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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4 12:02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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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4 11:55 AM PDT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日本,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表示,"尖阁列岛"(包括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若该岛遭攻击,美国有义务采取行动。他还说,不可由任何一方改变钓鱼岛现状。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就钓鱼岛争议作出明确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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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4 11:46 AM PDT ![]() 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笔者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国大陆境内网民们对已经严重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其下流无耻的行为甚至也违反了中共官场上的"潜规则"的中共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居然还能够被"软着陆"而愤恨不已。这里说的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意思是指中共各级官员们"包二奶"也好,"睡下属"也好,"养小秘"也好,都还是要遵守"公平交易"原则的,而衣俊卿诱奸了自己的女下属之后,不但没有兑现对人家的事先承诺,甚至还要倒收人家的"好处费"。如此劣行被公开揭露出来之后,也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党内警告和免除职务的小处分,"处分"之后被内部明确宣布"学术地位"和"技术称职"不受影响,所以可以继续留在局里担任马列主义编译的"正高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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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4 04:54 PM PDT 在六四惨案发生25周年忌日即将到来之际,一些中国公民于2014年5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回忆六四事件,探讨其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参加讨论的有:崔卫平、郭于华、郝建、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秦晖、王东成、吴伟、徐友渔、野夫、张先玲、周枫。因事未能到场的书面发言者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 与会者中有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子女的母亲,镇压之后被判刑的人士,失去大学教职的老师,他们在发言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情况,表示虽然时光流逝,但伤疤并未愈合,六四不能淡忘,不可回避。 与会者认为,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的评价人们或有不同,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不是"暴乱",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于天理国法所不容,基于"暴乱"所实施的一切处罚应予取消、纠正和赔偿。 一些发言者指出,六四镇压的暴行埋下了今日社会乱象的祸根,权力的滥用、对群众的欺压、对贪污腐败的纵容,对公平正义的罔顾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端都因六四镇压而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中国今日和未来要重振社会风气和德行,必须深挖六四根源。 一些会议参加者强调,我们不需要请求当局为六四平反,裁决与评判罪与非罪、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掌握在当权者手中。我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调查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转型正义,弥合民族创伤。 一些未曾经历六四镇压的年轻人积极参加本次会议,他们表示,回顾和反思历史使他们受到震撼和启发,他们从了解历史之中加深了对于当下中国的理解,他们决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防止类似六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纵览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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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4 12:03 PM PDT 本文原题:《专政统治术之纲:"塞民于兑"》,艰涩难懂,改用现题。 "塞民于兑",是中国古籍《淮南子》里的一句话。原注:"兑,耳目口鼻也"。"塞民于兑"——堵塞民众的耳目口鼻,人不就成了白痴了吗?是的,正是要让民众成为白痴。 专政统治需要制造愚昧的民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历来的统治者对此奉行不易。不过,在口头上,他们一般并不这样讲,反而要为自己涂抹上一层厚厚的"为民"的油彩,显得华丽迷人。 公开了内幕的,是《淮南子》。其中的"塞民于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淮南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刘安本身喜好道家黄老之术,书里充分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资料。但在涉及实际的统治术时,却也百花齐放,各种主张都有。其中,最能够暴露统治术的秘密的,是《道应篇》里的一段话: 武王问太公曰:"寡人伐纣天下,是臣伐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令为无用之事,烦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于是乃去其瞀而载之木,解其剑而带之笏。为三年之丧,令类不畜;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礼以弇其质,后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 周武王伐纣得天下,是"臣伐其主而下伐其上",在当时是叛逆之举,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周武王心里不踏实,深怕将来自己的臣民依样画葫芦,也来向自己夺权,就向姜太公求策。姜太公见他居安思危,能够预见到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赞扬之后,作了具体回答。 他说:猎人打猎时,深怕野兽逃脱,因此,放箭用刃唯恐不力,伤得不大不深;可是,一旦扑获,又担心伤肉太多。统治民众,也是如此。过去,你要夺取政权,必须发动群众,利用群众,做到人多势众。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已经胜利了,自己成王了,就再也不能那样去办了。要想持久地维持统治,现在反而必须"塞民于兑",堵塞民众的耳目口鼻,使其无所听、无所看、无所嗅,不去说话,除了你灌输给他们的以外,让他们什么也不要知道,不要懂得,"昭昭而道冥冥",引导他们由清醒明白而变得糊涂愚昧,成为你手里可以任意操纵的工具,不能还是傻乎乎地去作什么发动民众的工作、幻想什么"依靠民众"了。 要使民众成为自己得心应手、可以任意支使的 活工具",关键在于"移风易俗"。姜太公说:只要"移风",将当初革命年代锐意进取、大反旧物的社会风气加以改造,使社会昏暗保守,民众丧失朝气,追求享乐,庸庸碌碌,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不去造反,你自然就"可以持天下弗失"。 那么,怎样"移风易俗"?姜太公提出了十一条措施: 一、"去其瞀(通"鍪")而载(通"戴")之木"。——摘掉民众原来在战斗中用以保身的头盔,换上遮雨挡阳的草帽,把他们由战斗的军士变成仅仅土里刨食、为果腹而奔忙的芸芸众生。 二、"道(同"导")令无用之事"。——引导民众,教他们干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事。例如,制作"万岁"牌,学会三呼"吾王万岁",会跳"忠"字舞,等。 三、"酒肉以通之"。——用酒肉驯化他们,使其满足现状,并对领导感恩戴德。 四、"竽瑟以娱之"。——以笙歌艳舞娱乐民众,使其"乐其业,佚其情",沉溺于生活享受之中,而别无他图。 五、"鬼神以畏之"。——宣扬鬼神,使民众敬畏,相信天命,不致轻举妄动。 六、进行"繁扰之教"。——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宣传教育民众,用大量垃圾、有害之物塞满他们的脑海。 七、"繁文滋礼以弇(yãn)其质"。——大搞"繁文滋礼",扭转、掩盖民众爱自由、讲平等的天然本质,使他们忘记人之所以为人。 八、"高辞卑让,使民不争"。——位高者为辞讲话,位卑者要谦逊地聆听,服从不争。 九、"解其剑而带之笏"。——对于当年的指挥员,要下掉他们手里的剑,夺去兵权,换上笏板,成为文官,以便忠心耿耿地为你服务。 十、"为三年之丧,令类不畜"。——制定守孝三年的礼制,民众在守孝期间,必然庐墓,住在搭建于父母墓旁的小草屋里,夫妻不能同居,人口自然不会繁衍。 十一、"后葬久丧以亶其家,含珠、鳞施、纶组以贫其财,深凿高垄以尽其力。家贫族少。虑患者贫。"——大力提倡厚葬,大办、长时间地办丧事,在死者口中含敛贵重的珍珠,穿上用玉片编成的玉衣,用有丝绳纽带的华丽衣服覆盖其遗体;深挖墓穴,高筑坟头。用提倡"孝行"的手段,让民众"贫其财","尽其力"。这样,民众必然"家贫族少",要折腾也折腾不起来。"虑患者贫",图谋作乱的必然就少了。 应该说,姜太公的计谋是十分阴险的。他的目的是维持既定的统治秩序,这个统治既以防止民众反抗、排斥民众为特征,就不能不是反动的。但是,所用的手法却极为高明。你看,在物质生活上,我关心你,让你喝酒吃肉,能够生存,并不消灭你;在文化娱乐上,我让你有歌舞可以欣赏;在教育上,我让你懂礼貌,有教养,摆脱无知,懂得尊重各级官员:在精神上,我提倡鬼神,使你的心灵有所寄托。我还提倡你干事,并不限制你的活动。当年当兵的、当军官的,我分别给以不同的出路。你不是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吗?我提倡为死去的亲人大办丧事,提倡厚葬再厚葬,提倡庐墓守孝。我重视"孝道"如此! 一副无比关心民众、体贴民众、爱护民众的样子! 既然如此,你对我的统治,能不服服帖帖地接受吗? 毫无疑问,这类"糖衣炮弹"实施久了,民众必然思想麻醉,整天无事忙,丧失分辨是非的起码能力,安于被统治、被剥削的现状,忘记人之高贵和自己的权利所在,不懂得反抗斗争,退化为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一般动物,行尸走肉。 是的,民众需要酒肉,需要歌舞,需要文化,需要教育,需要精神安慰,需要心灵寄托……,但是,在防民唯恐不周、视民为敌的社会环境里,以维护反动统治为目的,所进行的这一切,都必然是对人性的扭曲,必然是对人的一种摧残。 养鸟的人没有不想让自己的鸟儿光明鲜亮的。他们总是将最好的食物提供给小鸟,鸟笼当然也要收拾的尽可能的漂亮。但是,他们为鸟所作的一切,并不表示他们爱鸟。鸟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蓝天任意飞翔。一旦鸟笼打开,鸟一定争先恐后地逃逸。养鸟人能尊重鸟的这个愿望,给它以自由,让它飞出笼去吗?在笼子里,鸟固然不忧食物,但鸟能是快乐的吗?不光鸟儿,任何动物关在笼子里,对那动物来说,都是痛苦不堪的;且不要说为了捉一只鸟,得有数量多少倍的活鸟殉它而死。 人更是如此。人绝对不可以被饲养。人在监狱的单间里关久了,绝对会精神失常,绝对会疯。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姜太公对待民众的办法,和人养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都是利用动物的基本需求来驯养它。不同的只是:姜太公懂得人比动物多了一层精神追求,因此,更注意利用这一点来进行驯化。他的所谓,"竽瑟以娱","鬼神以畏","繁扰之教", "繁文滋礼", "高辞卑让", "三年之丧"……无一不是对民众在精神上的摧残。人之不同于普通动物,在于人有灵魂,有追求,有理想,有尊严,渴望自由、平等、博爱,天然地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姜太公"塞民于兑",把工作重点摆在毒化民众的心灵,摧毁其精神,使人动物化,确实是抓住了要害。 周武王是由于殷纣王"昏暴商邑百姓"而伐纣的。打的旗号是"共行天之罚"。但是,一旦他们从革命集团变为统治集团、取纣王之位而代之以后,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周武王想的和当年殷纣王想的竟一模一样:如何巩固自家的统治、榨取民众、防止民众造反。他们热衷的,只是采取什么办法,好让民众永远服服帖帖接受他们的统治与支配;民众的人格尊严和一切正当的权利福利,不但早已被他们丢到脑后去了,他们尤其害怕民众从这些出发,向他们要求公平正义,并因此而反对他们的防民唯恐不周、与民为敌的统治。 姜太公不愧是出色的谋士。他能够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同民众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在保证既定统治秩序的前途下,恰当地、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表面上看,十分维护民众的利益,全部十一条,特别"孝道"、敬鬼神两条,绝对会为民众所欢迎,但是骨子里,却是对民众最深的毒害。姜太公正是以民众所需为诱饵,把民众引导到邪路上去的。他的有关"塞民于兑"的一番阔论,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 《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 民,将以愚之。"《淮南子》将《老子》愚民以治的指导思想作了绝好地发挥,所以在论述的最后,引证《老子》的话:"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也。"——在顺化过程中,有欲望发生时,不需要采取其他办法,用"无名之朴"、即"道"来镇服就完全可以了。 历代的统治者从姜太公的教诲中,得到启示,使自己的统治"人性化",更富欺骗性,但是,这一套说教,无意间却也给民众以启迪,给他们提供了一件识别专政独裁制度的绝佳工具。既然专政制度以"塞民于兑"、 制造愚昧的民众为特征,那么,反过来说,凡"塞民于兑"、热衷于制造愚昧的民众的,就必然是专制制度了。凡只允许民众听统治者的宣传,看统治者的文字,别的一切都不让民众接触,用种种办法,限制民众,断绝民众间不同意见的交流,深怕民众从与"异端"的接触比较中觉悟过来,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只允许民众"鹦鹉学舌",千篇一律,说统治者所说的,禁止民众开口,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不让揭露事实真相,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愿,不管打的什么旗号,涂多绚丽的色彩,言语如何甜蜜,其本质必然是专制统治。有了这份反面教材,民众对专制制度的识别和警惕,也就容易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倒是应当感谢姜太公这位专制制度的忠实策士。(转自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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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4 11:28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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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4 10:09 AM PDT
1989年「六四」事件已逾22年。當年被中國總理李鵬認定為「頭號通緝犯」的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六四後流亡海外,自2002年起先後患末期淋巴癌和膽道癌,西醫束手,兩年半前醫生指他的存活率只有5%,中醫一度要他「閉關」,自此他銷聲匿跡。 由於一些在六四事件中被北京當局指為「長鬍子黑手」而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識菁英,不少已經抱憾而終,如報告文學家劉賓雁、作家王若望、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前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等。陳一諮的近況,在紀念六四22周年之際,也為人關注。 陳一諮2002年在紐約居住時發現患癌,當時右頸的瘤子已經長得有鴿子蛋那麼大,西醫給他作活體細胞檢查後,讓他立即住院作手術。他當時沒有醫療保險。如果住院治療,付不起醫療費、住院費。朋友幫他在大陸某自然療法中心作了檢測,女兒給他帶回的檢測報告說,他的癌細胞比很多死去的癌症病人還多。 他開始尋訪中醫,卻因禍得福,不但遇到名醫讓他存活至今,還遇到一段「奇緣」,最終贏得美人歸,妻子是比他小34歲的醫學博士瀟雨(筆名),陳一諮後來隨妻移居洛杉磯。 從2002年至今,陳一諮一直與嚴重的疾病周旋。最初得了淋巴癌,2005年胳膊和腿不能動,2007年患急性胰腺炎,再到2008年得了惡性膽道癌,西醫已經宣判他的死刑。甚至到2009年初,為他診病的名中醫卓同年認為他的生存率只有5%。但兩年半後,他現在活下來的機會已經上升到60%。 令他覺得安慰的是,他在病中時時刻刻忍受病痛的折磨,以驚人意志完成數十萬字的回憶錄初稿,書名「尋路」,喻意他上窮碧落下黃泉、苦苦追尋自由民主和救國救民真理的心路。 陳一諮患難得真愛,常滿懷感激說:「瀟雨是觀音菩薩給我送來的下凡仙女,自2002年結合以來,每天都受到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沒有她自始至終的幫助,這本書是難以完成的,我也不可能活到現在。」 他透露,億萬富豪、慈善家索羅斯(George Soros)聽說他在寫回憶錄,立即表示願意幫助他出版,他表示,藉此要「向關心中國進步的索羅斯特別致意」。 索羅斯與陳一諮的交情,要追溯到1986年10月,當時中美在北京成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美方主席為索羅斯,中方主席為陳一諮。 他說,書稿本應早就殺青,但在2008年7月,他在加州飛往紐約準備前往費城會見達賴喇嘛途中,突發急性胰腺炎,疼得在飛機上打滾,險些痛死過去,緊急送院搶救。那次他差點見不成達賴,醫生不讓他出院,他在醫院簽了「生死狀」,兼程趕去見達賴。 到年底,他經常感到頭暈眼花全身無力,醫院給他作的血液化驗檢查結果令人難以置信:四個肝功指標超過正常十倍,癌症指標超過正常100倍,黃疸指標超過正常70倍。 接著再做CT、核磁共振和超音波檢查,醫生說是四期膽道癌,必須立即切除膽道、部分肝和大腸,用大腸再造一個膽道。 陳一諮問主治醫生,是否可以不做手術?主治醫生和幾個醫生商量後回答說:「那您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吧。」他心知肚明,「看來西醫已經宣判我的死刑」。 他後來遍訪中西名醫,也都說很難治。這時,他全身從內向外出無數紅點而奇癢難熬,一周內大便拉出的都是深黃色的油花,據說是因為膽道不能正常工作所致,亦即所謂的「脂肪瀉」。 又因為黃疸的關係,他看交通燈時,綠燈變成淺藍色,紅燈變成了淺粉色,醫生不讓他開車了。 短短三個月,他的體重從156磅掉到108磅,走路也走不動了,上樓都得爬上去,說話也發不出聲音了,親友們看他奄奄一息、一副氣若游絲的樣子,為他著急。 後來他訪得有「中醫傳教士」之稱的溫哥華名中醫卓同年,經朋友及女兒懇求,卓同年專門到洛杉磯為他治病,用「扁鵲脈診」給他診脈,又用「玄晏針法」在他背上扎出不少黑血。 卓同年告訴他說:「你病得很重,積勞成疾,舊傷復發,五臟俱損,命懸一線。我可以治你的病,但救不了你的命,要救命還得靠自己,先用三個月的時間,以去黃疸為主,配合服藥、艾灸與練功,看看效果再走第二步。」 結果,兩個多月後,他的黃疸指標降到了當初的七分之一,只超過正常十倍了。卓同年說他的胃、脾、胰、膽、肝都壞了,第二步治療是要「重塑五臟」,關鍵是「閉關」六個月,期間,除了服藥、艾灸、練功以外,什麼事都不要做,什麼人都不要見,什麼問題都不要想,不打電話也不接電話,以免五勞七傷,只有作到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情才會緩解。 去年9月26日,卓同年第三次到洛杉磯給他診病時,高興地說:「你的生機已經大於危機,但還要繼續『閉關』。」 到年底,奇蹟出現了,他的血液化驗的各項指標幾乎都趨於正常。自他2008年底患惡性膽道癌以來,不斷悉心為他檢查身體、觀察病情變化的洛杉磯西醫名家梁宏也嘖嘖稱奇:「真是奇蹟!我行醫還沒有見過一個晚期癌症病人,黃疸那麼重,居然能活下來。」 陳一諮總結說,他的九年抗癌路,除了卓同年外,還有兩位名中醫也起了重要作用,一為「八大名醫」戴希聖之子戴克剛(蔣緯國曾專門從台灣來美找他治病);二是原中國科學院顧問郭德純用特異功能給他發功、針灸、艾灸。 他並指出,由於環境的不如意,心理的不平衡,人體很容易出現心臟和肝臟的病變,從而產生癌細胞。癌細胞一旦查出,人們往往會過度反應:一是驚慌失措,自造精神壓力,故人們常說,癌症80%是被嚇死的,不是沒有道理;二是病急亂投醫,特別是有本事的人,心放不下,為了多做事,總想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三是誤聽流行之言,以為只要手術切除,加上放化療,就可以根治,殊不知往往適得其反。 最後,他表示,一旦身患重病,生命究竟掌握在誰的手裡?他的結論是,最終還得靠自己,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人的生命是堅強的,又是脆弱的。有時甚至得與失、生與死就在一念之間。 回首前塵往事,他感慨地說:「我自少飽受磨難,49歲又流亡異國。常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自勉,也『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建人間樂土』為圭皋。1989年10月22日,我到洛杉磯西來寺拜訪星雲大師時,他送我題辭『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我一直以此自勉。」 現年71歲的陳一諮表示,他堅信六四遲早會平反,希望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陳一諮小檔案 1989「六四」事件前,陳一諮時任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並兼任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六所大學教授。 陳一諮1940年7月出生陝西省三原縣。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轉中文系。 1980年組織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吸引大批有志改革的青年知識分子,積極開始了對中國農村改革的研究與設計,很快受到主張改革的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高度重視。 1984年,在農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後,趙紫陽要求陳一諮組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並任所長,繼續推動中國的城巿改革。 從1986年到1987年,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陳一諮擔任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秘書長。 1989年六四時,陳一諮試圖組織學生與領導人對話,反對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六四」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被打成操縱運動的「黑手」。陳一諮成為第一批七名被李鵬秘密通緝的知識分子之一,被迫離開中國。 1990年4月,他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發起並組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日常工作,編輯出版「當代中國研究」和十餘本專著。 2012年出版上下兩卷、百萬字的《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寫於2011/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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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4 10:01 PM PDT 2014年05月01日你大可以对乌克兰局势长篇大论、说个不休,但这个故事的95%涉及的是普京,以及他选择如何定义"俄罗斯利益"。事实是,俄罗斯及其邻国需要对"俄罗斯利益"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这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普京掌权的日子里,莫斯科到底能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身的利益?如果不能,我们该如何阻止普京的举动,同时又不会破坏俄罗斯的稳定呢?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裁确实导致了动荡,那么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确信那样对我们更好吗? 我认为,为了防止普京进一步破坏乌克兰稳定,进而阻扰该国5月25日的总统选举产生一个合法政府,美国和欧盟加大了对普京的制裁力度,这是正确的举动。但是,对于成功制裁普京的后果,我们最好也要做些准备。
在冷战时期,我们生活的世界被围墙隔开,削弱俄罗斯似乎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战略。但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世界相互关联,而且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大大加深,削弱俄罗斯的做法回过头来可能会困扰我们。当世界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朋友可以像敌人那样迅速要了你的命(见希腊),而对手的崩溃可能会像它的崛起一样危险(见俄罗斯或中国)。 俄罗斯仍然有数以千计的核弹需要控制,还有数以百计的核弹设计师。我们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打击黑帮犯罪、贩毒和网络犯罪。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来制衡中国,来充当全球性的能源供应商,并为所有的俄罗斯老人提供社会保障。 目前实施的制裁不会削弱俄罗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令俄罗斯元气受损,而如果制裁范围扩大,的确能对俄罗斯造成真正的伤害。普京是否会改弦更张?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领导人不会做出一些有攻击性、民族主义的疯狂举动,尽管这样的举动会惊扰市场,而且似乎违背本国的经济利益。普京的举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全球化的确意味着,无论专制者愿意为这样的行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几乎总是会比预期的更高昂、而且来得更快。 看看吧,我们仅仅实施了有限的制裁,就促使全球投资者竞相逃离,他们今年已经从俄罗斯撤走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刚刚下调了俄罗斯的评级,现在只比垃圾级高一个档位,导致其借贷成本升高。同一天,俄罗斯央行把一项关键利率从7%上调至7.5%,试图让卢布免受冲击。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今年已经下跌了8%,而俄罗斯股市跌幅已达13%。 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上周报道:"由于投资者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率,俄罗斯在八周内第七次取消发债计划。"标准普尔因此表示,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可能"让已然虚弱的经济增长前景雪上加霜"。 我看到俄罗斯承受的经济压力并不喜悦。而且,我们也要愿意考虑俄罗斯对于保护其边境的合法利益。但如今的问题是,普京总统是如何定义这些利益的——他在胡说八道。说到底,乌克兰想要做的是什么?允许美国部署核导弹吗?不是。加入北约吗?不是。它甚至都没有寻求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它想签署一份"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该协定将向乌克兰企业提供进入欧洲市场的更宽松的准入,而且也要求它们遵守欧盟的规章。乌克兰改革派认为,这有助于在国内增进法治,使乌克兰在全球更有竞争力。乌克兰人想要引入的是欧洲的规则,而不是北约的导弹! 事实上,普京也应该为俄罗斯做这些事,而不是努力阻止邻国与欧洲结盟。而普京只关心增进国力,而不增进民众的福祉。他想要政治上的全盘控制,让自己和自己的小集团有权窃取大量的财富,同时找到其他国家作恶的借口,分散俄罗斯公众的注意力。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尊重的地缘政治利益。 乌克兰并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但乌克兰的革命威胁到了普京。乌克兰示威的主要诉求是从欧盟引进一套基于规则的制度,这将打破掌控基辅的盗贼统治——后者与普京想要在莫斯科维持的那种盗贼统治相似。普京不在乎德国是否遵守欧盟的规则,但当其他斯拉夫国家,比如乌克兰,想要遵守欧盟的规则时,就会在国内对他构成威胁。 不要相信有些人说的,制裁没有用,要想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只能动用坦克。(这正符合普京的心意,将迫使所有俄罗斯民众向他靠拢。)正相反,我们应该担心,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制裁的效果会过于明显。不要相信有些人说的,我们正在挑战俄罗斯的"空间"。我们没有。真正的问题是,乌克兰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正在挑战普京的"价值观"。 即使我们想要阻止他们,我们也做不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让他们强大起来。接受这一点吧,普京同志。 翻译:土土、王湛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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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4 07:55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5月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19 新文化与政治运动:两个"五四""五四"对今天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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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从乌鲁木齐火车站事件谈起(附潘图奇:新疆袭击与中国对策) Posted: 02 May 2014 01:08 PM PDT 中共官媒报道:"4月30日晚7时许,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暂无生命危险)。" 由于这一案件恰恰发生在习近平考察新疆,视察新疆部队,对反恐维稳做出强硬指示之际,因此不少评论指出这是恐怖分子针锋相对,对习近平公开挑衅。 不过我以为这也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这次习近平视察新疆是突访,事先并未公布,外人未必知道;作案者携有爆炸装置,想来应是早有筹划,不是临时起意。 值得注意的是,官媒对此案的报道,前后有些对不上的地方。 5月1日天山网讯报道,经警方连夜全力侦查,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告破。报道说:"现已查明,这是一起暴力恐怖性质的爆炸袭击案件。色地尔丁•沙吾提(男,39岁,阿克苏沙雅县人)等两名犯罪嫌疑人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参与宗教极端活动,于4月30日19时10分许,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施爆。案件造成3人死亡,其中1名系无辜群众,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被炸死。" 这则报道只说了犯罪嫌疑人在火车站出站口接人处"施爆",没说"持刀砍杀群众"。网上发布的照片有爆炸现场和残肢,没见到有被砍杀的群众的照片。报道引用亲历者、目击者的话,也只谈到听见巨大爆炸声,乃至于发现"自己的衣服和头发上都沾有血肉碎片",没人谈到有人被砍杀的场景。网上有个帖子说:"4月30日晚,大陆导演刘猛曾在新浪实名注册微博发帖称:'3人死亡',这三人都是民警,盘查可疑人员的时候,引爆了炸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可这条微博在被转发了一万多次之后,遭到删除。"也有帖子说3个死者中有两个是民警,暴徒只有一个。上述当局宣称破案的报道,说暴徒是两个,但却只公布了一个的姓名。 和以往类似事件一样,当局严格控制消息的发布。这次事件看上去是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其真相究竟是如何,迄今为止我们还不够清楚。 乌鲁木齐本来就是高度警备的地区。时值习近平和俞正声、范长龙等党政军领导人视察,警备无疑被提到最高。地点又是在火车站--一个多月前的昆明事件就是发生在火车站--想来那里警备应该更严密。但偏偏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爆炸案,因此有人批评当局针对恐怖活动的情报工作太差劲了。联系到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案件,8个人的团伙,早在他们跑到红河地区就已经被发现了,其中3个早在两天前就抓起来了,到头来还是让其余5个人逃到昆明火车站犯下血案。这怎能不让人质疑当局的反恐能力? 上述质疑固然振振有词,但我们不能排除另外的可能性。就以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为例,当局早就掌握了那8个人的行踪,之所以没有对他们严加防范或全部关押,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当局并没有把他们视为恐怖分子嫌疑,而只是把他们当作企图偷越国境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该台在昆明当地获悉,这8个人原本计划越境老挝到第三国避难,但越境不成遭到警方通缉,走投无路,遂实行报复。 不久前有报道说,好几百个偷渡到泰国的维族人被中共当局要求遣返。又有报道说,有几个逃到越南被遣返回中国的维族人在被遣返至边境时和越南边防人员发生流血冲突。从照片上看,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显然更像是难民而不像是恐怖分子。 由此引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其社会根源在哪里?究竟是以前中共当局在对待维族人的问题上太宽大、太手软、太怀柔了,还是太强硬、太野蛮、太霸道了? 原因不等于理由,解释不等于辩护。人做事都是有原因的,但不等于说他无论怎么做都是有理由、都是合乎道义的。我们分析指出有些恐怖活动的发生是和贫穷、压迫、社会不公或被侵略、被占领有关。这是找原因、做解释。这不等于为恐怖分子辩护,不等于说恐怖分子是对的。冤有头,债有主。恐怖分子袭击平民当然是错误的,是需要依法惩办、严加防范的。我们无非是说,对于这一类恐怖犯罪活动,仅仅是打击和防范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努力解决贫穷、压迫和侵略或占领的问题,这样才能消除产生这类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 一位网友说得好:两颗人肉炸弹同一地点爆炸!在国外的案例中极罕见。恐怖袭击者不懂得二减一的算术? 可以肯定官媒报道有假。哪有两个人肉炸弹紧紧挨在一起引爆的呢?分开点引爆不是可以炸到更多的人吗?如果他们先前还持刀砍人,那就更不可能挨那么近,被一块儿炸死了。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0期 2014年5月2日—5月15日 軍方作家披露新疆爆炸案破案有假 時間:2014-05-03 00:13 明鏡新聞網記者 張鐵方 解放軍作家和導演劉猛 4月30日晚在新浪實名微博發帖: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死的三人是民警,盤查可疑人員時引爆了炸彈。可這條微博在被轉發了一萬多次之後,遭到刪除。 ![]() 劉猛 劉猛為中國當代知名作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現為南京軍區政治部前線文工團工作。曾獲得過電視劇金星獎優秀導演称号和北京視協杯新秀編劇獎,主要代表作為《我是特種兵》等。 4月30日 ,烏魯木齊南站發生爆炸事件,造成三人死亡,70餘受傷。 ![]() 軍警封鎖爆炸現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得知烏魯木齊火車站爆炸案後立即批示:"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嚴懲暴徒"隨後,中國警方以一天時間將該案偵破。 新華網5月1日報導,現已查明,這是一起暴力恐怖性質的爆炸襲擊案件。色地爾丁·沙吾提(男,39歲,阿克蘇沙雅縣人)等兩名犯罪嫌疑人長期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參與宗教極端活動,於4月30日19時10分許,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出站口接人處施爆。案件造成3人死亡,其中1名系無辜群眾,2名犯罪嫌疑人當場被炸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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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强没神秘——介绍Daron Acemoglu 与James Robinson 著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杜耀明) Posted: 02 May 2014 12:25 PM PDT ![]() 社会走向富裕繁荣还是衰落贫困,是否有迹可寻?何以欧美国家远比非洲的富强?南北韩不过由三八线分隔,何以两地经济发展有天渊之别?只求经济改革、政治不变的发展策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办法可以持续下去吗?连串问题,不外是寻找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也向来是不少人努力探索的课题,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突出之处,是从古今中外多个国家的成败经验之中,找到走向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锁匙。 两位作者的结论只有一个:一个国家必须改革,采纳开放包容(inclusive)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才能打破历史宿命,走上富强康庄之路。他们指出,开放包容的经济制度,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及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成长,而开放包容的政治制度让更多人分享权力,从而建立管治权威,贯彻法治,无须照顾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因此,由科技革新而产生创造性摧毁(creative destruction)的后果,把过时的生产技术甩掉,导致既得利益者受损亦在所不计。 相反,盘剥(extractive)的政治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其制度目的正是盘剥更大的经济利益,既为自己的好处,也为取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势及有利其统治的政治制度。至于盘剥的经济制度,产权无保障,科技创新欠诱因,好让少数统治阶层剥削多数人的资源。在经济上及政治制度的双重盘剥下,经济只会日走下坡,万劫不复。 不过,作者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开放包容制度的专利。一些政治上封闭集权的国家如中国及一些非洲国家,只要手握权力,亦可投入资源取得经济成长。但长远而言,盘剥的政治制度即使实行较开放包容的经济改革,却始终要照顾特权阶层谋取巨利,无法保障产权,也难以鼓励创新,因为创造性摧毁的后果,即使提升了整体经济力量,却损害既得利益而被禁止。同时,执政者权倾天下,独揽政经利益于一身,势必引发内部权斗,以夺取最大利益,因此注定是同室操戈频仍,政局难求稳定。 无疑,按照作者的历史分析,开放的经济制度遇上包容的政治制度,不仅互相支持,更构成良性循环,让国家繁荣昌盛;而封闭的经济制度遇上盘剥的政治制度亦互相加强,构成恶性循环,国家就在劫难逃了。不过,古往今来,中国中古由盛而衰,美国近代平地而起,都代表一些国家不但可以打破历史惯性,更可改变命运,扭转发展的走势,由衰而盛,或者由盛而衰。 究竟国家会拨乱反正,还是步入穷途? 作者认为,关键在于现行制度如何应对重大历史关头。南北美洲的殖民发展,同样是外族入侵,但碍于两地政经制度不同,令殖民者只能采取不同策略,亦引致两地发展殊途。南美洲走向独裁、盘剥的体制,而北美洲则逐步确立自由经济和民主政体。非洲的博茨瓦纳(Botswana)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同样沦为殖民地,也由于前者向来倾向不同部族权力均分,而后者一贯是独裁体制,结果两地先后独立,博茨瓦纳经济蒸蒸日上,塞拉利昂却万劫不复。同样是工业革命,结果是西欧由此日渐兴盛,东欧却无动于衷,亦是源于原有制度差异,使西欧趁机转型,东欧却原地踏步。 基于理论分析和历史反省,两位作者认定,要振兴一国经济,不能只靠国际组织所设计的经济措施,不能期待小修小补的外国援助计划,而是要加强公民社会成长,形成动力,让民间有效监察政府,并且参与决策,才能逐步建立开放包容的政经体制,让国家纳入长治久安的正轨。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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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4 11:46 AM PDT
罗孚儿媳周蜜蜜向本台表示,周五(2日)凌晨,家翁在家中突然没有呼吸,送院后证实去世。上月罗孚因肺部积痰、呼吸不畅顺入院留医,其后病情好转,昨日下午刚出院,没料到半夜便离世。她又指,家翁以往患前列腺,并有一些老人病。他在一年前中风,曾住院几个月,虽然恢复缓慢,他很坚强一直撑著,直至上月才病倒。目前,家婆已接受此事,情绪比较冷静。罗孚的其他儿子正从海外回来,筹办丧礼事宜。 被问到罗孚生前的遗愿,周蜜蜜指出,他希望中国好及平反六四。 周蜜蜜说: 我们觉得他一直撑著(身体),直至今年4月,病情有点反覆,再次入院。昨天下午本来已出院,晚上没有呼吸又再入院。他当然希望中国好及平反六四。 认识罗孚多年的前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表示,罗老总最难得的地方是勇于对自己的做法反思,这在左派中是很难得的品质。多年前,他已向香港六七暴动作出深刻反思,并向香港巿民道歉。这次由左派发动的严重灾难,除了他以外,未有左派领导人向巿民道歉。左派应向他学习,他的风骨在左派中少有。 程翔说: 到今日为止,除了罗老总之外,都未见一个左派领导人向香港巿民道歉。我觉得罗老总是很值得香港左派学习及检讨的一个对象,他这种风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罗孚在2009年曾接受本台访问,他表示曾见证新中国成立,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在政治改革迈出一步。中国最大缺点是一方面发展很快,改革开放,但政治改革完全没有动,民主法治都不行,中共党内仍未看见民主化,中国应从选举开始,并进行政治改革。 罗孚表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他可以到广州,出席地方庆祝活动,心情十分兴奋。但后来事实跟当年预期有距离,并且感到失望,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当年预告是联合政府,后来都不是了,直到现在,民主法治都不行。 他说: 有一方面发展很快,改革开放,但政治改革完全没有动,最大缺点是这个。事实有很多不好,民主法治都不行,政治能改革就好,但还没看见有这可能。 对于八十年代,邓小平曾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并让赵紫阳作出研究,最后没有推行,后来又发生六四事件后,令政治更倒退。罗孚认为,如果现在能推行,也是好事,但目前看不到有这种可能性。单方面只发展经济,不过怎样下去,却令人忧虑。他又说,没有政改,或许仍能发展下去,但很多事情跟不上。现时农村发生的问题,现时搞不清楚,法治也很有问题。面对中国将会遇见的困难,罗孚寄语领导人,希望可以从选举开始,逐步实现政改。 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罗孚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表示,百年《大公报》的前50年是值得人们追忆和纪念,而后半段则乏善足陈。他认为《大公报》「百年一半是虚名」。 他又指,百年《大公报》一向有「四不」的座右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大公报》一旦成了党产,还有什么「四不可言」?罗孚举出「八九民运」为例,那时他已被软禁于北京几年了,但他知道香港《大公报》在「党意」不明时,曾经跟著民意作报导和发议论,并准许员工参加游行,在报馆门口挂起支持民运的标语。但一宣布戒严令,北京形势突变,门口的标语就被清理得乾乾净净,报纸口径就从反对李鹏到支持李鹏,这就是「党、卖、私、盲」一应俱全了。 罗孚毫不讳言,怀念《大公报》那些风雨鸡鸣的日子,只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真正降临中国,才能有群鸡齐鸣的明天。 罗孚1948年成为中共党员,原名罗承勋,出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其后任《新晚报》总编辑,前后在《大公报》任职40多年。他在1982年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软禁北京10年,1993年获释返回香港。罗孚活跃于文坛,以丝韦、辛文芷等多个笔名发表文章,并曾发掘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及梁羽生。罗孚长子罗海星,曾于1989年参与"黄雀行动"被中国当局判刑2年,于2010年病逝。 1980年,罗孚被召返内地开会,抵达北京后,即被当局以涉嫌美国间谍罪名,次年被判刑十年,但立刻获得假释,其后被软禁在北京,直至刑满,在1989年底才可以返回香港。罗孚出事后,一直与外界隔离,当年任职大公报的曾德成,和另外一个大公报记者黄浦,在1983年被允许到北京采访了身陷囹圄的罗孚,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报导,说罗孚当著他的面承认了做间谍。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罗孚曾表不少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他与妻子在1997年6月移居美国,他的长子罗海星,亦因涉嫌协助民运人士外逃,而被中国政府判刑。 据悉,罗孚在香港任职左派报纸时,亦协助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做了不少香港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附录】 《新晚報》前總編輯 羅孚病逝2014-5-2 11:03:04 【報道於21:00更新。】 ![]() 資深傳媒人,《新晚報》前總編輯,作家羅孚今早逝世,享年93歲。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主場新聞》透露,今早收到羅孚家人的短訊,得知羅孚去世。家人正從北京到港。劉銳紹讚揚羅孚對新聞界及言論自由貢獻大,晚年患病,仍很關心香港新聞界發展,對他的逝世深感哀悼。 原名羅承勳的羅孚是中共黨員,先後於多份親中報刊、包括《大公報》、《新晚報》、《文匯報》旗下《文藝》週刊任職,活躍於港、澳、台文壇,對中共推展統戰有積極作用。他在1981年被召上北京開會,1982年被大陸當局以間諜罪被判軟禁10年,至1993年才獲釋,獲釋後一直留港。 羅孚的兒子羅海星,曾於1989年參與營救學運人士的「黃雀行動」,被大陸當局逮捕及判刑,入獄兩年後獲釋。羅孚幼子羅海雷,曾撰寫過《我的父親羅孚》。 劉銳紹:難忘羅為暴動致歉 羅孚在1993年4月曾接受無綫訪問,他表示被軟禁的10年最引以為幸的事,就是「迴避了一些問題」:
1970年代已認識羅孚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向無綫表示,羅孚令他較難忘的是就本港六七暴動道歉。劉銳紹表示羅孚後期的表現可以說是一種大徹大悟。羅當時在與劉銳紹創辦的雜誌《當代》上發表一篇文章,對當年1967年在香港出現騷動的事件,向香港人致歉,可以說是首位左派人士,就六七事件向香港人和當時的受害者道歉。 從《大公報》加入報業 1921年於廣西桂林出生的羅孚,在當地完成中學課程。羅孚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加入報業,當時在重慶《大公報》任職。羅孚在1948年轉到香港《大公報》工作,自此長期於香港工作。羅孚稍後在《大公報》旗下《新晚報》任職編輯,後來獲晉升至總編輯。 羅孚同時是作家,以筆名絲韋、辛文芷、吳令湄、文絲、柳蘇等發表文章。作品包括《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詩話》、《西窗小品》等,亦是《聶紺弩詩全編》、《香港的人和事》等作品之編者。 發掘金庸、梁羽生 羅孚同時是發掘兩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和梁羽生(原名陳文統)的關鍵人物。1954年,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及白鶴派掌門人陳剋夫,兩人在報紙筆戰,難分勝負。1月17日,兩人簽下生死狀「各安天命」,相約到澳門比武。當日《新晚報》新聞大字標題「兩拳師四點鐘交鋒香港客五千人觀戰」。 羅孚兩名同事,查良鏞同陳文統都對武俠小說及圍棋有濃厚興趣。羅孚見吳公儀及陳剋夫大戰哄動,勸陳文統寫武俠小説。比武第二日,《新晚報》就預告刊登武俠小説,吸引同好。第三日,陳文統《龍虎鬥京華》開始連載。後來羅孚又請查良鏞參戰,於是推出《書劍恩仇錄》。——主场新闻 記協哀悼羅孚逝世 讚揚就67暴動致歉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去世,記協表示,對羅孚離世表示哀悼,並向其家人表示至誠慰問。記協指出,羅孚早於1993年向六七暴動中向死傷者公開道歉,足見其承擔及面對錯誤的勇氣。——信报 前《新晚报》总编罗孚今晨在港逝世罗孚曾在1982年因被控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而被判入狱10年。 ![]() 罗孚。 前《新晚报》主编罗孚今日(5月2日)早上在香港逝世。 罗孚在《新晚报》的下属及其子罗海沙已确认死讯。罗孚在家中去世,亲人陪伴在侧。 罗孚曾在1982年因被控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而被判入狱10年。 1982年4月,罗孚在北京被捕,一年之后被判入狱10年。 《新晚报》原为《大公报》的晚报版,1997年停止出版。 1983年5月新华社的一篇报导称,罗孚被控为美国情报机关有偿提供关于中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信息。 罗孚在北京被软禁至1993年。 罗孚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相信自己的被捕与上世纪70年代起,他与接近美国政府人士联络有关。罗孚称,这些联络是中国政府指示他进行的。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已故自身报人卜少夫称他为"广西才子",曾领导他多年的廖承志则常喊他"罗秀才"。当年罗孚主持的《新晚报》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大行其道,也让更多优秀作家如聂绀弩、叶灵风、董桥、巴金、周作人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变成人所皆知。 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北京十年》一书,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被软禁的生活,自称"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南华早报 《大公報》原副總編輯羅孚去世 被廖承志稱為"羅秀才"罗孚先生有兩位後來名滿天下的同事,查良鏞(金庸)和陳文統(梁羽生),兩人共同的愛好是圍棋和武俠小說。在他們的創作中,羅孚先生也幫了很大的忙(經常催促他們寫),所以羅孚先生也經常被人們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婆」。 ![]() 羅孚生前照片。來源:香港電台網站 大公網5月2日訊 據兩名前下屬向香港《南華早報》確認,香港資深報人羅孚今晨(2014年5月2日)在香港病逝,享年93歲。 羅孚,原名羅承勳,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報》,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41年,直任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和香港《新晚報》總編輯。 羅孚是香港的老報人,曾任香港《大公報》屬下《新晚報》總編輯,曾著有《南鬥文星高》,書中羅孚先生寫的作家,有些是香港文壇的拓荒者、早年的健筆,如已已經過世的曹聚仁、三蘇、葉靈鳳、侶倫,也有仍為當今人們熟知的知名作家,如金庸、梁羽生、董橋,此外還有女作家小思、西西、亦舒、林燕妮、鍾曉陽等。 作者以飽滿而風格化的筆觸,着重寫這些作家的神采風貌,並將他們的人格和作品融合在一起,而在適當的地方,又不忘加插他們的趣聞逸事,令人讀來如見其人。 羅孚先生有兩位後來名滿天下的同事,查良鏞(金庸)和陳文統(梁羽生),兩人共同的愛好是圍棋和武俠小說。在他們的創作中,羅孚先生也幫了很大的忙(經常催促他們寫),所以羅孚先生也經常被人們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婆」。 已故資深報人卜少夫稱他為「廣西才子」,曾領導他多年的廖承志則常喊他「羅秀才」。當年羅孚主持的《新晚報》不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的大行其道,也讓更多優秀作家如聶紺弩、葉靈風、董橋、巴金、周作人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變成人所皆知。 201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羅孚的《北京十年》一書,書中羅孚記敘了從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被軟禁的生活,自稱「不妨當野史來讀,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補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實」。——香港大公报 香港資深報人羅孚去世 享年93歲香港資深報人、《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去世,享年93歲。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證實,收到羅孚兒子的通知,指羅孚已「平安離開」。他對羅孚的去世,深感哀悼。 羅孚(圖),原名羅承勛,1921年生於廣西桂林,先後在桂林、重慶、香港三地《大公報》工作,已故自身報人卜少夫稱他為「廣西才子」,曾領導他多年的廖承志則常喊他「羅秀才」。 羅孚先後於《大公報》、《新晚報》、《文匯報》服務。1982年5月,北京以間諜罪軟禁羅孚11年,1993年重獲自由返港。當時新華社報道,羅孚充當美國間諜,但判刑後又馬上享受「高規格」假釋待遇。 羅孚堅稱自己是無辜的,並相信自己的被捕與1970年代起,他與接近美國政府人士聯絡有關。羅孚稱,這些聯絡是中國政府指示他進行的。 羅孚兒子羅海雷撰述《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作家的故事》,披露「間諜」一事。 201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羅孚的《北京十年》一書,書中羅孚記敘了從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被軟禁的生活,自稱「不妨當野史來讀,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補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實」。 羅孚的另一兒子羅海星,2010年1月病逝。據悉,1989年,羅海星是「六四黃雀行動」成員。因為協助被通緝民運人士逃出國外,所以給逮捕及判刑,坐牢2年後獲釋。羅孚活躍於報界,同時亦是一名作家,作品包括《西窗小品》及《燕山詩話》等。——星岛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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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4 11:55 AM PDT 2014年4月30日 一 半个月前,陈一谘逝世于美国洛杉矶家中。按维基百科的介绍:陈一谘(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陕西省三原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被认为是1980年代在中国主持农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智囊首脑、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3],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的器重,在六四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于6月4日以辞职及退党明志,被迫流亡美国,后遭到李鹏秘密通缉[4]。2002年发现罹患癌症,于病中撰写《陈一咨回忆录》于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5]。 《陈一谘回忆录》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关于在北大的一章"燕园春秋十年"提到很少几个同学的名字,我被提到两次,不由勾起我无限的追忆。 我于1959年从北京四中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正值大物理系分成四个系,物理、技术物理、无线电,和地球物理。我分在的物理系,学制六年;前四年分成四个班,每班40余人,后两年再重新组合为五个专门化:理论、光学、半导体、磁学、金属。我一入学分在三班,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就是陈一谘,他长我两岁,在中学即已入党。大约两年后他转学中文系,分班之前最后两年的物理系59级三班,我是团支部书记。这是我们作为同学的交集。那时的北大,政治空气森严,要想转系,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但陈一谘凭他的毅力和坚持,竟然转到与物理毫不相干的中文系,堪称奇迹,而他后来的一生也确实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当时听说由于他是大学问家吴宓的亲戚,认识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林庚等,似乎也起了作用。在陈一谘创造奇迹的一生中,确实也受到慧眼识英的伟人的提携,尤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 陈一谘的转系,主要是兴趣使然、加上点身体的原因,或许也和他的抱负有关,毕竟物理学离政治舞台太远了。他入学时成绩很好。当年排学号,北京同学排在最前面,以5902开头,02代表物理系。陈一谘是5902003,我是5902021。就是说他在北京学生中考第三,而我是很靠后的。001号的同学叫金亿鑫,他虽然后来没有家财万贯,但业务还不错,曾当过中科院长春物理所的所长。巧的是同班还有一位同学叫钱万富,可见我们的上一辈也早就追慕财富了。北大物理系的59级,既躲过了反右和大跃进,又在文革前(1965年)毕业,被认为是学得比较系统的一届。可惜一毕业就赶上文革,到我1978年再考研究生时,13年宝贵光阴逝去,所以这个年级成才的也不多,只有一位山东青岛的同学解思深当了院士,远少于比如1962年毕业的那一届。 二 《陈一谘回忆录》第一次提到我是关于同班朝鲜族同学崔明岩,由于他反映了家乡"大跃进"中的问题而受批判的事情。他写道:"崔明岩受了批判,却还没有按'敌我矛盾'处理。这是我一生违心整过的唯一的人,为此事我至今都感到内心不安,后来,在美国我还曾和同班同学葛惟昆谈起过。"此事我当然也记得,同时也同样有一些愧疚的感觉。我没有参与对崔同学的批判,但是当时崔同学精神上已经不太正常,经常一个人在校园游荡,很晚也不回宿舍。我和几位同学奉陈一谘的指示,分别跟随监视崔同学,这让我一直感到不安。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当时还是为了防止他出事,记得他常在水边渡步,有时往水里扔几粒石子,我很怕他想不开而投水。没有两年,崔明岩就因病退学了,可惜了一位少数民族的高材生。 然而几年以后,真的投水事件就发生了。陈一谘转学中文系以后结识的女友沈达力,一位高挑聪慧的上海女孩,62年17岁考上北大,是学校田径队的跳高运动员。我因为担任北大田径队队长,也认识沈达力。1967年3月17日,在对陈一谘残酷批斗、并波及沈达力之后,她吞服了来苏水后跳红湖自杀。我当时听闻此事,惊痛不已。位于燕园西北隅的红湖曾是游泳池,现在早已破败荒芜,但每当路过该地,总会闪过沈达力之死的悲剧。 其实即使在文革之前,北大的政治空气已经令人窒息。陈一谘在文革之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因为他在1965年亲往中南海递交了三万言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后来被称为《反党宣言书》。而事情的起因,是他为我们同班的黄伟民洗脱冤情所写的《让事实说话——和黄伟民的关系》的材料。黄伟民是我们在物理系59级3班的一位福建同学,和我也私交甚好。因为他酷爱哲学,思想活跃,与我同好,故时常交谈,还带他到家里去过,看看我父亲(中央党校哲学教授葛力)的藏书。在我任3班团支部书记期间主办的墙报上,也有他大篇的哲学文章。五年级以后他在理论班,我到光学班继续任团支部书记,彼此就很少来往了。临毕业时听说他出了事,被打成反动学生。在陈一谘回忆录里详细记述了原因和经过,盖因黄伟民和清华的两个同乡好友在1963年组织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会》。他们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一位文革中自杀、其父捧着儿子骨灰返回厦门当晚也自尽了。 这些详情我看了这本回忆录才得知,而当时,根据和黄伟民的关系和共同兴趣,我也曾被怀疑为反动组织的成员,毕业时也蒙遭劫难。他们查不出任何关联,而我也确实一无所知,就对我在团干部会上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屡次批判。当时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在团干部学习时号召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秋后算账),于是我就说了一些心里话。例如,针对批判"南共纲领草案",我表示不理解。因为我在家里看到那厚厚的纲领,它的扉页上明书:"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句话是被批判的重点,被认为是抹杀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当时说:"如果不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那么共产党是为了什么呢?"可想而知,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是享受不了"三不"的。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那以后,以我在学校田径队太忙为名,免去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毕业时,毕业鉴定一直通不过,因为每个人的鉴定上必须有"拥护三面红旗,对修正主义认识清楚"的字样。这显然对我不适用,因为我被判定为"具有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当时已开始了北大四清,四清工作队在物理系59级全体学生大会上,宣布14个人不准许考研究生,特别点了四个人的名字,包括我和现在的解思深院士。熬到最后,一再提高认识,终于以"经过学习、对修正主义认识清楚"的二等公民身份得以毕业,而分配方案则从先前订的中科院物理所改为最差的北京市(延庆县)。 陈一谘回忆录中第二次提到我,是说"应校刊之邀,与同班葛惟昆合写了一篇论文《物理学与生产》。"那是我们刚进校不久,陆平接任校长后提出的"苦战三年,建成共产主义新北大"的运动的产物。物理系的一年级新生,要打破资产阶级统治的物理学,重新编写教科书。我们3班被分配了一项任务,就是写那篇很长很长的文章。我成了主要的写手,日夜奋战,昏天黑地。陈一谘在那以后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也是他转系的起因之一。而我则在下工厂与工人结合时,得了严重的肠胃病,平生第一次住了9天医院。从那以后直到现在72岁,也才又住过一次两天的医院。物理系的新生编写教科书,岂不荒唐?但那是大跃进的虚火正旺的年月,什么都可能发生。有一个班提出"打倒法拉第",备受鼓励和表彰。为什么打倒法拉第?我已记不得了,好像法拉第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出身贫寒、蔑视权贵。为什么打倒他?当然是一场闹剧。 三 读了陈一谘的回忆录以后,当年北大学友曾经的意气方遒和后来的万劫难逃,都历历在目。我们3班向以风格独特受人瞩目。班上一位公认的才子石康杰,是我们解决难题最后通关的好汉,也是我的好友。他来自苏州,眉目清秀、温文尔雅、才气纵横。黄伟民案,石康杰也被牵连,以致精神分裂,被发配到重庆。幸而以后被治愈,文革结束后更以最优异的成绩考取李政道先生主持的卡斯皮亚留学项目,回国后在西安西北大学任教,深受学生爱戴。但是我们都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干扰,石康杰一定会成为一位非常有希望的大物理学家。而黄伟民的才华也令人惊叹,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始思索和批判计划经济。从陈一谘的回忆录中我才解了他们当时的观点。黄伟民写道:"三年大饥荒,使我们不能不对计划经济产生深深的质疑。….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意识、政治生态和文化精神中,到处都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抹杀自我、消磨个性、幽禁想象力,就成了'识时务'的'俊杰'们的救赎之举。发人深省的是,大力宣扬和歌颂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始终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来,而被严重忽视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品德和素质,诸如仁义、诚信、尊师、孝道和社会公德等等,却遭到摧毁性的破坏。"黄伟民和他的朋友们进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异化。他们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他们的悲剧也正在于太过超前了。写到这里,我真为我们北大学子们的才华横溢而由衷地感叹,也为他们的遭遇而深深地惋惜。 而在这一班同学当中,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陈一谘。他是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是推动时代前行的斗士。他的雄心、乐观、自信和气魄,都高于常人。即使到生命的晚期,仍然同癌症搏斗了12年。从他在中学时就结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先驱者胡耀邦,到他在农村探索中国的前途期间又多次回京拜访胡耀邦,似乎就已经注定,他必定要以闪光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积极参与农村改革。他自己对我说过,在起草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时,他是主要写手之一。他主持体改所五年,不但深深介入经济体制改革,也参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成为一群立志改革的年轻人的领军人物。陈一谘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它的前期,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他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一书,试图对前十年的中国改革作出理性的总结和分析,而他确实有资格做出这个总结和分析。他在书中的许多资料,令我感触良深,至今难忘。比如他提到:"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达到六千亿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由于投资决策的错误白白浪费掉了,三分之一没有形成生产能力,仅有三分之一形成生产能力。"他接着说:"我记得1979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万里就讲:'如果这个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的确,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伟大进程中,陈一谘和他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四 陈一谘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就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言,他们在历史上应当留下非常正面的形象,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完人。性格甚至品德的缺陷也往往非常突出。越是与他熟悉,能够就近观察,就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 在陈一谘于1969年离开北大前往河南农村之前,他和另一位北大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樊立勤在一天深夜来到我当时的岳父侯仁之家,因为我们夫妇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我给他开的门,他们悄悄进来,说是要到农村去寻找中国之路,想带一批历史书籍。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侯先生非常豪爽,就一句话:"随便拿!"。我们全家和陈一谘一样,都是聂元梓的坚决反对者。樊立勤被膝盖钉钉子的惨剧我们也都知晓,对他无比同情。一谘更是好友,所以自然会鼎力相助。然而现在看到关于樊立勤的材料,似乎他也不是个头脑很清楚的人,陈一谘回忆录中对他也颇有微词。 陈一谘中学时代就认识了胡耀邦,1978年调入北京也源于给胡耀邦的一封信。他在政治上有雄心壮志,这在他后来写三万言书中更可见一斑。这和我们一般的物理系学生有巨大差异。当我在1984年初从英国读完博士回北京时,他邀我去他刚成立的体改所谈了一次,当时的口气是:"老兄大才!我们是向紫阳推荐干部的。"意思是希望我转向搞政治。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没有接受这个邀请,一直据守在物理的圈子里。 再与陈一谘有些接触就是六四之后在美国了。我1988年到美国工作,他1989年去美国后,从同学处找到我,互相拜访了一次。在普林斯顿,他绘声绘色地详细给我讲述了如何在黄雀行动中被营救的经历。他说先有内部人帮忙到了海南,然后有人告诉他在海岸见到一个陌生人后,"他向后转,你就跟过去",然后上一条小船。船有两层底板。遇到险情,就钻到底板下面,这样在酷热的夏天辗转到香港。一路惊险艰辛自不必说。他一见我,又总是说:"老兄大才!"鼓动我跟他们一起搞民运。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和保留,并不愿意与搞民运的人为伍,包括陈一谘本人。 在美国陈一谘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时,问我:"你搞物理能当牛顿吗?"我说不能。"能当爱因斯坦吗","当然不能"。于是他说:"那还搞什么物理,跟我一起干吧,将来当开国元勋。"这话着实吓我一跳,但我也知道这就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抱负、他的野心。听他在电话中向别人介绍我,也是夸大其词,令我尴尬。这种江湖气是我难以接受的。在美国还看到过其他几位民运领袖,气概也都自命不凡。所以我对他们不信任,不相信他们能比他们想取代的人更好,不相信他们能给中国造福。陈一谘到我在的学校来时,我请他吃饭,有一位学中文、研究中国的美国朋友在场。对于他的夸夸其谈,这位朋友事后对我说:"I have never seen any one so arrogant!(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傲慢!)"由于这种虚夸的信心,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是盲目的,而民运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更是人所共知、也令人不齿。陈一谘在这些人当中其实是相对沉稳和冷静的,但终于摆脱不了脱离现实、自以为是的窠臼。 五 我把陈一谘当成同学和朋友,即便我不参与他在海外的政治活动,我对他个人的事情总是尽力协助。我从美国给他已离婚的妻子带过他的私信,因此也曾有机会和这位女士交谈。在香港,我也接待过他。这都是人之常情,也包含了我对他的尊敬和友情。对于他的辞世,我感到非常悲痛,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晚一些,这是由于他对命运的坚强抗争。想起他,也会想起沈达力,想起燕园的诸多往事。 斯人已逝,哀哉,痛哉!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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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4 11:56 AM PDT
「六四」25周年了,現在回頭去看1989年〈六二絕食宣言〉大聲疾呼的「消除敵人意識」、「理性溫和負責任」,和自己十幾年前寫的相關文章,似乎該說的話全都說過了,很不幸,什么作用都沒有,擁共的依然擁共,反共的照樣反共,兩極對立、敵我二分,「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忘記」——新的什么都沒學會,舊的什么都沒忘記。 這樣的民族,還奢談什么民主? 去年,政府「有關方面」問我,如果有一天給了我充分的活動空間,我怎么給自己定位?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就是一座橋,絕不選邊站,一貫如此,永遠不變。橋,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溝通起來,達成民族和解、社會團結的橋——這就是我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具體一點說,就是兩大主題:達成法治憲政的共識、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聯盟。而要達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政治文化——敵我二分「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應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配,才能發揮作用。所謂「政治文化」,是指與政治相關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態度偏好、思想理論、知識技能和行為習慣等等政治「軟體」。比如,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相適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裏」;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蘇式斯大林主義制度相適配的,就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融合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的共產黨絕對領導權思想理論,以及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官定思想理論一元教條等等內容的混合體系。當今中共的鄧、江、胡官方思想理論的主體雖然已經離極權主義愈來愈遠,卻仍然拖一條粗大的極權主義尾巴,其「主體」和「尾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這種理論現狀如果不加變革,勢必給「全面深化改革」設置嚴重障礙,為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荒謬絕倫的「反憲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原則,憲政是法治的制度設置,不要憲政哪還會有什么「法治」? 鑑於目前中國這種轉型中社會「非驢非馬」的混合(混亂!)狀態,為避免誤解起見,不妨把「黨文化」理解為「敵我二分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舊文,很遺憾,不得不仍然沿用「黨文化」一詞。 骨子裏媚的中國人 早在1993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黨文化的文章〈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其中說到: 一、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恥感取向」的;所謂「恥感取向」,表明人際關係思想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特徵。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裏就有媚動機,缺乏孤立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二、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 三、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欲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容懷疑的真理。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人間天堂理想而隨時可以掉的工具。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 仇恨有害無用 我在2008年的港大講演「理解中國前途的7件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 對「六四」,你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毫無疑問,它是一個正義的事業。所有的訴求都是正義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貪污腐敗,當時叫反官倒。有什么錯誤?沒有任何錯誤。但是,一個正義的事業,居然遭到這樣一個下場,毫無疑問,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我認為,仇恨、憤怒沒有用處。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所以你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 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為什么?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質〉裏這樣說: 寬容、寬恕與和解的對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敵,因此,專事煽動階級仇恨的馬列主義理所當然成為開放社會即自由民主社會的頭號敵人。這種階級鬥爭仇恨文化已經深植於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而動。如何科學地認識仇恨、設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問題。 據《仇恨的本質》一書的作者R.W.Dozier說,人有兩個大腦,一個是從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低級神經系統,由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初級語言區(負責控制污言穢語和其他形式的情緒性語言)、舊皮層等人腦邊緣系統構成,其主要功能是當遇到威脅我們自身生存或種族繁衍的事物時,本能地作出「戰或逃」行為,與此同時伴隨着攻擊——厭惡情感,仇恨就是這種情感的極端形式。另一個,是由最新進化的大腦新皮層構成的高級神經系統,主管人類獨有的符號——意義功能。兩個大腦之間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健全人格,無非就是這一關係得到良好的平衡調節。 ……有害的並不是低級系統本身,而是被低級系統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義系統,一種「初級思維」。初級思維有7個特點: 1. 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1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楣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 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 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 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觀公正的、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 狹隘經驗式思維。固执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 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他成分。 7. 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從人類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會階段就是低級神經系統佔主導地位、高級神經系統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時代。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治文化——我說的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蠻主義」,他和《仇恨的本質》作者說的是一回事。 須反思正義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那篇港大講演當中,說過「憤怒也好,仇恨也好,3個月就足夠了」之後,我接着說: 重要的是第3個事情,就是你這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么會失敗。柴玲跑到外邊還講,而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義事業必勝。哪有這回事?很多正義的事業都是必敗的。你能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是個正義的事業麼?它一定會失敗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為什么會失敗?恰恰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刻反思的東西。 鄧小平搞平衡 溫和派不幸全垮台 第4,誰的責任。這個責任,你必須肯定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它本來可能是另外一個前景的。否則就是天意,無神論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責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種選擇,而有一些人非要做1989年這個選擇,他才有責任。無可選擇的事情上是沒有責任的。在責任這個問題上,毫無疑問,80%或90%的責任是在中共體制內的強硬派。當時是這樣——我這也是一個四分法模型——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分成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溫和派,很簡單,就是趙紫陽和支援幫助他的人們。強硬派就是李鵬及後邊一大幫老傢伙。鄧小平實際上不是這兩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這兩派之上搞平衡的。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給趙紫陽機會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趙紫陽那一套辦法平息事態。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主張一定要大開殺戒。體制外同樣也是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強硬派就是一部分學生。學生這個強硬派並不是多數人,弔詭的是,操縱了學生的恰恰就是極少數人,就是柴玲和她周圍那一些人。為什么這樣一個強硬的激進的少數人能夠操控大家,這正是我們要深入反省的東西。但事實就是如此。他們是體制外的強硬派,而我們是體制外的溫和派。我們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要把學生拉到我們這邊來,使得體制外溫和派也是主流,因為當時體制內溫和派是主流。這樣兩個溫和派都成為主流的話,那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不會發生這樣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兩個溫和派全垮台,兩個極端派成為主導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戰,成為黑白截然二分,敵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這裏顯然沒有什么「存在決定意識」。1989年捲入政治行為的各方,只有體制內保守派的利益和這個極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於舊政治文化的強大慣性,其他各方的利益儘管與之相悖,其政治行為卻照樣受其支配。廣場學生的不肯妥協,恰恰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結下的果實,怎么能歸咎於學生?又由於六四的教訓不容討論,這種可悲狀至今難以改變。一旦氣候合適,災難還會重演,中華民族難免重蹈覆轍! 請注意:我說的是全社會,不僅僅是共產黨。 究竟誰應該「悲哀」? 去年《明報》發表我的「六四」訪談,其中說到我和政府「有關部門」談判達成默契:我這方面,從2011年起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要的回報是,給我公民自由權。李卓人先生為此公開表示「悲哀」。在這裏,我請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聯會戰友們務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這些文字。照我看,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黨文化而不自知,最應該「悲哀」的,恰恰是這個東西! 請不要誤解:我絲毫不反對香港支聯會每年發起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和其他合法抗議。對非正義沒有抗議,聽之任之,一個民族只會無止境地墮落、衰敗,絕不會有社會進步。事實上,從1990年獲釋出獄,到2010年5月底申請公開絕食,20餘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抗議,為此付出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內控使用」等種種非法迫害的巨大代價,而最讓我鬱悶的是,什么事情都幹不成——不管往哪個方向邁步,走不了幾步就會發現,一堵無形的高牆擋在面前。在此期間,我沒有得到過支聯會一分一毫的幫助,哪怕是一點點的精神鼓勵,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過半毛錢的「悲哀」?這大概和司徒華先生等人始終認為我們「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證言是撒謊,是為共產黨遮醜,為此對我們非議不斷有莫大關係。更可惡的是,卻有許多人認定,像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一定拿了諸如支聯會或西方機構的大筆資助! 這有什么關係嗎?有點關係(人心畢竟都是肉長的),但關係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聽從的是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才不管誰會說什么——是送我鮮花掌聲,還是給我潑狗血。 究竟誰應該「悲哀」?是我們這些國內的「良心犯」,還是那些遠走境外安全地帶,專唱黨文化道德高調的人們?你們哪位什么時候放棄香港或者外國身分,也來國內當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須當烈士,不當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無」極端主義價值觀,正是黨文化的一大特色。親愛的激進派先生們,我痛苦徘徊許久,現在總算是痛下決心,不再當「先烈」,退一步當「思想先驅」了——先驅和先烈的區別是,比社會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驅,超前兩步,就成了先烈。現在,我要做點方法不同、但目標不變的,更有實效的事,把「先烈」讓給你們,讓給年輕人幹吧,這有什么好「悲哀」的?這20多年來,我高舉着「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不過「小貓三兩隻」(抱歉,比喻而已),當今中國,正所謂「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這「先烈」當得也未免太窩囊,太寂寞,太不合時宜一點了,不是嗎? 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民主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進,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世間只有一條路可走,推進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確的。路只有一條,真理只有一個,這種「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敵人」、「唯我獨革」的一元論不是別的,正是黨文化。 還有人指摘我妥協了,認為妥協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變。這又是不折不扣的黨文化,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聽夠了這一套小兒科。正是這種決不妥協的黨文化作祟,柴玲才會高喊着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差一點把數千廣場學生和市民帶入生命的絕境。她太年輕,不可能知道,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從來都不會傻到「決不妥協」,那只是他們對普通黨員的宣傳鼓動,相反,他們在策略上極其靈活。如果沒有列寧和德國人簽訂割讓大片領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蘇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澤東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黨妥協、合作抗日,共產黨也完全沒有機會在敵後擴張勢力,最終打敗國民黨。《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進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這句話,否則……事情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沒有1832年開的議會改革對工人階級妥協讓步,英國憲政可能被激進革命葬送;沒有所謂「康乃狄格大妥協」,美國制憲會議很可能乾脆散伙了,也就不會有美利堅合众國。美國憲法壓根兒就是妥協的產物。 但妥協絕不意味着放棄原則。我從來沒有說過,也絕不會考慮放棄原則和理想。都21世紀了,還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國人作如此低級的常識性爭論,簡直匪夷所思。就這種遠低於常識的普遍認知水準,還胡扯什么推翻共產黨,什么民間的力量,從何說起?嗚呼哀哉。 別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區分為從低級需求到高級需求的5個層次,當低級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人們發的牢騷是「低級牢騷」,反之,當高級需求不能滿足時發的牢騷是「高級牢騷」。同理,批評也有高級低級之分;我對民運一直有許多批評,但那都是建設性的「高級批評」。非常遺憾,太多的中國人的批評都很低級,始終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們,我們就不能提升一點,高級一點,上升到「專制怎樣終結、民主如何建立,才代價小收益大」的「建設性批評」上來嗎?我所謂「建設性批評」要符合兩條標準: 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國好,也希望共產黨變好而不是倒楣; 第二,除了說得出哪兒不好、哪兒有病之外,還要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好,還要開出藥方,而且,這些藥方必須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償命。 總而言之,你想贏共產黨嗎?那你就不能和共產黨一樣的水準,不能總是做「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不能走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災難性道路,成天在內部搞抓特務抓叛徒;你必須在理論知識、政治智慧和道義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於他們,尤其是,你務必要徹底清理滲透自己靈魂深處的黨文化。否則,不要說引領中國的社會進步,你甚至可能落後於共產黨改革派的前進步伐。 敵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國絕無前途可言! 周舵:別只停留在義憤 「處同一水平鬥不過共產黨」
【明報專訊】25年後回顧「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呼籲,應該摒棄敵我二分的思維,超越義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層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讓民間的「六四」情結跌入「黨文化」的臼,「和共產黨在同一個水平,就無法戰勝他」。 與劉曉波、高新、侯德健情况均不同,周舵是當年「廣場四君子」中,唯一目前仍留在內地又能較自由地發表政見的。 近年,周舵屢屢撰文呼籲,透過漸進式民主改革,先建立法治基礎,再逐步推廣民主選舉,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最可行道路。在他看來,這條道路最主要的障礙之一,就是「黨文化」的思考方式。 「黨文化」 敵人不當人 周舵引用旅美學者余英時的話說,大家多關注共產黨對中國造成的表面破壞,即殺了多少人、迫害多少人,但未看到更深層的,與傳統道德、價值觀相違背的、反文明的文化,「這就是黨文化」。在周舵看來,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一旦把對方界定為敵人,關係就成了「敵我矛盾」,可以不把人當人,任意處置。 他說,這種黨文化已經深入每個中國人骨髓,除不思變革的官方鷹派,也包括民運人士,但不少人對此全然不覺。他說,現在人看「六四」,常帶着天使惡魔二分、敵我對立的情緒,而這種「六四」情結,就是馬克思主義、黨文化的思考方式,與階級鬥爭學說同出一轍。 深入骨髓 民運人士多不覺 「幹六四這樣的事就不是人,就是惡魔。這種想法其實就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周舵說,「六四」成因複雜,「應該理解成一次民族悲劇,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路上重重跌了一跤,摔得鼻青臉腫,沒粉身碎骨就萬幸了。未來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仍有不少萬丈深淵和地雷陣。」而知識分子的任務,在於思考「六四」成因,並在雷區插上警告牌,以免重蹈覆轍。「每個人都應該先反思自己,(對民主化)是否已經盡了責任,盡得好不好。」 應思考成因 免重蹈覆轍 他說,25年後回看「六四」,若仍僅停留在義憤階段,正如滿腔理想主義的的早期共產黨精英分子,「道德高尚,但知識淺薄」。「要受理性的駕馭,尤其不能被黑白二分的思維綁架……這樣才能高於共產黨,不然完全在同一個水平,怎麼能鬥得過共產黨?」 ——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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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y 2014 04:58 PM PDT
在米歇爾去北大演講之前,我通過twitter提醒她關注北大畢業的兩位優秀校友:曹順利和許志永。 三月二十二日人權捍衛者曹順利因為在關押期間受到剝奪醫療和非人道虐待而去世。我最後一次見到曹順利,是在香港的一個關於國際人權機制的工作坊裡。她第二次從勞教所獲釋,立即重新投入到人權活動中來。去年九月在她準備去日內瓦觀摩UPR(Universal Periodical Review)的時候,被阻攔、綁架,並第三次被關押──這次她沒能活著出來。 十年來,許志永博士成為推動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後一次和他通信,是在他被正式拘捕的前幾天,他把自己和秘密警察的對話記錄發給我。「政府」給他幾次「妥協」的機會:只要他承諾放棄新公民運動,他就不必坐牢。許志永完全回絕。他說,如果爭取公民權利和自由也有罪的話,他願承擔代價。他向上帝禱告:「我愛人類,為了這種愛,我願面對死亡。」 許志永被判刑四年。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為城市新移民的孩子爭取教育平等權,以及發起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活動。數十位許志永和新公民運動的支持者被捕,現在陸續面臨審判。 從去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至少二百名人權捍衛者被捕,包括人權活動家郭飛雄,張林,趙常青,這幾個人都因為政治原因多次入獄;人權律師丁家喜,基督教會牧師張少傑和伊力哈木,一個主張和平、長期致力於維族和漢族民間交流的大學教授。 可以完全確認的是,在這一輪鎮壓之中,相當多的人權捍衛者在被關押期間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獲釋的丁紅芬、沈軍、宋澤等等,仍被關押的李碧雲、黃文勳、袁奉初、袁小華、劉萍、魏忠平、李思華等等,這些人全都是因為參加和平合法的維權活動而被捕入獄。在曹順利去世的五天之後,四十三歲的藏族政治犯Goshul Lobsang在Kanlho(甘南)也被酷刑致死。為了加大震懾效果,當局甚至把人權捍衛者的家屬和親友作為報復對象,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長年遭軟禁;山東異議人士薛明凱的父親在被拘押期間死亡,極有可能是被毆致死;很多西藏自焚者的親友被判刑,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婦女貢覺旺姆於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焚身亡,他的丈夫卓瑪嘉竟被構陷罪名,判處死刑。 被捕的良心犯中,有很多與「新公民運動」有關。「新公民運動」的前身是許志永和我在二○○三年創辦的「公盟」,我們關注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挑戰酷刑、反對戶籍制度等等,大量介入人權案件,包括高智晟案、陳光誠案、和撰寫西藏三一四事件調查報告。「新公民運動」主張「自由、公義與愛」,號召大家爭取公民權利,同時希望把全國各地的人權捍衛者聯合起來。其活動包括──推動教育平等權、推動官員財產公開、推廣公民同城聚餐等。這一運動,充分利用社會媒體和互聯技術,囊括了網絡動員、公開信、簽名、發傳單、公益訴訟、街頭演講、和平集會抗議等維權形式,把二○○三年以來的公民維權運動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為什麼中國政府如此猛烈地鎮壓新公民運動和民間維權人士? 中國的維權運動(Rights Defence movement)從二○○三年興起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於行動者的探索和犧牲,由於社會矛盾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維權運動具有這樣幾個趨勢:一、從互聯網上走到了線下;二、從個別的人權案件到越來越多的街頭行動;三、從法律訴求到更多的政治訴求;四、從無組織到具有某種組織色彩。比如○八憲章,中國人權律師團和新公民運動。人權運動發展到新公民運動,當局已經感到了明顯的威脅。但統治者決不願意和民間對話,決不願意放棄專制特權,於是在維穩優先的思路下,就嚴厲打擊任何對政治統治構成威脅的人。 這種高壓手段當然會讓一些人害怕,但這不會緩解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只能激化和積累矛盾。中國的制度和人的尊嚴、自由是相衝突的,不從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作出巨大的調整,社會裂痕只能越來越大;站出來要求權利、爭取民主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比如,就在幾天前,上萬廣東茂名市民冒著生命危險抗議污染環境的項目;也是在最近,試圖揭露建三江洗腦班真相的多位律師被關押,其中三位律師被用繩子吊起來,警察使用拳頭和警棍對律師們進行野蠻毆打。為什麼律師和公民們站出來挑戰洗腦班?因為在洗腦班的背後,是正在發生的奧斯威辛:數不清的法輪功學員因為不肯放棄信仰被投入洗腦班或勞教所,一九九九年來,至少三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因為爭取自由,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們常常失去自由,不要忘記他們。我想起二○一一年我被北京秘密警察綁架、秘密關押七十天的時間裡受到的剝奪睡眠、拳打腳踢、單獨羈押等酷刑。秘密警察在對我使用暴力的時候明確告訴我,「不要跟我們講法律,誰也幫不了你。」──但我完全沒有放棄希望,我內心對正義和自由的渴求給了我力量。力量還來自我堅信,我的戰友們仍在監獄裡和監獄外堅持抗爭,因為他們有著同樣對自由的追求。我堅信,這樣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多,他們的吶喊終將震撼野蠻的專制。我還堅信,在中國之外,在美國,在歐洲,在自由之光照耀的每一個角落,在為人類尊嚴進行的每一次戰鬥中,我們沒有被遺忘。 我非常欽佩各位尊敬的議員和美國政府在捍衛自由和人權價值上所作的努力。但當今,全世界對罪行纍纍的侵犯人權者所帶來的壓力遠遠不夠。中國不但玩弄國際人權制度,也在利用自己的經濟、軍事、政治影響力試圖操控民主大國。如果美國批評中國人權,那就不買你的波音;歐洲如果會見達賴喇嘛,那就不買你的空客。在一些高級別國際會議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成了「房間裡的大象」。 我們可以為人類的自由事業犧牲多少經濟利益?當人們這麼計算的時候,就已經錯了。壓制自由的力量不會停止腳步,不會理睬國界線,不會遵守它們允諾的國際規則;借助互聯網和經濟全球化,借助不適當的國際規則(比如人權記錄極差的國家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並且沆瀣一氣,非民主的政權在聯合國裡違背本國人民的意願和普世價值),借助民主國家的鴕鳥政策和「好人的沉默」,壓迫自由者的力量在不斷增長。──當自由社會感到必須捍衛自由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本文是作者二○一四年四月八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發言)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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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4 10:39 PM PDT 北京消息,因参加2014年5月3日"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律师浦志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民间学者胡石根、作家刘荻,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遭海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甚至六十多岁的著名哲学家、历史学者徐友渔也不能幸免,也遭警方悍然刑拘。 其实5月3日的"六四纪念研讨会"规模很小,不过十来人。而且都没有在公共场合、仅在一位学者的家中召集,限定为私人事务。何况按官方今天说法,六四属于所谓政治风波,早不是先前定性的所谓动乱或者暴乱。那么作为学者和亲历者,以学术活动形式私下研讨,有何不可?这已经尽可能低调和克制了,已经很给当局面子了。 但是,当局还是下了手,而且是狠手。无论怎样给它面子,都没用,它都不买账。只要你坚持履行自己法定的公民权利,在它看来都是对它的冲撞,它都要怀恨在心。它可以任意冻结任何公民权利,权力的战车可以在权利的瓷器店任意横冲直撞,作为公民却只能忍气吞声,谁敢尝试跟它讲道理都被视为找茬,都可能遭到情绪化的报复。悍然刑拘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公民无非也是这个原因。 权力不受制约,尤其警权不受制约,甚至到了学者开小个会都要抓人的地步。凸显出警权尾大不掉,民权步步失守,人权处处受难的严酷现实。有点武林常识的人都知道,越是武功高强的人,日常生活中越是隐忍、克制,越是不能轻易出手。因为所谓武功无非杀人之功,稍不克制,就可能致人死命,而遭天谴。警权杀人之功逾民间武夫何止百倍,隐忍、克制当为其底线伦理,这在文明国从来视为天经地义。 不幸,在中国,这一底线伦理从不存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说法不是林彪的专利,从来都是政权逻辑。所谓专政,要害不仅在于"专"即垄断权柄、即"一切操之于我";更在于"政"即"镇压",即滥用国家暴力。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都毫无尊重,不听招呼就镇压,这种反法治的暴力思维是骨子里的。权力不受制约实质是国家暴力不受制约,世上最强杀人利器不受制约,这是酿成六四悲剧的罪魁。今天仅因学者室内研讨六四而悍然发飙,悍然抓人,显然出自同样的罪魁。就此来说,悍然刑拘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公民,不过是六四悲剧的延续。 警权嚣张,动不动就跟人民抖狠,动不动就朝人民发飙,这决非福音。它不止是权力战车驰骋于权利的瓷器店,根本就是疯子飙车于闹市,毁掉的不是抽象的权利而往往是高贵的生命。当下中国,其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实质挑战,中共并没有面临马上失去权柄的即刻危机,但是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却每时每刻都面临国家暴力锁喉的风险。由此导致的普遍的心理危机,即普遍的创伤感、挫败感、绝望感,肆意蔓延的仇恨和暴戾,有如人心中的堰塞湖水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溃决的临界点。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曾有社论题作《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换作今天,何尝不可谓《一党专政,遍地是灾》。没有谁有能力马上颠覆中共,一党执政的格局不会马上改变。但是专政即不受制约的国家暴力必须马上结束,国家暴力动不动抖狠发飙的历史必须马上结束。把权力的老虎关进笼子里,首先必须把国家暴力关进笼子里。 专政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噩梦,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够高,决不能再听之任之。 ——新公民邮件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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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共产党必须搞民主——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四(吴伟) Posted: 06 May 2014 10:09 PM PD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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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我守住了 他们没守住(附“寻衅滋事罪”=“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Posted: 06 May 2014 09:47 PM PDT
浦志强:我守住了,他们没守住。现在当政的人,基本上是我这个年龄段的,赶上过"文革"后期,经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但他们在人生的某个点上放弃过,可能就永远守不住原则了,因为他没有了阵地。 你能理解一个律师的感受吗 人物周刊:你觉得从你1997年成为律师以来,中国的法制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浦志强:1998年,贺卫方有一篇文章叫作《复转军人进法院》,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腐败司法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寡廉鲜耻。我们在尊重广义的司法为最终的裁判权威的同时,不得不对每一个法院的裁判行为和每一个法官的私德保持高度警惕。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他做一个好事太难了。 人物周刊:做律师这么多年,你遭遇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浦志强:最大的困境是我找不到一个对手去沟通,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人文关怀、建设理念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表达的愿望,也有沟通的愿望,我有妥协的胸襟,我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处理问题的时候能站在当事人最高利益之上,我从不放弃任何和解的机会。我觉得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些人,应当不把我当敌人。 人物周刊:也有声音说,"体制内健康力量"和体制外力量不应太强化各自标签,应合力推动改革。 浦志强:我是觉得不能做梦都想抱"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粗腿,万一他放一屁把你蹦老远怎么办,那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我们要做的是一种独立性。 而西方任何一个人,像任建宇这样,像我这样的,大学时代都有过愤世嫉俗的年代,然后他们有社团,他们去参与公益,他们参与一个组织,逐渐逐渐地,最后才有像奥巴马和克林顿这样的政治领袖出来。而我们从最小的时候,学习雷锋好榜样,长大了之后呢就,你参与政治的这种企图被打回来,然后就是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理想,权力不受监督,所有的产业都变成惟一的一个产业,就是赚钱,做官。这样中国真的是悲哀。 人物周刊: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你觉得成立吗?你这个"体制外大佬"是什么意思? 浦志强:你天天想着它,它就没有用,你不去想它,它可能就会有用。你天天想着它,你对他没有用处,他是站稳了安全地带,看出来谁要赢,才会出手帮谁的,比如说改革劳教制度,只有看到它能顺应民意,能得分,能证明自己时,他才会顺应潮流果断出手的,才可能这样的。我呢不过就是帮助制造了民意,我把这么多的民意,通过个案摆到桌面上,让所有人意识到,劳教是个什么东西,告诉他要是在你的手上能把劳教废了,你就功在千秋了。 这就是我这个"体制外大佬"的想法。"体制外大佬"就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孙子,我也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意思。 人物周刊:举劳教为例,你觉得你发挥了什么作用? 浦志强:我能够暴露重庆劳教,劳教制度本身的随意和非法。比如,重庆的"1·12"专案,其实就是一个青年人在天涯重庆板块发了个帖子,评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的事件,有些在下边跟帖,重庆公安局就组成了专案组,一个晚上就抓进来三十多人,可能有很多人就这样被劳教了!我能做的,其实是把重庆的那几年,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是想告诉大家,这样的生活,不是和谐社会的生活。 相应的问题是,当专案组一个晚上抓三十多人时,"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哪呢? 人物周刊:你总说你的成功不可以复制,"成功"是指什么? 浦志强:我证明了,在一个社会里,坚持原则,是可行的,而且是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行事。 人物周刊:所以你说,你之所以能"站着把钱挣了",主要有很多同行做衬托? 浦志强:这也是开玩笑,半真半假吧!我做的事,别人不肯做,这才显得我了不起,但实际上呢?我也没什么,这些事谁都可以做。我很希望有人来竞争,大家花样翻新,把敏感的事情脱敏掉,让社会更加开放。 人物周刊:你生日时在微博上说,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你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不要流淌成浑汤。你也警惕内心变成浑汤吗? 浦志强:对,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崔健有首歌叫《混子》里面有句歌词,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工具了。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我也未尝不具有这样的成分,我的一个符号其实是跟那件事情有关的。 人物周刊:跟"理想主义"有关? 浦志强:发生了这件事情,整个体制不会接纳我,我也不会去融入这个体制。这个"理想"是让我找到我的同事和朋友,让我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我需要提醒我自己不要说假话,不说瞎话,不骗人,我要坚持我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多人都没有坚守。需要你"检查反思"的时候你都"检查反思",有了一回就有了二回三回。我没有写过,我从我最需要写的那一刹那,我就坚持了我自己。我要警惕的就是我要真心诚意,不要把这个当成工具,因为这个标签实际上也能换来好处。 人物周刊:比方说? 浦志强:比方说大家可能会认为你是个不错的人,劳教案以及其他案中,许多人的人生是被我改变的。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一个被冤枉的人因为你的努力,重新获得自由。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在于这个事情能够推动劳教,虽然我的目标是这样。但具体到每件事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职业伦理,需要维护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什么是他的根本利益?恢复自由、有尊严、还他清白。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律师正正当当地把这个人救出来让他们有尊严更重要。 人物周刊:他们这样的改变以及他们对你的感恩、崇拜,会给你带来什么内心的变化吗? 浦志强:我现在虚张声势,谎称通天,吹自己能帮重庆拨乱反正,这点小谎也许会被蒙冤者信以为真,他们病急乱投医嘛!但我要提醒自己,越这样越不能这么做,我知道体制内健康力量都在观望,都在等尘埃落定。现在当政的人,基本上是我这个年龄段的,赶上过"文革"后期,经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但他们在人生的某个点上放弃过,可能就永远守不住原则了,因为他没有了阵地。 什么春天都不是 人物周刊:2003年以后,你打了很多"言论类"的案件,为什么选择这一领域? 浦志强:这跟我的经历有关。1996年,我读到《论言论自由》,很多朦胧的意识,一下子就被他点醒了,突然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原来是"乱说乱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胡平说,言论自由就是那个撬起地球的支点。 我在这领域一打快十年了,目前还没有歇脚的意思,这其实也是扬长避短。这类官司不赚钱,很累很辛苦,需要人很傻很天真,优秀律师谁犯得上搅这浑水?这就让我能拿得到好活儿,打得好不好都扬名立万。还有很多当事人不在乎输赢了,他们有些已经输惨了,就追求轰轰烈烈,万一赢了,那就喜出望外了。 我觉得,自己不像个律师,律师都应该长得跟斯伟江一模样儿,西服革履,戴副眼镜儿,头头是道,得理了就不让人。《警察故事》里那律师,就长了副找抽的鸡贼样,他老是刁难我除暴安良的皇家警察。我呢?没太多的花花肠子,喜欢直来直去,总要三下五除二,先把复杂的事搞简单,再快刀斩乱麻,后把简单的事办利索。我太喜欢控制局面了,有时我就想,就凭我这德行,改行去要饭我都能当丐帮的长老,不慎坐了牢,也能混个牢头狱霸。 人物周刊:这类案件打起来困难吗? 浦志强:在中国,被侮辱与被践踏的,是没有名誉和言论自由可言的。真正在乎名誉的或者公众关心的名誉案件是什么呢?是官员的,是名人的。这样的人都可以想办法去干预一个审判,去影响一个审判,他既有钱聘请好的律师,又有资源来说服这个法庭按照他的意思走。 人物周刊:这些案件中,你参照的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辩护策略。这样的辩护在中国法庭走得通吗? 浦志强:"余秋雨诉肖夏林案"中,虽然是我打赢了,并不是法官按照我提出的这个原则来裁判。可能换另一个人辩护效果就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如果换成其他原告呢? 浦志强:《中国农民调查》案件也是这样辩护思路,但是至今都没收到判决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原告是一个官员。 中国的法律这10年已经比前10年有进步,这个进步是来自于社会空间的扩大,是新技术、互联网和公众争取的结果,是现实中间的合法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侵犯和践踏所造成的,也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减少了恐惧。 人物周刊:在打言论案件的过称中,是否也是一个探索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的过程?如果是,这个边界在哪里? 浦志强: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很多,对传统媒体来说,还是希望用传统的方式来处理,互联网是无法对付的,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边界可能越加不可捉摸,一个不得体的言论所造成的伤害,它的扩散可能是以前不能比拟的,对资讯的传播越来越难界定边界,事件的审查越来越不可操作。 社会矛盾突出的情形之下,他们自己也越来越能够容忍。若干年前上一个报纸杂志就立刻身败名裂,现在你除非把艳照拿到,否则比较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足球黑,其实足协和证监会是最容易被人批评的,也最肯接受批评的,也是最弱势的群体。 人物周刊:去年方舟子和韩寒的事件引发了言论自由边界的讨论。如果韩寒起诉方舟子,他们两个都来聘请你做律师,你会选择谁? 浦志强:我认为这种事还是以不告为好。还不如把这样一个公共话题贡献给公众去探讨言论自由的边界,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韩寒没念大学,你成了所有年轻人的偶像,你是赛车手,你自食其力,你万人空巷,你不应该接受监督吗?疑问就疑问吧,一本一本出就行了呗。你的作品有影响力,和你的作品到不到一个境界是两回事。你说我在律师中间有些粉丝,或者说在访民中间有些粉丝,能意味着我的水平高吗?所有的访民都说浦志强是全国最好的律师,这管用吗?你好与不好,不是要让外行来评价。方舟子对也罢不对也罢,我觉得论战是可以的,起诉是不可以的。 人物周刊:你所代理的这一系列的案件中,特别是具有公共性的案件中,你觉得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浦志强:媒体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应当说媒体的作用比我的作用大。狐假虎威的话我就是那个虎威,媒体产生的影响力有时候起到绝对性的作用。我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于媒体,使得这个事情公开化,产生公共影响力。这个律师可能不太容易压服,这个律师有他自己的技巧,但没有人在乎一个律师怎么样,如果在乎这个律师是因为他背后有这样多的媒体。 人物周刊:你觉得它们各自的边界在哪里? 浦志强:这种危险随时都有,我觉得就得靠律师和媒体的操守。我从来不干预报道写得怎么样,如果不是事实的原因。因为那个边界是你们媒体的任务,写错是你们的事。我希望媒体上事实与评论分离,调查就是调查,评论就是评论,观点就是观点,调查可以有差错,但是要及时更正,要尽量不去出错,评论的观点要尽量公允。不能说今天我拿不了谁的广告,我就批评它,或者我批评了它之后,拿了广告,我就不再起诉了。 人物周刊:借助舆论推动案件解决,这是你主动选择的方式吗? 浦志强:主动选择。也是因为法制环境所迫。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中,你不选择,或者没人管你,就真没人理你。当年"奥美定"案件我说过一个观点,就是好人走在一起就是合力纠错。舆论不能直接干预审判,但它通常影响了上面某个人,某个人再去干预法庭。 人物周刊:李庄案被撤诉时,很多人在说这是法治的春天,有律师就说,那不是法治的春天,是微博的春天。 浦志强:也不是微博的春天,什么春天都不是。 80年代的意义 人物周刊:1980年代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浦志强:读《让历史来审判》续编是我一个转折点,那是1984年读到的一本书,它使我颠覆了以前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老师王连升说过对任何知识都可以有怀疑,但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实实感受到上当受骗。之后我顺着读了很多书,《让历史来审判》的上篇、《布哈林与布哈林思想》、《苏共野史》、《第三帝国的兴亡》、《拿破仑传》。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去寻找历史的真相的。 人物周刊:你相信历史审判吗? 浦志强:我相信历史。我不说谎言,是因为我对历史真相有敬畏之心。任何说谎的人在历史面前都会成为一个玩笑。任何玩弄历史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可以打扮历史,但左右不了历史。 人物周刊:你是学历史出身的,学历史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浦志强:我是带着"岳飞抗金"的疑问读历史系的,我家乡的地理位置属于金国。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统一是主旋律,凡是有利于统一就被认为是好的。可是这标准准确吗?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看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凡是成功的最后都成为堕落的统治阶级,如果李自成成功了,他会变成怎样呢? 很多人没有像我这样有机会学历史,所以他们没有经历史观的冲突。很多的人对历史的认识停留在中学教材的认知上。 比方说,学中国历史,让我知道,不能去投机取巧。从司马迁开始,在他的书写中,项羽是个英雄,刘邦则是个无赖。你能看到真正英雄是怎么样的,你能感受到他们。 人物周刊:你认为是英雄创造历史吗?浦志强: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史书记载的从来都是英雄事迹。 人物周刊:你有英雄情结吗? 浦志强:有。 人物周刊:这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还是后来形成的? 浦志强:小时候还经常让人欺负呢。没有天生的英雄。人是个社会的动物,不管你是当老师还是在广场上或是其他的什么场合,有人买你的账慢慢地你就形成这样的情结。 你在关键的节骨眼上能跳出来,又有强大的气场。你就是一挥手,上万颗心都在跟着你跳动。街头政治、群众政治和议会政治是表演性很强的一个东西。你胸中有千军万马也需要有方式来传达。 在你有胆量有能力掌握群众的时候,如果你不怀好意,你会把群众运动引向何处呢?所以说,人,需要怀好意。 人物周刊:只能靠自我约束了吗? 浦志强:对啊。但我已经没有从政机会了。 人物周刊:你不可能去掌握公共权力,但能够掌握一些话语权。 浦志强: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什么叫维权,就是第一,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第二是不能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最好的境界是搬起石头谁的脚都没砸到也没闪着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维权人士经常犯的毛病。你作为一个律师,帮人做事,一事无成。他再想请你也不是为了加重自己罪责吧,所以考核所有事需要在职业伦理的框架内做。 人物周刊:但有人认为你喜欢在法庭上抨击制度,表达对公权力不满,他们说可能会激怒法官等等,以致于让判决更不利,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浦志强:当然不认同,我的职业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一定是以当事人的利益为主的。他们都已经很惨,如果不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一种做法,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他们已经是在完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斯伟江说你是一个不妥协的人。 浦志强:当然不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审时度势的问题,这个时候该不该妥协,做人要有妥协的勇气和智慧,但不等于做人没有原则。各方能妥协,是好事,各方面能妥协就妥协,能减少成本。 人物周刊:妥不妥协的标准是什么呢? 浦志强:比如,任建宇的事情就不能妥协,这是一个诉权,涉及言论自由,背后是劳教制度。法律保障不了,我就要去捍卫。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懂政治、懂技巧的人? 浦志强:我如果不懂政治我不可能在这个边缘游走到现在二十多年,踩在一个基本上安全前提下的最不安全的底线。 人物周刊:你觉得有什么是不能碰的吗? 浦志强:没有什么不能碰。 人物周刊:但你划分了"安全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浦志强:危险不是我的真正的底线,因为同样危险的事情,你会发现我做的很多事情已经危险到要出事的状态。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不出事是因为什么? 浦志强:很大程度上因为我能够与人为善,我觉得所有的人认同我相对来讲比较坦诚。 人物周刊:有很多人说你自恋。 浦志强:我能够自恋,也能够自嘲,玩嘛,生活这么压抑。 人物周刊:听说你每次看《平凡的世界》都会流泪。打动你的是什么? 浦志强: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田为抗洪淹死了,我觉得他们特别苦。书中孙少平的生活经历,我是熟悉的。我看老电影如《桃李劫》,也会流泪,任建宇和他的女友四目相对,那场景就让我随时受不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吗? 浦志强:我一条道走到黑,钻牛角尖、认死理,这能不能算意志顽强呢? 人物周刊:自由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浦志强:意味着空气和水,现在意味着胰岛素。 人物周刊:你的粉丝挂念你的身体,糖尿病要注意保养。 浦志强:谢谢! ————文章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寻衅滋事罪”=“公民让领导不爽罪”?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美联社认为该罪名已被日益频繁的用于打压异议人士。有律师称这是“假法律之名的乱法行为”,还有律师要求“换个直接点的罪名: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美联社5月6日报道,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和律师斯伟江称,维权律师浦志强5月3日在北京参加完"六四纪念研讨会"后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本次研讨会旨在探讨六四事件后果及影响,并呼吁当局调查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次日消息人士透露,浦志强、胡石根等参与者失联。北京警方尚未回应美联社的置评请求。 据斯伟江称,浦志强被刑拘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美联社评论表示,这一模糊不清的罪名被日益频繁的用于打压异议人士。 广东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平(网名:愚-言)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上写道:"4月8日,我把写了字(岂有此理: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要有罪)的小车停在海淀区法院门口,没吵没闹,就被海淀区警方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4月17日被取保候审。今天,浦志强律师以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老浦又做了什么'坏事'?" ![]() 六四事件25周年日即将来临之际,多名中国公民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 在新浪微博认证为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甫的微博中写道:"当老浦被拘,方发现寻衅滋事罪名之滥用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网上说几句话,寻衅滋事;吃饭聚餐、寻衅滋事;为维护自身权益找领导反映问题,寻衅滋事;开个研讨会纪念纪念某个事件或某些人、寻衅滋事......只要是官员觉得不爽的,都能拿寻衅滋事罪套住你。干脆换个直接点的罪名: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王甫另外补充道:"老浦作为兄长,经常与我交流并始终认为律师应温和理性,就是这样一个温和理性的人也还进去了。多的话不说了,随时准备为老浦辩护。" 北京市惠诚事务所律师王兴也在其认证新浪微博上作出类似表态:"别的做不了,我只能先报个名。我愿意为兄长、前辈浦志强律师辩护。谴责这样假法律之名的乱法行为。" 非同寻常的异议人士 去年二月,浦志强在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发布实名举报周永康的博文,要求清算过去10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浦志强还曾签名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美联社指出,与大多数异议人士不同,浦志强颇受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虽然他公开批评政府,但仍是媒体杂志的特写人物,也因为高调组织反对劳教的运动受到媒体采访。去年还获得《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 在专门搜集遭屏蔽和删除的微博的网站--自由微博上"浦志强"三个字目前位居"实时搜索"排行榜榜首,知名媒体人、记者刘向南等多名博主发表的博文"著名律师浦志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已被新浪微博屏蔽。 综合报道:安静 责编:石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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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 25年的“礼物” (附王瑛:我申请入狱,免得害臊) Posted: 06 May 2014 01:14 PM PDT 【按:2014年5月3日,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郭于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郝建、维权律师浦志强等10多名人士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探讨六四事件的影响和后果。与会者呼吁当局改变25年来对待六四的一贯政策、开放历史档案、打破禁忌让六四事件流亡者回国。由于活动是以私人聚会名义,在其中一位与会者的家中举行,因而未受任何阻挠。不过,一些参会者事后受压。目前已经确认因参与研讨会而被刑拘的人士有浦志强、郝健、徐友渔、胡石根、刘荻,均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另梁晓燕目前失联。】
新近的微博说,浦志强律师传出话来,要张思之做他的辩护律师。这名有着魁梧身材的大陆人权律师已经被拘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是那个人所皆知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导致浦律师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参加了某事件25周年的小型研讨聚会。 参与5月3日这次聚会的大多是在北京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人士、作家,诸如清华秦晖、土家野夫、郭于华等人。根据后续的舆论显示,也邀请了一些像王瑛这样的企业家与会(但未成行)。聚会选择在某一个人的家中,然后,十几个人就被做笔录、被搜查等。浦是最先有确切后果的。 早在一周前,那次事件就已到了遍打"招呼"的维稳时刻。不同人等受到不同方式提出的警告,不要涉足这一维稳的例牌大事件。浦志强作为25年前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从来不避讳那个已经被高度敏感所浸染的标签,他的被捕将历史与现实捆绑在一起。 就广阔的公共舆论情形看,25年前的事件属于极少数无法通过舆情操控达到失焦目的的议题。无论是陈一谘逝世、还是香港支联会敞开事件展馆,抑或浦志强参与的这个聚会,海内外的关注都被这个议题激发起来。25年寻旧梦,指摘强国议未休。 浦志强长期处于国保监视之下,对党国惯用嬉笑怒骂,弹性与韧自如转换,边界意识拿捏得当。在这个特殊时期采取这么个动作,将日常管控骤然提至收监级别,叫人意外,但却着实令两边的人都很兴奋——是的,是临战的兴奋而不是受害恐惧,笼罩在本次舆论攻防上。 从重庆打黑案、小河案、建三江案等死磕律师团卓然长成的这些系列案件中,大陆人权律师群体隐然成阵势。他们或单打独斗,或抱团守望,在废除劳教制度、抵抗政法委乱法、展开法庭抗争、遏制纪委专制等方面屡有斩获,虽不至于全胜,亦不致于全败。 相较于媒体记者群体,死磕律师群体因为其专业性使然,对意识形态管制既可以对冲,也可依法条进退,更因为财务自由度远高于记者,因此有着更坚强的职业共同体意识,也可以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在专业联盟之外,这个群体共享一条隐伏的政治缘起。 这就是25年前的那次事件,是死磕律师群体以及其外围襄助者政治情感上的纽带。如果选择张思之做律师的消息为真,对浦志强他们而言,目的就很明确了。那就是将本次刑拘事件往更高层次带动,最好走完审判流程,对浦志强的审判顺势演变为对那次事件的再审判。 中共对那次事件形成过决议,但无论多少年过去,民间在评判这次事件时,都会游离红色决议,另辟阐释话语的通道。这么多年来,对此段历史耿耿于怀的人们,也都急迫地希望看到某种意义上的清算。即使"清算"不能,展开某种审判,也是众望所归。 浦志强志业在此,傅振华出手,等于推了他一把,等于是把一个大号的烫手山芋拦在怀中。释放浦志强以断绝事件朝着审判的趋势发酵,也许对当局有利。眼下,王瑛、慕容雪村等受邀而未能参会的,已经在微博上要求"自首",这种对逮捕的反向操作已有征兆。 Wuerkaixi曾在2013年年底从台湾赴香港投案,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协助或以逮捕方式,以使其回到内地与父母团聚,结束流亡生涯。香港当局后来作出决定,将其遣返回台。通过审判浦志强,达到审判那次事件。若遂行,审判不只是对现实的审判,也将是对历史的审判。 或者也可以说,25年来,政权对该事件的审判仍然不绝于缕。在此情势下,浦志强在同辈流散的25年之后,迎来了一个关键局。所谓求仁得仁,一如乱云飞渡。若浦志强安稳坐牢,等于是拆了这25年未有之"礼物"。终究是教训一下放人,抑或有"投桃报李"的演化,看吧。 来源:作者微博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17:40 ——————————- 王瑛:我申请入狱,免得害臊 5月3号十几个学者在其中一个的家里,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讨论25年前被官方定性为"政治风波"的事件。会后参会的十几个人被"询问"(限制自由、做笔录、被搜查等等)。至今天下午,浦志强律师已经因此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尚有数人失联。如果有人为此等事情就要去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这个社会荒唐到了何种程度!如果他们有罪,我就有罪,只是"漏网"而已。他们的会议本来是要通知我的,被郭于华拦截了,只要通知到我,我一定会参加。只要这个政府把这次参会的人判罪,我就请求入狱,再在外边呆着都臊得慌! 2014年05月06日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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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4 12:40 PM PDT ![]() 中共官媒报道:"4月30日晚7点10分许,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接下来这几天,官媒又发布了一些后续报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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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4 11:55 AM PDT
越来越多的人凭直觉感到,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堕入陷阱,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中国带来一场大灾难。但是,即便是对中国城市化批评最尖锐的人,也没讲清楚这种不祥感觉背后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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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4 10:12 AM PDT 汤一介,片儿汤,中药汤剂,汤药,一介书生,忠顺奴仆,当年批儒评法干将充英豪,而今编儒藏,弘扬国学,编纂经典。中国学人不安分守己,耐不得寂寞。以天下为己任,忧天之之忧,乐天下之乐。解放全人类,愿做救世主。他企图把法家,不,儒家,当做普世价值,把联合国办成孔家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普林斯顿大学,他要办成国学私塾,剑桥是鹊桥。牛津在天津。三国不演义,阴谋更诡计。支援世界革命,天下一统,孙文孙中山提倡博爱民族民生民主,普世哲学。这和陈奎元算是打架啦。毛泽东不承认战争要有规则,世界服从法律,各国争端有国际法庭。可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它的哲学。与联合国军交战,是毛泽东的大手笔——斯大林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科玄论战,国故整理。大成至圣,迟恒螺丝。 兴灭继绝,商汤后嗣。一介文士,复辟举逸。, 乌骓不去,时不利兮。评法辱孔,汤公效力。 江青老娘,动众兴师。听候调遣,气使颐指。 毛泽麾下,面传机宜。竭诚输忠,肝脑涂地。 随风转舵,察言伺机。不甘寂寞,红极一时。 以求得逞,学人癖嗜。驯顺工具,服务政治。 遵命前驱,驴不停蹄。垂垂暮矣,壮心不已。 老骥伏枥,志在朝里。形象工程,跨越世纪。 中华儒藏,耗资一亿。奋起直追,未晚为时。 国家项目,虎皮大旗。夏商断代,远大宗旨。 崇德贵民,和亲孝悌。文质彬彬,天人合一。 三教九流,儒表法里。欲定一尊,孰非孰是。 乱发广告,超生游击。大盗江洋,哥们义气。 远神近人,价值体系。阴阳互补,和衷共济。 忠信廉耻,五经正谊。学宫辑略,祖庭广记。 圣门人物,喟然笑止。因循不革,相沿成习。 天下万邦,共存多极。往矣奈何,入海牛泥。 国学,特殊的一国之学,走羊肠小道,不走阳关大道,他国所无,背离普世标准,只是十六两秤圆口布鞋粗布裤子不分先后偏襟袄在胳肢窝系扣袢。国学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国是他们的国,由他们去学,你也跟着起哄就是盲人瞎马。国学敌视普世标准。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所有人类都认同共同价值观念。这就是普遍通行于世界的人类价值观。最核心的就是——自由、理性、科学、民主、法制、包容。小平针对 "姓社姓资"笔墨官司,提出"不争论",就是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陈奎元挑起 "姓社姓资"争论,与"不争论"唱反调。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和结晶。西方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可是中国国学学院陈奎元却说"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敌视和抨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毛泽东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说,东亚中国黑暗沉沉,欧洲送来亮光。然而身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科院却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这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这个康生的孑遗!中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社科院幼儿园园长长陈奎元公然不认为有普世价值,真是亏了元心。诚信、公平、、厚德载物、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泛爱众、老吾老次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孙文主义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价值追求。价值是指价值追求,而非价值事实——都事实了、实施了,还追求嘛?你做不到,不等于不是价值追求。 否认普世价值就是虚无主义。魁老连孔夫子四书五经的普遍真理也否定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实行两个決裂、仁者爱人、兼爱非攻、从天理灭人欲、白求恩精神、大寨梯田、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火热、秋风落叶横扫个人主义、狠斗私字一闪念、以战争消灭战争,这难道不是普遍价值?你可以说,无人能三个代表,八荣八恥,中国特色或中国梦,和谐发展,我做不到,就诋毁贬低它?? 普世价值、宪政共和,民主法治、博爱共济和解放全人类,乃不同表述也。是实体与样态的差别,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之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关系。你每日每时的劳作,肯定达不到理想境界——远着呢,但你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理想境界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摘取的果子。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完全彻底为人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雷锋、王杰、焦裕禄、门合、年四旺,你们曾经封为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绝对真理,但不能达到绝对真理。不能因此而否认诋毁太阳的光辉。理一分殊,同归殊途。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张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国学不遵守游艺规则。毛泽东盛赞打破战争规则。他的国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解读历史国学,就是打游击,山大王习气。宋襄公遵循春秋列国时代的普世价值。后来的国学是春秋无义战。毛泽东不按照常规出牌,游击战法,漠视民命。他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发动泓水之战。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楚军正渡河而来,如果这时突袭,楚军必败。宋襄公说,打不得。楚军过了河,还没排成列,子鱼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等楚军排成阵列,宋襄公下令开战。楚军强势,子鱼大败。 宋襄公辩解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赞誉宋襄公:"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宋襄公打仗得很有礼节,费尔泼赖,君子风度。春秋时代,作战要有贵族身份。打仗要有气质,有风度。双方排列成阵,相互问"准备好了么?"说"时刻准备着",才可以交战。好像中国象棋,文质彬彬,每人一步,车马炮,排列布阵,各有行走方式,不能乱来。人类童年时代,战争就像奥运拳击比赛。对手倒地,分出胜负即可。战场上受伤者,不能再打;老头儿,不能抓;敌人战车坏了,得帮他修好;敌人逃跑,只能追五十步。若按毛泽东,则地雷毒气大规模杀伤杀俘虏原子弹违背停战协议暗杀刺杀皆可以。 毛襄公非比宋襄公。他决心丧失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在他,没有游戏规则,没有章法——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下面是国学精粹:也是国故,有待整理。评法批儒,就是批判书呆子。书呆子,原作书袋子,掉书袋也。毛泽东酷爱国学。刘少奇彭总林总因而成为国学牺牲品被丢在井下盖住井盖。1975年,毛泽东与张玉风、孟锦云、李玲师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员外的女儿掉进枯井,员外出布告悬赏︰谁能救出他的女儿,就嫁女给谁。两个青年,一个在井上,一个坐箩筐到井下。二人协商,救出来后,小姐愿嫁给谁就嫁谁。井下的青年学宋襄公,轻易相信人,把小姐抱到箩筐里,箩筐拉到中间时,一只白缎绣花鞋掉下来,他拿着绣鞋等待箩筐再下来,但头上的亮光没了,井被盖起来。他呼喊,没有回音。小姐与井上青年毛头小伙结婚。 井下青年托梦给小姐:小姐在后花园赏花,云中飘落一只绣鞋,正是自己丢失的,刚要去捡,鞋不见了。一青年拿着绣鞋站在面前,向她讲了被害的经过。小姐正在回忆梦境,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梦中青年。小姐知道真相,将丈夫轰走,与井下青年结为伉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得洗雪。毛问三位女士︰"两个青年那个好?""当然是井下那个好!"毛却说,"我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井下青年,头脑太简单,缺乏周密思考,太愚蠢,还是井上的青年聪明。""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 ———————————————————————————— 附件: 抽象产生具体,目的主宰手段 就人类文化生活而言,抽象思维和概念、观念、理念、理想,的确往往是思想先行、动作随之。先有计划,后有行动;先有目的,后有手段。凡在观念上合理的,就存在。凡是实在的,在观念上就合理。"知先行后"之谓也。因为人不同于野兽,总是未雨绸缪,看天气预报,观云测天。先有设计图纸,才有广厦千万间,不能边施工边设计,所以有设计院。1957年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人倒霉,政治无设计图纸,上层建构就倒塌。不能在干中学习。量力而行、量才录用,都是理念先乎行动的范例。共产主义当然首先是在马恩大脑中设计的。 哲学研究观念、理念、思维、主观世界,不同于科学研究自然客观世界。在这里,不能把思想观念立场视为仇雠。不能把思维的花朵视为毒草。唯心论(idealism)者,观念论也,研究概念观念之间的联系,于是就有归纳演绎研究概念之间的联系。范畴者,所以整理世界也。洪范九畴,周灭殷后,殷遗臣箕子与周武王提出的。就是用概念去规范世界。抽象(abstraction、abstract)比具体(concrete)更高级。抽象是人类独有的思维能力。思维的花朵使用的是抽象概念。它思考的是那不可见者(unseen),但又绝非臆造。抽象的反面是具体。认知的过程是用抽象概念去整理、命名、归类具体的个别事物。没有抽象,就没有具体——至少就就民主、自由、人权、博爱、平等等天赋观念而言,当初的确就是先有抽象理念,才有为之奋斗的具体。 首先是承认天赋人权等抽象的理念的自由民主,才有具体的当下的你我的自由民主。民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说起来是抽象的,但实行起来就是具体的。林肯民主政治三大特征"民有、民治、民享",也广为人知。这不抽象,易于理解、把握和实行——大家都在实行,比如民意测验、舆论监督。 不能一谈论具体的自由,就说它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实行自己的自由选举、差额竞争、投反对票、杯葛弃权、发布不同声音,实行自己的具体的自由。承认敌对者、对立者的权利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清洗了别人,明天自己就该被清洗。 民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压迫别人,不是只许别人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大家都应该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民主是指,人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不允许他人做自己思想的主人的人,其实也就丧失了尊严和自由,其实不自由。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是不自由的。自由民主博爱不因共有分享而减损分寸,不因独有霸占而增益毫厘。恰正相反,自由因人人分享而增益填补,因独霸一方而丧失殆尽。自由不因为宽容而自己损失毫厘。专断的人,自己就葬送了思考和怀疑的勇气。欺凌、压榨、霸道,是异化了的人。不尊重自由,亵渎自由,怎么会自由地运用自由意志呢?他成了工具和打手。垄断自由的人其实不是垄断自由,而是占尽奴性。只有百草丰茂,芳草萋萋,才有百花飘香。寸草不生的地方,自然也没有花香。是草,改良了土壤,化作春泥更护花。草昧、草民、草野、草根,养育了鲜花。你去除了荒芜的杂草,就等于清除了香花滋生的园林。 自由是不可让渡的,好像具体事物似的。"给人以民主自由","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是主体缺位的短语。这里,人民不是权利、尊严、民主和自由的主体,而是受体、宾格。谁是给与者?天赋之权在此荡然无存。天赋人权被置换成人赋人权。赋权者是异数。可是,人不是天使、超人、完人,无人能逃脱此一法则。他们怎么有权赋予别人以权利呢? 自由产生纪律、高于纪律、规范纪律、蕴含纪律。民主产生集中、高于集中、规范集中、蕴含集中。说自由应该由纪律约束,意思是不能只讲自由。这就把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但自由自身就包含自律自制克己,对自己行为负责,严以律己。只有意志自由的人,才自觉运用纪律约束自己。自由无须它自身以外的纪律为之护航。自由的对立面不是纪律,而是强制逼迫、独裁专断。唯自由之身才守纪律。自由不排斥纪律,也无须纪律保障。有了统治阶级的自由,也可以劳资两利,也可以有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的对立面也不是集中。民主内在地包含集中。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极权,而非集中或纪律。有了有产阶级的民主,也可以有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自由民主恰恰意味着,我过得好,也让人过的好。只有别人过得好,你自己才能过得好。尊重他人的选择,才是自由人,才有自由身份。在分享中,自由民主才得以实现。压迫、独断、颐指气使,自然不是进入自由的法门。 —————————————————————— 政腐违规,全球失脸。安理会场,否决弃权。 外交发言,废话连篇。不疼不痒,隐恶避善。 上行下效,违规失范。人民犯法,铤而走险。 怯于担当,扯皮刁难。咔嚓萨达,窦娥奇冤[1]。 纵容邪恶,胡搅蛮缠。向无恒心,丢尽颜面。 放辟邪侈,私字当先。无不为己,义利倒颠。 蔑视价值,无耻厚颜。贪赃枉法,司空见惯[2]。 车辆超速,行人胆颤。救护警车,鸣笛难前。 有禁不止,有令行难。徒具虚文,累牍连篇。 装修风波,淋浴喷泉[3]。下流脏话,视屏恬然。 女眷洗澡,男邻乐观[4]。性为母题,田野车间。 低级庸俗,幽默调侃。弾脑瓜崩,接受考验。 折枝摘花,树枝杠杆[5]。痰飞如絮,随处解便。 尿溺臊味,扑鼻冲天。掐花折枝,处处屎团。 大街小巷,穿越护栏[6]。形同虚设,红绿灯盏。 处处粪便,养狗贻患。狺狺吠声,伤人狂犬。 践踏草坪,随地吐痰。文明路远,脏话连篇。 贩卖婴孩,成产业链。鞭炮声声,大气污染[7]。 关系网络,见钱开眼。脚铐手链,腐败成片。 淑女帅哥,性趣盎然。小品相声,下流荤段。 低级趣味,生理缺陷。浅薄无聊,以博一粲。 小工老公,白昼夜间。痴愚盲瞽 ,生理缺陷。 夫妻亲热,狭窄床板。骑上脖颈,黄宏宋丹[8]。 不知害臊,骄横自炫。插科打诨,赵本是山。 盲人智障,残疾偏瘫。光头矮矬,个头长短。 轮椅忽悠,明星大腕。金色大厅,拉客撒钱。 生崽国外,隆凖碧眼。图洋户籍,鸟语兽言。 性为母题,农村田间。二奶小三,性交混乱[9]。 附庸风雅,幽默调侃。哗众媚俗,物次价廉。 淫辞浪语,掌声不断。窗外拋物,车厢抽烟[10]。 随处摆摊,道路挤占。油炸腐乳,瘴气乌烟。 专打游击,无证商贩。钵溢盆满,出早归晚。 叫卖呐喊,烤鸭肉串。烟熏火燎,难为城管[11]。 避税有招,垃圾遍满[12]。颜面尽失,民何以堪。 人满为患,逃避安检。无秩失序,混乱车站。 左冲右突,混战抱团[13]。劣根悠久,蔚为大观。 笑语喧哗,以博一粲[14]。古堡乱象,愤世疾言[15]。 共和民主,货假品膺。宪政是求,尊重私产。 言者无罪,思想非犯。保持沉默,抗拒不严。 [1] 至今有为被合法当局审判处死的萨达姆、卡扎菲鸣冤叫屈,国人是非正邪观念顿失无遗。 [2] 行人随处小解,尿馊冲天。 [3] 《装修风波》中,忽然隔壁下水喷涌,演员成臭水落汤鸡。 [4]小品装修风波:隔壁女邻居洗澡,我观看(电视)。以性为题目开荤玩笑,国人拿手好戏:(下午)女的洗澡男的看(电影),是著名语言笑话。 [5] 晨练者以树枝为杠杆引体向上。 [6] 行人穿越绿化带。隔离带被扯开。 [7] 中国禁止燃放鞭炮。但你每时每刻能听到混天雷鞭炮声声。 [8] 小品:居住狭窄,晚上和老婆亲热都不行,巩汉林因而被夹成豆芽身材,博得观众浅薄傻笑。 [9] 中国农村,男女以性交为题开下流玩笑。央视也是农家水平。 [10] 公众场合抽烟屡禁不绝。公交车往车外抛物成习惯。 [11] 人行街道,摊贩如林,交通阻断。机动摩托上人行道,行人心惊胆战。 [12] 国人吃饭购物不开发票。也有的饭店,如果顾客不索要发票,可给小礼物。小惠未遍,神弗保佑。 [13] 国人乘车无序,传动电梯,乱作一团。 [14] 国人不分场合大声喧哗。 [15] 我中华大帝国,古堡幽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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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4 11:59 AM PDT ![]() 在一些描写中共暴力土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往往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焚烧地契,瓜分家产。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我们再来回首往事,就会发现今日中国社会诸般罪恶之源头其实就孕育于暴力土改中。比如抢掠民产、暴力拆迁、毁灭环境、资源,就直接继承了焚烧地契、瓜分家产,在这里我只谈谈焚烧地契。 焚烧地契意味着把属于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产权彻底摧毁,连一点点痕迹都不许留下。所幸的是,当时中共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暴力抢劫的土地只有分给无地农民,好叫农民为他们打仗。农民分得土地,中共割据政权还要发给新的地契,事实上还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过程尽管血腥,但私有製度尚未彻底摧毁,还有救。但是,当中共一旦夺得全国政权,就以合作化、公社化的名义,把分给贫农的土地收归国有。虽然没有再来一次焚烧地契,虽然口裡还承认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共有,但从法律意义上地契还是再次被焚毁了。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停滞和种种灾难,其中包括活活饿死几千万人,所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製,对土地所有製进行了局部改革。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刻意回避了一个理论禁区: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试图採取迂回战术,从分割"子权利"(经营权)入手,对"母权利"(公有制)进行蚕食。这种把完整产权分割开来,依旧维持所有权公有,而经营使用权私有化的"两权分离"制度违反了一个经济学常识:经营权仅仅是所有权之一部分(所有权应包括使用权、租赁权、以及由买卖、抵押、赠与、继承构成的让渡权等全部权利),仅仅是一个"子权利",并非一个可以与"母权利"相分割的独立的权利。任何分割都意味着对"母权利"的侵犯。由于违犯了基本经济规律,这个看起来可行的策略,造成了所有权"模煳化"或"虚化"、"无主化"状态,最终导致了对土地、森林、工厂、矿山等基本资産的巨大破坏。尤其出人预料的是:原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资産没有回到人民手中,却无法阻挡地流入了权势者之私囊。 台湾同样实行了土改,但第一不是血腥残暴,第二有一张地契。这张地契保证了土地仍旧私有,以及产权的完整不可分割。 中国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其核心就是产权和使用权"两权分割"和由此而带来的产权模煳化、无主化。统治集团凭藉本能迅速发现了産权"无主化"、"模煳化"的"优点",就是"无主"的财产比"有主"(无论是国有或私有)更便于掠夺。暴力拆迁是一种不需解释的明目张胆的抢劫,环境污染也没绕多大的一个弯:现代科技已经生产出种种污水淨化设备,但企业主不愿增加成本,使污水处理设备保持运转,他们收买政府官员甚至环保官员,把成本转嫁到民众头上。所谓环境污染,就是这种成本的转嫁。环境是可以货币化的,污染环境就是抢劫。他们不仅抢劫了环境货币,而且留下巨大的遗祸子孙的灾难,如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以及种种环境灾难所带来的疾病、贫困以致死亡。 如果产权清晰,手上有一张地契,这块土地是我的,这座森林是我的,这条小河是我们社区的,那麽,土地森林河流的主人们就有抗拒污染和掠夺的巨大动力和可能,整个国家也就不会变成五毒俱全的上帝的弃地。 所有问题都在于有没有这一张地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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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11:07 PM PDT 《匯報》記者 柯宇倩 高伐林整理 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底傾左還是傾右?自2007年他被確認為接班人以來就被猜測不斷。中國研究院2013年10月28日於紐約舉行第四次研討 會,前《中國改革》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前《經濟學周報》副總編高瑜、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等十多位學者與會,一同探討習近平的思想路線與 根源。 出席研討會發言者還有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 委員高文謙、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博士、紐約律師高光俊、旅美學人馮勝平、張艾枚、《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博訊創辦 人韋石、《太平洋月刊》總編輯歐陽勁、明鏡集團創辦人何頻、總編輯陳小平。研討會由《新史記》與《名星》總編輯高伐林主持。 以下為根據錄音整理的研討會發言。 高瑜:剛才李偉東從大戰略分析中國,把中國置於全球演變的多維空間來評估,我要講些具體的,講一講中共十八大前後會怎樣變化。 首先要確定中國處在一個什麼時代?習近平上來,為什麼令整個知識界這麼失望、幾乎一起與他決裂?我的回答是,他正在讓我們同時品嚐毛澤東建設共產主義的30年和鄧小平建成權貴資本主義的30年的兩種苦果。 為什麼很多人感覺對他的期望落空了?為什麼之前沒有認清習近平? 習近平2007年當了王儲之後,就成立了三個調查小組,人員都不一樣,互相之間也不溝通。調查的課題是,阻礙他上台、以及上台後阻礙他執政的有哪些因素?三個小組得到的結論驚人的一致:最大的阻礙因素,就是你習近平的"兄弟"——太子黨和紅二代。所以習近平進入常委的同時,把薄熙來發配到重慶,習近平是有他的考慮的,但沒有想到薄熙來在那兒搞得風生水起。 習近平與太子黨的關係就變得很微妙了。十七大習近平進入政治局常委之後,胡德平完全應該被安排當政協副主席,他剛卸下全國工商聯負責人的職務,這個職務按慣例,應該晉升為國家領導人,結果殘聯的鄧樸方上去了,胡德平沒有上去。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上。 2012年"五一"之後,胡錦濤召見劉源,第一句話就說:這次(4月底)軍內摸底,你在軍事院校、四總部都得票第一,進軍委沒問題了。可是十八大劉源並沒有升上去。可見習近平在防備"兄弟的勢力"。10月15日人民大會堂隆重紀念習仲勛誕辰100週年,按照習仲勛的人格和對中共的貢獻,再隆重也應當,但是紀念會場面彷彿唱了一齣《大登殿》,面對主排,會場坐滿了太子黨,很難說他們出席表達的是一致的"支持"。 現在也開始整頓大的國企了,包括石油幫系統,基本上習近平是不信任他們的;知識份子的思想和政治表達也是他所不容的。長期看來他的基礎並不牢固,上台之前,他一直扮演"聽喝"的角色,所以有人說,胡錦濤是"裸退",習近平是"裸進"。這也是一種誤讀。有一張照片大家注意到沒有,江澤民在細讀一幅書法,他在旁邊"陪讀",默默不語。這張照片就透露了習近平怎麽能被選為太子的奧秘。他在浙江當省委書記時,只要江澤民到上海來,他每週都必去看望江澤民。 習近平,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出身,是毛澤東"文革"造就的一代。他們這代人中,也有陳子明。子明也是工農民學員,也是學化工的。最近,當年教過陳子明的教授說:陳子明作為工農兵學員,無論工科,還是理科,都是學得最好的,所以畢業後考上了科學院的生物化學研究生。有人問這位教授習近平學習化學的成績如何?這位教授說,他相信習近平化學成績學得不好。這就是這批工農兵學員最大的區別之一。有一種說法,習仲勛一生沒有犯過左的錯誤,思想開放、銳意改革,兒子也會走父親的路。但是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因為他爸爸的命運坎坷,家裡對他的教育叮嚀也可能是:要吸取教訓,別像你爸爸!另外,還有像偉東講的,毛澤東是他們這些人的公共的精神父親,所以怎麼能說他現在一定想走爸爸的路?他現在坐的可是他父親從來沒坐過的龍庭啊。
另一個跡象是,對新部長的安排,可能馬上會來個天翻地覆的變化。聽說他的警衛也全部換掉了,中央警衛局長曹清現在控制不了習近平的警衛,習的警衛已經不屬於中央警衛局,而是歸到軍委管理。過去北戴河會議之前,中辦主任令計劃來布置任務,都是很客氣的,是用表揚、鼓勵的口吻佈置工作的;而今年新中辦主任栗戰書來則不同,用的是訓斥口吻,搞得中央警衛局領導手足無措。 我們並非只抗爭權貴資本 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是只和一個權貴資本主義抗爭,而是反抗共產黨毛澤東、鄧小平兩個時代一起加給我們的壓迫。希特勒起碼在國內還真推行了不少社會主義政策,社會主義搞得很成功。中共的社會主義是失敗的,改革35年,建立的是最不公正的權貴資本主義。習近平還要用他的思想去演變世界,如果有了更雄厚的國力,會對世界做什麼?很難說。 我再簡單談一下三中全會。現在他們公開講三句話:"網絡是黨之大患、國之大患,會亡黨亡國。"他們認爲,"講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公知是'掛羊頭賣狗肉',因此我們不能再唱《三岔口》,黑打黑(京劇《三岔口》表演的是在一片漆黑中的武打——整理者注),得明著來!""網絡能量正在變大,是我們的心腹大患,導向不能變,陣地不能丟,我們要敢抓、敢管、敢亮劍。"習近平"819"講話之後,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全部亮劍,兩位軍委副主席也跟著亮劍。 到了9月15號,中宣部找了孔丹、司馬南、孔慶東一批左派開座談會,實際是揭發會。這個會上,搞了一個47個大V的名單,其中有三個人是老左,一個是宋陽標,一個是張宏良,一個是韓德強,說這三人是"拆廟黨",要用"文革"方式把共產黨這個廟給拆了。其餘都是右派公知,被指為"居心不良,與黨離心離德"。 對三中全會,當前炒得最熱的是批准上海搞自貿區,上海28平方公里,人民幣自由兌換,輻射很大。這下廣東就不幹了,怎麼把我們扔下了?最大規模的還要批廣東三個,廣州、深圳、珠海的南邊:"橫琴"、"南沙"、"淺海",要開三個自由港。成都也要成立一個,五個自由兌換區,等於自由貿易區,就是再造5個香港。這是因為現在東南亞國家都聯合起來了,中國跟不上、進不去了,所以必須弄這樣的開發區。但是挑戰美元的地位,這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威脅,所以美國繼續要逼人民幣提高匯率。 所謂解放民營經濟,就是李榮融過去說"七個一定要壟斷"的領域,要讓民營進去。金融要批准四個民營銀行:其中有中關村銀行,溫商銀行;廣州報上三個,蘇寧銀行,騰訊銀行,馬雲銀行,全國已經報了300多私人銀行。年底開始批私人銀行。國有銀行就置於很危險的環境了——批四個民營銀行,私有化一定是權貴私有化,和俄羅斯百分之百是一樣的,這被看成是沒辦法的事,一放開了,國有銀行就被迫競爭。 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是習繼承鄧的"兩手硬",經濟上要自由化,政治上反自由化,結果中國會更加混亂。他的做法是,只要別影響我做皇帝,別干擾我行使權力,就放你們一馬。"819"之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召集全國主要互聯網負責人會議,他竟然把話挑明了說:"跟著我走好處多多的,大家有什麼陰招損招都使出來。" 中共這90來年,前28年打江山,中間27年毛澤東坐江山,再加上鄧小平以來30幾年所謂的"改革開放"——難道還不能讓我們所有的人,包括知識分子,看得明明白白嗎?認為中國要開始第二次改革了,絕對是錯誤的,甚至是很迂腐的。(《匯報》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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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10:53 PM PDT
今年第3期《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是律师浦志强。 多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为他担心,担心他哪天进去了。因为他一直在出头为涉嫌"诽谤罪"的疑犯辩护,打了许多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官司,原告通常是官员和地方权势机关,这在中国是风险很高的活计。 代理了那么多"大案"、"要案",他竟然还在外头,还可以满世界"乱说乱动"。连李庄这样树大根深的律师都一度被迫认罪、蹲过号子,而他一介平民子弟,并无后台,凭的是什么呢? 读了《南方人物周刊》这组报道,我又从网上搜到《南都周刊》 2012年度第38期关于浦志强的特写,对他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他的正直、善良、真诚、侠义,这些品格就不用多说了,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他这类人的前提。 我心中要解的谜是,他何以没有"进去"。从这两篇专题报道里,我找到了答案,我敬佩他的智慧。 说到这里,我有必要先声明,我这样说,绝无贬低那些"进去"了的人的意思。第一,"法治中国"还远未建成,"进去"了的有不少是被冤的,即古话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否则,还要浦志强们打抱不平吗?即便实行了法治,也还是可能发生错案,这就是法治国家也要有辩护律师的理由之一。第二,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有人愿意为追求真理与公义冲锋在前,当战士、斗士、勇士乃至烈士,那当然值得崇敬,但任何人没有权利逼别人当烈士。那些"道德宪兵"、民主"督战队员"其心不可问,其面目可疑。 浦志强非常坦率地对记者说:"我挺害怕出事,也不想出事,我只想一点点推进(自由与法治的)空间。"他说:自己可能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处在安全线上:第一,他与人为善,只是依据事实讲道理;第二,他有这样的资本,他不是后来学坏的,而是一向如此;第三,他代理的跟言论有关的案子,不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就是审时度势的选择,有韧性,也注意自我保护。 "与人为善"、以诚待人,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手段之一,让大多数良知未泯的法官警察,在内心深处站在自己一边。报道里说,当有法警跃跃欲试想对他不利时,有警察朋友挺身而出保护他。依他的自陈,与人为善,就是有表达的愿望,也有沟通的愿望,还要有妥协的胸襟。这样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这些人才不会把他当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警官问我何以老打赔钱官司,我说就是为了出名;问为啥要跟媒体说,我说那是炒作。"说前面那句话,让那些以动机质疑他、贬损他的人无言以对。这是需要底气的,绝不同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腔调。为何这么说呢?两千年的道德说教高调,造成了很多假道学,也形成了人们爱追问动机的思维模式,而否认人求名求利的正当性。近半个多世纪,"斗私批修"、"大公无私"教育,更把伪道德的高调唱得响彻云天,即使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以承认人们自利的正当性为前提,很多人观念上也还是转不过弯来。浦志强并不讳言自己为了出名,这些人倒被噎得张口结舌。事实上,在中国当下,司法独立没有实现,而名人效应有利于带来舆论关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狙击或减少权力干预判案,可以让办案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随意性,而多少会秉公而行。这也是浦志强办案为什么要借助媒体"炒作"的根本原因。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在当下中国,多一分透明,就可能多一分公正。所谓"媒体审判"现象当然不正常,可是没有媒体参与,审判却可能更不正常!这就是"国情"。 浦志强自称"哈儿"、"哈某"(愣头青之义),说自己"懂政治、有技巧,法律稀里糊涂"。这些话里有自谦,也有自知之明,因为他的大学本科是学历史的,硕士专业是古籍研究,法律基本上算是自学成才,自考律师。在斯伟江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律师看来,他的法学功底只在最稀缺常识理性和法律人良知的中国当下的司法环境里够用。但这就够了,他并未想当开山辟土的法学理论家,他从事的是法律实务。 所以,他的"懂政治,有技巧"最重要,也确实值得自豪。 这里有两个事例很好玩: 2010年10月,浦志强代理的伊春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涉嫌贪污案开庭。冯发现曾痛殴他的检察官恰好在场旁听,就起身脱衣,要袒露被殴伤痕。浦志强高叫着"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冲向旁听席,要把那个检察官揪出,被一群法警围住,那个检察官赶紧逃出法庭。法庭一时大乱,审判长赶忙休庭。是非曲直也就不辩自明。 2011年5月27日,咸宁出租车罢运案开庭,浦志强和上海律师斯伟江代理此案的被告之一周彬,因帮助司机写上访材料、上网发帖,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庭上,浦志强炮轰公诉人:"你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居然敢不带卷宗!你就这么当差?"抓住这样的细节,揭示检察官办案的漫不经心,实际上揭示他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态度,让他在政治上道义上先就输了。 人们说浦志强办案有一种"气场"在。这一方面是,胸怀浩然正气,发自内心同情弱势群体,希望为那些被作践的公民找回公道和最基本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技巧的运用吧,凛凛然不可犯,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敬佩浦志强,为什么单提"智慧"一词? "智慧"一词是借用佛教观念。智慧,是佛门最看重的。佛门不是讲道德,而是讲"觉悟"。"觉悟"就是醒悟,是能参透宇宙和人性,能了悟和超脱生死……所以,佛门就重的是"慧根"。这里说的智慧,绝不是小聪明,而是信仰,是悟性,当然也包括慈悲为怀等为人处世之道。 浦志强的智慧,一是有信仰或者说信念,崇奉公平正义,坚守良知;二是有恻隐之心,既同情弱者,也洞悉人性的弱点而对所有人心怀悲悯,这样与人为善就不止是减少对抗的策略,而是出于本心。这些都与"小聪明"不同,更与阴谋诡计不相干。 智慧是见识,也是人品、心地。 附南都周刊报道 2013/01/24 http://m.blog.sina.com.cn/s/blog_467a62230102edfc.html#pag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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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09:58 AM PDT
【编者按:今天用法治新观察(微信号lawreview)的备用小号新观察家推送一篇文章,你懂的。。】 都知道公权力的无底线,譬如微博500转入刑,没想到,还有击破底线的时候。 都知道就闭门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刑法第293条的寻衅滋事罪,原来是流氓罪的马甲,正如现在刑法中煽动颠覆罪就是反革命罪的马甲一样,凡是用得顺手的工具,换个样子都留着,正如对付老百姓的投机倒把罪,现在以非法经营罪的马甲活着。 社会是进步了,但杀猪刀得留着。除非你移民,否则,不管你多少富余,如重庆的富豪们,广东的蔡达标们,四川的刘汉们,沾点边的,随时可以杀猪,在官面前不要以为自己是谁! 但人,终究是人,要站着说话,站着做人。我的"小弟"浦/志/强就是一个。这个"小弟"玩笑称呼,我是拿一个相机换来的,那天看到了他的会议照片时,我在下面留言说,今天,他是大哥了。没想到,大哥没几天,他就进去了。 他多少和我一起做了不少刑事案子,知道,闭门开会,只要不是南湖的游船会议,或者搞秋收起义,都不是构成犯罪的。当他家被搜查时,搜查证上没写罪名,我以为是煽动颠覆,因为那是文字狱的祖宗。谁知道居然是寻衅滋事。 这个罪法律规定有四种形式,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严重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处刑5年以下。多次这样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5年到10年。这个"流氓罪",和闭门开会,相差千里。 去年新政以来,最高法、最高检出了一个司法解释,即网上熟知的500转入罪。对寻衅滋事延伸到了网上,多了,1,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罪。2,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他人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个司法解释,如要发布啥,也指虚假信息,闭门会议照片属实,明显不是虚假信息。因此,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虽然大,但也套不进去这样的闭门会议,除非用的不是汉语词典。法网虽然编织得非常密了,而且也可以伸缩的,但,毕竟无法紧密到闭门开一个研讨会也会变犯罪的地步。 结论已经很清楚了,真正寻衅滋事的,是权力机关。想起,戊戌六君子中,刘光第原本是刑部主事,懂法律,他说,不审讯就杀人,是违反大清律的。没想到监斩的满族死硬派刚毅,根本不在乎大清律,更何况慈禧,13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就算法律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正义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得知道,这是一个做人、执政的基本原则,说话算数。已经是按照你的新意思,解释了"流氓罪",还不执行。那么,如同一个人不讲信用,没有原则,实际上已经乾坤颠倒了!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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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09:24 AM PDT 【編者按】詩人孟浪主編、台灣"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六四詩選》於2014年5月4日在台灣、香港兩地問世。同日,台灣《聯合報》、香港《明報》同步刊出孟浪撰寫的該書序文摘要版。經序文作者授權,本刊首發該序全文,以紀念"六四"25週年的到來。 一 "六四"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以成千上百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在國家暴力的蓄意攻擊下犧牲、受難,震撼世界,影響了20世紀人類進程。 但,無論就純粹的文學書寫,還是同樣充溢民族語言精神氣質的歷史書寫而言,"六四"又是一個未結束的事件,甚至是一個未來事件。於是,作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們的這部詩選誕生了。 "六四"事件的發生距今已屆四分之一世紀,這個影響20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涉過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仍然餘響未絕、懸而未決: ——在中國 ,它至今仍是"國是"的嚴重"禁忌",事件發生以來持續遭受著國家暴力(包括輿論控制、宣傳戰、審查制度、教育洗腦等語言暴力/隱性暴力)無間斷的禁制,而旨在衝破禁忌、追索正義的民間力量不懼打壓、前仆後繼、一刻也未停止發聲; ——在台灣,它是兩岸關係、兩岸命運里程中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未解"魔咒",積年累月,歷史倒帶的回放已成為一個吊詭連結的象徵:"六四"擺盪在兩岸人心、民情之間,如同似斷未斷、欲連未連的一條觸目而又脆弱的危纜,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感,遊絲般地縈繞於此; ——在香港,它已然內化為這個城邦數百萬民眾、數個世代綿延不絕的"集體記憶",一年一度"六四"當日在維園球場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儀式,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成為華土之上唯一一項以人民集會年度祭典構成巨型體量規模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每一位在場者可以身歷其境觸摸歷史、感悟當下、啟示未來。 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在此主要地對詩人而言,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他(她)們或從當年第一時間、第一現場彈跳似的寫作反應起,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寫下的有關這一主題命名或氛圍浸染的詩篇,無論多還是少,重還是輕,長還是短,在編者看來,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二十多年來的歷程中,也有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更年輕的後來者加入了這一書寫的行列。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六四"的各種書籍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令編者和與編者持同樣關切的人士不滿的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作為一個時代之良知的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之彰顯,就目前的視野所見,延展在這樣一種思想和美學構成的譜系中,其織體與觸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學審美品質的書寫文本之鉤沉、萃取、匯集及呈現,總的來說,於"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陳。 原因何在? 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暴力對"六四"歷史和記憶的全面封殺,使任何有關"六四"的思想和言論的公共表達在境內被消聲,遑論"六四"文學和詩歌作品得以主題性、集束性地公開推出,或正常發表與出版(本次編選中編者尚欣喜地發現,在如此艱難的人文生態中,歷年來仍然有可敬的中國大陸作者頑強地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遺忘)。 中國、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分別捲入以瘋狂攫取利潤為導向的消費資本主義邏輯黑洞,政、產、學界普遍的唯利是圖、唯強權是瞻的濁風正熾,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聲音被邊緣化,終極關切的價值標桿蒙垢不彰——如同台灣的"二二八"曾經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繼續遭遇的命運一樣,也讓"六四"的意義向度幾近迷失乃至窒礙無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方面,六十多年來國家暴力(制度性、結構性/顯性、隱性)的強蠻干預和威脅,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機能,粗暴地切斷了"詩與政治"、"詩人與政治"在言說和文學場域理應有之的正常連結、傳達和修辭,作家公民的表達空間和平台遭嚴重扭曲,並形同自我閹割而致失語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來因狂暴的壟斷資本與集權權力的媾和、分贓及宰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認知出現解離和惡變,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得到復甦的"詩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於今蕩然無存。災難性的現實是,從"政治冷感"而"娛樂至死",一直到"邪惡的庸常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詩人、作家的公民精神、價值關懷呈萎縮與麻木狀,犬儒的、鄉愿的心性,成為習以為常的生存"本能"。 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強權遮蔽、被謊言覆蓋、被愚行掩埋,趨利第一、逐利至上社會以可怕的人性深淵吞食中國,吞食中國掙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審美品性…… 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漢語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觸發的意義言說和價值捍衛,在精神性的恆久向度上,以文學場域的正常建構而論,詩的缺席,詩人的缺席,詩性正義的缺席,令人震驚,至為遺憾。 尋找和發現,詰問和糾正,彌補和追認,也許適逢其時。 本書的編選與出版是一次嘗試,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紀時間磨礪淘洗而積澱、反思、辨正、審視和承傳而成的精神創造性產物。它的推出,僅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詩文本的朗現,試圖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墻、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一個開始。 二 開卷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向作者對本書內容所要呈現的題旨做一個簡要的交待。 讀者把卷細閱,會發現貫穿全書出現最多的正是 "六月"、"廣場"、"死亡"、"紀念"這樣幾個主題詞,不同的作者從當年的現場實景開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持續以歷史現場的目擊者、時代悲劇的見證者、詩性正義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為"六四"痛史留下詩人書寫的別樣文本。 在文學史上歷歷可數的,諸如猶太作家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學記憶、蘇俄作家對斯大林肅反、勞改營罪惡的文學記憶、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政權暴政肆虐的文學記憶、台灣作家對蔣氏政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文學記憶,與本書作品所揭示的文學記憶,儘管規模、體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質無疑是一致的——對國家暴力戕害無辜生命的沉痛記憶,對國家暴力掩蓋屠殺罪行的勇敢見證,對人類文明中氾濫國家暴力的無情質疑和深刻批判,對社會公義、歷史正義的詩性謳歌與追索。而極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詩人的現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學的獨特性、豐富性上作出了嘗試接近典範、抵達典範的努力。編者願意向讀者推薦趙思運、殷龍龍、汪建輝、杜力、李知行、蔣浩、駱駝、顏峻、廖偉棠、孫磊、唐不遇、陳家坪、吳晨駿等這樣一些作者,作為本書的主體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員,他們在六四題材、六四主題、六四精神等範疇內堅持表現詩人獨特的審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學言說,構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精神張力。 歷史上任何一項重大人權災難,會給作為平和、善良民眾的受害者或當事人,甚至毫髮未傷的遙遠的旁觀者、後來者,在生命中往往都會留下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六四"悲劇也在敏感的詩人那裡形成強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盪,這樣的創傷性壓力症候群的文本反應、文學反應,流瀉於本書中不少作者的筆下。從內心的沉痛或絕望,自毀、自虐傾向的袒露,靈魂的質對和拷問,私人獨白與公共言說的切換,對真相的追索、對正義的籲告,一直到救贖和自我救贖意識的獲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譜藉助審美表達顯得相當多元和豐滿。 為了方便讀者對"六四"詩歌在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流變全貌有一個鳥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讀者可以追往溯返進入具體的情境細讀,編者把全書入選作品分為四輯:【輯一】入選作品寫作於1989年"六四"當年;【輯二】入選作品寫作於事件後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紀結束的2000年之間;【輯三】入選作品寫作於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輯四】入選作品寫作於2011年以來若干年間。 二十多年之間礙於中國現實環境的困難,沒有發表或沒有紙本傳播的一些難得的封藏文本這次通過本書編選的徵約,也告終於"出土"(沈澤宜《見證》、徐敬亞《紀元》、野夫《魚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劉漫流《當獻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夢笛 《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讀者多加留意。 本書篇幅雖然有限,但編者還是試圖將六四詩歌中的一些長詩、組詩盡可能完整地刊用,畢竟這是沉積二十五年的歷史性選本,一定的體量規模是必要的。蔣浩《紀念》(長詩)、駱駝《"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長詩)、徐敬亞《紀元》(長詩)、周倫佑《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組詩)等等的呈現都體現了編者這一意圖。 三 本書的編選徵稿,於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間進行,由編者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作者和相關文學界人士陸續發出總計兩百封以上的稿約及敬約推薦的電郵信函;同時,中港台多位詩人、批評家也幫助編者轉發稿約,聯絡作者,推薦作品,並代為確認授權。除了在獄中的劉曉波、李必豐和軟禁中的劉霞等少數幾位作者無法聯繫,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們的友人代為授權並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入選作者由他們本人回應稿約,提供供編選稿件或通過推薦人委託同意選編。到稿量之多,超過本書現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編者甚覺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書最終確定入選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國,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絕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發生後離開中國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齡最大者,如詩人沈澤宜(中國)、馬博良(美國)生於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輕的作者唐醋,生於1994年7月,"六四"事件五年後才出生;另有幾位入選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觀察到"六四"精神貫穿的主題寫作,在代際傳承中已得到延續。主體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葉出生者居大多數,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經歷"六四"事件的作者,對此事件的寫作敏感和震撼性反應最強烈,多年來持續通過現代詩創作作出紀念性追憶、反思和索問也最為密集。 在本書的選題準備、資料搜集階段,編者查閱到"六四"主題(和題材)的現代詩歌合集類中文出版物,計有四種:《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增訂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書局);《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詩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 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2011年5月,香港:水煮魚文化)。前二種詩集,出版於"六四"事件發生的當年和次年,儘管選入了不少名家詩作,但多訴諸於一時爆發的樸素情感,詩作失之粗淺直白,絕大多數缺乏詩意,時過境遷,重新閱讀發現已很難談得上文本和文學價值。第三種集子出版於七年前,由於該書編選粗疏、草率,文學性標準弱化,"民運"化色彩過強,致外界很多優秀作品沒有選入。最近的一種六四詩集出版於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詩歌的經典文獻,編選範圍僅限於香港一地,中國和台灣及海外作品闕如。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這部《六四詩選》 嘗試突破侷限,彌補缺失,呈現六四詩歌、六四文學的嶄新面向。 編選本書期間,編者注意到同時期中國詩歌界有作者在媒體上發出"中國詩歌應當回到社會現場"的聲音,也有中國詩人聚在一起公開討論"當代詩歌中的道德困境",論及"詩人作為公民與城邦(國家)及其辯護者之間的緊張",有詩人坦誠地指出,"當代詩的道德困境與中國的政治困境脫不了干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者所塑造"。在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制度的語境中,體制性的依附和"脅從"裹納日常生活,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討論太少太少,值得鼓勵。也因此,作為編者的我,充分諒解我在中國的若干詩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約後保持的沉默,他們在他們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反應:不反應。我沒有理由不表示尊重。當然我也願意看到由於詩人和公民社會的努力,這樣的"道德困境"可以儘快被解除和突破,文學的介入性恢復正常的執定,作家的公民倫理賴以恪守,居住中國的詩人公民和所有的人們一起終可獲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詩選"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於中國境內公開出版、無礙傳播,更希望這樣一部詩選的編者就是居住中國大陸的詩人朋友或批評家朋友。 在此感謝現居中國境內的很多詩人接到稿約後,無懼"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書編選計劃,熱情來稿,強有力地促成本書的完成; 感謝詩人黃粱、零雨、麥芒及在這裡不便提及姓名的幾位中國詩人幫助聯絡作者、推薦作品; 感謝王興中、潘小雪、于碩、冉雲飛、孫乃修、劉懷昭、萬之、熊山卉、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梅丹理(Denis C. Mair)等友人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意見和建議; 感謝我的台灣友人、書法家陳世憲題寫書名為本書增色; 感謝詩人張耳捐出她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版稅用於資助本書出版; 感謝詩人鴻鴻和他主持的 "黑眼睛文化" 出版社,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需要團結攜手、守望相助的關鍵時刻,出版這樣一本獻給歷史、獻給當下、也獻給未來的詩選。 本書是一個私人選本,一個詩人選本,但又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讀本,編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詩歌讀本在未來陸續出現,期待詩的在場、詩人的在場、詩性正義的在場,成為飽滿的、鮮活的常態,成為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迎面壁立的一項公共常識。 2014年春夏之交 香港新界 ——纵览中国 《六四诗选》港台同步发售 "六四"游行案开庭多人被抓![]() 《六四诗选》在"六四"二十五年前夕在香港和台湾推出。创作人士主要来自中国大陆,此书也被看做是三地不同文化背景下共同的精神连结。与此同时,广州维权人士李维国起诉公安打压"六四"集会申请在广州中院二审开庭,现场多人围观被带走。 收录一百名中港台三地作者诗作的《六四诗选》,周日在香港和台湾同步发售。作者包括了职业作家、学者、艺术家等,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还有六四作家廖亦武、艺术家王藏等。收录百位人士对"六四"事件创作的诗句封装成册也尚属首次。 此书由现居香港的诗人孟浪主编,台湾"黑眼睛文化"和香港"田园书屋"负责发行。诗选的出版也被看做两岸三地在"六四"事件上的精神连结。 诗集反思"六四"前后 诗选中《没有墓碑的墓志铭》的作者王藏周一向本台表示,诗选是对"六四"25周年前后的反思。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个人对这种罪恶进行了一种记录,在我看来"六四"屠杀从来就不是往事,造成这么多死难者也从来不是昨天的事情。是持续至今的苦难,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肆无忌惮的进行着。在他们(当局)看来人是没有灵魂的,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么多死难者,我为这些死难者写墓志铭,连接昨天、今天以及明天。我看来今天的一切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以诗歌的方式、以维权的方式发声,我们应该对我们是政治奴役的现实做出反思。" "六四"游行案上诉开庭 法院敷衍了事 随着"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世界各地都有民众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但在中国大陆,不仅《六四诗选》这类书籍不能出版,民间对六四的任何形式的公开纪念都一直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压。 去年5月22日,广州维权人士李维国向越秀区公安分局递交了"六四"游行和集会的申请。而后被以"煽动群众前往围观"为由对他进行了15天的行政拘留。李维国就公安行为进行行政诉讼,案件今年1月一审被判败诉,案件二审上诉本周一上午8点45分在广州中院开庭。 庭审结束后李维国告诉记者,法院敷衍了事,打断律师陈述后宣布择期宣判。 "法院只是走走形式,连辩护词都没有念完就已经闭庭了,25分钟不到,我估计最终的结果可能不乐观,应该会维持他们(当局)的权力和权威。" 上午法院外有多人申请旁听都被拒绝。秀才江湖、杨崇、谢文飞、肖育辉、花满楼等人在法院外等候期间,被一行人强行拖上法院的车。 花满楼下午获释后告诉本台记者:"他们(警察)冲上来,把我们押到车上,整个过程中不能打电话。我们被带到越秀区的一个派出所做笔录,之后就由辖区的国保把我们带走。" 直到晚间,杨崇和秀才江湖因为拒绝问讯而继续被扣押,谢文飞则被遣返回佛山,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RFA(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林迪/申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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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09:23 AM PDT 图释: 1,8时起,富强胡同南口的警车和两位站岗者。 2,富强胡同北口的东厂胡同。 3,在紫阳书房前拍摄的对面国家安全部某机关5楼顶层两个屋角上的白点是俯视赵府的摄像头。 4,9时,人们在书房向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像鞠躬。 5,10时,赵淑玲、陈凤东等三位北京大妈到紫阳书房献上一小束菊花并说,赵紫阳是好官,我们想念他。 6,下午3时,董宝光(79岁胡同邻居)留言:永远怀念总书记。 7,下午3时半,右2葛宝岳(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教授)的千余字文条幅,送给紫阳之女王雁南右1。 8,下午4时,北京读书会50人举着横幅、字画,抬着花篮其缎带:"缅怀紫阳伯琪两老先辈——清明各界群众敬献"进院子。 9,北京读书会50人举着横幅、字画,抬着花篮到紫阳书房祭拜。 反贪呼声高 政改未践行 ——甲午清明祭赵紫阳纪实 俞梅荪 又是清明,紫阳去世9周年,"六四"事件25周年,官方至今视为政治禁区。正视历史,为那些死难者冤魂正名,继续推进政改,是民族复兴之路,是民众之所盼。 2014年4月2日,我在上海电话告知京城老友,两日后回京住他家。因敏感日我都被警员上岗监控,无法自由行动,近年纪念日我均从外地到京下火车直奔赵府,之后寄居老友家。次日,接老友电话知我的行踪被警方发现而不准他收留我。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复印我的《紫阳九周年忌日纪实》文,而问两位20岁打工仔,他俩不知紫阳和耀邦,也不愿提及。我说:亏你们是湖南人,怎不知同乡胡耀邦!他问:难道胡耀邦比毛主席更伟大吗?答:那当然啦!问:胡怎么没有像毛那样印在人民币上?我愕然。 当晚,在往北京的火车上,我问常州上车的两位中年女士,她俩对紫阳耀邦的印象淡漠,却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 "外松内紧"的维稳方式 4日上午8时,我来到灯市口西街的富强胡同南口,两位自称是街道的中年人认出我常去赵府,说是连日来在此维持秩序,以防出事。我说:哪会出事,你们站岗实无必要。他忙说:"我是混饭吃的,如今人们的生活好了,也不会闹事。"我说紫阳是我的老领导,故每年来,还要写文章,可送你分享。他盘问我的工作单位,追问我文在哪发表?我感到他不像是街道人员。这时一辆警车驶来停下,我赶紧离去。 到了富强胡同6号赵府,时间尚早,我沿胡同朝前走,看到对面国家安全部某机关5楼顶层两个屋角上分别有监视探头依然俯视赵府,使我想起有朋友认识楼上专事监视的工作人员,他曾看到软禁中的白发老人紫阳在院里散步,有时逗狗。我走了数十米,发现5米处有人正对着我摄像,视线相遇,他迅即从岔路逃离。走了200米到了富强胡同北口,右侧是东厂胡同,明朝永乐18年(1420年)明成祖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最早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控缉拿臣民,无法无天,作恶多端,毁了大明江山。 在折回赵府的路上,刚才的摄像者又与我打了照面,此人行动诡秘。我想起2005年1月17日紫阳去世,我到赵府灵堂悼念,被警方偷拍而追踪到我的住家小区,我骑飞车甩掉警车而逃脱,警员又在八宝山殡仪馆蹲守抓我,时隔紫阳被软禁16年,我未能见其最后一面而遗憾。 一周来,富强胡同里有便衣警员四处巡游,比往年上岗早,以往胡同口执勤的街道红袖标保安员不见了。 5日清明,早上7时半,富强胡同口站着两人,我在胡同口小店早餐。近8时,6位警员进来,在我旁桌早餐,我戴上鸭舌帽赶紧出来,门外有中巴警车。进胡同口时,昨日聊天那人大声嚷到:"你怎么又来了?"我赶紧走开。 "乱世思政改,吃粮念君恩" 8时,我进赵府,院内清冷,海棠树披着鲜花,团团簇拥,满园春色。我来到书房,迎面紫色平绒墙挂着紫阳的大像,台前老夫人梁伯琪像,两老在花丛中笑迎天下客,慈祥亲切,倾听着人们议论其生前身后事,看着墙上激扬文字的手书条幅,新的条幅有: 己巳风云逆行舟,哀乐频奏谁共游。 影底山河多换世,天朝易帜万木秋。 魑魅魍魉聚乌合,民主法治塞不流。 解识公心从人意,谁能拆卸此危楼。 ——甲午清明晚辈朱刚敬拜 8时半,毛云峰(江西省新建县中医院医生)献花鞠躬留言:赵公风范激励后人。他说:"从传统文化看,赵公为民请命,同情学生,情感朴实,为社会更好。"1989年"六四"时,他是初中生,曾致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你不能说学生搞动乱,文革才是动乱。"两位青年同伴说,过去不知紫阳,近年从网上得知紫阳的功绩而钦佩不已。 王彦君(原中央统战部干部)留言:乱世思政改,吃粮念君恩。他说:"1986至1987年我参加政改研讨小组,紫阳的政改宏愿未能实现,现时的政改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今贪腐盛行的原因是政治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改的长期严重滞后,再不抓紧,可能要出更大的问题。"他和随后而来的吴伟(原鲍彤的秘书)等紫阳的下属,每到纪念日都来献花寄哀思。 10时,赵淑玲等3位白发的北京大妈向紫阳夫妇像鞠躬,献上一小束菊花,自言自语其花太次而歉意。义工朱刚上前宽慰说,你们的心意最珍贵!老大妈说,赵紫阳是好官,我们要纪念他,想念他。 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的10来位乡亲捧来几十本《赵紫阳讲话选编》,其前言:"紫阳逝世时,新华社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前后担任过中央和最高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有益的贡献。'我们村委会和党支部认为,赵紫阳是我们村的骄傲,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而永远怀念。此书对了解改革开放基本框架的形成,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乡亲们说:自1944年紫阳离家从未回过,他为官清廉,从未对贫困家乡给予任何额外关照。近年到赵庄参观紫阳出生的土屋的访客不断。今年2月2日大年初三,以"六四"学生为首的30多人集体前往公祭,警方如临大敌,之后国保部门要在赵庄安装摄像头,全面监控不留死角,被村民们坚决拒绝。 下午2时,今日上午从天津赶来而在胡同里被便衣警员盘查驱离的刘勇等3位访民来到书房,焚香祭拜后说:"我们和紫阳一样也是蒙冤的,1989年以来国家越搞越糟,现在官场腐败,当年紫阳能面对天安门广场数万抗议学生,真诚而充满爱心,现在没人敢面对百姓了,这是官员脱离群众乃至与民对立而造成的。所以我们特别想念紫阳,每到纪念日,我们都会来。"他们均为冤案上访十年无果。另有几位北京的职员说,年前曾多次前来而在胡同里被便衣人员驱离。 于浩宸(当代史学家吕加平之子):1989年我是中学生,自有网络方知紫阳是有良知的领导,是努力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家。他介绍其父吕加平因揭发江泽民"两奸两假"(即江本人和其父都是日伪汉奸,江又是苏俄奸细;江是中共地下党假党员,假冒烈士养子)而判刑10年在狱中,其母于均艺因帮其父打印文稿而判缓刑3年。 董宝光(79岁胡同邻居)留言:永远怀念总书记。董深情说:"紫阳做了好事,百姓不会忘记。1992年紫阳送客到门口,我见到他。我曾去八宝山送别紫阳,每到紫阳的忌日、生日、清明,我都来。" 下午4时,北京读书会一行50人举着横幅、字画,抬着花篮其缎带:"缅怀紫阳伯琪两老先辈——清明各界群众敬献"进院子,他们的诗歌朗诵充满深情,手书条幅寓意深长。庞淳(海归书画家)献上藏头诗《紫阳归来》: 子是天上仙中客, 阳春三月人间过; 归去方知音绕梁, 来日再颂五州和。 李漯民(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投资人)一行6人今日抵京而来,留言:您的智慧,启迪后人;您的品德,光照人间;您的追求,激励我们;您的功绩,彪炳史册! 葛宝岳(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教授)送上书写的千字文条幅:"时维属清明,沐浴在紫阳高照的和煦春天,心潮起伏。追思80年代那火红的改革开放,那一代带领全国人民大胆改革,思想解放的领导集体,那温文尔雅勇敢实干的清明领袖赵紫阳……"他说:"我自幼知四川是天府之国,更知是文革中最饿死人的地方!是紫阳大胆改革极左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让四川人民有粮吃,全国推行,人民的日子好起来了!中华有紫阳是幸亊,不能公开祭奠是民族的悲哀!" 拒绝政改是政治上的腐败 邓生(红二代,其父与紫阳同事):"当初紫阳努力构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如能发展到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的父辈打江山,为求百姓的公平世界,现在却更加不公平了,无数先烈的牺牲,结果却白死了。父辈们干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回到现实则不是一回事,没有形成制度,如今改革没有方向。" 百岁老人杜润生(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中心主任,紫阳倚重的改革专家)曾为《青年赵紫阳》书作序:"紫阳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党政分开,弱化执政党的绝对权力,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在政权建设中实行差额选举;党内讨论允许保留意见,重大问题要投票表决;基层实行自治,县级实行民主选举等。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落实这些政改设想,至今还需要重新提起。……紫阳是治国之才,他头脑冷静,思维清晰,有很强的使命感,知道应该把国家引向哪个方向。" 蔡文彬(紫阳在四川的老部下)留言:紫阳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之路的旗帜,精神永存!由他策划全省54位干部回忆《赵紫阳在四川》,前年冲破阻力在港出版,影响很大,其续集"赵紫阳在广东、在北京"等,被当局要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被打压,未能出版。 牟群(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留言:修身齐家治国,得民心,平天下。他说:我仰慕紫阳对改革的巨大贡献,每个百姓都敬仰,希望国家按紫阳的正确道路走下去。 倔牛(西北大学古汉语教授)来信:余素来对政治权威无所好,唯对胡公耀邦、赵公紫阳雅而爱之。赋诗《己巳书愤》: 黄钟一撞醒芳春,赤县如昙曙色新。 京兆求真擎大纛,蜀巴除弊奏佳音。 至今不绝灵鹦唱,是处尚存东女颦。 举国时髦言改革,废淹胡赵更无人。 平日安静肃穆的赵府,来者络绎不绝,人们高谈紫阳,痛恨时下的腐败,期盼好官,期盼政改,期盼宪政民主法治,直至5时散去,全天约150人。与往年相比,多了些文学艺术人,少了去年清明的100多位各地访民及其20余个花篮。一周后网上得知,不少访民在3月份"两会"期间被警方拘禁,其中有去年清明来赵府的一些访民,4月7日开始释放。 4月9日,寄居京郊农村朋友处而完成本文的我,回到家中三小时,两位警官登门盘查我去赵府之事。随即警员在我家门外日夜上岗监控至4月18日,因法院连日对去年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丁嘉喜、赵常青等4人分别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开庭审理和判刑3年左右。去年清明,曾因"六四"学运坐牢,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赵常青曾到赵府献花。 80年代邓胡赵新政,开启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大发展,但因胡赵被下台,政改停滞不前,遭遇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敌视,贫富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官民矛盾加剧,积重难返。 如今习李新政,打击贪腐,抓"大老虎",百姓叫好,但如以搞运动的方式打击贪官,难以持久。真正反腐,应该政改而构建新的制度,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民主和法治监督,才能将公仆的"权力"关进笼子。如漠视民众的维权诉求,暴力维稳,打压公民权力,拒绝政治改革,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作者,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本文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甲午清明悼胡趙 倔 牛 方今世界頗多詭異,而最大的詭異莫過於好人先死:一九八九年中共中央十二屆總書記胡公耀邦撒手人寰,二○○五年中共中央十三屆總書記趙公紫陽含恨辭世。儘管二公的口碑人言人殊,但都是好人是無庸置疑的。 胡趙二公的去世,使未亡人失去了貼心的丈夫,子女們失去了慈祥的父親,國人失去了開明實幹的領袖,地球上失去了屈指可數的好人。真是「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 英國詩人雪萊在悼念其亡友濟慈的詩中寫道:「好人首先死去,心靈枯乾得像夏日塵土的人,才會將生命拖到最後!」中英兩國國度不同,文化各異,但「好人先死」的國情卻相似得毫無二致。看來,「死錯人」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了! 「六四」鎮壓遺留的隱患 如果說,中國政壇上曾經有這樣一種人,無論在職或離任,生前或死後,始終存在於人們的普遍敬重和懷念中,他肯定不是毛,也不是鄧,只能是改革開放的先驅者和殉道者胡公耀邦和趙公紫陽。儘管終二公一生從來沒有被欽點或自詡為什麼「核心」,但二公的的確確是國家和人民的良心。一切核心都會伴隨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結束而消逝,唯有良心永存。正是從這個意義理解,李銳老二十五年前所寫的悼胡妙文《活在人心便永生》,才會成為對二公一生的中肯定評。 二十五年前以胡公逝世為肇端、以趙公去職為終結的那場政治風暴,給國人心靈深處烙下不可平復的創傷。這創傷顯形為戕殺了無數無辜者的生命,隱形則埋藏下種種難以數計的禍患。後者為害之劇又遠遠甚於前者。 從社會學講,一個對政治生活冷漠的民族不是成熟的民族。古人所謂「邦有道則庶民議政」,是這個道理;鄧小平所謂「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也是這個道理。人民主動關心和積極參與政治生活,怎麼說都是國家的福祉,只有毫無常識的白癡才會將之目為「動亂」而加以殄滅。誠然,「六‧四」的機槍聲和坦克車的履帶聲的確曾經使舉國上下噤聲,但這萬馬齊喑的非常局面無形中也埋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的暗湧──此乃隱患之一。 如所周知,二十五年前那場政治風暴的口號之一是「反官倒,反腐敗」。風暴結束後,「反官倒,反腐敗」的先頭軍遭到了無情的鎮壓,腐敗分子卻得到了有力的庇護。自此以降,在「六‧四」這劑「生長素」的催化下,各種腐敗行為如雨後春筍,腐敗分子呈「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態勢,甚而不斷得到提拔重用,一個個「被可恥地放錯了地位」。而且,腐敗分子和土豪劣紳從來就是一對孿生兄弟。兩類碩鼠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形成權貴集團,共同侵吞國家財富,吮吸民脂民膏,加劇了兩極分化,激化了社會矛盾──此乃隱患之二。 青年學子猶若「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是國家的未來,人民的希望。關心青年的健康成長,將青年培養成各行各業德才兼備的接班人,是一切智商健全的領導者的明智選擇。因此,胡趙二公主政期間十分重視青年工作,並在這方面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然則,「六‧四」之後當局的相關舉措冷卻了青年們的政治熱情,扼殺了青年們的創造精神;把廣大青年奴化為不明賢愚、不辨是非,只有利益、而無責任的思想殘疾兒。於是,中華先賢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精神蕩然無存,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邦基──此乃隱患之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之一。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中共各代領袖,自然熟知這一百年祖訓。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方能成為真正的、全面的改革。胡趙二公主政期間,繼經濟體制改革之後,曾經對政治體制改革做了大膽的嘗試,並收到了初步的成效。遺憾的是這一切都隨著「六‧四」的槍擊聲而胎死腹中,以致後繼者望而卻步。今天,各項改革之所以潛能用盡,後繼乏力,蓋出自政治體制改革的難產和缺失──此乃隱患之四。 黨的總書記是經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領袖,其罷免決定,也必須經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黨的中央委員會通過才能生效。而胡趙二公的去職卻是沿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逼宮」手段和江湖爛仔的卑鄙伎倆實施的。這樣,篡權者成為「正統」,被廢者變作「罪人」。在強權面前,全黨表現出可怕的「八千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集體性沉默。於是,「要為真理而鬥爭」的目標淪為笑談,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方是本心,自此釀就二十五年來真理不真、謬誤不謬的政治生態──此乃隱患之五。 為胡趙平反乃改革先聲 胡趙二公的功行,世人多有昭示,恕不贅述。 當年彭公德懷從「掛甲」到平反,綿延了近二十年歲月;劉公少奇從「打倒」到昭雪,經歷了十餘個年頭。而對胡趙二公的錯誤處理卻拖延了二十五個春秋,跨越了兩個世紀,民間普遍質疑而高層卻置若罔聞,豈非咄咄怪事?難道是天公昏聵,正義難彰,抑或二公人格和業績超常偉大,需要假以更多的時日方能還之以公平? 對胡趙二公的重新評價和正確結論,是兩屆中央未敢涉足的領域,也是歷史賦予執政當局別有建樹的空間。誰能抓住這一機遇做出合乎民心的選擇,誰就搶佔了結束過去和開拓未來的先機,並最終取得「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資格;否則只能像其前任那樣成為當代政壇悄無聲息的平庸過客。任何一個政治實體,如果公然無視人心的向背和道義的力量,以專門排斥自己隊伍中的好人為能事,拒絕給國人普遍擁戴的曾經遭到錯誤處理的開明領袖作出公正的結論,不管它怎樣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確」,最終都會貽笑春秋。 一介草民,人微言輕。而在喉之鯁,不吐不快。「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旨在彰明人心未死,良知猶存耳。不揣鄙陋,為此拙文,庶幾表達對胡趙二公的拳拳懷念之情和對執政當局的殷殷期望之心。 茲將往昔所作拙詩兩首附於篇末,以關合全文: 其一 己已狂蛇舞帝鄉,神州動地起滄桑。 折關驍將蒙冤垢,尸位庸回享寵光。 混跡吹竽多南郭,潛心學箭少紀昌。 廟堂不廢規程舊,頻換衣冠可定邦? 其二 無才偏好問天歌,親佞疏賢所為何? 屈子能詩投汨水,卞生識玉哭荊阿。 解吟屁頌增十壽,肯舐痔癰從百車。 亙古循環今又是,悵然釋卷漫咨嗟。 ──《己已書憤》 于甲午清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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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娴:让真实留下,让历史留存——写在《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出版时 Posted: 07 May 2014 09:19 AM PDT 方励之匆匆离去。 匆匆,是他一贯的脚步;匆匆,是他生命的行程。 匆匆的生命,却留下深深的印痕,在北大,在科大,在北京天文台; 在中国,在世上……; 在我梦里、心里;在他学生、友人心中……。 方励之,胸怀坦荡,笑对苦难,善待友人,不期留下的《方励之自传》未能说全他的故事,未及说完他的嘱咐,就撒手远行。他若在世,一定不会轻易出版,因为他是追求完美的人。但他倏然离去,我在万般无奈中,找到原稿和磁盘、整理校对再加说明,托付给台湾的朋友。所幸'远见'郑重地地将之推出,引文、排版、图片、参展……都做到可能的最好。这是一份浓重的友情,加上所有参与人的尽职、尽心。我从心底感谢。 方励之虽然不屈不挠、无怨无悔地坚守自己的人生价值,走完他的生命,但未及写出他完整的自传。在他以生命走过的路程上,只有再记下他的亲人、学生、友人的话,才会有一个立体的方励之真人留在将要远去的历史上。 他为探究事物的本源,来到世上,带着一双永远好奇、探索的眼睛。他须臾离不开科学,科学对他,不仅是思辩的论述,不只是公式的演算,更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科学在他,是诗、是画、是与生俱来伴他随行的灵性。因这样,才使他一上讲台就充满激情,他要统领全体听众一同去探寻,不跟着他思考都不行;他可以将人们认为枯燥的、或玄奥的课讲得出神入化,趣味昂然;他在妙趣横生的诙谐中把严肃的课题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不失丝毫精准。 他以科学的思辨对待社会,带着探究、天真的眼睛,他以纯净的心看待世界,没有算计也毫无遮挡,更不计较甚么会加害于自身。他十分宽容地对待由于受形势裹挟做过不齿之事的人,只是蔑视、讨厌以此为生的人。他的爱,如一股清泉从心底涌出,滋润着他的周围。 它对亲人、对友人、对生他养他的故土、对他终了的大漠、对世界的爱,使他始终抱有一片童心,他开朗的大笑伴随他一生。 深沉的爱,无需言说,无需表白,有时没有理由。不顾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爱仍然在。他已将自己的智慧在受约束、受限制甚至受打压的条件下,在他有生之年发挥到极致。他的心胸、他的灵性本应有更大的发挥。只是他太匆忙离开,带着他的遗憾和未了的情。 在他突然离去后,由于他一生殚精竭虑的工作,又广结善缘, 他的学生、故旧、见过面、未见过面、来自各方的悼念、追忆……文章源源出现,有的在追悼会上宣读,有的在网上发表,有的寄到或送到我家。这些珍贵的文字,显示人性之美、发自内心之情,更是历史。我们情不自禁地把它们汇集起来,就成此书。书中收集的文字十分感人,事实件件生动,文中字字动情。作者不少是国内外该领域的名人,有些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这本文集在《方励之自传》之后,是一本方励之历史在当代由大家评说的立体画面,也是他不期留下'自传'的姊妹篇。 这文集的厚重,凝聚几多心、几多情!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情。 ![]() 上图,2012年10月在他最后服务的 University of Arizona (简称UA)举办了纪念他的学术研讨会,有来自美国、欧洲的学者,有来自中国他的原学生、合作者、朋友,这是部分与会者合影。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〇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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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09:18 AM PDT 本网获悉,北京因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连日纷纷遭到当局传唤、抄家、刑拘及失踪。至5月7日,已经确认有崔卫平、郭于华、秦晖、周枫、王东成、吴伟、黎学文被传唤,有胡石根、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还有野夫、梁晓燕等人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维权网"对北京当局疯狂禁言,违宪侵权,肆意拘押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 5月3日,十几名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在北京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参加研讨会人士有崔卫平、郭于华、郝建、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秦晖、王东成、吴伟、徐友渔、野夫、张先玲、周枫等。因事未能到场而提交书面发言的人士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等。会上大家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在研讨会上,大家认为,25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对于六四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的评价或有不同,但六四不是"暴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开枪于天理国法所不容,而枪杀反腐的学生市民正是导致25年来中国出现旷古绝今的政治与社会腐败的直接原因。会议参加者表示,权力的滥用、对群众的欺压、对贪污腐败的纵容,对公平正义的罔顾等等,这些中国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端都因六四镇压而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中国今日和未来要重振社会风气和德行,必须深挖"六四"事件的根源。与会者还表示,他们不需要请求当局为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平反,裁决与评判罪与非罪、是非对错的权利,并不掌握在当权者手中。他们所要求和正在做的,是调查与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对"六四难属"认罪赔偿。 5月4日晚上11点,参加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被北京市丰台区国保带走。5月5日凌晨4:00回家取衣服,确认他遭到刑事传唤。当天下午16:00许,多名国保警察到浦律师家进行搜查,抄走了他的手机、电脑和一些书籍。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为浦志强出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注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6日5时将涉嫌寻衅滋事的浦志强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另据本网多方查询得知:北京知名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于5月5日中午被多名警察带走,家中没有明显被查抄的痕迹,已确认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具体罪名与浦志强一样是涉嫌"寻衅滋事"。到5月6日晚,通过各方途径获悉,徐友渔教授、郝建教授和独立作家刘荻女士也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5月4日,因为前往湖南省邵阳市纪念"六四铁汉"李旺阳而遭到传唤、拘押的有,香港6名媒体人被传唤后遣送出境,湖南维权人士黎建军、张善光、欧彪峰被分别拘留5天。 1989年春夏之交,因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先生去世而引发全国追悼活动,并掀起以"继承耀邦遗志,推进中国反腐,争取民主与人权"为主体诉求的爱国民主运动,结果招致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出动大批正规军队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至今25年来,中国当局顽固坚持镇压立场,每年对全国一切试图纪念"六四"的活动进行持续打压,对八九一代在教育、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采取持续歧视与限制,并且一直回避六四难属群体代表"天安门母亲"所提出的"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因此造成中国腐败横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道德沦丧,价值崩溃,社会危机日深。本着对历史、民族、社会与国家负责的精神,期望医治民族历史的伤痛,希冀找到民族和平转型的路径,一批义士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在北京召开对"六四"纪念性研讨会议,结果却招致当局野蛮镇压。 十几名学者、律师、作家和"六四难属"在室内座谈研讨,表达对"六四"的纪念,发表对"六四事件"的公民意见,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居然遭到北京当局的传唤、抄家与刑拘;几名媒体人与民主维权人士前往祭奠李旺阳被传唤、遣返与行拘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当局中顽固反动势力25年来一以贯之地掩盖"六四"真相,打压"六四"一代,强迫民族遗忘,制造社会恐怖,拒斥反腐与政改,抵制民主与法治的实质。 北京当局对参加"六四研讨会"人士的传唤、抄家与刑拘,以及湖南当局对祭奠李旺阳人士传唤、遣返与行拘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6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b)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第12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3.在这方面,在以和平手段作出反应或反对造成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可归咎于国家的活动和作为,包括不作为,以及反对群体或个人犯下暴力行为影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时,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受到国内法律的有效保护";也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因纪念"六四"而被拘押的公民,还他们以自由,并对他们受到的侵害作出国家赔偿。依法追究制造这起人权事件的相关责任人。 二、成立由政府代表、独立学者、法律专家、人权专家和民间人权团体共同组成的"六四"调查团,展开对"六四事件"全方位不受限制的调查工作,还原历史真相,给国人与世界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以弥合民族心灵的伤痛,扼阻社会公平正义被颠覆的倒退,唤醒社会良知,实现转型正义。 三、要想使中国反腐败事业切实进行下去,必须接续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提出的"反腐、民主、人权"的诉求,重启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政改之路,实行民主、法治、宪政,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集会权,以人为本,还权于民。 维权网 2014年5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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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4 09:12 AM PDT 对近一百年前的那场影响至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近年已有不少人反思,指出实际上它有两个不同的内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以有学者提出"两个五四",要回归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真正的五四(精神)。 但我对"两个五四"的提法不敢苟同,因为这很容易造成混乱,导致无法清晰的划分两者,结果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还是一回事儿。就像"两个文革"或"两个法国大革命"的提法不妥一样,很难让人分清哪是哪儿,结果这概念就没法成立了。 我的观点是:应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清晰地划分开来,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五四运动。因为我认为从其特征和方向上来看,这两者不仅有本质性的区别,而且是对立的: 首先我们看性质:新文化运动是追求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要走英美的方向;而五四运动则是清晰的群体主义(collectivism),要走苏俄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以抨击旧礼教、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为特征,明显是在个人主义的方向。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特别论述了个人主义,提出独立个人,自由意志等。陈独秀最早在《新青年》提出的三条:"知国家为人民公产;顺立宪制之潮流;多数国民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基调也是自由主义。在日本求学时读到尼采、叔本华的鲁迅,更是信奉个体主义,称颂尼采是"个人主义的雄杰"。 这里胡适最为典型,他一生是两面作战:批判(被专制和旧礼教束缚的)旧中国,抵制(毛泽东的共产)新中国。他要的是一个"自由中国",根基是自由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胡适的想法令人想起法国作家雨果在《九三年》这部他花了10年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探讨的"新旧选择"的两难问题。五年前我在"从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一文中评论过这个问题: 雨果认为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残酷的旧制度(塔楼)应该摧毁,但同时又认为罗伯斯庇尔们摧毁"塔楼"而建起的新共和(断头台)更可怕,所以最后雨果两头都反对。那么他要怎样的法国?他要的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未来,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最后落在"人道"、"人"本身,其本质是自由主义。 雨果是在法国大革命80年后才用小说形式写出这番思考,不像胡适一生都卷在国共两党(都扼杀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夹击之中,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努力。如果雨果的《九三年》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出版,他不仅会两边都不讨好,甚至完全可能遭砍头之灾(两边都要砍他的头)。 以学生上街、"火烧赵家楼"拉开序幕的"五四运动"的特征则明显是群体主义。 我曾在"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中论述过:狂热的学生以爱国的名义,冲进政府官员的私宅,砸家烧屋,抓到外交官群殴。从五四的火烧赵家楼(详见另作"火烧赵家楼烧毁中国"),就可依稀看到后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实为暴民)运动的烧杀火光,更可看到文革红卫兵打砸抢的刀光剑影。 原是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杂志,在"火烧赵家楼"的五四之后,很快变成鼓吹苏俄革命的喉舌。陈独秀提出五四有三大精神:爱国救国,直接行动,牺牲精神;并呼喊人民非得"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三大精神,都是强调群体主义,更是煽动暴民运动、造反革命。毛泽东当时激动地喊"陈君万岁!"就是从这种群体主义口号中看到了共产革命的机会(五四之后两年共产党诞生)。 当然有人会说,五四的口号不是科学与民主吗?但这两点并不是英美文明的根本价值。科学是专制者也喊的,而对民主,美国先贤们是相当警惕的。美国的两个最重要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全部都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我以往在文章中多次谈过,这绝非美国先贤的疏忽,而是刻意回避,就是担心法国大革命那种多数暴政,以及中国火烧赵家楼式那种暴民。美国先贤重视的是"个人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五四运动的这两个口号,后来也完全"变质"。史料记载,陈独秀见了苏俄代表之后,接受了他们对科学、民主的新解释:科学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民主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所谓民主集中制,最后就是集权。 五四的另两个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明显把中国带向歧途。事实上,近代中国主要深受两国之害,一是苏俄,输入马列理论和暴政模式,残害了无数中国生灵;更不要说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曾割去中国大片领土(相当40个台湾)。二是日本入侵,导致千万中国人丧生,更给中共坐大的机会。而五四运动的"反帝",要反的主要是英美的西方(为输入苏俄模式开道),并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排外,拒绝西方文明。 "反封建"的口号也同样可怕,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否定掉,变成一张白纸后,去画苏俄模式的"最新最丑的图画"。文革就是这种"反"法的最高峰,把中国人都反成丧失基本伦理道德的"野兽"。 在这一点上,胡适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与这种"五四"也是截然不同的。胡适从没提出"反帝"口号,反而一直倾心英美价值,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演讲还在呼吁"西化"。虽然"全盘西化"今天看来并不是妥当的用词和概念,因为西方并非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但认真探讨胡适先生本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指的西化,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是以"人"为中心的。 新文化运动主要提出反旧礼教,个性解放。但胡适的本意绝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里有几点根据: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接受了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反对凡事一锅端、大翻盘,不喜欢"翻天覆地",而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点滴实验,"摸着石头过河"。二是他的性格也不是喜欢大杀大砍、激进狂飙式的。三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早有16个字的清楚阐述: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里的"研究、整理"等,意味着对文化传统的仔细梳理(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而不是"五四"和"文革"式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胡适认同(常引用)杜威的名言:"进步不是全盘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来进行的。" 胡适曾在美国做过四百多场英文演讲,其讲稿对此也提供证明。他一直对中国的前途保持乐观,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短暂逆流(朝夕),而自由主义的民主潮流是"千秋"。二是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抵抗共产集权的因素。 其实,上述我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区分和认知并不是原创,胡适、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等早就或模糊、或清晰地阐述过。只不过没有像我这样把"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明确分开;没有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这个名义)"对立起来。这是由于当年时空和信息的局限,导致他们对这些概念和其根基源头都不够清晰。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回事,曾明确说,"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这个调子明显是肯定"新文化运动"而否定"五四运动"。另外据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更是明确否定"五四运动"。 陈独秀晚年对他盲从苏俄共产主义认错追悔,清楚表示回到早期信奉的英美个人主义,也等于是否定了"五四运动",重回"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 蒋介石总结"五四"时,"赞同的唯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却激烈攻击运动中的破坏偶像等反传统思想"。也就是说,蒋是反对摧毁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而推崇民族主义的"五四"。 毛泽东的区分则更明确,也更能说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质不同,以及"五四运动"为毛的共产革命鸣锣开道、提供重要条件的作用: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稿中,特别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不同。他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他称之"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是鼓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毛是政治敏感的,他知道胡适们要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而"五四以后则不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以毛泽东们一直高度评价五四,赞美纪念五四。 因为在毛看来,"火烧赵家楼"的五四运动,导致胡适们的自由主义败退,国民党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断裂,共产党则由此发迹而占领了中国的舞台。"旧中国"和"自由中国"(胡适)都败给了毛的"共产中国"。这,就是五四的真正意义! 综上所述:胡适和晚期陈独秀都是肯定"新文化运动"而否定"五四"。但蒋介石和毛泽东则都肯定了"五四运动"。 我曾写过:"不用从别的角度,仅从共产党、国民党都歌颂推崇五四这一点,这个运动就值得怀疑。如果用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个人自由/个体权利)来衡量,应该说,这是一场煽动集体主义,走向集权主义的运动,它为国共两党的专制,奠定了基础。" 所以,充分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走向群体主义的"五四运动",才能使那个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追求自由中国的道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走向个人主义、拒绝群体主义;一个清晰的目标:保护个体权利。 2014年5月4日于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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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11:00 PM PDT
这种"信鬼神不信苍生"的官员哪个时代都有,不过好像于今更烈。有研究人员2007年曾发布《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四种迷信的情况。不过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有些偏保守,一个证明是,多数落马官员都很"迷信"。新华社日前就刊发了一篇报道,直指官场盛刮迷信风,报道列举了好多"问题"高官求神拜佛的事情。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最"邪乎"、最"虔诚"的迷信高官,要算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丛1995年到河北任职后,认为仕途已到顶点,产生了心理不平衡,拜一位"女大仙"为师,家中设佛堂、道台,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打坐、拜佛。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他还在被褥下铺了五道佛令,在枕头下压了五道道符。 最新的则是刚被双开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官方公布的罪名包括"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据悉,李将亲人坟墓迁往都江堰后,曾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还在一个重大投资项目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安排道士做法驱邪。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生一般是信苍生而不信鬼神的,古代的官员基本出自儒生,因此,官员主体一般也都不信这个东西。虽然那时也有很多贪官污吏,但腐败就是腐败,不用鬼神来打掩护。可见,现在的官员从认识上讲,还不如古代的儒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官员迷信风水、求签、相面?原因很复杂。不过,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以下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信仰的缺失。中国是个世俗社会,这虽然弱化了中国人的信仰,但并不表明中国人尤其是官员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就没有信仰,上面说的儒家的教导或儒教就是古代读书人特别是官员奉行的道德规范,是一种不是宗教的信仰,对大多数人读书人和官员具有内在的戒力。 然而,自孔夫子被红卫兵小将打倒踩上一脚后,中国人就开始什么都不信了,内心少了戒律和敬畏,特别是在目前高度分化的时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跟实践高度脱节早已被官员自己抛弃了,传统也没了禁忌,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金钱和权力,成为事实上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迷信和糟粕的东西,如算命和风水等因其直观性和神秘性,就最容易侵入那些空虚的灵魂,成为这部分官员的"信仰"。当然,"风水"等并非全是迷信,它也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在内,港台商人就非常注重风水。但敬鬼神与把鬼神用在公权力方面,不是同一回事。 另一因素则是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台湾政论家南方朔曾指出,台湾政治人物也过分迷信风水,原因与台湾政治变化长期不稳定有关。他说:"因为在官场的'政治死亡性'很高、轮替很快,政治人物的不安全感就很深,命运的不确定感就会提高。"此种不确定性其实在大陆官场更高。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社会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每天都有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出现,没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或者预测往往是走样的。在这样一个社会,对于官员和政治来说,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一个官员今天看起来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不可一世,转眼间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最近被"双规"的一些官员,在被带走的前一刻,其光彩形象还出现在当地的报纸或电视上,一点迹象都没有。当任何一个环节的意外,都有可能导致身败名裂,堕入深渊,怎能不叫官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所以,面对命运的这种不可捉摸,官员也会有一种无力感,从而,从神秘主义的迷信中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安全,就不奇怪。 世界之大和复杂,超出了人的想象和认知,每个人在内心都有一种对命运必然性的迷信,害怕出现未知事物或挑战,尽管共产党理论上信奉唯物主义,但执政党的领袖们有时也会去一些著名寺庙"求神问卦"。这无疑也会对官员们的迷信产生不好的示范影响。 逻辑上讲,中国的官员多是无神论者,是不该敬鬼神的,但从信仰自由来说,若官员的迷信无关权力和腐败,只是作为私人之事,敬鬼神也无妨。当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要消除官场盛行的迷信之风,执政党必须加快建构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建设清明的政治文化,减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选官的制度化,让人民做到有信仰,并握有选官的权力。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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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6:35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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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5:16 PM PDT
说起浦志强律师,有人会以为他仅仅是一堆概念的组合——"公益律师"、"维权律师"、"大律师"…,但跟他接触过,就会发现,至少没那么简单,并且要有趣得多。 志强的个头,我看足有1米9,古代章回小说里常说某豪杰"身长八尺,腰大十围",他基本合乎这个标准;《麻衣神相》里还论及"声如洪钟",这一条,他也合格。因为抽烟太多,他的声音常带着沙哑,而且平时说话常常会拖长了音节,很厚,瓮瓮的,像从肚子里发出来。他那张标准的国字脸,说得俗一点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看人的时候,眼神炯炯的,但总脱不了顽皮的味道,因此仿佛很有点稚气,有时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玩世不恭,很悲惨——这玩世他从来没装像过。 有人第一次见他,就跟我说:"志强高高大大,声音又字正腔圆的,一看就像电影上的好人。"确实,他像是按照古代小说家和相师所定标准长的。 因为是律师,所以志强总是一身的西服,出庭的话当然还有领带,除了藏蓝色,我没见过他穿其他颜色的西装,他的风衣好像都是黑色的,敞着扣子,远远走过来,颇有点银幕硬汉的味道,挺潇洒。他的皮鞋是黑的,电脑是黑的,包还是黑颜色的,还有他的车是藏蓝色的,我想他可能就是喜欢深颜色的东西。 认识志强年头不算很长,我们正式见第一面之前,文交、以致神交已久,所以都不记得具体见面的时间。2001年的时候,我写过几篇文章,探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护,以及中国当代该领域的问题,正好他在诉讼过程中能够用到一些,后来的交往也多与我们的本行有关。 因为工作,我们有过不少合作,一起讨论案件就不必说了,我们也一起出庭。《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让某利益集团恼羞成怒,引来一场名誉权诉讼,志强和我一起代表《财经》杂志,2004年初,那时天气还很冷,在戒备森严得像监狱的北京东城法院,在那个小法庭里,志强和对方律师展开了唇枪舌剑。这次庭审过程,我想可算个不错的律师职业技术课堂,虽然这并不是他最精彩的一次。志强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和材料功夫上,所以根本不需要用那些下三滥的所谓技巧,他是我见过台风最正的律师之一,他尊重对手的人格,即使对手的辩风很猥琐。法庭上的志强,辩才是一流的,多有急智——这是我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特别佩服,他常常在对方的陈述中,找到他们自己疏忽了的大漏洞,把对方逼得嗫嗫诺诺很难堪,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入流的律师常常会被激出他们本性中的流氓劲儿,强词夺理。时间过得太久,我记不起细节,本来可以举点有趣例子的。有时我想,志强的这种特征好像有点"人来疯",听审的人越多,他会越来劲,发挥得越好。庭下,他常像个懒猫,一上了庭,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十八般武艺抡开耍。他的法庭风格完全是英美派的,他用常识诉诸人的善良天性和情感,所以往往很动人,法庭陈述常常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词。如果对方千方百计回避人的正常情感,就会很厌恶他的这种风格,甚至嫉恨他,而这正是他能成为公益律师的基础。 如果把律师仅仅看作一种职业,而且按照据说现在最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所谓经济学解释,志强是个傻律师,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权案、奥美定美容案、广州电动车案…,他都是免费代理人,说他是维权律师,是因为他总是代理弱势一方,这当然也是他被认为当代杰出"公益律师"的原因之一。 对许多人来讲,志强首先是个侠客,其次才是律师。在奥美定诉讼案中,当张慧琴女士感到完全无助的时候,志强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你的案子我接了,免费代理。"张女士万分感激——她在深圳找过三个律师,都被拒绝了,据说经历了那三个律师之后,她很悲哀,觉得在深圳 2300个律师里,怎么就没人能帮她?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必详举,受惠于志强的无助者又何止于张女士一个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散财童子",见到人家有困难,就会看不过眼,随机资助别人那是常有的事,他的心原本是颗慷慨之心。 志强的侠性造成他性格中特别稀见的一种特性,与人交往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没什么来往,有事了才会找你,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缺席。他经常会问朋友们需不需要帮忙,如果需要帮忙,他会很及时,想尽办法。去年夏天就有一次,他在西安出差,一个北京的朋友有急事找他化缘,他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解决,而且回来后立刻补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明,志强要是说帮不了忙,那就一定是真的,祇要他还有点机会就不会拒绝。当然他也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要是瞧不上谁,别说帮忙,这人还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轻慢。 即使和陌生人交往,他也几乎完全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很少见——当然并不是说他容易上当,而是他与人交往几乎过度的善意预设,前段时间他还在博客上声称有骗子打他主意,想想挺好玩的——骗到大律师头上了,呵呵。 志强有侠心,更有童心,我想这两样从来都是孪生的。他大大咧咧,跟女性朋友在一起,把人家当哥们,没啥温柔的"绅士风度";他有时无所顾忌,说话带锋露刺的,有一回就当很多人面说其中某某人办案子不行,祇适合搞理论研究——这符合事实,因为那个人不喜欢律师职业;他的办公习惯凌乱不堪,到法庭上常常找资料找半天,有种人就是这样 ,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行动的时候却一锅粥,但居然不出错;他最有意思的习惯是,动不动就要带点自嘲地自吹自擂,这种习惯要放别人那儿就是过于自恋,但在他那儿却并不叫人厌烦,反而增加他的魅力,这真是件古怪的事——他成天"臭美",人家也跟着"臭美"他,变得跟他一样"弱智"?不是的,这种表面上的自吹自擂,骨子里并没有当真,他祇是觉得好玩,是那种孩子式的既单纯又笨拙、全无机心的玩笑虚荣心,所以人不会腻味,倒有点审美意趣。这一切在他的同事们那里都成了宠他的理由,由着他胡闹,他在事务所是个"屡教不改"的顽皮"一霸"、"胡闹"大王,一定程度上,他们把他当孩子疼,我猜。 侠心与童心确乎是同在的,志强不仅仅在做律师,做公益律师,他还常常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公开评论者,像那个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孩子,所以不能发表、发在网上被删除,自然也是常事。 在律师界,志强的文字能力要算相当好了,机趣、有想像力、有表现力,能感性,也能理性,但是有一个阶段,他的文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有时不必要的枝蔓过多,我直接跟他提过,建议他的语言方式与文体应该协调。志强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不多久,他的文字又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了,而且更见内敛、凝重。最近他的那份《就广州电动车维权行动的个人声明》就很具典型性,严肃、庄重、心存善意但坚持原则,感情充沛但文采适度,且保有一份相应的职业性矜持,即使面对如此……(我现在尽量克制粗口)的地方政府,他也态度友善,这很不容易。是的,一般而言,他对谁都是友善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有时候东西厂会派人关心他,一个冬天的早晨,志强出门上班,看到楼道里躺着他们的人,他心疼这些人的辛苦,歉意地跟人说:"我又不会跑,你们昨晚干吗不打个招呼?回去睡就是了!"他眼里没有敌人,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我想该这么理解。 所以呢,仅仅说志强有侠心是不够的。《南华早报》的记者吴薇女士告诉过我,说她采访志强的时候,他谈起过一个案件,当事人被当地政府戕迫得几乎山穷水尽,吴薇说志强讲着讲着,"黄豆大的泪珠,啪嗒啪嗒地一颗颗往下掉",我能想像当时他拿烟的手一定是颤的。吴薇说她当时很震惊,完全想不到一个 40多岁的彪形大汉,竟然会为了别人如此常见的事落泪。虽然我未曾亲见,但我相信这是真事。我也不想去问志强,因为男人之间是不能打听眼泪的。他身上有高于侠心的东西,便是佛门所谓悲心,就是儒家所谓的悲天悯人,它是侠心的起点。正因为如此,他表面上大大咧咧的背后,藏着敏感和细腻——他会放过那些庸常的细节,却不会忽视需要他关心和帮助的小事。 志强最大的缺点是像个"劳模"——完全没有闲暇,他祇有工作,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处在工作状态,几乎没有生活,这是我最不习惯、也最不赞成的,我认为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事业祇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是全部——虽然我知道不能求全。 我曾说过,并不是哪个律师都有资格被冠以"大"字称号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谓大,志强正走在这条"远大路"上。虽然离功德圆满还早,但大律师的"初级阶段",他早已到达。有时我想,浦志强这人该说是个既复杂又单纯的人——这是杰出律师最重要的素养,如果给志强画幅漫画,该是怎样? ——板寸头、黑风衣、叼着烟,眼睛有点被烟熏眯着,眼神里盈着笑意——再加点顽皮和微微的嘲讽就全了,左手端着《大悲咒》,横在胸前,右手捏着《宪法》,垂在大腿边…。 可惜我不会画画,祇能写点散感,给想了解他的人留点印象,毕竟这个时代大律师太少了。 (2007年1月18日于追远堂)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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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5:23 PM PDT 原题:说惊恐 继3月1日晚昆明火车站黑衣人挥刀砍杀人群,造成29亡、143伤的惨剧后, 4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又发生一起爆炸,3亡、79伤;6日中午,广州火车站广场再现男子持刀砍人。发生在火车站的恐怖事件,其伤害对象显然都是平民。人们不清楚行凶者意图何为?而据5月6日国安委首次发布的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 2013年中国境内恐怖活动再次呈高发状态,去年发生十起,且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也就是在6日当晚,公安部正副部长三人出动,在京沪和长沙火车站夜查,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与此同时,郑州公安局长正带领10万人在郑州市设卡盘查,他们宣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暴恐、净环境、调纠纷、稳大局"的专项行动开始了。 看来是要大规模"反暴恐"了,偏偏赶上"敏感"期,不知此番大动干戈是不是有借题发挥的意味呢?最近这段时间,25年,被一再提起,像个咒语。随著六四25周年临近,各种压力正在聚集。权力集团已经为此顶了25年,守了25年;良知者也抗争了25年,承担了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想知道,25年这个日子会怎么过?是像25前那样镇压呢,还是把监狱打开,让良心犯走出来;让流亡者回家;向天安门母亲鞠躬,做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推手。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人们本来对这个历史时刻,或许是个历史机会还有所希冀。 然而,霎时间,绷在一个表面上的平静和维持在一层薄脆上的平衡,被5月6日几位律师学者的遭刑拘而打破,他们提前亮剑了!消息以迅雷之势在微信上传播。也是在6日夜里,整个微信世界都在为被刑拘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点赞,人们不断推送他的事迹。起因,仅仅是他们5月3日在一位朋友家闭门召开关于六四民运的学术研讨会,就给了个"寻衅滋事"的罪名将他们刑拘。据说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浦志强将请87岁的张思之先生为其辩护。事态怎样发展,只是找个名目把他们抓起来,看管起来,熬过六四这个25周年日子,还是确要论罪,尚不可知。但是,这里真成了一座惊恐之城。 衡量惊恐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人们怎么处置财产。众所周之,富人、官员,甚至中产阶层,已经或正在大规模海外投资、置产、移民,还不止于此,有判断称中国大陆房市已近拐点,将全面失守。今年以来房市的供需关系发生了逆转。这既是越来越多人不看好中国市场,有不安全感,不愿把身家性命与此相连;也是因为来势汹汹的"反腐"逼得官员急忙抛售。有这么一例特别典型:某地级市公安局局长在京拥有1-2栋楼房产,找了44家门店帮其出售,房主的名字分别挂在老婆、二奶等人名下。类似抛售绝对加剧了二手房价格跳水,而一手房市场也景气不再。以北京为例,去年2万左右的刚需项目供需比例是1:4,今年已降到1:2。在全国各地多个大城市都有业主因房产降价指责开发商欺诈的业主维权事件发生;接二连三的二三线城市开始救市,像南宁、无锡、铜陵等等,政府采取了放松调控,对限购解禁的政策,有的城市甚至下达《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总之,地方政府在房市上表现出的惊恐像传染病一样正在扩散,其背后是地方财政的危机;而没有兴旺的房市,很多城市就会停摆,失业加剧,不堪重负。看来,原本强撑起来的泡沫经济走到了末路。总之,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被笼罩在各种各样的不安和惊恐之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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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1:41 PM PDT ![]()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衣俊卿仍被保留党中央马列专家封号是因为"道德不够败坏"》一文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及了在诱奸青年马列女博士的同时还在床第之余收取女方"好处费",因此而令中共其他所有大大小小的赃官污吏们都闻之做呕,纷纷声讨的丑恶行径败漏之后,并没有被"组织上"定性为"道德败坏",只是被定性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送外号"衣马列"的衣俊卿教授,除了为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做过"三个自信"这一彪炳史册的划时代、创世纪之卓越理论贡献,竟然也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首创或者说"引梦人"。 说起"中国梦",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和女儿们都知道那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爸爸,在纽约和维也纳都曾表演过的一位著名中国军队女歌唱家的丈夫习近平的发明------因为习近平当上了中国总统之后在美国加州亲口对奥巴马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据说现场的美国翻译显然是因为对汉语的"四声"掌握得未到精准之程度,将习近平汉语表达的"相通"一词听成了"相同",于是就选用了英文"SAME"一词,令奥巴马错愕之余又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顾左右而言它,夸赞习近平给他带来的中国茅台酒确有"催梦"之功效。 茅台酒醒之后奥总统把自己对"'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的问题甩给了"第一家庭"的成员们,之后便有了美国第一夫人带领全家到中国北京和成都等地公费旅游的计划,因为"口说为虚,眼见为实",奥巴马就是要让夫人亲自到中国看看中国梦和美国梦怎么就被习近平给"SAME"了。 如今美国第一夫人的中国公费旅游计划已经圆满完成,回美之后向总统丈夫汇报的"中国观感"是什么,笔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信口中开河,只好暂时中止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涉外"内容,回到其习近平和他的"引梦人"衣俊卿的话题上。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也已经引证过,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相关辞条的解释: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维基百科的"中国梦"辞条里详细介绍说:2012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半个月的习近平带领一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览现场。在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更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新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 2013年6月8日,习近平在美国对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中国梦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美国梦相通。 也就是说,虽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在中共官方的政治表述中早已有之,但把"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定能实现"的"构想",第一次出自习近平的口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马列局局长衣俊卿为整个中国共产党政权引领"中国梦"则是他参与起草完成了十八大政治报告之后,十八大开幕前夜。 中共十八大是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开幕的,此前的十月二十五日,人民网刊登报道说:今天下午,十八大代表、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迎接党的十八大高端系列访谈节目,以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成果为主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交流。谈及十八大,衣俊卿表示期待非常多,中华民族到了发展的非常关键时期,党的理论工作任重道远。 衣俊卿表示,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最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党的理论建设,我们党的理论建设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是面临着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还需要提升,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阐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和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同时彰显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衣俊卿说:"这是我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央编译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理论研究领域也都是紧紧围绕它。但是,确实任重道远"。 谈到对十八大的期待,衣俊卿表示期待非常多。他认为中华民族到了发展的非常关键时期。虽然面前有很多很多问题,社会在转型期以后有很多矛盾、很多困难要克服,面临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挑战很多,但是有信心。我们党经过90多年的历程,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一直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个中国梦,应该让我们能看到它的不断地展现。而这次党代会应该在承前启后在发展过程中会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请注意,虽然把"中国"和"梦"字组合在一起肯定不是衣俊卿的首创,但把"中国梦"与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组合在一起,则是衣俊卿率先为之。如果说此后的习近平"涉嫌抄袭",做为"'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构想"的"创始人"衣俊卿本人也不敢如此造次,至多敢在床第之余对那(几)位相信不久就可以实现自己"北京(户口)梦"的马列女青年博士小声吹嘘一句自己为新老两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理论贡献"。 不过衣俊卿是学俄语的,当年是留学前南斯拉夫而不是留学西洋,所以他为习近平设计"让'中国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贴切表述"时,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中国梦"是否和如何能够与"美国梦"相通这一层的深远意义,应该是总书记习近平本人的"高屋建瓴"。 众所周知,在几千年来的中国人的汉语表达习惯里,"梦"字从来都是"不现实"、"幻想"、"不切实际"、"假大空"、"不着边际"等的同义词,诸如"痴人说梦"、"南柯一梦"、"白日做梦"、"如醉如梦"、"黄梁美梦"等"讽梦"成语可以举出很多,而通俗的口语表述中,"做梦"、"做美梦"都是最常见的讽刺说法,比如乞丐男对乞丐女吹牛说自己有一天会中千万大奖,乞丐女肯定会嗤之以鼻,十分十分不屑地甚至是用十分腻外的口吻奚落一句"做梦去吧你!"。 但是,衣俊卿之流顽强地认为,只要把中国的"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一起表述,就不再是幻觉而是"理想"了。所以,丑行被揭露之前的衣俊卿自己要想故做谦虚一下都不会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允许,因为被习近平数次夸赞"人才难得"的"衣马列"的"重大理论贡献"实在是太"重大"了。 那位发觉自己受骗上当,取得北京户口和"中国梦"的实现一样遥遥无期的山西籍贯马列女博士愤然上网为自己伸冤之后没几天,即有网文透露说上面已经要求"查查那个山西女博士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就好办一些,先用党纪约束她"。继而更有网贴揭露说"有关方面"为让这位女博士封口,威胁说她通过网络手段举报衣局长还有"其她情妇"的内容如果没有一个或者几个"她"亲自向组织上提供证据就是造谣,以秦火火为例子,"网络造谣要承担法律责任"。于是这位失身又破财的女博士最后感慨了一句"弱女子一个,怎么能斗得过组织上,斗得过党中央?",从此封网。至于"衣马列"衣前局长虽然行政职务暂时被免,但肯定是还在为"不断完善习近平同志民族复兴的伟大理论"而加倍努力工作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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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1:40 PM PDT ![]()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笔者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中共中央马列局的前局长衣俊卿教授以"云山进常委"之日就是我为你拿到北京户口之时为诱饵,将一山西籍马列青年女博士多次骗奸之后不但没有在"云山(已经)进常委"之后兑现对人家的事先承诺,甚至还倒收了人家六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如此被无数中共腐败官员们都深以为不耻——斥其为"太不入流"的劣行被公开揭露出来之后,也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党内警告和"不适合继续担任局领导职务"的小处分,"处分"之后还被内部明确宣布"学术地位"和"技术称职"以及副省部级的政治待遇不受影响,所以可以继续留在局里保持其"正高职"党的马列专家封号。 此后,中共马列编译局内部有传闻说,衣俊卿的被"处分"内容被一位中组部副部长"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在该局干部大会上传达之后,全局上下反弹十分强烈,纷纷向中组部和中纪委反映衣俊卿如此道德败坏的丑恶行径已经令中央马列局的组织形象蒙受奇耻大辱,再不能令其继续留在局里享受党的马列专家封号,让我们继续与之为伍。 因为整个马列局里的衣俊卿之外的大小、老少、男女、正副马列专家们同样也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力保衣俊卿而令他们全都不"与之为伍"了也是党的马列理论阵营的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中组官又赶忙派了一名副部级部务委员与中纪委一名副书记一道前去马列局"做通思想工作"。在"集体谈话"的过程中,该中纪委副书记可能是想就"衣俊卿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说明他与其他一些被中纪委公开处理的省部级賍官"性质有所不同",不应该也被定性为"道德败坏",但却一时口误,把这番意思说成了"衣俊卿同志道德不够败坏",一时间在中央马列局及其他中共中央直属机构里被传为笑谈。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大票从副厅局到正省部四级的贪官污吏陆续被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纪委对外公开曝光,对他们各自人等的定性或仅仅是"严重违纪",或是"严重违纪违法",前一类在被"接受调查"之后如再未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可能就只会接受一纸"党内处分"加"行政处分",到头不过是个"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后一类则肯定会在"双开"之后被"移交司法处理"。不过无论是如上两类中的哪一类,纪委给他们的"问题"定性都会有"道德败坏"或者"生活腐化堕落"的内容,因为"无官不贪"同时也"无官不淫"。 何谓官员的"道德败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主要是指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按照这个定义,中共各级官员们与几个"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可称之为"道德败坏",一时间成了中共政权的"政策难题"。 笔者曾从人民网和新华网的论坛里读到过这类的网文,其中引述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话说:"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由此可见,中共纪检部门对官员"道德败坏"的"标准",定在有情妇(夫)三个及三个以上。以此标准,已经被安排在秦城监狱服刑的薄熙来当初被宣布"双开"并"移交司法处理"时的官方定性内容里即有"道德败坏"四字,说明他薄熙来自己在法庭上津津乐道的"我有婚外情"肯定不是"偶尔为之"。 一位笔名"皇城一兵"的中国大陆网友撰文说:在十八大后落马的20多名省部级官员中,包括郭永祥在内,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共有8人。根据官方披露的违纪违法情节,这8名官员中有郭永祥、刘铁男、倪发科、季建业、陈柏槐等5人涉及"道德败坏"。也就是说,这5名高官都有3名以上的情妇,堪称贪与色似虎如狼。 这些贪婪荒淫无度之徒,道德"坏到了这般田地",走上不归路,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或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东西!尽管如此,笔者对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的官员才算是"道德败坏"的"标准"、或界定、或定性拿捏,尽管出之于纪检部门官员之口,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但也不敢苟同。 首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章"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里并未明确"包养情妇(夫)"的数量和标准,可以理解为,凡是官员"包养情妇",无论多少,就是只有一个,也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没商量。因此,把官员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定性为"道德败坏",不符合"纪律条例"规定,或者说是太宽容了、太放纵了。 再就是,中共中央新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里把德看得很重,摆得很高,规定得很严。一个官员有才无德不能任用,必须德才俱佳,甚至才疏点尚可不究,先用起来再说,而德不备绝不能用。因此,把官员有"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夫)"才定性为"道德败坏",是与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原则相悖。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一个党政干部别说养三个情妇(夫),就是一个也不允许,与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也不行,必须具备为官之德。 皇城一兵还认为:从这两个党的法规规定看,共产党对官员的德举在了头顶,对官员的"道德败坏"持零容忍态度。官员有几个情妇才算"道德败坏"?我的回答是,有一个就算道德"坏透了"。做不到,就不要入党、不要为官,不要当公务员!否则,不仅坏了官员自己,而且坏了党的规矩,坏了党的形象,坏了党的千秋大业,坏了习大大的"中国梦"! 说到习大大的"中国梦",话题就又可以回到在诱奸马列女博士的丑恶行径败漏之后并没有被"组织上"定性为"道德败坏",只是被定性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衣俊卿竟然也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首创或者说"引梦人"。 说起"中国梦",连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和女儿们都知道那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爸爸,中国一名著名军队女歌唱家的丈夫,也是中国的现任总统习近平的发明。按照维基百科和百度相关辞条的解释:中国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构想;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到底能不能实现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主题,而习大大当初之所以能够为他领导的中国做了这个"梦",衣俊卿功不可没。笔者绝不是在这里信口开河,会举出中共官方媒体的"白纸黑字"为证,具体内容详见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听众们介绍了就是这样一个被前妻揭露"道德品行少有的賍",被自己的马列研究同僚公开发文斥责"满嘴马列,满腹盗娼,节操毁损得满地乱滚"的衣俊卿,就是因为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的理论部分里贡献过"三个自信",才被刘云山以"俊卿同志"为上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创新"了至关重要的内容,被胡锦涛特别欣赏为理由,一度建议中央只在党内给衣某人警告处分,工作上继续保留局长职务,但因为内部反对声音太过严重,才退而求其次,同意让衣某人暂时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保留党的马列专家封号。 但如果再考虑到这位外号"衣马列"的衣俊卿教授居然还是习大大的"中国梦"的"引梦人"这一层,认为他衣俊卿"政治上仍然可靠"的恐怕除了刘云山,还有一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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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12:18 PM PDT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的开端。所谓现代性,就体现在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宏大宗旨上。其中,科学代表着理性和逻辑,其意义不亚于民主。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社会中,不建立起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最广泛共识,就很难建构起完整的现代国家。而在中国,这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九十五年过去了,民主与科学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价值,这个令人浩歎的事实,也反映出建立这样的价值,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啓蒙。 有一幅漫画非常具有啓发性:一条木板横在悬崖边,探出悬崖之外的那一头站着统治者,另一头站着人民。统治者对人民指手画脚,人民只能面对。只有一个人试图走下这个木板,大多数人只是漠然面对统治者的横暴。其实,如果大多数的人,追随那个觉醒者走下木板的这一头,另一头的统治者就会立刻因为失去平衡而跌下万丈深渊。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多数人只看着统治者,没有意识到选择权是在自己这边:只要抬腿离开,胜利就可以到来。这幅政治漫画告诉我们的深刻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进步,不是因为人民没有力量,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不知道自己有力量。 而要让人民知道自己有力量,这个努力,就叫做啓蒙。 啓蒙,不仅仅是思想建设,也需要行动的示范。从"五四"到新文化运动,从"二二八"到美丽岛,从"六四"到新公民运动,历史上很多先进所做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的啓蒙。这样的啓蒙,就是用自己的行动给社会做出示范,告诉大家,人民是有力量的;面对政府的压制,我们并非束手无策。这样的啓蒙,就是要在黑暗中去寻找光明,给大家以希望。 但是还有一种啓蒙,是要到光明中去寻找黑暗。今天的台湾,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啓蒙。 说是光明,也是相对而言。相对于中国,台湾已经进入了启动民主化建设的阶段,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已经成为过去。这样的时代,是不是就不需要啓蒙了呢?当然不是,而且甚至更需要。 因为虽然旧时代结束了,但是改革制度容易,改变思想困难。政权已经轮替两次,但是在台湾,保守的,甚至是倾向于专制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中还是所在所有。这一次太阳花学运中,我们看到种种言论,例如"希望政府戒严","学生是红卫兵",这样的言论的存在,我们平时看不到,但是一旦社会事件发生,就会呈现出来。这使得学运彷彿一面照妖镜,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民主社会中残留的专制渣滓,这些光明中的黑暗。 它说明,民主建设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方面去真正普及民主与科学的普适价值,逐渐杜绝反民主,反智,反人性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巩固。 而且,正是在已经民主化的社会中,大家更容易放鬆警惕,而忽视那些旧思想,那些专制言论对社会的危害。而民主的制度,某种程度也成为这些旧思想的保护伞。所以,越是在已经开始民主进程的社会,越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寻找这些光明中的黑暗,然后去抵制,去批判,去消除其影响。 可见,从五四到现在,啓蒙这项工作,仍然不能鬆懈。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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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勇战:无耻的判决(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重判十年 家属批评是政治打压) Posted: 08 May 2014 12:04 PM PDT
父亲自九零年代起开始为"北京之春"在香港发行。他说,"北京之春"是难得的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道路的争论杂志,他希望能有多一些人阅读到。为此,他曾亲自每一个报摊询问销售状况,并且积极调配有限的杂志数量,以求最多的人能购买到杂志。每一期杂志回收后,他都把它们堆放在家,然后自己带上它们到大陆游人众多的地带免费派发。他堆的杂志如此之多,家里几乎成了杂志仓库。 "北京之春"结束香港发行后,父亲开始为异见人士出版书籍。父亲曾对我说,目前有那么多的有质量的书籍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他要为这次复兴尽一份力。为了能使作者能负担出版费用,父亲几乎就是做义工一样地为出版而努力,他不受或者只收取象征性的出版费用。此外,他还负责把这些书邮寄到中国大陆,让大陆的读者能读到它们。由于从香港邮寄以来昂贵,而来大陆人有时收不到,他就亲自把这些书籍带到深圳,在从深圳以国内邮件寄出,以求收件率的最大化。 这样就有了他和那位张先生的合作。父亲人士张先生多年,于是就用张先生的家作为暂时存放书籍杂志的中转站。作为回报,他也张先生携带一些奶粉,食品等。这样,他经常出入深圳海关的记录也成了他的"犯罪证据"之一。 父亲携带书籍进入大陆,先是被海关没收了几次。于是中共当局开始全面监控父亲,包括派人到香港跟踪,向父亲的电子邮件输送监控软件,窃听父亲家里的电话等。后来在审讯期间,他们竟然拿出这些偷偷摸摸得到的材料,还理直气壮地用来证明他们掌握父亲和张先生的通话等。 中共政权以谎言和暴力统治国家,最害怕的就是有人传播真相。父亲信奉言论和出版自由,并身体力行地出版所谓的禁书。中共当局对父亲的出版事业痛恨之极,于是先向父亲的这位朋友张先生下手。张先生人在国内,本身已经有把柄被当局抓住,妻子和全家都在中共的手里,当然只能和当局合作。 这样就有了当局指控父亲"走私"的这场由中共当局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他们先是让父亲为张先生携带化工原料,然后在"一举"在海关将他逮捕,再到由张先生提供"发票","证明"父亲多次参与走私活动。狡诈的官员在拘留期间,还欺骗父亲说只是要求父亲合作指认张先生的走私活动。父亲信以为真,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当局的陷阱。 从被捕到审判,父亲被提审多次,决大多数都是由国保在审问他有关出版的事情。他们询问他的国内和国际的联络对象,以及这些联络对象的联络网。他们询问父亲邮寄国内人士书籍的邮寄名单,也询问那些作者出版的费用来源等。当然他们也免不了问有关我的情况。父亲一心一意只是出版书籍,从不涉及政治活动,因此也没有什么国际关系,于是他成了中共眼中的最佳打击对象:既能对香港的出版业杀一儆百,又不用承受太多国际压力。 一个什么样的"法庭",会认定一个得到百分之一地利益的被告,和得到白分之九十九的利益的被告,是"共同主犯"呢?只有中共的栽赃法庭。对中共的无耻和卑劣,我已经见怪不怪。对父亲的不幸遭遇,我只有悲痛和愤怒。 附录: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重判十年 家属批评是政治打压 2014-05-07 在深圳被捕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重判10年,家属律师没有到场。家属表示将坚持上诉,并质疑当局对姚文田的指控缺乏实质证据,案件属政治打压。 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被指控"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周三上午在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判决有期徒刑10年。 律师未到场 上诉与否未知 姚文田的代理律师丁锡奎周三并没有到深圳聆讯判决,丁锡奎告诉本台记者:"我没有去,被判了10年,我觉得判的太重。我很久以前见过他,但是这次太远了,而且是宣判我就没有去。" 对于有媒体报道姚文田家人更换律师,丁锡奎表示目前仍然是姚的代理律师;对于是否上诉,丁锡奎表示还没有接到家属的表态,但他称如果需要,一定会继续帮助上诉。 去年10月姚文田前往深圳疑似遭到当局诱捕。其后被指控"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据了解姚文田不时将被视为"禁书"的敏感书籍带到深圳,检方指姚文田在去年10月27日把价值数万元的化工原料带往深圳,并且不止一次,涉及的总金额达到一百多万元。 去年姚文田被抓捕前,他与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洽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事宜。早前也有评论指出,姚文田愿意出版此书得罪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而其出版社长期出版敏感书籍更早已成为北京的眼中钉。 家属:坚持上诉 拒绝政治刑事化 姚文田远在美国的儿子姚勇战周三晚间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判决十分愤怒,将继续坚持上诉。 "我们会上诉,完全不能接受,非常震惊。整件事情就是对我父亲的迫害,我们会坚持抗争。我知道我父亲为人一定不会是这样。这个案件没有任何证据,只有一个人证,他是我父亲很多年的一个朋友,任何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抓走私,是需要人赃并获。共产党完全是依靠这个人在审我父亲,来说我父亲走私多少万,完全是荒唐的一个指控。" 姚勇战还质疑,有关方面在获取口供中并没有按照程序走,负责审讯的并非公安,而是国保系统中的人士进行。 姚文田的好友,香港媒体人蔡咏梅在获知消息后在推特表示,"判得如此之重,令人相当意外和愤怒。一般认为最多两三年。可见我们还是低估了习近平政权之毒辣"。 (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林迪/申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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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12:14 PM PDT 日前,有媒体报道,中国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被北京警方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外界推测,本案涉及的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去年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我并不了解案件的实情,但如若假定上述推测就是案件事实,则高女士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现结合《刑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阐明理由如下: 1、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 在一个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党文件视为国家秘密,显然是一种党国不分或以党代国的错误做法。另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尽量将它的政治方针、政策立场、执政理念公之于众,以接受全体国民作为国家主权享有者的评判与监督。如果执政党将这些东西都当成秘密,则反而会让人怀疑,它自己的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是相违背的。 即使政党将它的某些文件视作秘密,也只有党员才需承担保密义务,但这一义务只是一种政党纪律。如果党员违反了这一义务,最多只需接受政党纪律处分,而无需接受国家法律制裁。非党员公民对任何政党的文件内容,则无需承担任何保密义务。 2、本案所涉文件也不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 依《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及第8条第3款的规定,政党的秘密如果属于"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亦属于国家秘密。 从上文第1点的分析可以看到,《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这一规定,显然有违党国有别的政治原则。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就是依这一规定的文义,本案涉及的政党文件也不属于国家秘密。 第一,这一规定作为法律规定,其中涉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是具体和可识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须是信息一旦泄漏,就会造成事实上可认定和可衡量的国家利益损失或国家安全恶化。绝不能将信息泄露产生的空乏和抽象的所谓"影响",视为法定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否则必将致使国家秘密的范围变得毫无边界,并将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罚。 第二,这一规定中的国家秘密,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里的法定程序,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国家法律的规定,所进行的确定程序。政党或政党的任何机构,都无权自行将本党文件确定为国家机密。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高瑜女士的行为应不构成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 2014年5月8日 张雪忠,有道云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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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4 09:32 AM PDT
年逾七十,以直言饮誉国际新闻界的记者高瑜女士失踪时,我曾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危险中。我说过,如果她陷在非法组织手中,将不能不使公众对政府保护公民安全的有效性发生怀疑。我也说过,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那就更不能不使公众对这一部门工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高瑜就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实施刑拘但又逾期公佈,这一事实已经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这是就程序法而言。 就实体法而言:据新华网讯,有关部门刑拘高瑜的理由,是她向境外媒体"洩露国家机密";另据多家媒体报导,她涉嫌"洩露"的所谓"国家机密",乃是中共中央去年的9号文件。这就奇了。政党的文件怎么能够被定为"国家机密",谁有权做出这种离奇的决定?这是一奇。高瑜不是党员,"保守党的机密"对她没有约束力,她连党纪也无从违反,何来"洩露国家机密"?这是二奇。中共不是秘密党,不是地下党,早在1949年该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难道至今还在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这是三奇。人们常说有军事机密,经济机密,但9号文件据称是讲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居然成为"国家机密",不仅是奇,简直是滑稽之极,这是第四。当然,也可能那个文件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传播出去是会祸国殃民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高瑜为中共传播信息,何罪之有?如果这个文件确有严重错误,有损党的形象,则理应由文件的起草者和发佈者负全责,现在有关部门却嫁祸于记者,怀疑记者有罪。请问,如果收集和传播信息有罪,哪里还有记者的存身之地?这是五奇。 因此,我呼吁国人,特别是舆论界和法律界的大德先进,密切关注本案动向,避免本案的审理被迫滑入无法无天的邪路,应该转而使它沿着宪政和法治的方向健康发展,则共和国幸甚,人民幸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视频是高瑜在2013年10月纽约座谈会上的谈话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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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05:04 PM PDT
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作者 20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年至1945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1937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1943年4月13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万人坑,坑中大约有4000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1940年至1945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1945年8月6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 1"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19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20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20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1971年,我们4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 2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遵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 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3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68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是价值的所在。 3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3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这个工程进行到1996年5月----刚好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 4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下了9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体有血肉关系,都从记忆那里获得哺育和养分。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我们必须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记忆女神,决不要轻慢,更不可背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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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12:55 PM PDT
在今年北京大学校庆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北大。在与北大的师生座谈的时候,习近平突然提出:"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 北大从来不缺马屁精,果不出其然,顺著习近平的腔调,北大哲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叶朗,又加上了一句:"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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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12:14 PM PDT 2013年底在欧洲开会时会见了一些政治家。很多政治家都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政治经济走向很关心。但和中文媒体报道的不同,很少人有乐观的看法。报纸上的那些所谓乐观的看法,大部分是在要访问中国之前拍的马屁。既然中共喜欢这种免费的马屁,拿免费的东西换些实际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种拍马屁的话不能相信,谁信谁是大傻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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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11:27 AM PDT ![]() 因"六四研讨会"被刑拘的学者徐友渔星期五会见了律师,他患有糖尿病,目前精神良好。而刘荻突然被提审,律师会见不成,计划下周再去。目前有100多位中国律师联署,呼吁当局依法办案并释放被捕人士。美国国务院也表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捕者。 上月底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五人,目前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继周四浦志强和胡石根相继会见律师后,周五再有两人被批准会见律师。 徐友渔患病情况良好 刘荻突被提审无法会见 患有糖尿病的学者徐友渔与他的律师尚宝军周五上午在看守所中会见。尚宝军在会见完毕后向本台表示,目前徐友渔的身体情况良好,但不认为自己有犯罪。 "他年纪大了,加上糖尿病很严重。(他)6号的凌晨到看守所,现在为止都没有药吃,但是看守所对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负责任的,每天都有给他检查,监控身体状态,按照他原来的用药习惯就没有吃药。对于所谓的寻衅滋事,他认为就是开了一个会,他当然不认可犯罪的指控。" 另一位被刑拘的80后作家刘荻的两位律师马纲权和丁锡奎,周四得到批准于周五下午进行会见,但两位律师下午4点多左右到看守所,却被告知刘荻已经被提审。 马纲权告诉本台记者:"我和丁锡奎律师刚刚从看守所出来,没有人接待我们。他们已经把人提审走了。我们昨天就已经预约好今天下午来见,他们(看守所)失信了。" 美国呼吁释放浦志强 律师联署吁勿滥用罪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星期三在例行简报会上,主动提起此次事件,莎琪对事件表示关切之余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遭到关押的人士。 中国大陆的律师们周四晚间也发表联署公开声明,要求官方必须依法办案;立即释放被捕人士等,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寻衅滋事"罪名展开违宪审查。参与联署的律师目前已经达到一百人,有唐吉田、刘士辉、刘卫国等等。 参与联署的张律师向本台表示:"寻衅滋事"越来越滥用了,在法律上是适用于挑拨是非等等的,是明确规定的。他们只是聊个天,开个会肯定没有构成,也没有造成骚扰或者干扰,违法和犯罪都说不上。" 此外,被刑拘的律师浦志强也患有糖尿病,他的律师张思之周五下午发表声明表示将会申请保外就医,并愿意以自己的人身自由作为担保。 (RFA 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林迪/马平) 附:中国大陆的律师发表联署公开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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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11:24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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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May 2014 07:53 AM PDT
我们受托担任浦案律师,八日上午初见50分钟,监所十分配合,工作顺利。有录像,但谈话从未中断。 张思之律师还表示浦志强律师有病在身,不能停药,希望当局"挽救生命要紧"。张思之律师还表示:"我愿承担保证责任:在浦志强保外期间,如有违法违规,我自甘连坐,包括入狱候审"。 浦志强在会见律师张思之之后,提出了五条意见: (一)我有"六·四"情结,或者说"心结",而今25年过去,我应付出代价。完全应该,无怨无悔。 (二)我不会因这次事件而改变初衷。 (三)我在讨论上的发言,也仅止于一些想法。 (四)我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但我坚持有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谈不上"寻衅滋事"。 (五)我不会因此而忌恨任何人;不会走极端。 国际舆论和国际司法界都非常关注中国司法部门如何审理这个因参加一个朋友家庭里的私人聚会而被刑拘的案子,并期望看到张思之律师和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之间的精彩庭辩。北京外媒圈认为,不管浦志强胜诉还是败诉,这个案子都将成为中国司法领域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案例。 【附录】 浦志强会见律师徐友渔健康堪忧 90后网上举牌声援![]() ![]() 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浦志强与律师进行会见。学者徐友渔及其他两位被刑拘者也被安排周五会见律师。徐友渔家属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网络中有数名90后发起举牌行动声援被捕者,他们表示在这个时代,有肩负社会责任的义务。 上个月底因参与民间"六四研讨会"而被抓捕的人,直至本周四已确认浦志强﹑胡石根﹑郝建﹑徐友渔及刘荻五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律师也在积极介入案件,申请会见当事人了解情况。 当中最引人关注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周四下午获准会见律师。代理案件的除了他的同所律师屈振红外,还有现年87岁高龄,被称作中国第一代法律人的张思之。 屈振红律师在结束会见后向本台表示:"他都挺好的,一切都正常,其实我不太想说这些。我们今天主要是去会见,都挺好的。他们(公安)在侦查阶段,我们有权会见,身体都还好。对于其他的情况屈振红表示不便多做回应。" 另一位被刑拘的胡石根,他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周三被拒绝会见后,周四获准会见,晚间他在推特称,胡石根的精神状态有些憔悴,他指当局连夜传唤并将其送进看守所的行为,对于一位近60岁的老人来说不亚于一种酷刑。胡石根告诉梁小军,不认为自己有罪,对关心的朋友表示感谢之余,并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 另一位被刑拘的,现年67岁的学者徐友渔目前已经确定由尚宝军律师代理,但看守所方面表示要排期到本周五才能进行会见。 徐友渔的妻子杨女士周四告诉本台记者,因为丈夫患有糖尿病,十分担心他的身体。 "要明天(周五)才能够会见,今天是得到通知。因为他这个病,在家里吃饭都是要靠称量,吃一两米和一两面条。在那个地方(看守所)那种环境,我现在也见不到他,不能和他通消息,我什么都不知道。" 此外,周五下午马纲权和丁锡奎律师也将会见80后被刑拘的作家刘荻。 周四上午,有网民转发了五名来自全国各地90后声援浦志强等人的举牌照片,照片中,他们举着一幅画有浦志强照片的纸板,称浦志强为中坚力量。 参与者之一考拉周四向本台表示:"我们90后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需要为他们做出点呼吁。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和小伙伴一起把呼吁发在网上。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八九那一代之后很少有年轻人可以聚集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打压很严重。我们觉得在六四来临之际,我们作为90后有必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心声,不能因为恐惧而放弃我们的责任。" 目前这项召集90后声援被捕者的活动仍在网上继续进行,他们呼吁更多刚步入社会的新一代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为宪政中国打下基础。 (EFA特约记者:心语 责编:林迪/申铧) 浦志强等人获准见律师 NGO代表被禁声![]() 因参加六四研讨会而遭到刑拘的浦志强律师,周四(5月8日)获准与代表律师见面。同被刑拘的刘荻及徐友渔,亦可在周五会见法律代表。六四25周年临近,北京风声鹤唳,多个志愿组织周三(5月7日)在北京举办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讨会前,9名成员被传唤超过11小时,研讨会被迫取消。(文宇晴报道) 10多名上周六参加六四研讨会的参加者,及后相继遭到传唤。其中被控"涉嫌寻衅滋事"刑拘的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已聘请了87岁的张思之作为代表律师。浦志强的助手兼家属屈振红律师对本台指出,他们于周四到过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进行会见。 她说︰我们今天会见了,别的事情就没有了。浦律师在里面的状态还不错,还可以。 浦志强等至少5人被刑拘,美国国务院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中方立即释放,取消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美方指根据中国在国际人权的承诺,确保其公民享有安全和自由。 除了有六四研讨会的参与者被传唤及刑拘外,9位来自不同志愿组织的成员,周三凌晨在酒店里被带走传唤,理由是"涉嫌扰乱社会公共场所秩序"。 其中"南京天下公"负责人于方强,在派出所传唤近11小时后获释。他对记者说,至晚上所有被传唤的人都获释了,但原定当天举行一个以"同性恋法律问题"的研讨会,被迫取消。 于方强又说,以往曾发生过在举行活动前遭到警方阻止,或举办场地突然被收回的遭遇,这次北京警方是在研讨会举行前不到8小时,以带走传唤的做法还是首次,他认为或许跟下月的六四周年纪念有关。 他说︰我觉得与天下工的工作没有关系,可能第一是这段时间社会的气氛比较紧张,第二是我觉得北京国保有邀功的情况,就特别想立功。非常严重,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因为是晚上1点半的时候,至少有15个警察来了,然后把我们带走的。而且每个警察看起来很凶,语言态度都比较粗暴。 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对接连有人被传唤或刑拘的,感到非常震惊,也感到这是比往年更早到来打压民间纪念六四的行动。他又说,就在周二浦志强证实被刑拘后,他接到国保电话,语带恐吓地要求他不准参加任何有关六四的活动,更称若有任何海内外团体邀请,必须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周四早上,他再次接到国保电话,谈话的内容也是一样。 他说︰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好像习近平上台后应该有所放松,怎么立即对民间的一些事情,制止一下不是可以了吗?怎么立即把他们刑拘,还定罪为"涉嫌寻衅滋事"?我万万没想到。我是六四伤残者,到了六四,感觉到比以前的血腥味道越来越浓烈了。 十分关注近期事件的妙觉法师表示,当局以为先把民间有关六四的声音灭去,就能令6月4日那天的参加者大大减少,但她认为做法却适得其反,相反会引来更大的舆论,甚至成为让更多人选择那天站出来的契机。 她说︰越是制造恐惧,那么这种恐惧会泪化成愤怒,因为我们的情绪是会被感染的。爆发出来时,你想想15亿人,暴力集团再怎样精炼,再怎样厉害,也有崩溃的一天。 妙觉法师认为,当局不应以打压的方式来处理六四事件,历史不会因打压而消失,而是当局对民间的纪念活动予以支持,一同悼念事件中离世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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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May 2014 11:27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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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May 2014 11:06 AM PDT 因5月3日在学者郝建家中举行十几人的"六四"25周年研讨会,连日来,已有多人被传唤,多人失联。 截止到5月6日,已有"五君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在主要关押重犯的北京第一看守所。他们是律师浦志强、学者徐友渔(67岁,社科院研究员)、郝健(60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教会人士胡石根(60岁,著名民运人士,曾系狱20年),自由撰稿人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 几天来,此案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关注,几天来,"五君子"家人陆续聘请律师,其中大部分均获得了会见机会。 5月9日上午,莫少平和尚宝军律师在北京一看会见了学者徐友渔,多名警员在场。 据知情者转述的消息,徐友渔先生坦承,是他本人发起了5月3日的六四研讨会,开会地点在郝建住处,之后给几个大陆的朋友电邮了照片。 徐友渔说,他不认为这构成"寻衅滋事",当他徐友渔了解到近日,资深记者高瑜在央视"认罪",坦承泄密后,感到吃惊,他说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摄像机前这样做,但被他拒绝。 许多徐的友人非常担心身患多种重病的徐友渔的身体健康。 媒体人陈远在微博上回忆他们的交往说,"几年前,曾经和徐友渔有过一次长谈,徐先生谈到他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这种记忆导致了后来他彻底的反思。长谈结束时,徐先生有点激动的说: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同案被刑拘的胡石根先生的代理律師梁小军5月7日申请会见未获允许,5月8日下午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会见了胡石根。 梁小军称,胡石根有些憔悴。5月5日上午,他被查抄传唤,至5月6日凌晨被拘留,送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门口等候一夜,到早晨才得以进入看守所。"一晚上没有睡觉,讯问、寒冷中等候对于一个近60岁,又身患疾病的老人不次于一种酷刑。" 据梁小军转述的消息,胡石根说自己对看守所的环境不陌生,虽还有些不适应,但可以坦然面对。所打交道的一些人也是旧时相识。 胡石根不认为自己有罪,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为六四去敏感化,他对关心他的朋友表示感谢,说自己会高高兴兴地活着,会笑着出来和朋友们在一起。胡石根说,"虽然在中国坚守良心很难,但我们依然要坚守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5月8日上午,八十多岁的老律师张思之和助手会见了浦志强50分钟。 根据张思之会见后发布的公开信,浦志强在会见律师张思之之后,提出了五条意见:我有"六·四"情结,或者说"心结",而今25年过去,我应付出代价。完全应该,无怨无悔。我不会因这次事件而改变初衷。我在讨论上的发言,也仅止于一些想法。我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但我坚持有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谈不上"寻衅滋事";我不会因此而忌恨任何人;不会走极端。 此外,5月6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也会见了律师。 根据北京媒体人的消息,郝建同样被拘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其代理律师5月6日下午3点半进看守所,到4点看守所对外办公时间到点时出门。除去看守所带人的时间,会见持续了十多分钟。 5月8日,被刑拘的自由撰稿人刘荻的两位律师马纲权和丁锡奎,得到批准可在5月9日下午进行会见,但两位律师下午4点多左右到看守所,却被告知刘荻已经被提审,目前尚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同样参与了5月3日的研讨会,但仅被传唤并未被拘留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几天来在微博上为同道呼喊。 今天(5月10日)傍晚,她说,"当我的朋友遭到伤害,令我深切地感受到是我的国家遭受了伤害。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为柔软的良心,也是这个国家最为坚强的脊梁。我们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谈论了一些家园的往事,回忆离去的亲人和同胞,将逝者看做我们民族不可丢弃的一部分。我们想找回人的尊严,认为这才是国家的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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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May 2014 10:02 AM PDT 五月八日,资深媒体人高瑜,在失踪两个星期后,现身全球观众最多的中国央视"认罪",为自己"泄露国家机密罪行"表示"深刻忏悔"。现年70岁的高瑜,原中新社女记者,在1989年和1993年 曾两次入狱。出狱后仍然不断保持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按理说早就做好了该有的思想准备,为什么这回认了罪?人都有软肋,哪有中国政府降不住的牛鬼蛇神?老太太固然没有卖淫也没有聚众淫乱之类的把柄,固然硬气不怕三进宫,但她也有软肋,她还有一个儿子。她自个不怕入狱,但怕连累儿子入狱。连同儿子一道拘禁,就有了高瑜上央视认罪的一幕。 而所谓被高瑜泄露的国家机密,居然是一份控制舆论宣传"七不讲"的共产党的文件。 不允许媒体宣揚「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經濟)」、「西方新聞觀及挑戰黨管媒體原則」以及「歷史虛無主義和質疑改革開放」。仅此而已。 ![]() 最近一年来,上央视认罪蔚然成风,成为又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显著象征。稍早,网络大V薛蛮子这个眼中钉被拔掉了,党的心里甭提多美了:"你一个嫖客,也敢充网络大V跟政府对着干?"既然抓的是嫖娼,却让人家上央视承认"造谣"检讨当大V有 "皇帝批阅奏章"的飘飘然感觉。抓嫖娼的真实用意,暴露无遗。嫖妓嫖上了央视新闻,薛蛮子可能有史第一人。想当年,北洋政府抓了嫖妓的陈独秀,怎没把他拉 到天安门前示众,戴上顶"嫖客、淫虫"的高帽?相比之下,北洋政府思维僵化,难怪撑不住场面。陈独秀走出妓院,不仅没有名誉扫地,反成了"伟光正"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 "泄 露国家机密"上央视认罪,"嫖妓"上央视认罪,"造谣生事"的也要上央视。《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报导一上市公司的舞弊案,被湖南公安跨省抓捕。本来他 是没资格上央视认罪的,都因为《新快报》公然在版面上巨幅抗议要求"放人",影响极其恶劣,党愤极大,陈永洲若不上央视认罪不足以消除恶劣影响。可惜央视 节目制作人员百密一疏,漏将陈永洲脖子上的勒痕PS掉,就公开播放了。 ![]() 金融家王功权,因为资助许志永的公民组织被捕,差点也上央视认罪。当局特意给他一套高级西装行头,节目录制了好几遍。据说由于表情太不自然,效果不佳而得免于播出。或者,犹如给女星拍裸照一样,先给你留着,不听话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保管教你一辈子服服帖帖。 在网络"寻衅滋事"的云南网民"边民"董如彬,网络知名度太高对于政府的声誉破坏极大,也是非上央视认罪不可,才能抵销他的大范围负面影响。这叫比例原则。对于籍籍无名之辈,如果也敢生反骨,往黑牢法制学习班精神病院一丢即可,无需给于上央视扬民的待遇。 ![]() 认罪伏法,在法制国家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情。对于一桩需要入狱的重罪,嫌犯对法官说要认罪,法官会先制止他,先得确认嫌犯有律师在场代表, 要求嫌犯了解认罪的后果、确认嫌犯精神状况没有问题、证实嫌犯没有受到胁迫、没有服用精神药物的…… 婆婆妈妈好一大通后,才会允许嫌犯认罪。否则认罪不予接受。哪有让嫌犯上央视镜头认罪?这是哪个野蛮年代的"法治"? 中国政府通过电视认罪羞辱政治异己,文明世界由此看到中国政府的丑恶和野蛮。被羞辱的究竟是高瑜薛蛮子等人,还是中国政府? 可悲的是,这一系列电视认罪的幕后操盘手和党中央,此刻或许洋洋自得,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丢脸的是政府自己。只能够说,他们的法制观念,尚在蛮荒年代。他们看法治,犹如满清看西洋科技。 让 政府不爽的,把他们拉到央视认罪,无异于以前镇压阶级敌人的游街、示众。既要羞辱当事人,又能起到"以儆效尤"的效果,昭告天下人:不要有样学样,跟政府 对着干没有好下场。土改镇反时期,各地各村一定都得枪毙几个人,按比例杀人,为的是杀鸡给猴看,而且务必让所有猴子都有机会看到杀鸡的演出,才能镇得住全 国。用恐惧来统治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公众场合的羞辱。在电视上认罪,效果更胜过游街示众,全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呀! 习总近平,你以为你真地羞辱了高瑜、薛蛮子、陈永洲等人了?你以为他们认了罪就真有罪了?你看到眼中钉们个个低头认罪受羞辱的镜头,一定乐得哈哈大笑。且慢笑,我希望你家里还留有这张照片: 你爹习仲勋也有过被游街示众、低头认罪的经历。这一幕你一定没有忘记吧?我建议你家里一定要高挂这幅照片。你现在所做的,就是当年红卫兵做的丑事,就是红卫兵对你爹做过的恶行。你认为可耻的是习仲勋还是愚昧野蛮的红卫兵? 习近平,当年在中共中央高幹子弟专有的北京101中學就读的时候,曾和发小棋圣聂卫平短暂参加了红卫兵或者联动外围组织。虽没有报导说他批斗过人,我估计一定有过,红卫兵还能干啥?现在导演这一系列上央视认罪的闹剧,习近平是在缅怀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习近平自身也曾是被野蛮羞辱的受害者。当年13岁的他曾被挂着大牌子在台上挨斗,这经历对于他一定刻骨铭心。照理说习近平算是文革的受害者。文革是一个对人权被普遍践踏的年代,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要汲取文革的教训,习近平倒像是在汲取文革的经验。什么样的文革经验?通过人格羞辱打击异己的经验! 习近平少年时代和习仲勋被批斗羞辱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人格羞辱是打击镇压异己分子的高效手段,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同样手段轻巧地施用在高瑜、薛蛮子等人身上。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电视台认罪忏悔。其中即使出现了秦晖、姚监复…… 我们不会惊诧。 习近平,一个文革余孽。 ——胡平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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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May 2014 09:34 AM PDT
写下这行字,觉得可悲又可笑;仿佛有人死了,我们在开追悼会一样。但是我的心情,和真正去追悼朋友,也没有什么两样。追悼会上,我们哭上一次,此后也要放下。朋友去了天堂,尽可追思,但我们也深切地知道,再没有什么尘世的力量能够加害于他们。但是活人被关进牢房,如王全平律师曾经体会到的,连放屁也要练出不响不臭的本事;还要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邪恶,深更半夜叫起来,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回到牢房又不能安睡,满怀对亲人的歉疚。这不是比活见鬼更加糟糕的一种经历吗? 前一向时,我怀念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诸君。家喜是湖北人,去年春节前还来过我家,他留下一个有民国风的茶叶盒子,当时他说,这是我曾经喝过的最好的茶叶。我说谢谢你啊,现在不用警察请喝茶自己请自己喝茶了。在家喜失去自由后,我还常常在他坐过的桌子前发怔。他曾经在这里用电脑,联系朋友,在skype 上跟这个那个大声说话;现在他会想念推特、skype 、google +的日子吗?家喜被抓后,我听说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中国,现在自由的土地上。我深为之感到庆幸。但话说回来,现在连律师存钱也不让,那谁给家喜送钱呢?没有钱,这位北航毕业、爱打网球高尔夫球的大律师,连个方便面可能都买不起啊。 丁家喜等新公民案诸君被捕,无疑是一场公共灾难。但是,现在救人的人太少,救也救不过来,捞也捞不上来。正如四川好人谭作人一样,谁都知道他没罪,那又如何,照样在牢里扛了五年。去年雅安地震,直到得知谭作人安好,没有被砸死在雅安牢房里,我的心才放回肚子里,大叫一声:老天有眼! 我与这些朋友们,在各种场合见过面;有过或浅或深的交流。说浅,有时也就是一面之交;说深,即是人之相知,一定要用语言吗?就说胡石根老师,一个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信念扛过十六年牢狱之灾的人,见面除了鞠躬致敬,还用废话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赵常青,可能就是在公民王荔蕻的庭审时。我在外面拍摄公民围观,这家伙背对警察肃立的警戒线,阳光灿烂地对着摄像机说:我结婚了,我给王大姐送喜糖来了。2012年夏天,那场北京的大雨之后;他送我到肖国珍律师的家里,我对肖律师做了个采访;常青在旁边的沙发上倒头便睡。那时,他刚有了儿子小象,我估计他在蜗居带小婴儿,一定累得够呛。 我和常青也曾一起赴艾未未的饭局,记得当时常青好像是谈了一通祖国统一的意见。艾未未貌似迷惘地诘问他;常青更执著地阐释。他们俩在不同的话语和行为的轨道,但可爱之处则有目共睹。常青的个性深深打上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一种纯正的气质在人世间颇为稀疏。 浦志强在代理广东奥美定美容伤害案时来过广州,他之风度翩翩,已经红遍媒体。只是一上餐桌,帅哥就露出胆怯。然后就解释说有糖尿病,每天还要打针;印象中他好像是随身带了注射器。2011年谭作人二审,我到成都,也跟拍了浦律师夏霖律师的工作,这些影像留在纪录片《国家的敌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里。那时他开始玩摄像机,大个子拿个小东西像在琢磨玩具。但前不久,我就看到他的大作了。我认为,有关湖南永州双规案的采访、记录,是这个时代非常卓越的纪录片。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好像这个纪录片不过就是电影术语中的大头说(talking head),但是,它作为独一无二的视听证言,已经具有充分的纪录片的价值。 我读过徐友渔老师的文章,几年前,为找一位失踪朋友,我对他做过一次采访。友渔住在京郊小区的一座塔楼里,家里很静。我们在俯瞰楼群的书房里交谈,后来友渔的妻子回来;她是医疗专家,每天要坐班。我们到附近吃了四川火锅,然后友渔帮我背着相机包,一直送我到地铁口。友渔的学问我就不评价了,众所周知。但印象中,友渔真是个好男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帮人背机器到地铁检票口还目送的好不好。 我和友渔的直接接触就这么一次,但作为学者的他,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却是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之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在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我们在去年初流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刘霞见到这些朋友时是多么激动和惊恐。而友渔对刘霞,则是多么可信任的兄长。 大约是2009年4月,我在北京和崔卫平、徐友渔、刘霞一起吃过一次饭。记得席间还有莫少平律师,卫平、友渔把在布拉格获奖的情况告诉刘霞,而不远处就有国保监视着。当时刘霞还有自由,我也是那次对刘霞做了个访问。刘霞说,为了给她做一段录音,友渔这个老夫子自己对着那支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说起来,这算多大个事呢?应该不算。但是,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郝建老师是我同行,我们都研究电影。去年我们还在电影学院可爱的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坐过他的车,我还很羡慕他有个挺精准的小摄像机。郝建的一位亲人,在25年前的那个血腥之夜遇难。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他的表弟。 现在我还想起来,在谭作人庭审完的那个傍晚,我还帮浦律师买过一个烤红薯。因为他患病,不能多吃,就很容易饿。这次他在看守所,少吃多餐?想都别想。 还有小老鼠,我的校友刘荻;2009年那天,我们吃完饭,和刘霞相拥而别。我们三人一起回崔卫平的家。我眼很钝,总是不信我们被人跟踪。结果在转13号线时的确有两个表情模糊的人跟着上车。兜兜转转,这俩闷人就一直跟着我们再到卫平家的小区。在那儿,有我从广州带给卫平的草泥马。早上卫平起得很早,她独自晨舞健身,然后在宽大的桌前阅读写作。 几天前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和在押犯亲切交流。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善良、有美学上的魅力。但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当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连google + 也打不开,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于各种牵挂和责任。 所以,当看到许志永的看守所视频,我不免觉得,他对生活的感觉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求仁得仁,而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尽管谁也不愿意,但进去了却也坦然面对。许志永、丁家喜、郭飞雄、李化平、刘萍……以及这次进去的五位朋友。对于胡石根老师,恐怕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囚禁怎能让他改变呢?话说回来,甘愿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这些没有进去的人更多地看清了一种人生境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自由战士的境界。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律师团,不是去为这些人取保候审,而是直接起诉关押他们的机关和决策者。因为,把无罪的人关起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这件事很好玩吗? 我也因此更敬佩我这些坐牢的朋友们,我认为,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简单一句话,也如在追悼会上的老生常谈:化悲痛为力量;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走的路,继续走下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后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注:green boots ,一位登山运动员遗体上的鞋子——通向珠峰的路标之一 ) ——有道云笔记 父亲艾仁宽(1923—2008)中华民国将领唐生智北伐第二期在河南信阳收养的义子,1944年由唐选送入黄埔成都军校第二十一期就学。中共上台后在湖北武汉市东湖中学英文老师,教务外主任,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退休后居武汉,2008年病逝,享年86岁。艾晓明在其著作《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中,讲述她一家的遭遇。 母亲唐仁群(1920—1996)中华民国将领唐生智女儿,小名六妹仔,初嫁与邻乡绅北应乡之鹿马桥人李济生长子;其夫是航空飞行跳伞教练员,因爱女病在医院守侯一夜,次日上机跳伞疲惫失事亡.后携女嫁与艾仁宽。 艾晓明是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教育重点项目"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项目主持人,同时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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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中国自由民主党人为之骄傲的历史丰碑——有关胡石根老师的二三事 Posted: 11 May 2014 12:15 AM PDT
自1992年起,一个人的名字就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内心,他就是胡石根老师。1992年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在北京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中共抓获,并在1994年被当局判处二十年、十七年、十五年的重刑。这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下,一批仁人志士勇敢地在中国大陆,以组党的形式挑战中共极权暴政的政治反抗活动。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的象征意义是深远的,这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人为之骄傲的历史丰碑! 中国自由民主党是第一个公开提出以"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的民主革命政党。她是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直接产物。 自1989年12月25日在海外正式成立以来,其核心成员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1995年4月16日,中国自由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 为了表彰胡石根同志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功绩并抗议中共对他的迫害,大会决定授予他"中国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的称号。 20多年来,中国自由民主党人前赴后继,为中国民主事业默默耕耘,挥洒热血,英勇奋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投身于中国民主事业!他们中,既有胡石根、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安宁、刘京生、陈卫、陈青林、刑宏伟、高玉祥、张承珠、许东岭、赵昕等一批经历了铁窗生涯的先驱,也有海外民运的第一人王炳章博士(无期徒刑,仍在狱中)。笔者深为这些同仁和志士而骄傲!也深为自己是一名中国自由民主党人而自豪。 今年的"两会"期间,胡石根老师在微信中告诉我:"今天软禁结束,跑了一天。这几天有很多事要忙,看看找一个你我都合适的时间再联络。" 未曾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5月5日胡石根、浦志强等人就再次被抓。这位曾在铁窗中度过16年岁月已是遍体鳞伤的花甲之人,将又一次遭受来自专制强权的凌辱,而理由却是那么的荒谬——只因为参加了一次纪念"六四"25周年的家庭聚会,令人气绝!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两天抽空整理了赵昕写的,介绍胡石根老师的两篇文章,十年前我初读时,内心就被深深地震撼,这一次我是再次留着眼泪看完的,如果你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良心犯人士,请读一读这两篇短文,了解一下什么是中国人不屈的脊梁! 一、胡石根先生简介 胡石根(1954年11月14日-),生于江西南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曾经担任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师。 1991年,胡石根与王国齐等人秘密组建了地下反对党——中国自由民主党,还组建了外围组织"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1992年,胡打算在当年的6月间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派发传单,以抗议六四事件的镇压和纪念六四死难者。在1992年5月27日因被人举报计划在天安门广场用航模飞机撒传单而被捕。 1994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罪名,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服刑期间,曾经有传胡石根病危。胡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获得减刑,最终在2008年8月26日,服刑16年之后获得释放。 2005年,在狱中的胡石根先生,荣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十九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2010年8月9日 胡石根等6名中国异议作家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 二、1992年组党经过和狱中的胡石根 在"六四惨案"后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之际,胡石根先生逆流而上,团结联合了一大批当时最为勇敢的民主义士,象王维林一样迎着坦克和刺刀冲了上去,先后和王国齐、王天成、康玉春、安宁、刘京生、陈卫、陈青林、刑宏伟、高玉祥、张承珠、许东岭、赵昕等等朋友发起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等组织,印刷张贴邮寄了大量宣传自由民主,批判专制独裁,呼吁平反"六四"的传单,并准备用遥控飞机在"六四"三周年时,在天安门广场空中飞撒"反动传单",由于事机泄露,于1992年5月28日被逮捕。 法庭上最勇敢——胡石根先生和其他同案难友一起,坚决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甚至和王国齐、王天成、陈卫等难友,在法庭上高喊"自由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大闹违宪法庭,王国齐还在法警粗暴的推攘中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正是在他们的不出卖、不合作运动之下,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道,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免遭失去自由的牢狱之灾。所判刑期最长——胡石根先生被当局扣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为"六四惨案"后所判刑期最长的民主人士之一。 监狱里最坚强——胡石根先生无疑是在共产党的铁狱里表现最为坚贞不屈的杰出民主人士之一。在长达十一年的漫长刑期中,他都是采取了最为坚定、最不妥协的态度进行坚持不懈的抗争,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手足都留下了终身残疾,长时期因不认罪而被列为"二级严管对象的危顽份子",并且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接见时,他要受到监听,每天24小时要受到政府委派的3~6名刑事犯的看管、记录,不许任何人同他讲话等等。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有政治犯,在各种文件中把胡石根这样的良心犯称为"特管犯"。后来难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担心他这样抗争下去恐怕连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是个问题,经过长期的苦口婆心的恳求和劝说,情况才有了一点点改善。 最缺少人情温暖的良心犯——由于师母(今年已离婚)不能理解胡石根先生从事民主运动的选择,所以很少去探视胡石根,胡石根先生和他心爱的女儿也是十三年才得见到一面。而胡石根先生老家的兄弟姐妹也远在江西,极少有时间和经济力量千里迢迢来北京探视胡石根,直到去年才在国内朋友们的支持下,才安排一个弟弟长住北京,每月去探视老胡一次。胡石根先生的老母亲也因为在1999年得知胡石根被判二十年大刑后,忧急交加,悲愤辞世——而胡石根先生痛苦得连去送别一下濒危的母亲的机会都没有,一如王国齐、刘贤斌、陈晏彬等等民运朋友一样,连去送别辞世的父亲或母亲的最基本的人道,都给专制极权剥夺了! 最艰难的发明者——胡石根先生在专业方面也颇有成果,正是在监狱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发明了文字编码技术。没有计算机,这种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后来,听说监狱办计算机班,老胡提出要去参加计算机学习,遭到了监狱的拒绝。1999年,胡石根先生的发明终于完成了。他想向国家申请专利,但遭到了各方面的阻碍。首先,他属于在押犯,处在剥权期间;其次是监狱的压制,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让世人知道"反革命"也能够出成果。 最需要保外治疗——监狱出来的难友说起胡石根先生的身体状况无不扼腕长叹。韩罡先生写到:"老胡的身体很弱,身患多种疾病,可以说是弱不禁风。他除了生存条件不断恶化、食品来源紧缺、营养不良外,还要受到政府和刑事犯的时时打压。他一般每个星期都要去卫生所看病,有时甚至是被抬去的。40多岁的人,看上去象60多岁的。每当看到这些,我的心中总是一阵阵酸楚。"据胡石根家人讲,胡石根先生患有严重的偏头痛、高血压、胃溃疡、心脏病、鼻窦炎、骨质增生、花粉过敏、高度近视等等疾病,而且由于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全面检查,还不知道究竟其他方面还患有什么病,只是老胡手足留下不明原因的残疾不说,甚至开始长时间的麻木和抽搐,夜不能寐,已经严重到精力衰竭、身体虚弱、行动迟滞、满头白发的境地了。 ——(摘自赵昕的文集,内容有删节) 三、催人泪下的胡石根往事 1991年底的一个深夜两点左右,我和老胡办完事后,跟着他回北京语言学院家去取给朋友的文件。不料老胡用钥匙开不开门,他太太把门反锁了。胡石根又敲又喊,师母还是怎么都不给开门。没有办法,老胡只好到后窗,把窗玻璃打碎一个角,伸手进去开了窗,从窗子跳进书桌上,准备给我拿文件——就在这时,胡太太突然冲到桌前,用一把剪刀歇斯底里地冲着胡石根边捅边叫,黑暗中恐怖之极。后来老胡又从窗口退了出来,我就着路灯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石根浑身是血,双手、胳膊、头部都血淋淋的,悲惨万状。我悲愤颤抖地搀扶着他,急忙骑自行车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急诊,一检查,胡石根身上被剪刀捅了整整十一刀之多。一路上,我刚开口埋怨胡太太,他就狠狠的打断我的话,述说他们夫妻的感情原来多好,胡师母又是怎样苦苦地劝他为了孩子,好好做学问好好过日子,并不断地重复说:"不怪她,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是我对不起她,是我对不起子!君君才三岁呀!君君才三岁呀!" ……那一路上,四处流淌着老胡的血和泪;那一天晚上,也流不尽老胡、师母、君君和我心头的血泪,痛啊…… 第二天一醒来,他浑身缠着白纱布,又开始践行他"坐等自由不如起而行动"的观念了。甚至,很过分地,都没有花时间去抚慰师母和君君泣血的心。 这12年来,老胡在监狱里受尽了难,才50岁的人,已经鬓发全白,步履蹒跚了。他两眼昏花到看不清台阶的程度,两腿都曾经摔骨折过。难友们先后从监狱里出来,一讲起他的情况,都是心头疼痛,无可奈何,嘘嘘不已。尽管师母去年已经选择了离婚,老胡为此极为伤心,但是正如春林说的:"我们无法谴责胡石根家人的离开,因为她没有错——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想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有什么错?"更何况,尽管师母不同意胡石根先生投身于中国民主化的事业,尽管她采取了许多极端的处理方法,但是这12年来,她没有得到也拒绝任何人帮助: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把女儿独自抚养长大,既要瞻养她那可敬的喜欢支持胡石根的老母亲,又要每年去探望胡石根几次。她一个善良而脆弱的女人,单薄的肩头上挑起了如此沉重的袱,挑起了这个犬儒世代 的冷酷和罪恶,挑起了现实社会的冷漠自私和无情无义,挑起了各种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功利实用和浅薄追星,已经不止是坚强可敬,甚或是大爱伟岸了!更何况,据胡石根善良的大姐讲,她是为了孩子君君才离婚的。 该拷问的,是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冰冷苦毒的你我他!是合谋制造这种精神酷刑、人间惨剧的形形色色的丑恶力量!!是一起造成这个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弱肉强食、犬儒主义盛行的世代的每个人!!! 胡石根先生曾经对我讲过:"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主耶稣并不想当救世主,他苦苦地向上帝哭泣,是我们这些罪人用自己的罪恶,一起牢牢地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于是他献身成全了天父的旨意,成了救世主!胡石根并不想当英雄,十二年半来,胡适根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良心犯,默默抗争默默受难。他没有家人为他呼吁奔走,派系纷杂的民运明星民运领袖们为他"提名"的几率少而又少,什么人权民主"大奖"也几乎轮不到他,保外救医出国留洋更是痴人梦想!甚至难友们七拼八凑给他送去的几千元钱,营养极其匮乏的他也舍不得花,要省下来给他最心爱的已经十六岁的女儿——君君,以后上大学使用。而这个他天天魂牵梦系的女儿啊,整整十二年半了,他仅仅今年才见得到一面!!!他一天也不想在牢里呆了,他不想当什么英雄,他要活着,他要治病,他要尽他做人子人父的责任,到江西老家祭奠1999年死去而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老母亲,要挣钱供养自己至爱的孩子上学!他现在监狱里已经身心衰竭,百病缠身了,能不能活着出来也只有天知道! 面对这样一个默默践行公民良知的中国公民胡石根,面对这样一个惨遭迫害悲苦万分的炼狱义人胡石根,面对这样一个无人关心无人救助的重情重义胡石根,面对这个被强权和我们一起有意无意地合谋推上"英雄的祭坛"上的胡石根,难道我良知未泯的兄弟姐妹们呀,非得等到他冤死在黑牢里,我们才能有所行动,才能像去膜拜林昭一样,去祭奠伟大的北大伟大的中华民族,又诞生了一个无辜牺牲的英雄和良心犯?! ——摘自2004年赵昕先生的文章,回忆当时还在狱中的胡石根老师(他曾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师) 潘晴 2014/5/10 于澳洲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