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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1, 2012, 6:02:28 AM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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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保华：中国发什么脾气？
- 王策：在“宽恕”与“正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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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2 12:14 AM PDT 2012年6月20日，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邀请了欧洲议会萨哈诺夫思想自由奖获得者魏京生先生就最近的中国人权状况作证。（相关网页：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mittees/en/DROI/home.html 及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pubRef=-%2f%2fEP%2f%2fTEXT%2bIM-PRESS%2b20120618IPR47083%2b0%2bDOC%2bXML%2bV0%2f%2fEN&language=EN) 魏京生先生作证的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dWOPNTNvU&feature=plcp __ __ __ 以下为魏京生先生在欧洲议会作证的证词： 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迅速恶化。这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减轻有关。 人权状况恶化的表现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严厉控制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审查制度始终都存在，但惩罚的强度正在迅速加大。最近几年来被撤销职务的媒体编辑和记者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媒体从总编辑和社长开始被清洗、改组。这包括惩罚西方媒体。所有中国媒体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按照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的命令，报道或者不报道。除一般的娱乐节目以外，新闻和评论节目已经恢复到七十年代文化革命时期的状况。 第二是网络战争。除了过滤词的网络控制以外，中国政府雇佣了几十万人在网络上删除非共产党的观点，宣传共产党的观点，包括散布谣言。最近几个月来已经发展到封闭不同共产党派别的网站。除此之外，网络战争部门还针对反对派网站和个人进行网络攻击，并且发展到攻击西方国家的网站和私人信箱。 第三是加强了对普通公民的镇压，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维稳。中共雇佣了大批非职业打手配合警察，对个人和集体的抗议和申冤活动进行武力镇压。每年发生的几百万起镇压事件，使得这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军费。 第四是对维权工作者和律师的压制。律师们经常会因为承办了官方或者官员们不喜欢的案件，被吊销执照甚至关进监狱。他们和其他维权工作者不但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而且还受到来自黑社会或者冒充黑社会的侵犯。 第五是执法机关黑社会化。二十年来共产党控制下的司法机关，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法手段办理案件。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已经是普遍现象。三年前发生在重庆的李庄律师案件就是典型案例。用司法人员通用的口头语说，叫做“上技术手段”。特别是在针对政治案件时，采用各种黑社会的非法手段已经成为司法机关的惯例。最近发生的李旺阳死亡疑案，证明了人们对司法黑社会化的普遍看法。 第六是非法手段合法化。为了增加镇压和维稳的效率，很多非法手段正在被合法化。以我于 2012年5月15日在美国国会证词中所提到的事实为例。在1994年对我实行非法拘禁只能在警察部门内部得到批准，而在检察院和法院得不到承认。但是这种非法拘禁，十几年来已经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最近，这种非法拘禁已经被全国人大制定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承认为合法。这标志着各种黑社会和法西斯的手段正在逐步合法化。 综上所述，这六个方面的倒退，说明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处于危急阶段。司法机关的黑社会化，必然使得整个社会迅速进入到纳粹法西斯时代或者文化革命时代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短视政策，以及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别人人权的政策，就像历史所证明的一样，会带来一场比人权事务更广泛的灾难。 ----------------------------------------------------------------- 魏京生基金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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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5:1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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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5:07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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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1:5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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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1:48 PM PDT
近来网上对柴玲的“宽恕”说议论纷纷，本来无意加入讨论，看到陈汉中和王亭芳二兄的评论邮件，颇生感触，也就简单谈几句粗浅的想法。
（王策供稿）
我想对此问题的议论关键是要辩清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处事原则。
首先，民主运动和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弟兄、邻居、朋友、同事、男女、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指导后者之间关系的宽恕原则，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前者之间。六四天安门运动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是正义和邪恶之争，是民主和专制的两军对决，不能拿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谅、宽恕、不记仇等原则来说话。当两军对垒，胜负未分，况且甲方还在继续杀人时，作为乙方的指挥官却主动放下武器，宣称宽恕，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这就是柴玲的“宽恕”说为什么会引起众多的批评。
事实上基督徒并不是烂好人，可以宽恕一切。为了制止邪恶，基督徒可以去刺杀希特勒、可以去狙击本拉登、可以去绞死萨达姆，从而执行正义的最高原则。即使这样，并不表示这些执行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有爱心、有宽恕精神的人。
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原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一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交战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原则而双双以生命殉之。
故事描写保皇党军队的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在同共和军作战败逃时听见一位母亲的呼救声，竟然放弃他稍纵即逝的逃命机会，返身冲进火海，救出那位母亲的三个孩子。共和军的政治委员—神父西穆尔登即时逮捕了朗特纳克，并决定送他上断头台。身为西穆尔登学生的共和军司令郭文却为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行为所感动，宽恕并释放了朗特纳克，反将自己关在牢里。于是第二天，西穆尔登将视同自己儿子的学生郭文送上了断头台，以后举枪自杀。
小说写西穆尔丹是这样的人：“西穆尔丹具有恻隐之心，但仅仅是对穷人。在令人厌恶的痛苦前，他奉献自己，不嫌弃做任何事，这就是他的善心。他乐于行善，其方式既丑陋又完美。他专门去亲吻脓疮。面貌丑陋的善举往往难以做到，但却受到他的偏爱。有一天，王宫医院的一位病人因喉部肿块而窒息，危在旦夕，这种脓疮发出恶臭，极为难看，而且可能有传染性，必须立即除掉。西穆尔丹正在那里，他将嘴贴到脓疮上吸脓，吸满了一嘴后吐掉再吸，就这样吸干了血脓，拯救了病人。”
郭文则是西穆尔丹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和怜爱的人，是他精神上的儿子：“精神也能生孩子。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丹在世上唯一爱的人。”
临终的前夜，郭文在狱中对他的老师西穆尔丹说：“假若上天没派您来到我的摇篮边，那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还在黑暗里！我的责任感是从您那里来的。我生下来绳索缠身，偏见就是绳索，是您解开了绳索，使我能自由成长，使毫无生气的我重新成为儿童。您向我这个可能发育不全的儿童灌输良知。如果没有您，我会越长越渺小。是您给了我生命。从前我只是领主，您使我成为公民；从前我只是公民，您使我成为有头脑的人。您使我的身体适于尘世的生活，使我的灵魂适于天堂的生活。我寻找人类的现实，您给我真理的钥匙；我要去更远的地方，您给我光明的钥匙。呵老师，我感谢您，是您创造了我。”
总之，郭文认为“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但此时此刻，本堂神父西穆尔丹却认为，在这保皇和共和两军殊死作战的时刻，“除了一丝不苟的正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不能宽恕身为远征军司令的郭文对保皇军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宽恕。第二天郭文被他老师送上断头台，就在郭文首级落地的那一刻，西穆尔丹举枪射进自己的心脏，自杀相殉，师徒二人高贵的灵魂双双升上天国！
细细体味郭文和西穆尔丹二人的信念与行为，可能会对理解柴玲的“宽恕”说有所启发。
我个人认为柴玲信奉耶稣基督后的心态改变是无可指责的，她愿意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值得尊重，这是她学习的一个过程，就像郭文在神父西穆尔丹的教育下学会了宽恕与爱心，完成了她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但是身为原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是八九民主运动的象征。所以从中国民主运动的立场出发，在中共专制当局尚未认罪悔改，并继续杀人作恶的时候，就做出这种宽恕的宣示，让人觉得是对“正义”追求的欠缺，她更应该担当像神父西穆尔丹的职责。
我个人也并不反对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在实践“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放弃报复清算的心态，对前朝的政治人物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以达成社会的和解，从而创造持久的和平。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23年过去，死者的墓木已拱，近日又见六四壮士李旺阳的屈死。恰是未消旧恨，再添新愁！苟活的我们，年年此日，心潮呜咽，不知上苍的正义之剑何时出鞘？
愿以此文和柴玲姐妹和诸位仁兄共勉！
【附录1】
宽容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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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12:38 PM PDT 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六月四号清晨遭到了中共军队的大屠杀。屠杀的命令是邓小平下达的，屠杀是一大批共产党人决定的。这些人不知道屠杀本国人民是千古之罪吗？当然知道。所以最近几年已经有不少人出来辩解，说自己不是屠杀的罪人。 最著名的两个自我辩解者之一是当时发布戒严令的总理李鹏；而另一个是屠杀行动的北京指挥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这两个人后来的命运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尝到了刽子手的恶名给他们和家人带来的羞辱。除非改名换姓，否则这种羞辱将永远伴随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为了洗刷这种羞辱，他们纷纷出头写回忆录。李鹏说；北京屠杀百姓的总指挥是陈希同，做决定的是邓小平。意思就是他李鹏没什么责任。陈希同急了，也写了一本书说：二十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总指挥。然后写了一大堆当时的情况证明自己不是什么总指挥。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评论说：很好，这样争论下去，六四的真相就会越来越清楚了。 作为历史的真相，不但是1989年的大屠杀，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很多真相都是模模糊糊。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被中共隐瞒了真相，或者是被中共自己释放的谣言搞得难辨真伪。不但老百姓被骗了，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也并不知道真相。搞清真相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但对历史很重要，对于把罪人钉在舆论的耻辱柱上也很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没搞清每一个细节之前，是不是就不能做判断了呢？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了。什么是足够的证据呢？这就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智力水平了。法院要求的底线比较高，因为它要适应社会的平均智力水平。所以李鹏和陈希同到底需要承担多大的罪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自己的话不可全信。 但是以一般的要求来判断他们这些当年积极站在屠杀第一线的明星人物是不是罪人，公众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证据就已经足够了。包括那些拿到了沾满鲜血的军功章的军人，和那些为屠杀行为掩盖和辩解的人，都不能抹煞他们的罪行，不能利用人们善意的宽容来逃脱舆论的审判。 中国的老百姓很善良。而中国的那些恶人就利用这一点，做了恶以后就流几滴鳄鱼的眼泪，就可以轻松地逃过惩罚。这种事后东郭先生的宽容，恰恰成为恶棍们说服自己做恶的理由。特别是那些胁从做恶的人，在面临不作恶就会有损失，或者做了恶就会有好处的选择时，指望事后求得原谅的可能性，是他们最终会选择做恶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当然是1989年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但也不能忽视了那些胁从做恶的帮凶。没有这些丧尽天良的胁从走狗，单凭邓小平李鹏几个恶棍，怎么能够镇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呢？镇压之后，又怎么能够平息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愤怒呢？对于那些在屠杀的时候积极站在前台表演的人，那些手持武器直接屠杀老百姓的人，那些事后帮助掩盖真相的人，还包括为屠杀辩解、寻找理论根据的人，和极力倡导无条件的和解的所谓精英们，人们应该牢牢地记住他们的姓名，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人至今仍然主张给六四的死难者平反。这里边包括善良的老百姓，更包括一些因为跟随赵紫阳而被邓小平迫害的前共产党人。他们始终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希望共产党给六四平反后他们能重新回到共产党的怀抱中继续当官。这些执迷不悟的前党员们并不懂得共产党。他们受共产党多年的洗脑已经被洗糊涂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确实有过平反运动，为一些受了冤枉的官员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恢复官职。这是因为他们确实冤枉。他们从本质上忠于共产党的专制体制，只是在如何镇压和愚弄老百姓的具体事件上有不同意见，就遭到了不应该的惩罚，这才是冤枉。所以才可以叫做平反，才有可能平反。 而八九年的那场民主运动，并不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借着学生运动顺势兴起的要求改变政治体制的运动。更广泛地说，是七十年代末兴起，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的总爆发。运动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学生，更多的是普通的市民百姓，包括那些共产党的基层党员。面对着坦克机枪流血牺牲的，也主要是这些勇敢的英雄，而不是某些出完了风头就投降，帮恶棍们掩盖真相的苟且偷生者。 中国人不但要记住那些英雄，也要记住那些刽子手和帮凶。恶行得不到惩罚，善行也就得不到彰显。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惩罚作恶歹徒，恶人将会越来越多，作恶将会越来越没有心理压力。这个社会将会是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特别是官员们作恶如果得不到控制，结果就会更加严重。 这不就是今天的现实吗？不要以为政治和自己无关。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六四的屠杀。这个屠杀被容忍的后果，就是今天的中国百姓受压迫剥削的现实，就是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的现实。人们并没有躲过这场灾难。只有推翻一党专政这个制造灾难的体制，中国才能把六四大屠杀真正当作历史。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2/WeiJS120531on1989democracymovement.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2年5月31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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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2:08 PM PDT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 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 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 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发布时间:201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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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2 01:46 PM PDT
（原题：專訪﹕流亡藏人首席部長洛桑森格-自焚不是絕望是政治訴求）
亞洲週刊紀碩鳴 / 李江琳推荐
洛桑森格為藏區自焚者痛心，努力將逝者的訴求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他期待十八大換屆後新領導人的新思想，但同時也認為中國領導人中保守者的執政時間都比較長。
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後，留美哈佛學者洛桑森格成為第一位民選流亡藏人首席部長，也是政教分離後首位流亡藏人非僧侶政治領袖，他的出現，讓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三月中旬，他正在參加為期二週的流亡藏人議會大會，用週日休息時間，在印度下達蘭薩拉一家簡陋的印度餐廳內接受亞洲週刊的訪問。
餐廳門口擁擠著一大堆人，圍著一個小窗戶，這裏是達蘭薩拉的火車售票點。流亡藏人的政治領袖輕車簡從出現在這兒，兩位隨從包括司機、秘書在餐廳門口靜候著，洛桑森格正在餐廳內與印度地方官員談事。送走印度官員，洛桑森格來到餐廳一角，自己要了一杯飲料，把外套往椅子上一搭，開始接受訪問。比起他的前任，民選又非僧侶的洛桑森格一切都顯得隨意。這時，洛桑森格哈佛大學就讀博士時的導師夫婦走進餐廳，洛桑森格趕緊起身去招呼他們到一邊入座。
儘管正值議會質詢期間，議員們猛烈批評洛桑森格半年執政什麼變化都沒有，但洛桑森格在議會的總結報告中講，去年三月份至今，達賴喇嘛完全退出政壇已經一年了，過去西藏民眾很擔心達賴喇嘛退出政壇後的局面會怎樣，大家很擔心，勸說達賴喇嘛不要退出。「但一年來看，很穩定，民眾認同達賴喇嘛的決定，國際社會表現越來越多的肯定。」上任幾個月，洛桑森格會見了上千來自西藏境內的民眾，藏民們用唱歌、繪畫、唐卡的方式表達對洛桑森格的讚頌，洛桑森格表示，這是達賴喇嘛實施的民主制度得到民眾支持的驕傲。洛桑森格為西藏境內不斷出現藏人自焚事件擔憂，但他認為，自焚者表達的是政治訴求。「自焚者都是四十歲以下，他們出生在共產黨所講的天堂裏，都沒有見過達賴喇嘛，也沒有見過西藏過去的舊制度。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都是為了西藏的未來，了解和認識到西藏命運的苦難。」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上任幾個月，遇到問題，你會去請示達賴喇嘛嗎？
政治上、法律法規上達賴喇嘛的政治權責完全交給民選的領導人了，在晉見達賴喇嘛時，他會說，這些事情完全應該由你們自己討論決定。但是，在印度五十年，加上在西藏六十年，有豐富的經驗，有時候遇到問題，我會請示達賴喇嘛給我們一些意見。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他都說，你們自己討論，自己可以決定。
最近的大事件是西藏境內的僧人自焚，對流亡領袖是否是一個考驗？這個問題上與達賴喇嘛是否有一個共同的意見？
西藏境內的狀況很嚴峻，這個問題沒有跟達賴喇嘛討論過，作為流亡藏人行政組織，我們把一些信息遞交達賴喇嘛，他是我們的精神領袖，請他祈禱，讓他為逝者安魂。去年三月份自焚頻繁開始，四月份行政組織討論，然後議會討論，沒有去和達賴喇嘛商談如何面對。但我們把決定給他。
如何去解決或者面對，有沒有一個意見？
去年的十月十日，我們跟議會共同發表了一個聲明，之後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我發表文章，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我發表了一個聲明，包括今年三月十日的講話，我們都講得很明白，不僅不鼓勵用這種方式去抗爭，而且呼籲他們不要用此方式去抗爭。為什麼我們的呼籲不起作用，原因很清楚，是中共強硬的做法越來越嚴重。如一個藏人奮起抗議，馬上會遭到拘押，甚至被槍殺，西藏人連抗議表達不滿的自由都沒有，很多藏人只能對自己下手。我們在聲明中講了，最好阻止自焚的方式是中共檢討對西藏區實施的強硬方式。
看起來是個人自焚單一事件，是否是藏人抗爭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我們真正的主人在西藏，我幾次呼籲不僅不要自焚，也不要面對面的衝突。面對面被抓、被關、受苦，吃虧的是藏人。自焚出現時，開始我認為藏人絕望了，但自焚越來越頻密後，我又有了新的看法，這不是一種絕望，而是一種政治訴求，他們將以這種方式來達到政治訴求。
作為一個人、一個佛教徒、一個藏人，我個人看到這些事情發生後，非常痛心。他們付出珍貴的生命很不容易，但很希望找到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訴求。有時我內心天人交戰。但我也非常擔心，他們以生命為代價的呼聲被消音。我覺得有責任將他們的聲音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
作為藏人的政治領袖，僅將逝者的聲音傳遞是否還不夠，如何實現他們的訴求是否更重要？你會怎麼做？
你講的沒錯，我分兩個階段，他們的訴求聲音讓世界聽到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連聲音都沒人聽到，要實現訴求是不可能的。另外，要各方面的因素齊全，他們的訴求才有可能實現。訴求的內容也很重要。達到這個內容，我的主張一直沒有變，在我競選時提出的堅持中間道路一直沒有變，以和談的方式解決問題。一定要由我們與中國政府用中間道路的方式來討論，得到國際支持，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再啟動和談，有什麼要求和條件？
以中間道路談判的聲音，最近這兩年越來越小，需要反思。最近我出席議會討論，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支持中間道路的聲音小了。我們願意和談，而且最希望通過和談來解決問題，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中共對和談及解決問題是否一致。我們希望和談，最主要是要解決問題。過去九次的談判，加上八十年代開始，加起來三十年，我們的對象主要是統戰部，一直沒有結果的原因，就是卡在統戰部。事情變得越來越負面。
三十年來，據了解還是有蜜月期的，如鄧小平與嘉樂頓珠見面後，這裏也派了一些代表團進去，你有沒有信心仍然促進談判？
我個人當然有信心，曾經有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他講過，西藏問題，如果有個開通的人想通了，就馬上可以解決，我也這麼認為。統戰部是極少數的人，所以，中國有人願意面對這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我有信心可以通過和談來解決問題。
接下去中國十八大換屆，你對新領導有什麼期待？
一個新人上來，應該有新的思想、新的施政方針等，換一個人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但我們從中國過去近幾十年的歷史來看、領導者的思路來看，反而是比較左的人施政長於開放者，雖然你講，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較開放，但執政時間都較短。我們擔心，往往是那些保守者執政時間都較長。
過去，北京只同達賴喇嘛談判，達賴喇嘛退出政壇，他的特使再談政治問題，是否有點不符合邏輯？
我們不是很注重形式，關鍵是北京有沒有意願，如果可以達到目的，形式不是主要的。我們的流亡藏人憲章上有規定，他雖然不是政治領袖，但作為宗教領袖，仍然可以認定特使。代表達賴喇嘛也是代表全體西藏人。原來去談判的都是達賴喇嘛的特使，但指導的都是流亡組織，談判回來，先向流亡組織首席部長匯報。
你是務實的？
到了政府以後，看到很多教條主義的做法，我不管以前，我要按照當前的去做。一個新的人上來，有不一樣的特點，我是務實的。過去十六年在哈佛大學時，與漢人對話，我認為是必須的。不惜對話，會找到共同點，作為務實的人，往往希望他的對手也務實。中國文化講尊重儒家文化，就是務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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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n 2012 10:36 AM PDT
这些年如说鹰派们对中美人权对话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鹰派们与中共政法委并肩在世界面前把中共政府塑造成了愚蠢而冷血的豺狼政府。 近年来，中美二个庞然大物必因人权问题每年捉对厮杀二合：第一回是中美人权对话，第二回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国别报告。中美人权对话自1990年12月18始到2011年4月27日止已进行16次，由于二国政府秘密对话，世上没几人知道他们话些什么，媒体与百姓兴趣寡淡。
北京鹰派的愚蠢与冷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4小时内迅速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从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共六方面批美国人权。这是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针对美国国别人权报告第13年专门发报告批美国人权报告；巧舌如簧的中共新生代喉舌《环球时报》虽不否认铁一般的128个侵犯人权事例，但强调是"个案"和"极低概率"，甚至以冷血口气说不知道这些个案是 "不幸的"，还是"幸运的"；外交部发言人次日则表示这报告"不值一驳"，强调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显然，透过上述各家反馈意见，中国政府 对美人权战略鹰派与鸽派之别清晰可见。 国新办报告显然是鹰派大作。鹰派们的方法特征是，一旦美方批中国人权记录恶劣，他们的唯一招法是以"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回应，好像对方坏即可证明自己可对公民胡作非为，其愚蠢 逻辑――"相似非难谬误"一目了然。此外，鹰派们还胡诌出自己都不信的谣言。《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开篇即指"美国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5月23日，美国页岩杂志政治与外交事务编辑威廉道森发表了题为"中国哈佛红"的文章，详细 列出了仅在美国哈佛这个角落，便云集了无数中南海权贵子孙。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孙女赵可可， 江泽民孙女汪志成和下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女儿习泽平， 前外长黄华儿子黄彬、李肇星儿子李禾禾，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儿子薄瓜瓜，中共元老陈云孙女陈晓丹皆榜上有名。 一个简单常识是，天下父母爷爷奶奶会把金贵的子孙送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的地方吗？如国新办是穿唐装的鹰派，《环球时报》们则是穿西服的鹰派。其批评美国年度人权国别报告的社论将"个案"换成了鹰派们擅用的臭大街术语"一小撮"，用"一般性大众人权状况"来切换鹰派们嘴巴上早已生锈的"生存权"，但他们在主张愚蠢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否定个体权利神圣性以及背书中国政府以积极自由限制与取消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这些消极自由方面，《环球时报》们与国新办们穿的是一条裤衩。这些年来，如说鹰派们对中美人权对话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鹰派们与中共政法委并肩在世界面前把中共政府塑造成了愚蠢而冷血的豺狼政府。
鸽派取向有习近平的印记？
诚如习近平美国之行希望的那样，中国当局要与美国 "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那么，鹰派人权战略只会败坏中美关系。中共新领导人必须清楚意识到，对美国的人权战略必须建立在下述原则基础上：第一，美国宪政原则之一是三权分立，依照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美国政府必须提供一切联合国成员国人权情况的报告，除非改变美国国会立法权或通过某方式实质性影响美国国会立法，美国政府有义务发表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第二，美国人的人权观念核心是个人权力，而不是集体权力，政治自由优于所谓生存权；第三，人权问题和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确实是美国对外政策工具，且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会极大影响美国国会与政府的外交政策。既然美国的人权战略已经定位于服务美国外交战略，中共领导便需要应用外交智慧解决中美人权争议，而处理外交问题的最高原则往往不是确定谁好谁坏，谁对谁错，而是在博弈中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才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应当秉持的爱国主义。 在所有上述原则之外，还有一个简单常识是：如美国人心目中的尊贵客人陈光诚是中共政府的罪犯，如美国大使视看望中国残疾女律师为骄傲之举，而中国政府却把她投入监狱，未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倡的建立中美之间"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讲话多半会当作国际政治大忽悠。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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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n 2012 04:04 AM PDT
23年前中國軍隊動血腥天安门運動的六四屠殺事件，全世界震驚之餘，紛紛在一些城市竖起了民主女神像，向死難者表達敬意，並成為公眾集會抗議中共暴行的標誌。
2012年6月4日，在六四天安門屠殺23周年紀念日這一天，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學生中心樓外，矗立起一座八尺高的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像重新矗立起來 約克大學師生、曾見證六四屠殺的加拿大華裔作家黃明珍、曾到天安門廣場支持學生運動的原香港學生代表李蘭菊，以及多倫多支持中國民主人權人士約百名市民出席揭幕禮。特別是，現場能看到一些年輕的大陸學生的面孔。加拿大參議員迪尼諾到場致辭。八九學生領袖王丹，也專程從美國趕來出席做揭幕禮的主角。 原本在約克大學學生中心樓內大廳樓梯拐角處，有一座民主女神像。它於1992年開始矗立在那裡，下部的銘牌上書：“紀念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為民主而犧牲的人們。” 但是當時並沒有計劃製做成一座永久性的雕像。去年，由於雕像有些破損和安全問題，該校學生會決定將雕像棄置。 經過多倫多民運會與約克大學協商，決定製作一個新的銅製民主女神像，連底座高約8呎，重達2,400磅，將永遠擺放在約克大學學生中心樓外。 民主女神像在廣場倒下 1989年5月30日，在轟轟烈烈的89民運中，在李鵬宣佈戒嚴令的第十天，在人們有些迷茫躊躇的日子裡，人們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一座潔白色的雕像矗立起來。雕像上的女子雙手高舉火炬、短髮飄飄、面龐秀麗、目光堅毅坦率、矗立在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紀念堂之間，直面天安門城樓上的專制魔王毛澤東像。這就是民主女神雕像。 它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標誌之一。雕像高約10米，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北京舞蹈學院等八所院校的共二十多位學生，於中央美術學院工廠內僅用四天時間趕制出來的。雕塑內模為塑膠材質，雕像外層是石膏。整個雕像分四部分，於5月30日淩晨運抵北京天安門廣場，拼裝而成。雕像的矗立，極大的鼓舞了廣場的士氣。據一些當事人的介紹，民主女神像拼裝完畢後，在廣場的學生和市民舉行了簡單的獻花與揭幕禮。 5月30日，北京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出聲明，指在廣場聳立女神像違反1981年11月的管理規定，並且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人民日報》在5月31日至6月2日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抨擊。 6月4日淩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五時左右，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由於這一過程被西方記者拍攝了下來，多年來，那高高舉著火炬的白色雕像，在晨曦的硝煙中徐徐倒下，节节斷裂的鏡頭，讓不知多少人傷痛感嘆。 民主女神像在世界各地站起來 中國軍隊動用機槍、坦克鎮壓學生運動，成為舉世矚目的六四屠殺事件。全世界為之震驚之餘，紛紛在一些城市複製民主女神像，用以向死難者表達敬意，並成為公眾集會抗議中共暴行的標誌。 目前所知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女神像包括：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民主女神像建於1996年6月4日。每年6月4日香港維園舉行的大型燭光晚會，主辦者都會在現場豎立一座民主女神像。 另外，民運藝術家陳維明製作的一座民主女神像，于2008年6月4日，首先矗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會山前，供人們舉辦紀念六四的集會。2010年，陳維明在民運朋友的幫助下，將女神像運到香港，從6月5日淩晨起，存放于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花園角廣場”，於『六四』五周年竖立了一座重272千克的民主女神銅像。在美國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縣的自由公園，據說也有一尊民主女神像。 2012年1月16日，陳維明與台灣金門縣政府簽署協議，在金門島面向廈門的海灘上修建一座民主女神像，高64米，象徵六四。 天安門廣場之後的最知名的民主女神像，應該算是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是民主女神像的複製品，高3米，座落在華盛頓市中心的麻塞諸塞大道和新澤西大道附近的G街西北角。雕像於2007年6月12日揭幕。可以想見，世界各地到華盛頓的遊客，將年復一年地拜望這座紀念碑，並深深地記下民主女神的形象。 加拿大的三座民主女神像 加拿大共有三座民主女神像，分別在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中心小廣場、卡爾加里市的卡爾加里大學的學生中心休息區、多倫多約克大學學生中心大廳。 在六四屠殺剛剛發生時，加拿大像世界各地一樣，人們為之悲憤，許多城市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中共，許多有華人的城市也紛紛成立中國民運人權組織。但是，歲月無情的流逝，六四屠殺轉眼過去二十三年了，人們早已沒有當年的激情。加拿大的一些城市漸漸沒有人出面張羅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事了。但是，在二十多年中，加拿大從未間斷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恰恰是這三個城市。 不知道這其中是否也有民主女神的堅毅和勇氣在感召著人們。 2012年6月5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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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延安颂”让位“台湾颂”――“维稳悖论”加速“民国当归热”公开化 Posted: 17 Jun 2012 03:45 AM PDT 七十年沧海桑田，七十年河东河西，尽管形式上今日中共还统治着大陆，但神人共愤，虽生犹死。民众皆盼改朝换代，欢呼《台湾颂》取代《延安颂》。 韩寒领唱《台湾颂》 仿佛薄熙来突然复出，“枷吃”京师：5月19日至23日，央视隆重播出5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中宣部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７０周年座谈会”，李长春亲临宣读胡锦涛 “重温‘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创作导向”重要指示，百名著名作家艺术家在“圣誉百名”和“千元奖励”名利双诱下，弯腰屈膝重抄“毛讲话经典”……，一时间，以《延安颂》为标志，“唱红热”重振旗鼓，复辟梦如日中天。 不料，全国网民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网上一片改《延安颂》为《台湾颂》的山呼海啸，和弦合唱排山倒海—— “夕阳照耀着草山（台湾阳明山）的亭影/月色映照着天溪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台北的街巷/阿里山结成了民主的围屏/啊，台湾，你这庄严不屈的宝岛/到处传遍了民主的歌声/啊，台湾，你这百折不挠的宝岛/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专制的仇恨/在山野海岸，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民国又抬起了头/看台商已昂起了首/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党天下的怒吼/百姓怒吼着/怒火，给“秦始皇”最后通牒/啊，台湾，你这庄严不屈的海岸/筑成了坚固的民主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你是华夏真正的辉煌/……” 据网上排名榜，此次《台湾颂》大合唱的领唱者当推八0后领军韩寒。5月10日，韩寒记录访台感慨的新博文《太平洋的风》，活脱一曲“台湾颂”——向来以挖苦讽刺为乐的韩寒体，此时由“缺德派”变成了“歌德派”，大唱“台湾比大陆好”。亿万网友疯转《太平洋的风》，无数跟帖赞和酬唱，连凤凰台名嘴石齐平也甘冒“违纪”之险，在节目中赞不绝口。《太平洋的风》引领“台湾颂”成民间主旋律，韩寒由此彻底摆脱“代笔门”陷阱，重新光芒万丈。 短短一篇《太平洋的风》，不过一叙一叹，“一叙”讲了两个“台湾雷锋”：一个拾韩寒手机主动送到酒店，一个眼镜老板在抱歉不能为韩寒朋友及时修好眼镜时，慨赠隐形眼镜暂解急需；“一叹”比较了台湾大陆体制的优劣：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如此寒叹，天下风走而响应，掌声如暴风雨雷鸣，天地为之动容。 鲁迅之孙拉开《台湾颂》序幕 《台湾颂》取代《延安颂》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历史大转折。《延安颂》何其振奋全中国——它响彻陕甘宁边区，浩荡大江南北，沸腾长城内外！无数远胜于韩寒的精英，全国亿万工农，无不热烈礼赞延安！其时的《延安颂》，是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怒斥，是对毛泽东倡导多党联合政府实行罗斯福四大自由的鼓掌。然而，当江山易主，毛成为新中国史无前例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后，《延安颂》病毒暴露，变调成赞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原来毛只想代蒋为王，并不愿改变“三个一”的党天下制度。从此《延安颂》带来无穷灾难：滥杀无辜的土改、镇反、反右、四清、文革、清污、六四……毛泽东虽在1976死去，接班人邓却继续传唱《延安颂》，用以护航披着改革羊皮的党天下。 幸乎天不灭中华。1975年蒋介石病逝，蒋经国虽以太子身份继位，却顺应民心时代，奋然回归民国初衷，让台湾解除报禁党禁，走向宪政多党制，台湾由此迅速升华为经济发达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民主共生普世价值观接轨的先锋，宛如解救被中共“征吃”的大陆民主派的一颗前方“援棋”。进入新世纪，举世公认，《台湾颂》取代《延安颂》，乃时代新潮浩浩荡荡！ 鲁迅之孙周令飞，第一个用脚投票，坚决要用《台湾颂》羞辱《延安颂》。1982年，周令飞利用日本留学之机，毅然叛逃大陆投奔台湾——表面上是“情诱私奔”，要与台湾女同学张纯华喜结秦晋；实质是弃暗投明：张纯华不仅让周令飞深感中华传统文化光彩幸存台湾，更看到了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尽在台湾！ 如此戏剧性举世震惊：1938年毛泽东擅取鲁迅之名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阉割鲁迅精神的鲁艺创作了助毛骗百姓的《延安颂》；44年后，周令飞却代祖父鲁迅向毛党讨还盗名骗民之债——其弃大陆投台湾，无异“林中的响箭，东方的微光”，拉开了《台湾颂》取代《延安颂》的序幕。 “民国当归热”公开化 周令飞之后，大陆人纷纷觉醒。“六四风波”、“法轮功事件”、新世纪上访潮、自焚潮、跳楼潮、毒奶潮、假药潮、医闹潮、杀官潮、袭警潮……一起千呼万唤弃“延安”奔“台湾”。十年胡和谐，集党天下“维稳”之大成，维稳费超军费，更造成“维稳实为维腐”，更促成《台湾颂》汹涌—— “民国热”2005年全面启动， “民国当归” 2012年横空出世，“维稳悖论”加速了 “民国当归热”公开化、普及化、合法化。 2005年7月31日，钱学森向前来医院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公开质疑《延安颂》：“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温家宝当即赞同：新中国六十年竟不如民国三十年大师辈出！ 2009年11月11日，借钱学森逝世之遗嘱，安徽高校沈正赋等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向教育部发出一公开信，以“钱学森呼唤民国教育”打开了民国教材再版禁区，“民国教材热”席卷神州。《民国时期国语教材受家长学者追捧引热议》消息如雪片漫天，“台湾颂”从教育层面曲线突破。 2010年2月7日，《福建论坛》建言，设立平潭（福州的平潭和厦门的大嶝）政治改革特区，由台湾人来当领导。 南方报系《新周刊》2011年1月13日，发表《民国范儿》，打开天窗说亮话——艺术家陈丹青呼唤“民国归来”的呐喊传遍九州。 2012年5月18日，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在网上发表《改革已死，民国当归》，显示“民国当归”已进入实施阶段：披露：三月以来，广州、厦门两地有许多人开展“民国当归”行为艺术——广州多名年轻人上街举牌，要求国家主席胡锦涛带头公开个人财产，不但没被驱赶，更获围观者叫好；北京学者陈永苗、游精佑与多名网友，在福建厦门，隔海远眺台湾金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高举“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之牌示威呼应。…… 诚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七十年沧海桑田，七十年河东河西，“延安颂”终让位于“台湾颂”——尽管形式上今日中共还统治着大陆，但在大陆百姓心中，专制腐败的“伟光正”，早已造成“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神人共愤，虽生犹死。“当初唯恐其不起者，而今唯恐其不死”，民皆盼改朝换代，欢呼《台湾颂》取代《延安颂》。 2012年6月1日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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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n 2012 10:43 PM PDT 托马斯-潘恩(1737年1月29日―1809年6月8日) 潘恩主义是一个难解话题。他的观点如果有个核心，就是主张新大陆原则而放弃旧大陆原则（当然含英国原则）。他的这个观点似乎政治正确，但是在理论和文化层面上，却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至于他的宗教批判更是和者概寡。以至于他的葬礼只有六个人到场参加。美国独立或言美国革命前后，英、法势力和哲学影响与之，遂产生美国革命先贤中之英国派和法国派----约翰.亚当斯如果不是英国派，那么，他也绝对不是杰斐孙或者富兰克林式的法国派----从当时现实状况中产生的政治理论，也就顺其自然，出现英国哲学派和法国哲学派。这样，美国革命作为一个政治坐标，围绕之，震动之，产生对于英国宪政历史和法国革命现场之区隔与争议。革命，是产生新旧对立，破旧立新，还是说，革命，不过是一场恢复过去价值之"复辟"，改革和补旧（革命原则不是革命后产生，创造和更新，而是早于革命几百年就业已被创造，被定位，被施行的价值，原则，体制----见基佐，夏多布里昂，柏克等著见），遂产生各种观点与争执。就场而言，这样的革命话语，即便在当时就已经出现分野。这就是潘恩和柏克关于法国革命之争论。这场争论，其实也是对于历史和现状的异视和区隔。潘恩完全站在美国立场和革命立场上，拥护主要包括美国革命的那种建制创新和独立见解（是不是独立，独自和唯一，得要商榷！）----而就此观点，他极力反驳柏克对于法国革命残暴血腥、破旧立新的描述和印证。这样，在潘恩笔下，他的人权和解放完全没有93年断头台的绍述和谴责；没有（也来不及）拿破仑和塔列朗之间的悖论和迥异----更不会看到法国革命，如果说，有其持续和转型的话，实在是在其彻底复辟过程中，予以解构和结构的----这就是说，法国革命并不像美国革命一样，弃旧图新，创造了一个包含批判英国模式，批判英国《大宪章》（见潘恩对于大宪章的批判----"所谓大宪章（现在就像是同一段历史的一种年鉴），不过是强迫政府放弃一部分自设的权力。它没有像宪法那样为政府创设并授予权力；而是如其所示，具有再征服的性质；假使英国人能够像法国人对待自己的专制政府一样完全驱逐权力篡夺，它就可以创造一部宪法了。"（潘恩《人的权利》））批判法国各界皇朝之改革之模式，之样板，而是像英国一样，其实，是在回转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做到了某种政教双向的革命－复辟努力，而走向共和。这个共和，其实，又包含了整个复辟时期的政客，作家和人民协调一致做出的改革－革命补充论，从而在出现"德雷福斯事件"等人权法案上，绕过底层革命唯一之风格，之暴力，完成了上下左右之间的间性周到，使得法国政体和国体，在宗教、文化、政治层面上摒弃社会主义左倾和皇家主义右倾，真正出现夏多布里昂所谓"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之体制（英国后来当然不是，历史上也不是极端皇权一直当道----他的克伦威尔极端革命也很快就被制止，被废黜......），之理论，之人权。这不是潘恩主义可以囊括的法国后革命时期之现实。而这个革命性后来转化成为现代性的说辞、也就是说，以后以中央政权为条件的自由主义，产生了基本上是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验主义，从而摒弃了法国风格和卢梭民主（民粹），走入了英国调和主义和混合主义政治之路。 我们看到，法国革命持援的美国革命，出现了与其人权祖宗不同的革命历程；这个立程，虽为潘恩所争取，所支持，但是，毕竟性格完全两样。因为，法国承袭的欧洲文化和保守主义，其实不是和美国接轨，而是和英国接轨；法国革命（后期）其实不是和拉法耶特接轨而是和塔列朗和梅特涅接轨；法国革命，不是以革命论，而是以秩序论，完成了共和；而这个共和，与其说是新世界，新事务，不如说，是继承了孟德斯鸠与马基雅维利袒护和论证的古老罗马共和（/帝国）之复旧和延古----而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在这个袒护罗马共和原则上，却也又一致袒护皇权政治和混合政治（----皇帝，贵族和人民之共和----马基雅维利说，"罗马人民如此憎恨王这个名称，以致任何一个公民如果试图获得那个称号，他的任何功绩都无法使之逃脱应有的惩罚。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那些由人民统治的城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非凡的成就，并远远超过那些一直受某个君主统治的城邦。 "罗马在驱逐王之后就是如此，雅典自它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也是如此。这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只能源于人民的统治比君主的统治好。" "一般来说，罗马平民认为自己应当担任执政官职位，因为他们构成人口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承受更多的风险，因为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保持罗马的自由并使之强大。既然平民认为自己的这个愿望是合理的，因此，如上所述，他们不管怎样都要获得那种权力。 "但是，当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候选人作出具体判断时，平民认识到他们的不足，并断定他们中没有人配得上出任它认为就其整体而言应得的那个职位。因此，由于为他们感到羞愧，平民转向选那些堪当此任的人。 "提图斯*李维对这个决定大吃一惊，他恰当地说了这样的话：'那时候全体人民所表现的这种克制、公正与高尚，如今哪怕在一个人身上都见不到！'"（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于是这个政治作业在平民，贵族和执政官员之间开展；且其载体就是元老院，平民院和政府/甚至皇帝。这样，法国革命，深入一点的原则，不是推翻和否定英国原则，英国议会原则，英国下院原则和英国人民－王权原则，而是走向类似英国原则的罗马原则，共和原则和混合政治原则（只是缺位皇帝----因为拿破仑和波拿巴已死......）。这样，潘恩把英、法原则对立和分开的理论和理想，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已烟消云散。一种把美国革命区隔为或者唯法，或者唯英之原则，不实际，也不智慧----而20世纪后（延续迄今），英国皇室并不是革命的对象和进步的障碍；这一点业已无庸讳言。那是一种深层次反对皇室主义的失算；而在柏克与潘恩之间，可以说，柏克主义大获全胜。这不是不承代价的胜算。这个胜算，世界之人在19世纪，20世纪，并不理解，并不赞赏。他们跟在潘恩和卢梭后面继续一种否定英国传统主义的各类革命，从而产生一系列试图创造他们自己之新大陆，新国家，新政权的革命----从而走到否定传统，数典忘祖和暴殄天物之反革命上，最后，将革命弄成拆烂污。这当然是潘恩想也想不到的境地。 潘恩主义何以会在创造和破坏之间如履薄冰呢？一个关键之所就是，他不知道如何看待美国革命、这个其实也并非完全破旧立新之革命----美国人和清教徒的保守主义立场在潘恩视野中严重估计不足，选择有碍而判断失误----因为，他的革命白纸主义（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语），很接近后来之否定传统，暴虐文化和杀人害命之极权主义----但是，潘恩因为细说了美国原则和美国革命，从而避免了他和毛泽东和列宁和希特勒的等归。这是底线守住之美国挽救论。因为，在潘恩看来，新大陆原则虽然彻底反对英国原则，宪章原则，但是不失为一种美国原则，费城原则和华盛顿原则----而这些原则，难道和英国原则，法国原则甚或希腊原则，罗马原则没有任何间性关系，血缘关系和种姓关系吗？即便是《独立宣言》，也呈现杰斐逊布道于源的英国特色。麦克里兰指出，"大陆会议本质上是保守的，这一点，只看《宣言》使用情愿体例，即可了然。上述朝廷情愿鸣冤，是古已有之的宪法权利，上书英王承情重申英国人民的权利，也是个悠久的又体面的请愿传统，下院本身即时时为之，大陆会议据古老权利而承情奏事，深合柏克之道。......大陆会议在1776年代扮演的角色就是英国国会在1640年代英国内战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另一个层次上，反叛者......绝不被视为法律上的叛乱。""杰斐逊极微言之能事，......他们（美国人）上一刹那是英国人，下一刹那是美国人......无论身为英国和美国人，他们的忠诚都不容置疑。"（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另外，"杰斐逊的自然权利观念与洛克《二论：（政府二论）显示的自然权利观念可能有些差异。......威尔斯（Garry Wills）指出（《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杰斐逊自然权利不证自明说的直接来源，其实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常识'哲学学派。休谟是最著名的一员"----当然，"一心想在《宣言。中读出洛克自然权利说的人素来感到尴尬。洛克提出生命、自由及财产，杰斐逊在《宣言》中何以不提财产？一个当然的解释是，宣布美国独立战争为维护财产权之战，可能被居心不良者解释为这是一场维护财产不平等的分配之战。"于是英美观点不同在于争执财产是不是可以让度。这是一个颇具歧义的话题......。又，虽然，潘恩说，美国人选举总统的第一原则是不能选外国人----而英国王室选举，国王不能不选外国人----这是一种偏见；英法移民之后不能不上祖，如果上祖，他们不也是外国人吗？......这是一个笑话。第二，潘恩说，任何国王和继嗣都是少年不成之人，他们有严重的智力阙如，几乎类似动物类......他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古近代，出现左右人类历史之一系列伟大帝王和天才？他不知道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须阶段----就像罗马，希腊时段一样，这些阶段，同样不可以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关注之，研究之？另外，历史上从梭伦到恺撒，从丕平到彼得，难道人们可以因为他们是帝王，就说他们是一群混蛋，一无是处？天才和帝王（天才帝王）是事务的一个佐证，是历史的一个殷鉴；我们只能像约翰.穆勒一样，对此阶段，对此人物，对此事件作出反映和研讨，而不是一骂为址，火烧凌烟阁（那就成了毛文革了）。第三，潘恩所谓诺曼人威廉用暴力开创的英国史不俱合法性，而后，各种王朝更迭替换都必否定之说，将皇室和人民处于绝对对立的立场上。这一说法，令人想起所谓"对内民主（宪章），对外侵略"论（阿伦特语）的最早萌芽。其道理有一半是正确的，有一半是错误的。兰克等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解释也许比较到位。征服者的历史在最初都是血腥和非法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王朝，皇室和国家的建立，都呈现某种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种内涵----那种内涵不是说一切的现实就凝固在此不会变换；也不是说，一切现实都是未来时态的否定样板；更不是说德意志，法兰西和英吉利因为其暴力之源而处于一无是处的历史地位和立国境域。再是，如果历史没有查理大帝，没有黎塞留，没有拿破仑，如果历史没有更早出现的希腊的民主和殖民，没有波斯、希腊的博弈和推进，没有雅典民主和四、五百年后（！）保罗的传道和一神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并不能仅仅区分是非、善恶和理想、现实之双向，辨正和间性运作，只是仅仅作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和空判，历史和圣经的万般复杂性和繁复性，就会消解；文化多元的内涵就会苟且删除，而人性复归的努力就会变成哲理，真理和思想的强迫运动。这是一切阶级社会，阶级权限的平衡之反。潘恩没有充分言说的那种为孟德斯鸠双向关注的第四阶级和王朝之间良性制衡的阶级权衡论，共和/皇室论（----他们认为，确认皇室为共和合法成员，乃是共和原则之不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原则正在20世纪，21世纪的英国王室运作下继续存活......），就会不复存在。那种对于混合政治的赞扬，主旨在于由暴民，动乱和起义制止皇室烂权----而对于皇室制衡的主要势道在于贵族----而人民（平民院）对于贵族（元老院）的制衡，"要压制在一个共和国里取得太多权势的人的傲慢，最安全可靠且危害最小的方法莫过于尽早封锁他用以达到那种权威的途径，则在对于元老院的争议和勘正----于是，孟德斯鸠充分肯定英国第四阶级的作用；充分肯定英国暴民、起义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历史上，理论上和现实中，每每显示的则是古代罗马之共和/恺撒体制对于人民，皇室（恺撒）的混合支撑和制衡。马基雅维利说，"由上述讨论明显可见，贵族通过我们已经介绍的对平民有利的那些仁慈的表示不仅是下令发薪饷，而且还有征税的方法在平民那里赢得多么大的声望。而如果贵族坚持这种行事方式，就可能会消除那个城邦的所有骚乱，并可能使保民官失去其在平民那里所拥有的那种声望，因而也就失去那种权力。"（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这也是英国王朝，贵族，人民趋之模仿并且卓越师范于后的罗马体制，宪章体制和（不成文）法律体制之再现----而这部不成文法，在穆勒等人看来，则是道德趋之之契约；立法，司法之权判根本之道在于人民有德，有道，有权；否则，法律就会抽空核心成为政客之玩物。 于是，如何估计美国革命和极权主义反革命，势成必须研细之课题；潘恩主义有此危险之疑。我们说，美国是一块新大陆；美国是一个新社会；美国是一种新（政治社会）结构----但是，美国是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之依，没有先例之巡（"先例"，是潘恩最喜欢引用的词），美国是不是传统之废和僭越之道，仅仅为新而新，全然中断历史，历史的答案是：不是。先来说说独立战争期间的那些说法；"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挑战。对于这个挑战，人们诠释不一。潘恩认为这是美国独立于英国之运动的开始，且自后一切开始全新而迥异，新旧全然不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人们根据后来的历史，20世纪的历史，极权主义的历史回顾之，可以看到，这段议论的全部内涵是，美国人可以向宪政英国索取经济权利和人权尊严----而如果德国人向希特勒所取这样的权力，苏联人像斯大林所取这样的权利，势成一大笑谈----而类似之权限运作在印度，在南非则基本可以对等。这就是说，美国精神（人们根据孟德斯鸠之"总精神"论，推断美利坚共和国有一种美国精神，也是总精神----人们还会注意到，总精神和"总意志"一字之差所产生的全部不同......），其实，完全取决于英国政治人权和经济贸易传统。我们说过，不管是在托克维尔还是在柏克（《美洲三书》）里面，美国立国之大道德，大原则其实始道于英。这是不争的理论不争的史实。不纳税之抗争来源于他们可以抗争，有据抗争和有理抗争。这个理据就是源于人权的英国大宪章或者更早的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这是美国开国诸贤认可的人权和独立之道之根本。这个原则不是中断历史，而是延续之，坚守之。美国开国诸贤认为，在开创系列政治经济运作之时，很多美国人不能解决的课题，同样，历史上，英国人，法国人甚至西方人迄今并未全解。比如，美国代议制选举课题。这个课题最早受到穆勒等人的置疑。核心关键在于多数人是不是会操控民主----而少数富人如果依照人头选择，则会少数落败----而麦迪孙等人开创多多创举团体与政党的做法，据说，可以避免一、二政党控制选举之局面。美国人的代议制选择产生的问题，迄今并未完全解决。比如，金钱选举的课题（穆勒把这种选举定位为著名的"658个奖金"（658个议员席位）之讽刺----参见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而富人控制参院的做法，被指控为少数人控制政治----而所谓政党政治，有嫌被指控操纵于政党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诸如此类的课题，美国人并未完全解决----加之穆勒批判的代议制政府选举"选举人"的间接选举，不如直接选举说（同见穆勒《代议制政府》），迄今，也并未完全说清楚，讲明白。于是，问题还是纠结不清，成为人们一面赞扬新大陆，一面疑惑不解之处。这个困惑，其实，和潘恩对于英国阶级划分，王，民权限不平等，甚至议会被操控之局面有得一比。两相说明，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所谓有无绝对是非和绝对公正之议。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是不是因为美国选举的缺陷和英国制宪的历史，导致了某种政治试验，宪政试验和民主实践的否定和失算呢？我们认为，一面，是这个宪政开始的伟大、却不是绝对正确的政治；但是，"绝对"正确的政治，也许就刚好是绝对错误的映象。这一点启示，同样来自孟德斯鸠。我们试图引用这样一段例证。据说，孟德斯鸠开始制定三权分立的时候，"错误"地判定了英国的实际权力运作和议会/皇室的切实权限。据说，他忽略了这个真相或言真理。但是，三权分立，究竟是不是就此而告失算和错判呢？这是一个阴谋吗？（相对所谓美国立宪时期的"阴谋论"......） 让我们细读此段议论吧！（见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麦氏说----"孟德斯鸠注意到，主权也分立于国会（他特别指平民院而言）与国王。国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国王及其政府除非获得法律许可，或至少不违反先行法律，否则诸事不行。国会立法，行政部门的责任只是确保法律获得正确执行。事实上，汉诺威王朝，英国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当然并非完全分开，因为国王的大臣及许多官吏同时也是平民院或贵族院议员。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国会必须确保多数，否则内阁将告不支。在那个政党松散或根本不存在的时代，多数并非一劳永逸，国王的政府必须想尽办法保持多数。为了润滑手脚，国王的人马广结善缘，让平民院议员享受政府职位，有些是厚奉闲差，换取他们支持。制度由这种恩惠，或这种腐化，而得以运作。"请注意以下一段---- "孟德斯鸠经常被指天真，因为他看不出，或不想看出，英国制度正因并非三权分立，才得以运作。 "国王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一是他有权否决国会议案，二是由内阁大臣以政府职位施惠议员，从而控制立法，首相华尔波及纽卡斯尔公爵即为最精此道之代表。 "目光锐利如孟德斯鸠，怎么会没有留意到英国政治的内在运作图式？ "孟德斯鸠可能根本就是知而不言。他特意选择与华尔波对立的势力，透过他们的眼睛来看英国政治。完全的分权理论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激进派鼓吹之论。 "实际上，这表示要通过职权法案，禁止政府雇员进入国会。这类法案过去未能通过的例子很多，后来亦无成功者。反对内阁向来主张真正的分权才是'真'的英国宪政，因为唯有立法部门独立于行政部门，才能保证自由得以保全。 "......孟德斯鸠事实上可能认为司法、行政、立法权的彻底分立是自由的最佳担保，但他决不认为一套不以权力之完全分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就尽然或必然没有自由可言（！）。"他以法国为例，"在透过法律而行事的君主政体，自由可以存在，如果司法独立，而且中介权力（！）（----来自故罗马的死而不死之理----国亡，道不亡......）叹号皆为笔者所加----自立）来缓和君主制度天然的恣肆潜能。孟德斯鸠就英国政治而言而发挥的分权看法，用意有二，一是强调权力在英国实际上高度分散于不同的政治部门（可见穆勒关于这一点的叙述----自立）。二是指出完全的分立至少在理论上可能。" 这是一段颇为有趣的议论。可以划分几点要义。1，美国人不是这个权力分立的创造者，是孟德斯鸠创造了这个分权理论----但是，孟德斯鸠也不是完全独自专利于兹，而是参照了古罗马、故罗马之政治混合和制衡之道。2，专制主义制度，如法国君主制度，英国君主制度可以享有自由（当然不是现代自由之专义）。3，这一点很重要。即便孟德斯鸠不是据实而做分权现实局面之绍述，他的理论，却是一种很大的突破和总结（总结自由阙如下的民主，抑或民主阙如下的自由）。4，于是，所有关于绝对分权之势，之道，顺其产生了一个相对分权的可能和机会。抓住这个理论，是实施这个分权结果的开始。5，在理论和实际层面上互相作用，互为文本，包括实施成文法和不成文法。6，君主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根本，不是分权，而是自由----就像20世纪，21世纪，反共主义提供的转型，比较共产主义本身提供的转型，来得积极和有效。7，历史传统的纠结和现代性的集合，在分权课题上互为激荡而呈现古代自由转向现代自由----古代民主转向现代民主之趋势。等等。所以，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基雅维利，他们对于古代罗马原则的自始至终的赞扬和肯定，相比潘恩独自抽出美国价值，起码在文本参照中，更加显得博大精深。于是，在比较柏克和潘恩的时候，业可注意到，柏克当然不干落后，也新解和诠释新大陆，新解和诠释美利坚。他的很多传统美－英论，结合"联邦党人文集"，做到了并不阙如的柏克式美国论。比如，他言及之美洲殖民地自治权限；他言及美国人甚至超越英人的经济权限。（见《美洲三书》）等等。所以，说美国革命之意义有完全取代老欧洲而自新于一场空地上的见解，是虚妄的，不实的和夸大的。 最后，我们稍稍将他们的争执作个梳理，而并不想站在是非曲直的简单立场，给予评价，而是提供世人一个参照，以显柏－潘争执之现代意义。这个局面，就是双向结合柏－潘的优势而为我用；尤其对于我们今日之人，我们中国人，如何看待此政，此争，有些什么意义。潘恩主义几乎接近理想主义。在此层面，他津津乐道华盛顿不取政府薪水于分文作为美谈；这个"传统"就像理想国一样并无多少意义于后来之总统，之政客。关键是，潘恩提出的那些美国建国原则，可以说源于英国而高于之。因为，在界定宪政、宪法、宪章高于政府，也高于阶级，团体利益上面，潘恩主义的要旨在于让宪政压倒行政和官员；让政府一方----人民一方的说法彻底颠覆为政府只是人民的附庸；并且肯定自古以来的民主之无代议制和代议制之无民主之要害；且对于人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专制主义做了在理在道的批判和分析----这当然会令人想到孟德斯鸠对于同类事务的痛斥与谴责。但是，据言，"后来形成的美国宪法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为三权分立并无真正实行。"其中不但没有人民直接参与政府的条文，而且其选举设计安排，实质用意是要拉开行政、立法及最高司法程序与人民意志之间的距离。"（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于是产生穆勒在代议制政府分析中严重讨论和置异的、何以不直接选举之课题----因为，选举人团的出现，使得事情发生变化。美国人民信托的代表不是他们的意志代表者，如终身职位的最高法院法官，和不是民间直选的参议员。等等。这样，"表示美国人尚未获得一部民主宪法。那部宪法丢给人民意志些许余惠，而大体上是寡头政治，亦牺牲一般人民，偏重保障富人的财产权。1787年，没有谁怀疑总统和参议院间接选举的用意是要产生在财产重新分配与畜奴之类议题上'没有问题'的总统与参议员。"（同上）故此，作者言，"其时以来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部原来走寡头路线的宪法加以民主化的奋斗史。"这就成为无论是美国民主、还是其他国家民主之必然，应然和或然之条件；所有这些条件不是简单的理想和更加简单的历史中断论可以取代之，推及之。其中，关键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依然是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极尽平等、公正之观念，且挟其走上一种平民主义的邪道----从而反对阶级制衡，施行（优势）阶级立法，建立阶级政府----或者，反而为之，施行对于平民阶级的打击和剥夺----都是违背罗马共和和希腊民主之西方原则、元旨之反。潘恩过大夸张美国立国意义，柏克过大夸张英国一贯原则，或许，都有待发展为之一变。这些改变或者实现了或者依然有待实现。其中，所谓"纯化"人民激情，将之驱赶至离开首都较远地界，以便"人民的骚动远离首都"（同上）----他们这些先贤忘记了，人民骚动，正是制衡罗马贵族和英国王室的伟大"第四阶级"之作用（见孟德斯鸠）。其中，"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透过《独立宣言》）所载造反权的行使而作此要求），就破坏了所有种类的权利都互相连贯的概念。"（见柏克/同上）其中，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所谓多派制衡主义，"正是有利于富人派存活并且欣欣向荣的天然条件。"（同上）于是，人们的看法，只能还是回到孟德斯鸠。因为，富人和穷人，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势力，其平衡之道才是积极向上之法；忽视或者偏重任何一方，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极端右派的原则和做法，是人类永久无法容忍的状态。故此，潘恩作为一种倾向，柏克作为另外一种，都有存在的必要；且在他们之间或许也有一种"制衡"存在吧；这个制衡就是T.S埃略特所谓传统和现代性范式的纠结和分梳。忽略任何一方都会产生一种偏见。 原载《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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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3:59 PM PDT
――"六四"23年忆钦老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对我和我所属的那个群体而言，"六四"所以挥之不去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曾同属那张有劳江泽民御驾亲征而遭封杀，却又因"封杀"一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上海干部队伍中，造就颇多"中央首长"的报纸。这张报纸就是当年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 《导报》的灵魂人物，自然是创办人兼总编辑钦老板钦本立。"六四"后，海内外不少人写过钦老，可惜大多属道听途说，耳食之言。不如我辈闲聊时道出的钦老，有血有肉，真实立体。当然，回忆是私人的事情。回忆中的形象，因人而异。我的回忆，说出来对执政党有点不恭。因为在我的回忆中，钦老最可爱的地方，是他不像共产党员。
世上凡革命，都必须把政治铸成一部机器。投身革命的儿女，便是这部机器最早的螺丝钉。革命逐渐胜利，机器日渐增大，螺丝钉越来越多。等到革命成功，全国人民便无一例外地成了螺丝钉。 在我们这部"伟大、光荣、正确"的机器里，有两种人可能免做螺丝钉。一种人是领袖。领袖缔造机器，处于机器之上。如你有幸遇见毛主席，一定感到他不像共产党员。他幽默诙谐，海阔天空。在年轻女文工团员中谈笑风生，如鱼得水，私生活颇为开放。与毛主席相比，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就更像共产党员。不仅一脸党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还美其名曰"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历次整人运动中，比毛还左三分。等到文革开场，死到临头，却想起中国有部宪法，好像忘了自己一辈子吃的什么饭。你自己造反起家，是颗大大的革命螺丝钉，卸掉你或"做掉你"，还需要宪法？如此不知所云，可悲中透出几分可笑。在我们这部金字塔式的机器里，越往下去，刘少奇式的党员越多。从中央要员到街道大妈，个个满脸党性。这是一种比专政机器本身更可怕的专政文化。 第二种人，是因为太聪明，所以太自由；因为太自由，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螺丝钉。钦老属于后一种人。这种人不是领袖，没有资格处于机器之上，便时不时想处于机器之外，若即若离，时分时合。他们在庞大的机器中，掌握了部分权力。于是，在他们掌权的部门里，就少了点党性，多了点人性。《导报》，便是这样一个部门。 说钦老不是螺丝钉，也不尽然。钦老这代人，有两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是"五四运动"，那是他们的精神初恋；另一个是后来的"改革开放"，那是他们的黄昏之恋。现在许多所谓"两头真"的老干部，其实都有这两个情结。"五四运动"，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渴望在地上建立天国。"改革开放"，让他们重拾希望，以为又一次找到了终极真理。所以，晚年的钦老，在"第二次握手"式的激情鼓舞下，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改革开放"的螺丝钉。 对改革开放，钦老一往情深。他坚信改革开放就是真理，改革开放必将中国引向光明。所以，政治上，他对改革开放不假思索地一边倒；行动中，他对改革开放无条件地、宗教信仰般地宣传报道。他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现代化的手段，一股应运而生的合力，一项暂时的政治共识。它既不能完全洗刷历史的沉淀，更无法摆脱革命机器的巨大惯性。它既不是终极真理，更不是"第二次解放"。它只是一种政治选择，和任何政治选择一样，改革开放同样包含着派系、倾轧、斗争，甚至血腥。所以，当改革开放还是各派都能接受的理想时，钦老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当改革开放涉及各派利益格局时，钦老的阵地便日渐缩小。同理，在钦老领导下，当改革开放尚是清纯少女时，《导报》声誉鹊起，喊出了时代的心声。但当改革开放嫁作人妇，盘算起柴米油盐时，《导报》便危机四伏，举步维艰。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导报》被许多人视作改革开放的旗帜，却在改革开放真正推行前（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早已寿终正寝，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无论在朋友或敌人眼里，钦老都是"自由化分子"。其实，钦老有时很不自由。如果面对的是赤裸裸的愚昧或冷冰冰的机器，钦老是自由的，人性的。他思想敏锐，没有眉骨，从不同流合污。但是，钦老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如果面对的是一股他们向往的"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叫"驱逐鞑虏，建立共和"，有时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时则叫"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要鞍前马后，托付终身。这时，钦老就是不自由的，从而难逃螺丝钉的下场。钦老作为革命干部也好，报业同仁也罢，几十年来就这样在门里门外，理想现实，自由不自由间矛盾、彷徨、周旋。直到一天，他周旋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中国虽大再无立锥之地时，他的"擦边球"就打到了最后一天。这，就是钦老的悲剧。钦老的悲剧，也就是《导报》的悲剧。 我常梦见《导报》，因而也梦见钦老。人物悲情，场景凄凉。我在《导报》工作九年，除一年在美国外，前六年办报，后二年整顿。不知为什么，梦魂萦绕的却总是那最后两年，《导报》在似关门非关门之时，钦老在方死方生、似生似死之间，烟雾弥漫，愁云惨淡。当然，这只是小人物的梦境，与甚嚣尘上的"大国崛起"相比，无限渺小。但是，"庄生梦蝶，蝶梦庄生"，有时梦幻和现实，很难讲清哪个更真实。所以，值此"六四"二十三年之际，遥想当年，临笔神驰；辞难达意，情不自禁。写出来，算对钦老和《导报》 的一点纪念。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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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3:29 PM PDT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孔夫子教书育才的经验体会，也是对中国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本质的概括。
中国字跨入文明的时刻起，就走在家天下国家的道路上，延续几千年，至今未变。所以，同时产生的中国思想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围绕着家天下国家层层展开。家天下国家成为成为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核心。家天下国家的政治要祭祖奉先，慎终追远，家天下国家的思想也要追本溯源，回到三代。“温故而知新”，一语破的，提纲挈领，孔夫子成为中国人的万代师表，并非浪得虚名。
不过，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分析，“温故而知新”由“故”只能“知旧”，“知新”是虚张声势的夸张。问题在于，家天下国家几千年一贯制，并不求新，更不求变，求的只是适应环境，“温故而知新”其实是“知旧”正合需要。于是，似是而非的“温故而知新”便源远流长，成为真理。
然而，具体分析起来，中国思想在源头上“温故而知新”又有三类情况：
一类是孔夫子代表的儒家，“温故而知新”其实是“温故而知旧”。父子遵循周公的思路，崇拜家天下国家的分封制，把分封制的表征符号“礼”当做宗旨，在礼崩乐坏的激变年代里，以“复礼”为毕生追求的最高事业，“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的“当仁不让”，他的“杀身成仁”，他的“朝闻道，夕死可也”，都是在“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坚持礼，就是复礼。孔夫子一生“述而不作”，就是因为他忙于“复礼”，而无暇“制礼”。所以，父子“温故而知新”者，实“温故而知旧”也。
一类是老庄代表的道家，“温故而知新”其实是“温故而知古”。老聃对家天下国家分封制表现出的弊端深恶痛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深知唯有“绝圣弃智，民和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因而他认为家天下国家的分封制并不理想，希望回到分封制前更古老的部落制，甚至家庭制，“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守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以，老子一生，不屑多说，不屑多写，“温故而知”者，古也。
一类是李斯韩非嬴政代表的法家，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者。面对家天下国家分封制分崩离析，他们既不像孔夫子那样去全力恢复分封制，更不像老子那样希望回到原古，而是别开蹊径，推陈出新，竭力建立家天下国家的权力归于皇帝一人的集权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嬴政的集权制“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跟姬旦分封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无二致，“温故而知新”其实质仍是“温故而知旧”。但，皇帝一个人把国家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令行禁止，毕竟跟王、诸侯、代付层层分权，大有不同，说李斯韩飞嬴政“温故而知新”，也不算过。
中国思想史上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是墨翟创立的墨家。墨子不是“温故而知新”，或“知古”，或“知旧”，而是“温今而创新”。虽然他的原则“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不特别，但由于他看到了家天下国家的痼疾，不令人生，反令人死；不令人福，反令人贫；不令人治，反令人乱；不令人善，反令人恶；不令人安乐，反令人悲苦；不令人积极，反令人消极。因而反对礼制的严酷等级，主张“兼以易别”，“观无常鬼，而民无终贱”。尤其是“择即取兼”，选择的“兼而爱之，从而利之”，竟然达到这样的境界，“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一同天下之义”。“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君，臣萌通约也”。墨子的选择政长论，突破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窠臼，简直可以看作对普世价值民主政治遥相呼应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启蒙呼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墨家摩顶放踵，推行理念。以至于庄子都赞不绝口，“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也许正因为如此离经叛道，振聋发聩，诸子百家中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在后代竟湮没无闻，消灭殆尽，直到清儒在各类典籍中扒罗搜缉，后人才得以管中窥豹，稍见墨家庐山真面目的一角。知道墨家非“温故而知新”，实“温今而创新”也。
由于墨子的“温今而创新”被扼杀于无形，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思想方法上，都对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思想方法流行的都是“温故而知新”这一套，几千年间，一直在家天下国家的螺丝壳里做道场，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思想方法，都一无发展，了无成果。今天，中国要迈出家天下国家的窠臼，长足进步，奔向民主与科学，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突破“温故而知新”的羁绊，“温今而创新”，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当务之急。
从当局全力以赴维护家天下国家集权制的秦制，不断推出维护家天下国家集权制秦制的稳定的新政，可以看出，突破“温故而知新”的思想传统，还是一场硬仗。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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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3:56 PM PDT
一年又一年，在血恨相加、黑暗无边的日子里，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无数经历过那个恐怖死亡、撕心裂肺之夜的中国人痛心伤情的日子；每到这个日子，也就是中共政权如临大敌的非常时候。23年过去了，无论历史的河流怎样湍急流逝、不舍昼夜，无论专制统治者改用什么言辞来巧饰涂改，但那一夜的枪声犹在耳畔，那一夜的鲜血还在汩汩流淌，历史的伤口不仅一点也没有愈合，还在继续侵蚀着一个民族的肌体……
就在所谓的中共第四代领导即将退居历史舞台的时候，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大佬李长春又在主导一幕政治滑稽剧，也就是他予以极高评价的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企图用他们那种拙劣蠢笨、掩耳盗铃式的手法，来向老百姓政治图解一个扭曲的天安门，可独独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元素：23年前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少了百万北京市民连续一个多月的和平请愿，少了莘莘学子们感天动地的绝食抗议，少了枪声大作中士兵屠杀民众的可怕场面，少了坦克车履带碾压非暴力示威者的惊恐镜头，少了鲜血、少了死亡、少了火光、少了至今仍在为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们的悲戚哭声！
23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中共导演的这一出《天安门》，就是他们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老套手法，企图用轻歌曼舞来代替腥风血雨；用经济成就来掩盖死亡悲伤，用太平盛世来涂抹历史伤口，岂不知这只能激起过来人的更大反感，徒增六四死难者家人心中的悲愤情绪。就在俊男靓女的演员们簇拥着李长春在大舞台上亮相、中共报端上宣扬这部《天安门》体现了北京的“宽容、厚德”的时候，一个因 “六四”事件被判重刑的政治犯李玉君刚刚被释放出狱，无依无靠地流浪在北京街头。“六四”23周年前夕，“天安門母亲”成员，73岁的軋偉林自殺身亡，遗书写着：儿子轧爱国死于1989年“六四”屠杀中，二十多年过去，冤屈未得申雪，他决意以死抗争。更为惨烈的是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六四”后坐牢22年，期间酷刑致他失明失聪，释放后仍遭受严密监控，6月6日竟然“被自杀”了……天安门镇压已经变成了中南海的治国模式，在维稳的名义下，“六四”或者变相的“六四”一直在神州大地未见停止。
回望历史，真能让人无语，为之惊悚。想当年，天安门运动的基本诉求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反贪污，可到了今天，不仅当年千百万人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早就在“稳定压倒一切”下丧失殆尽，而千夫所指的贪污腐败却愈发变本加厉，愈发疯狂，愈发为所欲为，23年间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贪腐集团，其规模与程度不仅空前绝后，而在掠夺财富和对付老百姓的手法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思想控制远远超出“六四”之前，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讲的“反者道之动”。一个依靠暴力与谎言来维持的专制政权究竟能走多远？前不久暴露出的那个肆意杀人劫财、视百姓为刍狗的封疆大吏薄熙来就是典型的一例。但对权力与财富绝对集中、几十年拒绝公开个人财产、又失去了监管机制的中共高层饕餮们来说，在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追逐上面，他们中的哪一个又敢说自己不是薄熙来或者比薄熙来更好呢？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在“六四”23年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天安门，一个是中共刻意伪造杜撰的、虚假的《天安门》；另一个则是应该继续弘扬的、真实的天安门。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真的血恨难忘，将会永驻心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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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2:35 PM PDT
这是沉重的六月。柴玲公开信称"宽恕邓小平、李鹏、戒严部队和现任中国领导人"；湘籍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 。两人同为八九一代；不同的是六四后柴玲流亡海外、成为成功商人和基督徒，而李旺阳先后陷狱达22年、失聪失明和瘫痪。两则信息让人震惊，两者命运对比让人撕心裂肺。
柴玲此论动机不得而知。甫一公布即招致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谩骂。其对宗教宽恕与政治宽恕的一知半解，显示其人性私欲的未可知。人们能够理解宗教宽恕，是基于人类原罪的忏悔、公义和慈爱，而政治宽恕则首在厘清真相，清算审判，然后才是宽恕及社会和解，六四屠杀真相远未公开，遑论宽恕。在现代文明社会，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对重大公共事件发言，不该有巨大冲突。即使宗教宽恕，倘若没有负罪者真诚忏悔认错，也不得宽恕。六四事件是涉及屠杀罪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宗教应当让位于社会公义与司法清算；在真相和清算未明时，即使个体受害者，也不能说宽恕。
宗教不能宽恕纳粹希特勒，划出了宗教宽恕的边界。汉娜・阿伦特言："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柴玲现不得归国仍是六四受害者，受害者宽恕有罪的施害者，这从逻辑上不能成立。柴玲"宽恕论"出笼几乎与李旺阳"被自杀"同步，又逢六四屠杀23周年，冥冥中在证明前者的荒谬。
同为八九一代，与柴玲学运明星不同，付出巨大代价的李旺阳，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如果说柴玲在六四后"让别人流血"，尚能理解她的年轻无知，那么"宽恕论"正好注解了她的一贯思维。柴玲凡事占尽胜机，即使为曾经为她流血的同类也不愿承担道义。笔者作为参与六四的学生受害者，"宽恕论"像一把刀捅向心口，尤能体味柴玲的冷血和自私。六四屠杀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历数23年来当局政治判决或刑事构陷个案，多以八九一代为对象。六四屠杀远未结束，只不过转换一种方式。李旺阳"被自杀"将"后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极端。据香港电视台记者和李旺阳亲友回顾，尽管他在监狱遭受非人摧残，民主信念犹在，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李旺阳离奇自杀，疑点重重，邵阳当局隔绝亲属和律师，愈加加重疑津。
八九街头运动的无序和轻易成名，使得那些学生领袖往往陷于个人事业成功的迷思，从而无视同伴的流血和牺牲。柴玲的所谓基督徒"宽恕论"，还可从国人宗教功利性加以解释。走进庙堂信神信主，跨出庙堂无神无主。无论宗教或世俗政治，如若背离人性良知和社会公义，那就会沦为谋一己私利的工具。
符合常理加以推断，商人柴玲是否借"宽恕论"献媚、取悦北京当局，以求得回归家国和商业利益，有待时日加以证明。无论如何，民主斗士李旺阳的被死亡与柴玲的所谓宽恕，在专制的天空，上演了最为悲凉的一幕。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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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1:25 PM PDT 
李旺陽雙腳着地、頸纏白布條掛屍窗前的照片，是對虐殺一個雙目失明、雙耳失聰、行動不便殘疾老人的最大控訴，盡顯這個政權的殘酷，很多人都只把焦點對準李旺陽，忽略了妹妹李旺玲從背後抱着李旺陽，擁屍痛哭的悲慟。事實上，李旺陽「被自殺」，打擊最大的是迄今仍然「被失蹤」的李旺玲。
李旺玲本是普通家庭主婦，不甚清楚哥哥推動工運、爭取民主的事，更有人說，她並不支持哥哥做這些事。但當李旺陽在獄中慘受酷刑，她就義無反顧的替哥哥呼寃，四處上訪。二○○○年，李旺陽第一次出獄，在獄中被打至左眼失明、失聰，還有心臟病、脊椎病等，而他多年投身民主運動，未娶妻育兒，由妹妹接回家中照顧。
李旺玲不僅照料哥哥生活、替他籌錢治病，更為他伸寃，接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訪問，結果，她也被判勞教三年。受到哥哥牽連，她一家也受到公安特別「關照」，丈夫趙寶珠「被失業」，一家人靠他打散工，以及每月幾百元低保維持生計，五個人擠住在二百呎、沒有廁所的陋屋，她也無怨無悔。
一年多前，她第二次到監獄抬哥哥出來，依舊接回家中，希望讓他過上溫暖的有家的日子，而哥哥要住醫院時，她每天清晨拿着煮好的飯餸，走七公里路送到醫院，餵哥哥吃飯、清洗衣服，再替他按摩身體。
詎料，哥哥「被自縊」了！她在醫院撫屍哀號（上图），在小賓館撫像痛哭（下图），看得人心碎。李旺陽生前好友說，兄妹骨肉情深，她很疼哥哥，李旺陽「被自殺」對她的打擊非常大，怕她受不了。更慘無人道的是，她未被軟禁前已多次公開表示，絕不簽字火化，堅拒承認哥哥自殺的結論，要取回公道，但屍體仍被強行火化！
一心要照料哥哥，想為他討回公道，卻連他的屍體也不保，被匆匆火化，真是情何以堪！
在今日一切向錢看的中國，盡是虐打及遺棄年老多病父母的新聞，甚至有人大代表要求立法強迫子女撫養父母。如今，有此有情有義的妹妹本就難能可貴，而這樣的好人，卻受到最無情摧殘，軟禁她、強迫她簽字的人，不是禽獸不如嗎？
為免李旺陽被自殺的悲劇，在李旺玲身上重演，懇請各界關注她一家的命運，這就是我們可以替李旺陽做的事：看顧那深深愛他、為他付出無數心血的好妹妹！
（個人呼籲：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設立了「李旺陽撫卹基金」專戶，收集捐款，用於李旺陽殮葬及改善李旺玲生活。恒生銀行：295-164578-003；支票抬頭「香港職工會聯盟」）
張華 / 香港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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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01:08 PM PDT
2012-06-15
根据中国《华夏时报》的报道，自从五月份以来，位于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的国家发改委大门口呈现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像。该报记者5月25日在发改委传达室门前亲眼所见，代表各级地方政府到发改委争取新建项目投资的官员们拎著沉甸甸资料袋排起长队，等候进门的批准条。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项目审批与批准”发布的资料，1至4月份，由发改委批准的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近乎于去年同期的两倍。更有甚者，仅是在5月21日这一天就有高达100多个项目获得批复。根据银行方面的信息，政府主导的四大银行新增贷款的速度明显增快，而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投向了新增建设项目。
这些迹像显然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这一点从五月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温家宝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将“稳增长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在此前后，中央银行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等举措，以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松动似乎也都围绕著中央政府的“松弛新政”相继出台。 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说明中国政府在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已经放弃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目标、著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方针，改而回到以前的倚重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 其实，如果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慢，前五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但是，各项经济指标表明，这种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有可能继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本来就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已经难以为继。那些在结构调整中面临破产威胁的行业和企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被迫放弃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与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如同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功。通常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但是，长期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而投资和出口则呈现畸形增长。这样的经济结构既没有效益，又无法持续，同时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也显得十分脆弱。 正因为如此，控制投资和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成为中国宏观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今年前4个月，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速出现下滑的同时，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很明显，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期待相反，消费并没有能够挑起稳增长的大梁。这使得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调整方案。 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再一次说明中国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承受力非常低下。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因此低收入者无法承受经济放缓所带来的就业和收入降低的压力；以至于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小幅的放缓，社会不稳定的几率就出现几何级数的上升。时刻为自己缺乏治理合法性提心吊胆的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承受这些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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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11:52 AM PDT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前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日前接受《纽约书评》作家伊恩强森的访问时表示，如果他在今天当官，他也难保他不会贪污。被形容眼睛部分失明的鲍彤，在访问中又谈到了温家宝。强森原本想到鲍彤的家进行访问，但被当局拒绝，所以强森和鲍彤两个人在北京的麦当劳快餐店会面，尽管旁边也有国家便服人员的监视。 强森问：目前的领导层将会届满，你在80年代就认识温家宝总理，他当时也为赵紫阳工作。你能说一下他的事情吗？ 鲍彤说：温家宝头脑清醒，你说什么，他很快就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他上面有一个好的领导，他可以做很多好事。 强森问：你如何看今天的温家宝？ 鲍彤说：他非常用功和勤奋，但他并没有完成他要做的事，我相信他自己也不会感到满意，不过他可以有所交代的说：我没有违背我的良心，我并不懒惰。我不想过于对他苛刻，我自己又做了甚么？人家可以说，你没有贪污呀，我说，错了，如果我今天身在这个制度中，难保我也会贪污。你相信我吗？信我吧。 强森问鲍彤：目前这个制度为什么如此腐败，是否有太多的利益团体？ 79岁的鲍彤说：不是。只是很多事情我们都管不到。如果你身在这个制度之中，他们会跟你说，你的儿子应该做个CEO吧，但如果你说你不要儿子当CEO，他们会很奇怪的说，他为什么不要。如果你的儿子不想做CEO，那么我们大家的儿子都不能做。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从船上推下去，所以只要你在船上，你就肯定贪污。人人都有别墅豪宅，他们也会给你一幢，一幢在北京、一幢在杭州、一幢在苏州，一幢在上海。你说你不要，为什么？甚至连省级领导都有别墅，你能不要吗？完全合法，就拿去吧。我说我没有腐败，那是因为我是80年代的官员，那个时候很不一样，钱和特权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鲍彤进一步指出80年代与现在的分别。他说，那个时候当官，老一辈非常重要，长征的老干部企图阻碍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他们又极力主张武力镇压1989民主运动。现在怎么啦？老一辈还有没有人充当邓小平的角色？你认为像江泽民的前总书记幕后还有影响力吗？ 他进一步说，现在已经没有像邓小平的领导，江泽民不是，江在革命中甚么也不是，他没有那种影响力。跟现在跟过去最大的分别，就是以前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先是毛泽东，然后是邓小平。 强森问：这样好不好？有人说，没有强人，所以中国过去10年都没有重大的经济改革。 鲍彤认为，总体上是好事。由一人说了算是很可怕的。你可以跟邓小平谈改革，但跟毛呢？他可以决定一切，但他却选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至于邓小平嘛，就是六四。 鲍彤又说，现在的领导层比较多出现争持不下的局面，如果他们决定不了，甚么事都不会发生。在美国，如果你贪污你就得辞职，看看尼克森，他有了水门事件，就要辞职。在中国会发生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坐在一条船上，如果船翻了，个个都会摔下海里，我说的「个个」，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在中国，他们相互帮忙，如果你有麻烦，我会帮你，如果我有麻烦，你也会帮我，只会出现一如薄熙来这种极端事故，才会有人被踢出政治局的。 鲍彤说，现在有9个政治局常委相互帮忙，这是政治制度，没有人会摇动那条船的。 附录 原文网址http://0rz.tw/ij69x ‘In the Current System, I’d Be Corrupt Too’: An Interview with Bao TongIan Johnson
Sim Chi Yin
Bao Tong, Beijing, June, 2012
Bao Tong is one of China’s best-known political dissidents. In the early to mid 1980s, he was direc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Office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policy secretary for Zhao Ziyang, the party’s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Just before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ao was detained and charged with revealing state secrets and mak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He was convicted in a 1992 show trial and served seven years, all of i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 Beijing’s notorious Qincheng prison.
Since his release in 1996, Bao has been under close watch, at times under house arrest, and always followed by police whenever he leaves his apartment. Security around him has been particularly tigh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prepares for its 18th Party Congress this fall, which will officially determine the successors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I recently met Bao, who is 79 and partly blind, at a McDonald’s in Beijing, after secret police refused me permission to enter his apartment building in the city’s western suburbs.
Ian Johnson: I’m sorry to have caused you so much trouble by visiting you like this.
Bao Tong: You’re sorry? The situation is embarrassing. Well, let’s ignore it. Why can’t I have friends visit? They say I shouldn’t talk befor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y’re afraid I’ll talk nonsense. But I think you can decide that. If what I say is nonsense, please ignore it.
When you served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80s, the older generation was really important. Veterans of the Long March tried to get Deng Xiaoping to reverse economic reforms and many of them supported the 1989 crackdown. What about now? Is there an older generation that still plays that role? Do you think people like former party secretary Jiang Zemin have influence behind the scenes?
There aren’t elders anymore like that. Jiang isn’t a real elder. In the revolution he was a nothing. He doesn’t have that kind of influence.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past it was one person who decided: Mao and then Deng. Now a few people decide.
Is this good? Some people say the lack of a single strong leader explains why there have been no major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ast decade.
Overall it’s a good thing. It’s terrible when just one person decides. You can talk about Deng’s reforms, but what about Mao? He could decide anything but he chos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Deng, well there was June 4 [the night of the 1989 Beijing massacre].
Now the leaders are more deadlocked. If they can’t decide, nothing happens. In America, if you’re corrupt you have to resign. Look at Nixon. He had Watergate and had to resign. In China does that happen? No. Why? Because everyone is in one boat. If that boat turns over, everyone ends up in the water. When I say “everyone” of course I mean the people in power. So in China everyone helps each other out. If you are in trouble, I’ll help you out and if I’m in trouble you help me out. So only in an extreme case like [recently deposed Politburo member] Bo Xilai can someone be pushed out.
Right now it’s nine guys helping each other out [the nine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s Standing Committee]. That’s the political system. No one wants to rock the boat.
I think that group of men at the other table are watching us.
Forget them. They follow me wherever I go.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s set to retire. You knew Premier Wen Jiabao in the 1980s when he also worked for Zhao Ziyang. What was he like then?
His head was clear and he knew what you meant when you talked. If he were under a good leader, he could have done a lot of good things.
What is your view of him now?
He’s hard-working and diligent. But he hasn’t accomplished anything. I’m sure he wouldn’t be satisfied with his work, though in one point he could say, “I didn’t let my own conscience down: I wasn’t lazy.”
But I don’t want to speak badly of him. What did I do? What did I accomplish? People say, “well you weren’t corrupt.” I say, wrong. If I were in the current system, I’d be corrupt too. Do you believe me? Believe me.
Why is the current system so corrupt? Are there too many interest groups?
No, it’s that too many things are off-limits. If you’re in that system, they’ll say, oh, your son should be a CEO. If you say, no, he shouldn’t, then they say, how can he not? If your son can’t be one then ours can’t be one either. Then they’d push you out of the boat. So if you’re in the boat, you’re corrupt. Everyone has a villa and they give you one. One in Beijing, one in Hangzhou, one in Suzhou, one in Shanghai. You say you don’t want it. What? But even the provincial leaders have villas, how can you not? It’s legal, take it. So if I can say I’m not corrupt it’s because I was an official in the 1980s when it was different. There wasn’t so much money and privileges.
So what are your wishes fo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 hope it can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But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change the system. If they can then it’s great. So this issue [concerning Bo Xilai] is a chance. If it’s dealt with as a symptom of a systemic problem it’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If it’s not, or they deal with Bo by saying “he’s crazy,” then it’s a lost opportunity. If it’s just go after this person but not the system, then it’s a loss. Then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then the 20th party congress—they’ll all be the same.
But we on the outside can’t tell what’s happening. Ordinary people can’t act. They can’t speak. They just have eyes and can watch.
Shall we go? I feel I’m inconveniencing you.
How so?
Someone just took our picture.
You can get unlimited coffee refills at McDonald’s, including milk and sugar. We should have more coffee.
I’ll go get some more. [A few moments later…] It’s said that people gain faith with age. You’re old; do you have faith in anything?
In the past I believed in Communism. Now I don’t think it’s worth believing i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thought Marxism was good. I knew Lenin and Stalin were bad. Now I just think that Marx had some nice ideas. He said the poor are worth helping. That’s good.
But Marx’s class struggle is a problem. Class struggle happens but there’s also class cooperation. It’s not always struggle. If it’s just struggle, then the society will break down. I think this is a big mistake. I think he also exaggerated things, like wanting to destroy property and opposing all ideologies. If you oppose all ideologies, then do you oppose your own? There are too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the idea that everyone will get what they need, what does that mean? Maybe enough to eat but is everyone supposed to get an iPad? And what about a jPad or a kPad? If you define it as everyone gets their freedom, then I think that’s right. How? By making laws and following laws, equally no matter for who or what position in society. Who’s doing that? America. England. Other countries like that. The countries that don’t follow Marx.
When you were in offi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just reauthorized religion. I was recently rereading the Central Committee’s Document 19 from 1982, which permitted people to assemble for religious worship and to rebuild places of worship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 do you recall about that?
That was [former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s document. He supported reallowing religion. I can only tell you Hu Yaobang’s view. He felt that the old policy was too strict. He wanted to relax it. Other than that I don’t think he had any other thoughts. He wasn’t religious.
The issue of religion now is like this. Think of 1976 when [former Premier] Zhou Enlai died. Everyone went to Tiananmen Square to cry and show their grief. Why did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didn’t believe in Mao Zedong, so they believed in Zhou Enlai. They didn’t know what Zhou stood for but they needed to believe in him because they didn’t believe in Mao anymore. So when he died they cried. Liking Zhou was a way to dislike Mao.
Why do people believe in religion today? It’s because of this society. ‘I don’t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so I like religion. So I believe in Buddhism or Daoism or Christianity,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Communism.’ That’s how I see it.
You sound like a true Communist!
Religion can’t solve problems, but it can give you a feeling of succor and relief. Religion is a strange thing. If you don’t believe in the present, you bundle your belief and put it in religion. It’s a form of idealism. But it’s got a lot of nonsense in it too.
So if you haven’t turned to religion, what about writing? Do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What about writing a memoir.
I don’t know if I’ll live much longer! I’ve just gone blind in one eye.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read or write.
Your former boss, Zhao Ziyang, wrote one. What do you think of Prisoner of the State?
It’s very good. It’s his real work. I think h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it. Every character he thought over. It’s not like us chatting and talking. He pored over every word.
I started with him in 1980. He came to Beijing in April and in May I was working for him. I didn’t know him. Someone suggested me and he said “oh, I’ve heard of him, let him come,” and that was it.
I’ll walk you home.
No, don’t. You go directly into the subway. I’ll walk home. I won’t be alone.
June 14, 2012, 12: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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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11:30 AM PDT
在另一宗涉及政府打压异见者的案件中，法官在14日裁定《立法会条例》第三十九条禁止有刑期未服人士参选的规定，违反《基本法》及《人权法》，因此议员梁国雄和他的助理黄轩玮的司法覆核被裁定胜诉。换言之，梁国雄等可以无须先坐牢后才可角逐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目前未悉在法庭一日内连吃败仗的香港政府是否会再行上诉至终审法院。 "扔奶粉"事件发生在2010年年底，当时政党组织社民连数十名成员为抗议内地监禁「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由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虽然游行者只得数十人，但警方仍然严阵以待，除在中联办门外架起双重铁马外，更动用倍数多于示威者的警员组成「人肉围墙」，阻挡示威者爬进中联办。示威者招显聪及姜灵彰当时用一塑胶袋子装好的奶粉撒向中联办，在场有数名警员被奶粉扔中，其中多人宣称"不适"，当局于是向两人控以扰乱公众秩序破坏社会安宁罪。 法院在2011年驳回政府的指控，裁判官表示，由于两人的行为并无引起他人作出暴力报复行为，故即使其行为被部分人士看来是「好差劣、好差劲」，仍不构成扰乱秩序行为。政府屡败屡战，向高等法院上诉，结果在多吃一场败仗。高院法官根据案例指，被告不一定要恶意地以武力伤害别人，以挑起他人还击或殴斗才能构成控罪，又指示威者亦没有激动的情况，不会构成社会安宁遭破坏。高院于是维持原判，政府败诉。 社民连立法议员梁国雄一案中，梁和助理黄轩玮去年9月1日冲击递补机制论坛，抗议政府搞小圈子谘询活动，梁、黄以及另一示威者黄洋达被控冲击现场并导致有人身体受伤，梁被判入狱两个月，黄洋达被判3入狱3星期，而黄轩玮被判14日。由于《立法会条例》第三十九条禁止有刑期未服人士参选的规定，梁因此可能难以参与9月立法会选举，故就该立会条例提出司法覆核，结果覆核得直。 代表政府的律政司大律师称，要等待颁发判词后，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为此法官特别表明，他会在下星期后休假，而两名申请人今次兴讼，目的是希望赶及在7月报名参选，希望律政司提任何申请前能考虑此两点。大律师闻言后回应确认，律政司已预计法庭昨日会有判决，律政司不会立刻要求暂缓判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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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10:20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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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n 2012 10:03 AM PDT
——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让刘少奇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担起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清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i]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委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怀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时当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得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八句则是勉励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词回忆：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阿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进行选举。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一千五百零八票，而实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得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邻某国，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袁世凯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i]‚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
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跑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ii] 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iii]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iv]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逼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整了刘伯承，整了陈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把毛这次讲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据党史学者考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v]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vi]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团‛。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三）——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
‚你办事，我放心‛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i]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ii]对此，毛泽东有预见，有防范。
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着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随后，话锋一转：‚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iii]
汉初的随何、陆贾是文臣，周勃(被封为绛侯)、灌婴是武将。毛说的典故出自《晋书〃刘元海传》。
刘元海就是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的刘渊。他本是匈奴人，小时候却对诸子史传，无不综览，曾对同窗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孙中山在徐锡麟蒙难后送的挽联中，用了这个典故‚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鄙‛字改成了‚恨‛字。毛引的是孙中山的说法。[iv]
周勃的功劳是‚诛吕安刘‛。刘邦死后，太子盈十三岁即位，是为孝惠皇帝。子少母壮，吕后专权，任命其弟吕台、吕产为将，掌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廷，北军卫戍京城）。惠帝二十岁抑郁而死。吕后立惠帝养子继位，称少帝。四年后，废少帝，幽杀之。吕后将三兄弟吕台、吕产、吕禄封王。刘邦生前有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陆贾游说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吕安刘。密谋后，周勃以国防部长（太尉）的身份入北军，厉声曰‚为吕氏右袒（褪下右边衣袖），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周勃下令逮捕吕氏诸男女尽杀之。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2008年8月5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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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ii]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登出《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ii]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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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un 2012 03:39 PM PDT  
行者如此无疆：致敬，艾晓明！
朱毅
谨以此文祝贺艾晓明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林昭纪念奖
阙如的获奖感言
六月九日，一边读着《房文斋：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国人民大学反右运动亲历记》，一边神驰香港大学康乐楼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典礼。午后，才在推特上看到德國之聲中文新聞的典礼图照与报道：《谁在害怕文学与真相？》。但面对五把空椅子照例的愤懑，还是难抑我由衷的惊欣！
终于，第七届林昭纪念奖授予文革后中国第一位文学女博士——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
正想着向艾晓明发一电邮呢：房文斋先生索要直接向她与胡杰签赠寄达《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邮编地址；我也想告以此书以林昭开章，又以林昭结篇，若干新发现的林昭在人大的史料，对于林昭研究十分珍贵：我所接触的当代作家之中，没有比艾晓明更关注这一切的了。自然，这也是我对她获奖特别在意所由之一。
皆为缺席获奖：前年有唯色的获奖感言《写作即见证》；去年的颁奖典礼上，北风代崔卫平宣读了《爱这个世界》；可直至颁奖次日的笔会网站上，只读到蒋亶文先生执笔的颁奖词：《用记录来行动》，却无记录行动者的片言只语！知道一段时间艾晓明一直在守护在沉疴的老父身边——算起来，艾父年近九旬了。而千千万万读者都知道，艾晓明第一时间感言的《飞跃东师古》的最后一句就是：“我在病床上深深祝福正义必胜！”面对获奖感言之阙如，种种忧心不由十二分不安了：高压之外，目前的艾晓明博士处于怎样的亲情/病体窘迫与羁绊之中呢？
也许，这就是无疆行者真切的人格写照：谦窘于荣耀时刻，却即使羁卧在病床上，也依然在记录、在行动、在践履林昭精神？！
林昭纪念奖艾晓明真正受之无愧！
一代人灵魂的救赎
不过，也许恰恰对于我，阙如的“获奖感言”并非真正阙如，它半年前就专邮而至，我把它编辑在无数人都读过的《孤悬天地心：林昭80冥诞献辞集粹》中了。
不妨就读作艾晓明林昭纪念奖获奖感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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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相比起来，我们是没有资格纪念林昭的一代（我指的是，我们多么怯懦，多么缺乏行动力）！
面对林昭，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却又不知如何开始。
林昭为自由浴血抗争，是对现代中国人灵魂的拯救。博尔赫斯曾经说，每个国家都找了一个最不像它的人来做其精神代表，西班牙是塞万提斯，德国是歌德，法国是雨果。由此说来，现代中国，那就是林昭；后继者们，还有王小波、艾未未、王荔蕻等等。他们勇敢无畏、自由无羁、幽默奔放，最不似卑劣丑陋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我愿意成其同类。
——艾晓明
愿作林昭及其后继者们的同类，以一代人灵魂的救赎为己任，这就是艾晓明。这正是艾晓明：从博雅书斋到公共社会，从女权到人权，从珠三角到巴山蜀水，从社会焦点到民族痛点，多少年来一直以记录为行动，不仅宣示自己拒绝沉默、而且引领一代人追魂林昭的艾晓明！
艾晓明，林昭式“最不似卑劣丑陋的中国人”的中国人！
笔者非笔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旨在表彰、奖掖与倡导逆境中的自由写作精神。相信所有六届林昭纪念奖获奖者，各有坎坷，各有卓拔。然而毋庸置疑，提倡作家弘扬、、践履林昭自由精神，自然前提与必然内蕴之一，是以林昭长夜歌哭与铁窗啸血为经典范本的；——林昭十四万言书也确系后五四百年的精神极品；同样毋庸置疑，林昭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因之，奋力廓清历史重重迷雾，发掘出真实而非虚妄的林昭，豁显出林昭“最不似卑劣丑陋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与本相，对于林昭纪念奖设立乃至评判，实具基础性重要必要。至少应为笔会治史评论诸君所重。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中，倾力支持并始终与胡杰合作、在中山大学首映并不断完善纪录片《追寻林昭的灵魂》；亲自搜集、整理、修订、编辑出至宏至全篇目的《林昭文选》；奋力开拓、密切关注、力行深化林昭研究：致力灵魂救赎的同时，也一直为林昭传播、林昭研究如此倾心尽力——这样的艾晓明终于获奖，是否林昭纪念奖完整本真意义上的新高度呢？！
至少笔者，一个林昭研究者，深心为此庆幸。
惜乎！笔会颁奖词中，对作为林昭彰扬者、研究者的艾晓明的开拓奉献竟未彰一词！
当然，举世更感念的是作为林昭追魂者的艾晓明！
感念她为中国公民社会的萌生和成长如此勇敢如此艰辛的记录——
用记录来行动——大公民人格与担当
2003年，她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并同时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2005年9月，她开始观察太石村罢免事件，对事件进程进行了文字与图像记录；2006年，在河南拍摄中原记事，记录当地艾滋病患者如何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与当地政府博弈；2009年，完成记录片《我们的娃娃》，记录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和死难学生，以及孩子家长的维权之路。在这些年里，她的影片代表作有《天堂花园》、《太石村》、《中原纪事》、《关爱之家》、《开往家乡的列车》、《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花儿为甚么这样红》等。
——第七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蒋亶文执笔
谢谢艾晓明遥远的馈赠，终于有幸细细观摩虎啸猿啼之中血凝心聚的这一切：真实而严酷的当代影像记录，崛立的人格，绵亘的公民抗争与价值求索。是的，无非追魂林昭——无非《海鸥之歌》另一时代、另一波涛中的律动，无非普罗米修士之当代神殿窃火……
曾无数次面对老虎庙的记录团队。
只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摄录者的艾晓明，是在张志新35祭现场。
那是张志新十周年祭之后仅有一次非主流纯精英纪念。几遭腰斩的第一时间，遥向荔蕻大姐呼助。于是清晨，一袭黑领黄纹灰毛衣的艾晓明，一脸倦容地背负着沉重的摄录包，与崔卫平、戴晴先后匆匆赶来“救场”。一如张志新吊唁簿上艾晓明所题：“ 您美丽的眼睛照彻民族的灵魂！语言无法表达您的英勇，您承受的痛苦； 愿今日的祭奠安慰您在天上的灵魂！”她是祭奠现场唯一的、始终的、敬业得片刻无休记录者，却抓紧现场布置的些许空挡，为记录片《我们的娃娃》采访记录了与会的杜光先生。那天，我亲眼见证着艾晓明为一代人灵魂的救赎而记录的孤独与匆迫，劳瘁而昂扬，孱弱却挺拔的胸腔里，仿佛永远激荡与燃烧着悲悯与担当！后来海豚天天告诉我，在王荔蕻一审的温榆河现场，她见证艾晓明摄录得如此专注痴迷，踩污了一位国宝的鞋也毫无觉察，以致连连道歉仍遭恶意纠缠！
据说胡杰追寻林昭，常带着妹妹作助手；海豚天天告诉我的艾晓明是孤身，我见到的艾晓明也是独自一人搬装摄录，记得那天崔卫平抱起所有的菊花都走出了门，艾晓明还在电脑上忙乎存盘……
不由想岭南中原、巴山蜀水之间，一个素面云天、背囊沉重、风尘仆仆、踽踽独行的妇女，谁敢信她是中山大学博士导啊？为价值求索海角天涯、奔波记录，艾晓明何其孤独劳顿？！她遭遇过多少横眉、冷眼、不测与委屈？！
行者如此无疆
然而，深心更深处，我还是感觉——
艾晓明之成为艾晓明，似乎更在于她的那些与社会聚焦同步呐喊、直抒胸臆的文字，更在于激扬潜沉在焦点/痛点之中的她的良知、她的正气、她的悲悯、她的理性、她的坦荡，尤其她那林昭般的从不避遁、一马前驱的公民担当与号角般召唤着的抗争…….
如果说艾晓明的光盘的每一面，都刻录中国公民社会萌生和成长的艰难与不懈，那么她的文字，一面是抗争着的公民中国，另一面巍峨着她自己——
为胡杰记录片首映感言的《林昭给我们的精神挑战》；
为胡佳呼吁的《国家公敌或人民之友？—— 2008 年元旦感言》；
2011.4.4的《从张志新到艾未未》；
2011, 5.12艾晓明朗诵版《南都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5.25的《穿透黑暗的凝视——看艾未未纪录片<一个孤僻的人>》；
掀起温榆河审判围观潮的：《“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想念王荔蕻》；
今年4.27病榻上的浩歌：《飞跃东师古》；
…………
焦点之直面，痛点之撕裂，心录乃魂志、记录即担当：行者如此无疆。难道不正是这样铮铮谆谆磊磊落落的文字，同步凝定时代苦难与公民抗争之时，也凸显出艾晓明远远前驱与拔萃于国内公知精英群落的大公民人格与担当，在历史断面上协同支撑着民族精神的高度？！
在公民精神史与公民社会构建史上，这种转型期几乎每一历史节点第一时间的大公民担当文字，难道不比那些从容剪辑的艺术影像，更具即时而巨大的震撼、启蒙、开拓与一代人灵魂救赎意义？
深心更深处，追魂林昭的行者如此无疆！
可惜铁玫瑰园双雕两度揭幕，艾晓明都遥在南方。获奖的荣光时刻，无法找出一张追魂者与被追魂者的合影以彰传承，以慰良知。
谨以此文祝贺艾晓明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林昭纪念奖。
2012/6/9—1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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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un 2012 02:04 PM PDT
原题：“重庆模式”阴魂不散——无法填补的重庆债务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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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un 2012 01:5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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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2, 2012, 6:27:14 AM6/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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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2 07:04 PM PDT
刘云会客室：全球选举制度民调结果2012-06-21
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是否尊重民意，被管治的社会的自由度又如何，事实上，不容易单凭一些个案的发生便可作为具体的数据反映。随著不同国家或地方社会的民主诉求呼声不断呐喊﹔同时间，不少政府极力抵抗，因而有不少学者想出一个相对科学兼公正的做法，就是以不偏不倚的角色向民众就一些关心的议题进行直接提问，搜集数据，再进行分析，因而出现了相对科学化可以反映市民意见的民意调查。
世界民意研究学会顾名思义，就是以民意调查为己任，较早时，在其65岁“生日”之时首度在亚洲区甚至选择了香港进行年会，并公布一项针对全球各国或地方在过去十年间的选举制度中，在选举前及选举当天投票站进行的民意调查有没有设下限制的民调结果。
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计划中心总监锺庭耀（见图）指，在回覆的85个国家或地区的问卷调查中显示，54%的国家或地区在选举方面并没有设下选前民意调查的限制，46％则有限制。作出限制的国家其实在过去10年间也有进步的地方，如面对债务危机的意大利、西班牙及希腊完全没有限制，相反，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却出现退步的迹象，如加拿大及挪威在选举前便有1天的禁止期，限制民意调查的公布，洪都拉斯更跨张至选举前45日便要禁止，那么，华人聚居的中国大陆及台湾又如何？由于中国并没有选举民调的进行，故难以进行研究。相反，早在1996年便开始有总统直接选举的台湾，限制民调公布的做法却有倒退的迹象，在选举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结果。 锺庭耀分析，“我在台湾观选及交流时，都常有提及这问题。台湾的问题是很多学者及专家都不望有这限制，可是，台湾社会的中间力量不太强，所以，中立的媒体或学者是比较少，故此，台湾发放选举民调的时候，很多台湾市民都不太信任这些民意调查，因而当政府限制不予发放时，台湾的民众并不有很强烈的反感。某程度而言，台湾的民主制度是相当高，因为总统也是由人民投票选出，可是，民主的配套制度如独立的民调，似乎较香港落后一点。若谈民调的自由度，台湾肯定不够香港高，我们希望在华人社会里，香港能够在这方面带领其他社会。” 中国大陆方面，他指出，现时已有不少学者及专家都做民意调查，但是，有关的结果主要供作政府内部参考，并没有向外公布。但是，他相信，随著社会的进步及民智的提升，这类调查始早出现。 中国不少大学或媒体事实上已有就不同的社会议题，专门钉著市民在网上讨论区发出的意见进行舆论研究，就以去年发生的温州动车事件，上海复旦大学的舆论研究中心便做了详细的研究，只不过，有关报告只供内参，并非公开公布。 既然中国大陆没有选举的民调，而台湾在这方面又有倒退现象，香港的状况又如何？锺庭耀说，香港尚算自由。但是，香港正面对另一个问题。 “香港的情况较奇怪，在法律上而言，香港并不是絶对自由，因为有些国家的政府容许在投票站内做选举调查，但是，香港是不容许的。相反，在票站外做则可以。在发放调查结果方面，香港及一些国家是有时间上限制的。不过，这些国际性上的限制，不管多与寡，都未触及专业操守的问题。香港特别重要的问题是，票站调查的专业操守。我们在过去目睹不少团体，藉票站调查取得的资料用作当天的选举工程，已有参选团体承认做过这些事。可是，在国际指引中，这些做法是不容许的。香港在这方面的指引却是欠奉，我们在八年前已有这种选举工程式的票站调查是否该有限制？迄至现在仍没有明确的界定。” 锺庭耀指，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中心在四年前已经验到问题的出现。 “香港四年前的立法会选举时，已有一个争议，我们目睹不少市民不太明白个中争论为何。当听闻有团体呼吁杯葛就跟从，当有团体呼吁破坏，他们就跟著讲假话，所以，他们都不明白个中道理。同时间，有市民分不清楚票站的调查员是否可信赖，那些是研究假学术，由于分不清故对整个票站调查失去信心，故此，我们的票站调查工作在４年前已遇到困难，我们今年不希望再遇上此困难。” 这些民调的重要性为何？ “这是很直接的指标，可以目睹一个国家或地区本身的自由程度及开放程度如何。有些国家是没有限制，原因是，当地没有做过票站调查或其他民意调查，故此，这是另类指标。不过，若有进行调查的国家或地方，目睹当中有或没有限制，这便可直接地展示该地的自由程度或言论自由的状况。” 根据全球各地选举前及投票当天，民调有否限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回覆中有87%指限制源自于官方，至于投票站内进行民调，有43%回覆指该国或地区完全限制，大部份是欧洲的国家，有32%则指完全没有限制，但有22%指，民调可以在不太接近票站的地方进行，可是，有关的距离却没有界定，而作出这类限制的国家大多来自亚洲地区。74％则相信现有的限制在未来3至5年间不会有改变，有4%则预测未来在民调结果公布方面会有限制。香港今年九月九日便进行立法会新一届的选举，锺庭耀会否担心四年前的遭遇会重现？ 他说，不想预测，但是，言谈间却似有忍忧，因为早在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以至即将进行的立法会选举，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中心已向选管会提交意见书。 “我们希望在申请及进行票站调查时，若有机构会把选举工程跟票站调查挂勾 ，调查机构的调查员需要如实地向被访者交待。这是专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即是不要作假，我们讲的是信任，倘若调查员真的不会用调查资料作为当天的选举工程，他便需要如实地讲，选管会也应该要求每名访员及被访员知道这讯息。” 可是，去年的区议会选举指引中，却未见有接纳这诉求。他更侧闻，选管会在今次的立法会选举时，仍旧会采纳过去的做法，即在选举快将结束前不准发放讯息，然而私下却容许随意运用，故已预计可能再出现一轮杯葛或破坏的行动，故担心对票站调查的专业发展会带来破坏。那国际性接纳的标准又如何？ “票站调查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非政治化及非政党化，是由一个真正独立的媒体做，外国有很多媒体会做，没有问题出现；次外，不论谁做调查，他要如实地告诉大家做调查的目的及个中细节。香港选管会现在的要求是多去一贯使用的要求，原本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近年间争议出现了，制造了灰色地带因而令到一些团体用了调查资料作为选举工程，甚至，有些人觉得所有票站调查都是用作选举工程，因而加以破坏。选管会及参选人士若为了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国际城市，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我觉得他们应该跟从国际标准或执行规管票站调查。” 他认为香港政府、议员、调查团体等都应该扩阔视野，若要把香港置于一个具国际视野的位置时，便需要做到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采纳国际间的指引。 今年，香港的特首选举引发社会热烈讨论，锺庭耀更首度推行电子公民投票，纵使这民间发起的323全民投票，在投票当天电脑被黑客严重攻击，导致网上投票接近瘫痪，市民需亲身前赴投票站投票，但最终仍旧完成，研究中心并在正式的选举日前公布结果。事件便立即引起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负责意识形态的文体宣传部部长郝铁川关注，事后更在报章发表署名文章，引述欧洲一些国家在选举前有限制民调报告，故认为香港在这议题上可研究讨论。时隔3个月，锺庭耀今天公布同一议题，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国家或地区，那这项研究议题究竟是凑合或刻意之作？ “世界民意研究学会是次的调查，年前已决定了。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中心作为主办机构顺理成章执行这调查，那时郝先生仍没有任何评论，所以，郝先生在撰写那篇关于调查限制的文章，个中也引述了一些国际间的限制，我当时直至今天观点仍旧如一。我们今天有了最新的数据，无论是郝先生或其他人，若要引述郝先生当时的文章提及欧洲国家的变化时，我相信，撰文者可翻看我们做的报告，便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及评论。我希望我们之间以至社会的讨论，是国际社会民调下的限制，最重要是，限制或不限制某程度上被视作社会自由度的指标。香港自视是在国际视野中，香港究竟希望自己被放在自由度那个位置？我相信是由社会人士决定。” 锺庭耀指，香港自由度虽没减少，但就认为有责任在华人区肩负带领角色走下去，并有信心香港能够朝著更文明及民主的方向发展。 话说回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中心在香港即将回归十五周年之际，在本月19日公布香港人对香港政府、中央政府以致台湾政府的信任度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令人值得回味。 根据该中心在2012年6月4至12日，透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成功访问了1,003名香港巿民，发现巿民对香港政府的信任比率与3个月前相若，但不信任比率就略为下跌。不过，巿民对中央政府及台湾政府的信任程度就明显下跌，当中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更加上升至1997年5月以来新高。研究计划中心估计，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信心下滑可能与薄熙来、陈光诚及李旺阳等引起社会热烈关注讨论的事件有关。 至于前途信心方面，对比3个月前，巿民对香港前途信心明显下跌，对一国两制信心就轻微下调。至于巿民对中国前途信心方面，虽然有67%表示有信心,，但就大幅下跌12个百分比，创下至1998年以来的新低。 从年龄层分析，中心发现，“50岁或以上”人士对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年轻一族。至于18至29岁的年龄层人士，对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心度相对其他年龄组别而言是最低的一组，他们当中有超过一半不信任中央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的只有21%，至于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度则有23%。 此外，该中心将于本月底至七月初亦陆续会公布其他的民调研究，当中包括令锺庭耀两度被中央驻港官员直接或间接针对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的调查报告及在回归前夕，公布的特区成立周年调查报告。相信结果公布后，定必再掀起另一场中央政府官员及议员热烈讨论的政治漩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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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2 06:0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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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2 06:34 PM PDT
國安局沉溺權力內鬥而疏於情報作戰，如今已只剩下不到當年兩成的能量，情戰網絡也隨著改朝換代而逐漸凋零。
台灣對大陸的情報作戰能力低落，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台灣情報系統曾是國際間對中國情蒐最直接、最快速、最權威、最綿密的，但在短短不到十五年間，國安局因沉溺內鬥而疏於情報作戰，如今已淪落到只剩下當年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能量，而且相關的情戰網絡也隨著改朝換代而逐漸凋零，遠離權力核心。
據國安局高層人士分析，當年台灣是國際間掌握鄧小平死訊最早的國家及地區之一；對於大陸的重大政治會議，台灣也都能掌握部分重要情資。過去為了培養重要的情報來源，無論軍情局或國安局都可花上二、三十年的時間布線，最著名的大陸總後勤部軍械處處長劉連昆的「台諜案」，台灣就整整花了二十年，由他校級軍官時進行策反，一路培養到將級進入解放軍的核心。
「劉連昆案」堪稱台灣情報圈在台灣最重要的代表作，而當年負責這個專案的就是前國安局長殷宗文及國安局前副局長王西田，直接負責操作的就是在王西田軍情局任內所為，因此，當殷宗文升任國安局長時，唯一從軍情局帶到國安局的主官就只有王西田，而劉連昆的專案也一併由軍情局轉移到國安局。
大陸方面在破獲劉連昆案後，也深知對大陸滲透情戰最主力的靈魂人物就是殷宗文與王西田，因此，在一九九八到九九年，就不斷由北京方面放出王西田已為大陸吸收的反間情資，而也透過台灣的情報系統傳到層峰耳中。當時國安局長丁渝洲針對王西田做了兩次測謊，王因心血管疾病兩次儀測都沒有通過，時任國安局副局長韓還一度要對王進行監控，但在國安會秘書長殷宗文力阻下，才沒有進一步行動。
不過，大陸方面的反間計顯然奏效，王西田以情戰立功，卻始終無法更上一層樓，自此每任國安局長都以此而進行權力鬥爭，在蔡朝明任局長期間，因擔心王接替他的位置，甚至還對王抄家，清查王的接觸對象、親友的帳目，最後才在查無實據下結案，只不過就一直不讓王再接觸對大陸的情戰布線的機密事務。
直到許惠祐任局長後，因王西田是由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指派回國安局任首席副局長，隨時有可能取代許出任局長，所以許再把王遭對岸吸收的舊案拿出來，並以「叛國罪嫌」的名義，逕行對王西田實施情報監聽，並一直到最近才告知王被監控的緣由。國安局這種權力內鬥將過去情戰有功的高層將領當做敵人對待，難怪情治高層人士慨嘆，以後誰還敢替台灣情報系統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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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n 23, 2012, 6:19:36 AM6/23/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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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Jun 2012 11:38 AM PDT
图：达赖喇嘛与罗伯特・瑟曼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东方的两位圣贤，佛陀释迦摩尼和孔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先后来到了美国，那就是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中国政府砸下巨额资金建立的孔子学院。这两位差不多同龄而且在东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力的贤哲，在美国的遭遇却迥然不同。 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疑虑 自从2005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到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其中约20%建立在美国，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法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语文学院、德国人的歌德学院。 全美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里的扩展和影响令人刮目相待。特别是数量颇为可观的孔子课堂，满足了众多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愿望。学好中文有利于将来和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发展，一度被视为一种有远见的做法。很多中国人也颇为以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校在美国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而自豪。 不料，最近突然传来令人瞠目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要求全美的孔子学院必须得到美国认证，并指在学院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违反了签证规定。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供外国籍人士申请在美国作为交换学生、学者教书、工作和学习，以取得所谓的文化交流经验。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却不仅是大学生，而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这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 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就签证的技术细节对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和志愿者找茬，其实这只是敲山震虎，对孔子学院及其背后的老板发出信息：山姆大叔注意到了你们，不要指望轻松地在美国搞中国那一套。 孔子学院的搞法，和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等大动作，有异曲同工之特点，即依靠中国庞大经济体和特有的强政府体制，集中决策、集中花钱，高目标，高效率，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和西方民众不一样，一般人分不清国家富强和政府有钱的区别。于是政府就可以用手里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自信，他们可以不顾民生需求，动用国家力量来做事。然而，这恰恰触到了西方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即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教育是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事，美国人在这样的事情上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敢信任，更何况一个仍然宣称自己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国政府。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背景，是引起越来越引起西方民众疑虑的根本原因。 藏传佛教在西方 与孔子学院截然不同的是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1956年至1962年，中共在藏区发动“民主改革”和“平叛战争”，迫使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本土被关在双重铁幕之后，没有人知道，在“平叛”的过程中，多少寺庙毁于战火，多少僧尼死于非命。在其他几个地区，包括蒙古和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藏传佛教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古老的藏传佛教岌岌可危，似乎难逃一劫。 然而，大批藏人出逃的时间不早不晚，恰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当第一波西藏难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时候，世界进入了“六十年代”。 在西方历史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里，陈腐的社会规范，僵死的宗教信条，以及传统的行为模式受到年轻一代的激烈挑战。在躁动不安的气氛里，一个新的时代呼之欲出。精神追求者们朦胧地感到，信仰不应仅仅是遵从一套固定的仪式，对生命的认知也不应只限于经典的诠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到哪里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在理性与灵性，宗教与世俗之间，是否有一条“中道”？ 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 六十年代初，两万多逃亡藏人刚刚到达印度。就在这时，努力从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西方青年，千里迢迢前往喜马拉雅山南。在临时难民营里，怀着好奇和疑虑的西方青年们看到，一无所有、历尽苦难的难民和僧侣们心态平和，甚至在临时难民营里就开办学校，开始重建人生。西方青年们想知道，这些难民的信仰中有什么样的“神秘因素”，赋予他们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第一批西藏难民中鲜有人懂英语；第一批前往喜马拉雅的西方青年几乎无人会说藏语。两方艰难地交流，两种文明就这样撞击出炫丽的精神之花。 藏传佛教从此西渐。 早期最著名的求法者中，有个名叫罗伯特・瑟曼的年轻人。1964年， 24岁的罗伯特成为达赖喇嘛亲自剃度的第一个“洋喇嘛”，藏名丹增。他师从达赖喇嘛习经3年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于1967年获哈佛大学梵文博士学位。日后，他出版了多本介绍藏传佛教的通俗性书，被认为是促进藏传佛教流行西方的先驱者之一。 在达赖喇嘛流亡半个多世纪中，藏传佛教寺庙和中心在世界各国涌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皈依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等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每年在西方各国举行讲经会，宣讲佛教理念和当代人类普世价值观。慈悲与智慧，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佛教精神的核心。来自雪域高原的达赖喇嘛的微笑，成为欧美国家男女老幼都熟悉的形象，达赖喇嘛是当代世界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达赖喇嘛每年都访问美国，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和达赖喇嘛相见欢谈。不是总统故意挑战中国政府宣称的“国家核心利益”，而是总统必须顺从美国民众对他的道德原则设下的标准，达赖喇嘛倡导的人类普世价值，高于眼下的商贸利益。 佛法西渐，改变了西方文化版图。在此过程中，并无国家力量的支撑，而是一批又一批对人类智慧怀有谦卑之心的西方人，不辞辛苦前往东方求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六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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