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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3, 2014, 6:39:22 AM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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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乌克兰危机背后的全球治理失败（附：战后秩序崩盘 “正常国家”登台） Posted: 03 Apr 2014 12:02 AM PDT 今年1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发表《战后秩序崩盘 "正常国家"登台》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言过其实。那篇文章谈的是东亚局势，没有提到俄罗斯，但刚刚过了两个月，普京猛然跳出来在乌克兰投出一枚巨型震撼弹。我不得不再次指出，战后秩序已经无法再维持，一个大动荡的新时代已经露出了狰狞面孔。 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错综复杂，用任何一种黑白、正邪二分标准（最常见的是专制/民主二分）去解释都是片面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乌克兰的乱局也不仅仅是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问题，或谁赢谁输的大国零和博弈问题；问题的根源是，全球治理出现了系统性的差错。 为什么出现系统性差错？由于冷战后秩序是西方主导的，那么，一个合逻辑的推论就是：西方国家对于冷战后秩序、特别是对于中俄两个后极权主义大国处置不当。 苏联东欧阵营解体，西方掉进因过度乐观而导致的全球治理盲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只剩下几个"流氓政权"需要修理。于是，一方面在改进全球治理秩序上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在局部热点问题上轻举妄动、滥用武力。 简单说来，冷战后秩序是由两个"国际警察"维持的：联合国的授权提供合法性，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提供军事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但这种安排漏洞百出。首先，联合国的制度设计只不过是二战后几大战胜国之间的权宜性安排：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一票否决，联合国便整体瘫痪；联合国大会100多个国家无分大小，几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和13亿人口的中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种制度如同儿戏；美国承担着国际警察的重责，对维护世界秩序贡献巨大，但却声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从北约轰炸南联盟、承认科索沃独立开始，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或密切合作，更没有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框架进行必不可少的修补或重建，就轻率、武断地对多国进行武力干预，既带头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又没有代之以获得国际共识支持的新国际秩序，原本应该是秩序维护者的西方联盟，成了秩序的破坏者。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一肚子不满，恐怕很难用"专制独裁的中俄反对民主的西方"这种意识形态黑白二分视角，把西方的责任一笔勾销。乌克兰危机固然是一心留恋苏联红色大帝国"辉煌历史"的普京一手挑起的，但是，北约违背德国前总理科尔对戈尔巴乔夫的承诺不断东扩、不经联合国授权轰炸南联盟、承认科索沃独立，毫无疑问给普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口。 那么，西方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俄这两个后极权大国？ 冷战后的中俄和冷战期间的中俄虽然有其历史继承性，但性质上却大不相同。现在的中俄是两个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摇摆的转型中国家，未来走向哪里是不确定的，过去那种"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狂妄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西方拉一拉可以往民主走，推一推可以往专制倒退。这就需要有超越专制/民主黑白二分的新思维、新分析工具；尤其是，需要以硬实力为威慑、但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硬实力，而以软实力的运用发挥为主导。但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恰好相反，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自己的软实力，大大高估了自己的硬实力，急于用武力干预解决问题，不但中俄两国的执政者，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精英和民众认定，要想有国家安全，就只能依靠硬实力甚至核武器与西方对抗，别无选择。 于是，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趁势崛起。"民族主义"历来是许多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盲点，英国、法国二战后在其前殖民地，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失败，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后重建中遭遇的重重困难，以及在处理与中俄两大国关系时的屡屡失误，都和聚焦于专制/民主意识形态二分，低估民族主义的强大感情力量密切相关。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超越意识形态二分的狭隘视角，客观公正看待中俄两国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到，这两个国家当中热衷自由民主的国民迄今为止只限于少数、甚至极少数西方化的精英，绝大多数国民心心念念关注的是国家富强和生活改善。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西方国家对之不屑一顾，不但不去设法削弱反西方反美的民族情绪，反而极其简单化地把民族主义看作仅仅是专制政府的操弄，以为只要把专制政府搞垮，自由民主自然就会从天而降。实际效果怎样呢？越来越多的两国民众被西方的错误政策驱赶到政府一边，促成了专制政府和极端民族主义民众之间的反西方大联盟，令自由民主派越来越势单力薄。 在西方学界和媒体上，黑白二分法泛滥成灾。二分法从古希腊柏拉图时期就开始渗入西方文明，两千多年来被不断强化，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基因之一。国际关系学说领域也一样，西方总是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遏制/接触、硬实力/软实力等等二分性的极端之间摇摆，现实主义者热衷于和专制政府做买卖，理想主义者只爱听和自己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见，双方全都由短视的机会主义政策主导，整体上既没有长期一贯的战略战术，更不考虑言行一致的国际规则创新和践行，于是，全球变得越来越无序、越来越混乱，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西方在对乌克兰问题的理解上至今依然是就事论事：谁正谁邪、谁输谁赢，几乎没有看到从"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公平正义"角度看问题的人，似乎规则没问题，只是普京之辈破坏规则，然后如何惩罚违规者的问题。我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我们现在面临着新一轮大国之间剧烈冲突的零和博弈局面，冷战后秩序已经风雨飘零，出路只能是：把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改换为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而这就必须创建新游戏规则──创建足以遏制恶性循环、保障良性循环的新游戏规则。显而易见，冷战后由联合国和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法维系，新的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亟待建立。但中俄两国官方提倡的所谓"多极世界"是个坏主意，那是国际关系外行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多极世界等于混乱无序世界，那比现行冷战后秩序还要坏得多。必须另想办法。 也许应该创建一个类似美国最高法院那样的国际宪法法院？由联合国主导，全体会员国协商修改国际法、制定国际宪法，由国际宪法法院裁决国际纠纷，各国按比例出资成立国际警察部队，执行国际宪法法院的裁决。当然还可以有其它办法，但全球治理不动大手术恐怕是不行了。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附录】 周舵：战后秩序崩盘 "正常国家"登台 得到多数国民支持的日本安倍政府铁了心，要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各国主流舆论似乎普遍低估了日本此番作为所预示的凶险前景。这不是日本一国"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简单表面的问题，因为时代大为不同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真正危险的是，它预示着二战及冷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旧秩序即将破碎，和平新秩序却遥不可及，一个冲突、动荡的新时代已经露出了狰狞面目。 笔者认为，症结在于现有的战后（二战和冷战后）秩序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说到底是"不正常"的（姑且这么说吧，准确说是"不健康"的）──不仅日本认为不正常，决心"修正"它，中国口口声声维护战后秩序，实际行动却是越来越强硬地渐进式修正着这一秩序，而美国也已经力不从心，开始想要甩掉"世界警察"的重担了。种种迹象都表明，二战和冷战后的旧国际秩序事实上已经濒临瓦解，"正常国家"即将登上历史舞台，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大趋势，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过是引爆整个局势的第一条导火索罢了。 对于钓鱼岛争端，国际主流意见基本是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大国实力平衡"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旧的实力平衡，必然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日本安倍右翼政权咄咄逼人的内外政策。要防堵中国，日本最明智的办法是维护美日韩三国同盟，继续让美国挑大梁，并不需要推翻战后秩序、和平宪法，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很多人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修正主义者"，倒不如说日本更像是修正主义者──持这种看法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韩国人也不在少数。 事实真相是，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挑起的，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日本极右翼头子石原慎太郎，是他发起募捐，要从私人手里买下钓鱼岛，计划在岛上兴建各种设施，野田政府不去强力阻止，而是趁势由政府买下钓鱼岛，事先既没有和中国沟通（这恐怕不仅仅是"考虑不周"吧？），事后又一口否认中日之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更荒诞的是闭眼不看现实，明明每天都在争议着，却坚持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这一切和"中国崛起"有什么关系？用网民的话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日本极右翼要推翻战后秩序，废除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想干这件"举国大业"，是心底里与生俱来的炽热愿望。这些老派日本人留恋战前日本爱国一心、牺牲奉献、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对当今日本年轻人的私而忘公、享乐主义忧心忡忡，他们内心有种深深的焦虑，认为照此下去，日本只有沉沦一条路。说到底，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战后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相反，他们根本不承认日本的侵略罪行，不承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个好用的借口，不过是他们利用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企图把美国人拉到自己一边，给他们的"正常国家"美梦开绿灯的策略而已。仇中是表象，反美才是实质。 当然，并不是所有支持安倍极右政府的日本人都这么反美。很多安倍政府的选民可能并没有走这么远，但是，他们和安倍这一路政客的深层心理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得到平等对待，得到承认，得到民族尊严，而这就势必要成为"正常国家"。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没有理由阻挡；更重要的是，谁想挡也一定挡不住。我们不要再白费功夫，企图强迫日本继续接受战后秩序。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才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大事。 二战后国际秩序和一战后的最大区别是，一战后国际秩序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但二战后不然，有了两个有权威也有实力的国际警察，一个是联合国，另一个是美国。联合国提供合法性，美国供应硬实力，合在一起，才有了"国际秩序"这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问题在于，美国一边当着国际警察，一边宣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一国充当国际警察，这就让当今的国际秩序虽然勉强有效，但漏洞百出、"很不正常"，美国也因此成为了一个不太正常的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令美国大出血，又几乎一无所得；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让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低落──且不论美国是不是绝对衰落──美国或迟或早，必定要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变得比较"正常"起来。 但不管美国如何调整，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可以代替美国的国际警察地位；中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干这件事──现在没有，50年之内都不行。 美国的鹰派势力一方面夸大了中国的实力──实际上中国的硬实力远不如美国，软实力更是根本谈不上──更依照军方的零和博弈观把中国实力的上升片面解说为必定会和美国冲突；另一方面又大大低估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良性发展前景，似乎凡是自称共产党的天然就是民主之敌。可是，现在"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挂在墙头的标语口号，迫不得已时喊几句敷衍了事而已。习近平说中国不输出革命，这更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基本事实，背后的潜台词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是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不想征服世界（不称霸）；就是想，也做不到。因此，美国的 "重返亚太"纯属多此一举，有害无益。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值得认真看待，据此推测，中共下一步走向法治、宪政，走向所谓"新加坡模式"不说是必由之路，也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只不过，民主可能还要再往后放放而已。多一个新加坡，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角度看，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可言？ 美国不可能不调整，现状已经不可能维持。所谓"重返亚太"这种有意图却无实效的围堵诈术，除了强化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和中国军方鹰派的反美立场之外，毫无效果。中方的反应直截了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强硬对强硬，不但海监船和飞机巡航钓鱼岛常态化，还单方划定防空识别区，出台南海新规。"围堵"要想有用，必须以战争决心为前提，而地球人都知道，核大国开战是发神经病。 为了在收缩战线的同时勉强维持既有秩序、对他们心目中可能性越来越大的"中国威胁"预作准备，美国不得不把部分安全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交换条件，就是放松对日本的管制。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放虎出笼，理由是，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和美国翻脸。但日本极右翼并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安倍、麻生等人高喊的"价值观外交"、"普世价值"、"自由繁荣之弧"现在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牌而已。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虽然未必是安倍等人的真信仰，他们也不大可能走当年先辈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但是，一旦得手，极端民族主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民主、自由、人权，所有的"普世价值"都要服从这个主旋律。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么看日本的"成为正常国家"？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一，根本不必操心日本再走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 第二，日本不会和美国"翻脸"。因为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都有历史旧账没算清，照日本极右翼的做法，日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坏，强敌环饲之下，美日同盟当然对他们非常有用。但是，日本将会和美国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搞不好会成为类似中美关系那样既合作、又闹别扭的关系。日韩同盟就更别谈了，两国关系不坏上加坏就不错了。 第三，不谈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纯讲国家利益的话，对中国国家周边安全局势最不利的局面，无过于美日韩三国结成针对中国的强固同盟，齐心合力阻止中国崛起。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恰恰是会瓦解美日韩三国同盟，所以很清楚：到此为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大大有利。 第四，可是别忙，还有最值得担忧的，是日本会不会悍然开发核武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之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发展核武的强有力约束。毕竟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很可能还有以色列和伊朗）都在这么干。特别是，如果和中国的关系极度恶化，甚至走到战争边缘的话，日本开发核武器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是喜是忧，结论就会很不确定。 第五，前面已经说过，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而且，中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中美日三国迟早都要成为"修正主义者"，谁都不可能继续维持现状了。中美两国的差别只在于，中国对此越来越目的明确、手段强硬，而美国既不情愿放弃旧秩序，又有心无力。 这就是本文标题那句话了：战后秩序崩盘，"正常国家"登台！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吗？ 在笔者看来，没有，谁都没有。整个世界就像一艘大船，眼看就要驶进风暴洋，却有帆无舵，既无处下锚，又没有船长，船上几个肌肉最大块的乘客还在不顾死活，一心只想互相斗殴，置对方于死地。 怎么办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由联合国主导，中、美、日三国为核心，俄罗斯、韩国、朝鲜、东盟加入，大家坐下来认认真真谈判，谈出一个类似二战后欧洲的欧安会协议那样的亚太安全协议，各国切实遵照执行；在此之前冻结现状。否则，就只好走二战前欧洲人的老路，为几个没人肯住、只有鸟去拉屎的不毛荒岛大打一仗，打得大家都筋疲力尽、两败俱伤之后再谈。那又何苦呢？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原载《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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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Apr 2014 12:02 AM PDT 2014年04月03日  Lauren Nassef 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到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此话在国内流传甚广，从中学生表达爱国主义的蹩脚作文，到专家们分析国际关系的重磅评论，都不难见到这头狮子的身影。 "中国睡狮论"是一起横跨欧亚大陆，历时两个世纪的话语制造事件，中外学者都所提及，拿破仑也时常被摆出来。但是他是否进行过这番预测，又在何种场合说了这番话？仔细考据，说法纷繁复杂；中国究竟是否是一头狮子，沉睡或苏醒也表述各异。 2004年2月，《环球时报》发表过一篇小文章，题为《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怎么来的》。作者史鸿轩先讲述了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伯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拜访拿破仑一事，而后引述了这位法兰西英雄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个故事听上去有板有眼，入情入理，可惜此文没有提供任何史料出处。 19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曾播放曾引发争议的纪录片《河殇》，该片第一集便提出了沉重的历史问题："曾经令盖世无双的拿破仑警告西方不要去惊醒的一头睡狮，为什么会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头狮子再次被称为出自拿破仑之口。  《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多年后，我通读了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著的《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此书结尾记叙了1816年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一次英国使团访华之行。返欧旅程中，阿美士德顺道拜访了当时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两人交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中国。读到这些段落时，我期待着拿破仑的狮子跃然出场。 结果却令我失望。根据这些谈话的记载，拿破仑只发出过一句意义相近的警告："如果你们（英国人）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佩雷菲特在书中还问道："为什么他们（中国人）至今尚未证明他（拿破仑）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注意"可能"两字――连这位渊博的法国学者也不能肯定预言的确凿来源。 今天英语世界经常引用的拿破仑名言，主要有三个翻译版本。它们的前半句基本一致："让中国睡着吧，因为当她醒来……"；后半句意思相近，语态和程度有所不同："世界将会发抖"，"她将动摇世界"，"她将征服世界"。只是不论哪个版本，我们都看不到那只狮子。就我近年阅读英文出版物所见，有人引用此言用"巨人"(giant)，有人用"卧龙"(sleeping dragon)，没有人用过"狮子"。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费约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出版。 更系统的史料查证也肯定了这一点。据美国学者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我们意识中的痕迹》(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一书查阅，在1890年到1940 年的五十年间，有六十多篇论文和三十多部美国著作的标题使用了"唤醒中国"的表述方式。这些标题中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没有哪个使用了"睡狮"一词。台湾学者杨瑞松检索了1750年到1985年间的英国《泰晤士�》，仅在1936年的档案中找到一篇相关材料，可它也没有提到狮子。我终于在2011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拿破仑的中国睡狮，再看一下作者身份，署名"Xué Xinran"，自称是个出生在北京的中国人。 那么，拿破仑究竟有没有将中国和狮子联系在一起呢？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唤醒中国》(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一书中对"睡狮论"作过一番考证。该书一条脚注称，大英博物馆东方手稿部主任曾遍查馆内资料，仍未能找到拿破仑名言的可靠出处。而据费约翰的研究，清末外交官曾纪泽才是提出"中国觉醒论"之第一人。1887年，曾纪泽在英文刊物《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根据曾纪泽的著作《皇朝蓄艾文编》纪录，此文在"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 曾纪泽在文中写道："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China was asleep, but she was not about to die)"这一酣睡不死的国家形象，不仅出于对外交流宣传的需要，更缘于国内政治斗争的较量。大清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派改革力量都倾向于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昏昏沉沉的梦中人，而改良或革命则成为令其"惭醒"或"猛醒"的必要举措。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回忆，甲午战败好似让国人"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唤醒中国》则纪录孙中山喜欢说："（中国）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 此后，中外学人逐渐勾勒出了觉醒论在曾纪泽之后的演化路径。在"唤醒政治"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先后驭使了狮子这一新时代的政治神兽。1899年，梁启超发表《动物谈》，其中一则寓言称某人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貌似狮子的家伙，还谓其"先睡后醒之巨物"，此为睡狮比喻之滥觞。革命党人吸收了曾纪泽的"觉醒论"和梁启超的"睡狮说"，但两人均属敌对阵营。 有中国学者推测，宣传家们张冠李戴，将其著作权转移给死无对证的西方伟人。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施爱东先生统计，1920年前后，中国报刊上睡狮论提出者包括拿破仑、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二世等人。最终还是拿破仑来头大，压过了其他西方政治家，将中国狮子拉到自己名下。本文开头提及的《环球时报》文章，可谓这一话语生产过程的最后一步，即将睡狮论嫁接到拿破仑与英国使者的会面故事中。 行文至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担心，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犯了引用不当的错误。费约翰在考证拿破仑的名言来源后，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十有八九，他（拿破仑）从未说过这句话"。一位大国领袖在别国听众面前，引用这国伟人从未说过的话，这情何以堪？ 其实担心大可不必。习近平引用此语不仅得体恰当，而且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 学界有一条规矩：说有容易，说无难。史学家们没有发现相关证据，并不能证明拿破仑没有说过这话，况且他的确表达过相近的意思。连费约翰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还有十之一二的可能性预言中国觉醒。我曾在国外的史学论坛上看到有人提起，1803年拿破仑曾指着一幅世界地图的中国部分发出了"沉睡巨人"的断语。这位外国网友还强调，"巨人"在其他版本中也作"狮子"，可惜他并未指明出处。一代枭雄原话如何，仍然不得而知。 况且，政治和学术属于两个论域，对于政治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同真实性至少是并重的。既然世人都相信这句名人名言，政治家就可以使用它。这里我们不必太学究气，将司马迁的留给司马迁，拿破仑的留给拿破仑便好。 问题只有一个：遗憾的是，拿破仑的预言长期没有应验，是日本而非中国在过去两百年间动摇了世界。直到1990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这句名言再次被西方人记起。1997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列举了一系列冠以"中国觉醒"的出版物，《中国震撼》、《中国冲击》等新近之作则瞠乎其后。《经济学人》还以该刊惯有的幽默口吻评论道："或许这话也该睡觉了吧。" 它还不该睡觉，因为其他国家并不了解睡狮觉醒后的模样。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之际，全世界不少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中国将要觉醒，并为此疑虑重重。曾纪泽消解了他们的困惑："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中国学者单正平中肯地评价道："曾纪泽与其说是宣布中国已经觉醒崛起，不如说是在申明中国没有野心。" 近年来西方流行起了"中国威胁论"，类似的担心重新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又多了十亿人。拿破仑的预言也因此"内销转出口"，流传海内外。费约翰就此写道："今日的人们在重复这一预言时的杞人忧天和兴风作浪的语调，完全不合于1887年它在伦敦首次被表达出来时的那种合理的诉求和节制的语调。"在国家地位稳步上升之时，习近平在演讲中宣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一转折隐隐回应了一个百多年前曾纪泽为中国复兴定下的宣传基调。 可有一点，西方论述的中国形象多为巨人与巨龙，狮子作为代言人还是第一次被推介到外国听众面前。它是否比龙或熊猫更胜一筹？2009年左右，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次公共讨论，争辩哪种动物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形象。龙和熊猫的支持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实，这两种动物分别体现了中国形象的某一方面，在对外宣传中都比较片面。熊猫柔弱憨厚，龙则有几分霸气和妖气。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将龙视为皇权象征，如闻一多便在其文《龙凤》中表达了对龙的厌恶之情。如果非要给这个民族选定一个图腾，闻一多写道："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它不再太贪睡的话。" 雄狮勇猛精进，庄严有力，可用于美化大国形象。不过，即使在革命时期，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狮子。根据《朱执信集》记载，1900年代，同盟会的宣传家朱执信曾言："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中国）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胡适在为诗《睡美人歌》所作的序言中也讲："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矧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朱执信和胡适心中的狮子，想必是头穷凶极恶，野蛮袭人的恶兽。他们看来是忘却了，苏东坡早在《师子屏风赞》中便称赞这种猫科动物"虽猛而和"，生性刚柔相济。如果你从未在动物园里见过一只文明可亲的狮子，不妨想想动画片《狮子王》里的主人公辛巴。 田方萌是专栏作家，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 ――原载《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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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11:07 PM PDT
习近平反腐的口号是“苍蝇和老虎一起打”，李克强最近又提出“对腐败分子要零容忍”。他们似乎在说，以前共产党对腐败分子并非零容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去年以来，已经有不少省部级干部纷纷落马，石油系、政法系、四川系，家属、秘书、女主播、黑社会，剑指大虎周永康。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周永康被调查和逮捕的事情了，只有中国政府不知道。国内媒体还遮遮掩掩地用神秘商人之父、周滨之父、周元根等等，网民则用康师傅、方便面、面条、粥、广隶来指带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总头目、中石油大鳄。关于他贪腐、渎职、政变、杀妻、和多名女星的不正当关系的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其实中国的事情一再证明，这类小道消息往往就是未经中宣部批准、提前发布的新闻。老百姓高兴了：哪怕“苍蝇和老虎一起打”的老虎专指“周老虎”也好啊。毕竟周永康可能会成为四人帮（张春桥、王洪文）之后第一个被判刑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被连根拔除，是不寻常的。哪怕是前常委。中共官场有“入局不死、入常不刑”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的头号名言“法律不是挡箭牌”，其实中央政治局才是。到了这个级别，除了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换成自己的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杀个人、贪几个亿，根本就没人敢查。因为没人敢查，也没人敢说，所以犯罪事实就“不存在”。纪委、公检法是他们家的打手、保安，刑法都是他们写的。连历史都是他们写的。高兴了擦了重写，被擦掉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政治局委员的家属薄谷开来想杀人了，几乎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薄谷出事，实在是太不正常了。演员没按剧本演出，所以才偶然，才好看。权力的傲慢使他们认为离开剧本也能控制舞台，没想到王副市长生生把美国势力从观众变成演员，所以这戏一直演到康师傅下架还没结束。 如果你认为周老虎被拿下标志着中共当局反腐策略有所变化、迈向制度性反腐、党中央习主席希望并且能够建立透明政府，那说明你对中国政治的误解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反腐有好处：第一可以收买民心；第二可以空出位置给自己人；第三可以制造恐惧，报复政治对手；第四可以维持特权，继续腐败。哪一届中共领导班子不反腐？毛杀刘青山、张子善，邓小平说“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朱镕基准备了100口棺材，胡温所谓“新政”，习李所谓“中国梦”，反腐斗争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从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姜人杰、许迈永，陈希同、陈良宇，毙了一个又一个、判了一批又一批。纪委搞“双规”之霸道、残忍，党员干部、腐败分子闻之丧胆。我估计，党中央、中纪委恐怕恢复朱元璋剥皮实草那一套的心都有了。 结果却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不贪个几十亿，不弄个女明星，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是省级干部。我曾经在《死刑的政治》一文中提出几个腐败定律。A，官场逆淘汰，有实权的中国官员保持不腐败比苍井空保持处女身还难。B，除了个别例外，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成正比。C，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D，不能说这是一个遏制腐败而难以奏效的制度，这是一个刺激腐败非常有效的制度。E，腐败是制度性的，但反腐败却远远不是制度性的，反腐的成果并非因为法治，而是因为政治斗争。 没有政党竞争、没有真正的选举、没有三权分立与制衡、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独立的民间社会，这必然导致全局性、制度性腐败。腐败分子很少被查处，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腐败。若干高干家族已经分别垄断了暴利产业，因为他们垄断了暴力。李鹏家管水电，周永康家弄石油，你家整金融，我家搞地产，他家负责军火。薄熙来被指控的腐败金额，只是实际数字的小数点而已；彭博社曝光的高官财产、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的离岸金融，也只是冰山一角。 民众怎么能不联想呢？这么腐败、滥权、视法律为粪土的人，怎么会成为主管政法大权的头目？为什么不能在他刚腐败的时候抓住？这个制度怎么让这种人爬到了这么高的位置？谁提拔的？在他成为其他黑恶势力保护伞之前谁是保护伞？为什么亲戚秘书也能跟着大捞特捞？他下去了，上来的就没有可能是更坏的人？抓住的腐败分子都特“色”，还在台上的就不特“色”？这个政治局常委腐败，别的常委就不腐败？这个常委的家属腐败，别个常委的家属就不腐败？前任常委成为被打的老虎，现任常委就不可能？想屏蔽又难以彻底清洗的信息在网上多的是。有了互联网，官方的反腐双簧有了新的声音。现在，国际媒体的消息可以渗透到国内，中国网民可以参与揭黑幕，可以看热闹，可以绕开中宣部，可以嘲笑方便面，可以造谣传谣，这也是中共反腐大戏中最难控制的演出环节了。我敢赌五毛钱，党痛恨互联网的程度远远高于痛恨腐败分子的程度。 谁都不干净。中纪委当然也一样。查谁不查谁，判谁不判谁，学问大了。干部都成了党的人质：不听话的、站错队的、不按剧本演出的，就查他们的腐败问题，顺便查一下生活作风问题，没有才怪了。“反腐败”分两步，第一步，让大大小小的公务员都腐败起来；第二步，偶尔抓一小撮儿站错队的、失势的、实在掩藏不住的腐败分子，这样公务员们就得听党的话、跟党走。搞“老虎”难度大，就因为到了那么高的位置，保护伞更多，腐败犯罪牵涉的人也更多。老虎的靠山是一些更大的老虎，如何进行区分、分割、掌握分寸，既要吞掉老虎、符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又不能惹火上身；既要偶尔打些纸老虎，又不能让老百姓产生联想，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 但这与现代政治文明没啥关系。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是许志永博士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其中一个活动，一些勇敢的人权捍卫者走上街头，举标语，喊口号，搞演讲，征集签名，呼吁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结果是，官员不但不公开财产，还把要求公开财产的许志永给判刑四年，他的数十名战友们被捕入狱，其他仍在活跃的支持者正走在去往监狱的路上。这些屁民被收拾，也是因为没有按给定的剧本演出。想维权的，让你先尝尝维稳的利害。中央反腐是假的，反反腐运动是真的；打击腐败分子是弱的，打击反腐人士毫不留情。 搞掉薄熙来并不是搞掉重庆模式。从某些角度看，习近平和党中央正在搞扩大版的重庆模式：镇压民间异议者、打击网络大v，九号文件、七不讲，组织文章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宇宙真理论、毛贼国父论，国安委横空出世、司法机关重新成为“刀把子”，等等。同样，打击周老虎也不是打击周老虎所代表的腐败体制，它甚至加强了体制的腐败能力。 搞周永康背后或许也是一盘很大的棋，但这盘棋的结局已定。变数并不大：虽然高层的各家族、各派系利益不同，内部或有激烈斗争，但维持一党制、以维稳重拳打击维权运动，恐怕是真正的“北京共识”。如果真的宪政民主了，不但没机会腐败，已经腐败的还要受审判和清算，人财两空、身败名裂。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写个打油诗，洗洗睡了吧。 腐败分子要反腐， 几家忧愁几家舞。 从来老虎打苍蝇， 今日苍蝇明日虎。 官去官来一般黑， 党兴党亡百姓苦。 宇宙真理黄梁梦， 单怕宪政与民主。 2014.3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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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10:02 PM PDT
习近平执政后反贪打老虎打苍蝇，从周永康、徐才厚到各省市的高官纷纷落网，这些实绩是不可否认的。问题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性、结构性腐败，凭中纪委这样一个共产党自己的机构去监督自己，怎样能遏制滚滚而来的贪腐？靠指天发誓式的"三个自信"，就能把贪官震慑住，实是天方夜谭。 笔者就美国最近发生的反贪案，介绍一下美国是怎样打老虎和苍蝇的。众所周知，三权分立、政党监督和新闻监督，是民主宪政国家反贪的天然机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也有反贪机制，虽然和中共的中纪委反贪局很不同，但作用是近似的。而且美国政府反贪机制的手段，是中国所不能想像的。毕竟，在王岐山这样的强人主导下的中纪委，也是在贪污已事实俱在的情况下去打虎打苍蝇，而美国FBI联邦调查局对官员放饵钓鱼，借违法捐款和违法交易等，引诱他们上钩，这在中共是断断不敢效法的。 最近，轰动全美的加州华裔参议员余胤良被控以七项重罪，就是FBI卧底探员放饵钓出来的大鱼。其情节酷似获得本届奥斯卡提名的电影《美国骗局》（American Hustle），这部电影描写FBI卧底探员找来两个精通骗术的罪犯，逼他们合作，出面向新泽西州官员以及参议员、众议员行贿。这些官员收了钱，FBI马上收网，把他们关进了大牢。 FBI直属联邦政府，反贪有特别的关注点，因为贪官收受贿赂，犯罪是板上钉钉的，但美国法律允许政客筹集竞选资金，这就有了钱权交易的空间，又或者是将政治捐款，通过曲里拐弯的渠道变成私人财产，这正是FBI反贪的侧重点。 加州参议员余胤良，祖籍广东台山，从政已经30年，是加州第一个华裔参议员。作为华人参政的先行者，他过去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但2011年，他竞选旧金山市长筹措选举资金时，已经被FBI反贪行动盯上。那时，卧底探员多次提供几千到一万的政治捐款，都提出过钱权交易的条件，余胤良都表示能够帮忙。但他那次没有当选旧金山市长，FBI也没有收网。 余胤良的州参议员任期将在今年结束，他转而竞选加州州务卿，今年6月就要初选，他急需筹措选举资金，已经将他设定为目标的卧底探员，假装提供政治捐款，条件是要求帮忙做成军火交易。余胤良经自己的助手杰克逊引荐，和对方见面，许诺提供协助，并介绍一个菲律宾的军火商给FBI卧底探员认识。这宗交易，包括由菲律宾军方交货的自动步枪和肩扛式火箭筒。探员报称交易金额达200万美元，如果做得成，将提供可观的政治捐款。余胤良一一同意对方要求，再加上几项其他证据。FBI一举将余胤良以及杰克逊、洪门致公堂龙头老大周国祥逮捕归案。余胤良被控的七项罪名，包括受贿、贪污和倒卖军火。 因为此案还在审理中，案情不能一一展开。但是，这个钓鱼行动，可以说明美国政府特别的反贪手段，这在英文叫做"sting"，就是派人去引诱你犯罪，鱼儿一上钩，就抓无赦。 以前，笔者曾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介绍过芝加哥反贪的"银锹行动"（Operation Silver Shovel），这和余胤良案如出一辙，最终将芝加哥六名市议员和另外十二名公务官僚和其他涉案人一网成擒。当时大陆朋友听了深感不解，说那不是设局骗人犯罪吗？这在中国闻所未闻。说得不错，FBI探员试探余胤良参议员时，他还未犯罪，探员引诱他动了心，就这样一步步走进陷阱，这本来就是愿者上钩的钓鱼行动。 在专制国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已是一条公理。即使专制政权有时也反贪，但终极目的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要让贪污引发社会震荡，从而危及政权安全。而在民主国家，为官廉洁是起码的操守，不是优点。民主国家当然也有贪官，但民众、舆论和国家机制对贪污都是零容忍。哪怕变著法子来整治还未贪而有贪念的官员，也是应该的，而且是被制度化的。这不仅仅是治贪，更是治未贪而欲贪。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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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9:50 PM PDT
《心灵的战歌》第17—39页 【校者按】 长达15000余字的林昭七周年祭父文，乃林昭提篮桥遗稿中仅次于《灵耦絮语》、十四万言书的第三长篇，更是其《心灵的战歌》之主篇。由"父亲的血"，林昭振聋发聩地首创、揭示、阐发了"异民论"即"极权统治对""政治否定"的"不可靠者"——"我辈'异民'的政治迫害就像封建中世纪的杀灭造反者一样：父党母党妻党九族不够至於十族尽诛!尽管看起来并不采取着肉体消灭的方式但对於人的折磨逼迫摧残践踏却是比着单纯的屠杀更百倍地刻毒而残酷！"这无疑不仅比同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更其深刻，更其沉痛，更其悲悯与博爱，更是"异民"中国乃至自由人类的抗暴檄文和人权先声中的最强音。 本篇原稿影印件边缘多有模糊缺漏，故校读意见均套红明示。 （艾晓明/朱毅三校） ———————————————————————————————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绝食绝饮度过了这整整一天！ 假如没有长期以来不断进行持续绝食的锻炼这恐怕是比较难以禁受的！不人道的监禁条件已经使我负病的身体愈来愈衰弱，而他们施加诸我的种种恶劣虐待更增加了监禁条件之不人道的程度！当我向他们提出抗议和质问时他们公然回答我道："别人为什么能够得到，你为什么不能得到呢？"意思指我并不像别人一样驯服地向他们"认罪"!而即使是所说这种不人道的监禁条件也只有向他们"认罪"者才可以"享受"得到！ 我当然不会向他们"认罪"!这么於我的种种虐待都成了"合法"的！他们还想尽办法把监狱生活中一切细节琐事都加上暧昧的政治性暗示使我不能再向他们要求什么。诚然我并不承认那些暗示，但至少我是理解的呢!理解了以后再去向他们要求那些被他们所赋加上或种暗示的事物，那至少是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可以伺机进攻找寻弱点的空隙罢！应当认为这是一种恶毒而"巧妙"的虐待方法！假如常被他们指责的国民党人、南朝鲜、南越当局以至印度尼西亚陆军都还没有学上使用这么一种方法虐待政治犯比如虐待共产党，那他们还是不该受到多少指责的！至少共产党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去指责他们！ 由此等等的因素当然不能不使我的病体愈益衰弱而这也正是他们之 -17- 所愿望的！他们对我怀着一种真实的憎恨就因为我的反抗意识是如此地清醒而且自觉！若不是考虑到弄死我对於他们未必十分有利，他们无疑地早已弄死我了！不一定非要枪毙，他们害死人的鬼门道多着！我所以要假定他们那堂堂的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是专设着一个——当然并不公开——杀人工作部！ 绝食本身就使机体功能衰竭，更何况在绝食中我还照样消耗着脑力以及体力呢!所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写完了一份个人的书面声明。声明，就像这些心灵战歌的篇页一样，所用的墨水都是我自己的鲜血!那些嗜血成性而毫无人性的极权主义分子们一向以来於我的血书写件已经见惯不惊，"我们看得多了。"他们对着我的血若无其事地说道。当然他们看得多了！岂但看得多了，喝都喝得多了！根本他们就寄生在罪恶肮脏的血泊里！我记得古巴人那"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的一段虽然凭记忆引录语句和数字可能不尽吻合着原文。它不是说吗：每四分钟或多少时间倒下一个拉丁美洲人，同时一千或多少金元流向美国！每掠走我们一千金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尸体！人们把这个代价或这种事实称之为美帝国主义！ 我不够去判断拉丁美洲国家或那怕只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是非!我所想要说的只是：当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之一个内在的强烈感觉就是：这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有煽动性而又极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方法！十八年来中国大陆上惨死於中国共产党人极权罪恶高压统治之下 -18- 的生命之确数也许永远无法进行真实统计！假如能够作这样的统计那怕只是统计上一个大概也罢，拿它来除一除十八年岁月的总时数、总分数甚至总秒数则人们便会触目惊心地看到：在这个万恶暴政存在的每时每刻直至分分秒秒以内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倒下去！这样一种血腥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暴力专政极权主义！这个渴血的罪恶极权统治诞生於血泊并且寄生於血泊！离开了血它是一秒钟也活不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宣言"中用以形容所谓之资本的一句话倒可以拿来形容它虽然还嫌不够！"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腥和污物！"人们将很难想象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恐怕更难想象：天下之大古往今来竟然会有那一个罪恶政权是肮脏可耻而且充满血腥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也所以他们於我的血书确是见惯不惊了！有什么值得惊怪的呢？血对於他们来讲能算上什么新鲜东西？！看得多了！喝得多了！他们每天的饮食都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血拌过的！血是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 我没有想以自己的血书惊动这些毫无人性至於毫无心肝的共产极权主义分子！除了某种实力"语言"之外他们是见着任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动的！但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一切有正义良知的社会公众或可以之作为一个旁证而参照性地据以判断林昭个人内在意志的坚定程度！ 十一月二十三日！除去完成了个人的血书声明我并结束了这心灵战歌的第一节，就是前面那一节：一个士兵在阵地上！ 选择这个日子来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父亲殉家国之难的七周年忌日! -19- 七年之前，一九六0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当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父亲自杀了。 被着监禁的限制我与家属根本不能见面，通讯也很稀少而且当然不能自由叙述，因之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即一九六一年的八、九月间我方才知道或者更正确地说才推测到父亲的殉难。不用说这给了我一个生平未有的重大刺激！父亲在世时纯粹由於我的过失我们亲子之情不够融洽，但无论如何总是我自己的父亲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位人间的父亲!……在我国的古书上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一个已嫁的女子问她母亲：丈夫为重还是父亲为重？母亲回答她道：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意思说什么人都可能成为丈夫，父亲却只能有一个罢了，所以这轻重是根本不可比较的!虽然这位母亲的话略有夸张之处，因为无论对於什么样的女子来说也不可能把什么人都作为丈夫，不过父亲只能有一个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往昔年代里按着我们中国固有的社会习惯风俗而言：一个家庭中死去父亲那是如同屋子断了正梁！是一椿无可比拟的莫大的不幸事件！这种习俗似乎带些中世纪色彩但也有它的深刻意义即促使人们认识父亲的无比价值！痛心的是当父亲活着的时候作为儿女我一直都不曾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唉！我的父亲！失去了父亲我才开始懂得：有一位父亲是多大的幸福！ 父亲的殉难在我想来大致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坚决抗议并彻底摆脱他所蒙受的种种恶劣迫害，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激励我坚持自己之所已经从事着的反抗极权制度罪恶统治的正义战斗! -20- 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我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人。一九四九年当时他有离开大陆的充分机会，但由於家庭的牵累主要是我和母亲的牵制，父亲犹豫了一下没有及时走掉，以后就走不掉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着这一点就使我感到永痛无极抱恨终天！我对着他们也说过：假如父亲到了福摩萨去，他怎么也不会如此沉痛地走向死亡！首先就因为他怎么也不会遭受到如他生前所受的那许多迫害！ 父亲并没有参与我所从事的反抗中国大陆现行制度的政治活动！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处在这个万恶的极权统治之下只要一个人是国民党人或甚至只要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任一机关做过事情，这就已经尽够了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像这样一些人被称为"历史反革命"！他们即使完全不参与任何反抗现实制度的活动也会为了他们生平历史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就受到各式各样的恶毒迫害直至被杀害！ 对这些人的迫害行为之一首先是勒逼他们"认罪"！这是中国共产党普遍使用於一切人的惯技之一种：只有把别人放到了罪人的地位上去他们才可以恬不知耻地自充圣人！而"认罪"於所说的这些"历史反革命"就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替国民党做事？你这叫做"对'人民'犯罪"！ 我的父亲坚决拒绝"认罪"！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但也很明白。他说：第一：国民党里并不都是坏人，也有好人；第二：国民党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坏 -21- 事，也有好事；第三：就算国民党里全是坏人而国民党所做都是坏事，你们共产党也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夺取中国大陆而开始建立你们的政权！在这以前不可能叫所有的人都只为你们工作！ 像这样一些简单明白至於一目了然的事实逻辑岂不是谁都能够充分理解以至充分同意的吗？可是这些共产极权主义分子就不能！我常说这些人——这些"人"(！)从他们那一份"阶级本能"以及"阶级局限"出发总只能够理解最简单的不是最本质的事情！对我父亲所持的逻辑理由同样如此：他们理解到的只不过是：我父亲拒绝向他们"低头认罪"！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最为嫉恨的！因为拒绝向他们"认罪"就意味着某个人格独立人性清高的个人拒绝向他们屈服受他们奴役！ 我的父亲被称为拒绝"认罪"的"顽固分子"！——正如他们现在称我一样！当然这个带有侮辱性却不能侮辱人的名称决不是单单用於我父亲和我身上了！谢谢上帝！十八年来以迄於今，遍地腥膻的中国大陆上总算还有一些拒绝向共产党人"认罪"屈服的所谓"顽固分子"勉力维持着我*辈（注：此处一字不清，推测为"辈"）黄帝子孙之不绝如缕的民族正气！不用说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像这样一些人的处境是绝对不会愉快或者轻松！由於拒绝向共产党"认罪"他们——我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凌虐、威逼、侮辱和迫害！所说这些侮辱迫害行为对於人性的践踏是恶劣到人们完全难於加以想象的一种地步！这些混账万恶的极权主义分子企图根本摧毁我们的人格尊严感和内在自信力！因为正是这样一些东西保障着我们之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的自觉并从而 -22- 使我们拒绝向他们屈服！这种卑劣企图并不一定成功，我意思说并不能有助於他们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不管怎么厉害地侮辱践踏我们而归根到底终於仍旧不能使我们屈服!尽管这些侮辱践踏迫害暴行不能不在心灵上留下如作家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且十分深刻！而极权主义分子们则有了聊当快意的阿Q的精神胜利：这个人拒绝向我们屈服，可是我们糟蹋过他了！——他不肯向我们低头，可是我们踩过他的头了！就像一则寓言中所说的臭苍蝇那样：飞到泰山顶上去拉了一泡屎，然后得意地发着嗡嗡之声宣告道：泰山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在它山顶上拉过屎了！ 我的父亲受到非常粗暴和恶劣的人身侮辱以致暴行迫害！只要举出这样一件事实就够人们了解他生前所受待遇的一斑了：父亲的照片是与同一居民区中的其他几名"顽固分子"的照片一起被张贴在街道上并且加上侮辱性的字句！据说那照片直到父亲死后的两三天才拿掉！ 写到这里一阵灼烈的悲愤使我感到窒息和麻木！人们！人们！我们所居住这个星球上之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曾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吗？！你们可知道有什么地方是这样对待人的吗？!我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别的许多集中营，我也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但从那些里面你们能找得出什么一点儿相类似的东西来和我所说的这一切作比较呢？！和这样一些对於人的恶毒侮辱野蛮践踏比较起来，单纯的死亡乃至肉体的非刑都似乎是很可爱的了！即使国民党人对待共产党也从来不曾应用着 -23- 这样一些恶劣至於极点的人身侮辱的方法!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呢！他们宣传说毛泽东选集已经译成了许多种文字并且普遍传播到了许多个国家!那么正好!你们去看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就公然提倡而且大事赞扬着这样一种对於个人作野蛮人身侮辱的方法：把人拖去游街，戴高帽子！等等。作为农民之纯出自发的朴素的报复行动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这样一种东西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拿来对於一切不向他们屈服以及他们需要加予打击的人普遍使用起来以后!……血!血!血!在我已哽塞住了满腔的灼烈的悲愤里我只能把全部问题概括为这么一个字了：血！ 为了最沉痛地抗议并且最彻底地摆脱这种对於人的野蛮侮辱和横暴践踏，许多中国同胞像我的父亲一样毅然结束了自己的肉体生命！不用说这些人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当然！）都是那些比较具有立身操守持身品德的知识分子！越是像这样一些狷介自好端方自爱的知识者越富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感！他们当然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践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训条：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所说的士一般解作文士，即读书人，亦即现代口语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知识者之所固有的独立的、庄严的人格自尊感使他们宁可挨杀也不愿受辱！虽然这也不但知识分子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着最起码之人格自尊感的人！一切独立的自由人有谁愿意忍受侮辱？！更有谁会愿意忍受这种完全无理荒谬透顶而又恶毒至极野蛮异常的对於人的侮辱？！不可想象的事情！ -24-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极权暴政的高压统治之下，当作他们迫使人们屈服於奴役的一项常用手段这种无理践踏恶毒侮辱竟至於公然以不义的行政力量来保证着其普遍推行并从而几乎剥夺完尽了被侮辱者的一*切（校读者注：这里可能漏掉了"切"字）连回避都无法回避！要么被侮辱者向侮辱屈服！"低头认罪"！否则就只好听待他们把这种侮辱根据"需要"一直进行下去！在极权统治之下我们这些被侮辱者，我们这些"异民"——名称是我杜撰的，我想不出在现成的词汇中有那一个比较恰当的名词可以用来概括地称呼我们这样一些被共产匪帮极权暴政置於所谓之"政治否定"地位上的人！这里面包括像我父亲那样的"历史反革命"、地主、富农以及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者，等等。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当然更不必说！而除了这样一些人本身之外，我们的直系亲属、配偶以至近亲、友人们竟也程度不等地属於我所说的"异民"即"政治否定"的"不可靠者"之列!极权统治下对於我辈"异民"的政治迫害就像封建中世纪的杀灭造反者一样：父党母党妻党九族不够至於十族尽诛!尽管看起来并不采取着肉体消灭的方式但对於人的折磨逼迫摧残践踏却是比着单纯的屠杀更百倍地刻毒而残酷！……共产暴政之下的这些"政治否定"者，这些"异民"比之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还低！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们恣意施加侮辱以作他们忠於共产暴政的一种"积极表现"！我们这些"异民"没有任何人权可言！更谈不到什么法权了！如我的一句愤语所说：我们这里的"反革命"是放在大街上给众人糟践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不愿那样做！正如自己不愿忍受侮辱一样，作 -25- 为一个有着起码之人格自尊感的人谁又愿意随随便便地去把侮辱加给别人呢？！可是这个该死的制度！它除了无所不至地虐待、歧视、侮辱迫害着这些"异民"，更还无所不至地使用着它之肮脏不义的行政力量强迫一切处於高压统治之下的人都来参与它所提倡和推行的对於我们这些"异民"的虐待歧视侮辱迫害！"划清界线！"既以表示它之统治是如何地强大，并以对我们造成心理威胁使我们感到孤立无助：哎呀！一切人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哪！看起来我们这些被了"政治否定"的"异民"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说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句民谚我倒又想起一件事情：人们可以把它当为笑话虽然也够辛酸！对於我辈"异民"的歧视虐待侮辱迫害竟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强迫寺庙僧众订出所谓"爱国公约"：拒绝为死去的"反革命分子"唪经超度！未经全面调查我不能断定是否每个地方都如上述，确确实实在有些地方就是如此！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假如我还活着，我可以自己向人们陈述的每一点事实以至每一句语句列举时地人证！而现在我写*暂（注：纸页边缘，推测为"暂"字）时只能叙述得比较抽象而概括一些。反正我所说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事（注：纸页边缘，推测为"事"）实的！这就够了！人们！用我们民间口语的说法：从长了耳朵有谁听见过这样的事情？！总算还好，从释迦牟尼起所有的西天诸佛不会有哪一尊去加入着中国共产党而且以着世界之大更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内有得寺庙僧众！所以一切信仰佛教的"反革命分子"们死去之后灵魂未*必（注：纸页边缘推测为"必"）就会真被封锁得上天无门！想想看！这样无微不至想入非非到了荒谬地步的恶劣迫害！是混账而且愚蠢至於极点！但又是多么该受诅咒呵！ -26- 那么摆脱这些无尽无休无了无止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之恶劣迫害的唯一道路似乎只有投向死亡了！可怕的死亡也就在这种意义上变成了抗议和解脱！我的父亲、我的亲友、我的师长、我的同学以及另外许多我知道或不知道的、认识或不认识的祖国同胞、桑梓父老、社会人士、同代青年们都是这样以自己的血解脱了或者说结束了他们的苦难！解脱了、结束了那许多被中国共产党极权暴政藉着肮脏不义行政力量强加於他们头上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歧视虐待侮辱迫害！只留下他们今世之肉体生命所凝结的一汪鲜血当作一种悲愤沉痛的无声然而永存着的见证和控诉!世纪连续，年代绵延，后日的一切人们只要想到他们是怎样惨痛地死去，同时就会想到这个万恶的暴政是怎样惨厉地迫害他们至死从而更加坚定对它的仇视和憎恨！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死并不类乎我国古书上所说的匹夫匹妇自经於沟渎即不是无代价无意义的消极的自杀！ 单是所说这样一些死难者的确实数目恐怕就已经难以统计或者巨大得惊人了！这些死难者的血连同我父亲的血一起汇合在中国大陆十八年来这一个汪若万顷东海的冤恨的血泊里!对了，这倒又是一种确切详实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方法：等到将来有一天统计清楚了死於中国共产党人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下之人命的数字或那怕就只是统计了一个大概也罢，让我们根据生理常识每个人身上有多少血把来总乘一下，那时人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些惨厉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血是流成了一个东海或是竟然流成了几个东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死难者统统采取了流血的方式，有许多人的鲜血是在他们死去的机 -27- 体中间凝固了，我的父亲也是那样；但不管怎么本质上总之就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就是那么一个字："血"! 血！血！血！父亲的血！亲人的血！同时代人的血!祖国同胞的血和我自己的血！我也曾经自杀而且不止一次！至於采取了割断脉管这种激烈的流血方式！活到现在还不曾死又是一回事，我无论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已一再经历过了沉痛惨切的死亡！深刻的精神创伤有时竟然使我麻木：眼前但见一片惨厉的血色！我们的血！我们的血！我们的血！血！血！血！血呵！血呵！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想在这里请求所有的基督教会和罗马教廷：公正地论断我们中国大陆上之众多死难者的自杀行为！不要一般地对待问题至少不要把我们处在共产党人极权暴政下之一切死难者的自杀行为一概按照通义看为是灵魂的罪恶！无论这些死难者们是不是教徒！上帝所赏赐的生命本该是美好的！因之轻意舍弃生命这是一种罪过！可是在这该受绝灭诅咒的魔鬼暴政之践踏下面我们为人的生活被摧残糟蹋到了怎样触目惊心惨目伤心的沉痛悲凉的地步呵！正是为了维护生命的美好和尊严、自由和纯洁！我们中国的众多死难者毅然舍弃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以坚决抗议共产魔鬼极权暴政对於生命的污辱和践踏！对这样一种情况难道可以据着常情论断吗？！我想仁爱的天父也未必会裁判他们的自杀行动为有罪而只会恺恻地宽恕了他们之饱受苦难的灵魂！那么公义的圣教会呵！请为中国大陆上暴政迫害下的死难者们作追思礼拜、望安灵弥撒吧！假如不是指望着自由世界里一切正直善良人 -28- 们之高贵的、悲恻的同情，我们中国大陆上这许多从生前直被迫害到死后连灵魂都不被容许超度的苦难的死者还能向何处去寻求着一点点人们的温暖以覆被他们冤恨的遗骨呢？！仁爱的天父哪！ 至於父亲殉难的另一端意义，如前所述，当然还是为了激励我义无反顾绝不动摇地坚持战斗！这一点应该也是为一切人们所能够充分理解的！在我们祖国古老的历史上和民间传说里有着不止一位像我父亲这样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的贤毅通达而又刚烈严正的家长：为了痛切激励下一代的战斗意志使他们怀着切齿深仇永远一往无前，自己不惜尽命殉道杀身明志！不过以我所记得的一些事例而言那多半是母亲激励儿子。虽然这本来不构成什么重要出入除了我是个女儿！我很不愿意提到自己的性别！甚至，假如可能的话，还真希望忘记了它！来日当更多的人们读着这些心灵战歌的篇页时将会看到：从一开头起我就没有使用着女性代词的"她"来作自称！这当然并不是一般地受着东方式的中世纪重男轻女思想残余的影响，不，所说这种思想残余在我身上倒还是相当淡薄的哩！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一种至为深刻的更且沉重的内在精神因素：作为一个兵士、一个战斗者，我的性别为我招致了一大堆希奇古怪混账荒唐至於人们闻所未闻不可想象的性质恶劣到了十足下流之地步的麻烦事情！这些麻烦事情全都是由我之性别所引起的横生的枝节！假如我不是女儿而是一个男子，像这些横生枝节的麻烦就根本不会得有了！由此我简直恨透了我自己的性别！但在需要说明问题的时候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以个人主 -29- 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推想起来，父亲之所最感到耽心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点！富有政治经验的父亲不但深深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情包括我的个性弱点，更重要的是：父亲深深理解共产匪帮这批政治流氓的下流无耻恶劣本质！否则父亲也许就不会选定我被捕入狱整整一个月之后的这一天自杀了！父亲*以（注：纸页边缘一字不见，推测为"以"）他自己的鲜血为我留下了泣血椎心永志终古的悲痛的记忆！同时为我留下了无声*无(纸页边缘一字不见，推测应有一个"无"字）辞却是无比庄严的沉痛的遗命！ 而在三年以后，一九六三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左右，按照祖国礼俗习惯算来正是我父丧三年守孝持服之期届满的时候！……人们当然都很记得：那一年，在那个不祥的月份里发生了一件什么样地震动了我们之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悲痛的大事！除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罗斯福总统的突然病故，近二十年以来恐怕还没有任何个人即使是一代民族政治家的生卒能够在全人类心灵中引起如此之普遍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引起如此深切而严肃的哀悼！这样一种自由人类的共同感情同样存在於被着共产暴政奴役统治的中国民众内心里！虽然限於处境无法自由表达却或许更加深沉而真切！而我在监狱里看到报纸那时，由於所说时间上的巧合乃引起了我一种复杂的内在感受或者说引起了我一种特殊的情绪反响。如我在自己另一篇尚未完稿的文字"公诉通告"中所说的：作为个人，我父亲也许不够和甘乃迪总统相提并论，虽然这种世俗之见的比较对於我所想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可谓毫无意义故亦全无必要！人们！人们！在目前所进行这一场自由人类 -30- 对共产魔鬼的最后的殊死决战之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以及美国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付出了如何沉痛惨重的血的代价!我们这两个伟大的民族牺牲了自己多少个杰出的儿女啊!诚然牺牲的性质因着各种条件影响而有不同，但概括说来作为牺牲总是一律的！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我的父亲也是战死者!正如我们祖国那千千万万殉难尽命的同胞们都是战死者一样！一般的世俗之见对於那些已登灵界的死者原就没有任何约制性：他们的灵魂已经在上主悲悯恺恻的仁爱之中获得了平等的安息！至於战死者那更不必说，每当人们为一场正义战争之中的所有死难者默哀的时候，一般地说恐怕很少有人会得去考虑为平民或为军人、为士兵或为将官应当各各分别着致以如何之不同的哀悼吧？不，不会得有谁是那么考虑和对待着问题！在那种时候人们所致与哀悼的只是一种意义上的所有战死者即所有一切在他们本位上为某一场义战奉献着自我以作牺牲去促成最后胜利完满降临的可敬的灵魂！而这一个怀着家国之痛的年轻的自由战士也就是这样地产生了一种特异的情绪反响：使我非常容易在对於自己父亲的哀思悼念之中想到甘乃迪总统或者在哀思悼念甘乃迪总统的当儿想起自己的父亲！……超越着时间，超越着空间，目前这场伟大义战之中所牺牲的一切战死者除了呼吸在上帝的仁爱里，同时并活跃在我们：人类的记忆中！这也就是他们在天上和在地上的永生！他们不仅永生於灵界更还永生於人间！从所说那时到现在，又是整整四个年头过去了，义战犹未终结，世界自由人类包括我们苦难的中国同胞之沉重的代价犹在偿付！而现在假如再发生 -31- 类似甘乃迪总统遇刺这样的大事我就无法知道！——我已经有一年又四个月不曾看到报纸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几乎完全不知道！诚然从那些宣扬愚民政策的报纸上你也很难得到关於世界事*态的（注：这里是纸页边缘，两个字不清，推测为"态的"）真实概貌，但毕竟说来我是连那样的报纸都不被让看的呢！不让看倒无妨，我个人对於暴政必败公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原无需乎藉着外部因素来维*持或(注：纸页边缘，根据上下文，推测这里有两个字"持促"）促进！至於所关心的事情么到了现今於我可也已经很少了！战友们一般年龄和我差不多——同时代人！而身体则大致都比我好；假如我能够活得下去，他们当然更能活得下去！我所关心的是我之寥寥的一些血属近亲：我自己的一家和舅父一家。舅父一家在福摩萨，他们当然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为他们多馀耽心；更值得我耽心的是我自己的家！虽然我的耽心同样是多馀的！因为我一无办法！我什么都不能为家里人做就如他们什么都不能为我做一样！我之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是祈求天父保佑他们健康地生活下去！像我们祖国的民谚所说的那样：留得青山在，莫怕没柴烧。弟弟妹妹比我年轻，照生命延续的通常法则我似乎也还可以不必去为他们忧虑；使我深深忧虑的只是母亲！母亲并不算老，可是健康情况够坏的了：营养差，刺激又重，她*所(注：纸页边缘，根据笔画推测为"所"）患那些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等都是随时具有发生不测变化之可能的。兵士总归还是一个人，我的心时而不能不为此感觉隐忧的刺痛，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也仍旧只能以我之痛楚抽搐的颤慄的心灵深深地呼唤着**公义（注：纸页边缘，这里应还有两个字，参照下文，可能是"公义"）仁爱的天父而把这件唯一的心事交托给主罢！主啊主啊！请保佑我母亲的生命！可怜这个孤苦的孩子几乎就只剩下这么一位嫡血长亲了！我宁愿压 -32- 缩下自己的寿算但求让我的母亲能够延年！让母亲生活到公义得胜的来日！唉！母亲！母亲她也苦够了！公义仁爱的主啊！求能有那么一天，让母亲忧思憔悴的面容上也能现出精神焕发的欣慰的笑颜罢！…… 所以对自己亲人们的全部关切归结到底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一点：求主保全我母亲的生命！苟活到现在我只馀下了这么一件真正关心的事情！此外呢我倒还为一位民族政治家祈祷着健康长寿，人们可猜度得到是谁么？为约翰逊总统？当然了，作为自由战士我有很好的理由尊敬约翰逊总统并且祈祷上帝赏赐他健康长寿；但像甘乃迪总统所遇到的那样的意外特别在美国毕竟是少有的例子，我倒相信上帝会赏赐约翰逊总统以充分的生命岁月让他得以从容完成他个人的政治事业！那么为别的政治家们？确实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民族政治家由於他们在各自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大才卓识、明智远见、铁腕韬略、仁心爱德等等使我於他们怀有一种个人的景仰！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问题上能够执定严肃原则立场的政治家们！我相信每一个有正义良知的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深深记得并且感谢他们对於我们、在共产暴政之下忍受着骇人听闻之苦难的中国民众之每一点那怕就是最微小的同情的表示！我也祈祷上帝愿他们健康长寿因为我深信：像这样有才识有卓见特别是有原则的明智而可敬的政治人物越是存在得众多，国际间的和谐一致的政治语言便越加容易取得！这当然将大大有利於我们所居住这个星球上九洲万国的共同繁荣以及和平昌盛！但我之所特别为他长寿健康恳切祈祷的那位民族政治家只是我们自己的蒋介石总统！蒋介石总统 -33- 已经享着了如此的高年耆寿，可以认为他老人家是充分享受着天父上帝之恩宠的！但我们希望仁爱的天父继续赏赐他老人家以丰富有馀的生命岁月而让他老人家尽可能长寿地活下去！这并不只是这个年轻兵士个人的善良愿望而已！我敢说到了今天这已经是潜藏在多数中国同胞内心深处的共同愿望！就因为今日之下蒋介石总统的名字已经具有了一种特定意义：如这个年轻兵士在自己日常斗争中给他老人家所擬上的一条尊衔：中华民族伟大的反共旗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老人家的名字与被损害的民国法统、被践踏的文明公义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了！而作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自由义军战斗队伍之中的一名列兵我不禁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长寿献上发自衷心的恳切祈祷，这种内在感情应该是可以为一切人们所充分理解着的罢？ 我们民族的伟大反共旗手可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这个年轻兵士如此地敬爱着！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慢慢地待这个年轻兵士谈到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时人们就知道了：或者也可以看成为一种所谓之"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一个年轻兵士和中国大陆上其他很多年青人、和他自己的许多战友们一样：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天真、幼稚至於无知地追随并且盲信着共产党！直要到一九五七那个血的年代以后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产生着自己之真正的政治觉醒而毅然选定自己之应走的道路!也就是投身於反共抗暴的正义战斗!对於本民族之伟大反共旗手的政治感情只是经过了战斗考验才逐步产生出来滋长起来的！在我们之艰难重重的战斗中每当我更深一步认识到共产匪帮 -34- 这些混账棍徒无耻魔鬼的万恶本质，同时就更深一层滋长起对於我们民族伟大反共旗手之绝顶强烈无比真切的崇敬爱戴之情！一种很自然的认识过程！无论是谁，只要他真正知道了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也者究竟都是一些什么货色以及他们究竟作着一些什么勾当，则他作为一个具有正义良知的人马上就会毫不犹豫地肯定：日光之下普世之间再没有比坚决、彻底、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党直至消灭共产党更有意义并且更具价值的政治事业了！如我在作为我那呼吁书附件之一的对他们那什么狗屁"起诉书"的书面答辩之中所说的：极权暴政本身的污秽和不义，使得一切自觉反对它的人都成了正义的、光荣的斗士！ 可是我或者还且先说着我父亲的事情罢。并不只是因着要为亲复仇我才去反对中国共产党!当然啦，假如是那样，在我认为倒也殊无作着自我辩解的必要！公义的复仇本身就是上主报应的彰显！当然在主的许可以内!而为亲复仇的高贵动机那更是值得一切人们寄予同情并加以肯定的！但从时间上说，早在父亲殉着家国之难以前我已经实地参与了反抗共产暴政的政治活动而且已经因此被捕!父亲的殉难只使我在丧父孤儿的痛楚血泪惨切心情之中融国恨家仇为一炉从而更加执着地忠於我所已经从事的正义战斗！忠於这一场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我们全体自由人类的共同战斗！ 父亲是服食毒药自杀的。夜中邻居们曾听得他强忍着痛苦的断续呻吟，以为他也许病了，没有想到他已经服毒！极权统治下任何人之间几乎全 -35- 都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更别说是对那些被这个统治所指为仇敌和罪犯的人了！害怕担上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邻居们不敢走过去看望，父亲生前一直独住着，家里又没有别人在他旁边：待到第二天发现时那是已经太迟太迟了！想象父亲在那半夜或大半夜生命最后的光阴里无疑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也说明父亲殉难意志的坚决！每念及此我这个负罪家国特别*是（注：纸页边缘一字不清，推测也可能是"是"，也可能是"更"）负罪严亲的不肖就会感到自己的心在腔子里痉挛而且抽搐得缩紧成了一团！作为沉痛的忏悔，也作为鞭策和自励，我细细地想象着父亲的死几次都想到脑子麻木的程度！想不动了！实在想不动了！但我还是竭力以麻木的脑子细细想着。在这样一些想象的时刻里我仿佛一次又一次地*伴(注：纸页边缘，一字不清："伴"？）随着父亲经历了死亡！ 可是我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些个人生活或家庭历史之不愉快的甚至*惨(此处应有一字，但在纸页边缘笔画不清楚："惨"？）痛的细节来烦渎着人们？像这样一些事情对於更多的人们能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请原谅，人们，为我所信赖的一切怀抱着正义良知的人们，在我们这个该死的万恶制度之无孔不入的侦视搜求之下，随着我们作为独立之自由人的基本人权之丧失，一切人的个人生活都早已根本丧失了其不可侵犯的尊敬性！而假如这些——该死的共产魔鬼为着他们之奴役众人的"需要"可以毫不尊重随心所欲地闯进一切人的个人生活并以着恶劣的无聊翻遍其每个细小的角落，则我殊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可以本着自由意志把个人生活的一切部分敞开於文明社会的广大公众之前！是的，我知道有一些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可能对此产生一种特异的感觉：作为 -36- 自由的个人他们尊重别人如同尊重自我：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像这样地向众人敞开个人生活。然而人们！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呵！我想你们将会得充分理解着我!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种反省以及忏悔，更还是我对这个暴政的揭发和控诉啊！ 沾着自己的鲜血写下这一字字一行行的时候我在心灵剧烈的绞痛里热泪盈眶而肠回九转！人们！人们！我的痛苦何其灼烈？！我的悲愤又何其深沉？！但我能够向那里去寻找那怕就是一点点人性的感情的温暖呢？！这些全无人气的极权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人而不属於人类之列！……来日当所写下这些年轻兵士心灵战歌的篇页能得呈现於文明社会广大公众眼目之前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较有修养和有教养的人们不很习惯我所使用的某些攻击敌人即攻击共产魔鬼们的语言！火热的仇恨使这些语言看起来不仅是泼辣而且似乎已经近於粗野了。也许有人要说：即使是攻击敌人，应该也还可以找到更加文明含蓄的语言来使用罢？哦呀！找不到的！我要告诉那些这样想着的人们：找不到的！事情倒是恰恰相反！在我所知道的人类语言一切骂人语词之中那怕就是最粗野的也罢，拿来詈骂这些极权主义狗贼即混账共产魔鬼还都是忒嫌轻淡了！不足以表达我们这些受损害者漾金溅石如火如荼的正义愤恨於万一！即使算只从个人角度而言亦是如此！我想当人们更多地理解了我的处境特别是理解了我所遭遇到的种种一切以后，就也能够充分理解、习惯、同情乃至同意我对共产恶鬼们使用类此的一些语言了！真的！这些该被万死该受绝灭诅咒的混账极权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人！他 -37- 们不通人性！不遵人理！不说人话而更不干人事！岂但不是人而已！他们是十足的魔鬼！在上帝所创造的诸般一切有感觉有行为有血气的生物之中找不到那一类属是可以与他们相比并的!不要说禽兽牲畜，就连虾蟹鱼鳖这些低等的冷血动物也许还比他们多一些天理的性灵！去年，有一次，当我在一阵悲痛之中情不自禁地哭唤着父亲的时候，他们竟调教着别的犯人骂道："'反革命分子'死得轻如鸿毛！" 从那次以后我就只是强忍着悲愤让痛悼父亲的热泪无声地奔流！或者便唱起"白毛女"里喜儿所唱的那些歌词来长歌当哭！父亲生前已经受够了他们的侮辱！我不愿再因着我的哀哭而招致他们再来侮辱父亲的遗骨！而我所受到他们的恶劣侮辱也已经够多，我不愿再听见他们用喷脓喷粪的毒舌侮辱我死去的父亲!此外其他*（注：这里有几个字看不清）人们中也有一些在内心深处*（注：这里字迹模糊。根据上下文推测，这里的文字可能是：此外其他犯人们中也有一些在内心深处悄悄）同情着我的境遇并且同情我思念父亲的悲痛，可是他们怎么敢让这种同情稍微流露出一点儿来呢？！莫说是这些关系疏远的旁人了，连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血属近亲都无法帮助或者安慰我啊！作为向我施加虐待逼迫的方式之一种，从今年五月以来我和家人们的通讯接见已经被隔绝了半年多！家庭的情况我几乎一点都不知道！正如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我自然也不免会想他们特别是想母亲，但常常又努力抑制这种至少是容易带来忧伤假如还不一定是容易使人脆弱的内在感情！想他们能有什么意思呢？！我是个囚犯，家里人的处境也未必比我好得到那里！都是囚犯！今天生活或者说苟活於中国大陆这一片被着共产 -38- 匪帮极权制度高压统治之下的所有的人们无论其为何种社会身份而实际上几乎统统都是囚犯！连许多共产党人皆不例外！剩下的少数极权首恶分子假如他们不该算进在囚犯一列，则至少至少他们可也不那么自由！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是一条无情的铁则！那么人们！为我所尊敬和信赖的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哟！奴隶和奴役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甚至不通喜怒哀乐的共同人性那都不用说了，在奴隶的鎍链下能有什么容得你自由表达感情的馀地？！而奴隶与奴隶之间更那里有自由交流感情的可能？！ 也所以我只能以自己之血泪的语言来向你们、自由人类敞开——倾诉——剖白我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感情了！只有在想到你们、想到我是在向你们倾诉的时候，我胸中这颗创钜痛深的麻木的心灵才感觉到一点人性的温暖！诚然你们目前暂时还什么都不曾读到，但那并不关乎紧要；反正我是以自己自由的心灵在向这个星球上辽阔空间里生存着、搏动着、活跃着的众多的自由心灵倾诉！我之倾诉的对象是自由人类而不是连一分内在人性都无法自主流露的奴隶！而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当你们终於读到这些沥血和泪写下了的披露心灵的篇章时，我想你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应该能够更且会得充分理解以至同情我个人的悲哀与怆痛！对於死者特别是那些不公平地经受了苦难的死者的哀思具有神圣的性质！是稍为有些文明教养的人谁都不去侮辱死亡！那么当你们理解了我的悲痛以后至少至少总会得寄我以一阵严肃的沉默或一个同情的注视，而绝不会得像那些毫无人性的极权主义贼子一样往我心灵的创口上撒盐比如讽骂道我的父亲死得 -39- "轻如鸿毛"吧？！哦！不！不会的！绝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在具有着起码正义良知和正常人性的自由人类中间即使是对於最普通、最自然的死亡，当作一种不幸人们往往也还并不缺乏由衷的同情哩！…… 就是这一点简单然而深切的信念温暖着这个丧失了父亲之孤儿的愁苦沉痛的内心！我相信你们，自由世界的文明公众对于我个人的悲痛身世将会有*(这里应该还有一字，纸页边缘，看不清）一种基於理解的真实的同情即如我相信我个人的艰苦战斗将会得到你们之充分的赞助和支持！仍旧只因为我确信着自由人类的高贵人性！人性！唉！可怜我们一切苟活於这个万恶极权统治之下的被奴役和被损害者！我们之受尽折磨*而（纸页边缘，这里可能漏掉一字，推测可能是"而"）被践踏的心灵简直就干枯惨厉得如像一片苦寒极荒的不毛的沙漠！我们*是（纸页边缘，这里可能漏掉一字，推测可能是"是"）多么迫切至於如饥如渴地需要着人性的温暖呵！ 在悲痛的激情里我写得很疲倦了。一次又一次沸热的泪水使我哽咽到窒息，一次又一次我咬紧牙关把泪水硬往着喉头咽下！还没临到我痛哭父亲的日子呢！我只是默默地把心头的万千思绪逐字逐句化成为血的语言！——我的*血（纸页边缘，这里可能漏掉一字，推测可能是"血"）但也是我父亲的血！ 父亲的血！父亲的血！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可敬的人们，在那公义伸张的来日，假如这些心灵战歌的篇章让你们记住了这个年青的中国自由战士，请你们*也（注：推测这里有一个"也"字）记住我父亲的血吧！父亲的血和我的血一起加入着这场战斗而完成了我这些心灵战歌的篇章！……啊！人们！人们！一切怀有正义良知的自由人类文明公众啊！请理解并同情我！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三十日 十二月十四日誊改既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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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9:27 PM PDT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日于美国纽约 让我们一起记录历史，还原真相，讴歌英雄，勾勒蓝图，探索经验，寻求共识，解体暴政，创建民主！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专制暴政是中国民主运动在70年代末兴起的直接原因。从民主运动到建立直接挑战共产党的反对党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中国民主党是一面大旗，下面汇集了为中国人民争自由、创民主的广大人群。 早在1981年，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就已开始秘密协商建立反对党，并开始使用“中国民主党”的名称。在1989年正值中国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留美学人王炳章博士在美国创建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揭开海外民主运动组建反对党的序幕。翌年，“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美国注册登记。1991年胡石根、王国齐、康遇春等人在北京秘密组建自由民主党。1995年陈西等在贵州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和林辉在浙江向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当天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国号召全国响应，揭开中国民主运动中组党新一波浪潮。浙江、北京、山东、海南、贵州、江苏、福建、湖南等地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和各种地方筹委会。同年，美国出现民主正义党组党。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是中国民运组党运动的里程碑事件。不仅因为这个组党运动席卷全国，而且因为这个运动明确以现代政党模式和从政方式作为组建原则。2004年，在徐文立的倡导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在美国罗德岛建立，2007年整合成为在海外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并在全球各地组建分部。2010年4月，中国自由民主党（1991年）、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5年）和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 组党运动合流汇集, 王有才、王军涛、王天成、刘念春、傅申奇、宋书元、陈立群和熊炎等推动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党宪章》，并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机构。“中国民主党” 组党活动在全球进一步发展，欧洲、澳洲、新西兰、泰国、美国等地的民主人士组织建立了各种民主党组织。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的民主党也成为中国民主党建立反对党、推动民主化大潮的一部分。 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努力达成共识、建立合作。正如《民主百科全书》所界定的：“政党是在一个具体的标签名号下试图把候选人送入政府职位的团体和组织。”各类不同民主党组织派别不分大小、先后和高低，只要以自由、民主精神相聚合，都是中国民主化运动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主为目标的政党必须以自由、民主、开放、内部和外部多元竞争为党的组织原则。作为一个在现阶段挑战共产党的反对党、和在未来推动选举政治来获得权力的执政党，中国民主党必须在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中制原则和现代开放体系政党之间做出选择。在全球治理体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放弃一个领袖和一元化思想的封闭体系，采纳多中心、多层级的网络组织结构，现阶段通过竹根式扩展、渗透和分笼的策略以求未来建立全国性组织结构， 恐怕是更为现实可行的灵活思路。所以，在中国民主党的大旗下，对民主党的精神认同和选举支持成为聚合它的成员的主要纽带。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更好地记录和书写民主党的历史、总结反对党运动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国民主党人的业绩、探索近期和中长期的发展策略和战略、提炼和勾勒出未来民主中国的愿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支持出版《中国民主党历程》和《中国民主党立场》两部著作。为此，我们向在中国国内和全球各地所有的中国民主党人公开征稿，以求共同完成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投稿要求： ・ 主要内容 1. 欢迎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尤其是上述组党运动中各个组织、各个关键时期起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来回忆、还原、书写中国民主党历史的重要事件和片段。 2. 欢迎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分享在全球各地开展活动、推动民主运动的经历、体验和感想。 3. 欢迎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记录和传播自己和同志的献身事迹、苦难遭遇和英雄业绩。 4. 欢迎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贡献理论、观点、策略和战略（包括宪政构建、政党制度和关系、民主转型研究、社会运动、农村和农民工问题、军队和武警的角色转变、 少数民族问题、港台和大陆互动、环保运动、妇女权利，等等），以便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5. 欢迎全球的中国民主党人就现阶段中国的危机、出路和中共的问题提出阐述和分析。 ・ 写作字数限制在3，000-5，000以内。欢迎提供照片和图片。 ・ 稿酬：来稿一旦录用，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以每一千字一百美元支付稿酬。对海外作者不付稿酬。每位作者会得到本书一套。 ・ 投稿截止日期：2014年7月14日。在2014年年内完成出版计划。 《中国民主党历程》和《中国民主党立场》两部著作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和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负责编辑出版。夏明著有《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 （英文）、《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 》 （英文）、《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等专著；合作编写《自由荆冠：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一书；是HBO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 的制片人之一；从2009年至2013年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博讯版） 或“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详细情况可访问个人网页：www.drmingxia.org）。 本书主编将以推动中国民主化、建设中国民主党为根本宗旨，遵循理性、客观、事实和严肃的学术规范来完成编辑工作。主编将尊重不同意见、保留意见分歧，但希望顾全大局，避免对民主党和民主运动同仁发表伤害性的评论。 请将稿件以电子稿发给下列信箱：ming.x...@gmail.com。若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用本信箱与主编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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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9:05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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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9:04 PM PDT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艾未未作品展即将在柏林拉开帷幕。他本人却无法前往参加开幕仪式。接受德新社采访时，他表示如果共产党胜选，他或许会为共产党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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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9:23 PM PDT  每天至少一次网上浏览党中央的“喉”和“舌”（“新华网”、“人民网”）是笔者的“职业习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的新华见网上有三条互有内涵关联的“即时新闻”引起笔者的特别关注，之一是“刘汉、刘维等３６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8时31分由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之二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日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之三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３１日因收受贿赂被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处有罪”。 以上三宗罪案的被公诉、被审理和被判处都是发生在三月三十一日，说它们在内涵上互有关连是因为刘汉兄弟的官方黑后台是中共前领导人周永康，谷某的黑后台则是中共前领导人之一徐才厚。这两宗罪案及他们的黑后台一直都是被外界中文媒体持续追踪的“热闻”，而新华网对以色列前总理被定罪新闻的特别渲染居然就没有令外界感觉好奇。反观故意要把这则“国际新闻”与“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和“刘汉等36人特大涉黑犯罪集团受审现场”以图片依序号刷新形式安排出现在该网站首页的中间最夺人眼球部位的新华网网编如果已经被“上面”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话，也是意料之中。用笔者在北京新闻界的朋友的话说，联系到在被国内媒体热切关注的“个别退休老领导”插手三峡工程招标被中组委第九巡视组对外公开一事，人们自然会想到以色列的奥尔默特是“前总理”，中国的李鹏也是前总理。奥尔默特被判决有罪了，李鹏是否也要被问罪？ 就在这则以色列前总理被判决犯有受贿罪新闻被新华网“放大处理”的前两天，刚刚有媒体追踪三峡工程招标腐败案的报道引述三峡集团内部人士的话说：“（中纪委的）巡查已引起集团内部大地震。在三峡内部，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的事不计其数，已是公开的秘密。领导，分门别派，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目前集团上下人心惶惶，随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另外，包括新华网和人民网在内的一级官媒上的论坛里也已经出现了曝光“三峡工程利益输送案背后的老老虎”的“强烈呼吁”。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前总理被法院判决犯有受贿罪的新闻被新华网以图片报道形式与习近平活动于欧洲的新闻图片以及刘汉兄弟受审的图片并列为首页上的重要新闻之后似乎是马上被新闻审查机关认为或者是被“某位退休的老领导”报怨有影射之嫌，于是新华网网编被迫调整页面，将以色列前总理被判受贿的图片从首页上摘除，三十一日晚些时候，新华网首页上刘汉兄弟受审的图片仍然还被保留，顺序排在在习近平访欧的图片之后，而以“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３１日因受贿赂被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判处有罪”为标题的那则图片已经被置换为一份广告帖。至于该新闻的详细文字报道虽然还存在于该网站的“国际新闻”分类里，但如果不是特意搜索的话，是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说，该新闻的详细文字报道中特别强调了“奥尔默特是以色列建国以来首位因受贿而获罪的总理”，如果周永康能够被治罪的话，李鹏不是没有可能步奥尔默特的后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受被判处有罪的总理。 关于奥尔默特被定罪的新华社文字稿中还强调了“奥尔默特案也被视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腐败案”，“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笔者好奇地查阅了过去几年对这位以色列前总理被“刑事调查”和起诉的相关报道，原来他是涉嫌上世纪90年代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收受150万谢克尔(约合39万美元)贿赂，批准在耶路撒冷开建一处名为“圣地”的豪华住宅区项目。查证落实后以色列检方同案起诉奥尔默特办公室前主管舒拉•扎肯、耶路撒冷前市长乌里•卢波利安斯基以及其他多名市政府高级官员、商人和地产开发商。篇幅83页的起诉书说，“圣地”开发商借贿赂奥尔默特和其他市政官员得到建设许可、地块和税额减免。 3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也就二百多万，居然就被认为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腐败案”？中国老百姓们谁都知道，不要说前政治局常委和前总理这一级的贪官污吏，就是随便一个小小的村级干部的贪腐金额都是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难怪中共新闻审查机关会急忙制止新华网对以色列前总理获罪新闻的“放大处理”。 日前笔者曾在中国境内的某网站上读到过一篇题为《周滨家族“捞”了多少人》的帖子，说是“随着神秘富商周滨家庭背景被揭秘，有关其家族‘非典型财路’越曝越多。日前曝光的周滨叔叔周元兴’捞人’生意，就做得堪称风生水起，令人唏嘘不已。据说随着周滨之父周元根权势日长，周元兴的公关生意日渐兴隆，包括替人在打官司时“说情”和“捞人”。该项收费的价格不菲......已经’名声在外’且形成了’规模经济’......” 文中质疑“周滨家族到底‘捞’了多少人，能够调查清楚，并能够得到彻底纠正吗？这着实考验着反腐‘打虎’的决心和耐心。”问题是，靠“捞人”致富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周元兴本人已经被病死了，“周滨家族也就是周永康家族到底‘捞’了多少人”怎么可能还会被调查得清楚？ 当然，周永康家族里经营“捞人”生意的并不止已经被病死的周滨他叔公，至少也还有周滨本人。去年早些时候外界即有报道说：在2009年初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因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被实施双规审查后就交待了周永康之子周斌的许多违法问题。儿子周斌利用父亲周永康的影响力，在周曾工作过的地方或部门，大搞权钱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国土资源部大肆倒卖土地，插手中石油的石化项目，卖官卖爵，尤其是利用其父在政法系统的影响力，收取巨额“保护费”，替一些不法商人“铲事捞人”等等。周斌还被爆出涉嫌受贿2000万人民币现金，捞出了甘肃二号黑帮头目出狱。此外，周斌还涉嫌介入司法案件收取钱财。在甘肃、山西、辽宁，他“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使一些难以置信的重大案件未获应有的审理。 不过。如上所罗列的无论是否有所夸大，都不能与周滨（斌）在与四川省最大的黑帮头目刘汉的权钱交易的质量相提并论，而中共当局在上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以色列判决其前总理经济犯罪罪名成立的同一天开始了对刘汉及其团伙的刑事审判，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怀疑当局是否怀有杀刘汉灭口以为周永康父子脱罪（减罪）的目的。就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内容，笔者将会在本专栏的下两篇文章中重点谈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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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02:23 PM PDT  3月18日在台湾爆发的太阳花学生运动，有其深层原因，这是外界所难以理解的，因为外界对台湾已经缺少关注，所以不了解台湾内部在这几年来的变化，以及民怨的积累。 这场学运的领导者林飞帆在330凯道集会的压轴演说中做了说明，他说：“从占领国会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写下历史，这个历史不是因为我们占领国会，而是因为在占领国会行动当中，对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民主制度提出最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也做了新的定义，我们告诉政府，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也就是说，台湾人民要通过这场运动，解决两个重要诉求，一个是宪政改革，一个是为两岸关系重新定位。 外媒的评论，主要认为是对中国统一台湾的强烈抗拒，至于宪政问题，涉及许多历史问题，以及近来台湾内部的政治空转，民主倒退，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扩大，充分暴露了宪法的缺陷，这也不是一般外国记者所容易了解的。 而服贸协议直接关系到的，因为中资大量进入将压垮台湾的本土经济，从而大大增加对中国的依赖。而马英九的黑箱作业，乃至限时不准修改一个字的通过，逃避监督与态度的强硬，被怀疑是对北京做出了承诺。 事件被某些媒体歪曲为蓝绿恶斗，中国官方与香港的亲中媒体也是这样宣传的。但是引发对服贸协议质疑的，是曾经担任时报文化出版社总经理的郝明义，他是马英九聘请的国策顾问；而为了限时通过服贸协议，马英九不惜违背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在去年9月突然批斗同党的立法院长王金平，逼他下台不遂。这与蓝绿恶斗又有什么关系？ 占领立法院后，民众迅速的支持，不但聚集街头保护学生，还送来各种物质为学生排除困难，可见民众对马政府的强烈不满而感谢学生为他们出头。而各种民调也显示，约六成民众反对签署这样的服贸协议而支持学生，也超越蓝大于绿的政治生态。 而330的50万人集会，和平集会，和平结束，不留任何垃圾，更显这是一个新面貌的公民运动。包括《亚洲周刊》指责太阳花学运是“绿卫兵”，那是在美化红卫兵了。 中国网友也对太阳花学运表示不可思议。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惯常收到的台湾信息早经过中宣部的筛选。何况，中国还没有经历过民主的阶段，一般人还不懂民主为何物，或者只是了解为一人一票，对宁静革命忽略了转型正义，导致民主的发展出现瓶颈而不进则退。 中国官方的反应，由《环球时报》率先，除了一向对台湾民主的负面报导更表示拒绝学生要求的重启谈判。果然，马英九在重启谈判方面就是寸步不让，坚守中国给他的底线。 然后是中国涉台官员为了避免刺激台湾的民心，表态暧昧许多。先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3月27日表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都是着眼于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特别是为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3月30日，海协会长陈德铭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如协议暂时不通过，会对台湾人民深感遗憾”。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4月1日会见台湾学术代表团时，担心台湾经济会更加封闭。 2010年签署的ECFA也被中国与马英九说成是台湾经济的万应灵丹，但是签下以后，看不到有何好处，反而增加台湾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现在又来这一套谁相信？既然担心台湾经济的封闭，又为何阻挠台湾与外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台湾参加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只要台湾对中国开放经济，难道没有隐藏什么政治阴谋吗？这一切，更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 台湾人不会“逢中必反”，但是面对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以及借经济融合来政治控制台湾，真的是必须“逢中必防”。尤其在马英九为了个人历史定位而要将台湾2300万人的福祉作为祭品的时候。太阳花学运正是代表了台湾许多民众的愿望而得以爆发与持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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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pr 2014 12:51 PM PDT
有朋友嘱我写篇文章谈最近的台湾学生运动。我有点为难，因为我只对运动有大略的了解，具体的细节没有去关注。大陆知识人对运动的是非曲直，辩论得很热闹。我也只是间接了解到双方各自的大体观点，没有仔细去看很多文章。按道理说，我是没有资格去评论什么的。再者，参与辩论的各方已经从法律政治等诸多角度将这一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层面剖析的清清楚楚，更多的分析可能既不必要，也对各方无甚启迪。然而，朋友的嘱托引发我更多的思索：中国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早就需要超越冰冷教条的义理层面，拥抱丰富灿烂的生命体验。所以，我还是决定写下这篇文字。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台湾，在传统儒家伦理和现代资本主义拜物精神的双重挤压下，已日渐徒具形式，失去其精神内核。国民党和民进党双双沦入既得利益团体的窠臼。马英九是传统儒家伦理的人格化象征，其法治主张带有天生的威权和保守品格。看似四平八稳的政客生涯和温良恭俭让的处事风格表面上很讨人喜欢，骨子里可能是自欺欺人的伪善和让男人羞愧的懦弱无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曾经给台湾社会带来活力，催生出活泼有力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在享受资本主义物质成果的同时，也逐渐被资本主义精神俘获，既急功近利又精明世故，同时不知不觉中变成被权贵阶层任意蹂躏和摆布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下，不仅台湾的自由民主受到无法言喻的侵蚀和破坏，更重要的是，个人生命的自由和意志被深深地羞辱了。毫无疑问，年轻人敏感且热血澎湃，他们的这种感觉便更为强烈。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前，生命的屈辱感像地火一般已经酝酿很久了，与中国大陆的服务贸易协议只不过恰巧成为地火喷薄而出的一个口子而已。说到底，这是民主的生与死之战。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行动起来，让民主恢复生机；或者，沉默下去，让民主变成僵尸。为自由民主而战难道只能像书斋中的坐而论道那样温文尔雅，波澜不惊么？英国光荣革命前没有法律程序么？美国独立革命前没有法律程序么？法国大革命前没有法律程序么？ 然而，对岸中国大陆的有些知识分子开始莫名惊诧了！在他们眼中，相比于老于世故的马英九和国会议员，占领国会和勇闯行政院的年轻人过于激进了，甚至成为他们眼中的暴民。这里面的错误不仅仅是义理、考据和辞章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毁谤和亵渎。在极权体制的强压制与资本主义的软诱惑之下，一些大陆知识人满足于甚至沾沾自喜于捣糨糊的中规中矩和小清新的平易近人。他们的身上，处处闪烁着马英九的影子。 质言之，抨击台湾学生运动的知识人身上反映出中国大陆当下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危机：整个生命价值系统的扭曲甚至缺失。在整个儒家系统以及共产党的教育体制里面，人格教育是最为扭曲的：一个个活波鲜活的灵魂被固定于一种道德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职是之故，那些学问最渊博的人，可能是压制个人生命和自由最危险的帮凶。这样的人格观不懂得，一个人的自由和独立需要且值得用生命去捍卫。所有政体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体生命的活力和自由，便不可能有政体的活力和自由。最终，一个不理解为自由民主做生死搏斗的人，不可能领会自由的真谛，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台湾学生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生命的激情和荣耀，不是为了毁掉民主和法治，乃是成全民主和法治。那些可爱复可叹的法利赛人朋友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广博深邃的知识就像博物馆中的花蝴蝶僵尸一样，你可能还不理解，唯有那点燃生命之火的尊严和荣誉才是这场运动的重点。激进主义无需辩护，只配赞美。 张大军，男，中国河南信阳人，现居美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转型问题研究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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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pr 2014 11:37 PM PDT 文化評論DWIGHT GARNER2014年04月0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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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pr 2014 10:56 PM PDT  习近平此番欧洲行有多方面的政治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赢得西方对中国新领导人的信心。要赢得别人的信心，首先必须自信，这一点习确实做到了。在国际大舞台上，习的气势、风度所流露的自信和从容，是江、胡所不能比的。但中国新领导人在人格和风格上展示的魅力，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新领导人对于西方所看重的"普世价值"，即人权、法治、民主、自由，依然采取了暧昧不清的态度。这一点具体地表现在习近平非常真诚地沿袭了用"和而不同"的话语，来抵制"普世价值"的话语。 习近平显然知道，西方对中国崛起怀有很深的恐惧和疑虑，因此特意告诉西方国家，中国这只沉睡的雄狮虽然已经醒来，却无需害怕，因为"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句话虽然传递了善意，但也传递了习近平一贯强调的信息，"你不惹我，我就不会惹你"。在我看来，习近平的这个信息，说明他还不能理解西方人的思维逻辑。西方人会认为，仅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息是不能令人信服和安心的。因为西方人认为狮子和人都有侵犯性的本能，要约束人的侵犯性，除了靠实力均衡，更重要的是靠共同的信仰和游戏规则。如果中国人根本就不信公平和正义，大规模的冲突将难以避免。 看到习近平"中国已经醒来"的言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自己：中国真的醒了吗？如果按照拿破仑的定义，应该承认中国真是醒来了，因为世界真的是在发抖，习近平若没有真实地感到世界对中国的恐惧，就不会想起拿破仑的那句话。 在认知的意义上，你也可以说中国醒来了。中国人今天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认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自觉的提高，使得不少精英，尤其是当权精英有了这样一种判断，中国人不可能搞民主，中国人若接受西方人主张的"普世价值"，中国就会动荡分裂。习近平的种种言行表明，他很可能是持这种判断的人之一。果真如此，对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习近平不仅是中国的最高当权者，而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他具有前任所没有的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这一点已经从他敢于大刀阔斧反腐得到证明。 习近平作为一个想有作为的政治家，却不信普世价值，值得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思。你可以说习近平的知识结构有缺陷，但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对此负责？ 主张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假设，就是认为凡反对普世价值者，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有既得利益。他们认为一切以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来抵制普世价值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借口。我以为这种态度是值得反思的，因为这种态度，令普世价值的话语失去了活力和行动能力。我注意到自由派的著名作家许知远，已经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中国实现普世价值的问题。他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许多自由派的知识人并不这样想。事实是，如果自由派不能把自己的价值主张，变成一条令人信服的变革路径或一套变革方略，就是把习近平这样的政治家，推给了极端民族主义者或那些借民族主义来谋私的机会主义者。这其实已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 崛起的中国之所以让世界发抖，是因为中国这个巨人虽然已经睡醒，但还没有清醒。中国拥有巨大的力量，既可以用来创造一个好的世界，也可以用来毁掉自己，也毁掉世界。中国还没有想好，如何来使用自己的力量，因为中国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还没有真正醒来。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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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pr 2014 01:22 PM PDT  3月17 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用30秒宣布会议决议："海峡两岸服贸协议已逾3个月期限，依法视为已经审查，送院会存查，散会。"学者黄丞仪认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规定"超过三个月视为已审查"的只有行政命令，而服贸协议作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是准条约）的一环，根本不可能是行政命令。 事关台湾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竟然在30秒内审查通过，如此颟顸、霸道，彻底点燃了青年学子的怒火。青年始终是社会进步最果敢最坚决的力量：1990年3月爆发的野百合学运，对台湾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万年国会"和民主转型贡献良多；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这场阻拦《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强度关山的"太阳花学运"（民国史上首次民众占领国会事件），又将把台湾带向何方？ "反服贸黑箱作业"的太阳花学运已延烧到美国，台湾留美学生在白宫网站发起"反对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请愿案"活动，目前签署人数已破3万人，假如联署人数在一个月内达到10万，美国政府就得回应。这份请愿书直指，马政府不理会正常的审查程序偷渡服贸协议，应出面说明、检讨，倘若通过服贸协议，台湾会被北京独裁政府吞噬。 服贸协议的是与非 马英九认为，台湾的服务业竞争力很强，签订服贸协议是一个好机会，让台湾业者可以去对岸发展。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洪玉凤说，服贸协议是台湾展现贸易自由化的决心，呼吁全力支持服贸协议，以扩大贸易投资、增加就业、带动薪资，希望反对党不要当台湾的罪人，也希望各界以理性温和方式表达意见。 反对派人士则认为服贸协议是两岸权贵与资本家的胜利，该协议允许大陆介入台湾所有关键民生行业，足以渗透台湾整体国家经济与操纵民生、户政、电信、出版，甚至间接渗透军事，影响台湾国家安全，最终空洞化台湾经济与社会基础，台湾将不战而被吞并。台湾作家九把刀说："我们是反对台湾政府的黑箱不民主，不是反对大陆人民。这一次我们站出来，就是人民无法相信政府的最遗憾的证明。" 马英九欲借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与习近平实现历史性的"习马会"，北京则希望服贸协议能够发挥政治和统战作用。有论者一针见血："从香港的经历看，协定将为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湾生活和工作提供合法掩护，便利他们积聚资源，影响和左右台湾的政治进程和政策，朝不放一枪的和平统一前进。" 太阳花学运得到不少台湾民众和香港网民及知名人士的支持，更有港人愿意资助在港读书的台湾学生返台参加行动的机票。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民间反应，新浪微薄、天涯论坛对充满民粹色彩的太阳花学运充满批评之声。学者胡释之认为太阳花学运是"典型乡下人的庸人自扰，把好事当坏事"。 21世纪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学运？ 不必因噎废食 由于法国大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文革导致的惨烈后果，人们对充满民粹意味的运动的质疑和担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凡事过犹不及，因噎废食要不得。仅看暴力的危害就彻底否定暴力抗争，显然走向了理性的反面。 国际学术界对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议政治的研究，遭致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的激烈批评：法国大革命制造了混乱，但也为社会底层赢得了民主的筹码；大革命留给法国的绝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还有选举和代议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蒂利正确地指出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改变了传统社会学对抗议政治和暴力革命的偏见，于2008年4月荣获第二届艾伯特*赫希曼奖（社科领域的最高荣誉），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以备受当今学者讥讽的五四而言，五四绝非只是被中共利用和曲解的学运，同时还是用人权制约官权的行动，是中国街头政治的开端和70年后六四的魂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青年群体最易冲动，但只要不为权力所操控（如红卫兵），他们就是最无畏、最能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五四固然为中共提供了养料和动员民众的模式，但也为六四学运、野百合学运、太阳花学运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激进思潮成了贬义词。英国学者卡农范和台湾学者邓志松认为，不信任精英的民粹只是个中性词，是"人民对制度化、精英统治、主流价值、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大陆对民粹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学者将人们对制度缺陷、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痛恨，简化为对财富本身的仇恨（仇富）或民粹主义。 是否有益于民众更好更充分地享有自由，是评价学运最重要的标尺。盲目、片面地鼓吹民众从来正确、永远正确，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民粹主义，这两种极端倾向都值得警惕：前者成立，则公民教育大可不必施行，专制得以成为民众永远的枷锁；后者假设公众永远都不明白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只配做沉默的羔羊。 太阳花学运的本质 一言以蔽之，太阳花学运的本质就是大众对精英的不信任。与其说反对党动员了学生，不如说由NGO发起的学运动员了反对党。殷鉴不远，绝不能再让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服贸协议的确会给台湾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大陆资金的大量涌入必然拉动台湾经济的基本面，出现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就业机会。难怪有大陆网民骂台湾学生不知好歹。然而，大陆资本对台湾这种水银泻地般的经济渗透，从长远来看却未必是台湾之福。万一大陆以全面撤资相威胁，或以反分裂法终止台商的优惠待遇，台湾怎么办？是眼看经济一落千丈还是乖乖就范？ 不必怀疑马英九爱台湾、想造福于台湾的本意，但他的眼界、格局和总统任期压力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彪炳史册的大政治家一样，对台湾的未来有充分的考虑，而不只是局限于眼前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过分依赖大陆。用脚趾头想想就应该知道，大陆的蜜饯能白白送给你吃吗？糖衣裹着的往往是炮弹！ 有论者举例说明大陆资本以商逼政的霸道和利害："看看旺旺集团把风骨犹存的余老先生创办的中国时报变成了什么样子？讲难听点，人民日报现在可能都要比旺旺中时要好看很多。" 台湾的公民课 街头政治不仅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对政府也是一种教育和训练。六四学运比五四的规模大得多，但学生群体未出现放火、打人等暴力现象，没有再犯五四的错误，获得体制内部不同程度的支持与同情；野百合学运、百万红衫大倒扁，纪律之严谨、行动之统一，更是有目共睹。 作为一个不最坏的实现和保障自由的工具，民主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华盛顿（1963年）、布拉格（1968年）、高雄（1979年）、光州（1980年）、北京（1989年）、石首（2009）、启东（2012）、基辅（2014）的街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都在用这个工具争取自由、捍卫人权。 就读于淡江大学的90后陆生蔡博艺，现场观摩了太阳花学运："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些青年的行动力和冷静克制。该行动的时候毫不犹豫，该克制的时候迅速降温。青岛东路上站着的是台湾年轻的公民，台湾公民力量之强大在这五分钟内表现的淋漓尽致。请不要抹黑说这些青年是暴民，他们会策划行动组织动员，会拿起麦克风向大家吐露心声，会自发维护现场秩序，会默默捡起地上的垃圾，会知道有食物和水要先分给其它人，会知道要感谢和鼓励身边的朋友，会体谅警察的辛苦写纸条安慰他们。" 看看台港的亲共媒体和利益集团，台湾学生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对大陆统战进行高度戒备。如同1990年发起野百合学运的前辈一样，今天的太阳花学运亦将照耀台湾之春。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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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pr 2014 11:09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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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4 09:44 PM PDT 2014年02月28日 烏克蘭一夕變天，總統落跑，各地的列寧雕像被推倒，鎮暴警察集體下跪道歉，預料中的內戰沒有發生，提前舉行總統選舉。烏克蘭的天安門事件以這種方式結束，對中國社會特別有啓發性。
軍隊保持中立，警察臨陣倒戈，沒有坦克鎮壓，沒有黨國喉舌為虎作倀，烏克蘭和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如此天差地遠。原先密集報導的中國官媒，立刻轉移話題，回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主旋律。
脫俄入歐中受打擊
烏克蘭獨立後，走西方民主路缐，雖然政客貪腐，政治動盪，但畢竟是民選政府，軍隊國家化，保持政治中立，只能保衞家園，不能向自己人民開槍，亞努科維奇試圖以反恐為名派軍人鎮壓，但為軍方拒絕，只好連夜逃亡。
有一部分中國人有濃厚的蘇聯情結，因為蘇聯文化曾經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精神糧食，他們對烏克蘭特別好感，因為年輕時幾乎每個人都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主人翁是烏克蘭革命家。
蘇聯瓦解後，他們心靈頓失依靠，研究蘇共為何瓦解一時變成顕學。烏克蘭是蘇聯的重工業和軍火工業中心，如今卻要脫俄入歐，好像新疆要求獨立一樣，對中共是沉重打撃。其實，俄國新一代，很少人緬懷蘇聯文化，但距離造成美感，在中國仍有不少蘇聯的遺老和遺少。
《環時》成洗腦工具
《環球時報》稱中國應以烏克蘭為鑒，不要改革太快，否則會帶來混亂和流血。言下之意，是在惋惜烏克蘭沒有鄧小平這號人物，今後中共更應把軍隊牢牢地控制在手上，加強網路輿論的維穩監控，把街頭政治的火種苗頭迅速予以撲滅。
《環球時報》平常報導國際新聞頭頭是道，廣度深度均有相當水平，但它基本上也是洗腦工具，一碰到中共痛處，立刻思想糾結，窘狀畢露，不知所云，只剩下黨的喉舌。
——台湾苹果日报
透視中國：烏克蘭變局與中國的前車之鑒
蒙克/BBC中文網 更新時間 2014年2月26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19
烏克蘭大量列寧雕像被推倒，但有人說前蘇聯的「遺老」都在中國
烏克蘭經過數月街頭抗議和暴力後，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議會罷黜，議會任命過渡總統（圖爾奇諾夫）取而代之。烏克蘭政局動蕩和分裂前景，加劇了人們對烏克蘭經濟的擔憂。
雖然烏克蘭同中國遠隔萬里，但由於歷史，政治和經貿原因，烏克蘭動蕩受到中國的密切關注。一面是烏克蘭政治早已告別蘇聯時期而且幾經更迭，而在中國共產黨仍然在執政，而且在努力借鑒蘇聯解體教訓，防止中國上演類似烏克蘭的事變。
中國除了在烏克蘭有100億美元的投資外，去年在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訪問時承諾提供80億美元的援助。有報道說，為回報中國投資，烏克蘭同中國簽署一系列武器與土地租賃合同。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東方研究專家弗拉基米爾·郭爾遜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烏克蘭政局變化對同中國的經貿關係影響不大。他對中烏經貿關係前景表示樂觀，並且認為中國在烏克蘭的土地租用協議也不會受到影響。他說烏克蘭的歐洲夢符合中國的利益。
土地、軍貿
中國雖然人口眾多，卻僅佔世界耕地的7%，但糧食消費卻佔世界糧食供應的1/5。而烏克蘭卻擁有世界上23% 的黑土地，有「歐洲糧倉」的美譽。
去年九月中國同烏克蘭簽署了租用耕地協議。當時的報道說，根據這個為期50年的計劃，中國最終會在烏克蘭取得300萬公頃、佔烏克蘭耕地的5%的土地。中國租賃土地的面積相當於比利時國土的面積。
外國租賃土地協議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時會招致新殖民主義的指責。2009年馬達加斯加就迫於國內政治壓力放棄了同韓國達成的一百多萬公頃土地的租用協議。有報道說，菲律賓也阻止過中國類似的投資協議。
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的前身就是中國從烏克蘭黑海造船廠購買的「瓦良格」號。這艘未完工的航母最初是為蘇聯海軍建造的航空母艦。90年代初蘇聯解體導致工程中斷，中國幾經周折從烏克蘭得到了這艘未完工的航母。
烏克蘭脫離蘇聯後繼承了蘇聯時期的大量軍工技術和產能。因為烏克蘭同中國沒有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歷屆烏克蘭政府同中國在軍貿方面都有良好的合作。
不過烏克蘭今後如果成為歐盟成員國，必將受到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規定的約束。因此中國媒體分析認為，中國有可能失去一個重要的軍工貿易伙伴國。
中國的明天？
這次烏克蘭的變局同以往的「橙色革命」，以及東歐和前蘇聯共和國發生的其他親西方的顏色革命一樣，都引起中國當局批評者的反響。有人在中文社交媒體說：烏克蘭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在莫斯科，普京的反對者也喊出同樣的口號：基輔的今天，就是莫斯科的明天。
媒體報道說，中國微博和其他社交媒體為烏克蘭「革命勝利」歡呼的聲音被封殺。許多人在推特上發帖比較烏克蘭與中國政治路徑之不同，感嘆兩國的抗議活動為何結局如此不同。
德國之聲報道引述一位中國異議者「看烏克蘭變天有感」說，「不指望改革，不臆想第三條道路，革命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廣場模式越來越成為主流政治革命模式。」
而中國的左翼評論人士一般都認為烏克蘭內部變局和當初蘇聯解體一樣，背後都是美國和西方的陰謀和顛覆活動，並且希望公眾能夠通過烏克蘭動蕩看清西方民主本質。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東方研究專家弗拉基米爾·郭爾遜也認為烏克蘭事變背後有美國和歐洲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社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認為人民最終會從變革中受益。
對於大部分中國的中年人來說，烏克蘭最著名的革命者當屬保爾·卡察金，俄羅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自傳體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面的主人公。因為蘇聯文化曾經是一代中國人的精神食糧，相當多的中國人仍然有某種「蘇聯情結」。
作家王蒙曾經說過，蘇聯的「遺老」全在中國，意思是在那一代人的青春理想中，革命和蘇聯曾經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中國作者張雲初認為，雖然蘇聯解體，前蘇聯共和國都與時俱進，他們的年輕人已經沒有多少人緬懷蘇聯文化了，但在中國卻仍然由不少這種精神意義上的蘇聯的遺老和遺少。
烏克蘭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該國民眾輿論分裂的結果，而中國的社會輿論也處於左右難以達成共識的階段。對於中國當局來說，毫無疑問烏克蘭事變會促使當局進一步加強網絡輿論監控，更加警惕街頭政治的苗頭。
（責編：李莉） ——BBC
我是烏克蘭人 I'm an Ukrainian
http://www.youtube.com/embed/CKUtXceCk-s
這位烏克蘭小姐說：「我希望在這裡的每一位，還保有尊嚴及勇氣的人們，可以回歸普通的生活。我們受文明教育，但我們的政府卻像野獸，‧‧‧」
回想起來，陳為廷，林飛帆，魏揚，傅偉哲等年輕人，為了抗議大埔農地事件，為了保護張藥房老屋，勇敢的站出來，對抗苗栗縣政府和其背後的國民黨政權，他們所說的，不也是完全相同嗎？但你我有沒有像看到這段影片後，那樣的熱血沸騰嗎？
這位烏克蘭小姐也說：「我們在這裡，只有一個原因，我們要脫離獨裁政權，我們想脫離那些自私的政客，那些人射傷人民，毆打，傷害人民，就是為了保有他們的錢財，就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大權」。
這不也是陳為廷，林飛帆，魏揚，傅偉哲這些年輕人的訴求嗎？這不就是他們要「拆政府」，要和那些暴警衝撞，要向貪官們丟鞋丟雞蛋的原因嗎？但你我有沒有像看過這段影片後一樣的感同身受，呼應他們行動，轉送他們的消息，傳達他們的心聲？
當我們在這裡關心「國家與民族的大事」時，不公不義的事情時時都在我們的周遭發生。這位烏克蘭小姐說說：「我們也知道，也許從明天起，通訊都會被切斷，我們將孤立無援，甚至在入夜後我們將遭到殺害」。對陳為廷，林飛帆，魏揚，傅偉哲等人而言，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他們的行動遭到監視，他們的電話被監聽，魏揚和台灣農陣蔡培慧老師先後發生不明「車禍」，遭撞重傷。這只是三個多月前的事，但還有多少人記得？
現在陳為廷、傅偉哲、林非帆、王曰書、吳宏銘、陳光軒等六名學生及竹南大埔巡守隊隊長林一方等7人，已被依妨害公務、侮辱公署、傷害、毀損及違反集會遊行法等罪嫌，提起公訴。誠如那位烏克蘭小姐所說，「我們對自由的想法不變，‧‧‧懇請你們幫助我們，或是透過訴說，或是透過分享這段影片，告訴你的朋友，告訴你的家人和政府機關，並告訴他們，你們支持我們」。陳為廷這些年輕朋友們，對追尋社會公義的想法也是不變，也勇感的暴力與司法的打壓，繼續奮鬥。因此也懇請大家，多來關心他們，透過網路或任何方式，把他們的訴求告訴你的朋友，告訴你的家人，並告訴他們，我們都支持這群勇敢又有正義感的台灣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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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4 11:05 AM PDT 作者按语—— 这是一篇旧文。其中关涉普京俄国全面复辟专制的内政外交根源；也顺便推理一种普京主义演变和得志之逻辑。 现在，普京大肆演出其吞并克里米亚之举，证明了这个专制俄国的罪恶政治。 但是，人们讨论焦点，似乎并非于此；而是如何定位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政治演变；这个演变之初，之中，之后，是不是有着普京可以转化其为专制之任何可能性。换言之，如果解体苏联一开始就真正施行了民主，那么，就像希特勒窃取民主和毁灭民主的示例当然不会出现那样；反之，如果魏玛共和国和俄罗斯一开始就没有施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监督抑或监督乏力，那么，希特勒和普京自然可以趁虚而入，盗国于之，把俄罗斯再次变为一个世界自由之敌，并顺利发动反人类战争。 这是人们讨论俄罗斯改革（——乃及深入关涉到中国前途）之应有之义。 14年3月31日草 一 苏联改革时没有反对党（保守地讲，是发育不足，如下述）。这是一个重要考量。没有反对党的政治改革，也能多少产生一些变化，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个改革之天（俄罗斯正统），改革之地（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却不是西方政治宗教之应有之天地，是改换了门庭却不改院内体制装潢和布置的一种奇特之外观演变。这个外观演变的实质，就是导致民主的名存实亡，导致新专制主义政体的崔生——这个政体的准确内涵，既不是简单的斯大林主义复辟，也不是彻底反斯大林之反复辟——这和普京这个前KGB特务对斯大林情有独钟不无干系。虽然如此，俄罗斯变化之忧，变化之喜，直到今天，还是充满变数、值得辩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围绕何以经过长时间政治较量和试验，普京主义终于东山再起，几乎遮蔽了俄罗斯民主。 这次普京宣布他和梅德维杰夫的总统总理双簧戏之预演，证实了俄罗斯朝向专制主义传统开始起步走——至于他是不是会转过专制径直走向极权，人们要拭目以待——因为，如果普京的党阀党统党治一旦长久维持一个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多党治，那么，这个名存实亡的"多党治"，就会转向实质上的一党制而彻底覆灭俄罗斯改革。这个改革起源于赫鲁晓夫之批判斯大林；而后，赫鲁晓夫镇压了匈牙利同样的改革且绞死纳吉。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估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在此课题上，俄罗斯弱极权主义之赫鲁晓夫统治，批判了中国的文革，大跃进，文化摧残和人头迫害，是肯定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侧面。戈尔乔夫的改革，和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关键路径和内涵是一致的，其从头到尾乃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有异于一切走上民主道路之反对派政治。我们说，俄罗斯改革之前并未形成一个反对派政治。于是，俄罗斯政治变化缺少了普世意义上的反对党政治方式和实质。这是他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十分容易走回头路的基本原因。 相反，从历史的常识和国别的革命、改革出发，加以观察，人们发现，民主实现的路径莫不是自下而上的反对派运动催生之，逼迫之，导致之。这是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常态、社会阶级分立和政治阶级权限使然。换言之，西方共和意义上的财富，权利，个体，契约的产生，导致自古代以来民主之基建立于共和规制之上之根据。这个共和规制的内涵，就是允许各阶级共识权限，以为其立法和立基之根本；而各阶级立法权力的实现，就是施行民主程序和（后来）代议制选举之政制；这个政治的代议制内涵和本质，就是要允许反对派和多元化的政治存在（代表之涵义在此）。多元化政治存在的历史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倚仗反对派势力、实力和发展为之争夺，为之抗争而形成而奠基。这些例子，本于一切走上民主的国家之政治路径，唯独可以排除苏联的所谓改革——当然，也排除中国改革之伪善和积弊性质，自当另言。 我们看到，英、法革命以前几百年的议会政治（即反对派政治——含教派皇权的最初对立、制衡），在基础上形成了多元政治。 美国阶层和阶级分疏，直接派生出美国的两党党政治：托马斯•杰弗逊建立了以自由职业者为主民主共和党（民主党）。投机家，商人，投资者，南部的大地主则参加或拥护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后来的共和党）。使华盛顿期望的一党制度落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期成议会"之大隈，板垣之反对党性质，也同样明确。含南非（曼德拉的政治势力），含印度（甘地的政治势力——相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等国家之反对党制衡当局的政治演变模式。 所有这些反对党政治，不单形成了他们日后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且继续、继承了西方原自古代（希腊民主），中世纪（中世纪自由市自由港等）民主自治之传统。这是俄罗斯政治历史上本来阙如，后来也并未发展成型的政党政治之规制，之运作，之制衡。俄罗斯反对派之列宁主义，最后取消了他们主张的、甚至是苏维埃政权性质，转换为取消苏维埃的列宁主义专制——而更早的巡神派和路标派，排除了政治路径的世俗化抗争，并以躲到巴黎以宗教口实咒骂苏联为其唯一能事——而这个传统，负面增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让出政治斗争的党派实践而崇尚文学宗教和虚无清谈的某种虚幻主义。于是，肇始于戈巴乔夫的改革，并未逃脱俄罗斯政治的宿命。也是其改革模式之所以脆弱，积弊，危险所处。这是一个历史比对的课题，自然可以深究严索。我们说，如果出现对于俄罗斯政治改变的盲目肯定，而忽略了上述多党政治的前提之阙如，之反思，之追索，人们奢谈转型和改革的妄议就会泛滥；而这个泛滥，就会为日后中国改革"不需要反对党/派"，提供理据和口实；这是危害巨大的一种虚妄。 二 国人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现在变成三句话。一句话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被"实现了——被毛泽东实现了，在那个众人皆知的1949年（虽然，以后发生了拥护和反对苏联的种种盲目言行……）。 第二句话，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的俄罗斯就是指戈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之俄罗斯。这个话又被1978—1979年的邓小平改革落实为钱、权改革和劫掠（第二次，从国有制向私有制的劫掠）。 于是我们现在要看第三句话如何被－落实。这个"被－落实"，内涵更多——他直接接轨于普京的政治倒退——如果这个接轨被实现，那么，三次之今天，之明天，就会完全成为被和谐，被变型，被堕落的社会倒退和政治（负面）转型取代。 而这个负面转型带来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重大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人膜拜的苏联和俄罗斯改革模式究为何物？他和西方民主化，东方民主潮流是不是一体多面，可以模仿，可以照搬的货色？抑或，这个俄罗斯/苏联改革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妄和伪装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过是专制制度本身的一种演变。于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普京模式是不是沙皇专制模式的重复；这个普京的改革是不是倒退于沙皇，抑或是倒退于斯大林……这些，当然有待人们进而探讨。二，我们说，如果这个课题转向中国改革，人们又要如何思索和定位。就是，中国政治改革是不是可以简单复行苏联模式，施行不要反对派的，自上而下的变动和发展。这个苏联原理究竟如何定位中国（温改革？）/俄罗斯普京政治于今天；这个普京政治模式是不是中国政治的明天？……从几个方面看待这个课题。首先，我们看见戈巴乔夫自己否定了俄罗斯现政治；谓其不具备三权分立；虽然，这个说法并未一统于俄罗斯知识界，也并未一统于关乎其类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戈巴乔夫这位改革鼻祖确十分明确地否认了他的国家现在不是民主国家；开始于他的改革，于今转向三权分立之废；他的话言之凿凿，让人警醒。 今年3月2日，被誉为冷战终结者和苏共掘墓人的米哈伊尔‧戈巴乔夫在自己80寿辰时曾对当前俄罗斯的民主现状及现任领导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再度提出批评。他说，俄罗斯的民主是刻意模仿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议会和司法部门都不能独立于政府的意志工作。他还指责现任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攻击自由和人权"，让这个国家倒退回到了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食品、药品和能源价格飞涨，"说得很多，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国会、法院、总统、总理等等，我们应有尽有，但这些都是赝品。"戈巴乔夫说："我们有机构，但无法运作；我们有法律，但无法执行。"他认为现在的团结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如同共产党的翻版。目前俄罗斯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仅是在学着西方做样子。"《新报》（Novaya Gazeta） 我们早先引用过俄罗斯文豪抨击俄罗斯先行政治制度之说法——"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 with Solzhenitsyn》－2007年版/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 于是，这些"恶贯满盈"的普京们，还要被支持他的人（含中国人）如何吹捧、肯定和渲染呢？索氏2007年时，并未预言以后普京们上演的寡廉鲜耻的所谓选举和再任丑剧；但是，既然是恶贯满盈者执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留给俄罗斯人，留给世界。一个侧面的观察是，内政延续外交的观察，现在可以稍稍倒装一下，变为"外交反射内政"，揭示内政，暴露内政；也正好说明俄罗斯屡屡和中共共识、共性、共行之极权，专制共演，他们一起反对人权，反对自由，反对美国；最近的例证是——他们在联合国共同反对制裁和谴责叙利亚屠杀政权的倒行逆施，并为阿萨德的类似卡扎非的"六四"镇压，寻找合法性——这当然是联合国这个机构，反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荒诞版本的再次出演。而所有这些细节，雄辩地证实了俄罗斯现行政权的威权性质或者黑帮性质——他严重脱轨于世界人权良知和政治普世规则。这个外交反衬内政的例子，从属于一个概念，就是列宁宣称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中共外交和内政的一合。（一直以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契合与分疏，是中国学人很少涉及的课题。这个课题，除去李慎之先生言及于兹，很少为外人道——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和忽略这个课题。从几次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到周恩来的大规模出访；从中共加入联合国，到六四以后的中美外交关系；诸如此类的外交如何折射了中国的内政，是乃国人学人语焉不详的盲点。这个盲点自然含括中俄之间一系列反美，反欧的外交契合和外交沆瀣。）这种勾结，难道仅仅出于偶合，于普京之内政丝毫无涉无碍？那么，除去普京的明确的中俄轴心反美论外，更加具备本质性质的普京内政之由来与发展，又是如何。这当然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有回到苏联是不是具备反对党，反对派于改革之前之课题。这个课题，给中国反对派主张者以何种启示，当然也是本文重点。我们分别予以简析之。 三 有作者十分清晰扼要地解释了普京坐大的实质原因。这个因素就是，普京所谓"政权党"的权力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无限权力的延续和变种。"俄罗斯政党体制历经4个时期的演变,完成了由无序、混乱到有序、稳定的发展过程.然而,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 "其一,政党的发育不足,缺乏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其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限制。其三,政党与政权相脱节。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议会中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党'的地位,实现政党与政权、政党利益与政权利益的真正结合,普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政权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对威胁政权稳定的政党实行监督（请看看毛对于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同样是所谓威胁，监督和使用行政手段……）；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由几个大党组成的多党政体（这几个大党……就是朝向权力党的唯一党制发展的借口）；在政权力量的作用下，促使'政权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这是典型的、回归苏联的政治倾向——'执政党'之外，一无所有）。但是，普京政党制度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加强'政权党'的作用与政权对政党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对执政党和现政权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其他势力，不如说是倾向于普京挑战对于挑战的挑战！）"（资料/下同） 这是俄罗斯最终从改革时期，倒退到总统权力高于一切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结果，就是政权党＝普京再执政十几年之久。那么，这个结果是如何一路走来？人们只要上溯到俄罗斯所谓多党制度之发端不足，演变畸形和最终形同虚设，即可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和俄罗斯人轻视普世价值，民主路径和自由根本的专制主义历史几乎一脉而续之。事情可以从网间刊载的苏联－俄罗斯改革历程之变型记里看出端倪，得出轮廓。我们扼要叙述评论之： "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召开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宣告该党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左派'政党主要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为代表,它们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反对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右派'政党主要有'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集团'等,它们大多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中派'政党主要是俄罗斯独立后从'民主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政党,它们大多与官方关系良好,许多中派领袖都曾担任过政府高官.但由于政治主张存在差异,中派政党又可分为'中左'、中间和'中右'三派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指以'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政党。 "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7月,俄罗斯先后颁布实施了8部有关议会选举的联邦法律和法规,其中都涉及有关政党参加选举活动的内容。 "这主要表现为,1992～,1993年期间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以及,1993年12月按照新宪法和议会选举法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按照,1993年议会选举法,俄罗斯国家杜马由450名代表组成,其中225名代表由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按照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另外225名代表则在单一选区按照多数代表制原则选举产生。 "1993年十月事件后,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另一些中派政党和政治组织也因影响力下降而逐渐停止活动 。" 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其中不乏苏联/俄罗斯改革前后各种势力的纠结和消长。但是，这个紧张的关系呈现了俄罗斯改革先天不足的政治发育。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为）政党反对党反对派之产物。之所以这样界定俄罗斯政党政治，主要可能是，1，如果改革前反对派政治势力并未形成足以对抗政府和执政党的制衡势力，那么，这些反对党沦为陪衬和花瓶的作用就会日益张显而呈现逐步退出制衡游戏的状态。2，俄罗斯左派的实力制衡本身就是右翼势力借口消除他的原因——就像中国模式里面，如果毛派制衡右翼资本集团，这个制衡本身就是缺乏先天的优势和理据，因为他不同于在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博弈世道中遵照价值合法性和政治投机性。3，这个势头的反向作用表现在俄罗斯议会左翼势力的不智选择——这个议会多数导致叶利钦右翼势力做大且直接消灭了本该在右翼势力中寻找制衡实力的一般原则；"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4，这是所谓新式独裁和偏执发效和做大的一个基本原因。5，左翼制衡势力的式微，"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6，于是右翼独裁和普京做大的可能性由此发端；如下绍述： "2005年4月,普京在访问法国时,公开对媒体表示,他将遵守俄罗斯宪法,不会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但不排除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很有可能将担任议会政权党的领袖,领导议会和政府,2012年再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这个猜测不幸言中。普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企图和实际当选第三任总统，是因为其操作政治游戏，选举规制和凌驾党政之上的准备作业业已完成。 "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俄共曾吸纳了一大批大企业家作为党的议会候选人,试图靠这些有资金、有影响的'同路人'来壮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竞选实力,结果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俄共因此发生内部分裂,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也大幅降低.但俄共等反对派政党与大企业家的联合也引起了普京政权的担忧,此项改革可以认为是主要针对类似现象而设定。"这里的共产党（前苏联）和资本家的联合本身就是俄罗斯/苏联，也是中国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发展成为中国式红色资本家和红色血统者、统治者的直接联姻，也可以一如俄国那样，施行所谓左翼和资本家的联合。这个联合举世皆无，是一个也许是必要的政治制衡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以普京消灭之为结束。主要根据就是，普京可以以消灭共产党为借口消灭资本家。这是上述俄罗斯制衡失败的主因。是不是这样呢？可以再谈之。 "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过半数的单一选区议员是无党派人士；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有67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的议员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团.根据新的杜马选举法,在以后的议会选举中,此类现象将不再会出现"。此即所谓"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目前,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在册的44个政党中,只有统一俄罗斯党(37.3万人)、俄罗斯共产党(10.3万人)、人民党(12.1万人)、俄罗斯生活党(8.2万人)、'亚博卢'集团(7.3万人)、俄罗斯复兴党(7.2万人)和俄罗斯退休者党(6万人)等7个政党符合新《政党法》对政党党员人数的要求,其余政党的党员人数均在5万人以下,须重新进行登记 "普京 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按照2001年《政党法》的规定,政党分支机构的党员人数为100人以上。……参选政党向利益集团'出售'其候选人名单中的位置(即国家杜马议员席位)的现象在当今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四 普京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如何接续，扭曲，叛离戈氏脉络，大致情形如此。我们引用有关学人资料（资料2/下同）如兹。戈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关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情形，是这样的，"考察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必然要追溯到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据１９９０年２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中关于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决定，１９９０年３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多党制原则。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同上）这个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业已种下了一如前述之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端之详。这个不祥的预言为以后普京恢复苏联式斯大林政党，一党制——政权党铺路积石。我们说过，一切多党政治和反对运动，莫不是建立在改革革命政权之前。因为这种反对党的势力之已然化，使其上台以后自然不会被前政权和后政权轻易吃掉和消化，甚至很难透过异化和变型使之变质甚至消泯。 但是，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社会主义之民主化，多元化之前提设在戈巴乔夫改革政权之后。这个滞后的改革导致反对派势力自然之未形成和发育不足，历练不够。这样的改革给予中国的启示也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反对派现在处于不反对，有限反对和反对之间；其反对党建设基本告缺；即便有一些反对党也无关痛痒。这是极权主义下灭反对势力成功之处。这个成功之处给予中国未来就是普京今天一个极大之负面启示。我们如何因应这样的思索实践和路径，坊间固有探索，还嫌极度不确，不够，不成熟，不建全。一句话，如果这个死结不能释然，未来中国即便改革成功，走向中国普京式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再就是，现在表露的种种迹象说明，中国反对/绥靖势力之所谓太子党一系，林彪（余党）一系，合作派一系，救党派（民主社会主义派而非社会民主主义派）一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唯独缺少一种真正的右翼普世价值派系，作用于大陆、乡村、城市……。这是中国所谓上下互动改革之必须条件的模糊——而所谓上层改革势力受到极权主义并无改革改良空间之实践和理论双向层面的挑战。我们看待戈巴乔夫改革自上而下的客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前景，因此倍打折扣。这是所谓中国民主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是一步下陷之二一选择，并无中间道路可言。 续之观察：……俄罗斯政党政治改革之"第一阶段是从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在这一阶段，在俄国出现了成百个、甚至上千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它们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一，组织情况也差别很大。（这个现象正好说明革命改革前的反对势力阙如。——自立） ——"在拥护叶利钦的右翼'激进民主派'政党和反对叶利钦的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党及其他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示威游行等街头活动。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叶利钦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斯托类平时期杜马鼓吹暴力，渲染革命，支持民粹，取消宪治，反对改革，是为前例；见索尔仁尼琴《红轮》——自立），最终导致炮轰'白宫'流血事件和解散议会（是为反向西方议会政治之叶利钦政治；这个政治双刃于剑，导致总统权力坐大——实际原因还是俄罗斯没有前改革时期成熟的真正的健全的议会政治所致。——自立）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宪法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组成社会联合组织的权利'。这奠定了多党制在俄罗斯的宪法基础。"（有基础还是无基础——这是一个问题。——自立）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右翼激进自由派在俄罗斯掌握了国家政权。""……２００２年４月'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从而使普京总统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普京操控政党政治起步。 ——那么，普京的政党特色，权限和地位（相对于议会和政府）如何，资料表明之（同上）： ——"首先，俄国还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西方国家，通常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派政党组阁，经议会批准后行使职权。在俄国则不是这样。按照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出人选，但须经国家杜马同意。如果杜马三次否决总统提出的人选，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同时解散国家杜马，进行新的大选。可见，俄国实行的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有的学者称之为'超级总统制'。政府总理名义上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实际上只对总统负责。现在的卡西亚诺夫总理就是由普京提名经杜马同意担任这一职务的，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在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目前'统一的俄罗斯'党虽然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许多人把它称为'政权党'，但其多数党地位并不是在选举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在杜马中的各种政治运作而形成的。俄罗斯政党制度要完成向西方式多党制的转型，必须对宪法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普京总统本人也曾说过，在条件成熟时，会实行'按政党原则组阁'。但是，什么时候条件才算'成熟'?普京对此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其次，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党有严密的章程、明确的纲领、健全的组织系统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外，其他的党都比较松散，党员流动性很大，不能正常开展组织活动。有些党的章程和纲领只是为了在司法部登记而写成的，缺乏认真的论证。有些党只有领导人，没有多少基层组织和党员。有的党主要依靠'寡头'的支持。这些问题说明俄罗斯政党制度还不够成熟。 ——"第三，俄罗斯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每一派都有几个党。……俄罗斯要实现普京所设想的'两党制'或'三党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与其说是走向多党，不如说是削弱之。另外一处资料显示（资料3），"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2000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其中政治稳定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近10年来'政权党'首次获得议会多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贯穿叶利钦时期议会反对派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长期争斗，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抗衡变为合作。 ——"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党'，普京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其改革思想早在执政之初就已形成。 ——"2000年7月，在谈到俄罗斯政党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普京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证明，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 可以看出，在对待政党的态度和建立成熟政党体制问题上普京与叶利钦有着很大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二： ——"(1)普京执政后的政党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叶利钦时期，以俄共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始终控制着议会多数，而政权'人为'建立的'政权党'在议会中根本无法与政府反对派相抗衡。普京执政后，利用民众社会情绪的变化，有意促成中派政党的联合，已有在议会现有党派基础上组建强有力'权党'的可能。同时，他对俄共等议会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与重点打击的方针，动摇了俄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2)普京与叶利钦政权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不同。叶利钦依靠的主要是'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对政党则采取利用或压制的策略。普京所依靠的主要是民众和强力部门的支持，并始终与'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距离。"（资料3） 是的，普京的权力意志一旦得逞，俄罗斯改革势必面临北京人大、政协那样的"多党"和"议会"状态——关键问题是，普京这个"超级总统"会不会朝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党，抑或，完全相反。俄罗斯政治路径，从来没有施行过欧美方式，抑或，基本上处在积弱和虚置阶段。从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以来，俄国杜马就扮演着一种符合涅恰耶夫和列宁的角色。俄国暴动传统滋生的十月革命传统和二月革命传统，并未让西方革命、改革、分权、制衡系统真正成熟和运作起来（二月革命，始终伴随着德摩克力斯剑之威胁——十月革命——而十月革命的终极价值，就是伴随着二月革命以前，一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俄罗斯民粹暴动）。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最大助力，来自朱可夫的寡头支持；其成功来自其台上、台下运作，并未看出有民间势力和势道参与政治进程——那些索尔仁尼琴，那些萨哈罗夫加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并未参与到戈巴乔夫直接的政治变化进程之中——说他们仅仅是伟大道义的、尊严的、非面包（含面包）之改革精神载体，固然未错，但是，政治路径，并不是他们先在之巡神派，路标派，后进之诗人、学者、科学家可以外在于之之进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绍述之苏联改革之内，外部因素如此。这些外因素，源自西方世界之强大冷战压力，冷战价值和冷战思维——一些反对冷战者，极力回避反苏冷战的功德，是乃歪曲历史和价值之绥靖主义乱说——这个伟大冷战价值正是苏联解体和美国得胜的原因。可惜，美国压制逼迫和瓦解苏联的同时，沆瀣毛国中共，使得苏联瓦解，中共崛起。这是战略和战策的一中得失，一种转换和辨正。 而俄罗斯/苏联内部反对党及反对派让出政治参与，留下政治真空之举，造就了现今俄罗斯的政治普京化。这些政治因素阙如，就在于俄罗斯人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借鉴之政治路径，是源于西方方式的反对党、反对派，议会政治之真谛，而不是俄罗斯特色可以取代的；参与之而非徘徊于外之纯精神追求留下的一种空白；这个空白即是，专制寡头前有列宁，后有普京，就会乘虚而入。这是历史，也是现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俄罗斯价值或言非价值操作之结果。这个水果就是毒果的结果，让那些过分夸大戈巴乔夫作用者，在普京复辟面前汗颜无适，毋庸赘言。这是我们看待普京这个KGB玩弄民主，摧毁之，异化之，酿成的大悲剧。 总结而言，如果说"苏联改革模式"并未以因为戈巴乔夫模式而走向所谓进步而是倒退，那么，美国扮演的前冷战角色和后扮演的政治绥靖主义、模糊主义和妥协主义，正是普京可以玩弄民主于鼓掌之上之另一大原因。这个普京主义，倒退苏联/俄国改革之事实，并不会因此罢手——下一个玩弄民主的高手或许出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政治舆情，正好是掌握宣传、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之太子党及其右翼附庸。这个迹象说明，如果中共巧施普京主义民主自由之伪，那么，中共软、硬势力相互作用于中国民运的可乘之机，就会大大发挥和得势。这是我们估价普京倒退带给国人和民运的一个启示。也是问题概述之要点。以俄为师的今后悲剧会不会上演，亟待中国有识之士再三、再四严重考虑之。 换言之，如何走向，中国明天，是不是普京今天？是为严峻之问也。 （注：资料援引自李兴耕、薛福岐、李雅君诸公有关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原载《民主中国》，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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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4 10:41 AM PDT 十年前国栋希望我给他主编的《中国大律师》写个序，我给他写了篇《律师兴则国家兴》。十年后国栋希望我为他主编的《律师文摘》创刊十周年写篇祝语，我自然而然又想到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能不能反过来说？反过来说是否更正确？现在谈"律师兴则国家兴"是不是过分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对这个问题有些人私下里表示疑惑和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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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Mar 2014 09:15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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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Mar 2014 05:53 PM PDT 最新更新時間：2014/03/29 22:43:00  總統馬英九29日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正面回應反服貿學生4項訴求。（中央社記者裴禛攝 103年3月29日） （中央社台北29日電）各位媒體朋友、各位部會首長，以及在電視機前、收音機旁，以及網路上正在看轉播的各位國人同胞，大家晚安，大家好！ 這段時間，學生為服貿議題占領立法院，讓臺灣社會上出現了重大爭議。網路上，不同看法的民眾相互激烈謾罵、要求表態；甚至因為容納不下他人意見，臉書上也出現互刪好友的情況，我想很多民眾都跟我一樣，覺得既難過又痛心。3月23號民眾違法攻占行政院，遭警方驅離，那一夜，我們都感到震驚、心痛不已，整夜難以入睡。  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部分占領議場的學生，我還是必須要表達，不管同學們的主張反映了多少民眾的心聲，但占據國會議場癱瘓議事、破壞公物，卻是不恰當的。尤其是3月23號晚上，當部分學生與民眾，強行攻占行政院時，我相信社會大眾一定很震驚，心裡想抗議活動怎麼怎麼會失控了呢？當晚違法失控的行徑所導致的衝突，讓全臺灣的民眾都很憂心，臺灣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會不會走樣？解決重大公共政策爭議的民主機制，會不會失靈？很多人也擔心，如果任何公民團體，都可以因為自己堅持的公平正義原則，而以霸占政府機關為手段，要求大家一定要接受他們的訴求，那麼未來其他的公民團體也可以群起效尤，以霸占國會為達成目的的手段，臺灣的民主政治要如何運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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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4 12:48 PM PDT 2014年3月18日晚间，400名台湾学生夜袭立法院并占据至今，掀开太阳花学运序幕。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史，几乎每二三十年就有一场改变一代人的大事件：从二二八的一代到美丽岛的一代，从美丽岛的一代到野百合的一代，再从野百合的一代到今日太阳花的一代。与前三次大事件不同的是，本次学运在岛内数年以来热议“中国因素”的背景之下喷薄而出、气势汹涌，大有挑战台前热络的两岸政商交流之势。与此同时，拜两岸交流、网络直播与社交媒体所赐，热衷于两岸事务的大陆年轻世代或隔海相望、或身与其中，一起见证了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形塑一代人命运和价值的太阳花学运。
◎两岸实力失衡引发岛内焦虑
2012年9月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时，我曾为《常识》电子杂志撰文《庞然大物与惊弓之鸟》。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竟是如此相似，故节录片段如下：
“庞然大物和惊弓之鸟之间的实力是远远不对称的。惊弓之鸟既然并不认为自己是庞然大物的一部，那么就要时刻提防庞然大物垂涎欲滴；即使庞然大物停滞不前，也会带来惊弓之鸟的无限恐惧，因为庞然大物的存在本身就是难以承受的威胁。由于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惊弓之鸟每时每刻都会把所有精力放在如何避免被庞然大物鲸吞之上，而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就是毒蝎战术。所谓毒蝎战术，第一要义就是神经敏感，一旦见到庞然大物有任何动作便起而抗争，绝不给庞然大物留下任何前进的空间；第二要义就是全民动员，倾尽全力、用尽解数，对可能来来犯之庞然大物奋力一击，虽然决不至于动摇庞然大物的根本，却可能咬断庞然大物的手足，使爱惜羽毛的庞然大物也不得不有所忌惮。
惊弓之鸟天生的对于庞然大物有着无尽的恐惧，而庞然大物的触角推进则更使得庞然大物狰狞恐怖的寓言自我实现，使得惊弓之鸟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愤慨、越来越恐惧。这种恐惧感的不断升级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最敏感的那一些惊弓之鸟不但恐惧和憎恨庞然大物，而且也恐惧和憎恨那些不那么敏感的惊弓之鸟，使得惊弓之鸟的内部分化、对立、并最终走向进一步恐惧。15岁的黄之锋断然拒绝与特首梁振英握手，因为特首和港府在抗议者的心中早已经不是港人的代表，而是庞然大物的代理。这种恐惧感的不断升级造成的后果之二，就是最不排斥庞然大物的惊弓之鸟们也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排斥，以体现对于整个群体的忠诚。在抗议声震天价响的情境之中，民众的抗议不但会被动的激发出来，而且必须主动的释放出来，不然就就是对守卫良知的无感。”
将近两年过去了，以上的判断不但适用于继续激化的内港摩擦，也同样适用于今日的服贸事件，甚至只需要将黄之锋换成林飞帆、陈为廷，将梁振英换成马英九。无论是2012年的香港反国民教育、还是2014年的台湾反服贸黑箱，我认为都不不应当局限于在地暴政VS暴民的小争论，而应当同时也把它们拉高到中国大陆强势崛起（庞然大物）与台港等地整体失落（惊弓之鸟）的大棋局上。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和领袖个人三个层次的因素。相比于其他两个层次，两岸结构性的权力失衡和政治对立最能够解释民众对于服贸协议天然的疑惧，而岛内政治运作机制和马英九个人执政特色则在这一大背景下不断激化官民对立，最终酿成民众长时间占据国会议场的宪政危机，这一图景不但在成熟民主国家几乎绝迹，就是在新近民主社会也十分罕见，更何况台湾已经进入民主巩固期近二十年。
◎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危机
台湾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也有社会运动，也有游行抗议，甚至发生过比太阳花学运规模大得多的红衫军事件，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个执政者是台湾本位主义者，因此不管政策再怎么胡闹、或是个人再怎么贪腐，终究不会把台湾卖掉。但是台湾主流民意对于马英九政府就是不信任，不但是对政策的不信任，而且是对忠诚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根源于历史纠结和认同歧异，也很大程度上由于马根本没有能力向民众说明他的政策意图，即使他及其政商幕僚是真心相信这一政策对于增进台湾整体竞争实力利远大于弊。马政府的错误不在于签署服贸协议，而在于在过去六年间没有通过种种手段、利用种种资源赢得民众的信任，特别是对两岸交往的信任。一个支持度只有9%的总统，做什么都是错的。在这个背景下谈民众反服贸的不理性和无知，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
大陆的媒体和民众往往强调民进党的煽风点火，其实平心而论，任何新兴民主社会的反对党，都是为反而反，哪有什么理性和平中正。只是熟悉两岸事务观察家们会注意到，民进党的在野监督地位在过去数年间不断地弱化，今天台湾社会的焦虑感，已经远远无法透过民进党的反对机制来表达，因为民进党为了选票，为了完成总统竞选的最后一里路，必须靠近中值选民，也必须在两岸政策上作出妥协和让步。所以才会有近二三年来公民团体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这些学运人士，虽然大多出自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教化，但对于近年来民进党的平庸作风，其实已经多有不满。所以与以往两党恶斗不同，本次学运展现的是马执政以来不断加剧的官民冲突。这对于台湾民主是一个新问题，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新问题。
总之，一向自诩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之所以搞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对岸有一个台湾人不喜欢、但又无法打败的巨人。在这个巨人的阴影之下，整体社会极度焦虑，总是在被出卖的恐慌之中，也总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会遭到侵犯。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年，香港和台湾就是会逢中必反，而且手段和态度会越来越激进，和平理性中正越来越没有空间。这主要不是民主的错，也主要不是自由的错，而是这两个地方因为历史缘故被赋予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但是又没有独立的承载实体，所以造成认同的撕裂和梦想的幻灭。这是华人社会长期引以为傲的两颗明珠，在东亚地区体系嬗变的大历史演进所可能必须要付出的的代价。
◎一场不只关乎台湾的学生运动
这次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的震撼力到底有多大呢？我认识的一个台湾女生朋友，长期在美留学，在2014年3月19日之前，几乎从来不看政治新闻。然而，从3月19日来的每一天，她忽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控，关注、转发、分享，不遗余力。我很好奇她为何如此迅速的投入，她在FB对话框内弹出了下面的文字：“我从来从来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在我生长的土地上，会有警察用棍棒光天化日追着人痛殴这种事。我身边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政治，但是现在他们全部都在立法院门口。或许我们这个世代的民主来的太容易了，希望现在的当头棒喝还不算太晚我想，不管这个运动到最后能够改变多少，至少我们都变了。”当她沉浸在学运信息爆炸的时候，我的绝大部分台湾朋友都将自己的头像拉黑，宛如万古长夜。
然后，她问道我作为一个大陆年轻世代对于太阳花学运的观点，我做了以下回答：
“宪政主义的核心在于公权力不得滥用。立法院强行通过服贸协议，公权力严重滥用，罔顾程序正义。因此公民冲撞国会终止不义程序，是合乎宪政精神的。但冲撞行政院，则违背了比例和适度原则。从民调来看，占领立法院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占领行政院则没有，可以验证台湾民众对于宪政主义的理解程度是较高的。占领立法院，需要勇气；而退出立法院，则需要智慧。”
当大洋彼岸的我透过网络视频远程观察立法院时，部分在台陆生则肉身翻墙站在学运第一线。一位关注社运的台湾朋友和一个全程参与的陆生有这样一则对话：
陆生：“我终于知道，这次运动让我非常难过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一一是孤单。因为我的身分，在台湾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很完整地投入。众人越热烈，我越觉得找不到自己在这个场景的地位。”
台生：“我希望，有生之年，你能遇见一场属于你的，让你义无反顾地投入，不会孤单的运动。”
这应该是庞然大物与惊弓之鸟最温馨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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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4 12:46 PM PDT 我第一次认识暴民这个词，应该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施明德在第一波的搜捕中逃脱。当时刚学会翻报纸的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抓这个人？他们不愿意回答我。我听电视讲施一干人是"暴力分子"，后来施明德落网了，那张纱布包着下巴的照片果然看起来就像江洋大盗。我当时没想过，那是因为我脑中的形象语言，已经被电视"塑型"了。 第二次在报纸上看到暴民这个词是在我高中的时候，520农民大游行。彼时没有网络没有三台以外的新闻，我的学校外，济南路从下午开始就塞满不可思议的人潮。下课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徘徊在立法院、新公园，我目睹数名警察把人拖到巷子里围殴，那一幕震撼我至今。隔天报纸全面性地说那是一群暴民，而不是一群农民。我开始对自己盲目信任媒体的信念感到动摇。 第三次是我大学时在诚品的地下室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纪录片影展，其中一部反中油后劲污染的影片，当地居民取水沟的水竟能用火柴点燃。我至今仍记得居民对采访者说：如果你住这种地方你要做暴民否？ 这么多年来，不是从服贸议题开始，土地被剥削、农民被剥削、弱势群体被剥削时，都有很多人被迫当"暴民"。暴民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阶级。剥削者不会成为暴民。 而此刻，你要做"暴民"否？ 昨天我上完课后，午夜前回到台北，随即到现场。试着一遍一遍地走、观看，让心底的一些疑问撞击，直到天光。我得承认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不够，但以阅读与观看，在这个夜晚，我试着为我的学生们绘制一幅思考地图。因为，做为一个被害者跟抗议者，得要准备的工作不同。抗议者往往比宰制者受到更多思维与行为上的挑战。 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的一环。ECFA的架构你可以轻易在网络上找到不同的评价。往根追索，马英九主政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架构？合理推测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兴起有关系。中国经济体的神话近年来已成国际话题，它究竟是实话还是谎言？你可以顺着这个问题，找到一系列的著作与文章阅读。 回到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身上。服贸是ECFA的"早期收获清单"(Early Harvest)之一，什么是早收清单呢？以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模式签订 ECFA 这类"双边免关税协议"，会有在一定年限内逐渐消除双方关税的规则。所谓"早收清单"就是"实时降税清单"，或者是"第一波降税清单"。顺着这个议题，我建议你还能去了解WTO这个组织的意义，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你务必得再去理解"反WTO"阵营的理由。有些人认为，WTO是强国在经济上剥削第三世界的手段，说不定是你会因此从根厌弃唯有完全的利伯维尔场，才是挽救台湾经济唯一路向的说法。你可以去思考"自由经济"与ECFA之间的差异性，并且将其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经验之上：中国之于台湾，跟其他的国际贸易关系是否等同？与中国的贸易协议，能够单纯用经济的角度思维吗？ 是的，你一定得涉及政治。因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倾中情怀的政党，会说服你接受某些政策，反之则要你反对所有政策。民主政治是人类文化史上很年轻的制度，多数时候人们遵循的部落政治、宗教政治、皇室政治、独裁政治……，但民主政治也是相对缺点较少的政治制度。我认为政治学也是人类学、文化的一部分，从内政上来看，我们可以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思考台湾的政党为什么无力为民众的权益把关，可以思考台湾未来产业结构的布局，当然也可以检视人性。你也可以更深入讨论具争议性的议题，你心目中或想要的台湾的政治定位是什么？ 而当你的理念在代议会里处于弱势，却很可能是较前卫、较正确的观点时，除了固定的选举时间以外，要如何运用力量，让这个理念有重新被审视、注目标机会？这是为什么弱势团体权益受损时，常被逼着走上街头，以取得议题被关注的原因。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法治，从法律思维的路向往前走，ECFA或服贸协议的法律位阶究竟为何？它在签订之前需不需要先被广泛讨论？进入国会后，它应不应该被实质逐条审查？它适用于国际法吗？ 只是非法律人的我还是要提醒你，法律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圣经，法律往往也会是有权势者操弄的刀斧，这也是你得要学习理解、警觉的部分。 媒体处理这事件的态度，也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深度。也许你认为，台湾的媒体被诟病已久，不少媒体人对议题的素养，早已不如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但媒体绝对是可以实践改革的管道，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神经。无论你做何种行动，都会警觉到媒体随时在侧。这次反服贸黑箱的学生与群众，为什么发展出所谓"有秩序、理性"的非暴力抗议，很显然跟媒体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有关。我们知道媒体会拍摄，所以行为上也会有新架构，因为行动者心中隐隐也想透过媒体影响另一群人。 透过媒体，抗议者也得思考，"暴力"是由谁定义的？正如我上头举的后劲居民的例子，当你的家庭住在一个连水沟水都会着火的地方，并且完全被漠视，暴力反抗以求被关注，难道不是被暴力对待者最无奈、悲哀的反映吗？ 最后你可以回到自身的生活，用你敏锐的直觉、思考去理解生活，从而保持对这些议题的敏感度。让我举几个例子，来思考两岸交流后，我们生活渐渐改变的微小状况。 我有一半的生活时间在以观光业、农业为主的花莲，自从陆客开放观光后，花莲的观光业正在产生质变。首先，几乎在每家饭店的旁边，都开设了贩卖红珊瑚、玉石的商店。红珊瑚是海域的珍贵生态，早年曾被滥采，后来逐渐萎缩。至2008年止，仅剩两台渔船领有采集红珊瑚的证件。没想到渔业署在当年又开放了六十艘。原本渔业署说明会逐年管制递减，今年渔业署再次公告修正"渔船兼营珊瑚渔业管理办法"，未来能采集红珊瑚的渔船，不但可以继承，并在血亲、配偶间移转权利，毁损还可再造建新船；同时，捕获量从三公吨增加到六公吨，容许的作业面积也增加了。我认为，这是肇因于陆客太爱购买红珊瑚的缘故，他们用金钱，打开了我们的法令。 而更令人感伤的是，为了吸引陆客进店，花莲街上的宝石店常见张贴着胡锦涛、习近平的立像。如果你此刻搭车到花莲，你还会在火车站的立柱上看到简体字、中国式句法："花莲水平最高的酒店"。对于一个有敌意的政治体，为了赚钱而将对方的领导人立像摆在门口，蔚为城市景观，你认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吗？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任何文字出版进入中国都得经过"审查"。我曾替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的《大宅》撰写过中文版的序文，到中国出版时，序文里一句"参加农民反圈地活动的空档"硬是被挑了出来，询问是否能够"删除"？一回与诗人陈黎聊天，他说他翻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在中国出版被修改了多处。我们签订协议的对象，不是纽西兰、不是日本、不是丹麦，而是这样一个言论设限，榨取式制度的国家。 有些人认为开放竞争是好事，赚钱是好事，但面对中国这个强势、复杂、诡谲的竞争者与消费者，我们很可能赔上的是长期经济健康、生态环境与尊严。谨慎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 在我片面的观察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你得具备上述眼光或知识才能参与抗争，而是在抗争过程里，你得试着去接受这些多元信息，在迷惘中做出一时的决定。但请保持怀疑，保持接受新看法的情绪，有时也要挑战自己。我对你们在服贸这个议题上的关心与付出感到佩服，但台湾做为一个对内的宰制型社会、对外失去国际发声权的国家已久，我多么希望你们也能在更多被边缘化的议题上，勇于做"暴民"。当然，如我上面所述，是有思考力、有选择性、有行动力的"暴民"。请记得，当你们做这样的决定时，受到各种的抗力与诬蔑，也绝不会少。 过去的年轻人运动，很多人在时势改变后，成为这个宰制体制的参与者、掌权者。你们此刻的朋友里，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这是必然的事。那些不知为何说你们很棒的声音跟说你们是暴民的声音一样可怕。我希望等到你们年华老去，请记得以同样的宽容、鼓励，与对等讨论的心态，对待你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一个轻易说他人是"暴民"，拒绝倾听与丧失行动力的大人。 这段时间，如果你们要留在台北，请寄封电子邮件给我，如果能写信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与心得，那就太好了。我也会不定时到现场了解状况，如果碰到，让我们点个头就好。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领导者让人失望至此，这不是值得击掌开心的事。 我们以哀悼者的心情参与，以挖矿工的态度开采自己的心灵，以候鸟的意志坚持下去。这是我今天写给你们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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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4 12:52 AM PDT 作者：杰安迪 2014年03月27日 David Gray/Reuters 2011年在北京举行的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孔庆东站在一幅绘有世界各国人物的画前。 上周日在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演讲中赞美了言论自由的荣光，据称话音未落即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用充满挖苦意味的话反驳了这位贵宾。 “美国的强大是不是因为美国情报部门在倾听民众的声音？”据说这位年轻女子如此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们，在美国，倾听和监听的区别在哪里？” 这些话是由北大教授孔庆东在他的新浪微博上转达的，他这样形容第一夫人的反应：“米歇尔哑口无言，最后说此行不谈政治，”孔先生写道，这在他的两百万粉丝中间掀起轩然大波。 据在场的记者和学生说，孔先生的故事只有一个问题：它完全是不真实的。 为期一周的奥巴马夫人中国之行，无论中国和外国的新闻媒体大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然而孔先生凭空捏造的故事——以及它所引发的一场不堪入目的口舌之争——暴露了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培育出来的反美情绪。这些民族主义者中，有许多人和孔先生一样，在政府和高校中身居要职。 第一夫人此次对三座城市的巡访，向外界宣称是无关政治、只问福祥的“民间”交流活动，然而，借助公开露面的场合，奥巴马夫人悄悄掺入了一段激越的讲话，表达了对媒体自由和无审查互联网的捍卫，以及保护少数族群权益的重要性，这些都引起了一些人的愤慨。就在周三离开中国前，她在一家西藏餐厅就餐，用一种已经谈不上隐晦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国家里备受困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持。 孔先生就是被惹得不开心的人之一。然而，在一开始如潮的支持声过后，他的微博也招来了数以千计的用户的激烈反对，这也再次提醒人们注意，他的身份是中国最受追捧的高等学府里的一名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名自称孔子后人的新毛派反西方人士，孔先生十分享受唱反调的社会批评家这一角色。 2012年，他称香港人是“王八蛋”、“坑蒙拐骗”、“英国殖民者的走狗”，这番话在香港这座前英国殖民地、现为半自治性质的中国城市燃起了熊熊怒火。而在那之前，他还曾大放厥词，对有关朝鲜长年饥荒的新闻报道表示了质疑，为斯蒂文・P・乔布斯(Steven P. Jobs)的去世叫好，并公开赞同处决记者。 孔先生是2011年将“孔子和平奖”授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 Vladimir V. Putin)的评委之一，这个中国自产的诺贝尔和平奖挑战者遭到了普遍的嘲弄。 孔先生拥有众多中国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追随者，不过也有相当多敌人。近年来，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的编辑、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曾呼吁将他逐出大学，但未能成功。 孔先生对本文的采访请求未予回应，北大中文系一位接听电话的员工拒绝谈论此次争议事件。 近一周来，随着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人们得知是他捏造了奥巴马夫人和虚构女学生的对话后，孔先生遭到了来自网络和报纸的愤怒斥责。 “这是用爱国去绑架造谣，”深圳《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 随着他的谎言得到数以万计的转发，一些知名的评论人士呼吁当局调查他在网上的行为。这其中包括在新浪微博拥有1900万粉丝的房地产巨头任志强，他指出孔捏造的故事已经得到超过500次转发，这是当局规定的“散布谣言”的门槛，按照一部新颁布的法律，当局可以起诉他，最高可处三年徒刑。 然而截至周四，孔先生依然毫发无损，也毫无悔意。 “美狗已经全部出场，”他的一条微博写道。“都是些汉奸。”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经雷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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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4 12:56 AM PDT  近日，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4位律師前往黑龍江建三江農墾分局，為被關押在所謂法制教育中心的法輪功信仰者提供法律援助，隨即與信仰者家屬一道被當地警方抓捕，經多方努力打聽，目前已確認唐吉田、江天勇兩位律師以「利用邪教破壞社會秩序」的名義被行政拘留15天，王成、張俊傑情況不明。為營救4位律師，李金星、青石律師等多位律師，以及10多位維權積極分子，也迅速趕往建三江，並於拘留所外展開徹夜絕食，要求會見。 此次事件之爆發，可能與事涉法輪功信仰者有關。近幾年針對律師的暴力事件背後，多有此背景，如2009年張凱律師等人在重慶遭受非法拘押和毆打。不過，4位律師的另外一重身份，又使得此次事件變得不同尋常。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是活躍的「中國人權律師團」最主要的3位聯絡人，此次被一網打盡，或為當局全面打壓人權律師的先兆，青石律師在其新浪微博中，就表達了這種憂慮：「大部分律師的安全其實是因為他們在前面承擔了風險。今天抓了他們，明天抓的便是我們。所以，這不只是他們4個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一部分律師的事情。」 當局對於維權律師的警惕和防範由來已久。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文章認為，「未來3至5年美國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以『網路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此文一出，迅即被人總結為「新黑五類」，而維權律師，赫然排名首位。 維權律師被當局如此重視，並非無因。2000年以後，隨著大陸有限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加入WTO的需要，當局加強了與之配套的法制建設的進程，同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諸多利益和權利的紛爭，各種維權案件大為增加。受此鼓勵，部分積極分子似乎看到了通過維權推動法治，進而通過法治帶動政治轉型的可能，提出了維權運動的概念，試圖通過「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程式化」的方式，推動大陸政治轉型。除一般性的維護利益和權利案件之外，維權運動更期望通過公民和政治權利案件的切入，以推動政治轉型過程。 對於維權運動的興起，當局也有充分的警惕和防範。一方面，當局意識到，如果需要通過市場化、全球化和資訊化來促進經濟增長，那麼，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日益活躍的自由、異議表達、乃至日益頻繁的抗爭行動都是難以避免的，從而必須加以一定的容忍。而在另一方面，當局的容忍又是有限度的，並不願意因此而引發政治自由化進程。在統治者眼裏，對於至關重要的統治合法性也就是持續性經濟發展來說，權利讓步的促進作用並不很大，但對於正在蓬勃發展的民間社會而言，一旦擁有了這些權利，就可以很大地提高協調和動員的能力，走向更高水準的整合，政治自由化進程就不可避免地將要展開。維權運動，尤其是指向公民和政治權利的維權活動，也就因此而成為了當局的眼中釘，而必須加以嚴密打壓。 在維權運動中，維權律師居於相當核心的位置。維權律師既是維權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維權事件的傳播者和意義闡釋者，在具體案件和社會環境中起到橋樑樞紐的作用。只有通過維權律師這一節點，單個的維權事件才能獲得更為廣泛的法律和政治意義，進入到維權運動的序列中來。在上述「新黑五類」當中，也只有維權律師的行動參與橫跨了包含訪民、地下宗教、異議人士、網路領袖在內的所有群體。維權律師的這一首要和核心地位，自然不會被當局所忽略。 於是，隨著維權運動的興起，當局針對維權運動的打壓也如影隨形。2005年，維權運動漸入高潮，《亞洲週刊》將該年的「亞洲風雲人物」授予了14位大陸維權人士，而這些人士，無一不在隨後遭到了各種打壓：如高智晟3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鄭恩寵3年（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陳光誠4年零3個月（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郭飛雄5年（非法經營罪）、許志永4年（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此外，包括滕彪、李柏光、朱久虎、範亞峰、李和平等人，都曾遭受過秘密羈押、逮捕、毆打等多種不同方式的打壓。受此影響，所有這些人士，在一定程度上都遠離或者至少不再那麼積極地從事敏感的維權活動了。 儘管如此，受新的社會形勢驅使，各種維權活動並未停止，而是有著越來越多的維權律師的加入，並產生出諸多新的活動形式。在各種新的活動形式中，法律維權人士的身影仍清晰可辨，如新公民運動中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含會，等等。中國人權律師團則是近期湧現出來的又一活動形式，通過對廣泛的人權事件的關注和呼籲，中國人權律師團迅速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在新公民運動剛剛遭到重大打擊的當下，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出現，更加顯得引人注目，而這也當然會遭到當局的高度重視，也因此，在許多人眼裏，4位律師在建三江被拘捕的事件超越了個別案例的層面，而成為觀察當局維穩打擊動向的一個判決性案例。 截止筆者成稿，這一事件仍在進行當中，各地的積極分子仍在積極聲援或趕赴現場。在剛性維穩的大背景下，積極分子們的各種訴求並無可能得到即時的滿足，對於被拘押的4位律師而言，這一次究竟是繼新公民行動之後又一波擴大化打擊的開始，還是略施薄懲，以暫時遏止約束其積極行動，在目前看來都有可能，但是，只要上文所分析的邏輯未曾改變，為了阻止政治自由化進程的出現，當局針對維權律師的打壓就不會停止，而只要維權律師不改初衷，高智晟等人的罪與罰、以及因此的榮耀與苦難，就必然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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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Mar 2014 09:57 PM PDT  研究群眾事件的都知道，群眾事件有三種。 第一種是「運動」，它多半是對人對事所採取的抗議手段。舉凡遊行、靜坐、示威等均屬之。它是目的有限的群眾性手段，並不排斥手段的激烈。例如法國的群眾運動可以癱瘓地鐵，韓國學運可以和員警對打，美國及歐洲青年反貿易自由化，可以在街上和員警打游擊戰等。群眾運動可以有一定的暴力行為。非暴力的運動除了極少的例子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種是「起義」，它是激烈的運動，在意見訴求上已開始政治化。這次台灣的太陽花學運，由於它已公開的否認了馬政府統治的正當性性，而且它的抗議手段已包括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等官署。因此，稱之為「太陽花學生起義」，或許才更為準確。 第三種是「革命」，它已把運動和起義的訴求指向統治者和整個政府。如果一場群眾運動，它的訴求是政府及統治者垮臺，這時候它就成了群眾革命。這次「太陽花學生起義」，雖然已否定政府的正當性，但只是要江宜樺下臺，要馬英九道歉，因此它根本不算「學生革命」，但卻可說是「學生起義」。 不過，群眾事件雖有「運動」，「起義」和「革命」之分，但這三者的分野卻極小。一場運動開始時可能是個小事件，但卻可能陰差陽錯，處理不當，而使一場運動的小火變成革命的滿天大火。這也是全球每個政府，對群眾事件的處理都小心翼翼的原因。而這次台灣由立法院審議服貿時國民黨的違法妄行，演變為太陽花運動，又由於馬英九的記者會談話激起人民反感，不啻火上加油，終於造成佔領行政院事件，已可看出馬英九已成了整個問題的焦點。 這次服貿事件，尤其是最後驅離行政院的學生，馬是贏到了秩序，但馬的權威顯然已跌到了穀底，馬的服貿黑箱，他對服貿審查程式非法，他使用國家暴力對付學生，都使他自己受到重傷。由整個服貿事件，人們已可看到他日暮途窮，滿街人民喊打的窘境。如果服貿問題打從頭開始就能妥善處理，怎麼會有太陽花運動，怎麼會有佔領行政院的學生起義？馬的自以為是，獨斷妄行，已把台灣搞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 馬從連任起，油電雙漲、美牛事件、證所稅風波，他都一意孤行，最近課綱微調，更是學術界和教育界怨聲載道，但他都對人們的反彈不理不睬。他對民意不理不睬的態度，這次終於在服貿問題上碰到了人民及學生的忍耐底線。我倒是良心建議馬總統，在這次太陽花事件後，他最好不要在台灣趴趴走，小心隨時隨地都會有飛來的鞋子，衝來的砂石車，或不滿的大學生！ 苦日子怎麼過？「甘心」便是！ 這陣子衛生署和董氏基金會共同拍攝了一支公益影片，片名叫做「日子難過，別讓心也難過」，鼓勵失業的人要向親友表達和求助，不要把難過的感覺悶在心裡。 但是，許多失業的人遭遇到的困難卻是，不想讓親友知道自己失業了，要怎麼向他們求助呢？因為大多數的受雇受薪階級，一但失業就意謂沒有了經濟上的收入，第一件需要向親友求助的事就是借錢。一但開口借錢，個人的尊嚴與自主立刻受制於他人的反應。借得到錢，以後要還，是苦；借不到錢，日子過不了，更苦。自己沒有收入，得縮衣節食，是苦；要是有孩子的家庭，孩子的需求不能滿足，甚至連營養午餐都繳不起，更苦。 這些苦，不是說出來就會好過，但是不說出來更難過。更打擊人的是，這樣的苦日子還得再過一段時間，這所謂的一段時間，或許是半年，但也許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用醫學的術語來說，這次的苦日子不是急性病，是慢性病。急性病來得快，病情如果不惡化就會很快恢復，像是感冒；慢性病是日積月累導致的身體功能失常，不改變生活習慣好不了，改了也不會「馬上好」，像是糖尿病。 苦日子怎麼過，得過且過，不免難過。要甘心過，才會像甘草一樣，用苦來喚醒味蕾的甜感，讓平凡日子中不覺得珍惜的擁有，在失去之後可以回味。 什麼是甘心？我們比較熟悉的是不甘心，心理學上稱為「否認」，是人類面對失落時，一開始出現的第一道心理防衛機轉。因為面對失去心愛的事實太痛苦，因予以否認，可以阻絕冷酷的事實直接衝擊我們的心靈，如同碰觸到炙熱鐵壺時的縮手反射，是不需經理智判斷的。 但是接下來，我們面對事實，理解事實，最終接受事實是現實的，捨棄不甘心的否認，甘心地在現實的條件上，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找到改變環境的方法，在痛苦的現實中，一步一步，走出不甜蜜卻能回甘的路子來。 難過是難免的，不要怕心中有難過，只要甘心過，苦日子也是人生。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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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9:54 PM PDT 图：柏林俄国大使馆前的抗议海报 烏克蘭變天 俄國入侵
當前國際焦點之一是烏克蘭變天，俄羅斯軍事入侵克里米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全球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的國際環境下，竟然又出現了類似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希特勒侵吞捷克蘇台德地區的歷史重演。普京，這個前蘇聯克格勃上校，以其職業的慣性鬼祟，派出俄國部隊卻又不佩戴領章帽徽，個個只露雙眼，偽稱「地方自衛武裝」（實際上與毛澤東派遣所謂「志願軍」一樣，實為正規軍）入侵烏克蘭領土克里米亞。普京還用俄方自己鑿沉一艘軍艦的無賴手法擋住烏克蘭海軍出航。幾天之內，兩萬五千鐵蹄進入克里米亞，以槍口下的非法公投，永久侵佔這塊烏克蘭領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克里米亞宣佈獨立，後在俄國的調解下成為烏克蘭的一個自治共和國。俄國租借塞瓦斯托波爾軍港的一部份作為黑海艦隊的基地。依照烏克蘭憲法，任何國界或領土改變必須經由全國性（而非地區性）公投。二○一四年三月六日，克里米亞議會（地區性議會）竟然違反憲法宣佈三月十六日公投是否加入俄羅斯。比較今年三月十日新西蘭為更改國旗圖案決定公投，尚需經過一百九十五天的國民充分討論才進行公投；而克里米亞如此重大的、決定前途的公投只在宣佈後十天就進行，豈非兒戲！明顯地，普京完全是為了造成既成事實，採取希特勒的閃電戰戰術。因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法國總統奧朗德和歐盟其他多國領導人都發出警告，說克里米亞公投違反國際法和烏克蘭憲法。因為國際法的首要原則就是互相尊重主權、領土完整。六十年來，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領土，俄國也承認的，所以俄國使用塞瓦斯托波爾軍港才需要租借。現在普京竟以保護俄國僑民為藉口出兵併吞克里米亞，這不是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是什麼？奧巴馬說普京站在歷史的對立面，就是指明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世界齊反對 普京成破鏡
普京快速搶佔克里米亞的舉動，人們會想起一九四一年日本突然襲擊珍珠港事件，第一天就種下了必然戰敗的結局。原因是侵略的非正義性以及軍國主義者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對於普京的侵略行徑，三月十二日西方七國集團（美、英、德、法、日、意、加）領導人共同聲明，由於缺乏必要的準備措施以及俄羅斯軍隊「威脅性的存在」，克里米亞全民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且存在「嚴重」的程序漏洞，七國領導人將不承認公投結果。七國領導人警告，克里米亞從烏克蘭分離將會對維護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法律秩序帶來嚴重影響。不僅七國一致譴責，由二十八國參加的歐盟也共同聲明克里米亞公投非法，並於三月十二日對制裁俄羅斯的框架達成共識，致力於讓俄國為佔領克里米亞付出代價。由二十八國組成的北約組織則己統一行動，派出偵察機監視俄軍的行動，並進行演習。此外，有三十個全責成員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已於三月十三日發表聲明暫停俄國申請加入該組織的談判。因為該組織有八個成員國不在歐盟與北約之內，所以至少已有四十六國反對俄國對國際法的嚴重踐踏。失道寡助，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公開支持俄國。甚至普京召集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開會，這兩國總統都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均未表態支持普京，所以普京已成為孤家寡人。
政經滑鐵盧 前景可期
不僅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普京也會遭遇滑鐵盧。克里米亞公投後普京趾高氣揚，其實外強中乾。俄國的經濟發展需要西方和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因此它要參加七國工業集團和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克里米亞公投後，西方一致對俄制裁，會把俄國逐出八國集團並終止其加入經合組織的申請。盧布滙率下跌已損失一百億美元，莫斯科股市狂瀉損失六百億美元。今年一季度會有六百億美元資金撤離俄國。現在美國大量生產國內石油和天然氣，西歐並不是非俄國的能源不可了。由三十八個國家參加的歐洲能源共同體已在設法從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向烏克蘭輸送天然氣，不擔心俄提高天然氣價格的威脅。烏克蘭已宣佈退出獨聯體，俄民入境不再免簽。三月二十一日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把俄國經濟前景降級從「穩定」降為「不利」。在二○一二年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百分之一點三，現在俄國自己說，今年幾乎不會增長。普京自作孽，不足惜，只是苦了俄羅斯人民。
近平成浮萍 可悲可歎
中共怎麼辦呢？普京此前對習近平一直採取愛理不理的態度。習近平主動湊上去參加索契冬奧會，目的是聯俄制日抗美。其實是投懷送抱給狼外婆。據媒體透露，俄方拒絕了中方提出的在中日領土糾紛中支持中國的請求，習竹籃打水一場空。普京讓中日鷸蚌相爭，他漁翁得利。現在普京違反國際法，悍然出兵入侵烏克蘭。國際輿論一致反對，中共完全可以名正言順的堅持原則加以反對，這會在國際上大大得分，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可是習近平竟採取曖昧態度，與歐、美、非洲明確和堅定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照。在三月十五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有關烏克蘭問題的決議草案表決時，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十五個理事國十三票贊成，中國棄權，俄國否決。中共不是自稱一貫堅持公正、客觀、尊重主權、領土完整的嗎？在真正需要表態遵守國際法的國際會場，卻又棄權退卻了。這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真面目。國際輿論指出，中國這個棄權票還是顧慮到新疆、西藏和台灣問題才投的。世界也從此認識，習近平是浮萍，正如曹丕在《秋胡行》中描述的：泛泛淥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歷史上俄羅斯從來都是乘人之危，從背後插上一刀：同納粹瓜分波蘭，製造卡廷大屠殺，干涉匈牙利，出兵捷克，策劃外蒙獨立，習近平一概視而不見，甘心做個隨風飄散的浮萍，可悲可歎！日本也有求於俄，但是三月十九日安倍公開譴責俄國侵犯烏克蘭領土與主權統一和完整。日本外務省十八日宣佈終止與俄協商放寬簽證事宜，也不會開始討論新的投資協定。韓國也宣佈不承認克島公投結果及其加入俄聯邦條約。習近平躲躲閃閃，像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領導人的作為嗎？誰流芳百世，誰遺臭萬年，歷史最後會作出公正的判決。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38/438spfeature/spfeature1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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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7:16 PM PDT
俄羅斯總統普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烏克蘭的領土克里米亞吞併為俄國所有。這種赤裸裸的強盜行徑，簡直和七十六年前希特勒把捷克斯洛伐克領土蘇台德地區吞併為德國所有一樣。而且普京根本對烏克蘭和國際社會不屑一顧，只是招呼一下本國議會給他「授權」，然後徑直把軍隊開過去，讓克里米亞人在槍口下「投票」歸順，接著就把他們的領導人叫到莫斯科簽個字，這事就算完成了。 這種效率，已經遠遠超過希特勒。當年希特勒吞併蘇台德地區，還要和英法談判，還要通過一個「慕尼黑協定」，才能堂而皇之把鄰居的領土據為己有。比起普京的肆無忌憚，希特勒只能甘拜下風了。 沙俄的發家史，就是不斷向四面八方鯨吞蠶食。它的後繼者蘇聯也好，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也好，這種「道統」可說是一以貫之。所以人們一直把這個北方巨人叫作「北極熊」。 北極熊的胃口當然很大，連海豹都是它的食品。生活在陸地上的黑熊、棕熊和灰熊，和北極熊都是同類。人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它們貪婪地吃魚：一條一條的魚兒爭先恐後從激流裡飛躍而出，正好落入守候在旁邊的巨熊嘴裡。它們永不饜足，吞下一條又一條，多麼愜意！難道這不正是今天俄國吞併克里米亞的生動寫照嗎？ 不過，今天已經不是一九三八年，當年英法綏靖主義者養虎遺患，縱容希特勒，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慘痛教訓，文明世界不會忘記。當今國際社會不會容忍希特勒式的行徑再現。美國和歐盟已經啟動對俄國的制裁。具體事態將怎樣發展，目前還不是我們所能逆料的。自從俄國議會批准普京在克里米亞用兵，實際上已經是向烏克蘭宣戰了。烏克蘭當然有權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但是兇悍的北極熊已經把魚吃到肚子裡，決不會吐出來。烏克蘭雖然誓言永遠不會認可強盜對自己的搶劫，但至少在現實的力量對比上，還無力改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另一方面，從國際大局來看，還沒有發展到一個局部領土爭端立刻就引發國際戰爭的地步。普京雖然恃強凌弱得逞於一時，但俄國現在的國力使他暫時無力挑起新的世界大戰。美歐方面也還沒有動武的打算，所以這事將引起「熱戰」還是「冷戰」，是長期僵持，還是有緩有急，時冷時熱，都有待繼續觀察。但是善良的人們必須丟掉幻想，不可心存僥倖。共產黨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從他的行徑來看，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今天他悍然吞併克里米亞，就是在走希特勒的老路。 希特勒是被人民選上台的，普京也是被人民選上台的。兩人都屬於政治強人，都能用狂熱的民族主義興奮劑來煽動群眾，籠絡民心。德國人民經歷過一次大戰後的屈辱，渴望重振第二帝國的輝煌。希特勒上台後只用四五年的時間，就使德國成為歐洲的一流強國，這使他不但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有了本錢，而且在思想和文化上俘虜了德意志民族，從而敢於發動世界大戰，使全世界、也使德意志民族陷入災難。 俄國人民在蘇聯解體以後，在短時間內經歷了經濟轉型的痛苦。但因為拋棄了窒息民族生機的社會主義枷鎖，所以經濟重新恢復了活力，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這使普京的權力一直相當穩固。在這個基礎上，普京在世界舞台上就開始尋求失去的霸權了。這個當年的克格勃高官，在蘇聯解體後，一方面拋棄共產體制，譴責斯大林這個暴君，從而搖身一變，博得人民擁護；另一方面又惋惜蘇聯帝國的崩潰，說是「俄羅斯的悲劇」。因此他要致力於恢復往日帝國的威風，甚至不惜重開冷戰，尋釁和文明世界作對，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強人形象。全力支持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公開收留美國叛國罪犯斯諾登，都是明顯的表現。如今他感覺到羽翼已豐，可以明火執仗向鄰居實行搶奪了，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向國際公認的文明準則挑戰。 普京的邏輯很簡單：克里米亞曾經屬於俄國，那裡有百分之多少的居民講俄語，所以應當歸俄國統治。 其實歷史上各國疆域從來就不是絕對固定的，各國的居民很少是單一的民族和語言，國家之間的領土糾紛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所有這些問題都應該和平解決，不能訴諸武力，尤其不能以大欺小。俄國公然吞併克里米亞，是冷戰結束之後對世界和平最粗暴的破壞，對國際法的瘋狂踐踏。如果普京的邏輯能夠通行，如果國際社會對這種暴行都能容忍，世界還有寧日嗎？不但別的國家沒有寧日，首先俄國就沒有寧日。先不去說它的歐洲部份，只說它今日的亞洲領土，有哪一塊原來就是它的？當然，強盜是不怕鄰人垂涎他的財寶的。但是他的左鄰右舍對他這位「芳鄰」能不心驚膽戰嗎？哪一家住在強盜隔壁能夠安然入睡呢？尤其是我們中國，看看歷史地圖吧！有多少土地、人民和寶藏都被這隻貪得無饜的北極熊吞掉了，我們能忘記嗎？ 聯合國安理會在討論克里米亞問題時，反對俄國用槍桿子在那裡導演的所謂「公民投票」，作為侵略者的俄國處境十分孤立。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投了棄權票。作為一個大國，在如此善惡分明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不敢仗義執言，不敢立場鮮明地維護受侵略者的主權，而是窩窩囊囊投了個「棄權」票，實在令中國人為之汗顏！ 其實把「一邊倒」定為國策的毛澤東，後來已經拋棄了這條繩索，鄧小平更是沒走這條儍路。只是他的繼承人上台以後不但把俄國侵佔我國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簽字認賬，還額外把俄國人沒有侵佔的黑瞎子島，割下一半送給它，作為額外贈品。已經吃够了這隻北極熊苦頭的中國人很難理解：中南海為什麼還不從這昔日的「老大哥」懷抱裡站起來走自己的路？難道還要把中國綁在俄國戰車上，結成「聯俄反美」統一戰線，把世界再度拖入「冷戰」嗎？最近中央電視台大張旗鼓播出系列片《偉大的抗美援朝》，難道你們還要把中國這件最大的蠢事──把中國人送去當炮灰，為斯大林和金日成「火中取栗」──在二十一世紀再來一次嗎?! 〔附註〕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三月二十日報道，在克里米亞所謂「公投」兩週之前，普京已經決定武力吞併這塊烏克蘭領土。他在二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召開一個高層秘密會議，連俄國外長都不得參加，卻有他原先的兩位克格勃戰友，作為高參在座。這個會議作出了武力吞併克里米亞的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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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6:23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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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9:35 PM PDT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注释第二十三条 林彪事件后，原来的三大政治势力集团只剩下周恩来为代表的以政府部门为基础的元老派，和江青为代表的以宣传部门为基础的文革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前者要否定文革，他们大多是文革时期政局变动的失利者；后者要肯定文革，他们几乎都是文革的得利者。元老派关于治国的政策主张与毛泽东有很大分歧，这也是文革的起因之一，因此，从本质上说，元老派也反毛泽东和反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感情和立场在文革派新人那一边，不仅江青是他的夫人，而且因为他们更多地继承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革命思想，文革派实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张春桥历来的政治表现仅仅是一种伪装。如果他上台执政，也会把强国富民作为他的目标。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不爱国的。 毛泽东必须为自己的身后的中国开始布局。他曾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如何安定和团结呢？他有两个谋略来操控政治局势，从而促使安定和团结。一是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削平过大的山头，当年的批林批孔就是这种平衡手法的实际运用。那时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这一派的力量一下子膨胀；二是提拔新的中间性的第三势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就是一种平衡。毛一度想把王洪文培养和塑造成中间性的第三势力，但直到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面见毛，状告周恩来，从此毛认为王受了江青的影响，和江青、张春桥他们搞在一起了，失去了成为第三势力的价值和可能。毛只能重新找人，结果找到华国锋。 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婆的基本态度是恨铁不成钢。尤其在七四年，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没少说。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因为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去美国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而周持支持的态度。毛写信给江青，态度也很严厉：“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七四年十一月，毛又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的毛病和问题全给毛泽东说中了。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文革时他又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脾气性格，如反复无常，狂妄自大，甚至有时歇斯底里，大吵大闹等等，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但为了打倒刘少奇，毛除了自己的老婆，不敢相信其它人。 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不顾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僚的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江青以前是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小姐，而且天性倔强，自然很难接受毛泽东的革命家思想和“土包子”的生活习惯。在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影剧界有好些男朋友，显然那时的江青在精神和性格方面是正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也有资料说江青给人普遍的印象是温和有礼。然而，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君临天下的革命皇帝，那么江也就非成为革命的皇后不可。要把一个上海滩的影星磨练成革命的皇后，这必然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痛苦过程。于是，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精神越来越怪异了。在很多方面她是毛的学生，但学习成绩不算好。当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她作为中央文革的成员，给人的印象是阴阳怪气，那时，毛泽东正在玩弄阴谋诡计，外人却不容易看出来。毛泽东玩弄政治象他的抽烟一样，吞云吐雾，不可离开须臾。而吸入二手烟最多，中毒也最多的正是江青。 对江青精神和性格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毛和江青之间的长年分居。分居之后，六十年代初，可能更早，江青想要见毛都很难。她长期住在静园，那里曾是清朝一个王妃叫珍妃的住所。那个王妃是光绪皇帝最心爱的女人，后来却被皇太后命令扔在一口井里，凄惨地死了。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家喻户晓，江青不可能不知，因此也就担心自己是否也会落到珍妃的下场。为了重新得到宠幸，江愿意为毛做任何的事。江青在失权后被审判时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江青在文革之前就有很多怪异的想法和行为，没有一个人挑明说这是一种病态。许多元老因此也不想和江打交道。邓小平说，我不想看见这个婆娘，她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看见江青怕。文革派内部对江青的性格变态也窃窃私语。江最好的朋友是张春桥，但张私下都说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也对江青没有办法，因为她名义上是毛的夫人。 虽然毛与江的婚姻生活是不愉快的，甚至是个悲剧，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头脑中的家族观念却根深柢固。江青在名份上终究是他的妻子。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自己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亲情和信任。再说，在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上，按照中国传统，是毛对不起江。分居之后毛有很多女友，但至今没有人说江也有婚外情。 更进一步而言，毛对江的保护和重用也不仅仅是因为夫妻的名份关系，更多的是利用。在毛的心目中，比江青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事业，和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即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如何。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中更容易招致非议的一件。而江青和文革派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会保护文革的成果和名誉的，保护了文革的名誉也就保护了毛的名誉。江青没说错，她真是毛的一条狗，狗的价值正是在于被利用。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如果把江青和她的那一派抬得太高，对江青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江青倒了台毛泽东个人和路线的历史地位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毛泽东时常对江青敲敲警钟。但绝无可能，毛留下遗嘱让别人把自己的夫人和她的朋友一举歼灭。当然毛也不想江青他们把她的政敌打翻在地，一旦江青这样做并且成功了，那么她就走向了反面。 毛主席是个政治高手，他的手法被世人认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七四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时，张春桥被委任为总政治部主任。七五年毛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革，另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防止他们过激。 七五年十一月，全国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毛说，“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七六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又决定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之前，陈锡联已经代替李德生接掌了北京军区的大权。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毛也是指示陈锡联和王猛指挥三十八军秘密包围北京城，从而迫使刘少奇和邓小平下台。毛又一次相信陈锡联，认为陈是独立的中间势力，将会听命于华国锋。当时的叶剑英身体根本就无大病，所谓叶生病一说是毛的借口。 因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毛决定提华国锋为总理，同时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还决定不让叶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进一步削减元老派在中共领导层的力量，是因为元老派在社会上的潜在力量太过强大，将直接威胁到其它两派的生存。其证明就是天安门事件，那里闹事的群众表达了悼念周恩来和支持邓小平的意愿。毛在病榻上对江青和华国锋等人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终于死了。以后发生的历史却和毛泽东的努力正好相反，毛的平衡布局和调和手法似乎没有发生作用，四人帮一下子被逮捕了。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下错棋了吗？其实不是，毛泽东生前担心的事发生了，正说明毛泽东殚精竭虑，策划制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说明毛泽东的政治精明。如果江青能理解毛泽东对她的关照和批评，并能按照毛所说的去做，至少文革派的崩溃不会那么快，那么惨。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曾有诗称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吕端是中国北宋大臣，曾阻制了一次有关皇位废立的宫廷事变。叶的确是大事不胡涂，首先他对文革的看法和评价是正确的，其次在毛死后动荡的日子里，叶没有冲锋在前，而是甘当“后盾”和“辅助”的角色，对自己的威望有适当的估计和运用。同时，叶对毛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毛也没有看错，叶不属于邓小平那种做事绝决的人。这使得叶即使有”先下手”的本钱，他也不会自己亲自动手抓了先帝爷的人。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希望扭转文革历史的轨道，却不想留下忘恩负义的名声。 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前，叶就经常和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议论国事，很自然会谈到如何对付和解决文革派的问题。是不是这些谈话表明叶曾经计划运用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权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其实正好相反，如果叶这样想的话，就反而是大事胡涂了。一来叶虽有威望，但无实权，二来形势不明，不宜轻举妄动。所以，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时，叶的表示是一切要等毛死了再说，这个“再说”其实是拖延和敷衍。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的官员说几句牢骚怨言这是家常便饭，叶这样在官场里久炼成精的人物，怎会当真。退一万步，即使叶有这个心，叶也不可能直接行动，因为叶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毫无疑问，叶对文革派是憎恶的，这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叶粉碎文革派的动机。华和文革派的矛盾就要小的多。要说有，基本上是行事作风不同，江青难缠，鸡毛蒜皮，属于公务纠纷，所以华更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况且他上台不久，虽有主席名份但没有根基。也是退一万步，即使华有这个心，华也不可能主动出手，因为华也没有军事政变或宫廷政变的手段和机会。 华是军委副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叶是资深的军委副主席，威望也高，他们指挥不动军队吗？这要从头说起。 中共军队历来就是山头林立，权力分散，并没有哪一个山头或人占有明显优势，更谈不上绝对优势。这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状况，也符合毛泽东党指挥枪的意图。叶剑英在军中有很高威望，但并无个人指挥军队的实权和可能。林彪一度作为毛的副手，又有众多将军是他的手下亲信，但一旦出事，顷刻瓦解。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计划个别亲信暗害毛泽东，但没有计划指挥军队叛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派系太多，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即使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也指挥不动。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曾调动军队，其真实的用意是威胁，而非实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批彭德怀时，曾扬言说要上山打游击。如果毛有信心能指挥全军，他也不必这样说。由于军权分散，毛泽东也指挥不动军队。毛泽东曾问邓小平，“等我死后，中国会怎么样？”邓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也是看到了中共军权分散的问题。 将军们的思想已今非昔比。以前，那些将军们打惯了仗，不打仗心就痒。后来二十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人都懒散了，哪还想到打仗。即使文革中被批斗，批斗完了还是将军的待遇，所以大家都逆来顺受。在将军们的心里真正想的是吃太平饭，老婆孩子热坑头。这是各路人马，众多将军真正一致的地方。历史上，除了个别理想主义者以外，多数人都是活不下去才革命造反，如果能活得下去，没有很多人会革命造反。 军队历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一个特点。官兵平时受的教育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党中央团结的时候，按正规系统指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党中央分裂的时候，毛主席又死了的话，军队很难接受分裂后的其中一派的命令。在形势突变的时刻，即使一个团，一个营的官兵也很难统一思想，去选择服从江青的命令还是听从华国锋的指挥。 当时传言说，南京军区的司令许世友的儿子有一封信透露一个情节，说许世友曾夸口，“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全吃掉，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但是直到四人帮被逮捕，许也没有动静。后来他又对邓小平不满，还是没有动用部队。看来这又是解放军自编的神话故事。 又有传言说王洪文扬言，上海要搞四十万民兵，计划对抗北京的中央。后来我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时，和造反派的一个民兵师师长殷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那是王洪文他们在吹牛在做梦，害得我坐牢。”他告诉我，“上海民兵人数共２８万，编制１２个师。装备有江南厂造的快艇，民兵一号，民兵二号，炮比较少，有一些上海造的高炮。比较好的装备只有一、二个师，其它的装备是朝鲜战场换下来的步枪和冲锋枪。”“问题还不是民兵的武器问题，当时打不起来原因是上海人聪明，不会有人为他们当炮灰。”“民兵哪里能打仗，我能当上师长，就可想而知。”殷在文革前是上海一个工厂的工人，被当局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完全没有军事指挥经验。 除了军事政变之外，只有宫廷政变。谁有发动一场宫延政变的手段和机会，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东兴。汪是中共中央的大内管家，御林军头领，掌管着八三四一部队。据说，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达到五万人，相当于野战部队一个军。它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和中南海的警卫。不要说住在中南海的权贵政要的一举一动都在汪的眼皮底下，就是住在西山的叶剑英也难逃汪的手心。汪还是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保密局局长，政治局委员。 汪很早就是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江青如果可以杀人，她第一个杀张玉凰，第二个杀汪东兴。江、汪矛盾的起源还在于毛的身上。毛和江分居不和有十多年的历史。平时毛不见江，江要见毛还要汪东兴安排。江青作为正宫娘娘，她的怨气可想而知。这个怨气不能出在毛的头上，自然就落在汪的头上。经常是江青来了要见，汪进去了又出来说毛不见，江一个妇人，不知汪如何传话的，难免要怀疑汪在做手脚。多年来毛有众多女友，好象皇帝的三宫六院，在生活上也都由汪安排，江嫉恨那些嫔妃时，自然也会憎恨汪这个管家。汪为毛做了十几年的恶人，实在是百口莫辩。 汪对江的态度平时是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能避则避。真要有事，也只有他能顶江青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红得发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党的江苏厅开会，江来了要找周。周当时的卫士长迎了上去，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突然大怒说，“你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不肯逮捕周的那个卫士长。周的夫人邓颖超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不同意。对别人说：“那个卫士长跟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江青一句气话，就把人家扔掉了。”后来汪让那人去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劳动。江青知道后也没再说什么，因为汪的背后是毛泽东。 汪东兴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关键人物。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但江青反对，周也就不敢支持了，使汪的提名成为难产。后来黄永胜出面支持，两派最后达成妥协，汪才被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汪自然对林彪感激，在九大的华北组会上汪也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汪并不知道毛、林之间的争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很好。毛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有人要给你大官做，但不是我给，你现在翅膀硬了，要改换门庭了。”又让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汪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才重新取得毛的信任。 汪对毛后的政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在中共内部，表面上看，三派势力的力量比较，文革派最大，中央常委四人中占了两位，王洪文和张春桥；政治局中占了两位，江青和姚文元，还有毛远新，地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间派次之，中央常委占一位，华国锋；政治局委员占六位，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元老派最弱，中央常委占一位，叶剑英；政治局委员占四位，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文革派最团结，中间派最有行政实力，元老派最有潜力，最得人心。文革派是毛泽东吹大的气球，毛一死难免漏气。张春桥是个明白人，文革派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势必采取攻势，打击元老派，目的是把江青捧上去，建立文革派在中央常委中的绝对优势。文革派要想发动攻势，必须先取得中央保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控制权，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汪东兴自知斗争的焦点将落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有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万一江青上台，岂但是官位问题，性命也难保。 张春桥和汪的关系不错。九大的时候，张当着大家的面对汪说，“以后右派搞政变的话，就要靠你了。”至少张不认为汪是文革派的敌人。所以毛刚死，张出了主张，让他们四个人，再加上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共八人一起手拉着手，在毛的遗体旁一起照了相。这就是张继承毛的遗志，划定的联盟范围和战略布置，即团结中间派，进攻元老派。但是这只是张的一厢情愿，汪不相信江青依她的性格会听张的话，受张的约束。江青长期受毛泽东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当女皇。毛死在江看来，她当女皇唯一的阻力没有了，其它任何人江青都不放在眼里。汪还深知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文革时期，江害了很多她在上海三十年代演艺界的朋友，甚至江以前的保姆都不放过，那时还给关在监狱里。所以虽然张春桥多次向他示好，汪也决心不投靠江和她的文革派。汪对华的印象不错，曾经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华刚被选定为毛的接班人，汪就有了和华联盟，一统天下的愿望和计划。汪和华一样都是文革时期的得利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主张上不象文革派那样偏激，也不愿象文革派那样围着江青转。汪也对元老派怀有很深的戒心。汪是毛泽东的卫士出身，能有今天全靠着这棵大树。元老派被毛压了这么多年，往后决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七六年七月，毛已经神智不清，看来再难恢复。汪故意多次找华谈心，汪先说，“万一毛有意外，我会象尊重毛一样来支持你的。”不久又说，“江青他们处处向你进攻，让你为难，你要当心呀。”最后汪摊牌了，“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这次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上海带头围攻你。工作已经很难办，你看什么时候把江青干掉算了，怎么样？”华支支吾吾，有几个月没敢回答汪，这毕竟是宫廷政变，天大的干系。毛曾经评议华“厚重少文，但是办事不蠢呀”。华反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有一点他很清楚。华的主席名份虽然重要，但比不上汪的锦衣卫加御林军的实在。如果华不和汪结盟，得罪了汪，反而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断送。即使华和江青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撼动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保卫局也难，所有的电话通讯，甚至车夫、门卫、保姆都在汪的手里。华甚至担心自己的睡房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 华忧心忡忡，他万万没有想到形势会这么严重，毛一死这么快就剑拔弩张，个个都象白眼狼一样。如果不是汪一再催促，给他压力，他是不会上这个船的。一是他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二是江青的主要矛头明显是对着叶剑英和邓小平他们。华想，等到他们两派闹起来，那时才出手不是更好吗？那样华也不会落下个对不起先帝爷的名声。但是汪不依不挠，就怕江青他们先下手。万一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把他九大时期给毛泽东的检查翻出来，汪就全完了。生死存亡，间不容发。政治斗争不能半点手软，也不能有半点同情心。华理解这一点。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凤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对汪的动粗提议，华国锋迟疑不决，他要先摸摸元老派的底。九月廿一日，华国锋找到李先念处，先说了毛死后他工作上的困难，江青如何如何制造麻烦，等等。然后请李去问问叶剑英，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华并没有对李说明他和汪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五日叶和华在玉泉山，叶的新家谈了第一次话。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叶表了态：“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是支持你的。” 九月廿七日，华和叶一起到中南海汪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这次三个人开门见山，就谈如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还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叶起先只是听，看到汪的决心很大，非干不可的样子，心里暗暗高兴。说，“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以快打慢。具体怎么办，东兴你自己决定，我们用不出力，但我们做你的后盾。”华看叶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叶还建议事情成功后可由元老派的一些人出面帮助维持局势。 三人商议后，叶就去向许多中共元老们吹风，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要苏振华、秦基伟、耿飚等人和他保持联系。元老派的人早在毛病重期间就埋伏在上海，现在更加密切注意上海方面的动静，作好了各种准备。即使汪东兴不发难，早晚元老派也要利用民心和文革派最后摊牌。现在，各路人马开始秘密行动起来，互相串联，许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家庭开始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不再是以前无目的地空发牢骚而已。 但是，叶虽然和他的老朋友们谈论四人帮如何如何不好，以及如何如何对付四人帮等等，却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三人合议的事，更没有提到汪东兴即将行动。李先念虽然先前给华国锋传过话，知道要解决四人帮，会有大变动发生，但这时也不知汪东兴的具体政变计划。叶、华和汪三人最担心的是，一有风吹草动，江青他们跑到上海去。元老派都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狐狸，他们凭政治舞台上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能猜出了个大概。他们在心里盘算，“华国锋和江青他们有了矛盾，来找叶帅诉苦救助，好戏还在后头呢。”“叶帅现在公开表示对江青的不满，这可是以前没有的呀。” 我们所知道的姚依林这时也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他手下有一个小组。他们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上海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文革派偷听。后来他对自己家人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原是周恩来的亲信，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现在是元老派中的一员大将。由于长期从事经济事务，所以和李先念、陈云的关系最好。在十月六日之前，他都不知汪东兴即将发动政变。 十月四日，华国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汪再也睡不着了。汪找来他的的副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李鑫。李鑫曾是康生的秘书。前一些日子，张春桥和江青看上了李鑫，以为他是康生的人，许诺将推荐李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就问李一些关于警卫团的事，李回答得很畅快。结束后半个小时，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汪。李不是有意要出卖江青他们。因为工作的规定，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写工作汇报。刚才进江青的房间的时候，李鑫保不准有人看见。在中南海里什么事都瞒不住，谁也不敢违反汪的命令。李鑫以前的首长康生已经不在了，现在他需要新的靠山和朋友。汪不仅有实力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这次，汪要求李鑫告诉华，说李得到的情报，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带。李有点吃惊，他担心这样说了华会不会不相信，以后又怎么办？江青、张春桥都住在中南海，文革派搞军事政变不是把他们自己给陷在里面。这样瞎编是不是有点过份？李正在想，汪一句话，“这你不用管”，把他压住了。 凌晨，汪和李一起去见华。李汇报了汪指使他说的事。汪等李先走了才对华说，“现在这个形势，不动也得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华国锋还有顾虑，“万一其它政治局的人反对怎么办呢？”华指的是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中间派的成员。“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汪突然大声把华吓了一跳。 晚上，汪东兴又去华国锋处。他要继续给华压力，直至华下决心为止。华的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文革派说是毛泽东的遗训。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今后中国的政治要按文革派的路线进行。而华不同意。华说他接到的毛泽东的手书是“按过去方针办”。华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自然希望今后的大事决策由他说了算，这样就和文革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之前，华曾向文革派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和不满，但是他们不听华的，还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 华把毛的这句话看得很重，看作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全部权势的根源。而文革派首先要修改和否定华的那句话。这已经说明，文革派根本不把华放在眼里。 深夜，已经疲惫不堪的华国锋对汪说，“不是我想这么搞，实在是他们逼得我这么搞。”华不敢说汪东兴逼他，只能说“他们”，好象是“四人帮”。这样终于同意了汪东兴具体制定的方案。行动时间是十月六日晚上，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汪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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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6:46 PM PDT |2014-04-05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斯里兰卡卫报》编者按：3月20日，中国的人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和张俊杰走访了建三江市，那里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所在地，要求释放因修*炼f仑G无辜被拘押的公民。3月22日，建三江公安局给这4名律师每人15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在过去两周里，更多的维权律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活动家聚集在建三江，举行抗议，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律师。张俊杰已被释放，并报告说，他和其他三名律师遭到野蛮殴打，但当地警方此后已拘留了至少10人。3月27日，49名维权律师、学者和公民致信中国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要求对建三江的"黑监狱"及在那里被指控的罪行展开调查。 以下是《斯里兰卡卫报》4月4日根据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滕彪的系列帖子整理的文章"在中国，法制教育中心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法制教育中心"俗称"洗脑班"，是黑监狱的一种，用来关押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无辜公民。联合国人权条约严格禁止这种"非司法性的监禁"和"任意拘留"，它本身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在拘留中心，使用酷刑的频率和残酷程度远远超出监狱，劳教所的情况更糟，但所谓的"法制教育中心"是最糟糕的。在全国的这些"法制教育中心"，被折磨致死的无辜公民人数达到4位数字。 例如，陕西省城固县"法制培训中心"在一个封闭的地点，一直被用来关押访民，这种关押无任何法律授权。访民胥灵军是一名伤残的退伍老兵，他被长期拘押在那里，并于2010年3月17日被饿死在里面。尸检时他的胃里除了两小块硬币大小的冰块外没有任何食物。 又如，位于武汉洪山区马湖村的"湖北省法制教育学院"。2011年3月11日，当时24岁的女子王玉洁被拘捕关押在那里。她被注射毒针，然后被迫写了一个谴责她的信仰的声明。注射毒针后，王玉洁就不能行走了，并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被关押在那里两个月，释放回家4个月后死亡。 在另一个案例中，45岁的中国公民袁平均家住石家庄市新华区革新街电信局的宿舍。2010年8月2日他被强制送入一个法制教育中心的"洗脑班"，9天后，即8月11日，在洗脑班里死亡。 应家属的请求，这四名律师去过在黑龙江、四川和其他省份的这些洗脑班，希望干预这些任意拘押的案件，并投诉这些非法行为。此行是他们第三次前往靠近中俄边境的建三江，揭露那个黑监狱里的罪行，并要求释放一些f仑G学*员。 张守芬是当地的一个案例。她在七星农场第三中学上班时，因修*炼f仑G曾被送劳教两年。2009年10月16日，她在建三江火车站被绑架，关进了"建三江法制培训中心"，在那里她遭受到残酷折磨。11月17日，当局让她的亲戚去接她时发现，她已因酷刑折磨变得精神失常。 在中国"法制教育中心"与法律无关，也与教育无关。相反，它们是用来任意拘留无辜公民，如信仰者和上访者的黑监狱。其"洗脑班"的时间历时15天到两个月，在某些情况下长达数年。这些逮捕、拘押和殴打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手令，没有审判、限期、监督和问责的情况下进行的。 "法制教育中心"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例如，单单在黑龙江省，不完全统计，发现在五常、建三江的青龙山和七台河的六吕有洗脑班。密山市政法委设有一个洗脑班，双鸭山市新兴广场对街的居民楼里也有。哈尔滨、鸡西、大庆、牡丹江、齐齐哈尔、鹤岗、宜春等城市都有。 据统计，多年来，在中国各地有超过3000人在这些法制教育中心里直接或间接地因折磨而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是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和湖北。黑龙江省是头号。难怪建三江当地政府对人权律师和真相如此惧怕。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173个市的329个区县里，有449个这类法制教育中心，被冠以法制教育学校、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教育改造班等不同名称。有的甚至自称是"关爱教育中心"。这些非法设施大多横行在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和东北三省。这项研究记录了365宗市民在这些黑监狱里被折磨致死的案例。 2013年下半年，劳教所在中国被废止。然而，在许多城市和省份，洗脑班的数目一直在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下半年，有1044名中国公民被绑架并投入这些法制教育班，是2013年上半年录得的数量的6倍。 人权律师伍雷在过去两周里也到了建三江，抗议同行被拘捕。他就该法律教育中心随机地询问了几位当地居民。当地人知道该中心，他们对该中心既厌恶又害怕。 原文：WhatIsa"LegalEducationCenter"in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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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6:47 PM PDT 昨天，《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律师不应该为了自我炒作而鼓动社会对立"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4-04/4946668.html,标题很炒作，内容很鼓动，民众很容易上当。 每当人权法治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这份报纸总是急先跳出来混淆视听，也确曾鼓动和迷惑了不少民众。在主流知识界，这份公认的洗脑报，这次又为"洗脑班"狡辩，完无法律常识与人权理念。 十年来，如果说法治与人权有了一点进步，那么当属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可是，洗脑班（"法制教育学习班"）制度却愈演愈烈。收容站、劳教所充其量算是法治人权领域的苍蝇，而洗脑班绝对是破坏法治与侵犯人权方面的大老虎。不打老虎打苍蝇，纯粹是做秀，愚弄国民。 社评说，洗脑班是政府举办的强制性学习教育，其法律性质存在某种模糊性。我国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立法法对剥夺人身自由的权限、程序、方式有非常明确的具体规定。可以说，任何一个法科学生律师检察官或者法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半点"模糊"认识。对一国公民未经司法判裁，不需要有任何违法行为，可以由一个政党机构"610办公室"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教育"，而且不允许有任何法律救济。这是典型的人权侵犯，是非法拘禁。哪来的法律性质"模糊"？ 社评很隐蔽的误导大众："由于对事情的细节外界不甚清楚，造成近日网上相关信息和评论的混乱"。 作为媒体，根本不调查考究，总以"外界不清楚""不明真相"来抽象误导公众是环球时报的惯性。其实，获取细节一点也不难――，这次建三江事件中被拘留的张俊杰律师的当事人蒋欣波，原建三江农垦管理局前进农场中学的一名女教师，没有任何违法行为，2013年9月9日被关建三江洗脑班，抗争获释后2014年2月25日又再次被关进洗脑班至今，这是时间短的。在其他省市时间长些的，比如原四川广播电台干部李喜慧，2004年8月回国入境即被强制，先后被关成都新津洗脑班、资阳二娥湖洗脑班，累计长达七年之久。全国各地，举不胜举。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次数限制、无需法律文书、无从法律救济。如此简单的事实和道理，对于环球时报，说洗脑班的法律性质模糊是假，报纸的道德是非与逻辑常识模糊才是真。 不过，也确实存在"细节外界不甚清楚"的情况，被环球时报借机用来诋毁攻击唐吉田江天勇等为"黑律师"。 细节是这样的，唐吉田江天勇律师正是因为2009年4月在四川泸州等地辩护和代理本事件中同类的F轮G信仰者维权案件，2010年5月分别被官方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资格，而且不允许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现在，环球时报假装"不清楚细节"炒作两人为"黑律师"。这就如同，孙志刚被查暂住证，他递给警察查验却被警察撕毁，警察反倒指责他"没有暂住证"一样荒唐。作为国家级媒体，故意避重就轻，混淆误导公众。 社评还说，律师不应成为反体制的力量，只能"搞法律"而不能"搞政治"。 体制有好坏之分、保障人权与侵犯人权之分，从来没有能反的体制与不能反的体制之分。体制改革，不就是反体制吗？反腐败、反劳教、反洗脑班当然就是反体制嘛，何错之有？法律与政治没有根本区别，法律是政治表现，政治是法律保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基本人权。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当然是"搞法律"，但更是"搞政治"，全球全人类都因此而获益。我国政府也多次承诺将尽快加入批准该公约，"搞政治"不能没有律师。 环球时报的行径，既不搞法律，也不搞政治，而是"搞律师"！ 环球时报还贼喊抓贼：指责律师"从根本上否定现行法律""最应尊重法律的这些人站到了挑战法律的前沿"。 建三江事件中，已经先后有包括张俊杰、王全章、付永刚、王胜生等多名律师因为正常执业履职受到无辜拘禁和殴打。是谁在挑战法律？是谁在否定现行法律？不言而喻。环球时报却故意颠倒黑白，指责被非法拘禁殴打的律师挑战破坏法律。作为一份国家级报纸，纳税人养活的报纸，最应尊重和传播事实真相的大众传媒，却站到了歪曲事实的前沿，掩盖真相。 环球时报的社评还极其轻率和无知，恶意诋毁和攻击F轮G。 作为代理和辩护过不少F轮G案件的执业律师，我有事实、有证据、有法律、有案例，有发言权。环球时报的言论是极端不负责任和没有法律依据的。我手中的所谓"邪教"司法案例，有公安错误拘留最终撤销案件的，有检察院错误逮捕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有上级法院撤销纠正下级法院错误判决的，有被作为"邪教"组织成员迫害至死最终公正获得国家赔偿的，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跟我坦陈"F轮G是冤枉冤屈的"，…。 F轮G，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气功健身热。F轮G问题，缘于1999年的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意志，给大家的理由是自焚与骗财。十五年过去，我经办的案例和调查了解的F轮G信仰者中没有任何一起自焚行为，没有任何人骗取他人钱财。实际上，你们环球时报的媒体同行中央电视台再也没能制作出第二起自焚节目。相反，除了因"邪教罪"受到审判，其他杀人、盗窃、抢劫、贪污、行贿受贿、制假售假、包二奶等等这些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从来就与F轮G信仰者无关，F轮G信仰者甚至横穿马路闯红灯的行为都非常难见。 经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等传媒鼓动，不少民众也人云亦云地以"政府定了的"为由认为F轮G是邪教。那么，何谓"政府定了的"？是哪个地方的政府？哪一届政府？台湾政府、港澳政府、大陆政府怎么定的？是哪一份政府文件？是哪部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令？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央电台访谈还是环球时报社评？再则，从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到流血拆迁、暴力计生，哪个不是"政府定了的"？社会发展，法治完善，人权进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持续否定"政府定了"的过程。难道不是吗？ 一直以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希望环球时报能审慎考这个问题，担当媒体责任，而不是盲目充当人权打手而信口开河，混淆视听。（2014年4月3日初稿，4月4日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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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赵紫阳改变“大气候”的 “5.13讲话”――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 Posted: 08 Apr 2014 05:21 PM PDT
2014年04月08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篇。 上一篇：围绕“反自由化”进行的博弈 1987年上半年，邓力群和他的部下借反自由化这股力量，与赵紫阳控制反自由化运动的努力，展开了一场政治博弈。他们不甘心受到赵紫阳和中央4号文件（即1月28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千方百计地要打破这个框框，将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 月6 日到12 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 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 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 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没有查到资料。据笔者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看到针对赵紫阳的部下们的攻击未见成效，邓力群等人开始直接向赵紫阳发动进攻。吴稼祥先生在他的《中南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这些记载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他在1987年5月4日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邓力群集团近来越来越放肆，攻击的矛头肆无忌惮地指向赵紫阳。邓力群本人散布说，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王忍之说，反自由化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他们在在河北琢县开了个秘密文艺座谈会，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对中央4号文件，人们只记住一句话，就是不批人了。还说，在春节前，听到这句话（指紫阳在怀仁堂的讲话），就可以回家过年了。看来，他们有失业的恐慌。姚雪垠（左派作家）更露骨地驳斥赵紫阳的一个论点说，清污不存在扩大化问题。姚还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这几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五四以来最严重的。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说，粉碎四人帮以来，他一直在做梦，现在，恶梦破了。听说卢之超在整理赵紫阳的材料。邓力群大批判组的成员段若飞兴奋地对书记处研究室的人说，邓力群当总书记在中央呼声最高。”（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六部分，第二十七节） 吴稼祥还记载了一件事。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说，“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这显然是在向赵紫阳公开挑衅了，潜台词是你赵紫阳是干自由化的。同时也暴露了邓力群们反自由化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所谓干自由化的。赵紫阳早就知道他们的手法，所以一直强调反自由化只限于政治思想领域，不涉及经济领域。这时，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这一问，问到了邓力群的底牌，因为他知道，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且有扩大化的这种趋势，赵紫阳、鲍彤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鲍彤组织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反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五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说法，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如中宣部长王忍之、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等。（以上左派们在反自由化中提出的观点，还可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0－211页）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也加入其中，鲍彤和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讲：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鲍彤将这个报告送给了赵紫阳。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鲍彤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也许，在邓的概念里，胡的下台是1986年底那几天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他才说是“去年的事情”）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 不久前还支持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此时却改变了态度，支持赵紫阳的意见，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也并不奇怪。按照赵紫阳、鲍彤的总结，邓小平的思想是“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是毛时代旧有的，并不是邓小平的新东西。邓认为，只有改革开放，那才是他的新东西。当邓听到他的“新东西”已经被“旧东西”压制，邓力群等人的“大批判”甚至批到了他的头上，十三大也因此可能改变方向，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当赵紫阳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同意了。 4月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黄海、张伟和笔者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指在1987年3月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纲目论”，对“两个基本点”表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那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 鲍彤知道，这几位参与起草的年轻人都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反自由化的意义一定要讲充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要充分估计到，如果反自由化搞不下去，党的领导层就无法下台阶。要把反自由化的长期性讲充分。对于怎样加快改革的步伐，怎样进行改革的舆论宣传，也要讲点事实，说点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两个基本点”？文革前也叫“社会主义”，三中全会却提出了“中国特色”，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对前一个问题要严厉些，后一个问题可以和缓些。在现在的形势下，能提出改革的舆论宣传就是胜利。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政改办的成员，来政改办前原任贵州省委副秘书长）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然后就交给了鲍彤。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又加入了一些很关键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很尖锐，“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此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和党校干部会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三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乎全部到会。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四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段讲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非常精彩，值得引在这里。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这是一篇十分精彩的讲话。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还带有许多党文化的理论色彩，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进一步巩固了赵紫阳的政治地位。后来这篇讲话被人们称为赵紫阳“5.13讲话”。 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也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迅速被传达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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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5:20 PM PDT
2014年03月31日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九篇。 上一篇：鲍彤提出与邓小平“对表” 从1987年初的“反自由化”一开始，赵紫阳就非常忧心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是“代理”总书记，在他之上，有着来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乎整个元老集团的巨大压力。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无力直接抵制这场来势汹汹的政治灾难。但是，他又不能坐视改革开放的局面被毁于一旦。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05页） 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赵紫阳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此，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赵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不要重犯反“精神污染”时的错误：一是扩大化，二是全盘否定。这次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赵在讲话中除了谈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谈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同日，中共中央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 号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次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再次强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是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月6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机构）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在胡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争论中，他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他当作对手看待。但是当胡耀邦辞职，赵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赵紫阳说：“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21页） 自恃有陈云、李先念、王震（在反自由化问题上，甚至包括邓小平）等人撑腰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根本没有把代理总书记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新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 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纵容下，全国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左派”人士，掌控媒体，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1987年初，就在中央政改办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邓力群要求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个班子，后来被知情者称为“厂桥大批判组”，由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负责。这些人住进来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从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也不知道是政改办的人怕被他们说成是“自由化”，还是他们怕和政改办沾了边，就有了“自由化”嫌疑，反正是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感觉他们和政改办俨然是属于两个敌对的营垒，成了“两个基本点”相互关系的绝妙写照。 关于邓力群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情况，赵紫阳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到了。他说，这些人“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页） 胡耀邦辞职以后，邓小平曾点名提出要处理一批人。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等人和中纪委借机提出了一批拟处理的“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的名单。1987年7月底，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个他们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张显扬（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研究员）。在这次北戴河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说话，这样就等于通过了。讨论的第二个人是苏绍智（时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支支吾吾。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位“理论家”也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轻易做决定。我看你们先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吧，今天就不讨论了，不要闹出笑话来。”赵紫阳这样一说，就等于把这个名单挂起来了。大概是不太甘心吧，这时，胡乔木说了句话，那么吴祖光（著名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处分就劝退吧，反正他也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主要是指吴有“自由化”言论，且不听“组织打招呼”）。赵紫阳说，谁去劝啊？退党是自愿的。胡乔木说，那就我去吧。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他曾经看到过吴祖光的一个回忆，是这样说的：我家住的楼层很高，有一天胡乔木气喘吁吁从楼下爬上来，说是要劝我退党，我看乔木同志年纪这么大了，还爬了这么多层高楼来劝我退，也很辛苦，我说好吧那么就退吧，就退掉了（此处鲍彤记忆似有误。据后来笔者查到的资料，是吴的邻居张扬先生的回忆《吴祖光“轶事”》谈到了此事。载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2003年第6期）。所以那次会议只处理了两个人，一个是排在名单第一的张显扬，一个是排在名单最后的吴祖光。其他的人就这样都保下来了。 上面提到的中宣部提出开除党籍的10个人名单中，有一个是原《科技日报》副总编孙长江。后来有人把孙的材料送到了曾长期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那里。聂作了个批示，大意说，孙长江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怎么会是自由化分子？对这样的同志处理要慎重。赵紫阳看到这个批示后，在材料上批道，同意，就按照聂帅意见办。对其他人也按照同样原则（慎重原则）办。后来中央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还谈到，耀邦下来以后，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赵紫阳认为，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事情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很重要。因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赵紫阳的意见。 赵紫阳在回忆中举了若干人的例子，他说：“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15－217页） 赵紫阳这种不因人划线，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尽量保护干部、防止引起大的震动的作法，引起了那些企图在胡耀邦辞职后彻底搞掉“团派”的政治老人们的不满。传说陈云有过这样的话：这回“青红帮”变成“青紫帮”了（“青”指青年团，“红”指新上来的青年干部，“紫”指赵紫阳）。 在反“自由化”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赵紫阳既要保护自己，争取邓小平的支持，又要反左，尽可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并且尽力保护可能受到牵连的耀邦的部下，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此后的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赵紫阳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后来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陈小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赵紫阳：《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第231页） 在这一阶段，中央政改办的研讨工作在鲍彤的领导下，仍旧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赵紫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这种针锋相对，也直接波及到了政改办的工作。 反“自由化”运动一开始，作为中央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就成了邓力群等人追查的重点对象。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曾经亲自向赵紫阳提出要求，让严家其离开中央政改办。据鲍彤回忆说，“当初严家其到政改办工作还是胡乔木推荐的。政改办成立的时候，紫阳还没有找我谈，就先找了胡乔木说，小平要我成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面要设一个办公室，请你推荐个人，推荐个学者。胡乔木就推荐了严家其。严家其就这样成了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可现在，胡乔木又出尔反尔，赵紫阳没有理他们。鲍彤还为此写了一个报告给紫阳，说严家其同志是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工作，工作很好，很起作用，有人说他是自由化，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个报告送给赵紫阳以后，赵紫阳批给了胡乔木、邓力群。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又打电话给严家其，要他回社科院参加反自由化“学习”，也被鲍彤拒绝。 另外，当时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原则专题组任负责人的廖盖隆、参加这个组工作的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理夫，都是上了反“自由化”黑名单的人，胡乔木、邓力群也几次想让他们“回原单位参加‘反自由化学习’”，都因鲍彤的反对而没有得逞。这段时间，邓力群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部下们大整各种人黑材料，向老人们递送。 3月10日上午，中央召开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薄一波汇报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邓力群汇报反自由化斗争情况。邓力群说，现在70％以上的人对反自由化是抵制的，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进入正轨。会议决定还要点名批评思想界12个人。邓力群提到正在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班子里担任负责人之一的严家其，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当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人的面告状，如果让他们扳倒了严家其，那么将对赵紫阳本人，对他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将会产生严重危害。赵紫阳当即说，“严家其没有问题，他反自由化很积极。”这次会议，仍为中央常委的胡耀邦没有出席，邓小平也没有讲话。（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节） 看到搞下面的人不能得逞，邓力群开始直接向鲍彤发动攻击。在1987年5、6月份的时候，他批转给赵紫阳一封信，信是邓力群的部下梅行（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写的，揭发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政治问题，说中央政改办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谘接受了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据笔者所知，事实是陈任所长的国家体改委下属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接受了资助，作为科研经费），而索罗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索罗斯到中国来，鲍彤会见了他。这封信，赵紫阳批转给了鲍彤。鲍彤为此给赵紫阳写了个报告，报告说，索罗斯访华时提出要见我。我为了解他的背景情况，特意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索罗斯的情况，以及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大使馆回电说没有什么关系，索罗斯对中国很友好，并建议我见一见他。在这个情况下我会见了索罗斯。赵紫阳把鲍彤的这个报告又批转给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并批给中央五人小组其他领导、中央书记处成员“阅知”。 从表面上看，左派们的进攻是针对鲍彤、严家其、廖盖隆、理夫等人的，实际上，是想从他们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以证明赵紫阳重用“自由化”分子，进而证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离间和削弱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彻底搬掉赵紫阳这个他们反“自由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搬掉了胡耀邦，再搬倒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无疾而终，邓力群也大有可能在十三大上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或许，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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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2:10 PM PDT
中共当权者有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问题就是迷信权力，迷信财富，不信自由。过去三十年，中国大陆在专制体制下实现了经济崛起，强化了他们的这个偏见。若坚持这个偏见，中共当权者很可能给中国和世界，包括给他们自己，带来一场巨大灾难。 台湾学生奋起反对马英九与大陆达成的服贸协定之所以得到岛内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根本原因就是马英九为了繁荣而甘冒台湾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台湾青年一代拒绝这种危险交易，以行动宣示了他们"不自由，毋宁穷、毋宁死"的价值选择。大陆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自由派人士，不能理解台湾青年的这个选择，但我相信，用不了太久，人们就能看明白，台湾选择自由，不仅对台湾人有利，而且对大陆人也有利。这是因为，当今世界，自由已经成为财富和繁荣最主要的源泉。 什么是自由？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讲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由的基础是自治，是以共同体自治为灵魂的法治与民主，台湾两者皆有，而大陆则两者皆无。台湾块头小，大陆块头巨硕无比，搞在一起，台湾很容易失去自由，而失去自由的台湾对大陆只会成为包袱，就像如今的香港那样。相反，坚守自由价值的台湾，能够不断向大陆的中国人输送自由的灵感和精神养料。 有人认为，若失去大陆这个巨大市场，台湾就不会有繁荣的机会，果真是这样吗？台湾青年已经看的很清楚，没有公平可言的大陆市场，可以成就少数台商的巨富梦，却不会给整个台湾带来真正的繁荣。况且大陆经济的前景已经非常不明朗，大陆商人自己都纷纷外逃，台湾为什么还要在此时选择凑得更近？ 大陆经济确实存在很大增长潜力，但实现这种潜力的最大障碍，正是大陆没有真正的自由。上周中国大陆的一个重大新闻，就是《金融时报》的中文网发布了一条来自三个所谓"知情人"的消息，他们说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习近平的反腐表示严重忧虑。不管这条消息是否属实，这个事件本身就说明，习近平的反腐遇到了很大麻烦。习近平反腐遇到权贵的拼死抵抗并不令人意外，习近平的麻烦在于，他的反腐虽然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决心，却不能为未来的新秩序提供一个清晰的，令人感到希望和鼓舞的前景。 习近平反腐的对像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拥有巨额财富。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财富更多表现为资本化的符号，是一种高度抽像化的索取权。因此，习近平的反腐不仅面临法不治众的难题，还面临一个"租值消散"的难题。在我看来，要克服这两个难题，唯有将反腐与法治和民主的建设结合在一起，把这笔巨大的不义之财或灰色财富转化为对自由秩序的投资。但现实是，我们从习近平的反腐中看不到这样的政治智慧和想像力，我们看到的是类似明末"东厂"锦衣卫的反腐机制。这种反腐机制可以对贪腐势力带来震慑效果，可以令底层民众拍手称快，却难以持续，更不可能建立一种自由的新秩序。 自由是世界大势，中共的当权者好像忘记了，没有对自由世界的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奇迹，专制中国借全球的自由之风而崛起，财大气粗之后权势者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整个自由世界都会匍伏在自己脚下。事实上，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没有自由的社会，其内部矛盾和冲突难以控制，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最近茂名发生的事件就是一次新的警示。 相反，台湾最近的学运则清楚地告诉我们，自由社会虽然也有很大的利益冲突，却不可能像专制社会那样走向玉石俱焚，因为珍惜自由的人民，有专制社会所没有的互信和理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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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01:40 PM PDT  就在刘汉“慷慨让利周永康之子”，令周滨一笔“生意”就净赚人民币二十二亿的“惊天黑幕”被据称背后有王歧山支持的境内半官方媒体详细曝光，继而也被几家一级党媒以“论坛”、“网评”等形式变相承认“查有实据”已经有一段时间，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刘汉家乡都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之后，刘汉被中共官方以“检方起诉书”形式对外公布的所有罪案内容中居然没有行贿罪一项，自然引发外界媒体的议论纷纷，其中一篇由香港新报刊发的署名周兆锵的《审刘汉缘何不见周滨》的评论文章在第一时间即被中共数家驻港媒体及数家中国大陆境内的“非官方”网络媒体竞相转。文中称：卷入神秘商人周滨案的四川“黑老大”刘汉日前正式被提堂问审。内地媒体早前爆出刘汉与周滨关系亲密，外界认为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必然牵涉到周滨。令外界失望的是，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起诉书中未提到周滨，且未提刘行贿，似乎有意将此次审理与周滨分割开。 在检方对刘的起诉中，虽然刘汉的罪名达到15条，但均是涉黑及诈骗，未见行贿罪，故周滨不可能出现在起诉书中。另外，刘汉案因案情复杂，涉案人数众多，法院为提高审理效率将此案拆成7宗案件，于5间法院7个法庭同时审理。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是为将周滨从此次刘汉涉黑案件中拆出去。正如审理谷开来杀人案时，起诉书中并未提到薄熙来;但审理薄熙来案时，起诉书中指控其在谷开来杀人案中犯下滥用职权罪。所以，刘汉与周滨亦有可能沿用上述模式，即未来审理周滨案时提到其在刘汉案中的角色。 而笔者恰恰认为刘汉与周滨或者说刘汉与周永康父子之间的“共犯”关系与薄谷开来与薄熙来之间的包庇与被包庇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可比性。道理就在于：当初薄谷开来所犯的杀人罪本身与薄熙来没有关系，所以薄谷开来被以杀人罪起诉的过程中不涉及薄熙来实属正常，无所谓“分割”与否。此其一。 其二，薄谷开来杀人命案发生之后，其丈夫薄熙来一度曾利用职权令时任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隐瞒”是事实，故已构成包庇罪和滥用职权罪，但当时的薄熙来滥用职权干涉司法的前提并不是以收受被包庇者的贿赂为前提，所以被包庇者薄谷开来并不需要就“一度被包庇”的这一过程和事实承担法律责任。至于薄熙来对薄谷开来的包庇行为最终只被归并到他的“滥用职权罪”中则是与本文所要分析内容无关的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 与薄谷开来与薄熙来之间曾经存在包庇与被包庇的关系相比，刘汉之与周滨或者说刘汉与周家父子的关系则是行贿者与受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属于一宗罪案中的共犯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起诉刘汉的行贿罪，似乎就意味着如果未来周滨会被治罪的话，无论届时被“确认”的犯罪事实有哪些，就不再应该包括接受刘汉贿赂这一项。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分析。大部分人应该都会相信，当初薄谷开来以“二品夫人”身份犯下恶意杀人罪被起诉的同时，其“死缓”的“判决”结果即已经被“上面定了调了”。但话说回来，即使当时的薄谷开来被“司法公正”的结果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日后对她丈夫薄熙来的“滥用职权罪”和“包庇罪”的起诉仍然可以照常进行，道理是薄熙来滥用职权企图包庇薄谷开来杀人罪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薄熙来与王立军之间进行的，起诉和庭审过程中不需要薄谷开来的证人证言。事实也证明薄谷开来在以视频形式为薄熙来被起诉提供证词时所涉及的只是薄熙来的贪污和受贿内容。 与去年的薄案相比，具体说是与去年的薄谷开来被“司法公正”了一把相比，如今正在进行的刘汉一案的官方内定“判决结果” 已经被境内外媒体较为一致地相信刘汉与刘维兄弟都是“难逃一死”。而刘汉被审判的过程无论有多长，如今连“逮捕”程序还没有被进行的周滨（如果会接受）的被起诉再至庭审的过程都会是在刘汉被判决之后了。那么从逻辑上讲，如果要在未来（如果有的）审判周滨的时候涉及他曾经接受过刘汉贿赂一项，就必须对刘汉“刀下留人”，“留下活口”以备“受贿”与“行贿”之间的互证因果之需。 如此说来，我们引述的《审刘汉缘何不见周滨》一文中所期待的“未来审理周滨案时提到其在刘汉案中的角色”如果要成为事实，就必须以刘汉“英雄不死”为必要前提。 《审刘汉缘何不见周滨》一文中还分析道：“刘汉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周滨在四川的「黑手套」，足见其与周滨关系密切。周滨甚至还曾利用其父的关系，帮刘汉将竞争死对头判死罪。不过，周滨终归是商人，他与刘汉之间的利益输送，一部份属商业来往，难以定罪。” 这“难以定罪”四个字应该是该文所有分析内容中最到位的地方。中共政权的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行贿罪”，内容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2012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称：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包括“.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但是，而事实上直接收受了刘汉“巨额不当利益”的周滨的身份是商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周滨他爹当时虽然是“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但周滨肯定没有把当时通过与刘汉之间的“生意往来”所赚取的“巨额不当利益”中的那怕一分一毫存到周永康的户头里。由此可见，中共政权未来无论如何惩治周永康父子，那笔高达二十二亿人民币的“巨额不当利益”能否最终被“司法认定”为“非法所得”都还是未知数。籍此给周永康本人定罪更是不大可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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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12:51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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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12:27 AM PDT
当听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我想，听到这中文段子的老少狮子们都笑了。因为讲这话的人天才地表达了中国梦----就是醒狮梦。他还包括了：中国人威武地醒来了，全球各位老小们，就嘚瑟吧，但别怕，本狮子不吃你。 正如国人喜欢拿中国武术打败西方拳击过把瘾一样，真实的历史是拿破仑并没讲过这睡狮段子。如果说睡狮今天转世到习近平才算醒，那毛泽东还不再气死一回。他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狮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他也真的解放完中国又投入兵力展开解放全人类的战斗，只是他不如拿破仑，也就仅打了半个朝鲜和半个越南，就成了睡尸。但近百年来醒狮确实已成了复兴中华的精神食粮。 今天，即然习近平说自已是和平之狮，那就不是丛林之王，而是马戏团的驯狮，或祭祀的纸狮子、纸老虎之类，法国总统何必被吓着。看看奥朗德如狐狸见到百兽之王的恭顺相，早己没了往日拿破仑的威武。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政治信念的强硬姿态是必然。因为进一步保证经济成果就是军事强大，以便在外交中占有更多话语权，从而改变世界对"醒狮"的警惕。也因为"醒熊"己经张开熊嘴，吞下了克里米亚。这狮熊假如再一联手，丛林里还不呈鸟兽散。 醒狮本是要完成上一代睡狮没完成的中国梦，使中国再次称霸世界，只是先礼后兵，不再韬光养晦。那么睡狮经过翻身成了醒狮，就是一则延续的政治预言，以至于从今以后习醒狮还会不会再睡过去，政治改革能否成功，便是丛林百兽们最关切的问题。 百年的中国梦更是建立人人平等，国有尊严的体制。此信念虽冲垮了大清、冲垮了中华民国，直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毛泽东以德国的马克思和俄国的列宁为立国之根，并写进宪法。掌权之后很快就消灭了"中华"压制了"人民"，取消了"共和"。中国成了名不符实的极权国家。不仅比大清帝国好不了多少，甚至说退回到秦始皇时代也不过分。没有一个国家把别国家公民请来成为国尊供奉，并要求中国人的思想必须换成德国人卡尔. 马克思的，不然就入狱或赶出中国。习醒狮如果还是龙的传人，那就要铲除成千上万座马列主义学院，恢复国人的自尊，从而接上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二十五年前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冲垮了马列主义的威望，但中国共产党的逃生能力极强。他们劫持了资本主义的船，挂上了民族复兴的旗，还捆绑了被他们镇压了半个多世纪的佛道儒等传统文化，乘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风，扬帆出海，而且网网丰硕，很快由海盗变为世界首富。但经济成果无法取代政治理想，而以梦想取代理想不过是低等魔术而已，习醒狮谈中国梦无非是证明梦是真的。 现实是掌控国家资源的中国政府取得了空前经济的成功，但是全球的人文价值被矮化，没有道德的拜金主义、强盗逻辑已成为流行政治。面对金钱，文明正在节节溃败。除了巴基斯坦这位盟友，没有别国为中国感到由衷地高兴，法国政客的献媚不过是为了他本人的政治前景。民主与极权的立国价值观没法和谐，这种事做一次民意调查就能看见。 六四镇压之后，无数死者的冤魂依然飘荡在现代化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佛土西藏还不断发生藏民为了自由忍痛烧死的悲剧，人们为了自已有个安全的家不被拆除常常以命守护，人民与警察、武警、城管、拆迁队、截访员等正在肉搏，国家与人民的战争每天都在上演，国家梦和个人梦每天都在较量。习醒狮执政时代扩建的文字狱越来越大，说超过胡温时代也不算夸张。今天人们在私宅敲着键盘表达思想观点，都会被以"扰乱公共社会秩序罪"从家里抓捕入狱。习醒狮的天下，不断有人被烧死、砍死、毒死，甚至因无人施救而死的悲剧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二十五年前人们的良心和道德被坦克碾平，而经济富有就在这血腥之上建立了起来。习醒狮必须面对失去道德平衡，暴力与仇恨将不断轮回的中国恶梦。经济繁荣的社会，因一党专制缺乏宽松的政治环境，谁也不能保证从未见过坦克的八零后、九零后被逼急了再次上街去挡坦克，然后再一次听到习醒狮吼叫。 人们都清楚，现阶段中国需要强人，需要普京式的政坛浑小子，以满足国人的不自信。是的，生活在维稳费高达八千多亿的国家，等于活在巴基斯坦。山东有句俗语：仰脸老婆低头汉。是说女人抬头挺胸，男人闷声低头的都历害。习近平和普京都是低头汉，出手就是狠招。所以习醒狮在抓贪官方面确是一狮当先，架式不逊普京。但暴政如病毒，无法停止生长并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以免崩溃。因此马列共产主义的变体由于更适应时代，更隐形，因而造成的灾难只会比原教旨共产主义更危险。现实中国是外松内紧，执政者其实心虚，扫不完的大小贪官，和谐不完的群体抗暴，从大领导到平民百姓其实都找不到道德底线了，那中国梦是"醒狮"，还是醒狮在闭眼做"中国梦"？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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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11:48 PM PDT
进入2014年，做中国新闻的媒体感到最纠结的，恐怕就是周老虎了。自从薄熙来案爆发，身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就以网络红人"康师傅"窜红互联网。今年3月13日，参加总理记者会的所有记者，都等待李克强如何回答"康师傅"，不成想外交部会前对外记"约法三章"："不要提问"；违者"拉黑"；第三则是告知"提这个问题还太早。"（见《南华早报》英文消息。） "太早"就像一个发著诱人气味的鱼饵。在刘汉被审理，谷俊山被公诉过程中，有媒体还是立刻扑上去，对"康师傅""家族财富"继续大曝光。对"鱼饵"，我有如下几点观察： 一，首先得辨清周永康作为一个退休常委，在习近平巩固权力，推行新政中间的位置。从去年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周永康就成为习近平选中的头号老虎。去夏在北戴河，习近平重申反腐，激愤之中从沙发上站起来，衬衣扣子崩得满地飞，决心不可谓不大。回京常委会上授予王岐山反腐的"上方宝剑"。习近平反腐的理由非常充分：不反腐就要亡党亡国。有人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是"治标不治本"。王岐山回答："对，是表面文章，通过表面文章能够延长我们执政时期，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大的事情。"今年中纪委会议，习近平用"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十六字，再次表达打虎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互联网上却借东莞扫黄大加讥讽。"景阳岗上大虫笑，当今哪有武二郎！"说明民众的胃口已经被吊得有多高，习近平拿不下周老虎，就成不了今朝的武二郎。 二，需要对习近平今年说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做清醒的解读。两会之前，有一个消息从扬州地方传到北京，闻之颇像"八卦"，不过从薄熙来案发生，好莱坞编剧都惊叹中国政治的戏剧性，不要说"八卦"，喷"狗血"都唯恐不及。去年12月初，周永康被软禁之前，到扬州去见江泽民，就住在江的行宫旁边的一座宾馆里。江不见，周不走。江很生气，感到周这时候来是给他填麻烦，做了如下交代："他爱待著就待著吧，给他买点盒饭，吃完就走了"。下属照办，给周买了12盒盒饭。周呆在宾馆竟然老老实实把12盒盒饭吃完，三天过去，继续呆著，江只好见了。见面有半天时间。见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江就回北京了。这就是去冬，江泽民离开南方回北京的背景。 周永康去年12月初，被中办宣布配合亲属和下属的问题调查，实际是被软禁，失去行动自由。据悉，这应该是江与习达成的默契。江的意见无非是要考虑党的形象，要有利于党的团结。习答应打虎到周为止。但是一大批老常委认为，习的承诺不可信。你只要开了周永康的先例，那所有常委家族就都失去防线，包括不断被海外媒体曝光的李鹏家族、温家宝家族、还有贾庆林、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还有红色家族的王军、陈元。现在周永康俨然成为常委家族的防波提，保了周，就是保他们自己，对周形成共同的保卫战。 三，鉴于对薄熙来审判的前车之鉴，周滨家族的财富版图，落实到周永康头上，做实的到底能有多少？去年12月以来，周"杀妻案"越说越真，很多人都要出来作证。但是周永康如果不能像谷开来一样配合，成为第二个薄熙来拒不认罪，强行移交司法则是得不偿失，甚至无法移交。 四，周永康至今安然无恙，连双规都没有，党内依然称同志。如果最高层的默契能够维持，在不破局的前提下，周的问题将以"没有管好教育好身边子女和工作人员，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定性，接受党纪处分，甚至连党籍都开除不了。如果高层一旦破局，那就难说了，总得有个破釜沉舟，来个鱼死网破。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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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11:01 PM PDT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八篇。 1987年初，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中共党内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来势汹汹。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调。 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1 号文件，转发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的谈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认为近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放任的态度。（该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7页）。这个文件传达下去以后，各级党组织立即在全国开始“运动了”。党内外那些对胡耀邦不满，对改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满的左派们迅速活跃起来，声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言论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官方媒体，声势之浩大，为几年来所未有。 中央在“处理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 月28 日，宣布免去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的职务，邓力群带领新任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对那些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做出组织处理，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74、75、77），某些学潮的组织者也被“专政”。加上当时各高等院校开始放假，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各地学潮逐渐开始平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在“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环境下，搞改革，特别是搞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充满了政治风险。反“自由化”风潮涌起之后，政治改革研讨很快就成了左派们的“靶子”，什么“党政分开是动摇党的领导”，什么“搞政治改革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中央政改办的这些工作人员，大都和笔者一样，来自中央机关或各个研究单位。他们之中，或是参加了近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并在政改研究中有过一定的影响；或是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中，积累了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因而被选调来参加政改研讨。他们对于能够有机会参加中央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内心说，他们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担心反“自由化”会冲击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另外，在政改办内部，在各个专题研讨小组，也有一些人产生了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改研讨中有没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情况下，鲍彤认为，政改办需要同邓小平“对对表”了。这里所谓“对表”，是指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相对照，没有面对面交流。鲍彤的有关讲话也没有上报给邓。 在1987年1月9日下午的政改办例会上，鲍彤谈到了“对表”问题。他说，过几天要专门开一次会，学习中央有关学生事件的文件和讲话，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和讲话，对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检讨，和中央对对表。 鲍彤说，检讨是个中性词，有反思、总结、回顾的意思。我们现在需要检讨一下，前一段的研讨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据笔者理解，鲍彤在这个时候提出“对表”，更重要的是为了坚定大家继续把研讨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同时也让大家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要“对表”，先得有“表”。鲍彤要政改办组织几个人，火速编了一本《邓小平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小册子，大约两万字，发给大家抓紧学习，后来又刊发在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上。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在为政改研讨工作寻找“合法”依据，一方面，让能看到这份材料的中央高层主要领导明白，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主张，不是赵紫阳和鲍彤的“自作主张”；另一方面，要用邓小平的话，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方向是对头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现的对政改研讨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责。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了主题为“近三个月来的工作检讨会”。这个时候，对中央高层正在进行的“批评”胡耀邦生活会的情况，办公室的一些人已经有所了解，心情很沉重，会上的气氛也比较压抑。会议由陈一谘主持。 综合组的孙方明首先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我们搞的向研讨小组的汇报提纲、代研讨小组草拟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圈阅和肯定，第二次汇报也正在进行中（指此前的1987年1月4日和此后的2月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听取的办公室第二次工作汇报，主题是党政分开和党内民主，其中包括十三大要进行的改革）。因此，对前一段的工作应该充分肯定，没有什么自由化问题。下阶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气氛。不然研讨工作就无法进行。 陈福今谈了三点，一是政改研讨第一阶段的思路、办法是按照研讨小组的部署进行工作的，符合邓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讨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争鸣是正常的，只有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三是从这两次汇报情况看，研讨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说工作中有不足的话，也与自由化无关。 陈小鲁认为，现在的背景气氛，与刚刚开始研讨时反差较大。我们搞出来的文件，不仅现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后也站得住。该提出来的就要提，我们不能当历史的罪人。这时鲍彤插话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错误的意见，二是该提的意见没有提出来。 吴伟则强调，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挂起来。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原则。鲍彤又插话说，一个不等式，改革不等于自由化。我认为咱们办公室没有自由化。 吴国光说，总的方向是对头的，有两个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这个体制；二是既要改善党的领导，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议在研讨中要注意分析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态度和要求。 会上，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均表达了对前一段研讨工作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政改研讨工作不是搞“自由化”。 在大家讨论之后，鲍彤对前段时间的工作作了总结。他说： 有两种总结，一种是散摊子前的总结，一种是工作高潮中的总结。我们的总结是后一种，以后的工作，会更紧张。 对前三个月的工作怎么看？我同意刚才所有的发言。从目前的水平来看，我们三个月来的研讨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也有担心，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看，会怎么样？我不敢说。一是出了馊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该提的问题没有提，也是罪人。这是一个压力，应该保持这个压力，可以使我们的研讨健康发展。之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站得住脚，集中到一点，就是本室工作没有自由化倾向。什么是自由化？是反四项原则，反对党的领导。我们作为个人，作为集体，都没有自由化问题。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鲍，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我们没有光在口头上坚持党的领导，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的办法。我们没有满足于空喊社会主义口号，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设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几个月来我们全部的工作。研讨过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这新东西就是改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指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会议），当时我作记录，紫阳有一句话，后来没有写到给中央常委的信里。紫阳讲，改革有三种，一种是现有体制很好，小修小补；一种是不好，要根本颠覆；还有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哪一种？这个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后一种，是要做相当大的改变。（贺光辉插话：假如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体制中的好东西归纳出来。）我们能提出新东西，说明我们不糊涂，是按照研讨小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讨小组的同志们要我们研究改革，而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改革，这当然也是一种答复。但是，小平同志是不会说满意的，研讨小组的同志们也不会满意的。 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几年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还会觉得新鲜呢？这是因为小平提出的构想还没有变成现实，还没有被党内相当多的同志所认识。现在有人说我们步子大，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们阅读材料提出的问题，到目前还没有超出小平当年八一八讲话 （指邓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的水平，远远没超出。要说不够，我看是我们思想解放不够，不是过头了。我们要继续发扬解放思想这个建室以来的传统。 我们在研究中，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要反复问是否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不实际，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讲得那么完善，那么全面，这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样要求，只能是在研讨小组的领导下，大家讨论问题，互相弥补不足，形成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让毛老人家来发言，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我们就更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在我们办公室的讨论中，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每个人看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提出问题可能不全面，但讨论的着眼点都是长治久安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有不同意见，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这里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 我们的两个刊物（指中央政改办编发的《研讨情况》和《内部资料》）很重要，通过它们不仅向研讨小组反映我们的研究情况，而且也向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下点“毛毛雨”。对社会上，要到适当时机。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连绵。可以建议在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下一点。到了8月，可以下更大一点。 要说有缺点，我们研讨工作的缺点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投入工作的，不够适应。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些工作，是研讨小组抓得紧。下步再深入，也许就会遇到许多问题。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还是座谈会，走出去了解，还是要依靠各专题组。估计下段工作会很紧张，又要提高质量。没别的办法，要靠大家的士气。 中央政改办的这次讨论和鲍彤的发言，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了参加政改研讨的有关人员和各个专题组，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研讨工作的秩序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虽然在“大气候”上“反自由化”甚嚣尘上，并对政治改革研讨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是邓小平的授权和赵紫阳的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如同一个小“政治特区”，仍然保持了稳定和有效率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得以在鲍彤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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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10:04 PM PDT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9年这一年，有些象是改革开放的序幕，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后来知道，是二军首先推荐的我。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我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在紫阳同志身边工作了 4年，1984年10月离开。此后，又经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一、 紫阳同志不大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习惯夜间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里事情不多。鲍彤熬夜惯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时年轻，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竞夜之谈。鲍品评人物，针砭时事，谈诗，谈文，谈掌故，信马由缰，是我秘书生活中极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体验。 记得一次夜谈，鲍说，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耀邦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紫阳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在当时看，非常形象。 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阳同志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赵的解放思想，在80年代，并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1980年是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党内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高点。7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少数贫困地区为生产自救，将土地分包到组、到户，一年即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带来较大范围的仿效。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贯思路，强烈反对；赞成者是少数，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临时措施。基于这种现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一直谨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79年9月的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对它明令限制。 80年2月，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出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5月，小平同志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指出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风向开始转变，但高层的阻力依然。赵进京后，如何把握这一政策方向，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和万里在安徽一样，赵在四川农业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提出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甚至早于安徽。他曾对我说过，对"包产到户"，他与耀邦、万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区别。胡、万对"包产到户"敏感性强，义无反顾，很有担当。赵则表态相对谨慎。 我当秘书前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轻人，其中有邓力群的儿子、经济学家邓英淘和后来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共同的插队经历，使这些人对中国农村问题十分关心，组成不同的读书小组，讨论极其热烈，结论有时也相当超前。记得79年我和邓英淘共同构思一篇对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结论，党的农村政策应该回到合作化前，跟陈一谘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样的结论，近似反动，谁还敢写成文章？80年7月，陈当时以农经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大为兴奋，积极鼓吹，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拥趸。 到了赵身边，几次和他聊天，话题都扯到"包产到户"。对他的立场，有点儿急，也有点儿好奇。以我的书生看法，农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又讲插队时听到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牢骚，我爷爷对合作化的不满……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党员，贫农，解放区土改后成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个农妇，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颂八路军（分给土地），骂共产党（强迫入社）。赵听了只笑。其实，他出身农家，又在省里长期负责农业工作，怎能不了解农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阳同志关心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时的困扰是三个：一是党内，主要是中央、农口和一批一直负责农业（往往是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历史上"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推行，效果明显；先进地区从未实行过，在先进或半先进地区有无优越性，尚无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会影响未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向，阻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党内高层的阻力，赵完全用事实说话。这些同志长期居于高位，即使原来与赵平级，也大多资历更老。我在旁观察，担心"包产到户"的，多是苦口婆心，赵认真听；哪怕言辞激烈的，赵也不愠不恼，只提问题，绝不交锋；也从不提"左"、"右"，不谈理论，只讲实效。总之一句话，你想不通，就等，让事实教育。方法既圆熟又实在，真是高手。 对于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赵和我们几个秘书私下里讲过，他心里有几条杠杠，一是发达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固，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 ；二是中间地带；三是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吃不饱肚子，"包产到户"见效最快；中间地带拿不准，要看；先进地区原则不搞。毛泽东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80到81年，赵一直在考虑政策区别的问题。 区别还是要从实际出发。81年1月，我随紫阳同志去湖北、河南、山东考察，基本上看的是中间地带。所到之处，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自发推行更直接的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实践下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赵听了十分高兴，决定对中间地带实行"包产到户"不设限制，群众要求这样的政策再给三年，他当场同意。 对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赵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推进专业承包。等到他经过调研，确实看到分户经营反而为商品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就放下心来。但赵始终专注农村商品经济的建设，在"包产到户"全面施行之后，更是如此。 对先进地区"包产到户"的放开是81年底。赵去黑龙江考察，认为象东北平原这样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方，"包产到户"同样显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于是写信给中央，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不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责任制）形式，给正式承认"包产到户"最后定了调子。于是就有了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绝大的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在其间贯彻始终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为一个拥护改革但难免燥进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央层面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有时在想，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再推进得快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是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让事实逐渐展开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掌握细节和反证的过程，等待结果的过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设和先入之见代替事实的求证；再有，政策总是由广大干部推行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势压人，用理论唬人，给干部时间觉悟，最终调动绝大多数的积极性，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看来，实事求是就不仅是认识论，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了。 当时中央之开明有一个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农委工作，有观点，善表达，非常出色。赵很重视他的意见。83年由万里提议任书记处农研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副部级，是破格提拔。而翁相当一段时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二、 越了解紫阳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几乎一辈子都在政务繁巨、一言九鼎的领导岗位上，却是一派学者风格。这不仅仅指他的虚怀、谦和，而是指他的极其科学、严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他对理论的关注，在中共领导人中，实不多见。 不象耀邦，赵太忙，没有时间多读书，但他对理论问题有特别的兴致。我讲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党内常用来给人划框框扣帽子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改革可能产生启发、借鉴的著述。 初到紫阳处，他见我对经济理论有所涉猎，曾让我读些重要的理论书籍，拮其要点，供他参考。研究、情报部门上送的有关介绍，几乎都读，也让秘书读，听大家的议论。较为注重的，都与经济改革有关，如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经改革的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批判等等。我们现在开始反思GDP主义，其实，赵早在81年就相当关注幸福指数的提法，对单纯强调GNP（国民生产总值）有所疑虑，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听紫阳同志谈话，并不见他引经据典；他琢磨理论，也只是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据。当年党内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提起西方经济学多一脸不屑。赵则不然。他看重西方经济学实用的一面，从不用马列的框框去套它。后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学用这套语言跟他对话，由于有这个基础，加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熟练的把握，沟通就非常容易。与国外经济大家的对话，更是让听者折服。 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钟。我因为曾负责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位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87年7月，我去了美国，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主攻政治学。在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国教授的研讨课（seminar），你提出一个论点，摆出一堆论据，教授就引导同学拼命提问，一句话，就是想尽办法对你的论点"证伪"，让你不断修正你的"假说"边界，使论点愈发精确。越好的研讨课，詰 问就越无情，同学还留情面，大牌教授绝不，难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这样的讨论方式，会想起赵。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他喜欢在詰 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条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象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 "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如此，就难为了党内习惯汇报前先跟领导对思路（即"对表"）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战友，看着我长大，是个部级领导。一次随赵外出考察，研究东北老工业区技术改造投资体制问题。走前问我，赵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简单介绍。看样子这位伯伯按赵的思路准备了汇报提纲。火车上汇报，我听会，刚开了个头，赵就给了他一连串反问，伯伯一阵慌乱，不知所措，没有再讲下去。我暗中着急：反问并不是不同意。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出成见；你没有定见，反而会观感不佳。伯伯已经离世多年，这是我一直对他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紫阳同志的这种思维方式，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于是有赵"善变"的说法。他善变吗？我知道，一旦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辩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决定的事，他一定是义无反顾。 88年初，赵提出著名的沿海发展战略：从学习"四小龙"的经验入手，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将沿海的1亿到2亿人口投入国际市场，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这套思路，在广东工作时就已见雏形，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酝酿，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调研；加之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先期试验，应该是相当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后，却质疑声不断。 直至89年1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还可以听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不同声音。很快，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一封信，找上我，让我转交紫阳。信的大意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加入国际市场，最终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紧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带着信去见赵。赵正在看文件。等我简述了杨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赵盯着我，缓缓地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一定要做……那份决绝，很少见到。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谁还看不明白？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80年代最富远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同志那天的回答…… 三、 当秘书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读书的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当秘书。那年头，不象现在，当几年秘书出来就搞个要职，哪有那个想头？ 我说，早想好了：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这样重大的历史变革，能在主持者身边看戏，多难得的机会！再一个，认识许多热心改革、有才干的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些机会，把他们引荐到赵的身边？ 进去以后发现，紫阳同志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那年8月底，当时尚未成名的所谓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建议经济工作"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陈云的赞赏，批转给赵。赵看到文件，问我，我说认识翁永曦，将他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随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 时间大约是九月初，由黄主讲。朱、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语言，这套语言，口述起来，是有难度。黄本来就有点紧张，讲着讲着，忽然逻辑开始错乱，一时语塞，汗就出来了。赵笑了，马上让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几句话，洒脱地将汇报转为漫谈，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这应该是他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对话。 记得在83年前的一段时间，有几个年轻人的意见赵听得较多，如农委的翁永曦、计委的宫著铭、体改办的徐景安、价格中心的田源等，对他们的建议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宫与我联系比较密切。我也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和杨小凯、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冲等。认识最多的是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那些朋友。 发展组开始完全是年轻人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前期得力于邓力群的支持，主体是77、78两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了解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充满理想主义。主要的组织者是陈一谘。 我75年由邓英淘介绍认识了陈。当时他作为北大的"反动"学生，下放到河南农村。此人早年经历跌宕起伏，抱负宏大，交游广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80年他准备筹办发展组，前期会议我就有参加。后来成为骨干的，除邓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强、何维凌、罗小朋、王晓鲁、周其仁、杨冠三、孙方明、白南风、白若冰等，都是那时结交的。以后，组里有大事，他们找我，我也尽量参与。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员之一。 发展组80年9月正式成立，81年暑期全组赴安徽农村调查，搞出一份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记得报告刚刚印好，还未从正规途径上送，陈一谘就打来电话，要先送一份给我，让紫阳"第一时间看到"。 赵很欣赏滁县报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事说的一清二楚，建议转发给有关部委和各省领导参阅。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给予赞扬。报告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扰决策者的问题，调查方法尝试多学科、多层次，覆盖全面，有大局观，对策实际、清晰，比当时正规研究部门的报告的确高出一筹，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以前，我在与赵闲聊时，提到发展组和这一群年轻人；从这时起，赵开始注意他们，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都让他们参与。 83年春夏之交，陈一谘因长时间紧张亢奋，操劳过度，终于不支，神志也受到影响，有人说他"疯了"，于是退下来休息。许多惜才的人很关心。记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议如何帮他。陈后来转为半休息，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在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了！ 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国家体改委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志文建议体改委之下搞个研究所，报给赵。赵起初并不同意。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批年轻人一事同赵闲聊，我的意见是分散下去，适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适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学术机构，他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在安的坚持下，紫阳对研究所的事终于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问鲍彤，赵听到就讲，湘鲁跟他们熟，去问他。 我推荐了陈一谘和王小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陈是组织长才，但（实证）研究不是他的强项；王善于钻研，思路清晰，发展组里多数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笔。关键是两人过去在发展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档。鲍经过考察，同意这两个人选。后来鲍又同我商量，让他俩各陪紫阳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随赵赴安徽等地考察，给赵留下很好的印象，几次同我说起；陈11月跟赵去了广东。后来见赵，倒从来没听赵提起他。 84年是一大批77年后考入大学继而续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开始毕业的一年，他们成为经济改革研究的新鲜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几个人提议组织，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义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史称莫干山会议。与会者除发展组等已参与体制内改革讨论的人员外，以这批研究生为主力。陈一谘没有到会，但是幕后重要推手，极力鼓动我出席。我将开会的消息报告了赵，他很感兴趣，让我去听会，并请张劲夫那里也派人参加。 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紫阳。 莫干山会后不久，我离开赵的身边。发展组一部分人跟随陈一谘、王小强去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之前筹备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农发所），由王岐山任所长。陈再辟天地，风云际会，体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分管体改所的高尚全很开明，给他相当的自由。无人摯 肘，对他很重要。 大概从体改所之后，赵重视年轻人的说法加强了。陈一谘广揽人才，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做出很好的成绩。以赵的开放、敏锐、求实和宽容，比当时党内任何领导人都易于与青年学者沟通，年轻人自然愿意靠近。陈的考虑更复杂些。部分是为了破除体制障碍，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体改所本已有赵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强。 紫阳同志在人事问题上相当超越，除了身边直接为他工作的几个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这样的想法。他重视体改所的意见，也重视农发所和其他年轻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经济问题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别人的意见听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时自己的想法先不说，借学者的文章引路，发动党内思考，是他的领导艺术。 年轻人春风得意时，容易骄傲，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搞得党内有人不舒服，又都说是赵的人，于是就有了物议，其实是针对赵。赵听了，并不介怀，这又是他的风格。 89年春夏那场风波，体改所全体坚定地支持紫阳同志的立场，大义当前，毫不含糊，不愧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但陈一谘后期去鼓动绝食学生不离开广场，至少策略上讲，是错的。 陈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负强，有伟人之志，是生错了时代。他想做的事，超过体改所的范围。我讲过，他早生五十年，或许与毛泽东有一拼。六四后他去了法国、美国，主掌民阵，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倒真回归了他的本原。 赵反对戒严，辞职后，被终身软禁，赍志以殁。体改所彻底改组，人才尽散。当年的种种回忆，犹在眼前。已故的原体改所微观室主任、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张少杰与紫阳同志之间，有一段趣事，大家仍津津乐道：一天同赵开会，少杰发言，赵反问，大概把他问急了，这位"轻狂"书生失口叫道："紫阳同志你不懂！"话未落音，举座皆惊。只见赵毫无愠色，笑着说，"那你说嘛，……"失仪之罪，消于无形。这种领导人与青年学者的关系，今天还有吗？ 四、 80年代前期，我在时，紫阳同志曾说，"我主张经济上开放一点，政治上保守一点，和耀邦同志有些区别，他主张政治上更为开放。"其实，赵私底下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政治前途的大事。我感觉，只是当时他的想法尚不成熟。没想好的事，宁可慢一点做，在他，是一贯的。 翻看笔记，找到赵三十多年前即80年9月的一段话："仅仅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生活富裕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今天读，是不是仍有意义？ 86年，邓小平继80年后，第二次提起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责成紫阳负责此事，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制定方案。小组下设办公室（政改办），鲍彤为主要召集人。又一批富有才华、善于思索的中青年集结在赵的身边。 政改符合历史潮流，受到党内外知识精英的热情拥护。当然会有阻力，人们寄希望于邓，就像后来价格攻关也寄希望于邓一样。胡启立讲，"有小平为我们做主，现在不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邓成为人们信心的来源。 可惜邓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上并未想清楚。80年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还讲"我们以后再不能搞一党治国了"，不是和之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针锋相对？86年讲党政分开，如果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能真的分开吗？讲党内民主，后来又警告，"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到了89年，就变成"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才是他的真心话。最后邓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即提高效率了。 提高效率就是还要集权，而所谓民主，却一定要从限制权力开始。人们必须明白，民主的目的，既不是要实现完美的施政，也不是要提高施政的效率，而是要让授权者将权力置于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之下，把权力放进笼子里。授权者是谁？当然是人民。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虽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不敢以民主为基调"，没有涉及人民授权的机制设计，却体现了开放和限制权力的深刻用心。对比邓的真实想法，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煞费苦心了。 《设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尝试自我限制权力的文献，开了党内民主的先河。赵作为总书记，首先将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关系制度化，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自己的权力，这份民主精神，哪里是以往党内所谓"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同志"一类"民主作风"可比的？《设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意义，绝不亚于赵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建树。 最初接触紫阳，就觉得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份谦和，绝不是"做"出来的。见到逢迎的人，他显得难受。二十一岁做地委书记，三十多岁做省委书记，封疆大吏，手握重权，权力怎么对他没有侵蚀呢？奇了！一次聊天，他说，权力是什么，就是服务、办事嘛！文革时各地成立革委会，有的地方把一把手叫做第一勤务员，二把手叫第二勤务员，挺有道理……又说，67年初，造反派到处夺权，其实是毛的意思；他同其他书记商量，把省委办公厅的印章交给造反派。底下打电话给办公厅，问春耕生产如何布置，那些（造反派）大学生哪里懂，还得靠边站的干部来安排……办不了事，权有何用？后来听说，这次交权，党内不少议论，一些老资格的领导同志问，权怎么可以交？那是另一种对权力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权力从来当仁不让。党是这样，人也受影响。只觉得自己高明，怎么会放弃权力？加上中国专制久了，文化里残留了对权力的崇拜、逢迎，处处给权力开绿灯、让利益，不做官，部属家人都不干。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多见了。 这样看紫阳88年关于常委轮流做总书记的建议和89年毅然辞职又绝不检讨、对权位毫不在意的举动，不得不感慨他的伟大。一个从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就需要一位不贪恋权力，不以专权树威，不以擅权为乐，敢于还权力于人民，懂得制权力以法度的领袖。如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赵八十年代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其实，说到底，又是邓小平的安排。 五、 紫阳同志刚到中央时，对身边人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拿我和老一辈革命家比，不要跟周比，也不要和小平、陈云同志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他特别尊敬邓、陈，尤其是邓。邓对他的信任是空前的。没有邓的信任，就没有他在八十年代开放改革中所做的建树。终其一生，他感谢邓。 81年春天，金日成秘密访华，邓、赵一行去沈阳火车站接他。金下车跟邓握手寒暄，我刚好在邓身后，听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年就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金马上说，你不能退，不要退，别人不行。邓一句不答。他怎么会听"家天下"共产党的话？在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件事上，他是坚决的，没有私心。 过了两天，听沈阳市的汇报，邓讲了话。先问人民生活，就回忆65年来时的菜价，豆角多少钱一斤，小白菜多少钱一斤，记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谈几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一看，哪里还要整理，一字不易，就是一篇好文章。77岁的人，不拿稿子。不晓得当年要有多能干！ 可八十年代几件具体事，就办得粗糙了。譬如严打，搞成了政治运动，量刑过严，错判不少人；洋跃进邓也有点操之过急。我看是下面执行的人负责任多些，按传统做法，上面急，下面就用政治运动方式敷衍，只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效果并不理想。 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顺利？因为邓大思路清楚，信任紫阳。赵自己有点子，沉稳，绝不操之过急；有话也敢跟邓说。经济改革，有人说，邓不是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而是伟大的批准师，很对！伟大的批准师更不简单，要担责任。 88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国内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说，改革需要高度权威，不然不足以打破来自旧体制的阻力，等等；还讲，这个观点，得到赵的支持。我回国后，问赵，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但小平同志赞成这个看法。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当年改革的拥护者们下意识里就给邓和赵分了工。平时由赵做事，到了改革难点，譬如价格攻关和政治体制改革，就说"趁老人在"、"趁邓在"，意思是这时让邓"权威主义"一下，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年价格攻关，本来价格改革就不是用党的权威，用行政力量可以推动的。计划式的一次性修正价格也不能达到稳定市场的效果。大家让邓"权威"了一下，结果"权威"得不对。我猜想，这可能留下心理阴影，是"六四"前一段时间里邓始终不想出头的原因之一。 政改《设想》和十三大，尽管邓有"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这样的疑问，还是坚定地给了赵背书。党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受到压抑。 89年的学潮，我们不妨做一点假设：假如邓听了金的话，仍坐在党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学潮早就被邓用传统方法压下去了（赵就是反对，也没有直接责任），名正言顺！那么，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大事由谁、又会是何年何月来做？邓废除了终身制，以身作则，不当最高领袖，功莫大焉！虽不在其位，还是党内最高个人权威。所以，十三大政治局内部决定，大事仍由邓拍板，请他为改革保驾护航，当总批准师。结果戈尔巴乔夫来时，赵告诉戈，邓是真老板，才知道真老板是不让说的。拍板归拍板，不能担责任。"六四"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并不全怪邓，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权力文化，让个人权威凌驾于职务权力之上，可没有职务又怎么担当责任？名不正言不顺。遇到大事，一定会乱。于是造成了赵的悲剧，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难道不也是邓的悲剧？ 那年5月，我也曾参与同邓家的沟通，希望能消除老人家对赵可能的误会，最终没有结果。紫阳一直到临终，对邓的误解，都抱有深深的遗憾。后来读书，看到周恩来在文革时讲过，中央最大的政治，就是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想起这段历史，不免感喟：如果我们的中央政治依然停留在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那会是怎样一种脆弱的中央政治啊！ 当然，归根结底是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邓要专权治国，赵有民主情怀；一个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未来"。"过去"和"未来"衔接得好，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就成功；衔接不好，"未来"就被"过去"扼杀；或者，去革"过去"的命。 拿破仑说，政治即宿命。信然！邓和赵的完美配合，带来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邓和赵最终分道扬镳，是中国的宿命。 紫阳反对戒严，坚持不做检讨，我知道了，想了很久。这就是他一再说的，经过了文革，再也不能做违心的事了。求仁得仁。"六四"后，有老朋友到美国找到我，说赵坏了共产党的规矩。共产党的规矩，是凡人都要检讨。当然，就是检讨了，说"永不翻案"，以后再翻案，也没什么了不起……那还坚持真理干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讲，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赵选择了信念，信念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 这就是政治家应有的政治道德，中国太需要这种政治道德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权谋和稻粱谋了。说赵没有党性，不对了，赵是要共产党保持它永远面向人民，勇敢面对真理的人民性、真理性。党的人民性和真理性，当然要高于只认个人，不认人民，不认真理的所谓党性了。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共产党就没有明天。 当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时，他却已经不在了。 微斯人，吾谁与归？ 本文作者简介：李湘鲁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学生，人民大学78级信息系本科生。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以“大二”在校生身份，成为共和国总理赵紫阳的秘书。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在一次长篇访谈中，回忆当时共和国总理与年轻一代学者的关系时，说道：“我不得不提到赵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1984年，李湘鲁曾代表最高当局，出席后来影响深远的年轻经济学人大会师的莫干山会议。不久，李湘鲁离开中南海，嗣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风波时，李湘鲁是被指责为幕后黑手的“三所两会”（体改所、农发所、中信国际经济所、中青年经济研讨会、政改研究会）中的中信国经所所长，幸及时避走美国免遭囹圄，从此淡出中国政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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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pr 2014 12:02 AM PDT 习近平刚刚完成了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西欧之旅。在十一天的行程中，习访问了荷、法、德、比四个国家，参加了第三届国际核安全会议峰会，走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总部，在欧洲的媒体上发表了四篇署名文章，发表了六次公开演讲。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是，习近平还给被访国家带去令人瞩目的"领导人订单"，在进一步彰显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这对尚未彻底走出危机泥淖的欧洲各国，显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据说约二百年前，拿破伦曾经将中国比喻为一只"沉睡的狮子"。借这次访问的机会，习近平特意选择在拿破伦的祖国法国宣布，"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在不少媒体宣传中，习近平的欧洲之旅，是一次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的新外交理念的宣示之旅，是一次展示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的信心之旅，也是一次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的挑战之旅。 在所到之处，习近平不断地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来宣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利用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快速发展，来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的这些演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服他的外国听众？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中国国内的听众？习近平果真像中国的官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具有强烈的自信吗？我看未必。 人们不难注意到，与以往领导人在外的讲话不同。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大量提及外国的人名来显示中国领导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借以显示，我们是在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和比较的前提下，自觉地选择一条与他们不同的道路。例如，在法国的一次演讲中，他一口气提到三十多位法国文化名人；在德国，又提到了十多位德国文化名人。这些人中包括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文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习近平提及这些人物，与其说是真正的欣赏他们对人类文化、思想的杰出贡献，不如说是一种卖弄自己西方文化底蕴的肤浅表演。因为在他的通篇讲话中，除了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之外，全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精髓。应该说，这一做法是习近平演讲的撰稿人的一大败笔。他们本想表现中国领导人的"博学"，反而暴露了他们的浅薄；本想表达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却恰恰暴露了他们的不自信。 最重要的自信，常常表达在行动中，常常在具有逻辑力量的浅显表达中。在文章和演讲中，简单地罗列一大堆名人的名字，这是浅薄和不自信最常见的表现。习近平在欧洲的所有演讲的本意，是试图在世界上宣传中国执政党的"三个自信"，即所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是他列举的那一大串外国人名，与宣扬这些自信没有丝毫的联系。 其实，所谓的"三个自信"，不过是中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而已，最没有自信的，其实是执政党自己。假如习近平真的对执政者的道德有自信，在世人面前端出中国官场哪些贪腐的大老虎，就不会这般地"千呼万唤不出来"；假如中国的执政党真的对他们的制度有自信，就不会压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些天然的人权和进行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利。这些自信，他们全然没有，整天在中国的报纸上宣传自信，不会有人相信；到世界各地去宣传自信，也不会有人相信。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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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11:58 PM PDT  昆明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将之比作中国的911。严格说来，这种类比并不准确。和其他恐怖袭击事件相比，美国的911是非常特殊的。 其他的恐怖袭击事件，基本上都是本国本地区的恐怖份子或恐怖组织，针对在本国本地区的统治者或占领者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族群民众或宗教派别的信徒发动攻击。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西班牙的巴斯克、北爱尔兰的共和军、车臣的黑寡妇。这次中国的昆明事件也属于同类。在这类恐怖袭击事件中，有的可能有境外势力的呼应配合，但发动攻击的基本上都是本国人本地人。 美国的911却与众不同。19个劫机犯，有埃及人，有也门人，有沙特阿拉伯的人，有巴基斯坦的人，但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基地组织不在美国，本拉登也不是美国人。 美国是最富多样性也最具包容性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生活着各种不同的族群，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和宗教，他们都能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诚然，在美国，也常有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发生，但我们几乎都没听说过有什么针对阿拉伯人针对伊斯兰教的。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并不仇恨美国并不格外地反对美国政府。 有人把911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打从建国直到911，美国和不少国家打过仗，和英国、法国、墨西哥、德国、日本都打过仗，但并没有和穆斯林国家打过仗。 九十年代老布什政府打过伊拉克的萨达姆，打仗的理由是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因此你不能说打萨达姆就是打阿拉伯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相当世俗化的政权，因此你不能说打萨达姆就是打伊斯兰就是打穆斯林。 克林顿政府参与过科索沃战争。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一方主要信东正教，科索沃一方主要信伊斯兰教。美国是帮科索沃的，所以你更不能说美国是在打伊斯兰打穆斯林。 是的，美国支持以色列。这一点招致很多批评。但是我们不可忘记，美国长期以来是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它一直在努力促进巴以和谈。在911发生之后，虽然有一些巴勒斯坦老百姓上街欢呼，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对911是严厉谴责的。阿拉法特代表巴勒斯坦人向911受害者和美国人民表示慰问，还带头站出来献血。尽管本拉登在讲话中声称他发动911也是为了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人自己对美国并没有如此深仇大恨。巴勒斯坦有恐怖组织恐怖份子，但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以色列，不是美国。 既然美国并没有格外欺负压迫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那么，本拉登为什么要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为什么要发动911攻击美国呢？ 本拉登自己讲得很清楚。1998年2月，本拉登发表正式宣战书，号召"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十字军发动圣战"，宣布"消灭美国人及其盟友，包括军人和平民，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凡是在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要这样做。" 由此可见，本拉登要发动911，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他要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发动圣战，他认为这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千年对峙的继续。他把自己视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表，而把美国当作基督教文明的象征。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狂热，本拉登把美国认定为头号敌人。 本拉登的这种心态，别人或许难以理解，我们中国人应该不觉得陌生。想想看，在毛时代，我们中国人不也是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吗？尤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卫兵一代。按说这代人长那么大，连美国人都没见过，但就是有对美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因为按照我们当时信奉的那套意识形态，美国是帝修反的总头目，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要打倒的最终目标最大敌人。 那位写下红卫兵宣言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的红卫兵骆小海当年就发出过这样的豪言壮语："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1969年初从北京传出一首佚名作者的长诗，题目是"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抄。作者想象未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之战，国防部下达宣战令，他和他的战友满怀阶级的仇恨与战斗的渴望，投入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实现他们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在中美战场上见见我们的红心"。他的战友英勇牺牲，身体沉重地倒在"白宫华丽的地板上"，那无声蠕动的嘴角还在命令我向前向前，"看那摩天楼顶上，一面夺目的红旗"。 不错，当年的红卫兵渴望着打倒美国，自以为是打倒美国的反动政府，打倒美国的资本家，不是打倒美国的平民而自以为是去解放美国的人民。这和本拉登的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所不同。我无非借红卫兵的例子说明，从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可以生发出极其强烈的仇恨。这是911和其他恐怖袭击事件的不同之处，也是昆明事件和911的不同之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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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哈佛本科生组织会议纪念天安门运动25周年 Posted: 07 Apr 2014 11:57 PM PDT  2014年4月26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 Boylston Hall, 哈佛园 今年是天安门运动25周年。在1989年春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上街头，呼吁政改, 但在6月4日那天，这场运动却以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告终。直到今天，天安门运动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们是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来自世界各地，代表着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在1989年，我们都还没有出生，是何晓清博士开的关于六四的课：“有目标的反叛: 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将我们聚集到一起。在这门课上，我们读了有关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原始材料，听了当年学生参与者的自述，查阅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天安门档案。我们试图体味当局与民众的不同心态，我们目睹了示威者的血衣，我们还通过表演，重现1989年6月3日夜晚的历史场面，想象当年和我们一样年青的那些示威者的真切感受。我们提出许多问题，在辩论与思考中学习。我们自身的经验显示：只要有信息自由和探索自由，我们年轻人确实可以对历史的真相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在过去的24年中，在世界各地召开有关天安门的会议已有数百次，但能作为大学本科生独立举办天安门运动25周年的会议，我们仍旧很激动。我们的会议将在4月26日举行，因为那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就是在1989年的4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刊登社论，将学生的示威活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 在这次会议上将有由教授们主持的学生论文宣读，还有我们这些198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同当年的学生参与者、幸存者、记者及学者的对话。对我们来说，天安门是历史；对我们所请的讲者来说，天安门是记忆。 我们邀请的讲演人包括当年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新闻周刊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被北京市民救护的香港学生李兰菊，曾任赵紫阳总理讲话稿撰写人的吴国光教授，以及裴敏欣教授和Arthur Waldon教授等。 会议还会有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曾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2010年的颁奖仪式上演奏的哈佛校友、小提琴家Lynn Chang 也将参加我们的演出。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够让大家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让六四记忆永存。 会议学生组织者 详情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http://www.hcs.harvard.edu/~tiananmen/ Tiananmen in History and Memory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Harvard College Students to Commemo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April 26, 2014, Saturday, 9am-6pm Fong Auditorium, Boylston Hall, Harvard Yard Cross-generational Dialogue Panels with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Newsweek, former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op-ed editor, Professor Wu Guoguang, speechwriter for former premier Zhao Ziyang, survivor Fang Zheng, whose legs were crushed when a tank drove over him from behind while he was withdrawing from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and other 1989 student leaders and survivors. Student Paper Panels with Professors William Kirby, Mark Elliott, Martin Whyte, Arthur Waldron, Paul Cohen, Pei Minxin, Victor Falkenheim, Roderick MacFarquhar Student Performance directed by Bex Kwan, Class 2014, with Violinist Lynn Chang, Class 75, who played at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ceremony for Liu Xiaobo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program, participant bios, paper abstracts, and travel information. Who We Are This year marks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In spring 1989, millions of Chinese took to the streets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The nationwide movement ended on June 4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iring on unarmed civilians in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Tiananmen remains a politically taboo topic in China today. We are a group of students at Harvard College hailing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and embodying a wide range of ethn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We were not yet born in 1989 but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a seminar “Rebels with a Cause: Tiananmen in History and Memory” taught by Dr. Rowena He. During our time together, we studied the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heard personal accounts of student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and explored the Tiananmen archives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We imagined ourselves into the minds of the authorities and civilians, touched the protesters’ blood-stained clothes, and re-enacted the night of June 3rd, trying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shoes of the protesters who then were around the same age as we are now. We debated and questioned everything along the way. Our learning experience shows that with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free inquiry, we as young people can indeed come to 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ruth. There have been hundreds of Tiananmen events in the past 24 year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we are excited that we a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putting together a conference for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Our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April 26, a historically important date in 1989 when the first official judgment of the movement was printed in the lead editorial of the Party’s newspaper, the People’s Daily, designating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s premeditated and organized turmoil with anti-Party and anti-socialist motives. The conference will include student presentation panels with faculty members serving as chairs, and cross-generational conversations among students and journalists who covered 1989, student participants and survivors of 1989, and scholars who study the topic. For us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not born in 1989, Tiananmen is history; for the invited speakers, Tiananmen is memory. It is our hope that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we may give a voice to those who were silenced and that this voice will help keep the memory of June 4 alive. Join us! 2014 Tiananmen Conference Student Planning Committ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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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09:31 AM PDT
4月4日的《聯合晚報》頭條，用了"美國出手！對民進黨失望？"的標題。我並不在意美國對民進黨的態度，我關注的是美國對這場學生運動的立場。報導還說，美方"擔心若不再採取行動，台灣關係可能再此成為美中關係的主要引爆點"。 我們知道，美國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這點無可厚非。然而國家利益有眼前與長遠之分。很不幸，有時候美國是以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在雷根之後的美國總統，幾乎被財團綁架，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縱容中國獨裁專制政權，使之坐大，至今尾大不掉，日益成為美國的"麻煩製造者"。 由於中國與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美國的台灣政策難免也受到波及，導致台灣的國際地位日益下降。尤其在馬英九的中國政策有意討好美國的"和平"原則，遂不惜犧牲主權來換取和平，而這，也居然屢屢得到美國的讚賞。兩岸和平固然符合美國利益，但是一旦中國吞併了台灣，也符合美國利益嗎？台灣固然離開美國還遠隔太平洋，但是一旦中國成為東亞霸主，日本、韓國、東南亞諸國都被迫俯首稱臣，難道不會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至少美國孤懸在海外的關島與夏威夷面臨中國的威脅。 因此，太陽花學運的訴求包括拒絕馬英九的親中賣台政策，就檢視美國是放任馬英九那樣做，還是與台灣學生，以及新的公民力量站在一起，不但共同捍衛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也共同捍衛美國的戰略利益。 在2012年台灣總統大選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訪美期間，被美國國務院一位匿名官員潑了冷水，據說那是個人意見，後來證明是美國官方的意見，美國接受馬英九而不接受蔡英文。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在投票前不久，接受媒體專訪表態挺馬，說如果馬英九連任，會讓北京和華盛頓大大鬆一口氣，不過AIT反駁說，這只是包道格個人看法，不代表美方態度。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的看法與美國官方一致。 因此最近AIT理事卜道維批評學生佔領立法院"非法"，雖然有據說是國務院資深官員說那是個人意見，已經實在難以相信那是真正的個人意見了。加上這以前的美國官員在談到佔領事件時的曖昧語氣與字眼，因此《聯合晚報》敢於做出那則聳人聽聞的報導。 剛剛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金溥聰是操弄媒體的高手，因此那則新聞也被人懷疑有小刀的手影。與鎮暴警察突然換裝以及其他異動狀況，不免使人懷疑這是在為"清場"製造輿論。那天下午三點左右，我由北往南路過重慶南路，居然發現通往總統府的衡陽路口就被拒馬封住。光天化日之下已經如此"戒嚴"，會有什麼重大舉動在醞釀？ 如果當晚清場，即使發生流血事件，給台灣人與世界造成的印象，正如那個標題所說的"美國出手"。也就是在美國支持下，至少也是美國默認下的清場鎮壓，那麼不但馬英九無罪，連北京也逃脫干係，一概由美國承擔！這對美國的形象是多大的損害？ 所幸，第二天媒體報導，在國會聽證會上，在議員追問下，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表態"美國也仍然堅定地信守六項保證"，羅素證詞中也罕見地指出，美國支持台灣的自治（autonomy）能協助台灣的朋友有信心增強兩岸關係，台海關係要以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速度改善。同時，美國支持 台灣參與國際社會，鼓勵聯合國與專屬機構，還有其他國際組織擴增台灣在技術和專家會議的有意義參與。 不過台灣人不要因此高興，因為這是在國會議員追問下不得不說，其誠意與堅定性就要打問號；原因就在於不敢得罪中國而影響中美關係。再者所謂"自治"也並非主權獨立，馬英九甘願成為"特首"，不也是自治的一種形式嗎。 台灣要捍衛自己的主權獨立與民主成果，美國能幫忙最好，不能幫忙，就要台灣人自己奮鬥，付出的代價也必然更多。這次太陽花，就是台灣年輕人表示自己決心的時候了。 極光電子報 201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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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4 10:37 AM PDT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经常被老一辈戏称为畏苦怕难的"草莓族"，是只想活在小确幸、过自己小日子的宅男宅女。但是，堂堂迈入第三个星期的太阳花学运，却彻底翻转了老一辈的刻板想象。 三月十八日夜晚，两百多位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年轻人翻过台湾立法院的围墙、冲破警力的拦阻、闯入了闭锁的议场。他们拿起麦克风，挺立在主席台上，高声宣布：人民占领了立法院！ 这些一九八O年后出生、在优渥环境下长大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居然在立法院议场筑起工事，与国家机器硬碰硬，更拿起他们的扩音器，不厌其烦地向全民宣达他们的理念。 瞬间，太阳花学运（因为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二天，有民众送了许多物资，其中有人送了许多太阳花，很多学生都人手一支，因此被媒体称为太阳花学运），吸引了全台湾的眼球，数十家新闻媒体全天候跟拍。根据统计网站Socialbakers，主导此次运动的黑色岛国青年（由台湾清大、台大、成大、政大等校学生跨校成立的反服贸社团）的脸书，是台湾过去一个月内粉丝数增加最多的专页，高达二十八万多人，将其他偶像艺人远远抛在后面。学运总指挥、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的个人脸书，随意的一个贴文都可以吸引超过十万人点赞。 许多人的疑问是，这些年轻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动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场运动会达到什么成果呢？ 千禧世代的反抗动能的背后，有普遍的国际因素，也有台湾的独特脉络。 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全球化的氛围下，开放是被鼓励的美德，利益均沾(trickle down)是被鼓吹的神话。但是金融风暴后，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与严重失业，直接冲击年轻人的未来，他们挟着被既有体制剥削的不平开始反抗。 过去四年间，从阿拉伯之春到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都可以看到千禧世代穿梭街头、拿着各种行动装置，透过推特或脸书这类社群网站彼此集结、向外发声。 现在，轮到台湾的千禧世代。 三十岁以下的台湾年轻人，是台湾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口中，有55%的人具备大学以上学历，十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这群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却是失业率最高的一代，也是最受经济剥削的世代。根据台湾主计处《人力资源统计年报》，2013年，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是7.11%，远高于全人口的4.18%。而主计处同年的《人力运用调查》更显示，这些30岁以下的千禧世代，有近九成的人平均月薪不到四万台币，其收入完全无法应付高涨的房价与物价。这些青年人恐怕必须不吃不喝三十年以上，才供得起台北市一间三十坪（近100平米）的公寓（约一千五百万台币）。 台湾的千禧世代占领立法院，要求退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诉求与全球性的占领运动有其共通处：他们不信任自由贸易，认为它加大了贫富差距，恶化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剥夺了年轻人的未来。 但不同的是，台湾的占领运动多了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因为服贸协议被视为是木马屠城记的翻版，国民党政府被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它甚至将一次性的改变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香港在回归中国后，与中国签订了CEPA，虽导入了庞大的中国资本，但是爆量涌入的大陆人，排挤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间，引起香港人"蝗虫入境"之讥。中国资本搜购香港媒体后，也屡屡引发言论紧缩的争议。香港的殷鉴不远。台湾人看到了，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后，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掏空的可能危机。 此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牵涉到的产业，是占了台湾GDP将近七成的服务业，它将直接冲击到台湾58%的劳工。许多人担心，一旦开放了服务业市场，两岸之间的薪资水位将会拉平，台湾基层劳工的薪资将会压得更低。更令人担忧的是，台湾超过九成以上的企业都是所谓的中小企业（员工在一百人以下的企业），面对庞大外来资本的入侵，几无招架之力。 尽管面对如此庞大的产业冲击，台湾政府在服贸协议出台之前，完全没有进行劳动市场的冲击评估，也并未充分咨询相关产业。对于反对者来讲，服贸协议根本是在黑箱中拟定的政策，轻忽对台湾的未来冲击。 如果对于服贸争议背后夹杂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理解千禧世代蓄积的反抗动能。这个反抗动能在三月三十日驱动了五十万人站上台北街头，台湾留学生更在美、英等十七国、四十九个城市同步举行，成为史上动员幅度最广、人数最多的台湾社会运动。 而千禧世代究竟是如何练就如此可观的组织能力？ 他们集合几个代表团体组成决策中心，扮演学运的神经中枢，统合了庞大的物资组、纠察队、活动组、医疗团与律师团，有效地指挥每日高达四、五千人的静坐群众。他们更高举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大旗，先后攻占了立法院与行政院，国家机器几乎因此停摆。太阳花学运俨然成为一支地下游击军，与凯达格兰大道另一端的总统府排阵对峙。 太阳花学运的壮大并非偶然。这些游击军是由政府长期的无能与专擅"养"出来的。 过去六年，台湾发生了许多的公民抗争运动，从反对集会游行法的野草莓运动，拒斥种种毁坏良田、污染环境、经济掠夺的土地运动，挑战旺旺大举购并媒体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到抗议军中不当管教的公民觉醒运动，许多人感到民主与自由逐渐流失的威胁。策画太阳花学运的几个主力团体，都是在这一场场的运动战中累积了自己的实力。 简单地总结，太阳花学运的沛然成形，是许多长期因素累积而来的。有年轻人对于世代剥夺的不满，有对自由贸易本身的疑虑，有对于国家机器的不信赖，更有对于台湾与中国的政经竞合关系的不安，也就是对所谓的"中国因素"的担忧。 而这个运动将何去何从？它将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台湾上一次的青春狂飙，已经是24年以前的野百合学运。为期六天（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促使台湾国会全面改选，让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而太阳花学运呢？它会达到运动的诉求，然后漂亮收场？或是像惊蛰春雷一般，一阵飙举电至后又复归庸常的平静？或者它只是创造一批政治新秀，以后浪之势取而代之？又或者它展现的是千禧世代对既有体制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而成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定的新思潮？目前可能还没有人能预见或断定太阳花学运的未来。 不过，无论如何，千禧世代已经造反了。他们要唱自己的歌。 这是一个集体的世代想像，黎明之后，不管更好或更糟，他们都需要勇敢以对。 吴丰维是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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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4 10:26 AM PDT  记者文龙韩国首尔报导，为期4天的第28届「首尔国际食展」，15日在韩国高阳市KINTEX落下帷幕。占据60多个展位的中国展区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与周围的台湾、日本、及美国等展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届食品展共有700多家韩国国内厂商和来自32个国家的400多家海外厂商参展。除东道主韩国外，在所有的外国展区中，占据60多个席位的中国展区规模最大。记者发现，该展区尽管展示了各式各样的中国食品，可是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众多排列整齐的展牌「CHINA」下面，是 一片空旷的「无人区」。 中国展区的周围，台湾、日本、美国等展区，前来参观、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台湾鲷、鲈鱼、蚬各类海鲜冷冻食品，鱼丸、鱿鱼丝等加工食品，以及酱油、芝麻酱、雪花冰等冷冻调理食品引起了客商们的注意。率团参展的外贸协会副董事长吴文雅指出，韩国对台湾来说，将是一个值得开发的大市场。 据几位参展的韩国客商讲，之所以台湾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 者青睐，是因为那里的食品会更安全。目前在韩国各大商场，各类食品标注着「韩国产」、「美国产」、「澳洲产」．．．，极少有来自中国的食品，人们常说的「吃在中国，穿在法国，玩在美国，住在英国。」而今天，「吃在中国」早已经成为过去。 国际食品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文化，而中国展区如今已经退至被各国客商遗忘的角落。究其原因，在各国消费者眼中，自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福尔马林、孔雀石绿、瘦肉精、地沟油……这些添加在各类中国食品中的毒素渗透到国内外的今天，一提起「中国食品」马上让人联想到「有毒食品」。报应啊，是自己把牌子做砸了，怨不得别人，出丑出到外国。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国开始收获道德沦丧的恶果了。 看到展区工作人员形单影只，形影相吊的冷清场面，真令人心痛。 听说祸害数十万儿童的三聚氰胺事件中被责的官员都已复出，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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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09:40 AM PDT  台湾学生和平占领立法院，以及部分激进派学生冲击行政院的事件，在大陆民间有各种议论。反观大陆官方媒体，却是舆论一律，全部奉旨作出负面报道，甚至将这场学运"染绿"，强烈暗示是民进党挑动的一股逆流。 中共的台办，还向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和该事件保持距离，不要参与和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不要发表评论。这个通知，还发给了在台大陆生的家长。 由于北京官方口径对这场台湾学运的定性，以及大陆家长对25年前六四血与火的记忆，他们接到台办通知后都十分担忧，纷纷打电话到海峡对岸，提醒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参与，别惹麻烦。 对于在台湾朝野引发激烈争议的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台湾这场学生运动，却是一个重要标志，显示出已经步入民主宪政的台湾，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日益成熟。记得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初，在立法院频频引爆肢体冲突的是民进党立委，这是少数派放大政治符号和话语权的一种手法，早期的西方议会，政治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无可否认，在蒋介石、蒋经国两蒋时期的白色恐怖，长期压抑著政治异见力量和民间社会。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毕竟有著很不同的地方。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崩溃前夕，中共曾托人挽留胡适，希望他不要去台湾，胡适回答："民主在蒋介石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民盟的储安平是留在大陆了，但他很快得出和胡适同样的结论，他说："民主在国民党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和无的问题。"果然，到了1957年反右，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完全被人间蒸发。 1986年，台湾民进党宣布成立，虽然违反当时尚未解除的台湾戒严令，但蒋经国政权并没有下令取缔反对党，而到了1989年六四屠杀的前一年，国民党正式开放党禁，民进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民间社会也开始铁树开花。由于台湾实施过长达38年的戒严令，和西方先有公民社会，后有政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有所不同。台湾几乎是一片焦土的民间社会，其复苏和发育迟缓于反对党的崛起。 然而经过26年之后，台湾的公民社会终于站立起来，义无反顾地参与公共事务。这次反对服贸协定的学生运动，就是台湾富于担当精神的新生代，昂然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对抗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如果说，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新闻自由是第四权，那么公民社会就是第五权，用西方政治术语来说，叫做"直接民权"，就是民众以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直接站出来制衡政府。当民进党人马到现场表示声援和舞动的时候，学生横眉冷对，甚至报以嘘声，充分显示出，这场学运和政党政治没有瓜葛，而是台湾公民，凭著自己的警觉和良知而敞开喉咙发出的勇敢呐喊。 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由于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占多数席位，马英九政府企图打包一揽子通过，而不是逐条审议表决。台湾新生代，从香港回归17年的蜕变中，看清了台湾面临的危机。强势的大陆方面以经济之名，行政治之实，这种曲线"统一"的伎俩，几乎完全是从香港复制过来的。香港的政客和唯利是图商人，并不关心香港自由法治是怎样一点点受到腐蚀侵凌，也不在乎来自大陆专制社会的劣质文化，是怎样一点点压倒香港原有的文明。于是台湾学生挺身而出，就像当年那首抗战歌曲："同学们一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青春的血总是热的，25年前，中国大陆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面对的却是和台湾截然不同的专制政权，所以留下的是惨痛的记忆。理想主义的消沉和利己主义的大泛滥，就是始于那个黑色的日子。直到今天，不准提民主宪政、不准提普世价值、不准提公民社会，都是六四屠杀的延续。25年的大陆学生和今日的台湾学生都在书写历史，结局却完全不同。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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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09:38 AM PDT  台湾50万人上街抗议马英九政府跟中国签署的《两岸服务业贸易协议》，再加上学生因此占领立法院，服贸协议争论演变成台湾的宪政危机。 面对这个局面，有香港读者来信问我，台湾学生是不是左倾，是不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位香港读者说读过我的不少文章，很赞同我的自由经济理念。 我的回答是，台湾民众这次强烈反对服贸协议，本质上并不是反自由经济，而是反对中共对台湾的经济统战和并吞。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台湾跟新西兰、新加坡等几个国家签署经济协议，台湾民众无论蓝绿都没有反对，更没有像这次这样提出“逐条审查”，可以说是完全赞成，一帆风顺。 更早些时候，台湾申请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时，虽在北京当局的打压下，无法以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义加入，只能称“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但仍是得到台湾各界民众，包括民进党、台联等全力支持。 而马英九政府跟美国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台湾也是蓝绿民众都无反对，甚至很多人还认为谈得太慢，希望尽快签成。本月四日“台美第八届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会议在美国华府举行，也没有台湾民众反对。 那么为何跟中国签署“服贸协议”就出了问题？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很多台湾民众感到这个协议不对等，不合理。因按照这个协议，台湾企业到中国投资，像广告和印刷等行业，只能是跟中方合资，中方还要占主要股份；而中国企业到台湾却可独资，自己说了算。这明显是不平等，不公平。 另外，中国只是开放福建、广东两个省，而台湾则是全境对中国开放，也是不对等，不平等。更不要说，中国的大公司几乎都是国营的，这种党营事业涌入台湾，明显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构成威胁。 台湾总统马英九强调说，他的政府已就实施服贸协议准备了982亿（台币）的补助款（备援金）。如果这个协议真的像马政府信誓旦旦所说，对台湾绝对“利大于弊”，那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补助金”？这个32亿美元的庞大补助金额本身就说明，这个协议实施之后，台湾的服务业将可能有重大损失。 另外，根据马英九政府的数字，服贸协议实施后，台湾十年内可获利120亿台币（平均每年12亿）。可是马英九政府准备的台湾服务业的损失（补助金）却是980亿。也就是说，服贸协议实施后，近期的损失额就将是（今后十年）获利额的八倍多！仅仅从这个数字就可清楚地看出协议对台湾的利弊。 这980亿从哪里来？当然是台湾人民的纳税款。结果中共国营大企业涌入而造成的台湾服务业损失，却要台湾民众来买单。那些到中国投资的台商大财团（如鸿海集团的郭台铭们）赚了钱归自己，而台湾的损失却是本地老百姓承受。这简直是“劫贫济富”般不合理！ 支持国民党的人士说，这是民进党支持的学生反服贸，意思这是党争。但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就能明白，这到底是党争，还是台湾人民（尤其中小企业）的确对北京当局有严重的恐惧。 目前强烈批评马政府签署服贸协议的台湾知名的“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老板郝明义，不是绿营的，更没支持民进党，他是马英九当总统后聘任的“国策顾问”。在台湾出版界，能当上马政府“国策顾问”的可能只有郝明义，可见他跟国民党、跟马英九的关系之亲密。郝明义不仅被视为亲蓝，甚至亲北京。有人曾推荐我的书在大块出版，但知情人说，郝明义绝对不会通过，因为我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被视为“亲绿” 但这次郝明义为什么强烈反服贸协议，并在立法院的服贸公听会上痛斥马政府，还当众辞去国策顾问，他不是深明大义（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而是深明他的钱包，他的企业，他的出版社，如果服贸协议实施，他的大块文化就会被蜂拥而入的中国国营大出版社宰杀，只能关门。郝明义是在为自己的中小企业的生存权而呼吁，而呐喊。他曾撰文批评马政府“对台湾本土中小企业欠缺怜悯”。 我在“阻止马英九把台湾变马航”一文中提过，台湾有7000多家出版社，中国有近600家。因为台湾的出版社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像郝明义的“大块”，编辑只有几个人。另外更有众多只有一个编辑、出版人的出版社。这样的中小企业怎么面对中国那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国营出版社和印刷厂？而且这些中国国营们到了台湾，可以独资；而台湾的“大块”们到中国投资，按服贸协议，则不能独资，必须跟中国的出版社合资，而且中方还要占多数股，也就是说，郝明义们不管到中国投资多少，中方还是老大。 所以这个服贸协议，仅仅从经济角度，就明摆着对台湾不公平、不对等；而在政治层面，则更是专制政权否定民主体制。 台湾立法院的朝野党团原已达成“逐条审查”的协议，本来国民党立委在国会占三分之二，不管怎样“逐条”，最后他们仍会以“多数”取胜。但为什么不走这样的民主程序，而只用30秒就宣布“通过”（被称为“包裹式”）？国民党的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不小心露出“底牌”，她对民进党立委田秋堇说，之所以不能逐条审查，因为“中国不肯啊！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台湾不可以有国会，如果两岸协议在国会审查，只要被修改了一个字，也就证明了台湾有国会的存在，是不可以的事。” 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马英九政府所以这样匆忙，以“蛮横，霸道，粗野”方式通过服贸协议，就是为了不触怒对岸的共产党，或者说是要遵从北京的“最高指示”。 这就是台湾人民更恐惧的原因，服贸协议的签署，不仅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甚至重创，更会在政治层面极大地推动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和并吞步伐；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台湾就再也挡不住对岸的红流，最后绿、蓝都被淹没，而成为红色的一部分。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按这个协议，只要在台投资900万台币（30万美元），中国就可派16个人进台。据台湾评论家说，其实“只要贴给会计师两、三万块利息，从头到尾都不用其它资金，他们就能帮你代垫办出一张900万资本额的营业执照。” 按这个比例，如果北京当局投入40亿美元（这只是中国近4万亿外汇存底的千分之一），就可运进台湾21万人。如果有十万中国公司进入台湾，就是160万人。他们可在当地结婚，入籍（现大陆新娘是在台6年就可入籍，国民党正准备修法缩为2年），然后有投票权。国民党得到中国的“投票部队”，就会像克里米亚一样（俄国人越境投票）被强权制造的“合法”而轻而易举地吞并。 共产党以这种人海战术大量移民内蒙、新疆、西藏，成效显著。五十年前汉人在新疆只占人口5%，现已近50%。再过几年，汉人在新疆将成为多数。而在内蒙，这个目标早已达到，内蒙人口跟台湾差不多，是2400万，但汉人现已占79%，蒙古人只占17%。这种情况也正在西藏发生，目前西藏三区（卫藏、康区、安多）的汉人数量（七百万）已超过藏人（六百万）。 为什么很多汉人愿到高原气候的西藏？因为共产党给予优惠（工资加倍等）。如果北京当局也按这种方式鼓励到台湾投资，当然会有更多中国人愿到台湾，不仅因文化饮食习惯等相似、社会生活环境更优越、而且保护企业的法律也更健全等等，他们对赴台很可能比到西藏更积极。 所以，“服贸协议”等于炸开一个突破口，共产党不必用天安门屠杀的坦克大炮，只用“人海战术”就可轻易染指台湾。 马英九们难道不清楚中共的意图？当然清楚，非常清楚。但这样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就可保住国民党的永久统治（有中国涌入的投票部队）。对马英九们来说，宁可做中国的“区长”，也不肯让其他政党进入总统府。对国民党来说，他们要在台湾一直掌权，这点远比保住台湾的民主制度更重要。大家记住，这才是国民党全力推动服贸协议的关键、核心！ 这次有台湾黑道（竹联帮）出来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对阵，从网上可查到，竹联帮的头子陈启礼（到美国杀害台湾作家江南）就曾说过，“宁让共产党领导台湾，也不让台独统治”。马政府强行通过服贸协议，就要走向这条路。所以彭博社的专栏作家皮赛克（William Pesek）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英九似乎忘了他带领的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共产党辖下的一个特区。”并提醒马英九“不是在做区长”！ 但马英九绝不是耳朵里有了鹿茸、耳塞目盲，他清清楚楚自己在做什么。台湾的学生和市民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宁可被镇暴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要出来抗争，他们要保住台湾民主，捍卫自己家园，不愿被共产势力统治，正如皮赛克看懂的：“台湾年轻人不准备放弃在中国只是一个梦的自由和权利”。这才是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深层原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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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4 09:45 AM PDT  这次会晤被认为是美国异常高调地表态支持香港民主派。 美国副总统拜登于白宫会见正在访美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 按键 副总统办公室官方Twitter称 ，拜登于星期五（4月4日）"顺道会晤"了陈方安生与李柱铭。白宫官员称，拜登强调美国长期支持香港发展民主，并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 拜登与两位香港泛民主派元老的会面正值香港新一轮政制改革咨询将近尾声，与"占领中环"争取普选运动正在筹备之际。法新社形容这次会面异常高调。 中国曾透过外交部与官方媒体驳斥美国对香港事务的评论，指责美国试图干涉香港内政。 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2013年全球人权报告，当中批评香港《基本法》限制了香港市民和平改变政府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当时回应称："香港回归17年来，'一国两制'在港成功实施，经济发展成就显着，政制改革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罔顾事实，对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坚决反对。" "不在日程之上"  陈李二人于国会山庄与佩洛西等美国国会议员会面。 陈方安生与李柱铭这次访美行程为期两周，目的是向美国各界介绍香港民主现况与争取普选的发展。 据美联社报道，拜登这次会晤两位香港民主派代表，事前并未列入其公开日程；台湾中央社报道，陈李二人当时于白宫与国家安全会议官员会面，拜登特别到场会晤两人。 中央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还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陈李二人同日还会晤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 陈李二人在华府会晤的重量级政界人物还包括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陈方安生担任召集人的论政团体香港2020表示，陈方安生及李柱铭获保证，美国将密切关注香港的发展情况。 香港2020称，佩洛西等议员星期四（3日）会晤两人时称，美方十分关心以《中英联合声明》作基础的"一国两制"原则逐渐被削弱，而像新闻自由等香港的核心价值正面对危机。 香港亲北京媒体对陈李二人此次访美行程大力抨击。《文汇报》星期六（5日）称，两人"试图引入外国势力干预，向中央施压及捆绑反对派政改立场，表面推动民主发展，实质出卖香港，扯普选的后腿"。 （编译：叶靖斯 责编：萧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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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4 11:16 PM PDT 我国新疆问题决非像某些人说得那么简单，凡是出现的问题只要归结于一两个人的责 任就万事大吉了；也非神秘得那么高深莫测，出现的问题统统都是无解的死结。其实改革之初，我党的拨乱反正方针已为我国破解新疆各类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各项政策、“党的若干历史决议”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既适合内地，也适合于边疆的民族地区，问题是原点要有发展，可 以不断改进，但不能“翻烧饼”。 本文想从《张治中回忆录》中摘录几点有意义的事实，给这些人当头泼几盆冷水，清醒清醒。 一、 张治中主政新疆是他一生极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讲：“1944年11月，伊宁发生了革命暴动，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组成 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国自近代史以来，长期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家，不但西方列强侵犯占据我国领土，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对我国东北也有特殊利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苏联插手策划此事，其出发点也绝非是对弱小民族的支援。上面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一度的目的是准备做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的。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成历史，“东土”力量断难死灰复燃，但完全可以借尸还魂，只要存在着外来的敌对势力和内部的分离力量，就可能形成一定市场，既便我党的方针路线正确，也只能尽量缩小其市场，完全根绝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别说实行了不恰当的做法了。从国家主权意识讲，“东土”是分裂祖国的毒瘤，但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支持三区人民，反抗盛世才统治，反抗国民党政权也是理直气壮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今天，我国和恐怖分裂分子较量已进入非对称的斗争阶段，其难度又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很大区别。张治中先生关于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是非常重要的，新疆的昨天和今天都有国外势力在起作用。 二、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九个月后，其军队前锋来势汹汹，直逼迪化(今乌鲁木齐)仅140多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同时分兵南疆，整个新疆陷于动荡恐慌之中，当时守备迪化的国民党部队只有六个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此时六神无主，急电蒋介石云：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 1945 年9月13日，张治中先生飞抵迪化，就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省主席。他一面激励当地驻军，保卫省城，以持援军，此时的战场性质已成保卫祖国领土的性质，他一面请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和苏联总领事叶谢也夫约谈，进行外交斡旋，前提是三区军队停止进攻迪化，双方展开和谈。后经莫斯科同意，苏联愿做中间人。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三区 “革命暴动”的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革命青年在1945年成立了“新疆革命青年团”，很快就和一些仇视祖国的反动分子划清了界线，逐渐掌握了三区政府的领导权，也愿意和国民政府接触，种种因缘际会，才促使三区代表和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张治中见面和谈。一场箭在弦上的恶战顿时变为 谈判。1946年，“新疆革命青年团”又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党”。其党纲承认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三区的革命领导人和张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 进步力量的合作才使双方停火，又组成联合政府，最终避免了新疆独立的危险。在国家统一，力护国家领土完整方面，张先生和我党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三、 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张治中代表民国政府提出《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其主导思想为：“遵循国文遗教与蒋主席之宣示，以扶植边疆人民自治、解除其痛苦，促进其发展，为解决事变之方针”，特提示十二条政纲。张治中先生不厌其烦地向伊宁等地代表反复说明了“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区别，竭力为维护国内多民族的团结而奔走努力。 1946年国民党军队攻占我军重要城市张家口，国民党当权派于11月15日强行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人民革命党”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开始阿合买提江等人提出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给予高度自治的提案，但最终收回了提案。“人民革命党”和联合政府中的核心人物阿巴索夫又借大会之机，曾多次秘密拜会中共领导人董必武，要求“人民革命党” 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由刘少奇同志出面给予答复，新疆情况还有待观察，“人民革命党”暂不加入，但同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送电台一部。“人民革命党”在这次会议上对外承认中华民国，维护国家统一，不提独立，但并未放弃自治权力，对内靠拢中国共产党，又参加了国内解放战争。就当时来说，这是处理民族问题，被压迫民族革命上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新疆人民的自治，国民党当然无力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新疆还是国内的一个省级建制的区域。张先生独其慧眼，他认为新疆省的名称：“新疆人民认为顾名思义，新疆是中国新开辟的疆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感”。张先生认为省名可改，“如新疆改为天山省，最为恰当”。由于可见，张先生接受新疆当地人民的意见，体察当地群众感情，不被教条束缚，从谏如流，让人敬佩。他关于民族自治的设想和我国民族自治理念的现实非常接近。 四、张先生关于“民族自治”还具有较广阔的视野。新疆有维、 哈、蒙、锡伯、柯尔克孜、回等十几个民族。他的眼光虽然在行省的范围上，但他明确认为：“省内民族自治，必须包含若干地区的别种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才能符 合民族自治的真义”。在这一点上，张先生突破了中华民国关于汉、满、蒙、回、藏的笼统概念，看到了不易看到的更加弱小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权益。 张先生把对民族自治程度与范围的认识提到宪法和宪政的高度去认识。他认为“应该采取列举的方式，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特别是国防、外交、经济、交通、司法具有全国性的，必须明文规定在中央政府职权之内”。这是否也是一种法律上的正面清单呢？正面清单具体、明确。我认为张先生的国家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我国实行 的民族自治制度并无根本冲突。 五、张先生在组建省政府，选拔官员时，遇到了大量矛盾。人们之间有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党派的矛盾，意识形态矛 盾等等。那时新疆就是自己民族内部也有尖锐的矛盾，如民族官员亲汉，则被有的人骂为 是汉人的走狗，有的官员亲苏，则被有的人骂为是苏联的尾巴。 张先生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任职的比例上曾有突破性的考虑。因为这是敏感话题，他特别选择在普遍关心的就业、失业问题上，才说到官员民族身份的调配比例的问题。他说：“现在第一步先在各级行政机关让出百分 之五十职位给各族人士，以后汉族干部出缺即由各族人士补充，以达到汉人占百分之三十、各族占百分之七十为止。”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能有如此襟怀，针对大汉族主义，张先生能够有对己严、对人宽的思维，实在让人敬佩。 六、张先生的传奇经历说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他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热情地介绍了地大物博的新疆，同时还动情地描述了民族同胞，他说：“新疆的人民太可爱了，我们在迪化街上看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多么漂亮俊秀，他们伊斯兰教的精神，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健康活泼的民族观点是多么吸引人呢？……他们各族人民不打牌、不抽大烟、天天洗澡、清洁卫生，这些好习惯都是汉人不及的。”他参观南疆时，又丰富了他的观感：“我们还看到南疆人民诚笃的个性，刚健的体格。 长寿的很多，到处看到大胡子的老者，长髯飘过胸。当然也看到南疆人民生活的困苦，即在县城之内，穿着整齐的亦只是少数，大多破绽旧衣。妇女还有罩面纱的风俗，不敢抛头露面。” 张先生对新疆的感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浓厚的民族浪漫文化气质，其情操是高尚的，值得今人学习。新 疆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把新疆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终因生命所限，他无法看到新疆今日经济发展的变化。各族人民渴望民族团结，愿意展现各自的民族风采，希 望通过和平勤劳的汗水共建我国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张先生和全国人民的理想完全是一样的。 七、张先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忠于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黄埔军人，他在内战时期没和红军打过一次仗。卢沟桥事变后，他统领全副德式装备的精锐师团，首先向驻上海虹口日军开火交战，作为政治人物，他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攻击，集中一点就是说他治疆软弱，他表示“礼让不是屈服，容忍不是示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调换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三上延安，陪同毛泽东飞赴重庆，包接包送。1946年初，他和周恩来、马歇尔同在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他那时穿着国民党二级上将的笔挺军装，看见周恩来也穿着一件自制的上将军装，张先生连连说：“应该，应该”，表示赞许。他下命释放了我党被关押的131人和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并四次勇敢向蒋进万言书，反映百姓苦难，军队厌战的情绪，坚持中国和平、民主建国发展的新方向。 1949 年4月21日，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作为南京方面和谈的首席代表张治中，最终脱离了国民党政府。脱离南京政府前，他曾对周恩来同志讲：国共 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共产党的成功胜利，用不着我们恭维。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张先生治疆观念及个人坚持国共合作的信念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并有现实意义。 八、新中国建国后，他的建国热情，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和对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企盼，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经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国名、国旗的确定，他起了关键作用。他崇尚法制，更关心法律的落实。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了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必须年年视察反映民情民意的议案，被大会采纳，写入宪法。 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痛苦地生活在“文革”岁月中。他每天关心的问题，就是“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一次他坐着推车参加天安门活动，对毛泽东同志讲： “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的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毛泽东倏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也不无感情的说： “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先生也从推车上慢慢站起，但默默无语。在此阶段，他分别为彭德怀、刘少奇写了辩诬信。 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始终关心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和政治、经济、民生的关系。这点，我猜想他是彻底失望了。他没有活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更未想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还会占据世界的第二位。如果他看到了，还是我的猜想，他还会进言、进谏提意见。 1986 年5月，我作为中央整党委员会西北联络组成员到了新疆和田，亲眼看到维族人民在高山、沙漠中修建的引水工程，气势宏伟，难以想象。又听整党办的同志介绍， 新疆和田的公路盲肠县民丰，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那天，开始了十一公里穿山引水工程的动工。“文革”搞了十年，他们凿山 引水十年。以至整党时，这里既无走资派，也无造反派、保守派。张先生主政新疆时曾就新疆经济向南京建言：“倘能积极开发，以适应人民生活，使其改善，其可 日进于康乐优裕之境，坚定边民内向之心，当收实惠民生，巩固边围之宏大效果，尤其对国防资源关系特大，实非亟谋经济建设之积极推进不可。”当时国内解放战 争已起，他还推动了组建“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的工作，拟定了“第一期建设计划纲要”，修建了几处工程，其工程的财力、规模、技术简直无法和今日新疆相 比。又和邻邦开展了贸易、经济、文化活动，并影响了建国初期西北军政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正是党外诤友张先生对我党领导未来，奔向民富国强最热忱的希望。 九、《张治中回忆录》是张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六十年个人历史的自述，毛泽东曾一口气读完此书稿本，1983年由邓颖超作序，1985年出版。邓颖超说此书“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毛泽东说看此书“高兴”。高兴不在张先生的世界观上，而在其作品的“气氛”上。当前我国社会总 有不少暴戾蛮横之气，妨碍人们讨论问题，人们共识的公约数总要越大越好嘛！ 最后顺便问一句，当我国遭到境内外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残害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矛头到底指向谁呢？如何清晰区分各种法律、政策界限，千万不能起到恐怖分子无法起到的作用。不要人人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何不多多学习一下张先生修身治国的道德修养呢？网上发这种杂音、噪音的人，也要不断减少才好。昆明3.01恐怖事件后，写出此文，不刺激吧？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10, 2014, 6:19:08 AM4/10/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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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8:37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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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5:37 PM PDT
王霜舟 2014年04月08日台湾台北——杨诗伟（音译）承认，自己本不太可能成为一项两岸贸易协议的反对者。这名27岁的台湾籍银行高级职员曾在中国大陆南部广州市的贸易公司工作过一年，亲眼见证了毗邻台湾的这个庞然大物正在经历的快速增长。他说，如果台湾想要在经济上拥有竞争力，它就不能避开大陆。 “我去过大陆，我看到过那里经济扩张的速度是多么快，”他说，“我认为，如果台湾要追赶大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和大陆合作。” 然而，中国大陆又是如此特殊。长期以来，大陆一直声称台湾属于中国，这让许多台湾人怀疑，是否应该迅速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下简称《服贸协议》）。该协议将在数十个行业放开海峡两岸投资。台湾对该协议的抵制意味着，大陆通过强化经济关系来讨好台湾的策略可能正在失去效力。 两岸的半官方机构去年6月签署了该协议，但协议的正式批准在台湾立法会中遭遇了强烈反对。3月18日，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强行将该协议从委员会通过、送立法院审查一天之后，大约200名活动人士，其中多数为大学生，冲入并占领了立法院，直到周一才宣布，将于本周离开。 在静坐示威期间，立法院的墙壁上贴满了支持非暴力、谴责台湾总统马英九处理《服贸协议》方法的海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画像周围贴着一张手写的计时牌，记录着学生们占领立法院的小时数。 抗议者周一同意结束示威，此前一天，立法院长王金平来到了被占领的议场，提出了一个关键让步。他说，在立法院重新考虑《服贸协议》之前，将通过一部允许立法委员更加严密监管两岸协议的法案。作为院长，王金平负责召开党派间会议，这些会议是安排立法议程的强大工具。 学生领袖陈为廷在宣布结束占领的记者会上说，“许多人问，如果你们离开，难道不会失去谈判的筹码吗？实际上，我们说过的一切，以及我们的所有影响力，已经让这次活动从一场学生运动扩展成为全民运动。” 在静坐示威期间，另一名学生领袖林飞帆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从未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占领活动。这是台湾第一次有人像这样去占领公共建筑物。” 林飞帆今年25岁，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他指责国民党没有听取选民意见，背弃了对贸易协定进行逐项审查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占领立法机关的原因，因为它不再代表民众了，”他说。 3月23日，当一些示威者试图扩大抗议活动，占据政府的主要行政大楼时，防暴警察强行驱散了他们。前来的警察使用警棍和高压水枪对付示威者，导致150多人受伤。 虽然很多示威者及其支持者表示彻底反对这个贸易协议，另外一些人则愿意跟中国签订某种形式的服务贸易协定。最普遍的抱怨是这个协议匆匆草就，几乎没有留机会给公众审议。示威者说政府在进行“暗箱操作“，并把这次抗议称为“太阳花运动”，意指阳光和透明度。 他们指责马英九没有就民众对这个协议的猜疑做出充分解释；马英九在任六年来，一直在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推向更深层次。示威者说，跟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有最高级别的监督和透明度。 “一般民众不敢跟中国就任何事情签字，尤其是在不完全知情的时候，”银行业者杨诗伟说，他3月30日也走上台北街头，参加了多达50万的人的游行活动。“我们不反对与中国进行贸易。我们怕中国接管我们的国家。”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内战中获胜，委员长蒋介石带领吃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华民国宣称自己是大陆的合法统治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自称是台湾的合法统治者。随着台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实行民主，长期遭到压制的台独呼声也开始冒头。 中国应对这些愿望的方式往往是威胁。1995年和1996年，时任总统李登辉越来越活跃地支持台湾人身份，作为回应，中国大陆朝台湾海峡方向发射了导弹。从2000到2008年，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经常指责时任总统陈水扁的台独路线，而且在2005年，中国还通过反分裂法，要求在台湾正式声明独立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2008年，主张与中国大陆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马英九当选后，双方开始签署一系列经济协议，包括201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马英九执政的六年间，两岸贸易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去年达到1970亿美元。台湾曾经罕见中国游客的身影，而去年从大陆到台湾的游客增至近三百万，台北101摩天大楼和蒋介石陵寝这样的景点挤满了大陆旅游团。 服务协议将开放80个中国产业供台湾投资，而台湾向大陆开放64个产业，马英九称，这表明中国在协议中做出的牺牲更大。他举例说，研究调查显示，该协议将带来1.2万个工作岗位，并让服务业出口额增长3.94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到去年相关双向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他说，台湾已经落后于该地区的一些竞争对手，比如韩国，而且不批准这个服务贸易协定会削弱台湾加入其他经济协议的能力，比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但推动与中国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却触及了台湾的一些敏感神经。 “两岸贸易额越大，普通公众也就越担心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黄奎博说，他曾在马英九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担任政策顾问。“我认为情况非常明显：中国大陆很努力地在收买台湾的人心，赢得台湾人在经济方面的支持。但我不认为这种策略真的有效。” 台湾对中国的认同感似乎在下降，而不是感觉跟大陆更接近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选举调查中心对于“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研究显示，在马英九任总统期间，认定自己是台湾人的民众人数飙升，达到了去年年底的57%。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心。”该校的两岸关系专家童振源说。 “关键是，如果台湾跟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签订同样的协议，都不会有问题，”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University of Nottingham’s 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Jonathan Sullivan)说。“但是，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关系。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台湾和平繁荣的唯一途径，其他人则认为它对台湾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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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4:38 PM PDT
我小時候從飢荒中的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飢餓的絞痛刻骨銘心，我清楚經濟富饒的好處。我逃離的那地方空話連天，警惕了我對實務的虔誠。幾十年市場上事業的掙扎鑄造我成為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我看到的世界只有自由市場，繁榮和機會。我沒有看到繁華錦繡背後的一片空白，我沒有看見熱血心中的慈悲。 我現在看到了。我的心今次被太陽花學運學生的情操電擊，擊退了我良知的麻木，也點燃起我心裡的火，照亮了麵包以外人性的另一方。我看見尊嚴比身體實在，我看到活在沒有尊嚴的繁華殘墟裡將來的悲哀，我霎然醒覺。我聽得太多「愛台灣」，我沒了感覺。這次沒聽過誰說愛台灣，台灣人愛台灣的火焰卻照亮了世人的心窩，壹傳媒有幸置身其中，我有幸參與了台灣人的新時代。台灣人，你感動了我。年輕人，你感動了我。 我相信台灣閉關只會陰乾。我相信台灣的政治社會制度是致命的武器，台灣人可以扮演 David，拿這武器當頭向 Goliath 的中共擲過去，中共會死去活來。中國巿場的名利吸引，令台灣不斷流失人才，抽乾了台灣人才也等於削弱了台灣的經濟效益。台灣過去十六年薪金的消費水平有減無增，主要是過去十六年台灣的精英不斷往中國大陸跑，人才跑掉了，企業沒有了管理和技術人才，生意及勞工不斷 under-managed，效益不增反降，薪水何來膨脹的空間？我相信台灣的生路是經濟對外完全開放，尤其是對中國大陸。台灣經濟接合了中國市場，有了同等的批量效益，台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優勢便清楚活現眼前，不僅會吸引台灣人才回流，也同時會吸引到中國的精英，為了台灣制度的保障，以台灣作總部，台灣便成為中國經濟的矽谷，中國精英的薈集區。 我現在仍相信這經濟原則，但我已不再相信人只有經濟原則，尤其是台灣人。太陽花學運是台灣人民族意識的盪漾，是一個民族的自尊灌注到他們意識血液裡的漣漪，默默中，民族尊嚴成為了他們共同的直覺。這些青年向世人的良知 make 了個 waking-up call。我也醒覺了，我看見台灣人站立在民族尊嚴的高地上。  這次學運看見台灣人站立在民族尊嚴的高地上，讓人醒覺。 ——台湾苹果日报，2014年04月10日 作者：黎智英（壹傳媒集團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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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4:07 PM PDT 【张铁志脸书：這次反服貿運動最大的意義之一，是打開了一個新的辯論，關於台灣民主和兩岸政策的辯論。是的，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是大家的事，我們應該在各個領域去思考服貿或者和中國的相關政策，以下文化界的朋友發起了一封信要和龍應台對話。】 文化為社會之根本，有如土壤與空氣。而文化界，則泛指文化生產的各個部門，深度依賴手工、眼睛、思考、批判與對多樣化世界的理想，多數從業者在高投入與不那麼相稱的報酬中，通過創作、評論、教學、編輯、出版、印刷、發行、傳播等等，為整個社會提供精神糧食，維繫與刺激知識的推陳出新，心靈的蓬勃運作。是的，正因為文化界為「精神」服務，歷來為政治控制的必爭之地，當然也正是所有珍惜臺灣多年來血汗奮鬥得來的多元與自由的人們，無論如何都要保護的領域。在國際經貿談判場上，有所謂「文化例外」（L'exception culturelle）之說，認為文化屬於特殊範疇，不能與一般商品一概而論，以確保文化的多樣性。 再者，文化界的工作與生產，環環相扣。印刷、發行、通路能影響創作、編輯、出版，特定的經濟力量或者國家力量，能通過控制印刷、發行、通路，而操控編輯、出版、創作的形式與內容，這在兩岸的現當代歷史均有多例可循，殷鑑不遠。出版審查、開天窗一類的情事，所在多有，更嚴重的是造成所有文化界從業人員在國家審查之前先行自我審查，人人內心有個小警總。自由很難爭取，可是卻可以很容易地因為金錢而賣出、因為政治強力而喪失。這是曾經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現實，絕非想像的恐懼。當然，許多不容易與思想領域有涉的圖書、許多擁有高象徵資本的文化人，還是可以兩岸暢行無阻；但是，爭取自由，本來就是為了那可能存在的異見謀求不被打壓、不受威脅的空間，就算只是一粒沙。 因此，當前的兩岸服貿條例中，關於文化界相關範疇，雖然只開放印刷、通路，而未及於出版，並不表示就能夠切割開來。對岸印刷業只允許國營，出版圖書必須取得書號，書號屬於國營出版社，雖然有若干小型出版體存在，仍需要購買書號。若對岸以國家資本前進臺灣，我們的中小型印刷業者何能生存？通路如何保持政治中立？臺灣雖無書號制度，卻有可能受到反向操控，寫作者也許可以繼續自由地寫，但是恐怕不是什麼都能自由出版、販售與流通──誰願意像蘇珊．宋妲（Susan Sontag）筆下不世出的傑出俄羅斯作家茨普金（Leonid Tsypkin）那樣，在黨國監控下只能創作「寫給抽屜的小說」，生前根本不曾看到自己的著作發表？國家資本的威脅與必然的監控細緻化、內化，這已經不是「有沒有競爭力」、「敢不敢競爭」的問題。 我們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承認，兩岸服貿條例中放入印刷業，自己根本是最後一刻才被告知。連主管國家文化範疇的一級部會長官都受到如此對待！我們無法想像，過去曾以「野火」啟蒙過整個世代的龍部長，能夠接受這種現況。可是，文化部的存在，難道不是在替文化界服務、盡到保護與爭取的責任嗎？文化部難道不該具有前瞻性與洞見，站在文化界的立場思考，而非站在掌權者的立場思考？即使龍部長說，當作家和擔任政府官員，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事情，可是，那並不表示理想因此可以更動、信念因此可以妥協。難道不是這樣嗎？還是，部長的內心只經沒有火種，只剩下了如何遵從主子的意志，並視之為義務？ 我們熱切期待龍部長以知識分子的高度、以文化界同路人的角色，為我們爭取權利、解答疑惑、消除恐懼。正如部長所言：「這不是經濟議題，事情比經濟還要深層。」文化界本來經營的、在意的，就是這個「深層」。無論是挺服貿、反服貿、不反服貿的立場，我們都期望文化部和龍應台部長： （一）更能發揮文化部的功能與維持尊嚴，在任何與文化界相關的兩岸法條制定時，都能先和文化界充分溝通，並真正盡到法條制定過程的監督職責。 （二）能夠認知到出版、印刷、販售通路等，乃是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並不是不歸文化部管的就與文化無關。龍部長身兼作家、公共知識分子，素來與文化出版界熟悉，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攸關，所謂「出版沒有開放」、文化部就不需有任何作為，只是卸責之詞。 （三）擱置甚久的「圖書統一售價」法案，是獨立書店、小型出版社能夠存活的屏障，同時也能避免低價傾銷造成圖書市場崩壞。立法進度如何？文化部不能再迴避！請龍部長給出時間表。 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0407234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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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3:14 PM PDT 昆明血案已经过去一个月有余，网上不乏询问调查进展的声音。八九学运的代表人物吾尔开希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警告称，出于绝望，维吾尔人的对抗正在上升。  （德国之声中文网）"谁开始的恐怖，又是谁将他们（维族人）置于这一境地?"吾尔开希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在备受关注的北京、昆明暴力事件发生后，这位流亡维族民运人士将近来的动荡归咎于北京。 德国之声就这个采访向吾尔开希求证，他对记者说，他承认昆明事件的恐怖性质，但维吾尔人也确实被逼上了绝路。 昆明血案后，新华社、央视等国家媒体曾表示，要明确区分维族民众和恐怖分子。官媒央视评论员事后称，昆明暴恐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滥杀无辜者仅仅是维族人中少数的分裂分子、极端分子、恐怖分子"。 不是民族问题？ 多年来，资源富饶的新疆时而发生动乱，而中国当局一般将其定性为受疆独分子挑唆。然而过去针对平民的攻击非常罕见，这在最近发生了变化。 今年3月1日，一群持刀的蒙面暴徒在昆明火车站杀害29人、致伤143人。这一血腥事件在中国掀起了众怒， 中国国家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的"9・11"。事件发生后，联合国以及美、德等西方国家都对血腥暴力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一些德语媒体表示，这体现了中国新疆政策的失败。  昆明事件后，民众展开自发纪念活动，各地对于维吾尔人的检查也增强了 在3月初的中国两会上，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否认了从新疆地区向外蔓延的暴力恐怖事件是新疆实施的严打造成的。他将原因归为国际恐怖活动上升。另外"翻墙"等信息技术手段也造成暴恐事件上升。 目前昆明案已经宣布告破。然而除公布作案嫌疑人姓名、宣布现场发现"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细节外，中国当局没有公布有关新疆分裂分子制造了这起恐怖袭击的更多背景信息。马航飞机失踪后，针对昆明事件的讨论有所降温。然而网上仍然不乏声音问道， "昆明案调查得怎么样了？" 很多疑问仍然没有答案 早在去年10月的天安门广场汽车冲撞事件时，一些人权组织和学者就曾质疑官方信息的公开透明。当时中国官方称，这一造成两名路人死亡事件的背后策划者是伊斯兰组织"东伊运"，却没有公布支持该结论清晰有力的证据。 目前生活在台湾的吾尔开希对法新社说，这两起袭击可能只是个开始。"当昆明火车站的8人开始袭击路人时，他们没想活命，这是一次自杀性袭击。"他说，是彻底的绝望让维族人做出这种行为。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吾尔开希 一些人权组织称，造成新疆紧张局势的因素包括文化压迫、侵入式的安保措施以及对新疆的汉化，这些因素导致该地区数十年的民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一年一度的美国人权报告说，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官方严厉镇压"，其中包括侵犯他们的言论和宗教自由。 北京方面则表示，中国的新疆政策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地区繁荣，促进了多民族的和睦相处。 然而，"和睦相处"在近来的血腥事件后变得更难了。 不信任的高墙 "我不会让他们（维吾尔人）上我的出租车。他们都吸毒成瘾，在新疆以外，没有人信任他们，"一名昆明的出租车司机在昆明血案后对法新社说。"他们是麻烦，大部分人之前已经这么想，你能想象人们现在怎么想。" 在昆明事件后， 长期关注新疆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力雄对德国之声表示，他很忧虑对维吾尔人的负面评价会演化为种族矛盾。他说，"恐怖主义应该谴责，但也要反省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没有触及"。 吾尔开希对法新社表示，双方的互不信任把维吾尔人与剩余的中国分割开来，没有留下建立共同基础的空间。他同时表示，国际社会对于延续局势也承担责任。他们优先考虑与北京的生意往来，而不是关注人权。"一旦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西方世界……做决定时以经济利益为先，也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 来源：法新社等 综合报道：万方 责编：乐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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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3:09 PM PDT
习王会不会真的动李鹏，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习王不可能真的打李鹏，如果真的打，那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胡锦涛、温家宝等怎么办？虽然打李鹏大老虎不可能，但通过打击电老虎，削弱李鹏家族在电力行业称王称霸的势力，却有可能。不过，这种打击力度会很有限。 另一种看法是，习王反腐几乎没有退路，如果他们选择退却，他们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能最好的下场，就是碌碌无为但平安混过任期，然后灰溜溜下台，习王显然不甘心如此。如果习王选择硬挺，虽然非常困难，但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应是习近平上台后急于扩充个人权力的基本原因。 在笔者看来，与其猜测习王会不会真的动李鹏，不如分析习王反腐为何直指这个"退休老领导"？笔者以为，习王此举是经过一番算计的，主要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借力打力，收获民意；二是敲山震虎，虚晃一枪。 关于第一个目的。自从李鹏家族被中纪委关注的消息传出，网上就传来一片叫好声。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李鹏家族的口碑，恐怕是高层家族中，最臭名昭著的。上世纪80年代，李鹏依赖政治靠山，登上了权力高峰，从副总理到总理，做了二十年的政治常青树。在这二十年中，北京老百姓对这个无能无德、鲜有建树，但在"六四"屠城中大显身手的总理，相当嗤之以鼻。有调查显示，近乎九成的北京老百姓不买李鹏的帐。 李鹏学的是电力，熟悉的是苏式体制，既不懂国家现代化管理，也不懂改革，于是把政治生命押在那个和他的专业密切相关的三峡工程上。偏偏这个工程上马前就被专家否定，上马后又状况频出，而它的未来可能凶多吉少。瞻前顾后，李鹏不得不专门在他的日记中特别指出，三峡上马是由邓小平拍板，江泽民主持，就像他在日记中，把自己在六四屠城中起的重要作用，推得一干二净一样。 然而，机关算尽的李鹏，这一次却无法将其子女利用三峡敛财的疯狂与贪婪，推得一干二净。海内外的各种报道显示，李鹏儿子李小鹏和女儿李小琳，既要做大官又要发大财，把三峡和电力行业作为牟利机器，吃相太贪，声名太坏，民愤太大。一些中共元老批评李鹏"把电力部门当作自己家后院"，而他的儿女，则把中国当作自家私产，予取予求，是官二代中贪婪的典型。 习王的反腐游戏算准了这一点，拿这一家人开刀，借力打力，可坐收平息民愤、收获民意之最大效果。但是，如果动作太大，超过元老们的容忍度，习王反腐的成本就会骤然升高，其执政也会面临风险。 因此，他们的第二个目的是，敲山震虎，虚晃一枪。这次剑指李鹏家族，肯定会引起和李鹏同命相怜的高层人物及其家族的反弹。《金融时报》中文网4月1日刊文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江泽民上月向习近平发出了明确信号，称这场反腐败运动的步伐不能搞得太快；胡锦涛也对反腐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 显然，习王不能不顾及这些中共元老的感受。这应是周永康一案迟迟不能公布的主要原因，也应是习王反腐直指"退休老领导"，却不能破釜成舟，只能虚晃一枪的主要原因。所以，习王不会触动李鹏，但会狠狠敲打其子女，警告那些肆无忌惮敛财的红二代、官二代及其背后的高层人物。 习王此举是为了救党，而中共元老不希望大动作反腐损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在这方面，习王和元老应已达成共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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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pr 2014 01:1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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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11, 2014, 6:48:54 AM4/1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余华：时隐时现的文革历史
- 纽约时报：中国何日告别东方专制主义？
- 邓聿文：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 我们一定会坚韧，我们一定会努力――新公民运动网站发刊词
- 张宏杰：嘉庆除掉大老虎和珅后没预料到的事
- 高新：开除郭永祥离法办周永康还有多远？
- 林培瑞：面對服貿中國因素 台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
- 晴朗：追究楼房倒塌背后的责任链（附叶檀：谁为低劣建筑买单？）
- 李直：打「老老虎」 中國政治生態在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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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7:07 PM PDT 图：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集体身穿文革时期红卫兵服装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2014年04月10日1970年，安徽固镇的张红兵只有16岁，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黑暗的文革时期，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年的一次家庭内部辩论中，母亲方忠谋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张红兵和父亲立刻去检举了方忠谋的反革命言论，方忠谋当天就被抓走。 张红兵仍记得母亲被前来抓捕的人用绳子紧紧捆住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两个月以后，母亲以反革命罪被枪决。 1980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暨文革结束的第四年，方忠谋被平反，当地法院认定文革时的判决“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红兵和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回避谈及这件事情。直到父亲离休后才第一次和张红兵谈起此事，父亲说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2013年，中国媒体报道了59岁的张红兵的悔恨。张红兵说自己多年来时常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他很多次梦见母亲，他说：“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为什么张红兵的梦境里母亲方忠谋从来不和他说话？我觉得方忠谋不是要惩罚儿子，方忠谋知道这不是儿子和丈夫的错误，而是当时执政者的错误。她在等待来自执政者的真诚道歉，她和所有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亡灵一起在等待，她已经等了44年。 最近几年，一些人因为在文革期间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别人，开始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受害者道歉。这些忏悔者都已经退休，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反人性时代里所犯下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近几年出现的肯定文革的声音感到不安。所以，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恶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可是这些忏悔者的声音是微弱的，在充斥着国际危机、国内事件和娱乐体育新闻的网络上，这些声音总是转瞬即逝。 与这些有良知的忏悔者不同，共产党总是能够轻松原谅自己执政64年中犯下的错误，而且努力抹去这些错误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社会出现过强大的批判文革的声浪，但当执政者意识到这样的批判已经影响到自身的权威时，很快将其压制下去，仿佛没有发生过。 因此官方的话语里没有真实的文革历史，它只在民间的话语里时隐时现。 现在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在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丛生、杀人抢劫、吸毒贩毒、拐卖人口、占用耕地和强拆房子等等丑恶现实之时，气愤和无奈之后开始期望回到文革时代。因为在那个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政权高压之下没有这么普遍的社会问题和这么尖锐的社会矛盾。 由于官方长期以来对反思文革思潮的压制，文革之后出生的人不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前年6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集体身穿文革时期红卫兵服装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文革似乎是一场娱乐大派对。精明的商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开始借助文革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去年8月，我在杭州的机场高速公路上看到文革式的巨大广告牌，一个LED照明广告，一个女红卫兵伸出双手喊道：同志们，我来啦！ 钓鱼岛争端激发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日情绪。2012年9月，中国50多个城市出现反日游行，日系车和日式餐厅被砸，日企被烧。与此同时，大量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在中国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拍摄。有个笑话说：中国最大的抗日战场不是淞沪会战和长沙会战，而是横店影视拍摄基地，那里被杀死的日本鬼子已经超过现有日本人口。 日本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让中国人感到愤怒，中国政府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也应该反省。我们一直警告日本，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那么日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我们也应该警告自己，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我们也有可能重蹈覆辙。 今天的中国，肯定文革并且希望返回到文革时代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中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愿意回去，他们中间不少人因为不满现实开始期望一场革命。当然，他们期望革命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的不满，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这三十年来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愤怒。即使在否定文革的人中间，也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流行起了这样一个观念：文革的错误只是发动时间上的错误，文革应该在今天发动。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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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6:50 PM PDT
作者 狄雨霏 2014年04月10日在西方世界，“东方”(Oriental)一词的使用，从政治上来说已不再正确。但不管在哪里，“专制主义”(despotism)一词都还没被淘汰。 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学者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一本书名：《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眼看又一周的重大政治审判——至少五起——密集地展开，这本1957年的经典著作不禁涌现在脑海中。（这本书提出，特定的“东方”社会可以通过开发大型的水利工程将巨大权力集中在一群专制精英的手中。该书至今读者众多，在各地反复再版。） 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过去已近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5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已103年（当年，“Oriental”一词还没有因为暗含“他者”和种族歧视的言外之意而不受欢迎），而这样无休止且高调的政治审判却为中国和世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这个国家为其崛起而狂欢之时，它是否能够或愿意抛弃其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 周五，一家法院将对律师和活动人士许志永的上诉做出裁决。一月，许志永因为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获刑四年。 这项罪名源自他在发起新公民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新公民运动让普通人有机会对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表达不满，很快受到了欢迎。对许志永和江西活动人士刘萍等人的抓捕让这一运动在萌芽状态即被终结。刘萍的家人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要在判决结束的六个月以后，即6月份，再公布对刘萍的判决结果。 其他将在本周受审的包括共开倡导公示官员财产的丁家喜、李蔚、赵常青和河南的基督教会牧师张少杰。所有人都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的。这项臭名昭著的罪名如今不仅被用于维权活动人士，也被用在普通人身上。甚至是聚集在一起对于她们孙辈所受伤害表示不满的妇女，也请求政府不要因为她们站出来说话就以这项罪名指控她们。最近暴露出的丑闻显示，一些幼儿园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学生喂食抗病毒药物，之后这些妇女便开始进行抗议。 这些审判开始的几天前，有四名律师说，被禁宗教运动法轮功的信徒被剥夺权利，而他们则因为试图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而遭到了黑龙江警方的酷刑折磨。而这些审判也让人想起1月份对八位活动人士的类似审判。事实上，正如权益组织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所称，在中国，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活动人士被捕、遭受酷刑、受到审判和失踪的情况。 这就是魏特夫在《一个强大的东方专制政府》(A Stronger Oriental Despotism)一文中谈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所说的：它们有“一个比社会强大的政权，一个大权在握的管理官僚体系，以及在政治上被压制成一盘散沙的民众”。 魏特夫年轻时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后来开始高调地反对共产主义。中国出了一些关于他的学术类书籍，但是要想找一些中国学者来评论该国如今的专制主义，却并不容易。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其国内的压迫氛围已进一步恶化。 于是我转而求助一处许多中国人每天使用的资源，它颇具代表性，能体现出普通人在查询与魏特夫相关的信息之后能了解到什么：搜索引擎百度的“知道”是一项颇受欢迎的服务，人们会在那里提出与回答问题。 贴出的问题是：东方文化里面由专制主义培养出的思想是什么？ 这里是一项2011年做出的回复： “在中国，魏特夫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到1989年才有中译本，并且马上遭到左派学者的围攻。三四年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还组织十几位大陆学者专门出书，批判魏特夫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可见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魂依然存在。”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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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6:26 PM PDT
美中关系让人闻到了一股山雨欲来的味道。近日，在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热点问题上，美国都毫不掩饰“敲打”中国的态度，似乎刻意选择要和中国“对着干”。 例如，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副总统拜登4月5日在白宫接见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和民主党前党魁李柱民等香港反对派时称，美国将持续支持香港的民主和高度自治。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美防长哈格尔6日在与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及安倍首相举行的会谈中，一再强调，美方认为钓鱼岛在日本的实效控制下，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反对任何以力量对抗改变现状的做法，将履行承诺，协助日本抵御任何的军事侵略，保护日本的安全。双方还表示，要共同牵制中国。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1日在国会听证时，把中国力压朝鲜作为美国从中国周边减少驻军的交换条件。哈格尔访日时又宣布，美将在2017年前增派两艘核潜艇，以应对朝鲜威胁，实际是增加中国周边驻军，施压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发力。 在南海问题上，同样是拉塞尔，称克里米亚模式可能成为中国在南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获取领土的先例，东南亚国家对此感到担忧，中方不应误判美协防盟友的决心，应承诺和平解决领土争议。 在中菲仁爱岛争端问题上，美公开支持菲律宾的军舰补给，国务院3月30日发表的声明称，美国重申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相关国家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包括恐吓和胁迫。这明显是在为菲律宾打气。 对于美方高分贝批评中国的言行，两位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常万全本周在会见到访北京的哈格尔时直言表示不满，望美谨言慎行，管束日菲，火药味十足。 美国高官为什么要在此时反常地“围剿”中国？是因为奥巴马即将出访日韩菲三国，需要给这些盟友一点交代以示支持？还是在克里米亚事件后，美国经过短暂的政策评估，决定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若是前者，这将只是一种短期现象，随着奥巴马访问的结束，美国对华表态将回归常态；若是后者，这预示着美国对外政策转向的争论已经结束，美国并没有因为克里米亚入俄而把俄罗斯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中国依然“不幸”成为美国对外政策防范的主要对象。 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入俄后，中国战略界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俄罗斯将会替中国抗起反美大旗，美国会把俄罗斯看作主要敌人，欧洲将再次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中国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将因此减少，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或将改弦易辙，实行不下去。 客观而言，在美国开始对俄采取系列制裁后，中国的战略压力多少会减轻一点。但是，乐观者显然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迄今对后者没有太大杀伤力。这固然是因为美国忌惮俄罗斯的报复，但也说明美国并未当真要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否则它会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制裁会比现在严厉得多。中国战略界误判了克里米亚公投对俄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是个战略大师。尽管受制于两党政治和竞选压力，有时明知不对也不得不如此，但在关乎谁是美国未来的对手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美国决策者和他们的智囊肯定会三思。当舆论普遍预测美国这回会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时，一些学者就警告美国不要把中国撇开。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领域的著名鹰派学者米尔斯海默，就在《纽约时报》上刊文，指出美国不应在乌克兰问题上浪费精力与俄罗斯周旋，“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来帮助处理伊朗、阿富汗问题，并最终遏制中国——这个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 如果美国决策层接受米尔斯海默等人的看法，一点也不奇怪。相对中国，俄罗斯挑战美国领导权的资本，除了军队和核武器外，其他不足为虑。可中国不同。中国的经济实力、能源需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对美国都是威胁。即使从军队来说，中国近年国防预算大幅增长，部队武器装备飞速改善，若干年后对美军也是个威胁。另外，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存在领土纠纷。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国家竞争的基础是经济。根据学者预测，按照目前中美两国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在大约1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一旦中国成功崛起，中国代表的发展道路将是对迄今为止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方发展道路的颠覆。对有着传教士精神的美国来说，这是不可承受的。 美国决策者们肯定也不会忘记小布什的教训。小布什在其总统首个任期内，本来确立了围堵中国的战略，可惜“9.11”改变了一切，美国10年反恐，放松了对中国的戒备，结果使得中国在这10年里得到了飞速发展，以致重新再来围堵中国时，要花费比10前大得多的成本。若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等于是给中国又一个10年发展期。美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家们不会再犯类似错误。 因而，也就有了拉塞尔上述借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其实不只拉塞尔，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最高长官丹尼罗素说得更直接：“俄罗斯的银行、盟友及其他领域受到的报复性制裁正在逐渐加码，对这种制裁措施的预期应该能让任何可能会将克里米亚的吞并视为模板的中国人冷静一下。”美国高官的相继表态，无非是要给中国和中国人打预防针，不要把美国看作“纸老虎”，美国维护盟友利益的决心不能轻视。 目前美国制约中国有很多“杀手锏”，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朝鲜问题上，美国都可以使中国难堪，但它们还不至于让中国受到重创。美国手头还有两张“王牌”，一是利用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矛盾多发，民众和执政党冲突和对抗加剧的现实，以民主为武器，推行颜色革命；二是利用美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控制权，阻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美国在世界贸易领域的三大谈判中，都掌握着控制权。它们分别是跨大西洋谈判、12国参加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以及20多个国家旨在重定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目前中国在这三大贸易谈判中都被排除在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顺利，就必须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制造和服务双为主，但中国未来若不能进入服贸谈判领域，经济转型就很难成功，这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并引发社会问题，最终导致总体性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崛起也将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不能错估美国将中国树为全球对手的长期战略。但这是否预示着中美全面冲突即将来临，还不能确定，因为还要看中国的反应。但不管怎样，化解来自美国的围堵，无疑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2014年4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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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4:37 PM PDT
新公民运动网站上线了。 而在线下，在北京，我们的新公民同仁：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张宝成、李蔚正在受难，对他们的非法审判正在进行。随即，在湖北，在江西，在全国各地，对其他新公民同仁的非法审判，也将陆续开庭或宣判。当局对新公民运动的持续打压，对新公民同仁的系列迫害，至此达到高潮。但是，当局并没有如愿以偿，新公民运动没有失败，更不会终止。 一个半月之前，教育部终于承诺，三十省随迁子女可异地高考。至此，新公民运动推动的教育平权，显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四个多月之前出台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则承诺要“积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所谓有关事项公开，就包括了财产公开。对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当局最终还是不能不有所回应。 至于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在打压最严酷之时，在最为风声鹤唳的北京。 跟过往一样，当局有能力迫害所有敢于提出问题的公民。但跟过往不一样，他们已经没本事回避问题本身，他们已经没本事完全视公民诉求为无物。社会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不惜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不惜以自己坐牢为代价，来带动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来造成压力迫使当局让步，迫使其调整不公不义的公共政策，倒逼体制的变化。这条和平抗争之路，和平变革之路，即新公民运动的路，许志永们已经趟了出来。 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不是空谈反对，而是回到社会，向下扎根，与普通人的生活对接，带动千千万万普通人争取和捍卫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堂堂正正做公民。这种基于生活的反对，具体的反对，是不可能被战胜的。社会给了它深厚的基础，生活赋予它磅礴的力量。构陷、迫害、强行打压不仅不可能有效，反而不过是焠钢的烈焰。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良知的事业都曾历经坎坷，受难是所有良知事业必修的功课；新公民运动也不可能不受难。因为良知而受难，是它的荣耀。因为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义务当真，因为践行自由、公义、爱而受难，只能更证明这个体制和制度的荒诞，只能更证明这个体制和制度必须改变。 事实上，打压非但不能令新公民运动终止，许志永们等新公民同仁，甚至把受难也变成了对新公民运动的接力。他们在法庭上，他们在囹圄中，从来没有停止抗争，从来没有放弃对新公民理念的传播。对新公民同仁的非法审判，如同当年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反而更加成就了新公民运动，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是新公民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对新公民运动的世界范围的声援，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是构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国际舆论铺天盖地，在慕尼黑的街头，在葡萄牙的街头，在世界各地，更有越来越多公民站出来，“为了饭醉，也为了每个人能生活在一个和平正义的世界”，共同举杯，宣布接力中国的新公民运动。他们相信，“新公民运动的精神包含自由、公义、爱的信念，这些核心价值不是为了破坏，而是要通过日常实践建立新的秩序，一个以坚定的爱替代仇恨，以勇气取代愤怒的秩序。”他们相信，这样的新公民精神“应该广泛宣扬”。新公民运动代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赢得了全世界的敬重，为中国赢得了尊严。 至于广义上的公民运动，即以公民的直接行动争取公民宪法权利的社会运动，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一直在推进组织化维权；人权律师团在打压中不断壮大；网上的送饭党屡仆屡起。至于以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社区自治为主题的草根NGO，更如雨后春笋，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自由为目标，以公义为灵魂，以爱为基础，通过公民运动来组织社会，重建价值，重建社会的主体性。以崛起的社会来主导中国的宪政转型，这已经是时代大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的倒行逆施，最后的结果都只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还在持续，我们的兄弟还在受难。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悲情，但是我们绝没有悲观。良知的事业是不可能被战胜的，新公民运动是不可能被打垮的，所以我们自信而乐观。我们内心的力量无比强大。许志永们已经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为新公民运动趟出了一条路。这是通向自由中国之路，这是通向美好中国之路。我们惟有也踏上这条路，接力新公民运动。我们义无反顾。 这就是新公民运动网站的宗旨，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敢说自己能起多大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我们一定会坚韧，我们一定会努力。 新公民运动网站 2014.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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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4:21 PM PDT
何去何从 一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于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因此，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 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二 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三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大的作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 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五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６．３％。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此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份。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已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 嘉庆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有什么好看。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有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嘉庆5l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惟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做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三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皇帝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已诏》。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 《遇变罪已诏》最后八个字是：随笔泪洒，通谕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 三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柱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其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鞠问，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有要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三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四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 帝，后来是做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满清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 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代皇帝们丢掉了祖先们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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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4:46 PM PDT  截止本文完稿，关于周永康犯罪团伙被查处过程的最新进展内容是他过去的副省部级大秘之一郭永祥被官方正式宣布“双开”并进入司法程序。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官媒都在本月九日集体行动，转发了中纪委网站上刚刚发布的消息：......郭永祥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郭永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条新闻中还包括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天作出的审查决定：依法对郭永祥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统一口径、统一格式的转发中纪委“官方消息”的同时，在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中一向以大胆和前卫著称的新京报还配发了详细揭露郭永祥犯罪内容的深入报道，点明了他的儿子与周永康儿子周滨之间经济犯罪的共犯关系。 文中揭露说：据四川政界人士介绍，郭永祥与妻子廉某共育有二子，大儿子郭连星，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即胜利油田所在地；二儿子出生于1974年。郭永祥曾是胜利油田孤岛指挥部作业27队的工人。 2001年11月，郭连星成立北京中泰富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3年3月注销。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1203单元”。该房产登记在吴学军名下。吴学军是卷入中石油腐败窝案的四川富商吴兵中旭系的重要“操盘手”，吴兵于去年8月1日在北京西站被有关部门带走，郭永祥被指与吴兵的“中旭系”关系密切。 郭连星还以“神秘股东”身份参与在与周永康亲家母詹敏利、作为“白手套”为周滨打理商业事务的米晓东的生意之中。 2010年6月，郭连星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汇润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朝阳区来广营乡奶白路3号设立，注册资金500万元，业务范围包括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矿产品销售。 工商资料显示，“汇润阳光”有两个股东，一个是郭连星，他出资75万元，并担任法人代表、执行董事和经理；另一个股东是北京汇盛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425万元。北京汇盛阳光是周永康亲家母詹敏利和周滨的“白手套”米晓东的合股公司，周永康亲家母詹敏利出资1620万元占90%股份。 这家“汇润阳光”已经于2013年6月8日注销，注销二十天后郭永祥即被中纪委公开宣布“接受调查”。 另外，还有一家由周滨的“白手套”米晓东担任法人的北京浩盛益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四川成都投资成立了成都海利达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海利达能源”的工商资料中，“郭连星”也曾以董事身份出现。米晓东有股份的北京建兴光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易圣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北京万众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万众基业”的董事名单里，也有“郭连星”的名字。 “易圣投资”官网上显示，“万众基业”正在开发一个高端5A级写字楼项目，位于国贸CBD，该大厦将成为长安街上的新地标。如上内容足见周永康犯罪集团的经济规模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新京报的这详细深入报道的上网标题为《郭永祥为子谋利道德败坏被双开》，只是在内文中点出了周永康儿子周滨的大名，而全文转引这篇文章的中共五大央级官媒之一中新社官居网则是醒目地在引文标题中点出了周滨的大名：郭永祥被双开已立案侦查其子参与周滨白手套生意。同一时间，中共五大央媒之首新华社的官网上也全文转发了新京报的这篇文章，不过只是取题为《郭永祥为子谋利道德败坏 其子参与米晓东生意》，虽然没有象中新社那样将周滨的大名直接放在转引文章的标题里，但这毕竟还是作为中共一级央媒的新华社第一次在文章内容中点出周滨的名字。不排除这一动向似乎标示着中共政权的最高新闻审查机构已经奉命在涉及周永康父子的“敏感”问题上给央级官媒以些许“松动”，因为在新华社官网全文转发新京报这篇点出周永康之子周滨大名，直白揭露郭永祥的主要经济犯罪内容准确的说应该是为他自己的儿子以及他“老领导”周永康的儿子共同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文章的同时，人民日报的官网不但也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而且直接以《郭永祥之子曾参与周滨“白手套”生意》为标题抓取读者眼球。 不过在郭永祥曾是周永康大秘，“神秘商人”周滨“就是（前中央领导人）周永康之子”早已被中国大陆境内的大小媒体们提醒过万千次的前提下，如今由一级央媒以“转发文章”的方式直白曝光郭永祥之子与周永康之子之间的巨额共同利益，就算是在高层暗示或默许的前提下的将“大老虎”推出示众，把周滨他爹的大名也一并点出的前奏，其受读者关注的程度可能还不及年郭永祥“道德败坏”之“具体内容”文章受关注程度的十分之一，比如中新社官网一篇以《郭永祥被指生活作风不良曾欲调漂亮姑娘当手下》为题的转引文章就因为被读者太过关注而奉命删除。 正如一位叫豫扬的博主在其《关于周滨案的几点猜想》中所写：（”两会“记者会上）一句“你懂得”，瞬间登上所有中国媒体的头条，这再次印证了国人现阶段的一种奇怪心态。关于周案，其实大部分国人已经从一种当初对腐败大案本身的关注、痛恨，演变到如今的落井下石的猎奇和娱乐心态了。 按照这位豫扬博主的说法：话也说回来吧，权力至“大老虎”那样的高度，很多故事估计“大老虎”本人也不一定清楚，腐败的闸门在他身边一旦打开，势必如潮水般泛滥开来，一泻千里。但是既然“大老虎”身边的大大小小“老虎家族”都被查清了，“大老虎”本人的故事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这也就就好比当年的利比亚和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卡扎菲和萨达姆身边所有的依附力量，剩下的，也仅仅是两个体衰的躯体了。我想，国人心态的奇怪，可能怪就怪在还没有看见萨达姆受绞刑和卡扎菲躯体被拖上大街的镜头吧… 就在豫扬博主发表如上高论的前后，有自称是中共高层智囊的中共体制内“学者”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把中共官方至今仍还在周永康本人涉贪与否的问题上装聋做哑的无奈和被动解释成习近平的“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的“有意为之”。实在是过于高抬习近平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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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01:58 PM PDT
作者：黃兆年（畢業於台大政治系、政研所，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採訪及撰稿。 1.訪問時間：2014年3月27日15:00-17:00 2.訪問地點：中央研究院 （以下報導內容已獲林培瑞教授親自修改並同意刊登） The CCP aims to destroy Taiwan's democracy and Taiwan's best answer is to show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the world how well its democracy works and how civilized its society is. ─Perry Link, Taipei, 2014 Perry Link（林培瑞）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1989年曾在北京親身觀察六四學運，這半年多來則旅居中央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適逢台灣服貿協議爭議越演越烈，目睹至今已持續十多天的三一八太陽花學運。身為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林教授希望藉此機會提醒台灣政府以及社會大眾：應該多加留意大陸政權對民主社會的潛在威脅，並持續深化台灣既有之人權、民主、公民責任（civic responsibility）等文明價值所體現的「軟實力」（soft power），同時嘗試從上述兩個觀點來理解服貿協議以及三一八學運的意義。 服貿隱含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 林培瑞教授認為台灣首先應從共產黨的政治目標來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共產黨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而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在全球各地都能看到這樣的趨向。但台灣對北京政府尤其重要，是其亟欲擴張影響力的對象。除了「統一祖國」這等既表面又真實的原因之外，中國官方之所以致力於破壞台灣的民主，另外還存在兩個潛在的因素。首先，北京政府經常把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做為抗拒或拖延民主化的藉口之一。然而台灣民主的存在，恰是一個最佳也最令其頭痛的反例。其次，北京政府最關心的終究還是對國內社會的控制，以及自己政權的維繫。中國政府於是經常挑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例如西 藏、維吾爾的問題，以及日本、釣魚島的問題，當然也包括台灣的問題，藉此轉移群眾的注意力，抑制社會內部的反對聲浪，並把自己設為「愛國」的代言人。 至於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政治上的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林教授說他很難猜測馬英九的心理，馬英九到底是為了追求台灣的經濟發展，還是為了呼應中國政府的政治需求，還是為了別的目的，林教授不知道。但他十分明確地表示，從北京政權的立場來看，服貿協議「95%是政治、不是經濟」，而且「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帶來一些政治上的影響」。具體來說，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以便對台灣施加壓力，最終的目標則是要台灣「香港化」。 香港經驗值得引戒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比較明顯的例子。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能看得最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報紙、雜誌反映各式各樣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台灣國民黨的聲音都有。到了1997年之後，儘管鄧小平當初承諾「五十年不變」，但事實上不到十年就產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在傳播媒體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後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其生存的空間。第二個，而且還是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新聞工作者的理想和利益於是被對立起來，人人得開始「打自己的算盤」，越來越少人敢提「六 四」、「法輪功」、「達賴喇嘛」、「維吾爾」、「台獨」等北京政權不喜歡的詞彙。這種自我審查，一開始，編輯和記者都意識到，但日子久了，就變成一種下意識的反應，說謊於是變成一種「很自然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對媒體生態造成衝擊，更令人擔心的是，它使得社會大眾被謊言所蒙蔽，越來越沒辦法接近真相。中國大陸好幾十年來就是這樣，香港也開始走這條路了。林教授認為台灣人民應該問自己：「要不要走這條路？」不要的話，早說「不」比晚說「不」來得好。 除了香港之外，林教授進一步指出，北京政府也開始透過自我審查的手段，試圖影響美國的新聞自由。例如，彭博新聞（Bloomberg News）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兩大媒體，最近就發生旗下個別記者簽證不被中國當局延長的情況。這兩家媒體曾揭露過習近平與溫家寶家族不可思議的龐大財產的詳細情況，北京於是採取了對付香港媒體的方法來對付美國媒體。對台灣有可能不一樣嗎？有的台灣媒體已經開始對北京「學客氣」了，將來共產黨要是真的來了以後，「自我審查」只能增加百倍。台灣人民就跟大陸人一樣，不得不面臨「我說真話還得付個人代價」的難題。 犧牲民主的發展是假發展 台灣面對共產黨施加的壓力，林培瑞教授認為最佳的因應策略即是把自己的人權、自己的民主、自己的文明等可愛的社會氛圍展現出來，理直氣壯地歡迎對岸以及全世界來跟共產黨之下的社會生活做比較。中國國內有不少人對台灣持敵對看法，那是因為共產黨散發「分裂注意」的宣傳，而不是因為他們了解真相。其實大陸人到台灣訪問，眼睛是雪亮的，哪一個社會比較「優越」，一目了然。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確很快，「爆發戶」（習近平、溫家寶家族即是例證）的確很多，但我們要是用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來做尺度的話，台灣還是高得多。總而言之，台灣遠遠低估了自己的軟實力。既然經濟已經發展得不錯，台灣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千萬不要為了一時的經濟發展而犧 牲掉更寶貴的民主價值。 六四與三一八的比較 1989年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民主，後來遭到屠殺。林培瑞教授擔任美國科學院駐北京代表，目睹了這些情況。2014年台北的學生和市民上街，林教授注意到有幾方面是類似的：學生要求對話，政府不接受；學生佔領地方，官方採取暴力。但也有些明顯不同的地方：台灣政府後來做了一些讓步，同意重新考慮立法過程、同意對話，但北京始終沒有。暴力的程度也很不一樣，一邊是打棍子、踢腳；另一邊是開機關槍和坦克車。台灣新聞也是自由得多，林教授說他晚上開電視看到許多節目進行熱烈的訪談和對話，跟當時的北京電視形成明顯的對比。北京一言堂，只有官方的聲音說一些真假混雜的話。 然而，最令林教授擔心的，並不是台北跟北京在客觀程度上有多大差別的問題，而是台灣眼前所走方向的問題：是要繼續往現代文明走，還是退回到一黨專政的暴力文化？林教授說他看到了一個新聞報導讓他不寒而慄：國民黨副祕書長林鴻池說學運是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某些人在幕後利用的。讓林教授吃驚的，並不只是副祕書長的用意，而是他的語言。在六四以前，共產黨媒體就說北京學運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後黑手挑撥的。字眼如出一轍。共產黨的這種用法，當然也不是六四的時候發明的，從195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使用。林教授說他還沒有研究，林鴻池的字眼是留戀蔣介石時代的一黨專政呢？還是想借用當前中國共產黨新朋友的習慣用語呢？（共產黨和國民黨原先都是根據列寧政黨模式創辦的。） 無論如何，台灣民主社會都應該有權利說「不」。 學運有益！ 最後，林培瑞教授說他對台灣學運的印象非常好。他認為民主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政府為民間社會服務，而不是民間社會為政府服務。在民主過程中，學生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即是把公民社會的聲音傳遞給政府，協助公民社會跟政府對話，打開政府裡面不民主的「黑箱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學生佔領了中心，自己就成了總統。只是，對話正是民主最基本的元素。學生以和平的方式向政府提出對話的要求，應該是可以被一個民主國家所允許的，也應該是可以被一個民主政府虛心接受的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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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追究楼房倒塌背后的责任链（附叶檀：谁为低劣建筑买单？） Posted: 10 Apr 2014 01:43 PM PDT
4月4日上午8时45分，浙江宁波奉化市锦屏街道居敬小区29幢居民住宅楼西侧的一个半单元楼房粉碎性垮塌了（见图），6伤，1亡。原本拥有70年产权的住房，才竣工交房20年就塌了。问题严重的是，五年来，宁波已有三起房屋倒塌案件。住建部负责人曾公开说：“中国是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却只能持续25-30年。” 目前，小区居民拒绝政府给予的临时补偿，阻止政府拆房，他们希望明确更为具体的重建方案和安置措施。塌楼事件在国人内心引起震荡，他们担心悬在头上25-30年的利剑随时落下。 在过去二十年里，各级政府伙同开发商玩儿得最欢的就是这个赚钱游戏：首先，政府把土地批给开发商，获得土地出让金；拿到土地的开发商则是贪大求快、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其次，20年前的开发商多是国有企业，政府是其最大的股东，政商勾结，利益均沾地进行城市改造的生意。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升值、GDP飙升变成官员政绩；第三，经过多次改制、资产分拆、重组的国企开发商，早就面目全非，管理层利益已被取走。第四，当时没有详细的住宅质量标准，更没有第三方监理机构，某些地区的房屋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这是面上的情况。具体到一座塌楼，至少有五种利害相关人，分别是：房地产开放公司、施工单位、危房检测公司、各级政府、业主。 以29幢这座坍塌楼为例。有人在那儿住了19年，反映了19年房子问题，可是就这，居然在2005年获得宁波市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甬江杯”。这是什么评选程序？背后有什么猫腻？再有，今年1月17日，浙江建院建设检测有限公司对29幢做出一份检测报告，结果是“安全性等级C级”。它标志著应对措施是“只需加固，不用搬离”。 暂且不论此一鉴定对倒楼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负有重要责任，甚至涉嫌犯罪，即使做出这个鉴定，也并未切实进行加固修缮，甚至还有检测人员说房子再住几年没问题。 直到4日早上，有人还在向当地电视台打电话反映房子问题。按说在房屋合理使用年限内因建设工程质量原因造成房屋险情的，按照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由有关单位承担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建筑法》第八十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因过失把危险房屋鉴定为非危险房屋，并在有效时限内发生事故”，必须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然而业主对危楼的反映和投告，无人理睬和负责，是问题的要害。对于开发商，盖房子的目的不是供人安住，是为了赚钱。钱赚到了，管它楼起楼塌。 即使有人理会，又怎么理会呢？据说，有关方面曾估计此楼加固费用约500万元，谁来出这笔钱？而钱无出处，致使加固被耽误下来。再看塌楼之后。是原址重建，还是另外提供住房？所积累的家当怎么办？这一次，居民被告之：“拆除中造成的房屋内任何遗留财物毁损、遗失，住户不得要求赔偿。”留在家里的家具家电会由消防部门尽可能取出来，但政府不提供财物补偿。对此，他们坚决不能接受。另外，有专司业主权利的律师开始讨论楼的重建程序问题。比如，该楼地基土地使用权在谁名下？是如何登记的？谁有权去报批整个手续？如何选聘建筑商？谁来决定安置和重建方案？ 原本是主人的业主却变成了租客；开发商好像管家，政府才是“主人”。在公权力当道，权钱交易之下，必然挤占和侵害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奉化居民楼塌事件，使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家房子的安全问题，也让各类相关人士思考如何追究豆腐渣工程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叶檀：谁为低劣建筑买单？ 奉化倒塌的建筑只有20年历史。 奉化事件并不孤立，此前石家庄、上海等城市均出现“楼倒倒”事件，一场汶川地震更让中国建筑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像是中国GDP的缩影，大规模的建造、拆除、再建造、再拆除，因为贫困和不安全，GDP反而增加了。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2010年3月底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上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但住房使用寿命只能持续25至30年。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至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至600吨；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至12000吨建筑垃圾，而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这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 浪费成就GDP，却摧毁了财富。 根据税务规则，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折旧的最低年限为20年，这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其实很多建筑不必等到20年折旧期满就轰然倒塌。 按照近些年的数据保守估计，一年建造20亿平米的新建筑，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已进入可怕的20年大限期，这些建筑价值将归零，不必计算残值，而因为要付出大代价检验、维修、拆除，价值甚至为负。所有这些成本都是隐性的，而产值与GDP是显性的。以20年的速度每年折旧，每年消失20年前5％左右的财富，总有一天，随着投资数量的下降，房地产领域消失的财富会超过增加的财富。 近20年来，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几何级数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的数据，从1981年投资149.23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640.83亿元，上升了329%。到2013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8.6万亿元。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尚未开启房地产市场化进程，如果从1998年以后房地产经历20年进入高危期，意味着在2018年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房产成为令人提心吊胆的高危建筑。 从理论上说，公众有充分理由对住房设计使用年限保持乐观。根据国家颁布的《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规定：住宅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少于50年，其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在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内，住宅结构和结构构件必须满足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要求。如果遭遇重大灾害，住宅需要继续使用时，也应进行鉴定，并做相应处理。在50年内，按照法律，我们对住房安全应该放心。 法律说了不算，利益说了算。 笔者曾担心城市规划不足，导致城市建筑整体粗鄙化，出现工业时代的贫民窟现象，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担心过于奢侈，我们首先要关注基本安全保障。 建筑质量下行还摧毁了购房者的财富。公众购买商品房购买的是70年产权，但设计使用年限只有50年，中间多付20年差价，更别提实际使用寿命只能持续25年到30年，他们充当了购买低劣住宅的冤大头，支撑起源源不断的基建资金。 不可控风险是投机者的乐园。这与股票市场一样，当风险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投机就是理性选择。70年有限产权，不知何时倒塌的房屋，追责时已经注销的建筑公司与开发企业，一系列不可控的风险决定了，短炒是理性选择。但短炒受到政策抑制，政府希望长期投资者入场，降低不确定风险，建立私有产权、提升建筑基本质量，建立追责与严惩机制，是价值投资的必要前提。 发生系列房屋质量悲剧之后，住建部于2009年7月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对在建住宅工程质量的检查，检查范围包括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等各类在建住宅工程。检查内容则包括工程实体质量情况，施工单位、执业人员和责任主体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全国30多个省的90多个城市中的180多个建筑工程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96.1%的建筑工程合格。地方检查地方质量，其公信力让人生疑，惟一的办法是独立的中介机构异地抽查，住建部公示检查的具体信息，严惩造假，公示于众。 更不必说，30年建筑物在拆除过程中产生无数建筑垃圾，消耗无数能源，导致环境更加恶化。存量真实财富在减少——青山绿水，通畅的河道，古老优美的建筑;流量的GDP在增加——拆毁一座建筑，多建一座水泥厂，多卖一些建筑垃圾，所有这些都构成产出法计算的GDP。 根据官方的数据，2013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54.4％，通常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5％左右，也就是说，房地产固定资产贡献率为13.6％左右，被拆除的建筑、大片大片的低质建筑功莫大焉。 我们是希望“楼歪歪”、“楼倒倒”增加更多的GDP？还是带来真实财富增加，让民众生活得更加安全、体面？ 有两大件国人最舍得花钱，一是子女教育二是购房装房。笔者所住的楼房已近20年，每每听到隔壁传来令人牙酸的钻机声，排山倒海般地在耳边响起，疯狂且不顾一切的装修热情，和低劣的建筑质量叠加，是否意味着再过几十年，高楼、轨交会向后一代人进行疯狂报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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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4 10:53 AM PDT
「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的事情還沒收場，中國又傳出要打「老老虎」的動靜。這一波打虎的呼聲起自中國三峽電力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同時被撤職，以及網路流傳的香港《亞洲週刊》有關中國電力一姐李小琳在海南島炒地、在加勒比海島設離岸公司的消息。而電力歷來是李（鵬）家的天下，因此，所謂「老老虎」是誰，不問便知。 後台老大 妄權指手畫腳 恰在此時，英國《金融時報》在其中文網站上刊載了一篇翻譯自其報章的報導：中國三個「知情人」稱，江澤民和胡錦濤對習近平的反腐表示嚴重憂慮，江澤民寫信給習近平表示反腐敗要慢慢來，打大老虎必須止於周永康，否則要威脅到中共執政地位云云。 此事真假，無從考證。但是，從中國當今的政治情勢分析，即使此消息為假，卻也在相當程度上真的符合中共權力繼承制度的某些特徵。從毛後時代始，每一個站在前台的中共領導人背後，都有一個在權力榜上無名分、卻可以指手畫腳的老大。無名分而有實權的根據，就是因為前台的領導人之所以成為領導人，是老大挑選和決定的。而前台的領導人在任期間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自己成為老大，即有權在權力繼承的順位名單上寫上自己中意的人的名字。 無官不貪 放任腐敗當效忠 而如果此消息為真，則說明推崇「悶聲發大財」的江澤民對始於他任內的政治變化多少有些OUT了。因為自習近平接權始，中國的政治生態與以往相比已經煥然不同。當年在中共黨內無根無基的江澤民，以放任腐敗作為官員效忠於他及其整個權力制度的對價，致腐敗在中共黨內蔓延開來，使無官不貪、無貪不官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腐敗的普遍化，消弭了中共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畫分，甚至也泯滅了貪與不貪的是非，而只剩下了貪與反貪。至此，中共黨的繼位人，即意味著反貪的最高權力，意味著反誰不反誰的生殺大權。唯因如此，誰挑選和決定了權力繼位人，誰在退出權力前台後的安全才有了可靠保證。 為什麼挑選和決定權力繼位人可以保證自己任後的安全？顯然，在只有腐敗與反腐敗的中共黨內，挑選和決定權力繼位人，無異等於把自己任後的反腐權力也抓在了手裡。在中共黨內掌握權力的官員那裡，腐敗的「權利」固然人人有份，但反腐敗的權力卻不能僭越中共權力等級的畫分：上一級的權力，可反下一級官員的腐敗。於是，從制度安排上講，黨內的最高權力就可對其轄下的任何一級官員的腐敗進行追究。 當然，黨內的最高權力若要實現其反腐敗「特權」，前提則是必須真正握有實權。從這個角度看，胡錦濤在反腐方面的權力大都有名無實。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在其任內，無論是黨內紀檢權力還是公檢法指揮權，無論是黨外（政協）監督權還是軍隊掌控權，其實全都掌握在江澤民手中。江澤民雖沒敢顛覆鄧小平決定的黨內繼位人，卻通過安排繼位人「集體領導」夥伴的方式解決了自己任後的安全問題。 「買老」代價 反腐虎頭蛇尾 至習近平一班人，其「領導集體」中的多數雖仍為江澤民所中意之人，但在深切而普遍的腐敗環境中，這些人中，恐怕已經無人可以保證其屁股上無屎。所以，在習近平高揚起手中的擦屁股紙時，江澤民的意中人們也只有保持沉默方能自安。由此來看，江澤民在此時親自出馬倚老賣老，倒也符合邏輯。 不過，在已經被腐敗深刻改變了的政治生態中，黨內外大小權力已然在手的習近平是否會付出在反腐方面虎頭蛇尾的代價，去買下江澤民所賣之「老」，並由此在其任內樹立「買老」的先例，則是問題的另外一面。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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