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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8】 胡平:当局是曾打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吗? Posted: 胡平:当局是曾打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吗?作者: 胡平![]()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年3月的那次探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才把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和心脏病,她的弟弟被判重刑,她的父母相继过世等事情告诉刘晓波。刘晓波获悉后非常震撼,为了刘霞的身体,决定同意跟刘霞以及刘霞的弟弟刘辉一道出国。于是刘霞写信向当局申请,由刘晓波及弟弟刘辉陪伴自己去德国治疗。 不少人对此感到很困惑。他们弄不懂,刘晓波怎么能以妻子需要出国治病为理由,要当局把自己也从监狱中放出来和妻子一道出国,而且还要带上也是被判重刑的妻弟同行呢?一个仍在狱中服刑的犯人凭什么会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是的,乍一看去,刘晓波的这个要求太高了,高得超乎常理。但是从刘晓波和刘霞当时的角度,他们提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因为在当时,刘晓波和刘霞都以为,当局是巴不得把刘晓波流放海外的,只要刘晓波愿意接受流亡,当局就愿意做出让步。这说明,刘晓波先前确实得到过当局的某种明示或暗示,希望刘晓波能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西方;唯其如此,刘晓波和刘霞才会认为,如果刘晓波同意流亡,那就是对当局的一个大让步,因而就可以换取当局也作出让步。早先,我不止一次听到传言,说当局愿意把刘晓波放逐海外。现在看来,这种传言是真实的。 在2008年刘晓波被捕前最后一次采访录像中,刘晓波谈到,在1996-1999年他被判劳教期间,他本来是有机会免除劳教,离开中国到西方的。刘晓波说:"98年,克林顿来访,中国政府找我(刘晓波)谈过,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去。我实话实说,如果你们真给我判十年以上,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我可能还会考虑。实话实说这个三年,我已经过了一半了,还剩下一年半时间,怎么我也能挺过去。" 估计当局也听到了或了解到刘晓波的上述思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局要给刘晓波重判11年。因为当局的目的就是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当局以为,如果只判三五年,刘晓波就会坚持坐牢;如果重判十年以上,刘晓波就会考虑,是不是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流亡海外算了。 可是当局打错了算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1998年的刘晓波,如果被判刑十年以上,多半会同意接受流亡;但2008年的刘晓波,哪怕被判重刑,却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接受流亡。 从1998年到2008年,刘晓波的思想和境界有惊人的提升。2000年1月13日,刘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信里写道:"......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两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2002年,刘晓波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文中讲到,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为反对派本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义资源和组织资源。刘晓波深以为憾的是,在中国,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历史本来给予某些人成为这种象征性人物的机会,但由于他们的这种那种弱点,他们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致使中国始终未能产生像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刘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道义典范。这就意味着,早在2000年,刘晓波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命运把成为这种道义典范的机会或曰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尽力承担。 我们可以推测,当初当局给刘晓波重判十一年,其目的是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当局一定不止一次地向刘晓波透露过他们的这一意图。只是都遭到刘晓波的拒绝。到后来,当局放弃了这种意图。当局害怕刘晓波坐穿牢底,活着走出监狱,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于是转而采取了极其恶毒的手段,使刘晓波被肝癌。但刘晓波本人和刘霞都并不知道当局已经改变了做法。今年3月刘霞探监,将家中变故和自己的病情如实相告,并转述了医生的意见:除非彻底改变环境,否则她的病情不可能缓解。可以想像,这对刘晓波是何等的震撼。11年的监狱已经坐了9年,刘晓波有足够的毅力把余下的两年坐满,但是刘霞还能熬得过两年吗?还能让刘霞再熬两年吗?在这时,刘晓波和刘霞都还以为当局仍然巴不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于是,刘晓波放下了把牢底坐穿的坚持(已经坚持了9年!),转而同意陪刘霞出国就医。这就有了文章一开始讲到的事情。然而紧接着,在5月份刘晓波被告知肝癌晚期,随即被保外就医。这时,刘晓波明确表示他愿意和刘霞一到出国治疗,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土地上。可是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仅仅一个半月,刘晓波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刘晓波未能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刘晓波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巨大的道义典范,比之萨哈诺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姬鹏都毫不逊色;而刘晓波的死亡更使他永远定格为伟大的殉道者。在 《人的条件》一书,汉娜.阿伦特写道:伟大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最高行动之后不再活着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自己的身份和可能的伟大性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因为,他已经"从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可能的结果和延续之中,撤退到死亡里面去了"。一般人总是想,当将军的,能身经百战而又全身而退,最后在家人环绕下寿终正寝,那该是何等完美的人 生!可是当你读到东汉名将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你不能不承认,那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还葬的男儿,才是更震铄的男儿形象。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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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李海:落泪,为我的朋友刘晓波作者: 李海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856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那个晚上,他暴死在见不到天日的囚禁中,至死也未能被许可来到太阳底下,也没有呼吸到哪怕一口自由的空气。
他的死,其猝然而至与出人意料、其悲惨和恐怖、其草率而无情的了结,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他在漫长的囚禁中,究竟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此前的监视居住,他是否也遭遇像709那样的酷刑?如此等等,他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我们了。
耶稣在他最后的时刻,喊道"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他知道他会复活。而晓波死的时候,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帮助他,只有他正在被投向的、最深的黑暗。这是何等的绝望!我们都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力。他的绝望实际上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经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他所遭遇的。
有自认为信神的朋友,他对晓波的论断,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晓波的遭遇,只是"人的成功","是完全属于魔鬼性质的,与造物主的荣耀见证没有丝毫关系"。你怎么知道的?如果神真有他的安排?
他只是将自己理解的、也就是从他人遗传而来的某种神学话语作为尺子去轻率比量,而居然看不见他本来应该追随的神,所明明显给这个时代看的真实作为。正如耶稣所说,你们如果真的瞎了就没有罪了,而正因为你自以为看见,所以罪是推不掉的。神的代言人,岂是说自己是,就能够是的吗?以旁观者这样那样的妄测,用人头脑中被遗传而来的标准去论断,那就是在属灵问题上的骄傲,是最大的罪,按照耶稣的话说,唯有这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
一个人作为个体的形象,是在每时每刻以他的言行表现,用工笔勾勒在旁人的眼目中,它充满了细节,表现出他独有的特点。而人的历史形象,却是在忽略了他的个人性的一切细节后,用他的主张、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特别是他的遭遇,用如椽大笔涂抹在时代的背景上。所谓神来之笔,正是使用本来根本承担不起的渺小个人、用烈火辉煌的光照投下巨大的影子,给万人看他的意思。而在这个人,就是用他被焚烧般的巨大痛苦。
在他死去的时刻,在天上,我们亲眼看到那罕见而奇特的景象显现出来,看到那连续不断的闪电出乎天幕,听到像鼓声一样持续不断的隐隐雷声。如此的巧合,在他被焚烧的那个早晨又出现一次,彻夜,在黑色天幕边连续不断的闪电,像他远去的脚步。这使得人们不能不思考关于灵界的事情。在中国传说的传统中,要有多大的冤屈才能如此感通自然呢?
晓波是在个性上开朗热情的人,他活跃的社会生活恰逢中国的大时代,使得他拥有许多朋友,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悲壮死去,不可避免地会打动许多人的心。而我,从来没有细想过我自己算不算他的朋友。他怎么看待我,我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确认他在我内心的位置。跟着老鼠,我吃过他的许多次饭。饭不错,而每一次都没有掏钱。在饭局中,他议论风生,活跃着思考,对于刚刚出狱不久的我,只有忙着吸收消化,没有能力做出定论。因此起到的主要是对我本人的康复作用吧。
但是当他的病况和死讯相继传来,一种深沉的悲痛开始抓住了我,泪水突如其来,使我竟无法将悲痛在我的弟兄姊妹之前说出来。这使我意识到:现在在我心里,确是已经将他认作朋友了。
他从来就是个争议人物。这与他一直处在事件的焦点上有关。而且我想,他也是乐在其中的。这些争议经常是有合理原因诱发的。坦白说,对于他的许多做法和说法,我也许都不能赞同。但是今天回过头来,我一眼所能看见的是他的坦诚和愿意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帮助他从历史中站了出来,并成为永恒。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他是处在罪中,他有自己个人的抱负、有自己为实现抱负的聪明和巧妙,也有个人的局限性和缺陷。但是他所已经达到的效果(无论笔会还是宪章,无论他对民主宪政的渴望还是国际社会的巨大认可)却是公众的、有价值的,并且为此他也做出了坚持和付出牺牲。而神借着他在公众效果上的坚持,出乎他意外地使用了他,为他造就了他本来仅凭个人之力无法达到的、辉煌的历史形象。
神的这个计划,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的愿望和他的承受力。但是神成就了。"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能"。他先是为宪章而被入狱迫害、而后得到诺奖、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这些非常之事,都是超出他的个人愿望的。因此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使用,有时候是会超越他的罪性、他的软弱,而给予他出乎意料的历史内涵。与之相比,他作为个人的所有细节,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是像你我一样普通的人,带有并不比你我少的个人缺点。像你我一样,他看到了他眼前的那份真理。而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去追随它,去使之成为真实。当六四风云激荡的那个时刻,他赶回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并经历了由此而来的后来一切,包括他能够胜任的,和他在其中被挫败、被诟病的。他都直面它们,并不回避。
正是这一点与你我不同,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走进了历史。
斯人已去,留在了初晓的大海波光上。他也将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的心愿留给了我们所有人。他的纪念碑已经树立起来,那不是人手所能建造的。他的事业,与他个人所留下的记忆,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宝贵财富。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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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罗祖田: 再谈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作者: 罗祖田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6 儒教(网络图片)
从周室东迁到秦灭六国,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剧烈变化时期。列国之间的扩权与维权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本质上是精英们对"天下"的不同解读,堪称两千年后地理大发现以来各个地域文明对世界化不同解读的先驱。这情况固然是人的智慧在精神自由状态下的发展必然,但就广度、烈度、深度而言,皆走在了已知地域文明的前面。它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无疑属于革命性事件,是对以往的否定。它符合人性求新、求变、求繁衍、求发展的本能,也就有可能使文明通过化蛹为蝶走向前途无量。不过,脆弱的生命能承受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文明演进不能只张不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此为"百家争鸣"的背景。大体上讲,战国以来,法家学说反映了前者,儒家学说反映了后者。
只张不弛的生活既不能没完没了,秦一统中国也就有了相当的必然性、合理性。相应地,儒学也就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固然,相对于其它学派,儒学的地位并不突出。
不幸,文明演进不会直线向前。秦帝国是靠铁血崛起的,哪里舍得丢弃这个法宝,且不去说人性的弱点对专权如蝇逐臭了。本意有着向善一面的儒学却幻想感化帝国的权贵,也就搞错了对象。在秦帝国召集各方名流进行的国策辩论会上,儒生们的"法先王"主张,固然有着合理成份,惊人的迂腐也显而易见:一、远古的盛世多为传说,未必真实和尽合实际。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礼乐",到底是什么人的"礼乐"?是王公的礼乐还是奴隶的礼乐?二、周室倾危后的天下纷争与诸侯混战,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与远古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儒生们无一讲得清楚,"法先王"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三、空前的疆域大扩展的新朝代需要新的思路。强调张弛之道和行仁政,这样的正确理念很大程度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当权者皆明此理。儒学在秦皇朝眼里不堪大用,首先是犯了迷信武力者大胜时目空一切的大忌,其次是自身学说的逻辑经不住究问以及自以为是的教师爷气质太过明显。
秦皇朝拒绝向后看,向前看却不知怎么看,自身的傲气又不相信武力真会碰壁,加上时间短促来不及理顺太多的关系,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就国体而言坚持了进步。因为否定了小国化和遍地氏族化、宗族化,坚持了"天下化"。性质上便属于后世追求的"世界化、"全球化"。但是,国体只是外壳,政体才是内核。只要内核跟不上去,突出如权力架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文化思想若无新意甚或更加守旧,庞大的国体就一样会成为不堪重击的脆弱躯壳,甚或成为朝廷更大的包袱。而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迎来国家强盛,也一定是建立在域外的累累白骨之上。因为只要跳出百年看问题便能一目了然,文明进步靠的是内核发力,而非外壳的强扭成瓜
事实上,历史上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多矣,多半灰飞烟灭。迄今的传承性地域大国,中国似可以属于硕果仅存,在官家看来此为政治治理之功,其实主要是先秦时形成的优质文化基因传承下的凝聚力撑持了这个国体,这点十分重要。没有这个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历史会有汉,是否有唐就难讲了,遑论宋、明、清。另一个例子是当代美国,它的强大在于外壳与内核相得益彰。它若走的是中国、俄国乃至印度的道路,它即便存续下来也决不会发展为独超。关于俄国,它实际的大国历史也就五六百年,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更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印度作为大国,现代国体的历史不到一百年,一样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凝聚力,也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的坚实。
固然,大国的对比不能这么简单化,日后如何演变更加重要,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却是规律。无论小国、大国,违背这个规律,只会酿就悲剧。
所以,汉承秦制同时又奉行无为而治,就认识论上讲应不失为难能可贵。它显然吸取了秦朝因暴虐而亡的教训,也吸取了封建制势必导致恶性竞争的教训。由此制定的基本国策,保障了民间的修养生息和疗治战争创伤,便成了逻辑使然。尤为可贵的是,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搞强求一律,得以让"百家争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文明的活力与创意也就仍得以源源不断地释放。
有两点十分显然:
一、以"秦砖汉瓦"为代表的工艺技术,此时仍保持了相当高水平,突出如长沙马王堆古尸的防腐技术。"独尊儒术"之前与以后,民间的创造力渐渐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只能是身心自由和不再自由的反映。这方面,工艺技术和发明的历史记载是有力的说明。而五百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鲜少科学、哲学、技术的大贡献,尤为不争的事实
二、"独尊儒术"以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精神,整体上的特点是粗犷、豪迈,不甘奴役,敢爱敢恨,不拘泥于某家学说,不受国界限制。长时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莫不贯穿了勇敢与人道精神。虽然,它们处处透着野性,但较之精致的混世聪明,谁才是文明的鞭策力量?
对爱情的歌颂能够鲜明地衬托出时代精神。娥皇,女英为寻舜帝而南下,泪洒斑竹;兵困垓下的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歌;即便今天仍然动人心弦。反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金殿盟誓,马嵬坡却又凄惨分离,前者沤歌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后者反映的无非是大限临头各自飞以及逆来顺受,已无高贵气质可言。事实上,千年来贵妃戏久演不衰,主要靠了绝世美女的丰乳酥胸。至少,几十年来大陆的贵妃戏就是这么干的。
建立在极端私心基础上的皇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极权专制,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就西汉历史而言,"七王之乱"应是转折点。很显然,分封异姓王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分封同姓王照样如此,中央集权也就不能少。既然只能中央集权,配套措施也就需要跟上来,此为儒学得以成为国教的根本原因。一如罗马帝国需要颁布《米兰欶令》,转而又奉基督教为国教一样。尔后的伊斯兰教至高无上,根本原因皆是权力的需要。至于佛教,它之显得可亲可敬,在于它已无意于追逐权势且远离权势。如果它追逐权势,它的形象又会不一样。
差别也是有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是积极反抗强权的。总地来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是罗马帝国与之妥协的产物,基督教仍固守着相当的独立品格。儒学就不同了,它自孔子时代始就不是为了反抗强权而生,而是为了服务强权而生,很有点"第二种忠诚"的味道。它对强权当然心怀不满乃至怨恨,全因数百年间强权皆不买它的帐。终于机会来了,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儒生们便意气奋发了。
儒生们对皇权的积极回报,也可以说是迫不及待,是在"盐铁官营"的辩论会上。"盐铁官营"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关国库收入的经济问题。在法家眼里,此乃天经地义,目的自是要杜绝豪强力量坐大,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患。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集中销毁,循的便是此种思路。问题是秦朝固然强势,却二世而亡,可见法家思想有严重漏洞。儒生们反对"与民争利,"乍看站在了正义的基点上,实际是替皇权的长治久安着想。儒家与法家的争执,犹如今天中共毛左派与经济改革派的分歧。毛左派和经济改革派打的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旗帜,其实毛左派在争权,改革派要固权。儒生们认为"盐铁官营" 是与民争利,目的是要以农为本,以奴隶社会的小农生产为本。本来,儒学于经济是外行,它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以及"法先王"的主张也老掉了牙,它的聪明之处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制,也就是美轮美奂的礼乐,却极对皇权的胃口。相应地,井田制,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也都对上了皇权的胃口。
不可以小看"盐铁官营"对中国文明的恶劣影响。它把"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地位,而且时至今天,不但习当局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而且相当多中国人仍以为国营才是正道。常见的高论是无国何以有家,或谓之"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却避而不谈没有无数涓涓细流的汇合,哪来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关于强权国家在今天的时代于文明发展已弊大于利,甚或是对人性的侮辱,他们就更不懂了。不过,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一样影响恶劣,二者在专制条件下皆是砒霜。从此,中国即便改朝换代,皇权至上和重农抑商却不曾改变。皇权至上的实质今人皆已知道,便是高度集权和极权,国家成了一个家族受命于天的私产。没有分权和制约机制的金字塔社会,每逢非常时期必会演化成极端奴隶社会。重农抑商的要害是生产力被强行压制在低端水平,民间无大规模工商业行为也就无资本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只能服从没有商量的纲常伦理又横插一杠子,它在精神上制约着臣民的一言一行,使得恶意竞争的因子固然被消灭,良性竞争的因子也一并被扼杀。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无质变,社会性质不再是容许活力的封建制,而是必须安分守己的半农奴、半家奴制,上述三点实为罪魁祸首,不妨这样说,若世界仍停留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上述三点的恶果才不会大显现。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文明能挺上一千年,俩千年,也难以挺上三千年。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逻辑发展皆是一潭死水,仅仅有利于专制鳄鱼的优哉游哉和称王称霸,明显地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
详细阐述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乃至毒化,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够胜任的。今天的时代,中国必须面向未来。不是说美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就不需要改进、提高了,而是说如果中国人连现代价值都到达不了,侈谈对它改进、提高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正是今日中共不走所谓邪路强调走正路的把戏。而依得这套把戏,中国不解体各民族不自相残杀就要谢天谢地了,一应豪言壮语只会是梦呓。用一句民间的俗话说,反正吹牛不用交税。不能接受共产专制的横行无忌加愚蠢至极,这是一条重要理由。无疑,中国人肩负的历史包袱太沉重,这包袱每当非常时期就成了沉重的枷锁,偏偏现实中又被强加了一副共产专制的镣铐,怎谈意气奋发地走进地球村?有几点是回避不得的。
一、现代的工商业、高科技、民主、宪政文明,是否真是未来子孙的福祉,不是今天的我们回答得了的。不过有一点应能确定,它较之农业加专制文明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就说明文明有个低端、高端之分。相应地,以往的地域文明就有一个盛衰的周期,或需要通过坚决转型而再生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虚无",当局不会耐听,民粹会受不了,其实于文明发展自然不过,是大好事。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一个清除垃圾的历史任务。没有条件清除垃圾是一回事,拒绝清扫垃圾又是一回事,哪有文明宫殿不要清理垃圾与更新设施的道理。绝处逢生的现代日本的故事能说明很多问题,相信今天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会乐意回到战前去。如果今天的东亚成了西欧,退一步说哪怕成了南美,不复东西朝鲜的战争危险,向前看的日本人还会更多。
二.否定中国文明里面大多数严重落伍的内容,如皇权、专制、皇国史观、皇民心态乃至很多旧习俗,无非是告别低端文明曾经的尿布和襁褓,压根儿就谈不上所谓的数典忘祖。说到底,这顶大帽子从来都是强权政治语言,不是良知语言。具体如儒教,不论它在传统文化、思想、伦理方面还有多少可取成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便是它与皇权专制的联姻长达两千余年。如果说皇权是夫,儒教是妇,那么前一千年,多为夫唱妇随,后一千年,则是阴盛阳衰。无视它们之间的这个根本关系而谈弘扬传统文化,只能令人无语。
三、截止西风东渐,"中原"属于公认的中国正统,其他地方不是"侉"便是"蛮",而中原地区恰是儒教文化根深蒂固之地。例如,中原地区格外尊奉祖宗昭穆和天地君亲师,"南蛮"却多喜黑虎元帅。然而,最先接受西风的乃是南方人而不是中原人。另有一个沉重话题,70年前的沦陷区里,盛产"皇协军"的是哪些省份?这里面岂无传统文化的影响?岂无吴楚文化、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差异的作用?可是中国若无南方人不安分,举国仍将浑浑噩噩。
四、儒教很大的欺骗性在于它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儒教的伦理观当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当它的合情合理之处进入了文化的血液,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将此斥之为保守、反动、虚伪等,尤其如毛泽东那样鼓动年轻人"大破四旧",当然就是错上加罪。但是,很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实为儒教剽窃了前人的成果,儒教的伦理作用在于对很多生活通则系统化了罢了。例如,如上所说,从大处说劝统治者要行仁政,此实为世界共相,无论哪个地域文明,统治者皆明白这一点。之所以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利害所至身不由己罢了。这就表明利害面前,再多的劝诫也是白说。这样的无情现实,正是现代宪政的依据。从小处说生活需要讲诚信,应扶危济困、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世界所有正教皆有此内容,属于人性善一面的自然发挥,哪里用得着儒教来教化?哪里又是儒学专利?进一步说,日后进入了民主、宪政、法治时代,难道不尊孔的人就不会讲道德?将很多生活常识和无师自通的良心良知行为统统归功于儒教门下,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居心叵测。就像中共宣扬为人民服务一样,只看它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谁又能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崇高道德?然而,实际是亿万人民为中共的权贵服务。这样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能够算数么?
五、至少宋、明以后,儒教在中国官场生活中与民间生活中,皆占据了不容侵犯的崇隆地位。然而也正是从宋、明开始、中国文明的质量就每况愈下。中国人大多回避这一点,但这显然不是正确态度。象事实上已亡了汉人国家的元灭宋、清灭明;长达几个世纪的禁欲、束胸,缠足;庙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读书人只会写八股文章,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不拿古圣先贤或名家说事就做不了文章;男人普遍阳衰,在外无能,在家无赖,甭说发明创造了;女人尤惨,只要进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囚室,虽存生理意义的情,却无社会意义的爱;凡此种种,触目惊心,儒教难道不应负责任?正如今天的无官不贪、民德崩盘现实,难道中共党文化没有责任一样?事实上,常见人说中国文化,实乃儒教文化,可以被打败,最后总能驯服外来的野蛮文明,如此宏论不过是自慰罢了,主要还是这类文化正中一切专制的下怀。
六、民国为中国新生打开了大门,步履艰辛却又是注定的。彼时世界的恶意是外部原因,汪洋大海般浑浑噩噩的小农是内部原因,也是根本原因。为了使中国文明尽快走出沉沦的低谷,涌现了一批文化人大声呐喊。但是他们的声音只能在少数城市得到回应,无力撬动中国社会根基。要撬动中国社会根基,即使和平时期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事再次反证了传统力量的顽固与可怕。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和阿Q,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实际,中共能成大气候,时至今天特色社会主义仍能迷惑相当多人,马列学说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固有的皇国皇权观念,是中国人性喜向后看,视怀疑精神为罪过,不肯向现代世界看的偏执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观念,恰是儒教的君君臣臣,重农轻商,追求绝对平均,迷信父母官等等的合力使然。一个痛心的无情事实,乃上世纪50/6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究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求自由与民主?他们并非全然不识自由、民主是人字的应有之义,而是禀性觉得在"官家"或"公家"的人面前不可以"烧包",可怕莫过如此。这不是共产专制的推力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既经不住推敲更经不住检验的马克思学说在西欧故土无从扎根,却能在俄国、中国生根、开花、无非迎合了落后的文化罢了。此事足以说明儒教阳痿文化退化到了与东正教死板文化不相上下。二者仍有资格嘲笑极端伊斯兰教,若嘲笑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就一定会显丑。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若基督教文化仍是文艺复兴前的模样,基督教同样不敢恭维。
七、那么,怎么理解长时期内中共尤其毛泽东的起劲反儒呢?
这个就叫戏剧性。但凡使用全新口号的新王朝,要证明自身的全新合理性合法性,往往需要另起炉灶。太平天国就是这么干的。它反抗的清皇朝固然是文明的一个脓疮,但它真个一统中国,不免比清皇朝这个文明脓疮更腥臭。它是否邪教,看看王爷们进天京后干些什么便一目了然。天王霸占了那么多王娘,终归算不得"天下男子皆是兄弟,天下女子皆是姐妹"。毛归天前的中共,实为太平天国第二。它们的不同是,太平天国夭折了,中共却成了大气候。从根本上讲,中共多数权贵口里的马列社会主义,权利场上的时髦罢了。夺权时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政权到手后劣根性就原形毕现。他们崇尚法西斯手段与共产党的无情斗争传统当然有关,深层次原因还是血管里那个落魄时不惜做奴才、得志便猖狂的奴隶主血液在作祟。后者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格外突出,他反孔,反的主要是孔子的名位,目的是由他再做一个新的万世师表。他的底气何来,犹如秦始皇一样,来自于手握空前武力的狂妄罢了。
当然有一点也不能不谈,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中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目睹元灭宋,清灭明尤其晚清的悲哀现实,确也不乏其人洞察到了多数传统于中国已是拖累乃至祸害。不能因为中共蜕变成了邪教,就说它早期的一应观点全错了,也不能因为毛时代祸国殃民,就把他说成生来就是妖邪。正如社会主义确有吻合人性的一面一样。事实上,欧美文明的社会主义元素,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元素多了去。如果中共建政后走的是一条民主、宪政之路,它的反孔反传统就是功绩。它对中国劣质化了的文化、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的进一步大摧残,在于它是用更大的错误反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反罪恶,当然会造成社会生活更加愚昧、虚伪、残忍、无底线。既然它把人性中最阴暗一面全给激活,那就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了。并且,当它悟过神来,也就是走投无路时,它也会"纠错"的。今天习当局又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去世界广建孔子学院,足以回答这一点。说白了,中南海的诸公早已明白"合法性"不能只靠马列了,要让老百姓认可还是离不开"中国传统"。可悲的是,仍有很多中国人未必认识到了上述种种。总之,不谈权力架构这个根本问题,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并无实质意义。反儒教也是一样,儒学不升格为国教,于生活本无大碍。否定儒教,重点是否定它是强权的伥鬼,是愚昧的酵母,是性格的软骨症。
八、从学术上说,儒学从来就不属于一门看前看的学说。今天,我们固然不应苛求古人不识得文明演进,但既然我们必须向前看,向世界看,向太空看,仍在主要方面肯定儒教,或只否定皇权而不否定儒教,就怎么说都不妥。欧洲的文艺复兴,催生了宗教改革,促进了近代与现代的降临。但它并非字义上的专向古代吸取养分,而是利用古代曾经的学术开明一面来改进死气沉沉的经院哲学。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来一场思想解放,先秦时的百家争鸣仍是可资学习的方向,宋、明以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教却只能抛弃。正如否定共产专制,同时又要倡导马列社会主义,说不通一样。否则,我们充其量只会口头上高唱民主、宪政,骨子里仍是"祖宗"那套东西,中国的转型不免异化为四不相。明确地说,共产专制不会很久了,它既败于行为上,也败于理念上。但在多数中国人眼里,它是吏治方面把事情做绝了,因此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政治,也就是权力架构极端自私和思想反动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终结共产专制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事件,会流血。终结共产专制后防止大反复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会流泪。前者意味着文明需要断腕自救,后者意味着文明需要坚持戒毒,切切不可以再蹈共产专制新瓶装旧酒的覆辙。其中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思想、特别典章制度、权力架构的再次大批判。无须担心批判了过去,中国文明会失去"根"。中国文明只会获得更多。新知识,新道德、地球村,普世价值,够中国人学习了。而文明根须只有伸至全球,且被其它土壤接纳,才能真正枝繁叶茂。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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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任协华:民主运动的大陆转型作者: 任协华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5 民主转型(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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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4】 一平: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二) Posted: 一平: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二)作者: 一平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4 马克思(网络图片)
三
1831年法国爆发里昂工人武装起义,规模有数千人,他们成立工人委员会,一度占领了里昂,坚持3天后,被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再次举行起义,坚持了6天。此次起义是前次起义的延续,直接原因是,政府逮捕审判工人领袖及禁止工人集会。1844年6月,普鲁士爆发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3000多人以简陋的武器对抗镇压的军队,坚持了3天,被镇压。
以上是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欧洲最主要的三次工人暴力抗争事件,其规模和延续的时间都很有限,并且工人们的主要要求是保障工作和提高薪金,政治要求也就是释放工人领袖,抗议禁止集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此作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显然,他们夸大了这几次工人起义的意义,也夸大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1848年,法国先后爆发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推翻波巴王朝,建立奥尔良王朝,立路易.菲利普为国王,体制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但较前朝,议会的地位大大提升,民权也大大提高,宪政基本得以保障。奥尔良王朝的主要支持者是金融资产阶级。作为君主立宪制,奥尔良王朝算是不错的,路易.菲利普也算是很温和的君主,并且也很开明,他以"平民皇帝"自居,生活简朴,施政谨慎。作为开明贵族,他曾支持法国大革命,并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
但是1847年,欧洲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首次国际经济危机,加之1846年农业歉,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欧洲1848年的革命。危机爆发后,法国产业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银行破产,信用缺失,大批民众无以为生,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由而爆发二月革命。这是一场不应有的革命,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况且在法国革命已经成为习惯。这场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路易.菲利普国王出逃。以共和派议员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等人为首,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11个成员中包括2名工人代表。其后,临时政府宣布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12月举行首次民选总统选举,,路易.波拿巴高票当选总统。
实际上,法国二月革命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家政治痉挛,并未给国家带来有益结果。革命成了法国的癫痫,每遇到事端就要发作。虽然赶跑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但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既没有解救经济危机,也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弊端,动荡反而加剧了法国的经济危机及政治冲突。因此数月后,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六月革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3年后路易.波拿巴即发动政变,再一年后称帝——拿破仑三世,法国又由共和国回到了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国二月革命曾使马克思十分激动,其不仅慷慨地为之捐献数千塔勒,而且当下决定奔赴法国。但其后,他批判二月革命"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像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马克思《六月革命》)
二月革命中,法国工人也参加其中,罢工、游行,与军警对战。第二共和国建立后,临时政府为了安抚工人,设立了"国家工厂",安置了10万失业工人就业,"国家工厂" 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局于法国当时的社会和财政的状况,"国家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薪金亦低;但是其毕竟为十万工人提供了生活保障。 但是国家财政有限,保障"国家工厂"就要像农民增税,而且"国家工厂"影响到私人企业的经营,因此国会提出关闭"国家共产",回复过去的劳资雇佣关系。(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国会的压力下,政府于同年6月21日,宣布关闭"国家工厂",18-25岁的未婚男子编入军队,25岁以上的男子到巴黎以外地域修筑工程。此法令激起工人强烈不满,工人涌上街头,举行武装起义,人数达4万余,六月革命爆发。他们的口号是,"没面包,就要战斗"、"保障劳动权利"、"不到外地做苦工"、"打到国民议会"等等。起义坚持了4天。政府派遣25万军队,将之镇压。马克思称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战斗"。
在六月革命被镇压的第三天,马克思义愤填膺地写了《六月革命》一文,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文章以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为例,划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线,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革命,什么是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
此文开篇即宣布,对六月革命的镇压意味"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他还说"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站在人民方面!"他批评资产阶级的博爱,说"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否定了二月革命,也否定了之前全部的资产阶级革命,否定了宪政、共和、民主制度,也否定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之价值,认为这一切全是虚伪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全盘推翻。唯共产主义革命及制度乃是真理,是为人民的,是人类最高价值。马克思的学说是奠立在对人类以往全部的历史和文明否定的基础上的。不论马克思是否有意,他已经站到了一神教那里,将共产主义作为绝对真理,是人类的终极,排斥一切。由此以后,这也就形成了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及文化的传统,否定以往人类全部历史和文明,唯己至高。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社会的各种力量统统都划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中:"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共产党宣言》中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是马克思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了。首先,其将社会中种种不同的群体、阶层、势力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再而,又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侍、博弈、共生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人性、文化、宗教的联系,简单专断地归为敌对关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以他的阶级斗争论为基础,而将人类的全部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实乃大错。人类社会之存在,乃在共生合作,自然任何社会均有族群间、阶级、意识间的冲突和斗争,但是其包容在共生与合作中,否则社会就将崩溃或解体。而且社会越发展便越多元月复杂,有更多的恶冲突和矛盾,从而也就越需要容纳及共生合作的关系。
面对"六月革命"遭到的血腥镇压,马克思的愤慨是正义的,他对受难的悲悯和同情也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作为理性思考,以及他的论断则是错误的。批判是容易的,愤慨是容易的,昂扬理想也是容易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如何现实地解决问题,而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起码有些是当下无法解决的。按照马克思对法国二月革命及六月革命的评述,只要法国工人阶级力量足够强大,在六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并按照他的理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法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人民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爆发"六月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解散了"国家工厂",政府之所以解散它们,乃是国家无法负担庞大的国营企业,其拖滞经济。二月革命后,政府设立"国家工厂"是救济性的,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计。按照马克思的批判,"国家工厂"非常不人道,对待工人是"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寻求施舍",并剥夺他们的参加人民会议的权利。(参见马克思《六月革命》)可是,当时法国工人的生计就指望"国家工厂"的这点微博"施舍",他们是为失去这点"施舍"而不惜流血,发动起义。工人阶级的要求很实际很简单,完全不是马克思所想的。
就算六月革命成功,那么食不果腹的工人们,如何解救经济危机,如何变出足够的面包?他们又如何组建国家?他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工人阶级是劳动者,无论将工人和得如何神圣,他们实际均无能力主导,管理国家。
马克思想的是,夺取政权的工人,能按照他的蓝图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而实际上,又有几个工人在意或知道他的《共产党宣言》呢?工人们的要求就是有工作、有面包,能养家,即使是军营般恶劣的"国家工厂"。
马克思不仅按照个人的思想当作人类的真理,照此设计人类的制度、社会、未来,并且他在这幅蓝图中,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安排了他们的命运。即为实现这幅蓝图,不惜流血献身,发动全欧洲的暴力革命。这是多么可怕的图景。幸亏马克思没有掌握到权力。而数十年后,列宁则在俄国实行了这幅蓝图。再过数十年,希特勒也是思路,按照他自己的憧憬,安排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再后,还有毛泽东……。
人类之存在是自然形成的,需遵循人类所逐渐积蓄的文明经验,偏此,而按照人头脑的设想——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去安排人类的命运,不仅是妄想,也是人类巨大之灾难。
四
1848年.是克思异常兴奋和活跃的一年,这一年马克思30岁。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正在布鲁塞尔,他为之甚是喜悦。3月1日,他收到法国临时政府的信函,欢迎他回到法国。
1848年3月5日,马克思一家回到巴黎。马克思在巴黎重组了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其后,维也纳、柏林等地连续爆发武装革命,德国革命爆发。马克思备受鼓舞,他和恩格斯即时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并去德国创建支持革命的《新莱茵报》,该报的定位是民主派机关报。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下发给其参加德国革命的成员的指示,核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共和国",具体内容有17条:
1.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2.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4.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5.诉讼免费。6.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13.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14.限制继承权。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该《要求》是马克思为这场革命制订的纲领、目的,并勾画了德国共和国的蓝图。马克思的这些要求仍让人瞠目结舌,简直是艺术青年的异想天开。不要说当时诸侯分立的落后德国,就是当今任何政体任何国家也不能做到。
要注意,这不是一篇思想理论文章,而是共产主义同盟参与革命的指令。这是《共产党宣言》发布后,马克思领导共产主义同盟首次直接参与革命。这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行为艺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从启始就是妄想,无视现实,不顾后果,而又是暴力革命,其难道不比封建专制、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为恐怖吗?
当时,德国尚是欧洲落后地区,工业刚刚起步。"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846年,德国地区的工业人口仅占人口比例的12.2%,而且多是手工业工人,受雇于作坊。1848年,德国手工业人数为84.2万人,而工厂工人为55万人。当时,柏林人口40万,工人只有5万。大多数工人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也更谈不上共和要求。(参见:关勋夏《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任务问题》)
恩格斯评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难怪革命刚爆发时,很大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他还说,"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 并且"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就当时德国的这种状况,靠谁去实行马克思的伟大纲领?又如何去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同盟参加了1848年的德国革命,《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雄心勃勃。但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9年5月,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关闭了《新莱茵报》,流亡英国。
马克思夸大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夸大了共产主义同盟的作用,最终他是夸大了自己,他以为他可以像拿破仑指挥千军万马,而他实际只有个人激情和空泛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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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4】 顾乃忠:欧洲国家民主转型的规律研究之六——英国文化转型的目标:意大利化 Posted: 顾乃忠:欧洲国家民主转型的规律研究之六——英国文化转型的目标:意大利化作者: 顾乃忠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50 ![]() 英国(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英国的民主转型即西方化,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英国西方化的具体目标就是意大利化。长期以来,英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知道英国以外还有别的世界。[1]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西风吹进英国以后,英国人开始和外面世界接触,了解到西方世界比自己更文明更精采。这时,他们首先产生了自己不如别人(意大利)的心态。14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宗教情绪的先行改革者,比如出生于约克郡的约翰·威克里夫(1330—1384年)就曾抨击教会制度并怀疑他所信仰的教义,此人还去牛津并出任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牛津大学的教授。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英国人看来,"根据欧洲人,或者完全根据意大利人的标准,威克里夫的学问及后期的牛津学究风气已经有点过时"。[2] 15世纪,英国也出现过像汉弗莱公爵(1391—1447年)这样一些引进新思想和新艺术并向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捐赠过大批书刊的新贵。同样,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英国人看来,这些人都不能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相比,连教育改革家都称不上;"相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人物达·芬奇是位科学家也是位艺术家"。[3]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之下,当时的英国的"学者和艺术家对待传统表达方法和思想规范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复兴'和'再兴学习'等提法表达了观点上的变化"。[4] "复兴"和"再兴学习"的提法,无疑是直接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口号,充分表达了英国社会的先进分子要向意大利大学习的愿望和决心。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把这些口号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英国开展了一场真正的复兴——研究希腊文学原著和意大利文学家的作品,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都是16世纪英国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英国人对意大利学术的兴趣不限于文学"[5],一批社会精英包括一些王室成员纷纷到意大利去学习人文、社会、自然等各门学科的学问。比如对英国的希腊文化复兴作过很大贡献并担任过圣保罗学院第一任校长的约翰·科利特,就到意大利学习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为英国医药事业作过杰出贡献的林纳克(1460—1524年)曾前往意大利,主攻医学;后来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克伦威尔(1599—1658年)曾前往意大利当兵,学习意大利军事等等。与此同时,英国的商界开始学习意大利的商务,比如16世纪的英国商人采用意大利的双栏目簿记法;他们还引进意大利的符号:L.s.d.(拉丁文librae, solidi, denarii 缩写,意为:镑、先令和便士)。[6]在民间,几乎所有的英国主教教堂都开办了语法学校。语法学校用拉丁文教授修词学、辩证法(即依据逻辑规则的辩论)、语法与数学等课程。[7]总之,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15世纪和16世纪的英国,从僧界到俗界,从王室到民间,出现了一股崇尚意大利、学习意大利的风潮,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意大利狂";汤因比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景。汤因比写道:"英国人当时崇拜意大利的情况非常明显。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有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根据意大利故事写成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他的《李查二世》里,就曾经讽刺过他在自己选择题材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大利狂'(Italomanie)。高贵的约克老公爵指责愚蠢的年轻的国王走上了歧路,因为他——'听见了骄傲的意大利的种种时髦,我们这迟钝学样的国家总是模仿他们,
所有东方国家在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都是像这位老公爵所说的那样,"总是模仿他们,跟在后面,学又学不像"。但是,如果像这位老公爵那样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改革派学习包括模仿西方的行为加以嘲讽和指责那就错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可以学得像,甚至可以后来居上。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在学习西方中后来居上的国家。
英国在学习西方即意大利的过程中,首先取得的成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又突出地表现在金钱地位的提高。16世纪,英国农民用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现象已十分普遍。17世纪,英国人对待高利贷的态度已由此前的是否允许放贷的道德争论,转而对利息率高低的利益讨论。这时,人们已经把赚钱作为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再为此而感到羞耻。商人们追逐财富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这种状况甚至为俄国皇帝所觉察。1571年沙皇伊凡雷帝在致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人们正在发财,而不为陛下所知。……商人无视其君主的利益,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润。"[10]如果说15世纪的意大利人已经由鄙视金钱转而重视金钱的话,那么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的英国人则可以说到了崇拜金钱的地步了。这可以从莎剧《雅典的泰门》中关于黄金的作用的那段说词[11]中得到证明。这段话虽然出自剧中人之口,并且剧中人是以批判的口吻讲述的,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剧作者时代相当一部分的英国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念。由鄙视金钱到重视乃至崇拜金钱,这是任何东方国家在开始西方化时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它之所以是"第一",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别的力量来推动,它自身就是推动力,而且是任何教权和政权的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它之所以是"曙光",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政治社会开始解体和现代的经济社会开始萌发。当然崇拜金钱会滋生腐败,但腐败中孕育着生机。当一个社会为了防止腐败不得不制定一套规则从而使人们为了达到"主观为自己"的目的不得不首先"客观为别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基本上西方化了。英国在学习意大利的过程中,正是逐步制定并完善了这套游戏规则,从而才使自己逐步西方化的。
英国西方化的实质性内容之一是实行了宗教改革,颠倒了教权和王权的关系,为日后政教分离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如前所述,英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教权虽然在许多方面受到王权的抵制,但罗马天主教廷并未因英国是一个岛国而对之鞭长莫及。相反,在君权神授理论的氛围下,教会因经济上强大、组织上严密和思想上独尊而牢牢控制着英国。在中世纪,英国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每年要向罗马教廷纳贡,国内的修道院拥有地产,有权向信徒征税。教会不仅干预人们的信仰,而且干预世俗事务,乃至国王的离婚都要经过教廷批准。后期,教会卖官鬻爵,图谋私利,因拥有种种特权而腐败日重,且在拒绝任何进步和任何改良的同时,以暴力手段镇压异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之下,整个英国社会开始慢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蕴积起一股反宗教情绪,少数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抨击教会制度,批判宗教教义,要求取消教皇和教会的特权。在全国上下反宗教思潮涌动的背景下,以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被教廷拒绝为导火线,亨利发动了反抗罗马教廷的斗争,启动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在改革中,亨利和国会联手,通过了一系列增强王权、打压教权的法案。1533年的《上诉法》规定,亨利八世是英国新的最高主宰,所有的世俗和宗教权力都归亨利国王所有,同时宣布废除教皇对英国教会事务的裁决权。1534的《至尊法令》声称,英国教会即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是英国国王而不是教皇。1536年的《反对教皇权力法》则进一步清除了教皇在英国的各种权力,其中包括对《圣经》的解释权和在英国的财产权。[12]至此,英国实现了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亨利八世则完全控制了英国教会,成为俗界和僧界的最高首领。这一系列结果表明,英国在宗教改革中终于完成了从"教(皇)权至上"到"王权至尊"的转变,把教权与王权的位置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教权与王权关系的颠倒,同时也意味着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此后有过旧教的短期复辟,但1558年11月极力复辟旧教的女王玛丽的去世,则标志着"英格兰人民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就此大功告成"[13]。
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其意义极其深远。在此之前,英国社会弊端丛生,灾难深重,贵族之间、国王和教会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处于痛苦和盲然之中,且谁也不能提出解救措施。"可是宗教改革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它动摇了英格兰社会的基础,鼓励各阶层人士起来反对旧制度,举起了各个阶级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非常手段的战旗。几个世纪以来饱经风霜的旧制度被一次大分裂断送了。从此,所有其它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得到排解和缓和,人民在冲突和苦难中取得一致,制度获得统一。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像英格兰那样加入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14]而且早在亨利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前,英国国王与教皇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已长期存在,有时甚至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势下,僧界人士(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教徒)势必要作出忠于教皇还是效忠国王的抉择,这样就导致了宗教的分化,而宗教的分化则为日后国会中政治势力的分化,即两个政党的产生作了准备。后来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是在宗教两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导致的国王与教皇权位的颠倒和由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虽然还不是政教分离的实现,但是它却为日后的政教分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英国西方化的另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解决了国会和王权的关系问题亦即王权专制问题。英国国会和国王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早在十三四世纪就已开始,但在英国没有与罗马教廷分裂的情况下,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现在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自然凸显出来。长期以来,英国虽有国会存在,但如前所说,国会几乎形同虚设,被国王把玩于股掌之中。随着宗教改革的成功,国会中平民代表的势力越来越大,于是国会同国王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7世纪4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以代表商人和自由民阶级的国会为一方,以代表贵族和其它上层阶级的国王为另一方的内战。由于国会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及其军队的支持,在经过长达七八年之久的两次内战和其它形式的较量后,以王党的失败而告终,并在1649年1月30日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查理的死,标志着国会在同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3月国会通过两项法令,宣称英国为共和政体和一院制国会的自由国家。"[15]然而,正如任何国家的新兴阶级向既存贵族阶级的夺权斗争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样,1649年英国国会的两个法令颁布以后,国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没有停止。在克伦威尔任护国公期间,他利用掌握军队的权力打压乃至解散国会,但国会中的改革派从护国体制建立之初起,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探讨有关如何更好地组建政府以治理国家的问题。克伦威尔去世后,从1660年开始,英国曾经出现历时28年的王朝复辟时期。在复辟期间,此前为了继承父亲的王位曾两次举兵与克伦威尔交战,并败走法国的查理一世的儿子被请来担任国王,史称查理二世。据史载,查理二世对旧敌的报复范围虽然有限,却颇见成效:所有签署查理一世处决令的"弑君者"都被处以死刑,而一些曾经支持共和的主要人物则免于惩罚。尽管如此,国会还是不能对查理放心,不断削减他的权力。[16]
17世纪英国国会和国王的斗争始终与反对天主教和支持天主教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678年,国家又掀起了一次反天主教热潮。查理的弟弟、王位继承人詹姆士,由于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但在这场针对詹姆士继承权的"废黜危机"中,国会议员化分为两派:詹姆士的支持者大多为天主教的信仰者,被称为"托利派"(Tories);反对詹姆士的则支持新教,被称为"辉格派"(Whigs)。查理为了壮大天主教的势力而解散了国会,国会中的辉格派为了反对查理支持天主教和解散国会,曾策划了一次谋杀查理和詹姆士的阴谋。阴谋败露后,策划者遭到处决。查理得以善终,詹姆士二世也顺利继承了王位。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继续推行支持和偏袒天主教的政策,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1688年6月,詹姆士二世得子,终于发生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导致的宫廷政变即"光荣革命"。当时国会在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人的支持下,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将王位传给刚出生的儿子,决定把詹姆士二世废黜,并邀请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担任英国国王和女王。当年11月,威廉及其率领的军队抵达英国,12月詹姆士二世逃离英国。1689年初,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邀请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同时向后者提出一项旨在限制王权的"权利宣言"。"宣言"坚持人民应享有"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2月被国会制订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威廉和玛丽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英国国王和王后。从此,英国成为一个由国会治理的国家,王权被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就是这一原则的的具体化和制度化。这就是专制王权的解体。随着17世纪晚期及其之后的政治改革的深入和立宪工作的不断完善,到18世纪前期,英国初步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制度,尽管当时的三权分立并不彻底。
国王和国会之间权位颠倒的意义,与政权和教权之间关系颠倒的意义同样深远。这种意义首先体现在英国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从中获得无穷福祉。如史家指出的,自1689年起,英国再没有一个国王敢有不要国会或违背众议院的决议而自统自治的尝试,也没有一个国王敢作蹂躏英吉利地方自由的尝试;司法因获得了独立而变得公正,出版因取消预先审查制度而使 "印行自由"得以实现;"辉格及托利两大党的均势使批评政府之人得有所庇护而无须畏慑",铲除异己法律的废止和《容忍法》的颁布,使得"个人可有信仰的原则终获胜利"。[17]事实上,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民主制度,不仅对英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汤因比说,英国人的议会民主制度和在这个制度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制度"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主要的制度。它们所以到处受人欢迎,是因为它们为我们西方社会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解决了把意大利城市国家文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成就移植到王国基础上的问题"。[18]这就是说,以限制王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此前的由天主教向新教转变而提供的政教分离前提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在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东方专制政治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转变。 在15—17世纪的二三百年间,英国学习意大利所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除此而外其它主要成就有:持续三个世纪且善恶参半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必备的前提;从圣经史的族长制中引申出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和根深蒂固的"皇恩浩荡"思想得到了彻底清算;政教合一和王权专制解体这种政治体制连续性的中断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事实证明,英国在西方化即意大利化的过程中并非如莎剧中那位高贵但却保守的老公爵所说的那样,"学又学不像";相反,不仅学得很像,而且取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从而使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果说意大利人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儿子中的长子,那么,英国人则是近代欧洲儿子中的次子。
附:作者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naizhonggu@163.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大街207号13幢401室 邮 编:210017 住宅电话: 025-86512026 移动电话: 18168001649
注释: 2、英国学者肯尼思·O.摩根指出:"1500年左右,当英格兰几乎失去所有的海外'帝国'之时,一位意大利外宾仍然报告说,'英格兰人极爱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说'可惜他不是英国人'。"([英]摩根:《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37—238页。) 12、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借剧中人之口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的,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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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2】 桑杰嘉:喜马拉雅地区的死结——印中边界问题 Posted: 桑杰嘉:喜马拉雅地区的死结——印中边界问题作者: 桑杰嘉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49 ![]() 中印冲突(网络图片)
过去的两个月里,国际媒体大量报道了有关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对峙的新闻,印度和中国媒体更是大打口水仗,同时大力激发和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两国政府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放狠话,尽管媒体报道双方在秘密会晤。印度和中国都表示不希望战争,但是,两国政府的强硬的姿态依然在不断加温,社交媒体上也散发印度和中国移动军队的视频,而8月15日印度独立日两国边防人员又在拉达克的边境地区双方互相掷石,两军均有人员受伤。
据中国政府的说法:"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人,连同2台推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截至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1)
"印度的关注点是,一旦中方完成了这些道路建设,中国军力会更加方便地覆盖在战略上十分敏感的"鸡脖子"地带(chicken's neck),这一20公里宽的咽喉地带是印度本土和7个东北邦的连接走廊。"(2)另外,不丹和中国在该地区有领土争议,因此,印度军队在不丹的要求下抵达图伯特语卓兰(既牧民之路),中国翻译为"洞朗" (Donglang),印度称为Doklam发生对峙。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正式声明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地区没有一个共同界定的实际控制线(LAC)。"(3)
据报道这次印中在边境地区的对峙是1962年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而1962年印中军事冲突也是印中在历史上首次冲突。那么,为什么数千年没有直接冲突的印度和中国1962年会发生战争?至今边界地区冲突不断?为什么两国无法解决边境问题?为什么很多学者担忧这次军事对峙?
图伯特阻止了象和龙碰撞
在历史上被中国人称为"西天"、 "天竺"的印度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冲突,更谈不上边界冲突,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地区相遇更是不可能,因为,图伯特雪域之国完全隔开了亚洲的大象和龙,数千年来图伯特阻止了中国人从图伯特高原进入印度,同样也把印度阻止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不仅仅很早之前是这样,就在上世纪第二期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如此。
上世纪四零年左右,中国军队在与日本的交战中惨败,加上海路及印度支那的供应线被切断而处境困难。当年,唯一向中国运送物资的主要通道缅甸线路也被切断,这迫使盟军去寻找其他的补给途径。英国和中国希望从当时中立的图伯特修建所谓的"西康-印度公路",但是,遭到了图伯特政府的拒绝。在英国和中国等的重重压力下,图伯特政府还是坚持未允许经图伯特修建公路,并禁止盟军的军用物资经图伯特运往中国,到1942年只允许盟军的非军用物资经过图伯特运往中国。图伯特政府一直坚持自己在二战中的中立地位以及主权独立。因此,中共占领图伯特之前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不存在边界,图伯特是印度和中国的直接发生冲突的隔离屏障,把大象和龙隔离在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之外,因此,也就没有大象和龙的冲突。
中共对图伯特的入侵是根源
1949年,中共开始入侵图伯特安多和康区的部分地区,1950年向图伯特康区和卫藏地区入侵。1951年中共军队进驻图伯特首都拉萨,逐步以军事为后盾在政治上剥夺图伯特噶厦政府的政治权力。1951年7月底,中共西南外事处处长杨公素奉命率外事干部十余人,从重庆启程进藏。1952年1月,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外事处成立。中共称"由于情况特殊,未对外公布"。1953年9月,中共以"合署办公"的名义吞并了图伯特政府外交部。这是中共首次正式接触图伯特政府外交、军事、边界等的官方文件。中共以"合并"、"合署办公"之名让图伯特外交部交出政府外事资料,并开始翻译。"原外交局交来大批藏文文件,同时我们已着手调查了解中印边界问题"。这是中共首次接触图伯特和印度的边境资料,之前中共没有任何有关印度和图伯特的边境资料。
中共入侵图伯特之后,印度和中国首次涉图伯特问题的谈判是在1954年4月举行的,会谈前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西藏噶厦提出要收回失地一事,说明这次中印谈判只谈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边界问题现在情况还不清楚,这次不能谈。"为什么边界问题"还不清"?因为,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只和图伯特有边界,中共当然不清楚,而且,还有很多图伯特官方的资料在翻译中(吞并图伯特外交部还不到一年)。
印度与中国公开签署涉图伯特的文件是1954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此时,中国对所谓的"中印边界"还没有任何的概念。中共军队进驻图伯特与印度边界地区主要是在1959年之后,因为,图伯特国全面沦陷,中共军事占领了图伯特全国,大象和龙正式在喜马拉雅地区相撞。印度政府边境部队至今保留:印度-西藏边界警察部队(ITBP),而不是印度-中国边界警察部队(ICBP)。
死结
大象和龙相遇后最大的冲突发生在1962年,中共鼓吹自己获胜,但是事实上印度取胜因为获得了争议地区的领土控制权。1962年战争之后,印度和中国签订协议努力解决边界问题。由于印度和中国历史上在喜马拉雅地区没有边界,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中国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边界"(中共学者认为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给中印两国留下的历史难题",真正的原因是中国侵占图伯特造成的。)中共非法占领图伯特而使原来图伯特与印度的边界改为印中边界,并和印度谈判难度自然会增加。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就边界问题进行多次谈判,也签订了不少协议,但离边界划分确定还有十万八千里,这从印中就边界问题签订的协议中共知其一二。
如,1993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的《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12年的《中印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以及2013年的《中印边界防务合作协议》。
中国政府称印度和图伯特(中国)有2000公里的边界线,其被分为:西段、中段和东段。但所有的边界线都是"实际控制线",而且,三段都有争议。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印度和中国"核实实控线成为当时唯一双方均可接受的选择",而中印边境的控制现状是在上世纪五零年才形成,而且整个局面仍然是"谁控制谁有理",因此,注定了冲突不可避免。据印度退休外交官热吉特•卡拉新出版的《印中边界问题:寻求解决》(India-China Boundary Issues: Quest for Settlement, By Ranjit Singh Kalha, 2014)一书记述,双方在2000年交换了边境中段地图;但2002年交换西段地图时,发现认知差别太大,换图由此中断;到2005年,核实进程完全中止。印度和中国核实实控线停滞不前说明了问题并非一般的严重,更何况,跨过图伯特和印度的历史渊源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占领图伯特的中共谈边界问题难免困难重重。很多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印边界问题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印度和中国的边界至今没有一个共同界定的实际控制线。
不可避免的危机
略去两个国家地缘政治、战略、资源等其他问题。
中共非法侵占图伯特使亚洲的两个大国撞在了一起,而且,一个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一个是人口最多的共产集权独裁国家,更可怕的是两国都是核大国。不说其两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等等,仅仅国家体制已经决定了这两个大国必然会存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再加上历史上不存,且数十年来无法核实实控线的边界,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谁也无法保证不发生大的军事冲突,甚至灾难性的战争。另外,今天平息了对峙和冲突不等于明天不发生冲突,因为根本的问题无法解决。
还有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霸权作风,以及中国人莫明其妙无限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遇上印度稳健地全面发展迈开步伐,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也是印度和中国的无形的核武器,同样非常危险。
另外,中共非法入侵图伯特后,又与从来没有边界的不丹国长期无法解决边界问题,而不丹又是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和外交事务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又增加了大象与龙发生冲突的几率。
谁会是胜利者?
本来由图伯特在中间印度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了亚洲的两个老大直接碰撞。自从中共侵占图伯特,注定了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将骚动不安,因为,中共侵占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图伯特,从此对峙是不可避免,冲突更无法预测。如今只是边界问题而对峙、冲突,未来有更多因素如水资源、地缘政治、经济等等将引发更多冲突。但是,印度和中国两个亚洲大国的冲突中,特别是边界的军事冲突中很难出现绝对的胜利者和绝对的失败者。
2017/8/18
注释
1,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7/0803/c1011-29447143.html
2,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0678332
3,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4094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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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2】 金陵毕康:“苏俄帝国”为何悄无声息地崩溃? Posted: 金陵毕康:"苏俄帝国"为何悄无声息地崩溃?作者: 金陵毕康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20 ![]() 苏联崩溃(网络图片)
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是反阶级压迫,追求人类公平、解放及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除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与西方早期的乌托邦理想一脉相承。
但正是试图建构乌托邦式、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的天堂之路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人群引入通往饱受奴役之路。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
对于传统及现存制度的破坏,人类历史上遭遇过极左的共产主义及极右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它们不仅破坏与毁灭一个民族的传统及文明,试图建立起一整套通过洗脑、大一统方式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建构如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这一切看上去多美妙啊,取消了、推翻了旧有的制度、阶级压迫、实现了公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仿佛这一切只有在《圣经》所及的天堂里才能看到。这种乌托邦的愿景无疑吸引了大部分共产主义运动的受众去努力通过暴力破坏既有存在着种种不公、压迫的制度,去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其破坏及毁灭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
由于极权主义政治取消了合约制度下自由退出的个体选择的权利,缺乏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导致大面积的饥荒、死亡,演变到极致,由于公权力没有界定行使权力的边界和范围、不能有效制约和制衡公权力以及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大范围的公权力腐败、权力滥用和对民众的压迫不可避免。
苏俄红色帝国实际上是个等级森严、上层以贵族面貌出现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列宁曾把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加入苏俄共产党就如同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当苏俄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联生活全方位陷入党国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俄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党国官员。其人数超过苏俄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阿隆·索尔茨在《政党伦理》(Party Ethics)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俄时的贵族做了比较:"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
1927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作为托派被开除,但是,他为了能重新回到党内,其决心放弃自己的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成为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说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意识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以及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在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社会中,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在西方的概念中,良心是与自我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以后的苏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 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和能力。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列主义思想。这再一次验证了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就像一个被布尔什维克贵族式统治者不断吹大的肥皂泡,其社会基础只不过建立在少数特权阶层及官僚阶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基础之上,并且缺乏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苏俄帝国的末期,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漠不关心,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
"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他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新思维',并很快成为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带有理想主义和天真气质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大概只有我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和日本历史上的平清盛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吧。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他计划彻底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对于苏联的解体,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认为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没有计划和步骤,行为缺乏连贯性,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戈尔巴乔夫则是希望一蹴而就地转变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是、激进的改革使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国内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但这种激烈的"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是非常巨大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三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俄从民间到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已失去兴趣,他们明白了苏俄永远赶不上欧美发达国家。"
截止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2000万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与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说明苏俄这座红色帝国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其内部结构也有诸多缺陷。如果苏俄共产主义极权大厦的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解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轰然坍塌以来自布尔什维克高层革命的角度阐释:"由一些特权阶层精英执掌大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意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
实际上,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是一个不断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体制。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作者祖博克言及:"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其实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体两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天生的残酷和不平等的缺陷?没有市场调节的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保障也注定社会主义不能长治久安。祖博克认为西欧成功之处在于:"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从历史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扣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苏俄红色帝国的崩溃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无尽的遐思。
2017-08-13
参考书目:
1、《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 奥兰多·费吉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罗斯] 罗伊·麦德维杰夫 社科文献出版社
4、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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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南风:剖析当今"红二代"的众生相作者: 南风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19 ![]() 红二代(网络图片)
2016年12月26日,一群红二代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毛诞纪念会",有朋友将这个视频发给了我。会上讲话的人也不知是哪个开国将军的后代,看年龄也不算小,讲得颇动感情的。他们向中央要求将"毛诞日"定为"人民节",并说签名的有刘少奇的后人、彭德怀的后人(侄女)还有罗瑞卿的子女;另外极力赞赏薄熙来家属深明大义,表示要以大局为重,不要为熙来的事影响党的团结。甚至说他们到监狱探望薄熙来时,薄熙来也要他们拥护习主席的权威,要把党内团结放在首位云云---。最后,他铿锵有力地说:"近平同志这几年干的好哇,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下面爆以热烈地掌声---,因讲话比较长,本文就不作详述了。 看完视频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中共自从井冈山割据开始,没有一天停止内斗的,他们互相残杀起来,是毫不留情的。当年在井冈山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整AB团、改组派极其残酷无情,红军百分之九十将领都被杀害了。按理说,这种邪恶的组织谁还愿意参加,然而是越杀越抱得紧。前中共元帅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一段话:"当时内部杀了那多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交了投名状,没有退路了,只有抱团取暖了。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继续整自己人,这些红二代的老子们没有不被毛整过,有的整死了的,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还有整残了的,如罗瑞卿。这是大官,还有无数小官。古人曰,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宽恕的,当年王光美抱着丈夫的骨灰在海上痛哭流涕,不到几年却到"纪念堂"参拜他的仇人,并且带领她的孩子和毛家后人共进晚餐。刘源荣升上将后,亲自为毛的孙子毛新宇授衔。
据网上报料:毛新宇到湖南,向少奇爷爷敬献花圈,刘家的叔叔们也常在各种场合表达对毛伯伯和岸英大哥的崇敬——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和世俗社会尤其是武侠小说中的江湖恩怨,不可同日而语!
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来之弟),作为男女方媒妁,曾促成了李讷儿子的姻配良缘。婚礼上,刘源面对几百位毛家的亲朋好友,从容讲了一段坦荡激昂的话,颇耐人寻味:"青史凿凿:毛刘合力,国之幸、民之福,成就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革命事业;毛刘分离,国之殇、民之难,也铸成两位伟人和两个家庭的最大悲剧。我们今人,必须力保先辈的成功,避免他们的失败,光大真理,扬弃错误。这才是真正的好后代。 对我们两家,最简单的事实证明,和则盛、斗则衰,合是正确、离是谬误。我们两家后人,最起码应该做到,和而不斗,合而勿离。---"
民国时期侠女施剑翘用十年时间为父报仇刺杀大军阀孙传芳,并且施从滨还是他的养父,这种有血性的女子让这些红二代们汗颜。然而,对于这些人性已经扭曲红二代们已经不起作用。笔者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
一,"投名状"时代已过,现在是"既得利益"让他们抱团取暖。
什么是"投名状"?就是叫你在进入绿林之后,就交了再也别想有回归之路的卖生契。古代人要入伙当土匪,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和真实性,需要杀一个人,用人头来报号的意思。《水浒》里林冲投奔梁山时,当时的山寨头领白衣秀士王伦叫他拿个人头来入伙。中共当初搞革命时也就是搞"投名状",当时参加红军的人基本上都杀过人,有的竟连自己亲老子都杀了的也有;既使没杀过人,也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作家于建嵘写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就说他父亲当年就是一个小混混,在村子里专搞偷鸡摸狗的事,甚至夜晚偷看别人夫妻床第之事,搞得年轻夫妻晚上都不敢睡觉,最后村民将他暴打一顿,赶出村子。他走投无路,投奔革命,尔后当了中共市委书记。这些人之所以被吹嘘革命立场坚定,是由于已经没有退路。因此,无论内部怎么互相残杀,他们也不愿退出这个队伍。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的意思。 今天的红二代们,按说也勿须像他们的老子们搞什么"投名状"了,虽然坏事也做了不少(如文革初期打老师、抄家、破四旧),但杀人的事比他们的老子们毕竟少些(有些革干子弟也有血债),为何也要抱作一团,甚至像王光美、刘源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既得利益"。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这些红二代们。他们利用特权,占用国家公器,将权力市场化。这些红后代们,凭借权力优势,以不公正手段聚敛国民财富,个个搞得盘满钵满,已有八成成为亿万富翁。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必须要保住维护其利益的党,要保住党,必须保住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死人就是毛泽东,活人就是不让共产党倒台的现今领袖。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倒,这个党的灵魂这没了,接下来中共必倒不可;现今领导只要维护毛泽东,维护这个党,他们必然拥护。这就是他们所说,"近平同志这几年干的好哇,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他"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刘源为何要和毛后人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他们认为,虽然毛杀了其父刘少奇,但他们深知,没有毛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上将军衔和享有优越的生活待遇,这都是由于这个党的存在,没有党就没有这一切。保住了这个党就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在既得利益面前,一切个人仇恨都可化为乌有。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恨毛,这也是多数红二代的心声。所以,在当今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不可能不抱团取暖。这也是他们最害怕走民主宪政道路的原因。
二,当今"红二代"迫切需要一个他们的"代理人"。
既然要保住既得利益,那就一定要寻求保护伞,中枢要有他们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一定做到既不能亡党,也不能亡国。他们也知道当今腐败已经危及到这个党和国家,不反腐也不行;反腐他们这一群人多数都可能被揪出来,要保住自己的财产,必须不能让共产党垮台,一垮台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反腐又不反到他们头上,这样既平了民愤又不会影响到自身利益。这一点习恰好做到了。习在反腐中并没触动太子党的利益,这叫他们怎么不拥习?谁都知道,要想比较彻底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走宪政民主道路。然而习近平却坚持以党治党,拒绝走这条道路,并将这条路称之为"邪路",这正是这些红二代们求之不得的。这些红二代们就怕走民主宪政道路,因为一走,他们钱没了,权也没了。而习虽然和他们想的不尽相同,但大方向却是一样,这个大方向就是一定要保住这个"党"。
但是,这些红后代们又有些担忧,"习王"如果动真格地搞,他们怕"反腐"这样一直反下去很难说哪天会降临到自已头上,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他们表面上支持习反腐,暗地又动起歪脑筋了。据香港《争鸣》杂志报导,中共十八大后,红二、三代全体出动,各派系搞串联,联署致信政治局和习近平,就当今国策提意见,并向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公安部申请成立有背景的民间组织,什么毛思想研究会,国家统一协会,举办可邀请高官站台的公开活动。红后代非常清楚,十九大将决定他们的特权利益何去何从,他们此举是借十九大寻求政治空间,分享政治权力,保护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看来他们对这个"代理人"又有点不放心了。
三,"红后代"并非铁板一块,还要作具体分析。
客观地说,对这些红二代还不能一概而论。从当前来说,"红二代"要分作几类。一类是,"打江山坐江山派",认为江山是他们父辈打下的,就得让他们的后人坐。他们要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些人的父辈基本上是一些军人家庭出身,老子们皆为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如林彪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据说黄永胜临终之时,对他的子女说,"你老爸连骨头都是红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那一套。这些人相当顽固,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一群人在红后代占有的数量比较大。
另外一部分人,其父辈对中共的罪恶有所反省,能认识到共产极权体制的弊端,属于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人,因此对其后人也有一定影响,如胡耀邦、赵紫职的后代,他们基本上没和这些红二代搅和在一起,这一类人占少数。
还有一些,他们可能看得更深一些,看得更远一些,知道中共如果继续坚持共产极权专制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走民主之路才能得以起死回生,这些人一般文化层次比较高,加上受到西方社会的现实影响,如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罗瑞卿之子罗宇。陈晓农近期发表的文章对中共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的;罗宇曾给习近平写了不少的信,以称兄道弟劝他走民主宪政之路。
但这些人和我们民主派人士还是有不同的,虽然他们也知道中共坚持走极权道路不通,但他们对共产党、对毛泽东还是有感情的。他们此举只不过是为了救党而已。如罗宇《告别总参谋部》中吹捧毛泽东:
"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头脑清晰,用人得当,英明伟大,一点不过分,否则一百万小米加步枪怎么打败三百万美式装备?毛泽东农民革命战争这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之一,是战争艺术的瑰宝,是古今中外几千年历史的佼佼者。实际上对这场战争的赞美,不是过分了,而是还不够。""毛泽东当年抛弃一切,拉大旗,上井岗,立志当皇帝,这是何等的有志气。纵观天下,我还看不出来今天的中国有一个可与当年毛泽东相比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这些人不可能有我们民主人士对暴君的仇恨;对中国民众在毛共极权专制下所受到的悲惨遭遇的同情;对尽快摆脱中共专制的迫切希望。这些人上了台,也不可能对毛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清算。
四,说说习近平和这些红二代的关系。
中共元老陈云曾说:"还是把权交给自己的孩子放心,起码不会挖祖坟。"由于当年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让胡、温任期两届。在胡温任内,将薄熙来搬倒,这让中共尚在的老一辈很不放心,那些红二代们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因此,他们已经觉察到,再不能把权交给无红色背景之人,习近平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培养接班人的。习也属于红二代,其父习仲勋曾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改革开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据悉习近平是肩负着红二代的重托,不能让中共垮在他手上出山的。习上任后面临着政府官员腐败、军队腐败、无官不贪的破烂局面。习也认识到,要想中共不亡,必须反腐,这样才能收买民心。但当反腐继续深入时就有点卡壳了。作为一个执掌全局的人,他当然考虑到多一些,而那些已经得到好处的红二、三代们就不会这样想了,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搅局了。因此,习面临着,这个"腐"反下去有点难,不反下去也不行,处在进退维谷的状况。此时此刻,那些红后代们如果不识相,提出过多要求,习也不会满足他们。据说去年王岐山、赵乐际、栗战书分批找红二代座谈,要求他们自律,并警告他们不要拉帮结派。这种事情在封建时代也有过,北宋时期,高逑尚未发迹时接交了一些泼皮赖货,高逑当了衙内后,这些泼皮总上门闹事、无理纠缠,最后被高逑一顿乱棍打出衙门。
习想的可能和那些红后代还不同,对于一个权力到达巅峰的人,他考虑到的并不仅仅是财富,而更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大权更加巩固。他和红后代们既有不同又有相同的地方。不同是一个考虑钱,一个考虑权;相同是都坚决不走西方的"邪路"。
综上所述,这群红二代们,多数是些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抱残守缺之辈。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兴衰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已经成为当今的"八旗子弟",他们的日子不会长的。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这台戏如何唱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7年8月16日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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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79】 雷崇功:我们那一网——反右运动60周年祭 Posted: 雷崇功:我们那一网——反右运动60周年祭作者: 雷崇功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00 ![]() 反右批斗大会(网络图片)
我的母校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57年反右时我们是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学生。进校时50人,后有转学停学的,这时只有46人了。这是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班,也是个团结的班。
学校环境优美,教我们的教师有很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吴宓、孙铭勋、曹慕樊、刘又辛、杨欣安、刘兆吉、吴则虞。我们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准备报效抚育我们的祖国。
1957年春天,民主的清风吹进华夏古国,吹进我们校园,大家激昂振奋,我们轻松地参加大鸣大放,文科论坛、"白丁报"、"海鸥报"等俱热气腾腾,仿佛还在玩笑似的辩论着,"阳谋"突然来到,大家都懵了。董时光、孙铭勋、曹慕樊、陈东源、罗荣梓等老师先落网,接着各班也开起了杀气腾腾的斗争会,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冯孝敏老大哥,他入学前当了多年小学教导主任,知识渊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抛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吗?"又印发《鸣放在北大清华》,成了出头鸟。接着揪出团支书、"自愿军叔叔"金太林,团支委、右派刊物《白丁报》副主编廖常勇和校文学社社长黄鹏先。大家私下议论,一个班四个右派,太多了,当然还想不到右派的下场如此悲惨。哪知这只是第一战役,更"辉煌"的战绩还在后边。
下半年全国都在欢庆反右大胜利,以为运动已圆满结束了。1958年刚开学,又叫要"深挖",挖出向继维、邱茂棣、杨介五、周义亨、陈年高、张淮明、彭玉君和我8人。共12名,占全班1/4强。如果加上开除团籍(大概是中右,未公布)和受党团处分的,约占全班1/2,如果再加上受批判作检查的,恐怕剩不下十个"好人"。
我们学校的右派据说有800(一说700)多人,未公布,不知是不是还在保密,我校当时师生员工总计4000多人,右派至少超过15%,反正在高校里按比例是首屈一指,超过北大和川大,是重灾区,我班又是重中之重。我校的官员多是西南局下来的,党委正副书记张永青和王逐萍都是邓小平、李井泉的老部下,不懂教育,却擅长斗争,挤走了有真才实学的谢立惠院长,还想在毛、邓面前立大功,因此左得出奇。
我班的反右司令是白伟,南下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一塌糊涂,整人却很卖力。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她检举揭发,划清界限,立即离婚,又怕上级不信任,就竭力表现,立功心切,心狠手辣,我班成为重灾区与她有很大关系。她一生并不顺利,没有教过书,毕业后在计生委工作,家庭也不幸。上世纪末她对毛政权有所认识,说自己受骗了,但至死没有向大家道歉,没有透露反右内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忘怀,许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礼堂,才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讲演,全场掌声雷动,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刘扬烈突然跳上台去夺话筒,一边声嘶力竭地狂叫:"不准董时光放毒!"会场秩序大乱,金太林和另外几个同学上去制止,把刘扬烈赶下了台。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状。刘扬烈则成反右英雄,编辑左派刊物《群众报》,在反右时杀气腾腾,天天点名批判右派,煽风点火。原来他有后台,中文系党总支和教师党支部在幕后出谋划策,他的准老婆刘建芬是党员,他则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阳谋"他早知道,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了名人。后来果然火线入党、夫妻双双留校、评教授,虽然他实习时做小偷尽人皆知,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母校50校庆时,我在食堂吃饭时碰见刘杨烈,他微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尽管他已面目全非,更无当年气焰,我仍然说:"化成灰也认得!"
对1958年的"补课"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位被楸出的是向继维,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绩优良,常钻研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但不问政治,团也不入,又正在谈恋爱,因此很少参加鸣放会,偶然来一次也从不发言。在斗争会上,一开始就把恋爱纠葛突然摆出来讲,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来他追求的是个预备党员,据说她去医院检查,还是处女,讲党员坏话是攻击党,并且品德败坏,戴上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两顶帽子,立即开除学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们没有性关系,他怎么成了坏份子?两天的斗争会没有揭发他一点右派言论,据正当的私生活定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太多了。个人隐私对"看客"富有吸引力,生活作风问题最容易将人搞臭。从这里开始反右补课,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估计白伟还没有如此水平。以后他的遭遇很悲惨,因为企图偷渡出境,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劳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后也只有东躲西藏,好在他在难中遇到一位识珠女子,白头偕老,晚年还幸福。
1962年我在剑门关回想起那荒唐可笑的斗争会,特别浮现起在会上有人星沫四溅大讲"膜"的常识的情景,写了一首诗:
偶憶 兩條道路决死活,蕩蕩巍巍撼日月; 慷慨陳辭髮欲指,津津樂道處女膜。
第一批四人的斗争会开得很"充分",被斗者还可以反驳、申诉,当然,东风绝对压倒西风,不管服不服,肯定定性,绝无幸免可能。也有说理的成分,如:胡风是否反革命,只需引经据典,党报怎么说,毛老人家怎么说,就够了;向个别党员提意见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夸大一点不及其余";被斗者自我否定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时间因此拖得很长,直到斗垮斗臭。我们第二批除了第一位向继维以外,都是草草收兵,记得我的斗争会顶多一个小时,反右领导小组宣布罪状后,只有事先安排的两三人简单发言,没有叫我说话就直接宣布戴帽,同时在食堂贴了一张大字报。没有要我当众认罪,后来处理时竟然说我态度恶劣。可能时间太紧,反右的任务又这么繁重,只好提高效率。
"补课"结束不久,学校对我们右派作了处理,分为四类:第一类,劳动教养。据说这个无期的劳改是专门为右派开设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时光老师、学生右派刘期朗、朱云隆和我们甲班的李言畏等属此类。以后董、刘、朱都升了级,正值壮年的董先生死在劳改场。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改造,我班第一批四人属此类,到北碚金刚乡劳动几个月,1958年冬天从农村回学校劳动队。第三类,留校察看。我班五人获此处分,毕业时我和邱茂棣继续留劳动队,可能是我们的态度特别恶劣吧。第四类,免于处分,但"份子"是终身的。我班彭玉君和张淮明属此类。彭玉君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但《鸣放在北大清华》摘自她弟弟给她的来信,她姐弟一起落网。向继维没有等到"分类处理",是特殊类吧。
老毛"宽厚"地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右派"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这是绝大谎言,实际上右派被杀的很多,单是北大学生右派就有8人。北京大学700多右派,初步统计,处死8人,打死1人,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劳改9人,劳教25人,其他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劳教的处所都在穷山恶水甚至荒漠,人类甚至动植物都难于生存的地方,如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云南昭通大坪劳教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以及青海高寒地区和新疆大沙漠中。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简直是奇迹了。夹边沟3000多劳教分子只有300多还命垂一线,如果再拖几个月,只怕要死光。青海省死亡劳教分子4000多,其中右派3000多。
这里我突然想到亲眼看见的两种动物濒死的情景:一是猫戏老鼠。猫抓住老鼠后,可能不饿或者悠闲或者心情特好,不急于吃掉,放在一两尺远的地方,等老鼠跑几步再去抓回来,如是者多次,老鼠精疲力竭,猫就等它恢复体力后再来戏耍,直到猫失去兴致后才去吃,老鼠一般是跑不掉的。二是杀鸡不断喉。杀鸡专业户大多在鸡颈上用刀轻轻抹一下,就丢在大竹罩里,鸡在里边垂死挣扎,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血一滴一滴的滴,滴完后才断气,断气前还要大动两三下,是"回光返照"吧。俗话说:"救人救到头,杀鸡杀断喉。"杀鸡不断喉是极端残忍,正如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满足刽子手和看客的嗜血本性。因此,在这种统治者眼里,多一笔血债少一笔血债都无所谓,下令开枪不会有什么犹豫,他的部下绝对服从惯了,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如果不是祖龙翘辫子,黑五类全部都会像大竹罩里的鸡一样,鲜血滴尽而亡。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尽管向往自由民主的曙光,但大多很幼稚,没有鸣放出什么重磅炸弹,多是党员作风、教育弊端和课程设置等,冯大哥提的问题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创,林希翎在北京先提出来。我主要是鹦鹉学舌说"党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报》编辑,划为右派也不冤。那么多政坛元老和学界泰斗都难识其奸,我辈黄毛小子被网住也不用后悔。
中国人历来都盼望明君和清官,盼望"大救星",虽然无可厚非,但实在糊涂。我班同网同学陈年高,是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改正"后将当年反右副总指挥的相片供在神龛上,以为他挽救了我们这伙贱民,殊不知领头反右后来又阻碍平反的正是此人,有白纸黑字为证。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丢掉,他和他的继承人"立地成佛"也绝无可能,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不会有希望,政治体制才是根本。对刽子手是追究罪责的问题,不能指望他们给受害者平反,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1958年冬,我与从农村回来的金太林、廖常勇等二十多人组成伐木队,去壁山与铜梁交界处砍树和运树,条件很艰苦,劳动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气,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网之鱼,没有"人民群众"监督,觉得分外轻松。只有一位很和善厚道的老工人带队,他不会陷害人。晚上大家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通铺,睡前至少要在黑暗中闲聊一两个钟头,那是最开心的时候,说说趣事,相互打趣,但决不说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严峻和前途的险恶似乎全不在心上,笑浪在静夜大概要飘飞好几公里呢。后来我填了一首词:
破陣子 贈伐木隊諸君 戲跨原杉火箭,清歌鼓楫蒼山。提褲東池戰母狗,歸來定計製沙盤,何曾話辛酸。 人在坎坷中識,同羅更是相憐。屈指西風已四度,天涯蓬轉幾桑田,應猶夢壁山。 1962 初夏於劍閣公興
词中的 "大战母狗"、 "沙盘定计" 和"坐火箭"都是当时著名的笑话,不知每天从哪儿找这么多的笑料。因言获罪以后,大家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头装哑,禁锢得太久的天性在这个特殊群体里释放了出来。金太林最近说,这一生最难忘、最惬意的就是在伐木队那两个月的经历。抬树时我常与金大哥一根杠子,回校后在劳动队又与邱茂棣一起打铁,因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终生情谊。100多人的劳动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成为一个共患难的集体。
1958年我班有五个右派与其他同学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监督改造,处境更为恶劣。彭玉君曾写信说,实在处不下去,想回西师来劳动。这当然不可能,以后她历经苦难,在她的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里有真实的反映。周义亨和陈年高的遭遇都很惨:周劳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份加重了惩罚;陈工作四年就被开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劳动服务站谋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回家务农。黄鹏先在劳动队放羊时,一支羊摔死了,他被批斗后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璧山监督劳动,后来流落贵州绥阳,好不容易当上小学民办教师。
我大概因为劳动改造得好, 1959年11月分配到剑阁县,工资32元。大学毕业生起码薪本该42元,可周义亨只有25元,他来信说:"綦江待人何薄!"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右派在哪儿也不好过。不能上课,只能做勤杂工,哪儿都受到歧视和打击。
1962年我被"精简"回到简阳老家,穷乡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老老实实劳动,大队、公社和县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没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被诬为"大同党"头目,在土牢关押一年多,严刑逼供,到了体无完肤求死不得的境地。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我成了当地的名人,牵连很大,逼死二人,多人自杀未遂,后来不了了之,既不向我们认错,也不赔偿,甚至没有宣告结案,不知专案组是否还在搜集我们的材料。我后来写的《别样的幽默》虽不愿再现严酷,但也作了一点记载。后来当了八年外流犯,当过建筑工、炊事员,搞过投机倒把,进过收容所、派出所多次,屡遭危难和折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与许多同网朋友一样,不愿再提往事,待心情复苏时再写吧。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劳动队呆到1962年"复学"半年,作为6 2级毕业生分配了出去。尽管老邱1959年国庆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时又重新戴上光荣的右派帽子批斗,并开除公职。他一身蛮力,会打铁、打石头,依然活得滋润潇洒。其实"摘帽右派"仍是右派,许多右派摘帽后仍是专政对象,政治处境并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类自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一网几乎无人幸免。现在我们"改正右派"没有平反,当然还是右派。北大著名学生右派谭天荣在1957年反右运动高潮时宣告:"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我承认我是右派,并以此为荣,但遭此法西斯非法迫害却有违天理,我要控诉。
右派分子的家属和亲友都受到牵连,我的哥哥雷任远被迫害致死。他是丰都中学数学教师,也长于绘画。1959十年大庆时奉命为墙报画刊头,他画的是天安门,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画得较暗,这是绘画的基本常识。可是就只因这个刊头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照他们的逻辑,出身大地主,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当然心怀不满,故意污蔑新社会,把天安门画成一团漆黑。1960年初死在狱中,刚刚26岁,教书一年多。说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我1979年到丰都领平反通知时,一片布一张纸的遗物也没有得到。没有一分钱的赔偿,连被关押几个月的工资也不补,县公安局的办案人说,照政策,如果有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我哥哥尚未结婚,单身一人,没有直系亲属 ,就什么也没有,甚至我的车费、住宿费都要自理,因为我刚刚被"改正",每月有40元工资。真是岂有此理,我突然发怒,大闹公堂,才给我报销了旅差费。办案人说,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是在档案中发现了这一错案,要我感谢党。我"哼"了一声,愤愤地离开了"鬼城"。人被整死19年后才通知家属,还要感谢刽子手?我哥身体强壮,朴实忠厚,性格憨直,不善言辞,依说不会得罪什么人,可是竟遭此荒唐的不白之冤,应该死不瞑目。右派分子55万或者300多万,至少有几倍亲友受牵连,这次运动受害者至少上亿,实是震惊世界的大冤案。
这次运动也使许多家庭解体,如葛佩琪蒙冤20多年后,虽然得到昭雪,但已妻离子散。我班唯一女右派彭玉君被强行与结婚不几年的丈夫离婚,以后的遭遇很悲惨。金太林与热恋女友被迫分手,他的女友章伯萍是我们同班同学,漂亮活泼,20多年后我见到她,已经是个呆呆的老太婆了,终日只有以泪洗面,后来脑萎缩,完全痴呆,十年前凄苦去世。没有调查统计过,全国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些特别重大的社会悲剧是谁造成的?没有离异的右派家庭可能很少,我知道章伯钧的夫人宁愿成为右派与丈夫一起下地狱也不肯离婚,让人崇敬。
十年浩劫后,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却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样,恢复了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在工作中都很努力,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补回来。几年后都被评为高级教师,金太林、廖常勇和张淮明当了中等学校校长,其他同学也都是教学骨干,作出了很大成绩。课余时间则笔耕不息,突出的是黄鹏先、彭玉君、廖常勇。黄鹏先在浮躁的当今社会甘于寂寞,勤于笔耕,发表文章500多篇,200多万字,专著10本,尤其在儿童文学方面有丰硕成果,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彭玉君以古稀之年完成系列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成为四川作家协会会员。廖常勇、周义亨、雷崇功等人也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们这个班46人,已有15人去世,我们这一网12人有多灾多难的周义亨2008年去世,廖常勇2010年去世,张淮明去年去世。10人中最年长的冯孝敏身体一直欠佳,于2011年6月去世,十年前我参加母校校庆时,贸然敲开了他的房门,与他促膝半日,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他比我大七八岁,读书时总把我当小孩逗着玩,像这种正儿八经的谈话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见解的精辟,特别是对独裁体制本质的剖析,使人不得不折服。吃了他亲手给我煮的一大碗番茄鸡蛋面才依依离去,这竟是永别。黄鹏先腿脚疼痛行走不便,与其他同学会面少一些,但与大家也常联系,特别是与我的电子邮件更是频繁。我们其他同网8人每年至少都要聚会1—2次,相信这种友情会永远保持下去。
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对世界看得更清楚,对从前和现在的谎言嗤之以鼻。近四年多,为了避免老年痴呆,在博联社、凤凰网、博客中国等网站开了博客,写了一百多篇时政博文,有多篇博文被墙内外多家网站转载。其中有七篇论述反右运动,另外有多篇也涉及到反右。
值此反右60周年,对当局的傲慢义愤填膺。不认错,不赔偿,对右派们的呼声装聋作哑,还把反右作为敏感词,强迫遗忘,企图把右派老人拖死完了事,也是一种"软埋",以维持其"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维持一党专政的体制。幸存的右派不多了,能说和敢说的人更为稀少,因此,我责无旁贷,不顾后果,一吐为快,拒绝遗忘,要求追究罪责,要参加右派索赔大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朝闻道,夕死可矣。"能够与储安平、傅雷、刘宾雁、黄万里这些精英同在一网,也是荣幸。九死一生,居然活到耄耋之年,现在是无欲无畏,活得充实潇洒。这就是当右派的收获。希望右派们健康长寿,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依法获得应有的精神和物质赔偿,看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祖国屹立在东方。
2017年4月30日 于黄龙溪 您收到此邮件是因为您订阅了Google网上论坛上的"民主中国"群组。 要退订此群组并停止接收此群组的电子邮件,请发送电子邮件到minzhuzhongguo2...@googlegroups.com。 要发帖到此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minzhuzho...@googlegroups.com。 访问此群组: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minzhuzhongguo2009。 要查看更多选项,请访问https://groups.google.com/d/opto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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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79】 茆家升:彭湃、毛泽东是终结“乡村自治”的始作俑者——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之二 Posted: 茆家升:彭湃、毛泽东是终结"乡村自治"的始作俑者——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之二作者: 茆家升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699 ![]() 农民王——彭湃(网络图片)
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来农耕立国,先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农村。由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和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乡村自治状态。先民们过着自耕自给,远离皇权相对自由散漫的生活。几千年来,历经多次皇朝更迭的大动乱,战争、灾荒、瘟疫等种种劫难,先民们凭借脚下几亩薄田,几片山林,几笼菜地,和吃苦耐劳,艰辛发奋的精神,都坚强地生存下来了。中华民族聚集的是一群心地善良、刻苦勤奋、自尊自爱也和睦待人的人群。
但是,也因为几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还有分散的单一的小农经济,产量低,物资匮乏,缺乏竞争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与世界潮流脱节。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保守的大门,被外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机的到来。
于是一批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本国本民族种种积弊的同时,也纷纷走出国门,去见识滚滚前进的世界潮流。当然,纷纭繁杂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颜六色的。其中发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门大的不一就是真理。
果然,各种正说邪说正理歪理,都戴着各种面具,藏着各种野心祸心,打着各种旗号,涌进中华大地这块闭塞已久的土地上来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大动荡也一发而不可收了。
那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两股思潮:一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带来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变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学、宪政、自由、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们。认识它,接受它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韬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适等,当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陈独秀。 其二就是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带来的红色大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要消灭私有制,包括剥夺农民和小工商业的资产;要和旧的传统做彻底决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缚",据说那样就可以到达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极乐世界了。今天来看别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如何的荒唐与充满暴力血腥和灭绝人性,但其开始鼓吹的反剥削均贫富的主张,确实也蛊惑了一批知识分子,愿意为它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从而也成就了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早年的毛泽东算不算说不清楚,中晚年肯定不是! 他们之中有三位人物,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中共创始人,并任第一届至第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先生。陈先生经历为何如此独特,他的早期言论主张为何,以后有过怎样的流变,晚年又如何回归?弄清这些本来对当下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多年来对陈的研究一直是禁区,改革开放之后,稍有松动。因与本文主旨相隔较远,暂放一边。
另外两位自然是共有"农民王"头衔的彭湃和毛泽东了。他俩应该是终结中国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国广袤乡村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顽强的推行者。由此带来的乡村乾坤大颠倒,其后果是福兮?祸兮?他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农民的大救星,还是灾难连年的灾星?两位之间有何异同,历史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他们?
说来话长,还得从中共成立说起。
二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 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终结在中国广袤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牺牲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三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当年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毛泽东,从发动农民革命起家,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新政权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实行'统购统销',就是剝夺农民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在反剝削、反压迫、均贫富的名义下,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所谓和传统决裂。从而在古老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 开始,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对乡村中的地主富农士紳和较富裕的农民,施行打砸抢,直到把他们斗倒斗垮,有的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起来。再分掉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有的还分掉了他们的老婆女儿。这样的大革命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
从1924的"农讲所"开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会上所言,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毛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归根结底还是土地问题。文前曾说土地是亿万乡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说是乡民们的保护神。我们中华民族能相对平静地绵延数千年,包括历经多年的动乱和劫难,还能顽强的生存繁衍下来,虽然因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私有制,和与此相关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只要亿万乡民固守着脚下属于自家的土地,恋恋不忘'落叶归根',中国就乱不到哪里去。反之,广大乡民们一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无根的浮萍,就是一群失魂的浪人。那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怪事坏事都会发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说土地私有应该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其实本来没必要这么细分的。在属于我的土地上,我想种啥就种啥,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乃至土地想买想卖,都是我自家的事。至于种出来的庄稼,除了交公粮,当然归我所有。就像我开-家商店,买什么卖什么,是赚了还是亏了,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纳税,资产也当然归我所有。会有什么问题吗?
未想到这些常识范围的事,在毛时代天翻地覆了。农业合作化愈演愈烈,农民们刚到手的土地证,未捂热就没了。一句工商业改造,你的商店工厂也没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厂都没了,还谈什么经营权和支配权?既然国家资源劳动成果和劳动者本身,都属于执政者,在领袖专政完成之后,财富劳力都成毛的私产。还有百姓的活路吗?出现饿殍遍地、经济衰退,乃至文化毁弃、道德沦丧,是必然的事。而这一切都生发于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应该承认,毛死后邓主政,实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进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所谓'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在土地产品分配权上,执政者向土地耕种者,作了一些让步。近年据说开了一个大口子,农民有了土地经营权,政府向土地耕种者,发放了类似城市房产证的小本本。虽然它还不等于田契,还不是土地所有权,没有突破土地权属于国家的所谓红线,也算是时代的一大进步了。进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远了,再说说另一位'农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四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应该说彭湃对马列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他归国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主观行为,并非受他人蛊惑。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故又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彭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由于延绵数千年乡村相对平静的'乡村自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带来的是相互仇恨和杀戮,是动乱逃亡。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五
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风云再起,即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周凤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四人帮垮台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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