律法规。在民主政权成立后，贪官污吏的存款可能并没有什么保证。特别是可以影响一国政治的翻盘资金，那已经不是金融法规可以覆盖的范围了。中国贪官污吏们的这个梦，可以醒醒了。脱身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平演变，就是习近平不喜欢的戈尔巴乔夫。 【附录】 政商分离，太子党的脱身之计（陈破空） 1月28日，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毛晓锋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随后，该行宣布，毛晓锋辞去了行长职务。毛晓锋遭殃，是在“反腐”的名义下（据说涉入令计划案），这个集商人、党员、官员三重身份的毛晓锋，肯定腐败，但他被带走，证明他肯定不是太子党或红二代。 太子党或红二代是不会被“带走”的。正在收购民生银行股份、并成为该银行最大股东的安邦公司，就是太子党和红二代的大本营之一。民生银行出事，安邦公司却安然无恙。 资料显示，依次出现在安邦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名单上的，包括：前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之孙女卓苒、孙女婿吴小晖、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等。 当舆论曝光安邦公司与民生银行的关系后，相关的太子党们各有说词，陈小鲁轻松表态，否认自己是安邦实际控制人，“只做战略咨询”。但资料显示，直到四个月前，2014年9月25日，他仍然是安邦公司董事。朱云来，推说自己从未答应出任安邦董事，却一直“被挂名”，直到四个月前，也是2014年9月25日，他的名字才被“拿下来”。龙永图，则是在一年多前，2013年11月，“退出”了安邦董事会。 至于卓苒和吴小晖的回应，则更富有喜剧色彩。身为安邦公司总裁（CEA）的吴小晖出面宣布：自己与卓苒已经“中止夫妻关系”。其实，在安邦31家股东中，原有两家公司与卓苒有关，直到一个多月前，2014年12月，卓苒的名字才从股东行列中“消失”。极可能，也就是在最近一个月，卓苒与吴小晖的夫妻关系，才“戛然中止”。 太子党纷纷从安邦“退场”，似要表明：安邦公司还原为纯粹的“民营企业”，不再具有权贵背景。然而，谁又能相信，他们不会上演由他人代为持股的把戏？可以断言，这些太子党权贵们，仍然是安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此前曾报道安邦公司权贵背景的《南方周末》，慑于太子党们的薰天权势，被逼道歉，称其报道内容“不实”，尽管没有说明哪处“不实”。 更令人叫绝的是，民生银行出事，安邦公司不仅没有抛售民生股票，反而加紧增持该公司股份，实际上，民生银行，这个最初主要由民间企业家创立的所谓“中国第一家纯粹民营资本银行”，已经被太子党抢夺。连续上演的民生－安邦互动大戏，就是这个抢夺过程的全景写真。才上任行长不久的毛晓锋，落了个人财两空。生于中国，受制于红色集团，却要挣扎着出人头地，活该？活不该？ 同时发生的阿里巴巴与国家工商总局互杠事件，则是另一出大戏。工商总局公布监测结果：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正品率只有37.25%，意即，淘宝网贩卖的商品 ，62.75％是假货。阿里巴巴一方，不仅毫不反省，竟斗胆反呛工商总局“程序失当，情绪执法。”并悍然投诉工商总局网监司司长刘红亮，指控他“吹黑哨”。随后，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进一步指控阿里巴巴。 然而，就在双方剑拔弩张、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事件却出现戏剧性转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出面会见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和解，“将共同探索管理模式，促进网络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可以肯定，身为阿里巴巴股东的太子党们（江泽民、刘云山等二十多名前任和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子孙），群起出动，直接向主管工商总局的国务院施压，直到后者服软。工商总局与企业，原本是监管与被监管、即猫与鼠的关系，如今，猫与鼠却友好会见，“共同探索管理模式”，滑天下之大稽。红色权贵的嚣张，一至于此！ 看得出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政权，与政治老人们达成了新的默契、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潜规则，那就是：反腐运动中，对开国元勋或最高领导人之后网开一面，作为太子党，给他们时间完成政商分离，至少表面上政商分离，以便让他们有理由在“反腐”运动中得以豁免，不受追究，并以此杜绝民间有关“反腐不动红二代”、“刑不上太子党”的悠悠之口、汹汹议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言在先：“有兼职身份的赶紧退出。不讲规矩，玩过了，飘飘然了，就要治你。” 政商分离，太子党们眼花缭乱的退场演出，计有如下模式： －李小鹏模式，弃商从政。包括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江绵恒模式，弃政保商。江绵恒辞去科学院领导职务，为的是保住其在在中国网通、上海汽车、上海机场等公司的董事职位。 －齐桥桥模式，出售资产，退出商界。习近平的两个姐姐，齐桥桥和齐安安，或出售资产，或关闭公司，从此金盆洗手。如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等，就采用了这一模式。 －卓苒模式，假离婚，真资产。以离婚为由，名义上脱离商界，实际仍由其伴侣控制资产。在此之前，贾庆林离婚，温家宝离婚，大抵都采用这一模式。 有道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政商分离，乃是太子党们的脱身之计。反正，太子党们早已捞得盆满钵满，日后，还大可以在幕后大特捞捞，借代理人大捞特捞。太子党们假装退场，平民官员及其子弟，就更加死定了。对他们而言，这终究是一个无望的体制。该自杀的，还得抓紧自杀。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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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5 04:50 PM PST
提起中国制盐工业，首先想到的是范旭东、李烛尘，还记得唐汉三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实际上，唐先生于中国民族制盐史上有他一席之地位的。 唐汉三，一八八九年生，湖南宝庆府新化县大同镇人(今属新邵县坪上镇)。新化县大同镇乃宝庆府著名的文化之乡。早在一八九七年，周叔川，与晏孝仁、彭延炽、邹沅帆等就创办新化实学堂，与长沙时务学堂并时有两，陈天华、苏鹏、杨源浚、曾继梧等近代活跃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新化先进人物，均肄业于此校。 一八九八年，乡先贤周叔川纠合同镇辜藻堂、苏香谷、谢映星等刊行《大同辑报》，当时，湖南仅有《湘学报》、《湘报》闻于世。大同团地虽偏僻，然有周叔川等人开风气之先，先进不让长沙专美，良可称也。一九 0 二年，周叔川、王哲夫、谢映星等又在大同镇创办大同高等小学堂，聘邹代藩等为教习，聪颖子弟于是咸与向学焉。清末民初新化留学东瀛者众，而大同镇占十之六七。 近代湖湘子弟纵横四海，新化先贤亦炳柄史册，大同人物犹为耀眼，如：光复宝庆之谢介僧、湖南实业名流谢干青、海军编译局长刘华式、和平将军唐星、湖南报界闻人李抱一、"帝师"张干(张干为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该校校长)、史学名家谢德风、著名作家谢冰莹等，"大同帝国"之名由是而响彻宝庆矣。饮水而思源，大同高等小学堂之设，实至大枢机也，周叔川辈之德泽雨露，乡人至今思之。 唐汉三亦新化县大同高等小学堂之著名生徒也。 一九0 三年，汉三以十四稚龄，负笈省垣，入长沙实业学堂，是个苦学生。苦学生者，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苦，一是读书勤。十五岁，汉三通过官费留学考试，东渡日本。汉三感中国之积弱，立下实业救国之志。汉三认为开发矿藏资源是振兴我大中华之基础，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一九一五年，汉三学成归国，先后在湖北富池口煤矿，湖南水口山锡矿、平江金矿、长沙黑铅炼厂等厂任技师长等职。后获聘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任矿冶科主任，并兼湖南大学教职。然均很短暂，无法实现其实业报国之理想。 一九三一年，留日同学范旭东邀汉三协助就职永利碱厂，汉三喜出望外，可谓一拍即合。归国十多年来，汉三工作变动频繁，迁徙靡定，而好友的力邀，终于能以所学知识，长期工作，实现实业救国之志了。于是，汉三毅然携家离开长沙远赴塘沽，任永利碱厂值班技师。自此，汉三大显身手，在制盐行业屡创奇迹。 一九三五年，汉三升任久大精盐厂总工程师。汉三改进制盐技术，用转筒干燥精盐，节约了燃料。一九三六年，汉三率邬朝绩等赴江苏连云港创办久大盐厂大浦分厂，研制成功"斜式螺旋洗盐机"，用饱和卤水逆流洗涤海盐，经转筒干燥后得"大粒精盐"，不但盐质好，且成本大大降低，为国内首创。 一九三八年除夕，汉三回到湖南老家过春节，大年初三即应永利制碱公司电召，匆匆离乡，经武汉赴四川叙府自流井创办久大模范盐厂，担任厂长。自流井盐厂不到一年即顺利投产，所产井盐质量居国内之冠，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抗战。一九三九年，汉三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浓缩盐卤的枝条架晒卤台，大大节约了煤炭，降低了制盐成本。一九四一年，汉三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多位化工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创办了"久大副产部"，尔后又在自流井凉高山建立了"恒丰灶副产部 "，在贡井建立了"三一化学制品厂"，从卤水中提制硼、钾、溴、碘与碳酸镁等多种副产品。与重庆兵工厂合作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支援抗战运输。 一九四三年，汉三组织研制成功了压盐机，将平锅粉盐压成"砖盐"，与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喜食的巴盐相比，质好价廉，经多次改进，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并经川康盐务管理局核定，水运计岸及济楚盐销区，为粉盐销售开拓了新的出路。一九四五年，汉三应川康盐管局邀请，前往隆昌县圣灯山利用天然气与气田卤开办盐厂，完成以瓦斯平锅制盐的创举，其后又派工程师帮助创建了年产烧碱 180 余吨的隆圣化学公司。抗战胜利后，汉三升任久大公司协理、总工程师，兼大浦、自贡两厂厂长，为工厂之恢复和发展，立下殊勋。 解放后，汉三积极拥护自贡久大盐厂与政府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汉三任自贡盐务局总工程师。 此后连续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汉三调任国家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工程师，兼任设计室副总工程师等职。一九六四年，汉三荣休，终于清静下来。一九七三年，汉三辞世于南京，享年八十有四岁。 汉三是民族工业的践行者，将"永久黄"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并为之奋斗一生。汉三在理论也颇有建树，早期任教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湖南大学，著有《冶铁学》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日本《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丛书中的《化学工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国较早的化学工业译著之一。、史学名家谢德风、著名作家谢冰莹等，"大同帝国"之名由是而响彻宝庆矣。饮水而思源，大同高等小学堂之设，实至大枢机也，周叔川辈之德泽雨露，乡人至今思之。 唐汉三亦新化县大同高等小学堂之著名生徒也。 一九0 三年，汉三以十四稚龄，负笈省垣，入长沙实业学堂，是个苦学生。苦学生者，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苦，一是读书勤。十五岁，汉三通过官费留学考试，东渡日本。汉三感中国之积弱，立下实业救国之志。汉三认为开发矿藏资源是振兴我大中华之基础，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采矿冶金专业。一九一五年，汉三学成归国，先后在湖北富池口煤矿，湖南水口山锡矿、平江金矿、长沙黑铅炼厂等厂任技师长等职。后获聘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任矿冶科主任，并兼湖南大学教职。然均很短暂，无法实现其实业报国之理想。 一九三一年，留日同学范旭东邀汉三协助就职永利碱厂，汉三喜出望外，可谓一拍即合。归国十多年来，汉三工作变动频繁，迁徙靡定，而好友的力邀，终于能以所学知识，长期工作，实现实业救国之志了。于是，汉三毅然携家离开长沙远赴塘沽，任永利碱厂值班技师。自此，汉三大显身手，在制盐行业屡创奇迹。 一九三五年，汉三升任久大精盐厂总工程师。汉三改进制盐技术，用转筒干燥精盐，节约了燃料。一九三六年，汉三率邬朝绩等赴江苏连云港创办久大盐厂大浦分厂，研制成功"斜式螺旋洗盐机"，用饱和卤水逆流洗涤海盐，经转筒干燥后得"大粒精盐"，不但盐质好，且成本大大降低，为国内首创。一九三八年除夕，汉三回到湖南老家过春节，大年初三即应永利制碱公司电召，匆匆离乡，经武汉赴四川叙府自流井创办久大模范盐厂，担任厂长。自流井盐厂不到一年即顺利投产，所产井盐质量居国内之冠，有力地支援了全民抗战。 一九三九年，汉三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浓缩盐卤的枝条架晒卤台，大大节约了煤炭，降低了制盐成本。一九四一年，汉三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多位化工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创办了"久大副产部"，尔后又在自流井凉高山建立了"恒丰灶副产部 "，在贡井建立了"三一化学制品厂"，从卤水中提制硼、钾、溴、碘与碳酸镁等多种副产品。与重庆兵工厂合作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支援抗战运输。一九四三年，汉三组织研制成功了压盐机，将平锅粉盐压成"砖盐"，与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喜食的巴盐相比，质好价廉，经多次改进，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并经川康盐务管理局核定，水运计岸及济楚盐销区，为粉盐销售开拓了新的出路。一九四五年，汉三应川康盐管局邀请，前往隆昌县圣灯山利用天然气与气田卤开办盐厂，完成以瓦斯平锅制盐的创举，其后又派工程师帮助创建了年产烧碱 180 余吨的隆圣化学公司。抗战胜利后，汉三升任久大公司协理、总工程师，兼大浦、自贡两厂厂长，为工厂之恢复和发展，立下殊勋。 解放后，汉三积极拥护自贡久大盐厂与政府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汉三任自贡盐务局总工程师。此后连续当选为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汉三调任国家轻工业部盐务总局工程师，兼任设计室副总工程师等职。一九六四年，汉三荣休，终于清静下来。一九七三年，汉三辞世于南京，享年八十有四岁。 汉三是民族工业的践行者，将"永久黄"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并为之奋斗一生。汉三在理论也颇有建树，早期任教长沙楚怡工业专科学校、湖南大学，著有《冶铁学》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日本《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丛书中的《化学工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我国较早的化学工业译著之一。 ——转载自斗叮网，作者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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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5 04:51 PM PST 中国媒体报导习近平将在今年举行阅兵。今年的阅兵不是逢十或逢五的国庆，而是逢十的抗战胜利年。习近平突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框框以后，在阅兵问题上也突破了过去的框框。是什么原因让他下定这个决心？ 《人民日报》微信号刊出《中国今年为何大阅兵？》一文，评论今年大阅兵的政治意义：第一是展示中国军事实力；第二是震慑日本，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定决心；第三是向国内民众展示解放军的军容、军貌、军心、军备，凝聚民众信心，增加自豪感；第四是向腐败分子展示，除了中纪委、政法这两个"刀把子"外，军队这个"刀把子"也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军队的确是中共的刀把子，而且是刀把子中的刀把子，否则毛泽东不会说"枪杆子出政权"，也不会把军队比作中共的"钢铁长城"。中共的祖师爷斯大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三个职能就是建设、镇压、与外部敌人斗争；军队就担负后两个任务。《人民日报》的那四个方面，主要也是对付中共在国内外的敌人。但是说是维持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则是在掩盖自己扩张领土与势力范围的企图。 这四个方面，最特别的还是点名要震慑日本，听来怪怪的： 第一，中国的抗战胜利，那时就被说成"惨胜"，就是说，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如果不是美国的原子弹与苏联出兵东北，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战胜日本，恐怕没有人知道。因为中国人对内斗比对抗日兴趣更大。因此习近平拿这个来大做文章，应该感到惭愧啊。 第二，抗战中的共产党是假抗日，真反蒋。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说："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毛泽东还说："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这样一个假抗日或只是口头抗日的中共，还有脸来庆祝抗战胜利吗？ 第三，毛泽东多次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1964年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1972年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毛泽东针对他的道歉回答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还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习近平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却把毛泽东的"感谢"改变为"震慑"，是不是背叛了毛主席啊？ 因此这次的阅兵，其实与过去的抗战没有关系，而是习近平在推行新的政策。1月29日，习近平在接见参加解放军外事工作会议和第16次武官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表示：解放军应全面贯彻中共外交大政方针，进一步开创军事外交的新局面。 因此借阅兵来震慑日本，就是要推行"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为了展现阅兵的外交性质，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在北京两会上透露，这次阅兵将邀请相关国家元首出席。何谓"相关国家"？战胜国的美英法俄当然是相关国家，德意日其实也是相关国家。而中国要震慑的，岂止一个日本？其它国家会来捧场吗？而对阅兵最感兴趣的相关国家则是北朝鲜，它也利用阅兵震慑韩国、日本、美国。 一个国家到了要推行军事外交的时候，真要问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家？面对这些年中国的军事压力，日本终于在去年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也是习近平乐见的，藉以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自己的政治、经济困境吗？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0, 2015, 6:21:31 AM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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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5 11:43 PM PST
在中國大陸，不論是誰、不論是什麼組織和機構，如果要反腐敗，遲早要與金融幫短兵相接。習近平展開的反腐行動已有兩年，遍布於金融幫外圍的蒼蠅、老虎尚為數甚眾，但反腐之矛已經開始與金融幫中的冒進者屢有接觸。最近媒體曝出的鄧（小平）家三代吳曉暉的安邦保險在金融界仍在「鯨進」的事實，讓金融幫的冰山一角露出了水面。 中國的金融幫，是大陸上世紀80年代政經改革半成品體制的寄生物。政經改革的半成品，是謂雖破除了馬列毛的政經教條，確定了體制和機制的市場化目標，且將舊有的體制和機制有所改進，但卻並未徹底完成市場化的改革進程，既保留了原來國家控制的總體框架，又參半了市場化的商業因素。 ......於是，有權決定改革行止的人，首先成了這個半成品體制的寄生者。這個體制，既可以國家特許的控制方式定向輸送國家資源，又可以國家行政之強力擋住可能的市場競爭者；既可以擔負國家政策功能的名義，直接用國家財政款項或間接以利率等槓桿手段補貼作為特許經營的市場主體，又可以市場主體的資格用商業運作方式滅掉競爭對手……這種半公半私的體制，把整個國家變成了為那些在市場上「悶聲發大財」的特許經營者的守護者。 體制寄生者 上下通吃 對於寄生者來說，這樣的體制當然既強於毛時代的「一心為公」體制，也強於公開競爭的市場體制。該種體制最典型者，莫過於中國現行的金融以及與金融相關聯的私募、保險、基金、證券、期貨等體制。這些體制寄生者既有蒼蠅般的嗅覺，能夠追逐到蠅頭小血腥；又有老虎般的胃口，能夠鯨吞其所看中的大獵物。這些寄生者如同插上了翅膀的老虎，兼容蒼蠅和老虎優勢，終日游弋在政府與市場的邊緣，以國家政策規避市場風險，又以市場主體躲避政府審計，由此裡外全賺、上下通吃。 這個改革半成品體制，當然不是什麼人都可寄生其上，而只有決定改革是否進行、如何進行的近水樓台者才有資格在其中吮盡體制的精華。中共文革派在黨內鬥爭中失利後，中共實際掌權者鄧小平，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鄧分庭並在的黨內大老陳雲，都讓自己的家人最先寄生在了這個半成品體制之上。 兩年前，英國金融時報曾以紅二代的生意為線索，為人們展開了一幅中國金融界的圖景。由這幅圖景，人們可以看到，握住整個中國的銀行、證券、私募等金融槓桿的人，幾乎全部是政治局常委、曾經是政治局常委、或者是黨內最有實力的政治人物的後代家人。甚至毛的後代（其女兒李訥之婿）也是中國最大保險公司之一的掌控者。 紅N代vs官腐 大巫比小巫 相對於手握中國金融命脈的紅二代、三代、乃至N代人來說，那些已經被習近平的反腐示眾的動輒家藏千萬或過億現金的貪腐官僚，不過是這些家財百億千億的加勒比島或瑞士銀行金主口中的一個笑料而已。那些土豪家藏現金之總和，可能還不夠金主的槓桿上下移動一個小刻度所能撬動的金錢多。從數量級上說，一般官府中的腐敗與金融領域的腐敗，那豈止是小巫和大巫之比。 也正是在安邦保險收購民生銀行的關鍵時刻，中共紀檢部門帶走了民生銀行總裁。這究竟是收拾令計劃的收尾戰，還是收拾金融幫的前哨戰，抑或根本就是有人在出手相助鄧家盡快富能敵國，皆無定論。可以定論的倒是，如果習近平的反腐放過金融幫，則不僅喪失了反腐的正當性，也坐實了反腐不過是為紅後代保利而展開的權鬥之說。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1, 2015, 6:49:38 AM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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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Feb 2015 12:27 AM PST
这两个人的行为表明，他们都属于最无耻的中共官员，他们的言论虽然表面上紧跟习近平，但"形左而实右"，非常过火，因此政治效果其实对习近平并不利，且事实证明，对他们本人也不利。那这些精于投机取巧的家伙，事前是如何盘算的呢？他们是利令智昏还是出于不得已呢？ 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尤其是不能排除后一种可能。袁贵仁以极为过火的言论支持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保卫战，很可能恰恰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腐败问题，因此，只有靠"政治表现好"，才能减少被"打老虎"的机会；而朱继东也知道自己为薄熙来造势的记录对仕途不利，因此要"立新功"。 这种极度扭曲的政治计算，既反映了两个人恶劣的品格，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污浊，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危机的困境。袁贵仁虽然已经完全人格扫地，但教育部长还是要当下去，朱继东虽然暴露了自己凶恶的面貌，但也不会因此丢官。我认为原因不是因为习近平不知道这种人的投机性和没有廉耻，而是因为他知道启用正直和正派的人来取代这种人，反而对自己，对党国更危险。 因此，理解袁贵仁和朱继东的行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一点，看透了习近平的心思。他们看到，习近平反腐决心虽然很大，但不是为了实现正义，而是为了保住权力。看准了这一点，就知道习近平不会用正派人、正直人来取代他们这些投机分子，他们这种人就还有机会混下去。 那么习近平就甘心被这些小人绑架和戏弄吗？会像袁贵仁和朱继东叫喊的那样，系统地更换教科书，大规模地迫害批评中共的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习近平也没有傻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也知道这种倒行逆施可能带来极端严重的后果。 习近平选择的策略，就是不轻易杀人，但对贪官和反对派，都采取高压威慑，让官僚不敢贪，让反对派不敢反。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办法。 为这种办法辩护的一种逻辑，就是王岐山的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但两年来的实践并不支持这个逻辑。因为要治本，就不可能靠袁贵仁、朱继东这样的小人，而且正因为习近平没有展示令人信服的理念，没有大胆启用正派的新人，才会有袁贵仁、朱继东们的放肆胡言。 袁贵仁、朱继东现象，让大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困境，却没有让人看到这个困境的出路何在。有人认为，这个困境的出路在于习近平的反腐取得更大胜利，也就是把最大的大老虎江泽民也打掉。 我并不这样看。习近平的问题不在于他权力还不够，而在于他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无官不贪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虽然极为严峻，但也包含著走向法治的历史性机会，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官员，如此强烈地希望落实法治，希望有一个公平对待自己的制度。 习近平不能借反腐来推动法治的结果，就是刺激了更加疯狂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周小平、花千芳以致袁贵仁、朱继东现象给我的启示。而这种机会主义若继续泛滥，将令中国的政治危机更难找到出路。 在这个意义上，袁贵仁、朱继东和周小平、花千芳们在下一回合舆论攻防战中将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和命运，对中国政治危机如何发展有相当大的指示意义。刚看到南开大学校长对袁贵仁做出了反击。如果这种反击机会主义的势头压不下去，如果袁贵仁、朱继东们的日子不好过，那就意味著习近平有了大麻烦，政治危机有近期爆发的可能，而如果出现相反的格局，则意味著这个危机一时还看不到出路。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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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Feb 2015 12:32 AM PST 上一篇我谈到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结合，现在已经进入死胡同，正在纷纷设法脱身。有习近平模式，想洗干净自己家然后背水一战拯救党国。不但没什么人响应；而且作秀的面目越来越清楚。已经很难感动大众的支持；也不会感动同僚们跟随。反倒迫使同僚们越来越团结，向官逼官反的方向团结。 那么习近平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就像他们自己宣布的那样；反腐无底线。那些自以为和习近平王岐山关系不错，前一段选择性反腐时期属于保险箱级别的人。现在也进入了危险区。 原因有三。 首先。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关系网。反腐败初期，习近平搞了一个临时性的策略。没宣布，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选择性反腐。一帮红二代大规模的集体纪念习老头子的诞辰，就是明显在宣示；我们是你同一伙的。您老反腐败刁买民心，可别把我们绕进去，否则我们不支持。 遗憾的是关系网不作美，商场上没有什么纯粹的红二代。拔出萝卜带出泥，牵一发而动全身。想按照人情选择，就全都是漏网之鱼，没什么选择。既然都说了大鱼小鱼一起抓，又没办法在一个关系网里选择性切割。就必然要把这些哥们儿绕进去，必然无选择没底线。看来那帮人上赶着给习老爷子拜寿，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看看习近平在诞辰仪式上那副尴尬的表情，就知道他怎么算计的了。 其次是没想到，反腐秀退潮退得这么快。现在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连看热闹的兴趣都没有了。这个可是习近平王岐山事先没想到的。反腐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下往上的模式，就是刘少奇的四清模式。半路就夭折了。一种是毛泽东的模式；从上往下反，短期内可以算成功。习近平选择了毛泽东的模式。 遗憾的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互联网，一直到林彪事件老百姓才醒过味儿来。把刘邓一起反下去，把刘整死把邓留着以备后用。还是选择性反腐，权力斗争而已。一帮被打倒后又解放的干部大多如此而已。现在有了互联网，不但老百姓知道得更快，就是政敌们搞起名堂来也更方便。所以反腐秀退潮这么快；所以习近平把互联网看成洪水猛兽，不惜商业利益受损也要灭了它。 再其次。是习近平王岐山自以为反腐是救党救国的关键战役；一再说党国完蛋了你们谁也没有好下场。可是官商结合的关系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说你救党国但把我当替罪羊我可不干。党国没亡我先亡了我当然不接受。于是哥们就必然翻脸成仇，你小习翻不翻脸已经不重要了。 一边是哥们翻脸成仇；一边是舆论退潮迅速。还没等你把反腐败搞个初见成效，老百姓已经不支持了；哥们儿也都反目成仇，结成政变的秘密集团。小习自己危在旦夕了，而且已经没有退路。 怎么办呢？最近我注意到他祭出了两招；一个叫猎狐行动；一个叫依法治国。看来小习确实有进步，这两招从理论上说是必杀技，在民主国家实行多年而又行之有效。甚至成为牵制很多独裁国家的有力工具。 古代有个典故。叫做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说的是大环境不同，同一种东西的表现就不同。从胡耀邦的时期就大力学习西方的制度，可是往往就橘生淮南为枳了。胡老先生气得只能叹息着问道 ；为什么这样？ 胡老先生读书不多，可能不懂这个大环境的道理。 这个大环境就是民主的制度。没有这个大环境，就不可能依法治国而且治到官僚阶级身上。中国是最早的法治国家，治理老百姓十分成功。西方人孟德斯鸠羡慕的不得已，向西方人大肆吹嘘中国的法治如何成功。于是成为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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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Feb 2015 12:10 A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团团伙伙"就是"共青团同伙"？》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示过，如果把"共青团派"的"入选资格"界定为曾经进入过省级团委和团中央领导层，那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的"团派"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是：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习近平"左膀"的李克强，曾经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常务副书记，现为习近平"右臂"的的刘云山、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常务书记（二把手），现职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三把手，现为习近平手下之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中宣部长刘奇葆、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现正以政治局委员之尊兼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前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现正以政治局委员之尊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前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现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国务委员和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晶、前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现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杜青林，前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现为习近平大内总管的栗占书以及曾经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现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一共十一名。 这十一个人里，至少有三人既是"共青团"又是"太子党"，即李源潮、刘延东和栗占书。此三人的父亲都是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过的"革命老前辈"。所以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不妨在这里把他们称之为"团派太子党"。 在习近平登基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随着政治局常委将会从九人减至七人，刘延东在十八大上可能会成为中共首名女性政治局常委的说法才被消音。而当时的刘延东之所以倍受瞩目，就是因为她即是"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中的重量级人物，更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太子党"和"上海帮"（华东）的典型代表。 刘延东的父亲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即投身中共革命战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之后曾官至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和"东华帮"中的重要职务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刘延东在胡锦涛手下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常务副书记期间，从未因为自己的高干子女身份而在平民出身的胡锦涛面前表现所谓的娇、骄二气，令胡锦涛本人对刘延东一直抱有非常的好感，再加上当年在位的江泽民与刘延东的父亲感情极深，曾庆红的母亲更是刘延东年幼时的救命恩人等历史原因，都决定了当时的刘延东在中共高层的人际关系最为特殊。 早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过程的二零零一年年中，也就是江泽民还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刘延东则已经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人民日报附属的大地杂志曾经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写给江彤同志的信以及江泽民当时在信中抄录的三首诗词的原文和注释．文中说的江彤，就是刘延东的母亲，中共历史上的隶属于华东系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刘瑞龙的夫人． 当时的大地杂志在其编者按中说，在全国人民胜利跨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我刊发 表江泽民总书记1994年4月5日致江彤同志的一封信和他亲笔抄录的江上青、江树峰写的三首诗词。我们认为，总书记致江彤同志的信，表达了总书记和我们党对革命老同志的怀念及其家庭的关心。江上青、江树峰的三首诗词立意深远、文采瑰丽、生动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境界和革命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对我们广 大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我刊以此专稿揭开新世纪的首页，纪念建党八十周年。 江泽民写给江彤的信的原文是，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和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和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 因为这封信，外界有关注刘延东特殊政治背景的人士猜测刘延东与江泽民有亲戚关系，可能是因为江泽民和刘延东的母亲江彤都姓江的原因．其实，刘延东的母亲本姓另外一个姜字，就是中国人在饭桌和中药里都离不开的生姜的姜．原名是姜希兰，参加中共后才改为江彤．这位江彤说起来也是老革命，比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参加革命的时间还要早两年。她1938年8月即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妇联执委、上海纺织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经理、高级工程师等职。 江彤说起来和自己女儿刘延东还是清华校友。她１９５７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1962年毕业。她在"文革"中也曾经受到过残酷迫害。丈夫刘瑞龙逝世后，她先后完成了《刘瑞龙农业文选》、《难忘的征程》、《刘瑞龙回忆录》、 《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刘瑞龙诗稿》的整理工作。一九九九年去世． 而江泽民信中提到的江上青则是外界大都已经知道的江泽民的亲叔叔，也是江泽民的继父．江彤三十年代在中共皖东北地区任职期间，与丈夫刘瑞龙都是江上青的战友．再往前追询，江上青青少年时代年在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学习时，就是由刘瑞龙、和另外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顾民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是江苏南通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共青团，比他年轻三岁的习仲勋也是那一年加入共青团。刘瑞龙1927年9月正式加入中共，习仲勋的入党时间比他晚一年。 日后的刘瑞龙先后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南通师范支部书记、南通城区区委书记、南通县委书记、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第一副主席、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 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央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文革"中，刘瑞龙也曾经受到过残酷迫害。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一九一零年出生的刘瑞龙当时还不满七十岁，但因为他与同样老资格的大多数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僚相比，在毛泽东时代的等于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所以当时的邓小平政权在落实老干部政策时也犯不着为他安排官升一级再退居二线贯常作法，而政治操守在中共政权里算得上是姣姣者之一的刘瑞龙也不愿意为自己争权夺利，于是只被安排了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在被明确为正省部级待遇的前提下又被安排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百 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虚位，1988年5月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在广州逝世。 胡锦涛在位时期，外界大都认为刘延东在中共政坛上的日益走红是胡锦涛力推的结果，其实在刘延东晋升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江泽民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前几年在向听众们播讲的介绍曾庆红的节目内容中就已经提及，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能够不用通报即可随便进入江泽民办公室的部级领导干部里，刘延东是其中一个，而另外几个比如现在已经是习近平首席幕僚的王沪宁之所以在江泽民那里的身份和地位十分特殊，唯一原因就是江泽民对他的政治信任和政治依赖，而刘延东则不然，她和江泽民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有一份亲情在里面．我们前面介绍的那封江泽民在位时给刘延东母亲的信，就是江泽民招唤当时在中央统战部任职的刘延东到江泽民办公室去，由江泽民当面交给她的．不过，公平地讲，刘延东在中共政坛内能有今天，确实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算不上突击提拔。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之前，刘延东和习近平除了会议场合，可能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接触和较为亲近的私人联络，但他们的父辈之间却是相互敬重的．刘瑞龙和江彤夫妇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对早在文革前即因为党内斗争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习仲勋十分同情也十分钦佩．一九七八年，在刘瑞龙被内部决定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不久，当年二月，刚刚被从流放地接回北京的习仲勋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会上两人一同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当时那届全国政协常委里，还有几十名与习仲勋和刘瑞龙一样有过在党内受到残酷迫害经历的人，而他们的子女们则不约而同地都以父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为政治荣耀，而这也正是习近平和刘延东之间有共同政治语言的重要基础。 近日，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习近平有"传承了中共革命先贤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救中国的红色基因"。所谓的"红色基因"决定了习近平与象刘延东，还有栗战书等"团派太子党"之间依然还是"血浓于水"。至于李源潮，较有可能会被习近平"另当别论"，日后的文章中会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和介绍原因所在。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2, 2015, 6:23:59 AM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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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Feb 2015 11:39 PM PST
这几个月以来，习近平的反腐利剑开始指向大批国营企业及一些民企。人们不怀疑习近平整顿企业的决心，怀疑的是，这把利剑，会不会触动涉及企业腐败的红二代和太子党。 红二代/太子党盘踞国营企业特别是超大型中央企业，已有20余年的历史。这种状况应当和1989年陈云对邓小平提的一个建议有关。陈云说，接班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还说，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议，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掌握大权，家里的其他人则"下海"。所谓"下海"后来就变成从事大型国企，籍此赚取财富。因此，50多家特大型央企特别是那些需要审批的垄断型企业，大多由红二代/太子党把持。 习近平反腐就反到了这些特大型央企。财新网2月9日披露了一个2014年中央巡视小组巡视的问题企业名单，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海运、中国船舶、华电集团等。他们的问题包括权色交易、利益输送，纵容亲属承揽项目、工程黑金、买官卖官等。其中，纵容亲属承揽项目最为普遍。而这些问题企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中国联通，由江泽民儿子操纵，华电集团由李鹏子女经营，而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同曾庆红关系非同寻常。 习近平的国企改革至少有三点会对这些太子党和红二代产生直接冲击，一是减少国企利润，其30%拨归有关基金；二是削减50%的国企老总薪水；三是调减国企用车和住房。对红二代/太子党来说，当国企老总的好日子过去了。 红二代一直是习近平执政的重要支持力量。但如果习近平反腐反到他们头上，事情是否会发生变化？春节前夕，一千余名"红二代"齐聚北京，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反腐的支持。但这些人大都是红二代中的边缘人物，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反腐会不会波及红二代中的权贵人物，即红二代财富世界的核心。 而红二代财富世界的核心人物，未必都在国企。对他们来说，敛财在国企终归会受到限制。他们早就完成了从国企向民企的战略转移。中国几家大型民企如阿里巴巴、民生银行和安邦保险，就可以看到红二代涉及的痕迹。 安邦是这几家民企中最典型的例子。它在十年中迅速做大，从一个5亿元的小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横跨金融、保险、期货、债券的巨型大鳄，总资产达7000亿。如此规模的公司在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至少七八十年的工夫方能炼成。安邦之所以有这个匪夷所思的速度，其背后的红二代因素及其政商勾结，是根本原因。 安邦若隐若现的头面人物陈小鲁，乃建国元帅陈毅之子，而CEO吴小晖则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安邦就是凭借他们的红后代人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政府部门为配合安邦的"超常规发展"，亦一路大开绿灯。 安邦内幕被披露之后，好事者翻出陈小鲁2013年10月30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不要嫉妒红二代致富。当南方周末记者问，红二代有什么影响时，陈很低调地说：什么影响？领导都敬而远之，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过气了，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安邦财富被披露后，外界才恍然大悟，这些所谓"过气了"的红二代，其实非常了得，他们才是红二代中的真正巨富。不过，巨富们见风声不好，正在急急忙忙地撇清自己和安邦的关系。据财新报道，吴小晖和邓小平的外孙女卓苒已中止夫妻关系；邓家还专门开会讨论，大家都主张与安邦切割，确认与邓家无关；据说去年12月份还把股份退了。 陈小鲁也轻描淡写地把他与吴小晖十多年的合作说成，"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但外界对他的"不计回报"持强烈怀疑。另外一些诸如朱运来、龙永图等也早就从安邦董事会撤出了。 这是不是意味著，习近平动安邦的时机到了？未必。安邦以19亿美元拿下纽约的地标性饭店，2.19亿欧元收购比利时百年银行，仅这几项举措就为自己挂上了护身符。聪明者如陈小鲁及吴小晖，加快安邦在海外造势的步伐，就是要造成一种局面：如果习近平要整肃安邦，任何动作都不能不投鼠忌器。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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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Feb 2015 05:20 PM PST  中国"依法治国"的口号经常挂在官员嘴边，但协助维护法治精神而站在前线工作的律师，却不断受到政府打压。律师组织反映，中国律师去年被注销执业证的人数，比对上一年增加超过3倍，而握杀公义的"懀子手"，竟是执法及司法人员。（刘云报道）
 王胜生律师评估，律师事师所妥协继续履行合约，是因她尽早将事向外公布，得到法律及社会的支持，遂成功扭转结果。她谓，不敢猜测往后如何，因为她拒絶不做「敏感」案件的要求。（网民） 王胜生：可能跟外国势力有勾结，就是我的留学背景。然后，我又去过建三江，又跟人权律师圈一起，又参与了一些这样的案件。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3, 2015, 6:06:37 AM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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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11:48 PM PST
「習家軍」正在形成 二○一四年末，中共突然高調反幫派。習近平一再批評幫派。十月八日，他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強調「不允許搞團團夥夥、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兩天之後，他再次在中共縣團級以上電視電話會議講話，重申不許搞「團夥」和「利益集團」。十二月二十九日習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指出，黨內決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 其背景是習近平以反腐為手段、行集權之實，清洗政敵，排擠異己，打擊其他派系。這使得人人自危，尋找山頭或依賴本派保護。大派系諸如團派、江派內部聚攏，黨同伐異，縱橫捭闔。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也加緊整合，抱團自保。例如倒台的山西幫和石油幫成員，除了被司法審判的人外，均被迫靠攏其他派系。在高調反幫派的同時，習近平卻加速建立自己的派系，習家軍已然形成。 習為何建立自己派系 西方認為習近平執政一年後仍未完全鞏固權力，兩年後調門改變。二○一四年十二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習近平可能是自鄧小平之後最快、最廣泛地鞏固了權力的中國領導人。這可以視為西方對習近平掌權程度的評價。顯然，這種評價基於情報部門的分析評估。但是，實踐證明，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共政局和權力鬥爭的分析評估失誤太多。西方的中國通往往是不通的。當代大儒余英時就曾指出，號稱中國通泰斗的費正清和他同時代的「中國通」都有一個致命傷，他們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性質，對中共政權的預測幾乎沒有一次是準確的。 在習近平掌權速度上，西方的評價比較客觀。但是，西方過高估計了習鞏固權力的程度、廣度、深度，不了解中共派系鬥爭的複雜和態勢，低估了反習近平勢力的抵制和反撲。習近平獨攬大權及其強勢作風只是表面現象，習擔任的職務既超過江胡，也超過毛鄧。然而，職務多少並不等於權力大小。決定有無實權除了職務，還有資歷、功績、聲望、人脈等諸多因素。中共從來不是憲政政體，最高領導人其權力可大可小，其職權範圍與行權方式或因人而異，或因時因勢而異。因此，毛鄧不必佔據更多職位就擁有極大權力。而習近平則不然。習過去資歷較淺，既往政績乏善可陳，聲望有限，不得不身兼十一個黨政軍最高職務加強自己的權力，撐起掌權的台面。 習近平能夠取代李克強當上總書記，是意外得到政治紅利。首要的是得益於江派與團派的權鬥。江派為阻撓團派獲取黨魁而推出習近平，習既不屬於江派也不屬於團派，江派和團派均可接受。習近平沒有自己的派系上台前是一個優點，掌權後卻成為最大的弱項。越是弱勢黨魁，越需要自己的派系。真正的政治強人不必有自己的派系。誰聽說過毛澤東派、鄧小平派？習近平派白手起家，形成時間很短。習近平急於建立派系拱衛、支持自己，說明其權力基礎不牢，鞏固權力任重道遠。 習近平派異軍突起 習家軍的形成沒有新意，依舊是提拔自己的人馬，啟用熟悉的人，或重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的同僚及其部下，大量安插親信。在習近平派組建中，反腐發揮了除舊布新的作用。打擊貪腐收效雙向，把其他派系的人馬拉下來，讓習派的人馬上位，這就改變了權力結構，建立了有利於習派的權力佈局。中紀委成為剷除異己的打手。中組部成為擴充習派政治勢力的工具。 在中央各個部門，習派人馬佔據了關鍵位置。例如，栗戰書是習在河北的故交，任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為習掌控中央核心權力部門。習清華大學同窗陳希擔任中組部副部長，在省部級以上幹部任免上為習把關；習中學校友劉鶴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為習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上出謀劃策；原浙江省委辦公廳副主任舒國增晉升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加強了習的智囊；習上海任職期間的大秘丁薛祥擔任國家主席辦公室主任、中辦副主任，為習掌管中樞機要；加強了習對要害部門的獨佔；原嘉興市委書記黃坤明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為美化習的公關形象、推銷習的思想和政見掌控媒體輿論。黃坤明還是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的舊部；原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楊曉渡現任中紀委副書記，為習反腐的幹將；習在福建任職的舊部宋濤現任中央外事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顯示外交領域關鍵職位也被習派佔據。 浙江仍然是習近平的地盤，習在浙江任職時的舊部、原省委副書記夏寶龍、原省委常委、秘書長李強分別擔任省委書記和省長。習在浙江、上海任職時的幾個舊部在其他省份擔任領導職務。原寧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現任吉林省委書記；原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敏爾現任貴州省省長。原麗水市委書記樓陽生在山西官場受重創後調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原浙江省高院院長應勇，現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被視作下屆上海市長熱門人選；代理天津市委書記的黃興國曾任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被認為是下屆政治局委員熱門人選。 南京系支撐「習家軍」 中共黨魁一定要有槍桿子作後盾，否則不是被趕下台就是被架空。毛鄧黨內可以不建派系，但軍內必須有嫡系支撐。毛澤東依賴「雙一」，即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雙一」的幹部作為毛的嫡系，長期受到重用。鄧小平依靠一二九師及「二野」的將領。習近平主要依靠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職期間兼任軍隊職務結交的將領，構建自己在軍隊的人事佈局。習曾任寧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浙江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上海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這些位於福建、浙江、上海的部隊都在南京軍區管轄之內，所以習軍中的基地是南京系。長期在南京軍區服役、並曾與習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時有過交集的將領受到重用。僅二○一四年下半年被提升的習家軍南京系將領有：武警司令王寧、北京軍區司令宋普選、海軍政委苗華、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瀋陽軍區司令王教成、政委褚益民、廣州軍區政委魏亮。 習近平還通過開展反腐運動，快速在軍中建立權威；又直接安插親信掌控中央軍委中樞及機要部門。鍾紹軍由地方官員變身為現役軍官，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大校軍銜副主任。鍾歷任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一路跟隨習近平從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 「習家軍」瞄準十九大 習家軍崛起改變了中共派系勢力的政治版圖。太子黨結構鬆散，不是實體派系。誰是太子黨的領袖至今沒有定論，最早說是鄧樸方，後來說是曾慶紅，又說是俞正聲，現在說是習近平。太子黨的成員定義寬泛，既有魚目混珠的假紅二代江澤民，又有橫跨團派的兩栖成員李源潮。習近平利用太子黨的人脈和資源，但不把太子黨作為構成習家軍的核心，因為他知道民眾憎恨太子黨的政治壟斷地位。 新的派系格局是習派、江派、團派三足鼎立，其發展態勢是江派和團派難以抗衡習派。三派的鬥爭、妥協決定中共的政治走向。隨著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江派要員的落馬，江派趨於瓦解。十八大時江澤民塞進常委會的劉雲山、張德江、張高麗或者被削實權、或者被貪腐傳聞纏身。由於年齡限制，十九大時三人都到站下車。江澤民在政壇上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風燭殘年，隨時可能去世，屆時樹倒猢猻散。如果江派在未來三年不能推出傑出、得力的接班人，十九大時大部分高級成員將會退出政壇。整肅令計劃沉重打擊了團派。團派本來在十九大後的第六代接班群體中有序列和年齡優勢，但是，令計劃倒下嚴重影響了團派的權力博弈和接班安排，使得整個團派板塊在十九大的升遷前途暗淡，李源潮、汪洋、胡春華等人受到牽連，升任常委的機會變得渺茫。李克強成為中共歷史上權力最小的總理，逐步邊緣化。 令計劃的落馬縮小了胡錦濤幕後影響未來政局的作用。因此團派走向頹勢，在十九大與習家軍爭奪最高領導人接班人的力量下降。大胡（錦濤）讓小胡（春華）隔代接班的意願落空。十八大前夕，胡錦濤和溫家寶建議胡春華和孫政才二十大接班，分別擔任總書記和總理。但是，高層從未就這一建議達成共識。對於這一建議，習近平不會買賬，其中原因之一是孫政才的派系面目模糊。有人說孫是溫家寶的馬仔；也有人說孫實際屬於江派。不過，習的權力尚未達到一言九鼎，對十九大如何挑選自己的接班人、選誰當王儲以及部署整體權力格局還不能主導。未來王儲的看點大都聚焦於習家軍之內，而其內部對王儲的爭奪也為外部派系、其他政治勢力包括西方所關切。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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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10:01 PM PST
新年伊始，習近平一頭紮進了「文山會海」： 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紀委史無前例地召開了三個月之內的第二次全會。這是一次規模擴大了三倍的「擴大會議」，所有「在京領導同志」、中央軍委和軍紀委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各人民團體、軍隊和武警部隊的負責人共三百六十五人列席了會議。 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常委會打破只開半天會議的慣例，足足開會一整天，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高法、高檢五大國家機構黨組匯報工作，亦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需當眾向常委會──實際上是向習近平──匯報工作，這種作法前所未有。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一月二十三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新年首次集體學習。 這一連串會議很不尋常，或時間詭異，或開法反常，或議程、內容出奇──比如政治局集體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但這些會議相互銜接，一氣呵成，會議的基調是完全一致的。這個基調就是：以習近平的是非為是非，以習近平的好惡為好惡，習近平想怎麼開法就怎麼開法，想開成什麼會就開什麼會。當然，在這每個會上，習近平都是閃閃發光的明星式主角，都興致勃勃、當仁不讓地作了「重要講話」。 習近平造了一些新詞兒，比如「政治規矩」──官媒詮釋曰「最大的政治規矩就是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黨員時時刻刻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三、四號常委當著其他常委的面向習總匯報工作，也被官媒稱之為「政治規矩」。他復活了一些已隨文革過期作廢的老詞兒，比如毛澤東的「刀把子」：「確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照習近平的意思，似乎是說替胡錦濤掌握政法「刀把子」的周永康不是黨的人，而是敵對勢力安插進去的「奸臣」。他再三強調了一個不變的主題：集權、集權、再集權；擴權、擴權、再擴權。集權者，習近平也；擴權者，中紀委也。 觀此番新年新意，再聯繫到兩年多來強化意識形態、強化輿論管控、強化中央權威、壓制公民社會、疏遠港台民意、聯俄抗日反美等內政外交上種種乖張行為，習近平集權與中紀委擴權的政治恐怖趨勢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偉大領袖」＋整風運動是個什麼後果。讀過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真理部+政治警察是個什麼東西。薄熙來、王立軍在重慶「唱紅打黑」，習近平、王岐山在全國唱意識形態、打「老虎」「蒼蠅」，二者確乎有所不同，但影影綽綽之間，又透出極其神似之處。 要警惕，在個人集權的道路上，習近平已經走得夠遠了。「領導小組」、「全深改」、「依法治國」、「打老虎」……，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東西都有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集權獨裁目的。「領導小組」削弱了總理，「全深改」玩殘了常委，「打老虎」嚇壞了「老同志」──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這些江胡時代的親信重臣及其幫派和山頭，兩代「老同志」已經丟了面子、折了羽翼，從此自顧不暇，折騰中共三十年之久的老人政治或將壽終正寢。事實上，習近平已經成為繼毛鄧之後權力最大、掣肘最弱的中共領袖。 兩年前，履新不久的習近平推出「八項規定」，誓言「老虎蒼蠅一起打」，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官場整肅風暴的開端。兩年來，有六十位省部級以上黨政幹部、十六位軍級以上軍官「被帶走」，更有八萬多名中低級官員倒在「八項規定」上面。這些數字超過了江澤民、胡錦濤當政二十三年處理違法違紀官員的總和。江、胡不肯做、不敢做，或者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情，習近平不僅做了，而且做成了。於是乎，至少在人們的感覺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威權梗阻頑症即將治癒。 不過，不論「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的套話說得多麼義正辭嚴，「打老虎、拍蒼蠅」終究是選擇性反腐。打誰不打誰，打到什麼程度，誰先抓誰後抓，甚至誰先公佈誰後公佈，背後都是有精細政治盤算，有宏偉「戰略部署」的。真要「有腐必反」，「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塌方」的何止山西，共產黨整個都要塌掉了。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中共貪污受賄史，官場腐敗墮落史。三十多年來，GDP與腐敗水漲船高，人民對貪官污吏的厭惡和憤慨也日積月累，與日俱增。腐敗分子是抓不完的，也因此，反腐敗雖有風險，卻民心所向，是政治上最容易得分的一本萬利的事情。可惜，江、胡無膽識，身入寶山卻空手而回。拜江、胡自私昏憒所賜，習近平輕而易舉揚名立威，雖「治國理政」乏善可陳，卻僅憑「打老虎」樹立了形象，贏得了聲望，鞏固了地位，收攏了權威。 中共的統治以黨委集權、小班子密謀、一把手專擅為特徵，官員的利害得失、升降獎懲、政治命運掌握在少數幾個上司手中，要想官運長久，就必須投靠依附，盡心報效，金錢美女，投其所好。在這樣的體制下，官員由清變貪極易，而不貪不腐則屬官場異類，很難在共產黨裡討生活。不改變一黨專制的現行政治制度，反而加強所謂「集中統一領導」，只選擇性打掉幾個山頭的幾隻「老虎」，又有多大的意義呢？別說治本，治標也很難辦得到，不藉此走向極權復辟的回頭路，就已經是對中國人民的高回報了。 ——《争鸣》2015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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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09:11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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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09:07 PM PST
记得最初推出自由行的时候，香港人大多没有甚么感觉；不过，当时我已经有客户认为，自由行是大大的商机，所以将策略调查，以捕捉这一浪的机会。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我这些客户的眼光，是正确的。不过，对其他香港人来说，自由行带来，似乎是问题多于利益。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社会上，看到走势的人是少数，看到走势又能捕捉机会就更少。所以，真正可以在转变中得益的人，总是少数中的少数。不过，大多数人也不是没有利益，只不过是利益往往来的被动而含蓄，甚至乎得益失去之后，也不知道个中所以然。 有人说，倒不如暂时取消自由行，看看结果会是怎样。我认为这种以社会作实验室的方法不可取。要知道，社会结构和人的习惯，不似数学等式那样，加了之后可以减回，变了可以还原。多数社会事件，只要向某种趋势变迁，不但回头太难，而且会越来越远。 香港主权移交予北京，就是一种变迁。其实主权移交之前，由八十年代起，香港已经越来越受大陆的影响。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都受大陆影响，只不过是关系有来有往，并非单方面由大陆主宰香港的变化。 以故经济学家佛利民曾经讲过，假如中国越来越似香港，结果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但要是香港变得越来越似大陆，那将会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一件事。 大陆绝对未有资格被称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香港却在各方面越来越封闭，其中一个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今天的香港，无论市民抑或政府，眼中都见不到世界，却只有大陆。在反水货客和反自由行的同时，我们是否要反问，为甚么香港不是世界各地旅客最想到的地方？其实，美国的纽约曼哈顿、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都没有刻意将自己形造成一个旅游城市，但客观数字上，它们是世界上接收最多到访旅客的城市。当然，纽约曼哈顿、伦敦和巴黎，都各有特色，但香港何尝不是在廿世纪的历史洪流中，扮演过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 一个城市的气质，来自这个城市的自我形象。曾几何时，香港虽然是一个借来的时空，但香港人却有一份志在四方的气魄。主权移交北京之后，日日夜夜都有人以洗脑式的方法对香港人说，没有中国，香港完了，香港没有中国，也没有未来。 北京是一个对自己的统治极度缺乏信心的政权。统治者没有把握赢得香港的支持和信任，要确保这个城市留在共和国的控制内，就只有令这个城市变得依赖，但同时又要不断强调，一切都是恩赐。所以难怪香港的新一代对中共觉得反感，也觉得自己被贬为二等公民。 香港要的，不是单纯抗拒大陆化，因为各种反大陆化的政治手段，却讽刺地令香港变得越来越似大陆。香港人要重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信心，否则，那种反中共的情意结只会更重，怨气也更深。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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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胡赵十年真改革 遗留大爱在人间——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祭 Posted: 12 Feb 2015 08:40 PM PST             图释： 1，7时半，赵家人为赵紫阳十周年祭日在书房前烧纸钱，左1王雁南。 2，8时半，人们在紫阳像前焚香祭拜。 3，9时，王雁南答记者问。 4，9时半，左起吴伟（原鲍彤的秘书）献花蓝和俞梅荪（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5，9时40分，99岁李锐坐在紫阳的椅子上展示，2005年1月29日香港《民报》为当日送别紫阳而在头版整版刊载紫阳的功绩和挥手大图。 6，10时40分，李锐与赵家子女聊了一小时后，起身回去。 7，10时10分，肖姓访民控诉司法不公，求告无门。 8，10时45分，富强胡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左1这位先生每年祭日从广州专程赶来献花。 9，11时，在紫阳书房，左1，92岁杜导正在留言，87岁杜光（右2）等人排队留言。 10，11时半，各地访民接过北京市民的标语表达自己的心声。 11，16时，民间书法人牛暖心向王雁南解说其手书"紫气东来"，意为"紫阳从东方升起来了，'东'又为毛泽东，'来'又为周恩来，紫阳继承大业而奋勇改革。" 12，17时，邱路光向紫阳像深深鞠躬，感念紫阳在邱会作将军落难时给予的人道关照。 胡赵十年真改革 遗留大爱在人间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祭 俞梅荪 2015年1月17日，赵紫阳十周年祭日，为防被警方堵在家中，我提前三天离家出走，为防警员打电话寻找或被定位追踪，手机留在家中。 他活在人民心里 1月15日傍晚，我来到富强胡同6号赵府，紫阳次子赵二军正在书房接待献花、献字、献画者，他把我纪念紫阳的百本小册子放在签到桌上，桌上已有多本供人自取的小册子。他热情地请大伙到饭馆晚餐。三位国企高管和旅美画家从上海专程送来紫阳肖像油画。席间，画家讲述"六四"后成了海外游子，思念紫阳，揣摩其风骨和人格力量，倾注画中。 紫阳软禁期间的秘书送来字幅，叙述紫阳在家中教他打高尔夫球，常谈东欧剧变形势，向他一人"作报告"，怀念之情感染众人。 我谈电视剧《大秦帝国》观感，秦国贫困落后，面临亡国灭族，通过变法图强而统一天下。每项改革，都是为了劳苦大众而冲击贵族集团的利益，秦孝公和商鞅面对其殊死反扑而盟誓"粉身碎骨，永不相负"，20年成就大业。中央集权封建体制延绵两千年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年邓胡赵执政，奋起拨乱反正，变革图强，一路坎坷，却被党内逆向淘汰而痛失良机，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大秦帝国》主题歌："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国恨，沧海难平。天下纷扰，何得康宁，秦有锐士，谁与争雄。"商鞅被车裂的片尾歌："天苍苍，地茫茫，是谁暗夜唱秦腔，今生无缘今生别，来生老槐树下还等你。大风起兮云飞扬，四海纵横本无疆，悬崖勒马的是将，悬崖不勒马的是王！"1984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亲历胡赵新政的蓬勃和江李执政的倒退，此剧使我痛哭而看了十遍。来生老槐树下我还等你——紫阳同志！ 我在朋友过夜，读着从紫阳书房取的资料，其中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子元之女李穗《十周年祭》："'身后'在哪儿？去八宝山鞠躬；'句号'在哪儿？去人民大会堂肃立。去或不去，丰碑不在那里而在这里，在去的和没去的人心里。还记得吧？爬山涉水，他和农民在一起；下矿进厂，他和工人在一起；走街串巷，他和市民在一起。他像普通人活，他为普通人活，他带普通人活，活出精彩，活出滋味。所以，他活在了普通人的心里。" 16日，我乘长途车到北京远郊的朋友家过夜，躲过警方监控，心潮难平。 春寒料峭念紫阳 17日凌晨4时起床，朋友驱车送我到富强胡同口。7时半，我进赵府，赵家人正围在书房前烧纸钱，紫阳之女王雁南递给我几叠纸钱，我激情燃烧，小心翼翼地不断投进火中，愿紫阳在天之灵安息，改革尚未成功，吾辈仍须努力。 紫阳书房依旧清芬，墙上青衫布衣的紫阳像，笑迎天下客。屋内花香四溢，日前原副总理田纪云送来君子兰，原紫阳秘书白美清、李树桥等6位身边工作人员送的大花篮。墙上挂满十年祭的手书条幅： 壮哉山河泪，鸣乎恸人寰，史册淘不尽，功德万代传。（郑板桥诗） 遗爱在人，遗编在心，在人在心，是念以存。——鲍彤 鲍彤释："遗编"是指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致力于社会进步。人们为同一目标的努力，是对他的继承和纪念。他以持不同于邓小平的意见而获罪，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废除以言定罪的制度，一切事情何从谈起？彻底解决这个大问题，是对紫阳的永恒纪念。" 泣辜人行矣，但观日月无辉，一国河山冬霾雾。 辍耕者焉来，孰令风云变色，十年天地更苍黄。——吴国光 诗吟黄鸟同悲百夫之特，十亿良知殤胡赵； 赋作嫉邪共愤千人所指，九寰正义非李江。——振民 废淹容易折腰难，唯把民生一世牵。 改革功行彪史册，养真铁骨薄云天。 遗因陈说幽囚后，著述筹谋宪政前。 剑胆琴心归去也，只留清气在人间。——小朱 花开花落已十载，忽闻春风拂瀛台。 王师北渡应国祭，重订春秋廓阴霾。——吴稼祥 8时半，陆续有人前来。吴伟捧着和软禁中的鲍彤合送的大花篮。他说："紫阳走了已十年，没有墓地，没有墓碑，他在国人心中，就是丰碑。他在中南海10年和下台16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给国人留下政治遗产，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万润南托人送的花篮中的挽诗："风雨神州祭赵公，音容笑貌记心中。当年若可如君愿，今日红朝大不同。""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被警员堵在家中，托人送来花篮。 赵二军说："胡耀邦在'文革十年'挨整时住在这里，之后他出任中组部长，发动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为'地富反坏分子'平反，为55万'右派分子'改正；他任中宣部长，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他把社会矛盾降到了最低点，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八十年代初，他搬走了。一九八九年秋我们搬来这里，对面是国家安全部门。" 王雁南说："见到有人纪念父亲，我感到高兴，说明他做的事没被遗忘，大家认可他的价值观。希望前来纪念的人们不要被警方打压。" 9时，刚进门的学者杨伟东，因去胡同口接应被警方拦住的朋友，却一同被警员扣留，要被带走，其妻向我求救，无奈我因自身难保而未能前去解救。之后，不断传来，胡同口有不少警员和警车，不少人被查身份证，被拦截，被带走。 9时半，院子里人潮如涌，99岁李锐被搀扶到书房，提笔写下："胡赵十年真改革，紫阳正气亮千秋。"他气喘吁吁地被扶到紫阳的椅子稍息，取出2005年1月29日香港《民报》头版标题："赵紫阳今举殡"和紫阳挥手大图。他把报纸举在胸前，站在书房门口展示。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大声抒怀："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在会客室，1937年加入中共的李锐畅所欲言："近来很多人被抓，当然不敢抓我啦，但我在香港出版的专著，竟被海关扣了。耀邦和紫阳做的许多好事，却都被官方归在邓小平身上了。"他吟词："我没想活到一百岁，不久将化在炉火中，何时宪法执行了，让我灵魂消融。百岁当今相见稀，一生苦难知多少，不怕担肩怕挨饿。'担肩'也指监狱，我曾坐牢八年，差点饿死，有许多右派分子饿死在北大荒了。" 87岁杜光（中央党校教授，反右派运动受难者）在书房留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赵紫阳同志精神不灭，浩气长存！" 81岁蔡德诚（原《科技导刊》总编，曾因反革命罪而重刑冤狱）说："我曾到八宝山送别紫阳，每年来献花，以后还要来。紫阳在我心中，在百姓心中，他是难得的真正懂得百姓的领导，真正心想百姓，故名垂青史，永驻民心。" 我原在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同事黄德发来手机短信： 紫阳高照映神州，赤子丹心一世留。 不肯开枪屠后代，忍将弃政作阶囚。 亮节风范松云卧，大爱情怀百姓忧。 老骥难酬驰骋志，从容偃卧傲千秋。（数日后笔者回家看到） 10时半，书房里挤得水泄不通。92岁杜导正被搀扶到书房，奋笔疾书："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进行我党历史上空前的反贪腐，很得人心，这使我党我国的正气，又上升了些，因此大家的期待也多了。我和老同志们期待习近平同志能以反贪的气概与大无畏的精神，处理好'六四'事件与赵紫阳同志的冤案，要稳妥处理，但必须处理！'六四'一定要平反！一定会平反！" 杜导正答记者问："人们对反贪一片叫好，但如不解决百姓的冤案和民生问题，难以为继。不少人认为反贪太严厉，应该中止，这不对。当然，习总书记要解决的大问题成堆，步履维艰，不要着急，不要后退，不然就没有出路，退了死路一条，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有几群拿着鲜花的各地访民在胡同口被警方带走，数十位访民分散而冲破封锁进来了。面对记者，萧姓访民说："紫阳如能平反，国家才能走向法治，我们冤民才有希望，紫阳在百姓心中，他的政策是正确的！"多年来，成千上万的访民在京流浪，求告无门，饱受警方的暴力维稳打压和刑事处罚，血泪斑斑，苦大仇深，缅怀紫阳成了精神寄托。 拄拐杖的中年女士泪流满面："怀念赵紫阳时代的社会安定，没有暴政。现在当局对百姓不公，公检法践踏法律而践踏百姓。我叫赵玉敏，是天津访民，被红桥区法院枉法裁判，这两年进京上访被抓回，拘留8次，在拘留所被吊了一天两夜，腿被打成重伤。"湖南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厂女工贺国贞工伤致残，去年到北京上访，被警方抓回关押，打成重伤。辽宁营口市访民王素娥说："见到李锐、杜导正等前辈共产党人坚持正义，关注民生，而看到希望。" 中午，赵二军请大家到胡同口的饭馆就餐，坐满三大桌，河南省滑县紫阳老家人用自产的《紫阳情》牌美酒招待，在座的大都不太喝酒，却争要酒瓶带回作纪念。 午饭后，我出餐馆到门口，被我家所属恩济庄派出所长和海淀分局警员拦住，我迅即退回餐馆，大家震惊。二军大哥招呼大伙一起保护我回到了赵府，人多势众，蹲守在胡同口的几个警员没敢动手抓我。 下午来者不断，一位在职军官送来其手书条幅："安眠十年人犹在，国人无不怀念；泰然自若志不失，世人无不深谙。"他说："当年紫阳错了吗？学生错了吗？学生暴乱了吗？反党了吗？都没有啊！学生拥护党而要求反腐，要求民主。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亲历这一过程。现在军中，我们这些50多岁的'六四'过来人都在重要岗位，都不谈'六四'，但心里都明白。" 民间书法人牛暖心向王雁南解说其手书"紫气东来"，意为"紫阳从东方升起来了，'东'又为毛泽东，'来'又为周恩来，紫阳继承大业而奋勇改革。" 5时，邱会作将军的长子邱路光向紫阳像深深鞠躬，感念紫阳在邱家落难时的热情关照，使因"林彪反党集团"刑满而流落外地的邱会作得以回京治病和定居。 最后两位是21岁理工科大学二年级男女学生，男生说是从网上看到紫阳祭日而来，渴望了解这段历史；女生在其后两米，低头无语，很紧张似害怕，两人匆匆离去。 官媒派来两位记者采写了对海外发稿的简短新闻，后得知未能发出。不少境外记者前来采访，有的被拦在胡同口，有的混在人群中进入赵府。不少市民用手机拍照并撰文，发在微博，均未被网管删除，得以广泛流传。 留言簿上寄深情 人们在书房的留言薄写满了对紫阳的深情（摘录一些，署姓而不留名，以免给其找麻烦）。 紫阳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远见卓识，最有实际功勋，最有亲民实践的伟大的国家领导人。紫阳思想与日月同辉共长久。——程、宋 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十年音邈百代型存。——高、张、马、杨 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赵公千古！——于 紫阳伯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杜 紫阳有风骨，史上立丰碑。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有你。——王 只有涤尽时俗的尘沙，才能显出纯金的可贵。尽管有人向您泼去污秽，终不忘您性情高雅如日月清辉。赵紫阳先生永垂青史。——张来自美国 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取决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因为昨天是翻不过去的！今天是我第十次来悼念总书记。——张（和参加"六四"的儿子同来） 盖棺十年未定论，音容笑貌仍从容。——故乡人刘 赵总理，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北大学生李、殷 赵总理，您就在国人心中。——何 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夜幕降临，我正琢磨着出门如何躲过警员的追捕，紫阳幼子赵五军邀我参加其亲友聚餐，我乘上其友之车，驶出胡同。（后知，追捕我的警员蹲守到晚上。） 聚餐席间，一位大学教授感慨："'六四'至今25年啦！这四分之一世纪究竟是怎么过来的，政治经济就这样一步步走到如今的悲摧地步，官场腐败，民怨沸腾，上级部门和研究机构都是御用的，天大的腐败，一带而过，没人说真话，办实事，不知中国向何处去？要深入研究耀邦、紫阳的治国思想，才有出路啊！"几位紫阳在广东的已故老部下之子，畅谈父辈与紫阳的轶事，他们每年专程来献花。 赵家送给每位来者《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精美的卡，人们爱不释手。封面是紫阳夫妇相片，封2是紫阳在软禁中的思考："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是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只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赵紫阳，2000年录音，摘自《改革历程》299页） 晚饭后，我到亲戚家住两天而撰本文。19日中午回到家中。邻居告知，16日早上7时，警员来敲我家门窗，家里没人，仍有一辆中巴警车和三个警员昼夜在院子里上岗，今上午刚走。为继续撰文，我再次出走，住朋友家两天。1月21日回家，传达室的人说，昨日下午警员还在院里蹲守。 当年，胡赵新政，救党救国，却被党内保守势力搞下台。此后，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改革开放成了恶政的招牌，钳制舆论和言论，官商勾结，欺压百姓，培植特权集团势力，加强专制暴政，公然暴力"维稳"践踏法律，任意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愈演愈烈。 每年紫阳忌日，我均辗转外地，在当日晨抵京，直奔赵府。有两次在富强胡同被海淀分局四位国保警员中途带到派出所拘禁至晚上，次日被警员上岗，监视居住在家中。 今年的这一天，来自政界、知识界、老家乡亲、访民等约八百人，大大超过往年，不少人专程从外地赶来。人们畅谈紫阳，痛斥时弊，互相鼓励，展望未来。 前来纪念的民众，在富强胡同口依然被警方盘查、阻挠、带走。当晚，访民短信告知，被警方带走，关押在郊外九敬庄收容遣送所的各地访民，傍晚都释放了，改变以往通知当地警局来人押送回去，被关押殴打，以寻衅滋事罪而拘留、劳教、乃至判刑。警方的做法似有改善。 十年来，恰恰是警方的寻衅滋事，每年闹丧搅局成了常态，暴力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扰乱社会秩序，视民如草芥而任意欺压，为所欲为，丧尽天良，如不依法严厉惩罚，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依旧十分遥远。 作者，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悲读《胡赵十年真改革，遗留大爱在人间》感怀 萧家正 山中宰相乱党国，李家公子为羽翼。十年文革一朝息，法治不弘言路塞。官贪官倒邪气猖，市民学子悼耀邦。广场集会群情昂，呼吁高层惩贪脏。大义凛然赵紫阳，支持民众饬朝纲。十年国势尽倾摧，民主政改大旗挥。无奈旧党怕翻天，挑唆邓氏搞政变。汹汹坦克履京城，金水桥头满血腥。可怜一代大学生，皇天后土泣冤魂。自号人民共和国，竟将枪口对人民！书生慷慨为国死，血荐轩辕明青史！六十年来专制黑，谀言佞语颂功德。烝民从未脱贫困，官府上下尽贪墨。君不见，资源垄断世无公，神州处处起悲风！君不见，法官恶警助纣凶，弱黎冤诉道不通！君不见，腐吏勒索如虎狼，民怨民愤遍寰中。悠悠秦制覆亡日，痛饮黄龙奠毅雄！（2015年2月6日） ▲本文初稿3000字，原载《争鸣》2015年2月号；现经修改补充为6000字。 九位读者来信（摘要） ●92岁叶光庭（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写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赵紫阳的敬爱之情，令人感动；写出了当局的专制暴虐，令人愤慨。"六四"至今25年余，人民年年呼吁为"六四"平反，但当局年年严厉打压，民心尽失。日前网上曾见文，当局似有让赵紫阳入土为安的意思，但照现在这种情况看来，似乎还没有这种可能。 ●86岁古松：作者的根本目的是救国救民，与我们有共同理念。此文深入我的骨髓，我出身赤贫，紧跟毛共，打过美、蒋，立功入党，海陆空都干过，一生未受大害，生活无忧。"六四"大悟，毅然退党。习上大位，高调反腐，仍然点不燃我熄灭的火种。毛在打土豪时，杀掉第一个无辜，就注定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因为它失去了道德至高点。无论什么党派，只要它抛弃正义，无论它如何强大，下场都一样。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的好人，值得国人怀念！他们的冤案，证明邪恶势力必亡。赵紫阳还在我们湖北恩施还留下一段佳话，当时利川山高路险，他叫司机开快车，到利川境内，叫司机拐入另道，他深入农家，帮农民推磨，了解民生，弄清脱贫县纯属虚假。胡耀邦来利川时召部分高知开会，听说最高工资都只几十元，他表示歉意。我们的责任就是还毛政六十多年的本来面目，让后人自己去判断选择。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需要一代代，一批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将她拥入民主大潮。黎明黑暗不久时，我不相信，中国专制是例外，它的日子比我长不了多少！ ●81岁刘凤麟（辽宁阜新市修鞋为生的清华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 读宏文，寄哀思，心潮澎湃； 忆紫阳，正气歌，唱遍神州； 富強街，人潮湧，流芳千古； 设关卡，展兽性，暗流环生。 作者智勇著新篇，直抒正气斥兇残， 紫阳浩气垂青史，颂歌追思万代传。 忆往昔：遭迫害痛心疾首，毁终生一世无成。 毛邓右派鬼蛇神，胡耀邦点化成人， 要平反卧雪歺风，红朝里永无理平！ 末路人风烛残年，视死如归，惧血雨腥风！ 此文使我知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在红朝炼狱里，有高尚的人活着，但却连死了都要被……。让我们欢快的迎接中华民族美好的每一天！ ●丁朗父再悼：紫阳精神永垂不朽（藏头诗第一字）： 紫日西归霞满天 阳刚未灭怎长眠？ 精灵列队护仙骨 神韵成排搪鬼鞭 永立高风明大道 垂存亮节照华贤 不言青帝难回首 朽木能撑一百年？ ●谢庆庆（并代为胡赵抱不平的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已故部长父亲谢文清和母亲郭先逑）：泣读，心哀。哀我民众为宪政虽不说抛头颅，却仍需洒热血！紫阳的墓碑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紫阳的墓碑是心碑！心碑除不掉！载入史册！同时我真切地感到耀邦长存，紫阳高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郭晓英：赵紫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学生们讲的话，尤其是那有名的两句话，字字千斤，铭刻在每一个正直的国人心中。他的功绩和离开政治舞台时的献身精神，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崇敬的一页，中国的老百姓永远铭记他的忠诚。 ●方柔，旧诗抄： 中华正气歌 奔驰坦克碾雄魂，寸寸天街留血痕； 肉体为屏谁独立，中华正气铸崑崙。 曾看电视剧司马迁感怀 终自瑩屏见大贤，一枝铁笔日高悬； 直书当代断肠史，今日寻呼司马迁。 ●江棋生：赵家子女制作《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卡》所选紫阳的话十分精当，向赵家子女致以我真诚的问候。作者坚持十年赴赵宅祭拜紫阳，难能可贵。 ●查建国：年年逢紫阳忌日，我都被警方提前警告：不许去赵家。这倒是年年这时提醒我，噢，又到了紫阳先生的忌日了。他用其在位时英勇的最后一博，及下台后的晚年反省，成了中国民主的一个象征而被当局忌怕。当然，他也告诉人们时侯不到，中共内少数开明，民主改革人士必悲剧的下场。（2015年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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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08:23 P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和上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两年多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正式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共青团同伙"竟达十一人之多。而这十一个人里，至少有三人既是"共青团"又是"太子党"，即李源潮、刘延东和栗占书。而像他们三人一样的所谓"团派太子党"，在省一级的党政官员里也有一批，典型的当属李源潮在江苏的首席马仔，如今正处在反腐打"虎"运动风口浪尖上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里，象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等都是被称之为"高干子弟"，而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里长大的罗志军则是所谓"军干子弟"。他的父亲罗文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庚，生于一九一三年。 有介绍罗志军的文章说他的父亲罗文早年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日本政法大学以及沈阳东大营讲武堂。仅从罗文的年龄判断，他于一九三五年投身东北军之前能够完成这三所学校的学历是不可能的。所以关于他早年留学日本，193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 的"东北青年解放社"，一九三五年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肄业，回国参加的东北军的史料应该是可靠的。 按照中共公开的军史资料记载，这位罗文是从东北军"变节"投向延安之后于1938年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也有"野史"资料说他早年在日本参加"东北青年解放社"期间即被中共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下党组织接纳，继而派他回国到东北军伺机策反，但进入东北军之后无法与"组织上"接头。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在东北军中的活动公开化，罗文趁机跑到八路军西安办公事处主动介绍自己。被中共延安政权接受之后，因为罗文又无法联络上日本的中共地下党，故无法证明他"已经履行过入党手续"，只好接受了在抗大重新入党的安排。 这段"野史"即使符合事实，在中共建政之初肯定是没有被中共当局认可，证据就是中共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之后的首次授衔，已经担任过四野后勤部参谋长、赴朝作战后勤部副参谋长及解放军总后勤部二级部部长的罗文只被授予大校军衔。中共首次授衔有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所谓"三八不上将"。意思是所有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资历分成三个阶段：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时间界限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此后参加革命在第一次授衔时至多给个大校，而罗文因为在日本的地下党经历始终没有得到组织上的查证落实，所以只能被算作三八年参加革命，他的少将军衔是一九六四年才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林彪的"四大金钢"之一邱会作的保护，总后勤部基本没有受到外部冲击，军内"造反派"更没有在总后系统形成气候。于是，不但罗文本人没有在文革中吃过苦头，其家属和子女也都跟着沾光，不但没有象习近平、薄熙来等人一样被打成"黑五类"、"狗崽子"，而且也免受"上山下乡"之苦。罗志军本人一九六八年摘下胳膊上的"红卫兵"袖章后直接穿上军装，进了海军北海舰队，一年后就入党"提干"...... 文革结束后，"走后门当兵"的那批"军干子弟"又掀起了退伍、转业回城潮，罗志军被安排为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团委书记，一九八零年团中央重新组建之初即又调进团中央系统，先后任中国青年报社发行处副处长，报社副秘书长和秘书长。 有当时在中青报工作的人士回忆，罗志军在中青报工作期间，一直想进入编辑部门都未能如愿，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学历。与他同时进入团中央宣传系统的令计划毕竟还在团中央自己的"青年政治学院"里混了一个"相当于大专"的文凭，而罗志军连这纸文凭都没有。 罗志军的官方简历里说他是"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具体内容是"１９９４.０１-１９９５.０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政治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 所谓在职学习，也称为"不脱产"学习，即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学习。 众所周之，一个正常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首先一个前提已经具备大学本科文凭，其次学制两年。而高中时期因为文革原因根本没有读书，所以实际学历仅仅是个初中毕业，日后连个"在职学习"的，那怕是党校、团校之类的"大学"或"大专"经历都没有的罗志军，居然只用"工作之余"时间学习，一年半就拿上硕士文凭，而且就是这个"学历"也还是在担任了团中央常委之后才取得的，拿到"硕士学位"的同时，即从北京到了南京。 因为有过在李源潮手下担任南京市长的经历，所以外界有评论文章说罗志军是跟随李源潮"从北京到南京"的，但事实上罗志军从团中央外放江苏的时间比李源潮到江苏的时间早了五年，离开团中央之前他的最后一任职务是团中央常委兼实业发展部部长和中国青年实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行政级别是副厅局级。 罗志军的名列团中央常委是与李克强接掌团中央第一书记同时，两年半后罗志军离开团中央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想进团中央书记处被李克强不置而否，于是央求到李克强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前任，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人事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宋德福。 宋德福是军人出身，他领导团中央期间，手下的干部很少有罗志军那样的"转业干部"背景的，所以对罗志军有"天然"的好感，如果不是学历所限，宋德福在位期间罗志军早就更上一层楼了。 正牌大学生出身的李克强骨子里连"工农兵学员"都不屑为伍，何况罗志军。而罗志军捧着一张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文凭向宋德福报喜后，所谓"干部四化"的标准已经完全达到，宋德福与公与私，焉有不安排的道理？ 但是，与同龄人同样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李源潮相比，罗志军不但学历不够过硬，在政坛上逐级晋升的起步时间也比李源潮晚，这就是为什么李源潮二零零零年被外放江苏之始即被安排为省委副书记，而比他早五年到江苏的罗志军仍然还只是南京市副市长，只不过行政级别已经被明确为正厅局级。 李源潮在团中央担任第三把手期间，与时任中国青年报秘书长罗志军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因为不是直接上下级，交集不是很多。但到了江苏之后，即使没有胡锦涛、宋德福等人的特别交待，也会立马把罗志军当成政治知己的。 二零零零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因为厦门特大走私案被内部通报，胡锦涛提议安排宋德福接任福建省委书记获得江泽民首肯。当年底宋德福离开中组部和中央编制办之前即已经为李源潮设计好了外放江苏，为晋升正省部级热身的接班计划。 因为在此之前李源潮完全没有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历，所以李源潮被安排为江苏省分管党务的专职副书记的目的就是先到当地"熟悉工作"，然后再到副省级待遇的省会南京市委一把手位置上过度。 李源潮到江苏后一年左右即以江苏省委副书记之身兼任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副市长罗志军同时升任正市长。当时不但罗志军，整个江苏和南京市委的上上下下都已经清楚知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会在十六大上会晋升中央政治局，李源潮会接替江苏省委书记，所以他在南京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满打满算也只会坐个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届时的罗志军即会顺位递升。 当时被李源潮顶替的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时年五十九岁，还不到副省级干部的"封顶"年龄，所以牢骚很多，但也不得不接受被安排到省人大担任副主任的"组织安排"。二零零六年，也就是李源潮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这位王武龙被以贪污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至今还在监狱里等死。 李源潮在中共十七大上晋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后，立刻提升罗志军为江苏省长，两年多以后，又把他升任江苏省委书记。这段时间里，虽然习近平已经是分管党务和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但至少在江苏省的党政干部安排上基本没有可能否定李源潮的意见。从这个角度讲，说罗志军是李源潮一手扶持起来的一点没错。 如果严格按照年龄限制，他罗志军可以在江苏省委书记位置上一直坐到明年，也就是二零一六年的年底，但如今的江苏省委的干部已经纷纷议论：如果罗志军先倒了，李源潮难保不被追责，如果李源潮先倒了，罗志军最好的出路也会是调离江苏省委。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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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Feb 2015 06:35 PM PST
流行樂手崔健講得沒錯，只要毛澤東的玉照還高掛天安門廣場，文革還沒有真正結束。毛主席的忠實信徒習近平繼承了老毛的精神，一手抓槍桿子與刀把子，牢牢控制軍隊、武警、警察、特務與中紀委，另一手抓意识形態，把黨內外的所謂自由化分子打個稀巴爛。神州堅持獨立思考與拒絕獨裁的良心知識份子繼上世紀的十年浩劫後，又面臨可能更慘無人道的清洗！ 其實習總在黨「十八大」上台後便馬上推出極左的「陣地論」，即輿論、互聯網、大學講台與知識份子的腦袋都是黨國必須要佔領的陣地，而此陣地要充溢著純而又純的馬列主義與「科學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任何提倡所謂西方價值觀，包括人權與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人權律師與大學教授都是大毒草與人民公敵，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繼2013年中共推出《中央九號文件》，勒令課堂遵守「七不准講」，即大學教師不准觸及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與公民社會等言論禁區後，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年初印發更厲害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聲稱要「切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大力提高高校教師隊伍思想政治素質與切實加強黨對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云云，敲響了自由知識份子的喪鐘。 其實中宣部與教育部的「佔領高校學生腦袋運動」的真正目的是炮製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式個人崇拜。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上月底一次講話中強調，大專院校除了要「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外」，必須弘揚習總有關中共夢等治國理念。袁指出無論教授或學生都「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而教職員重中之重的任務是要加把勁「讓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似乎中共絲毫沒有吸收文革的教訓，造神運動又捲土重來！ 筆者從北京與上海的學者獲知，教育部將嚴格考核海歸教員的「精神面貌」與政治正確度。凡是在歐美、澳洲、日本或香港取得學位的海歸學人，而他們的專業是政治學、社會學、歷史、法律等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話，都要通過極其嚴苛的思想審查才可以站上大學講台。更離譜的是，海歸與已經進入「自由化教學黑名單」的教員每五年到十年要通過定期思想政治考試，被認為支持普世價值與反對習總復辟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學者將馬上被解僱！ 中共在知識界散播的新一輪白色恐怖引發一個問題：習總有什麼真知灼見或豐功偉績值得要大學師生天天歌頌? 據北京消息人士介紹，習總把自己看成共和國繼老毛與鄧小平之後的第三個劃時代人物，而習的智囊與宣傳大員已籌備把所謂「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儘快放進中共黨章。換句話說，「習近平精神」將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為最「偉光大」、至高無上與戰無必勝的治理黨國圭臬！近月北京的黨媒已開始宣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如何構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充實、豐富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生動而具體的發展」云云。相對來講，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然在他們退休後亦寫進黨章，但江、胡的名字卻進不了中共的最高綱領文獻。 習總屢次打破了例如領導人退休之後才可出書的黨內傳統，例如上任僅僅兩年已出版起碼四本所謂重要講話與「最高指示」。更駭人聽聞的是，習總雖然在去年的中央「四中全會」大聲疾呼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說什麼「任何組織與個人一定要在憲法與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但習大大同時強調全黨全國要遵守最高領導人訂立的規矩。根據習的解析，黨的規矩「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黨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但明眼人都看到，在中共一言堂的氛圍下，只有習總才有擬定規矩的資格與權威，這與十七世紀法國暴君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朕即法律」有異曲同工之妙！ 北京政圈人士透露，習已決定在十年總書記任期後繼續執政。習總的高級智囊，包括政治局委員王滬寧與栗戰書已安排就緒，2022年中共召開「二十大」時，習只會交出總書記一職，但會長期執掌權力含金量更多的中央軍委主席與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職位。習當然知道他背棄了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有關集體領導、領導層來自五湖四海、黨政分開等等制度改革。但習總深信偶像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與「佔領全民腦袋」的明訓，膽敢挑戰習總為自己度身訂造的「規矩」的良心知識份子，極可能面臨槍桿子與刀把子的血腥鎮壓！ ——信报（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授，從事中國政治、外交與文化研究。）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4, 2015, 6:34:21 AM2/1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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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Feb 2015 11:43 PM PST
近来网上关于"谁是下一只大老虎"的猜谜游戏又一致将矛头指向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郭伯雄的名字已经多次在其应该出现的官方场合"缺席"﹔根据最新传出的消息，郭伯雄和他的儿子、刚刚晋升为少将和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的郭正纲都已经被双规。虽然这则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但是这种先海外流言、后官方新闻的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公布重大"打虎"信息的一种"新常态"。 郭伯雄和徐才厚曾经是中国军队中职级最高的两位职业军人，他们在江泽民的任期内同时发迹，又经过江的安排，在胡锦涛时期连续担任两届军委副主席。换言之，从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二年，除了没有军队生涯的总书记兼任的军委主席之外，郭和徐是中国军队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和实际控制人。这显然也意味著，中国的军队至少有十年是在极度腐败的官员的主持下运营的。 从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看，郭伯雄、徐才厚的个人生活极度腐败，对金钱贪婪无度。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为各种军衔和职务明码标价，大肆卖官鬻爵。在他们统治军队的整整十年间，中国数以千计的将军们的升迁都是由他们控制的， 不难想象，期间该有多少将军们是用金钱来堆砌他们肩章上的黄色五星的？而所有这些靠行贿发迹的将军们又是如何变本加厉的去出售由他们掌握的军阶的？ 一个需要人们思考的问题是，这样两个腐败透顶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从士兵爬到将军的位置的。中国有几百万军人，其中不乏立志为国为民捐躯的热血者，在从数百万军人中挑选两名专职军委副主席的过程中，真正的热血男儿全部被淘汰，选上的百分之百是坏人，这样一种在党的控制下的高概率的"逆向淘汰"的制度难道还不能发人深省吗？难道不应该彻底检讨和完全废除吗？ 这两个人都是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期间被提拔担任最关键的军队领导职务的。在争取自己提拔的过程中，这两个热衷于"卖官鬻爵"的腐败分子没有直接或者变相地行贿买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他们是通过谁来疏通自己的升迁之路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是否受过他们的贿赂？这个问题的提出理所当然，假如习近平回避这个问题，无异于变相证实了人们对他"选择性反腐"的指责。 另一个需要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江泽民之后的中国执政者为什么长期容忍如此腐败的将领来领导中国的军队？这样一支盛行买卖军衔的军队能够打赢任何保卫祖国的战争吗？当然不能！军队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如果这只军队无法保卫国家，中国的执政者为什么会长期纵容将领们的腐败和军队战斗力的流失，凭什么要用人民缴纳的税收来供养这些堕落的将军们和他们麾下军队？ 郭伯雄和徐才厚两案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军队高官的堕落腐败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军队战斗力的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性质问题，是国家、人民、执政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中国的执政党长期容忍军队腐败的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这样的军队虽然无法战胜来自外敌的挑衅，但是足以镇压手无寸铁的对执政党不满的普通民众。而正是后者，才是中国执政党维持这支军队的真正目的。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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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Feb 2015 10:01 PM PST
欧洲认为，它的麻烦是乌克兰，实际上，这个麻烦是俄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莫斯科对基辅的战争是冰山一角。普京的复仇主义目标远不止乌克兰。他的更大目标是撕毁欧洲大陆共产主义时代结束后的安排。 欧洲不愿与俄罗斯正面对抗的原因很好解释。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以及潜在的反美主义都让许多欧洲人认为，普京是他们所希望的领导人，而不是那个将苏联解体视为20世纪地缘政治灾难的领导人。 一个有诱惑性的说法是，西方由于搞砸了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已经学乖了。如果说普京的要求有时是挑衅性的——而且正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情形那样，可能演变为彻底的侵略——西方应该时刻牢记当前形势。或许北约(Nato)真的放弃了接纳前苏联卫星国的承诺？或许当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所松动了？至于伊拉克战争，嗯，就不用多说了。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进入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后，人们应该不再怀疑了。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而言，这些怀疑似乎已成现实。默克尔不是一位喜欢对抗胜过谈判的政客，她遭遇了太多的谎言和失信。 然而，欧洲内部的争论没有结束。众所周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领导的政府对莫斯科深表同情。这并非个例。在对普京忠诚方面，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一直胜过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公开鄙视自由民主。塞浦路斯总是维护俄罗斯，而法国对制裁俄罗斯只是半心半意地赞同。因此，应该没有人对俄罗斯最新的进攻感到意外：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没有比绥靖政策更大的挑衅了。 人们不断地听到普京的一连串抱怨：北约"包围"俄罗斯、计划羞辱莫斯科、违反国际规则。弥天大谎中偶尔也会隐藏着些许真相，但基本的故事情节永远差不了多少。西方希望破坏俄罗斯的实力和尊严。这些指控已是家常便饭，其影响往往大打折扣。所有人都听到普京承诺收缩疆界，但很少有人真的把他的话当回事。 从某个方面来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进入乌克兰东部有些机会主义。普京误读了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未能预见到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的垮台。因此他抓住了他能抓住的机会。虽然战争可能是权宜之计，但它符合俄罗斯对前苏联帝国的许多加盟共和国恢复宗主国地位的通盘计划。 俄军前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将军(General Yuri Baluyevsky)表示，与西方对峙是冷战的延续。然而，现在的对峙方式更加复杂。巴卢耶夫斯基将军说，军事力量是"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莫斯科掌握了混合战争的艺术，包括运用"信息和心理压力"。用巴卢耶夫斯基将军的话来说，普京将会在动用武力之前分化削弱其敌人。 其最温和的斗争方式，就是借助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新闻网络的快速扩张，不断地以滚动新闻的形式滚动宣传。然后是向西欧国家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资金。法国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贷款。反对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的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自称是普京的仰慕者。 再接下来是贿赂政客和商界领导人，以及收购东南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的脆弱金融机构的权益。俄罗斯利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亲西方国家对其能源的依赖，毫不掩饰地发动破坏这些国家政府稳定的攻势——保加利亚就是最近的一个受害者。再加上俄罗斯战机、网络袭击和巴尔干地区绑架事件对北约防务的考验，以及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的入侵，你就可以明白巴卢耶夫斯基将军在说什么。 默克尔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对摩尔多瓦境内的颠覆活动和俄罗斯将塞尔维亚拉回自身轨道的企图进行了公开警告。美国一直在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合作，以减轻有能源依赖性的东南欧国家的部分脆弱性。但在西欧，人们仍普遍不愿承认这种大局，不愿从普京更大范围企图的角度看待乌克兰危机。 普京并非是西方背信弃义的产物。在从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到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普京的抱负及实现抱负过程中的冷酷无情没有变过。 油价暴跌和制裁的影响让普京变得更加危险：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现在普京在国内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他能否挑起民族主义者的怒火，对抗所谓的北约和欧盟要征服"俄罗斯母亲"的企图。西方的选择是有限的，但要想明智行事，最起码要明白这不仅仅与乌克兰有关。 译者/邹策 ——金融时报，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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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Feb 2015 08:55 PM PST
2月11日 晴 无意中，又看到了R的名字。距离他被带走，是半年还是一年了？在这信息洪流里，旧有的时间感早被冲垮了，我们都患了失忆症。 他的消息偶尔出现，总以耸人听闻的面目出现，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奇怪社会的新元素。我的感受复杂，除去下意识的嘲笑，也有某种同情、甚至理解。 我从不喜欢他，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他那套时髦却空洞的言谈、强迫症式的名人列举，让人难以真正交流。或许更让人不适的是，他对现实权力与成功的巨大迷恋。他的一些行为，不管是声讨星巴克还是代表亚洲提问，都过分的哗众取宠。它有外在的喧嚣，却没有内在的价值。 忘记五年还是六年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报道，称他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面孔。这是个恰当的形容。那时他应该刚刚从英语频道调入财经频道，他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的一连串访问，似乎改变了央视的面貌，这个保守的宣传机构似乎突然染上了国际化的新色彩。而中国的形象也在那一刻发生着变化，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梦幻式的成功、因为美国与欧洲深陷危机，中国似乎证明了一种独特模式的胜利。这个模式有着西方式的繁荣（甚至看起来更繁荣），却遵循着不同的制度与思想模式。 以R工作的机构为例，它有了24小时的新闻节目，有了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等等分支，他们看起来与CNN、BBC颇有相似，它的办公建筑甚至更时髦、前卫。R是这股潮流的重要代表。在他最春风得意时，他是几股力量的弄潮儿，国家权力、资本力量、国际舆论、民粹主义，他似乎都游刃有余，且以这些不同力量沟通者的面目示人。这也注定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你必须付出些东西。 R付出的，比他自己、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多，多得让人失去了嘲讽的欲望，多得让一幕滑稽剧，增添了少许的悲剧色彩。 因为与最近与阿乙的一次谈话，我想到，倘若真要寻找一个我们时代的典型形象，R必定是重要的一位，如果他的身上再多一点羞涩与内在的骄傲，他就真可以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于连。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他从合肥城一心要挤入世界的中心，这是每个"外省青年"的灼热梦想。对这一代来说，我们都是"外省青年"，我们的家乡是北京的外省，中国又是世界的外省。那些克制这些灼人的欲望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家庭教养，早就被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摧毁，只有各种欲望——对权力、金钱、名声——驱使我们向前。于连尚有一个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我们只剩下是偶像破碎后的慌乱，它只是闹剧，构不成悲剧之张力。 R比我们都更深入了卷入了这"外省"剧目，比我们飞得更高、也跌落得更深。这让他再一次具有了时代意义，不管历史的表层多么光鲜亮丽，它深层的黑暗从来都伴随着我们。我们所有对生活自以为是的美梦与计算，都可能随时被吞噬。而我们，一直普遍性地、假装看不到这些黑暗…… ——金融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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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Feb 2015 08:53 PM PST 最近，香港若干大学学生会改选，一些参选者提出今后将不再参加每年一度的纪念六四集会。这个新动向很值得关注。不少观察者说这是港独意识或本土意识抬头，但也有人怀疑背后是中共插手。 下面是2月10日香港《信报》信报论坛文章，作者王岸然。文章和后面的评论（特别是C.Chan那篇）都值得一看……－－胡平 學界不再建設民主中國 2015年02月10日 08:29 (政治) 《信報》評論︰自梁振英打開港獨議題的潘朵拉盒子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浸會大學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不再支持學聯歷年不變的立場；由於學聯的立場必須是所有院校學生會的共識，這會令今年六四大專界不能統一支援六四活動。不參與活動事小，但不參與的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那就是繼港大《學苑》事件之後，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經傳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否應該一如以往進行大規模活動，漸成港人心中的疑問。那一片燭光、那數萬到十數萬人的集會，真的對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實效嗎？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人民有為港人的愛國行為動情、反省、受鼓勵，再起而爭取民主嗎？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港人在這項周年儀式之中找到心靈上的自我滿足感、偉大感，已成慣性，不容易改變於一時，但學界的新立場驚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嗎？ 筆者二十多年來重複的一項指摘，是以司徒華為首主導的六四活動，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而是以吸取港人選票自利為最主要目標，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張曉明曾經對泛民說：「你們還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證明香港有自由。」這句話調轉來想，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符合中共統戰的大原則，所以容許繼續存在。 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社運界的重要籌款活動、教協的重要教育活動，也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滿足這麼多人的社會功能，但就是對最主要目標的丁點兒作用也發揮不到，那是指「建設民主中國」。港人連建設一個民主香港也徹底失敗而回，要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脹到失常的地步。（節錄） 全文 所有評論 養珠樓主 - 2015年02月10日 09:17 梁振英上任以來最成功的"政績"就是利用施政報告提醒了香港人，令香港人認識到香港獨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可能性，由一個本來全港只有不到幾百人想過的牛角尖問題，變成一個每天都出現公共媒體的叫門話題，香港上下，不論老幼，貧富，學歷現在都可以在這議題上都有基本認識，可以盡情發揮，引導了大部分香港人都膽敢去 think the unthinkable ，因此國父的稱號捨梁振英莫屬。 C Chan - 2015年02月10日 09:49 看王岸然的文章, 好玩地方就是看語言偽術 王生說, "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 結論是"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首先近來各大學學生會出現了不少疑似紅底的候選人, 至於浸大候選人是否染紅, 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相信王岸然先生不會天真地以為阿爺只攻中大, 港大學生會, 而不去搞浸大吧! 說回參選政綱, 候選人是唯一的候選內閣, 即是根本沒有競爭喇, 如此 為何候選人還要節外生枝, 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呢? 究竟是因為港獨抬頭? 還是阿爺那雙手, 已伸進了浸大學生會選舉呢? 至於候選人口中所說突然修改參選政綱的原因, 是真是假, 難說了, 反正沒候選人會公開說, 修改原因, 是因為六四是中共的"臭屎", 一定要刪去! 為什麽要悼念六四呢, 各人原因不同, 支聯會也沒有要求參加者要認同他們的口號, 更不存在"支聯會扣一頂「愛國」帽子在港人頭上 (有人故意去扣人家帽子就當別論). 而且全世界經常也會為天災人禍舉行悼念儀式, 卻甚少有人如王岸然, 竟然問悼念儀式, "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 連悼念都要談實效, 果真是經濟城市, 一切要有利益才去做 (希望王岸然寫這篇文章, 不是因為有不可告人的實效才去寫啦!) 支聯會是否如王岸然所說"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 就真的難說了, 反正王岸然先生可能不知道, 支援極權地方的民運, 從來都不能大聲說, 只能靜靜地做! 王岸然說 "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 請問王岸然, 連回鄉證都沒有,怎樣跨過深圳河呢? 王岸然說 "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 王生, 六四除了這幾張神主牌外, 還有不少沒有名字的亡魂和六四死難者的家屬, 那些天安門母親對著「六四神主牌」的哭聲, 王岸然你聽到嗎? 王岸然說"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 究竟六四集會是否真的如王岸然先生所說"能維穩和保持愛國情懷", 答案不難找, 看看青年軍是否也會舉辦六四記念集會, 真相就不辯自明了! 至於去年另類六四晚會，得到幾千市民參與，我只能說, 這個世界, 祈福黨永遠有人上釣, 不過既然王生提及此晚會, 我也順帶一提, 此晚會的兩位主要搞手, 一位說用感覺打倒共產黨, 另一位說到佔領區, 只是去找朋友而已, 這兩位人兄為何那麽熱心去辦另類六四晚會, 由兩位人兄最近的言行, 相信答案已呼之欲出了! 至於王岸然先生說 "不應再干預「別國」內政"論, 我只能問王岸然先生一句 "黨與國, 請問閣下懂得分辨嗎?" 王岸然說 "若然中國不喜歡香港干預國內的事，港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以換取在民主發展問題上減少打壓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 按王岸這邏輯, 中國不喜歡, 大家就不做, 民主就有希望了, 換言之, 全城都是民建聯, 梁振英, 香港民主不就有希望嗎?!!!!!! 王岸然先生, 溫馨提示, 要說歪理, 麻煩用用腦袋啊! Daniel - 2015年02月10日 10:09 玄玄一翻 的行货文章 ,寫比西環睇的標準script 腳本 【 王岸然........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虛空行者 - 2015年02月10日 12:15 王生，這次恕難認同，"恭喜發財"相信王生自小到大數十年人生說了無數次也不一定兌現，那是不是因為"冇用"以後連年都不用過呢? 我也覺得純粹儀式無大作用，但"悼念"也是延續精神不可少的一部份，那這麼多國家數百年年年紀念已成歷史的建國日或革命日，是不是因為"無用"而不用做呢?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31 睇尋日班人去林鄭演講既地方踩場既報導, 就知道就算有無人講, 所謂"香港建國"已經係香港某些儍人既目標. 到底係有港獨然後梁振英出聲, 還是調番轉, 其實分別不大. 況且, 我亦唔相信佢無問過中央意見, 就會係份施政報告入面加入呢啲咁"獨特"既言論. 要嚟既, 點都會嚟. 泛民團體苦心經營咗咁多年, 社會出現咁既變化, 其實並不意外. 當年鄧小平搞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留下既, 就係呢條尾巴. 其實, 要講, 早啲講好過遲啲講. 早啲將粒毒瘤"揚"出嚟, 咪早啲動手術囉. 早啲做, 香港快啲好.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44 至於六四集會, 年青果班, 早就去晒極右思想果邊埋堆, 覺得和平集會無用, 仲點會咁得閒同你去坐草地? 有時, 只有經過大亂, 社會才會進入大治. 終極港獨之亂, 我認為遲早會出現. 就好似擲紙飛機一開始, 遲早會出現擲玻璃杯一樣. 既然係咪都會爆一次, 早啲爆, 未嘗唔係一件好事. tigeri - 2015年02月10日 12:51 至於果啲咩" think the unthinkable ", 其實, 睇完我笑咗. 班人欺善怕惡就叻, 無頭盔, 點敢出嚟威! 如果唔係恃住香港講法治, 佢地邊度夠膽出嚟扮V煞, 搞佔中, 四圍踩場叫囂? 你試下叫佢地返大陸搞一次呀! 即刻全部收聲呀! C Chan - 2015年02月10日 13:06 樓上 tigeri 話 ,"如果唔係恃住香港講法治,, 佢地邊度夠膽出嚟扮V煞, 搞佔中, 四圍踩場叫囂" , 仲話 "你試下叫佢地返大陸搞一次呀! 即刻全部收聲呀!" 如果我無理解錯誤阿姐意思, 即是話大陸不講法治喇! 話時話, 學聯真系有買機票北上, 不過阿爺話行人止步, 大家唯有"被收聲"喇! 虛空行者 - 2015年02月10日 13:08 咁咪即日中止一國兩制囉，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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