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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8, 2014, 6:04:47 AM1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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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闻：從模仿秀到砸鍋論——习近平的二婚与发昏
- 程凱：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們
- 郑恩宠：中国缺多少公职律师？
- 余晓光：日本有理由比我们骄傲——写给中国的愤青朋友
- 余英时：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
- 吴祚来：点评习奥瀛台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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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10:56 PM PST
习近平在政治上刻意模仿毛泽东，充分表现出对枪杆子、笔杆子的痴迷，在半个月内连着召开了两次树立个人专制权威的大会（即新文艺座谈会和新古田会议），内中透出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浅薄无知与弄巧成拙…… 二婚成为习家的传统 十月十五日，正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诞辰一〇一周年之际，虽是在野之身却能屡屡享受在中共各家党报上发表文章的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又一次在《深圳特区报》撰述回忆其父的文章《梢林美丽》。文章一出来，不少人就看出这篇文章的弦外之音了，原来这位"皇弟"在文章中话题一转，特别用了一千五百多字叙述了自己与二婚妻子张澜澜的爱情故事。纪念老父是假，洗白娇妻是真。 出生于一九八〇年、小习远平二十四岁的张澜澜原名张晓雪，是大陆军方著名女歌手、演员、主持人，有"军中第一美女"、大陆的"玛丽莲-梦露"之称。奇怪的是，正当张澜澜事业如日中天、声名鹊起之际，却于六年前突然人间神隐不知去向了。到了今年六月底，北京当局通告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后，坊间开始流传"军中第一美女"张澜澜被徐才厚父子包养，后又被周永康看上的一连串绯闻。而这篇名为怀念其父却是为其妻洗白的文章一经发表，大陆不少网友不禁感慨：中南海真是你死我活，你查了徐才厚，我就说你弟媳妇是被徐父子包养。习大大虽说权势炙手可热，却连弟妹的名誉都没保护好啊。更有网友慨叹，这哥俩不但长得像，品味也一样，二婚娶得都是歌星，如西谚所讲"顶尖的美女和骏马都是属于皇家的啊！" 不过，由此可以证明，习家父子三人均是二婚已成事实。据知情人讲，一九四四年，三十一岁的习仲勋与十八岁的齐心结婚，女方面貌只是中人，后来习到延安开会，一看美女多多，曾一度悔婚，但被齐心拒绝，加上习仲勋人又老实，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换上别人，恐怕就是三婚了。八十年代初，习近平的前妻曾提出与丈夫一同出国留学的要求，也是被齐心严厉拒绝的，认为儿子的远大前程应该是在国内。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女人的两次拒绝，才成就了中共第六代领导人习近平的今天事业。 其实，人的一生无论几次婚姻，都是个人私德，不应成为政治问题，中共第一代人物毛泽东、刘少奇都是四婚、六婚的，照样被奉为伟大领袖。上月，中共隆重发行习近平的论著，内中有一篇面对中共高官私生活糜烂的讲话，说以后部级以上官员的婚姻变故，是要上报中央的。只是不知道，这习家昆仲的二婚，又向谁报告过？如果不是这皇弟的洗白文章，至今这张大美女还犹如人间蒸发一样，不知所踪呢！十月三十日，《福建日报》又发表长篇马屁文章，说当年习近平与彭丽媛结婚时，心系人民，一切从简，公正廉洁，从自身做起，只办了一桌酒席。看到这里，不少知情人又禁不住莞尔，一九八五年，习近平因在河北发展无望，被其老父的挚友、福建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项南调去当厦门市副市长。不久， "晋江假药案"事发，项南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从省委第一书记位置上下台。因为习近平是项南调去的人，于是被福建政坛和地方势力视为是同一山头而被冷落的人，当年是"鬼都不上门的人"。所以，习、彭结婚之际，又有哪个敢来贺喜？这与第五代领导人胡锦涛在人生低微之时到江苏泰州为其父办事，好心请了一桌酒席却无一人赴宴的情形是一样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中共政坛尤甚，这与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是套不上一点关系的。中共媒体不顾历史真相的阿谀逢迎、惺惺作态，真是令人作呕。 两次会议透出的"模仿秀" 习家父子个个二婚，虽一脉相承，并无可厚非。但习近平在政治上刻意模仿毛泽东，充分表现出对"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的痴迷，在半个月内连着召开了两次树立个人专制权威的大会（即新文艺座谈会和新古田会议），内中透出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浅薄无知与弄巧成拙，就难免教人大跌眼镜了！ 十月十五日，中共召开了如中国作协女主席铁凝所奉承的"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座谈会"，据说，连七十二个参会人员的数字，也是为了迎合七十二年前的延安座谈会而定的，还有一说，是因为习近平尊孔、而孔子的弟子也是七十二人。习家智囊人物的低俗无聊，可见一斑。会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学养、连法学博士的头衔都遭人质疑的习近平却在那里故作高深，随意挥洒，结果引来大陆网友的一片奚落与嘲笑！一个原来籍籍无名，从河北到福建浙江上海都无一政绩，现在突然成了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伟大人物。如习近平自称在知青年代要跑三十里路去借《浮士德》来读，有网友说，当年《浮士德》属于封资修读物，按现在"正能量"说法，属于当时的"负能量"，读《浮士德》属于与当局对着干，这个故事是叫我们如何理解？ 还有人讽刺说，受过如此名著熏陶的人，怎么会看上一个不入流的网络写手周小平的文章？并要树为青年人榜样，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还有人针对中共控制舆论的网络防火墙，幽默地回应说，当年知青想读《浮士德》，需跑三十里路，而今天想读外国的东西，却要翻墙跑到外国去。 无可讳言，中共的宣传机器虽然耗资无数、貌似强大，无孔不入，但由于充满谎言，自欺欺人，早已临近穷途末路，难以服人。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化人为其摇旗呐喊的话，到了今天，只剩下如习近平所赞许的末流写手周小平为其站台。尽管七十二年过去了，但中共要严控知识分子的手法一点没变。所以，习近平钦点周小平，民间知识界舆论为之大哗，就连中间偏左的方舟子，也因为揭了周小平的老底，被官方封掉了微博与博客。中共第六代整治知识分子的气度偏狭与出手毒辣，赫然可见。 至于十月三十一日的"新古田会议"，更显得不伦不类，完全是一个军方重新洗牌、集体效忠、突出个人威权的政治化会议，与八十五年前毛泽东召开的古田会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只不过被习近平借来显示自己的红色基因、掌控军方的一个政治把戏而已。看到荧屏上习近平身著军装、议论横生、一副"小毛泽东"的形象，颇有些沐猴而冠、强不能以为能的味道。当年毛邓掌控军队，完全是凭恃自己的实力与资历；江泽民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是借着抗洪救灾的东风、自诩"比淮海战役指挥的部队还多"。习近平虽也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但历史还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于是便突发奇想、迫不及待地玩起了对军方"又打又拉"的手段，而徐才厚这个死老虎也顺理成章成为他强化个人专权的政治牺牲品。 头脑发昏的"砸锅论" 金秋十月，成为习近平头脑发胀、屡屡发昏的日子，最强硬的"昏话"，莫过于他的"砸锅论"。据京城消息称，十月初，习近平在对关于大陆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批示中称，对于内地网络上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声音，要采取断然措施，"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此后，新华网刊发谴责香港网评时称："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的饭，还砸我们的锅。"吃饭砸锅，一时间成为大陆指人忘恩负义的新名词，之后，连中共官方都觉得此话粗俗不堪，从网络上撤了下来，成为无法搜索的一个名词。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把中国置身于它的独裁专制之下，全国的财富由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挥霍。吃共产党的饭？共产党本身高高在上，骄奢淫逸，它的饭从何而来？还不是十三亿大陆老百姓民脂民膏。这"砸锅论"的荒谬不堪，还在于发明人忘记了自己的老祖宗都是吃谁家的饭就砸谁家锅的逆臣孽子。孙中山身为医师，日子过得十分安逸，就不甘现状，一生都在筹谋去砸大清国的锅；而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人物，有不少还是拿着国家俸禄的，到后来却纷纷起而去砸国民政府的锅。到了今天，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共体制下的贪污腐败和贫富悬殊提出批评，却被视为犯上作乱的"砸锅"。习近平的这等昏话，完全是一副奴隶主对奴隶、皇帝对臣民、老子对待儿子的蛮横口吻，依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思维那一套！ 就连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是如此，号称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质上是党主立法，一党独大，如有人偏偏在习近平论著上所发现的一段话那样，"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党的意志就是法律，党的政策天下第一。说白了，还是党天下的专制独裁那一套，距离真正的依法治国依旧遥遥无期。 对说惯昏话的习近平来说，两年来任意胡来、说了不算的昏话还少了吗？刚一上台，信誓旦旦，几项规定，绝不扰民。等屁股坐稳后，不仅恢复了为国宾开道的摩托车队，还让久已废止的毛时代的小学生欢迎队伍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以眼下的北京来说吧，如今到了APEC会议期间，只见车辆禁行，物流禁止，暖气禁开，连老百姓平常日子喝的牛奶，都被严令停送了。偌大的首都，风声鹤唳，一片肃杀，成了一个百万军警严密戒备的死城。无怪乎京城老百姓有言道：在学问能力上，真是一蟹不如一蟹；而对付老百姓，却是一代狠过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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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10:46 PM PST
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們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群體：無論在國內，還是流亡海外，她們承受的苦難甚于她們的丈夫，她們和她們丈夫一樣的勇敢堅強；她們是中國最令人同情關注、最讓人讚歎頌揚的女性！ 比她們的丈夫親自领奖更令人驚歎 美國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月前舉行年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獲獎者為郭飛雄、丁家喜、趙常青、吳仁華。"中國傑出民主人士"評選活動舉行了二十八年，絕大多數國內獲選者都不能親自前來領獎而由友人代領，他們有的被關在監獄中，有的被阻止出國。郭飛雄、丁家喜、趙常青都因為組織和參加新公民運動，被中共判刑，身陷黑牢。 但是今年，分外不同：郭飛雄的妻子張青、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代表自己的丈夫走上"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台，這比她們的丈夫親自前來更令人驚歎。 郭飛雄是中國南方新公民運動的領軍人物。近十年來，他四次入獄，關押時間長達八年之久。他在獄中遭受酷刑折磨和侮辱。去年八月第四次入獄，是因為他年初在廣州街頭聲援《南方週末》採編人員抗議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篡改該報《元旦獻詞》，和要求中共官員公示財產。而郭飛雄二零零五年第三次被捕判刑關押在廣東梅州監獄期間，張青為著就近探視丈夫，搬到梅州監獄附近居住。她八次寫信給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無罪釋放郭飛雄；她每週絕食一天，發表絕食日記，抗議中共迫害郭飛雄。二零零九年，張青帶著一對兒女來到美國，目前居住在德克薩斯州。郭飛雄第四次入獄後，她前往美國國會作證，接受海外媒體訪問，揭露和譴責中共對她的丈夫和中國的政治犯、良心犯的迫害。 十年來，張青長期沒有正常收入，生活拮据。中國的學校拒絕接受她的女兒和兒子入學。她帶著兒女來到美國，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生活和學習環境。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壓力，沒有動搖張青對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她說為了中國的未來總有人要付出，她並且說人被欺負而不發聲不是人的反應。 那一天，我看見張青穿著一襲紅衣登上"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台。政治迫害成就了中國的一位英雄郭飛雄，也成就了英雄的妻子張青，一襲紅衣表達了她內心和丈夫郭飛雄同樣的對中國民主事業的熱情。 把追求民主自由當成生活方式 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從紐約州前來代表丈夫領獎，在頒獎典禮上她發表了《與勇者同行，為自由不懈努力》的感言。丁家喜被稱為中國新公民運動卓越的組織家，他因為組織要求中共官員公示財產和教育平權等活動，被中共抓捕判刑。羅勝春二零一三年六月帶著女兒來到美國。她發表感言說："來到美國後，我開始平靜地思考作為一個普通中國公民我能夠做些什麼，思考如何堅守、如何與家喜息息相應、協同奮鬥。除了和美國這邊的朋友們交流學習，參與力所能及的活動，我特意保留了中國的手機號碼和微信群，並把家喜所有的朋友都加為我的好友，和他們一起利用互聯網，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傳播真相，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和他們一起關注受害者，譴責獨裁，譴責暴力。和他們一起圍觀中國，喚醒良知，呼籲更多的人加入到為民主和自由而努力的行列。我開始像家喜所說的那樣，把追求民主和自由當成一種生活方式，當成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羅勝春來美國一年來，一直為營救丈夫和中國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而呼籲。羅勝春已經不僅僅是在患難中對丈夫忠貞不渝的妻子，而且成為與丈夫丁家喜並肩前行的戰友。 以積極的姿態在美國生活的羅勝春，內心卻被擔心和思念丈夫深深煎熬。她寫信給獄中的丈夫："我時而相信你很快就會出來，因為我深知你們所作的一切不僅不構成非法集會罪，而且是在身體力行地履行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但我時而又覺得黑暗無邊，渺無希望，因為我實在是對被操縱的中國法律沒有信心，看不到底線。親愛的老公，除了苦苦祈禱，我還能為你做什麼呢？。" 國家的悲哀、人民的悲哀 我在舊金山華人"人道中國"組織一位成員的家中，還認識了中國政治犯李化平的妻子何小蓮和她的女兒。李化平是一位網路作家、新公民運動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於去年八月十二日被捕。李化平曾組織上海新公民運動人士定期聚餐交流的"同城飯醉"活動；去年四月，李化平為十歲的女孩安妮因為父親張林是政治異議人士而失學大聲疾呼和絕食抗議。何小蓮是一位歷史學者、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的副教授，去年年初被同濟大學解聘。何小蓮也是有家不能歸、有國不能回。過去他的家經常遭警察突然闖入搜查，回國又要面對警察無日無夜的騷擾，甚至有可能被抓捕關押，她的女兒一說到回國就恐懼哭泣。 今年七月三十日，法院開庭審判李化平，李化平被控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何小蓮指出：罪名荒誕、無恥、不可思議。無法想像一個有良知、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會失去自由。監獄為李化平這樣的人而開，這是國家的悲哀、人民的悲哀。 何小蓮對自己的丈夫不僅尊敬，而且崇拜。她說："李化平在監獄裡面，只要有《聖經》陪伴和有書讀，他出來以後，他更加強大。有人說過，圖書館和監獄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這是有道理的。當然我希望中國的監獄不要太惡，如果李化平沒有因為被殘酷對待而喪失行為能力，他會頑強地重新站起來，站起來的李化平又是一條好漢。" 在人類近代史上，德國納粹和蘇聯共產黨都曾迫害政治犯，但規模與暴虐程度與中共無法相比。那兩個惡魔一般不迫害政治犯的妻子兒女，保留著一點人性。但中共迫害政治犯從來連她們妻兒也不放過，使盡了殘忍下流的手段，本該保留的起碼的人性全然沒有了。五年前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不得不帶著子女出國流亡，如今又有張青、羅勝春、何小蓮，以及今後還不知道有多少政治犯的妻子帶著兒女流亡海外。留在國內的政治犯的妻子們無一躲得開非人的折磨，她們也不會停止呼號抗爭。我近日看到因支持香港"占中"被中共拘捕的詩人王藏的妻子王麗發出的抗議微信，她講述警察如何抄她的家、拘押她和她懷中的女兒，不給孩子吃飯，喪心病狂的打掉孩子的奶瓶，而後又逼她母女搬出住所四處流浪。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們已經成為當今中國也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群體：無論在國內，還是流亡海外，她們承受的苦難甚于她們的丈夫，她們和她們丈夫一樣的勇敢堅強；她們是中國最美麗、最崇高、最令人同情關注、最讓人讚歎頌揚的女性！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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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10:39 PM PST
按中国大陆实际情况，每年才有三万人左右能通过司法考试。要建立一百五十万公职律师的队伍，至少还需五十年，届时能否供养这批法律精英还是个问题，习近平的"法治梦"，或许是张美丽的"白条"。 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万七千字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一百八十多项举措，其中要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队伍。按全球中等国家的平均水准，中国至少需公职律师一百五十万，按目前及今后的实际情况，至少还需五十年。 大陆三种律师和公职律师的构成 《依法治国决定》公开后，"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的概念受到各界关注。中国大陆目前的二十五万律师绝大部份是社会律师，专职的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不到五百人。 公职律师是通过司法考试被政府聘用并由政府供养的律师，不仅包括为政府服务的律师，还包括由政府全资供养的法律援助律师，他们的薪酬、福利、办公条件和办案成本支出，全列入政府预算。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是各国政府收税后，拿出一部份建立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为请不起社会律师的公民提供法援；其中也包括政府拿出一部份钱购买服务，聘一部份社会律师从事法援。 说白了，公职律师像保障房，社会律师像商品房，而商品房并不是人人能购买得起。 何为公职律师？中国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法制局、办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可遗憾的是从国务院法制办及各部、委、办的法律服务人员，到省、地、县和乡镇的政府法律人员，几乎很少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目前只有从事社会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才需通过司法考试。中国大陆的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是从一九八六年起，二00一年起才举行统一的司法考试，新任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必须通过考试。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二00一年前，已任法官、检察官、公证员无需通过考试。中国大陆至今有近三百个县中无人通过律考，在二百六十多个县法院和检察院中无一人通过司法考试。但每年的司法考试只有参考人员中的百分之八才过关，人数约三万。 政府的法律援助制度是虚设的 二0一二年十月，《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介绍了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情况。当年，司法部下发了两份关于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文件，但人大于二00六年新修订的《律师法》，还不包括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 目前的试点中，还未将法援律师列入公职律师的建制。中共改革后，律师业恢复了三十四年，以往的法援工作，几乎都由社会律师承担。社会律师没有任何政府的资助，实际是从事法援服务的个体户，律师事务所实际是个体户的集合体。在二00三年六月入狱前，当地物价局对本人的非诉讼法律服务的价格核定是：每小时人民币四百至三千元，包括咨询，起草法律文书、调查取证等。在十年律师生涯中，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法援"奉献，不是以几百万元能计算的。而近十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法援的预算，若按十三点四亿人算，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角钱，还不够政府法援机构人员的工资、房租、水电等支出。中共政府的法律援助制度是虚设的，公民从未得到政府真正的法律援助，而大量的法援是律师们自掏腰包，国人还以为中共已为民做了大量的法援。 二0一一年，中国大陆设立了第一家公职律师机构——广州公职律师事务所，其中专职律师十一名。据官方统计，全国每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刑事被告未获律师的辩护。 据一些专为副部长以上官员辩护的律师透露，有的高官本不想请律师辩护，但中共为了的面子，专为他们请律师，从知名的社会律师中寻找。许兰亭律师说，对副部级以上官员的法援，能领到二千元的补租，车旅费都不够。有一定名望又受中共喜欢的律师，不在乎这些亏本，律师必须看中中共所倡导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高官得到了政府和律师的双重法援，而又有多少真正的困难群体能得到这种法援？ 中国培养150万公职律师需50年 香港有七百万人口，但律师有七千，而目前中国大陆十三点四亿人，律师只有二十五万。要达到香港法的水准，中国大陆最低需一百八十万律师。香港的人口密度是上海的一倍，中国大陆还有八亿农民生活在乡村，其中还有二点三亿的流动人口，今后一百年都无可能达到香港人口居住的集中度、交通、通讯的便捷度，按此实际情况，中国大陆至少需律师三百六十万。 今年八月，国务院取消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的认定，意味着长达三十年未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任公司律师将成历史。 有专家认为，按全球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中国大陆需各类公职律师一百五十万，其中政府律师七十万，法律援助律师三十万，法官和检察官分别为二十五万。政府律师七十万是很保守的估计，按中共体制，中共各级纪委、政法委和纪检监察人员也应具备律师资格。目前，中国大陆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员可参加司法考试，而全球大多数国家大学的法学院只招非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例如财经类的毕业生，在读法学院后，经司法考试合格可从事保险律师，十五年后才可任法官。 按中国大陆实际情况，每年才有三万人左右能通过司法考试。要建立一百五十万公职律师的队伍，至少还需五十年，届时能否供养这批法律精英还是个问题，习近平的"法治梦"，或许是张美丽的"白条"。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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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10:38 PM PST 日本，是离我们最近的发达国家。从中国沿海地区坐飞机去日本的时间跟国内航班不会相差太多。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如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导致中日之间在贸易，能源，领土问题上产生各种摩擦。中国国内也随之弥漫着仇日情绪。仇恨对中国自身的实力增强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在数次抗日游行活动中，让世人看到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缺陷。如果愤怒就可以打砸属于别人的日本产品，那么同样暴力活动也可以针对美国产品，英国产品，韩国产品以至中国产品。 从歪曲历史的角度，目前国内流行的各种抗日神剧，比日本教科书问题要严重百倍。那本「扶桑社」歪曲历史教科书的学生比例只有0．04％。就引起中韩的轩然大波，如果日本把扭曲的历史节目每天在全国电视屏幕上轮番播放，那肯定不是简单的外交抗议可以解决的。 中国对历史的教育，是一种仇恨教育。从未去过日本的小学生会对日本莫名仇恨。站在日本少数右翼的角度，他们是惧怕生活在这个国土面积是日本26倍的人们是理性守法，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良好自我完善能力的国家。还是惧怕一个毫无理性，有点舆论影响就喜怒无常，经常以暴力对自己国民宣泄对外族负面情绪的国家呢？ 其实每个70、80后都应该感谢日本，是日本众多的动画片，给了这代人一个丰富的童年，比起现在为了支持国产动漫一羊独大的可怜00后。丰富的日本动漫撑起了70、80后丰富的童年。更何况到了青少年时期，大量的日本爱情动作片，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生理保健教育普及，并且完全是依赖民间的力量。单单一个日本文化产业，就解决了一代人在两个人生阶段不同的精神文明建设。 日本这个国家，在近十年我一共去了三次，并不算频繁。但每次踏上日本的土地，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这些年来，我对关于日本的各种资料都充满兴趣，无论是西方白人眼中的《菊与刀》，还是陈伟的《日本商业企业400年》，描写日本传统手工艺人的《留住手艺》，关于日本古代历史的《德川家康》、《丰臣秀吉》。关于古代各种人物生平的电视剧"大河剧场"，或是国家地理关于日本武士刀的纪录片，关于日本"寿司之神"的纪录片都深深吸引着我。尤其是对我这个电影从来不看二遍的人来说，"寿司之神"对我启发非常大，小野二郎在片头的那段话，其实就是人生成功的真谛。这部纪录片我闲时都会找出来看一遍，有很好的激励作用。 剖析自我的动机，我通过各种方式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从潜意识里是在寻找一个答案——是什么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一举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陷入无尽的内耗，以最悲惨的代价，完成一个民族从封建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而时至今日，在中国这片土地依然上演着历史循环剧目。中国文明兴衰循环的魔咒至今也不能说被打破。 记得当年在英国留学期间，跟日本同学交流。他问我对他们国家感觉怎么样。我思索了几秒，脱口而出"干净"。第一次到日本的人都会对日本的整洁程度所惊叹。我去过几十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整洁程度上可以与日本比肩。无论是在人口密集的步行街，林中幽静的寺庙，街边拐角处的小拉面馆。地面上都像水洗的一般干净。而这种整洁也表现在日本普通百姓的日常穿戴上。在欧洲旅行其实非常容易分辨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日本人旅行总是穿戴整齐，老太太戴着帽檐很宽的礼帽，手里戴着手套。老先生的衬衣最上边的扣子都会扣戴整齐。大家排队出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 民族性格差异 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表面看到的是干净。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民族性格里边的高度统一性。日本人性格中具备大海中沙丁鱼群的特点。在自然界中，渺小的个体生物总是通过群居和统一行动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存活几率。日本这片土地，本身就是地震和火山喷发的产物，自古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也许很自然就会产生对自然的敬畏。那种"人定胜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并不符合日本人的自然价值观。 日本的神道教在我理解是一种泛神论。游走在日本各地都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神牌。庖丁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个手艺利索的屠夫，但在日本肯定就是"厨神"。鲁班在中国也就是个手艺高明的木匠，但在日本一定被奉为"木匠之神"，中国的茶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中国属于"文化"范畴的事物传到日本就成了"神"成了"道"。日本的茶道宣扬"一期一会。其含义是指一生只见一次，不会有第二次的相会。这种观点也许是来自于佛教中对"诸行无常"的领悟，或者是日本自古多地震，人们习惯了生死离别，而产生的一种人生态度。一期一会的态度，让品茶附带上了宗教色彩。经历一个完整的茶道仪式，就好比是一场宗教活动，是对自我精神上的完善和提升。 关于战争 在冷兵器时代，都是以日本失败为结局的战争。而在工业革命时代中国会被日本打的至今都耿耿于怀。在冷兵器时代，战斗工具在个人战斗能力的延伸是极其有限的，人与人在对抗中，力量，个体差异是决定性因素。在扬帆出海的时代，后期补给更是无从说起。无论是丰臣秀吉五十万大军攻打高丽，还是元朝两次出兵日本。基本都是输在了当时的科技无法弥补物理补给距离的挑战上。而读日本战国历史，经常都是记录几百人，几千人械斗。如果用中国历史的战争记录去衡量，基本就属于农闲的时候两村人在争夺水源产生的农民互殴。在冷兵器时代，就算日本武士训练再好，中国派十个手持板砖的农民也把他拍死了。 而工业革命之后，中日之间的这种物理差距就被彻底扭转了。就好比几千人的八国联军，能从广州登陆一路打到北京城，再一把火烧掉皇家园林而没有碰到像样的抵抗一样。当沙丁鱼武装上了工业化的牙齿，集体行为的力量会让沙丁鱼变成食人鱼，短短几分钟就把比自身体积大得多的生物啃剩一副白骨。一个身高1米4的现代武装日本士兵，在战场上和身高1米9 的美国大兵在战斗力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而在冷兵器时代，手短脚短的日本武士，刀再长，够不着敌人也没用。 关于商业 在《日本企业长盛不衰的奥秘》这部纪录片中，全球超过100年以上的企业，日本有3000多家。人类历史上最久远的企业是日本的金刚组，有1400年的历史。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金刚组依附于修建寺庙这种几乎永续的商业模式，也是其经历1400多年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在记录片中，金刚组第39代传人，掏出几本历代先祖流传下来的"遗言书"里边对金刚组在历朝历代所经历过的经营困难都做了详细记录，在经营上的心得也对后世已启示。 日本人在中国人看来真是一根筋，这次去日本在一个啤酒厂，出口的指示牌，用几种语言标示出来。但是"出口"在日语，繁体汉字，简体汉字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而在这个指示牌上除了英文和韩语不一样之外，"出口"被写了三次。这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完全不能理解。但也许正是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有点傻的一根筋，反而让日本人对先祖的教导，严格遵守到了膜拜的地步，才会让金刚组的木工经验一脉流传历经1400年而不灭。 之前读乔布斯传记的时候，乔布斯对日本人对美学自然的理解也相当敬佩。甚至把带子女去日本京都旅行当成了某种家庭仪式。就像乔布斯自己对苹果产品设计理念的描述"你并不会因为柜子的背面不会被看到就应付了事"。金刚组的木匠对自己的工作也表达出"当几百年后，人们维修寺庙的时候，会感叹道：看当年的木匠活做的多么漂亮"。在看不到的地方依然一丝不苟，是对工作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而不是草草了事养家糊口的一个手段。 日本把优秀的手工艺人奉为国家宝藏，领取政府特殊津贴，对传统手艺，尤其是个体经营者的尊重，与中国是大不同的。中国从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始，推崇的就是一种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经常举国之力满足于统治阶层的自我价值诉求。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古就是多民族混居，文化交融的地方。秦的焚书坑儒是一次成功的通过强权统一思想的运动。但当统治阶层的个人意志与群众意愿相矛盾的时候，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会以文化断裂，财富毁灭，生命涂炭的代价进行历史的轮回。而日本也许本身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自身的基本生存安全都疲于应付，灾难来了不团结在一起连生存都是问题。根本无暇去思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再加上神道教的保护和泛神论的意识，让日本天皇家族从上古时代一直流传至今没有中断。虽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天皇家族都是没有任何实权的商标式人物，但这更能说明日本人对现实不可抗力妥协的艺术，妥协并不是无能而是一种韧性的体现。法国路易十六缺乏这种韧性，结局就是断头台。英国和日本的皇室都具备这种"岛国韧性"所以本国文化得以一脉流传下来。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如果可以渊源流传至今，中国毫无疑问会是世界一等一的强国。 关于吃喝 另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是日本的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文化强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文化产业在本国GDP中的比重，美国文化产业占GDP 21%，日本占GDP 18.6%，中国文化产业占GDP 2.85%。从这个角度中国基本属于"文盲阶层"。美国和日本文化方面的强大，离不开对私有财产和版权的保护。在这个IPOD都已经过时的年代，在日本居然还有很大的HMV（音像制品）商店。不少日本人现在都还在通过"落后"的DVD等传统多媒体观看电影和各种影片。日本人守规矩在中国人开来到了"可笑"的地步。"聪明"的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把自己喜欢的CD, DVD先购买回家，享受完毕再利用无条件退货的"漏洞"一分钱不花的把内容保存在自己的电脑里。结果就是中国自己自己摧毁了自己的文化产业。 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投机取巧的社会里，结果只能是人们只能在相互欺骗中和谐共处。制造服装的人只能使用有毒染色剂向制造有毒食品的人进行"公平的商品交换"。听着盗版音乐的人，也只能习惯于几十个电视频道都播放着同样的垃圾节目。"聪明"的中国人未尝不是在食用自己种下的恶果。 每次去日本第一件事就是去超市买一只最大包装的牛奶，一路当水喝。在科技领域，也许中国人可以把人送上太空，但是却无法保证小学生喝到放心的牛奶。每次到日本同行的人基本都是日用品购物+大吃大喝。猪肉居然有猪肉的味道，牛肉肯定是牛这种动物的肉。牛奶里是没有塑料的，海鲜里也没有各种保鲜剂。 今年初与同事去冲绳，最后收拾行李的时候，男同事行李里塞满了各种被老婆远程遥控购买的洗衣粉，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价格除了比中国便宜，更重要的是质量标准高出一大截。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人出国还是在抢购牙膏，药品，洗发水什么的。我们这个社会在基础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实质上是否真的在进步？为什么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日用品，在中国人眼里成了稀罕物。而汽车，房子，名牌服装、手袋除了价格便宜一大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 关于"自己" 作为一个旅行者，每次行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都希望把印入眼帘的景色收录脑海。无论是古都京都那修剪精致的日式园林，还是在东京街头繁华的霓虹灯下。最终我发现，那真正吸引我的其实并不是异国情调里的风情，而是是隐藏在一草一木和东京街头霓虹灯字间里的"古汉遗风"。如果说台湾是民国的延续，香港和澳门是清朝的延续，那么日本这个国家总是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淡淡的汉唐气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唐代建筑不在中国而在日本的奈良。所谓"崖山之后无汉室"。每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这个背负着几千年文明古国的身份认知，在经历了数次文化浩劫之后，还留有几分呢? 难道中国古代绚丽文明就因为蒙古入侵而永久性的停留在了崖山海战的历史时刻？从此之后中华文明三番五次的被外族入侵，统治，残留下来的文化是否早已变了味道。中国古人宋以前的优秀品质，当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继承了多少早已无从考证。而日本这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却把他们从唐宋时期向中国学习的精髓没有断裂的保留了下来。 "也许中国古人就是这样"。在日本我曾经不止一次内心对自己这么说道。是的，也许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事兢兢业业，对任何事物一丝不苟。再平凡的劳作依然寻求进步的空间。修建的寺庙可以屹立千年，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怀有敬畏之心。没有人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被日本的遣唐使学了去，孕育了日本的文明。如果中国人可以保持客观理性的心态，被日本保留的古汉遗风可以起到反哺中国的作用。日本很好的保留了属于中华文明断流前的精髓。而这应该是日本对现代中国最大的启示。 ——转自《欧美内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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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07:14 PM PST
（余英时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问答） 提问：大陆最高领导人最近去过曲阜孔庙，也在最近几个全国性的大会上提出对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要回归这个价值，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意义。刚才谈话中我也非常感佩您[继承的]钱穆先生这种新亚精神，以及刚才您所追随的救世的这种态度。从香港的发展来看终究最后要受到很强的大陆的影响，那么您怎样来看目前中国最高领导人这种从上而下的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所带来的这种您所讲的对文化生态的影响，估计这一代领导人在他任内十年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能有什么期待？这种东西的发展以及对香港未来的意义在哪里？希望能够听到您的指点。 余英时（92分34秒起）：让我来谈谈儒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但在香港我还没有机会面对面的跟这么多的听众交谈，我想说几句话：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大陆[某组织尊崇]儒家在我看来有一个跟[迫害人的]传统相同之处，就是它从前是一个批评儒家最激烈的团体，把孔子称之为孔老二，说孔老二如何如何不成材，还有人甚至还问，是哪一个人把孔老二介绍入党的（笑），所以当时的侮辱简直无所不至了。可是一转眼，孔子忽然红起来了，现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孔子学院，在中国也大大提倡儒家，号称新儒家的非常多。像唐君毅先生我刚才说的，他能真的创造一种新的儒家，是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包括牟宗三先生，包括徐复观先生，张君劢先生等等。他们提倡的儒家是一种真正学术性的儒家、批判性的儒家，而绝对不是叫人不要犯上作乱的儒家。 所以我常常说，大陆现在提倡儒家，至少给我个人来讲，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已经不大敢讲儒家两个字了，因为我一讲儒家，别人就会想当然的认为我和中国大陆官方对儒家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观众鼓掌）。 所以我们要严格的分清，谁是真正的儒家，谁是借儒家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谓]儒家思想。所以这些如果分清了，我们就不用犹豫，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儒家，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倡儒家对文化的看法，对社会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样和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结合起来。 有一点我要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种种观念，作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怎么样传到中国来的？你若是研究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都是中国儒家自己搬来的。 当初最佩服西方这些法治、民主[普世价值]的，其实是儒家。比如说薛福成，他就认为英美是中国三代以上才有的这个社会。所以康有为也就认为三代以上我们中国的制度是民主的，他把民主两个字用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尧舜时代，那个时代不是靠世袭的，是传贤人的，谁做的最好，我们就选哪个人做领袖。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真正的儒家最初都是对西方现代的普世价值表示很高度的尊重的。比如说英国的法庭不许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获得证词，这一点王韬（就是和理雅各一起翻译中国古典《十三经》的著名思想家，1997年去世）认为也是三代以上才能看得到（三代以后就没有了）的理想世界。 注解："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系獄，從無敲撲答杖，血肉狼藉之慘"；"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於絞而從無嫋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擎皆不相累。";"民間因事涉訟，不費一錢，從未有因訟事株連，而傾家失業，曠日費時者，雖賤至隸役，亦不敢受賄也。"；"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一七日間有教師為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苟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四，"紀英國政治"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儒家背景的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特别欣赏的。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创始人，可是他在南京坐监狱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最佩服孔子的是有教无类不讲阶级的，他同时也佩服孟子讲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掉一个暴君不是杀君，而是杀掉一个最坏的坏人。所以这一类的说法他说中国的孔子孟子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要尊敬的，这是他在监牢里面说的，有记载的。 还有一个提倡民主最有力的人——胡适。胡适本身其实是儒家的，胡适想做的真正最佩服的也是孔子，现在大家都把"打倒孔家店"这几个字放在他身上，这其实不是他的话，这是四川吴虞（吴又陵）的话，他不过是附和了一句，他当然对传统的言论上有过偏之处，可是基本上你看胡适的做人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所以在这方面讲，我们认为儒家的价值观跟西方现代所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价值是非常相合的，并不是处处相反的。 另一方面你再看，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反对民主的观念也很深，所以这些慢慢都可以克服的，这个克服以后，基督教只有帮助民主的发展，不会影响民主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儒家[在大陆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很浅陋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名声好，所以才被人利用，一利用以后就好像儒家都是他的，实际上你要看它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孔子讲的，我要看人看其行，他怎么做人，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儒家。 儒家是宽恕的，道是忠恕，忠恕两个字，忠是尽自己所能，恕就是对别人采取宽恕的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如果一个党一个政府对一个给自己政策稍微有点批评的人，都要送到监牢里头去，那个还可能是儒家吗？所以我想辨别儒家还是不是儒家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千万不要被文字所惑，变成语言的奴隶。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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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4 07:08 PM PST
《人民日报》刊发的奥巴马与习近平的瀛台夜话，记者称奥巴马总统为奥先生，看似正式却失之简化，而称习近平为习大大，如果借年轻线民之口，也许还可以接受，但作为党报如此称谓国家主席，实在有点唐突，显然有代表《人民日报》或代表人民，来称谓党国第一领导人。 2013年5月，奥巴马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了习近平，这家建造才半个世纪的私人庄园，曾是美国多位总统流连、派对之地，体现的是自然随意、休闲性，习近平要想在北京周边找一个这样规格的"私人会所"，可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安纳伯格庄园尽管属于私人，但已成为文物，由基金会打理，有一定的人文公益性，而习如果真的在北京周边找一个会所，后面很可能会牵出权贵的奢华腐败。 安纳伯格庄园里，看到的是自然风景，藏的是世界名画，而中南海瀛台里，说出来的多是与帝王相关的传说。"习大大说，清朝的乾隆皇帝曾在这里写下一句话，意思是，得一日之清闲。""习大大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订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 短短的几句话，人们就看出，习近平选择瀛台作为习奥会场所的良苦用心了。 习近平面临的，原来与大清皇帝面临的事务与问题是一样的，皇帝批文、平定内乱、收复台湾，还有百日维新（国家改革）。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报道中最大的暗示，是关于百日维新。瀛台是百日维新失败后，有实权的皇太后慈禧关押没有实权的皇帝光绪的地方。习近平是不是想告诉世人，如果自己在没有搞定政治元老的时候，就激进地进行政治改革，个人命运也会与光绪一样，当然不会是关在瀛台，而是会关在秦城。 奥巴马附和习近平的话，说美国的改革也有阻力，但奥巴马显然没有对中国的百日维新进行过研读，不知中国古代至今的政治暗流汹涌激荡，完全超出美国人的想像。中国的政治连同习近平本人，仍然没有走出清末危局，因为面临的政治经济边疆问题，似乎还是一样。 百日维新是要君主立宪，习近平面临的是党主立宪。 百日维新由没有实权的皇帝支持维新改良派激进改革，从经济到政治，一揽子抛出，政治上君主立宪，言论出版自由，行政上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经济上改革开放，取消旗人特权，还有兴办教育等等，而面对改革最大的阻力慈禧，维新人士甚至要采访刺杀的方式，以绝后患，改革者要向反改革者亮剑，但最后结果是改革派六君子在菜市口被问斩。 奥巴马如果结合当前现实，看看当年百日维新故事，或许也会心头一惊。 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出现，甚至会导致一个王朝的倾覆呢？毛泽东在延安时，说找到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民主来解决。但习近平没有谈民主，而是与奥巴马大谈中国不用一人一票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广泛征求民意，出台政策时，会经历几上几下，几个来回，使政策符合民意，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府也是民主政府，只是这种民主方式与美国或西方民主完全不同，具有中国特色。但奥巴马没有追问习主席，为什么中共在延安时期那么注重选票民主，认为即便在战争年代最 落后的地方，也能通过黄豆当选票，来实现普遍的真正的民主选举。 《人民日报》在谈及中国主权问题时，这样表述：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国家是第一位的。 《人民日报》如此表述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其一，中国文明如果从夏开始，那么就是家天下的开始，家天下的大一统，显然不如禅天下的政府，西周之时的封建制，则是家天下的联邦制模式，而到了秦之时，这种血亲关系的联邦制基本消除了，中央政府统领一切，但县以下，基本是自治的，一直到大清。所以，不能以大一统来笼统地概括传统中国政治模式。 其二，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并不是第一位的，修身是第一位的，天下和平是终极目标，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而是和平天下，让四海升平。如果从政权 与人权角度分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儒家政治伦理强调的是民权高于君权，也高于国家权力。由此可见，传统社会里，国从来就不是第一位的。而域中三大，天大地大人大，人也是天地之间核心价值，所以，传统中国文化是讲人性人权的文化，国家权力不能覆盖、侵犯人权。 其三，习近平讲的大一统，传统中国是家天下的皇权之下的大一统，而当今中国，应该是民权之下的大一统，而不应该是党权之下的大一统，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共产党却附加一条，党领导人民，将党权置于人民权力之上，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非法政治遗产，习近平如何正本清源，还共和国主权于人民。 大清晚年，毕竟还有君主立宪，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宪政已成敏感词，媒体与大学课堂里不允许谈宪政，宪政必然意味着国家动荡？必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都是错误的呢，因为革命的目的，都是要实现共和宪政，那么，在习近平的心目中，正确的应该是反宪政反维新的大清保守派？ 如果奥巴问习近平，是站在光绪一边，还是站在慈禧一边，不知习先生如何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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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9, 2014, 6:12:15 AM11/19/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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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4 09:45 PM PST
习近平在APEC和G20峰会上姿态很高，出手阔绰，十分风光。习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有担当大国责任的积极一面，但是，他不惜与美国及其它发达民主国家分庭抗礼，不认同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执拗，对中国、对世界，也包括对他自己，都意味著巨大危险。 习近平很风光，主要原因不是他的个人风格，而是中国国力空前强大。而习近平很危险，则源自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了错误解读。这种误读加上他的权力和中国的国力，确实有可能给很多人带来严重伤害。 中国国力能有今天，固然与志士仁人（包括那些真诚的共产党人）百余年来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有关，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有关，但更根本性的原因是西方文明关于自由与平等的理想。没有这个理想在全球传播，世界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西方也不可能给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机会。现在中国因成功融入世界体系而强大，却有一些人以中国文化与国情特殊为由，妄图对抗人类的共同理想。对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习近平很不清醒，成为他陷中国、世界和自己于险境的认知根源。 不错，在西方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下，中国右派或自由派，有不少人也像当年中共一样，犯有教条主义和挟洋自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不能说与中国过去二十年发生的问题无关。正如秦晖指出的，中国一些右派学者，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把市场与社会正义对立起来，这样的偏颇是完全应该在新的改革中通过以理服人的争辩来纠正的。但习近平执政以来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反击战"与此完全无关，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类似文革"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当局显然企图借助政治高压来控制舆论。除了用莫须有罪名关押一批敢言之士以杀一儆百，最近又发生派人潜入大学课堂，暗中纪录教师政治言论的事件。这个事件必将进一步毒化中国的政治氛围。 http://www.guancha.cn/LiaoNingRiBao/2014_11_14_286323.shtml 习近平究竟想在中国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这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我认为，他想把中国搞成一个放大的新加坡，即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大一统，理由就是中国搞不了西方那一套。我同意中国需要摸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和模式，而不能简单复制西方的体制，但中国绕不开多元自治这个难题，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一元化的集权政治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从有关习近平与奥巴马中南海恳谈的报道来看，习显然不能接受这个命题。 由此带来的盲点之一，就是他看不到坚持政治大一统必然带来中国政治的恶质化，因为政治集权会导致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太单一、太狭窄，不可能生成一个让更多人"出彩"的空间。习近平也看不到，他一方面主张世界多极化，一方面又坚持中国只能政治集权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其实是中国崛起后，建构一个稳定的新世界秩序的最大思想障碍，因为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冲突，也就是说，中国对内反对多元自治，必然会导致在国际舞台上与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发生冲突。 习近平的危险就在于，他真诚地相信中国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就一定会天下大乱。而事实是，由于青年一代自主意识的觉醒不可阻挡，不给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不让他们在自治中成长，反而会导致天下大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要阻止自由的价值传播，就要煽动和诱惑一些年轻人以爱国的名义去整人，去迫害别人，这样做的一种可能后果，就是像文革那样，造成政治迫害的疯狂。 当然，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更大的可能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形成一种双轨现像。就是在党国枯燥的训政表像下，是民间不断深化的思想启蒙和探索。这个借助网络技术推动的启蒙过程，是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关键所在。这个启蒙过程越有深度和创意，未来中国的治理之道就越清晰。 如何从政治集权的大一统转向多元自治而不出现失序和混乱，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无论从物质和技术条件还是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有前所未有的机会解决这个历史性的难题。习近平有机会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但他的认知带来的危险就是，他错过了这个机会，从而让中国目前的治理危机发展成为灾难。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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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4 09:37 PM PST
"民主制度的發展鞏固，需基於以高品質為標的的公民社會。台灣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曖昧地位，直接阻礙了大眾深入辯論關涉社會共同願景的議題。箇中原因，既有官本位的傳統文化影響，也有多年戒嚴的貽害。 " 十一月一日，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代表魏揚和吳崢在倫敦召開演講會。前一天，《紐約時報》剛剛發表對總統馬英九的專訪，其中問到香港學生佔領運動。馬英九表示支持香港學生要求的同時，又說，台灣三月份太陽花佔領立法院時，他曾七次表示要和學生對話，但都沒有得到回應。香港仍在持續的抗爭，再次投射到台灣對本土學運的詮釋爭奪。閣揆江宜樺最近在立法院質詢時，同樣藉稱讚香港學運貶低太陽花，似乎三月份巨大的社會動員，只不過是茫無頭緒的一場鬧劇。對照政府針對服貿一改去年的強推為迂迴退讓，這種說辭顯然是以攻為守的策略表態。筆者就此向兩位學生提問，他們回答說，當時在議會場內，並不瞭解總統要求對話。又說，總統似乎自我感覺太好，惹來台下一片笑聲，青年活力在會場中播散開來。 事實上，太陽花一直有不同甚至強烈的對內批評聲音，但參與者們絕不會將其等同於民粹動員。而且，說太陽花是民進黨陰謀，就和中共指控香港佔中受境外勢力操縱一樣無稽。問題是，如何在公共空間跳出狹義政治，深入論辯認識公共事件，始終是台灣社會生活的薄弱環節。 超越藍綠的政策是非 多年來，社運人士一直追求超越藍綠惡鬥、彌合族群分裂，但始終處於少數邊緣。如今，藍綠政策越來越相似，喊出超越藍綠口號的人也越來越多。這次九合一選舉期間，一方面有承接太陽花而成立的「公民組合」積極動員青年世代出來投票，而且特別強調投誰不重要；另一方面，又有強烈不滿執政黨的群眾發起「軍公教廢票聯盟」，串聯號召既不投藍也不投綠，拒絕所有爛蘋果，很像「人民火大行動聯盟」以往百萬廢票行動的口號。不用說，一定會有人堅持用藍綠劃分來解釋這些現象。但必須承認，藍綠概念本身已經失去直接動員能量。同時，網絡揭發若干不同黨派候選人竟然使用同一政策畫面的文宣看板，也顯示候選人迫於壓力轉攻政策層面。如何超越小恩小惠，通過政見激發社會想像，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新課題。 台灣政論欄目熱鬧非常，但在社會長遠的共同願景基礎上辯論政策是非，卻並不多見。今年夏天，媒體踢爆時任勞動部長與女秘書偷情，令其被迫辭職。當事人後來還聲稱，真實原因是他擋了別人的財路。太陽花學生魏揚在臉書質疑，官員政策錯誤時，死皮賴臉不承擔政治責任也沒關係，一旦與公共利益無關的道德醜聞爆發，頓時群情激憤，時常導致立即下台。魏揚堅持，他寧願關注這位前勞動部長的政策是非。值得注意的是，網路評論認為政策是非太複雜，道德評價比較容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種消極態度蔓延，難怪台灣選戰常常糾纏於人格抹黑，候選人政見雷同且敷衍，卻引不起足夠關注。 民主制度的發展鞏固，必須要有豐厚的公民社會做基礎。而發展公民社會，又必須有高品質做標的，拒絕偷懶和搭順車。勞工實際工資多年來不升反降，正是社會民怨沸騰的重要原因之一，卻難以進入公共辯論。遲至十月底，主流媒體還在感嘆資本總歸要尋找低工資，似乎台灣薪資停滯完全是市場「自由」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實，經濟發達國家都實行最低工資與通貨膨脹率掛鈎的政策，不會像台灣這樣任由薪資滯後。從經濟學角度講，經濟增長依賴於社會購買力，薪資按比例逐年增長，市場才能有活力。台灣那麼多經濟專家，對此不會一無所知。從社會願景講，保障勞工和各種社會弱勢群體在民主政體下平等而有尊嚴的政治經濟地位，在台灣一直有多元廣泛的同情和支持，現在也急需明確為公共認可的最低原則，以便據以衡量批評政策走向。 提昇公共空間的嚴肅文化 台灣多元文化蓬勃發展，卻無法獨力佔據公共空間的高地，時常只能等待政治人物來添彩。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曖昧地位，直接阻礙了大眾深入辯論關涉社會共同願景的議題，箇中原因，既有官本位的傳統文化影響，也有多年戒嚴的貽害。立基深厚的多年老報，政治經濟版塊，頗有氣象。可是翻到影視新聞，卻必定滿眼娛樂八卦，從來沒有嚴肅影評，最多有些配合新片發行的訪談。讀書欄目缺缺，雖然可能有每週新書推介，卻不會在日刊報紙上讀到犀利書評。文學大約是唯一例外，但也是偏於創作，少於批評。文化評論，通常都縮到面目高雅的小眾刊物裡，與社會隔了一層。這些戒嚴時期形成的文化分工特徵，與西方有影響的大報形成鮮明對比。台灣出名的尖刻俏皮政論，因而缺少可見的文化結盟。這樣的媒體才是催生民粹的溫床。 金馬影展正在進行，雖然四部陸港影片入圍最佳劇情片，卻謠傳大陸下令封殺頒獎直播。其實，如果不是牽涉到政治爭議，台灣主流媒體大概只關心紅毯和票房。電影界人士辛苦多年，堅持提昇影展品質和社會關懷，今年同步公映多部世界矚目新片，但在大眾媒體上卻無從充分傳達。島內票房衝高的話題電影，像今年的《Kano》，《大稻埕》，很少看到切中的批評，更不必說其他片子了。真正的銳評，往往出自年輕作者，文字停留在網絡上，等待同好去訪問。沒有媒體支持，這些評論難以進入構建公共文化生活的積極互動進程。 台灣大批各界人才仍然游離在尚未充分整合的公共文化空間之外。整體而言，文化底蘊與社會生活的關聯共生，仍需耐心培育。利用已有的公共空間，提倡文化各界的嚴肅批評與論辯，作為實際可行又亟待實施的一步，將有助於提昇社會整體品質，促進公民社會的鞏固，並為未來政治生活提供堅實基礎。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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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4 09:07 PM PST
事实所揭露的，就是中国政府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个骗局--请问香港学联领袖触犯了哪一条中国的法律？是「莫须有」吗？香港学联为了香港的事情，争取香港的权益，中国政府不是在推动2017年香港的所谓「普选」吗？那么他们为了同样的理由，要求中国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上访」，为何竟然要拒绝他们入境呢？中国政府不但拒绝了学联三人，甚至连另外四至五位曾协助学生会出版，或学生会成员，以至另外学民思潮的成员等，都同时被中国政府「注销证件」拒绝入境，对这些学生，中国政府究竟就害怕甚么呢？ 事实上，中国政府以及党媒经常宣传这些民主运动的争取者是「港独势力」、「分裂国家」云云，例如说到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陈为廷，就不断宣传其是「台独势力」的搞手；然而学联以至学民思潮的这一群，中共的抹黑就成为了笑话--在香港几乎众所周知，学联几十年来都是「大中华」本位的「爱国学生组织」，这些学生不但不是「港独」，其国家认同与政治光谱更属于少数较「爱国」的一群，例如部份人仍肯自认其「中国人」的身份；因此中国政府拒绝这些「爱国学生」入境，其破坏力比起拒绝香港「保钓人士」前往北京向安倍晋三示威更严重，就是让香港年轻一代认清认楚，这个所谓天天质疑你「爱国」的政权，其所谓「爱国」或者「民族主义」完全是假货，纯属用来政治统战以及洗脑的工具。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香港的学生去外国，被攻击为「勾结外国势力；香港的学生留在香港，被批判为「不爱国」、「不了解国家」、「搞港独」；好了，今日的香港学生所谓「回乡」、「返祖国」了，却被口口声声「支持法治」、「以法治国」的垃圾政府拒绝入境--连中国也不能去，那么爱甚么中国呢？ 那些民族主义者常说英国人不给予香港人「居英权」，可是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最少也可以在英国停留半年；然而持有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护照」，却从来不能前往中国大陆，而需要所谓的「回乡证」--这些证件就有如陈为廷的「台胞证」，是随时取消随时失效的笑话，即使大家对中国大陆的事情不说一句，作为台湾人只说台湾的事情，作为香港人只说香港的事情，只要中国政府不喜欢你的讲法，你就会被拒绝入境；连中国领土也不能去，还妄想做甚么中国人呢？因此香港网民发起了「剪回乡证」运动，宣示汉贼不两立。 一些人常常幻想「中港融合」，以为可以不理会政治问题，单纯是经济问题--事实说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切都是政治，只想经济？真的好天真，好傻。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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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4 09:03 PM PST
前年初冬在拉萨见到朝气蓬勃的林辉，得知开始两年环球旅行的他，是香港知名的社会运动人士。之后关注了他在脸书上的专页"和我一起游世界"，随着他的图文记录分享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两个月前，林辉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将集结出版他的"环球责任旅行专栏"，书名是《移动的人们》（近日出版时定名《旅行在希望与苦难之间》），邀我撰写推荐序。同时，他还邀请了梁文道、張翠容等作家写序。 正在拉萨热切关注香港事态的我，读完他的书稿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林辉书中记录的游历之地，新疆我去过，西藏是我家，其余诸地都是我从未去过并且今生料也难去的遥远之地，不只是地理的遥远，实已类同隔世的遥远，不如称其为隔世之地。 原因很简单──我得不到一本像林辉那样可以行走四方的护照。 也许，听说过我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异议者"（如林辉书中所写）的身分所致，实不尽然。前些天，听到做小生意的藏人自嘲："去年，我的'中国梦'是护照；今年，我的'中国梦'是边防证……"这后一句话，缘于依西藏传统，今年即马年，为西藏神山之尊──冈仁波齐的朝圣之年，对于虔信佛教的藏人属必修功课。然而去转山朝圣必须办"边境通行证"，但当局偏偏不给藏人办此证，却给中国各地旅游者开方便门。 也因此，藏人所言的"中国梦"意味着白日梦。 正如林辉在游历了许多地方之后发现，"世界的苦难太多"。好在，"仍然见到希望"。履行"责任旅游"理念、并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倾注心力、希望人人生活有所改变乃至世界得以改变的林辉，书中篇篇故事并非纯粹的旅游札记，除了披露异域风光及别样人生，更有不一般的深刻意义。就像是，熙熙攘攘的旅游者当中，有一个身负背包与相机的年轻人，他的眼里看进去了太多的不公正，他的心中装进去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会思考："旅行是为了娱乐，但也不应只为娱乐，更不应为了娱乐就把更重要的东西牺牲掉。我相信旅行包括了美好的内涵，如了解、珍惜、反省以至和平，问题是，怎样才能将这些美好的东西放大，取代浪费、自私和毁灭？" 身为藏人的我，敏感于林辉对西藏的境遇、对在地和流亡的藏人所怀有的深厚同情。我相信其中必然含有许多由此及彼、感同身受的体会，而这并非一句简单的"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或"今日香港，昨日西藏"就能概括。想起前年拉萨开始进入寒冷的一个夜晚，刚离开新疆的林辉讲述着他的见闻、感受与愿望，对香港所存有的自由等价值的珍视溢于言表。 实际上我读这些故事之时，恰处在非常特殊的时间。我想说的是，这时间的林辉原本按照他两年环球旅行的计划，已经走到阿根廷，但在他的老家香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雨伞革命"。林辉在脸书上写道："有外国媒体叫这场运动做'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说实在，还算不上是革命，但'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我们手拿的'武器'，顶多是平常遮风挡雨的伞；香港人不过只求安稳，但就算看不见晴天，也不见得愿意被暴雨沾湿。'雨伞运动'代表着一场温柔但坚定的运动，面对狂风暴雨，我们绝不逆来顺受！" 他中断了旅行，折返回面临生死攸关的香港，从原来的"不在场"而"在场"，去付诸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努力"。 是否"在场"其实相当重要，正如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所写："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我在有关2008年3月全藏爆发抗议的文字中也写过："当我重又回到拉萨，却锥心刺骨地发觉，这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我并不在场。因为不在场，我变成了一个'他者'；因为不在场，我只能依赖在场者的记忆和诉说。虽然这些在场者都是我信赖的人，虽然他（她）们的言辞可以披露被遮掩和伪饰的真相，但我还是深感缺憾，并且甚觉羞愧。" 目前仍在香港进行的种种"抗命"意义深远，即便如我远在被高度"维稳"的拉萨也日夜关注。更有许多在中国境内的正义者同声相求。也因此，被视为帝国大脑和心脏的北京已有五十多人被捕。我则被拉萨国保（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部门，中国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威胁噤声，甚至被嘲讽："你去过香港吗？香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很想回应："我当然想去香港，可是得不到政权掌控的证件，不是寸步难行吗？" 而香港的事，说到底，表达的是林辉引述的里尔克诗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本质上与你我都有关系。如同林辉在这本书中所看见的、世界各地的事，也与你我都有关系。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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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4 07:58 PM PST
一看到中共官媒发布的照片，习近平沉着脸和安倍握手，我就知道，在外交上，中共果然又输了一分。 这张照片一发布，立即引来各种议论。有人批评习近平太粗鲁，有失泱泱大国首脑的风度；有人赞扬习近平很硬气，就是要给小日本点颜色看。依我看，这些解读都不得要领。习近平给安倍摆脸色就是找补嘛。习近平这张摆脸色的照片是发在中国的媒体上的，就是想掩饰其外交失利，忽悠中国人嘛。 中日两国有正式邦交，又是邻国。两国元首迟迟不见面，在外交礼节上是说不过去的。在这个问题上，责任明显在中方，是习近平拒绝和安倍见面。中方提出两个条件作为见面的前提，一是要安倍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二是要承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有争议。安倍一条都不答应，安倍坚持见面不设前提。习近平不干。于是，两人见面的事就拖了下来。 这次APEC在北京召开，安倍作为日本首相不能不请，请来了又不见面未免太不像话。因此，中方外交官们加班加点，赶在APEC开幕前和日方搞出了一个四点共识。中共对国人说，日本已经让步了，承认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有争议了，于是乎也就可以见见安倍了。 这就是忽悠了。因为日方根本没让步。 中日四点共识上那句话写的是："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中共官媒说，瞧，日本已经承认围绕钓鱼岛有不同主张，也就是承认有主权争议了。在这里，官媒悄悄地把"认识到"改成了"承认"。其实，这两个词的意思大不相同。"认识到"不等于"承认"。当日方说"认识到"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不同主张，那恰恰是不"承认"有主权争议。 要弄明白"认识到"和"承认"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决定发布联合公报。其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宣称自己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汉贼不两立，你承认了这个就不能同时又承认那个。在当年，美国是中华民国的正式邦交国，所以美国当然不能否认它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可是这一点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起初，基辛格和周恩来草拟的联合公报回避了台湾问题。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这样写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分歧。于是，基辛格就改写成："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在这里，基辛格用的是"认识到"，而不是"承认"，如果写成"承认"就说不通了。承认？承认的是哪一个呢？你不可能两个都承认嘛。可见，"认识到"绝不等于"承认"。基辛格后来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了，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 回到这次中日四点共识。很明显，所谓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有不同主张，绝不等于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有争议。 这样，我们也就更理解在钓鱼岛问题上，为什么中方说是"搁置争议"，但日方始终不承认有争议。双方的对话应该是这样的： 日方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无可争议。 中方说：钓鱼岛是中国的，不过我们暂且放下这个争议，先来商讨其他事情。 日方说：好，我们来商讨其他事情。 就这样，中方说它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是"搁置争议"，而日方则说钓鱼岛问题无可争议。 习近平当然知道，在中日四点共识上，日方没做任何让步。可是在APEC会议上他又不能不和安倍见面。这意味著中方放弃原先它给见面设立的前提，这意味著中方不得不让步。这自然是很丢面子的。为了掩盖这一外交失利，所以习近平故意把摆脸色照片发在中国的媒体上。 这件事反过来想就更清楚了：如果日方果然是象中共官媒说的那样向中方服软让步，那么，习近平自然就乐得向安倍显示亲切的笑容，以展示赢家的风度，那又何必冒着外交失礼的指责，摆出那么难看的脸色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0, 2014, 6:33:57 AM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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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11:18 PM PST
《遼寧日報》看法記者暗訪大學的文章，得出結論是教師動不動拿美國與中國比，數落中國的不是，所以是抹黑中國，呼籲教師不能這樣講述中國。《遼日》據說還要連續發布調查材料，看熱鬧的後來也沒等到，估計是看試探的苗頭不對，轉而避避風頭。 按照大陸對五毛的劃分，《遼日》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五毛舉動。想必他們也了解這種定性的低劣評價，所以有同個陣營《光明日報》祭出雄文，「自幹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定踐行者。「自幹五」的本義是指自帶乾糧的五毛，但有人想要重新定義。 兩張黨報令人費解的舉動，被納入了各種嚴峻的解讀框架裏，比如說，有人認為這是新文革運動的前奏，是要從北方開始串連的意識形態戰爭。老實講，以現在的意識形態局面看，看不出它的敵人在哪裏，因為它這些年一直在戰鬥，也始終在宣告勝利。 這些個搞法，很讓那些希望過安穩日子的人煩惱，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可是，若有對文革有基本了解的，就不會忘記那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語錄──儘管現在還不是文革，但文革裏成長起來的那代人全面掌權，行事風格難免有遺存，遑論故意為之的時候？ 最近這些年來，大陸的輿論場合裏，議題越來越單一，經濟的、社會的話題早已經被排除出去，輿論的意識形態化色彩越來越顯著。主要表現就是，戰鬥詞彙充斥在輿論領域，總是在鼓吹思想戰鬥，總是在號召東風壓倒西風，所以說是歇斯底里的政治化。 沒有多少人關心經濟形勢如何，沒有人注意到社會上的裂痕，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被吸引到意識形態的洗腦與反洗腦過程中。伴隨著這一反復被強化的過程，一些沉渣被從塵封的歷史中放出來，被當做是新式武器，要去扭轉那些只存在於想像中的「墮落」。 諷刺的是，沉默已經是面對嚴重的政治化霧霾的最高原則了。但比沉默更不堪的是，意識形態將其「圍剿」放置在進擊的策略下，什麼頭腦都要去佔領，什麼思想都要去殺戮，什麼人都不值得信任。因應這些惡劣形勢，舉報文化泛起，故意製造分裂，分而治之。 因為現在的議程設置權力已經被權力全面接管，所以，任何意識形態化的風向都是暢行無阻，並沒有真的阻礙。過去十年間所營造的「思想解放」、「社會建設」、「改革開放」等，都被統統清場了，這自然是一番險惡詭譎的歷史搏鬥，可進場的又是什麼人？ 一事一議的政論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在拉低議論層次、混同愚蠢程度方面，當下的現實算是走入了新低。人們竟然還要在批評/抹黑、五毛/自幹五、大大/麻麻這些再清楚不過的區別上鏖戰不休，你就會覺得那句「不要溫順地走進良夜」的台詞足以讓人咬斷牙根。 在另外一個電影中，用來形容凶險之夜的說法是「狼嚎時刻」，指的是邪靈出沒的夢幻境地與走出極夜之前的那段艱辛時間。過去，中國化的「狼嚎時刻」曾經十年如一日地展開過，滲透進某一代人的血液裏。如今，像是要進入新的「狼嚎時刻」了。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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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09:29 PM PST
中共在观念上呈现出两极，一是基于普世价值观的法治观念，一是中共一党专政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党领导"旗帜，令法治匍匐于它脚下，在法制的技术层面大作文章…… 独缺画龙点睛的"执政党守法"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通过了相关决定。据说这是中共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就是说，在治国六十多年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在其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多年后，中共对于法治，看来是更为认真了一些。 不过，四中全会之前的九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已确定，所谓"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此这般，亦即"依法治国"仍须遵循一党专政，而所谓"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独缺亟须画龙点睛的"执政党守法"。 政治局秉持中共一贯意志，而中央委员会，当然赞成政治局弄好的决定。中共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一番堪称周密的安排，而一党专政凌驾于法治之上，依然根深蒂固，就毫不奇怪──甚至与昔日大清国尝试的"君主立宪"相比，似乎难分伯仲。 "专政"之地位远在法治之上 有意思的是，值此之际，中共理论的两个表现很是意味深长。 一方面，中共似乎是生怕人们误会了它对"法治"的态度。它的"理论家"以喉舌姿态指点众生，阶级斗争在现阶段不可能熄灭，不能以法治否定或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而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那么不言而喻，"专政"之地位远在法治之上，法治无论怎样"全面推进"，仍在中共把握之中，不会动摇其一党专政。 无论这是不是"左派"理论家试图对中央全会和习近平施加影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观点与习近平的观念甚为合拍，将其视为对习近平思想的宣传，反而更为贴切。 另一方面，香港许多民众挺身而出，就香港政制改革表达心声，中共操纵人大常委、开动宣传机器，甚至不惜武力恫吓，而中共御用学者拿出来的"理论"之一，却是坦言真正的普选可能会损害工商界的利益，香港特首梁振英则出面呼应，宣称穷人若享有平等权利会使港府受制于穷人利益，赤裸裸地营造民主法治与资本利益直接对立的图景。 习氏"形左实右"毕现无遗 于是，人们看到，中共在宣传中喷出大团"左"的迷雾，强调阶级斗争，以实为中共一党专政之"人民民主专政"凌驾于法治之上，而实际事变临头，则坦率向右，在公民权利尚存的香港毫不掩饰地以资本利益为由对抗普选──相应地，大陆民众公民权利少得可怜，则直接以基于国有制的"国家利益"来包装权贵资本的利益，民主法治其实都被视为"邪路"，举步维艰。 诚然，香港维护资本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民权运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容性，而中共及港府，则显示出它们的狭隘与落后。 如此亦"左"亦右，应属难得，因为香港事变逼到面前而坦率示右，毕竟有些不得已，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左"的支配性正在显出强劲的势头。 可是，得意忘形之际，往往难免出错。 喉舌理论家引证马克思的话，工人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却完全不懂，中共生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是两回事，而中共把那个作为过渡的短暂"阶级专政"弄成覆盖一整个历史阶段的长期专政，就无可避免向党专政、个人专政蜕变。 劝"永远的"执政党尊崇法治？ 喉舌理论家引证马克思的话，"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于现实历史阶段的一团糟的分析之上。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未成熟的中国，生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近来流行的话说，大有"袋住先"意味，而马克思学说预言的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的非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共手里，不可避免地成为阶级斗争不能熄灭、专政必须加强的对抗性社会。 这样，在观念上呈现出两极，一是基于普世价值观的法治观念，一是中共一党专政观念。两极之间，近十几年来，体制内有一种颇为开明的理论，即中共应该尽快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将其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应该说，它是出于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中共转变为执政党，就会尊崇法治，成长为一个现代政党，而它的缺陷，至少是它把顺序弄反了：中共须经过政治改革成为现代政党，它执政或不执政，都会尊崇法治，而若它依然固守为一个"永远的"执政党，则无论怎样劝说它尊崇法治，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中共高举"党领导"旗帜，令法治匍匐于它脚下，而它倾注心血，在法治的技术层面大作文章，就显得十分有趣。无论大小事情，例如设立宪法日或宪法宣誓，都只有中共操心才行，它这样孜孜不倦地越俎代疱，皆因为它自己束缚了社会，束缚了法治。其实，只要中共遵循法治，消除它自己施加的政治干扰，如同市场一样，共和国的法治在社会中自有其成长的生命力。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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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09:14 PM PST
习近平所反对的是那些引起公愤的特定的腐败官员，他并没有清除腐败温床的政治远见，也没有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执政党的利益之上的无私胸怀，因此，"法治"的口号不可避免地沦为他操纵权力、驾驭社会的一个工具。 习心目中的"依法治国"理念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公布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性导读，而所有这些导读的基础版本是习近平在中央全会上就这个决定所做的说明。通观全会通过的决定、 习近平的解释和官方的宣传，习近平心目中的"依法治国"理念已经初步为世人所了解。 习近平主导的"依法治国"，在概念上与政治学普遍接受的"依法治国"大相径庭，在操作方法上也是与几乎所有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毫不相干。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中国"依法治国"主语是中国共产党，而在世界现代文明史上，"依法治国"的主语都是由所有的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治理国家的政府。 观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人类发展过程中许多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例如"民主"、"人权"、"普选"、"宪政"、"法治"等，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完全蔑视和否定，到被动地在口头上接受，再到主动地在实践中彻底地更改其原有含义。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如此这般在娴熟地欺骗世界过程中我行我素。 接过动听口号，继续肮脏行径 中国执政党被迫接受这些"普世"的政治概念，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过去推行的那一套"专政"理念不得人心，被本国人民所抛弃，且为世界人民所不齿。但是中国共产党又不愿意放弃那一套陈旧过时的治国理念，因为这一理念所维护的是他们一党永久执政的私利。在这种情形之下，最简单、最具有欺骗性的做法是：接过别人的动听口号，继续自己的肮脏行径。 用除了中国共产党解释以外的原有意义上的"法治"概念做标准，法治包含了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法律的订立必须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不能只是少数人的意愿，少数人强加给大多数人的法律是恶法；压制民意，推行恶法不是法治。二是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人人平等，不容许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有超出法律的权利，也不容许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有超出其他人和组织的权利。 习近平阐述的所谓"中国特色的法治"概念有三个根本谬误。首先，它将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写在宪法的导言中，成为了国家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法治根本原则的践踏，因为它违反了所有人、所有组织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赋予共产党超出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也赋予了少数人（共产党的领导人）政治特权。 司法系统沦落成为党的工具 其次，习近平关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辩解更是体现了他对现代法治原则的无知。任何个人、任何集团，即使是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建立了功勋的个人和集团，都无权成为永远的统治者。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个集团能够永远正确。因此，保障人民抛弃这个集团和它的政治理念的天然权利正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功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这个过程背后驱动的原则不是法治原则，而是与法治相对立的野蛮丛林暴力原则。 第三，习近平关于共产党领导实施法治的理论更是暴露了他的"依法治国"理念的虚伪。"法治"意味着，除了充分保障人民参与的正当立法程序和司法机构严格执行法律的独立实践之外，没有任何高于法律之上的力量。所谓共产党领导执法，将高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授予了一个社会集团，司法系统沦落成为党的工具，这是彻头彻尾的"党治"，哪里还有一丝一毫"法治"的影子。 在十八届四中全召开以前，不少人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充满了希望。这种期待背后的逻辑是，正在致力于"打虎"的习近平及其追随者应该痛定思痛，认识到只有法治才能真正的根除腐败。但是他们所没有认识到的是，习近平所反对的是那些引起公愤的特定的腐败官员，他并没有清除腐败温床的政治远见，也没有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执政党的利益之上的无私胸怀，因此，"法治"的口号不可避免地沦为他操纵权力、驾驭社会的一个工具。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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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09:29 PM PST 围绕港人"占中"运动，海外民运人士发生分歧。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但是跟中共《环球时报》一个调子，就令人感到错愕了。由此引起人们猜测，在香港占中的关键时刻，这么呼应中共，是不是被"和谐"了？ 当然，没有证据，不能指控任何人是线民，甚至卧底。但是，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秘密档案证实，有很多共产党线民，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不乏民运领袖。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下面是阅读报刊时看到的一些资讯，汇编到这里，算给大家提个醒吧： 捷克： 共产政权倒台后，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有作家诗人，有大学教授，有神职人员，有异议人士。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线民。 据统计，从捷克共产政权垮台后，在线民名单公布的五年中，有四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捷克清查了30多万人，其中一万五千名前共产党线民被判为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拒绝当局的要求（例如要他们监视同事言行并报告等）。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说明即使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相当多的人坚守道德底线。 东德： 共产政权垮台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很多人原来是线民：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偷偷记录学生思想动态；异议人士大病一场，原来是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他开了损害脑神经的药物。甚至民运名人，都是共产党的特工。 东德共产党垮台时，有一万六千袋秘密档案没来得及销毁，只是用绞纸机剪成碎片。德国利用美国惠普（Hewlett-Packard）电脑公司发明的纸片文字重组软体，把文件复原，其重组准确率达80%，能复原70%的碎片文件，由此发现了很多东德的名流，原来是共产党线民，其中包括曾是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他也被这种文件碎片机"复原"出真面目。 东德反共人士、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的维拉.沃伦伯格，曾被秘密警察逮捕过。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她当选了国会议员，推动把原东德秘密档案公开的法案，结果她震惊地发现，在自己的案卷里，有多达60个线民打的黑报告，其中包括她私生活的最细节部分，她立刻就明白了，这个化名的线民就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从此，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了起来。 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甚至民运领袖，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从而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甚至，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露做过秘密警察的线民。 波兰： 波共垮台后，秘密警察档案曝光，也有很多民运名人，甚至领袖人物，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卧底线民。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是共产党的卧底。曾担任"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的纳科德（Z. Nakder），给共产党做过线民。最令人吃惊的是，警察档案显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常被西方媒体报导、像电影明星般的知名异议人士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也曾跟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档案的秘密代号是Nowak。 连华沙大主教、被称为"波兰天主教会最有权势的"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竟然是跟秘密警察合作20年之久的告密者。当报纸开始披露他和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的详情时，他还试图掩盖、拒不承认。秘密档案证实，维尔格斯曾经和秘密警察主管会见过50多次，并曾接受过秘密警察为期三天的训练，签署了同意利用在国外旅行的机会，向秘密警察告密的文件。 最后在详细的秘密档案曝光后，维尔格斯在庆祝自己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经过深入的反省后，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 一位波兰神职人员著书说，有39名波兰神父的名字，在秘密警察的线民档案中，其中三人是现任的大主教。 俄国： 苏共政权垮台后，由持不同政见的东正教神父雅库宁（Gleb Yakunin）领导的一个俄罗斯议会委员会，开始调查俄国东正教会和前苏联国安会（克格勃）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 但是当俄罗斯议会的有关报告公布之后，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迅速采取行动，禁止再公开所有克格勃档案。因为实在承受不住其"重"了。普京掌权后，俄国当然再也没有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因为普京本人就是特工出身。 总之，共产党在民运组织中发展线民，早已不是秘密。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后的警察档案不断证实这一点。《纽约时报》知名的研究共产国家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发自华沙的专题报导说，波共秘密档案证实， 那些"告密者"，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在东德，就有七万八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因被密告而失去工作、无法晋升等等失去个人利益的，根本就无法统计了。有的甚至丧失了性命。例如波兰近年拍出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三人在大学念书时成为好友，因都有反共理念。但没想到，梅勒斯卡早就身兼密探职务，他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结果皮雅斯被残忍殴打致死，因他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如此有价值的密探，下令暗杀了皮雅斯。 上述只是前共产党世界庞大的"线民冰山"一角而已。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对在海外民运/华人中抓"中共线民、特务"等不太以为然。但上述东欧国家的情形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在既不能随便怀疑、指控的同时，也不能以为民运名人就不会是"共产党线民"。 大家别忘了，"统战、打入敌人内部"是共产党的最拿手之作。中共曾以此彻底瓦解、击败了国民党。在他们史无前例地气大财粗的今天，不铺天盖地地使用这一手段是不可能的。 对台湾，他们暂时不需要飞弹了。第一，那里的力量是政党，所以，从国民党中央到民进党中央，从国民党各级党组织，到民进党各级党组织，共产党今天可比1949年前更"会做"多了。第二，那里的力量是媒体。共产党历来懂得"笔杆子"的作用，他们在舆论上花的力量远远大于"枪"。所以，他们把舆论阵地都买下来就是。 但是，要买下全台湾岛的人心，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海外，他们当然更清楚怎么渗透。第一，是民运组织。第二，是媒体。传统华文媒体那块早已全军覆没，不必提它了。剩下的重点就是两类：一是影响力大的网络媒体；二是属于"组织"的网络媒体。不信，大家关注一下，跟北京呼应的，匿名的不必去管（因为匿名不能表忠心），真名真姓的，多是，要么手里有"组织"，要么握有属于某组织的"网络媒体"。当然，被海内外这么庞大媒体舆论导向，发自内心推崇中南海领导的，也大有人在。 但是，这些也都并不可怕，因为，要想阻止历史潮流，中共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有时，我会想一下：中共倒台后，各种档案会给人们提供一幅什么画面呢？在已经没有人被饿死（只有被撑死）的今天，在没有政治威胁、生命危险的海外，把良心、脸面、荣誉全都扔了，值吗？ 2014年11月17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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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02:16 PM PST
近代中国人中死于重泰山者，无出于林彪： 他用他的死结束了毛泽东的神话； 他用他的死结束了共产党的理论制高点；； 他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凶残的中国人失去了做政治运动帮凶的兴趣； 他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5%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好过多了。 而其中对共产党打击最大者，不是毛泽东的神话结束，不是中国人民不再热衷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不是5%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好过了一些，而是共产党失去理论制高 点。因为从这一天起，这个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扬言要救人类的政党，一下落成了一个以维持生命为主旨的过一天算一天的偷盗集团。而所谓大政治家邓小平的功绩 就是干脆将那块已经没有人再相信的救人类的遮羞布扔掉，让共产党可以公开抢劫和偷盗。 可以说林彪如果不死，还做共产党的副主席， 或者他将毛泽东杀了，自己做主席，都没有他这样的死对于中国的贡献大。林彪的死亡，而且必须是这样的暴亡，才是他对中国政治和人民的最大贡献，这也是他在他的位置上能为中国人民做的最大贡献。当然林彪自己是不愿死的，也是不愿去做这样类型的贡献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将他逼上了这个神台，让他成了仁。 正是： 有心插花花不活 无心载柳柳成荫 林彪就这样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 有两个人对于这个道理理解得最透彻，一是周恩来，听到林彪死，周恩来嚎啕大哭。纪登奎说: "总理，总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周恩来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周恩来这个铁石心肠，帮助毛泽东将一个个政治对手送到阎王殿的大政治家，是在为林彪哭吗？ 当然不是，周恩来是在为共产党哭，他清楚的知道，从这一天起，共产党是人民救星的神话结束了。 二是毛泽东，林彪死后毛泽东马上衰老了几十岁，身体迅速恶化，变成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林彪的死使这个扬言要活一百四十岁的强人至少折了十年寿，因为毛泽东再能辩善言，也无法解释自己一手树起来的最亲密的战友和付统帅被自己逼死了。因为他知道，从此他再也当不成人民的红太阳了。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林彪的祭日，九月十三日，不是纪念一个共产党军事首领的暴亡。我们今天纪念这个日子，因为它是中国命运，人民命运，尤其是5%地富反坏右（七千五百万）的命运转折 点，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这个事情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威信，失去了霸道的气势，这个影响，直使至今共产党已经成了世界级的大富翁 了，还是活在提心挑胆的过一天算一天的恐惧之中，与毛泽东时期那种活在人民中，威风，趾高气扬，自称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的共产党的自信有如天壤之别。 林彪的这个贡献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这个贡献这么大，我们进一步来更深刻的阐述这个主题。 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政治特点，就是正统性，或者说正道。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不管是陈勝吴广，还是李自成洪秀全，都要借天命来争夺 正统，只有在正统的慑力和压力下，他们的造反才能将所有的人都卷进来，形成全国的规模。其实这些造反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人民这个庞然大物，一旦被 他们的正统控制在手里，他们就变得十分强大和危险，他们就有可能与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军队的统治者一决高低。 共产党也不例外，他们 正因为掌握了正道，才得了天下。今天人回顾毛泽东开国的历史时候，不承认这点，认为过去的中国人太愚蠢了，怎么能相信这种鬼话，换成他们活在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早被他们看透了。这种对于历史缺乏身处其间的客观理解的思想方法或者个人品质，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对于祖宗的刻薄，对于历史简单和全面否定，是五 四以来最时髦的理论研究模式。 这种思想方法的特点是将毛泽东的思想和语言魅力全部涂黑，在他们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胡作非为，痴人说梦的 暴君，而跟在他走的是一群智力低下的愚民和乌合之众。他们为了要表现自己对共产党的仇恨，要表现自己的智力远远超过自己的祖先，表现自己的民主立场坚定， 不屑用极端方法去抹杀或者故意贬低当年共产党的正统性，将对共产党的批判，变成畅心和任意的辱骂比赛，这样的批判愈多，共产党就愈逍遥法外，真正的共产党就无法定位，因此也就无法真正的剥开共产党的画皮，更就无法真正的将它晾在光天化日下示众。 像中国历史所有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 一样，毛泽东不但用打天下，救穷人的口号号治了天下，开创了他特有的组织系统（单位），语言系统（ 党八股语言）， 而且创造了他自己的一套自圆其说的思想系统，这个系统不但迷倒了智力不太特出的中国老百姓，也迷倒了很多国内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甚至征服了很多在海外受到 民主教育和西洋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 最近我与美国X市的一个教堂牧师有个一次颇得教益的谈话。林牧师生于1931年， 今年八十三岁，他出生于东北哈尔滨。年轻时就读于沈阳的一个有名的中学，抗战时学校迁到云南，日本投降后回到沈阳，1947年在听一位美国牧师传道后受洗 变成基督教徒，后学校迁到北京。他说当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要求进步（这个词是林牧师用的）向往延安。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林牧师清清楚楚 记得这个日子），成立了革命大学，很多中学的学生都去报名，林牧师也报了名。这时林牧师在黑龙江的祖父出了问题，林牧师祖父原来是河北农民，因为穷闯关 东，在黑龙江垦荒囤地，被定成地主打死了。林牧师父亲义愤填膺，借了二两黄金，决计去台湾。林牧师不肯走，要考革命大学，被他父亲强制拖走了。他们到了青 岛，坐上了去台湾的最后轮船，那是1949年3月的事情，不几天，青岛就解放了。 林牧师讲的时候非常平静，后来的共产党名誉愈来愈坏 ，但是当时没有坏，他们给中国和中国人曾经带来了希望，林牧师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实。 我们这里强调人不是天才，当一个政党专门将好的事情和好话传到人们的耳朵里时，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以后等见到足够坏的证据了再不相信他，也不是说这个人以前是个蠢货。共产党曾经掌握了正道，控制了人心，这是实实在在的它获得政权之前和得到政权之初的情形。 一个政党获得人心，一个人民相信政党，这有错吗？ 没有错，共产党的历史错在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东西，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一个使中国后来政治非常可怕的东西， 它就是共产党加上中国人民。 说得更清楚些，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可怕，不是毛泽东，不是人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己成了魔鬼，以为自己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无比幸福，是在做前人未曾做的伟大事业（以上两句话是中国人民的，非作者杜攒，是中国人民在当魔鬼时经常讲的，尽管他们现在大部分人不承认 讲过了）。 一个掌握了人心和正道的中国政党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出面了，而只要在后面指手划脚就可以了，从此由这个用正道武装起来的群众站在第一线，什么坏事都由政治觉悟非常高的群众自愿和积极去做了。 这 个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至的革命群众使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其中，革命群众中有一部分动机是为了要求进步（升官）, 一部分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尤其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但是最主要的动机是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政党，他们在进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正因为这个伟大的事业，他们去打小报告，去陷害，去拳打脚踢，去酷刑自己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亲人都不算什么，都不觉得良心责备和惭愧， 而是觉得理直气壮，无比自豪，因为他们打的虐待的摧残的不是人，是党的敌人，是牛鬼蛇神，是动物。反倒是共产党在这些革命群众义愤填膺，革命热情上来的时 候，出来做好人，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但是要注意党的政策。由此可见，这些革命群众一旦觉悟高起来的时候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还可怕。 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真是一个可怕的大地狱，那时候一个犯人从监狱逃出来，是无处安身的，因为到处都有革命群众的雪亮的眼睛，一个形迹可疑没有介 绍信的人，随时会被居委会老太太正气凛然的查问和侮辱。事实上那时候的犯人释放了也不愿出去，因为外面比监狱还可怕。这是我在劳改时常常听到难友讲的话。 可以说，共产党那时的政权固若金汤，因为他们根本不用军队，也不用警察，自己甚至不用出面，这全国的十多亿革命群众像看家犬一样衷心地在为他们看望政权。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解放后，共产党做了不少坏事，例如反右，三年灾害等等， 这些恶行难道不在十多亿革命群众的心理引起怀疑动摇吗？ 怀 疑也许有，当有也只在夜深人静时，像细细的思绪一闪而过，等到白天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小说，歌曲开着全部马力歌颂伟光正，个人的 怀疑怎么能与天天听，天天喊，天天教育的全国力量匹敌？即使有，也马上被它的气势吞没了。万一有哪个人没有被吞没，那么这个倒霉鬼立即就会被抓起来，被以 反革命的名义专政了，有多少人敢和愿意以自身之肉躯去试无产阶级专政之铁拳？ 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个故事中的小孩将真理喊出来之所以奏效，是 因为他的那个叫声在广场上马上让全国人听到了，如果立即将这个小孩拖出去杀了，那么这个叫声就等于没有叫，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听到。 既然听不到，那么个别立场动摇的革命群众还是认为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别人都能看到皇帝的衣服，就我看不到，肯定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还是跟着叫衣服漂亮 好。 林彪的死的意义，就是他一下子让全国的革命群众心中同时升起了怀疑和动摇？怎么毛泽东连他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也要杀，看 来不是我的眼睛有问题？这里面的混水太深太脏了，以后这些事咱们搞不清楚，还是离远些好。林彪的死就这样使革命群众失去当看家狗的热情，共产党的政治运动 从此再无威力。失去了群众行凶的政治运动就像一个合唱团只剩下了指挥，没有了歌手。所以共产党后来慢慢自己指挥着也觉得没有意思，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搞也没有用处。 失去群众的共产党，也就失去了人心中的正道。这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幸运和好事情。 可是失去了正道的共产党统治中国就很辛苦了，因为革命群众再也不为他们卖命了，什么事情都得自己上第一线，亲自出面。挨骂挨嘲笑受气是家常便饭了，所以共产党虽然现在有了钱，还是气短，他们多么怀念那些掌握正道，掌握 人心，那种一呼百应的日子啊！ 共 产党一直在绞尽脑汁找到新的正道， 能够收拾人心，将林彪在天上捅开的大窟窿填死，可怜是落花流水去也，故国凋零月明中，只剩小楼昨夜又东风，所有的方法都白费力气。什么孔子，佛家，五讲四 美，唱红歌，甚至重新采用毛的方法都试过，革命群众都找不到感觉，毫无反应。 要不索性采用西方的民主吧，那不等于共产党自动下台了，所以愈想愈生气，就是死也不给民主。 共产党的日子现在是难，但是也不是完 全没有办法重新找到正道，毕竟天下思维万万千千条，条条通罗马。问题是中国豢养着的御用文人，拍马屁行，勾心斗角行，升官发财行，就是正经脑筋动不来，提 不出一个理论来。而被他们排挤出去的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他们政权的民主人士，又属于近亲繁殖，基因太相像，搞不出新花样来，除了将共产主义改成民主外，其逻 缉思维都与共产党属于一个体系，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如果共产党能够像当年周文公请姜子牙那么礼重，来亲自请教，说不定我倒是能给一个方法。不是我要搭架子，要你们上门请教，因为这份礼太重，人轻了，与这份礼不称，我人被轻视不要紧，但是这份礼被冒渎被轻亵， 以后就不显灵了。 想想看，如果这份礼能够堵上林彪捅开的窟窿，让共产党在老百姓眼中重新有个尊严，它是不是应该比航空母舰更值钱呢？当然更值钱，应该说它是钱买不来的， 应该说它是无价之宝。我这里用钱来解释，不是表示我喜欢钱， 而是现代中国人，唯钱为尊，不用钱来比喻，恐怕不太好懂。 是不是我在胡说八道， 狂妄自吹呢？ 姑且信之就有，不信就无， 就像宗教信仰一个道理。（：） 否则，就当我在痴人妄语，俺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龄，除了有点好吃以外，对其它人生的嗜好，诸如升官发财，美女金钱已没有多大兴趣，犯不着用什么诱饵来吊你们上钩，所以不信的话，你我都没有什么遗憾， 我就带着我的这份礼品进坟墓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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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01:57 PM PST
APEC峰会期间，北京忽然重现久违的蓝天，它和张艺谋导演的晚会光影艺术一样，在多国嘉宾脚下徐徐展开的光效红地毯，只图博得贵客的欢心，却在中国百姓那里讨不到彩头。蓝得透著假的"APEC天"和畅顺得离奇的"APEC路"，原来也只是洋人的专享，而老百姓的呼吸福利是短暂的。 北京头顶呼之即来的"APEC蓝"，称得上是真正"中国特色"，没有比这更能揭示极权的意志和力量。以前大跃进的红旗歌谣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样的句子，如今更加上"要天空变蓝"，而且想要多蓝就有多蓝！这是其他国家绝对无法效仿的。 高度集权的政体可以凭一纸命令，下令北京周边五省市高耗能的企业全部停工；关停部分电厂；APEC峰会期间北京实行车辆单双号行驶；北京市政府一万九千部公务用车全部停驶；所有建筑工地全部停止施工；为减少车辆行驶，所有快递送货业务暂停；中央直属和北京市属下的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调休七天，共计七百万人得以带薪放假，还被鼓励出外旅行，以减少北京的碳排量。活人获得天赐莫大的幸福，死人却要受罪了，北京市十二间殡仪馆奉命在峰会期间不得火化，死人统统暂存冷库。 这种以国家名义造假造出来的人工蓝天，真能结万国欢心吗？只怕令外间对威权主义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垄断一切资源叹为观止的同时，更真切感受到天朝大国和他们之间深刻的价值分歧。习近平早前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此一说词只在于缓解西方对"中国梦"的疑惧。 然而中国梦美国梦的根本不同，在于美国梦是机会均等之下个人价值的实现，例如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全球十大富豪。这一成功岂是财富能衡量？他的创意改变了人类生活、交际以及获取资讯的空间，还有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他们追求个人的成功，却成就了一番涵盖全球的伟业。套用胡适的话来说：争你个人的成功，就是为国家争成功。只不过国家的意义太小，不如说是为整个世界争取更大的光荣和更辉煌的梦想。 中国梦则是一个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追逐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帝王的荣耀，只不过帝王换成了党。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甚至整整一个群体的利益是可以被忽略被牺牲的。不消多说，这次APEC会议期间被公安局强令停业的熟食、快餐、糕点包子馒头烙饼油条……无论是个体私营还是集体所有，一律没有也不需要补偿。 这样的政体可以令万民敬畏和服从，却无法让老百姓真正去爱它。基于同样道理，能把蓝天呼之即来的党意志，却无法让蓝天长留中国。在APEC峰会上踌躇满志的习大大赞扬这漫天中国蓝，指示"要保持下去"，但峰会才过去一周，纷纷复工的华北工业和民生服务业，拥挤的车流、殡仪馆的火化炉等等，转眼又使雾霾升级为橙色警告，原来那片蓝天是宁赠贵宾，不予家奴。而家奴的思维是什么，那就是周小平所谓的"爱国不需要理由"。换言之就是不要经大脑，把忠党爱国化为人的生理功能，和吃喝拉撒睡一样，省略了一切思维和判断，这样的爱国者才是党国的一等良民。 再看北京APEC峰会奢华奇幻的光影效果和宫廷焰火，大型集体舞蹈的恢宏场面，都看不到有血有肉的个人，而充斥著图腾崇拜和对威权主义的赞美与服从。在这个庄严肃穆的价值体系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体，而只有国家和整体。这就是所谓"APEC蓝"的真正意义。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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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4 12:53 PM PST
岳飞当年在国势风雨飘摇时提出"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口号来挽救南宋小朝廷。以此标准来检视当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肯定做不到"文官不爱钱"，否则不必习近平出来扮演打老虎的武松。然而中共的武官又如何呢？他们怕不怕死？如果依照罗援少将之流，时不时发出战争叫嚣，不在东海打，就在南海打，似乎都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精忠报国"之士。如果有现代刘邦出来大喊"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罗援可能出来下跪声称"末将就是"。然而因为还没有爆发真正的战争，尤其是棋逢对手的战争，因此罗援可能仅仅是赵括之流的纸上谈兵，更可能是到时会保命而投降的汉奸。 但是中共武官也爱钱则是铁的事实，否则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不可能被逮捕。而涉及贪污被审查、被判刑的高级将领少说已经有几十个。只是担心动摇国本，或者策略上的需要，一些贪将还留在原位上没有动到。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已经盛传要改组中央军委，表明现在中央军委任上的还有一些贪将。 这些爱钱的将领会是"武官不怕死"吗？当然不会，否则贪污那样多钱干嘛，难道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蝼蚁尚且偷生，这些将领更要苟活。 但是也因为这些武官的贪钱怕死，破坏了习近平的"中国梦"，才让习近平非打军中老虎不可。最大的有上将徐才厚，中将谷俊山等。 谷俊山主要是炒作地皮。其它人或者还有贪污军费等等，还没有影响整个军队的结构。但是向徐才厚买官，就必然要用买下这个军衔的地位与权力，把买官的钱赚回来。当花的钱还没有赚回来的时候，他会上前线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吗？而以今天的战争威力，即使不在前线，也一样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抓买官卖官的贪污，势必拉出一大串，因为必然是自上而下的买卖，就像传销式的老鼠会那样，会牵出这一串时，不小心会把整个建筑物拖垮，就像房子被白蚁蛀空那样。 最近博讯报导，习近平出访澳洲期间，一举抓捕8位少将，有几位与徐才厚卖官有关系。癌症末期的徐才厚，临死还被逼吐出一些他的卖官网络，那么军中的反贪，仅就这条在线，已经够可观了。仅仅是靠买官上来的将领，如果团结起来，势力不容小觑。只是他们彼此并不认识，表面上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而不是利益共同体。如果他们彼此了解底细而成立"军中买官校友会"向习近平叫阵，难保他不会肝胆俱裂，因为可能军中已无可用之将了。 过去看过的数据，一个团长价格30万元，但是最近徐才厚的数据，3千万元一个少将，团长是上校军衔，两者价格差距太大。相信团长的价格因为供求关系已经飞涨，而少将的平均价格应该没有那样高，并非每个少将值这个价钱，例如罗援，后勤部油水较多，价格会较高。 正是将领的贪污腐败，破坏习近平"中国梦"的进程。因为他知道，以这种情况向日本开战结果可能比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要惨。为此不能不收敛对日本的挑战动作，不久前他在接见文艺界人士时不得不说："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因此他不断努力要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但是这会引起左派与愤青的不满，所以习近平在APEC与日本首相安倍见面时摆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那是表演给内部看的。 虽然四中全会没有改组中央军委，也没有把徐才厚摆上台，但是全会一结束，新华社就报导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结束对徐才厚涉嫌卖官、直接和透过家人受贿犯罪案的侦查，已将徐移送审查起诉。而在习近平出访时对那几个少将采取行动，都说明他在军中的地位还是稳固的。这是他指挥党的保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7日 首发) 博讯网消息：习近平飞赴澳洲参加G20峰会期间，中共军纪委奉命同时动手，对军队一批涉媒贪腐的将领采访党纪措施，至少八名少将应声落网，其中大部份为地方省军区的将领，总部则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消息指，军纪委此举是奉军委主席习近平指令，统一部署行动。 接近军委办公厅的消息人士对本网透露，此批落马的军中老虎，包括上周在海军总部跳楼身亡的海军副政委马发祥少将；外界传他是14日跳楼，但消息对本网证实，马是上周四、即11月13日上午办公时间，接到中央军委纪委通知，要他前去谈话后，踪身从15层高的窗口跳下的。 而前日传出被军纪委带走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少将，也是本月13日被军纪委带走的。据悉刘的问题涉徐才厚和汤灿，以及他本人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昨日(1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军队文艺工作会议上，警告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深刻反省自身问题、要象"凤凰盘涅"般再生，其中所指即刘斌的问题。 消息指，第三位被抓的是总后勤部副部长刘铮少将，他不但人被带走，还被军纪委抄家，从家中拉走不少涉嫌贪腐的证据。刘铮历任总后勤部司令部通信自动化局局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2009年12月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2012年12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消息指他长期负责总后通讯装备的采购，且在升迁过程中涉嫌向时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买官。徐当时分管总政和总后两块。 第四位是总政保卫部长于善军也被捕。于善军也是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某高炮旅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2007年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2009年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四名同时落网的地方省军区军头，分别是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宋玉文少将；宋是典型的"地方军"，长期在吉林省任职，曾任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今年8月才升任吉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他是2012年晋升的少将。 被军纪委拘查的还有三位退役将领，一是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寇铁。64岁的寇铁是野战军出身，历任排长，参谋，副科长，科长，装甲兵处长，40集团军机械化师副师长，摩步师师长，40集团军坦克5师师长，40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23集团军军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40集团军和23集团军都属沈阳军区，是徐才厚的势力范围。2010年他年届60退役，少将军衔。 另一位被翻旧账清算的将领是湖北省军区原司令苑世军。65岁的苑世军也是野战军出身，曾任41集团军121师师长，是驻港部队(回归前)的首任副司令，没有驻港经历；香港回归时他已调广东省军区任司令，1997年升少将，2010年在湖北省军区司令位上退役。 同批被拘查的退役将领还有沈阳军区原联勤部长王爱国少将。王爱国长期在沈阳军区野战军任职，2007年即升少将，深得徐才厚赏识，将他扶上联勤部长之位，2011年够龄退役，不料未能安享晚年，要遭清算追究。 北京消息对本网透露，这批落马的将领，不大部份涉嫌前军委两大巨头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前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李曾任总政治部主任、总装备部长，是徐的亲信。消息指此波抓贪主要针对总政、总后和地方省军区，而军队反贪调查已深入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 马发祥  马发祥，历任海军政治部秘书长，2004年7月任海军装备研究院政委，2005年7月晋升海军少将军衔，2008年7月任海军试验训练基地政委，2011年6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2013年7月海军副政委，是中共十七大代表。 刘斌  刘斌，著名军旅歌唱家，男高音歌唱家。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区战友歌舞团独唱演员兼声乐艺术指导，北京战友文工团副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刘斌在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民族唱法中糅进了美声的韵味和通俗的感觉，并因此而成为国内歌坛上最出色的男高音歌唱家。 刘铮  刘铮，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专攻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历任总后勤部司令部通信自动化局局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2009年12月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少将军衔。2012年12月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2014年8月晋升为中将。 于善军  于善军： 解放军少将，1953年12月生，河南济源人。中共党员。1972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少将军衔。 1972年12月参军。任保卫处处长，兰州军区某高炮旅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2007年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2009年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少将军衔。 宋玉文  曾任通化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2014年8月任吉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吉林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少将军衔。 寇铁  寇铁，男，汉族，1950年4月生，黑龙江安达人。国防大学作战指挥专业毕业，大学学历。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排长，参谋，副科长，科长，装甲兵处长，40集团军机械化师副师长，摩步师师长，40集团军坦克5师师长，40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23集团军军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军衔。2008年起担任解放军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 苑世军  1949年11月生，河北邢台人。1968年2月入伍。1969年5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团作训股参谋、连长、师作训科参谋、团作训股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1988年1月至1989年6月任师参谋长。1989年6月起先后任副师长、师长。1994年3月至1999年9月任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1999年9月至2003年6月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2003年6月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2007年6月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2008年起担任解放军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 苑世军在1997年晋升少将军衔。 王爱国  沈阳军区联勤部部长王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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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重庆“黑打”为何至今不被当局否定？——张军在习近平王歧山手下仍张狂 Posted: 19 Nov 2014 12:28 PM PST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查查《人民法院报》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的一篇报道《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重庆"唱红打黑"惠民》，文中说：5月10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了来渝出席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一行，就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庆实践进行了交流。 张军说，在薄书记的领导下，重庆开展"唱红打黑"，建设"五个重庆"，人民群众得到诸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打黑除恶"斗争，既打黑恶势力，又打"保护伞"，老百姓拍手称快，安全感明显上升。在"打黑除恶"案件刑事审判中，重庆司法部门坚持法制精神，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认真执行宽严相济政策。对重庆的"打黑除恶"，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审判复核工作平稳有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结合重庆实际，既追求程序公平正义，又保障实体公正，不少工作走在了全国法院系统的前列。 薄熙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很有意义。政法战线的同志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的重任，责任重大，工作辛苦。重庆开展的"打黑除恶"斗争，将"打黑"与反腐败、打击"保护伞"相结合，缜密组织，重拳出击，破获了重大案件，解决了社会问题，百姓安全感明显上升......重庆的"打黑除恶"，始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使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支持重庆的工作。 当年五月二十七日，南方网有题为《张军曾肯定重庆"打黑唱红"》的新闻报道，报道中说：重庆司法机关的"打黑唱红"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在这份4万多字的《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重庆。在谈到重庆"打黑"时称，"重庆等地一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首犯及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依法严惩，表明了国家打黑除恶的决心，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报道中特别强调前述《人民法院报》的相关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最高法副院长张军时表示，重庆的"打黑除恶""始终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力指导"，并"希望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支持重庆的工作"。 报道中还说，此外，重庆法院系统近十项措施也被写入《年度报告》，这一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法院。如开展"唱读讲传"和"三进三同三个一"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这份"年度报告"，正是在张军主持下完成的。 提起这个张军，尤其被当时的中国大陆司法界，特别是律师界人士所诟病的就是他的一份题为《审判工作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的讲话稿。 据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十八日的中国法院网报道：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才能完成审判工作为大局、为政治服务的使命......要真正做到审判工作服务于大局、服务于政治......切实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牢固树立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识......。审判工作不仅要强调依法规范、于法有据，更要注重化解矛盾、解决实际问题，最大限度争取良好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零一零年七月，张军又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第十一期培训班结业式上讲话说：人民法院树立"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人民法院、人民法官讲政治、讲大局，其实就是在讲法律哲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去开展审判活动，谓之能动司法。那些反对法官角色政治化的意见或观点不仅不符合实践，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 当时张军的这些"文革"式言论出笼后，曾遭到中国大陆司法界的广泛抨击。而张军当时更招人恨的行为是他代表最高法院发言，公开支持薄熙来和王立军对李庄律师的非法审判。 二零一零年三月中旬，中国大陆的众多媒体纷纷转载了一篇题为《最高院首次回应李庄案：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审理》的报道，说是张军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谈到了在 重庆打黑风暴中颇受争议的李庄案。张军表示，李庄案一、二审都已结束，从目前法院公布的信息来开，法院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审理的，审理也是公正的。 此言一出，海内外骂声一片，海外一篇专题评论文章说：周永康和薄熙来为阴谋篡权，在某些重要系统部门，培植、收买了像司马南、孔令东、方滨兴那样的御用文人。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张军就像这类人，一个在司法界为周薄摇旗呐喊的御用法官。 两年前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就在宣布薄熙来被罢免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且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立案侦查的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通过任免名单，免去张军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消息传出，海内外一片叫好声，一些过去已经饱受张军打压的知名律师纷纷利用微博等方式传递海外相关评论，认为"曾经力挺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遭全职罢免。从新华社发通稿的口气来看，薄熙来将遭到严惩，而同时薄的死党正在被大清洗；也有分析认为，张军被免，也可能是为审理薄案铺平道路。估计是要换个主管副院长主审薄熙来。" 出乎当时人们意料的是，张军的"被免"不是被淘汰而是被提拔，从十七届中纪委常委升格为十八届中纪委副书记。从日后的许多公开报道中不难看出，这个张军在王歧山手下混得很是得意，就象过去常常以最高法院发言人自居一样，也时常以中纪委的权威发言人自居。本文完成的昨天（2014年11月18日），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刚刚刊登了《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专项巡视为何是反腐"特遣奇兵"》一文。 看到如今的张军在习近平和王歧山手下仍然是如此张狂，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薄熙来和王立军都已经下狱，但他们主持的重庆"黑打"却从未被中共政权否定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1, 2014, 7:05:35 AM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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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观察：释放高瑜——国家秘密罪审判凸显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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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释放高瑜——国家秘密罪审判凸显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加剧 Posted: 20 Nov 2014 10:39 PM PST
所谓的"国家秘密"是一份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警告党员防范"七种危险事物"，包括"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通称"9号文件"。依据中国极为落伍的国家保密法规，中共内部文件视同国家秘密。高瑜起初坦承犯罪，但她后来告诉律师，她是在警方胁迫下认罪，并于2014年5月8日由国营电视台播出。在被拘押的头两个月，高瑜一再要求会见律师均遭拒绝。高瑜被控提供文件的对象，即美国《明镜》月刊，则否认相关信息来自高瑜。 "为〔中国〕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情节严重者，最高可处无期徒刑。 中国的国家保秘法规不仅适用于国家安全，还扩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其它"影响社会稳定"的事项。自1989年以来，负责执行国家保密制度的国家保密局颁布了一百多项规定，为所有政府部委和国家机构界定保密的范围和等级。部分保密规定本身也被列为国家秘密。 国家保密法规极度限制被告的权利。律师和当事人会面必须得到侦查机关许可，当局有权拒绝辩方查阅证据，亦可不公开庭审。任何事项一旦经国家保密局認定为国家秘密，便没有任何机制可供提出质疑，导致该局掌握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推翻违反国家秘密的检控。 高瑜若被定罪，将是她第三次入狱。1989年，高瑜以国营媒体记者身份积极参与民主运动而于"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年馀。1994年，高瑜再次被判刑六年，罪名是她在1993年初"泄露"中共高层的决定，但事实上相关决定早已被香港媒体披露。 中国当局经常利用国家秘密罪名起诉无法适用其他刑事罪名的人士。该法遭滥用的最知名案例之一是师涛案，这位记者在2005年以国家秘密罪名被判刑十年，因为他将中国政府对于媒体如何报导天安门屠杀15周年的指示交给境外网站。 "国家秘密法规已成为检控高瑜这类维权人士及告密者的完美武器，"理查森说。"但中共对内要求加强限制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指令不该受到国家秘密法规的合法保护。" 高瑜和其他上百名人权活动者及异议人士均在近期针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中遭到拘押，而这波打压可能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自2013年3月习近平掌权以来，20个月内已发生三波主要的打压行动，包括2013年针对新公民运动参与者，2014年6月针对纪念天安门屠杀25周年人士，以及2014年10月到11月针对声援香港"占中"运动人士。 许多被拘押人士已遭到正式逮捕和起诉，有些正在受审，其他人则已入狱。迄今被判刑最重的是著名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他因为批评政府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被控"分裂国家罪"，于2014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加紧控制公民社会的关键支柱，包括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政府拘捕多名公开批评政府的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俗称"大V"）；以司法解释扩张现行法规，将网络言论罪刑化；并且关闭某些网站、微博和微信帐号。中国政府还以收贿和"制造混乱"为由逮捕多名记者，并颁布新规则，禁止记者利用互联网或与外国媒体分享未经发布的信息。中共还将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挑战"列为主要威胁，并对有影响力的社会部门加强政治教育，包括大学教师、研究人员、新闻记者和党内干部。 "党可能认为对萌芽中的批判性公民社会严加管束有助于重建政府的合法性，"理查森说。"但此举反而造成改革倒退，冒著社会压力日益积累的风险，且扼杀了原本有助消解民怨的和平批评的可能性。" 更多人权观察有关中国的报导，请浏览： 【附录】 BBC：受审前夕 人权组织促北京当局释放高瑜 高瑜已被收押超过半年。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周五(21日)在北京法庭不公开审理。 总部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此前夕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放弃对高瑜的所有刑事控罪。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高瑜的案子是对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的直接攻击。中国必须放弃对高瑜的所有刑事控罪并立即释放她，否则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严厉的国家保密法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且概念含糊。高瑜案所涉及的所谓"国家机密"是包括有关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媒体自由"七不讲"的中共文件。而根据中国措辞含糊的保密法，共产党的内部文件全都成了"国家机密"。 人权观察还表示，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今年5月8日播出的高瑜认罪供述是在警方胁迫下作出。 高瑜的律师莫少平本周二对BBC中文网说，高瑜在庭上表示因警方以儿子赵萌来要挟她，继而"违心的"作出了有罪供述。莫少平认为，透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 "牵扯儿子"70岁的高瑜是在4月24日突然失去联系。至5月8日，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市公安局说，高瑜在外界与她失联当天被警方专案组控制，"并在其居住地起获了重要证据"，继而被刑事拘留。 同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晨间新闻栏目也播出了一段"警方提供画面"，视频中一名被指是高瑜，但被遮去样貌的女性说："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莫少平对BBC中文网说："因为高瑜的先生（赵元康）刚刚去世，她就一个独生子，所以听到她儿子可能牵扯到这件事情里面来，当然就——按她本人所讲——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 "所以她说：'我是违心的做出有罪供述。'" 一些媒体后来证实，赵萌与高瑜是在同一时间被警方带走。至5月下旬，当时仍在担任高瑜辩护人的资深律师张思之对外透露，赵萌已获准回家，法律状态是"取保候审"。 至9月底，张思之因健康理由不再担任高瑜辩护人，高瑜胞弟高卫继而委托莫少平接手。 （撰稿/责编：李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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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4 02:09 PM PST
只有穷得太久的暴发户，才会认为自己手上的钞票是身份象徵，用钞票去侮辱别人。跟这种暴发户打交道，也是很易令人感到厌恶。对不起，要是我卖的货真价实，没有你这个买家，地球还有许多千千万万的买家，你钞票多，但穷得只剩下钱。 中国今天的纸上富贵，究竟是怎样练成的？在深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搞清楚一个立场上的问题：我不是说中国所有人都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而暴发户的嘴脸，也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确到处都是这种没有内涵但物质过份充裕的人、社会、文化和国家。越是对这个民族有感情的人，就越应该对这个现象感到痛心和忧心。 说到底，要拆解问题的根源，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些人、企业和国家，是如何致富？ 在大陆，要累积财富，靠生产创造，不是没有可能，但靠投机炒卖每每赚得更快更多。凭生产创造而成功由小康走向大富大贵的人，心底总存有一份对群众的谦卑，明白到产品要是得不到市场认同，只要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投机炒卖者，虽然都是每天在面对市场的无常，但由于见到失败者众，自己的成功，似乎肯定自己的眼光独到，与别不同；很少人会虚心地反省，更大的可能只是自己的运气比别人好。事实上，从或然率计算，成千上万个投机者当中，总有少数人能够在混沌中，单凭运气赢走资本市场彩池中的大奖。 在大陆，生产创造者和投机炒卖者，还多了一个独特的因素，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生产创造者，除了可以用更好更优质的产品来竞争，还可以靠政府有形之手将产品服务的市场围封起来。要动用政府有形之手，就要有关系。结果，生产者的谦卑渐渐消失，取而代之就是对政府权力的敬畏矛盾。 站在当权者的角度，这种关系无疑是维持专政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政治阶层可以不同直接劳心劳力参与生产，像古代封建贵族般，坐享别人的劳力成果。至于投机者，在大陆这个政策主导一切的社会，资产价格预测，一样是靠消息多于分析，结果殊途同归，所有人都成为了国家机器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 至于中国政府，今天好像坐拥大笔钞票，可是，这些钞票都是来由权力主导的，由上而下的传导模式。难怪在北京眼中，每项对香港的经济政策，都是种恩赐。可是，对不起，在真正的自由竞争当中，有钞票但没有真正的生财意念，钞票只不过是呆在抽屉中的一堆废纸。今天的中共，就是只知道屯积钞票，却不明白生财是为何物，就更显得香港曾经拥有的真正资本主义精神，难能可贵。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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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4 01:39 PM PST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据说，中国就打开了国门，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评价中国社会发展的指标，似乎中国这真的已经全面的走上了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道路，似乎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和特点。这是对中国现状的误解。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其封建性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的政治运作模式，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在发挥作用，习近平上台以后，尤其如此。为甚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皇权，并不是官僚阶级的利益代表，各级官僚只不过是依附在皇权下牟取私利的利益集团；同时，皇权本身，也更不可能是民众利益的代表，民众只不过是皇室的奴隶，而官僚阶级对于皇权的作用，就是代表皇权去管理民众。那么，皇权代表的，究竟是哪个集团的利益呢？就是皇族，或者说世袭的贵族集团的利益。 因此，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上是三个集团的博弈：皇权集团，官僚集团，民众。当官僚集团横征暴敛，贪腐横行的时候，民众就会反抗， 这就是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这样的动荡当然不是皇族乐见的；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与皇族之间，也会有利益的冲突和争夺。因此，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也存在矛盾。 在农民起义后形成的新的王朝中，就会出现所谓的新的贵族集团，他们的代表，就是新的皇帝；这样的新的贵族集团，至少在名义上也要表示自己代表上天照顾民众的利益，所以，他们往往会以打击贪腐的官僚集团的名义造反，夺取政权，从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剥夺官僚集团的财产为自己所用的一次财富再分配过程。但是当他们的江山坐稳之后，毕竟还是需要官僚集团协助他们稳定政权，管理民众，于是皇权与官僚就会重修旧好，共同压制民众，一直到有一天再次激起民变，再次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发展的历史，大抵就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政局，也大抵如此：习近平作为红二代，行使的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皇权，他和太子党们就是所谓的世袭贵族利益集团；而各级地方官员，就是典型的官僚集团，维系他们对于皇权的忠诚度的，当然不可能是是对真命天子的心悦诚服，而是皇权庇护下他们可以获取财富的特权地位，也就是腐败。问题是，与封建王朝一样，官僚集团的腐败过于严重，就会激起民变，而民变，直接威胁到的，不仅是官僚集团的生命安全，也是皇权的统治基础。因此，新一代的皇权代表，也就是习近平，自然要对官僚集团开刀以安抚民众，如上所述，这样的对官僚集团的打击，既可以得到民心，又可以剥夺官僚集团的利益归为己有，可谓一举两得。这与其说是廉政反贪，不如说是新的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 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的统治手段真的有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政权更替了；这样的三方博弈一再发生，说明这样的机制本身一定存在问题，是不可能持久的。例如，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早晚就会爆发出来，从而给民众制造反抗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一再重演，今后也不会例外。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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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4 10:06 A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重庆"黑打"为何至今不被当局否定？》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曾经把政治赌注压在薄熙来身上，以最高法院副院长身份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重庆"黑打"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张军在两年前的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突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的内幕原因不但不是因为"站错了队"而受到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的抛弃，反而是因为要被习近平重用，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将其安排为新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主要助手之一。 前不久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附属"会议中纪委第四次全委会的公报内容中因为没有出现"周永康"三个字而令外界大失所望，失望之余则是对公报中宣布的公安部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之一刘金国被晋升为中纪委副书记，与张军共同成为王歧山的重要助手感到非常好奇？ 此次中纪委四次全会召开前不久，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的李玉赋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原来担任这一职务的陈毫则被空降至云南省任省长，中央纪委领导班子因此形成了"1正7副"格局，而此番刘金国增补为中纪委副书记，用中纪委发言人的说法是"补全了中纪委8名副书记的配置。"至于为什么为了"补全"中纪委副书记的"缺额"就偏偏安排进去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连中共官媒体的论坛里都使用使用了"为什么是他？"之类的文章标题。 笔者强调这位刘金国是公安部的"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之一"是因为公安部在今年年初刚刚宣布了宣布了晋升刘金国为"正部长级"，"恢复了三名正部级副部长的特殊建制"。 按照中共政权给中纪委的官位配置，其一把手为正国级，现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歧山；第一副手为副国级，现为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赵洪祝。其他的副书记则都是被明确宣布为正部长级。 由此说来，安排刘金国担任中纪委副书记，肯定不是从政治勉励和政治犒赏的角度考虑的，而是纯粹的"工作需要"。 需要介绍的是，在刘金国晋升中纪委副书记之前，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中纪委副书记名单里，张军的前任职务是最高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职衔是一级大法官；陈文清虽然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位置上晋升中纪委副书记的，但此公在被中组部平调至福建省委之前是四川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而刘金国的衔位则是副总警监。因此有评论认为认为中纪委在已经安排了法官和检察官出身的副书记之后再安排一名公安警察出任副书记，充分体现了"纪委工作的法制化"，是"联合办案"的需要。 "纪委工作法制化"是拍马屁的说法，讽刺的说法是为了"四堂会审"的需要。 所谓"四堂会审"，源自于中共政法系统一直被强烈诟病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也就是"三堂会审"。 "公检法联合办案"始自邓小平时代。"文革"中有所谓"砸烂公检法"的说法，邓小平时代恢复了公、检、法，但又被认为是"效率低下"，所以邓小平在发动"严打"，即所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运动中，为了"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干脆"联合办案"，"三堂会审"、"一条龙作业"，一张长条审判台上从左至右依次坐着警察、检察官、法官三人。警察一边审问一边就向旁边的检察官"报捕"，检察官当场"批捕"并完成"起诉书"递给右边的法官，法官宣布受理起诉然后当场宣判。把一个人投入监狱服刑甚至判死的全部"法 律程序"可以在一天内甚至几个小时内全部"完成"。 这种"三堂会审"的办案方式分别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和薄熙来的重庆"黑打"过程中被发挥到极致。薄熙来和王立军曾经分别向周永康和习近平汇报过重庆"公检法联合打黑"取得的"辉煌战果"，当场获得习近平的高度肯定，并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感动得薄熙来用了一句"山城人民倍感亲切"表达对习近平的"敬爱之情"。 刘金国出任中纪委副书记的没有几天，又被透露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项新的职务，中央政法委委员。因为中央政法委的委员过去从来都只是安排司法部门的一把手出任，除了公安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还有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等，如今公安部的副部长之一也被安排出任此职，无疑是别有用心。中共党媒为此刊登出题为《王岐山副手身兼三要职 习近平打虎用重锤》的吹捧文章。文中说：新任中纪委副书记、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近日再添新职，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观察人士表示，作为第三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的"个人经历"此前引发舆论关注，不过，今后中纪委反腐工作将如何加深与政法领域的合作、如何"依法治虎"更值得观察。 文中详细介绍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1月5日更新了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的简历，更新后的简历显示，刘金国在继续担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等职务外，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 除了政法委委员，刘金国比公安部其他副部长更令外界关注还因为他于2014年1月被宣布了正部长级的公安部党委副书记的同时，也被宣布兼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 这篇报道的记者还提醒读者注意，中纪委更新后的刘金国简历显示，刘金国在当选中央纪委副书记后，其在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的职务并未被免去。此前，中纪委的8位副书记中，仅有同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委员的杜金才上将才是不驻会副书记，其他7人均为驻会副书记。 一家中共在海外的媒体发表评论说：刘金国此番获选中纪委副书记，原因有三。其一，他是全国闻名的廉政标兵，符合习近平、王岐山有关"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标准。他曾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廉政公仆等荣誉称号。2010年被国务院记个人一等功，2012年当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是首位获得该项荣誉的部级高官。 其二，刘金国本身长期负责纪检工作，担任公安部纪委书记多年，十八大当选中纪委委员，调职中纪委副书记也是转业对口。在十八大之后的重拳"打虎"中，公安部纪委参与了对冀文林、余刚、谈红等一大批腐败分子的调查，刘金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刘金国在公安部除了主管纪委、监察局、警务督察局之外，还分管消防局、经济犯罪侦查局。今年7月，中央启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外逃腐败官员行动，即"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两个多月已经抓获128人，数量远超以往同期。而主管经侦的刘金国正是具体的操盘手。 因此，兼具"打虎"、"猎狐"经验且自身素质过硬的刘金国，跻身中纪委领导班子，一方面折射出中央选人用人的取向，另一方面可在新的更高平台上发挥优势，强化中纪委的反腐力量。 依笔者所见，上述三项原因中的最后一项，中纪委办案随时可以动用警力，才是王歧山安排一个公安部现役副部长充任自己助手的最主要出发点。更详细的分析，留待下篇文章继续道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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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4 10:01 AM PST
中共死守一黨專政是逆世界潮流的反動，"依法治國"和"深化改革"不可能從根本上讓黨國起死回生。沒有政治改革的市場經濟最終只能是東施效顰，就像當年洋務運動"中學為體"終於失敗一樣……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及其"依法治國"決定出籠，除了所謂"毛左"和"五毛"，論者多認為"決定"依舊死守一黨專政、黨大於法，"依法治國"充其量不過是司法技術改革，因而大失所望。這其實是對習氏中共期望過高了。"習大大"依舊是槍桿子裡出來的共產黨，而且還只是"紅二代"，還沒有經過了三代、四代的蛻變，他怎麼可能自廢武功，還政於民？然而，以筆者看來，三中和四中的"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兩個決定有兩點可以觀察。 江系利益集團覆滅？ 筆者觀察四中全會，得到一個新認識：習王聯手，可能會在適當時間，時機成熟，準備完成後，從根子上發動對江系貪腐利益集團包括江本人的總攻擊。這也是構成"依法治國"的前提、原因和必需。這一點，如果說以前論者尚不能明確判定，這次全會決定倒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依據有二：一是這次四中全會"決定"的一段話："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對決策嚴重失誤或者依法應該及時作出決策但久拖不決造成重大損失、惡劣影響的，嚴格追究行政首長、負有責任的其他領導人員和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 "終身"追究，"倒查機制"，注意這段話並沒有說"從現在起"，也沒有說以前退休的不查（事實上薄周徐都已退休）。這應該不會是故意的遺漏，更不會是疏忽。至於"重大決策""嚴重失誤"，別的且不說，貪腐入局入常入軍委難道不是"重大損失""惡劣影響"？難道不是最高決策者而是小人物就可以做的？不是有報導說徐周要求反腐肅貪就應該一視同仁——要死一起死嗎？只處理薄周徐，不追到背後的總根子，慶父不死，魯難能已嗎？所以，這也是"依法治國"的前提。 其二：這次決定，除了依然抬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又引人注目地加入了 "習近平系列講話重要精神"。這是第三個有名有姓的領導人，"三個代表"可是依舊無名無姓。這就明白擺出了中共三代傳承的名位，別的人都是輪不到的，因而都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了——甚至打倒了——就像打倒高崗、劉少奇那樣，不會像赫魯曉夫打倒斯大林，無損中共黨的"偉光正"。 當然，"除"，未必一定是除肉體，政治上徹底搞臭除權比肉體上消滅或無期徒刑更重要；而且，現在也只是目標既定，還得步步為營，不是立即抓捕。 這應該是這次四中全會的一大看點。但其實，深一層看，除掉這個貪腐集團還包括了中共紅二代奪回江山這一層重大關係。中共政權是"槍桿子裡出政權"，說白了就是搶江山坐了龍庭。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皇專制統治史裡，一旦成者為王，哪一個肯"禪讓"？堯舜禹禪讓就是騙人的故事，更何況此後。中共皇朝從毛到鄧，是中共的第一代。毛最終（現在已證明，不是不想）沒能傳位毛遠新或江青，其實差不多就等於趙光義的"燭影斧聲"，鄧也是中共第一代。第一代過去，按皇家的理論應當是第二代接班，也就是陳雲說的"還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比父死子繼好聽些）。但是時代畢竟已不是4歲6歲可以當皇帝的了。1976年毛皇帝駕崩時，第二代例如習近平只有23歲；鄧退下時他也遠不到40歲，別的紅二代也差不多這個年齡，再說仕途閱歷也太少。在這種情況下，暫時找個代理（江上青不是親生父，更遠非中共元老，而且早早已經死去）就是必然的選擇。待到紅二代日益成長起來，他們就必須趕走代理人，奪回父輩的江山，習近平終於上臺，正當作如是觀。何況這個代理人胡作非為，不顧"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至理，又是"悶聲大發財"，直把紅二代的江山搞得天怒人怨，而且還真有點想入非非似乎要搶江山（捃帶風：吳志明，江澤慧以及江氏兩個兒子……）。如此"非我族類"的貪腐集團，習不除之豈能安枕。 雖說習近平自己說 "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習江鬥也確實慘烈，但四中全會既然能做出如此決定，看來習氏還是有幾分勝券在握的。 "中國夢"的"習氏中興"？ 客觀地說，反腐肅貪，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哪怕是口號，還是收了一點人心的。四中的看點之二，是習氏在打掉這個貪腐集團之後，能否有個"習氏中興"的曇花一現？ 中國歷朝歷代都有讓步政策，都有改革，主觀上總還是追求安撫民心，發展經濟，與民生息，與民共贏。而且一般說來，讓步政策和改革大多帶來了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改善，甚至帶來了皇朝的一段"中興"時光。 中國歷史上還有過兩次"中興"，即劉秀的"光武中興"和慈禧的"同光中興"。兩次"中興"都發生在皇朝即將崩潰的危險時刻（王莽篡位，太平天國），也都有個別歷史人物起了重大作用。就是中共皇朝，當毛皇朝處於"崩潰的邊緣"時，鄧氏的"改革開放"也在一定程度上有 "中興"的跡象。只是由於包括他本人在內的黨內頑固勢力的干涉，"六四"徹底毀滅了"中興"的希望，只是靠跛腳的市場經濟苦撐了三十年，最後仍然是不脫危機。中國有句老話叫"一二不過三"，或許也真有點經驗性。这一次，從兩個決定的內容看，應該說，中共多少還是讓了點步，一些步子也確實跨得不小。所以，儘管現在經濟在下滑，习王如果然打掉了這個貪腐集團，则民心有所收穫（現在已開始），經濟有所回升，百姓稍能喘口氣，從而中共也能喘一口氣，還是很可能的。借用歷史名詞，"中興"是可能的。 迴光返照最後一閃 但是，就像前兩次中興都不過時曇花一現（其"鼎盛"的"興旺時間"，劉秀是32年，慈禧是36年）一樣，期望中共政權從此繁榮富強，紅色江山代代傳，那是中共在癡人說夢。中國還有句老話叫"迴光返照"，說的是人臨死前常常會短時間突然紅光滿面精神煥發，但瞬息之間就兩腳一伸嗚呼哀哉了。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經常是相通的，迴光返照是腦電波熄滅之前磁通量突然減少（也即其變化差即增量反而增大），導致腦電流瞬間反而增大的最後一跳，"中興"很可能也是同樣的機理，是皇朝行將滅亡前的最後一閃。歷史上光武中興和同光中興沒有改變皇朝的根本性質，他們的三十年左右中興對於歷史的長河而言實在是瞬息之間。就中共皇朝而言，中共一黨專政是逆世界潮流的反動，死守不變，"依法治國"和"深化改革"就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讓黨國起死回生。"依法治國"的技術改進甚至把戲（連辛子陵、鐵流這樣的保黨派都沒有自由甚至被捕，方舟子僅僅揭露了一時的"紅人"周小平就立馬遭遇封網）很快就會本相畢露；沒有政治改革的市場經濟最終只能是東施效顰，就像當年洋務運動"中學為體"終於失敗一樣——當年清皇朝內外的有識之士（例如郭嵩燾）甚至外國人（例如那個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再三勸告或警告不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會成功的。如此，即使現在的貪腐集團被殲滅，但產生貪腐的機制和背景即一黨專政仍是未除，新的貪腐集團也就必定很快就會再次滋生。這也是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此，中共政權不管以何種方式（和平的還是革命的）最後垮臺就只是時間問題，很可能還不如前兩次中興之還有三十年之期。如此，若問習總能有幾多愁，他也是"恰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嗎？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2, 2014, 6:56:37 AM11/22/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乔木：政治和資本逞強的互聯網大會
- 杨彼得：復旦前校長楊玉良或因言獲罪
- 李永刚：互联网博弈的中国议题
- 孙立平：关于辽宁日报公开信
- 吴伟：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改进”之争——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27
- 茉莉：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 鲍彤：“依法治國民”和“依法治國王”的故事
- 王军涛：”依法治国“面面观
- 胡少江：政府学生皆违法，两厢意义实不同
- 泉野：来自中南海的“枪声” 中国自由派痛失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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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11:39 PM PST
11月19至21日，在浙江召開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說是世界性的會議，其實是由中國政府發起組織，並且把浙江烏鎮列為永久的會議主辦地。會議永久在中國主辦，最大的好處是，會上不會有人批評中國，因為所有的參會者都是經主辦國審核和邀請的，會議的議題也是由中國確定的。 比如這次的議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中國政府出於政治目的構築網絡長城，將中國與世界網絡隔絕，在中國的互聯網只是局域網的情況下，「互聯互通」只是個笑話。而且這個詞很容易讓人想起一周前北京的APEC會議期間，中國政府召集一些非APEC成員的亞洲小伙伴，舉行「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拍出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政治是目的，金錢來引誘，這就是所謂的「互聯互通」。 至於議題中的「共享共治」，也是自欺欺人的把戲。由於網絡防火牆的阻隔，中國和世界不能共享同一個互聯網。即使在中國內部，網絡警察、會翻牆的人和普通網民所獲得的信息也不對稱。而網絡「共治」就像「黨治」下的「法治」一樣，黨可以用法治民，民不能用法治黨。中共當局不僅總體上從政策防範、市場准入、技術屏蔽和司法懲戒等方面控制互聯網，還用內容審查、刪帖、禁言、銷號、抓人等措施，直接管控網絡和網民。 全球互聯網發展到今天，最重要的兩個議題應該是自由和安全，可這次大會卻是中共挾資本的優勢，為其控制互聯網自由尋求支持，實現控制合法性的政治目的。 習近平由於出訪，專門給大會發來的賀信中，強調的是「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特別提出要「尊重網絡主權」。虛擬的網絡空間和現實世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開放性和信息共享性，如果每個國家都把現實世界中的主權硬套在網絡空間，那就像國境、海關、邊防、護照、簽證等繁瑣的檢查一樣，怎麼實現「互聯互通」，享受上網的便捷樂趣。 而中共主管網絡的副總理馬凱，在開幕致辭中，把習近平的政治意圖做出了明確的表達：「管理好互聯網，關係國家主權、尊嚴和發展利益，關係國際安全與社會穩定」，終於把網絡和維穩扯到一起。被稱為中國網絡大管家的中央網信辦主任魯煒，在發言中更是直接喊出「網絡空間也應該傳播正能量」。在中國的語境下，所謂的正能量就是只能說政府好，只能正面宣傳，不能負面揭露，更不能批評、反對。 大小領導定了調，開會的中國網絡巨頭只能附和。不管是由於阿裏巴巴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晉首富馬雲，還是在門戶網站和移動互聯獨占鰲頭的騰訊馬化騰，以及谷歌退出後靠自我審查和競價排名獨霸搜索市場的百度李彥宏，都不談政府和政策對他們的束縛，回避網絡管控話題，談點資本、技術和運營問題。自由對個人價值和企業發展固然重要，但存在並能賺錢是他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只有財新傳媒的胡舒立，欲言又止地提到自由，也只是希望政府作為監管方改善媒體的競爭環境，發揮市場調節作用。至於她所說的「有公信力的、公正平衡的新聞媒體，對於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和成功轉型必不可少」，誰都明白是媒體獨立、新聞自由和民主化的去敏感詞說法。 開互聯網大會，中共政治上的意圖很明確，經濟上又有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互聯網管制儘管天怒人怨，特別是損害了億萬網民互聯互通的自由，但是對於中國的網絡公司和媒體來說，由於占得了市場准入的先機，擁有控制嚴格的牌照，特別是因為外國的公司限制進入，導致競爭不充分，使得中國的網絡公司關起門、築起牆，都能在巨大的內生市場獨獲其利。 看來看去，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就是政治逞強，資本唱戲，沒有什麼創新和價值理念。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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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7:18 PM PST
本月5日，國務院突然調廣州中山大學校長許寧生轉任復旦大學校長，免去楊玉良的復旦校長職務。國務院何以要突然換掉一個社會聲望頗佳的大學校長？媒體猜來猜去，公眾被弄得一頭霧水，但隨著抽絲剝繭，真相現在逐漸顯露出來。 前不久，有媒體率先把楊玉良突然去職與中紀委專項巡視組對復旦大學的巡視聯繫起來，暗示楊玉良須對復旦的腐敗問題負責。復旦校方馬上聲明，這種聯繫是不負責任的，楊玉良卸任只是年齡到了。但中央紀委副書記張軍近日公開表示，在中央巡視組對復旦大學進行專項巡視後，教育部已對群眾有反映的復旦大學15名校領導進行了提醒談話。這自然涉及前校長楊玉良，似乎是回了復旦校方一耳光。 提醒談話，一般被理解為中共黨內「預防腐敗」的舉措。但又有「知情人士」向媒體放話說：原校領導班子不僅對管理問題負有領導責任，而且存在其他一些問題，「比如有的校領導就曾說話不注意場合分寸，發表過不負責任的言論；還有的校領導在校管企業兼職取酬而被舉報。」 這個說法意味深長，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關注。復旦大學有校領導15名，通過網上搜索，基本上沒有誰「發表過不負責任的言論」，但楊玉良正是一個例外。2009年擔任復旦校長的楊玉良，根據媒體報道，是一個「喜歡公開演講」的人。這些年來，他的演講經常進入全國性輿論場。他抨擊過中國大學官場化，在今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呼籲知識份子保持獨立人格，「如果你對權勢進行依附，對財富過度迷戀，對意識形態過度偏執，都會喪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這樣社會的發展就會喪失方向，就會失範。」所以復旦大學領導中因言獲「罪」的，應該就是楊玉良。 此前中央巡視組據說是帶著舉報線索，對復旦大學進行了專項巡視，結論是：一是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違規現象突出，存在腐敗風險；二是江灣校區基建工程嚴重違規，發生品質事故，存在安全和腐敗隱患。此外，校辦企業管理中「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突出，校轄附屬醫院攤子大、權屬雜、監管難，極易誘發腐敗。 看來楊玉良本人沒有腐敗問題，但對於復旦大學存在的問題，有可能要他出來承擔領導責任。但復旦大學有黨委書記1人、副書記4人，他們都被教育部提醒談話，肯定不應當由作為校長的楊玉良來承責。況且雖然學校「違規現象突出，存在腐敗風險」，但與國家發改委一抓10多個司局級和副部級相比，復旦大學的問題只能算小菜一碟，並不是非換校長不可。 楊玉良今年62歲，按照中國官場慣例，是可上可下的年齡。復旦校長是副部級，按照黨的組織部門掌握的標準，校長可以幹到65歲，因為一般要幹滿一屆，校長年齡實際上還可以適當放寬。楊玉良的前任王生洪，就幹到了67歲退休。而楊玉良的條件比王生洪要好，是中科院院士，曾經擔任國務院學位辦公室主任，應屬中共重點培養的幹部。即便他本人想「按規定」退下來，組織部門也可以找他談話，要他繼續替黨擔當分憂。 但這回他真的是撞到槍口上了，十八大以來，黨明確要讓高校回歸「意識形態前沿陣地」功能，而楊玉良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中國現實，儼然是在宣導「資產階級自由化」。在2011年復旦大學秋季開學典禮上，楊玉良說：如果大家關心高等教育，一定已經看到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有很多的質疑，近年來也有許多中學生選擇放棄高考出國讀書，他們用「腳」來表達對高等教育的不滿。他還講：「當前的大學，包括整個社會暴露出來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反映了中國社會精神和價值的迷失。」這些都是對社會現實的嚴重指控，豈止是「說話不注意場合分寸」。 環顧中國，「意識形態鬥爭」氛圍正在越變越濃，實際上已經成為與經濟新常態度、反腐新常態、文藝新常態等並列的另一種「新常態」。今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要求「牢牢掌握學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教育部隨之舉辦了直屬高校黨委書記校長專題研討班，強調「高校校長要站在意識形態工作第一線」。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遼寧日報》日前拋出了給中國高校教師的公開信，指責中國高校教師公然在課堂上「抹黑中國」。 楊玉良的很多觀點充滿知識份子的睿智和良知，實際上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共識，但在「意識形態鬥爭」新常態下顯然不合時宜。楊玉良曾經引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中國的危機是文化的危機」。他痛詆「對意識形態過度偏執」，而黨卻吹響號角，要「牢牢掌握學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楊玉良鼓吹的東西，對中國教育部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雖然意識形態是原則鬥爭，但公開以之為由撤掉一位贏得社會叫好的大學校長之職，又顯得手法生硬，體現不出「領導藝術」。借著中央巡視組巡視復旦的機會，以年齡為合理解釋叫楊玉良下台，雖然仍然給人很多聯想與猜測，但畢竟大家心知肚明口難開。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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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6:25 PM PST
内容提要：我们试图解释，监管方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局，大幅度改变了出手的方式？拐点之后，互联网是否真的晴空初现？在官民博弈的表面战团之下，投射的是何种交叠不清的中国背景？ 脱胎于冷战时期国防需求的互联网，在几十年间快速经历了大型机、个人电脑和移动终端交替主导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公共空间，它的样貌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起初是大型机构的机器之间串并成网，将海量信息数字化以门户形态呈现；后来发展出各种社区，部分活跃用户积极参与了内容创造，分享表达；现在则是以超大规模人际互动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蓬勃生长。可见的趋势是，以可穿戴设备为载体，人联-物联的范围与规模会继续刷新。面对这样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家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心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 令管理者纠结的是，作为产业的互联网和作为意见平台的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前者愈发财源滚滚，后者不断"犯上作乱"。前者的凯歌高进，确保了互联网不会被轻率处置；后者的冷嘲热讽，则让内容运营商如履薄冰。让网络公众开心的是，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淘金和娱乐功能，还能不断拓展言论表达的强度与势力范围。一些精明的人士甚至凭借定位清晰的攻击性言论乃至谣言，获得了名利双收的营销效果。这种喜乐不均的官民博弈局面终于在去年夏天迎来了拐点。 我们试图解释，监管方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局，大幅度改变了出手的方式？拐点之后，互联网是否真的晴空初现？在官民博弈的表面战团之下，投射的是何种交叠不清的中国背景？ 争夺舆论阵地 2013年8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这次会议前后，针对互联网舆论领域的多项行动紧锣密鼓展开。 8月1日，"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与十多位网络名人举行座谈交流，达成网络言论的七条底线共识，即"共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随后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在各地集中打击网络推手和有组织的造谣、传谣者。自8月21日抓获秦火火、立二拆四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媒体报道、案情曝光的案件就有50起，涉及相关人员109人。8月25日，拥有千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上述行动力度之大，出手之坚决，效果之显著，震动互联网各界。加上其他商业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微博兴起以来高热不退的网络舆论开始呈现走弱的趋势。按照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负面帖文和情感词烈度显著下降，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 同时，与行动相伴随的表态发言也直接提高了调门。8月24日，《环球时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号召领导干部在网上"舆论斗争"中敢于"亮剑"。政府并不是想要一个不说话的舆论环境，而是想要一个好好说话的网络环境。10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对国家队如何挺进互联网提出了细致的规范与要求。一连串收复"失地"的强力部署，虽然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一贯风格，但其明朗的信号特征，也透露出政府对此前舆论场博弈形势的严峻判断，甚至传递了对宣传系统柔性管理策略的某种不满。 问题是，他们在焦虑什么？他们的焦虑会因行动的推进彻底缓解么？让我们将视角暂时切换到宣传系统的意识形态"守门人"立场来观察。 其一，传统媒体基本没有溢出体制，定向管理的惯性仍在，但新媒体的体制外色彩浓烈，平移延伸的控制效果可疑。在市场体制兴起以前，管理体制比较简单，人财物全管，监管顺畅；后来逐渐分离出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它们的生死和核心干部任免由体制来决定，在不供给钱粮的情形下仍要求媒体配合监管。但在诸多非关大局的日常内容生产上，市场化媒体基本站到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这边，通过打擦边球，玩猫鼠游戏的方式，游离在监管边缘，来获取商业收益。真正感到焦虑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中，或者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逐利冲动更强，营销能力更胜；或者是数量众多身份庞杂的"自媒体"，载体多样，创意五花八门。监管部门，必须投入巨大人工，研发技术平台，监管成本直线上升。 其二，舆论引导对象，从以前比较明晰的单位人、社会人，向现在角色模糊的网民拓展，吃力不讨好。过去，个体的行为不会太出格；在流动性不高的乡土熟人社会里，大家知根知底，行事也多有分寸。在这种体制中，宣传系统有丰富的渠道、匹配的人手、驾轻就熟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来对身份固定的目标公众施行教化。但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时间投身到虚拟空间，让依托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的管理形式失去用武之地。笼中鸟一旦跃上天空，就想挣脱各种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传统宣传系统的两大重点对象，尤其可能"离心离德"。一种是新闻联播的长期受众，一旦置身微博，发现理想和现实倒转，上半身和下半身错位，各种黑白颠倒，世界面目全非，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一种是青少年，过去经由家庭、学校、政治社团、主流媒体的渐进训导，社会化的进程可控。如今面对未分级的舆论场，小朋友缺乏辨识能力，三观随时崩塌。就算是一些中立的公众，突然从强教化氛围走进强发泄空间，都有可能滋长对教化训导的"逆反"心理，更不用说群体极化现象催生的种种极端情绪。传统的宣传效能持续走低，应当也是宣传系统的心头隐忧。 其三，宣传教育通道从国家机器独占鳌头，向多种民间力量介入话语争夺转变。在前互联网时期，普通民众甚至社会精英都不具备直接向公众喊话的条件，麦克风只在主席台，传播接近单向。互联网的不断创新，拓展了民间精英的发声效果，降低了草根大众的介入门槛，强化了在野的表达能力。尤其是最近两年，微博扩张，由于不需要相互认证就可以接受信息，相当于在舆论场硬生生搭建起一个容纳规模空前的半公开广场，比起散布的论坛、写手的博客，微博对公共议题的聚焦和放大程度绝对空前。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比较活跃的用户账号超过1.4亿个。在最有影响力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账号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另一组来自新浪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5400万，每天发布的微博超过1.3亿条，展现了喷涌的吐槽欲望；人均拥有200个粉丝，则意味着草根也建立了基于关系的传播链条。这些内容生产和公共广播的节点，从公众那里挤占了大量本来专属于国家宣教的时间。当超级大V被震慑和约束以后，中V和小V还有兴趣接力。基于典型个案的观察表明，即便是一些草根微博用户，偶尔的创作也能转发过万，将信息抵达千万级别的读者群。除了微博，社交利器腾讯QQ还在高位成长，用户的瞬间在线峰值超过1.7亿。这意味着，只要腾讯愿意，它就可以向这么多人集中广播或者分众广播。躲在QQ群和QQ聊天室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热烈交谈。为移动终端定身打造的微信平台，短短几年间就迈上了5亿用户的台阶，和相对低幼的QQ用户相比，微信正在吸引大批中上阶层加入，在那里，每天都在诞生难以计数的小众群落组织。 "人人都有麦克风"，传播层级缩短到极度扁平的"我和你"，这种将大众广播和私人耳语无缝结合的反国家模式，也是既有管控体制难以彻底消弭的。 因此，互联网上的官民博弈还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庞大的网民其实对公共议题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每天登上微博热点的十大话题中，或者在当日转发评论的前二十条热门微博中，十有八九都关乎娱乐，非关政治。但是，新媒体作为公共讨论的聚焦平台，其地位暂时不可替代。没事就好，一有事，人群还是会快速聚拢。上述格局的演化趋势，并未因为公权力的强势入场而彻底逆转，宣传系统的"守门人"焦虑还将持续。 博弈均衡：科层官僚制受伤，民间话语退潮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官民博弈其实早已越过意识形态的内容疆界，在更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铺展开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已经分化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身份群体，不同行动者的情感、价值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浮上了台面。互联网的不断壮大，为这些表达提供了建立议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各种偶发的焦点事件，穿透各阶层的公共讨论以"一事一议"的集中施压和可置信威胁的"井喷"模样，对科层官僚制发动了攻击。显然，互联网放大了公众监督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维权和抗争线索，尤其是在针对地方和基层机构/官员的个案中，展示了群殴烂打的震撼效果。正如评论者所言，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的网络围观，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一种醒目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间也没有取得完胜，一度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公知群体在相对比较中可能受伤更重，因为他们企图站得更高，但跌得更深。 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的博弈格局中，政府部门仍然拥有巨大的能力和腾挪空间，也有较多的政策工具来谋求优势。但在更多地方层级的个案中，貌似乌合之众的网民虚拟团结，科层制板块结构的管理者反而单打独斗，异常被动。一般说来，政府本来具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各种资源优势。尽管政府可以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很难产生预期效益。相反，被互联网扭结起来的散户网民，开始具备一些潜在的优势。例如，流动性带来的机动优势、规模化带来的种群优势、"人民身份"带来的道德优势、云智慧带来的理性优势以及移动技术带来的工具优势。经常看见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的铁砂掌击打网民的棉花团，官员的金刚钻掉进了舆情的沙尘暴。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得以局部逆转。 造成官僚制被动的核心原因，可以大致表述为：传统的以确定性为设计原则的政府职能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新的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网络事态。 传统的政府部门不仅"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它更有严格的行政管辖边界和清晰的权责界分。在科层官僚制的设计原则中，政府部门要应对处理的事务，也局限在特定辖区和专门条口，从而形成了职业化、专业化、法制化的部门处置原则。但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事态一旦扩张爆发，就很快逾越这种界限。在全网关注、全民参与的极端情形下，网民不受行政辖区、户籍身份、专业条口的约束，以高度离散的方式对案例展开聚焦围攻，地方层级的任何部门都很难招架。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受法定规则和组织流程约束，既不可能7×24小时全天候响应，也不可能及时瞬间回应。但互联网的传播特征是不分时刻，即时出现，随时爆发，而且民情一旦喷涌，事态便可绕过行政阻塞到达高层，舆论硬伤带来高概率的仕途损伤。对于涉事的机构及官员，要么是"体制性迟钝"引发"怨恨式批评"，要么是高压倒逼高阶主管做出超常规反应，日积月累，不仅人困马乏，步步惊心，官僚制的常规架构和稳定运行也屡遭冲击。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主要关心自家地盘的事。但网民们"操着中南海的心"，地方个案很容易升级放大为体制问题，不同地方的个案还不断叠加，产生复杂的"连坐"问责效应，即：A地的负面事件，会在B地发生负面事件时，被网民加总为"政府"的错。在现有机制下，不会有任何一个机构来承揽"抽象政府"的责，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过来恶化了网民对具体部门的行政评价。 在官僚系统因为笨重难以转身的同时，网民的聚合行动往往可以兼具先进性、规模性和流动性。网上积极分子对新技术的使用和学习能力，经常高于一般的政府管理者，再加上网络参与的便捷性与低成本，使得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形象地说，网上的集体行动就好比是一大群向光的飞蛾，或者一地低奔的流水，因事件或话题而随时汇聚，但其内部组成、意见观点、群体属性却未必铁板一块。这种具有飘忽性质的议题族群的兴起，一旦人数够多，还可以自发吸附"人民身份"，占领道德高地。如果议题的粘性够强，就能串联起那些没有直接利益卷入的民众，打通各阶层的关注，激活能量人物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资源来对政府施压。在聚光灯效应下，地方政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放大围观，当地方的回应出现各种偏差时，万千网民又能以云智慧的强悍机制，产生互相激发、互为响应的集脑优势，或者直扑要害致命一击，或者戏谑调侃恶心个够。 有趣的是，这种互联网公共领域频发的偶然行动，不仅对基层官僚构成威胁，也让持续经年的启蒙话语显著退潮，一度屹立在浪尖潮头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被"污名化"。 如果将镜头适度回拉，2003年前后，对互联网影响深远的年度事件是"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事件"、"黑社会老大刘涌重审事件"。在那些个案中，借助维权行动，一度被市场浪潮边缘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温和的改良姿态，重新回到公共意见平台。2007年，媒体声称"新意见阶层"崛起，领衔的仍然是启蒙公知。但这两年，互联网官民博弈进入酣战，启蒙话语和公知领袖反而迷失了方向。早期表现耀眼的部分公知，仍旧执念于对欧美故事的神话般解读，对自由、民主理念的抽象守卫，以及事件中逢官必反的单线思维，然而江河变换，无论是在制度变革的层面还是价值启蒙的层面，这种僵化的表达都很难提供强刺激的新鲜观念了。 进一步说，微博平台的扁平化设计，将精英定位的启蒙者拉低到必须与粉丝面对面互动的程度。于是，在各种琐事中，启蒙者频繁出场，随机议论，又降低了启蒙者的神秘感，弱化了观念表达的精致与强度。为了维持基本粉丝的忠诚，启蒙者还被迫使用价值观先行站队的模式，在某些吊诡的公共事件中，稍有不慎，就暴露出草率急促，节操破碎。此外，中国转型也越趋复杂，新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新酒，在宏观面和微观面的表现迥异，要准确解读时局，需要更专业的财政、金融、产业知识，老一代的启蒙者储备不足，知识更新不快，以往百试百灵的国际故事，如今也要经受各种国际化的目击者来证实或证伪。逐渐的，"距离产生美"典则生效，耳鬓厮磨的零距离接触，导致公知祛魅，几乎沦陷为一个坏词，话语的多元竞争更上台阶。 在旧公知相继被新网民鄙视的进程中，新公知也闪亮登场。新浪微博的名人策略，将一些商界和娱乐圈的红人相继热捧成为千万人追随的超级大V，掷地有声的发言效果让人目眩神迷，青年导师不可一日不宣讲，地产商人每日灌溉心灵鸡汤。公知明星化，明星公知化，他们部分抢夺了古典知识分子的饭碗，但又在体制的威慑行动中暴露了某种机会主义的面孔。大浪过后，互联网平台上满地鸡毛。 在启蒙退潮的同时，某种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轻社会运动"倒在兴起。与精心组织、强烈诉求的传统社会运动区别开来，轻运动以类似"快闪"的方式入场，以"联网打怪"增加经验值的重在参与为目的，打跑老怪固然欣喜，打不赢全身而退，下次再玩也没有关系。为了让意愿表达出来，必须将抗争强度较低，以不刺激系统的激烈反应为原则。在集体行动的酝酿过程中，会有若干行动倡议提出来，形成海选风格的"创意比赛"。最终脱颖而出的行动创意应当符合"轻"的特征：易操作，可识别，能调动普遍情感，有象征或符号内涵，例如南京梧桐树事件中的"绿丝带"。 在日常事件的反复博弈中，官民有进有退，胜负难分。在可见的未来，国家队入场会让官僚系统强势修复，信心大涨；但网民的自组织学习能力也不弱，一事一地的较真不会终结。但假如找不到新的价值支撑，互联网的建设性作用也多少堪忧。 共同的症候群：双峰合流、代际冲突、阶层重组 要理解互联网上的中国故事，还得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来审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民博弈的扭结局面及其演变，有它自身的历史逻辑。 全球数字空间的技术革命正好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强势叠加，产生了"双峰合流"的惊人效果。中国互联网的民用接入要到1997年才开始起步，当年全国网民人数仅62万；截至2013年6月底，网民数量达到5.91亿，覆盖率44%，总数量世界第一。用户规模的增长速度仅次于手机。1997年，中国手机用户刚跨过1000万，2013年超过11.5亿。新增的手机用户大部分是3G上网用户，网络时代开始和移动时代重合。在这期间，不仅网速、网费、接入方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本身也早已从工具意义扩展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恰逢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在三十多年间历经的变化超过大多数国家的百年变迁，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多重路径、多重任务错综交织。执政者不断调整治国纲领，市场和社会力量渐次生长。技术革命产生的空间扩展与急剧转型导致的时间压缩迎头相撞，在诸多领域，一元治理结构的惯性和多元生长的趋势相互较劲，造成了"一只脚在未来，一只脚在过去"的撕裂结构。互联网强势"闯入"的转型中国，魔方和魔幻场景交织。 双峰合流的激荡之下，代际冲突的频度加深。不同人生际遇的人群，在核心价值观和可选参照系上落差显著。对管制当局而言，传统的喉舌偶尔会不听话，新兴的公民更是经常不服管。以代际的人生轨迹来看，1940、1950年代出生的人群，基本经历了中国复杂变革的全过程，国运兴衰交叠着人生起落，即便到了权力和财富的高位，革命年代的青春记忆也难以磨灭；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对改革年代体会尤深，但走出计划经济短缺年代的欢欣，也能唤起他们在纵向时间维度的"忆苦思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就，1980、1990年代出生的人群，再没有那么多悲情记忆的历史包袱，对革命年代和困难年代同样缺乏切肤感受，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他们，喜欢将价值参照系建立在横向空间维度上，擅长用国际顶尖标准严苛比对当下中国。不仅如此，新生代青年对待政府的心态也有代际差别。相对而言，老一代人基于经验教训对体制仍有一定的敬畏，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导致的宠爱地位，让年轻一代不容易滋长对长辈和权威的温顺驯服心态，反倒是平等诉求和参与热情显著提升。于是，在互联网的博弈场景中，各方基于并未言说的代际潜意识激烈交锋，由于焦点失准，谁也说服不了谁。 代际冲突的裂痕，被技术因素继续放大。通过对互联网的熟练使用和依赖程度来划分，互联网上的阶层重组如火如荼，又和现实的阶层固化强烈对冲。1990年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一代，几乎和互联网一起成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网络应用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教育普及造成的文化权力下移，加上互联网愈发强悍的功能，局部刷新了年轻网民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快速增加的新生代网民，仿佛在现实的社会阶层之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社群。凭借"无所不在"的时空分布，"群众雪亮的眼睛"得以探照灯式扫射社会问题，又依托其"面具"特征，放大了围观和参与者的数量级别。在他们眼中，上一代的互联网移民，以及更老一代的互联网难民，已经没有资格主导数字新世界的秩序和发展。但在网上可以纵横驰骋的原住民很快发现，一旦回到现实世界，他们虽然被高科技武装到牙齿，但依旧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在高房价和就业竞争的压力下，舔舐着丝的伤口，空自悲切。 互联网上的喧哗与骚动，处处投射着这个时代的症候群。 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时代症候群的药方，也许早已发明。无数网民的认知盈余、自由时间和参与热情相互缠绕，互联网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相互耦合的社会建设与激励机制。受文明发展和教育发达的助推，现代社会的公民在养家糊口之外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安心立命之外的剩余知识也越来越丰富。而且，每个人盈余出来的知识可能正好是他人匮乏的知识，每个人自由的时间，也为互帮互助提供了交互窗口。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挥霍这些自由时间和认知盈余，但互联网社交时代的来临，提供了空前便捷的方式打发时间，分享认知。利用自由时间和认知盈余来推进事件的深度讨论和直接行动，让平凡人生多了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某些略带风险的社会议题中，它甚至可以激活潜在的英雄情怀。就像维基百科的志愿编写者那样，像知乎、豆瓣上的热情分享者那样，像字幕组的跨国界义工那样，这种庸常生活中少见的充实，正在不断点燃更多网民的参与热情。于是，时间、知识和热情的循环互补、真诚交往，有可能缝合代际冲突和阶层重组带来的各种伤痕，有可能修复本来就没有决绝冲突的官民关系，有可能将自私的原子个体聚合为新型社会的共同体。 如果超越狭窄的政治议题，互联网真的能对旧结构、旧传统、旧生态、旧体制产生冲击，进而自发演进，开启某种"进步"模式的话，也许中立温和的引擎就在这里。 原载于 《文化纵横》2013年第六期 2014-11-22 李永刚 燕南园爱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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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6:07 PM PST
辽宁日报公开信的事情真的不可小看。我看到的是网络版，不知是否有误。该信的署名是本报编辑部。我们知道，辽宁日报是辽宁省委机关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司令，不觉得奇怪吗？ 印象中，文革时都没有一级党委或机关报发出面对全国的公开信。只有造反队会发这种东西。 其实辽宁日报编辑部稍微有点脑子就不会写这种东西，一个不黑的东西是别人可以抹黑的吗？不信翻翻辽宁日报的老报纸，过去几十年国内外你们抹黑过多少东西。哪个最后你真的给抹黑了？ 现在说纯粹的批评有没有意义。有人说，批评的同时提出解决的办法才是积极的，一味的批评就是抹黑。我首先要说，我认为批评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更有意义的。因此我经常和学生说，我只讲我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如果我自己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干脆就不讲。但这只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研究社会现象的，要尽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并不认为，纯粹的批评，就是消极的。找出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即使没提出解决办法，也是有意义的。甚至只是把丑恶的现象揭露出来也是有意义的。 前述美国扒粪运动，哪个都提出解决的办法了？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这种批评。1962年，哈林顿出版《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将美国的阴暗面集于一书。据说当时的总统约翰逊看了这本书，受到很大震动，他没有把哈林顿作为负能量。而是提出要建设伟大社会。建设伟大社会的目标，是向贫困宣战，向不平等宣战，向一切违反人权的现象宣战。 抹黑祖国？祖国多大了？你哭天抹泪地口口声声声讨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那一段的中国算祖国吗？ 接连就辽宁日报公开信写了几条微博。因为公开信也是信，作为一个教师不回信不礼貌。 最后以一个老师身份告诫那个编辑部（估计作者也都是学生辈的）几句： 1、要讲道理的话把理论弄圆点，别顾头不顾那个。 2、理论弄不出来起码在有限范围内讲点逻辑。 3、上面两点如果都做不到，谦虚点。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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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改进”之争——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27 Posted: 21 Nov 2014 05:53 PM PS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七篇。 "思想政治工作"或称"政治工作"，是按照列宁斯大林建党思想组建的共产党组织的一大"发明"，后来又被中共推向了极致。按照中共传统的解释，它是指"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和长远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的实践活动。"；按照现代的带有一些贬意的通俗说法，就是对"群众"实行"洗脑"。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仍将其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作为中央总书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十三大报告各项内容，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攻击，其中一项，就是来自基层干部的一些批评声音说他不抓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旧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并逐渐成为基层党委、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基层专职"政工干部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中共"动员组织群众"，克敌致胜的法宝之一。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形式，如组织学习毛的语录和党的文件、干部和群众谈心、读报纸听广播、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工干部做思想汇报等。文革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其形式主义发展到顶峰，什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一帮一，一对红"、"创五好战士"等流于形式的东西大行其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状态与毛时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共原有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恶，已经基本流于形式。 面对"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批评，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共产党员，赵紫阳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否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但是，他认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所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话时说，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不要搞，当然要加强。但是这个加强，不能走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毛主席当年不是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吗？我看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我们一方面讲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得讲理想道德士气。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不能涣散，而是要凝聚起来，要有个中心。现在提党政分开有人说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了，这是误解。 赵紫阳说，任何国家都需要同心同德，不能离心离德。过去几年搞拨乱反正批左的东西应该是破，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新的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民族遗产要研究。过去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要求太空、太高，做不到。要组织一个班子进行研究，总题目就是"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让人感觉党中央只抓物质不抓精神。 5月9日晚，在赵紫阳的住处，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汇报工作的时，赵紫阳再次谈到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思想工作一定要围绕着四化建设、企业发展等等来搞，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努力要相结合。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要研究怎么能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点积极性。 探索出一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由此成了十三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高层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按照赵紫阳的要求，中央政改研究室决定成立由鲍彤负责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成员有陈群林、李元、孙方明、唐欣、周大力、吴国光、吴伟等。 4月26日专题组的分工会，在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想法以后，鲍彤说，紫阳考虑，如果有可能把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为三中全会的议题，大体上用半年时间，看看能不能搞出个文件来，要像过去搞总体设想那样经常向中央领导汇报。 鲍彤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提出党要管党、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造这两个字很有新意。党政分开以后，过去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重新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提高政工干部的待遇、职称、编制、机构等等。我们应该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研究新问题。这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有用的材料不多，要走出去，搞些调查研究。 1987年初，深圳报纸率先报道了深圳大学改革学校管理和学生思想工作的经验。4月初，政改研究室派出李元、周大力等几个人赴广东调研，鲍彤向他们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面了解深圳大学在学生自治自律、党委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创新。他们回来后，4月30日，在全室进行了专题汇报，让人大开眼界。 深圳大学是1983年创立的一所新大学，短短几年内，学校就在机构设置、学生管理、团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大专院校前面。这个学校的最大特点，是近60%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设有学生自律委员会，学生自己解决学习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学生自己有律师、审判员、银行。深圳大学的新闻系，他们自己办一个报纸，老师带着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都是学生值班，连打扫卫生的都是学生，没有专职人员。当时的教职工与学生比例是1：8，而国内其他大学却是4：1。学校的学生导师，不是由学校进行分配，而是由学生自主选择。 这个大学的学生们有一句话，让鲍彤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们印象深刻，学生们说，北京青年过着压抑的生活，而我们这里都是人。北京学生净搞政治，总想当总书记、当总理，我们想当的是基层店经理，并且把它当好。 鲍彤在听了深圳大学思想政治工作汇报之后，连声赞叹。他后来在一次对吴国光谈话中说，这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格局的大变化。学校里没有人专门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党委书记是选举的，党委委员是兼职的，党员在学生中形象高大。人人自己教育自己，大家互相教育，这代表了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中最宝贵的东西。鲍彤认为，这些试验也不是没有缺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新路子。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就是设专职党的干部、专职政治辅导员，就政治论政治，空对空。鲍彤认为，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企业和学校，学校主要是大学。 5月3日下午，专题组开会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计划。在会上，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不改造没有出路，群众失望，没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现在群众要解决的没有人抓，而群众失望的东西我们无力管，群众喜欢的东西我们却在扭。要群众这样做那样做，搞不好会产生逆反心理，反宣传帮倒忙，好象一讲思想工作就是讲意识形态。现在一谈到思想工作，相当一部分同志有灰溜溜的感觉，一些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本能的反感。思想工作者和对象之间有一种距离，主动的东西少，被动的东西多，支持群众的主动精神少，空洞的、灌输式的与群众的愿望背离的东西多，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多。 鲍彤说，过去在社会斗争很简单的情况下，我们一个口号可以把几亿群众动员团结起来。现在社会出现复杂的多元化的情况下，思想工作就不是我们的长处了。深圳的经验很好，它的整个思想工作都是社会业余的，形成网络式的综合体系。而我们现在还是老办法，从上到下灌的系统很强，老路子走不下去了。如果不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人就始终处在压抑状态，这种情况在深圳大学生的发言中已经反映出来。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把一切有用的方面都调动起来，汇集到我们的大目标中去，要研究，不是要思想工作的对象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适应新的对象。 5月4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开了一个小型的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座谈会，团中央、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方面的一些领导和干部参加了座谈。会上，鲍彤首先谈了赵紫阳的一些看法。他说，紫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题目叫做"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改造两个字是紫阳说的。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一是讲必要性，二是抓什么，三是路子怎么走。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改造，不改造就没有办法加强。老一套的脱离实际没人听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削弱，不能加强。 鲍彤说，新时期要走新路子，靠说教、斗争都不行。这个问题很广泛，是否着重研究一下工厂和学校。现在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好处，如果形成一个文件不行，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各级党委注意也是好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按老路子，恐怕有很多人要搭这班车，队伍、职称、班子、专职人员等等。现在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本身就需要改造。有人提出重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方向是兼职化、社会化、群众化，我看不错。政工干部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政治集团，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拿这个东西当饭吃，离开这一套就活不下去，别的东西他不会干。这要改，就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部分人大概有上百万，成为长期掌握着一定权力、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对这个队伍要改造。 鲍彤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去是我教育你，你是被教育对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分离的。深圳大学改变了这种情况，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每一个学生都是主人，处于能动地位，没有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分。谁都是教育者，也都是被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划分是过去在秘密斗争状态下形成的。现在大众传媒很发达，一个精神很快就让全国人们都知道了，再讲先知后知的划分显然是不行了。 在5月16日、19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又多次谈到改造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他说，人的问题都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思想工作不是简单的加强问题，而且还有个改造的问题。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造，要走出一条新路子。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基层党政分开、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如果不以厂长为中心搞是没有前途的。有些党的干部就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离开生产能起作用吗？有些同志在争，他争的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争权争地位，这一点要解决。 会后，赵紫阳要鲍彤亲自带人去天津海河塑料厂去做一下调研，他听说这个厂的"学问很大"。赵紫阳说，你到那里去看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件事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件事是经济工作。每个经济工作中都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中，人尽其才，多余的人不开除，但也要下来，在工厂内安排，把工人拥有的地位和厂长权威相结合。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生动活泼，分配、承包、个人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真正使工人当家作主，非常注意个人的志趣和积极性，好多都是自由组合的。对这一点你们要进行调查，总结一下经验。 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赵紫阳在会上正式提出，要搞一个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并将其作为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这次会后，鲍彤亲自带吴国光、周大力等人赴天津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同时，派吴伟等几个人去武汉，到受到赵紫阳赞扬的武汉汽轮机厂同厂长兼党委书记于治安座谈，还去了多家大型企业，同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党委负责人、普通工人代表、工会代表就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武汉调研归来之后，6月14日鲍彤召开了专题组会议，会上由吴伟介绍了武汉汽轮机厂和其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变两张皮为一股劲。生产经营的主体是人，人的精神对生产经营影响极大。要调整政工机构，减少专职人员，使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业余化、群众化。会上，鲍彤评论说，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大任务，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减少相互摩擦。这靠派人去做是不行的。在群众自己的队伍中形成先进力量才能起作用。所以，不能搞专职。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进入5月份以后，中央常委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开始讨论物价闯关问题。赵紫阳提出，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各方面的工作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新时期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要作为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把保障价格改革的内容加进去。 6月初，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较小规模的学潮。起因是北大一研究生与社会青年打架，伤重致死。一部分学生借此为由发动游行到公安部。游行中有人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回来，认为中国现在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扬言继续扩大游行规模，并点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在中央常委会上，赵紫阳在提出公开案情，讲清事实，依法处理的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北大这类高校如何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 6月13日下午，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分管宣传工作）、陈希同（北京市市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汪家遒（北京市委副书记）、鲍彤等人开会，讨论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造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过去一讲加强，就是老一套，一是整人，二是训人，没有人愿意听，恶性循环，没出路。北大学生自己写了一份大字报，我看就很好，讲了北大文化，有十条之多，很多人认为写得不错。许多话为什么不能让群众自己讲，偏偏要让领导去讲？为什么不去武装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孤立少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争取中间，学生中的大多数不是反动的，而是存在糊涂观念。压一压是必要的，但你老去压它，就不行，一有问题就爆发。现在学生中有不满情绪，要正确引导，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向学生说清楚，你们关心改革，搞过了也可能变成干扰改革。要告诉学生，分配问题，要增加透明度，方案要置于学生监督之下，机会均等。走后门找职业，不是改革，是倒退！要像深圳大学那样，让学生接触社会，有机会参加改革，这才是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赵紫阳再次告诉鲍彤，思想政治工作是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或是主要议题之一，你们要抓紧工作。 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等几个人，再次谈了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要求尽快拿出文件初稿。 鲍彤主持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组，在7月以后改组为思想政治工作文件起草组，又增加了几位笔杆子，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陈进玉（中办调研室主任）、吴稼祥（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组长）等。所起草的这个文件，也初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所以仅仅把文件的适用限制在企业范围，而没有涉及到学校，是因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实行了党政分开和厂长负责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学校相对之下就要复杂得多，几次学潮的发生，学校里西方思想的影响，学生中相对不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情绪，都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畏难情绪增加。他们对于探索党政分开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的抵触情绪也较大，而过去陈旧僵化的老一套思想工作方式方法在学校还有相当的市场。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造问题，暂时还看不很清楚，也说不很清楚。与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匆忙形成规范，不如允许继续进行探索。为此，鲍彤向赵紫阳建议，可以先搞一个改造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问题，待时机成熟后再发文件。赵紫阳同意了。 鲍彤后来在和笔者谈到这件事情时说，如果没有1989年学潮和后来政治改革被迫停止发生的话，我曾经想在深圳大学先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在全国高校进行推广。但是很遗憾，没有了这个机会。 起草组在北戴河对这个"关于改造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进行了反复修改后，1988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十三大以后的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 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首先讨论了概念问题。李瑞环（天津市委书记）提出，是叫"改造"，还是叫"改善"？如果用"改造"，也应该把"加强"放在前面。乔石（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赞成这个意见，并主张用"加强和改进"。不用"改造"这个说法。 赵紫阳接着发言，他说，我做点说明。一开始我就是想用"改造"。政工这个概念在文革中很坏，讲政工很容易让人和专案相联系。这不改造不得了。当然可以照顾一下政工干部的情绪，但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对工作不利。所以原则上要讲改造，毛主席讲改造我们的学习，讲学风，讲改造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既然这样讲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改造？我赞成把加强放在前面，但要加强就必须改造。不是要改造政工干部，而是要改造工作。光讲加强，不讲改造，加强不了。瑞环同志多次讲要照顾政工干部的情绪，我一直不完全同意。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会走出一条路来。对赵紫阳的意见，薄一波（中顾委副主任）表示支持，说文革那一套一定要改造。 李鹏（国务院总理）接着发言说，学校当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多方面不适应的问题，比如，是党领导还是方励之（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被说成是"自由化分子"开除出党。六四后流亡美国）领导？民主自由是不是政治问题？"改造"非用不可。要讲改造，有些方法过时无效，就要讲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项专业，政工干部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然队伍不稳定。 李鹏曾经担任国家教委主任，对大学生的情况较为了解。他这段话表明，他也看到了思想工作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主张"改造"，但他不同意赵紫阳、鲍彤的减少专职政工人员的意见。 接着，杨尚昆（国家主席）、田纪云（国务院副总理）、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等也相继发言，表示赞成"改造"。 尽管"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在政治局通过了，但在后来1988年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个文件时，对于是"改造"还是"改进"的问题还是产生了很大争论，许多中委或候补中委对"改造"这个提法接受不了。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央常委胡启立向赵紫阳建议，考虑到争论太大，建议还是不用"改造"这个词为好。赵紫阳考虑，与其在这个字面上来讨论不休，还不如就改成"改进"吧。这样，这个文件的名字在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之后，获得全会"原则通过"。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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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Posted: 21 Nov 2014 05:33 PM PST 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４?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冶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呲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 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 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 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 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 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囯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 ◎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情，耗费两年的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 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芳锹贾性票狈宓墓氏纭⑼聊刈笃毂笔仓峁绲摹谒唷伊沂堤???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 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 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的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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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5:22 PM PST
有兩個老掉牙的故事。 一個發生在公元前四世紀的秦國。秦孝公勵富圖強，委託商鞅立法，以改造秦國的全社會。問題是老百姓不急秦孝公之所急。怎麽辦呢？商先生建議在南門外放一根木頭，宣佈凡有人把這木頭扛到北門者，賞以重金。秦孝公下令後，衆人不信。虧得有個人，真信。那人扛了之後，居然真的依法得到重賞。從此，只要秦孝公（以及此後接他班的兒子或孫子）有令，言出法隨，令行禁止。由於嚴格"依法治國民"，地處窮鄉的秦，迅速崛起，超過了韓、魏、趙、齊，至於南楚北燕，更不在秦的話下了。如此依法治國民，為後來的秦始皇出兵六國，奠定了基礎：非但統一了天下，而且依法焚書坑儒，創造了統一全國人民思想的新局面。這個有舊中國特色的古老的故事告訴人們，雄才大略的天子，如果要把自己的思想依法變成全國的行動，必須"依法治國民"，使所有的人依法共享一個腦袋，依法服從一個領導，依法實現一個意志。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公元十三世紀的民不聊生的英國。因爲他們的約翰王輕舉妄動，太愛爲所欲爲了。他愛收稅，他說要多少，就得給他多少。他愛隨心所欲拿老百姓的東西歸為國有。對看不慣的人，他愛抓誰，就說誰是他的敵人，就把誰抓起來。他還喜歡叫別人按照他的口味過日子，動不動干涉別人的愛好和習慣。於是，他領導下的男爵們（大概是地主們）和主教們（大概是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就把這國王請來開會，通過了一個《大憲章》，規定（一）國王不得妨害臣屬們的自由和習慣；（二）政府不得掠奪商人的商品和農民的農具；（三）國王未經國民代表同意，不得加稅；（四）人民在由陪審官們審判定罪之前，不受囚禁！約翰王的地位，當然遠遠比不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那個1215年制定並隨即付諸實施的《大憲章》，也沒有絲毫中國特色，但確實開啓了人類歷史上"依法治國王"的先河，放出了政治文明和憲政民主的曙光。 以上兩個故事，一是"依法治國民"，一是"依法治國王"，存在着一字之差，發生了天壤之別。 這兩個故事有現實意義嗎？我認爲，兩個都沒有。 第一個故事雖然有中國特色，但那是兩千多年前的舊中國特色。現在，中國人民早已站起來了，稱爲主人。中國已被換了人間，有了新的、革命的、有軟實力的、值得自信的特色。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九百年前的英國，他們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企圖干涉二十一世紀中國内政的敵對分子，不可能和中國有關。 何況我們早已廢除帝制，不可能存在爲所欲爲的帝王。全國人民都對共產黨的統一意志百依百順，人人生活在掌握社會發展真理的不得懷疑的永恒權力的治理之下。 所以故事就是故事，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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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2:21 PM PST
习近平的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司法和行政，依照法律运行；但权力产生的立法和人事，由党决定。即党领导下的政府依法治国。这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法治，其最核心的政治部分还是专制性质的。 2014年10月中共18届四中全会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法治纲领"）是习近平执政的施政纲领的重要文件。从这个纲领性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距离现代政治文明还很远，甚至不如中国两千年前的政治智慧；依照这个纲领，中国不仅不能建立现代法治，而且治理不了乱象丛生的执政党的政治、行政与司法。 中共法治观与习氏"依法治国" 中共从来不是一个讲究法治的政党。即使在与国民党争天下提出宪政、民主和自由时，也没有刻意提出法治。中共建国后，某些领导人确实有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意图。那也是治国方式的法制，而不是国家政权结构建设的法治。文革后，中共才提出建设法治的任务。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对"法治纲领"做说明时，回顾了中共领导人建设法治的主要言论。不论这些领导人当时的说法中是否有更重要的内容压倒法治，也不论他们的领导实践中如何践踏法治，这些被习近平引用的言论给人的印象是：法治建设是中共治国的一贯方略。仔细审视比较这些提法后，习近平还是与前中共领导人的法治建设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点。 首先，习近平的治国方略更明晰地突出法治在治国中的意义，甚至是修补中共前任领导治国理念中的缺失。毛泽东时期的法治基本上是对非法政治运动和迫害的遮羞布；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基于毛的灾难，邓小平以法制的说法提出建立法治的任务，但"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抓住耗子的猫就是好猫）之下，法制只是用以辅佐政策工具。自江泽民开始，中共有"三中全会提出治国基本目标、四中全会提出治国途径"的说法。江泽民的四中全会主要还是发展经济。胡锦涛的四中全会则是党的建设。习近平的四中全会是第一个鲜明地将法治作为实现治国目标的途径的领导人，而且采纳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的概念，凸显有意修订毛时期运动治国和邓时期政策治国的做法。 习的法治另一个特点却是贬损法治的意义。由于过去中共领导人并不真心落实法治，因此讲到法治，基本上是法制国家。在没有具体解释法治的涵义时，法治应当是沿袭学界的概念，包含着限制执政党的宪政涵义。但习的"法治纲领"中将法治中国解读为"依法治国"，最多是法治政府；但这不是法治国家。 习氏国家建设理念不如两千年前 政治学上的国家是在一个地域范围中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机构。政治过程可以分为权力从社会中形成的过程和权力管理社会的过程。现代法治的概念是这两个过程都要被法律规范、在法律架构中运行。"无规矩不成方圆"，只要有国家，不论传统还是现代国家，其最高权力都需要以法律管理社会。比较传统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是，形成国家权力不是靠世袭或残酷的权争，而是要通过公开、平等和规则的竞争过程由人民通过选举程序产生；这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和标准。习近平的法治中国是：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司法和行政，要依照法律运行；但权力产生的立法和人事，要由党决定。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依法治国。也许有人说，习近平的法治政府包括立法程序化，但立法草案和程序的选择还是党说了算。如此法治是残缺法治，法治国家中最重要的权力形成过程是党内过程；而党内政治又是黑箱作业和潜规则，给予最高领导人极大的专断权力。显然，习近平的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法治，其最核心的政治部分还是专制性质的。 在人类政治史上看，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专制政治；而且是法家的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出国家实力和效率，但也出酷吏和暴政。中国政治史上的秦国据此崛起强盛并统一中国，秦汉之交的中国专制就已经摈弃纯法家的专制，而是儒家礼教为主的专制政治。尽管习近平也强调过德治甚至以德为主，但他的"法治纲领"的制度化取向不是礼法，而是严明法纪的严刑酷吏。就此而言，习近平的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理念甚至不如两千年前的中国专制。此外，在他的法治中甚至出现连坐制这类现代法治早就摈弃的制度。 习近平"依法治国"无力解决中国问题 作为公权力管理社会的国家，专制体制不是没有优点。当年，秦国就是由弼马温小官，依靠法家的严刑酷吏，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实力，统一中国，建立中国政治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其后，虽然礼法成为古代专制中国的主要理念，但法家仍是国家建设的指导原则之一。中国两千年政治史，也暴露出专制制度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围绕权力继承的残酷政争、腐败暴政、权力缺乏正当性因此难以服众、以及长期压抑自由导致的缺乏创新。 由于中共不承认君权神授和世袭制而是假惺惺地自称民主，其最高领导权力比传统专制还要不稳定。中共最高权力争斗一直不断。目前中共对周永康案件久拖不决，就是一个例证。薄熙来带出周永康。传说周永康又带出令计划。在周永康尚未结案和令计划尚未揪出时，又传出李源潮受牵连。如果"法治纲领"的连坐制真有效，李源潮会牵扯200名左右在任正省部级干部。至此，中共目前整肃不完全是反腐，而是对不同派别的政治清洗。文革后总结毛泽东专制教训建立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则都破坏了。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显然不仅不能避免解决和避免这类专制死穴问题，而且继续制造这类灾难。专制的繁荣一定会被残酷的黑箱权争毁掉，这是两千年中国专制的教训。 中共的法治也解决不了腐败。最多是让腐败不那么粗俗。因为腐败产生的动力是不受有效制约的权力谋取私利，腐败保护的最大根源是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只要党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不被法治监督和决定，法治就不会真正严明。至于暴政，更不是专制政治的依法治理能避免的。没有民主的法治，甚至是服务于暴政并且是暴政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腐败并没有带来廉政，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登峰造极，就是明证！ 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比香港更可以看出习近平法治中国的后果了。当中共高调宣传要依法治国时，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秩序正在崩坍。原因是人民认为，曾经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法治，现在服务于一个不是民主选举授权产生的政府的政治需要。现代政治文明的原则是，获得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才是正当的；任何不经被治理者同意的治理，都不正当，因而不稳定。一个没有正当程序形成的公权力，不可能稳定地依法治国，因为人民不接受这种权力，连带不接受维护这种不当产生的权力的法治。香港占中风潮预言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最终命运。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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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4 02:12 PM PST
在两个月争取"真普选"的抗争无果之后，香港学联的四名代表计划于上周六飞往北京，直接向中央政府表达香港学生和市民的政改诉求，但是在机场被航空公司告知，大陆有关部门已经注销了他们的回乡证。学联代表们因此无法登机。从表面上看，利用这样一种方式，中国政府轻而易举地回避了一场由于香港学生直接向中央政府陈情所可能带来的尴尬局面。 那些唯北京马首是瞻的香港政客自然是在第一时间跳将出来为中央政府的做法辩护。北京钦定的港区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即使是没有违法的香港人都不一定能有当面向北京高官陈情的机会，更何况是这些在香港参与违法占中示威的学生领袖？看来，这位颇具"模范奴才"心态的范女士的确是把到北京见高官当做是一种北京对香港"好奴才"的奖赏的。 其实，仅仅因为这些学生要求进京请愿便剥夺他们前往大陆旅行的权利，这种做法本身正是大陆当局违反"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典型表现。根据范徐丽泰的解释，北京政府有权力取消这四名学生代表的回乡证。我想她的这一说辞背后的逻辑是，香港居民的回乡证都是有大陆当局颁发的；这些部门既然有颁发证件的权力，当然也就有取消证件的权力。 由于大陆政府对取消回乡证的做法拒绝做出解释，我们无法得知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法律依据。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按理说香港居民应该有在自己的国土自由旅行的权利。这四位学生代表虽然在香港组织了政治抗议活动，但是并没有被法院定罪，仍然有自由之身。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就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的行为于法无据。 我们知道，"法治"的精髓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要防止政府无节制的滥用权力。中国的执政党召开的专门讨论"依法治国"的全会不到一个月，那些印在官方媒体上的"依法治国"的承诺墨迹未干，政府就公然地剥夺这些香港学生作为中国公民自由旅行的权利，而且拒绝解释这样做的法律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香港街头示威民众提出的"守法"要求显得如此虚伪！ 发生在香港的学生和市民要求"真普选"的街头抗议行动是一场政治运动。抗议者没有经过警方允许组织街头集会，占据街道阻碍交通，这些做法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这种违法，从更根本上讲，是对不公正的权力和不公正的法律的一种抗议。这也正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公民不合作"或"公民抗命"运动的本质特征。 "公民抗命"运动是在政治协商的途径被当权者堵塞的情况下公民们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每一个参与者都清楚，他们参与这一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通过"以身试法"并且和平地接受法律的惩处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争取社会正义。历史上不少正义运动都是以"公民抗命"的违法方式开始，以法律修正和社会进步告终的。 香港的"占中运动"对市民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些干扰，有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但是，"占中运动"背后的"真普选"的政治诉求是得到大多数香港人的认同的，是符合"公平、正义"之大法的。与此相反，中国政府肆意剥夺香港学生权利的做法，不仅是无法可依的侵权行为，而且该行为所表达的政治立场也是逆自由民主法治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是违背"公平、正义"之大法的！ ——原载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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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4 12:01 AM PST
从坊间盛传的"九号文件"到气势汹汹的"8·19"，从三所高校在党刊集体表态到《辽宁日报》揭发的高校存在的"呲必中国"现象，从高校自由派教师接连"出事"到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不当言论被拘留，中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战役在中南海的"枪声"中，已然开始从口舌之争走向硝烟弥漫的实战。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表征，即是所谓自由民主派痛失阵地。在主流舆论场，自由派的声音基本消失殆尽；而在网络舆论场，虽然每次重大事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声，但是存活的可能性和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 在中共高层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习近平看来，自由派已然成了"不爱国"甚至"卖国"、"抹黑中国"的核心群体。他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不过是敲打执政者的工具和筹码，在当局呼吁传播正能量、引导民众如何爱国的当下，自由派着实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在高校范围内，这种现象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高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阵地，无疑是"争取下一代"的最有效平台，而且有些人文领域的课程，将不可避免地谈及敏感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另一方面，高校教授虽然因诸多不上台面的"丑闻"沦为"叫兽"、"砖家"，但是相较于其他职业，在社会中依然保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比如伊力哈木·土赫提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之所以能拥有众多拥趸进行群体性分裂国家的行径，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教师身份以及学生群体更为原生态的"可塑性"。 自由派由盛转衰全面失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习近平上台至今的两年时间里，针对自由派的动作不可谓不频密。十八大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宪政论战因《红旗文稿》一篇奇文点燃，网络场域的宪政派讨论一时间热闹非凡。有人批驳主流媒体的理论匮乏，有人反诘中国特色背后的一党专制底色，有人对比中西方的宪政意义和实质……虽然满屏尽是"不爱国"的声音，但是因为喉舌媒体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故而当局也表现出了充足的宽容度，并未采取强硬措施降低"枪口"。后续地，随着习近平上台后不仅数次鲜明地"右转"，让宪政派顿感春天不再遥远，比如纪念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台不足一个月循着邓公之路南巡，派改革先锋胡德平执行秘密使命…… 然好景不长，着急又紧张的习近平既是年轻版的邓小平，因其钟情于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敢于推开一扇门；也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因其坚定地认为要想保持身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永不变色"，那么必须将意识形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行到底，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调整思路，从口头上的警告和你死我活走向真刀真枪的实干。《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亦即坊间简化了的"9号文件"，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盛传于高校的"七不讲"，与此一脉相承的"8·19"讲话，大抵都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至于从口头警告走向实战，现实例证俯拾即是，比如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王功权先后身陷囹圄，网络意见领袖李承鹏、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先后因不当言论无奈出国求存，宪政旗手贺卫方以及同为北大教授的张千帆长期处于被监视状态，至于自由派茅于轼则早已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遭数轮封杀。就近的，则是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因不当言论被拘留，虽然公众无从得知其不当言论具体为何，但从其所授课程——宪法学来推测，显然与宪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另据可靠消息透露，时下被红色文化研究会等旁征博引用来反驳敌对势力的"吃饭砸锅"论，其实最早源于习近平10月初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次批示。习近平在批示中表示，对于内地那些反对声音，"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习近平所谓的"这类人"，更多指向的是发出反对声音的自由派。而自由派由盛而衰，也大抵是循着习近平的意旨展开。体现在高校领域，即是社科院作为中共重要智囊"出产地"遭遇中纪委点名批评，指出的四大问题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危险；以及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夺取高校这一意识形态最大变量，如《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更早之前，还有教育部、中组部及中宣部联合印发的一份呼吁加强对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概而言之，时下在中国各个场域掀起的意识形态战役，主轴即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的精神内核并无二致的讲话。具体到执行层面怎么做，是单纯地口头警示还是将"害群之马"悉数法办，恐怕并非习主观愿望的直接表达和外溢。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由民主派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向来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对现实政治的"干扰"程度也微乎其微。鉴于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中国自由派阵营的思想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承认，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和中间地带，比如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利益单位，比如地缘政治的考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是超于国内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习惯了以扣帽子、抡棍子的形式刷存在感。 此外，高层针对意识形态的动作不论为何，在自由派看来均是高压管制以及维持一党执政的伎俩，也想当然地忽略了意识形态作为根本性和全局性工作的必要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籍徳裔哲学家马尔库塞就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因为，技术已经成为了"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随着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即整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由此可见，不论中外，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都是存在的，而绝非自由派看来的"中国特色"。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少了点"外国的月亮总是圆的"之类的臆想和偏见。 自由派之外，占有绝对主动权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紧张兮兮，也让原本简单的问题一再复杂化。时下，中共当局深感忧虑的是，自由派偏离爱国轨道越来越远。《辽宁日报》之所以在头版发布公告并利用整版刊发公开信，即起源于一位大学生的留言，"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国平后续的跟进，以及《光明日报》对"自干五"（注：全称为自带干粮的五毛）的褒奖，也都围绕"说中国好话还是坏话"展开。然而，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向来不是两条不可相交的平行线。爱国与否，也不能单纯地以说什么来评判之。如果执政者足够聪明，那么应该成为化解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张关系的推动者，而非扮演让这种关系更为紧张的直接推手。何况，从"你一言我一语"到鸦雀无声，其背后的政治布局确也不免令人担忧："高压锅"太久，有朝一日会否引发更大的祸端？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3, 2014, 6:49:04 AM1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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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4 10:13 PM PST
機會主義者的習近平，關心的是自己和他代表的党的權力，而非国家的整體利益和歷史發展，他會雜糅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和殘暴的權力術：不僅毛和鄧的前后三十年可以打通，馬列斯毛鄧、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都可以雜交生良種。這是習最大的破壞力所在…… 習近平的執政，或者說中共的治理遭遇的最大挑戰是無所不在卻又無影無踪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這個多中心、開放的網絡平台，共產黨傳統的一元垂直控制變得乏力，單向性的洗腦進入邊際效應遞減的階段。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遭到挑戰。為此，中共開展了整治網絡、淨化網絡、打壓大V、充實"五毛"、升級"防火牆"等各種措施來弘揚"正能量"，消減"負能量"。網絡上流行的習近平眾多綽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所謂"正、負能量"的碰撞，成為中國官方打造合法性和民間解構它的合法性的政治博弈。 "習大大"和"彭媽媽" 綽號可以有褒貶。習近平身邊似乎有專業形象設計團隊為他打造一個親民、有魅力和有魄力的領袖形象。當然也不否認，民間、甚至知識分子中也出現了對習近平的期望。所以出現了"平平"、"第一球迷"、"習總"等暱稱。官方也接受了它們。但最走紅的還是"習大大"。據說在陝西方言裡，人們尊稱自己的父親或父輩的男性為"大大"，對"大大"的妻子也稱為"媽媽"。所以，中國網絡上流行著"習大大"和"彭媽媽"的暱稱。 "習大大"從何而來？2012年11月21日，在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升任總書記不久，在新浪網微博上出現了一個"學習粉絲團"，開始發布有關習近平出訪和家庭生活的圖片和消息。因為這些消息準確、及時，圖片罕見，顯示出該微博不同一般的信息渠道。例如，習近平"南巡"時，"學習粉絲團"發布消息，稱此行既未通知央視和《人民日報》，以致央視的官方微博也感嘆，"學習粉絲團"發布的消息"比我們快，比我們近"。 國內、外媒體（例如《南方周末》和《華盛頓郵報》等）有解讀說，"學習粉絲團" 沒有官方背景，是來自草根的運作。根據註冊信息，該微博是由陝西一位女性創立。又有說一位來自四川巴中的名叫"張洪銘"的"打工仔"在江蘇註冊的賬號。但據大陸媒體專家分析，這個微博"來頭不小，背景很大"，微博寫作"比較專業"，"像是一位新聞記者的水平"，博主"絕非等閒之輩"，甚至是"通天人物"。一位精通北京官場生態環境的政治分析家告訴筆者，他認為"學習粉絲團"最有可能是由習近平的女兒習澤明或他的侄甥輩所為。 "慶豐帝"、"毛進平" 由於網絡的開放性，更多的綽號來自民間，有時就不是那麼親暱了。因為有習近平提出的"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外國對中國不要指手畫腳"，有人赠給他"鞋哥"的綽號。因為有了習近平到北京的慶豐包子店去吃平民套餐，所以有"慶豐帝"、"習包子"的叫法。針對習近平到底是要走回頭路擁抱毛澤東，還是堅持改革開放追隨鄧小平，又出現了"習近平"對"習進東"的爭論和分歧。當然，人們不要以為"習近平"就少些危險，畢竟鄧小平的最大政治遺產是1989年在拉薩和北京的屠城。 顯而易見，"習進東"、"毛進平"和"習澤東"的綽號來自中國意識形態光譜偏右翼的政治力量。習近平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倡導所謂"延安精神"，到古田去朝拜，發布毛版的論文藝工作的講話等等，暴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思維在毛時代成長定型而不得突破。無論他怎麼掩飾，無論他的團隊如何設計，習近平下意識的反應，例如在墨西哥的"吃飽飯沒事幹"的即興講話，和他對普金的真心溢美，都顯示他逃不出毛的窠臼。朝野內外的改革力量、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有理由擔心毛澤東返魂。余杰在《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習近平"在肉身上是習仲勳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 具有創意、同時又可以被左右接受的綽號是"習特勒"（Xitler）。它反映了網絡上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在希臘文裡，希特勒的拼法就是Xitler。據作者考證，最早在2010年海外"萬維讀者"的"天下論壇"由名為"回眸一笑"的提交者首創。在2012年3月15日，"和訊"發表一個帖子："魔獸世界，習特勒上台"。到了2013年和2014年，這一綽號開始風行，尤其在推特上，幾個著名的流亡海外和監視居住在京的異議人士使用的頻率特別高。中英兩個版本同時在網絡上傳播。 在法西斯的思想垃圾堆裡找靈感 習、希相通，一脈相承。在中共打造的核心價值觀裡，我們都可以看到，習近平和他的所謂的智囊病急亂投醫，試圖在法西斯的思想垃圾堆裡找到靈感。最明顯的例證是法西斯思想家卡爾ˑ施密特在京城走紅，用來論證元首體制、獨裁論、敵人意識、緊急狀態法、緊急權力的合法性，同時詆毀自由民主、憲政民主、民主議會制的價值。其實，施密特的法西斯思想早已被歷史所證偽。二戰中民主國家應運而生的領導人羅斯福、丘吉爾和戴高樂並非如施密特所說，沒有決斷、決策能力。施密特鍾情的所謂的"有決斷能力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無不最終被摧毀，走上斷頭台。二戰後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制憲，都在制度上矯正了"魏瑪憲法"的制度病，亦即"議會制"加上"多黨制"造成的議會多數難出、政府不穩、政策乏力的弊端。戰後德、法、日三國經歷的經濟奇蹟歷史已經證明，施密特的詛咒已被成熟民主國家破除。但習近平這位具有清華法學博士頭銜的元首和輔佐他的曾是復旦國際政治教授的王滬寧卻都枉然不知。 總結起來，習近平的一大堆綽號意味著什麼？首先，"習大大"這一暱稱反映出，習近平本人、他的家人和身邊的人，包括太子黨這個群體想要的是一個清宮戲中的皇阿爸。讓人值得深思的是，今年教師節習近平來到北京師範大學與教師座談，一位教師請求是否可以稱習為"習大大"。習的回答是"Yes"。這讓人們聯想，留學哈佛的千金習澤明呼喊爹爹時得到的爽快回應。在所謂的"民意分量背後"，其實揭示的是中國人深層次的家族政治和家天下。《時代》周刊把他定位為"習皇帝"不是沒有道理。其次，習近平作為一個沒有理論根基、沒有意識形態完整體系的機會主義者，關心的是自己和他代表的党的權力，而不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歷史發展，因此他會雜糅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和殘暴的權力術。對他來說，不僅毛和鄧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義、鄧學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都可以雜交生良種。這是習近平最大的破壞力所在，值得人們警惕。 ——《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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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赵紫阳要“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 ——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28 Posted: 22 Nov 2014 09:5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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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八篇。 1988年整个夏天，赵紫阳都在忙于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加快价格改革步伐的意见，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所谓价格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统一管理价格的体制，转变为市场自主调节的价格体制。与此同时，对于如何解决当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经济乱象如企业缺乏监管、地区间的壁垒等，赵紫阳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后来成为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的一部分。这一思想，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那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早在1988年4月26日，赵紫阳在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谈话中，首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最近我在考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问题。这是个重大问题，其中既涉及宏观又涉及微观。微观上要有法规、监督与及时对政府和企业行为做出规范，宏观上要规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要有制度规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规定上级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下级不能侵犯哪些，比如地方大包干以后可能出现地区封锁操作市场的问题。要有法规和制度条条，否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那些混乱现象不可避免。应该组织专家研究和考虑。 5月9日晚，鲍彤在赵紫阳的住处汇报工作的时候，赵再次讲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他说，中央政研室要研究这个题目。现在不要忙于谈具体内容。要研究一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概念能否成立？如果可以成立，大体上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恐怕会涉及建立新秩序、所有制关系、利益关系、法制的规范和保证作用等等。提出这个概念有没有好处？请大家提出总的看法来论证一下。 5月30日，在研究价格改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讲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有关的十个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括物价、工资、金融和流通体制、企业效益、廉政建设、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也涉及观念、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和行政法规等。他说，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欣欣向荣，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么多？就是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以后，商品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从赵紫阳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的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文化、教育方面的体制改革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赵紫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这个思想，是试图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已经提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整合和概括，提出一个总方针、总思路，以更主动、更全面地统领和指导改革全局。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基础和前提；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则是商品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保证。以"建设商品经济秩序"立论，不但可以推动商品经济机制的形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可以同时带动政治、社会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从5月中旬开始，鲍彤就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布置专人就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进行调研和收集资料。5月15日，他在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的全国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第一次系统谈到了他对"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题目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的思考。 鲍彤说，在中国，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叫做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这个大题目下考虑我们的一切工作。他认为，这个大题目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比如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政企关系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规范等等。在这些行为规范当中，有法律法规，有制度规定，也有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这些规范，有靠国家制定的，也有在经济、社会运行中自发形成的；有靠国家的强制力约束的，有靠市场和社会规则约束的，也有靠人们自我约束遵守的。而这一切，都要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准来考虑。这些规范，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道德文明建设等等。而建立这些规范和严格按照这些规范运行，并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最根本的内容。 6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开会，按照赵紫阳的部署，讨论了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问题。鲍彤根据他这段时间来的思考，首先谈了看法。他说： 紫阳出的这个题目很大，几乎可以覆盖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它到底应该包涵哪些内容，应该怎么着手去做，现在还看不太清楚。我们要抓紧进行研究，看看到北戴河会议前后，我们能搞到一个什么程度。 改革中的社会利益变动，引起人们对一些方面的期望值过高。现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问题。当时提出先富起来的口号，没有想到现在出现这种现象，和我们原来想像的先富起来的情况不一样。改革初期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成了社会问题。 又比如政府廉洁问题。当初提出搞活经济时，也没有想到出现经济生活中这么多消极的东西，贪污、勒索、受贿，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到底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这种现象是必然发生的还是可以避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廉洁的，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它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会出现的问题，是否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某个阶段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现象？ 又如缺斤短两问题。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商业信誉是至高无上的。在我们这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却是"无商不奸"。现在我们刚刚开始搞税法，但税制还没建立起来，税务人员执法不公，商人几乎百分之百偷税。搞典型抽查，查谁不查谁全看关系。在"国家利益"名义下，在"严格法制"名义下，干的恰恰是违反法制的事。而商人认为偷税漏税天经地义。在商人行为、政府行为都还没有规范化之前，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那么下一步发展还会出现什么问题，使群众对我们不满？现在看得到的，可能是劳动制度改革，工人失业，企业真正到了自负盈亏那一步就得这么干。我们现在企业机制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一旦到位，遇到的根本问题就是企业的承受能力问题。紫阳最近反复讲到这个问题，所谓改革的承受能力，归根到底是企业的承受力。而要提高企业承受力，就要把企业抛到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到市场上去竞争。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一旦走到那一步，劳动结构优化，出现工人待业以后，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到底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的？紫阳曾经讲过，现实中各种让人不满的现象，大体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一种是经过进一步改革可以解决的；有的本身就不合理，但是有其必然性；还有一种是合理的，但我们的观点不适应，把它看成是不合理的；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有的靠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不了的。要具体进行分析。我们讲的商品经济新秩序，涉及广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什么问题？我看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秩序，甚至观念与现实的和谐，也是秩序的一部分，也要一起来考虑。 研究商品经济新秩序，就是要研究这些问题。要把现在和今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放在历史环境的背景下，结合改革的发展进程来加以研究，说明人们普遍关心的东西。 在讨论中，大家又对鲍彤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有人提出，不仅有体制的转变，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变，还有一个从小商品经济向大规模、现代化商品经济转变。没有这个转变，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就不可能。资本主义的这个转变，是在现代化商品经济基础上实现的。现在我们封建垄断和大垄断构成并存，国家要引导、调整的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行为，要真干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攻坚，有几种前途。第一是走上坦途；第二是混乱，甚至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第三是流产。看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但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决策。 7月28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例会，再次讨论商品经济秩序问题。讨论中有人谈到，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权威，商品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现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发生违约、毁约、破坏合同造成的磨擦，根子在哪里？需要研究。 接过这个话头，鲍彤作了发言。他说：为什么现在搞了法制，反而使人感到不公正了？表面上看过去贪污腐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人民公社下的问题还少吗？超经济的平调（编注：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物资按照行政命令方式可以随意调动，这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侵占现象很平常，只不过是在公有制的幌子下。出污泥而不染的情况很少。贪污而有效的政府或许还可以接受，贪污而无效的政府就让人更难以容忍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也不能理想化。 从1988年5月中旬开始，赵紫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的注意力主要在物价问题上。这一期间，赵在讲价格改革的同时，不断强调价格改革的配套问题，强调必须通过配套改革为价格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他讲到的为价格改革配套的一系列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也都是建立商品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 中央北戴河办公（指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在每年夏季例行到北戴河避暑办公，俗称"北戴河会议"）开始以后，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的大秘书）、龚育之（中宣部副部长）等几个人，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问题。这期间赵紫阳讲了下一步中央工作的大体安排。价格改革方案基本确定之后，要开中央工作会议，回北京开。要为会议搞一个方案，搞一个说明，讨论大家对价格改革提出的问题，紫阳要讲一讲。中央三中全会可能在10月份开。赵紫阳要鲍彤组织人手，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工作报告稿。 这个会上，赵紫阳谈了他对起草三中全会报告的想法。他说，物价改革本身三中全会可以不讲，主要是讲物价改革的条件。物价改革要深入，其他措施要跟上，其他跟不上，物价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关键是党组织的保证作用，思想团结、步调一致、严格纪律，廉洁问题包括公开监督、公平分配。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做一个题目。至于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问题可以提一下，但研究恐怕还不够，进一步展开有困难，好些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下。配套改革要讲必要性，关键在哪里，承受能力有多大。 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这次会后，由鲍彤领衔，成立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起草组的成员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几经调整。最后确定的人员是：鲍彤、袁木（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郑必坚（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龚育之、张岳琦、陈进玉（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魏礼群（时任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陈群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李元（中央政改研究室行政改革局局长）、孙方明（中央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黄海（中央政改研究室成员）、何家诚（时任中共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吴稼祥（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吴国光（中央政改室研究员）、吴伟等17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原班人马。 7月29日、7月30日两天，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举行会议，讨论报告的思路。鲍彤在发言中谈到了党和政府、群众的关系、政府的廉洁和精简、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团体的改革、差额选举问题等问题。他强调说，现在是改革的关键时刻，对全体共产党员是一场考验。中央希望掉队的人少一点，但是肯定有掉队的，企业有破产的，腐败官员要被清除。官员中也有落后的和先进的。不能够按歪门邪道去搞，搞商品经济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去搞，形成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那些要升官发财的人，搞歪门邪道的人，是走不通的，最后一定会被淘汰。在完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观念要实现转变，民主要增强，要形成竞争。 就在起草组按照既定的思路，初稿已经基本形成的时候，1988年8月30日下午，文件起草组再次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鲍彤传达了前一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决定，他说，物价改革的方案有变，要推迟出台。紫阳讲现在不稳定，现在大中城市出现挤兑、抢购现象，要出安民告示。明年改革的重点，转到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价格改革所必须的配套改革上来。我们的报告起草也要进行调整。 鲍彤介绍了这个决策变化酝酿的经过，接着他说，物价改革要不要搞？肯定要搞。但是现在遇到复杂情况，一是挤兑，二是官倒，三是中间环节，四是地方政府。所以，才确定明年主要是整顿秩序，治理环境。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过渡当中，在许多方面缺乏规范，有人打擦边球和利用制度的空子谋取利益，发生老实人吃亏的现象，各种变通、灵活口号不径而走，你吃大锅饭他也要吃。光讲顾大局、靠觉悟、道德不行，要明确规定，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该禁止的要明文禁止，中央和地方权和利要有制衡。现在地方权力太大，真正权不在企业，国务院条条削弱了权力，反而加强了块块。官倒、官抽、官加，利用种种权力谋取利益，问题很大，比产品调拨时还严重。产品经济的控制手段放松了，新的商品经济的手段又没有建立起来。地方以此为扩大基建规模的来源，很多用超经济手段提取，把企业搞得很苦。在政企不分情况下一旦放开，就成了各级政府利用和扩大手中权力的机会。所以中央提出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搞活企业。宏观调控也要立法。实际上，现在我们施行的各项措施，都是改革深入，也都是商品经济秩序的建设过程。 从9月初开始，鲍彤带领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对原有的以"物价闯关"为中心的文件写作思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起草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上。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参加了会议。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旁听了这次会议和此后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并分别参加了各组的讨论。 9月18日、19日晚，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利用中央工作会议的间歇时间，两次开会，传达赵紫阳在会议期间对修改三中全会报告的意见。赵紫阳说，要把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几个问题加进去，重点强调一下。一是要讲改革深化的问题，把价格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讲；二是环境要治理，但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是旧体制的弊端在新形势下的发作。治理整顿中要用到行政手段，是为了改革创造更好条件。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三是除了讲纪律外，党的领导，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都要写充分。四是思想工作、政府廉洁、党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等等都要考虑到改革的需要，有利于集中全党意志，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此后，起草组再次对稿子进行了讨论，鲍彤又作了最后的修改。23日，稿子报送给赵紫阳。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公报说："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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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4 09:46 PM PST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少华 求是理论网昨日刊文《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再次触动了我对于《辽宁日报》公开信风波的表达欲望。 《辽宁日报》公开信，尽管其结论有轻率归纳的逻辑错误，其文中用语，对于其所诉求的对象群体——教师，还是尽量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是我当时没有直接针对《辽报》直接发表观点的一个原因。此外，虽然有学者对其新闻操作的规范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提出批评，但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对新闻媒体报道、批评的议题、范围与对象则倾向于更开放、自由的态度：教师怎么不能被批评？——如果你也允许教师回应批评的话。 这样，无论《辽宁日报》背后有什么，批评与对批评的回应，至少形式上构成平等的讨论——尤其在传播渠道已不再被官方媒体垄断的新媒体时代。 然而，求是理论网昨日刊文《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就不一样了。它恰恰是不允许对批评予以回应。它把分别在中国一南一北的两位高校老师（贺卫方、郭建斌）对《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回应，称作是"轮番炮轰、联手围攻"。文中还使用了同类较多的斗争性语汇，如"恼怒成羞的挣扎""各怀鬼胎"等形象贬损用语，充满了久违了的斗争气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会辨明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语言。中国人在几十年政治生活中培养了从语言中体察风气和风向的直觉，不能不有所忧心。 这是这篇文章使我感到厌恶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真的毒化和恶化了在社会公共讨论领域的空气。让人有今夕不知何夕之感。实际上，这篇力撑《辽报》文章也一扫《辽报》文章在措词用语上的"约束"，把对老师的那点尊重也完全放弃了。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人们对《辽报》公开信的警惕和不寒而栗之感。 如果说，《辽宁日报》的针对高校老师的公开信并不应当看作"褫夺大学教师的批判权"的话；那么，求是理论网的这篇文章则可以看作是试图剥夺大学教师对批评的"回应权"。一个不允许"回应"的批评是什么呢？那就是"批判"——不是《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那样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而只是文/革中的"大批判"。 "媒体监督高校何错之有？"这是求是理论网这篇文章的质问。我也认为没错。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如果媒体没有应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去监督腐败，就不能监督高校老师言论了——尽管在什么更值得媒体监督这一点上，我们的价值排序不同。但是，媒体拥有监督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监督对象没有回应权和反批评权。否则，这样的监督权就是一种比任何权力都更加专横的霸权。 这篇文章还有一些危言耸听的语言，如："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事是失去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而高校的今天就是社会的明天。" 那么，我们当今的社会真有这么危险吗？这涉及到对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评价。 在我看来，尽管当代中国由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社会矛盾突出。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国家更富裕了，人民更富裕。不仅如此，在精神领域，这个国家的人民更自由、更开放，也更放松了。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的今天"，正是"社会的今天"的反映而已。人们更放松、更多元，自然也就会有一些杂音。社会中存在问题在，存在批评，高校中就会同样存在问题也存在批评。你不能完全消除社会的问题，也就不能完全消除高校教师中对社会问题的批评。至于个别教师因自己的个人不顺利而在课堂上发社会和国家的牢骚，这样的事，社会中也不能免，而高校学生恰恰是有辨别和辩驳的能力的群体。 所以回头说到，把一个本来可能是个别的、至少是分散存在的现象，给予普遍化、集中化的处理，这正是《辽宁日报》"新闻策划"（也可能是在新闻学界颇有争议的"策划新闻"）的做法。这种做法，具有更多的主观判断的因素，它既需要有更为扎实可靠的方法，也需要更对批评的效果承担更为公正、公平的伦理责任。《京华时报》指责"农夫山泉"的水有问题，"农夫山泉"还有权利开发布会回应呢。《辽宁日报》向整个中国高校教师喊话，个别教师怎么就不能回应了？高校教师对《辽宁日报》的回应，主要还是技术性的，即着眼于"方法"的专业标准。以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郭建斌教授的那篇博客文章最为典型。像这样的回应，也被求是理论网文章《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归为"极力污蔑并炮轰《辽宁日报》"，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这只能说明，在那位作者的心中，只有斗争，而没有平等讨论。 那篇文章最后说，"面对贺卫方、郭建斌们毫无道理、各怀鬼胎的围攻，为《辽宁日报》助威，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其中"助威"一词低于这个时代的水平。这也可见，在这位作者看来，公共议题的争议不可能是有理有据的平和探讨，而只能是"打群架"。 无论是《辽宁日报》的公开信也好，还是这篇为《辽宁日报》站脚助威的文章也好，之所以使我厌恶，是因为，对不起，我厌恶斗争了。中国人民在自身经历过几十年前那种从精神到肉体的斗争之后，厌恶斗争了。人心厌斗。这正是这篇和这类文章在当代中国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很不明白那些文章的作者们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 在当代中国，在这样一个更为开放、多元，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为放松的时代，真的需要"斗争"吗？你回去问问你的家人——他们需要吗？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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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法家专制主义：有治法，无法治——评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杨光） Posted: 22 Nov 2014 08:22 PM PST
从毛泽东式的公然无法无天，到江胡习式的假惺惺依法治国，这是极权主义退化到后极权体制的政治变化之一，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法家专制主义的现代变种。 习任内不必再期待"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之前，人们曾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这次会议或许有戏。因为中共吊足了人们的胃口，早就预告了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此议题与反腐败一样，都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口号已经喊了三十几年，一直言而无信、行而无果，人们指望习近平当局对待"依法治国"也像对待反腐败一样，郑重其事，有所突破，来一点"真格的"，搞一点大动作；且本次四中全会的会期比往届延后，这似乎表明会议准备工作十分繁重，甚至暗示了全会将触及政治敏感区域，因而会前有些事情很难搞定，未必能够顺利"统一思想"——而按常理，只有尚未"统一思想"的中央会议才有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理论突破"，若"理论突破"之外兼有新人、新政、新路线问世，那就大喜过望，可以烧高香了。 然而，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简直让人倒足了胃口：从形式到内容一如旧贯，翻来覆去全是些空话、假话、昏话、车轱辘话，还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那一套，还是党管政治、党管军队、党管武装、党管媒体、党管文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管政法、党管统战、……那一套，权力还是抓得那么紧，一个口子也没有松动，依法不依法，治国不治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几百号权贵政要济济一堂，想像力、创造力贫乏得可怜，炒了几天理论剩饭，连个新词儿都没有发明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死心了，习近平任期之内，不必再期待什么"依法治国"了。共产党在它最应该推陈、最容易出新的议题上几乎交了白卷，而且还是以中央全会的方式，一本正经、大张旗鼓地交出了这张白卷，也许共产党真的是已经顽固、衰朽到不值得再对它抱有期待的地步了。 法家专制主义：有治法，无法治 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依法治国的"基因"（此处基因一说，乃"照搬"习近平"霸权基因"、"红色基因"说）。从前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到硕果仅存的中、朝、越、古四个现存的共产党国家，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依法治国的成功先例。共产党本来就是以不讲法、不守法、不要法而闻名于世的：掌权之前，共产党要搞暴力革命，自然要犯法；掌权之后还要"专政"、要"继续革命"，同样要把法律踩在脚下。列宁给"专政"所下定义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所说的"任何法律"既包括剥削阶级制定的旧法律，也包括共产党掌权之后亲自制定的新法律，法律不过是一张纸，如果碍手碍脚，于己不利，随时随地可以抛弃。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金日成（及其子孙）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得了列宁真传，也都是无法无天，一向把宪法和法律当儿戏的。 从毛泽东式的公然无法无天，到江胡习式的假惺惺依法治国，这是极权主义退化到后极权体制的政治变化之一，或多或少也算得上是一项进步。但这样的进步与现代法治主义毫不相干，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法家专制主义的现代变种。古代法家也主张依法治国，《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韩非子》说，"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法家的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是不讲人权、扼制自由的帝王专制之法，韩非子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在法家"依法治国"之下，国家可以依法赏罚臣民，包括钳制言论——如秦皇之法"偶语诗书者弃市"，戕害社群——如"什伍连坐"之法，也可以法随君意，朝令夕改，但反过来，臣民绝对不可以依法监督、批评政府和君主，也就是说，法家的法是单向度的，只治民，不治君。 中国古代法家所谓依法治国与近代西方的法治精神不仅大相径庭，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因为西方人讲法治，不止是将法律作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实用工具，而是将法律本身作为政治信仰，奉为至上的主宰。这和西方人关于上帝立法、使徒传法的早期宗教观念有关，无论是普通法意义上的传来之法，还是成文法意义上的制成之法，都被视之为或多或少体现了神的意旨，因此，法律不属于君主，虽为君主所制，但一旦成法，则独立于君主，超然于君主，也高于君主。对于法律超然性、神圣性、至上性的肯定，是西方法治精神的渊源，但这正是中国政治传统里所完全没有的东西。在中国传统里，倒是道德、礼乐具有某种超然性、神圣性，因为人们认为道德出自天意，圣人制礼作乐。 读罢中共四中全会决定，我们可以确信，中共根本不懂法治，更不相信法治。他们所标榜的"依法治国"绝非法律的统治，而只是共产党拿法律作工具——有时候其实只是拿法律作招牌、作幌子，来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在此意义上，共产党法律立得再多，"依法治国"口号喊得再响，也都是法家专制主义而非法治主义：有治法，无法治，如网民所调侃的那样，共产党的"法治"，就是变着法来治你。 司法集权：习式集权时代完成式 说四中全会一无建树，也不公平，正如官方媒体所吹嘘的那样，"司法改革有干货"（言外之意，"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方面大概只有"稀货"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有望提升，"司法独立"的程度也有望提高：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要记录、通报和追究（这恐怕难以落实），试点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最高法院将效仿西方国家设立巡回法庭，法院、检察院的设置打破现行行政区划的界限，等等。但是，党委政法委的建制并没有取消，其干预司法的功能也没有废除，党对法院、检察院的政治、组织、人事领导权没有削弱，反而有可能加强，如此一来，上面那些司法改革的"干货"究竟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不好说了。 不难发现，四中全会所追求的"司法独立"并不是司法机关对于立法、行政机关的独立，更非司法机关对于"党的领导"的独立，不过是司法机关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而已。习近平的司法改革目标一目了然，就是司法权上移，把原来基本上被地方政府所把持的司法权逐渐转移到中央手上。经历了邓小平时代的"放权、搞活"之后，江泽民切断了军地、军商勾结的常规管道，完成了军事中央集权；朱镕基完成了央企集权、金融集权和财政集权；近两年里，习近平和王岐山又完成了纪委集权，纪委已经从"块块"剥离，变成了"条条"，基本上被改建成了一个标准的垂直系统。若再顺利完成司法系统的中央集权，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将被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将再度失去与中央对垒的另一个关键据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或会大幅改观，央地博弈的格局或会焕然一新，那么，此次司法改革的完成便可视作习近平集权时代的完成式。 2014-11-4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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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谈高瑜案：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秘密的中国特色（鲍彤：我很敬重高瑜 / 附法广报道） Posted: 22 Nov 2014 05:37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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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4, 2014, 6:03:28 AM11/2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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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10:47 PM PST
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11月19日在浙江烏鎮開幕，來自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位參會嘉賓中，原3721公司創始人、「流氓軟件之父」周鴻禕沐猴而冠赫然在座，堂而皇之地為「網絡安全」獻計獻策。當然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周鴻禕已經完成了360度的轉身，搖身一變成為著名網絡安全軟件公司奇虎的老闆，正在為黨的網絡安全事業殫精竭慮。 但是黨要的「網絡安全」並不是這個。與普通用戶對網絡安全的認知不同，當局眼中的網絡安全問題，是給互聯網大會的賀電中提到的：「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確如其所言，互聯網的發展就是國家的不安全，互聯網傳播的信息就是黨最大的敵人，形勢已經到了必須採取「斷然措施」的程度。 這個「斷然措施」就是網絡戒嚴，把當局的網絡治理合法化和常態化。一直以來，當局普遍採用網絡屏蔽、「有害信息」清除、用戶信息竊取等「網絡安全」手段，雖然在極權統治之下暢行無阻，但也承擔著來自國內外巨大的壓力。網警、五毛被看作傷天害理的職業，百度、新浪等的舉報、刪除和屏蔽，也被當成毫無疑問的流氓無恥行為。把這些治理手段上升為全世界人民的願望和意志、全世界通行的規則，是這次互聯網大會重要的政治任務。 傷天害理、流氓無恥這兩個詞，似乎還不足以概括「網絡安全」的全部。言論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人權的重要範疇；而當局對此的踐踏，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對於互聯網用戶發布的言論，作出先於司法的判決，進而對發布者實施迫害和打擊，在這個奇葩國家司空見慣。對於網絡用戶的對話、通信，當局的監控也是無所不至、無所不用其極。 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則表現為赤裸裸的犯罪。通常，警方先針對一個用戶發表的「有害言論」展開調查，在沒有任何許可的情況下肆意竊取用戶信息；定位用戶之後，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限制其人身自由，未經任何合法程序搜查和扣押其電腦、手機以及其他物品，展開審訊和調查取證；最後，依據從這些物品中發現的「罪證」，決定對用戶的進一步打擊方式，「取保候審」或刑拘、逮捕、判刑。這已經成為基本的執法流程，也有眾多的異議者、抗爭者因此被迫害。任何一個有著基本認知的人都能判斷並得出結論：這是典型的先定罪、後取證。在民主法治國家，不僅這樣的證據在法庭上無效，而且實施這種行為的警察，將面臨妨礙司法公正、濫用職權等指控和民事賠償訴訟，身敗名裂。 網絡用戶的安全，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就成為一句空話。當局聲稱的「網絡安全」，也絕不是互聯網用戶的權利和信息安全，而是通過制訂各種侵犯人權的規則，將「辦案」過程中的犯罪行為合法化。這樣，當局的暴力機器，就能更加肆無忌憚地迫害網絡用戶，同時避免法律上的風險，扭轉國內外道義上的不利，也為自己的行為在極權崩潰後開啟了一個脫罪的後門。 「首屆」、「世界」的名頭聽起來儘管響亮，其實只不過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對罪惡熟視無睹的訂單婊或無恥政客，集中到一起研究犯罪行為合法化的群魔蜂會。在為極權背書的同時，它們想要出賣的不僅是自己的靈魂，還有互聯網的未來。只可惜，互聯網並不掌控在若干小醜的手中；而且的確，它就是極權最大的敵人。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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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10:10 PM PST
春天台北才飙过"太阳花学运"，秋天香港又起学生"雨伞革命"，北京气急败坏宣称"大陆决定台湾前途"，又颁"香港白皮书"，却已难掩"大一统"之破局，内外交困。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对有所忌惮的香港百般忍耐；但在其完全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反抗已暴力化，而西藏则发生超过百人自焚惨剧。所有这些，其实还是宪政危机——北京这个中心已经"礼崩乐坏"，丧失了处理中心与边陲的正当有效的一个法度。 四个边陲同命运 香港的今天，恰是拉萨的昨天，脉络一目了然。最早起来抵抗这个"大一统"的是藏人，由僧尼带领的和平示威游行，从一九八七年起勃发，至今已有三千五百余人被捕关押；更突出的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三月的拉萨"镇暴"，甚至在"天安门屠杀"之前。那时，香港尚在"摆脱英国殖民回归祖国"的兴奋之中，台湾因政党轮替而本土意识刚刚成为主流话语，而新疆的主体性尚未觉醒。二十五年下来，边陲烽火连天，中共对疆藏两外族已不图安抚，只凭武力血腥靖边。 九七后中共对香港悄然实行的"蚕食"政策，恰是在新疆、西藏推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而获得成功经验，再拿到香港来做的。所以香港人是从新疆、西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来自香港的台湾学者梁文道，解构北京的"港台策略变异"：每天有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可到香港定居，但不是旅游，审批权是在中国手里；在香港住七年，就可以正式拿到香港身分证，故香港的人口结构一直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梁振英做的再烂，都还有基本的三成左右的人支持他；香港的自由行，已经把香港淹死了。这是他归纳的第一点，以"人流"（移民）"钱流"（控制金融）淹没香港；第二点是"消灭边界"，将香港、澳门、珠海和深圳，捆绑成"珠三角经济整合体"，串成一日生活圈，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往来，即把港、澳"中国内地化"。 那么台湾呢？又是从香港的今天，看到他们的明天。正因为香港的沦陷，垂范成恶例，才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他们担心的也是两点：移民和金钱。最近台湾爆发的鼎新集团黑心油事件，电视上名嘴们都在说一个新词"红顶商人"，指这二十几年在大陆上发了横财的台商，如鼎新魏家、旺旺中时之流，正是马英九所称道的"鲑鱼返乡"变"吃人鲨鱼"，其实是把在大陆上横行了二十年的"权贵"势力引入台湾，通吃两岸三地，令港台的升斗小民们，霎时跌入大陆上亿万贫民一般的境地。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本质；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分裂"，它得势了就要开疆辟土，即一种专制的对外扩张。 北京"礼崩乐坏" 两岸三地之人，不是马上就体验到某种"共损共荣"吗？那是不是一种小"全球化"呢？相比之下，唱什么"台独""港独""藏独"，想一走了之，都是过于轻松便宜的耍嘴皮子而已。君不见，邓小平当年设计的"一国两制"，因为时过境迁，中南海竟然自己主动把它废弛。 谁都知道，在香港搞"一国两制"试验田，是做给台湾看的。可是二○○四年国民党竞选轮替失利，败选的连战第二年就去大陆拜见胡锦涛，令北京看到，以金钱和族群矛盾，即收买权贵、扶植国民党（外省人），来牵制台湾的独立倾向，可以取代"一国两制"的功能；演变到今日，就是一句话："人民币跨海，金融系统接通，买下台湾"。同样，国民党也意识到，唯有借助中共的庞大经济实力，才能维系它在台湾的执政。从今天马英九不情愿地让连战的儿子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就可以倒推出来这个转换，它早就在二○○五年启动。所以台北选市长和二○一六年的大选，台湾选民其实是在跟北京打选战。 事实上，港台在中共的棋局里，一直互为因果。无须对台湾做"一国两制"的示范，便令其对香港的政策可以背弃、胡来、强硬。这才是《香港白皮书》的政治背景，北京可以说出这么霸道的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台湾人怎能读不出它的话外音？台北《风传媒》发行人王健壮在他的专栏里解读它： 其一，"阿爷"终于露出了高高在上的嘴脸在教训你；其二，"阿爷"教训你的口气就像主子在教训奴仆，"我给你多少，你就有多少，别痴心妄想还要更多"；其三，"阿爷"还威胁你，说现在给你的那些有限权力也不是"固有的"，言下之意即是，你今天有，不保证明天还有，"阿爷"随时可以收回他给你的那些权力。 这样的嘴脸，这样的口气，以及这样的恐吓，不叫霸权叫什么？这不但是封建味十足的"恩赐的权力"，更是丢骨头给狗吃的"嗟来食的权力"；也难怪余英时会说："香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不然下一个命令又来，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不过，从大陆人的角度，还可以读出另一番意味，即中共的彻底机会主义，他们对其"改革总设计师"发明的"一国两制"玩意儿，一旦觉得用处不大，立刻就当破烂垃圾扔掉，一如文革后将马列主义当破烂扔掉一样。这可谓北京的一种"礼崩乐坏"。 "中间道路"如何落实？ 晚秋里，我跑华盛顿去开一个西藏圆桌会议，说了一些不大中听的话。我说中共拒绝同达赖喇嘛谈判，令"中间道路"无功，藏人绝望，是百人自焚的根源；藏人精英中也出现声音，质疑"中间道路"和达兰沙拉流亡政府的功效，甚至反感跟海外汉人的民间沟通；国际社会迫于经济利益而跟中共妥协，也多少封杀尊者，其效果是分离了他的"国际道义领袖"与"西藏精神领袖"的双重角色。在中共"拖到达赖身后"的既定政策下，"中间道路"几乎是一盘死棋。 与会者皆不赞同我的看法，指出"中间道路"是政治智慧，也是别无选择。我觉得大家其实对话不了，而是各说各话。赞成"中间道路"，这样的话我们说得还少吗？近年来达赖喇嘛致力争取汉人同情和支持西藏的文明命运，也是极高明的决策，但是普通汉人完全无权决定中国的政策。中国是"宪法悬空"的国家。没有高于一切、包括高于执政党的一部宪法，中南海可以肆无忌惮，任意毁约，这次香港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恶例。 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玩弄"疆土"和"制度"两个概念，试图以"制度"换"疆土"，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台湾香港都坚持"你必须换制度"，才谈得上"统一"（或管治），即台湾宋楚瑜说的"一国良制"。那么，西藏"中间道路"的政策主轴，是"不寻求独立，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寻求自主自治"，你会发现，中国因为没有"良制"，即她的宪法是假的——所以汉人精英搞"宪政运动"会遭镇压——"中间道路"自然无从落实。 今天"一国两制"在港台已经消亡，我倒觉得，西藏、新疆的人民，应该接过它来，要求"一国良制"，即要求落实宪法中规定的"民族自治"，也就跟内地汉人的"宪政运动"连成一气，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港台疆藏四地结成反抗联盟 中共会跟达赖喇嘛重启谈判吗？在中南海内外交困、合法性急剧流失的情势下，中共领袖一代比一代僵化、色厉内荏，事实上他们的政策转圜空间极其局促，再跟达赖喇嘛玩游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会在港台新疆三地情势恶化下，以缓解西藏这一头，作为平衡，比如最近炒作频繁的"达赖喇嘛返乡和访五台山"谈判新闻，无论真假，都属于上述伎俩。尽管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我很难想象其操作性，一则中共惧怕尊者在藏人中间的巨大魅力，阻挡还来不及，怎会主动引祸？二则尊者回去如何保持公开性和能见度？如何继续保持他的"国际道义领袖"影响？实际上，跟中共打交道，常常变成陪它"玩游戏"，这次香港"占中"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不再陪北京玩游戏"。 中国闭关锁国时代，它饿死几千万人，对外面世界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如今它发达了，其制度的恶劣效应也随之放大，叫全世界吃不消，又遑论边陲四地？ 中国内陆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上述矛盾，在中国跟香港、台湾之间，都不明显、不严重，却是严重的制度矛盾。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不解决制度问题，没有一个所谓"良制"，它跟新疆、西藏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因此疆、藏、港、台四地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统一大业"是中共合法性的残羹剩饭，只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之下的大陆有效；反过来，边陲四地联手抗拒"统一大业"，会加剧其合法性的流失，诱发大陆内部变局，这也是香港"占中"令北京恐惧的地方。而一个地区势单力薄，抗拒能力有限，港台皆为弹丸之地，新疆辽阔而缺乏领袖，西藏恐怕算最好的，如果四地联手，结为反抗专制的同盟，定会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出现新局面。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上无前例的联盟，需要摸索，比如，在谴责中共反人道行为、保障四地区的人权中互相声援，四地民间社团的沟通、协作，在国际上共同发声、破除中共以经济利益裹挟国际社会，还有比如以国际标准、专业知识联合培训骨干等等。 自古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端赖中原的强弱。中国又是这个星球上极罕见的单一文字书写系统覆盖数亿人的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分疆裂土的几率极低；"分裂"成为一种罪名，乃中共维系集权的借口而已。相反，中央集权的腐败、枉法、颟顸，才是所有苦难的总根源；而权贵得逞的秘诀，只有一个，即宪法悬空。如今内地几成糜烂，边陲反而是灯塔，照亮着幽暗大陆。 再从国际间看，冷战落幕以来，英美欧洲深陷中东困境，令中共坐大。胡平分析这个"坐大"："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偏偏俄国是一种"残废转型"，大俄罗斯主义替换"苏联霸权"，继续跟欧盟叫板。中俄近来又开始投缘，这兄弟俩跟国际社会，冥冥之间又开始作某种制度对抗的"新冷战"。这幅景观下，港台疆藏四地俨然就是前线了。一句话，北京的好恶，也许只牵动纽约的油价，而在香港等四边陲，则关乎人的生命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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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09:36 PM PST
金鐘按：《文革受難者》是王友琴博士研究紅衛兵暴力迄今最有分量的一本力著，出版十年來，受到學界高度推崇。但是今年受到《南方週末》的長篇攻擊，並要求作者向紅衛兵標桿人物宋彬彬道歉。本文詳述中共封殺文革研究的動向。並報導八一學校教師回顧習近平文革初被批鬥實況。 四十八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校長被殺害於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她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十三天後后，該校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紅衛兵袖章。毛針對宋的名字「文質彬彬」，說「要武」。在城樓下，一百萬紅衛兵高舉紅色毛語錄本，高呼萬歲走過廣場。這是中國有史以來人數最多氣氛最為狂熱的集會之一。會後，暴力和殺戮在全國大規模升級。在二十天中，僅在北京就有官方宣稱的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這種對和平居民的虐殺，用的武器是紅衛兵的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 一、卞仲耘之死：四十八年不准報導的虐殺 無辜者的生命和中華文明遭到的這樣慘烈摧殘，應該被記錄、分析和譴責。多年來我盡力收集當時的文字材料，採訪文革經歷者。要寫出一九六六年的紅八月恐怖。余英時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稱為利用了孔子說的「文」和「獻」兩種資料來源。文獻二字，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並非現時「文獻」一個詞。 這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慘劇，這也不是一所學校的慘劇。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共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打死。他們的名字是：沙坪，韓靖芳，北京第三女中；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中；孫迪，北京第十女中；齊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在遭受侮辱、毆打和監禁之後「自殺」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內。在二十多年的調查中，在全國範圍內，我沒有發現文革中沒有發生過暴力迫害的學校，也找不到沒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長。打死卞仲耘校長，僅僅是這場規模巨大的慘劇的開端。 紅衛兵還發明了「紅五類子女」「黑五類子女」的說法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並且對一大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包括被整肅幹部的青少年實施迫害。例如，北師院附中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北京106中學的學生。在北京八一學校，不但該校領導被「鬥爭」，十三歲的六年級小學生習近平也遭到毆打，還被「遊街」，因為他父親習仲勳是「反黨集團」成員。四十七年後，習近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八十年代初，文革被官方「徹底否定」。但是對卞仲耘之死，對這場紅衛兵暴力的報導一直不准許發表。二○○○年，我做了一個網頁紀念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之死是網頁上最早的一篇。網頁做在芝加哥大學的伺服器上。十七個月後，文革受難者網頁被封鎖。至今已十二年。十年前，我出版了52萬字的《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內有六百五十九個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受迫害經過記錄，「卞仲耘」是其中最長的一篇。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的《文革受難者》，返回時在海關被沒收了。可以想見，這本書傳入中國大陸的數量肯定十分有限。 這種對文革出版物的禁制，是完全沒有道理，也是很荒謬的。事實上，網頁上和書裡的受難者們，全都在文革後得到了「平反」；他們的家人，一般也得到了四百二十元錢的補償，作為撫恤金和喪葬費。現在人們描述希特勒的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殺戮和迫害時，使用「群體性殺戮」和「群體性迫害」的字眼。文革以「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罪名，迫害了如此眾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也是一個典型的「群體性殺戮」或者「群體性迫害」。 是不是為了迴避這場迫害的嚴重性質，就不讓談不讓寫文革的慘案？——但是我無從知道封鎖文革受難者網頁的權力者是誰，法院的司法判決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許上訴。為何網上的判決卻沒有。我問北京人，沒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認為這問題提得很奇怪。似乎大家覺得，歷史寫作，可有可無，這讓人悲哀。 二、《南方週末》要求我向宋彬彬道歉 《文革受難者》出版十年來，這本書雖然沒有走紅暢銷（編按：是一本沒有停止的長銷書），但在讀書界，不乏讚語，網上有時可以看到書的片段轉載，或讀者表示肯定的反應，沒有明顯的異議。然而，十年後，二○一四年，竟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文革受難者》書名在中國大陸媒體上出現了。不過，不幸是以負面的方式被提到。三月十三日，中國發行最廣的刊物之一《南方週末》發表了整整四大版的長篇文章，主要內容是對宋彬彬的專訪。在詳細描述了宋彬彬怎麼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之後，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難者》書名。《南方週末》沒有介紹書的內容也沒有說明出版社和出版地點，也不加論證，就聲稱這本書「歪曲事實」。 「歪曲」了什麼事實？他們認為的「事實」是什麼？他們沒有說。對一本五十二萬字的、在大量調查訪談基礎上寫成的大書，用三言兩語給讀者灌輸一個結論，這種武斷讓人吃驚。至少，指控一本讀者未有機會閱讀的書「歪曲事實」也顯得相當奇怪。報導不能指出這本書的哪一頁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實，就作此斷言，簡單粗暴，這是一個大報應有的文風嗎？ 我一直認為，對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達，但是關於事實的陳述應該清楚。南週這篇報導對我書中寫到的文革受難者做了不合事實的描述。該報導聲稱「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例子是受難者張放（北京二龍路學校英語教員）的女兒燒了關於張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讓弟弟知道。事實正相反。張放的孩子看到了報導立即給我寫信，傳來了他們全家寫好的想要發表而幾十年來無法發表的紀念張放老師的文章。 另外，《文革受難者》寫有「李文波」一章，北京欖桿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被第十五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打死。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過小產業，所以遭到紅衛兵抄家。紅衛兵指控李文波用刀砍了她們（事實其實另有說法），當場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兩周後被槍斃。擁有自己的住房，擁有自己的飯館、商店或者工廠和公司，這是中國現在很多人的社會身份，也就是說，今天社會中有千千萬萬李文波一樣的大小業主。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在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後，李文波一家遭到這樣的殘殺。《南方週末》把李文波事件說成是「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即把受難者說成是大規模虐殺的原因，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實上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單日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就已經達到四十四人。 我和《南方週末》聯絡，要求讓我說明事實。他們回答說，關於這件事情，中宣部已經有批示。他們不能再發表有關文章。也就是說，宋彬彬和其「團隊」（一些人如此自稱）說完他們的長篇大論以後，別人不准許發言回應。至於是哪些部長作了批示以及說了什麼，他們不肯透露。人們只能猜測：這是否意味著從前不准發表文章談文革的政策變成了可以讓單方面說話、不准討論？ 聽說寫報導的該報記者馮翔在文革後長大，我擔心他年輕不瞭解歷史，於是給他打了電話。我說，他在描寫謝富治和宋彬彬商量獻袖章的事情時，似乎當謝富治只是個一般的高幹。我問他是否知道謝富治在文革後被法庭審判定為對文革負有重大罪責的「主犯」之一。只是因為謝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去世，才缺席了那場審判。馮翔聽後的反應是：「這又怎麼啦？」然後，他大聲質問我：「你為什麼還不向宋彬彬道歉？」 這是第一次有人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感到驚訝，不過也不太意外。很多年來，宋彬彬和她的「團隊」一直在表達這樣的意思。南週這篇報導也已不指名地要求對宋彬彬作了「不實報導」的人「道歉」。他們還出版了一本題為《故事不是歷史》的書，意思是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歷史」。——我和馮翔電話談話未能繼續。這位記者並無興趣對事實、邏輯、辯論規則作討論，只是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一邊倒」的態度。 ●2014 年六一兒童節，習近平和小學生「分享他的童年」。人民網介 紹他文革中「得罪造反派」(?) 而被批鬥關押、挨餓流浪。 三位退休教師補充對紅衛兵暴行的記錄 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四十八年後終於登上媒體的故事。卞仲耘和紅八月受難者之死，他們的被害過程，當時就大量地在大庭廣眾和光天化日之中發生，既不被當作秘密，也並不複雜。被害者是群體性的。施暴者也是群體性的。對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斷，更是清楚的。中國是文明古國，從來沒有這樣的由青年學生大批打人殺人的傳統或習俗。除了文革理論，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致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歷史記載之外幾十年。在大陸印行的幾部文革通史，都沒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紅八月」殺戮。假使沒有《文革受難者》，卞仲耘之死和其他無數普通受難者的死亡，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連《南方週末》這篇報導也全不需要費心製造。今天，卞仲耘之死終於登上大型媒體時，四大版的文章，由紅衛兵擔任述主角，他們的目標很明顯：就是要求揭示和記錄卞仲耘之死的我來道歉。 這不給人一種超現實主義的荒誕感覺嗎？這不僅僅是在冒犯一本書或者一個作者，這是在挑戰千千萬萬文革經歷者的智商和道德準則。因為中宣部長們的「批示」，這個長篇報導發表之後，媒體上沒有出現討論和異議。這種情形，使人想到近兩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的空氣污染「霧霾」。在文革歷史的寫作和述中，一種精神和思想的霧霾也已經落下。受難者的名字在被否認，暴力的規模和組織性在被否認，暴力殺戮的起因在被否認。在霧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實與謊言，罪惡與正義，善與惡的本來已經相當明顯的界線，再次被混淆。 我在《文革受難者》的前言中，寫了一個「牛雞之間」的真實故事：牛記得他們群中被殺者，雞卻不記得，甚至搶食被殺同類的腸子之類。我想要指出歷史記憶中的道德元素。中國發行最多的《讀者》雜誌那時候選載了這一段。但他們沒有交代出處，沒有提《文革受難者》，也沒有告訴我。我理解他們的苦衷。 曾有三位退休老師約我見面。他們是一九六○年從北師大畢業的同班同學。他們告訴我，《文革受難者》書中的張輔仁和靳正宇，是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在「紅八月」中，他們班還有一名同學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地安門中學教書。她還沒有結婚，住在父母家中。父親從前是小商人。紅衛兵抄家，命令他們交出私藏的槍支，他們交不出來。紅衛兵說不交出槍來就在下午打死他們。廉秀文在中午跳樓身亡。 廉秀文老師是《文革受難者》名單裡沒有的受難者。如我在書的扉頁上表達過的意思——這本書遠遠沒有記錄全文革中發生的迫害和殺戮慘劇。實際上，《文革受難者》書需要批評的是對文革迫害的描寫遠遠不夠，而不是如現在紅衛兵指控的是言過其實。（編按：文革受害死亡者不採葉劍英的二千萬之說，也有數百萬。王友琴記錄的不過是萬分之一。） 他們說到的張輔仁，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教師，在紅八月中和另一名老師張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獻紅袖章的第二天。靳正宇是北京師大附二中的語文老師。在紅八月二十五日被該校紅衛兵打死。那一天，還有該校負責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學生的母親樊希曼也在學校中被打死。在這一天之後，北京紅衛兵每日打死的人數，從兩位數變成了三位數。我寫《文革受難者》時，只知道張輔仁和靳正宇兩位老師死得非常悲慘，並不知道他們是大學同班同學。現在知道在北師大一個三十來人的班裡，在紅八月，有兩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殺」。老師們遭遇的這種悲慘程度和死亡密度，讓我再次震驚與悲憤。感謝三位老師的指教。我敬佩他們沒有忘記四十七年前被害的大學同班同學。他們的正義感和責任心因年老而變得更加強烈。他們還自費出版書籍，表達他們對歷史的記憶和對暴行的譴責。他們和《南方週末》那篇關於紅衛兵暴力的報導的輕浮和偏向成為對比。 陳老師記得習近平在八一學校被毆鬥 這三位老師中，陳老師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八一學校。陳老師講給我聽在八一學校發生的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殺」。這些在我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將會進一步介紹。同時，陳老師也告訴我，從一九六五秋天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停課鬧革命之前，習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級語文課上。陳老師說，習近平當時住校，他的父母那時候被關，他成了所謂「黑幫子女」。習近平在校中被毆打，還有一次被「遊街」。當時習近平曾經問她：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說，她當時沒有能很好回答這個六年級小學生的問題（誰又能回答呢？），但是她記住了他的提問和思考。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沉穩，沒有鬧，沒有去「造反」，沒有打砸搶，沒有害別人。 為寫作《文革受難者》我做了大量的訪談。我從不洩露消息來源，這是重要的原則。但是這裡我寫到陳老師。這是因為她不但告訴了我這些事情，後來，當國際記者要求採訪她時，她大大方方接受採訪，並且留下了錄音，讓記者採用。陳老師談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的三名大學同班同學也是中學教員的悲慘遭遇，也談了習近平的遭遇。這並不是因為習近平現在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陳老師從道義原則上看待這件事情：應該揭露和反對這種對一個十三歲少年的身體的和心理的摧殘。陳老師對事實和陳述和分析，都非常清楚。她否定的不僅是迫害本身，而且還有事情後面的迫害原則。 我曾聽到過一種說法：高層領導人不會喜歡別人說他們以前的倒楣事情，普通人應該迴避說這類事情以免招麻煩。我不知道是否高層領導人都這樣想。但是陳老師並無這樣的顧慮。她陳述了歷史事實，闡明了她的價值原則，也表達了她的期待。她當然已經不年輕，但是外貌端莊，言辭清晰，有熱情，有勇氣，有思想。她能掃除對那一代人的過分謹慎、膽小窩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這樣的情況，也應該說是長期的精神壓抑所致。想想他們經歷了什麼吧。一個班的大學生，畢業六年之後，一個月間就有三人在紅衛兵暴力下喪生）。所以，我把她的故事寫在這裡和讀者分享。 在《南方週末》報導之後，有位作家向很多人打聽：這篇報導有什麼背景？有什麼大人物在幕後？我理解這種做法，雖然我認為對這個文章的判斷應該首先來自歷史和道義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為什麼幾個在兩年跟我說他們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間的「第三邊」的人，在《南方週末》的報導中已經成為宋彬彬一邊的。當媒體控制作家的發表的時候，作家為了發表，就得打探媒體的某種行動的權力背景。我不知道這一打探的最後的結果。他最後打聽到了什麼？《南方週末》報導是來自習近平的支持？還是僅僅是宋彬彬和她的團隊的意向？ 宋彬彬在道歉和要求道歉中轉來轉去 最近幾年，中國媒體發表了一些紅衛兵向曾經被他們「鬥爭」的老師們道歉的報導。去年底，陳小魯道歉使得這個道歉達到了一個高潮，因為他的父親的地位，因為他在北京市和他的中學的紅衛兵中的地位，也因為他的道歉的深度。這場紅衛兵道歉是關於個人道德的，也是關於歷史真相的。紅衛兵道歉一時間甚至成為世界新聞，因為媒體看到這裡面的雙重含義。這個道歉，是否可能成為讓社會得到一個在文革迫害後得到某種和解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宋彬彬和她的團隊在今年一月作了個急轉身，也作了「道歉」，而且是在媒體出席的場合「道歉」。然後，他們再次急轉身，要求向他們自己道歉。他們轉來轉去，沒有顧上他們的言說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過，儘管自相矛盾和缺乏理由，他們的這種做法，加上《南方週末》的四版長文，他們還是顯示了某種力量。在《南方週末》三月發表報導以後，一本已經籌備多年的書《我們懺悔》在五月出版了。接著，我就聽到在中央大媒體的一名編輯說，這本書已經被搗成紙漿，不准流傳。我找到了其中的作者，聽說書已經發行。我為他們鬆了一口氣，「被搗成紙漿」只是一個傳言。但是這能成為傳言，還是因為有這樣的壓力和氣氛存在。另外，這樣的傳言實際上也構成了讓其他作者和編輯卻步的作用。《我們懺悔》這本書的宗旨，從書名就看得很明顯。作者們「懺悔」，是為他們當紅衛兵的時候做的不好的事情，才懺悔。也正因此，儘管「懺悔」是個人的事，比「道歉」更個人的事，他們還是可能被認為是開罪了其他不想「懺悔」的紅衛兵，所以他們必須低調。我至今還沒有看到任何關於他們的書評或者廣告。 北京的一位學者告訴我：沒有人做文革歷史研究，因為不能發表。不能發表就不能得到學術職稱。所以，就沒有做這種研究。他說得直截了當。 在現實中，霧霾不但擋住了人們的視線，讓人看不清世界，同時，霧霾被吸入肺部，也損害人們的肌體的健康。精神的霧霾也是這樣。精神的霧霾讓人們看不清歷史，也損害著人們的道德方面的健康。當人們已經意識到物質的霧霾並且想要設法解決的時候，這種精神的霧霾也一樣在侵蝕人們的道德和理性啊。 我剛剛看望了王晶堯先生，他已經九十三歲。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時候，他47歲。他在妻子被打死後，立即買了一個照相機拍攝了當時的場景。他也始終保留著妻子被害時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屬錶鏈都被撕裂的手錶等等。他的頭腦和談話依然很清晰，他的健康也好於他的同齡人。我坐在他對面望著他。在隔開我們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時他們不到三十歲。我想到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陰影中。他們一家經歷了悲慘的文革迫害，但是他們也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堅持，使得即使四十八年之後，紅衛兵們也無法繞過卞仲耘之死的歷史事實。感謝王晶堯老人，也感謝陳老師，他們為我們帶來一片道德的藍天。寫於2014年8月 ——刘自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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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09:30 PM PST
最近網上瘋傳的涉及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的新聞，讓人有時空穿越之感。伊力哈木案二審，被告被迫帶著腳鐐出庭，二審判決是在看守所裏宣布，這種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擺明了要重罰伊力哈木。浦志強案被控四罪，赫然有煽動顛覆和分裂國家罪，擺明了要讓你受罪，什麼都可以是「欲加之罪」，沒有證據也能判你，你又能怎樣？高瑜案秘密庭審，家屬都不讓出席，甚至被迫在國保陪同下去外地「旅遊」。這三個案子，一位是高校教師，一位是著名律師，一位是記者作家。他們犯下的，其實就是以獨立的思想和做人的尊嚴，挑戰黨要控制一切的法西斯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習總書記親自選中的作家繼續為網友們製造新聞。著名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習總書記的最愛之一，網絡作家花某「應邀」出席，會後一句「中國引領信息時代的決心，已經是司馬昭之心了」，引來網友議論紛紛。花作家還不明白，網上報道說，花作家「認為網友沒有弄懂他的意思。他說，他並沒有使用錯誤的歇後語。他強調的是『司馬昭之心』的結果。」看來他連補考都沒及格。不過，報道還說，花作家的代表作《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已經聯繫好了出版社，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國的作家們，別臉上拉不下，你們也有機會的。 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最高當局要傳達的信息是，你們即使是人才，也不允許找我的茬，朕即國家，即使你們找茬找得有道理，那也是不可接受的，越是有道理越得罰。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團結那些批評過我們而且批評錯了的人，這是毛主席的大氣魄，如此「團結」過來的人最好用。毛主席沒明說但是用實踐教導過我們的還有，凡是批評我們而批評得正確的人，是一定要往死裏整，非整死不可的。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之所以凶險，恰恰就是因為擺到台面上，三位的批評是正確的。 在三案之後，中國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在監獄外面保持沉默，要麼到監獄裏面去保持沉默。 他們保持了沉默，「作家出版社」就可以出花作家的代表作了。司馬昭之心，典故確實沒有用錯，習總書記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沒文化不要緊，一樣可以「受邀」登上大雅之堂的，只要你好用，中央要的是示範作用，榜樣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很明顯，文藝座談會後，大牌人物紛紛跟上，作詩的作詩，演講的演講，可惜效果都不怎麼樣。除了這兩根幼苗繼續受到特殊保護培養外，其他人都還沒能進得了樣板團。這是為什麼呢？ 我給那些想跟上的人一點小小的提示。 習總書記接下了誰的班？你回答胡溫，那就錯了。習總書記接下的是毛主席的班，胡溫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警衞員通信員小鬼，在習總書記還在吃奶沒長大成人的時候，讓警衞員通信員暫時代理管一下祖傳家產是可以的。現在，紅色江山的真正接班人來了。 回想一下毛主席的時代，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習總書記了。 有人想不通，為什麼習總書記選了這兩位網絡新作家，而不選顯然更有才氣的司馬南、孔慶東等人。道理很簡單，這些人雖然能干，卻原來是有主子的。換主不是不可以，卻須得置之死地而換的人，才能忠心耿耿。輕易換主的人能靠得住嗎？ 為什麼不大大地提拔胡錫進呢？我可以大膽地預言，胡錫進沒戲，因為他兩張嘴皮子太能翻了，黑的能說成白的，而且能說得相當地漂亮。這樣的人能用，但不能重用，不是因為無能，而是因為太能。再說，這樣的人提拔了也起不到樣板作用。 搶著作詩的大畫家，做幾個小時報告談學習心得的二人轉演員，獻忠心猶如司馬昭之心。他們不僅不會得到重用，而且還有一點危險。不知他們是不是已經看出來了，習總書記和毛主席一樣，不喜歡出生貧寒而如今巨富的人。富可敵國的人要小心了，除非你是紅二代。 於是，習總書記選的就是兩位網絡作家這樣的人，不怕他們蠢，只要他們是真正的奴才。現在還只是兩個，以後將陸續拉起一支隊伍來。 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人才進了監獄，奴才上了殿堂，紅太陽就會升起來了。當年毛主席不就是這樣的嗎？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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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09:03 PM PST
在浙江「烏有之鎮」召開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已經成了國內外的龐大笑柄。人們在洞察了這次大會的1984性質之後，在編造取笑段子上傾注了極大的耐心，表現高超。比如，這猶等於朝鮮舉辦世界人權大會，局域網的世界幻想，等等。可取笑不代表取笑者的力量。 總的來看，不能以正常的標準要求烏鎮大會。這是因為舉辦者完全清楚它們絕對不符合「世界」「互聯網」這兩個基本準則，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圍觀者知道他們知道這一點。問題來了，既然大家都知道這是名不副實的互聯網大會，舉辦的目的何在？應該說，這是大陸試圖向世界互聯網世界推廣自定標準的嘗試，是希望將局域網標準加諸於互聯網之間，在世界標準上取得某種先機。因此，它也隱含著外交策略，頂著世界範圍內的譏諷，硬頂上。他們相信這樣做會有成效，也在耐心地等待起效。 評議這次烏鎮互聯網大會，重要的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展示了一個存在著先天缺陷的網路生態系統。它裏面可以做生意，像阿裏巴巴那樣；它有百度可以提供搜索，代替穀歌；它有騰訊可以供應「創新」，市值都不錯；更特別的是，它還提供「正能量」。 這次互聯網大會拉來了一些國際大公司作為陪襯，這非常符合主辦者邀請外賓觀賞成果展的心態。大會展現了一種基於淨化、可控、增進超大規模人群特權統治的網路系統──正是在這個系統之上，大陸提出了與世界互聯網對話的要求，並得出中國特色網路的理論。 為此，烏鎮網路大會上對議題做了預先設定。總的來說，就是對用戶權益決口不談，對網路生意大談特談，甚至大佬充當成功人士灌輸雞湯也是被鼓勵的。可以說，如果以符號學的分析工具看，烏鎮會議的每一個參會者都被賦予了功能，唯獨沒有普通用戶的位置。 所以，當馬雲在大談那些庸俗的人生哲理時，魯煒笑了；當周小平在緬懷正能量時，方舟子笑了；當馬化騰在暢談「連通一切」時，更多人笑了。一個拋棄了用戶權益的互聯網大會，哪怕不斷用生意經來壓陣，也還是掩飾不了它的空洞，以及虛偽。 大陸幾大網路公司的負責人都已經成為局域網建設的好手，馬前卒而已，卻甘於用商業精神、共富理念、契約等浮誇的說辭遮掩本次大會在價值觀上的匱乏──當然，在自幹五都已經被封作「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堅定踐行者」，大佬們假裝高潮也都是可以預期的。 有人會問，互聯網大會之後的未來是什麼？那取決於將烏鎮大會當成是起點還是終點。作為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烏鎮將全部的「家當」和盤托出，這就是「終點」了，未來不過是這些被限定的「生態」的重複與規模化。如果將重複的扼殺作為未來，也講得通。 當馬雲說不做紅頂商人時，他也許忘了整套局域網的遊戲規則都不在他的掌握中。這就是中國式互聯網的浮世繪，以前一直有，「烏有之鎮」將它精確地呈現在世界面前。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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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08:46 PM PST
人們都感受到，一場針對知識界的整肅風暴又已來臨，有人說這是習近平內部講話引發的，習走的就是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氏文革路線；有人說這是保守派刻意發起的，並非習的本意。體制內有無不同政見，我們現在無法核實，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習當政二年來，有關部門對網路與紙媒、知識界、律師們的打壓，遠超過江、胡時代。 現在打壓民運人士與知識界，最使人聯想到的是七十年代末的西單牆事件。 許多人對文革結束後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感覺是百廢俱興、意氣風發、自由開明，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中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但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尊重的知識與人才，其所指是科學技術方面的工具化人才，1977年5月，鄧小平在要求恢復高考時說「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所以要大力發展教育與培養科技人才，而鄧小平樹立的標誌性人物，是陳景潤，我們沒有看到有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入了鄧小平的法眼。 鄧小平是天安門四五運動的受益者，當時人們紀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人民日報開始思考如何總結天安門的歷史教訓，避免這樣粗暴踐踏民意的罪惡重演，黨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草根民主運動，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此篇評論員文章與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雄文，都是當時的標誌性文章。它們的出現不僅使這個時代有了理論高度或理論轉捩點，也使人們看到，國家政治轉型的希望。 在西單牆民運之初，鄧小平寬待大字報、小字報，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鄧小平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但西單牆延伸到大學（如北京大學三角地）、西單牆運動與工人維權運動開始結合，西單牆成為民主運動的代名詞，並開始提升理論追求，要求中國實施政改，進入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文明現代化即憲政民主），西單牆運動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熱點，一位署名江春澤（曾任國家體改委國外司副司長、發改委司長）的文章，寫鄧小平封殺西單牆背後的隱情，鄧基於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權，一度公開支持西單民主牆，而當西單民主牆前聚集的人數從一天七千人增加到二萬人時，當多地省委被申冤的民眾包圍時，鄧小平無法忍受了，這個時候，他沒有激流勇進，而是迅速退回到專政時代，以極權專政方式來求政治穩定。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月29日魏京生被捕。 中共內部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葉劍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胡耀邦認為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新的覺醒」，鄧小平從支持西單民主牆，到打壓民主運動，有一個過程，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對民主運動是工具性地利用，四五運動被他利用，知識界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被他利用來打擊政治對手，保守派提出的二個凡是，無非是更為堅定地守護毛澤東的思想與決策，但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呢，一直是政治改革不可逾越的高牆。 但胡耀邦卻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運動，據胡績偉回憶，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發言，公開表示了不同意見：「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作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成為烈士，是人們心中的烈士。」 胡耀邦的這番講話完全是預言，魏京生確實被塑造成了民運英雄，中共在打壓民主運動過程中，一直在製造敵人，塑造英雄，而像劉曉波這樣的英雄，已然摘取了諾貝爾和平獎。不幸的是，中共一直以製造敵人為自己的神聖使命，把好好的和平年代，做成了烽煙四起的戰鬥狀態。 比較一下西單民主牆事件與當前對公民運動與知識界的打壓，會發現歷史驚人的相似，甚至是其克隆版。 前面鄧小平剛剛說過，寬待大字報小字報，這是人民表達言論的自由，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有北京日報搶佔理論制高點，將人權拱手讓給西方，中國無產階級不講人權（現在呢，中國也開始講人權了，而且有官員說比西方國家還好過五倍），這使人想到什麼呢？高瑜因為在專欄文章中或接受外媒採訪時，涉及到批評中央領導人，公開中共的內部通知「七不許」，所以以洩密罪被拘捕，與當年魏京生待遇一樣，而將憲政與普世價值，說成是西方的東西，這與當年北京日報提出的「人權不屬於無產階級」一致，鄧小平公開表態寬待言論自由，而習近平也講過，中共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中共要依憲治國。 接著呢，就是警方對民運人士的掃蕩。當時還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凡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小字報及所有宣傳品，一律禁止公開，中共中央則轉發公安部黨組請示報告，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民間組織進行打擊，打擊的理由與現在所謂的尋釁滋事一樣，就是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等等，當年叫六項罪，現在警方概括能力強了，統稱之為「尋釁滋事罪」。 再後來就是群眾運動式地清除各牆面大小字報，當時的淨牆活動，現在呢，是淨網運動，是封殺博客與微博客，拘捕異議人士的手法，使用口袋罪的方式，與當年幾無二致。 西單牆觸及到了鄧小平的底線，就是點明了鄧是獨裁者，這令鄧無法容忍，所以四項基本原則大帽子就飛了過來，北京日報的聲音就覆蓋了過來，警方的棍子也就打了過來。那麼，現在的網路與大學教授們觸及到了習近平的底線嗎？習剛一上台，知識界甚至是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對待習新政的，因為習的家庭背景，因為習從政過程並沒有激烈的反民主憲政言論與行為，那麼問題出在哪裏？ 面對龐大封閉的中共政治體制，任何個體都是卑微的，強人習近平也不例外，他像一塊小鮮肉，被包進了體制裏。他必然完成體制化生存，首先要保住的是這條大船不翻，就必須依賴專政手段，舉著毛的旗幟，用著鄧小平的手法，在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狂奔。 難道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宿命？出了紅牆，就遭遇西單民主牆。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這些黨媒，一點不長記性，北京日報完全忘了自己說過的：人權不屬於無產階級，現在又在炮製憲政、普世價值不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不了多久，還會這樣說：中國的憲政與普世價值好過西方國家五倍。 西單民主牆是一面鏡子，習近平在鏡子裏看到了鄧小平的影子，還是毛澤東的幽靈在向自己招手？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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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11:14 AM PST
最近一个月来的大陆知识界可谓风声鹤唳。从《红旗文稿》的"国内阶级斗争绝不会熄灭"、"不能用法治代替专政"等文章的发表，到反西方、反"公知"的周小平、花千芳被奉为文艺座谈会的上宾，直至《辽宁日报》发表致中国大学教师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中国知识界面临着越来越逼仄的困境。 实际上，从中共执政的历史看，即使是在最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共赖以执政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又何曾放松过？腐败深入脊髓而政权牢握手中的现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强度和专政的烈度。因此，上述系列"亮剑"之举，其剑指"沛公"正是知识界无误。 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知识界实行以"喂枣"为主的收买策略不同，习近平治下实行的是对知识界"亮剑"的政策。从习近平上台伊始便露出剑柄的"七不讲"，到现今显露剑锋的公开信，整肃知识界的理由与根据都已齐备，只等一声号令。 当然，中共党内文革派的继钵者早就按捺不住，先开杀戒了。15日周六晚，浙江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烽在网络上不逊一个反对香港"占中"的"大V"，以"这叫地方自治"而表达了支持"占中"的立场，遂遭到网络围攻，最终迫使嘉兴日报表态"本报已对王垚烽开展相关调查，将依规处理"。网络之上，经审查而显现的网帖，对王垚烽这种所谓"端共产党碗，砸共产党锅"之举，几达人皆曰斩的程度。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同样言论已被处以治安拘留……由此看来，"吃饭砸锅"者起码饭碗不保。 如果把《辽宁日报》的公开信类比上世纪50年代反右开始时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60年代文革开始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似不为过。这些文章，都是一个信号，都是向大陆知识界开刀问斩的明确标志。有了这种信号，任何有政治经验的"端共产党碗"者，就必须按照共产党的政治正确原则，砸掉那些胆敢"砸共产党锅"者的饭碗。有了这种明确的信号，"端共产党碗"的为官者，就不能首鼠两端、息事宁人，而必须以砸掉"砸共产党锅"者饭碗的举动，来表明自己与党一致的立场；以牺牲政治不正确者的代价，来保住自己的官位。 如此，则阶级斗争、专政、公开信类的抽象文章，就成了问罪且问斩"砸共产党锅"者的具体刻度，成了"端共产党碗"之为官者的行动指南及其号令。而《辽宁日报》公开信之于知识界所以尤为凶险，就在其不仅归纳了当斩者的具体言论，而且还把不闻不问当斩者的作为同列为当斩之标准。这就无异号召"端共产党碗"者必须向其所定当斩者开刀。 其实，现今大陆知识界，虽经长时间改革开放，但在"六四"后的收缩景况下，言行犬儒化已日益蔓延，批评性言论早为稀缺资源，知识界本已不堪如反右或文革似的一击。不过，经网络放大了的知识界少数敢言者的言论，还是因其常识性与客观性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也正是这种共鸣，让那些自认发放饭碗者感到了某种威胁，因而在管紧网络的同时又采斩草除根之策。 知识界息声，粉饰盛世者就成了稀缺物。周小平、花千芳类不学无术者被抬上台面就毫不奇怪了。这也正像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文革派为显示文化革命的成果，不得不抬出天津周边农村小靳庄的农民诗作来充数文革伟业，比肩唐宋诗词。文革是历史闹剧一场，这一次呢？（作者是中国政治观察人士） 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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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4 11:07 AM PST
审判长、审判员： 当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因为正当合法的行为，而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时；当法院为了加罪于无辜的当事人，而不惜违法剥夺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法定权利时；当司法机关为了迫害一名致力于国家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无辜公民，而肆意违反和毁弃法律时，人们将不可能再对法律怀有丝毫的信任。 但法律的死亡，并不能免除我作为辩护人的职责。因为，我的无罪辩护意见，也许不能在这个秘密而阴暗的法庭得到认真对待，但却有可能在人类良知的法庭得到听取和审视。我相信，这个不公正的法庭可能施加于郭飞雄先生的罪罚，终将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庭嘉许于他的荣耀。 一、在实体上，郭飞雄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依照本案《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的内容，公诉人指控郭飞雄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是基于以下两项事实： （1）2013年1月6日至9日，与同案人刘远东、袁小华、袁兵等人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采取举牌、发表演说等方式，声援南方周末，主张新闻自由与宪政民主，事后，还在境外媒体发表多篇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的评论； （2）2013年4月初至5月初，与孙德胜、袁兵等人商议，并由孙德胜、袁兵等人实施，在武汉、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深圳、东莞等八个城市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辩护人认为，郭飞雄的这两项行为，均不构成刑法上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一）声援南方周末，主张新闻自由与宪政民主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91条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权威机关组织编写的刑法释义书的解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指纠集多人故意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破坏公共场所的秩序，抗拒、阻碍治安民警等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并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损坏、公私财物受到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行为。郭飞雄等人在南周事件中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1、郭飞雄并无纠集他人聚集的行为。在南周事件期间，数以百计出现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声援新闻自由的公众，并非郭飞雄纠集前往的。2013年初，由于《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违规篡改，南周内部一群有良知的媒体人，公开在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对此表示抗议。因此，才有那么多人自发前往南周报社门口，对南方周末进行声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由郭飞雄纠集前往的。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兵等人，和别的人一样，也是出于对献辞篡改事件的关注，自行前往事件现场的。公诉方提供的诸多证据亦表明，在郭飞雄等人首次到达现场之前，报社门口就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 2、郭飞雄并无起哄闹事，破坏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郭飞雄、袁兵、袁小华等人在南周事件现场举牌，或者对先行到达现场的人发表演说，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身对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理念的认同与支持，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为。公诉人提供的现场视频和照片，都可以表明，郭飞雄等人的行为，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为了扰乱现场的秩序；他们没有在现场起哄闹事，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损坏、公私财物受到重大损失等后果。相反，郭飞雄还一直劝说身边的人维护现场的秩序，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意愿和诉求。 3、郭飞雄并无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公诉方提供的现场视频和照片等证据表明，郭飞雄在事件现场停留和演说期间，并无任何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到他身前，向他出示执法证件，指出他的行为违反法律，并勒令他停止违法行为。因此，郭飞雄根本不可能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实际上，从2013年1月6日至9日，南周事件现场一直都有大量维护秩序的警务人员。当时，警务人员和请愿的公众都能保持冷静和克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事件现场的秩序。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郭飞雄等人的行为真的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犯罪，现场那么多的警察，怎么可能会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坐视不理，并听任他们的犯罪行为一直持续四天之久？ 4、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公诉方提供现场视频和照片显示，在南周事件期间，一直有一大群人举着"支持毛泽东思想"、"支持共产党"、"支持严惩汉奸媒体"的标牌，在事件现场表达自己的意愿。但这群人却并未受到刑事指控。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意见表达，支持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是犯罪；支持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却没事。司法机关在实施法律时，对持有不同政治态度的人，如此明目张胆地采用双重标准，这就难怪人们会认为：对郭飞雄的刑事指控，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 （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行为 公诉方指控，郭飞雄于2013年4月初，与孙德胜、袁兵等人密谋，计划沿辛亥革命爆发地湖北武汉出发，沿武广铁路一路南下，在武汉、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广州等8个城市进行"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一有罪指控不但完全不成立，反而还可进一步证明，警方和检方对郭飞雄等人拘捕、关押和指控，确实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 1、根据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孙德胜、袁兵等人所做的，只是在一些城市的风景点、广场等公共场所，三、五个人拉一、二条横幅合影留念，他们每次举牌合影的行为，也都只是持续一、二分钟而已。从警方搜集的照片来看，当时的公共秩序并未受到任何扰乱。因此，他们的行为既谈不上"聚众"，更没有对现场的秩序造成扰乱。 2、由于孙德胜、袁兵等人每次举牌合影，都只是持续一、二分钟的时间，并且是在警察没有干预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因此不存在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问题。唯一被警察现场发现的一次举牌行为，发生在岳阳市。当时，警察收缴了他们的横幅，并把他们带到派出所进行法制教育，然后便把他们释放了。在此过程中，他们并无任何阻碍、抗拒执法的行为，否则，岳阳的警察当时就不会仅仅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而是应该追究他们妨碍公务的法律责任。这样，也就不用等到广州警方来秋后算账了。 3、孙德胜、袁兵等人举牌合影的行为，是为了呼吁官员公布财产和敦促立法机关批准一项国际公约，这完全是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表达权和建议权。辩护人相信，若是这些人在合影时不拉横幅，或是只拉支持政府的横幅，警方和检方绝不会认为他们是在犯罪。但如果仅仅因为合影时拉了一条表达个人意愿、冒犯政府权力的横幅，就被司法机关指控为是犯罪，这不是政治迫害又是什么？ 二、在程序上，法院的审理有多项违法行为 （1）法院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制八个光盘的数据化案卷材料（包括现场视频证据、照片等），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在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案件中，现场视频、照片等材料，是最重要的核心证据。辩护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法定权利一旦被剥夺，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辩护。 （2）依起诉书的内容，袁小华、袁兵、刘远东与杨茂东、孙德胜是同案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属于"需要合并审理"的案件，因此这五名当事人的行为应当并入同一个案件中加以审理。更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的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只有首要分子才可能定罪，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人为地拆分审理，将无法准确认定各当事人所起的作用，因而无法准确认定谁是首要分子。 （3）法院要求辩护人必须使用法院所备电脑，不能自带电脑参与庭审，这一要求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是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一贯做法，属于对本案的特殊对待和对本案辩护人的特别歧视，足以让人怀疑法院的公正性。 （4）法院未依法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直接决定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代理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三、结语 尽管本案的证据和现行的法律，足以表明郭飞雄先生是完全无罪的，但如果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意外。 在一个由单个政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国家，一个宣扬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等宪政理念的人，对专横而自私的权力垄断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在一个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形同具文的国家，一个伸张、争取和践行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对嗜权如命、畏民如虎的专政统治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在一个动辄因言加罪、迫害无辜的国家，一个主张和声援新闻自由的人，对坚持党管媒体的言论扼杀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在一个贪腐遍地、苛政如虎的国家，一个大力呼吁官员公开财产的人，对横征暴敛、弄权自肥的当权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坚信，就算法院出于政治迫害的企图，判决郭飞雄先生有罪，历史也终将宣布他无罪。今天的有罪判决，只会让明天有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公权肆虐、正义沦丧的年代，有一个人始终无惧强权，不怕牺牲，为践行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甘冒矢石，奋力前行；他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不惜一再牺牲自己的自由；他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迎来光明的未来，不惜让自己走向黑暗的监狱。 他就是我的当事人郭飞雄先生，是一直努力要为这个黑暗国度点燃希望之火的光明之子。 辩护律师：张雪忠 2014年9月11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5, 2014, 6:21:18 AM1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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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Nov 2014 09:55 AM PST
如今，民主和領土統一的機會還存在，那就是達賴喇嘛堅持了幾十年的"中間道路"。如果失去了這個機會，那麼，未來在民主中國和領土完整兩者之間，你很可能只能得到其中之一而難以兩全。 中國政治改革前景黯淡，"民國熱"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改革已死，民國當歸"，這一觀點在中國的體制內外改革派中悄悄地流行起來。原來對政治體制改革抱猶豫態度的人，一個重要原因是看不到中國有任何政治異見能夠和共產主義抗衡，他們常問的是，共產黨要是垮了，誰能管好這個國家？當懷舊熱中漸漸浮現出民國景象的時候，他們突然發現，民國原本就不錯。要是全中國都像現在的台灣一樣，民主的大中華民國不就是自由民主人士追求的嗎？可以預料，只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仍然陷於困境之中，民國熱就將持續下去，"民國當歸"將成為真正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夢。 不過，這個民國熱裡，有西北西南邊疆民族嗎？有西藏問題嗎？ 民國和西藏政府無實質性關係 "民國熱"中很少有人想過，在中國恢復中華民國，是否包括西南西北邊疆非漢民族區域，很多人未經思考就認為既然民國倡導"五族共和"，西藏新疆就理所當然地包括在內。然而，民國歷史表明，中華民國和西藏，從來沒有建立過實質性的關係。 當辛亥革命消息傳到西藏，藏人就響應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號召，驅逐了清廷派來佔領和統治西藏的川軍，史稱"第一次驅漢"。當新成立共和政府宣布"五族共和"的時候，西藏政府正和蒙古政府簽訂互相承認獨立主權國家的條約，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這一"事實獨立"狀態，一直維持到國民政府退出大陸。西藏政府隨即驅逐了起聯絡作用的國民政府駐拉薩代表處，史稱"第二次驅漢"。 國民政府統治大陸的四十年，也是西藏政府宣布和維持自己獨立狀態的四十年，這一"事實獨立"狀態為國際藏史學界所公認。也就是說，國民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就沒有和西藏政府建立起"你情我願，你在我中"的上下關係，五族共和只是國民政府的一廂情願。如果說五族共和必須包括拉薩所管轄的西藏的話，那麼，五族共和就一天也未曾實行過。它只存在於漢族的國民政府願望之中。這聽來令人痛苦，卻是歷史事實。 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千方百計地要和西藏政府建立聯繫。一方面，利用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之不睦，善待和抬高九世班禪，操控九世班禪行轅的官員，意圖在機會來臨時令九世班禪取代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治地位。這一表面慷慨恭敬卻包藏禍心的做法，令西藏僧俗痛恨和鄙視；另一方面，利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弔唁和十四世達賴喇嘛靈童坐床的機會，派出代表團，用一些小動作來造成"中央政府主持靈童坐床儀式"的錯覺。國民政府達到了在拉薩派駐中國政府代表處的目的，但是西藏政府給英國同樣的派駐代表團的待遇，以表明堅持獨立的心跡。 在西藏"事實獨立"的四十年裡，西藏和國民政府的關係，不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而是國與國的關係。它們之間甚至發生過多次邊境戰事，簽訂過停戰協議。而國民政府的官員和知識分子，連哄帶騙地要讓藏人承認南京是中央，種種小伎倆，讓藏人留下了惡劣的歷史記憶。 國民政府的招降納叛政策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流亡政府宣布爭取西藏獨立，於是又不被敗退台灣的國民政府所待見。據研究西藏流亡史的權威林照真女士披露，"一些台湾情治人员以反对西藏独立为由，甚至在印度、尼泊尔等西藏游击队活动地点进行破坏"，"60年间，西藏流亡政府曾经尝试与蒋经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希望蒋经国先生能以开明立场公开支持达赖喇嘛。但最后蒋经国并未做此表态，流亡达赖与台湾之关系形同中断。当时，台湾仍然希望西藏议题能成为挑战中共统治大陆正当性的例证，因而还曾秘密招募流亡西藏青年在台进行武装训练，以便将他们空投西藏，进行各种敌后工作，而蒋经国正是训练班名义上的主任"，當西藏流亡社會出現裂痕的時候，台灣常常及時招募对西藏流亡政府或达赖喇嘛心怀不满者，委以高官頭銜，資金物資利誘，利用來為"統一的大中華"背書，"1969年时， 台湾方面还找了几个流亡官员成立"噶厦"（西藏内阁），形成噶厦双胞案。" 這種做法是何等惡劣，對汪偽政權尚有記憶的中國人，只要將心比心就應該理解。在藏人反抗暴政遭受殘酷鎮壓，民族領袖帶領族人流亡，在異國他鄉艱難生存、追求自由的時刻，你們自己已經敗守孤島，卻還要在藏人中間製造分裂，另立中心，誘騙不明底細的藏人接受，只要這個中心承認你們是中央。 這種做法又是何等拙劣。台灣國民政府的一群主事者，根本不了解藏地文化，不尊重藏人心理，只會以漢族小人之心度藏人靈性之腹，一有機會就想在藏人中另立傀儡領袖取代藏民族真正的傳統領袖。這種做法是1959年後中共對待藏人的核心政策，用班禪來取代達賴喇嘛，用少數民族幹部來取代藏地喇嘛僧侶。而國民政府裡的一些人，思路和做法與中共一脈相承。台灣蒙藏委員會一貫在西藏流亡社會招降納叛，流亡藏人稱台灣是西藏流亡社會的垃圾桶，早期來台灣的流亡藏人幾乎都是背叛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 幾天前，台灣又傳來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國民黨立委吳育昇發表了對達賴喇嘛來台的看法，表示達賴來台算是「回到中國」，可以安排和班禪喇嘛見面，說這樣不會開罪中共，達賴喇嘛和中共認定的班禪見面，其意義不下"馬習會"。這種企圖玩弄藏人、操控西藏問題的計謀，說明深陷於中華大一統思路中的國民黨人士，脫離現實落後時代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民國熱其實是民主熱 民國熱其實是大陸民眾對民主生活的渴望，"民國當歸"則是對"民主當立"的一種探索性訴求。如今的台灣國民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台灣是民主社會，但是，未來民主的中國，並不是延續國民政府的狹隘西藏政策就能解決西藏問題的。鄧小平曾經說過的"除了獨立，一切都可以談"，在未來不一定能被全體藏人所接受，因為事實證明這一原則在具體實施中剝奪了藏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未來中國必須承認各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必須公開表明，"民族自決，獨立也可以談"，否則，你就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既要民主，"獨立也可以談"，又要讓飽受欺凌，浸透血淚的西南西北民族地區心甘情願地留在中國版圖內，民主的中國必須真正地善待非漢民族，讓非漢民族自己想要留在中國，趕都趕不走。這樣的可能性有嗎？請沉浸在民國熱中的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主張。如今，民主和領土統一的機會還存在，那就是達賴喇嘛堅持了幾十年的"中間道路"。如果失去了這個機會，那麼，未來在民主中國和領土完整兩者之間，你很可能只能得到其中之一而難以兩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6, 2014, 6:18:35 AM1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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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4 11:26 AM PST
达赖喇嘛每年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举办佛教法会，传授的佛法如涓涓溪流，绵绵不断地传入中国大陆。相信有朝一日，将在中国大陆催生出无数慈悲之花，荡涤近百年"阶级斗争"的戾气，还华夏大地一片清明世界。 11月2日，正在北美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曼哈顿中心举行了一天法会。曼哈顿中心七楼两层的大会场里座无虚席，一千一百多来自北美各地的佛教徒参加了法会，其中八百多汉人，其余藏人和其他族裔的佛教徒。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特为华人举办的专场法会。 佛法在西方的传播 达赖喇嘛说过很多次，他有三个身份：他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佛教僧人，又是一个藏人。这三种身份意味着三个使命和三种责任。作为一个佛教僧侣，他有传播佛法的责任，他坚信，佛教的哲学和修行能够帮助人们离苦得乐。他从幼时起就接受严格的藏传佛教训练，背诵佛经，熟知浩瀚的佛学经典。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达赖喇嘛，能从藏地修持最深的各派佛教高僧大德那里接受佛学传承。1959年，就在他被迫流亡之前，他在拉萨三大寺数万僧侣面前，经历严格的辩经考试，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的格西拉然巴学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中，他过着严守戒律、精研佛学的僧侣生活，在继承佛教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和全世界其他宗教领袖展开对话，倡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共处，共同促成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他还开展了佛学和现代科学的对话，获得众多一流科学家的尊敬，同时他提倡把现代科学引入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侣教育，革新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以带领藏民族走向现代化。几十年来，这一切取得了丰硕成果，达赖喇嘛被全世界佛教徒公认为一位最出色的导师。他每年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举办佛教法会，每次法会上，有机会聆听的佛教徒都从各地赶来听经，少则千人，多则上万。达赖喇嘛的公开讲经是各国佛教徒的盛会。 藏传佛教传入汉地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大陆佛教境遇悲惨，从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移风易俗"到文革的"破四旧"等运动，寺庙被毁，僧团解散，僧侣遭受批斗、凌辱和强迫还俗。改革开放后回归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普遍感受到精神上的匮乏，整个社会呈现道德废墟状态。最近十几年，在恢复寺庙，重建僧团的同时，中国政府全面控制寺庙和宗教组织的管理，公开声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寺庙的宗教职能当成包装，把寺庙办成旅游"景点"，收取高额费用；按照管理国家干部的方式来操控僧团，寺院戒律不严、出家人形象扫地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研佛法教理，寺院管理严格的藏传佛教成为佛教的一个亮点。很多汉人佛教徒拒绝"佛协"控制下寺院，不少立志习佛的人前往藏地拜师，学习藏传佛教。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举办的讲经法会常有汉人佛教徒参加，主办方经常配备汉语同声翻译，方便汉人接受尊者的开示。对于境内佛教徒来说，专程前往达兰萨拉拜见尊者、听尊者讲经困难重重，但每年还是有许多来自境内的汉人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就这样，达赖喇嘛和佛教大师们传授的佛法如涓涓溪流，绵绵不断地传入中国大陆。尽管中共不断妖魔化尊者，中国大陆民间却有难以计数的汉人佛教徒追随尊者，奉他为精神导师。 达赖喇嘛在这次讲经一开始就说到，从佛教传播历史来看，汉地佛教要比藏地佛教更早一点，所以达赖喇嘛称在场听讲的华人佛教徒是自己的师兄师姐，这次讲经是同门师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尊者曾多次说过，他此生的一大愿望是去汉地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另一个愿望是在中国内地为汉人举办讲经法会。200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寻找共同点"国际藏汉会议共识中，与会的各界汉人就希望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创造条件，让达赖喇嘛尊者"有更多的机会向各界华人宣讲他的价值理念，为华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提供机会"，希望尊者能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的道德重建，指导汉人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最近几年，境外汉人佛教徒早就祈请达赖喇嘛专为汉人佛教徒举办讲经法会。今年11月初，这场期盼已久的法会终于如愿召开，800多名虔心修习佛法的佛弟子们有幸在场接受佛法传承，并受菩萨戒，发愿此生为利益众生而精进不懈。 达赖喇嘛讲经的特点 法会早上9点开始，我8点就赶到会场，场外已经排了长长的队，大家在寒冷的风中缓慢进场。中午休息期间，为了不因安检迟到，大多数人放弃午餐，就在会场里休息。 这次法会，达赖喇嘛讲授龙树菩萨的《菩提心释论》。听达赖喇嘛讲经，就像大学生有机会聆听一位最杰出的教授讲授深奥的哲学课。达赖喇嘛从古印度佛教的渊源讲起，讲到古印度佛教的内外道之争，介绍和比较了龙树菩萨同时代及后来各派大师们的学说，然后逐段讲解《菩提心释论》的大意。达赖喇嘛用藏语讲解，他的中文翻译蒋杨逐段翻译成汉语。 达赖喇嘛特别推崇古印度佛教那烂陀学院的理性传统。他指出，佛教和其他主流宗教不同，不认为世界是有一个造物主创造的，也不认为有一个人格神存在，这个神的意志就是真理。佛教认为，应该通过对佛法的修持来认识实在的本质，这就是"空性"的概念，认识"空性"是摆脱痛苦而得到真正快乐的途径，为此就要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客观实在的真实。即使是对佛陀的教导，也不是盲从盲信，而是要经过检验，符合实在的真实才予以接受。所以，从寻求真知的途径来看，佛教和科学有相契的地方。而且，佛学不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自身，是能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依赖于和环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存在。这就是佛学中特别重要的"缘起"的概念。达赖喇嘛特别指出，理解这些概念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们不像日常经验那样一目了然，但是如果学过当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理解这些佛学原理就比较顺利。这是达赖喇嘛多年来和当代科学家对话的成果，是其他佛学高僧处都学不到的体会。尊者讲经还有一个特点: 在讲解艰深的佛教教义时，他不时会开个玩笑，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 讲解《菩提心释论》持续了上午半天和下午的部分时间，然后达赖喇嘛为在场佛教徒举行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灌顶仪式，并传授了菩萨戒。 这是藏传佛教中很重要的仪式。在藏传佛教中，灌顶和授戒仪式体现了藏传佛教特别强调师徒传承的特点。在历史上，藏传佛教的传承仪式只是师徒之间在寺院内部秘密举行，一般没有这样面向广大佛教信众的公开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在走出西藏之后，面对不同的环境，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宗教改革。在很多看似细小的地方，达赖喇嘛尊者在推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和去神秘化。他曾经说过，让佛法流传到世界各地，是符合佛陀教导的，因为我们相信佛教是有利于人的内心和平与幸福的，而利益众生是我们作为佛教徒的人生目的。 我相信，有朝一日，尊者在纽约对800多汉人佛教徒洒下的法雨，将在中国大陆催生出无数慈悲之花，荡涤近百年"阶级斗争"的戾气，还华夏大地一片清明世界。——原载《动向》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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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中国新疆判决维持无期徒刑——伊力哈木二审程序严重违规（附RFA报道） Posted: 25 Nov 2014 11:00 AM PST  2014年11月21日 北京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经过徒具形式的审判而于2014年9月17日以"阴谋分裂国家"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新疆高等人民法院既未公开庭审，也不受理他的长篇诉状，而是极不寻常地在伊力哈木被关押的看守所中开庭宣布判决。伊力哈木的律师未获充分通知而无法出庭聆判，只有伊力哈木的两名亲属获准出庭。 "判处伊力哈木无期徒刑是极度的不公正，"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由法院判决足见伊力哈木从未鼓吹暴力或其它违法行动，而是致力寻求为新疆紧张情势降温。新疆高院维持原判的做法，无异在伤口上洒盐。" 延续自伊力哈木1月被捕以来对该案高度政治化的审理方式，新疆高院实际上驳回了伊力哈木的上诉请求，也就是审查他对中国治疆政策的批评是否当真构成"分裂国家罪"。伊力哈木撰写了上诉材料，详细说明自己始终坚守学者角色与宪法权利，但未获法院回应。新疆高院的判决则仅限于确认量刑符合法律对分裂罪"首谋"的规定。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力哈木，2014年1月15日在北京遭警方拘留。新疆警方迅速将他移送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月25日，乌鲁木齐公安局透过网络发文指控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和"煽动民族仇恨"。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9月以煽惑、胁迫学生参与分裂活动，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以及接受外媒采访将伊力哈木定罪。根据伊力哈木一名学生的母亲，数名他的学生将于未来几周内出庭受审。人权观察仍旧严重关切他们在看守所中受到的待遇，以及他们能否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公正审判。 "倘若中国政府真心期望改善新疆情势，将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判处无期徒刑是绝对错误的策略，"理查森说。 查询详情，请联系： 【附录】 伊力哈木案二审判无期 当庭指判决不公 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本周五，二审法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伊力哈木闻判后，当庭指判决不公，法院没有查明事实，这是践踏法律。早前伊力哈木已经向律师表示，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将提出申诉。海外维吾尔组织谴责中国政府压制维吾尔人的政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今年9月下旬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他提出上诉。本周五，新疆法院在看守所作出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决。其代理律师刘晓原在上午12点接到参加旁听的伊力哈木大哥的电话后，向本台转述称："刚刚宣判，他大哥打电话跟我说，11点50分左右宣判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是处以无期徒刑，他们两位亲戚（大哥、大嫂）旁听。我问他们，伊力哈木说了什么，说伊力哈木听到宣判结果以后，认为宣判是不公正的，因为案件事实没有查明。他（伊力哈木）曾经说过，判决生效以后，他会提出申诉，家属也好，会提出申诉"。 在羁押中刚过45岁生日的伊力哈木本是中央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他于2006年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通过维族和汉族文字，讲述新疆真实的社会状况，成为汉族了解维吾尔民族文化、宗教的重要窗口。他因经常在该网站发表捍卫维族人权的文章，并转载相关评论，包括批评北京高压统治新疆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长期受到便衣监控。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伊力哈木将于今年年底之前，由看守所转到监狱服刑。刘晓原说："目前的判决刚刚生效，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一个月之内，他就会被送到监狱去，至于具体在什么时候提出申诉，在之前的会见中，他没有具体提出，但他说会申诉"。 今年1月15日，伊力哈木在北京住所公安带走，其后被押到乌鲁木齐刑事拘留。2月20日，被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批捕，9月23日，被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指伊力哈木为达到其分裂国家、寻求新疆独立的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撰写、编辑、翻译、转载百余篇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恶意攻击国家的民族、宗教、经济、计划生育等政策；煽动民族仇恨，鼓动暴力等。伊力哈木在辩护中表示，他一直以来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他提倡依法治疆，包括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法制，尊重人权。 刘晓原说，伊力哈木对此判决结果，早有预料："这个结果，伊力哈木原来已经预测到了，家属昨天还在问我，刘律师（判决）有可能改变吗，我说改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法院不开庭，结果还是这样"。 伊力哈木的好友胡佳对二审判决结果并不意外，但感到愤怒。他说："在新疆这个充满血与火的地方，有一个维吾尔人恰恰倡导的是和平，相互对话、理解，他是维吾尔的良心，有许多维吾尔人被逼成暴恐分子的时候，伊力哈木仍然在倡导和平和理解、对话，减少流血。现在却被中共维稳体制毫不留情的推进了牢狱，（说明）相互对话的方式，共产党是不接受的，维吾尔人所能发声的方式，只剩下暴力"。 总部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周五对伊力哈木上诉被驳回，谴责中国有关当局："伊力哈木案维持原判是意料中的事情，对他的审判完全是中国当局处于政治动机，法律只是形式。实际上是中国政府释放出信息，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根本不会改变"。 在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后，被选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出的本年度引领全球"百大思想者"名单之一。在宣判前，伊力哈木的妻子古再努尔曾要求到乌市旁听，但被法院拒绝。 （RFA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马平） 七名维族学生"分裂罪"乌市开庭 当局全面封锁消息  继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日前以"分裂国家罪"二审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被认为"涉案"的七名维族学生星期二也在乌鲁木齐市中院开庭受审。一位学生的律师为当事人作了无罪辩护，两位学生也自行作了无罪辩护。法官将择日宣判。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被二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之后。一同被控"分裂国家罪"的七名维族学生，本周二在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伊力哈木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当晚八点在其微信披露，"伊力哈木七学生案件庭审刚刚结束，择日宣判。一个律师作无罪辩护，两个学生作无罪辩护"。他还补充道，"以维吾尔文审理的女学生，情况不明"。记者当晚多次致电李方平，但无人接听。 由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无法得知七名被告人的最新情况。当局在起诉伊力哈木的案卷中，七名被告人分别是帕哈提、肖克来提、穆塔力浦、阿卜杜凯尤木、阿提克木（女）、阿可拜尔和罗玉伟（彝族）。其中留学生穆塔力蒲与民大学生阿提克木是一对恋人。 穆塔力浦是在今年1月15日，与伊力哈木在北京家中被公安带走的同一天，在新疆和田洛浦县家乡被国保带走。本台星期二致电洛浦县布亚乡派出所，询问穆塔力浦案是否已经开庭，公安表示，法院没有通知他们何时开庭。 记者：问一下，穆塔力浦的案件，什么时候开庭？ 公安：穆塔力浦？ 记者：对。 公安：你是哪儿的？ 记者：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想了解一下，听说周二开庭？ 公安：你要问法院、检察院，你问我们，我们怎么知道。 记者：他当时是从你们这里带到县公安局去的。 公安：那你去问检察院，我们不知道。 记者：开庭的事情，没有通知你们啊？ 公安：没有。 记者：他涉及什么罪？ 对方未等记者问完，就挂断电话。 穆塔力浦被捕当晚曾告诉本台，他是被洛浦县公安局多名国保叫到派出所，随即带上警车。他上车后曾给记者发出最后一条短信称，将被带到县公安局。其妹妹四月份曾告诉记者，从朋友处得知哥哥的案件被移送检察院，但始终没有进一步消息。同时证实哥哥的女朋友阿提克木也被抓走。女大学生阿提克木的家乡在阿克苏新和县。 24岁的穆塔力浦于去年7月15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境，前往土耳其继续学业时，被新疆警方带走扣押79天。其女友阿提克木曾多次向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护照，但被拒绝，因此在网上发表文章，为自己维权。 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当天，穆塔力浦举牌用四种文字敦促当局尊重人权，还他出国留学的权利。他当时对记者表示："首先人权宣言对不论是哪个民族、种族、国家，是全世界通用的宣言，而且中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国之一。我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对于我前段时间以来自己的人权遭到侵犯，想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的遭遇；第二，在世界人权日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宣言。" 记者周二致电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办公室查询，当天有否开庭审理相关案件。 记者：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开庭审理维吾尔族的几个人，涉嫌分裂国家罪？ 法院：这个我不太清楚，你要是问的话，你看一下相关信息好吧。我们这里提供一般的查询。 记者：今天有没有开庭，您都不知道啊？ 法院：不太清楚，我们这里人比较多。 记者：开庭一定公布吗，在网上可以看到吗？ 法院：这我不太清楚，请问你是哪里的？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法院：我们这儿还没有（开庭），我们这儿只承办比如说，书记员，法官的电话。 记者：分裂国家罪是开庭，还是不开庭审理？ 法院：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参与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伊力哈木的妻子古再努尔在本月中旬曾告诉本台，被捕的民族大学研究生帕哈提的母亲曾告诉她，法院通知请律师。她说："（11月）12日，有个家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的孩子好像快开庭了。他们现在已经请律师了，等开庭"。 古再努尔表示，被起诉的学生中，部分人家庭困难，难以负担律师费："他们里面有些孩子有困难的，有农民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上述七名被告人被控参与伊力哈木组织的分裂国家集团，从事分裂活动。对此伊力哈木否认全部控罪，12月底之前，伊力哈木将被移送监狱。其代理律师刘晓原周二对记者说，暂时还没有确定为当事人提出申诉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这么快，现在人都还没有去监狱，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根据中国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RFA特约记者 乔龙 责编 胡汉强/吴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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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7, 2014, 6:13:15 AM1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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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Nov 2014 10:57 AM PST  上周重大新闻事件不少，从央行减息，到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发展，以至普京的困境，都很值得一评。不过在我看来，相比之下，没有一个新闻事件比《辽宁日报》致信全国高校教师引起的反弹意义更重大、更深远。因为此次事态的发展对判断中国未来的走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严肃思考的人对中国的未来深感迷茫。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会不会走向黑暗，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奴役制度，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一党专制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个假设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中国经济减速，中共是否就一定混不下去？第二，若中国经济崩盘，宪政民主是否就一定能走上轨道？要令人信服地讲清楚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共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世界经济。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能给中国失衡的经济增长带来某种惯性支持。最近各国央行先后再度放松银根，以及中国大量倾销钢铁，推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这种惯性存在的表现。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崩盘的可能。问题在于，由于中共对社会自治的系统压制，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溃败，经济崩盘必然伴随著政治和社会危机同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量不可能在一夜间成长起来，这就会大大增加实施宪政民主的难度。因为宪政民主的重要条件，就是各种利益，包括地方、阶级，以及产业和职业有一定能力实现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和利益博弈的理性化。 正因如此，习近平大力反腐带来了一种期待，那就是面对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当权者会选择理性的变革之路，创造一种有利于对话和协商的政治氛围，让文明的政治游戏得到发展机会。但无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这种期待。尽管如此，中国知识精英中选择支持习近平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知识人迷恋"明君"的顽固传统，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那就是很多人看不到自下而上改革的力量和可能。 习近平不仅也看到了这一点，从而激发了他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而且，出乎许多人意料，他选择了明显具有"毛式"风格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习近平的想像力之所以令人大吃一惊，是因为人们以为这样的选择无异于政治自杀。从去年初的"南周事件"，到后来的"七不讲"，直到系统打压公知，围剿南方报系，习近平不断升级意识形态反击战。此次《辽宁日报》事件，是最新的一次升级，也是打击面最宽的一次，矛头指向了所有敢于在课堂上批评中共的高校教师。 这次升级，遭到了知识人的有力反击，也引发了"五毛党"更加疯狂的攻击。有迹像表明，"五毛党"正在把这场斗争继续升级为一场"砸饭碗"的迫害运动。一些直言批评当局的人士，已经遭到解职的惩罚。那么，"五毛党"的疯狂，是否意味著习近平政治路线的成功和胜利呢？我并不这样看。除了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高压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冷静，我认为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没有多少青年人支持习近平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这与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你可以说，这是因为青年一代政治冷淡，我认为这至少证明青年一代对习近平的这一套话语游戏不感兴趣。 这种情况让我想到文革中出现大批逍遥派的那一段历史，对今天或许有参考意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没有文革，难有后来的改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迫使中国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反思。没有这样的集体反思，改革是不可想像的。今天疯狂的五毛党，就如同当年掌了权的群众组织头头一样，以他们反智和反理性的言行，迫使每一个正常人去思考，这样荒唐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集体反思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大规模的反思是不会发生的。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言论相对宽松的年代，习近平似乎下决心要终结这个环境。不论他能否做到这一点，他都无法阻止人们独立思考，也无法阻止人们私下自由交流和交往。因此，中国人进行反思的信息环境是文革不能比的。如果说，文革的反思催生了改革，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五毛党"的疯狂，将有助于催生一个理性的新中国。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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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Nov 2014 10:55 AM PST
雨傘運動到了現在陷入了僵局。留守的氣氛下沉，在場的人心忐忑，瀰漫着無形的壓力。壓力愈大，留守的人愈想突破，要將運動升級。到了這疲憊的狀態，誰都知道要升級我們沒有鬥志沒有魄力再衝刺多一次，而留守的前路卻一片茫茫。 這幾天金鐘醞釀着的話題總是行動升級抑或暫時撤退？說升級的人也知道，那天衝擊立法會打爛了玻璃窗有一人衝入裡面，揮手激昂地叫其他人也跟着衝入去，卻沒有人響應。那些都是走在衝擊最前、最激進的抗爭者了，在最緊迫的時刻，也沒想過要進一步挑戰法律，而我們又不能用暴力，升級何處找去路？ 誓死留守嗎？最少要等四五月立法會否決了人大8.31方案，再給政府幾個月時間工作到八九月才會有答案，而答案多數是無結果的。我們可以留守到多久？而且政府放軟手腳在死拖，我們不就自投羅網？正如我們帳篷亞Pat說，三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我們不可能在這裡繼續留守而得到成果。我們就是留守到潰不成軍，北京也不會讓步。再這樣守下去，到手停口停的留守者要回去上班，要上學的學生再也不能缺課了，加上冬天來時單薄的帳篷會很冷，尤其晚上留守更辛苦，潰散的局面不難想像。 我們獲得了許多他們也知道一個戰役不是一場戰爭。這場抗爭運動假若是一場戰爭，必須有不同的戰役。我們應將這場運動分成不同的戰役階段來進行。這一次我們完成了第一階段，我們挖出了香港人的正義感，尤其年輕人進取、勇敢、堅毅不屈、和平和自愛自律的高貴品質。我們足以自豪，也讓只顧搵錢的香港人重拾自信；我們建立了一群學生領袖，我們以後有了聚焦群眾運動的領導人；同時我們建立了群眾自發、自律、和平的大型運動機制。下次大台一有號召，透過社交網絡，我們幾小時內互相安排，一擁而上，又是另一個運動；到了緊要關頭，我們隨時會有二十多萬學生和市民眾志成城即時參與佔領運動。這是多強大的群眾抗爭運動！這對世界輿論是震撼，對渴望普選的香港人是激勵，對北京的世界形象是損耗，北大人多少也有壓力。我們這運動全世界傳媒報導，令世人關注我們被專橫無理擄掠了《基本法》賦予我們普選的權利，同情和支持我們爭取真普選。這是多強大的影響力！我們的和平自律讓我們站在道德高地上，「佔中」成為了我們強大的道德武器。 如果我們相信道德力量衝擊下，正義一定勝利，我們便一定勝利。這次雨傘運動賦予我們的最大的勝利是我們的抗爭使我們對爭取真普選有了希望。希望是無價寶，我們得到了！我們這一戰役已完成了巨大的成就！我們足以自豪。要是現在雙學三子攜手帶領我們集合有佔領的廣場，昂然闊步暫時撤退，這身影多麼漂亮！ 保存實力 捲土重來現在要是撤退，我們要為下階段的運動設備機會。我們要求政府在立法會否決後到某個時間要給我們答覆，如果沒答覆或這答覆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再發起佔領行動。我們現在保留實力，待必要時捲土重來。如果我們死守到最後潰敗的不只是我們的人，還有我們爭取真普選的道德力量。這力量我們萬萬不能消耗。 很多留守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也實在疲倦了，都想回去過正常的生活，就是過不了這一關：我們不可能斗零都拿不到就撤退。 我們沒有從政府手裡拿到什麼，但是我們自己卻完成了許多，獲得了許多，更有了個很輝煌的開始，以及使我們對將來有了希望，這不就夠了嗎？ 羅馬非一天建造我們要真普選，但我們不可能將真普選斬件分段，一個斗零一個斗零賺回來。根本沒有斗零的民主。我們只可能將我們的運動分成不同階段。每一次我們的權利被踐踏，我們衝擊政府，引發世人同情，輿論支持，對政府和北京多少有壓力。我們逐步增加壓力，逐步向前，直至最後爭取到真普選為止。他們明白這道理，但是，他們就是過不了條氣唔順這一關。 堅持不撤退的人仍堅持同樣的原則，但我發覺這幾天他們的語調和氣氛有了微妙的變化，而且談這話題的人也愈來愈多，這是凝聚共識的好時機。今天，連沒有香港人懷疑他的智慧和忠誠的彭定康也勸我們考慮撤退了，這不值得我們三思嗎？ 現在有人看到運動陷入低潮，想乘機混水摸魚。他們以激進派混進來，以突破僵局的藉口來煽動熱血人士以暴力衝擊政府。這些別有用心的人，是不想我們有個完美的收場，是要為我們的運動製造爛尾。爛尾了，我們的鬥志和道德力量也被消耗了，我們就再沒有捲土重來的力量。這些人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是壞人你都會這樣想。 政府一定知道，我們不斷的運動衝擊，對他們是極大的困擾：這樣的香港是無法管治的。這問題他們要解決，就只好給我們真普選。但是，我們不能期望一蹴而就，一擊而中，連續不斷的衝擊加起來才是最大的衝擊！我們不能一次就將自己用到盡。這不是一場比武，這是一場長期的鬥爭，比武一場定輸贏，鬥爭是長期的努力。 謙卑無敵但是，學生不是三十歲，他們年輕，他們有更大的理想，也是這樣使他們比我們有更大的力量。然而在這僵局模稜兩可的情況下，他們也更迷茫，更不知所措，因此他們不知進退。直到他們不再迷茫，找着了這運動將來的方向，他們才有可能知道自己該怎樣做。 然後，突然你聽到學生和年輕的留守者談論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這些學生領袖愈來愈多。噢，你發覺，他們是在為這運動找出路。他們是被學生領袖感召而來「佔中」，現在局面模糊膠着中，他們迷茫，他們需要感召帶領前面的去路。這時刻他們向學生領袖仰望，希望前面找到點光芒。這是運動士氣低落的時刻，因此是最需要領導者挺身而出的時候。這運動到了現時的僵局，正好是學生領袖發揮領導和承擔的時候了。黃之鋒、周永康和岑敖暉等學生領袖，你們最大謙卑是接受歷史選擇了你們，你們應該勇於承擔歷史責任，帶領我們走上漫長的路！ 黎智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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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Nov 2014 10:45 AM PST
习近平刚执政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海内外都曾为这句话大声叫好。然而两年后，人们没有看到权力被关进笼子，而是看到批评权力的温和派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笼子。 在这些温和派知识分子中，有推动公民运动的律师许志永，有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有人权律师浦志强，有独立记者高瑜，有营救陈光诚的义人郭玉闪，有香港书商姚文田，有81岁异见作家铁流等人。最近，又有数十人因声援香港占中而被拘。他们当中，有的已被判了重刑，如许志永被判4年，姚文田被判10年，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浦志强、高瑜，郭玉闪等人也都面临著凶多吉少的审判。 这些温和派人士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我们先看看以下几个案例。 许志永的公开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实际罪名是推动新公民运动，监督中共权力。新公民运动要求赋予农村学生平等权利，要求官员公开资产，试图通过公民社会来约束权力。这些要求本来符合中国《宪法》，但共产党把这些温和而合法的主张看作是对党的挑战。 高瑜的公开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早在高瑜泄密之前，所谓的"国家机密"9号文件的内容就已在互联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高瑜若获罪，那些最先披露这些秘密的地方政府和左派，是不是更应被制裁呢？《纽约时报》看到的9号文件版本，被四名接近中共高级官员的消息人士证实，这和高瑜有什么关系？高瑜的真实罪名应当是，她在国际媒体上发表文章，揭示了中共的黑箱政治，使当局恼羞成怒。 浦志强的公开罪名十分复杂，可能有好几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或"分裂国家罪"。他在昆明事件后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言论，成为检察官起诉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的重要罪名。警方已于11月13日将浦案移送检察院，罪名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等。浦志强可能会被重判。 已经被重判的伊力哈木，罪名是"分裂国家"。新华社称，伊力哈木以"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授课传播民族分裂思想，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伊力哈木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这真是匪夷所思！一介书生在课堂上讲课，就能分裂国家？几个学生加入网站，就成了"分裂国家犯罪集团"？笔者自从2008年起就开始关注伊力哈木，对他的观点并不陌生。他一贯反对暴力，不赞同疆独，努力化解维汉矛盾。这样的温和派也成了当局的敌人。 姚文田的公开罪名是走私工业化学品，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出版中国异见人士、流亡学者和中共前官员的作品，惹怒了中共当局。铁流的公开罪名是"非法经营"和"寻衅滋事"，而他的真正罪名是自己印刷一些右派和前官员的回忆录，及在网上和刊物上发文，批评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 以上六个案例表明，这些温和派知识分子实际上犯的是思想罪、言论罪、集会罪、出版罪，是批评党和习近平的罪。当局不能给他们直接定罪，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宪法保护的，于是他们就用五花八门的名义，把他们统统关进了笼子。 用站不住脚的罪名判这些敢言人士有罪，证明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笑话，把权力关进笼子，只是一句假话。习近平口中的笼子，应当关的是膨胀的党权，而不是批评党权的人。 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时曾说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党内高层曾有人赞叹他有胸襟。现在我们知道，他当年的那点胸襟，已经全然不见。在短短的两年里，他下重手整顿的"鸟林"，如今差不多已是万"鸟"齐喑。 中国朝野都知道，习近平想做一番大事。但习近平现在的视野和胸襟把自己捆绑在救党保权上，缺少对历史大势的正确判断，故很难成就一番大事。而他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却难逃被历史清算之命运。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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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Nov 2014 10:23 AM PST
我的书最近被禁，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包括美国高等教育杂志，都已经报道这件事情，网上报道的也很多。所以我知道许多中外记者电话讨论这件事情。我最早知道他们要禁我的书是国内网上通过出版社传来的条文。这五条中间有两条都是以我的名字开头的：第一条就是讲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张千帆、陈子明、徐晓等人作品不予出版。我在中国出版了很多书，现在大概不能再出版我的书了，大概也不可能再在杂志报刊上出现我的名字，写的文章。中间有三条都是关于宗教，我就免去不谈；第五条特别提到我，第五条是说余英时、九把刀两位作者的书全部下架。 中共做这个决定的是一个机构，叫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局。这个广电局当然是属于他们直接控制的一个官方机构。因此我又得到第二种消息，第二个消息是国内的朋友有些是从网上传来，还有出版社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很可信的。 这个可信的报道表示说，他们在第一个五条之外，电话通知不见文字时说，你们大概书还可以卖，不过不要声张。当然这书是说已经印出来的书，以后这书卖完之后不准在印了，所以我的书在各地，如北京的三联书店门市部还在大量的卖我的书。四川有个朋友刚刚去做演讲，在书店里看看，我的书也还在卖，所以可见在共产党里面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认为我应该严格的加以惩罚，所有的书一概不准出现；但是在网上又是另外一会事情，现在我所知道的是网上卖我的书很活跃。最值得注意的是价钱的提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不是铁板一块。不过基本上倾向于对我的一种惩罚，大概是党内一致的。这个当然是共产党并没有把理由说出来为什么。 外面许多揣测都是因为香港闹事的时候我说过话，因为刚好在9月27日那一天是香港的新亚书院，我的母校请我做65周年的学术演讲。讲的是新亚书院跟人文精神，并没有涉及到香港的占中和抗议这一套，那个讲演是电视里直接和香港面对面谈话的。 香港选特首是不是应该一般老百姓如果符合章程，也可以提名竞选？不能都由中共官方指派的人才能选举，原则上我是说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西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传统，就是说士大夫对社会有责任，看到不平的事，是应该站出来的，我的评论只是到这里为止。我并没有鼓动大家去占中或者采取什么行动，因为行动的事情我是一概不问的。可是，经过书的事情远远发生在9月底以前，这个事情恐怕7、8月已经在酝酿中，所以我不认为香港的抗议占中和我的发言是这次提出禁书的一个个真正的动机。 从习近平最近的整个动向来看，习近平是要加紧控制，对任何 不同的意见都要加以限制，所以现在国内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朋友都告诉我，最近控制的非常严格，许多话都不能说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大的政策之下要禁我的书，书不准出版对我讲来说也是一个荣誉；换句话说，我对共产党对禁我的书的这件事，我不觉得沮丧，好像我受到打击，我还觉得这对我是个无形中的鼓动，无形中把我的影响力扩大了，我本来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我在国内只是学术界的有些人注意我，书卖的很多，书出版的数量也很大，但都是学术的东西。我的对于共产党的评论，都是通过像自由亚洲电台来发表的。所以我退休后基本没有写政论文字，所有台湾的报纸杂志和香港的报纸杂志的约稿我都尽量的推迟，除非万不得已写短篇，很少谈政治，所以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基本上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我最后一本书是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那就是《论天人之际》，讲中国思想的起源，纯粹是学术的。 我的一生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希望历史文化传统能尽量通过中国原始的文献做客观的研究，慢慢地从小到大。所以我发表了若干对中国整个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有一个整套的看法和意见。对共产党不可能有任何的妨害，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利用文化的民族主义，到处表示要恢复中国的儒教传统，甚至认同儒家。包括习近平最近若干次表示对仁义礼的尊敬，表示对儒家恢复继承和发扬种种。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真正研究儒家几十年，我虽然不是儒家本身，儒家有许多价值我还继续接受，继续认同。儒家之间有许多价值跟普世价值是相通的，并不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我的书禁掉，对他们讲只有对自己有个愤慨，而不是对他有什么好处。 问题是现在习近平跟其他的中共做第一把交椅的领导人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最要紧的是要党不能失去权力，一党专政必须把握住，一涉及到批评，共产党就不要儒家了。所以共产党要的儒家就是三从四德直系的儒家，完全听命与中央的儒家，所以是一种伪儒家，可以说是被歪曲的儒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一直造成灾害的儒家。我们五四以后，甚至五四以前已经开始了，反对儒家的人基本上是从这个地方着眼。我们对儒家要分开看，一个是儒家本身；另一个是被利用的政治上的儒家。所以共产党禁我的书，事实上使得他们政权的性质表现得更清楚。他们要的不是对知识或者真理，或者对道德本身有什么取舍，而是要维护他的一党专政。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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