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62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4, 2013, 6:33:02 AM10/14/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Posted: 13 Oct 2013 10:24 AM PDT 
正當全世界都在議論美國霸權和優勢衰退，今年諾貝爾獎揭曉卻再度證明，美國依然是全球最頂尖人才的聚集地，也是各類科學發展的領先國家。從今年獲獎陣容(除文學獎與和平獎之外)來看，美國籍科學家(其中又以猶太裔為主)占得獎者絕多數，而正在全球經濟總量上衝擊美國老大地位的中國，依然榜上無名。人們自然要問，中國在奧運金牌等體育賽事上已後來居上，為何在科學類諾貝爾獎除了中華民國統治大陸時期出國留學的楊振寧、李振道，後繼卻乏人，且束手無策，難以實現零的突破？
當然，中國人並不笨，因為從李政道、楊振寧獲獎開始，中國人在化學、物理等領域，也屢屢出現獲獎者。化學獎得主除了台灣背景、留學和入籍美國的李遠哲、美籍華人錢永健；物理獎得主則有台灣留學生、美國籍的丁肇中、美籍華人朱棣文，還有香港的高錕，但高錕2009年獲獎成就是留學英國和在香港尚未回歸中國時的研究成果，可說與中國大陸無直接關聯，所有華人科學類諾貝爾獲獎者都屬「美籍華人」，因在美國受教育和後來的研究成果而獲獎。說到底，其實都是美國人獲獎。可以這麼說，美國是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全球學術和創新的領先者，執世界科技牛耳地位屹立不搖，當之無愧。
為甚麼美國可以產生這麼多科學類諾貝爾獎獲獎者，而中國卻掛零？理由也不複雜。
首先，中國的教育制度存在嚴重問題。北大社會學教授鄭也夫痛陳中國出不了諾獎獲得者，他尖銳指出，只要在今天的中國小學、中學受過12年教育，既使未來到美國的名牌大學深造，也將與諾獎無緣。因為中國的中小學教育，考試第一，至今還是填鴨式教育，從來不培養創新思維，只注重升學成績，孩子只要受過中小學教育、思想定型，從此沒有想像力和創造力。這樣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今天的中國，雖然不再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歷史上的科舉制度演變成今天的考試戰爭，培養的還是「高考狀元」，而非具有「天馬行空」素質的創新者。
其次，社會制度也難辭其咎。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黨體制下的「一言堂」社會氛圍，社會要求年輕人「循規蹈矩」，不要「標新立異」，不要挑戰既有秩序，不要具有批判性思維，最好唯唯諾諾，唯官方和家長為對錯的標準。在這種文化氛圍和社會氛圍裡成長的年輕人，自然難以「開放想像力，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要知道，日本也是東亞國家，也有「考試地獄」，傳統也是尊敬長上的威權社會，但它畢竟有多元化的民主體制，因此，時不時也能出科學類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再次，中國的大學成為黨國政治的地盤，使科學、民主、自由及獨立研究無法成為學校的主流價值。我們看到，美國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完全不受政府黨派控制，從而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優秀學者的「國中之國」，孕育出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獎獲獎者。但在中國的大學，政治和領導(包括僵化的學術領導)控制著教授的職稱提拔，控制著科研經費，控制著教授們能講什麼，不能講什麼，這樣的大學，而學生們競相爭取校內入黨，爭取好的政府工作，這樣的學術環境，又怎麼能產生諾貝爾獎獲獎者？
綜上所述，美國的經濟和外交的硬實力確實在逐漸下降中，國際形象的軟實力也在下降，但在學術創新，科技開發的軟實力上，依然獨占世界鰲頭。今年的諾貝爾獎名單出爐，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美國未來的希望所在。
相反地，中國在這方面的軟實力，依然薄弱。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峰會上曾經表明，中國未來的發展依賴創新。那麼盡快營造一個有利於人才培養和學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和校園環境，留住並吸引真正的科學人才，已到了刻不容緩地步。中國如何像改革開放釋放經濟生產力一樣，釋放中國人的智慧腦力，發揮創造力、想像力，全方位的體制改革或許是唯一捷徑。
——世界新聞網  |
||
|
Posted: 13 Oct 2013 10:23 AM PDT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
墨西哥城 2013年10月11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稿链接：http://bit.ly/1eflrn0
在驱车前往机场乘机去墨西哥城前，达赖喇嘛尊者与他访问亚特兰大一行的主要组织者们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会。墨西哥西藏之家（Casa Tibet Mexico）创始人与主席马科•安童尼奥•卡拉姆（Marco Antonio Karam）在机场迎接了尊者，在尊者下榻的酒店外有一大群人很高兴的欢迎尊者到来。
抵达后不久尊者就会见了记者会，在接受提问前他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想感谢所有邀请及安排我此次行程的人。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众生都希望也有权利享受不被打扰的平安生活。现代人过于依赖物质享受，但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自生下来，我们就有情感需求，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照顾和关爱对我们的人生有持久的影响。这就是我为何一直致力于提倡人类普世价值。”
“第二点就是保持宗教间和谐。所有主要宗教都关注爱和慈悲，这正是为何各宗教要互相尊者和理解彼此。”
尊者鼓励媒体说他们有责任告诉公众这些事情。他说，媒体有时倾向于耸人听闻是很正常的，但他们也应该报道些给人以希望的事情。尊者还建议媒体保持大象鼻子一样的敏锐嗅觉去发现台前幕后的事情，而且负责报道一切。
记者首先问尊者为何来到墨西哥。
尊者说“有人邀请我，我认为拒绝一个友好的邀请很愚蠢。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达印度后，在1960年代早期曾访问过新加坡和日本， 1973年当我第一次出访西方世界时有个BBC记者马克・塔利（Mark Tully）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我认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而且我希望会见他人。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想。”
尊者说全世界有很多人对佛教哲学和文化有兴趣，不仅因为佛教基本是关于研究调查寻找真实的宗教。正如科学对外部世界有详细的认识，佛教对内心有透彻的了解。他强调，除了对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访问外，他到访其他地方都不是政治性的，尽管所到之处他都想了解贫富差距和腐败的问题。
记者会的最后，尊者被请到舞台的另一侧，在那里帘幕拉开后呈现出一个达赖喇嘛的蜡像。尊者笑着摆好姿势并对摄影记者说“在伦敦和澳大利亚各有一个我的蜡像，现在这里也有了”。
在向记者道别时，尊者告诉他们他很期待稍后讲授佛法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四品。
 |
||
|
Posted: 13 Oct 2013 09:30 AM PDT 
心肌梗塞发作前的张显扬
友人逝去，我心实悲；年少于我的友人逝去，我心尤悲。去年方励之去世后，又报张显扬病危。他们二位都是一九三六年生人，小我四岁，令我唏嘘不止。
显扬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医生说，成功的几率很小。他昏迷数日，忽然醒来，说了一声“九死一生”，又昏睡过去。奇迹出现了，真的九死一生，居然抢救成功。不久之后又一次发作。但出院后恢复良好。他整理了一部分文稿，结集编成《趋势与选择》，刚在香港出版。九月十八日第三次发作，未及抢救就停止了呼吸。人走了，幸而思想留下了。
“动乱老手”
方励之和张显扬不仅同年生，而且同年被开除党籍，同年成为“动乱分子”。
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共产党内的顽固派王震、邓力群之流意犹未尽，要求加码，开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给予处分。由于赵紫阳的拖延、敷衍、暗中保护，最后只落实到四个人：对王若水、吴祖光劝退，王若水劝而不退，则除名；苏绍智被撤销职务；张显扬受处分最重，和方励之辈同等待遇，也被开除了党籍。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罪名又升级了。六月三十日，陈希同的“平暴报告”将方和张列入了“动乱分子”的名单。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数落他们的“罪行”。提到张显扬，说一九八七年被开除党籍，“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当时方励之已经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与方同一重量级的“动乱老手”张显扬，自忖难逃牢狱之灾。但他既不躲也不逃，等待警察上门。他将毛巾、牙刷装在一个兜里，挂在门背后，准备随时出发。等了三个月，没有动静，不知何以竟成漏网之鱼。
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张显扬的住宅成了自家囚室。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有公安人员在楼下监控。二OO九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监控更严。从九月十七日晚上开始，警察来楼下执勤，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还配有专车，二十四小时上岗。直到十月九日中午才撤离，前后二十三天。显扬被囚禁在家，不得出门。十月一日上午，只好看电视。他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气势恢宏，八面威风。由如此庞大的钢铁家伙所保卫的政权，为什么害怕被言论所颠覆？他写道：“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竟被我‘自己的国家’剥夺了发言权和行动自由。”“我心里一片悲凉。”
显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闭上眼睛，想起了六十年前的第一个国庆。在那热情奔放的岁月，他是农村的一个红领巾。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乡里土改工作队的“小跟班”。显扬的家乡是江苏太仓浏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母亲在家种田，父亲出外打工。 他是上海港的码头工人。共产党确曾“唤起工农千百万”，千百万工农在革命的盛大节日里一度扬眉吐气。张显扬的家有过一段好日子，穷小子张显扬也上了大学。但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颠来倒去，千百万工农又成了受剥削被压迫的新式奴隶。来自工农、为工农发声的知识分子张显扬也饱尝“无产阶级专政”之苦。
推翻“毛论”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部分教师来到北大。张显扬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因进行抵制，成为“大辩论”的对象。此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一旦成为运动对象，众叛亲离，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显扬却特地跑到哲学系找上门来，对我表示支持，从此结成战斗友谊。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写了文章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和合作者王贵秀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观点一致，我们三人讨论了几次。定稿以后，相约分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红旗》请示汪东兴，汪批示：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同意发表的，不能批。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自有对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只批“张春桥说”，不打引号，不注出处，但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红旗》是汪东兴掌控的阵地，就是不发我的文章。一年以后，《北京大学学报》复刊，向我索文。我交出这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学报的编辑打电话问《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听说汪东兴有指示，张春桥的文章不能批。有这么回事吗？”汪子嵩反问：“你们收到文件吗？”答曰：“没有。”“没有，就不去管它！”讲得有理。学报作为重头文章，放在第一条。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的《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中宣部的书报检查官还要人民出版社“去掉郭罗基文章的副标题”，即坚决执行汪东兴的指示，不能点名批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回答得很巧妙：“我们是收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原文就有这个副标题。如果要我们去掉，先要请《北京大学学报》去掉。”《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发行了一万多份，如何能去掉？ 也就不了了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批判四人帮还是有阻力的，对批判四人帮的人还是有压力的。
由于我们三人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战线上活跃一时，被不怀好意的人称作北大的“三家村”。但我们三人被列入胡耀邦圈定的名单，参加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有一大批被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张显扬和王贵秀这两位“闯将”，在推翻毛的创造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林彪的绕口令：“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打倒了敌人，还要“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中寻找敌人了。他们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多少革命者被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最后，毛伯斯庇尔逼死了林伯斯庇尔，而毛伯斯庇尔本人也从此一蹶不振，气息奄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仅祸害苍生，也葬送了这个理论的创始者、鼓吹者自身。粉碎四人帮以后，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还一再声称“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张显扬和王贵秀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散发了一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材料，又召开自发的民间串联会，进行讨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闯将”们所否定。直到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所作的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以暧昧的口气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显示出邓小平和理论务虚会多数成员在思想上的差距。时间是威严的法官。不消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需“继续研究”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打倒毛家店”
张显扬晚年的理论活动着重批判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事情，根子在毛，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不把毛批倒，其他什么也动不了。”
毛泽东的一生，先是在党内夺权，然后在全国夺权，过作“权瘾”。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故曰“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开放》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我写了一篇《论新启蒙》的长文，征求他的意见。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从五四发端的老启蒙，传统的说法叫‘打倒孔家店’，那么六十年后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的新启蒙，完全可以叫做‘打倒毛家店’。在你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的启蒙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或两重意义。你这是第一次。如果再把新启蒙以‘打倒毛家店’名之，那将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在，反改革的人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姜太公的令旗来挥舞，急急如律令开倒车。新的蒙昧主义确实就是“毛家店”的传销商品。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表现了新的蒙昧主义的嚣张。还有人组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鼓吹“造反有理”。一些暴民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招手的画像搞打、砸、抢，妄图重演文化大革命。确实如张显扬所说，不把毛批倒，中国就动不了。
栋梁之才被埋没
张显扬不仅是理论长才，还是操作能手。
理论务虚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所长是于光远，所员只有从北大调去的张显扬一个。于光远是忙人，而且是“甩手掌柜”，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事。实际的建所工作，都是张显扬在张罗。在建所的同时，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规划会议”。会议是在大连的棒槌岛举行的，会议的组织工作也是落在张显扬的肩上。
马列所成立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编纂。为了设计条目、组织力量，需要先形成一个框架。张显扬代表马列所担任框架小组组长。我作为协作单位北京大学的代表担任副组长。在设计条目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提出几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第二，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实践上是以社会发展的水平作为客观条件的，理论上是可以充分论证的。第三，区别理论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这是斯大林的定义。现实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编写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是胡乔木。他发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换了一批人，另起炉灶。
理论务虚会期间，有一个多数人同意的说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进。一帮朋友，八个人，准备用一个共同的笔名“愚溪”写文章，与保守分子论战。张显扬写了第一篇，论说中国是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搞了社会主义，一切社会矛盾皆由此而产生。上面的棍子打下来，显扬说：“我来抵挡！你们假装不知道。”“愚溪”出师不利，团伙就此解散。
到了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说了：“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七年以前说是绝对错误的，邓小平在七年以后跟着说又是绝对正确的。
朋友们闲谈，都说张显扬是栋梁之才，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当个副总理绰绰有余。那时是赵紫阳当总理。后来，一帮庸才、蠢才、奴才当家，更是与张显扬不可同日而语。但张显扬所受的政治迫害却与日俱增。国家的栋梁之才被埋没了。在恶劣的制度下，多少栋梁之才被埋没、被践踏、被扼杀，何止张显扬一个。显扬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社会动荡时期，能够扮演为数不多的几个悲剧角色之一，我感到无上光荣。”他即使当上了副总理，恐怕也免不了扮演“悲剧角色”，还不是像赵紫阳一样！但后代的历史学家会承认他们是“无上光荣”的角色。
2013年9月22日
于美国奥马哈
——原载《争鸣》2013年10月号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5, 2013, 6:23:53 AM10/15/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4 Oct 2013 10:03 PM PDT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一个家畜市场的维族人。 （杰安迪 2013年10月14日）中国喀什——这座古老的绿洲城市位于中国西部偏远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只需快速浏览一下当地招聘网站，就会觉得在这里找工作的人似乎拥有大量机会。喀什文化中心希望找到一名有经验的编舞，喀什市党委办公室正在招聘一名司机，而附近的疏勒县则需要一名档案保管员。 然而，这些以及其他数十个工作机会都有一条相同的限制：维吾尔人不必应聘。信仰伊斯兰教、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在喀什人口中占将近90%。公务员考试信息网上罗列的161个职位中有大约一半都注明，这些职位只考虑汉族人或母语为汉语的人。
这种歧视在自治区内很普遍。除此以外，中国的1000万维吾尔人还面临着其他很多不公正待遇，而这个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他们不能信任，而且还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维吾尔人基本无法进入当地蓬勃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机场的工作也基本只留给汉族应聘者，而身份证上写着维吾尔族的卡车司机则无法获得运送燃料所需要的执照。几家货运公司表示，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依据是担心油气运输车很容易当做武器。 这片广阔的区域有着沙漠和白雪覆盖的山峦，与几个中亚国家毗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名字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这里基本由北京严格控制。政府的高层职位和庞大的安全机构里的关键职位主要由汉族人占据，其中很多人都是从中国东部招聘过来的。 “根本原因是汉人不信任我们，这一点对人们在新疆的生活产生了侵蚀性影响，”北京著名维吾尔族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说，“而且事情正在变化，越变越糟。” 今年夏天的几次暴力事件导致至少100人丧生，分析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乃至少数汉族学者都警告称，他们所说的压制政策正在越来越严重地疏离维吾尔人，使他们越来越激进。很多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一个温和的宗派。4年前，该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乱，导致至少200丧生。此后，这些政策便加强了。 中国政府称，暴乱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外部煽动者，其中包括一个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员，中国政府称该组织与国际圣战主义者有联系。虽然近年来，中国警察和士兵曾无缘无故受到袭击，但大多数专家都表示伊斯兰武装分子构成的威胁，远没有中国政府描述的那样威力巨大、组织性强。 今年8月，武警在对离喀什不远处的一个所谓的秘密“军火中心”进行突袭时，开枪击中至少32人，其中有十几人死亡；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称，几天后，至少有另外十几名维吾尔人在依力克其乡的一间农舍内做礼拜时被杀。官方称，这些人是在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而且还在接受恐怖袭击训练，但是官方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件。阿克苏地区的一个派出所发生枪击，共造成50人受伤，3人死亡；丝绸之路上的另一座城市和田发生暴力冲突，据称当时数十名男子在抗议当地一名阿訇被拘留时，遭到了枪击。中国官方媒体将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称为“恐怖袭击”，而流亡团体则表示这些都是和平抗议时遭到的残酷镇压。 当地居民称，这些冲突和其他冲突都是由当地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现实所引起的：制度化的就业歧视、禁止不满18岁者进入清真寺的规定，以及很多维吾尔人难以获取护照的事实等。那些能够出国的幸运的维吾尔人表示，他们回国时往往会遭到安全官员的盘问，因为后者想知道他们是否曾参与过分离主义活动。 “政府应该认识到，地方官员的鲁莽举动和欠妥的决定，只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在评价不允许妇女戴头巾和不许年轻男子蓄胡须的规定时说。 很多维吾尔人还确信，北京正试图通过同化措施和教育政策，消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包括在学校及政府工作中优先使用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自2004年以来，所谓的“双语教育”计划要求新疆大部分地区的教师使用汉语教授几乎所有课程。当局坚称，该政策目的是帮助维吾尔人参与竞争，因为在中国，汉语是通用语言，但很多家长、老师和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怀疑。 “我17岁的女儿汉语说得不错，但她无法读完一篇维吾尔语的作品，”一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担心，从这一代开始，会有很多维吾尔族人不懂维语。”由于此类评论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名工作人员要求匿名。 随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地区定居，特别是至今仍以维吾尔族人为主的新疆南部弧形地带，两个民族之间的恐怖、怀疑气氛不断加剧。即便是在汉族人占75%的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社区也布满了一群群全副武装、身穿迷彩服的警察。根据当地颁布的一项打击犯罪的法规，天黑之后维吾尔族人不得坐在出租车的前座。 最近，汉族工程师黄晓林（音译）在优厚工资及补贴住房的诱惑之下，离开沿海的山东省来到了和田。他说同事们经常提醒他不要进入该市的维吾尔族区。他站在一个写着“维汉一家亲”的宣传标语旁说，“当地人非常野蛮，有暴力倾向。” 北京方面在推行名为“严打”的安全行动的同时，还大力发展新疆的经济，但就连这点也在维吾尔人中引发了不满，他们说，最好的工作都属于新来的汉人。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研究新疆发展情况的教授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发展的理解已经落伍了，他们认为这会促使所有人达到同样水平，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 专家及当地居民表示，这种抵制情绪部分是由日益严重的宗教限制举措引发的。公务员可能会因为参加周五下午的礼拜活动而被解雇。维吾尔族大学生表示，在神圣的斋月期间，他们通常被要求在学校食堂吃午饭，而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此时都会禁食。新疆的各个城市都有警告人们不要在公共场合做礼拜的标识，摄影机则对准了当地清真寺的门口。居民们还表示，政府雇佣了一大批领薪金的告密者，并监控网络通信和手机通话。 中国政府采取此类举措是因为，他们担心破坏邻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稳定的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会在新疆扎根，这种担心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一些与新疆临近的、法律体系崩溃的国家是穆斯林世界诸多圣战者的藏身之地，其中一些圣战者就来自维吾尔族。 但专家表示，对未经批准的宗教学校的突袭行动及其他限制举措促使人们更加虔诚。“5年前，你在乌鲁木齐很难看到戴面纱的女性，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疆大学的一名汉族教师说。“对于很多维吾尔族人来说，蓄胡须，要求妻子在公共场合蒙头遮面已经成为一种抗争行为。”这名教师对北京方面在新疆地区推行的政策持批评态度。 尽管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分析人士称，中国的新领导层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其强硬政策。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誓要继续对抗“三股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及宗教极端势力，习近平试图通过上述访问增强新疆作为复兴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区的作用。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的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表示，由于没有考虑导致维吾尔族人不满的根本原因，北京方面可能不经意间促使一代年轻人变得激进。“整个维吾尔族都感到窒息，他们都成了同情极端主义的嫌疑犯，”他说。“新疆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加剧的压制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行为。”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网友推荐  |
|
Posted: 14 Oct 2013 11:41 AM PDT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6, 2013, 6:24:25 AM10/1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5 Oct 2013 06:30 PM PDT 
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大位後，在首次外出視察的深圳之行中，曾為蘇共垮台而發出「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慨歎。在南巡之後的中央黨校講話中，他又提出了「不能用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後30年」的說法。繼而，經其簽發的「中辦9號文件」，又向全黨宣示了「七個不搞」。在最近一次的「8·19」講話中，習近平則發出了進行輿論鬥爭的號召，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打擊網路意見領袖的運動……經過這一系列的政治舉措，再木訥的人，也應該對習近平的政治取向有了一個基本的判斷。
由這個基本判斷，人們便大可窺知在習近平任上中共的大概走向，並由此建立起對未來中國可能歷史進程的預期。一言以蔽這個預期，就是中共會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強其黨的統治地位；任何政治經濟政策--不論稱其為改革也好、措施也罷，都必須以增加中共黨的執政利益為前提。
這個預期，是判斷傳聞中的改革大動作究竟有無，以及改革大動作的界限何在的基本根據。據說，18屆三中全會要施展的改革大動作的主要內容有三：法院脫離地方政府的人事和財政控制，形成由國家最高法院到地方基層法院的垂直隸屬體系；調整稅制，並規範地方政府事權；調整政府機構，強化人大制度的功能。顯然，這三個大項的改革，全部都是在「七個不搞」的前提下，擴大和加強中央權力之舉，與一般意義上「下放權力給社會、落實權利給公民」的政治改革，完全是兩碼事。
不過，這樣雄心勃勃的改革究竟能否如願，卻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確，六四事件以後的20多年，是中共以掌控的利益來博取和凝聚黨內共識，再以黨內共識形成的自覺，壟斷既往改革的存量利益，同時也力爭獨占新的增量利益的過程。這實際上就是以放任官員用腐敗手段增加其物質利益的方式，來最大限度地換取各級官員對中央上層政治支持的過程。當然，這也正是中國官員腐敗普遍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過程中，業已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及其輸送體系。並且，正是這套體系，畫定和固化了中共黨的上層與其他層面官員的利益分配界限和格局。這個利益分配格局的板結化趨向，既說明這個利益格局於當今各層中共官員的適用性，也反襯了中央上層與其他層面的官員彼此相安無事，以及各級官員都可以在這樣的利益格局中悶聲發大財的現實。
這樣的利益機制，始於江澤民而成於胡錦濤。最近幾年，這樣的利益分配格局受到了來自社會底層越來越大的挑戰。在既定利益格局綁定現有中共整個統治體制的情況下，習近平要應付挑戰，穩定中共執政地位，就必須對已趨板結化的利益格局做出調整。
由此便可看出，傳聞中的改革大動作之所以「大」，既非指要下放權力給社會，也非指要落實權利給公民，而只是相對於利益分配的板結和輸送管道的固化而言。當然，這樣的變動，雖大多是在中共分利階層的內部進行，但也並非沒有因利益損益而引發基層官員的政治支持裂解的可能。不過，此時，作為大動作結果之一的垂直於中央的各級法院和反腐機構，將足以威懾各級官員，以此保證其「在政治上與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
所以，這樣的改革大動作，無非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畫定。此種大動作，能否化解來自基層的挑戰？其答案顯而易見。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日报
 |
||
|
Posted: 15 Oct 2013 01:57 PM PDT
有秘密调查指出「少将及以上军衔信佛者已经占到将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而推及原因则是退休将领的「影响性反馈」以及现役将领的「家属传带」。
用「准备打仗」的口号来给整个军队体系「提神儿」是新一届中央军委最无奈的「药方儿」。一位长期从事中共军队公开息分析的专业人士，日前在北京一次民间沙龙上如此表示。该分析人士还指出：邓小平当年的韬晦之策主要是针对军队的，要军队忍耐，不要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指手画脚，「也不能找对外打仗的借口来干扰经济建设」。
现在，情况有些复杂，一方面文人政府仍认为没有外战之虞，至少李克强内阁如此判断，故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中共硬充的「老二」地位意味着它成了「准起级大国」，国际责任的加大不允许凡事再搭美国及联合国的便车。也就是说，既为「准超」就要有相应的国际道德素质，无法在关乎全球命运的大事上耍滑头。
两个国际身份带来巨大压力
在国际事务上耍滑头似乎意味着没必要建立一支升达外战水平的军队，但军队全面性腐败暨战斗意志溃败对内政也不是好事。一位对台湾问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退役将领说：「对叙利亚化武这个事儿，不能明确反对美国动武。技术性地处理就是让俄美争吵，吵『巴沙尔与反对派谁动用了化武』这么个话题。但最终我们还无法掩盖自身的两个身份，这是面上的事儿，也是道义上的大难题。」
该将军所说的「两个身份」，一个指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指中国是联合国《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签署国。他还暗示了两个与中共国际责任无关的问题：其一，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陆军将从目前占军队全员的百分之六十五降到百分之五十，而战略导弹部队（俗称「二炮」）在陆军中的比例将达到百分之四十；其二，对于达赖与热比娅等分裂国家的流亡势力，国家有跨国刺杀预案，只是不到大规模战争时刻不使用而已。
因大规模战争而刺杀「民族分裂势力」的首要分子，以及中共正在主动裁军而改善军种结构，此类说法让人颇有漫无边际的感觉，但习近平发起的新一波整肃军纪的作法却是低调而凌厉的。军队纠察机关的权力空前增扩，以至于能够对一些著名的军中艺人进行个人财产核实。
网民猜测军队歌星财产过亿
当红歌星韩红在私家车使用军车套牌被查后，除了对「脱掉军装」之类的网上呵骂进行叩头般的道歉之外，还对媒体诚恳地说自己的财产不到五千万元人民币。此次不经意的「个人财产公开」引发了社会猜测效果。有网友私下交流意见时说：「比老韩名气更大的彭宋二人，怎么也超亿了！」还有网友调侃说：「不是有人叫板习家丫头留学费用哪里来的嘛！她老妈唱歌挣的呗！」网友们在私下议论时均互相转告千万别公开，以免「被五百」。
「被五百」说法针对的是不久前最高检与最高法两家出台的刑名新规：一项微博谣言若是被转发超过五百次，造谣者就会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而后被判刑。网友们大多不再公开「造谣」而是私下「传谣」，因为他们对彭丽媛有上亿个人资产的估计很可能被视为谣言。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制行为之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它对军队腐败起到的保护作用也是明显的。是军队已给出了明确信号――诋毁雷锋就是犯法，这意味着军队要使用各种手段维护形象。
军方低阶纪检人士私下透露：海政歌舞团团长宋祖英已经向中央军委的纪委递交了公开财产申请，以证明个人财产远低于韩红十倍不止。但是，这个说法未得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证实，更可能是个善意的「谣言」。
退役上将巧立文化名目捞钱
无论打击网络谣言的法制措施如何保护军队的腐败，习近平低调而凌厉整肃军纪的做法还是得到军方鹰派的支持。著名鹰派、退休少将徐光裕公开表态说：「习近平有信心与决心整肃军队，使其成为纪律严明、能力强的现代化军队。」
徐光裕对习近平的赞美之词主要是由于习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该条令在二O一三年十月一日正式生效。但此为表面文章，军内一些深层问题终习十年也以措手。比如说高阶退役将领借文化项目捞钱，而文化项目又大都经过佛教包装。对此种趋势，军内有民主倾向的战略学者称之为「军队佞佛现象」。
另有军队学者几乎明指一位从总装备部退役的一位上将「有高僧本焕给起的法号」，而且该上将在其原籍山东大搞所谓齐鲁文化开发项目，变相占用军队巨大数额的资金。该上将曾是江泽民「钦点」晋衔者，且其成为「信佛者」亦是江指点之故，因此，没有人敢过问他借文化名目捞钱的行径。「习近平也不敢管！」军方透露消息的人士尤其强调。
该上将参与的一个融中国书画与佛教文化于一体的项目在北京著名艺术区宋庄开工建设三年，由于后续资金难继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而这个项目的军方背景又是众人皆知的。中央军委下设纪委尚未正式回应社会质疑。该上将的亲信、转业军官（佛门法号「常兴」，现已退休）作为项目实际掌控人，被军方有关人士指为「利用与军队的关系在现役高级军官中收徒『办佛』，并通过这些人脉在军队弄钱」。对于军内佞佛现象，本届中央军委在极小范围内表达了关切，深恐「党军变佛军」。
军佛两跨人士打联合国旗号
可靠消息来源称：早在胡锦涛第二届军委主席的后半任期，就开展了一项关于高级军官（包括现役与退役）信佛状况的秘密调查，但由于江泽民曾有佛教国教化的私下主张（主要是为与法轮功抢夺佛教资源），该调查被中止。习近平出任军委主席后迅速重启该调查，在今年九月中旬有了初步结果。
前指上将捞钱项目难以被查，因为它是江泽民秘密布置的统战平台，借继承张大千画风的名号对台湾文化与宗教上层进行统战。（张大千在中共建政前逃居台湾，终生不屑中共政治主张与作为。）
亦有消息说该项目得到了联合国文化艺术总署的认可，能给予大量资金支持，但外交系统资深人士说：「联合国文化艺术总署每每向中国伸手要经费援助，怎么可能给中国国内项目投资？」更有军方人士不满军佛两跨现象，气愤指出：「骗了军队，再用联合国忽悠社会，胆子比宇宙还大！」
 |
||
|
Posted: 15 Oct 2013 01:01 PM PDT
10月14日有两条关于投资的新闻格外扎眼：一条是中央拿出50亿元治理京津冀蒙晋鲁六省市大气污染；一条是湖南湘潭已投资19亿元筹备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活动。有朋友在微博发问：两者相比，孰为重，孰为轻？
答案其实不言自明。
从新闻中我们知道，毛的纪念活动项目进行过程中，仍存在“资金缺口大”的问题，由此可以推断，在整个项目计划资金中，19亿应不是大头。一个市为一位死去的高级官员办理纪念活动，就要花费如此高昂的费用，如果联系到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不少地方都要举行类似活动，那么，可以想见需要花费多么庞大的资金了。
湘潭市高调报道毛的纪念活动筹备情况，应该不是自作主张之举，在外界看来颇为张扬，在很大程度上犯了官家的大忌。全国此类活动所在不少，比如最近对习某某不同寻常的纪念，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湘潭市这么大张旗鼓地向外宣扬靡费巨资搞纪念活动，特别是透露具体的投资数目的。但只要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其数额之巨足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了。
如果说当前因受整风运动牵制，暂时收敛了奢侈浪费之风的在任官员们，会为此“羡慕嫉妒恨”，还是个玩笑的话，那么在经济高增长、收入不增长、低增长乃至基本保障缺失的现实中生活的人们，难免会对此不解，乃至愤怒：这些钱从哪里来？纳税人答应了吗？值得为这些死人花这么多钱吗？
钱从哪里来，不外乎两种：财政和民间。就民间投入来说，应属个人行为，虽然可能存在摊派和强令的情形，但终究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愿挨，这个私域的问题，公众无甚必要深究。但对于财政投入，纳税人有理由对其来源、程序、使用和监督等各方面问题发出一连串疑问。更重要的是这些花费巨额资金的项目所为者何？能够说服大家来支持吗？看来没有人觉得必须经由纳税人作出决定，就可以直接“当家作主”了，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嘛。
既然如此，那些巨额投入与民众的利益有何相关？人们对此一头雾水的是，不是一直都在提倡反对“四风”么？为什么活人不能奢侈，死人却可以浪费？
湘潭市有关干部说得很明白，毛的纪念活动是目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外国人对这句话一般看不懂，人家也从来没有把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习惯。这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对于湘潭市已经花19亿搞纪念项目投资这件事，归根结底要从政治上来理解，否则讲不通。
什么样的政治问题，能够让中共各级领导机关（报道说了，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打破“反四风”原则，不惜损失部分形象，来迁就纪念活动盛大举行？
我们从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今年6月到韶山考察纪念活动筹备和纪念设施建设情况发表的言论中可以一窥堂奥。他说，要以纪念毛诞辰1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激励我们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这句话所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契机者，合适的时机也，说白了，就是利用死人做文章为现实目的服务。现实目的是什么呢？包括三个方面，即“凝聚精神、振奋人心”，十八大结束到薄案审结以来的诸多事实都在说明，利用毛的余威，收拢左翼，被当作继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措施；“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否定毛一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前后两个“30年”要辩证统一起来考虑，党自始至终都是“三自信”的；最终要落实到“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换言之，就是巩固新一代领导层的执政地位，走新一代指定的道路。
党是代表人民的，党的利益自然就是人民的利益，故，多花点钱算个球？周星驰在他出演的喜剧《九品芝麻官》里与李公公的对骂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老佛爷是要放在心里尊重的，像你这样整天放在嘴边讲，只有贬低她的身份。可是周星驰不懂政治，放在心里尊重，只有自个儿明白，别人是不知道的。
 |
||
|
Posted: 15 Oct 2013 01:16 PM PDT
最近习李对东南亚接踵出访，把中国的外交突围推向了高峰。在这两次重大出访中，习李展现的务实精神和理性态度引人注目，也值得鼓励。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见图），讲了这样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如果把习的这个讲话与四年前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人的那次讲话对比，会发现他有很大变化。我相信，这两次讲话都发自肺腑，因此，这两次讲话的显著差异，很可能反映了这几年来，尤其是他上任近一年来在重担压力下的内心转变。 习近平09年在墨西哥的讲话虽然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高层乃至整个权势集团小人得志的集体心态。08年的北京奥运，让中国权贵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明眼人其实早已看到了中国盛世背后深刻的危机，但那一年美国的危机反而率先爆发，并引爆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历史的这种安排，对中国是祸还是福？现在下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权贵在那一刻作出了极不明智的反应。正是他们对中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得意忘形，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狂傲和轻率，刺激了东南亚国家的严重不安，也刺激了奥巴马"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发生对中国不利的重大转折。 中国高层的心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权贵中形形色色的暴发户太多，这些人的浅薄、势利和平庸决定了他们很难不因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而失态，于是马上就引起外人的反感和恐惧。习近平有没有这个问题？不敢随意猜测，但他显然受到了这种普遍氛围的影响，而且，从权力斗争的角度，他必须从众，甚至比别人表现更激烈，否则对自己上位不利。因此，就他的言行而言，权力斗争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因此，从内部因素分析，中国外交之表现，既与领导层的总体水平有关，也和政治周期有关。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来，这两方面的国内因素总体趋势越来越不好，但外部因素对中国实在太有利，尤其是美国不断出大错，让中国占了很多便宜。 奥巴马在东亚各国的鼓励下，决心让美国重返亚洲，标志著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发生自六四以来最严峻的转折。不过，习近平对这个变化一开始选择了强硬的方针。除了前面提到的权力斗争和上层氛围这两个因素，他很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直到他稳住权力，也就是把越来越多的"自己人"放到关键位置，他听到的真话也就多了，对自己面对的真实风险也就知道的更加清楚。 我以为，这就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开始变化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认识到，他犯不起"颠覆性错误"，否则，整个国家有倾覆之虞。问题是，习近平此时亡羊补牢是否为时已晚了呢？因为事实上胡温和江朱都犯了不少"颠覆性错误"。最致命的问题，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习近平面临著无人可用的窘境，迫使他不得不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些旧交，放在最核心的岗位上。刘鹤就是一例。我认为他这样做显然不是任人唯亲，而是深知中共官僚体系已经糜烂，不可信，也很难用。 现在对习近平最为有利的一面，就是希望他成功的人，大大多于希望他失败的人。从国外到国内，很多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都希望他能成功，都愿意给他时间。因此，今后几年十分关键，而最关键的就是看习近平有多大的学习能力。 习近平在印尼的讲话，比起他在墨西哥的讲话是一个重大进步，这个讲话最令人鼓舞之处，就在于他让人看到，他不是那种冥顽不灵的角色，而是敢于面对不愉快的现实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言行。习近平还要面对更多让他不愉快的现实的挑战和考验，如果他真的能够以父亲为榜样，以习仲勋主政广东那样的气魄来主政中国，即便救不了"红色江山"，他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英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7, 2013, 6:17:45 AM10/17/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18届3中全会：丧钟为谁而鸣？中共！（张轶东）
- 慕容雪村：中国政府的“网络反右”
- 高全喜：夜色山河画，于氏流水席
- 未普：恐惧者制造恐惧――谈习近平当局严打反动知识分子
- 郑义：中国政府的蓝天计划是痴人说梦
- 高新：老父百岁冥寿习总烦事多多
- 长弓：说祝寿（附：红二代聚会纪念习仲勋 习近平聆听未发言）
|
Posted: 16 Oct 2013 10:44 PM PDT
“丧钟为谁而鸣”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描写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事。现在世界上又出现了一台丧钟，它将为谁而鸣呢？
当前中国国内外最关注于中国的一件事，就是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的第三次全会了。关于这次全会，有多种正式或不正式的信息流露出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际上和国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全会的成败对于中国今后的前途关系巨大。
不过有一个前提已经决定了：这次全会只决定经济改革，而政治改革不但不提，连讲都不许讲了。哪些经济改革呢？1）资源品价格；2）财税；3）金融；4）行政体制；5）土地制度（据说已被“毙”）；6）户籍制度。据说这些改革的结果能使2010年时，中国人年均收入较之2010年翻一翻。而到2025年时，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要注意：“人均”收入不等于每个中国人的实际收入。中国现在是5%的人掌握95%的财富。而这5%的权贵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这意味着20年后95%的财富将不在是中国人所有。基尼系数已经4.6。这种改革的效果还能等到20年才见到成效吗？试问不改革政治制度，哪一项改革是离得开“党的领导”。只要有“党的领导”，不论哪一项改革即使稍有成效，最终能避免腐败吗？在13亿人民中，的确相当多的一部分不感到政治改革之必需。他们或许寄希望于这几项经济改革能导致他们的生活能稍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即使能吃上两天“饱饭”，三座大山还是解决不了。人民从失望转入绝望可不是好玩的。仅仅河南省商丘市拓城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近万名学生，为抗议学校封校，强迫学生购买学校食堂和超市的高价食品和物品，怨气爆发，打砸食堂，超市，寝室和操场设施。警察来了，也不敢下车。最近夏俊峰被处死一事又加快人民觉醒的进程。试想如果13亿人民的怨气一旦爆发，会出现如何难以想象的情景呢？
更为诡异的是：据说最近中央又开了一个什麽“吹风会”，透露出三中全会还将出台什麽“新三条”：1）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对共产党的中上层干部实行低薪制；2）领导干部及其直系亲属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3）允许党员在登记中自动退党。
我不知道这个“新三条”是否包括在所谓“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至2017年工作规划”之中。即使“包括”了，也不能算是政治改革。因为：1）共产党的中上层干部早就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了。哪怕是你给他零工资，他只要有了权，还怕没有钱吗？2）公开私产：把私产不放在自己和直系亲属名下，放在旁系亲属名下，或二奶三奶名下。或者用假名放在太平洋，大西洋某个小岛上，或放在拉丁美洲，非洲某小国，你查得出来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3）党员退党：这不是和法轮功的“退党”一唱一和了吗？什麽人会退党？在党内感到无利可图的党员退党，捞够了想快跑的党员退党。结果党员的队伍真的“纯洁”了，“纯洁”到成为清一色的贪官污吏队伍。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岂不就污染了人民群众的队伍吗？
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早在2012年中共18大开会之前，也曾传出什麽“四点共识”：1）由各界人士，政党，社团代表组成新宪法筹备委员会----，2）宣布中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3）为“六四”和法轮功等平反；---4）实现军队国家化。当时我就写出一篇文章“‘四点共识’是中共的缓兵之计”（该文载于：“动向”2012年6月号），指出这“四点共识”很可能是中共政权有意放出来的烟幕，其真实意图是尽量拖延全民反抗火山的爆发。后来18大召开了，闭幕了，直到今天，哪有“四点共识”的影子呢？
因此我断定这“新三条”肯定是去年“四点共识”故技的重演。可悲的是：一种哄骗只能用一次嘛！重复使用同类的哄骗法岂不是暴露中共黔驴技穷了麽？看来很可能的是：中共18届三中全会闭幕之日，就是丧钟为中共而鸣之时了。
2013年10月1日于美国费城
 |
||||
|
Posted: 16 Oct 2013 06:20 PM PDT 
在最近的聚会中，我和朋友们常常谈到一个话题：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谁？
朋友们在吃饭时甚至列了一份抓捕名单，名单上大多是谈论民主、批评政府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士，包括学者、作家和律师。
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被抓，但最危险的还是媒体人笑蜀（陈敏）和成功营救陈光诚的郭玉闪，而我紧随其后。
我们这些人大多都是近年来微博上的活跃人士，有些人被称为大V，就是微博上拥有大量读者、有巨大影响力的用户。大Ｖ们正是因为在网上活跃发言，而成了政府的打击目标。
从今年8月份以来，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净网行动”，这次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在各地都抓了不少活跃人士。从官方报道和警方统计来看，遭逮捕者不下数百，许多人认为甚至上千。
最早遭逮捕的名人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他于今年8月因涉嫌嫖娼而被拘留，而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则更直接地指出：“这是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最著名的是对甘肃省一位16岁的少年的逮捕。这位少年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了两条评论，不满警察对当地一起离奇死亡案件的处理，评论有“官官相护”的字样。几天之后，他被警察带走。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微博用户降低评论分贝。8月24日的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对于“毒化网络环境” 的网络名人，必须“予以坚决惩治，使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政府感到威胁并不奇怪。到目前为止，微博有着超过5亿注册用户，每天使用微博的人数约五千四百万，微博已经成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因他们的共同的言说，谎言得以大白于天下，腐败罪恶得以大白天下。
大V们不仅发表意见，而且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节点，许多事件经过大Ｖ们的转发和评论，成为热点。2010年，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我就是这样的传播节点，相关信息经多次转发，成为当年的新闻热点。
尽管官方的信息审查力量竭力地控制信息的传播，但由于微博惊人的传播速度，这种控制已难以通过技术来完成，于是，政府便使出了最后的绝招：抓人。
这些抓捕手段的效果立竿见影。从8月开始，本来热闹非凡的微博一下冷清了起来，学者章立凡等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网络反右”，“反右”是1957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击异议人士的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55万人被整肃、逮捕或流放，那是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词依然能唤起人们深藏心底的恐惧。而这就是政府的目的之一：制造恐惧。
然而，2013年毕竟不同于1957年。在1957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无法得到公众支持，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弱者可以联合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发言的人往往有着非凡的示范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其他人就会紧紧跟上。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我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我想，我的这种转变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 正是网络的所带来的自由使我们勇气倍增。
慢慢地，我和朋友们把对抓捕挥之不去的焦虑变成拿在在抓捕名单上挂名开玩笑。当然，抓捕并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为不可避免的事做些准备。
例如，学者萧瀚早就写好了他的被捕声明，交给国外的朋友备份。他甚至想好了庭审策略：如果他被以“寻衅滋事”或“造谣”等名义起诉，他要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反诉这个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声明“这也是我的法庭”。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所做的准备不外是把所有的作品备份，交给国外的朋友保存。
大家还估摸着谁是政府的下一个抓捕目标，而我的恐惧正随之慢慢消失，因为我明白：中国要变好，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正像我的朋友出版人王小山先生说的：如果一定要有人坐牢，请从我开始。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6 Oct 2013 05:08 PM PDT
 |
||||
|
Posted: 16 Oct 2013 03:51 PM PDT
许多人，包括笔者认识的一些知识分子，不相信这是习近平说的。理由是，这个提法太过时，像文革口号；太不科学，有反动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动工人、反动农民？他们的结论是，这是谣言；由于它源于德国之声，因此这是德国制造的谣言。然而，一些有来头的大陆知识分子，已经亲眼看到了相关文件。 相关文件证明，这些令人联想起文革的字眼，确系习近平所言。这里要问的是，在习近平的字典里，什么叫反动？什么叫反动知识分子？他口中的反动知识分子是谁？他为什么要严打这些人？ 反动这个词，在官方字典中，历来无理可讲。你说的和做的同官方不一样，就叫反动。不过，官方早就不轻易使用这个词了。如今这个词引发轰动，要拜习近平所赐。他上任不过八、九个月，就从文革的故纸堆中请出了文革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最常使用的词。当然，这个词在习的字典里是有特定意义的。凡是批评他的，批评中国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共一党专制的，就是造谣、攻击、诬蔑，就是反动，就该被严打。 那么，谁是反动知识分子？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著一份名单，被称为47个大V，指的是在互联网最有影响力的47个人。据说这个名单已经得到证实，包括秦火火、薛蛮子、何兵、李开复、李伟东、雷颐、五岳散人、李承鹏、老榕、任志强、潘石屹、陈志武、茅于轼、肉唐僧、袁腾飞、陈有西、张鸣、荣剑、吴祚来、贺卫方、罗昌平等人。 除此之外，被收监的新公民运动主持人和律师许志永、被停职的宪政教授张雪忠、面临解聘的北大教授夏业良、被拘押的儒商王功权，是不是也在这个名单上，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知道的是，当局似有意在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树立严打的典型，而当局也的确在做了。李伟东自9月15日起就在微博上失踪了，荣剑屡次被禁言，贺卫方被官媒恐吓等等。种种迹像显示，习已经对那些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大开杀戒了。 习近平为何同他们过不去呢？据习近平自己的解释，"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重拾毛泽东牙慧，严打反动知识分子的原委；另一方面反映了习内心的真实恐惧。事实上，习近平自登基以来，担心政权瓦解，担心红色江山在他手中丧失的恐惧，就从未离开过他。习的这种恐惧感反映在他去年12月的新南巡讲话中，反映在他今年1月中旬的内部讲话中，反映在他主导的9号文件中，也反映在他的"8.19"讲话中。 孙立平在他的极权主义杂谈中，有一节专谈"恐惧的生产与再生产。"他说，制造恐惧，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种统治手段。应当补充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统治者之所以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比被恐惧者更深层的恐惧。 恐惧者制造恐惧，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习近平当局担心丧失政权的恐惧，在政治、思想、舆论等各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在。他们担心多党制取代一党专制；担心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担心公民社会成为对抗中共的政治力量；担心自由主义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担心新闻自由挑战党对媒体的垄断；担心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等等。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的恐惧，导致当局用制造恐惧的手段治国。 问题是，当局的恐惧治国管不管用呢？它的确吓倒了一些人，但吓不倒所有的人。"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便声称，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在商言商"，不讲政治了。而任志强批评柳传志说，与其逃避不如面对。王瑛说，"我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她还说："有人问，抓王功权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吗？我说，够呛。怕的，早就怕了；不怕的，更不怕了。只是，要走的，走得更快了。不要搞得只剩贪官和暴民，那样的中国梦就只剩下恶梦了"。
――RFA
 |
||||
|
Posted: 16 Oct 2013 03:25 PM PDT 
现在，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当政者束手无策，民众也只好眼睁睁看着，抱怨、挖苦、咒骂而无济于事。其实办法是有的，不过是愿意不愿意罢了。美国和发达国家早就制定了防治空气污染的法律，而且卓有成效。没有哪一位到过北美欧洲日本的中国人不承认人家的空气清新怡人，同处一个地球，却有不同的天空和大气。我不敢说中国的当政者不愿意呼吸清洁的空气，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试图学习西方的大气法，制定了一部《大气污染防治法》，后来又多次修改，增加条文，加以补充完善。二十几年过去，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每况愈下。为什麽？
我们来听听权威的分析。曾经担任过国家环保局局长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的曲格平先生提出几点见解：第一，曲格平认为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比较粗糙。美国《清洁空气法》约60万字，270个条款；而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仅8500字，66个条款。其次，中国的这部大气法"太软"，缺乏刚性约束。美国法律规定，对违规排污者实行"按日计罚"，每天罚款2.5万美元，或者对责任人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对因疏忽而排放有害气体的，则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或对责任人处以15年以下的监禁。而中国呢？对违规排污者，处以1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而且是一次性的。对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最高罚款也不过50万元。因此，曲先生说，"中国的法律过于仁慈，不足以震慑违法排污者。同时，也使得'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长期难以得到扭转。在当前大气污染的现实下，我们确有必要有一部'硬法'来为环境治理保驾护航。"这种对比是有意义的，我略有保留，就是曲先生说"中国的法律过于仁慈"，那得看是对谁？对污染者确实很仁慈，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自然是很仁慈的。对污染的受害者，就很难说仁慈二字了吧？
既然法律不顶事，于是今年9月中旬，国务院颁布了一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人们又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情调宣称，这个行动计划"拉开了未来5年我国空气质量保卫战的序幕"。看看，又拉开一个序幕！依我之见，这些统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是我站在一边说风凉话，中国制定的大气法也好，行动计划也好，统统不是法，而是环境计划、行政命令，骨子里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说它不顶事，是因为这些法也好，计划也好，一概是自我约束、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像眼下习近平先生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大老闆不愿意"批评与自我批评"，继续违法排污，老百姓可以依法起诉吗？
在美国就可以。美国《清洁空气法》就赋予公民这样的权利，或者说，美国人民选出的议员代表人民争取到了这种对抗权势的法律权利。并且，美国的环境法起诉条件宽松，只要受害人的利益（不管是人身、经济，还是其他如审美、娱乐、环境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就具备原告资格。本来，根据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任何人都不能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环境要素作为无主物,任何人无权对其提出权利要求；比如一条河流、一个地区的空气，没有人格化的主人，而且人家污染也并非针对你个人，这个官司你就没法打。这个法律的漏洞很快就被发现，现在的美国环境法，任何公民和团体，都可以因环境污染向企业和政府部门提出诉讼。从而使公民个人或团体扮演了"私人检察官"的角色，成为环境资源法律的执法主体。简而言之，一句话：如果中国人不能把违法企业和政府告上法庭，中国的蓝天计划就永远是一个梦。痴人说梦的梦。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6 Oct 2013 03:15 PM PDT
今年秋冬，日理万机、琐务缠身的习近平至少有两场冥诞活动势（事）必躬亲，一是他自己亲爹的百岁纪念，二是今年十二月下旬的一百二十年毛诞。刚刚完成的自己亲爹的百年冥寿的纪念活动表面看习总只是和国母彭丽媛陪同国太母齐心到场了一下在人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座谈会，因为不需要讲话所以事先也无须为审读秘书们起草的讲话稿而花费时间，但至此为止习大人已经为应付全国各地、全党上下对自己老父百年冥寿的高度热情陆续付出了多少个日夜的心焦力瘁之苦，只有受苦人自己楚。
香港《凤凰周刊》今年第五期卷首语的题目是《破除官本位须减政放权》，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以官位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高低，已经愈演愈烈。官大则身价高，官小则身价低，……官本位无处不在，甚至制造出不少黑色幽默。例如开会排座次在中国就是一门高深学问.......。报纸、电视也一样，不管新闻价值如何，统统须以官位高低排要目，谁在头版，谁排头条，谁用几号字，电视镜头给多少秒，都有—定之规，一旦搞错，就是天大麻烦。”
该文章作者没有关注到的是，在共产党政权治下的当今中国大陆，“官本位”的“无处不在”，不但体现于从中央到地位的各级官场上的在位者和退位者，去世者亦然。就以昨天刚刚完成的习仲勋百岁-冥寿纪念会为例，中共政权的各中央党媒援引的都是新华社“通稿”，在会议报道的副标题中出现的字样统统是“习近平参加座谈会 张德江出席”，内文的首段内容是“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内文的最后一段内容是：“座谈会由刘延东主持。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杜青林、王晨、陈元出席座谈会。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部分老同志、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习仲勋亲属、生前友好等参加座谈会。”
就是就样一篇关于党为党国元首的父亲作（冥）寿，元首本人也到场的新闻报道正好就是中共官场上严格“官本位”制度的生动体现。先说措辞，但凡党的会议和公开活动的官媒新闻稿中，“出席”和“参加”这两个词是被严格区别使用的，够级别才有资格被在报道中指名道姓的领导人，都是会议或者活动的“出席”者，不是官员或者说虽是官员但却不够级别的会议或者活动的到场者，则仅仅是“参加”而已。
再说被作（冥）寿的逝者生前的职务高低所决定的死后的被纪念规格。自中共政权从三十年前开始实行各级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之后，对于离、退休干部的从养老到送终的物质体现及医护级别，从生前到死后的政治待遇和被褒扬、被纪念的规格，都有等级森严的内部规定。邓小平自不待说，象陈云、杨尚昆等生前即已经担任过至少一届正国级领导职务的去世党国元老，其百岁冥寿都要由中共中央出面，党的在位最高领导人及在京常委基本上都应该是当然出席者。至于象习仲勋这样的生前只是官至副国级的去世党国元老，其百岁冥寿的规格因生前级别决定必须要比陈云、杨尚昆等人低一格，正常的规则主要体现在百岁纪念会的召集单位一般应该是被作（冥）寿者生前所供职的最后一个单位，不一定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比如也可能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及全国政协，或者是中央军委出面，纪念座谈会的第一出席者一般只是该名被纪念者生前供职单位的最高领导人，而不会是党中央一把手，比如四年前耿飚将军的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就是因为耿飚生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人大副委员长，所以第一出席人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至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亦有到场，无疑是有其担任过耿飚秘书的个人因素，但同时也是因为在习近平担任耿飚秘书期间，耿飚是被内部明确指定主持军委日常办公会议的秘书长，所以习近平的到场是以中共中央特别是中央军委 的领导人身份“出席”而不是“参加”，至于当时也到场的其他几位先后担任过耿飚秘书的人士则只能被统统归类于“耿飚同志的亲属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具体名字都不会被详列在官方新闻通稿中。
说来也巧合，中共政权的当今圣上习近平一生中在政治上受益最大的两个人——自己的生父习仲勋和自己正式步入中共官场的第一政治引路人耿飚都是中共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一度颇受重用继而却因为邓小平的压制而最终没有被官拜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有叶剑英的力挺，习仲勋和耿飚一个是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主持人，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人，而当时无论是薄一波、万里，还是杨尚昆、王震......，其职其权都在习仲勋和耿飚之下，但就在习近平自己主动要求退役并外放的同时，此二人均被已经不再把叶剑英当回事的邓小平给冷待遇了。接下来，此二人为党国效命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人大常委会办公区内一排副委员长办公室中的一间。由此说来，习仲勋百年纪念座谈会的规格也应该是比照耿飚才是。耿飚生前虽然曾经官拜军委秘书长并一度被明确为“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其实际地位和实权相当于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期间的杨尚昆，但就是因为他生前的政治级别只是副国级，所以他的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就不够资格劳动时任党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出面。如今习仲勋的百年纪念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为第一出席人合“（常）理”、合“（党）法”，若要由现任党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第一出席人则是合（情）“理”、却不合“（党）法”，于是习近平便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我们已经在本文开头引述过的官方媒体的统一报道口径，将习近平的到场特别说明为（作为亲属）“参加”，把张德江的到场以及其他众位均是习仲勋生前所担任过职务的部门和单位的现任副国级领导人的与会措辞为“出席”，不过所有到场者的被排列顺序，则仍然还是要严格从官本位角度着眼，上下有序，尊卑有别，张德江的大名是万万不能排在习近平之前的，可见习近平仅仅就为这样一篇新闻稿也都是要煞费心机，更何况接应不暇的各地、各单位、各部门所纷纷坚决和强烈要求非办不行的各类纪念活动都会被报请他习近平亲自酌定同意与否，各种纪念出版物和重要纪念文章的审阅、修改和内容删加，数部纪念专题影视片及以习仲勋为主题的故事片、肥皂剧剧本的审查和定度......等等，等等，哪一样都是刘云山和刘奇葆之流都不敢越俎代疱，“皇叔”习远平亦无能代劳的。
除了如上所有，围绕自己老父百年冥寿的烦心事还包括诸多毛粉们已经在私底下筹划在十月十五日，也就是中共中央肯定会在人大会堂为总书记之父作（冥）寿的当天齐聚毛主席纪念堂，借机提醒总书记“不能厚此薄彼”，“毛主席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规格应该要比习仲勋的更高才是”。试想，假如毛粉们的预谋得以成功实现，成千上万的毛粉再加上本非预谋但正好赶上毛堂前后的热闹场面的北京老百姓加上外地、外国旅游者聚众围观，一时间凑足几十万人头而且拒不听劝、驱之不散绝非危言耸听，届时的中共政权既不敢抓，更不能杀，岂不是尴尬透顶？于是，无疑也是习总亲自作出了提前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十月十五日当天“因故杜门谢客一天”的英明决策，令万千毛粉们只剩下或捶胸顿足、或涕泪横流的份儿。至于外界纷纷传言的所谓毛堂关闭一天的原因是习近平担心地下有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会妒火中烧的说法不过是敌对势力的“妖言惑众”，大可不必当真！虽说如今中国人也在东施效颦的万圣节快到了，但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习总书记既然从不信神，当然也不会信鬼！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6 Oct 2013 01:37 PM PDT
共产党人不搞祝寿。1946年中共七大会议已经有过明确的决议。当然，如果普通人家要搞搞热闹，那是他们的自由。自家花钱自家快活，谁也管不了。
不过，如今花国家的钱，以党的名义搞什么诞辰，觉得是一种不良习气，或称“负能量”吧。你爹搞诞辰纪念，那他爹呢？还有他、她爹呢？凭什么只有你家能，别家不能？那么大家都搞起来，还说什么廉洁！习八条不是反对铺张浪费吗？还有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这样一搞，全国拜鬼之凤大长，于文明社会也很丢脸落后的。 特别是儿子替自家老子大力操办，而且儿子还坐在高堂之上，恍如寿星。显得有点不够谦虚，不知尊幼了吧！习老子曾经被打为“反党”，且坐过16年党的监牢。他和刘志丹、高岗一起参建了陕北苏维埃。据说，高岗后来被打倒（“高饶反党集团”），习老子也提供过揭发材料，落井下石。当然，具体材料要等共产党中央解密。 因此，至少还算是个有历史污点嫌疑的人吧。这样大搞诞辰，显得儿子在出老子的丑。不能谨慎一点吗？ 如果老子是对的，那迫害老子的党肯定错了；如果党是对的，那老子肯定是错了。这个问题总该有个界线吧。糊里糊涂，怎么跟老百姓讲，叫老百姓服？ 办这个祝寿，是不是还有其它政治含义呢？借老子的“威信”给自己贴金？那么不自信吗？或借老子来标明自己的“改革”风向？这不是糊弄老百姓吗？改革就来实际的，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抬出死人来壮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在压力之下不说而已。民间对人民大会堂里的事情还是看得明白的。千万别拿以前的百姓来衡量今天的人民了！
——网友推荐
【附录】
红二代聚会纪念习仲勋 习近平聆听未发言
中评社香港10月16日电／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
据央视报道，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发表讲话，全面回顾了习仲勋的光荣革命生涯和不朽功勋，对学习、继承、弘扬习仲勋的高尚品格、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崇高风范提出了要求。 座谈会由刘延东主持。刘奇葆、赵乐际、栗战书、杜青林、王晨、陈元出席座谈会。 据央视画面显示，多名红二代如毛泽东女儿李敏、刘少奇之子刘源、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参加座谈会。 特写：习近平全程聆听未发言 文汇网讯，中央昨日在京高规格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百年诞辰，多位习家亲属出席，包括习仲勋夫人齐心、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习远平、女儿齐桥桥、儿媳彭丽媛以及习仲勋多名孙辈。 习近平、齐心、彭丽媛三人在会场主位就坐。作为亲属出席的习近平位于主位正中央。座谈会上他没有讲话，全程都一直侧身聆听与会代表发言，神情专注，会后他还和第一排参会者亲切握手。
元老后代起立向齐心致意
习近平右侧依次是母亲齐心和夫人彭丽媛。只见87岁高龄的齐心身着黑色西服套装、白色衬衣，虽然头发灰白，但精神矍铄。据参会的中共元老万里之子万伯翱对本报透露，座谈会从上午十点一直持续到十二点多，全程两个多小时，但齐心一直端坐在椅子上，看起来身体很硬朗。在会前，齐心一进会场，众多革命元老后代纷纷起立向她致意，“齐阿姨特意走了过来，和我们握手交谈，非常亲切。” 齐心曾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与习仲勋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相识，相濡以沫共同度过半个多世纪，在她所着《我与习仲勋相伴的55年》一书中记录了两人的鹣鲽情深。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8, 2013, 6:40:16 AM10/18/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纽约时报：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
- 晴朗：中共能容许重写近代史吗？
- 高新：习元首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附：60吨花岗岩雕像 中国领导人父亲的死后复兴）
- 解滨：高调给习老爷子做寿为哪般？
- 达赖喇嘛谈“行动中的慈悲”并访问墨西哥总统图书馆和福克斯中心
|
Posted: 17 Oct 2013 07:05 PM PDT
香港――让很多历史学家失望的是，中国共产党扼杀其统治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的努力，为一群效忠体制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否认毛时代曾夺取数千万人生命的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
|
||
|
Posted: 17 Oct 2013 04:53 PM PDT
前一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发表新作《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马勇教授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完整解读晚清七十年，并且论证从长远来看，《南京条约》带来的五口通商是"双赢"，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所倡导的确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强道路并没有错，光绪皇帝推动改革并非想像那么难。他更提出，八国联军是为拯救被义和团和慈禧太后向万国宣战而陷于危局的外交官和教民而来。他认为对历史真实应该报以坦然和善意，这才可以重新理解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官方喉舌马上组织文章痛批马勇的观点，认为既定的官方史观不容颠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思想基石，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是"国家意识形态"，绝对不容改写。杀人放火、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居然是反帝反封建，这样荒诞的说词，根本就不是讨论问题的语言。 不妨再看看马勇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诉诸于道德的讲述深刻左右著中国人的想像，也确实在过往100多年历史进程中激励人们发愤图强，获取新生。但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继续慷慨激昂，可能无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只有愿意使用一种"建设性的民族叙事"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其实重写近代史这种呼吁，早在80年代就由学者专家多次提出，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年代，政治和文化胸襟都比较开阔，很多新思潮涌入或者在本土诞生，重写近代史已经列入中国社科院的重点专题，但六四之后一切都被逆转。所谓"反和平演变"和敌视西方价值，又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所以近代史中的"悲情"和"屈辱"必须强化为全民的集体记忆。 这次马勇再提重写近代史，时代背景已和80年代不一样，但阻力却比80年代更大，中共精神道统的卫道士自认为手握"宇宙真理"，任何异己的声音都进入不了他们固若金汤的话语系统。只不过，所谓的"三个自信"只是自说自话而已，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多少关系，他们连信也信不起来，更别提和统治者一道自信满满。 纵观世界，所有极权主义都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众膜拜，天下归心，就类似宗教情怀的虔诚信仰和向心力，这就像毛泽东时代从一九四九到文革这段时期；第二阶段是靠各种恐惧来维系其威权，这就像文革中后期，人民只有惧怕而没有了忠诚；到第三阶段就已经礼崩乐坏，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骗，寡廉鲜耻……这和现在的中国社会极为吻合。但是中共政权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那么坚固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有一个法宝还没有失效，虽然和老百姓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对牛弹琴，但是一讲民族主义，大家就慷慨激昂、青筋暴突。 最近央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做了一个街头采访，提问是"说起爱国，你首先会想起什么？"受访者有一个受党文化影响还不够深的小女孩的答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环保，因为只有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得更好，才更爱国家。"只有她的认知最有普世价值的意味，其他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多数难以洗脱受党文化灌输的痕迹。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治的万应灵丹，而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必须根植于受尽屈辱和欺侮的历史观。其实这一诉诸悲情的集体记忆，孙中山和国民党也作为革命理论甚至写入党纲，但是孙中山毕竟对"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乐于平等相待。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取消了部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的1943年，一切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全部废除。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已经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这时候国民政府不再提反帝口号，而倡导"平等、自由、独立自主"。 揭开悲情心结，放下仇恨包袱，这在中共政权是断断不肯的，那是它精神法统的重要依据。马勇教授重写近代史的呼吁几乎即刻受到围剿，看来以后"七不准讲"的还要扩大到第八条――不准对官方铁定的历史观作一丝一毫的修正，因为那是"宇宙真理"（解放军报的语录）和"政治绝技"（环球时报的语录）的组成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高新：习元首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附：60吨花岗岩雕像 中国领导人父亲的死后复兴） Posted: 17 Oct 2013 04:12 PM PDT
本周二刚刚播讲完《老父百岁冥寿习总烦事多多》，即在海外一华文网站上读到一篇题为《60吨花岗岩雕像 中国领导人父亲的死后复兴》的报道文章，先不说该报道文章内容的份量是否能够与"60吨花岗岩雕像"的质量相貔美，其标题中使用的"死后复兴"四个字绝对是别具匠心。文章作者详细描述了在习元首的老家富平县城的所见所闻，说是"用60吨的花岗岩刻成的一个中共领导人的父亲的雕像安放在一个两边种植了松柏树的广场的中心。人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甬道走近这个坐姿雕像并向它鞠躬。在甬道的另一端是展示他生平的博物馆。老年妇女戴着草帽背着篮子蹲在地上拔去杂草，以让地面显得完美。这个情形看起来很像出自朝鲜，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中国。富平市的雕像和公园是献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去世的父亲。去世的习仲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正享有死后的复兴。"
文章中引述当地旅游官员的话说，地方政府现在筹集资金，将建立一个占地2700亩的主题公园。这个公园将包括娱乐，文化和展览中心和一个洗浴中心，新公园将有一个更大的习仲勋雕像。
至于以元首之父为"主题"的"主题公园"里为什么要把比六十吨重的花岗岩更大的元首父亲雕像和"洗浴中心"并列在一起，该文的读者中肯定还有人和笔者本人一样不解其中之寓意。
文章中还说，习元首之父的骨灰原来是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和其他许许多多陆续过世的中共前领导人相依为伴的，二零零五年雕像落成后被迁移回乡。"在中国风水传统当中，祖先墓地据信极大的影响着后人的命运；据说为了铲除政敌，有人破坏对方的祖坟。"
文章作者在此显然是想说明习元首当初还只是浙江省委书记时即将自己父亲的骨灰迁回老家"入土为安"，目的是要让老父的在天之灵福荫后人。但此说确有从思想高度贬低元首之嫌。笔者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有话，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习总书记既然从不信神，当然也不会信鬼！
近些年来，中共政权自己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迷信鬼神，迷信"大师"的"指点"、信奉"风水"，说是有地方党员干部甚至在做公共决策时烧香拜佛，各地官场更是盛行所谓"官场风水学"。大小机关单位纷纷雕狮运石、修亭造桥，公开从事所谓"有组织的迷信"，造成"狮子"成群、"转运石"成林、"风水球"扎堆的怪现象。但与这些地方庸官相比，习近平毕竟与众不同，如果不是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他绝对不会有今天。有外界评论认为正是因为中共官员越来越相信迷信，中共高层才提出要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仿效当年毛主席号召"破四旧"模式，用毛泽东的红宝书挽救所谓的"信仰迷失"。新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笼也许不是习近平的钦令，但号召重温马列、再学毛选确实是"习近平新政"的内容之一。
如今仍然还在被王沪宁等捉笔操刀继续"丰富和完善"的习元首主题思想中"热词"扎堆，被中共官方媒体宣传到最High的有两个，一是"中国梦"，二是"三个自信"。所谓"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其中的"理论自信"应该不会是风水理论或宗教理论。
不久前薄熙来被宣布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被无情抛弃忍而不发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薄熙来长子李望知之母李丹宇突然打破沉默，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一边破口大骂谷来开，一边褒扬她的独生子李望之的生父薄熙来是"执迷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李丹宇的这番评价已经传播到习近平耳朵里的话，他最可能的反应就是绝不会认同，因为与薄熙来确实不配，而且他习近平才最有资格自称为"执迷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正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始即用"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一句也曾被薄熙来主持重庆"唱红"时一再吟咏的"文革"时代的著名红歌朗诵词来告诫全党，其手下的一级党媒《人民日报》立刻作出强烈响应，在其《人民论坛》发起了一项名为"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的导语中提示说习元首提出的"'中国梦'重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为了实现'中国梦'，需要信心、信念和信仰。"
该调查一共设计了四个网调问题。1、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是否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3、是否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4、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
至今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领导人什么就会大胆至就在上问题的不记名问卷中设置"不赞同"选项，笔者本人猜测是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人当时可能已经被习总的"三个自信"忽悠得太过"自信"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份关于中共"信心.信念.信仰"网络问卷调查的结果居然是：对第一个问题投"不赞同"票者高达75%以上，对后三个问题投"不赞同"票者更是超过80%。
外界有不止一家中文媒体特别关注过据说已经被中宣部内定为"重大政治事故"的这次人民日报社主持的"问卷调查"的前后经过，说是就在网友对此调查的惊人结果能不加修改对外刊出惊诧不已时，《人民论坛》悄然关闭了该项调查结果和投票网页。与此同时，微博上有关这份"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内容也被删除。
事后看，如果此事当时被中宣部内定为"重大政治事故"的传闻据实，那应该也已经被汇报至元首本人，而元首本人最可能的反应就是不以为忤，虽说这只是笔者本人的妄自揣测，但如此揣测也是因有旁证。受够了中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毒雾之苦的百姓也好，官员也好，都应该还记得今年春天召开的中共"两会"上，无论是与会代表、委员还是到会中外记者，讨论和提问最多最集中的问题就是所谓"喂人民服（毒）雾"的问题。会议期间也正好敢上整个北京毒雾阴霾持续作虐多日，被官媒承认为"仍是重度污染天气"，与会记者将此话题丢给会议出席者之一的中国工程院士钟南山，请他回答在北京地区已经无数次爆表甚至超过正常值上百倍的pm2.5究竟对人们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钟院士的回答是：pm2.5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密切联系，除了影响呼吸系统之外，还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母婴早产儿都有影响。当时钟南山特别强调，人们应当注意pm2.5对肿瘤、尤其是肺癌发病率的影响。
因钟南山早已因为"非典"而在中国大陆高度知名，所以他的如上回答被电视、平面以及网络媒体如实传播给中国特别是北京中国老百姓之后引起巨大反响招致中共高层的担忧和恐慌是毫无疑问的。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居然是即将在会议上正式接棒党国元首的习近平心情大好地打着哈哈要求全要国民和他一起玩儿"淡定"。他当时的原话是："小时候北京沙尘大，戴口罩去上学，到学校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更糟。那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二百五。"也许自己当时也已经拿捏不稳如此"戏言"招致的反响会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习近平赶紧又找补了一句"用生活的淡定面对问题"。
在中国谁都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正式就任党国元首出语"二百五"，到底是在调侃深受中共"喂人民服雾"之苦的全中国特别是全北京的干部群众，还是在作践自己？因此而大跌眼镜的不仅仅是中外媒体，还有海内海外的一大票曾经对他习近平有所期待者：当今中共党国元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弱）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
60吨花岗岩雕像 中国领导人父亲的死后复兴
用60吨的花岗岩刻成的一个中共领导人的父亲的雕像安放在一个两边种植了松柏树的广场的中心。人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甬道走近这个坐姿雕像并向它鞠躬。在甬道的另一端是展示他生平的博物馆。老年妇女戴着草帽背着篮子蹲在地上拔去杂草，以让地面显得完美。
《洛杉矶时报》10月15日报导说，这个情形看起来很像出自朝鲜，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中国。富平市的雕像和公园是献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去世的父亲。 去世的习仲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正享有死后的复兴。 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国邮局发行量两枚纪念邮票，一张是他的肖像，一张是他身着红军制服的图像。在全国展开了纪念仪式，包括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由他儿子主持的一个活动。 富平将建立主题公园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许多纪念都集中在富平，在陕西省他出生和埋葬的城市。这个雕像是在2005年修建，当时他的儿子在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 地方政府现在筹集资金，说它将建立一个占地2700亩的主题公园。这个公园将包括娱乐，文化和展览中心和一个洗浴中心，根据四月份市政府发布的通知。 "新公园将有一个更大的习仲勋雕像。"富平市旅游官员严小强说。 "父凭子贵。"共产党媒体《中国青年报》前编辑李大同说。他的家庭跟习家比较熟悉。 八九年反对镇压学生失宠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在四十年代，习仲勋作为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建立了共产党在陕西省的根据地。他在60年代受到罢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共产党分裂当中，他之后被平反，然后为广东省市场经济开放作出推动。 但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再次失宠于共产党领导人，因为他支持自由派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他被广泛相信不同意镇压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示威。 "在1989年之后，习仲勋被靠边站。直到他死，他极少在公共场合现身。"李大同说。 结果，有关习仲勋的许多事情对于共产党变得敏感。他的官方传记第二卷完成于2009年，但是被审查者搁置直到8月份。 在他的雕像旁边的博物馆里有一组照片展览，题目为"高贵的精神永远不朽"，其中涵盖从1950年到1978年时期，省略了习仲勋被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迫害的经历。 骨灰被转移到富平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在习仲勋2002年去世之后，他的骨灰被埋在八宝山―共产党的官方墓地，但是在2005年，也就是雕像竖起的那一年，被转移到富平。 在中共风水传统当中，祖先墓地据信极大的影响着后人的命运；据说为了铲除政敌，有人破坏对方的祖坟。 习近平低调访问祖坟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一个不常来访问的人是习近平。除了周二的典礼，主席本人跟这些纪念活动保持距离。政治分析家说，习近平极力避免人们对他是一个"太子党"的印象，这个名称对于拥有特权的共产党精英第二代是一个贬义的表达。 "不论习近平什么时候访问家族坟墓的时候，他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不想被指责制造个人崇拜。"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 在上周甘肃省的一个重要研讨会上，主席的弟弟习远平和其他发言人没有提及习仲勋的一个儿子是主席的显着事实。 这个仪式在甘肃省两当县举行，习仲勋曾经在30年代在此居住过。地方政府花费了3300万美元恢复老习住过的房子并修建一个纪念场所，根据国家媒体六月份报导。 李大同相信习近平本人并不对这些举措负责。 "中共领导人扩张家族坟墓或翻修儿时家园，这是一个巨大的忌讳。"李大同说，"我认为这都是地方官员试图讨好上面。中国就是这样的。" （BH）  |
||
|
Posted: 17 Oct 2013 03:44 PM PDT
今天, 2013年10月15日，国内在大张旗鼓地给习老爷子做寿，冥寿。《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则醒目的消息：“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座谈会举行 习近平作为亲属参加”。 连日来，中共许多官方媒体和网站连篇累牍地发出各方人士回忆、缅怀习老爷子的文章。进入10月中旬，以习仲勋子女的名义撰写的文章陆续刊出，各大网站都发表了《习仲勋传》节录，并突出习近平的一句话，用作标题：“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了《习仲勋文集》《习仲勋纪念文集》《习仲勋画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各地的纪念活动也次第展开，习仲勋父子工作过的地方，例如甘肃、陕西、广东，都争先恐后，八仙过海，以各种方式为老爷子做寿。广州举办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书画展，展出了包括张万年、迟浩田等在内的近200位将军、省部级官 员和着名书画家的作品；中国邮政定于15日发行《习仲勋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两枚。中央电视台推出6集大型文献纪录片。 甚至毛泽东纪念堂都关闭一天，以示郑重。
这有点邪门了吧？
也许没有谁会为此表示任何诧异，兴许很多人乐见举办这样一个隆重的寿辰。 对于习老生前的为人以及他在许多大事上的立场，笔者也是敬重有加的。 这种事情如果是民间自发的，老百姓自己掏钱的，也许本人也会去凑个热闹。 但这是官办的，是一个号称坚信唯物主义的执政党拿纳税人的钱举办的，是中共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为党的一个已故的高级领导人所举办的，是为中共现今最高领导 人的亡父所举办的，问题就来了。
如今不是说又要走毛泽东的路了吗？ 那我就说说毛泽东为中共立的一条老规矩吧。 1949年3月，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做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起地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为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1953年8月，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次向全党和高级干部郑重指出：“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 虽说后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虽说中共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许多规矩恨之入骨，但不给党的高级领导人做寿的这条规矩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下来。 有谁听说过习老爷子或中共任何一个高级领导人高调庆祝五十大寿、六十大寿、八十大寿吗？ 没有！ 就连叶剑英八十大寿虽然极度奢侈浪费，但还得低调举行，不上党报。 那件事当时还被华国锋用“下不为例”暗批。 这是因为毛泽东定下的老规矩放在那里，谁都不敢破。 但是今天这个规矩被破了。 有习主席当表率，从今以后，中共就可放心大胆地为任何领导人祝寿了。 从今以后，全国各地、各级的领导人都可以拿公款为自己，为自己的父亲，甚至妻子、老岳父做寿。 习主席可以做的事，别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做？
我不否认习老爷子的人品。 但论官阶，习仲勋只不过官至副总理一级。 论中共内部的资格，习仲勋也只做到了政治局委员那一级。 论在中共党内的威望，他和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不可同日而语。 论战功，他和林彪、彭德怀等人相差十万八千里。 论民间口碑，习仲勋更无法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相提并论。 他生前什么时候有这么隆重地庆过生日？ 那为什么他的冥寿却超前地隆重呢？ 这无非是因为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爸。父凭子贵，就这么简单！ 话又说过来，他可以父凭子贵，别人为什么就不可以？
有一个说法，就是习主席如此隆重地为他老爸办冥寿，是要借机表白他的“改革派”立场。 别瞎扯了！ 他改革什么了? 他要跟他老爸那样当个改革派，那就下令党的干部们公布财产呀，那就依法治国呀，那就搞党内民主嘛，实在不行他也可以为改革派胡耀邦、赵紫阳正名嘛。 可他却为毛泽东瞎折腾的那一套正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30年翻案，喊出毛泽东当年的口号，打出“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的破旗。 这叫什么改革？
习主席肚里有多少墨水，大家心知肚明。 习主席到底有多大的能耐，他为官30年所有的“政绩”也是一目了然的。 他能够做上皇帝，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子承父荫”的影子在那里，红二代、官二代。 都21世纪了，中国还停留在子承父荫，父凭子贵那一套老皇历里面，国人何时才能进化一点啊！
毛泽东当年搞“五马进京”，是弄了五个能人进京辅佐他所谓的建国大业。 习主席如今也来了个“五马进京”，是把他的熟人、老友弄到北京。 好吧，就算这叫“举贤不避亲”。 如今习主席拿公款、动用国家资源做寿也不避亲，而且还是个冥寿，给一个死人做寿。 这恢复封建主义的步伐也迈的太快了吧？ 党天下已经是中国的一大痼疾了，如今是在朝着家天下的道路上狂奔。 一登基就变相立“国母”，如今又这样大张旗鼓地拿纳税人的钱给皇父做冥寿，弄一帮八旗子弟在一起为家族造势。 你不识世界潮流也罢，你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也罢，你破了贵党的规矩也罢，你总该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总要有那么一点羞耻吧！
 |
||
|
达赖喇嘛谈“行动中的慈悲”并访问墨西哥总统图书馆和福克斯中心 Posted: 17 Oct 2013 03:42 PM PDT |
      |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
--------------------------------------
墨西哥瓜纳华托州莱昂2013年10月15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稿链接: http://bit.ly/1aRn6MO 今天(10月15日)上午墨西哥前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和夫人作为东道主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莅临Cristoboal庄园。在几分钟的私人会见后，他们一起从主屋步行至新落成的文森特・福克斯中心。这所由私人资助建立的现代化设施包括一个图书馆、博物馆及推进民主中心，将是墨西哥的第一个美式总统图书馆。福克斯总统高兴地指出新建筑是如何同他的家族的百年老建筑融合在一起的。 尊者在留言簿上签字后，宾主一行走到遮阳篷下的公开讲坛。在最后一段路福克斯总统专门驾驶高尔夫球车搭载尊者过去。紧贴着安全线的人群热烈地期待一睹尊者真容。 卡拉・佩雷斯代表福克斯中心欢迎尊者和6000名热心观众。在福克斯总统的简短发言后，尊者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说“我很高兴看到福克斯总统够邀请这么多人聚在这里。我发现人类的幸福不是来自于金钱和其他设施，而是来自内心真善。我刚刚见识福克斯中心，获知中心人道主义的宗旨及帮助穷人的努力。我讲到了慈悲，而你们是践行慈悲，这很让我感动。” “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自出生那一刻起我们也都有权利过这样的生活。虽然生活未必尽如人意，但希望让我们坚持下去。” “演讲后我会接受提问。如果你不赞同我的观点，请讲出来。我享受辩论。如果总是说‘是’那就是对人类智力的浪费。” “我的主要观点是快乐和幸福是一种精神体验，而且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精神满足远比肉体享受更高级。我们确实需要物质发展，但如果仅仅从物质的东西中寻找快乐就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还应该注意内在价值，我们需要真善的内心。” 尊者强调尽管人类在过去两个世纪取得巨大成就但仍面临诸多问题。人们都不喜欢麻烦，没有谁早晨起床时期待麻烦的到来。很多麻烦却是我们自找的。为什么会这样？自出生起就在母爱怀抱里的我们原本是富于同情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却逐渐带来问题。过于自我中心和短视扭曲了我们的立场并造成麻烦。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策略和必要的信念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尊者说“教育很重要。现代教育往往以物质价值为指向，却缺乏对真诚善良的培养。这正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我们应设法引进道德教育并鼓励人们开发内心的真善。很多人祈祷死后能上天堂，但更重要的是努力在地球上实现天堂。”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尊者表示，如果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和平与慈悲的世纪，人类社会会更快乐。他还说科技是很有用的，但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关于堕胎，尊者表示，它基本上是一个杀人的行为，应尽量避免。然而此事难以一概而论，需要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一位印第安人讲述了他和他的墨西哥妻子在劝说各自家族接受通婚时的困难，尊者评论到如果我们能首先同样视彼此为人类而非着重信仰、种族等次级差异的话，很多事情就会简单的多。尊者回忆起已故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却能每周末驾车带妻子去教堂。 午餐后，福克斯总统为他在墨西哥第二大电视台（TV Azteca）的节目采访了尊者。在交谈中尊者提到了他移交政治权责两年来的生活。福克斯总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尊者回答说： “我从小就向往民主，并认为西藏属于西藏人民才是更合适的。我自1950年承担起政治责任，在1952年就设立改革委员会，虽然结果喜忧参半。所以在流亡时我们逐渐恢复改革进程并引进民主。2001年我开始半退休，到2011年就完全退下。” 稍后尊者在福克斯中心说： “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们并分享我的想法。我一生有三大追求。作为人类一员，我推广普适价值以造福人类。作为一名佛教徒，我相信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包含有同样的信息，所以培育宗教间和谐至关重要。最后，作为一位藏人，我认为西藏文化是和平与慈悲的文化，因此值得保护，而且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需要保护。” “现在我希望与你们互动，我乐于接受任何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尊者最喜欢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尊者答到：“如果我们想建立真正的民主，那事事取决于某一人就肯定不好。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正如每个国家属于那里的人民一样，世界属于全部70亿人。所以通过选举选出可负责的领导人是更好的制度。在流亡藏人社区，我们已经逐步实现了民选领导。”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向从未听过“慈悲”的人解释这个概念。尊者解释到有两种慈悲：有局限的无意识慈悲心和分析后得出的理性慈悲心，后一种慈悲心因为是自愿且经过训练的所以程度更强。 在回答关于自闭症与破坏性情绪的关系时，尊者说他对此不了解，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尊者说心灵与生命研究所（Mind & Life Institute）致力于建立对精神的科学理解，希望借此来减少痛苦和增加幸福，或许他们正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福克斯总统的一位孙女站起来说她没有问题，但希望尊者能把墨西哥留在他的心里时。整个房间响起掌声，尊者回答说：“当然可以。” 尊者随后从福克斯中心驱车前往莱昂机场并飞往萨卡特卡斯，明天在那里尊者将参加一个宗教间对话并发表公开演讲。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0, 2013, 6:29:52 AM10/20/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2013年10月16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驶过联合国世界遗产萨卡特卡斯市中心的鹅卵石街道，达赖喇嘛尊者来到安提戈教堂（Antiguo Templo de San Agustina）。曾经的教堂在重建后现在用于文化和艺术展览，而今天萨卡特卡斯州主教诺列加 （Monsenor Sigifredo Noriega Barcelo）将在这里主持一场宗教间对话。尊者驾临时，既有一个大型铜管乐队在门外广场上演奏欢迎，也有激动的学生在门口列队等候。诺列加主教在门口迎接尊者并陪同入场。
在热情的欢迎辞里，诺列加主教谈到了世间的恶意丑行并质问为何我们不能合力向善，提到墨西哥的天主教主教们起誓促进和平和人类进步。他说在座的所有听众都热情地期待聆听尊者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人世有何评论。
尊者在开场白中说“我喜欢站着说话，这样我可以看到观众们的表情。灵性领袖们，兄弟姐妹们，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您刚才所讲的确实是客观公证的，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物质发展是很美好，但下面却有诸多问题，如不公、剥削、腐败和冲突，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焦虑不安。”
“而灵性则是内心平安的真正源泉，这是物质机器做不到的。内心平安来自力行慈悲，所以在物质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灵性仍然发挥其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真挚地追求灵性。我曾经在墨西哥天主教大学提到人们在教堂或寺庙里穿着宗教服饰时会觉得自己特别虔诚，但如果一出去就既脱掉宗教服饰也把宗教和道德感情抛在一边的话，那就毫无裨益。”
“灵性的信息，比如爱、慈悲、宽容、自律和真实，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推动真正的改变。”
尊者提到正如西藏是一个佛教国家一样，直到不久以前墨西哥还基本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国家。然而现在的世界里多种宗教并存，这其实利大于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86年倡议召开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即阿西西会议Assisi meeting），当时许多宗教都派来代表传递和平的信息并认识彼此。尊者说各宗教在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不过是对如何实行慈悲仁爱有不同方法而已。
“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自找的。刚才主教问我们如何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求得内心平安。”
随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和平祈祷。
在隔壁房间，尊者会见了记者，介绍他在推广普适价值、内心平安和促进宗教间和谐的努力，还说作为一个藏人他关注西藏文化的存续，基于慈悲心他则推崇和平非暴力的文化。
在观众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在被不平等四分五裂的国家里如何建设和平，尊者回应到首先应努力尝试建设和平，毕竟如果你相信上帝的话，那放任贫富差距扩大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当被问到关于墨西哥的社会经济问题起源时，尊者提醒人们注意现有教育制度是以物质主义为导向并且缺乏对内心真善的关注。
与尊者一同出席午餐会的有250位名人，艺术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尊者讲起他在50多年前流亡的事情，他说流亡固然不好，却也给了他很多有益的经历，相反如果留在西藏的话他就只能循规蹈矩备受限制。当被问起各宗教间的关系时，尊者开玩笑的说我们可以视彼此为仇敌且不共戴天，随后他说当然实际上我们应承认 所有宗教都教化人们慈悲仁爱。
午餐后尊者应邀来到萨卡特卡斯市会议中心向在场的4200名观众发表演说.
“亲爱的兄弟姐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无论到哪里，我都努力推广作为幸福源泉的人类价值并推进宗教间和谐。这是我在墨西哥行程的最后一天，此前观众一直给予我热心和温暖的回应。明天我将带着许多美好的回忆前往美国。”
“我认为保持快乐的心态是很有意义的，即使有时这不能立刻解决你遇到的麻烦，但这有助于你保持头脑清醒从而认清现实。体验可分为感官的和精神的两种，身体疼痛就是感官体验，而沮丧、悲伤、压抑之类则属于精神体验。精神体验是更有效，因为精神满足可以克服身体疼痛，但身体舒适不能缓解心神不宁。”
尊者注意到当我们遇到麻烦时就会祷告，祷告和静思在个人层面常常是有益的，但对社会变革就未必有效。如果我们仅追求物质生活却忽略内在价值，那就同动物没多少区别。尊者提到他在巴塞罗那见过的一位天主教修士，这位修士在五年闭关时间里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基本以面包和水为生，静思关于爱的教义。尊者说当他见到这位修士时，他惊讶于修士眼中的光芒和言行举止里浓浓的幸福感。
尊者说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伦理道德应该仅仅建基于宗教，但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至少有一个问题：在多宗教的世界里应该选择哪种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呢？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世俗伦理原则。内心真善可以产生心灵平安，自信可以减少恐惧并保持清醒。尊者说根据他的经验，精神平和是幸福生活的关键因素。
尊者在墨西哥的近一周行程中同42000人谈话互动，明天他将飞抵纽约讲授佛法。
 |
||||
|
Posted: 18 Oct 2013 08:41 PM PDT
作者：鲍栋2013年10月18日
王克平和他的木雕作品。
Courtesy of UCCA
王克平，一提到这个名字，一系列历史词语立即会窜出来：星星画会、游行、口号、标语、传单、西单民主墙、改革开放……，但一看到他展览中的作品，所有的历史思绪又立刻安静了下来。
以艺术家本人命名的展览“王克平”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早的雕刻家之一，王克平几乎将全部的创作精力投注于他所选择的媒介：树木，此次展览算得一次35年艺术生涯回顾，展出了超过50件王克平木雕作品，按照主题分为：女人、人物、鸟、仁，和“性品” 。
王克平作品的主题与他出生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却又疏离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左翼青年作家，抗日，入党，后来去了延安，然后，一辈子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自己，母亲是话剧演员。1949年1月，解放军正准备攻克北平，次子出生，取名“克平”。不久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王克平随父母在天津长大，上山下乡去东北，当兵去云南，演话剧，复员到河北，当工人，考大学到北京，搞编剧，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学美术。
1979年，王克平对马蒂斯(Henri Matisse)、毕加索(Pablo Picasso)一概不知，但一上手就搞起了现代雕塑，被当时一心想办展览的艺术家黄锐认识了，拉着一起组了星星画会，办了星星美展。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的时候，星星美展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最早把个人化的、有意反叛官方文艺政策的创作拿到公共空间去展示的行动之一，与伤痕美术、乡土美术潮流，形式美、抽象美讨论，形成一场合力，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源头。
但“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其引发的事件。当1979年在美术馆旁边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被查封后，艺术家们走到街头，游行抗议，而游行的影响力则又更多地来自其标语“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换句话说，“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政治诉求上。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官方开明人士的支持，游行过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就举办了他们的展览。但由官方保守派推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很快就开始了。
“王克平”展览现场。
Courtesy of UCCA
和很多星星画会的“战友”一样，当时王克平的艺术主题经常是“控诉”。他最早的木雕是一个拉长变形的举着红宝书的人，叫做《万万岁》；而他最受关注的作品叫做《偶像》，是一个有着毛式面孔但表情呆滞的木雕头像。在艺术上，“星星”的口号是，"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但根据艺术评论家栗宪庭1980年编写、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关于"星星"美展》一文，王克平认为，“我们更强调前者，我们不能像明清一些文人墨客，在社会斗争复杂的时候躲起来，搞纯艺术的东西。”对珂勒惠支的强调说明了他们是在延续革命时期的左翼美术传统，但这个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社会批判性，二是艺术语言的个性与自觉。当时，王克平的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关于"星星"美展》一文中有一段王克平自述：“我搞木雕，纯粹是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感情，‘文革’初期我也是红卫兵，那种造反的热情，全被阴谋家利用了，因此，我对林彪、‘四人帮’恨透了，总想发泄出来。”
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他荒诞木雕的创作源头。他如此解释《万万岁》， “当时只是找到一小块长方木头，想刻一个狂热崇拜中高举语录喊口号的形象，后来手和胳膊都不能按正常结构处理，但正是由于木头本身的启发，反而使我想到让他脑袋上长出胳膊来，虽’荒诞’，但我觉得更示’高举’。”
名为《沉默》的另一座木雕也是王克平的代表作品，但是并未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沉默》是根据木头构思的，起先他找到一块树疤，就像一个嘴，想雕成写实作品，但是，“突然间，我感到树疤就像一张被木塞塞住的嘴。刻眼时，一边刻了一只闭着的眼，但觉得这样不能表达我的思想，主观闭着眼，给人感觉不敢睁开。后来我想蒙住，’四人帮’就是想要蒙住中国人民的眼睛，闭关自守。怎么蒙法，有纱布，和木头不协调，这时想到自然和雕琢的对比，就在眼的位置刻了一些×的线，像贴的封条。”
“王克平”展览现场。
Courtesy of UCCA
现在来看，在这一段当时的自我表述中，对文革及“四人帮”的控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人注意的反而是王克平对艺术方法的描述，尤其是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木头本身”。
脱离政治语态，对“木头本身”，或者说，对木头之物性的尊重、顺应及挖掘，正是王克平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中最值得讨论的内容。他对木头的选择非常多样，有橡木、杨木、柞木、椴木、枫木、梣木、紫杉木、合欢木、悬铃木等几乎所有的木料，而每一种木料的质感、纹理特性都被最大的保留、呈现出来，他通常把木料放置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等待木料的形状与裂纹稳定下来。他对这些木料的造型处理中，也处处顺应每一块木头的自然属性，木块的外形与内部走势，表面的疤与瘤，经常能给予他造型及视觉语言上的启示。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历史风云变换在王克平的作品中早就消逝了，现在的王克平几乎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木匠”。
对“木性”的遵从，也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尊重。从本质上说，王克平木雕的主题都是人性，包括人的身体、爱欲、情感，以及人性投射出自然性灵意象。拉回到“星星”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就像邓丽君的歌——反而比对“文革”的控诉具有更大的政治能量，因为人性论打破了一贯的阶级论。人性论的复活是那个时代最根本的话语转型，相比那种对“四人帮”的合法抨击，这才是真正的反叛。
人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过度事件化的“星星”，其最深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一场游行、几句口号，而在于他们的创作与随后的乡土美术潮流、形式与抽象讨论中所共同的东西，即各个层面上的人性复归。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人性又总是通过他们与客体的关系而显现出来，正如王克平和他的木头。
展览“王克平”，2013年9月27日至2014年1月5日。
鲍栋是艺术评论人。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
|
Posted: 18 Oct 2013 05:57 PM PDT 
（VOA）华盛顿 —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10月18日)在洛杉矶时报发表专文，阐述美国对亚太政策。克里指出，美国必须继续和亚太盟国合作，共同处理挑战，包括找到能够说服朝鲜遵守国际承诺的外交渠道，以及达成一个明确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
克里国务卿强调美国继续致力和亚太地区交往的重要性。他列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朝鲜问题、海上安全、网络安全、以及人权，此外，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拓展对外经贸，至关重要。 *找到外交渠道说服朝鲜去核化* 在朝鲜问题上，克里说，美国的挑战是找到外交渠道(finding the diplomatic means)，说服朝鲜遵守去核化的国际承诺。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他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10月3日与日本签署历史性的协议，深化双边同盟关系，共同处理朝鲜威胁以及确保海上安全。 根据这个协议，美国将在日本部署一个新的导弹防御雷达站，并且在太平洋区域部署无人侦察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星期三(10月16日)在例行简报中重申美国立场。 莎琪说：“我们的立场并无改变，克里国务卿最近在亚洲访问期间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朝鲜必须遵守国际义务，包括2005年六方会谈的919共同声明。球在朝鲜那一边，如果他们采取可以核实的步骤，迈向非核化，那么我们可以讨论重启对话的可能性。” *明确行为准则确保海上安全、航行自由* 对于南中国海的岛屿主权争端，克里国务卿在文章中指出，必须维护亚太地区的海道安全，以确保自由航行以及自由的海上商务活动。东盟国家一致认为有必要达成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避免南中国海问题升高紧张局势，导致沟通不良，或者产生误判。 跟随克里国务卿出访的美国高层官员说，东盟10国一致认为，目前各国正在谈判的、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南中国海问题行为准则，不能取代几年前所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单来说，行为准则是为了履行行为宣言的精神。 *今年年底完成TPP谈判* 克里国务卿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说，亚太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产品出口到亚太地区。他还强调，美国将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国务院照片)尽管美国跨国企业如沃尔玛(Wal-mart)、联邦快递(FedEx)等，都担心奥巴马政府为了赶在年底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谈判，而削弱协定的效果，克里国务卿说，12个成员国再度确立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谈判的目标。目前有待解决的较敏感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国营企业和环保问题。 *美国与亚太地区全面能源伙伴关系* 近几年来，共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成为美中、美国与亚太交往的新亮点。美国与亚太地区全面能源伙伴关系(US-Asia Pacific Comprehensive Energy Partnership)最近纳入新的成员国--新加坡。克里在印尼访问期间也和当地渔民见面，了解美国研究员如何协助印尼渔民建构可持续性发展的渔业。
【附录】
OP-ED
John Kerry on forging a Pacific futureAt a time when some Americans would like to pull back, it's important we work together globally to meet an array of challenges.
By John F. Kerry
October 18, 2013
After three trips to Asia as secretary of State, I am more convinced than ever that, as a Pacific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ntinue to forge a Pacific future. But building that future means confronting challenges that require cooper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erseverance with our adversaries.
Some of those challenges are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We must work with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s to address the threat posed by a nuclear-armed North Korea and the growing dangers of cyber espionage. We must cooperate with countrie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peacefully resolve rising territorial differen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 need to develop trade relationships that open these robust economies to more American goods and services.
At a time when some Americans would like to pull back from engagement abroad,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to work together globally to meet an array of challenges.
Unfortunately, I left for Asia earlier this month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here at home. The transient difficulties in Washington, and the fact that those polarizing politics kept President Obama at home, did not diminish the recognition among the leaders with whom I spok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suppor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region.
Indeed, over the course of two weeks and four countries, I saw firsthand the depth of U.S. engagement, starting with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we established decades ago and concluding with progress on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that will yield lasting benefits for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decades to come.
Still, there are obstacles. One of them is finding the diplomatic means to persuade North Korea to live up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s part of solving that vexing riddle,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 and I signed a historic agreement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Japan on Oct. 3 that strengthens our deep alliance. It commits the two countries to working together to confront the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 as well as emerging dangers such as maritime security and cyber espionage.
Another challenge is keeping the region's sea lanes secure for freedom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A few days after signing the security pact with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joined more than a dozen allies at the Ass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in Brunei to present a united front in developing a clear code of conduct to prevent miscommunication and miscalculation at a time of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other vital waterway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require more than security. A shared commit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nnovation is part of why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is a cornerstone of the president's economic policy in Asia. This partnership will drive growth and create job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ali, Indonesia, we made real progress on reaching agreement among a dozen countries representing 40% of the world's economy. Over several days of high-level talks, we narrowed differences and reaffirmed the objective of concluding negotiations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re are still issues to be resolved, but moving forward is essential. This free-trade agreement will support American jobs and investments by expanding access to marke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in a region of robust economic growth, setting high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region is poised for economic growth, but that growth must be smart and sustainable. As the planet's biggest consumers of energy and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the nations of the region — including our own — have an enormous responsibility to lead a transformation that puts us on a path toward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positive signs in that regard. At a port in Indonesia, I met fishermen who are working with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uild sustainable fisheries. Putting climate and clean energy issues at the top of our agenda has led to real breakthroughs. Singapore is the latest nation to join the U.S.-Asia Pacific Comprehensive Energy Partnership, where we are helping to bring clean energy to many of the 387 million people in Asia without power.
We are also opening a regional center for Asia-Pacific Clean Energy in Bangkok, Thailand,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o facilitate investment in this vital sector.
Sensitive regional issues remain, including the substantial challenges that some of the countries face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But working through our differences openly and candidly, and signaling our continuing commitment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rings our goals within reach.
The rebalancing of our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in Asia is neither a work completed nor an effort interrupted. It is a daily march of progress to be measured in miles and years, not yards and days. But the march is underway, and America and Asia are stronger because of it.
John F. Kerry is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
||||
|
纽约时报：夏业良，从经济学家到异见者（附RFA、BBC夏业良被停聘报道） Posted: 18 Oct 2013 02:47 PM PDT 杰安迪 2013年10月15日
 上个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在北京的家中。他说，因为在文章中和课堂上批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他可能会被解雇。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北京——很难说究竟是哪种不当行为促使颇有成就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夏业良，从固执己见的异见分子变成了执政的共产党的眼中钉。他曾于2009年发公开信，嘲笑中宣部部长的中专学历，而且去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采访时，还称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
夏业良在小时候曾是“红小兵”，后来则变成了自由市场倡导者，他说他很可能是因为去年在网上发长文，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在公共场合进行政治改革辩论，从而触犯了底线。他近期说，“这好像让校方很失望。”也好像触怒了一些有权有势的党内人物。
夏业良说，未来几周内，他很可能会被免去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他和其他人都表示，这种举动反映了政府控制中国一流教育机构里的学术讨论内容的决心。
管理者告诉他，他的命运将由他的同事所组成的小组来决定。他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打掩护，免得有人批评，他受罚是出于政治原因。53岁的夏业良说，“我对我的前途并不是非常乐观。”夏业良很活跃，在自己的宏观经济学课堂上，他经常在授课内容里加上各种针对共产党的指责。
不让夏业良说话的举动明确展示了北京大学等精英大学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大学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又渴求获得作为伟大学术中心的国际声誉。近年来，北京大学通过合作以及与世界顶尖高校开展交换项目，在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强势展开工作，以提升国际知名度。
去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个造价为700万美元（约合4273万元人民币）的研究中心，而康奈尔大学(Cornell)、耶鲁(Yale)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等其他越来越多的大学也开设了双学位项目或加强了学术合作。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说，惩罚夏业良的做法很可能会损害北大提高国际地位的工作。他说，“它将发出一个这样的信息，即北大无法抵制政治影响，也不能使政治和学术分离，而这对那些希望能从事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是个基本要求。”
让夏业良收声的举动也在海外受到了关注。关注科学家协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对他表示了声援。上个月，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130多名教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向学校管理者呼吁，倘若夏业良被解雇，就请重新考虑与北大的合作关系。
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和经济学院都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夏业良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曾作为评论员活跃在中国的新闻节目中。他首次惹恼学校管理者是在2008年，当时有一些人在一份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声明上签字，夏业良就是首批签名者之一。这份请愿书叫做《零八宪章》，签名者共有300人，它让共产党高层领导大为光火。其主要作者、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还因此受到迫害，并因颠覆罪被判刑11年，目前正在服刑。一年后，夏业良在致中宣部部长的公开信中把宣传部的工作比作了纳粹党的宣传工作。
夏业良说，从那以后，他曾经历过数次软禁，有时还发现有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在跟踪自己。但是他说，大部分时间，他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近年来，北大管理者允许他长时间在海外担任访问学者。今年9月之前，他就在斯坦福大学。
但是，自从他去年在网上号召，要求对政治改革进行公开讨论后，北大管理者就要求他回国，之后还警告他不要再高调宣扬自己的反政府言论。
在那之后，他通过自己的微博，继续批评共产党，并宣扬西式民主，但是相关的微博帖子往往刚刚甫一发出，就遭删除。（他目前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名为“夏业良九世”，原因是之前的八个账号都已被删。）“我从没有提倡过革命，”他说，“我提倡的是和平演变。”
如果遭受惩罚，他将成为又一位陷入异见打压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场活动日益扩大，已导致数十位律师、活动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被拘捕。今年3月，在十年来的首次领导换届中，习近平成为新任国家主席。自那以后，打压行动进一步升级，同时还伴随着一场铲除中共领导层眼中社会逆流的运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将社会逆流定义为倡导选举民主、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
中国的高等院校本已由中共委任的行政人员来严格管理，如今又被迫卷入了改造思想的行动之中。学生们被要求参与以“中国梦”为题的征文比赛。“中国梦”是习近平发起的一项核心运动，旨在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团结中国民众。一些教授已经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在教学场所讨论七个话题的禁令表示不满，这些话题包括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和毛泽东的错误。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今年夏天被停课，此前，他撰写了一篇倡导更大程度地坚持宪政的文章。而中国的宪法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张雪忠在接受采访时说，针对他的惩罚，以及打压学者的其他行动反映出，中共担心，其对中国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互联网。
“很多年轻人会通过一些具体的现象来的出结论，所有的危机和不公正的事件，它的根源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张教授说，“官方不再有以往单向的、灌输式的电视或者报纸这种媒体的单方面的声音，我想当权者应该是感受到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危机。”
张雪忠仍然乐观地认为，尽管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打击，但大学生仍然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方式。夏业良则没这么乐观。他说，与10年前不同，现在几乎没有学生对民主观念感兴趣，对于讨论敏感政治话题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小，感到不满的学生似乎就更少了。夏业良和其他一些人说，由党任命的班长越来越多地向意见非常强烈的同学提供“指导”，大学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也受到严密审查。
夏业良和其他一些学者说，如今，学生们大多数把工作置于理想之上。他说，“他们被父母教导，要避谈政治，努力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目标是，好好找个工作，赚钱买房。”
北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不知道夏业良的遭遇，仅有的几名了解情况的学生十分漠然，他们说，他反复向共产党挑衅，这种行为越了线。物理系研究生楚一琪（音译）说，“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发展，牺牲一些民主或者正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许多在最近一个晚上聆听了夏业良的制度经济学课的学生说，他们很欣赏夏教授不受拘束的讲话风格，即使他的一些言论让他们觉得说教性太强。（夏业良在课上曾说，“当共产主义的价值取代了传统价值，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良心，就像过去的阶级斗争，让儿子杀死老子。”）
随着教室里的人渐渐散去，经济学研究生格蕾丝・张(Grace Zhang)说，她在得知夏教授因为公开言论可能被解雇的消息之后感到震惊。她说，“学校竟然会扼杀这种声音，真令人难以置信。大学教育的根本要义，就是应该包容这样的声音。”
杰安迪(Andy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Chen Jiehao与Ye Fanfe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
【附录】
被北京大学停聘 夏业良表示要向校方申诉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星期五表示，北大决定不再对他进行续聘。北大经济学院“人事代理考核续聘委员会”是在上周对是否续聘夏教授进行投票的，投票的34名委员中，有30人投反对续聘票。夏教授表示，这一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会向校方进行申诉。 夏业良教授周五晚间在北京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被北大停聘并没有太让他意外，但经济学院“续聘委员会”以这样压倒多数的选票反对对他续聘，却让他很震惊。夏业良教授说，这个投票委员会由学校教授以及经济学院的党政领导组成，他不能确定投票的教授是否受到来自校方的压力，但是，北大启动这样的续聘程序本身就不合常规，因为他在去年七月已经他通过了北大的业务考核，按规定就应该续聘，而不需要通过投票表决。夏教授说， “这个投票的依据是说你同意不同意续聘，而不是说对我业务进行考核，按道理这件事情不应该留给教授或者其他人去做，本来这个事情是应该（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负责的，但是现在这个责任都分散了，让大家成立一个委员会。院里非常恼火的一点是，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然后很多网上舆论说我收到政治打压。院方一再强调这和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学术问题。” 本台记者周五晚间致电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无法进一步了解详情。 据报道，夏业良教授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并在2009年在网上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时任中宣部长的刘云山钳制国民思想和阻碍新闻言论自 由。今年7月初，夏业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在推特上透露，北大领导表示，有人举报他在新浪微博上"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 美国的“纽约时报”日前发表题为“夏业良，从经济学家到异见者”的文章，讲述了夏业良教授遭到有关当局打压的经历。夏教授告诉本台，他虽然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但是经济和政治是无法分离的，在中国搞经济，如果没有对国家制度的关注和分析，就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夏教授说， “当然在过去10年里，国进民退，经济上造成很多问题，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很多打压排挤，好多人都逃亡国外，资本转移，在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对夏业良教授的遭遇表示气愤。他说，中国一方面希望提升象北大这样的所谓精英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一方面又对校园里一些敢于大胆直言的创造性教授进行打压，这样的做法前后矛盾。夏明教授说，夏业良教授的遭遇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一流学术教育机构，一直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而北京大学更是有关当局的重点控制地区。夏明说， “他们往往是几管齐下，包括国安公安，另外还有军方进行控制，整个党的系统还有宣传系统，对这些大学进行强烈的渗透和控制。” 夏明教授表示，北大一方面在剔除象夏业良这样有良知的优秀教授，一方面又频频出现诸如象孔庆东这样被网民称为“叫兽”的教授，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与堕落。 “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果不为人师表，完全是捞钱捞官捞头衔，这些东西都不会成为大学关心的问题，相反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整治有创新思维能够整治权威的学者，我觉得这一点不仅是北大的问题，而是全中国大学的整体堕落。” 今年53岁的夏业良教授最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打算找北大有关领导进行申诉，希望他们能够收回决定，但是，至于校领导愿不愿意坐下来和他谈，谈之后的结果会如何，他并不乐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琪薇 北大教授夏业良因批中国政治体制遭解聘 |
|||
|
Posted: 18 Oct 2013 02:08 PM PDT  北京在本周高调纪念习仲勋一百周年诞辰。除了身为当下国家元首的父亲，习仲勋生前还有其他显赫的政治身份：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的创始人，在共产党执政后曾经担任过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在内的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 中国各地的官员们高调纪念习仲勋虽然有对现任总书记奉承的成分，但是综观整个纪念活动，倒也没有超出共产党历来的规矩，官方纪念会的规格大体上与过去纪念逝世的老一辈政治局委员们的规格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官方媒体单独为其拍摄了反映其不同历史时期活动的纪录片，对习仲勋的颂扬也明显地要高于其他人。 平心静气而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物中，习仲勋是值得人们纪念和怀念的一位。与胡耀邦、赵紫阳等少数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位少有的具有人性的政治家。最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位自始至终没有推行损害普通民众利益的激进路线、没有对自己的同事进行残酷斗争的领导人。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极其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念习仲勋不过份，也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官方的纪念活动显然是在千方百计地让人们忘记共产党的历史污点，费尽心机地回避那些党内斗争的恶习和治理国家的左倾路线给民族和习仲勋本人所带来的灾难。与此相反，习仲勋被装扮成为一个毫无原则地拥戴执政党错误的政客，似乎他与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左倾路线从来没有过分歧，也与在八十年代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邓小平和其他政治老人们没有分歧。这种作法不尊重历史事实，也是对习仲勋本人的一个亵渎。 官方对习仲勋的评价主要围绕两条主线：一是他参与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为丧失了江西根据地的红军和共产党中央提供了栖身之地，也为他们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二是他是提出创立深圳经济特区的主要负责人，这个特区为中国其他地区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借鉴作用，从而为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虽然官方的纪念活动刻意回避，但是与习仲勋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的两个事实更能发人深省。一是与习仲勋一起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刘志丹在战争期间阵亡之外，其余的人都在共产党内部的残酷斗争中受尽磨难，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除了习仲勋本人遭受了十六年的被贬斥和受关押的经历之外，边区的主要创建者高岗本人更是在高层斗争失利后自杀身亡。 二是与习仲勋一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开风气之先的那些党内改革派领袖们最后也都难有善终：胡耀邦被政治老人发动政变废黜；赵紫阳在六四镇压之后被关押直至逝世；在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都被保守派攻击得遍体鳞伤。就连习仲勋本人也由于支持了胡耀邦的改革路线而被邓小平搁置一旁，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鲍彤：九州生气恃什么？――写在两个三中全会之间和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之际 Posted: 18 Oct 2013 01:48 PM PDT
中共开会，历来如此。因为中共所想解决的，大抵不是平民百姓所渴望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所以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去各抒己见。中共非解决不可的，乃是最高领导人最感兴趣的特殊问题，所以应该由领导人自己去拍板。人们常常大惑不解：凭什么毛泽东1955年要反"小脚女人"，1958年要反"马鞍形"，1959年要反"里通外国"，然后又马不停蹄，反这反那？邓小平也青出于蓝。而每当毛或邓挥一挥手，整个中央直到全党全民毫无例外总得齐声高呼万岁。这些都是党的体制在自我运动中留下的无法掩饰的轨迹。 只有两次例外。遵义会议是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次。前者之所以例外，因为中共已身处绝境，内部山头林立，上面的共产国际鞭长莫及，政治局非自谋生路不可。后者之所以例外，则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之死又使中共失去了擎天柱，接班人华国锋和"钢铁公司"邓小平两个人联起手来也压不住场面。华邓本来合谋，只发展经济，但躲开政治――即所谓"向前看"和"不纠缠历史旧账"。结果呢，三中全会尚未开场，预备会刚开始，陈云就在小组会上发难，谭震林丶胡耀邦跟进，许多人纷纷响应，从根本上颠覆了华国锋丶邓小平为全会设置的框框，预定的政治禁区反而成了全会热议的焦点。后来有人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主导的。那不符合历史。当时的邓小平，起初正在南亚观光，一回来就慌了神，赶快设法变调子丶转弯子，正紧张着呢。 在三中全会前，如果有人预测会议将以政治议题为主，将翻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将进而评文革丶评毛丶评中共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那么，遵照当今两高释法的新精神，主旋律和政法委必须联手，把预测者们作为"网络大V"逮捕入狱判刑，而且谁也不能排除将由纪委出马，把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的嘴巴用胶条封住的可能性。如果那样，那次三中全会究竟能开出什么名堂来，就只能靠穿越历史的小说家们去苦思力索了。 这里有个回避不了的大问题：社会的进步到底靠什么？我无法不叹服龚自珍的结论：九州生气恃风雷。是的，就是风雷，唯有风雷，正是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正是社会一切群体的不同意见的总和及其运动，才构得成生生不息的风雷！没有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发表和自由交流，就没有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如果说，对当前敏感的事情因无法超脱而不便说得太明白的话，那么，对时隔三十五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应该可以平心静气得出客观的结论了吧。你总不能把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等发表的不同于华邓的意见说成不是风雷而是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吧！举一反三，天下还有什么想不清楚的事情？ 一言九鼎不是大英雄，一呼百应不是大英雄，把社会镇压得鸦雀无声也不是什么大英雄。封杀不同意见，是垂死的暴君的伎俩，不值得效法。提出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的习仲勋，才是大无畏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确实非庸人所能及，所能懂。纪念习仲勋诞生一百周年的意义，如果不是官样文章，应该非此莫属。 没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是无生命的国家，习仲勋因此要做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之梦。有人以摧残不同意见为能事，我不知道，他们纪念习仲勋老人的用意究竟何在。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1, 2013, 6:38:03 AM10/2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0 Oct 2013 10:07 PM PDT 储百亮 2013年10月21日 |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不合理，但我没有办法，”夏业良在提到失去教授职位时说。
香港——直言议论时政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周六表示，在某委员会投票决定解聘他后，他即将失去北京大学的教授职位。北京大学是国际知名的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关于他的未来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说，这个决定反映了共产党钳制校园中自由政治观点的意图。
夏业良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五通知他，学校的一个评估委员会于上周投票决定，不与他续签将于1月末到期的合约。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此前曾对该决定做过报道。
“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不合理，但我也没什么办法，”夏业良在电话采访中说。他周五说，“一名学校领导告诉我，如果我继续对国际媒体说这是个政治事件，而不是学术事件，我的处境还会更糟。”他不愿提供这位院系领导人的姓名。
53岁的夏业良必须找到新的工作，而事实上，其他任何一所中国大学都不会有聘用他的勇气。
这个决定可能会使北京大学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广泛联系复杂化。记者周六多次致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外事办公室，但却无人应答。在中国，周六不是工作日。
中国有很多像夏业良这样的学院经济学家，他们支持自由市场，并认为自由市场与宽松的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夏业良的举动超过了一般同侪，他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反对共产党的管制。他认为这就是北京大学决定解雇他的原因，不过他说，在讨论解聘他的问题时，学校领导人并没有把这一点明白地说出来。
去年，夏业良在网上号召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到公共场所，以便讨论并推动政治改革。在此之前，他曾嘲笑一名宣传部长只有技校文凭。
2008年，他在一份要求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相当于结束一党制——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书名为《零八宪章》(Charter 08)，活动主要组织者之一刘晓波在发起请愿后不久即被逮捕，并因颠覆罪被判刑11年。刘晓波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位于北京西北角的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比较自由的一所大学，但也像中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受到党的控制。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学校各层级都有党委和党支部。
北京大学有很多国际合作伙伴。很多美国学校与北大有合作关系，比如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去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
夏业良教授工作受到威胁一事早已在国外激起反对声浪。上个月，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130多名教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自身所在学校重新考虑与北大的合作关系，如果夏业良遭到解雇的话。夏业良教授表示，这些大学需要自己决定该做什么。
“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不愿看到这个事件导致美国大学停止与中国大学的交流或合作，”他说。“这对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没有帮助。”
夏业良教授表示，他会在合同到期前继续完成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但他不确定之后能找到什么工作。
“在中国，没有工作单位，生活会成大问题，”他说。“我告诉我的妻子不要苦恼。总会有转机的。”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20 Oct 2013 06:41 PM PDT
 |
||
|
Posted: 20 Oct 2013 05:09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10，19）
* 郭飞雄案本周发展情况* 今天谈谈郭飞雄案本周发展情况。10月15日郭飞雄的辩护人隋牧青和蔺其磊二位律师从广州天河区检察院听到郭飞雄被批捕的口头信息。第二天，10月16日晚郭飞雄的家人收到了邮戳显示日期为33天前从公安局寄出的《逮捕通知书》。10月18日律师第七次到看守所，要求会见郭飞雄，仍然未被允许。 以下播出几段采访录音，对这一过程作简要回溯。 *10月15日访谈片段：检察院接待人称郭飞雄9月11日被批捕。外界无人知晓* 隋牧青：“今上午大概11点， 我和蔺其磊律师到天河检察院递交了两份控告书。一份控告天河区分局和天河区看守所违法阻止律师会见的滥权枉法渎职行为，要求责令他们停止和改正违法行为；另一份是《刑事控告书》，控告天河区分局局长金卫、看守所所长潘伟其，他们都是单位一把手，我们认为他们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我们控其涉嫌三项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和利用职权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非法拘禁指的是超期羁押郭飞雄。 检察院接待人员询问了一下案件，然后她告诉我们说‘郭飞雄在9月11日已被批准逮捕’。我说‘这个情况我们根本不知道，外界没有人知道，法律规定都需要通知的嘛！’如果批捕，也是违法，为什么不通知家属？’ 这个批捕消息我还不能肯定，因为没见到书面的东西。” 主持人：“她有没有说涉嫌罪名是什么？” 隋牧青：“当时我并没有问，后面还可以再问一下。我们会把这些控告材料往广州市检察院和广东省检察院都要寄一份。” 主持人：“您今天这些事都是和蔺律师一起做的吗？” 隋牧青：“对。” 隋牧青、蔺其磊：这种秘密拘留、秘密逮捕是警察国家的典型特征—— 主持人：“你们今天去送这些文书，意外听到郭飞雄被批捕的消息，您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隋牧青：“我只是觉得很可怕。这种秘密拘留、秘密逮捕是警察国家的典型特征，根本是罔顾法律。我们现在仍然解决不了会见问题，只能更多的说要盯住会见，而且要求他们出具正式逮捕通知给家属或家属委托的律师。但是我们的会见与批不批捕没有关系。” 主持人：“能不能请蔺律师说几句？” 隋牧青：“好的。” 从北京专程赶到广州的蔺其磊律师说：“我们对警方违法行为一直在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目前对他们提出控告，控告法律规定的他们的代表人。我们会继续采取一些法律行动。逮捕的消息是从一个检察官嘴里说出来。” 主持人：“这样，在法律上怎么认定，是不是有效呢？” 蔺其磊：“现在因为没有见到书面通知，我们不敢确认，应该见到书面东西才算。” 主持人：“说这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蔺其磊：“叫张永欣，我们在天河检察院接待室，把控告材料给她，她看过后打了内部电话，然后告诉我们‘郭飞雄9月11日已经被批捕了’。 主持人：“今天您遇到这些情况，得到这些信息，您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 蔺其磊：“我感觉到广州警方对郭飞雄这个案件，他们违法的手段、行为真的是肆意违法。明明有程序性的规定，他们就不按照法律规定走。我们截止到现在……包括郭飞雄的家人都没有看到任何书面的通知。” 主持人：“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准备怎样做出反应？” 蔺其磊：“针对这种情况，还是控告吧。之前秘密拘留，拖延（10天）通知家属。现在又秘密逮捕，就像刚才隋律师讲的，是典型的警察国家的特征。我们还要从其它手段上对这事情进行一些控告。” 杨茂平：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 当天晚上，我又打电话给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向她询问有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 杨茂平：“没有。没有。我也是今天从网上看到有律师在网上谈了。我们一直在按法律程序在跟政府做沟通。但是政府置若罔闻。我们请律师去，就是尊重法律。律师多次要求见他们都不让见。又说批捕，又不通知家属，这是违法的。政府让公民守法，政府自己不守法，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样对待人民？”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维权人士郭飞雄曾经参与太石村维权活动等。2005年被当地公安局刑事拘留，他进行了长达59天的绝食抗争。此后又因从事维权活动，多次被殴打、拘留。2006年郭飞雄被捕，因在此前5年出版的揭露官场腐败的《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 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5年，在拘留与监禁期间遭受酷刑折磨。2011年刑满出狱后，郭飞雄继续参与维权活动，也办好对广州隋牧青律师和北京蔺其磊律师的委托手续。 今年8月11日互联网上传出消息，郭飞雄8月8日上午与亲友联络过，但自当天中午以后，亲友无法再联络到他。直到8月17日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才收到了寄自广州天河区看守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这是他第四次被拘捕。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9月10日，隋牧青律师在郭飞雄被羁押第33天仍无法会见律师的情况下，向天河区法院递交了郭飞雄的辩护人隋牧青、蔺其磊二位律师提起的行政诉状，就广州市公安局天区分局和天河区看守所侵犯原告隋牧青、蔺其磊律师依法会见权和当事人杨茂东的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 当对郭飞雄的刑事拘留已经超过37天时限，仍然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新消息传来，9月16日下午，隋牧青律师向广州天河区检察院寄发了《要求对杨茂东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 9月23日，二位律师得知行政起诉被裁定驳回，律师于9月27日又将《上诉状》上网，之后通过邮局寄给法院。 到10月11日，郭飞雄被刑拘在广州天河区看守所已经64天，隋牧青律师当天上午第六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再次被拒绝。 *10月16日访谈片段：杨茂平收到邮戳显示为33天前寄出的《逮捕通知书》* 隋牧青：司法信函都是特快专递，就算再慢的信也不至于33天才送达—— 10月16日我再次采访了二位律师。隋牧青律师说，郭飞雄的姐姐刚刚收到公安局寄来的对郭飞雄的《逮捕通知书》。 隋牧青：“今天傍晚，郭飞雄的姐姐给我电话说她刚刚收到邮局送来的信，（看邮戳是）9月13日寄出。 我想是因为昨天我和蔺其磊律师已经把（检察院说郭飞雄被批捕）消息公布了，可能警方马上就通知要他们把这封信送过来。不管说是为什么，这都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刑诉法规定，刑拘和逮捕通 知，都须24小时内通知到家人。起码应该电话通知。而且现在像我们律师与法院间往来的信函，全部都是快递，哪有寄这种平信的？而且平信……就算再慢的信也不至于33天才送达！” 隋牧青：这33天期间我们去过看守所、公安局……无人提及郭飞雄被批 捕—— 主持人：“在这这期间，就是从这封信显示的文字日期，直到信到达他们家人手里、你们知道这个消息，这中间你们是不是去过看守所……” 隋牧青：“看守所、公安局我们全都去过，（在昨天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及过他已经被批准逮 捕。我觉得这一切很明显都不是巧合或者什么原因，都是警方故意渎职、故意侵犯人权。24小时之内，你都应当通知到他的家人，就是说24小时之内就应该让他的家人知道。” 主持人：“您作为辩护律师，此刻打算怎样作出反应？” 隋牧青：“这个问题应该要求追责。第一次，刑事拘留通知就延迟了很久。第二次批捕通知延迟的就太不象话了。还是要控告，这都是故意渎职犯罪，情节非常恶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都属于公权犯罪。下一步，最近我们还会再去要求会见。 ” 蔺其磊律师说：“现在看来警方对郭飞雄这个事完全不按照法律走。我们感觉广州警方肆意违法封锁消息，逮捕以后还是按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视法律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以法律形式打压民间人士。公权力现在看来是彻底不跟你讲法律了。会见的事情，我们可能随后要再去一次，我们再去争取吧，不能停顿。” 杨茂平：说我家没人、说邮递员拖延是撒谎，不让律师见……不按法律来—— 16日晚，郭飞雄（杨茂东）的姐姐杨茂平讲述当天收到《逮捕通知书》的经过。 杨茂平：“今晚我正加班，19点04分我丈夫给我打电话说，18点50分收到公安局给我的一封信。我回来时问‘为什么这么晚才送过来？是谁送的？’ 我丈夫说是个邮递员，他当时也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送到这封信？’对方说他们当时没找到我，说来了几次我们家没人，今天是他们邮局指示他把这封信送来，他才送来的。 我没碰见这个邮递员，再加上我们家一直有人。他说‘这封信十几天前就来了，你们家没人’，这是谎话。 我拿到这封信后还没打开，先把这封信照了一张照片，给律师打了电话后，把照片发给律师后，我才打开。又照了一张（通知书的）照片发给律师，我对律师说‘昨天晚上记者问我收到通知书没有，我说没收到。现在我收到了，你赶快给我通知一下，要不（当局）他们说我说谎’。我也给张青留言，让张青给我打电话，我说收到了杨茂东的逮捕通知书。 （读《逮捕通知书》）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逮捕通知书（副本），穗公天捕通字201303374号 杨茂平：经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我局于2013年9月12日13时对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杨茂东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 落款是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2013年9月12日。 下面写注：看守所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 主持人：“您得到这份通知书时，对这件事怎么想？” 杨茂平：“我想他们监听到我们（昨天）的电话（说没收到通知）了，才这样发给我。这是一个形式，说邮递员耽误了，拖延一下子。不让律师见，就是不让律师见，就是不按法律来。” *10月18日访谈片段：律师被七拒会见，继续控告公权渎职犯罪，望更关注此案* 10月18日律师第七次到天河区看守所，要求会见郭飞雄。 隋牧青律 师说：“今天因为上午我有个庭要开，蔺其磊律师去了看守所和公安局。他正好在我旁边，让他跟您讲一下这个过程。” 主持人：“好的。蔺律师您好！能不能请您把今天的情况讲一下？” 蔺其磊：“您好！今天上午我去天河区看守所，对方还是说需要找办案单位。我到天河区分局治安大队，对方先是说人不在，让我回去等。在我再三追问下，我让他告诉我承办人员的电话，他告诉我电话以后，我要求见人，他们说‘都出去办案了’。我说‘都出去办案了也得有个人接待啊’。 在我追问之下，出来一个警官告诉我‘这个案件已经在预审大队。我要求给我预审大队电话。 我到预审大队，联系内勤。内勤告诉我承办人员姓邓和姓谭两人电话。我联系上谭姓的女警官，她说‘这个案件 是在这儿’。她要求我把辩护手续经门卫收过去给她，她说下周一能收到，再给我电话’。 收我的东西，门卫有收据。我把律师事务所的函、委托书、律师执业证的复印件都给了他。我说‘看守所一直说会见需要你们办案单位批准，这个案件应该不属于需要批准的’。她说‘这个案件的涉嫌罪名可能还要变， 还有其它事要牵涉到其它罪名，我们正在查，律师会见需要审批’。 我说‘那我要会见怎么办？’她说‘你把会见手续放在这儿’。 我把会见专用函也放在那儿，追问她时间，她说周一给我答复。 这是第七次，明显他们还是违法。下周一我还会到预审大队，再看他们到时怎么说。 隋牧青律师说：“今天警察的说法和我原来的担心有吻合。已经七十多天了。关键问题在于，对郭飞雄的刑拘和逮捕都是秘密的，这都是故意渎职犯罪。我们已经提起刑事控告，后面肯定还要继续进行。算上这次律师已经七次要求 会见，我本人去了六次，蔺律师也去了两次。现他们又说‘可能要变更涉嫌罪名’等等，以这个来阻挡我们会见，这完全没有法律根据。对我们来说，后面也只能坚决控告。 我觉得，对郭飞雄这个案件，希望能引起更大的关注。”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2, 2013, 6:03:19 AM10/2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1 Oct 2013 12:35 PM PDT  
太子党背景令习近平更自信，有助于加强其权威，但也会令其受到掣肘。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上位已经近一年了。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两位前任要快得多。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胡锦涛在分别接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时候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交接班局面：前者仍然需要面对政治强人邓小平等的垂帘听政，后者则由于前任延迟移交军权而备受钳制。这些使得他们在上任之初必须谨言慎行，只是在接任若干年之后才逐渐展现自己的政治色彩和领导风格。
与两位前任不同，习近平似乎在接任总书记的当天便进入了最高领导者的角色。他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通过直接了当的语言风格，与大多数党的高级官员们拘谨的照本宣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他对执掌最高领导职务的自信。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又通过率领中央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机会，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以此作为自己执政的标志性口号。
在执掌这个世界上成员最多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年里，习近平向中国人和世界上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发出的信号既清晰又含糊。清晰的是：他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的这一轮权力过度已经正式完成，他本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的决策者，无论是政治老人还是他的政治局常委中的同事们，已经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含糊的是：已经执掌了最高权力的他究竟要带领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驶向何方？
习近平作为家属出席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活动。
北京高调纪念习近平已故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权已经完成过度的一个标志。虽然官方在大会堂举办的习仲勋纪念会的规格与其他过世的同级领导人大体相当，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央视联合摄制专门为其摄制了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参与制作的单位的规格和片中对习仲勋的评价，都要远远高于其他人。显然，如果习近平仍然面对政治对手的强大挑战，他是不会授人以柄，如此高调地纪念他的父亲的。
虽然政治权力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执政之初，习近平在数次讲话中提到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时，略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选择第一次出京的巡查时，他没有像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那样去朝拜红色的革命圣地，而是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大谈改革开放。不少人据此认为，习近平将会推行一条更加开放的政治路线，甚至有人猜测他会启动他的前任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习近平随后的举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他深度改革的期望。在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谈话中，他不去批评前苏联背离人民意愿的僵化政治体制，而是为前苏联的解体深表同情，甚至为没人出面挽救苏联的一党专制而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 的悲叹。随后又以党内秘密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七不准"，禁止中国媒体和教师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接踵而来的还有官方媒体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围剿；滥用司法对网络大V的抓捕和对舆论的加强控制等等。
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
这些表明，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决策虽然常常在继续改革和沿袭旧制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之间来回摇摆，但是习近平的政治色彩已经在这种摇摆中日渐鲜明。通过一年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习近平实际上是在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向毛泽东的原教旨专制主义回归；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比起来，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回归步伐要大得多和快得多。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方法、甚至讲话风格都比他的任何前任们都更像毛泽东。
习近平的这种政治色彩源于他对自己历史角色的自我定位。作为新时期的大国领导人，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和邓小平发展经济之后，他可以引领中国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使中国通过政治文明的全面复兴受到世界的尊重；或是回到共产党驾轻就熟的专制之道，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回避制度变革，在危机和挑战面前目光短浅地蝇营狗苟地得过且过。看来他更看重自己作为专制制度的"红色接班人"地位，而放弃了引领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复兴的机会。正式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责编：铃兰）
――BBC，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
|
Posted: 21 Oct 2013 12:07 PM PDT
然而中国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自己的审批权，这些地方的共通之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稳固，因而输入大量效忠于中共的人民，去加强那些地方的统治，简而言之就是「殖民」；中共不理藏人意愿，鼓励汉人大量殖民西藏，如著名藏人作家唯色指出，中共欢迎汉人「改族籍」为藏人，为汉人提供「双户籍」优惠。中共利用汉人移民去控制西藏，是透过假自治，真殖民，因此对达赖喇嘛非常卑微的「一国两制」要求，都说成是「藏独」。 移民和殖民有何分别？移民有权审批，殖民无权审批；移民有权拒绝，殖民无权拒绝；移民开放全球，殖民只限「宗主国」──检视香港，为何特区政府没有单程证审批权？为何无权增减单程证的配额？为何无权拒绝一些犯下了刑事罪行，如入境处纵火案误杀罪成立的施君龙？为何非中国籍的移民，既要对家庭团聚的资助人进行入息审查，更有十八岁以下的子女或六十岁以上的父母的年龄限制，甚至要证明有能力提供合适的居所；反之中国籍的移民就有特权，完全不需要符合以上条件？双重标准的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来香港的不是移民，而是殖民，因此香港不能拒绝，只有照单全收。 2006 年揭发远华集团案，赖昌星一家五口连同朋友家人总共 58 人，透过改姓等「假家庭团聚」集体移居香港；如果不是赖昌星在权斗中失败，中国要借此遣返赖昌星去大陆，则香港永远不会揭发这 58 张单程证是所谓「伪造」，而属「不合法入境」；这些冰山一角的案件，以及多年来单程证者的口供指出，中国各地贪污腐化的政府部门，常把单程证乱批给权贵亲属，而一直拖延真正的家庭团聚；同时由于没有审批权，一些在香港缺乏支援，无法适应香港的新移民，来香港之后失去大陆的户籍，迫在劏房之中变成贫穷户，政府亦冇可能无限量支援这些个案，变成了违反人道的灾难。 更离谱的个案，则由于中港两地法制的不同，在可见的将来亦不可能「中港融合」，于是变相鼓励一些新移民隐瞒在大陆的资产，却在香港借单亲等紧急的名义，领取本应只容住满七年永久居民才应领取的综援金。根据民政事务局于九月发出的新闻公告，贫穷线下的新移民家庭有 27% 领取综援，数字已说明了一些「新移民不能领取综援」的神话破灭；如果香港的民意认同新移民政策，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为何香港人竟不能修改自己的移民政策呢？引起市民不满以至仇视的，就是源自这种不公平以及不合情理的殖民政策。人民日报呼吁包容「新香港人」，正就是为了这歧视外籍的殖民政府背书，港人有权反对到底。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余英时：中日关系向何处去？（附：中国籍旅日学者朱建荣疑被中国扣留） Posted: 21 Oct 2013 12:01 PM PDT
最近几个月来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非常活跃， 很是得到日本民意的支持。所以，他在选举中把上议院也抓在手上了。可以修改宪法把一个和平不涉武装的宪法改成武装宪法，有这个可能。同时在中日关系上他也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但是好像又受到多数日本老百姓的支持。可见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事强化的国家越来越感到威胁。所以双方可能因为紧张威胁因此就越来越紧张。
这个问题从今年7月初开始讲起。7月初日本的防卫部发表了一个防卫的白皮书。根据这个白皮书他说中国好像对于日本的岛屿越来越扩张威胁。这个主要讲的就是钓鱼岛，现在真的变成非常强化了。中国人咬定这是中国领土。而日本人一直认为早就是它的领土。最近好像还有人问到安倍能不能谈钓鱼岛的问题， 但是他说不能有前提，不能怀疑这个岛是不是日本的。如果有这样的前提他就不参加。这个态度是很强硬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僵在那里了。同时，中国国防部也在日本发表白皮书之后，大概在7月12号发表了发言人耿彦生的公开评论，说日本要颠覆海上地区的稳定，把钓鱼岛问题特别提出来。所以，钓鱼岛的问题我们都很熟悉就不必谈。现在的中日关系自从7月中旬以来已经到了表面化的地步，是相当危险的。 到了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跟美国又建立有同盟关系。美国实在是不愿意卷入这个案子，所以一再声明对于这个岛属于哪一国完全不表态，由双方自己解决，或者诉诸其他国际方式来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美国不愿意增加中日之间的紧张，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因为日本和美国有某种同盟的关系，美国不愿意卷入，但是某些日本人遭到攻击，那美国要提供武器之类的事情大概是不能避免的。这样美国无形中就会卷入了。所以这是美国极力想撇开这个案子的一个原因。可是这个事情不在美国人手上，关键还是在日本跟中国之间，到底怎么对这个问题来做解决？所以现在国际上专家的估计认为战争是危险的，形势很威迫。
最近，我在《纽约时报》纽约时报10月2号看到一个报道，使我很吃惊，这个报道是说中国最近逮捕了一个在日本做教研工作的，研究中日关系的一个人，叫朱建荣，这位朱建荣是中国专家，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跟日本一个同行女专家结婚了，所以他在1986年就到日本在东京附近一个大学教书。他一直研究中日关系，而且在日本电视上常常出现讨论中日关系问题。而且他的基本立场还是帮中国说话的。比如说关于钓鱼岛的事情他就一再声明中国的所有权是不可怀疑的，认为日本人应该在这个方面让步。他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是中日之间桥梁的关系，给两方搭桥希望能避免战争。言论不为中国官方所喜欢就对他有所怀疑，他是今年7月17号回到上海的，以后就没有消息。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靠日本的消息。日本的《日本时报》9月29号的社论把这件事情披露了，就是朱被逮捕，情况就变得非常紧张。这个紧张还不仅限于朱本人，所有研究中日关系的中国在日本的学者或者日本在中国的学者都很紧张，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变成人人自危，人人都可能因为研究中日关系而被逮捕起来。因为罪名是可以随时捏造的。中国的外交部对此事也做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凡是中国公民都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他们正当的人权都要受到保护。但是发言下面还加了一句，说朱建荣暂时还是中国公民，因此中国公民都必须守法。如果中国人不守法他就会失去法律的保护。这个声明没有说朱是不是被正式逮捕在审问，但是大家都认为确实被逮捕而且在审问中。所以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也可以说是证实了这个说法，是暗示朱建荣违法了中国法律，所以要在中国审问他。到底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在中日已经在纷纷地讨论了。但是朱建荣本身发表的言论从来没有对中国不利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他在电视上一再的讨论都是在帮中国说话的，所以在日本他有相当的影响力。也许这个影响力也是他受到重视，受到怀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香港大学有一位教授就指出，现在中日两国人员来往已经很警惕了，不敢随便沟通了。朱建荣的案子怎么解决？我想跟中日关系紧张跟放松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跟日本关系越来越紧张，我想这个案子就可能变成一个大案。我们非常不希望太平洋再起战争，尤其不希望战争不但引起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武装冲突，还要把美国也卷进去，那可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对中国也是非常不利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10月9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附录】
中国籍旅日学者朱建荣疑被中国扣留JANE PERLEZ 2013年10月08日
北京——据一些中国学者和一家日本报纸表示，中国政府似乎从7月下旬起拘留了一名旅日的中国籍中日事务专家，目前正在调查他的一些活动。
这则明显属于拘留事件的消息传出之际，正值中日关系降至几十年来最低点，它给居住在对方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学者这个小型群体注入了恐慌情绪。
该专家是东京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朱建荣，中国政府暗示他遭到羁押，但拒绝证实这一消息。此前，他于7月17日返回家乡上海参加一个会议。
在9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外交部表示：“朱建荣是中国公民。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将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同时，所有中国公民都应该遵守法律。”
最近，《日本时报》(Japan Times) 于9月29日在一篇社论中报道了这起拘留事件，但没有引用消息来源。朱建荣帮助创办的团体“日本华人教授会议”(Society of Chinese Professors in Japan)周一表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朱建荣“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该团体表示，朱建荣“非常活跃”地扮演了“中日之间桥梁”的角色。他曾担任该团体主席9年之久，并经常出现在日本电视上，讨论两国之间恶化的关系。
有些说法显示，朱建荣今年在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曾与中国军方官员会晤，中国当局怀疑他后来不当地使用了这些信息。
《日本时报》社论称，中国正在调查这些会晤的情况，以确定是否构成非法收集信息行为。
该社论还指出，2009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向日本和韩国出卖机密情报。它还报道称，在日发行的华文报纸《新华时报》总编辑苏灵，自今年5月从日本前往北京后，就一直处于失踪状态。
香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任教授林和立说，朱建荣被拘捕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打击中日之间的“准冷战关系”，令在日的中国学者和游客感到恐惧，担心自己可能会遭遇类似问题。
提到其他事件时，曾在日本工作的林和立说：“这些人都不是名人。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日两国间的人员交流、民间外交和基层外交”。
参加日本电视节目时，朱建荣坚决捍卫中国在东海领土争端中的利益。中日围绕着在中国称为钓鱼岛，在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东海岛屿，爆发了激烈的领土争端，双方都动用了海军舰艇和飞机进行巡逻。据说中国最近还派出了无人机前往该区域。
朱建荣上世纪80年代跟一名日本研究人员结婚，并于1986年移居日本，到东洋学园大学(Toyo Gakuen University)工作。
日本中国教授会议对朱建荣的遭遇表示关注，称希望他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该团体称赞了他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Martin Fackler从日本东京， Jonathan Ansfield从美国加州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3, 2013, 6:48:17 AM10/23/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2 Oct 2013 09:05 PM PDT
从吴英案到曾成杰案
去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我的演讲从吴英案说起，今天的演讲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对挽救吴英的生命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确实如此，我感到很欣慰。当然，无论我在今天的演讲中说些什么，对改变曾成杰的命运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对拯救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所帮助。
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处决这件事，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是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司法体制之下，一想到今天曾成杰所遭遇的不幸某一天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谁能没有一点悲凉之痛呢？
这种兔死狐悲的情感，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就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共感"(sympathy)。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宣称：人无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中显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他接着说，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会全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对我们理解社会的道德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讲，恻隐之心就是仁。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正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引起的共鸣使人类有了良知；正是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使我们有了正义。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整个社会舆论对他的同情，说明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理大还是法大？
曾成杰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法"了，至少法院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曾成杰当时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集资的时候，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这一点我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法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无知而免除他的罪行，尽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对此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得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法与理的关系。十年前我曾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
这里讲的"法"当然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人传统上称为"王法"、"律法"，学术上叫"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一件事合法不合法是相对清楚的，至少政府官员和法官认为是清楚的。
这里的"理"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学术上叫"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法在西方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法(the law of God)， 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它们是良知、正义、德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知恩图报，言而有信，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
理大还是法大？当然是理大。理(自然法)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是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在人的良知中。法(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朋故旧的倾向，有无知和傲慢的特性，有情绪化的时候。如果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不以天理为准则，任何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就会导致不正义的法律，甚至"合法的暴政"。
理事法的"元规则"，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性，只有原则没有细则，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打个比方，即使我们都知道开车要靠右行，但如果马路上不划中间线，要判决谁违规了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政府把中间线划得太靠左或太靠右，以致某个方向行使的车辆不越线就不可能通行，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自然法的，不可能得到遵守。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自然法(天理)的三条基本准则
自古以来，自然法就活在人们心中。但自然法的表述和论证，则是思想家的工作。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来自人类对生存、安定和和平的需要，以及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的有限性，它避免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相互残杀(害命通常因谋财引起)，使人们可以和平相安，因而是最重要的自然法。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自愿交易、自由签约权。财产的最初所有者通常不是能给其带来最大价值的人，自愿交易可以使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合作双赢成为可能。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他人交出财产是违法自然法的，除非这种暴力是为了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人类的大部分合作都以言辞表示开始，以行动(履约)结束。如果人们言而无信，就不可能有合作的行动，人类的进步也就没有可能。
这三条自然法或天理也就是通常讲的正义的基本含义，违法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所有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都可以说只是对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以此来看，曾成杰的融资和商业活动并没有违反自然法。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别人的财产，融资活动是当事人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他也没有违反自己当初的许诺，即使在政府政策改变之后，他仍然与出资人重新谈判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相反，政府的行为却却实实在在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则。在法院判决之前政府就剥夺了他的资产并在未经曾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其转移给政府自己的企业，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则；政府不允许他执行与出资人达成的还款协议，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则；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他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来却出尔反尔，宣布他是非法集资，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天理)的普世性和永恒性
自然法(天理)是普世的，也是永恒的。看看那些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当代，他们所倡导的人类应该遵守的"天理"都大同小异，大致不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归纳出十九条自然法则，然后说：由于人们之中大部分都忙于养家糊口，其余的人则因过于疏忽而无法理解以上关于自然法的微妙推演。然后为了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借口起见，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能理解，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即俗话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存在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所做的情感判断，同样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推理方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推理方法。
显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总则本身就隐含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原则，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上帝"("老天爷")面前的平等。前面讲的大卫・休谟总结的三条自然法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总则推导出来：你不愿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你也就不应该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你不愿意被人强迫你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与你交易，或者，你希望别人尊重你自愿交易的权利，你也就应该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你不愿意与言而无信的人合作，你自己就应该说话算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现在被称为"黄金(1340.70, -1.90, -0.14%)法则"(golden rule或 golden law)。孔子提出这个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确实非常伟大，但这一法则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的许多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中也是一个基本法则，有些人提出的可能更早，可以说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宗教不包含这样的规则。比如希腊哲学家皮特库斯(Pittacus，公元前640—前568 年)就曾说过： "Do not to your neighbor what youwould take ill from him。"(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前624—前 546)说过："Avoiddoing what you would blame others for doing。"(不要做你抱怨别人做的事情)；佛法里类似的话也很多，如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treatothers as you treat yourself)；如果你不想被别人伤害，你也不要伤害别人(Hurt notothers in ways that you yourself would find hurtful)；耶稣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如"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格言都可以翻译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基督教认为这一"黄金法则"来自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文字，《墨子》和《道德经》的许多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今天中国发生的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可以否定"民主"是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是普世价值，但你不能一般地否定"普世价值"，正如你可以说不想吃面，不想吃肉，但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吃饭一样。
否定天理的普世性，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心，都是愚蠢的行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这一点虽然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始皇只讲王法，不讲天理。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或许他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律法(所谓"非法集资")，如法院所判决的那样；但他确实没有犯"自然法"，没有做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
处死曾成杰或许没有违反人定法，甚至在处死他之前不告知他的亲人也可能没有犯人定法(法院这么讲了)，但确确实实违法了自然法，违反了天理，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曾成杰的不幸既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英文中，法官的含义就是正义(justice)。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这是因为，一个法官只要有良知，即使不懂法律条文，他也不会做出违反正义的判决；相反，即使他懂法律，把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约翰・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但他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背景。这也是西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陪审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判决是基于良知而不是法律。
有法无天不是法治社会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期，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和良知。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性的私心，也因为人性的懦弱。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鄙视这些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这样的立法是对人类理性的蔑视，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的幸福！
当今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法律(王法)，而是天理！或者说，最缺乏的是符合天理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前，最高统治者是既不讲天理，也不讲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无法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但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本文是作者为2013年8月24日合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撰写的主题演讲稿，经作者授权本报发表。2013年8月19日定稿。)
――网友推荐
、
 |
||||||||||||
|
Posted: 22 Oct 2013 06:45 PM PDT 
上周，新华社用英文发表的一篇评论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美国的财政失败成就了一个去美国化的世界之理由"。（US Fiscal Failure warrants a De-Americanized World）这篇评论不仅为国际媒体提供了炒作的谈资，而且迫使美国政府的发言人也不得不作出反应。
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对这样一篇其实很不严肃的评论作出反应，一方面是这篇文字刺到了美国的痛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成为中国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这个自诩为民主政治典范的国家，竟然会闹到政府关门，国家濒临债务违约的地步。因此，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此时公开表示一点不满和担忧，完全合乎情理，美国政府除了表态一定欠债还钱，也真没有别的话可说。 不过，正如《洛杉矶时报》指出的，这篇评论言辞之犀利，让人感到吃惊。为什么会这样呢？《洛杉矶时报》的解读，是因为中国人对受制于美国，不得不继续买美国国债的处境不满。我的解读则不同，我认为这篇评论流露了中国当权派，包括体制内的奴才们，对美国难以掩饰的敌意与恶意。 这种敌意与恶意，集中地表现在"去美国化"这个口号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中国的知识人，尤其是像评论的作者刘畅这种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非昔日可比。因此，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绝不可能是出于无知和天真。当年中国确有很多青年人相信，一个打倒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一定会变的公正，但今天的刘畅之辈绝不会相信，世界如果去美国化，一定会更公平。 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美国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知道，美国人虽然无力实现世界的公平，但美国人相信世上有公平这么一回事，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们，如刘畅之辈，根本就不相信公平的存在，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中国不公平秩序和竞争的获益者。他们知道，相信公平的美国人，终究是一切坚持邪恶秩序的国家最大的外部威胁。也就是说，美国对所有不相信公平的人都是真正的威胁。他们要"去美国化"，就是要去除这个威胁。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对敌人的痛苦非常敏感。新华社趁美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提出"去美国化"的口号，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敏感，看到了中国当权派对美国这个自由与公正的灯塔的敌意与恶意。美国在追求自由和公正方面不断探索的巨大示范效应，确实让世界上一切压迫者和剥夺者自动地成为她的天敌。 不过，美国的强盛，为什么没有能带来一个公平的世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究竟是有利于促进一个公平世界的出现，还是不利于出现一个公平世界？这是一个困惑了许多人的老问题。这个问题的困难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内部的自由和公正确实是美国富强最根本性的制度原因。但美国的富强既产生了有利于自由和公平的示范效应，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对落后国家的压迫效应。也就是说，美国因自由和公平而获得的巨大国力，也为美国占其他国家的便宜提供了方便。美国人不是圣人，他们有时很难克服这种诱惑。况且，美国人中，也有不相信公平的败类。 因此，我们很难就美国相对衰落来判断世界的短期走势。因为，这可能意味著一段时间里邪恶势力的猖獗。但是，美国永远是人类对公平与正义的信心最重要的来源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从美国最近的政治危机中也能够看到。美国的茶党虽然犯了重大的策略错误，但他们决心纠正美国寅吃卯粮积弊的决心，以及多数民众对他们这一理念的支持，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根本的伤害。在美国，正气不仅长存，而且邪气总是难以压倒正气。 而"去美国化"口号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国正不压邪的现实。比起美国债务危机和民主制度危机，中国正不压邪这个现实其实更值得世界关注和担心。"去美国化"口号之提出，不仅说明了中国邪恶势力对正义满怀敌意与恶意，它还说明，这种邪恶势力如今有了从未有过的全球野心。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22 Oct 2013 06:44 PM PDT
连日来，中共元首显考的百岁冥寿遭至境内外好事者们的诸多质疑，质疑之一是“父依子贵”，生前最高政治位阶仅仅是副国级，百年冥寿的奉祀排场居然相当数位党的前正国级领导人----比如由国家邮政出面发行纪念邮票等；质疑之二是奉祀大典当日居然下令将党国“高祖庙”关闭一天；质疑之三是纪念座谈会居然被开成了红二代大聚会，以凸显共产政权的香火依盛，世代相传。
其实从“排场”的角度分析，此奉祀大典----也就是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纪念座谈会的形式和规模还是很有些节制的，元首本人虽然端坐会场主席台正中，被纪念者的遗孀也只能和张德江一样居其侧，但却是被新华社通稿被特别强调是以亲属身份出席，元首之外的在任政治局常委也只有张德江一人出席。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中共当今元首不是习近平而是薄熙来，那么赶上如今习仲勋的百岁生日纪念，政治局常委会内可或许还会安排两个常委出席，一个是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那位，另一位则是实际扮演副总书记角色、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统领书记处和分管党务工作的那位，原因是习仲勋生前最后一项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务副委员长，而此前则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处书记，而且还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 再从规格角度讲，无疑是因为儿子已经荣任党国元首的原因，习仲勋的百年冥寿与其他所有已经陆续纪念过百岁生日的前副国级领导人们相比，最特殊的就是国家邮政专门他发行了纪念邮票。自江泽民担任总书记至今，邓小平时代的所谓“八老”都已经被陆续纪念过百岁生日了，他们中间无论是陈云还是薄一波，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宋任穷，再还有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等，均被发行过纪念邮票，例外的只有王震。王震生前的最高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和日后接替他这一职务的荣毅仁一样，在当时的中共内部都是被宣布为享受正国级待遇的。写作此文时在网上读到一篇分析文章，说是王震的百岁冥寿没有被发行纪念邮票，是因为他与李先念、杨尚昆等相比，生前担任的职务只是副职。此分析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无论是薄一波还是宋任穷，生前担任的最高职务都是陈云手下的中顾委副主任，但他们都在百岁生日那天被发行了纪念邮票。 不过，此前即使生前都被内部规定为享受正国级待遇者，虽然都被发行了百岁纪念邮票，但在百岁冥寿日的纪念会形式上还是有“大会”和“座谈会”的区别，出席者、主持者和讲话人也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比如薄熙来还在重庆风光时即已经举行过了的纪念薄一波百年诞辰“座谈会”，出席者中只有一位政治局常委。而生前党内职务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的百年诞辰虽然仍以座谈会形式进行，但是与会常委有三人，时任国家主席、总书记胡锦涛，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出席会议，会议由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主持。这种纪念规模是因杨尚昆生前曾担任过国家主席职务，另外他又是与会的温家宝和曾庆红在中办主任职务上的资深老主任。至于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的百岁冥寿则都是以“大会”的形式进行，当时那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党政军群五大机构的全部领导人云集人大会堂。 有海外华文媒体阿谀说：中共原领导人习仲勋的百年冥寿，因其子习近平的特殊身份而备受关注。由于这是首次在任总书记祭奠父亲，父与子都身份特殊，如何处理会给人联想空间。从当天座谈会看，习近平未如外界看法回避出席，而是以亲属身份参加，会上不作发言。如此处理，既凸显“领袖也是普通人”的亲情、孝道，又表明革命接班人身份，也规避了官方色彩可能带来的争议，确有清新之处。 外界还有报道说：据了解，由于事涉敏感，习近平亲自指示中宣部门，要严格按照父亲习仲勋生前的级别（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规格进行报道，不上电视报章头条、不出他的个人照片。 笔者查对了人民日报，习仲勋百年奉祀大典的新闻通稿不但未被做成通栏标题，而且只被排列为头版三条，照片的处理也不甚突出。但无论如何也还得承认，因为也有了纪念邮票的发行，习仲勋百岁冥寿的奉祀规格事实上是略低于曾经担任过一把手职务的党国去世元老，但绝对是高于任何一位前副国级领导人，比如我们上篇文章中例举过的耿飚。 中国内地网站上有网友文章认为生前曾经与胡耀邦一同被邓小平和陈云打压的习仲勋如今在百岁冥寿的规格上所享受的政治拔高也有给两年之后的胡耀邦百岁寿辰做政治和舆论铺垫的用意，虽说这种分析实在是过于牵强，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无论中共党内党外仍然还存在着对习近平会还胡耀邦一个政治公道的期待----虽然人们已经对习近平从胡锦涛手上接过元首玉玺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自毁形象大失所望。 至于好事者们对习近平老父的百岁冥寿纪念会上出现红二代济济一堂场面的质疑，也是过于阴谋论了。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是次习仲勋百年诞辰座谈会想要参加的人数甚多。不过，纵然是来自红色家族的后代，也只能一个家族一张票。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女士认为红二代齐聚习仲勋的纪念会并不说明习近平能够凝聚红二代，事实上习近平的政权基础红二代里产生很大的分裂。纪念会上他习近平“当然邀请了（红二代们），大家碍着面子也不好不来，这不说明就完全支持他的路线。”
红二代们并不完全支持他习近平的路线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高瑜女士实在是太高估了那些”红二代“们的“气节”和“情操”了。从逻辑上判断，在习近平代表红二代们“接过革命的班”之后，仅仅从赖红色政权以生存之需要的角度，红三代乃至红三代们绝对都是要捧场而不是拆台，更何况无论是毛家后代还是邓氏传人，也都脱不了媚上和攀贵之俗。
网上有一份被习近平邀请出席的“部份捧场红二代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女儿李敏、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刘少奇儿子刘源、邓小平女儿邓楠和陈云长子陈元等，朱德的后代没有名列其中。 众所周知，在习近平为自己老父做百年冥寿的当天被下令关闭的毛堂里如今供奉的已经不是毛高祖一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邓小平和陈云的牌位也被陆续供奉其中。如今朱德的后人是根本没有获得习近平的邀请还是习近平邀请了却被婉拒还是事实上朱家也确有代表出席到场只是没有被外界好事者从央视的报道视频中认出笔者无从确定，有感而发的是如上六位中也恰恰是只有朱德一个在当年整肃习仲勋的过程始终没有一点责任。 当年与习仲勋互为正副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高岗作为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政治对手被毛泽东利用而后又出卖的那段历史在中国大陆早已经不是秘密，这才导致了高岗被逼自杀之后习仲勋只会被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刘少奇认为是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早前已经有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过中共八大召开时只有朱德在党内会议上提到过安排习仲勋进入中央书记处的动议，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陈云和邓小平均不同意。至于当年残酷整肃习仲勋的责任被归咎于康生一人的官方说法，即使是在中共党内的被相信比率肯定比习近平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被相信比率还要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22 Oct 2013 05:13 PM PDT    
 
 
 
  
达赖喇嘛与华人作家在纽约举行对话会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2013年10月22日 2013年10月21日，纽约秋高气爽，阳光明媚。这是西藏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四日访美行程的最后一天。在曼哈顿上西城，达赖喇嘛与近三十位华人作家齐聚一堂，举行题为“当代中国与世界：道德的意义和境界”的对话会。
达赖喇嘛要求与会者轻松一些，不要拘束，畅所欲言，并多次打趣地问：有没有反驳我的？与会华人作家争相向尊者提问，彼此对话热烈，气氛活跃。
来自中国的诗人余心樵，首先向达赖喇嘛痛陈了中国境内的道德失落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导致中国道德滑坡的原因之一；而极权主义，是中国道德崩溃的总根源。
达赖喇嘛发表看法：马克思主义原本有好的东西；并半开玩笑说，自己从前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达赖喇嘛说：共产，共同拥有财产，原本符合道德；但列宁主义破坏了马克思主义，过于执着权力和斗争；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还有些真实的东西，但1956年之后，随着权力的膨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腐化掉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不应该有贫富分化。毛泽东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就在实践，但北京的领导人却没有。用权力控制人民，非常可悲。
达赖喇嘛提到不久前见到昂山素季，很感叹，说：以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聚会时，昂山素季缺席（因遭到缅甸军政府软禁），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聚会时，昂山素季不会缺席了；但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的刘晓波，仍然缺席。仅仅因为刘说了真话，就被关进监狱。希望有朝一日，刘晓波不再缺席。
作家程晓农提出：中国以前的朝代，道德没有这么败坏；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如苏联和东欧，道德也没有这么败坏；为什么中国道德会这么败坏？不知如何才能重建道德？
达赖喇嘛回应：道德问题，在各国都存在。宗教可以解决一些道德问题；但许多不信宗教，就要用非宗教的办法。要让不信宗教的人们懂得，道德对他们自身有好处，可以坦荡荡，保持自信，不需要虚伪。我们最近有个计划，把道德教化推广到非宗教的教育体系中去。
旷志忠教授问，胡锦涛时代，西藏很困难；习近平上台，西藏处境会不会好一些？达赖喇嘛回应：胡锦涛提“和谐社会”，本来是正面的，但方法错误，只想维稳、打击，所以失败。天安门有口号“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六十多年了，这个口号都没有落实。团结，不是靠请吃饭、喝茅台；团结，要靠心的争取。达赖喇嘛笑道：也许，中国领导人也需要心理辅导。
作家康正果认为，中国道德沦丧，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主要是共产党的破坏。达赖喇嘛回应：媒体的垄断，就是不道德。如果人们得不到真相，只听一个声音，会变得没有知觉、没有智慧。
担任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的作家龚小夏说，共产党和希特勒都曾强调“道德”，但西方立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后者更成功。达赖喇嘛回应：任何地区，都是人民拥有。比如日本、英国，不是皇室拥有，而是日本人民、英国人民拥有他们的国家。投票，就是投信任票。如果领导人犯错，人民还可以投票罢免。比如尼克松水门事件，人民就可以让他下台。
作家朱学渊提到台湾和大陆，同一个民族，道德水准完全不同。达赖喇嘛指出：道德的问题，没有单一的因缘，而是有很多的因缘。如果搞一言堂，比如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生盲目地听，就是一个问题。对人民只是监控不对，应该用慈悲心去关怀。
离开中国不久的作家张博树说，共产党曾强调道德，斗私批修，禁欲。但八十年代之后，道德却大滑坡了。达赖喇嘛回应：早期极权主义，强调道德；但到了后期，强调物质，就物欲横流了。江泽民曾经说要建设精神文明，就说明精神不文明了。
诗人孟浪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尊者说事情很复杂，担心能不能真的实现目标？能不能取得成果？就像1989年，天安门的学生，想法很好，但结局很不幸。现在需要考虑后果，要实在可行地去推进民主。
程映红教授和作家北明指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道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的学说有益于道德，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达赖喇嘛表示，自己对孔夫子缺少研究，不完全了解。过去的科学家，更注重研究外在物质，现在，他们开始研究内部、脑部。通过心灵的训练，可以改进脑细胞，帮助脑部。
作家陈破空真心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回到中国，不仅可以帮助西藏，而且可以帮助中国，比如，帮助挽救和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但怀疑中共领导人只注重既得利益，而听不进去。作家一平也赞同陈破空的说法，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到西藏和中国，以慈悲心怀，救赎众生。
达赖喇嘛朗声大笑说：中国政府曾经说我是“魔鬼”，你们看我头上有没有长角啊？达赖喇嘛诚恳地说：如果中国坚持现在的统治方式，有一天或许真的会崩溃；不一定要推翻共产党，还是从中共党内的改革做起，对中国更有利。旅居外国的华人，从国外把自由的资讯和声音传回去，很重要，比如，在台湾出版的书，带回中国，对中国人民帮助很大。
诗人黄翔对中国的道德滑坡备感焦虑，他语带激动地表示，希望西藏能保持高原的原色与雪山的纯洁，不受共产党污染。
最后，作家苏晓康代表与会者，向达赖喇嘛致感谢词，他说：今天，近三十位中国作家和学者，他们或是旅居或是流亡在北美地区，荣幸地受到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邀请，跟充盈智慧、满怀慈悲、盛誉全球的尊者，进行了一次充满灵性的对话。在此，我代表诸位与会者，向尊者致以深切的谢意！达赖喇嘛有一种强大的乐观精神，鼓励着藏民族去渡却文明劫难。这种精神是对佛教智慧的信仰，相信人类的道德力量和良知，终究能战胜看似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智慧和乐观，也强烈地吸引我们、鼓励我们。智者都是乐观的。
苏晓康还说：我们只有“恻隐心”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西藏危机得到化解，就必须同时对中国回归文明主流要有信心。我们也相信，汉民族里不论是布衣百姓，还是社会精英，将会有更多的人凭依良知，站出来为汉藏的和解、对话，而主动地创造各种条件。中国人不会永远甘于做“经济动物”，也不会永远“恃强凌弱”而毫无羞耻感。中华民族有一天必定会向世界输出她那温良敦厚的“人情味”的软实力。
两个小时的对话会很快过去，与会者意犹未尽。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噶扎西主持了这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会。出席对话会的知名华人作家，包括：苏晓康、胡平、陈破空、李江琳、北明、龚小夏、程晓农、康正果、黄翔、张玲、朱学渊、丁一夫、张博树、程映红、一平、孟浪、北风，以及从中国来的诗人余心樵、网络作家染香姐姐等近三十人。每位与会者获赠达赖喇嘛的新著《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
对话会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结束，华人作家们依依不舍地与达赖喇嘛合影留念，互道话别。当日下午，达赖喇嘛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的专访。之后，达赖喇嘛结束访美，搭乘航班，启程前往华沙，展开对波兰的访问行程。
照片来源：藏人摄影家左桑先生（Sonam Zoksang）
 |
||||||||||||
|
Posted: 22 Oct 2013 04:40 PM PDT
中国当局正式批捕王功权中国风险投资人王功权的律师陈有西周一表示，王功权已经被正式批捕；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大范围打击一个公民组织，该组织一直在呼吁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和法律方面的改革。陈有西称，王功权周日晚间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正式批捕。他表示，检察机关电话通知他王功权被捕的消息。
告别革命
（导读：今天上午10点36分，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西先生在微博透露，“接北京市检察机关电话告知，王功权昨日已批准逮**捕。家属尚未收到通知，检察院告今天会送达。”）
4月19日晚上，王功权应中关村创投协会会长之邀，在全球唯一一家以刺绣为主题的高端私密会所—宏绣会馆参加了一场投资界的小型舞会。
王功权是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原创始人，在大众层面上，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2011年网上那场沸沸扬扬的“私奔”事件。
这是一场名流与名媛的高档舞会，在蓝、红交织的灯光中，西装革履的男士与身着旗袍的女士愉悦地舞来舞去。但灯红酒绿之中，王的心思却在别处。
舞会初始，作为中国创投界的元老，王功权被点名叫到台上，和几位嘉宾一起举行舞会香槟开瓶仪式。他本想借机告诉与会人士，就在他们歌舞升平的同时，数位律师因维护合法权益而遭到不公正对待。“但看大家兴致盎然，终未忍说。”
此时，正是王功权人生中的第三次“失业”期。
2011年，他与一位投资公司女老板王琴上演的“私奔事件”，在互联网上闹翻了天，最终迫于现实压力，王功权回归了家庭。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为此放弃了大额财富，并宣布2012年彻底退出创投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创投界乃至商界遗忘。他依然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影响力，各类创业者仍在不断找上门来，请他指导或者参与项目。不过，对于何时重出江湖，52岁的他并没有日程表，仍在等待一份让他喜欢的项目。
期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并一直喜欢的事情，就是关注并参与中国的社会转型，为建设公民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谁能想到，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就是王功权近几年来在民间组织积极推动的结果。即便是身处私奔事件漩涡中疲于应付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关注。
2012年，“私奔”风波过后，王功权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进修。去之前，他确定的研究主题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去之后，他很快将研究主题变更为“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因为对这个主题更感兴趣。
2013年，王功权自美国归来，成为一个“闲人”，有更多时间投入他的兴趣之中。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时间主要分为三块：其一是义务帮助创业者指导项目，其二是参与公民社会，其三是打坐、念经、写诗。这也符合他一直宣扬的独特身份：一个商人，半个文人，一个公民。
这就是王功权。20年来，身在商界，心系公民社会。
欣慰
2012年8月底，新学年开学前的日子，对于跟随父母异地上学的孩子来说，一个好消息降临了。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入比较集中的地区则要进一步摸清底数，掌握非本地户籍人口变动和随迁子女就学等情况，抓紧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制定出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这里所指的考试方案包括中考和高考方案。
此时，王功权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研究，看到该消息，他比较满意—几年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
自2008年，作为鼎晖创投合伙人的王功权，开始参与推动外地籍学生在北京获得教育平等权。在公开场合，他不断抨击因户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现状。每当谈到这个话题，他都愤怒不已：“不可能父母迁徙是自由的，而孩子由于上学的原因不能跟着父母迁徙。这样导致大量留守儿童出现，亲人离散，严重影响孩子成长。他们受到歧视，没有安全感，影响他们以后对社会的理解。”
此时，许多外地籍学生家长在孩子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困难之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异地中考和高考的诉求。不过，这些声音并不足够强烈，因为表达诉求的家长分散各处，互不认识，各说各的问题，声音和力量并没有聚合到一起。
王功权发现了问题所在，想把大家组织起来。2010年，他以民间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为平台，联合在京表达异地中高考诉求的家长、律师、民间组织和媒体，组织多次座谈会，寻求改革和改变的共识，一同发声。
考虑到外地籍学生教育平等权问题的迫切和严重，政府应该会理解并解决问题，王功权等人提出，通过持续努力，用三年的时间让政府解决该问题。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他带头捐款设立行动账户，组织人力调研在京外地籍学生接受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写成调查报告，提呈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一并提呈的，还有数千名外地籍家长签名的联合呼吁书。
教育部在接受调查报告和呼吁书之后，告诉王功权等人，教育部会研究，且等回复。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继续不断和教育部互动。后来，教育部告诉他们，国务院会出台政策。
“这个互动挺好的。按理说，三年解决问题的目标提前实现了。”王功权有些高兴。
到了2012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各自的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方案。大部分地区规定，都明确了几年之内实现该目标，以及应具备的条件。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北京、上海等地依然没有给出外地籍学生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表。
看到北京等地出台的细则后，王功权认为远远不够，“因为地方保护，北京、上海等地出台的细则打了折扣。接下来，我们要推动细则更解决问题的工作。”
坚守
推动外地籍学生获得教育平等权，是王功权近些年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事件。但他亲身参与过的，远不止这些。
2011年年初，在北京，一家名为“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王功权只身一人来到这所“黑监狱”，与其他上访民众一起高喊“放人”。
2010年年底，在浙江，一位名叫钱云会的村主任，因土地问题带领村民上访，遭遇离奇车祸死亡。王功权首倡成立公民观察团，观察事件、调查真相，监督和推动政府解决相关问题。
更早前，为了遏制一些地方的强拆，王功权组织成立“拆迁现场公民围观团”。他们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围观在强拆的周围，录下拆迁的过程。
更多的时候，王功权并不直接走进现场，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捐款组织讨论会，和各界朋友讨论如何展开。这是他参与较多的方式。对于一线的行动，在必要的时候，他会给予资助，不过资助的资金并不会很大，因为很多参与行动的公民志愿者都是自己拿钱做，他的资助主要是在志愿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提供。
“实际上，我很早就开始介入这些事，且一直在做，只是最近越来越受大家关注。以前大家不关注公民社会，所有人都盯着赚钱。”王功权说，“当然，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并不迫切。1990年代的改革很猛烈，大家欢欣鼓舞。最近这些年，大家发现改革改不动了。”
在1990年代，在热土海南，他和冯仑、潘石屹[微博]等热血青年一起创办了万通。王功权透露，在担任万通总裁时，他就开始资助做改革研究的人士，万通董事长冯仑也参与了资助。
王功权的所作所为，既与事业无关，更不涉及个人私利。但20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公民行动坚守着。在商业之外，始终如他的座右铭所说：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份坚守，殊为不易。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而企业家王功权，绝不是软弱的一位。他不软弱，也不摇摆。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他更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中。王功权说，像自己这样亲身参与公民社会发展的企业家很少，只是个别现象。除了孑然一身的坚守，他还时不时遭到莫须有的诘难。
任志强、李开复[微博]等企业家因在微博对一些公共事件表达独立意见时，往往会遭到上级领导或相关部门的干涉。而王功权远比他们直率得多，但他从未受到如此“待遇”。王功权解释，有人给他传话，说对王功权教育也教育不了，谈没用，要动手就得来“狠的”。
其实，他并没有遇到“狠的”手段，其人身和财富都未曾遇到危险。但他的确遇到了些许困难。有关部门曾指定税务部门对他查税，完全针对个人而非公司，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不妥协
自创业以来，王功权一直坚守的，除了公民本色，还有不与特权妥协，按照法定规则经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无非就是这几条：一、契约精神；二、独立公民精神。”按照秦晖的定义，王功权身上真正体现了企业家精神。
在接受我专访的前一天，一位生意人找到王功权，商讨一个新项目，希望他能参与进去。该项目的首要任务是，用项目概念圈占大量土地，然后通过政府立项征地。在清楚其意图后，王功权当即表示不会参与。原因是，他认为不应该随便向农民征地，在征地过程中政府是唯一买家，土地由政府定价，属于强买强卖行为。如此项目，在他看来，对社会有负作用。
听到王功权的反对意见，这位生意人对他说，那你什么都做不成。
“干不成就干不成。我已经坚守这么多年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想放弃坚守。过去也有妥协的时候，但我尽量在坚守。”王功权说。
王功权仍在失业期，他不知道接下来再次经商会做什么内容，但他坚持三条原则：第一，与特权合谋的坚决不做；第二，即便不是跟特权合谋，但产品和服务对社会起负作用的也不做；第三，自己不感兴趣的不做。
“限制的边界一多，能做的概率就很小了。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王功权说。这三条原则，在他做投资时就一直坚守。
在鼎晖创投时，他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项目。一家公司引进英国的土豆品种和种植技术，在内蒙古大面积种植，土豆加工成薯条出售给麦当劳[微博]和肯德基[微博]，效益不错。因为有稳定的市场订单，该公司希望在山西扩大种植规模，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希望得到鼎晖的投资。在考察论证项目时，王功权发现，20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2万农民失去土地。他问，这个项目做了之后，能解决多少失地农民的就业？对方答，能解决400人左右。王功权又问，那剩下的1万多失地农民怎么办？对方答，给补偿就行了，他们会去城里务工。
王功权不认可对方的回答。将近2万农民失去土地，没地种，去城里打工，又不具备技能，他觉得不合适。他向对方要求，在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失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对方一算，如果拿出这笔资金，会加大成本，利润将大幅下降，自然不能同意。倔强的王功权认为，这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不拿出这笔资金，他坚决不投资。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万通时，他做的是中介业务，不涉及政府；在IDG和鼎晖，他是投资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不涉及政府。而当涉及政府，与权力发生关系时，他坚决不做。例如房地产开发，他不会触碰，因为不愿意妥协。
“如果你妥协，与特权合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都很容易做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也扑面而来。而如果不妥协的话，你会觉得很难，甚至举步维艰。”因为不妥协，王功权眼看着很多机会从眼前溜走，也失去了许多获得更大事业和财富的机会。
王功权说，别人帮着想，也许会想到他曾妥协的时候。但他自己想不出，记忆中没有。不行贿是他的底线，在权力面前，他宁可不做。“我改变不了现实，我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不能进化生物圈，至少不污染生物圈。”
理性
在骨子里，王功权是一个感性的文人。
他爱好文学，尤好诗词。写诗作词，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自认为诗词水平在中上等，尽管有熟悉他的学者认为他的诗词尚未入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兴之所至，即有创作。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蝶恋花 又忆当年风卷燕》。不过历经私奔事件，而又重新回归曾经的家庭之后，对于最为钟情的婉约词，他不再写了。“婉约词都涉及歌风吟月、离愁别绪。我一写，就有人问，你写给谁的？”王功权哈哈大笑。
他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慷慨资助，或是资助出版作品，或是资助家庭生活，或是资助子女上学。更大的手笔是，独自捐出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拢聚一批独立的诗人或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现已编辑出版百卷，并赠送给国内100家大图书馆。
在资助诗词研究和创作的同时，这些年他还一直资助一些民间的独立学人，持续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该研究撇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的阐释，直接研究上古文化，尤其是被后世解释得五花八门的“道”的真实含义。
当做这些事情时，他是个感性的人，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到满足和快乐。商人的理性和现实困境，曾让他的内心挣扎不已，甚至痛苦不堪，成为他私奔的导火索。然而，在突出公民角色、参与公民社会时，他又表现出足够的理性。
在组织外地籍家长追求教育平等权的过程中，他不断安抚家长，劝他们不要激烈，理性合法地争取权利。他平时组织各界朋友讨论会，讨论的事情既是社会能承受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有人评价王功权是个激进的人时，他坚决不认同。
王功权认为，“对社会负责任的话，推动社会变革应考虑社会的承受力，应该在社会承受力的边界上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一起往前走。我一直是比较注意这些的。”理性而富有建设性地表达诉求，是王功权参与公民社会的基本态度。
自2012年开始，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一时间，“革命”一词成为热议的对象。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了一年的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之后，王功权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和平转型，因为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解放的尝试，更是思想解放的尝试，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清晰。
王功权一再说，要告别革命。
（作者：宋厚亮，媒体人，《中国慈善家》杂志主笔）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