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65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l 31, 2014, 6:20:30 AM7/3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邓聿文：周永康案的四个关键问题
- 雾满拦江：辩证法是如何降低智商的！
- 未普：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
- 项小凯：新極權將迎來巔峰時代
- 吴祚来：周老虎倒下使江澤民政治雙重破產
- 周永康：习近平反腐的逗号还是句号？（附拿下周永康，巩固习近平时代的势力）
- 老愚：地方官员与中央巡视组的语言游戏（附中纪委巡视组进驻上海开展工作）
- 马小盐：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附财新网梳理周永康案人员落马全过程）
- 萧瀚：作为政治美德的节制
|
Posted: 31 Jul 2014 12:25 AM PDT 中国社会茫然又期待的心理下，周永康案公布了。新华社的电文是，鉴于周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在这里，没有用中共常用的"同志"二字，2014年2月，中共宣布对薄熙来立案调查时，尚用了这二字，表明当时薄还是党内同志，这种措辞上的差别，有很大讲究，它或者说明周已被开除党籍，留待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确认；或者即将开除党籍。另外，电文也说中共对周是立案审查，而非调查，这也说明，对周的调查基本结束，中共已经掌握了周涉嫌腐败的证据，现在需要的是对其违纪情况进行定性审查。从这点来看，周难逃法办。 周案从最初小范围的传布，直到现在家喻户晓，已一年有余。期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演绎过诸多传说。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级的腐败案件，公布时间其实并不算晚。因为要确定一个退休常委的腐败，是需要直接和有力的证据的，而寻找证据需要时间。但社会却对周案进展似乎缺乏耐心，除了反映出整个形势的诡异外，也是民间对中共反腐的不够确信，生怕这只呼之欲出的大老虎，最后被"放虎归山"或者被从轻发落。  Reuters 周永康 第一，为什么要公布周永康案？ 今年以来，围绕着周案公布出现了几个版本，随着传言中的几次公布时间被否定，许多人包括一些资深政治人士，开始怀疑周案最后到底会不会公布。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周或许会平安落地，最多是党内处理。在这些人看来，习近平根本打不动周这只老虎。他们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看法，原因在于把近期反腐仅仅看作党内高层特别是几个派系的权力斗争。也因此，才会有各色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的不时出笼。 周案自然有权斗的考量。但习近平的反腐是有多重目的的，包括立威和推进改革。习通过小组机制的设置，身兼多个小组组长，集党政军经济安全等大权于一身，意图就是以此强力推进改革。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改革计划，中共规划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而改革并不是件轻松事，过去几年改革之所以延宕下来，无非是被既得利益和腐败所钳制，集权的需要就是为了打破既得利益，推进反腐。正是在这点上，周案可以成为考验和衡量最高层是真集权还是假集权的一个标签。 设想一下，假如打不动这只老虎，最后老虎平安落地，或者只是受到不太严重的党纪处罚，社会会有什么看法？人们会相信习近平能够推得动改革吗？故他的政治权威，直接与能否打倒大老虎攸关。否则，前期的辛苦和工作、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与民族复兴之梦都将付之东流，整个社会将会充满"幻灭感"。从这一角度说，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打下这只大老虎。 江苏无锡的西前头村近日引来众多游客前往，俨然成为一处旅游景点。但这个村庄的一夜闻名并不是因为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是得益于它曾经的一位"村民"──陷入政治腐败案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第二，为什么现在公布周案？ 关于周案，社会曾几次放风要公布了，时间都说得很确切，但随即被证明是假的。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临近，又认为周案会在四中全会公布。结果中共选在7月29日发布周案消息。这个时间点许多人都未料到。 今年一月，我在接受外媒采访及和有关学者讨论周案时，认为周案公布时间应该会在今年五六月份，最多不会超过八月。以后我也多次坚持这一时间点。当然不是说我的预测多准确，理由很简单，周案拖得愈久，对习的反腐和权威会愈不利。反腐本来是很得民心的事情，若对这件众所周知的案件迟迟不公布，善意一点的会认为打虎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恶意"一点的则认为本来就没想打虎，不过是骗骗百姓罢了。另外，要把周拿下，必须有杀伤力极大的证据，而这也是要耗时的。   Jason Lee/Reuters 图片：周永康的这些年 第三，周后还会有其他大老虎要打吗？ 周落马后，其他传言中的大老虎、老老虎等是否会被陆续拿下？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甚至期待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此种可能性在新领导层第一任期几乎为零。至于第二任期是否会有大老虎落网，则要看以后的情形发展。 事实上，打周的目的并不是刻意要破"刑不上常委"的规则，而是通过几件有指标意义的案件的处理来立威，使官员感到威慑，从而不敢去贪。换言之，通过强力反腐，习近平的目的是建立一支不腐败的官僚队伍。 此中原因在于，从当下腐败来看，少有人无染，大多都有"辫子"抓在别人手里，从而形成腐败上的"恐怖平衡"，这是过去反腐败深入不下去的一个根源。这次公布周案，应当也是高层各方达成交易和妥协的结果。但此种交易和妥协，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意味着在周案上，其反对者不得不遵循最高层的意志，实际也认可了其权威，今后不会再构成大的掣肘。但若"趁胜追击"，再把其他大老虎办下，会搞得人人自危，形成滚雪球效应，无形中刺激社会对打大老虎的期待，也会伤害到中共形象和执政合法性。 第四，周会不会移交司法处理？未来反腐会以何种形式进行？  图表：周永康的家人 本次周案的公布，同时伴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时间和主题的公布，这实际是暗示：周会司法处理。用中共的语言说，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 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格依法办理。若周最后软着陆，所谓依法治理就根本没有说服力。因此，从常识来看，周被司法处理是一定的。 问题在于，四中全会研究的依法治国，对反腐意味着什么，是否会改变目前的反腐态势？现阶段的反腐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基本围绕着周进行，落马的高官大都与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重"打"弱"防"，以治标为主。 随着周的落马，前一特点告一段落，对于后一点，社会争议很多，反对者认为，运动式反腐会破坏法治，而且过于从权斗考虑。客观地说，从中共腐败的严重性来说，需要有一个高压的反腐态势，但在一大帮官员落马后，尤其是周案水落石出，反腐到了一个阶段性转变的时候，需从目前运动式反腐逐渐转向制度建设，出台一些治本意义的制度和措施。四中全会是否在这方面有部属和落实，是一个观察指标。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30 Jul 2014 11:47 PM PDT （1） 玩微信，进大学时的同学群，与老同学们交谈（感觉自己已经好老好老了）。让人不由想起大学时的读书生活。 大学时，我在校图书馆借了几本近代西方科学家评传，其中有个章节讲述马赫（Ernst Mach，1838年～1916年）。我读到的书，将马赫贬斥为机械唯物主义，而后罗列了他那一长串在科技史上的贡献。当时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噢，马赫这老兄，不幸走上了机械唯物主义邪路，却在科学领域造诣非凡，你们这些绝对正确的唯物主义者，怎么就没弄出点象样的玩艺儿来呢？ 再读下去，才发现马赫的机械唯物主义已经算是先进生产力了。与马赫同时代的科学家们，绝大多数都被贬斥为唯心主义。同样的，这些惨遭批判的学者们，也各有一长串伟大的科学贡献——这种评价模式，还有个规律：成就越大，越唯心，成就小点就偏向机械唯物，再把评述者本人也加进来，那就是，打爹骂娘一事无成的，就是绝对正确的唯物主义者！ 痛并困惑着……看来这个机械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唯心主义，应该不是坏东西。要不然怎么人家会搞出如此伟大的科学成就？反倒是这些以绝对正确的唯物主义者自居的物种，明显有问题。 奇怪呀，人家在科学思想领域有如此伟大的贡献，却被没有丝毫成就的人蛮横指责。这些一无所成、竟有勇气批判大思想家的人，凭了什么？ 仔细研究，无知者批判大科学家，凭的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犀利大杀器！ （2） 中学时的课程，再没有比唯物辩证法更容易上手的了，简单易学，痛快明了，通关秘笈就一句话——凡事要一分为二的看！从此你就获得了一枚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天下虽大，恨无对手。举世悠悠，唯我独尊！你甚至不需要中学毕业，也照样能够把读书万卷的大学者，批得死去活来，噎得嚎淘大哭！ 你如果说，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辩证人士立即应声而出，谆谆告诫你：凡事要辩证的看，民主也不是万能的。何况中国的国情特殊，不适合民主，社会乱了，遭殃的可是老百姓啊！ 你如果说：专制制度戕残性灵，阻碍文明进程。辨证人士又挺身而出，说：看问题要客观要全面，要一分为二，专制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中华文明古国几千年，这可是西方人比不了的。 辩证法就是这么棒，没人能逃得过辩证人士的"一分为二"陷阱。这个陷阱把精确的概念，不确定化了。精确概念模糊化，导致原本是清晰的问题表述，先被肢解而后曲解，最终是鸡同鸭讲，辩证人士同你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却造成了一种你被他成功挫败的错觉。 实际上，辩证法是没问题的，它更类同于苏格拉底的无限穷诘法，通过无限穷索，直到确定出最精准唯一性的概念表达。 有问题的是：任何观念或思想，都有其适用领域，一旦错位，就成为彻头彻尾的谬误——正如同数学的精确不能够拿到《诗经》中微分求导，辩证法的适用领域，也不可以偏离初始的名实范畴。 但坑爹的是，我们的课本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好端端的辩证法，沦为诡辩利器，那是因为有居心不良的人士在故意使坏。 如果你还没有把中学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全部忘掉，那么，就一定会娴熟的把这段定义，背诵下来：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它是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因此它是世界全人类的思想财富。 上述这段话，每个中学生都会背。考试中但凡错一个字，老师都会狠狠的扣掉你的分数——专业课不好，是残次品。政治课不好，那可是危险品！ 你必须要背得滚瓜烂熟，答得一字不差，才有可能拿到高分，拿到进入社会的入场券——而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智商迅速飙降，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脑残人士。 若要成功，必先自宫。徜若自宫，就远离成功——这就是辩证法干的事儿！ 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定义，是精心构设、有意混淆不同范畴的概念所形成的一个可怕魔咒。一旦被施法，大脑活泛程度就会不知不觉被降低。如不能够自我摆脱，终将沦为抬杠人士。别人说东，你一分为二的说西。别人撵狗，你凡事辨证的去捉鸡。最令人绝望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是呈平滑运行，根本没有深层次的思考。抬杠至终，徒然荒废了自己。 辩证人士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没有建创力。他们自己无法建立创造出任何体系，必须要找个敌人，把你一分为二反向行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辩证人士都无法自立门户，舍弃打架斗殴抬杠顶牛，辩证人士就彻底失去存在感。 那么，这个导致辩证人士走火入魔的邪恶符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呢？ （4） 现在，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魔咒的法力结构（这一段过于生涩，不看也不要紧），先从课本上的定义开始：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它是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因此它是世界全人类的思想财富。 按照初中老师教导的划分主谓宾，打掉修饰词，把这亢长的魔符凝缩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魔符，原来是四句话，由四个咒语构成的： 咒语一：唯物辩证法是科学。 咒语二：唯物辩证法反映规律和本质。 咒语三：唯物辩证法是武器。 咒语四：唯物辩证法是思想。 当把这个魔符拆解之后，你肯定会心里咯噔一声，好像第一句话就不对头，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不对吧，它好像应该是哲学才对。 哲学是思想的，科学是实证的——简单说，哲学是动脑子的，科学是动手的。说辩证法是动脑子的，辩证人士应该不会有异议。可如果你敢说它是科学，拜托大哥，你来给设计个实验，证明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来吧，需要什么实验器材你吱声就是了！ 可是，纠缠哲学科学这些小枝节，真的有多么重要吗？ 就算不重要好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第二句好像也不对头，辩证法辩证法，这明明说的是一种思维方法，方法是用来观察现象、认知规律的，怎么可能"反映"规律和本质？ 如果说一个方法能够反映规律和本质，这岂不是说人类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吗？更严重的是，你这个到了尽头的思想，日常生活全靠了搬取西方文明的成果，才不至于返回树上原始时代。说唯物辩证法到了尽头，连辩证人士的厚脸皮都会泛红！ 可设计这个概念迷宫的人，为什么要胡扯呢？ 答案在第三句： 唯物辩证法是武器——完了！ 原来是这样，唯物辩证法被人高屋建瓴的撕巴揪扯，居然给弄成了武器。拿淘金者手中的铁锹来比喻辩证法，这板锹不是用来掘土挖金矿的，是用来拍人的！ 辩证法就是这么坑爹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先把一个普通的哲学概念，夸张为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就俨然获得了对别人指手划脚的权力和资格。 你学到的东西不是建设工具，而是用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最趁手的家什儿。你成了满街游荡的小流氓，专心去找建设者的麻烦。你的武器很顺手，在找荐闹事方面你战无不胜，可是你自己的人生，却因此荒废而沦为空白。 ——你或许会说，请不要偷换概念，人家这里的武器，说的并不是你那个意思——但实际上，这里的武器，说的正是我表述的原意。而有心人之所以设计这样一个荒谬的概念并强迫年轻人牢记，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年轻人打造成暴力战士，让他们成为富挑刺精神的批判斗士却丧失体系建设能力。 （5） 不管初始的辩证法定义是什么，但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却是一门低级的诡辨术。这门诡辨术甚至连个象样的教程讲义都没有，完全是靠了临场发挥，胡言乱语，就能够让年轻人陷入到虚假的智力优越感之中。 这种虚假的智力优越感，在文革时代登峰造极。1968年3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在中科院主持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被批判为"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爱因斯坦本人更惨，被骂得狗血喷头："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托唯物辩证法的福，那年月中国人的智商，就是这么不靠谱。 ——但实际上，主持批判爱因斯坦的人，一点也不傻。他们能够弄出如此复杂的魔符迷宫，智商低了，也干不出这种丧天良的技术活。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深层次的毒化的国民的心智模式，让人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跃跃欲试的拿辩证法挫败智慧与思想。 尽管思想与智慧是不可能挫败的，但辩证法所带来的虚假快感，却能够让人陷入到天然无脑的亢奋之中。当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沉浸于这种氛围之中久了，就形成了固定的心智模式，从此对真正艰涩的思想智慧产生强烈排异反应，心甘情愿停留在脑残状态之中，与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一切不过是愚民而已！你的思想建设力丧失了，只剩下了寻衅滋事能力。大脑泥陷于比猿猴更古远的混沌愚昧状态，权力才可以高枕无忧。 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被辩证法所毁掉，更多的年轻人还在被毁掉过程之中。在这个商业大潮兴起的伟大时代，你必须要迅速拯救自己，因为脑残或可蜷伏于权力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却绝无可能在更冷酷的商业法则中获得机会。 救救自己，别无选择。 (来源：微信公号"雾满拦江"）  |
||||||||||||
|
Posted: 30 Jul 2014 10:22 PM PDT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80年代后期在中国翻译出版，在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20多年过去了，中国知识界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特色后极权主义的重压之下，生命中已经变得可以承受各种各样的轻，换句话说，就是在权力面前，人的心灵和人格越来越卑微和萎缩。 米兰.昆德拉这部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故事梗概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位知名的脑外科医生有感于当时捷克的自由化气氛和思想活跃，写了一篇批评捷克共产党的文章投稿到杂志社，但文章还未刊登，苏联军队已经入侵捷克，用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这位医生逃到瑞士，等到局势平稳后，又回到捷克，并申请回原来的医院工作。医院很欢迎这位名医复职，但领导要求他签名表态，撤回原来那篇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这位医生却沉默不语。领导又说："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发表，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你写过这样的文章，你表态收回，组织上已存入你的个人档案，不会公布，这对你的名誉地位都没有影响。"医生还是沉默。于是领导又说："写文章不是你的专业，这篇没有刊登的稿子对一个医生有那么重要吗？"医生终于开口回答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重要。"最后，他就成了一个清洁工。 然而，在东方专制主义下辗转苟活的中国人，对人格和尊严的理解和专制历史比较短的民族不同。套用现在五毛党的话："民主能当饭吃吗？"人格这东西也不能当饭吃，对他们来说，生命最不能承受的是没饭吃，好死不如赖活，而为了有饭吃，生命中各种各样的轻都可以承受。 极权统治者也看准了这一点，愿意对权力下跪的顺民，当然是一等良民。那些不肯下跪的，就非要变著法子逼你下跪不可。只信奉暴力和利益的统治者，自己的道德基准线极为低下，越是这样就越要摧毁叛逆者的人格，剥夺他们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代表组织和脑外科医生谈话的医院领导，其实他就是党的化身，要求对方签名收回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虽然不公布你的签名，但收入档案，将你的把柄攥在组织手里。只要你一低头，就矮化了自己的道德。 到了中共习近平这一朝，矮化更进了一步，不但要矮化还要丑化，要让胆敢叛逆党权威的人，自己撕裂自己的人格和道德。这种新的精神刑法首见于网络大V薛蛮子，看到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上非常配合、非常顺从地撕裂自己的道德，毁灭自己的人格，那种可怜相真是令人毛骨耸然。 薛蛮子可以自轻自贱，并不代表别人也会这样做，但当局非要把人格侮辱进行到底，比如王公权和高瑜，都属于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王公权被关押了一百天，最后屈服了，据他友人的微博透露，他也被迫上央视认罪，显然他在表情和身体语言上作出无声的抵抗，最后央视没有播出，但当局是用什么手段让他低头的，到现在也是一个谜。不过，从高瑜身上也大约可以推断出来，高瑜骨头更硬，但当局用逮捕她的儿子来逼她就范，就是拿住她最不能承受伤害的软肋，出于母爱、出于亲情，高瑜终于退让了。 然而，以中国人在专制欺凌之下严重偏低的道德水准，世间能有几个王公权和高瑜？连他们高傲的人格，都被无情践踏侮辱和摧毁，生命中还有什么是不能承受之轻？ 现在中共当局镇压异见的国家机器正满负荷运转，不但抓人，更对撕裂人格的精神刑法乐此不疲。试问专制机器仅仅是为了对付几个异议分子吗？当然不是，他们打的是一场全民道德毁灭战，誓要把中国人的脊梁骨敲断，将其精神结构从根上扭曲异化，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直至中国人的生命中可以承受各种各样的轻，习近平的"中国梦"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30 Jul 2014 07:06 PM PDT
據新華社7月29日消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被中紀委立案審查。經過一年左右的風傳與猜測，「倒周」這一懸念，終於落下。 民間反應可謂熱烈。對於久在權力之下，忍氣吞聲的許多普通國民來說，任何一個當權者或者前當權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變成一種喜慶。而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士，彷彿更為歡欣鼓舞。有些人將「倒周」事件，視作黨內開明路線勝利的標誌，甚至還有人認為，這將成為開啟法治改革的契機。 但這些人似乎忘記了，2012年，當薄熙來被宣布接受中紀委調查之後，當時的那一幕幕歡慶景象，與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隨後所發生的，卻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對民間打壓力度的急劇加大。袁冬、劉萍、許志永、浦志強等諸多維權人士，均是在這一時期之內，遭到刑拘或判決。 權力鬥爭，確實通常與路線鬥爭相互交織。例如，上世紀20年代後期，蘇聯繼續「新經濟」路線的背景，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等人的權鬥；中共延安整風的背景，是毛澤東與王明等人的權鬥；文革的背景，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權鬥。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時反映出，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雙重屬性。 只不過，目前越來越佔上風的一種趨勢，恐怕並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儘管經常有人，把49年後的歷史，分為文革期與改革期兩個階段，但權力集團作為列寧式政黨的這一本質屬性，卻從未有絲毫改變。 列寧式政黨，實行嚴格的自頂向下的黨國架構。這種權力組織，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無法兼容三權分立的分權模式，同時也不能容忍超越政黨權力的廣義的憲政模式。這一性質，由列寧式政黨的本身邏輯所決定。否則，一旦這個核心模式受到動搖，則列寧式政黨，極有可能被引發權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毀。前蘇聯政治改革的失敗，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個政黨在開放環境中和平參與競爭，在競爭中改善自身，強化優勢。而列寧式政黨的黨國模式，並不存在這樣的公開競爭機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列寧式政黨，通過組織運動與內部清洗，來純化自身組織，強化組織忠誠度與內部凝聚力。蘇聯的大清洗，中國的延安整風、反右文革，均屬於這種組織強化方式。 當下的反腐運動，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反腐運動，不但不會改變權力高度壟斷的事實，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中央權力，提高組織凝聚力與忠誠度。而在國內外雲譎波詭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顯出的另一種國家道路，則越來越清晰可見。 八九之後，中國的統治者，將專政統治，與有限市場成功結合，形成一種穩定的新極權形態。而由於無法受到實質的限制，權力得以恣意掠奪財富，導致嚴重的制度腐化與貧富極化。據統計，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間，中國的非法外流資金，合計超過1萬億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據北京大學最近所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國三分之一的財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財富分配極不平衡。實際情況，恐怕要比這些看得見的數字還要嚴重。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長期實行「韜光養晦」的策略。一方面積極躋身於世界貿易，一方面避免與其它大國發生正面衝突。在過去的數十年期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貿易比重越來越大。中國目前的貿易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 顯然，國內的嚴重社會問題，極可能為將來的重大危機，埋下潛因；而國家實力的增長，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也促使統治者，改變調整對外戰略。當下所觀察到的國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國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執政者對現狀的把握，以及對政權前景的構想。 列寧式政黨，不可能改變自身的權力壟斷的根本架構，因此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國內的制度腐化與貧富分化。體制只能進一步取消社會組織，壓制社會反抗，封堵由問題到危機的路徑機制，並以此達到消解未來社會危機的目的。 在對外關係方面，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顯著增長，體制也需要進一步建立，以自身為中心的地緣秩序生態圈，以服務於長期的政權戰略利益。 對內壓制，對外擴張，便是當下的對國內外危機與變化的統合解決方案。而隨著周永康的倒掉，這一道路，在國內已經取得近乎全面的勝利。可以料想，在權力大獲全勝之後，隨之而來的，非但不會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極可能是對國民社會的全面控制的升級，以及對國民文化的再次馴服與塑造。本來就極為有限的社會空間與個體自由，則將會進一步受到擠壓與剝奪。 在國際關係方面，以新極權模式為中心的新地緣格局，必然會對美國長期主導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為核心的東亞聯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戰。而由此產生的摩擦與衝突，也將更為頻繁，更為激化。 可以預期，在這一階段之內，體制的這種道路模式，於內不會受到實質的挑戰，於外也不會形成致命的衝突。中國將迎來新極權的巔峰時代。而同時，也將會是政治改革徹底幻滅的時代。 ——东网  |
||||||||||||
|
Posted: 30 Jul 2014 06:32 PM PDT
周永康案，從傳言到坐實，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中紀委沒有閒著，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將周永康從家人到秘書到其提拔的干將，悉數調查拘審，其力度之大，顯然超過對薄熙來的審查，阻力與難度，也遠遠超過薄案。 周永康主持公安部與政法委工作十年之久，完全諳悉黨國政法坦白從嚴的道理，而且他本人也不太可能親手收取巨額賄賂、寫字留證據，這樣他完全可以將任何查出來的事情，歸結為家教不嚴或用人不察，加之背後支持他的元老勢力干預，要求有充足證據才可以給周定罪，如此下來，造成海量的調查與偵查、拘審，石油系、四川系、政法公安系、秘書班、家庭親友均全方位觸網。 與其說這是周永康個人腐敗，不如說這是黨國體制的一個惡果。周永康這隻老虎的倒下，更意味著江澤民政治的破產。 周永康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體系，甚至他不是一個孤立的幫派體系，黨領導下的權貴社會資本主義，是一根巨大的毒藤，它上面碩果纍纍，周永康這顆毒果不僅危害國家，更危害到當今當政者，所以必除去而後快。 鄧小平迴光返照之際，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將政治改革擺上日程，這是現在一切亂象之源，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理論，將權貴做成一體，讓整個國家陷入無道德與權利節制的經濟發展狂歡之中，經濟發展被學者總結出幾大「優勢」：低人權優勢、低環保優勢、低人力成本優勢，其實最大的優勢是權貴合力，以及背後的黨國可以集體權力「辦大事」。 為了集中權力辦大事，黨領導下的權貴體制，實現雙重承包制，政治承包與經濟承包，政治承包具體為穩定承包，經濟承包具體為績效GDP承包，黨國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要通過經濟發展，使中央獲得財政收益，如果中央經濟乏力，全國不穩，而地方又必須通過一切手段與方式，維護穩定。當穩定問題被政治化了，所有的上訪維權活動，都被視為顛覆或破壞性的活動，被政法系嚴加打壓，這樣，周永康時代的黑監獄、截訪、強拆、冤案海量出現，而監控設備也海量生產與安置，而這一切監控要保護的，一是黨國的整體安全，二是周永康下屬、親友團在攫取財富時的安全。 底層雙重利益輸送模式，一是財稅分開，地方政府要向中央輸送地方稅收，二是腐敗利益輸送，地方政府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官員要升遷，要得到保護，拼命地掠奪國民財富，同時向上輸送。現在查出來的貪官動輒數以億計十億計？就是巨大的地下輸送管道已經成型。 周永康的出局，是江澤民三個代表政治的破產，或者說是黨國領導下的權貴政治經濟學的破產。 江澤民的暗政治也同時破產。 江澤民的暗政治，也是鄧小平的暗政治之繼續，就是不僅要實現黨國對人民的絕對控制，還要實現個人派系對黨國中央的絕對控制，鄧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但江為了保全自己派系，以及個人的權勢，不僅延時兼任中央軍委主席二年，並通過個人辦公室與原有軍界重臣，實現對胡溫的十年政治挾持。 當江澤民試圖故伎重演，繼續控制習近平之時，遭到雙重打擊，一是胡錦濤裸退，迫使江澤民在中南海與中央軍委的辦公室撤除，江在北京沒有了操控的據點；二是習近平對江系重臣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的全面剷除，以及對江本人露面與出行的嚴格控制，使江的政治影響力歸零。 這次公布周永康案之前，以上海為中心的航班大量延誤，公開的說法是東海軍演，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明眼人一看便知，宏大的軍演行動，劍之所指；而一曲鬧劇也不經意間在北京公演，巨大的蛤蟆出現在中央電視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水面，網絡上如潮的評論並不是在欣賞巨型蛤蟆，而是嬉謔江澤民，一些網站因此將蛤蟆列為敏感詞予以禁止出現。顯然，江澤民的形象在民意中，特別是網民世界中，已成為笑料。人民的江山被打造成了黨的江山，黨的江山又想打造成江家江山，危如纍石的遊戲，正在層層倒塌過程中。 鄧江時代建立的黨領導下的權貴資本主義體制還在，周永康建立起來的非法維穩體系還在，江系破產了，周永康腐敗集體覆滅了，習如何終結造惡體制？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公開的信息是中共將宣誓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理念與口號，能終結黨領導下的權貴資本主義體制麼？黨的專政向憲政轉型，當然先要確立依法治國的理念，但，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自由的言論與公民社會力量，依法治國只會停留在夢想階段。 ——东网  |
||||||||||||
|
周永康：习近平反腐的逗号还是句号？（附拿下周永康，巩固习近平时代的势力） Posted: 30 Jul 2014 06:29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7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12  |
||||||||||||
|
老愚：地方官员与中央巡视组的语言游戏（附中纪委巡视组进驻上海开展工作） Posted: 30 Jul 2014 05:48 PM PDT
中共设立的巡视制度，尽管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但好像从去年开始，才有了一番威慑的气象。 在庞大的行政系统之外，设立这样一种返祖式的政治制度，当局申明其目的在于监督中高级官员。懒政、腐政，根子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权力与国民无关，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封闭传导暗箱。在已有垂直权力体系低效甚至失效的情况下，巡视制度旨在通过权力叠加式的传导，确立现任党魁的指挥权威。拒绝合理分权的政权机制，长期以来形成了畸形的管制定律：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约束权力。可以想见，这种在法治之外的约束，只会使权力实现更畸形的集中，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模式，不断强化奴役特性，诱使并强迫下对上负责，且只对上负责。上级即是上帝和真理的化身，服从上级就是履行职责。听命于委任制权力的官员，在上级和法律之间，一律选择了前者。 中央巡视组的使命，无非是调查地方对中南海政令的态度及执行状况，顺便打探民众对各地长官的好恶，以之作为选拔处罚官员的依据。他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颇似冤家对头猫与鼠。然而，地方官员与最高权力层，只是不同层级权力的分享者，巡视大员秉承上命，无非是为了确认下属的忠诚度。他们之间的攻防，因为本是一家人，不过是演戏给外人看罢了。 演戏，就得有脚本和导演。批评的分寸如何拿捏？怎样在安抚的前提下，委婉地提出批评？批评到何等程度？……这一切都是学问。 老虎和苍蝇就在那儿。但打哪种类型的老虎，拍哪种花色的苍蝇，总共打多少只，都有讲究。巡视组对每个地方的总结，皆有所本：先肯定其响应中央权威的热情，把毛理顺，再点穴似的指出问题——而问题，就是那些，随便找出几个，便足以让下属低头。因为下属一直处在成堆的问题中，他们知道自己的困境，并不觉得那些问题会使自己如何，但巡视组一旦指出，马上做彻悟状，反省状，就像小学生故意不去做易做的题目，等老师走到自己身边和蔼地指点，方恍然大悟：嗷，原来是这样的呀！我真笨。 经过勾兑、彩排的反馈表演，具有革命政治的崇高舞台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不真实感和滑稽感。他们的对答严丝合缝，矛挥舞着，有情之矛，不待坚实的盾迎上来，便轻轻落到盾面，矛与盾借此完成了美妙的合谋。因为没有一丝新奇和意外，你便以为那是无刺之矛，那是无底之盾。 这样以来，巡视组得到的结论便可想而知。各地都有把柄捏在巡视组手里，服从，配合，继续表现。那把剑落在谁头上不奇怪，别人也不会奇怪，只有落到自己头上时，才知道痛彻心扉的痛，但那时已发不出声。 在老大哥的注视下，他们假装愉快地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一有机会肯定会再放出来，变本加厉施虐，因为权力最不喜欢被管制。他们中会有人这样想么：谁来把老大哥的权力关进国民的笼子里？ 先说巡视组用语。 2013年5月27日至8月20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江西省进行了巡视。当年 9月18日，组长王鸿举代表巡视组与江西省委互动。 "巡视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广泛开展个别谈话，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了汇报。"——这是巡视组的自我宣示。且看其配套用语：按照——重要指示，广泛开展个别谈话，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标准的官方腔调，自己给自己打满分。到底个别谈话的对象是谁？谈了多少人？受理了多少群众来信？接受了多少人次的来访？一概语焉不详。 他们给该省打出了"高分"："江西省党政领导班子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只是一个态度肯定：坚决贯彻落实，认真执行，扎实推进，取得积极进展——无效果检验。但当地要的就是这个评语：我们在听话，我们在做。 先抹蜂蜜，再轻轻拽出问题："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方面，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仍有差距，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有的甚至顶风公款吃请；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存在超编制配备干部，个别干部"带病提拔重用"等问题。此外，干部群众还反映，一些地方在矿产资源保护、开发、管理工作中存在漏洞。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皆为轻描淡写般的用词："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一些干部""有的甚至""个别干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生怕造成全局腐败的结论，小心翼翼，护犊子之心昭然若揭。再看看对病症的用词："存在……问题""认识仍有差距""存在形式主义""存在漏洞"。诸君，这是一幅多么和谐亲切的画面啊！ 如此一来，提出的"意见建议"也就相当温柔了："进一步加强""严肃查处""加强""强化""进一步""着力解决""进一步认真贯彻""严肃查处""加强""认真解决" "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研究处理"。巡视组还特别严肃地指出，"要求领导干部拒收、上缴不该收受的红包礼金"。如果剥去那一堆鼓励性的词语，地方政府等于什么也没干。催促官员履职的话语，透露出官场一家人的和悦情态，在我看来，这也是督促无力的情状，更是官场不作为的例证。最后假装语重心长地劝告："要严格按照""高度重视""要认真研究分析""切实担负起"——多像家长对顽劣孩童的告诫。 巡视组的讲话立即被地方首长听懂了。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应答便特别"上道"："这次巡视是对江西工作的一次'把脉会诊'，是对江西领导班子及成员政治上的一次'健康体检'。"何其尊重巡视组，把自己放到病人的位置，乖巧、顺从，感恩。 然后是一系列对应的形容词罗列："严肃指出了""特别是""我们要切实警醒起来，认真对照检查，深刻查找原因，坚决进行整改。""要结合""要更加坚决有力地""切实营造""更加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切实解决""更加牢固地树立""切实加强""更加认真地解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一项一项进行研究，一条一条制定措施，一件一件督促整改，向中央交一份满意答卷。"自此成为必用句式。 到了2014年7月6日，中央巡视组对河南省委做出的结论便具有高仿真特点："认真贯彻""深入开展""认真执行""坚决维护""不断改进"。"一些地方和省直机关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 "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有的领导干部"。"意识不够强""落实不到位""问题比较严重""依然存在""腐败案件增多""仍然存在""转变不到位""时有发生""一度也比较严重""时有发生"。 欧阳淞代表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建议增加了新内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和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运用巡视成果"。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的表态与江西修辞有异，属于传统诚恳型："中央巡视组既肯定了省委领导班子的工作和河南近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又严肃指出了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整改要求，提出了客观中肯的意见建议，这是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和有力指导，也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警醒和爱护。""我们诚恳接受，一定高度重视，坚决纠正解决。" 下面的表态就具有河南特色了："把积极整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作为全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的重要工作，清醒认识、正确对待，逐条逐项对照检查；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刻反思、找准症结；及时改进、落实到位，一项一项拉出问题单子、一条一条细化整改措施、一件一件明确整改责任，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收兵，确保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得到全面整改落实。" "对巡视组反馈的'四风'突出问题，从省委常委做起，从省级班子、省级领导干部做起，主动认领、对号入座，结合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和教育实践活动的整改落实认真加以解决，有效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到了北京市委巡视组这一级，应对全照模板进行。 请看巡视组对人力社保局的批评："纪检组、监察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影响履行监督的职责。对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行风监督还不够，对所属差额及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监管薄弱，对信访工作监督力度不够。""'四风'问题还有表现。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还有不严谨问题。" 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张欣庆的回应是："诚恳接受巡视组提出的宝贵意见，并将深刻反思，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直面问题并认真解决，确保整改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市人力社保局将重点围绕社保基金安全等重要事项，加强制约和监督机制建设，确保各项权力依法、公正、透明地运行。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一个一个抓，一件一件改。" 财政局党组书记李颖津的回应："市委巡视组所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每个同志都要对号入座、深刻反思。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我作为班子的'一把手'要承担抓好整改、推动落实的'第一责任'，班子全体成员要逐一对照问题，主动认领、推动整改。党组要带头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带头把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敢于较真碰硬的精神解决好干部职工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巡视组提"意见建议"多用勉励词汇，被巡视者则拉满弓，说话不留余地，表达完全的服从姿态，信誓旦旦表达自己有能力解决巡视组提出的所有问题。一唱一和，呈现了一幅同心同德的上下级关系，令人心仪。 如果没有巡视组，他们还会不会正常履职？貌似谦卑的表态，给人以强烈的做戏感。也许，当局要的就是这样的舞台效果：这些表过态的官员等于把自己无保留地交给了最新的党中央，一旦有二心，或不再被信任，就毫无安全可言。 巡视制度是中共自我维持运转的辅助手段，短期或有威慑之效，有助于形成一个一竿子插到底的指令系统，树立元首权威，但归根到底是一个拒绝人民监督的权宜之计，会使官员更下贱地依附于权力系统，更积极寻求上端"老大哥"的庇护。 党政一体，党国一体——这或许是维持专制统治的最好方式，但人民愿意一直忍受下去么？ ——金融时报中文网 【附录】 中纪委巡视组进驻上海开展工作 吉密欧 北京报道 中国近几十年打击面最广的反腐运动即将在上海展开。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之都，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大本营。 直至目前为止，上海这座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基本上没有受到反腐运动的影响。反腐运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20个月以来的核心政策，已导致数十万名官员受到调查。 然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个阵容强大的巡视组已进驻上海，并将在那里工作至9月底。中纪委是调查中共党员涉嫌犯罪或不当行为的机构。 在曝出上述消息的前一天，中共正式对周永康展开腐败调查。周永康曾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受到腐败指控的最高官阶的人物。 许多政治分析人士相信，对周永康的调查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最高峰。他们辩称，将目标对准更高级别的退休官员将破坏威权政府的稳定。周永康自去年年底以来被拘留。 然而，通过将反腐运动转向上海，习近平正在威胁江泽民的残余影响力。现年87岁的江泽民在2003年从国家主席职位退休后，依然在党内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名常委中，有4位或5位常委被认为与江泽民关系密切。江泽民在1989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前是上海市委书记，他创建的影响力仍然巨大的派系被称为"上海帮"。 政治内部人士表示，习近平被江泽民在党内和军内无处不在的残余影响力所激怒。 反腐调查已经将目标对准多名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官员，包括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最近的例子是王宗南。王宗南是江泽民的亲信，曾担任光明食品集团(Bright Food)的董事长，后者拥有英国早餐谷物品牌维他麦(Weetabix)。王宗南在本周一受到反腐调查。 韩碧如(Lucy Hornby)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
||||||||||||
|
马小盐：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附财新网梳理周永康案人员落马全过程） Posted: 30 Jul 2014 05:26 PM PDT
7月29日，周永康被中国官方宣布立案审查。在网络沸腾之时，种种以周永康为核心的人脉关系图被详细创作出来，清晰地显示出周永康在政界、商界以及亲友圈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诞生至今，一个个曾经万般光鲜的人物，从圣坛上接二连三掉下来。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企业家、商人、娱乐明星、主持人等等，本来并非官场人物，也都搅进了腐败的漩涡？我想，这不但触及到现有体制下人才选拨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国主流意义上对成功的定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体系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而人的特定行为又决定着社会体系的最终走向。打个比方，一个有五千名公务员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务员贪腐了，这是公务员自身的问题，而非社会体系出现了病变。如果有两千五百名公务员贪腐了，这显然不能单单指责公务员的品行，而是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癌变。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系统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从而在规范化的社会系统中各演角色，各尽其职。而在坏的制度下，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已丧失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人们的角色扮演随之位移，每个人很可能出现多重面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由此可见，"被带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会系统失范的获益者，又是社会系统失范的受害者。作为电视主播，主持节目是他们原本该扮演的角色，依傍权势、唯利是图、利用职务套取钱财，本来不是他们需要频繁换戴的花样面具。 在任何社会体系中，人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中最小的单位，由两个人组成；经济共同体，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环保共同体，一群有环保意识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体，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组成的团体。诸多社会共同体，虽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个核心纲领：共同体成员都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们，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个以区别他人与自我的边界性共同体。我不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有多少种类，但每每看到近一年来的反腐新闻报道，都会频频想起一个词——恶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位年轻人，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学会依附权势，还要学会进入恶的共同体，与恶同床共枕。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成功饥渴症患者，他明晓很多社会弊端，每每议论时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论更极端，更富社会正义感。但一遇到官员，他便点头哈腰，宛若软体动物，比谁的腰都弯，让你几乎怀疑他的脊梁骨是否存在。他给官员们行贿，私下里与官员们处好关系，并给新来的从业人员炫耀性示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员名）关系很铁。这种精神分裂的景象，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了往上爬，为了所谓的成功，人们信奉说与做断然决裂的二轨制：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话语中是公平与正义，行动间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肮脏与龌龊。 为了获得巨大的名声与利益，成功饥渴症患者在说与做的极度分裂中驰向未来，从而进入了恶的共同体，成为有权有势者的虎子与马仔。出身基层、爬到重庆公安局长位置的王立军，便是依傍权势、与恶共舞，最终却与恶同归于尽的典范。显然，这是一种冒险式投机。当事人不但要具有赌徒般的勇气，还需押下人格尊严、名声荣誉等等作为赌注，因此选择队伍，傍好靠山，是这些人最为艰难的抉择。但王立军们并不认为他们在玩火，他们觉得权力不但是最好的春药，还是千年不倒的城堡。权力的城堡里，他们可以惬意快活一辈子。前段时间被相关部门"带走"的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的成功之路，即若在事发败落之后，亦有颇多人羡慕。事实上，芮成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芮成钢是目前社会体系下中国式成功学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一起做过不可明言却心知肚明的坏事，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原本是一种黑社会才有的共恶逻辑。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利益团体，很多时候便是恶的共同体：共同贪污，共同嫁祸，共同使得异见者倒台，共同钻法律的漏洞。一旦共恶的根基丧失，这友谊和利益关系便会雷峰塔般分崩离析。周永康事件，无非是恶的共同体效应再次引发的严重后果：当第一张牌因外力而被推倒，后面的牌便如雪崩般随之倒掉。大恶与小恶，主恶与从恶，众恶纷呈，恶恶相因，凝目观看成功者的恶事与恶行曝光的人民群众，难免如看到神仙如厕，触目惊心。 ——金融时报中文网 【附录】 老虎家族——周永康案关系网财新网梳理周永康案人员落马全过程昨日（29日），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由于周永康身份敏感，曾建立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系统的"三大山头"，一年多以来对周永康的调查也一度显得扑朔迷离，引发民间、媒体的猜测议论。财新网昨日在"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中对周永康一案进行梳理（时间表见末页——观察者网注），将办案特点归纳为"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文章称案件决策者胸有成竹，按照自己的节奏"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 以下是财新网报道全文（记者 于宁 贺信 黄凯茜）： 周永康的红与黑（五）：四面埋伏打老虎 2012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2012年的领导干部会议选择在成都举行。时任中石油总经理、党组书记的蒋洁敏在会上指出，要努力把川渝地区建设成中国天然气工业基地。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也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表态：四川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石油在四川发展。 这是周永康旗下两大支柱——四川系和石油帮一次群贤毕至的聚会。除蒋洁敏和李春城这两位股肱之臣，来自中石油系统的还有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温青山等人；四川本地官员则包括郭永祥。他们的命运都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逆转。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七上八下"的政治局委员遴选惯例，时年已经70岁的周永康正式退休，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一中国最高领导层职务，其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个要职，也被新进入政治局的原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接手。 但作为十八大出牌手之一，周的一些爱将还是获得了提拔，蒋洁敏和李东生晋身十八大中央委员，李春城和王永春被选入候补中央委员。 历史证明，这是周氏王朝最后的辉煌。 在十八大一系列人事变动中，受到广泛关注的七常委中，除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还有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王岐山素有"救火队长"之称和"铁面"形象，能力超群，更兼特立独行，在金融系统与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熟谙政府运作与财金关窍，因此，外界对其新职起初惊诧，继而体得其中深意，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反腐肃贪期望尤殷。 2012年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年。"薄熙来事件"带来巨大震动，必须以空前力度反腐整风，成为党内共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2年开学礼上，发表题为《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讲话，被外界称为对官场腐蠹痼疾宣战。 "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习近平说。 如果说反腐整党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第一把火，出人意料的是，这把火一点燃，就以燎原之势，摧毁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腐败规模、程度和政治权力史无前例的"涉黑贪腐集团"。 先挑四川系 2012年12月2日，56岁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观察者网此前曾报道，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关系网）。
有消息人士称，李春城当天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被带走的，亦有人说出事时他在成都家中——那是一栋豪宅别墅，座落于浣花溪畔，一个因杜甫唐诗和古龙武侠小说闻名的风景名胜。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他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第一时间试图毁掉"关系网"的李春城，其最初被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据称与成都郊区五龙山房地产项目有关，其背后是成都党政系统内官员向北京提供的线索：来自李春城老家的商人史振华，安排亲属注册了一家名叫同泰置业的房地产公司，2010年在成都新都区五龙山低价拿下一块2000多亩的商业用地，之后与知名地产公司万科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史振华还在2007年中标了成都市政府新办公大楼（即行政中心）里会议中心和党委楼的装修工程，中标金额数千万元。成都地产界将这些商人称作"哈尔滨帮"。李春城自大学到1998年调任成都市副市长之前，一直在哈尔滨工作。 这个看似狭小的突破口，迅即引发四川政商两界大幅震荡。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排名第67位的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在李春城出事后不到两周即最先被查。会展大王邓鸿第一次被约谈也是在李春城落马后不久，原因是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曾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其中邓鸿出资约300万元。但邓鸿进去两天就出来了，一度又能够公开活动，并且通过北京的朋友替自己斡旋。2012年12月28日，云南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时，他还和当地主要官员同在主席台就座。但到2013年2月下旬，邓鸿登上了赴南太平洋雅浦岛的私人飞机，却在候飞区被警察带走。这一次，他未能恢复自由。据悉，邓鸿涉嫌三项罪名：倒卖土地、偷税漏税、骗贷，所谓倒卖土地或与新会展中心的卖地项目有关。 2013年1月14日，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被调查。成都建工集团是成都市国资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一百亿、两百亿和三百亿的市属企业，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据悉，成都市给省市领导建的浣花溪别墅就是建工集团负责的内部装修，"标准非常高"。张俊2002年38岁时即开始担任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他曾经指令集团下属成都建工地产开发公司从周永康三弟之子周锋手中买下成都正恒置业有限公司50%股份，并帮助成都正恒夺得双流县兴隆镇城市改造项目。 2013年3月20日，曾经在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2名、并于"富人慈善榜"上名列前茅的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因涉嫌窝藏、包庇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北京被警方控制。2014年2月20日，刘汉和弟弟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由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3年4月，原成都兴蓉投资董事长谭建明和董事王文全被有关部门调查。5月23日前后，原锦江公安分局局长吴涛被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因其涉嫌给李春城妻子等办理假护照，开庭审理中被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2013年11月21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吴涛被控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等三宗罪，2014年1月22日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2013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宣布，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在郭永祥被带走前不久的2013年6月8日，北京汇润阳光被郭连星、米晓东等人注销。但郭连星和米晓东亦被调查。 2013年6月30日，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被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宜昌市公安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3年底，国腾电子再发"重大事项公告"，何燕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检察院机关批准执行逮捕，最终是否涉及土地问题还不得而知。 2013年7月25日，明星电缆开市前发布停牌公告，称正在就媒体所报道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李广元被调查"一事进行紧急核实，申请停牌一天。后该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也失去联系；9月，负责营销的副总经理何玉英坠楼身亡。 2013年8月初，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高新发展董事长平兴被带走，大约1个月前，高投集团旗下的成都高新置业总经理徐亮被调查。何燕、邓鸿、曹永正等与李春城交往密切的商人都涉及在成都高新区的土地和房产开发问题。尽管2013年成都高新区GDP达到1039.7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1.3亿元，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稳居全国第四，但这个曾经的"成都骄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2013年9月，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刚刚卸任的董事长毛志刚被"双规"。 11月17日，四川省委宣布，免去徐孟加雅安市委书记职务，徐涉嫌严重违纪问题遭立案检查，常务副市长蒲忠亦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被带走。孙建成现年57岁，2005年10月至2011年11月曾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周永康三弟之子周峰2010年拿下青白江区集装箱物流园区建材城项目，即发生在孙建成该任期。 12月25日，成都市纪委宣布，成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忠耘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同月，在成都市对外形象塑造中颇受官方器重的营销界人士樊剑修也被警方拘捕，樊剑修是阿佩克思奥美品牌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政府是阿佩克思奥美的重要客户。 2014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何华章在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亦是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为李春城强力推行的成都城乡统筹改革模式进行舆论宣传和城市营销，立有汗马功劳。 "四川官商两界仿佛经历了一场大清洗。"这是很多受访人一致的感慨。"官商勾结哪里都有，但像四川这样一扯一大串，确实罕见。"一位纪检反贪部门干部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四川是周永康在中石油之后的又一个大本营，人脉很深，周永康的几员干将在这里经营十多年，涉及的枝蔓太繁杂，被攫取分肥的利益也太多。" 一直到今年春节前后，四川坊间传言还会有些人要"遭了"（四川话，倒霉的意思）、谁谁又被叫去谈话了，打不通电话了，草木皆兵持续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有余。 "去年12月初，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好几天失去联系，手机打不通，单位领导、家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查到他乘飞机，周围坐的是湖北人，就知道被带走了。"成都当地一位公职人员对财新记者称。这次周永康系列案主要以北京、湖北的公安检察机关为主，其中李春城、何燕被关押在湖北宜昌，刘汉、邓鸿则在湖北咸宁。 "特别可笑的是，邓鸿进去之后，他公司里的搭档刘杨（即前文提到的原四川省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说要去北京救他，我们说你不要自己也进去了，后来真是没回来。"四川一位官场人士称，坊间被"嘲笑"的还有李春城，"他请了风水先生还是进去了，白算了"。 成都百姓也如梦方醒，媒体曝光后才知道，上风上水的浣花溪公园旁边那3米高白色围墙里面是150栋中式别墅，别墅里住的都是省市大领导。这一领导别墅区，与莲花瓣形的成都政府行政中心大楼，被视为李春城任上的两大败笔。 "三个坐在台上的都从浣花溪别墅带走了。"一名当地公职人员感叹说。 2013年12月29日，四川官场又响起一颗炸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现年63岁的李崇禧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在四川上学，毕业后到四川省纪委摸爬滚打，外放到甘孜、阿坝，2000年回到蓉城，被周永康提拔为省委秘书长，又从排名倒数的四川省委常委升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抓后，李崇禧还荣升省政协主席，晋身正部级干部。只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最终没有干满一年。 到此时，调查的最终指向已昭然若揭。 再破石油帮 事后复盘，人们真正意识到要动大老虎，是从2013年8月开始的。 2013年8月4日晚，星期日，财新记者突然接到短信，"吴兵8月1日晚在西客站被抓"。 这条短信如果属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四川商人吴兵被抓，意味着调查矛头已经指向周永康的儿子周滨，根据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将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根据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周滨作为周永康的特定关系人，两人如有通谋行为，周滨受贿也直接构成周永康贪腐；其二，一般犯罪嫌疑人获知败露后会选择乘飞机外逃，吴兵在北京西客站被抓，既说明他意识到机场已经危险重重，幻想通过人多且安检较松的火车站潜逃，也说明有关方面对其行踪已经严密监视，案情严重性可见一斑。 到8月末，从郭永祥、吴兵延伸下来的调查矛头终于抵达中石油。8月26日，先是中纪委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27日，国务院国资委纪委再宣布，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两天之内，中石油两名集团副总经理和两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落马，实为罕见。自2013年3月原中石油总经理兼中国石油董事长、中央委员蒋洁敏升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后，王永春是中石油高管中唯一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还担任昆仑能源董事会主席的李华林，2013年7月29日刚刚被公布获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另外，冉新权所执掌的长庆油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仅次于王永春执掌的大庆油田。王道富此前亦于2003年1月-2008年5月担任过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 "大家都蒙了。"一位中石油中层干部告诉财新记者，纷纷联想这四位各掌一方的高管之间有何交集，究竟是哪一条线把这四个人都牵扯进去，但一时都莫衷一是。中石油集团曾在8月24日组织党组成员去西柏坡参观学习，王永春、李华林都有参加，"丝毫看不出犯事的迹象"。 "有人说是卖油田和勘探开发，但李华林早就不管海外勘探业务了；有人说是招标采购，可大笔金额的采购权都上收集团，几百万的小采购对石油来说哪里算个事。"这位中石油干部说，"不是没联想到四川的事情，但大家都相信一点，'老大'不会有问题，'老大'没问题蒋洁敏就不会有问题，蒋是防火墙。" 当时的蒋洁敏也在强做镇定。8月27日国资委公布中石油集团李华林等高管被查时，主持会议的是国资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张毅，而非蒋洁敏。接近国资委的消息人士称，蒋洁敏当时看过文件，但被请回避。他当日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调研，落实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会议精神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部署。8月28日的国资委网站上，还发布了蒋洁敏赴中航工业调研的消息。
9月1日，星期日，上午11时，新华网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宣布，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 消息人士称，蒋洁敏是头一天（8月31日）傍晚时分被带走的。有说他当时正与秘书打乒乓球，亦有说法他是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的塔里木油田宾馆被带走。 这条爆炸性消息迅速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一年前。2012年8月2日，蒋洁敏在成都主持召开川渝地区石油石化企业工作汇报会后，曾有近一个月时间未公开露面，包括8月底的中石油董事会也未到会。当时即有微博网友称蒋洁敏"神秘失踪"。9月4日，中石油相关人士澄清说，蒋洁敏是因病住院。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顺利当选中央委员；此后有传言，蒋洁敏将出任新一届政府的发改委副主任兼党委书记，这显然不是在中石油一言九鼎的蒋洁敏理想的去处。2013年3月，蒋洁敏就任新一届政府国资委主任这一重要职务。3月18日蒋洁敏辞去中石油职务后，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挂出他上任的消息，其间亦有各种传言。此次落马因此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夯实了一个猜想，并催生更多的猜想。 "身为中石油'一把手'，蒋洁敏的权力很大，能够调用的资金、资源甚多，但位置也颇为微妙，一些关系上找来的事情就需要他打招呼、批示，这其中可能就有不该做的事情。"一位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称。 但是，位置的微妙并不是滥用职权为腐败打开方便之门的理由。有中石油人士对记者称，马富才接替周永康执掌中石油期间，周滨就曾上门要求照顾生意，"马富才明确对他说，周滨，别给你爸找麻烦了"。他认为，蒋洁敏之所以不能坚持原则，一是因为蒋已经完全靠向了周永康，"脑门上打着周系臣子的符号"，更重要的还是太想向上爬，"不但不愿意得罪衙内"，还把替周滨揽财当成表忠心的砝码。 亦有消息源向记者透露，蒋洁敏等人不仅涉嫌滥用职权，自身也被发现有严重的贪腐问题。 蒋洁敏自中石油一把手履新国资委后，依照惯例需要进行离任审计，相关时间范围为2006-2013年，即他担任中石油总经理的七年时间。但据接近中石油的消息人士透露，对于蒋洁敏的离任审计时间延长至十年，"审计时间的延长与蒋洁敏本人也沟通过，但审计涉及的范围很广"，还涉及如中石油临时资金拆借方面的情况、石化项目建设中总承包商的利益关系等问题。 据财新记者所知，2013年6月，派至中石油的审计人员被召回国家审计署开会，随即审计力度和范围加大。在审计中亦发现了王永春及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四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的违纪问题。 不过直至目前，蒋洁敏与这些高管所涉的具体问题尚未披露。 7月1日，曹永正"年代系"的总部——北京后海北边前马厂胡同60号院被查封，在现场的北京年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被带走，银行账号也遭冻结。 此时，作为周永康"最信任的人"，曹永正正在台湾逃亡。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年代能源的获利也已被全部收缴，"不只是油田，曹永正所有项目的收益都收缴了"。 12月16日，财新网率先报道了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遭调查的消息。55岁的温青山是2013年8月以来遭调查的第三名中石油集团最高领导班子——党组成员。事实证明，这位中石油的财务大账房落马，吹响的绝不是收兵的集结号，而是发起冲锋的总攻号角。 三震政法 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对周永康来说，可以看作防火墙的倒塌；2013年底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从2002年11月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11月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权柄、经营十年的小集团被打破。 2013年12月20日晚19时4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突然发布一份简要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59岁的李东生是山东诸城人，青年时从军，进入中央警卫局，1975-1978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的22年，他从摄影记者干起，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央视期间，李东生长期从事中共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采访任务，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1993年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后，他领导创办并长期主管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当时颇具探索性的新闻评论栏目，一时领国内舆论监督之先。 在央视，李东生有着截然相反的口碑。他当年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属下们普遍非常怀念1995—2000年"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辉煌岁月。"李东生是主管领导，但对待我们这些小编导像哥们一样。"一位如今已经成长为地方卫视新闻总监的前央视员工对记者回忆说，李东生当时为一些具有尖锐批评性的央视调查报道提供了庇护。 "李东生没有太多新闻理论知识，但有很敏锐的新闻直觉，能直指核心，三言两语点出节目的问题。"他评价道，"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毙节目，经常骂人，但还是比较让人服气的。" 但在一位退休的央视司局级干部印象中，李东生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在拉关系方面却能力非凡，善于钻营。"因为他是从'海子'里出来的，从到台里一开始他就瞄着跑领导人的时政新闻。"他认为，李东生为人四海，口才很好，善于张口承诺，很会博取央视基层员工的好感。 "李东生张口带脏字，他经常喝大酒，无酒不欢，酒驾很经常。"他认为，李东生不仅交际广泛，他身上还有普通新闻从业人员没有的特点：胆大，做事够狠。 2000年，李东生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李东生分管举足轻重的宣传工作，并负责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李东生的表现让原本以为他会对舆论监督网开一面的媒体负责人普遍感到失望，过去的崇拜者以"屁股决定脑袋"和"守土有责"替他辩护，但另一些人则对其工作感到满意。李东生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擢升机会。 "2007年的十七大，本来李东生很有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正部级官员。"李东生的两位前同事都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两个信源分别是李的一位朋友兼前下属，和一位前上司兼批评者。但是当时有人举报了李东生，涉及他的女儿到英国留学获得非法资助，弟弟李福生开广告公司，利用李的影响力获得利益输送，以及一桩更为严重的酒驾案。 "据说是周永康帮着李东生摆平了此事。"知情人说，他无法确定周永康和李东生在此前的交情如何，包括传说甚盛的李东生将曾在央视工作的贾晓晔介绍给周永康为续弦，"李东生当时主管央视新闻频道，贾晓晔只是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一个普通记者，两人应该少有交集"。 尽管有周永康的帮助，李东生还是没能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但两年后，2009年10月，从未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李东生出人意料地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副总警监警衔。在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统，李东生担任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正式晋升正部级高干，并成为周永康手中的一枚利器。 2011年2月起，李东生升任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2012年11月，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网站显示，李东生在公安部九名副部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有"反恐英雄"之称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李东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2月16日公安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杨焕宁、李东生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四天后，李东生成为第二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天涯海角也落网 2014年2月18日傍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8岁的冀文林不仅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继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之后第四位落马的周永康前任秘书。周永康的最后一任专职秘书余刚，亦已在2013年被带走。
冀文林在海南的政绩还是不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周永康身边积累的人脉，以及石油系的协助。2011年春节前，他带着海口市的班子到北京"跑部"，争取资金用于海口南渡江流域的土地整理。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正式批准该重大工程实施，首笔建设资金也已到位。投资32亿、总面积42万亩、整治规模约为33万亩土地的重大工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立项审批，创下了海南省重大工程立项审批的纪录。 海口申办2017年世界石油大会也是冀文林亲自抓的。2011年1月启动申报，2012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他当时带队来京找外交部、中石油、能源局，最后获得了国务院批复。他也和蒋洁敏谈过，蒋洁敏表示愿意给海南贷款予以支持。"海口当地一位官员称。 2011年4月，海口市政府还和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昆仑能源斥资2.5亿元与海口市共同组建公司，购买和运营LNG公交车辆及相关公交基础设施。海口将支持中石油规划的55个加气（油）站建设，并由昆仑能源保障加气站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双方以公交领域的合作为先行，促进海南省与中石油在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合作。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和时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一起出席了签约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上中旬和今年1月上中旬，冀文林都有一段20天左右的时间未公开露面，曾引起协助调查的猜测。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去年12月初，也就是周永康失去人身自由后，冀文林确实曾被召回北京，几天后回到海南，之后又有几次被问询谈话。但今年1月21日出席海南省政府的一次全体会议后，冀文林的公务活动似乎恢复正常，春节前后慰问了海口市环卫工人，全程参加了2月8日-13日召开的海南省"两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曾被看作"反腐打虎已经降温"的风向标之一。然而自2月14日出席海南省纪委六届三次全会后仅4天，这名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也告落网。 "你懂的" 周永康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针对这一涉黑贪腐集团的调查，极端考验决策者和执行层的决心、勇气、战略、智慧和行动能力。回顾看，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是为时一年多的打虎行动总体原则，"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步步为营，不求速战速决，但求稳扎稳打。 而对于每一个山头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无论川帮、石油帮还是政法系，则又是"擒贼先擒王"，在获得初步证据、足以认定构成违纪违法后，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核心人物拿下，打乱贪腐集团的关系网，然后携雷霆之威，震慑失去幻想的被协助调查和约谈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据链，深挖利益关节。李春城和李东生，都是各个小集团里最先被拿下的，只有蒋洁敏，稍晚于几名中石油副总，但也仅晚一个星期不到。 另外，可能是出于缓解周永康贪腐案对执政党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且外媒已有报道，民间猜测四起，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而是一方面继续按计划加紧推动调查、做实证据，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另一方面，对外媒报道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亦有限度甚至饶有兴趣地旁观国内一些媒体由四川官商窝案和中石油腐败窝案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当所有人已经消化这个信息的爆炸性冲击，转而为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而展开娱乐性猜想时，胸有成竹的决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控制了整个棋盘。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引得全场记者会心大笑。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早已获得暗示。2月20日，三大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高规格"报道了刘汉涉黑的官方初查结论。在新华社一篇7000字长文中，称刘汉一案是"在中共高层坚强领导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并透露"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最后报道更留白到："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21日，《人民日报》配发署名"清唱"的评论文章《反腐打黑除恶务尽》，称"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坐大成势，除了涉黑犯罪集团自身的穷凶极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一些党政和司法机关人员充当'保护伞'。刘汉犯罪集团能让有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判，能让不按自己意思办事的县长'下课'。透过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可见刘汉犯罪集团的'保护伞'之大、'关系网'之宽、淫威之高""这也再次提醒，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必须严打'保护伞'……无论什么人，无论有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朝的官员，游刃的商人，江湖的打手，三种身份的角色各据其位，以周永康为核心，既有周滨、周玲英等特定关系人直接仗势敛财、化公为私，又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心腹首领把持山头，以中石油、地方平台公司等掌握稀缺资源的国企红顶商人为二传手和坐市商，以何燕、邓鸿为代表的灰顶商人为权力租金的直接买手，以刘汉为代表的黑顶商人为"马仔""力工"，从省部级中管干部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基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 尾声 2013年9月中下旬，作为某种交换，已经出境的周滨返回中国，住进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此前的8月初，他的主要白手套之一，四川商人吴兵在西客站出逃时被抓。此后不久，他的另一只白手套，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2月1日，寒风凛冽的北京深冬，周滨从困居的别墅里，看到窗外出现了三四十名警察。对这一天，周滨早有预兆。11月25日，他已经聘请了两名代理律师。两名律师目前均拒绝向记者透露更多细节。有消息称，周滨的妻子黄婉、岳父黄渝生亦在国内，并遭带走。 "黄家以周家开路，他们的生意可能比女婿还大。"一位知情人士称。 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拉古娜小城，惟有72岁的詹敏利（周滨岳母——观察者网注）在经受煎熬，她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她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国内是一二十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一位试图与詹接触的美国记者说，詹敏利拒绝相信媒体，"她似乎也不太懂英文"。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消息人士称，周永康的次子、中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周涵，2013年底也已"失去联系"。有消息称，周涵目前在美国旧金山。 在老家无锡厚桥镇，周滨的两个叔父家也不安宁。二叔周元兴2013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村民称，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记者在厚桥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摄像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他们大都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遗像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100多亲友乡邻护送，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被当地百姓称为"永康大道"的厚东路，曾经不时驶来探望"周首长"祖庐的黑色轿车，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村民称，周元兴病危之时曾留悔言："金山银山有什么用，我现在最伤心的，是见不到哥哥，见不到弟弟，打个电话都打不通，拿那么多钞票有什么用？" 2月12日下午三时许，周元兴的骨灰盒，落葬周家祖坟。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
||||||||||||
|
Posted: 30 Jul 2014 04:54 PM PDT
古今中外史上，原本个人德行高贵却因手握大权而胡作非为的统治者比比皆是。据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苏史常被史学界认为信据不足），即帝位后素以仁慈著称的奥古斯都大帝屋大维，在击杀刺杀凯撒的主谋布鲁图斯之后，对其他被俘者发泄狂怒，不许将被戮者埋葬，让同时将被处死的父子划拳以定赦免。24岁即掌英国相位的小威廉.皮特，前后掌权达20年之久，在位期间建立了大英帝国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以稳重、高贵的风度著称，却也因憎恨法国革命波及英国而对社会运动痛下杀手，取消人身保护令，践踏法治。 自古及今，"节制"（据廖申白先生研究，希腊语"σωφροσύνη"包含了与道德德性中所有与明智相关的含义，谨慎、明智、理智、适度、自制、高雅等均含其内，难有对应的汉译法，英语"temperance"也无法完全转达其意，以"节制"对应是因为约定俗成）都被列入诸多哲人和伟大政治家的美德表单，古希腊四德、富兰克林十三德、当代斯蓬维尔（Andre Comte-Sponville）十八德中都有"节制"。人们通常只是将其视为私生活中对欲望与本能的自我控制（若以贡斯当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古人的私生活美德也属于公域美德），但柏拉图则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认为一个城邦应该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节制被他视为公共四美德之一。 柏拉图理想中的这城邦四美德被波普尔（Karl Popper）痛斥为极权封闭社会的奴隶德性，但若将前提转设为自治而非统治、自由而非极权的城邦，这四项美德也是美好秩序的基本要素。"节制"可以说是衡量其他三项美德的重要方法，西塞罗因此将其视为与"谨慎、社会本能、勇气"一同构成"一切道德上正直的四种来源"，"在决定责任方面的问题时常常需要对这些美德加以相互比较和权衡。"节制最能体现美德的中道精神，它处于某种德性的过与不及两端之间，比如勇敢处于鲁莽和怯懦之间，慷慨处于挥霍和吝啬之间，亚里士多德将其比喻为"两个深渊之间的山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节制是与放纵（如孔子反对的"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对应的一种智性美德，属于灵魂的德性，优于身体和外在的德性。《中庸》也有类似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所谓执中、折中、时中，分别对应坚持原则、强调适度及其在前两者基础上的灵活应变。近代以来不少人痛批过中庸，将其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罔顾是非黑白的无原则和稀泥，这至少是对中庸作为方法论的极大歪曲。 节制作为私域美德，时常与食色、娱乐、开销等日常生活相关，蒙田关于节制的散文里完全没有涉及政治，但节制作为行为习惯必然会延及公共领域，因为极少有政治家会时刻牢记私域与公域的区分，从而有效调整自己的行为。中国古代暴君桀、纣，古罗马暴君卡里古拉和尼禄，都是生活放纵、性情暴虐之徒，他们腐朽的个人生活也无不殃及公共生活，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有些政治人物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奢华，但在权力使用上极其淫滥不自制，从而滥杀无辜、践踏生命，朱元璋滥杀官员、朱棣滥杀政敌，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案例，有时即便是较为清明的君主也会因为权力不受限制而颟顸胡为，如汉文帝对新垣平"夷三族"，唐太宗征伐高丽，也都是滥用权力不节制的案例。至于那些所谓雄才大略而又刚愎自用的君主，滥用权力作恶的例子就更是比比皆是：汉武帝征伐匈奴前后33年，国库掏空、人口锐减，匈奴仍在边患犹存，以至民变蜂起，最后汉武帝一纸轮台罪己诏才平息事态。司马光《资治通鉴》说他"有秦皇之失而无秦皇之祸"，侥幸而已。 弓箭在手，目标为何？政治活动中要节制什么才能达到何种目标？政治的目的本应保障个体正义、增加公共福祉（若无增加至少不能减少），以及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调整等。节制所指向的便是防止政治行为践踏个体正义，同时努力提高公共福祉，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可以灵活处理但必须与原则相符，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无论中西方，前现代的治理由于公共规则模糊，统治者个人品质瑕疵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使得公共生活中节制权力极其不易。英格兰成功的宪政与法治经验昭示了对权力如何通过法治约束，也是最近二百多年才逐渐遍传全球，各国在照猫画虎与传统痼疾之间，仍然留下各类亟待解决的巨大新旧问题。具体政务中，能恰如其分处理的杰出政治家本来就是稀缺资源。法治与宪政已经比较稳固的国家，因其规则，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即使有偏差，也有疗救之法，直至最后让政治家下台，比如撒切尔夫人因其刚愎自用最后怨声载道而垮台；而在新兴民主国家，还常常由于制度缺陷导致政治家个人政治品德随权斗败坏，直至最后堕落成政治流氓火拼，败坏国政，甚至导致民主崩溃。1999年巴基斯坦军事政变得到一定程度默认，就因乌烟瘴气缺乏规则的权斗和低效民主让人失望；乌克兰最近的危机也与反对派未能尊重法治与宪政相关──在与总统签署相互妥协协议后出尔反尔撕毁协议，被非法废黜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叛国反制，求助虎狼邻邦，最终酿成苦果。 掌握权力的政治家行使权力需要节制──即便有法治规约，任何具有公共效应的政治行动，都需要自觉的节制意识；缺乏法治规约的专制权力既缺乏外力制约，也缺乏内在自我节制的动力，是最坏的权力，人民对此自然具有反对并推翻它的天然权利。但即使是人民在行使这种天然权利时，也同样存在边界，需要具体行为上的节制──如美国杰克逊大法官所说，你不能因为害怕女巫就把所有女人烧死。人民针对暴政的暴力反抗权一旦过界，反抗本身也会迅速蜕变为暴力泛滥的暴政，法国大革命就是个典型案例。在臭名昭著的1792年9月大屠杀中，玛丽皇后的好友、奥尔良公爵的表妹朗巴尔夫人被砍头割乳、开膛破肚、挖心取肠，尸体被肢解，头颅挑在竹竿上游行，一条腿则被装在炮筒里，诸多类似暴行让整个巴黎变成人间地狱。据勒歇尔博尼埃的《刽子手世家》，巴黎暴民的这场大屠杀在两天内虐杀了约1500人，其中大量女人和儿童。五个月后，法国国民公会投票表决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再后来雅各宾独裁暴政将民粹暴政收编，以断头台治国，屠杀了大部分贵族和大量无辜人民，直至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中国历史上一直暴政鬼打墙，也与此相关，项羽、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无一不是杀人狂，黄巢甚至建立专门的人肉加工基地"舂磨砦"，用人肉做军粮，在包围陈州的十个月里至少屠杀了十万以上平民。世界本不太平，暴政者当权时愈横暴，它的轰然倒塌就愈震耳欲聋，溅起的血花也愈口人。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几乎总是迷信暴力，直到最后被暴民反噬。然而，公共领域不必要的狂暴行动，除了践踏人权，不但不能为未来的善治提供基础，还是将国家再次推入深渊的愚昧之举。在反对暴政前提下，政治行动如何有效而有节制，显然于能否初建善治至关重要。 美国从梭罗以后，在政治领域逐渐形成成熟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与实践，后来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都属于这一行动方式，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公开而直接地反对某项已经生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案，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主动承担法律后果。这一非暴力行动的模式，正是一种有节制的公共行动方式，后来直接影响了甘地。面对允许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相对公正司法的大英殖民帝国，甘地领导印度人民用非暴力的持续抗议赶走了殖民者。非暴力反对的行动方式对于尚处专制暴政下的反抗者有重大启示，就是无论暴力还是和平推翻暴政政权后，反抗者应当尽可能让国家迅速进入法治轨道，否则极可能切换到法国大革命的地狱模式。这就是反暴政下公共行动的节制问题。 民主制下通常不仅不该直接暴力推翻民选政府，在表达政治自由时，只要没有遭到非法压制与剥夺，也都不应当跨过法治的边界──只要政府没有非法打压和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民也没有权利违反法治对待政府。民主政治下，法治不仅是政府的行动规范，也是包括忠诚反对者所有人的准绳与规则，在对等原则下，政府行为未违反法治规则，人民就无权越界反对政府，即使迫不得已必须暂时破坏法治，也应当主动为自己的权宜违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总之，法治就是节制民主社会中权力和权利行动边界的标准，法治本身若有问题，也应按照法治的规则完善它。 据普鲁塔克《名人传》，伯利克里弥留之际，探望的人群在床前称颂他的治国成就，伯利克里大声反对说，为什么他们尽在赞扬他一些风云际会的虚名，而把他最重要的功绩给忘了，即"没有一个雅典人因为我犯下错误而白白牺牲性命。"这句话可谓深谙政治行动的节制之道。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1, 2014, 6:25:41 AM8/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晴朗：人的素质和中国人的素质
- 杨彼得：周永康案注定只是一個政治事件
- 石扉客：打虎舆论战
- 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释放伊力哈木 当局施压代理律师王宇已被迫退出（附检控伊力哈木・土赫提是对情势紧张区域送出的错误讯号）
- 马海云：中国维吾尔政策失败的主要因素
|
Posted: 01 Aug 2014 12:37 AM PDT  近几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出国旅游的人数大增，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国力提升的一个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是没有错的。但中国人的素质并没有随著国力的增强而提升，很多人把文化陋习带出国门，像病菌一样散播开去。 早前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上进食所引起的一场骂战，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和"欠抽"，现在这一出戏已经是小儿科了，大陆游客在香港旺角闹市街头大小便，甚至在美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座位上大便。而大陆旅客在台湾争座位大打出手，在澳洲民航客机上也大打出手。别以为这只是些极端事例，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本土，像这样的事情到处司空见惯。 前几年就听说中国政府准备修订《护照法》，其中有一条款，凡是出国言行举止有辱国体的"丑陋的中国人"，将被扣发护照或限制出境。不管这一法律最后能否成文订立，都印证出专制文化的因果关系，正如成龙那句话："中国人是要管的"。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民，也有什么样的政府。专制政权不许有公民社会，也不讲公民教育，社会公德不是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提升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自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这在中共统治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 其实，当今中国有资格周游列国的人，除了公款旅游和腰缠万贯的富人，主要就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素质尚且如此，何况连小康梦想都未曾实现的升斗小民！共产党的"国情论"不是说得很明白吗？中国穷，底子薄，人民素质低，还不适合民主选举。而民主选举就是公民训练的一种，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到不适合民主选举，那么，他们其他文明指标也必定低下。 当然也要承认，中国人出境随地便溺或者互相斗殴的发生频率并不是非常高，只能说那是一种戒不了的文化恶习。但有另一种陋习更为普遍，就是噪音喧嚣，最近在国内和国外都被诟病的大妈"广场舞"就是一例。作家刘心武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特色的"喧嚣文化"，他写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出国门，把这种喧嚣文化远播四方，他们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发出浩大声浪，造成噪音污染。"刘心武认为，这是近百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之果，从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磐》，无一不作醒狮之吼；直到土改中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大跃进时周扬、郭沫若合编的《红旗歌谣》；再到文革时的山摇地动的革命咆哮……刘心武总结道："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刘心武虽然有点欲言又止，但也接近了问题的核心"联系到中共文件"七不讲"和习近平的"中国梦"，在一个只崇尚集体价值的社会，个人价值是渺小，甚至是被遗忘、被排斥的，但当个人汇聚到集体中，他们的声音就高昂起来。中国人只要一"扎堆"，他们发出的声音如果未达到一定的强力分贝，那就不叫直抒胸怀。 大陆游客之噪音侵略性是如此之强，无怪乎欧洲名胜诸如罗浮宫、巴黎圣母院之类，都为大陆游客新增了中文提示："请勿高声喧哗"，和中国政府制定的规章喜欢用"禁止XX"和"限制XX"的造句不同，人家的告示是劝谕式的，这正是文明素质的不同指标。 再来看看，中国虽然没有公民教育，却有密植式和强力灌输的"爱国教育"，恰恰爱国主义正需要高音频的群体性齐声呐喊。要爱国就先要深恨这个国家假想的敌人，先不说低智反智的爱国愚民，只看几个穿著军装的超级爱国者张召忠少将、罗宁少将和戴旭大校，他们所用的语言不但高分贝，而且总是诅咒式和富于攻击性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并非什么个人意志，而集体的呐喊必须是高音频的咆哮。 由此可见，说到人的素质，这和中国人的素质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01 Aug 2014 12:21 AM PDT
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被拿下，很多人開始歡快地尖叫，說什麼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傳言，似乎從此常委犯法與庶民同罪了。又有一幫如賀衛方這樣的公知，指責周永康導致中國法治倒退，現在周氏既被拿下，就該在法治方面撥亂反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林黛玉，現在是一萬個中國人，就有一萬種周案的意義。 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的想像力是過於豐富了，很多人其實是在意淫周永康的倒台。根本原因是，他們缺乏對中國政治的基本把握，將周案本身的性質想歪了，成了輿論引導的犧牲品。 周永康案性質到底如何？完全否定其反腐意義，也不符合事實。周案牽連甚廣，從民企、石油系統、國土資源部門再到四川省、政法系統，被拔出蘿蔔帶出泥者達數十之眾，如果這些人乾乾淨淨，就不會遭罹此禍。周永康家人利用其廣泛深厚的政商人脈，生意做得很大，從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來看，也是無可否認的。 但回顧周案發端，我們還是不得不說，它跟黨內站隊有關。最早傳出有關周的政治「謠諑」的時機，是在王立軍叛逃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後，當時各種謠言滿天飛，而周永康即已出場，網絡名之曰「康師傅」，指他是薄熙來的支持者與政治盟友。甚至有人說，周永康調動武警，企圖政變。隨著2013年一眾四川官商的陸續「失聯」，公眾普遍感到，周永康要出事了。 近日有媒體稱，中央要徹查周永康與薄熙來的關係，是靠譜的說法。一方面，最高領導人要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權力，堅決清除黨內「野心家」、「陰謀家」；另一方面搞「路線鬥爭」一直是黨的一項優良傳統，領袖總覺得自己掌握真理，自然地要就要跟錯誤路線進行堅決鬥爭。在一個民智已開的時代，如果以打倒「野心家」、「陰謀家」的名義清除異己，將顯得十分可笑，政治上顯屬幼稚。祭出反腐的形式，可以撓到國人的癢處，也算是中國政治的一套時裝。 周案具有反腐的形式和意義，而要達到政治的目的，此可謂公私兩便。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剪除異己，滅掉可能的拆台者。至於案子辦下來是不是可以震懾其他腐敗分子，抱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可也。政治效果是辦案目的，震懾不震懾腐敗屬於邊際效應。邊際效應為零，無所謂，只要達到政治目的。如果產生震懾作用，那可是喜出望外。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朱元璋辦了那麼多反腐大案要案，卻沒能阻止明朝官僚體系的腐敗。一個藍玉案，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者約兩萬人，最後還編了一本《逆臣錄》，列名其中者一公、十三侯、二伯。一個胡惟庸案，前後誅殺三萬餘人，朱元璋罷左右丞相，廢中書省，結束了中國的宰相制度。但終明一朝，政治與吏治的腐敗登峰造極。 就算周案能夠獲得反腐「邊際效應」，但在本質上，周案並不指向反腐。雖然中央強調周案的反腐意義，國內輿論一直跟著起哄，但每個脖子長著腦袋的人都睜眼看著一個事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已經功成身退的常委群體裏，可不缺腐敗分子，民間反映強烈、「謠諑不斷」的所在多有。周永康在政商兩界固然根深葉茂，但畢竟相當低調。「謠諑不斷」的前常委不拿，一貫低調的反被拿下；正在掌權的不拿，已經引退的反予揪出。若非刻意選擇，反腐會自然地自周永康展開？ 已經有人正確地指出，周永康案後，不會再有更高層級的官員落馬。就個人抱負而言，習大大可能很想將腐敗分子一個個拿下，但以個人反腐的抱負、魄力和勇氣去對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的必然規律，其失敗不可避免。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絕對的最高權力絕對最腐敗。腐敗已經成為高官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這種政治現實不是要習近平反腐，而是內在地要求習近平與現實妥協。習近平要做的不是把腐敗分子拿下，而是和他們和諧相處，履行治國理政的崗位職責。 所謂周案打破「刑不上常委」傳言云云，純屬無知的想像。江澤民打破了「刑不上政治局委員」傳言，陳希同之後，上過第二人嗎？胡錦濤再次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委員」傳言，陳良宇之後，上過第二人嗎？從邏輯上分析，常委固然同屬所謂「正國級」，其實裏邊階梯也多著呢！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與政協主席還有個高下之分，國務院總理是一人之下而萬人之上，總書記更是實享九五之尊。這年頭腐敗謠言滿天飛，常委會裏有哪個角色幸而置身事外？刑上了常委，但上不上政協前主席？上不上前委員長？上不上前總理？如果中共真想反腐，這些可都是嚴肅重大的政治問題，任重道遠著呢！ 賀衛方們的無知在於，他將黨內大佬負責的工作與黨中央切割，似乎周永康領導的維穩乃其自作主張。實際上，周雖然貴為常委，其作為中央政法委書記推動的一切工作也不過是貫徹「中央精神」。要他來替法治倒退負責，相當於訴訟中找錯了被告。所謂撥亂反正，也就純屬一廂情願。 周永康倒台了，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各族人民的領導不會改變。人人知道前常委們很腐敗，倘若習近平有心反腐，最靠譜的選擇就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除掉周永康之後，再將黨內其他腐敗大佬一個個捉起來，關進秦城監獄，於個人固然可以「爽歪歪」，而政治上卻是匹夫之勇，事實上根本捉不完，弄不好還把自己玩完了。 反腐不會到此為止，但風不會向更高層級吹，可由推論得之。 ——东网  |
||
|
Posted: 31 Jul 2014 04:30 PM PDT
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上的领导人活动报道集里，关于周永康的最后一条新闻是2012年11月8日，标题是《周永康与新疆代表团讨论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十八大后到次年两会，已卸任党内所有职务的周还保留着人大代表的职务。所以一直到2013年两会结束前，官方媒体上还间或能见到周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并列。 看点在2013年两会后到2013年11月26日。在这段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周永康的名字在媒体上一共出现了六次。 最早一次是2013年6月23日署名来源为山东淄博市齐都公安供稿的门户网站上，显示当日周曾视察齐鲁石化，陪同视察的职务最高的领导是山东省委常委雷建国。 第二次是在8月28日湖北卫视新闻联播的画面上，署名周永康的花圈和其他领导人并列，出现在原四川省委书记、两弹元勋刘西尧的葬礼上。 第三次是10月1日的石油大学校园网上，大量照片显示周当天曾回母校参与校庆。在此前后，9月5日的南方日报和10月17日的云南日报上，周永康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的领导人名单中，事由分别是原广东省顾委主任王宁和天文学家黄润乾院士去世。 迄今为止，周永康这个名字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开报道里，是2013年11月26日的《浙江日报》。报道中，浙江政协副主席兼浙大教授王承绪24日的葬礼上，周的名字排在领导人名录中的第11位。 这六次媒体"打卡"中，有四次均为仅出现名字的葬礼。剩余两次真人露面的新闻都属于非正式传播：一次是疑为公安内网上的警务外宣稿主动释放（山东淄博市齐鲁公安局官网齐鲁警务平台上现在已经搜索不到这篇稿子），一次是大学校园网的校园新闻。 在中国新闻管理体制里，退休政治局常委公开露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像周永康这样在短时间内通过媒体密集打卡，一方面频率高企，一方面身形艰难，实属非常罕见。 正如当下公众已经喜闻乐见的现象一样，已进入准星的官员通过媒体打卡，无论是刷存在感，还是报平安，都已经意义不大。但如果连打卡都已不能的时候，传言更会蜂拥而起。 迄今为止，五波周案即将公布的传言高峰，恰好出现在这六次"打卡"之后。其中四次分别是2013年12月1日、随后的平安夜、2014年春节前夕以及两会前夕。以上这些时间，或是传说中事主被控制人身自由的节点、或是媒体和记者容易懈怠的放松日子、或是惯常的重大政治活动前夕。显然符合传播惯例，也符合对政治传播控制技术的日常想象。 但周案传播战操盘者的刀法仍然比公众和媒体想象的要高明太多。通过一次次反复释放信息又反复做空，他们以审美疲劳的方式成功完成了政治脱敏和压力测试的双重目标。 众所周知的是，办案单位对事主的调查，基本在围绕石油、四川、政法、秘书、家世这五个维度来进行。与这五个维度以及前述六次"打卡"相对应的是，另有五次非常明显的传播高峰。一是2013年8月下旬的济南庭审流出"中政委的六条批示"。二是财新传媒2013年下半年以来的中石油反腐系列报道，直接点出周永康之子周滨和他的白手套。三是今年两会前夕的2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突出奇兵，旗下微信公号"纸牌屋"以一篇《周滨之父周元根往事》率先报道出周永康的曾用名为周元根，成功破解了如何不触碰政治禁忌进行点名的传播难题。四是3月2日两会开幕前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回答南华早报关于周永康案提问，天才地构建了以"你懂的"三个字为核心的欢乐传播。 其中最为微妙的是济南庭审。一方面是以高度开放和透明形象示人的济南中院微博直播，一方面是严密调控与审查中的事前把关。在薄熙来为处理王立军闯馆事件自辩时，"按照中央政法委（后改为上级机关）的六条批示"居然作为抗辩理由就此以"疏漏"形态自然流出，第一次无可置疑地佐证了各种传说。 但一直到7月29日新华社通稿出来之前，无论是潮起潮退的传言，还是各种形态和体量的媒体报道，事主周永康始终只能以"康师傅"、"方便面"、"周元根"、"你懂的"、"大老虎"等各种心领神会的传播代码而存在。 即便这篇寥寥83个字的新华社通稿，也像一篇密码电文，需要用中国政治与公共传播的逻辑来一一解码。 在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涉案的案由表述中，没有"违法"这两字，并不代表不进入司法程序。周案和陈良宇案、薄熙来案一致，都是"涉嫌严重违纪"；徐才厚案在开除党籍前是"涉嫌严重违纪问题"，之后是"涉嫌受贿犯罪问题"；陈希同案是"所犯严重错误"。 在处置措施的措辞中，"审查、检查、调查"这些用词并不能作为违纪还是违法的判断依据。周案是"对其立案审查"，此前的陈希同案也是"对其进行审查"，陈良宇是"对其立案检查"、薄熙来案是"对其立案调查"。另外开创了只违纪不违法的"程维高模式"的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用的也是"对其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 唯一确定的是"同志"这个TITLE没了。这种异于以往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三案操作惯例（开除党籍前多保留同志称呼，徐才厚案未称同志因已宣布开除党籍）的做法，表明周案此后的双开及可能移送侦查的节奏会速度很快。 这就意味着民间传说的"入局不死，入常不罪"的高层政治潜规则，后半句有可能就此被打破。这也是三十年以来反腐为先导的政治权力更迭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周案此番公布，没做内部传达等信息铺垫，而是瓜熟蒂落地直接公布，这也是和二陈案、薄案的重大区别。再次证明此前无数次放风，就像是得心应手的传播彩排。 在"国际老虎日"7月29日公布周案，还是像个猝不及防的恶作剧。几乎所有媒体都有点反应迟钝。就在此前，四中全会前夕刚成为记者们猜度与传说的下一个公布时间节点。唯有财新传媒成为周案最大赢家，其精心筹备了大半年之久的6万字报道第一时间放出，流量骤增几致财新网服务器瘫痪。 于是，在六次媒体"打卡"，五波马上公布的传言，四次步步进逼的传播高峰之后，财新这组名为《周永康的红与黑》的报道完成了打虎传播战上的最后一击。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 延伸阅读： 1.腾讯新闻专题：《周永康被立案审查》 2.今日话题：《审查周永康彰显"敢于揭丑"》 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责编：贾葭） ——腾讯：大家  |
||
|
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释放伊力哈木 当局施压代理律师王宇已被迫退出（附检控伊力哈木・土赫提是对情势紧张区域送出的错误讯号） Posted: 31 Jul 2014 03:32 PM PDT
原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周三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乌鲁木齐检察院提起公诉。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尔夫公开对此表示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伊力哈木。 哈尔夫说，"白宫对此表示忧虑，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伊力哈木和一并被关押的6名学生。"她表示，"中国政府应当坚守在国际人权方面的承诺，确保伊力哈木和他的学生有权得到保护和自由"。哈夫还表示，美方特别关切土赫提的处境不够透明，以及欠缺与法律代表的接触机会。" 目前，与伊力哈木同时被捕的、包括栢尔哈提在内的6名学生仍没有任何消息。 此前，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多次对伊力哈木的遭遇表示关注。 同日，总部在美国纽约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起诉新疆维吾尔族学者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该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理查森称："土赫提多年来一直试图以和平方式表达维族人的不满，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伊力哈木被提起公诉的消息让其代理律师李方平感到非常突兀。李律师周四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检察院办理诉讼案件的规则里面有这么一个规定，移交案件他们应该通知律师，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重大的程序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要求复制视频资料的东西，一直没有回复，没做任何解释，又没听取意见，不通知（律师）就移送（法院），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是漠视律师辩护权。" 而伊力哈木的前代理律师王宇周四告诉本台记者，自她代理伊力哈木的案件后就不断受当局压力，本月中她又被律协骚扰，目前已被迫退出该案件："上次会见伊力哈木之后，所里一直找我谈话，司法局就是不让我代理这个案子。按法律规定的话应该通知律师他已经被移交法院了，首先这一块就已经违法了。再有一个是有一部分音频视频资料证据还没有交给律师，就突然间把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虽说是很突然，但事实上也不突然，之前我和李律师也有过一些预料。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案件他（当局）都会违法的情况下，仅仅凭着律师去抗争争取能在这个案件中不违法，也就是天方夜谭。" 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两极化热议。有人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应从严惩处分裂分子。也有不少人表示，曾了解过伊力哈木的主张，认为他是反对新疆独立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学者，争取民主自由并非分裂国家，呼吁舆论理智看待问题丶官方客观的公开审判。 网民"滚滚滚滚滚滚的蛋蛋"称："读过他写的文章，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维吾尔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对新疆的问题论述得也很深入，但应该并不是疆独。因为他很清楚，新疆独立其实对维吾尔人有弊无利。" 另一网民"傻X奇"问道："一个老师拿粉笔分裂国家么？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国家？" 新浪微博用户"游世文初八"评论道："谁真的能得到民心，谁就是当局的敌人。温和与理性，才最让残暴与专横恐惧。" 对于对伊力哈木的指控，王宇律师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最高刑法可以是死刑，最低也是十年。就我来看的话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完全是构陷。" 记者周三还发现，伊力哈木的名字已经在新浪微博遭到屏蔽。 记者就此致电中央民族大学，但接线职员在了解记者的身份后迅速挂断电话。 据了解，今年45岁的伊力哈木因发表维护维吾尔民族的言论，而长期受到警方监控。他于今年1月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逮捕。在他被捕后的五个多月中，当局多次拒绝代理律师提出的会见要求。李方平律师直到6月26日才终于见到伊力哈木，其后他发文称："伊力哈木坚称无罪，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及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他没有任何言行支持分裂。" （RFA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林迪/吴晶） 【附录】 中国：维族学者遭罗织起诉 检控伊力哈木・土赫提是对情势紧张区域送出的错误讯号 （纽约，2014年7月31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2014年7月30日宣布以"分裂国家罪"起诉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令人深感忧虑。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已经以"分裂国家罪"正式起诉伊力哈木──主张中国应更加尊重维吾尔少数民族权利的一位温和倡导者。此项罪名最重可判处死刑。 "决定用如此严重罪名起诉像伊力哈木这样致力化解民族分歧的人，足见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数月以来已倒退到了什么地步，"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正当民族关系空前紧张之际，此举无疑对维族送出一个错误讯号。" 伊力哈木的律师说，起诉的依据是"维吾尔在线"网站发布的几篇文章，该网站由伊力哈木创办，专门关注维族议题。有关当局指控这些由伊力哈木撰写或由其学生与志愿者发布在网站上的文章"意图颠覆政权"。起诉的另一依据是伊力哈木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内容。据律师表示，上述文章和专访完全没有提到暴力或恐怖主义。有关当局引用的罪证还包括伊力哈木在其任教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讲课内容。有关当局拒绝将讲课录像带的拷贝交给律师，律师连起诉书也尚未收到。 人权观察表示，没有任何公开可得的证据足以证明伊力哈木涉及可能依客观标准被解读为煽动暴力或非法行动的任何形式的言论或行为。 伊力哈木生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今年1月15日在北京遭到公安部门拘留。新疆公安部门迅速将他转送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月24日，他的妻子收到正式刑事拘留的通知，得知伊力哈木以"分裂国家"罪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1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发布网上声明，指控伊力哈木涉嫌"参与分裂活动"和"煽动民族仇恨"。他在2月25日以"分裂国家罪"遭到正式逮捕。 有关当局不准伊力哈木与律师联络长达五个月，直到6月26日。公安部门拒绝律师申请会见的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伊力哈木向律师表示，他曾十天没有食物可吃，并曾被上脚镣20天。 伊力哈木一向直率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族的政策。但他在文章和定期接受外媒访谈中均一贯表明反对维族独立或分离主义。伊力哈木在6月26日会见律师时拒绝承认犯罪。 近几个月，新疆发生多起严重暴力事件，最近一次于7月28日发生在喀什地区莎车县。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一群持刀暴徒攻击当地政府机关和派出所，造成数十名汉族和维族人员伤亡。这则报导尚未经过独立消息源证实。 中国政府将此次和其他攻击事件描述为"预谋"的恐怖袭击，然而案件细节并不明确，因为该区信息进出均受政府严控。 中国政府因应新疆不断升高的暴力冲突，已进行一整年的镇压行动，拘押、判刑数十名被指为恐怖分子的人士。 尽管中国政府在该地区有正当的安全顾虑，但它系统性地将和平的异议视同倡导反政府暴力，而且从未正视维族的申诉。中国政府一贯地将这种申诉说成是助长该地区分离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手段。但维族人士早已详尽说明该地区发生的各种人权侵犯，诸如普遍的民族歧视、激烈的宗教打压、日益严重的文化压抑、不尊重公正审判和强迫失踪等不受法律约束的迫害。 "中国政府显然决心阻止伊力哈木这样的维族人士继续发声，他长年努力以和平方式表达维吾尔人的正当诉求，并倡导和平解决冲突，"理查森说。"将伊力哈木这样的温和人士妖魔化，无法为该地区带来和平。" 更多人权观察有关中国的报导，请浏览： 查询详情，请联系：  |
||
|
Posted: 31 Jul 2014 02:30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7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50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3, 2014, 6:02:51 AM8/3/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邓聿文：缘何又闻“斗争哲学”？
- “刑不上常委”：潜规则还是伪命题？（章立凡）
- 孙立平：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
- 张思之：二报关心浦案友人书
- 胡少江：抛出“死老虎”之后
- 高新：周永康的哪些犯罪事实不属于“让人民知道”的范畴？
-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三）——海关不是答辩的答辩
|
Posted: 02 Aug 2014 01:04 PM PDT
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虽从未放弃斗争思维，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公然鼓吹斗争者尚不多见。上周，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就做了这样一回先锋。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耸人听闻地大谈八种新的斗争。 如果此文能够谈出一些新意也罢，可惜文章通篇都是文革式的陈词滥调，其所警告的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之类，不过是在重复以往党的文件的话语和表述。 韩自己概括的八种"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与其说这是新的斗争，不如说是旧的，因为所谓争夺资源、争夺市场、领土争端者，自有国家，或者说，自形成共同体来，就一直在这么做的。而货币战争、意识形态斗争、反腐败斗争、反分裂斗争，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已经较量了半个世纪。 唯一的"新"者，或许是网络斗争，但网络发展的历史也有20多年了，这方面的斗争——如果有的话——从网络作为一个新事物出现起，就存在，所以也谈不上特别新。而这篇文章把这八种斗争不但称之为"新"，还冠之以"伟大"，仿佛此前中共在从事这些方面的"斗争"就不伟大了——可见其不但逻辑错乱，还很投机。 上述都不过是铺垫，此文的真正目的所在，即他心目中真正的斗争对象，是意识形态上的"西方敌对势力"，以及国内受其影响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他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方式概括为三个步骤：先将"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普世价值和西方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裁判中国现实，最后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对中国的制度，中共的统治心生不满。 文章进一步演绎说，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西方觉得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于是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或者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来掩饰其政治意图。 对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这种种"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的斗争方式，此文"火眼金睛"，呼吁中国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但党校并未如此文所言跟西方划清界限。党校与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交流频繁，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对口培训基地。党校教员和其他非教学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年都要轮流到这些基地去"洗脑"，许多人都洗过多次，可下一次还是愿意"欣然前往"。如果按照韩庆祥文章的逻辑，这不就是在自动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进攻共产党的工具？而且党校近年来也积极倡导开放办学，主动邀请一些访华的西方政要或者学界翘楚，到党校交流和演讲，为那些在党校受训的官员传播西方价值。是不是党员的教职员工和党政学员，都练就了一番能够防止各种"毒品"侵入的真功夫？ 斗争思维的要害是制造敌人，没有敌人也要造出一个假想敌来。韩庆祥的文章就是如此，这也是它在发表后，引起中国舆论极大关注的原因。海外媒体把它划到近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二波。第一波的标志自然是社科院的纪检书记前不久在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会议上所说的，社科院内部遭受境外反动势力的"点对点渗透"，以及社科院将意识形态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的标准，实行一票否决。 这第二波，则是以中组部的干部培训讲话为标志，要干部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韩庆祥论斗争的文章算不算第二波的一个标志，不好确定，不过，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不是奉命作文，而是党校的一位官僚学者，揣摩、迎合上意的投机行为。但这篇充满陈腐气息的文章，将中央党校多年建立起来的相对开明的清誉，毁于一旦，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在当局清理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影响的全面攻势下，像党校这样特殊的机构，也正在沦陷。 这也再次见证了中共所谓的"三个自信"，是多么的虚伪和苍白。因为真正有自信，掌握了宇宙真理的话，是不用害怕西方敌对势力打着学术旗号进行和平演变的。如果没有自信，整日担忧西方敌对势力披着学术外衣推销西方那套政治制度，不如索性把对外学术交流的大门关上。可中共又不敢这样。它其实很清楚，在这个全球信息日益流动的时代，没法不让人们不受外界影响，只是影响多少而已。所以，它的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恐吓，不时敲打一下学者，在对外交流中，多带一个心眼，免得一不小心，被西方的普世价值俘获过去。 在各种对外开放中，学术思想的开放是最紧要的。没有学术思想的交流，便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以为把开放的窗口锁定在器物层面，最多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就能造就中国的繁荣，就会有先进文明的出现，100年前的洋务运动已经给出了答案。洋务运动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碰到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中国倘若在对外的学术思想交流中，还绷紧政治神经，抱着过时的斗争思维，对学者们套上各种思想紧箍咒，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亦非不可能。 毛泽东当年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结果把中国斗得一塌糊涂、百事凋零。新领导上台已近两年，重在意识形态上提倡斗争哲学，虽然由于形势不同，不必担心学者和知识分子会受到当年那样的大面积迫害——而事实上如今人们是带着一种娱乐化的心态来看待当局这种恐吓的——但对部分学者和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带有当年的记忆，多少会产生一些心理阴影。 改革开放至今，大陆虽在物质成果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在学术思想方面始终出不了大家，与此有极大关系。 其实，当局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打压、恐吓学者和知识分子，制造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促使他们离心离德，从执政角度而言也是极不利的。因为在执政合法性日益流失的背景下，需要知识分子这个最有价值的群体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而作为以知识为志业的群体，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于生产和制造"言功"，为执政党提供可选择的价值观及合法性论证的位置。当然知识分子于社会还有其他作用，但对执政党而言，最根本是这个。正鉴于此，环顾世界，很少有政权愿意搞坏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把知识分子推向对立面。 现在，中共当局不积极修补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日益疏离他们，通过清理意识形态的西方影响把他们推向敌对者行列，实则是为其所反对的所谓不怀好意的"西方敌对势力"送上和平演变的对象。 ——金融时报中文网  |
||
|
Posted: 02 Aug 2014 01:01 PM PDT
日前中共中央宣布审查周永康，被公认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不少人额手称庆，实际上仅仅是在追究一位"前常委"而已。 就红色政权的传承而言，这条所谓的潜规则，更像是个无厘头的伪命题。纵观中共建党九十三年来的党史，在周永康之前已有二十一名政治局常委因各种原因落马，平均每四年多就有一位。 据称"刑不上常委"的出处，是邓小平在"八九六四"后对新领导集体"政治交代"的谈话：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再次提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分析邓小平的这两段讲话，一是强调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二是强调执政党要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常委会，无论如何解读不出常委个人有不受追究的特权。从另一角度推论：倘若政治局或常委会不够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党国的命运就要出问题。 邓小平所认同的，其实是"刑不上核心"，且只有核心才有权给其他人"上刑"。第一代核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清理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常委陶铸以及大批高官，居然"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就因为他是唯一的"核心"。邓小平也承认："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章按：指胡耀邦、赵紫阳下台），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 事实上邓小平在"南巡讲话"前后，也不是没考虑过"换核"，后来耳朵一软临时改了主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自毛邓以降，哪一代核心都不是神。上述讲话之所以变成金科玉律，甚至演绎出"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无非是对演绎者及其拥趸有利。 综上可知，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核心任内，是"刑可上常委"的。其后变为"刑不上常委"，权力斗争仅触及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盖因毛、邓之后，强人政治被常人政治取代，博弈各方都不太有本钱"玩大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击鼓传花权杖交接，到了毛时代成长起来的红二代手中，"刑不上常委"就不再是什么禁忌了。红二代相当于家族公司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政治资本雄厚，对先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有天然的血缘感情。至于草根出身的管理团队成员，即便爬到CIO、CTO、CFO、COO乃至CEO这样的高管地位，也仍然是个打工仔。如果你站错队、弄权过分或捞了不该捞的好处，大股东是有权清理门户的；像周永康这种恶奴欺主的前任高管，依家法处置自不在话下。 当然，腐败名声在外而安然无恙者，当下也不是没有。自毛核心时代迄今，体制内安身立命保位升官的无上秘诀，依旧是"站队"二字。与"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确"才是更有效的"免死金牌"——顺者昌，逆者亡。 2014年7月31日 风雨读书楼 ——金融时报中文网  |
||
|
Posted: 02 Aug 2014 11:58 AM PDT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了。比如腐败。因为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靠正常的制度化措施，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腐败现象了。对于这类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个年头的今天，重建社会已经成为一件愈益迫切的任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现实中，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开始若隐若现，伴随经济上的国进民退，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而对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为强化权力提出了新的论证。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 应当看到，重建权力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某些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复杂化。我们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不时面对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等，大多是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治理能力的要求。 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总体性权力。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在这样的时候，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无疑是我们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 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尽管社会建设的话题开始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内容？应当说还是非常含糊不清的。因而，社会建设的概念往往给人们一种空洞虚幻的感觉。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框架，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社会建设至少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 在我国，贫富悬殊已成事实。这个问题不仅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源，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们通常所说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就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如何抑制这种势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性的机制。 要看到，这种状况是在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可能可供选择：一是退回到过去的再分配经济；二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如果退回过去的旧体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那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成为我们惟一的出路。 在我国，经过3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什么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但我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体平等利益表达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公平的利益博弈。换言之，利益的均衡要靠公平的利益博弈来实现。其中最首要的，是利益表达以及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会权利的失衡，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的失衡。可以说，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结果是使利益格局进一步失衡，并为更严重的社会冲突留下隐患。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它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 优化社会结构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说，社会结构的优化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是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我国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 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二是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二是要保护乃至改善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的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就像要把一个烂泥塘建设成一个水泥底的游泳池，虽然比原来干净、漂亮、卫生、方便了，但是小鱼小虾吃的东西没有了。现在城市中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扩越宽，现代化的设施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在遭到严重破坏。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比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在城市建设的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实上，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层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所。 三是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 当我们在今天讨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就出现了"富二代"的说法，最近几年中又出现所谓"穷二代"的说法。而今年的"官二代"则成为一个网上流行的词汇，以形容公职的世袭现象。这提醒我们，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促进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发育 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非常弱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对于社会，过去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但在此之外，其实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3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但市场经济并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的发育，相反的趋势也是可能的。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失控的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而能够制约权贵资本主义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 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 改革会造成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社会矛盾的增加，这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对此，需要澄清几个基本的问题： 首先，要准确定位社会矛盾。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确实比较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的矛盾、利益的冲突。这种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要看到，基于不同因素形成的矛盾或冲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一样的。可以说，由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非常剧烈的，也是不容易化解的。而基于利益的冲突大多是理性的冲突，涉及更多的是有无和多少的问题，如征地拆迁和移民中的补偿标准、劳工权益等问题都是如此。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其中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很少。 其次，现在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责任与其说在民众不如说在政府。而政府成为引发利益冲突的因素，原因不外乎政府职能定位有偏差、发展主义背景下的政绩压力以及政府成为利益主体。 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将社会矛盾的解决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联系起来考虑。也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现在我们将其作为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处理的，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正常的利益博弈。当我们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之时，正常的利益博弈就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也被消灭了，结果是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需要形成关于社会矛盾的新思维，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方式。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是极力捂住、压住，还是通过制度创新为规范和解决这些问题创造制度性条件？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而只能走制度化的道路。 制度化的道路意味着，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在有的国家，社会矛盾也很多，但人们不会如临大敌，为什么？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像在渠里流的水一样，人们知道到什么地方会流得急一些、什么地方流得缓一些，什么地方会拐弯、什么地方会泄下去。对这些阶段都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我们需要准确判断社会问题，以信心、魄力和智慧建立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机制。 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问题不仅仅是投入少、水平低，而且不公平。我们现在不但市场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地方，连社会保障和福利都成为扩大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根据2005年两会期间有关媒体披露的数据，我国人均门诊费年增长13%，人均住院费年增长11%，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 在退休制度上，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待遇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自2005年起，国家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但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指出，在从2000年到2004年的4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长6.31%，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1990年，我国企业和机关职工年人均离退休费分别为1664元和2006元，差距并不大。2004年则分别为8081元和16532元，前者仅是后者的48.8%，差距十分明显。 在社会保障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受不到有效的制约，政府的财政支出是不透明和不受监督的。这样，在社会保障的问题上，还特别需要防止"给你一件T恤衫，扒掉你一件羽绒服"的现象出现。 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了。比如腐败。因为腐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靠正常的制度化措施，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腐败现象了。 对于这类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规范管理，超过一定标准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会大不一样。 规范的现金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普遍实行的制度，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技术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关键是你做与不做。基础制度，只是规范的现金管理的其中之一，再比如我们的账目管理、票据管理、收入记录等，都是属于这种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城市中的道路、桥梁、路灯、管道、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一个社会的基础制度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秩序也就无法保障。可以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我曾经研究过"制度是如何失败的"问题。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有人曾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 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在西方，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这些国家后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关键的就是制度的基础。因此，要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重建作为制度运行前提的基础秩序。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
||
|
Posted: 02 Aug 2014 11:08 AM PDT
"书展"归来，见志强。先报近况，引文都是原话—— （一）病情略有好转，目前的难点是膝盖疼痛。此症旧有，当年的大夫说是缺钙所致。已请求自费服钙片，估计可以批准。 "血糖空腹时8.6"。 因治病，需夜食，可以买鸡蛋、牛奶做为补充。 （二）交谈有底气，时露笑意，看来精神状态比前此为好。 （三）提审的范围与内容，无变化；有三点具体情况前此未涉及： 第一，在境外各次演讲的内容； 第二，与美国驻华大使交谈的情况和内容； 第三，业务收支涉及的"发票"有的不合规范。 我问他在"日记"问题上有没有新情况。答复笼统："无非是人来人往的事……"（加删节号，只是表明他的情态，不涉及具体情节。）因没有条件讨论，我的疑虑未能排除。 （四）提审的前提和条件有些变化。 "现在是隔一两天提审一次，不是天天提了。"有时不是审讯，"纯属聊天"。"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公告没加'同志'，都说到了"。有时干脆告诉我，"顺路来看看"。 （五）问他对案件发展前景做何估量，他说："渺茫"："不排除中间发生变化的希望"："这得看形势的发展"。这三点，他是连贯起来一气呵成的，我之所以分述，是想请诸君关注阶段性的重点。 听后我说，"没料到我们的估量竟如此一致！"此刻两人情难自禁，相视微笑。 （六）或因"渺茫"，他有读点书的强烈要求，希望得到《史记》、《资治通鉴》（以上二书要中华书局标点本）、《新概念英语》（大字版）、几本《辞典》。 （七）他关心经办的未结案是否会对当事人产生负面影响。我告诉他：所里步律师与何北高律师正在逐一核处，"所"里很支持。 因谈及讼案，他说：经办的案件中有个问题涉及严重犯罪，必须举报。（注：考虑到目前应当保密，恕不明指）此事高律师清楚，请他马上与当事人联系，争取同意"狱中举报"。他微笑着说："还可以立个功呢！"而后补充一句："涉及的问题十分恶劣，太恶劣了，不能容忍！"他希望8月12日以前有个定论。 以下，再报其他相关情况—— （一）孟群夫人委托告知的事项，包括心态、按摩、饮食等等，逐一做了转述。重点强调了夫人的想法："要信佛。""外面的事，所有的事，不用他操心，先把身体搞好再说。" （二）他问我："外面情况怎么样？" "什么情况？" "咱们律师的，还有人在炒（吵——我不知其本意，限于时间，未问）么？ 我说：个别情况，总会有的。这段，好多了。 又问："**是否还在激烈地闹呢？"（按："还在"，说明他听到过或推断过什么事，我没问来由。） 我说："最近没听到什么，应该是平静了。" 此时他把话题一转笑着问我："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按：天晓得来自何处！） 我惊异于他在这方面的机敏聪慧，面对他的坦率，我只能快语以对："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压得服么？"他听了笑得有点灿烂，似乎想安抚我一下，又有点说不出口。他的心，我理解。 会见出来，我对李瑾说："看他多聪明，外面的情况他都能估计到。"李说："毕竟是资深律师嘛！" 我闻此语难禁戚戚。 （三）他问"申请取保候审是不是又驳回了？"我说："驳回了。" 他一再地、反复地感谢朋友的关心和对他家人的照顾。感谢所里的关注与帮助，要我们"问夏霖和同事们好！"还特意加了一句："他儿子考上大学了吧？"跟着补问："振红的儿子考上什么学校了？"（李已实告）又说，告诉我儿子，"学习要靠自力"，不能靠外助。 最后报告有关律师的调整情况—— （一）交谈中我接过李瑾的话题，告诉浦，基于与李瑾签定的委托协议马上到期，考虑到夏霖律师再三催促"换马"，遵从"浦案亲友团"的意见，商请河北高广清律师继李瑾律师充任"被委托人——现阶段辩护律师"，志强同意，分别签署了"委托书"与"撤换书"。 （二）我表态说：李律师的这段工作，"吃了辛苦，做得比我多，比我好。"请浦尊重这一事实。他欣然同意，反复念叨："谢谢李瑾！谢谢夏霖！"（估计他考虑到李是夏的律师团队成员） （三）我告诉他，会马上与高律师联系，转交"委托书"。 结尾的话—— 我判断，浦案的侦查范围已无能扩展，侦查内容不会有急剧性的变化，尽管控方会依法"补充侦查"，也仅止于补充时限而已。总而言之，"前哨战"似已告一段落。"攻坚"将至，阵前换"将"，应为兵家之常。至于如何布阵，怕只能在收到"战表"之后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谋划了。 两月狱炼，浦处于持续进步的渐佳状态。我们配合合拍，没有发生重大失误。 各方友好的鼓励与支持，对前段律师工作是莫大鼓舞；同行间的指点、指导乃至指摘，大多属于具体的帮助。浦案有社会影响，各类人物都会发声，或有噪音，应属常态，也是好事，更何况这是人家的基本权利！我体会较深的是，不可把个人的理念、往日的个案经验，一律当成办理各案的圭臬甚至真理，把自己用来一时顺手的方法抽象化、绝对化，这样会产生失误、会跌跟头，对此我将牢记。 "亲友团"接受建议，组成"三人辩护小组"，此议早经志强赞同。人选，我担心网上为此又起风波，没对他明说，但他表示："你定。你定的，我不会有意见。"——这话是前次会见时说过的，这次没有提及。 我会为浦案尽心尽力，无论何时何地。 感谢诸位对我健康的关注，可堪告慰的是："状况尚佳，偶有小恙，幸无大碍。忽忆关汉卿散曲《不伏老》名句，试模拟为结：我能做一个骂不怒，压不服，捶不扁，打不垮的"讼事翁"么，朋友们？此意权作对于若干质疑"网语"的总体性回答，不知是否有当？ 2014年8月1日，于北京 文章来源：孙国栋的博客  |
||
|
Posted: 01 Aug 2014 11:00 AM PDT
几天前，中国官方的通讯社，用一则简短消息的方式公布了中国政府对周永康一案的初步处理，这则消息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这一消息意味著审理周永康一案的秘密程序已经结束，下一步便是开除党籍和进入司法程序了。 抛出周永康和徐才厚是习近平、王岐山两位"太子"发起的反贪运动的两大重头戏。这两人，一位是前政治局常委和中国公检法系统的总头目，一位是法定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前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核心成员。拿下这两只"大老虎"是中国政界潜规则的一个突破，它意味著"刑不上常委"和"不能碰军队大佬"已经成为历史。 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官场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现在他们肯定乐于见到习近平和王岐山拿下这两只大老虎。无论这场反贪运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周永康和徐才厚今天的结局都是罪有应得。对普通民众而言，多拿下一只大老虎，让其他贪得无厌的官员们多一分胆颤心悸，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情，就值得点个赞。 对习近平而言，抛出周永康则意味著更深层次的意义。周永康的贪腐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周永康被停止抛头露面也已有时日，当局对周永康朋党的围剿也又一年有余，但是周的案件就是千呼万唤难出来。是什么使得习近平如此地难以下手？是因为案件复杂？或是因为需要斟酌一个能被公众接受的恰当的理由，既能抛出周永康，又不至于破坏了党的形象？ 上述理由都不符合逻辑，在公众面前处理高级官员的技巧，中国政府已经运用到的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会选择一些无关紧要但又违反法律的内容公布于众，以此维护政府的形象。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无论是处理官员还是民众，法律条文都不是制约有关方面办案的因素。习近平在处理周永康案件上遇到的阻力，除了党内强大政治势力的干扰之外，很难有其他解释。 如果周永康一案的延迟公布和处理是因为它的保护人的顽固干扰，或者是因为党内大佬们出于对"刑不上常委"潜规则被打破的担忧而不愿为习近平背书，对于习近平而言，抛出周永康之后的危险，比拿下周永康的阻力要大许多。无疑，拿下周永康是习近平反贪的一个战役性胜利，但是他能否取得整个反贪运动的战略性胜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不仅仅是对反贪运动持怀疑态度的高层官员不支持他，还因为整个中国官场都对反贪持观望态度。 他们不仅对习近平的反贪运动不支持，对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也颇有微词。习近平的强势反贪打破了党内的权力平衡，虽然作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习具有制度上的优势，但是党内高层和中基层官员的联盟，不仅将形成他施政的障碍，甚至对他本人也会形成威胁。 在一个极权政体内向制度性的毒瘤宣战，是一件胜数不大的事情。无论是从右的方面，还是从左的方面，改造这个制度都不容易。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曾经向党内的保守派挑战，但是最终被强大的保守派联盟所击败；毛泽东曾经通过以更左的方式向中国的官僚制度挑战，但是他也是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产儿，但是当他们偏离这个制度的时候，都会被抛弃。 这就是习近平面临的危险。他的高级同僚们等著他在取得强势领导地位之后犯错误，他的中基层官员们等著他的反贪运动结束从而继续攫取利益。习近平想要回避所有的这些政治陷井，唯一的方法是建立一个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的舆论来制衡政治权力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使他通过制度、通过人民来抵御党内大佬的反弹和贪腐现象的重新猖獗。但是，截止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愿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01 Aug 2014 10:41 AM PDT  笔者今年三月十一日曾在本专栏上发表过《周永康何日不再被"同志"？》一文，文中说："......请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已经被宣布'立案调查'的薄熙来到此为止仍然还是共产党的一个'同志'，直到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当然也就不再被'同志'了。" 文中还说："笔者在这里回顾两年前的薄熙来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的热门候选人到'犯了错误的同志'，再到'移送司法机关'的犯罪嫌疑人的被'分阶段'处理，是想说明当年的薄熙来案与如今的周永康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薄熙来是在位、在职期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而突遭调查，而周永康从被开始调查的时候即已经是不在其位的'老同志'了。由此就决定了当时对薄熙来的处理明显是匆促行事，所以才有了从先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实职；继而再宣布'停止'其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接受调查；然后是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三步曲'。事实上，在不被安排或者被免除了具体的实权职务的前提下，中央委员也好，政治局委员也好，都已经是空有其名，表面上的政治身份而已。而眼下正在被'继续调查'的周永康的政治身份只是一个所谓的'从中共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无职可免，无职可'停'，所以对他的处理过程既没有'分阶段'的必要，也没有时间上的紧迫。如此说来，周永康案的处理结果无论何时才能被宣布，其结论内容都应该是直接了当，一步到位，没有继续被'同志'一个过程的必要了。" 果不其然，将"审查"周永康的决定昭告天下的"中共中央决定"中，即没有称周永康称之为"同志"，也没有提及他的政治身份------"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然也不会继续称他为"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公开宣布"审查"周永康的当天，人民日报即配发了"他已经不再是同志"的评论文章，文中称：中共中央决定，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你懂的"，这次终于成为所有人都"懂的"大新闻。这是建国以来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官员。然而，几乎没人惊讶，舆论场上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该来的终于来了，他已经不再是同志！ 文中说：这半年来，围绕周永康的各类信息层出不穷，成为中国舆论场上的独特现象。但"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政法系"一众高官的不断落马，其贪腐细节、复杂案情均成为指向"大老虎"的线索，在国人心中，打虎的脉络早已经渐渐清晰。他的落马，将让人民重新定义"大老虎"，也更加坚定对中央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打落，只能说明，伸手必被抓，谁都逃脱不了。这绝对不是中纪委的收官之作，更不是反腐败进程的转折点。腐败没有特区，反腐就没有禁区，没有死角，没有例外，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影响多大，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将被一查到底，严惩不贷！ 为查处周永康拍手叫好的此类官式文章近几天来已经贴出了何止成百上千，不过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审查"周永康"绝对不是中纪委的收官之作"虽然可信，但由此断定"反腐就没有禁区，没有死角，没有例外"肯定是言过其实；"不管地位多高，影响多大"的说法更是信口开河。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习近平会把李鹏或者李鹏的子女们都抛出来为其"救党图存"的反腐大业祭旗，甚至也可以想象在以往江泽民和胡锦涛曾经将在位政治局委员关进秦城监狱的基础上把个把在位政治局常委也"审查"一番，但却不能想象他习近平有朝一日会宣布对邓家子女或者江泽民本人及江泽民的家人"立案审查"，道理就在于邓小平也好，江泽民也好，都是已经被写进党章的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里程碑"人物，是"党的形象的化身"。 事实上同是人民网上的另外一篇题为《打掉'大老 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文章刊出之后即遭删除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了"反腐"是不可能"没有禁区"的。 有敏锐的境外媒体注意到，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正式公布对周永康严重违纪立案审查的消息发布不到一小时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就刊出了署名"苏秦"的评论文章《打掉'大老 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评论形容周永康位高权重，是真正的大老虎，又指出"老虎再大，只要为非作歹，触犯党纪，就难逃铁笼"。 评论说，苍蝇要拍、老虎要打，周永康事件反映无论后台多大，亦难逃党纪国法惩处，党员干部都要警醒，用好手中权力，强调反腐不会止步，"调查周永康是阶段性一步，决不是句号"。 时隔几个小时，有境外记者欲在自己文章中引用此文再次点击查看这篇网评时，人民网的网页上给出的显示已经变成了"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5秒后将自动跳转至人民网首页。" 多维网上的一篇题为《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离奇删稿引关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经过数月的等待，周永康的名字终于得以再次见诸报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终于被立案审查，中国媒体纷纷将已准备数月的内容顷刻抛出，掀起一场"打虎狂欢"。在此番媒体狂欢中，中国官方的媒体亦通过微博、网评等方式积极发声，《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发表的题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评论引人瞩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文章发表几个小时后，上述文章已被悄然删除，不仅包括其"娘家"人民网，就连一众转载的网站都显示"您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引发更多个关注。 该评论文章认为："不难理解上述稿件被删除的原因。这显然是中共为了防止舆论走偏，将焦点转向"下一个是谁"的揣测，这是中共方面不愿意看到的被动局面。当然，为了防止舆论走偏而选择删稿的方式显得太过于简单粗暴，除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加剧揣测，甚至带来一些额外的舆论发酵。" 而依笔者之见，这篇赞扬中共政权反腐"没有句号"的文章之所以变成了"为什么被删除"的问号，并不是因为中共政权认为反腐是"有句号"的，而是因为文中一句"周永康事件反映无论后台多大......"犯忌。 事实上不但反腐具体要反到谁肯定会有"禁区"，已经被下决心抛出的"大老虎"的哪些"错误"内容可以适时对外公布，哪些犯罪内容绝不能对外透露，肯定也是有"禁区"的。笔者两个月前的一篇评论文章《周永康"涉黑"习近平不得不帮他隐瞒》一文中已经论述过：事到如今，已经较难想象周永康最终还能落得一个连党籍和公职都可以被保留至死的结局。所以中共官媒的从业者圈子里已经流传出一份"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示"："周永康死后不能进八宝山"。 但是无论下一步对他周永康进行何等程度的党纪、政纪乃至"司法处理"，也绝不能将他与"建国以来最大的黑社会团伙"的匪首刘汉之间"警匪一家亲"的犯罪内容对外承认，即使他周永康本人想承认习近平都会命令他"住嘴"，因为这对共产党的整体形象的杀伤力实在是大到了他习近平政权难以承受的程度。 共产党政权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党的领导之下确有"警匪勾结"的"个别现象"的存在，所以在审理刘汉案时特别安排进去三个最高职务者只相当于副县级的"地方政法干部"。但这已经足够，正国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及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的"严重涉黑"罪行绝对不属于"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的范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01 Aug 2014 10:40 AM PDT 7月15日，我的律师收到法院转发的首都机场海关"答辩状"副本。首行答辩人，所填：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二行所在地址；三行代表人姓名，所填：胡天舒，职务：关长。 一路看下去，相信我的律师一定会感谢海关给了他一个书就经典辩词的良机，我自己则只写点儿阅胡关长"答辩状"的感想吧。 我的"行政诉讼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理由有二： 一、被告所作行政处罚未载明事实和证据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被告以原告携带的书籍属"禁止进出境物品"为由，对原告作出处罚。经查，被告自称其依据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第四条下，规定了十二项印刷品禁止进境的情况。 被告既没有告知被没收书籍属于其中禁止进境的哪一种情况，也没有对适用该项作为处罚依据的理由进行解释。在原告进行书面申辩要求其说明之后，被告仍然未予说明。 更甚的是，被告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含糊其辞地称"对除……以外的80本印刷品予以没收"。连没收书籍的名称都未列出，遑论载明这些书籍所涉的违法事实和证据？ 胡关长在"答辩状"中对此一理由答辩： 一、 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题帽"下共书四段，首先简述了原告2013年10月29日带《皇家陆军少校和他的后代》、《俞润泉书信集》、《活着就是胜利》等印刷品共计83本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被海关旅检现场开箱查验发现这些印刷品。接着说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第四条之规定，除上边举名的三本书外，其余80本属于禁止进境物品。第三段辩曰：2013年11月7日，我关对原告上述行为予以立案调查，11月12日，向原告代理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单"。11月14日，原告寄送陈述意见至我关。11月19日，我关经复核后做出维持原处理决定的意见。11月28日，向原告代理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将原告携带的禁止进境印刷品予以没收。末段结论："以上事实有扣留凭单、入境查检记录、查问笔录、情况说明、行政处罚告知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证据为证。" 我问海关的是：予以没收书籍所涉违法事实及证据何来？胡关长洋洋洒洒答非所问。 二、原告所携带印刷品不属于禁止进出境物品 ……被告没收的《李锐口述往事》（53本）一书，原告李南央系该书的作者之一，该书系原告为其父亲李锐整理的口述党史著作。李锐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元老，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其口述著作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故被告粗暴认定其著作内容触犯法律法规并予以没收，不仅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并且损害了本书作者李锐、李南央的名誉。请求人民法院对此书及涉案书籍进行实体审查，查明其是否有触犯法律法规的内容存在，是否属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进出境物品"。 胡关长的答辩如下（原文照录）：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61号）第三条规定，"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的收发货人、所有人及其代理人，应当依法如实向海关申报，并且接受海关监管"。根据以上规定，原告携带禁止进境物品未依法履行申报义务，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所指之个人携带国家禁止进境的物品进境，未向海关申报但没有以藏匿、伪装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我关做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这段答辩"题帽"说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我所述《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性质，李锐在共产党内曾经担任过的诸项职务及地位，哪个不是事实？！所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不是法律依据？要求海关明示于我被扣80本书违反的是其所据"监管办法"第四条下之十二项中之哪一项、哪种情况，不是依据法规提问？胡关长题帽下所书内容文不对题，未有一字继题帽而续辩、而驳原告，全是被告自己之依据、之理由。文法不通，于法理则更不通，"综上所述"之后的判定强词夺理。 暂且就按胡关长的行文说事吧，他所依据的这"海关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显然应有具体解释，否则中国的机场海关就应取消绿色通道，只设红色通道。果然我就在网上查到了此条的译义："本条的规定比较原则，海关总署制定了具体的监管办法。比如，（一）对于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海关总署规定：……⑵旅客经由实施'红绿通道'验放制度的海关进出境，应按照海关公布的选择'红绿通道'的规定选择通道……。" 按胡关长的答辩意见一之第三段所辩，首都机场海关是11月7日立案，11月12日以"处罚告知单"形式告知原告被扣留的80本印刷品"属于禁止进出境物品"。而本人入境在先——10月29日，80本印刷品被海关定性在后；入境时海关又没有发放列明需申报物品的海关申报单，也未发予海关总署相关各令、各办法，我如何知道带有印刷品需走红色通道，并先知先觉这些印刷品涉及"违禁"呢？故胡关长所云："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便是据典不当了。当然，什么样的国家才会将印刷品列入红色通道，并不敢印出示之于入境旅客，这是另一个题目，不属本文范围。 胡关长两次提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我上网查到这条规定全文："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未向海关申报但没有以藏匿、伪装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的，予以没收，或者责令退回，或者在海关监管下予以销毁或者进行技术处理。"我发现此规定设立了多种处罚方式，而"责令退回"正是我曾经的请求：请允许我出境时带回美国。首都机场海关为何不采选此一方式，我不得而知。是海关把我逼到死角，要不然我是真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的。 相较我的父亲李锐之经历：1967年11月10日夜九时半左右，在安徽大别山中的劳改住所被捕，连夜押送合肥，翌日下午专机飞京，当夜十一时许关入秦城，父问：为何捕我？无人理睬。1975年5月30日被释放，又问：为何捕我，为何放我？仍无人理睬。 仁者会说，海关今日之作法已进步多多，有了手续、有了程序。智者则曰：非也，海关明火执仗，愈加蛮横，不屑正视原告所诉：老子就是法，少跟我"里格隆"! 胡关长确实可以有如此成竹在胸的底气。就我听到的被海关扣书之事即多多，这包括国内一些顶尖学府的教授和图书馆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和购书，就连校方的党委开了证明向海关讨书都无济于事，鲜有人愿意劳神费力去告海关。我孤陋寡闻，状告海关扣书只闻两件：一件2003年，朱元涛律师状告北京海关扣留其从香港携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初审朱律师败诉，不服，上诉高法，高法终审判海关败诉。但胜诉不久，朱律师即被高法通知，说法院有错，以"审判监督程序"为名再审。朱终败。据说起因是那时的"最高"江泽民怒问法院："你们究竟是要干什么？"这个背景是否属实无从查证，但是可以想见，什么样的压力，才会令对北京海关作了掷地有声的批评的高法弯腰。二件是：2009年8月澳大利亚华侨，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副教授状告广州天河车站海关收缴他在香港购买的书籍。当时广东官方媒体有两篇报道。一篇题为"海关扣'禁书'，依据在哪里"，载《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另一篇是对冯教授的专访，题目是"我能用书'杀人'吗？"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0月26日。结果是冯教授败诉。 值得再多说一句，胡关长在答辩意见一之第三段中辩称："2013年11月7日，我关对原告上述行为予以立案调查，"事实是10月31日上午10点钟，海关一位姓徐的警官即电话通知我上级（对我"上级"是谁之问，答：国务院）已返回部分审查意见，除三本书外，《李锐口述往事》属于禁止入境印刷品，还有一些正在审查中（这是唯一一次海关官员明确提及《李锐口述往事》，此后咬死"80本"说法）。11月7日（入境扣书时，我知会海关的返美日期）上午9点，T2航站楼海关电话与我：案件已移交北京海关缉私分局；片刻之后，9点15分，缉私分局吴警官即来电话通知：请于今天来机场海关办理手续。吴警官没有明说办什么手续，但是可以肯定案子在胡关长所云"立案调查"之日——11月7日这一天已经有了结论，否则何来手续可办？我告知此事已委托律师办理，吴警官立即换言：那不要让律师今天来，电话另约日期。其中蹊跷，我只能猜测，不能断言了。 恰刚看到张中行先生的一句话，录在这里，一笑："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且看三中院承办法官采用何法。这当然是继续跟进的话题。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6, 2014, 6:49:00 AM8/6/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巴黎中国之家追思燕保罗
- 梁京：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 高新：十七届政治局抓了仨了，下一个应该就是回良玉了！
- 鲍彤：不惊讶，不激动，无梦想——谈谈周永康，以及反腐败和依法治国
- 刘自立：纪念一战的意义所在——关于“1914年”的概念分析及其他
|
Posted: 05 Aug 2014 05:06 PM PDT
 |
||
|
Posted: 05 Aug 2014 04:57 PM PDT 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习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几乎于此同时又宣布了户籍改革，并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国。周案揭晓推迟到现在，有可能就是为了与户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应该说，习近平的这一招，确实让很多人感到，无论反腐还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预期都远，都更坚决。 面对这个形势，公知们该如何表态，成为自由派内部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批评认为孙立平不该对习近平整肃周永康无条件背书，因为反腐的手段无视法治，是为了集权，集权成功后，"会用更锋利的刀劈向社会"。孙立平认为批评者没有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 这个分歧后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习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越不利？另一个问题与此有关，那就是自由派该不该寄希望习近平朝正确的方向走？ 我支持孙立平的态度，即习近平打击中共内部最强大的贪腐势力对中国是好事。当然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在意孙立平怎么看，更不会在意我怎么看。在我看来，习近平非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不可，因为这不是一个主义和道路层面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习近平当然不想走宪政民主的路，正如当年英国国王也不想走君主立宪的路一样，但问题不在于习想做什么，而在于他与中共腐败势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 孙立平的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习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对话空间，应该利用这个空间，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个判断有没有客观依据呢？我认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争的。 习近平下决心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靠现有的官僚队伍来改革，连维持局面都做不到。户籍改革的出台，说明习近平虽然明知没有可靠的队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让民众对未来有希望。而事实上，户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仅有理念层面的问题，更有操作层面无法实施的问题。这样一来，就给扩大公共辩论创造了空间。 中国的政治对话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空对空，无法进入到现实制度和政策的层面。经验告诉我们，想在意识形态上说服对手，是不可能的，但这不等于在具体问题上一定找不到共识。因此，现在对不同价值倾向的一个考验，就是看谁能拿出赢得民意的具体设计。在这方面，为专制唱赞歌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是一群搭便车者，借著为当权者造势捞个人名利，没有兴趣解决真问题。自由派中也有太多的人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这才是中国的悲哀。不少人相信，只有在中共政权崩溃之后，面对实际问题才有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对自由的事业是不利的。 中国的革命派应该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腐败，革命还是搞不起来？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我的认识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腐败，没有自治空间，革命的道德资源不足。说到底，光靠民众不满，革命是搞不起来的，要有一批人甘愿牺牲自己。中共革命，得益于当时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可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和社会。对此，今天的反思很不够。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这样官僚政治和奴才哲学发达的国家，现在的技术条件对革命非常不利。 我认同革命派的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政治转型，确实需要一场政治革命。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我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提高政治对话的理性，对政治革命是有利而不是不利。这主要是信息传播太方便，大规模操纵民众很难。革命只能寄希望于民众觉醒，而不能寄希望于民众愚昧无知。 那么，当权者会与民间进行理性的政治对话吗？我认为在网络舆论环境的压力下，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事实上已经存在一场说理能力的竞争。当权者可以选择指鹿为马，选择强词夺理，但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下，当权者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利。因此，真正的考验是，中国精英，包括当权者，也包括反对派，说理的能力能不能与时俱进。 说实话，对这个考验，我的信心还真有些不足。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对话在中国就是发展不起来，会怎么样？我认为，如果理性的政治对话发展不起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社会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继续溃败下去，直到不可收拾。这正是孙立平最担心，也是多数人都不想看到的。  |
||
|
Posted: 05 Aug 2014 04:27 PM PDT  日前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说他"偷听"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的传达内容，其中"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心怀理想之敬、纪律之畏,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始终绷紧党纪国法这根弦,正确行使手中权力,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切实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廉洁操守"等内容，都是该通报中传达的习近平内部讲话中的原文。 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4年6月26日'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被"不慎"传出之后又被紧急删除，恰恰印证了中南海里传播的"江泽民忧心仲仲"的"小道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故事的原委是，周永康被公开宣布"正在接受审查"之后的这些天里，各级党政军机构的集体表态内容在被各级各类官方媒体公开报道之前，都是要被严格把关防止"泄密"的，但吉林省的一家地市级报纸《长白山日报》却胆敢把党内传达至县团级文件的机密内容中"不得公开报道"的那部分给捅到网上了。 已经有境外媒体关注到了吉林省白山市的党报《长白山日报》报道了中共白山市委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以及王岐山、赵乐际在部分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中央第二批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内容，披露了习近平"626"讲话中的许多细节，比如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评估前所未有的严峻，习称为是"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还有习近平表示了"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报道中还引述了市委内部传达的文件中主导全党反腐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部分讲话内容，比如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当保持清醒头脑，以遏制为目的，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等。 报道中还引述王岐山的话说，反腐败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站队问题、定力问题，也反映了背后是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问题。" 根据《长白山日报》转述的习近平反腐讲话，习近平对当前巡视监督的重点，提出了当前反腐巡视的重点"四种人"，即"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员领导干部，十八大以来不收手不收敛的，现在在重要岗位、可能进一步提拔重用的年轻干部，有更高愿望的干部。" 习近平还提出，对巡视中发现的上述四种重点人的问题线索，要重点查处。此外，还要着力发现和查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插手工程项目，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精神，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问题。 反腐巡视突出重点领域，就是突出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工程项目、惠民资金、专项资金等领域，坚决遏制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势头。 如上讲话内容被多家境内媒体转载并立刻引发境外关注后，当天下午就被国信办下令删除。 外界媒体因此认为在此之前一家香港媒体已经报道出的习近平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绝非编造"。当时的香港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就就反腐问题讲了三点："有人说十八大后我们抓了30多个副部以上干部，差不多了，可以收手了，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着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当年朱镕基说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腐败分子，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今天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勇气。" 在上述讲话中，习近平还表示将支持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进行反腐，"中央对各地反腐，不因领导人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过，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反腐要与其他地方一视同仁。" 以笔者之见，中共官方之所以紧急下令封杀长白山日报的"泄密"内容，无疑是基于不情愿令外界因此而强烈关注习近平等人就反腐反到如今这个程度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弹，特别是党内"原高层"的强烈反弹的"忧心仲仲"。北京的记者朋友透露说，中南海里正在流传江泽民的话："打老虎"的事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去就应了敌对势力的说法"政治局里没好人了"。 无独有偶，西方舆论界居然也有人替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居然能够深入到如今这一步的"负面影响"深表担忧。 近见有海外中文媒体的评论文章中引用了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周刊"中国一周栏目"主题为"周大老虎的落马"的文章，认为是西文舆论世界时针对周永康案的一份颇具代表性的报道。按照《经济学人》文章中的说法，习近平和王岐山目前看上去是"玩真的"。2013年以来20多万名中国官员被罚，其中包括几十位省部级高官和国企高管。也有很多官员自杀。习王二人这样做似乎是认为腐败关系到中共统治的"存亡"，必须予以净化；他二人也认为腐败有碍经济改革，必须要对其中的利益势力予以重拳打击。但是，习近平这一反腐战略也引发质疑：一是反腐释放的官场寒颤有损经济改革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二是更多老虎只会凸显中共的腐败之深，不利于团结全党。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对此评论说，既然已经打到了周永康这一级，就说明了习近平和王歧山已经"权衡"过打"虎"深入的利弊得失，"投鼠"不再"忌器"了。君不见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上奉命发表的关于本地党委对审查周永康的集体表态内容中都不忘强调一句夸赞习近平"对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就是要令全党相信他习近平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救党图存"。 所以虽然到现在为止，上届也就是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里已经抓了三个，包括常委周永康和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及徐才厚，但应该还没有抓完。至于第四个应该是谁，这位记者朋友和笔者的看法一致，"怎么说也应该轮到回良玉了"。 外界媒体已经注意到周永康被"审查"的公示内容发布之次日，中纪委第二巡视组即进驻了"江泽民的老巢上海"，第二巡视组长张文岳在市委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自己以"钦差"身份进驻上海，就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纪委王歧山书记的指示："对发现的问题要突出重点，分类处置，对腐败问题零容忍，有多少就处理多少，做到件件有着落"。除了要重点发现上海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等问题，更要严查是否存在对中央政策是否存在"阳奉阴违"的问题。 外界媒体同时还注意到了周永康被公开宣布接受审查的当天，中纪委第十二巡视组进驻了"江泽民的老家江苏"。巡视组长徐光春在讲话中宣布此程的目的就是要重点监督检查省领导班子的下一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笔者并不认为巡视组进驻上海，尤其是进驻江苏的直接目的是要直接"查获"江泽民本人，但不排除从组织体系上逼迫江泽民与自己过去一手提拔起来的腐败干部"切割"的考量。 从过去多看来一直流传的回良玉的官场腐败内容看，大多是他在安徽和江苏任职期间犯下的，所以中央巡视组这次进驻江苏必然会继续收到一些对回良玉当年在江苏任人为亲，所提拔重用的干部几乎全部都是贪官污吏的揭发材料，从而引发对回良玉的"立案审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鲍彤：不惊讶，不激动，无梦想——谈谈周永康，以及反腐败和依法治国 Posted: 05 Aug 2014 02:52 PM PDT
党中央宣布审查前常委周永康，我认为一切都在必然之中，所以我不惊讶，不激动，没有悬念也没有幻想。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的必然，远不仅仅是某官员或某名流个人的堕落。中国的官员和名流不是没有廉耻，问题是存在着权力不受监督这个天大的染缸。"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阿克顿爵士19世纪末发现的这一定律是铁面无情的，不管你东方还是西方，皇权还是党权。权力高于一切，腐败如影随形。被不受监督的权力组成的制度，必然是制造各级各类腐败的流水生产线。 因此，当我被告知维稳沙皇周永康是一位腐败分子时，我不惊讶。如果我被告知，这位沙皇领导下的马三家劳教所是个腐败窝，我不惊讶。有朝一日，万一我被告知，这位沙皇过去的顶头上司也是腐败分子，我同样不惊讶。阿克顿定律是普遍适用的。老虎多一只，少一只，特大号，特小号，无关宏旨，不可能使我动感情。 有人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刻，用这种方式来公布对周永康的审查？我才不问这种危险的问题呢！因为我知道这也是必然的。 这必然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必然归共产党作主。反不反腐败，反谁不反谁，什么时候反，反到什么程度，经过什么程序，最后怎么审怎么判，切割不切割，公布不公布，公布的时间丶内容乃至措辞，一切的一切，不可能不由党指定。这就是毛泽东的制度——党领导一切。一切重大问题，党有党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听，免得变成刺探党国机密。 现在这种反腐败，准确地说，是党中央反腐，不是老百姓反腐。好多人不懂这一点，以为每个公民都应该为反腐尽心尽力，结果和党"撞车"，被定性为"聚衆闹事"或"阴谋颠覆"之类。六君子，八君子，十君子……许志永先生们，不就是这样被周永康的接班人"依法"拘捕了吗！ 政治局决定，十月要开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提上日程。设想一下，在那以后，会不会由依党反腐转入依法反腐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如果依法反腐，到了那个时候，公民要求领导人公布财产犯不犯罪？记者报道腐败新闻犯不犯罪？律师搜集腐败信息犯不犯罪？说不定，照旧由高于一切的党来判断。因此答案如何，照旧归党决定，我们大家依旧猜不出来。 这就使我照旧不敢做梦。依法反腐的门槛，说不定照旧是多少钱判几年刑之类；而制度性反腐败的最低要求，必须是把高于一切的权力关进笼子。两者要求不太一样。后者至少需要三层笼子，缺一不可：公民作主的笼子，舆论监督的笼子，司法独立的笼子。 ——RFA  |
||
|
刘自立：纪念一战的意义所在——关于“1914年”的概念分析及其他 Posted: 06 Aug 2014 12:17 AM PDT 一 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意义和纪念二战之，应该有个比较；那就是，一战祸端，是所谓帝国主义（含所谓正面之与后来之负面之之历史时态的虚拟与实际接轨）走到极端状态之结果；是帝国主义走到极端状态后被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利用之结果。而二战，是世界上的人们反对极端帝国主义而结合社会主义，实现后殖民主义之辨正（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于是，社会主义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正面性而走向包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反面帝国主义即苏维埃主义之现实（而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改换苏联帝国主义的一个能指抵换——于是，列宁们的反对帝国主义成为斯大林主义自身蜕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循环往复）。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走向列宁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结果。这个结果导致社会主义。而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帝国主义反对希特勒纳粹极端帝国主义和虚幻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再现的愚蠢悲剧。这样，其中的线索十分清晰—— 1,帝国主义可以因为他的负面特征被社会主义利用。 2,帝国主义含法西斯主义，可以被正面帝国主义所抵触和反对。 3帝国主义可以发展成为和社会主义一时间和平共处的政治结构。 4,社会主义本身（苏联）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5,苏联帝国主义和正面帝国主义（美国和欧洲）之对抗业已注定失败；就像美英对抗纳粹注定胜算。 但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却可以在面临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的时代，再次成为和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同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模式"。 这个模式现在可以说简直就是方兴未艾，时尚无比了。 但是，这个模式因为价值/意识系统，资本/制度系统，法制/政治系统，文化/宗教系统和人权/自由系统与之冲突而最终也会走向与正面资本冲突之战争或者改变状态。 纪念一战的意义，主要是在看待帝国主义这个所指或者能指的全部正、负面含义之中。 有人说，一战期间（1914年前）世界呈现了某种和平温馨景致（主要是说欧洲或者具体说，比如，维也纳之类的城市……），空气多末香甜，风景如何美好。也许，那是一个现实。笔者20世纪末叶也曾旅行维也纳或者苏黎世，那里的空气确实比较北京的空气是天上地下！但是请注意，在上上个世纪初，世界各个城市和农村的景象果真如此美好吗？——换言之，如果那些政客和分子们如果真的有点良心和底线，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吗？这个比喻，十分浅显。我们看到，在世纪初，各种乱象和危机早已祸根俱在，无可避免——即便是大战引擎被偶然拔掉，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这个战争的逻辑，早已在资本，贸易，殖民（——民主）世界之耶稣诞生以前，就已存在。前此，我们撰文绍述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再早之波斯－希腊（雅典）战争，已经包含后来殖民战争和帝国战争的种子。这些战争的种子，跨越各个世纪，伴随着西方"崛起"和"衰落"双向而行。这些悖论和辨证，说明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僭主的雅典式或者斯巴达式野心，完全可以从民主蜕化和转变成为殖民——战争导致价值改变——而于此呼应，战争也赢回价值；比如二战……。（再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概念就是这种典型的双向轨道特征之体系：一个轨道，是期宪，民主，治衡之法治国家理念——一个轨道，是日俄大战，日－满（清）大战乃至日－中大战之理念）：这个理念，可以和希腊之雅典（民主）理念＋战争理念——乃至（拉斯金所谓战争美学之）英国理念＋日本理念，有的一比。日本，之所以混同于英国，是因为他们一样有民主，有宪政；日本之所以不可以混同于英国，是因为他们面临殖民命运于不同之时代；时代变了，殖民＋民主，这个概念，不好用了。于是，要改变成为资本主义以（科技，文化，外交……）代替战争。但是，这种战争替换法，其本质，还是要摒弃价值系统，追逐利益系统——那是一种也许唯此唯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第二主义——而价值第一主义，就是摒弃价值改换利益之系统。这个系统的改变也许导致了二次打战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换言之，就像德勒兹所谓，一切列宁主义所指系统本身，就是指向能指的虚幻；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身不是无产阶级，苏维埃主义本身就是后来废弃苏维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但是，于此类比，如果人们也把起源于雅典的民主价值系统同样能指幻化和所指蜕化，那么，人们就会把民主系统直接改造成为利益系统，而最终收到后现代派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参见德勒兹《千高原》））。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西方人同样取得德勒兹主义后现派的身份，那么，起始于雅典的民主主义，民社主义，民粹主义和德莫斯主义（——民主词头本身），就会转变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导致了雅典的命运，而是民主和殖民的意识，海外的意识，亚细亚的意识和世界希腊化的意识，导致之，兴盛之，（——而这种帝国主义导致毁败世界民主——同样，不是威尼斯经济导致中世纪贸易鼎盛，而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赞同、至少不反对自由主义和城邦经济，自由市经济——甚至自由人权主义，才使得经济发展——海外殖民主义可以统揽世界……）。这也就是有学人所谓雅典民主概念形成和影响之历史（这是一种主观决定论，哲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而不是经济之。"故此，'民社'（demos,即公民大会制度，在其中设立了具有统治权的团体）的诞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个制度使得政治权力很难于集中到贵族手中——直到公元五世纪后期还是一直如此；随着旧的游戏规则得以改变，广大阶层民众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逐步与贵族形成了对立，这迫使后者变得更加自主。 "因此，人们首先形成的是以广大阶层为基础的'政治平等'概念（isonomia，大致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五世纪初），这绝非偶然。 "……公民政治上的权利上的平等——投射到'属神秩序'（Eunomie）上的产物。 于是民主制度随着寡头制度，专制制度或曰僭主制度随即到来，轮番执政，神阅于人（民主绝对不是无神论。））……（参见梅耶《古希腊政治起源》））故此，当耶稣诞生后年岁，圣.保罗访问雅典时期，希腊价值系统的衰落，业已触目可见——这就是保罗所谓"雅典社会偶像太多"这个微词所现，所指——于是，柏拉图预言之一神教（"未识之神"时代，果然到来。（根据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使徒保罗在访问雅典时，看见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未识之神。他受邀到亚略巴古，向雅典的精英发表了如下讲话：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诸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 "我经过各处的时候，仔细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传给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豫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远； 因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在于祂，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的说，原来我们也是祂的族类。 我们既是神的族类，就不当以为那神圣的，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祂已叫这人从死人中复活，供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维基百科》）） 二 价值系统可以衰落和蜕化但是不会消失，更不会因为价值辨诡和文学幻化而出现消殒或者逃逸。"逃逸线"，这个词汇正是上述哲学家德勒兹全盘否定价值思索的文幻手法——因为他的文本牵涉到"1914年"，故此，我们可以应用它对于这个年代和时代，事件和人物做一个对于第一次大战的粗浅分析（当然，不会只是牵涉德氏，还会绍述一些有影响的其他哲学家，诸如施本格勒一类人，在那个时期的观点，以较为丰满呈现古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也许，文本的起始，可以运用德勒兹的这个概念：狼群。他直接说出列宁之布尔什维克"狼群"对于1914年的含义，且前后带出一系列的概念和辞藻（《千高原》）。比如他的"根茎"说；以抗衡所谓"树形"和"侧根"象征于比喻；这个根茎说的主要指向就是谓之根茎的网络状态和无中心论；可是，树本身是其侧根和根茎之前提完全被忽略——这个说法简直就是文学诗话语言；这种语言的特征就是歧义文本和能指/所指分裂——而他的哲学和很多后现代哲学一样，一贯以此蒙之，混之；他首先模糊哲学以文学化，再，模糊政治以哲学化，最后以哲学，政治文学化双向模糊价值称述和教旨常识——也就是另外一种常识反对论（——犹如我们今天所谓模式之"政治"经济学化；呵呵）。根茎说对抗树形说的几乎全部说辞就是在潜在地、或者显在地反对一种价值、中心系统。于是，他的对于价值系统的置疑，带出逃逸和"界域"/"阀域"（——含对立系统之解域和结域）——而逃逸的含义预指或者现指他所谓结构之解构和解构之结构（——也就是，他的节段化和线性化对立）。而他强调的非二元化系统，（——也非一元化系统），则使用他的所谓N-1概念予以称述（——既不是"陈述"；也不是"表述"——因为，他认为陈述的表述和表述的转述，就像列宁宣称的口号和诺言一样，在时空上都是虚幻和谎言。（在此一点上，后现代分析堪称政治正确？）于是，"狼"群代述的那种（极权主义？之弥散）"分子"状态和他的所谓"克分子"，状态成为他反对分子状态和克分子状态的比喻——就像他说，佛罗伊德不懂狼性；佛罗伊德问起狼性，而提出何以狼之一，个体，和狼之二，……三，四，五，十百之群集性存在……他说，这就是狼的群集和个体同构的、既是分子状态，有是克分子状态。用我们生活在毛主义时期人们对极权主义理解，换言而之，就是分子状态的个性趋炎附势和独特表现，乃随无个性克分子状态之趋炎附势和独特表现，二者汇为一体。就像我们论析文革状态之个体犯罪和国家犯罪一样。这里的分子状态（比如：宋彬彬——）——克分子状态（比如，宋任穷－谢富治－康生－江青－毛就是国家状态），结合了。当然谢富治一类人也有自己的分子状态。等等。这个宋氏父、女之一体就是分子状态和克分子状态，就是所谓德勒兹主义的谐谑曲。 这是十分关键的表达（——不是"表述"？）因为按照德勒兹对于1914年的布尔什维克之狼的窜入状态，世界大战似乎业已表达了结域中价值崩溃的逃逸状态。而这个状，态就是德勒兹所谓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乃己人类（神类？）所谓"配置状态"的分化（——虽然他起劲地反对二元分析和辩证法）；换言之，他认为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十字军和其他世界性远征/19世纪末叶在中国之八国联军……（是不是要说一说他没有提到的雅典人阿尔西比亚斯远征西西里呢？呵呵）……一直发挥到列宁主义摧毁国家机器的战争，都是他所谓"逃逸"状态的流动散居和荒古状态的复生。它，使得战争机器似乎代替了国家机器，代替了历史，冲刷了价值和漂流远方？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按照他的说法予以推论——一种有趣的反讽）：按照价值起于古代（就是希腊之忒休斯时代前后）这个说法，包含价值结域，国家政治和民主/僭政说——这个说法被西西里远征，伯罗奔战争甚至波－希战争逃逸和解构乎？这是一个深刻话题。按照这个话题，我们也同样可以推论：专制政治（含老寡头old oligarchic/伪色诺芬主义）可以生产和杜绝民主；而民主一旦陷入逃逸－战争－解域－狼群状态，雅典民主-僭政的双向驱动，就会被后人德勒兹解构掉？！不。的确，就像我们说过（含，前此关于雅典民主文章）地米克利斯，Eurybiades（欧里比亚德斯）和阿尔西比亚德，都是民主价值首创者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的继承者，但是，战争让他们"逃逸"之波斯而为其所用；是不是这就是价值崩解和"雅典审判呢"？不。这是因为，雅典——萨尔狄斯之间，客蒙和奥特涅斯之间，希腊和埃及和波斯和叙利亚……之间的间性关系，并非只是在战争中互相逃逸；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在国家机器里面产生多元民主－专制之思维，之制度，之人员。我们说过，如果价值，文明和宗教代表了人类的正面力道，那么，专制－民主之间"亡国家，不亡天下"的价值保存，就是人类既在战争中保持"不－逃逸"和在国家中保存"不—不逃逸"之辨证说法：也就是说，代表国家的价值力量和代表战争的价值力量，照样同样存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逃逸－反击和胜利），对于文明世界难道不是一种挽救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毛，之格瓦拉，之卡扎非……都是国家－战争一体存在者；没有没有战争的国家，也，没有没有国家的战争。这是对于战争－政治一体说的类似克劳塞维茨的延伸论之重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政治也是战争的延续）。 在另外一个方面，主权国家对于自身主权的逃逸，失落（——实际上是解放——是大权旁落）和自治一币两面；这是德勒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并非像德氏所谓绝对二元对立表述那样（——因为他的杜撰驱导意味战争＝逃逸；而国家＝结域——但是历史不是这样。我们前此说过，古希腊百千小族的间性存在保持了希腊－雅典和统一波斯之迥然不同之局面；自由和不自由之局面，民主和反民主之局面——而显然，波斯人（？）奥塔涅斯似乎也严重提倡大流士应该走民主之路。于是，希腊自由，雅典民主应该以相对于雅典民主之希腊各个城邦的自治为前提（含底比斯人，拉西代梦人，塞浦路斯人等等）。这个伟大传统就像雅典式是海洋和海军国家一样重要。这个传统，虽然，被统一罗马帝国更改于希腊化时期。但是，罗马自治和罗马帝国的多民族撑持和膨胀导致其瓦解于无法真正施行一统——这就是正面帝国主义，正面康斯坦丁主义和正面亚历山大主义，对于罗马自治的一种正/负面回应。而在继承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之中，这种伟大城邦的自治主义带来的思维，概念，法则和政治主导（——它，同样体现在威尼斯经济和共和主义之结合且是其主导于贸易，关税，经济，甚至政治，文化与战争之国家前提和非国家前提……）。伟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复兴就是这样并非只是由于逃逸和解构所推导。这个复兴就是在所谓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战争（十字军）——自治城邦——自由主义（依赖于自由市，汉萨同盟，等等）之间进行的典范和正经。这些二元对立的正、负面估量，当然是正面主导之，法治之，文化之（——加之意识形态化的负面意义和正面意义之博弈——比如，就像个人崇拜（克利斯玛）之正、负面意义一样：正面之，起源于神旨和宗教指向，礼待，崇拜——负面之，起源于废神，予人－领袖－精英－败类－纳粹－屠夫……之崇拜。于是，绝对的逃逸线，被主权——自治；集权－自由——这些辨证文明所替代。这个替代更加加重了以下专制－民主战争之间同样是正、负面走向的分析之必要性。（参见有关鄙文于北春杂志） 于是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要义就是，人类只是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解构和屠杀，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和德勒兹的想法相反，战争带来的自由和不自由，战争带来的民主和不民主，战争带来的殖民和逃逸－独立－解放－进步（虽然我们很反感这个进步辞藻），是专制－民主互相转换的人类常识中的应有之义——这个应有之义虽然血腥，虽然投机，虽然残暴，但是，他们仍旧是文明的产物，仍旧是政治的产物和科学的成为。于是，从阿尔西比亚德到马基雅维利，他们都是在深谙共和和民主的基础上施行相对主义，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于是这个主义之塲开始逐渐恒温于一种前极权主义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极权主义之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完全彻底全部有别于历史文明中之古往今来的世界战争（含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含义就是，除去列宁以外，一切战争，一切政治，一切逃逸（——自由——民主——法制）都是可以肯定的——甚至对于这个事情的专制主义打击也是可以理喻和鉴谅的。因为他们的自由没有斩尽杀绝。我们看到的前极权主义历史之所以可以让自由和不自由，民主和不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民主的多少，有无问题），战争与和横向互存，就是此理。于是我们提出最后一个提示。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在前此互相战争，以后（二战以后），不再生战，一个重大原因，是不是他们相信了尼赫鲁－周恩来的和平共处原则；抑或，这些当代的地米斯托克力们把握了战争和制度，价值和外交的某种不战原则和哲理——恐怕后者，才是不战的主导原因——而战争是在专制极权国家和反对之之力量之间进行（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汉战争……韩战，越战，等等）。这样一来，出现一个和上述课题类似的课题，就是，当代投机主义者类是不是欧里比德斯和阿尔西比亚斯？当代投机主义，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伊拉斯谟主义（——反智主义者），回答：否。更加严重的提问则是，如果民主国家政客不懂得他们西方本身的历史，（中国人更加不懂……）；如果他们一味地改变价值系统和游戏规则，他们的战争与国家底线，就会突破。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对待尚属文明状态的国家政权（专制主义）很有兴趣予以正确打击（比如对待伊拉克，对待塔里班，对待基地组织），但是，他们却把历史上地米斯托克利对于波斯那一套拿来对付，献媚和讨好当代极权主义政权。于是，在此意义上，他们谴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二战之残酷和死亡，换来的不是和尼赫鲁的和平共处，而是和周恩类的。这是一个诡诈和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殖民，战争和扩张带来的正面帝国主义，在利益论作祟下，施行对于他们民主祖宗雅典价值和自由传统、自由贸易和自由城邦价制度的背叛——文本上他们混淆和极权主义的经济分类，施行忽略南橘北栀资本原型的败类WTO主义.）诚然，首先背叛雅典人的，是雅典人自己。） 三 希腊衰落的原因也和战争有关——但是更加复合政治学人和历史学人所谓各种政体在民主，共和和僭政（贵族政治）之间的转圜——以下的资料说明了这一点："希腊军事力量的下降使得罗马人在前168年左右征服了这片土地，尽管成为罗马的领土，不过却拥有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光，很多希腊人认为罗马人结束希腊化时代的动乱，罗马人的统治则带来和平，而希腊文化反过来征服了罗马人的生活[27]。习惯上认为罗马对希腊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卢基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对科林斯的洗劫，然而早在前168年当国王珀尔修斯于彼得那战役中败给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马其顿尼库斯后，马其顿就已经处于罗马控制之下了。罗马人将这片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共和国，前146年马其顿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首都为塞萨洛尼基。剩下的希腊城邦纷纷被终结事实上的自治，而归降罗马帝国。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而雅典的广场（agora）继续作为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维基百科》）其中可以发现我们常常提到的关于崛起和衰落间性运作中那些正面要素： 1，罗马人也许就像波斯人玛尔纽斯将军一样，在征服伊奥尼亚以后，用自己的军队推翻僭主政权，建立民主政权于之；而罗马人也同样继承这个习惯，自治，成为罗马人给予希腊人的一种习惯性赐予和习惯性政治。2，雅典广场主义，继续作为公共生活的习惯予以保留。3，罗马（政治）文化在希腊化时期所受到的希腊文化影响，含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共和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并非要继续希腊政治的分解和阅读；这里，是触及帝国政治的篇幅。于是，希腊帝国主义接轨于罗马之，前后，也就顺理成章。这个章节，也复合历史所谓"节段性"定位；只是这个定位，可以放大注视之。也就是说，希腊衰落和罗马崛起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关系，其实，就是罗马帝国"不杀前臣"之做法（这个前臣只是广义称述：他可以涵盖人员，文化，政治，经济，等等）。这个做法，也就是，波斯和希腊签订《大王和约》时期的那种保留自治的传统；而自治保留传统，作为一个结域和解域的政治逃逸和不逃逸过程，不单在国家之内，也在城邦之内，让西方文化承载和撑持了、即便是僭政，即便是专制，即便是王权，也可以保留的（不是民主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他们转换政治，统治和政权的正－负双走向历史。 希腊民主衰落以后的政治就是罗马共和——而罗马共和导致的多元化和普遍结域和解域，让过于庞大的八百年帝国衰落——而，神圣罗马帝国导致的虚拟神圣和虚拟罗马，并非准确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她绝对不像伏尔泰所抨击的那样，一钱不值。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像波斯和罗马给希腊保留自治那样，给予威尼斯，佛罗伦萨于自治和自由——集权主义统一时期，这个自治传统依然存活，运行和发展——以至于接轨于民主政治（——就像美洲十三洲的自治和独立，让后来的美国和英国之"集权"主义政治（＝民主政治）发展成为准确意义上的代议制政府。人类这种继承性运作，是在20世纪被中断的——准确言之，是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开始游荡时期开始准备中断的。这个中断，一方面来自苏维埃主义（——它导致帝国主义习惯性战争，政治；而其"自治"，也出现了巴黎公社自治——这个对于一切自治的异化，蜕变和堕落——它，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毁灭性自治——伪自治和伪共和。这样，自治既毁，由自治（各个城邦，政权，国家各自利益带来的战争）带来的自由，也就随之毁弃。二者，这个中断，来自一战乃及前此一系列的战争之并非终极归宿：他们都是出于利益冲突，扩展需要和地缘政治；而他们都多少高低和有限无限地作出价值保留；不亡天下（——含世俗政治之外的教权－王权之战……）。这样的战事，虽然，亦为残暴无道，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仍旧属于罗马战胜马其顿和拿破仑败阵库图佐夫那样的王权，专制，僭政含义之内的战争。就像包括僧侣，国王和贵族（——和人民一起）创造了普世价值一样，这些价值和体制绝对不会毁弃在上述人群，而只有像列宁和毛那样才会彻底背叛之。 然而在无论是民主，还是僭政（寡头和威权……）衰落之历史时期，每每产生一种新的模式似乎要取代旧的模式的虚假设计（——后来被成为现代性诉求，甚至后现代性之）。人们看到了亚历山大的毁灭和巴巴罗萨的下场。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认为这样一时间的衰落，就是历史终结。不。这样的衰落，其实，不是终结，而是新－旧事体规律循环其中的一种奥秘。这种循环的前提，也许，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残暴的。但是，这种残暴，依旧是一种自由——法国革命式的，后来，西班牙内战式的那种自由——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政治正确和左右划分，只要存在德莫斯主义的派系和种类于法国革命中之一切罗兰夫人，斯达尔夫人和所有的罗伯斯庇尔身上……这样的革命——含屠杀和镇压——就还是自由的残余——而斯大林和毛的革命，没有这样的派系，政党，人员，（他们都是分子化和克分子化的集群和群众），雅各宾和吉伦特，只有毛和类似寡头在轮流杀人于政敌……——这就不是自由而是无自由，不自由。 于是，派系和政党杀人（——其实就是阶级斗争）转变成一个领袖和独裁在杀人（——其实，就是不准阶级斗争）。这是迥然不同的事体——换言之，如果佛朗歌和毕加索同时存在，甚至还有斯大林，西班牙内战就仍旧是自由，不是没有自由，无自由——只有毕加索和洛尔迦都做了郭沫若，他们的自由才会被他们自己所埋葬（——在此一博之间，没有任何命名的和不命名的断言，可以改变——即便是乔姆斯基，也无法改变文革中那段"五七干校"的铁篱笆墙称述。呵呵。） 于是，在此意义上确定战争性质，就会十分便当。简而言之，任何战争随着概念的督导和影响（——意识形态先行？），价值危机，就会随着任何种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呈现。就会出现殖民分配和利益瓜分的地缘流氓政治，（——我们见到过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分赃言笑，寡廉鲜耻的记载——见有关记载。）在此一刻，很多自认挽救者类和布道者类，就会应运而出。他们主要的说话和写作风格，就是规定某一段时间的历史终结和价值废弃以及杜撰某种衰落论和崛起论——也就，是源自似乎雅典衰落而兴起的某种向前看的愚蠢之举。于是，这个世界没有了伯里克利和克里斯提尼，出现了世纪初叶之尼采，施本格勒和赫尔德林等等"先知"，他们似乎也像圣.保罗一样，说，你看，雅典完蛋了。但是，侠义的雅典和广义之，都不会完蛋。因为雅典模式早就不是线形思维－进步论调－终结完蛋……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诠释的事体。前此，因为德勒兹主义，他们左派人员认为，西方价值之欧几里德试验和耶稣祭祀价值，都是"陈述"语系中被"表述"——继而"转述"而什么述也不是的述……但是，西方，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除此极权主义历史虚无论以外，所有的政治和政体都是源于雅典和拜占庭的那种习惯模式（——虽然大流士认知过民主，但是没有采纳民主——而不是对之一无所知和一味贬斥）——换言之，他们并不诋毁民主！所以，当尼采认为价值重估而要回到希腊罗马时代，他和回到什么时代也不是的原始主义崇拜者，截然不同；而施本格勒认为（——一如黑格尔认为的那样，一个时代过去了，才会有新时代——普鲁士绝对意志？），他那个时期，西方正在衰落——而他出现在什么时期呢？ 四 施本格勒（后译斯宾格勒（全译本第二卷）的哲学逻辑，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都是十分可笑的。他的思维锻炼，比较后现代诸人要差的多。虽然，有政客（比如基辛格）对之奉为典范和范式，加以自觉不自觉模仿之（……据说，他，基辛格，连走路的状态也是彷佛施本格勒式——见《维基》关于施本格勒释条。）后世基辛格之类之所以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上者，再者是梅特涅，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操作的历史悲观主义和政治乐观主义，在挑开价值（西方之）和策略上做到了几乎是完美和无敌（——比如，梅特涅根据战败者法国外卿塔列朗建立了革命后欧洲秩序。等等）。这种施本格勒主义的倾斜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偏离或者根本背离了他们的原教旨信条（——如果把雅典民主和罗马共和也可以叫做这样的教旨）。政治上乐观的表达，就是基辛格镇压阿连德和走亲毛泽东。这一右，一左，其实，都是一回事——其影响，就是让右的合法性加倍丧失于左（——阿连德因此获得了某种人权分值）；让左的"合法性"（毛）加倍丧失于右——邓，成为新左－右一体背书者，创造了共产党－资本论。）所以，从那个认为价值系统几乎亡于文化死亡阶段之晚期文明阶段之施本格勒，他的文本，几乎全部都是靠不住的价值伪丧论调。这个论调从几个概念，几个系统和几个体系，可以看到。这些概念，无非就是就像德勒兹玩弄所谓树木图式和根茎图式一样不伦不类——新左派的那些文学－哲学语言，比较严肃之哲学就是哲学，文学就是文学——语言；——政治学就是政治学语言之老传统思维，来得极其荒诞丑陋。施氏的概念无非就是，文化阶段论，导致文明晚期论；雅典民主论，导致罗马替代论。虽然他似乎涉及地米斯托克力，客蒙，伯里克利，克里斯提尼的名字，但是，他从未严肃于此展开这些西方价值系统开创者的任何细节（——也就是耶稣＋民主之细节——他把希罗多德一直以来说成是底比斯人（埃及人），也是含糊不清）。因为，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希腊并无未来，只有现在（他认为希腊人没有抑或不讲历史——他们的人，神，半神参与历史，十分可疑等等）——叫做"纯粹现在论"——而纯粹现在论，让后世的任何参鉴都失去了参鉴意义。至于他的城市决定论和东、西无知论……一类说法，都是背离洪堡，兰克等人严肃论证课题之外之"课题"，假问题和伪论证。比如洪堡关于国家作用和兰克关于客观历史（真相追求论？），都是施本格勒的观点无法伯仲之——他的"城市中心"说里面，没有自治市——这个由希腊自由城邦和威尼斯（中世纪）自由城邦带来的、几乎是欧洲永恒存在的概念（！）(即便是共同体和欧盟，对于其实质，也是行同虚置。)施氏的城市论完全没有城邦主义的西方价值核心所在。这也就是我们所谓，西方世界自希腊世界开始的自治－帝国－民主运动的模式或言范式之时间性和永恒性。这是人文－宗教双向斗争和调试的价值载体。这是一种概念。这个概念贯通于整个西方历史，乃至于今不变（实质不变。）这是施本格勒完全没有分析之处；而洪堡，兰克，夏多布里昂，基佐，甚至歌德，对此早已做出分析——除去文本分析之外的政治实施，也早就不是罕见之举。我们多次所指的自治——城邦——自由市之历史肇始于希腊－罗马－发展于神圣罗马帝国——集权主义（不是极权）——统一时期——民主时期……：这个历史就是西方的城市历史；而完全不同于施本格勒之城市复兴－凋敝说。这是有见识和有常识者的共识。而他的大、小宇宙论，更是荒诞浅薄不清。因为他所谓的植物－动物，动、静和恒、短说，几乎是既不可能登堂于植物学界，也不可能登堂于进化学界；当然，和上帝创造万物，也没有什么联系。至于他的体系，也就更加朦胧不确。 他的反对线性历史观，则常常和他自己的文化－文明阶段论（——让人想起德勒兹的流线论和节段论……），加之他对于老歌德的历史阶段论的首肯，使得他的体系哲学，自相矛盾。因为他自己的出发点，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这个丑类和浅薄的翻版。他预图扳回这个说法，是以之横向比较论和政治悲观论，虽也说出了一些细节之定，但是他的政体拔出和文化超越，还是自堕原地。全部文明植物说，垂死说和转换说，只不过让人想到了他的目光短浅和志大才疏。他的唯一接轨西方相对主义的说词，也许，就是他在谙投马基雅维利的时候，做到了关于权力和金钱的某种异化大设局；这个异化设局，让价值系统和希腊－雅典－斯巴达制度，似乎面临了一种不会生长到何时、何以、何地（施氏用词）之断定。可惜，这个断定，没有得逞。民主加耶稣这两个系统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没有时值概念；就像指挥家断定速度/节拍/节奏和时值一样，他不会以瓦解速度而是让音乐的时值或有改变；而是当然保持节奏——这就是伟大的福特文格勒的艺术奥秘。这是任何后人无法模仿的音乐风格——就像克莱伯（小克莱伯）没有参与马勒诠释而让他丧失了对于20世纪发言权，成为一个巨大遗憾一样；如果有人要断定时间本身就是时值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而这正是施本格勒的毛病。他把历史时间论，理解成为可以任意操纵的艺术时值，这是一种滑稽之演。话说回来，施本格勒之所以没有理解希腊永恒和基督永恒，就像人们现在所说中国特色一样。此公大面积演绎所谓非西方中心化文化，从埃及到拉美，从印度到中国，丰富攘扰，朦胧玄觉。但是，他对中国的一切论调，也许，除去他所谓夏商周转换时期之祭祀式微说和人文替代说（——代替宗教），说有些意思之外，其他的所谓用以抗衡西方之民主和耶稣文化的跳越和横亘，都是绝对枉然，谬然和徒然的。他甚至就连关于雅典海上文明之与陆地文明之，与萨尔迪斯，拜占庭之间的专制（王权）和民主（僭政）之转换常识之提示，都一概未现文本。他的"高级－低级"文化说，和黑格尔的辨证说，异化说和扬弃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最后看到了价值系统和钱权系统并置挑战耶稣和民主，间性互出，互文"伪"用，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正确说。这个说法，其实，就是西方的变成东方，西方的变成中国——红色资本论和希特勒钱权术，似乎别开天地，让施氏提早提出了某中警世，这个提法当然是要肯定的——而不是他所谓西方永远是西方，东方永远是东方那个说法。 于是，施氏所言"晚期文明"之所以要完蛋，要危机，要打仗，要大战，虽然他饶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试图说出他的"西方衰落"（这本书写作于1914年，1918年出版）之因素——他的这个初衷，未尝不是不难能可贵的。我们在此提出的系列论调，也和他的初衷，产生某种苟合。呵呵。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即便在1914年，即便所有的西方传统，耶稣和民主，城邦和自由传统，文化于文明传统……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着，发展着，但是，民主本身的雅典性质之殖民，之危机，之战争——经济和政治，文化和文明——这些双重逻辑自然也是继续存在着，并且当然引起世界大战；事情其实还没有完（！）——事情，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非战争的，资本和利益的、东－西方资本媾和，一如远说之，这就是希腊之欧里比亚德斯和玛德拉图（斯巴达王之一）媾和波斯那个机率和或然——而基辛格，尼克松共和毛，甚至，罗斯福媾和斯大林，和艾克绥靖杀纳吉者，都是西方致密之妙。这是几千年以来之历史"正确性"和政治"不正确性"互做诡诈之处；这个做诡，成为西方无耻政客变换俾斯麦主义手法的后续演进。这个演进在毁灭俄国继而毁灭中国上，的确，做到了政治积极（中国转红）和历史消极（共军转胜——国内第三次内战时期）之双向赋格和对位。这里，不是施本格勒所谓的价值传统和文化已死，而是西方价值怀疑，传统现代（——达于后现代）和文化本身的双轨制而致——因为你看，马基雅维里，一方是共和主义，一方是君主主义，一方还是投机主义和无价值主义。于是，西方本身的觉醒和懵懂（——觉醒是施氏用词——这个于此一无所是）之间的间性补充，成为历史复杂性和自由难企性之纠结；换言之，不是要像施本格勒所强调的那样，文化阶段论导致文明晚期论，而是，西方一直以来就是文化－文明－民主，殖民——资本——自由之双轨制，多轨置。这个N轨制，没有结束；历史，也没有结束；资本，也没有结束。数来说去的"结束论"，就是马克思线性历史观的黑格尔主义再现——这个再现的生死，其实，就是认为共产主义价值形态的完蛋；但是，他们严重没有想到，CCP和RCP们（NEWKGB）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共产主义，只需要资本主义。他们加入资本主义，变形之，异化之，蜕化之，堕落之。于是，这里的衰落和崛起的辩证法就是，不是西方的衰落导致东方的崛起——而是西方的崛起和衰落的、与施本格勒定义完全成为相反的判断——西方的衰落本身，就是西方的崛起——因为，西方不是永远都是西方，东方永远都是东方——现在，东方的崛起似乎要带动西方的不崛起，不新生和不兴盛——说是，只有中国和金砖什么国才会兴盛，继而弄成世界无原则资本的整体改变。这是一个就连希特勒也不敢玩弄的危险游戏。 五 有人说，价值系统的世界性完成，是来源于耶纳战役以后的后革命时期（——"戰役最能反映的是對於政治軍事上仍相當封建的普魯士來說，自由改革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一些普魯士主要的軍事改革家例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勞塞維茨都曾參與戰役。他們的軍事改革與之後持續多年的社會改革，開始了普魯士轉變成為現代國家的過程，逐漸將法國的勢力逐出德意志，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領導角色。 "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那時是耶拿大學的教授，在戰役激烈進行的時候，他宣佈完成了著作《精神現象學》。黑格爾視這次戰役為'歷史的完結'，即是說人類社會將會趨向我們日後所稱的'自由民主制'。"《维基百科》））这也就是后来所谓历史终结论炒得沸沸扬扬的初因。所谓历史终结，自由民主开始之无历史开始了西方价值的完成式。事情果然如此？是的，价值系统登上历史台面于普鲁士战败，当然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迹象。但是，施本格勒却在这个时间段发出西方文明"晚期"的忠告——虽然，他的忠告也许并不准确，论述和理据也十分浅薄，但是，这个价值（自由民主）确定论被定格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请问，历史又如何终结呢？——是不是这个终结延顺于二战以后呢？其间，有几个原因可以分析，且产生大背景和小背景（——却不是施本格勒所谓大、小宇宙之类的文学幻化）之因子。大背景，就是整个世纪和世界，在历经了耶纳战役以后，对于拿破仑主义的军事和政治遗产的估量。这个估量，同样产生双向的所指——而能指，却在核心不定的前提下，颇似德勒兹所谓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解域和结域——能指和所指，似乎产生了非常矛盾的不解状态（线性逃逸现象）——而这个不解状态，直接导致国家和战争挂钩，加上革命（列宁主义）。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弃和破产"历史终结论"之所在。因为拿破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他的政治，战争之间的矛盾；他的专制，共和之间的矛盾；他的革命，镇压之间的矛盾；他的法制，独裁之间的矛盾。不然，法国文豪夏多布里昂也不会撰写如此部头的巨著（墓地系列），来分析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个时代精神就是复辟潮流的王朝回归涌动。在此一面，英国人早就完成了共和－王朝之间的政治难题，并随之贡献英格兰有益于后来美国独立的乡村自治等王朝－共和统一论。 在德国方面，俾斯麦的德国统一论，欧洲均衡论(或许直接来自梅特涅主义的欧洲反革命秩序论)，宪政内置论，反对社会主义论……让德国的非战争，非扩张，非后来希特勒化，得以暂时登堂入室，以作为一中短暂的改革－统一－和平现象出现于德意志和普鲁士（——因为俾斯麦主张政治德意志化而文化普鲁士化……）。这个俾斯麦主义由四种政治元素组成：1，一个，是他的铁血政治主张；2，一个，是他的欧洲秩序（——不吞并奥地利；等等）主张；3，一个，是他的反对"反社会主义法"主张；他的更加重要的主张是，4，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也就是说，在他极端厌恶马克思和咒骂社会主义是"欲壑难填"的真理表决时，同时，他抑止了（暂时抑止了）导致世界大战的，欧洲源自雅典民主时期的扩张和殖民做法。这是人所公认的。只是威廉二世们破坏了这种平衡论和秩序论——还有欧洲学人认为，俾斯麦的死直接导致了后世希特勒主义的泛滥。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其中，当然不乏意味和意思所在。也就是说，其一，俾斯麦的铁血政治不能、也不愿取消宪政。德国多党政治的框架，还是存在的。这是对内，对外的第一性原则。如果德国按照这样的原则施行某种德国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会中止于俾斯麦主义的操作和抑止之中。其二，俾斯麦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代替多党政治。他在对内安抚（给予工人阶级以第一次福利招安？），对外均衡之策略中，让世界大战转化为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机会几乎成0。因为左，右两翼都没有真理可言；有的，只是均衡。俾斯麦把革命和战争皆堵死在工人权益的栅栏之中；也让欲壑难填的社会主义，没有了生长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因为那时的俾斯麦主义正在抗衡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崛起的诸多可能——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要在西方国家施行革命，暴乱和夺权——而社会主义思潮悄然预图取代耶纳战役之自由民主等等被看作较为老化的价值系统。）于是，变战争为革命这个试验开始实施；变世界战争（局部战争）为巴黎公社式的西方正面自治之反，成为列宁主义之前的一次冒险——他们甚至包括变英国宪章运动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诉求，而被迪斯雷里化解……；这些名堂，都是列宁转化战争为革命之先导。于是，考察俾斯麦非战主义（——当然，他也侵略了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是人们考察世界性战争也许可以抑止于其手之可能性。 重复而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也就是施本格勒所谓"西方晚期文明"），之所以无法制止战争，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没有了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统格世界和平的人物。再说一次，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完全按照类似古典雅典民主框架中的殖民主义推进——那么，世界性的殖民争夺战，就会在性质和规模上，比较薛希斯的五百万大军跨越赫勒斯庞海峡，对于人类更加残酷和残暴。这个事态的严重性，当然，不是因为战争和死伤，更是因为就像巴黎公社一样，要变世界性战争为社会主义——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呈现——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的人们不知道如何攘外－安内——不知道如何让民主法治框架制止世界大战，而听任对外战争，对内法制和民主，那么，这个系统的所指就不是历史结束，而是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无法继承类似俾斯麦主义的几个要素之间的互相辨证和解域。在德国，社会主义被抑止下去（就像在以后的日本），但是，战争，却没有被抑止下去；最后，世界大战转换为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基本教训。那么，在理解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这种转换其实仍旧在魔术般进行。这个幻化的价值凸现和制度贬抑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时，同地和以同样的原因，取得了战后世界的合法性（——乃至邱吉尔虽然并不复合盟军战略的，后来被定位为苏联"有限主权论"的所谓分赃划界，但是，韩战爆发后，邱吉尔，（和艾克一道），同样抑止了麦克阿瑟要打击中国的战略……等等）。于是，我们看到，一次大战，产生了列宁；二次大战，产生了斯大林……那么，苏联以后，产生了中国（模式）。这些课题如何解决？没有答案：历史并未结束。人们一厢情愿的历史结束论和价值完成论，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中，都还根本没有得到有效诠释。那些政治乐观者和历史悲观者，依然在价值和反价值，制度和反制度的伟大旋涡中，从支持列宁，到支持毛（——就更不要说他们支持邓了。）这个结果，就是历史善于重复、再制造不同于战争的、那种价值－制度否定论者的悲剧。这个悲剧，也许，会以以后的原子战争爆发之——也许，战争可以避免，但是代替战争的利益争夺，资本，科技和电子、数字和网络的对抗，也许，也会产生类似战争的一塌糊涂状态。到了那时，鹿死谁手？既是提问，也是答案；因为这些原因和答案，早就潜伏在远自雅典民主——殖民（战争）的结构－解构－再结构……之中。在此意义上讲，无论如何，历史是不会终结的——历史既不会像施本格勒认为的那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一起完蛋之文明衰落论（见《西方的衰落》第二卷末尾段落之马克思主义和卢梭主义之死……），也不会因为现实的资本和主义媾和而永恒存在下去——历史之所以不会结束，就是因为他会继续雅典的正面，否定其负面，并且加上正常的，正当的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 ——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7, 2014, 6:27:24 AM8/7/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董洁林：封锁谷歌，谁是赢家？
- 项小凯：轻浮浅薄的素质决定论
- 长平：沒有路線分歧的權力鬥爭
- 于浩成：从先父董鲁安49年初的一首诗说起
- 张鸣：战争思维里的网络困局
- 东步亮：比維穩機制更可怕的警宣聯動機制
- 张三一言：借官後代人頭保紅後代江山
- 胡平： 评“新疆重奖围捕暴徒群众”
|
Posted: 06 Aug 2014 11:38 PM PDT  从中国回到久违一年的硅谷，天还是那么纯净，太阳还是那么明亮，最让人爽快的是能够自由自在地在互联网上奔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有种发自内心的"创新的源泉奔涌"的豪迈，这是很多刚从中国的信息围墙中出来的人共同的感受。于是朋友们聚会少不了讨论：封了谷歌对谁有害又对谁有利？ 显然，所有希望自由地得到高质量信息的人都是受害者，最大的受害群体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经常用谷歌查阅学术文章的学者，他们是一个社会知识创新的主力。而受益者有谷歌的竞争对手百度，还有那些提供"翻墙"服务的公司。大家公认最大的赢家是政府，因为他们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流言和真相都屏蔽在"信息长城"之外，以为可以像鸵鸟般安稳地躲在里面做"中国梦"了。 《黑天鹅》作者塔勒布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反脆弱》的统计学通俗读物，对社会系统有很独特的描述。作者把社会系统分为脆弱、强硬和反脆弱三类。他认为"反脆弱"是脆弱的反面，脆弱的东西喜欢和谐安宁的环境，在不确定、受打击的时候易碎，强硬的东西对环境的变化不敏感，在受攻击的时候可以坚韧无损，而具有反脆弱特性的系统却能从不确定的环境收益、在混乱中成长，受到攻击的时候变得比原来更好。 人类几千年农业社会，人们一直生活在脆弱之中。天灾带来的饥荒使饿殍遍野，流行病会把生命大片摧残，战争更会给社会带来毁灭。于是人们学着组织起来，构建村庄、城市和国家，试图用社会的力量来抗击天灾人祸。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草根在下面，精英在上面；金字塔结构也是双面刃，一方面在抗击外部攻击是一个较为强大的整体，另方面内部的上层一直在压榨下层。因此人类很长一段历史中，下层的人们心存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屈服于内部压力而苟且偷生，而上层阶级则乐于不断宣扬外部威胁，增强组织的力量，以求减少来自下层的反抗。金字塔式的社会是为了强大而产生的。 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脆弱走向强硬的过程，几千年日益庞大和精巧的中央集权系统无微不至地管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说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非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莫属，让所谓"四大发明"望尘莫及。他们知道如何让人缴税，如何利用外来威胁来凝聚人心，如何在关键时刻抛出贪官从而丢卒保车，如何不把最底层的人民逼上造反的道路，最擅长的莫过于知道如何让人闭嘴。如果忽略历史细节，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生存发展得还挺好，然而代价是其中的个体则丧失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创新的活力，加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剧烈的改朝换代。 几千年笑看其他文明群体起起落落，多少国家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时至今天一些人骄傲地说，中国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够连续存在的。然而，如果说中华文化一直绵延不断没错，但数度改朝换代，此国已经不是彼国。每次改朝换代前都有相似的元素：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饥荒造成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愿意振臂一呼的领袖，再加上大量的谣言。这也许是熟读史书的今朝官员们恐惧谣言和真相的历史根源。 西方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化道路比较复杂，在走向强硬的过程中一直掺杂着脆弱和反脆弱元素，而近几百年反脆弱元素越来越占上风，与民主化演进携手同行。民主体制的种子是古希腊播下的，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辉煌相对于大秦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个小小的差别，罗马帝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权力互相制衡机制也已然形成雏形。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诸小国时而战争、时而联合、时而辩论、时而各自为政，没有谁能够成为长久雄霸天下的中央集权。欧洲文艺复兴几百年专制和反专制的反复拉锯过程让民主和自由的概念广为传播，最后是美国将它真实地建立起来，成为民主的样板间。 民主体制很奇妙，远看乱哄哄，近看也乱哄哄，但在貌似无序之中具有有序决策与执行的土壤。民主也常常在打击之后反而繁荣，谣言、金融风暴等一波又一波，而整个社会仍然生机勃勃向前发展。西方社会不担心局部脆弱造成的伤害，总统被起诉、被弹劾都无关大局；也不担心谣言造成政局不稳，美国好莱坞就是一个强大的商业谣言王国，每每拍出的政治大片以假乱真，以致中国学者还专门撰文"从《纸牌屋》看美国政治"。 最近中国公司三一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罗尔斯（Ralls Corp.）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赢得了起诉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和奥巴马总统一案的胜利。中国网民们有人为中国人在美国赢得官司而倍感扬眉吐气；有人认为三一在美国法庭的胜利与中国的强大分不开；有人感慨美国司法独立，居然敢让美国政府和总统输官司；也有人感慨中国政府宣称"几个自信"，而美国的自信却在政府输掉官司的细节中反映出来。 值得政治家们思考和正视的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能像古代一样把谣言和真相围堵住了。"信息长城"并非密不透风，那些穿透了长城的"谣言和真相"生命力更为强大，通过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和纵横交错的私人聚会上的高谈阔论大肆传播，官方的屏蔽反而变成了为传言的真实性背书的最好机制，让谣言显得真实、真相更为可怖。 因此，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引进一些反脆弱元素，真相没必要屏蔽，而谣言有时亦有正面意义。小剂量的谣言犹如免疫针剂，会让社会对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产生抗体。周永康集团落网的过程就是一个真相和谣言交织传播的过程，从"康师傅"到"煮面"再到"你知道"等暗号在网上流行，当最后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围观老虎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波澜不惊。如果进一步实现阳光化的社会治理，让政府的权力产生和运行都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那么反脆弱元素就更多了。 另外，与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和逻辑相悖的是。《反脆弱》作者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较高层级系统的反脆弱性有赖于较低级事物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各部分是动态的、不断吐故纳新的、让局部及时牺牲和调整的，那么这个大系统在受到较大的冲击时，能够更加健康地逆势成长。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过份追求"和谐"，结成"一元化"的官官相护网来层层固化利益、掩盖矛盾，那么当不可预期的"黑天鹅"事件到来的时候，改朝换代就成为最后的选择，强大的金字塔体系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轰然坍塌。 由此看来，封锁谷歌的受益者只剩下百度和"翻墙"服务公司了。但为了几个公司的利益,大张旗鼓地动用公权力,并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损失犯得着吗？"信息长城"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
||
|
Posted: 06 Aug 2014 10:18 PM PDT
韓三篇的觀點，屬於素質決定論。令人意外的是，這種缺乏事實基礎與嚴肅論證的觀點，在國內卻頗有市場。甚至在知識界，也不乏有人持類似的觀點。例如，一位在網絡上頗具盛名的青年法學教師，就長期堅持認為，中國一系列問題的根源，應該歸結於中國的國民性。 歷史上，素質決定論倒也不是新鮮論調。美國在建國後的近100年內，南部的絕大多數白人，就以黑人素質太差為由，剝奪黑人的公民權利。白人奴隸主們，限制黑人的種種自由，只給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可想而知，當時的大多數黑人都不識字，極少能接受教育，文化素質非常低下。 荒謬的是，教育程度低下，本來是黑人被剝奪正常權利的惡果，卻被顛倒過來，成為奴隸主繼續剝奪黑人自由的理由。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邏輯。19世紀50年代後半，美國北部的廢奴運動高漲，並最終引發美國內戰。北方聯邦政府，取得內戰勝利。1865年，美國通過憲法第13條修正案，廢除了蓄奴制。 國民素質，或者說國民性，是個很難定量的概念。如果拿容易量化的指標，如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生活水準來衡量，那麼中國的國民素質，顯然並非屬於最差的級別。 類似印度、菲律賓、加納、肯尼亞等國家，在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均低於中國，卻已經享受了多年的真實民主。而像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阿拉伯石油國家，國民富裕程度，遠高於中國，卻保留了前現代時期的政教合一的絕對君主制。至少，從實際情況來看，並沒有什麼可靠的證據，支持這種素質決定制度的論調。 朝鮮與韓國，大概是最為反諷的案例。二者原本屬於同一種族，同一國家，僅僅因為地緣政治衝突，分裂成南北的民主與專制兩國。半個世紀後的韓國，已經進入世界發達民主國家的行列，而朝鮮，仍處於舊式極權體制，不但人均收入僅為韓國的40分之一，而且平均每年還有數萬到數十萬人，在飢荒中死亡。 同理，台灣、香港、澳門的居民，得以在今天，享受發達的文明生活，並不是因為，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祖先，具有多高的素質；而主要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另一種文明的制度之下。 所謂的素質低導致壞民主，則更是一種詭辯術。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發展程度較低，那麼，在素質決定論者看來，如果這個國家沒有民主，就會成為素質太低而無法建立民主的證據；而如果這個國家實行民主，則又會成為素質低會導致壞民主的實例。看來，按照素質決定 論者的邏輯推論，對於不發達國家，以及他們所謂低素質國民，只有專制，才是最合適的統治形態。 素質決定論，並非來自客觀事實的歸納，也不是嚴肅的邏輯思考，而是一種輕浮淺薄的權利歧視。認為素質決定制度的人，他要麼主張， 應該以某種所謂的素質標準，來進行權利分割與利益分配；要麼，他為某種制度辯護，以試圖證明當下權利不平等的合理性或正當性。美國的蓄奴主義者如此，今天的素質決定論者，也同樣如此。 反過來說，一個人，如果相信權利生而平等，反對特權制度，那麼必然會從價值觀念上，拒絕任何形式的素質決定論。 對於中國來說，長期的專制歷史，導致專制制度與專制文化，交叉反饋，惡性循環。要想打破這種循環，需要從制度與文化多等方面著手。但是很顯然，制度因素，才是這種惡性循環的核心。如果迴避了制度變革這個核心，就會嚴重模糊問題的焦點。 此外，中國也並不缺乏人權與民主的抗爭。上世紀8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以及多年以來，無數因抗爭而遭到打壓的仁人志士，他們的遭遇 ，早已充分說明，無法實現民主的首要原因，絕非因為素質，而是因為專制者的超限打壓。試圖無視這個核心因素的素質決定論，不但輕浮淺薄，而且在效果上抹殺抗爭的意義，其心態已近猥瑣。 ——东网  |
||
|
Posted: 06 Aug 2014 08:07 PM PDT
周永康事件無法與結束「文革」與鎮壓「六四」相提並論，因為前兩者的確包括了政治路線鬥爭，而這一次不過是以反腐之名進行的權力清洗。鄧小平以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圖景。而在處理「六四」事件時，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站在李鵬一邊，斷送了中國走向現代民主的機會。 如果說周永康代表著什麼政治路線的話，那就是擴大公安機關的權力，讓各級公安局長成為黨委常委，凌駕於原本在司法體系中居於上位的法院和檢察院，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維穩」活動。這種體系讓任何控告和上訪都面臨打壓，「黑監獄」遍布於國內，事實上保護了官員的腐敗行為。 但是，這種主張面臨著三個問題：第一，維穩體系是對胡錦濤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呼應，周永康是這個政治路線的執行者。第二，並沒有事實表明，法院和檢察院比公安機關更能維護司法獨立與公正判決。在包括對高智晟、劉曉波、王炳章、許志永、劉萍等異議人士的迫害中，法院和檢察院同樣扮演著打手的角色。第三，習近平不僅無意反思維穩體系，而且變本加厲，強化了對異議人士的打壓，以及對新聞媒體的管制。 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進行的「打黑」運動，得到周永康的肯定和支持。但是，薄熙來被支持者貼上的政治路線標籤，主要並非清除犯罪集團的「打黑」，而是以鐵腕打擊權貴，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這個標籤跟周永康沒有任何關係，反倒是習近平的支持者拿過來貼在了習近平身上。畢竟，這是對鐵血政治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權力鬥爭的確有引向開明政治的可能，例如中國「文革」後鄧小平掌權，台灣「解嚴」後李登輝當政。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更多的時候，它是加強極權專制的手段。無論是蘇聯革命方向之爭的托洛茨基案，還是希特勒清算納粹衝鋒隊的「長刀之夜」，或者是毛澤東處決巨貪劉青山、張子善，當時都得到人民的歡呼，結果都是殺雞儆猴，樹立強權。 中共喉舌媒體將權力傾軋包裝成反腐勝利，得到了大多國民的喝彩。但是，喝彩者中並非人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一些媒體人和法律學者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們假裝糊塗，希望通過歡呼換來說話的空間，在歡呼中夾雜進體制反思的呼籲。或者，儘管當局沒有任何改變周永康參與建立的維穩體系的意願，但他們仍然相信存在著這個可能。 這是中國媒體人和學者表達意見的慣常方式，它本身就證明歷史沒有任何演進。他們應該了解，「文革」後期，民間社會已經有了反思和抗爭，通過地下文學刊物、「四五」街頭運動等表達了對當時政治的厭惡和反對，才讓鄧小平一派有權力運作的空間。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更不用說，風起雲湧的社會反對運動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东网  |
||
|
Posted: 06 Aug 2014 07:27 PM PDT
先父遗作《董鲁安诗集》于2013年分别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和"杭州艺文印刷公司"出版。前者是精装本，后者为平装本，内容相同，都包括《游击草》和《温巽堂集》两部手写原稿影印本。我又从先父遗稿中的散乱的单片里，选中一二十首编为集外集诗，放在诗集的后面。其中有一首是作者于1949年1月29日写出的，今日看来，这首诗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将此诗重抄于下： 春节试笔 ——赋呈谢老兼请介呈钱老斧正 联翩捷讯告春初，狂喜由来百不如。 釜底纵宽惟台穗，茅头指向即荆舒。 登时淮海除顽丑，指曰平郊定圣都。 陆贾有才须鉴识，拟陈楚汉一编书。 本首前六句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即将在北京开国定都，诗人为之欢欣鼓舞。欣喜莫名。但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呢?经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是楚国人，作为客卿追随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是有名的辩士之一(苏秦、张仪一流人)，一直在刘邦左右备咨询或出使各侯国。列传中有一段写道："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鲁安公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的。诗人从1942年投奔革命，进入解放区以后，根据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已经敏锐地预感到我国在取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大胜利以后，仍有重行秦政的危险。他这一预感不幸在半年后就得到证实。这对人民说来又是一场浩劫。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说："中国两千年执政皆秦政也，皆大盗也。"汉初贾谊总结暴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写了《过秦论》的名篇。唐朝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一文最后说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们万万想不到，我国在经历了汉、唐、明、清各朝以后，仍然未能躲开秦政的浩劫。这是让人无限感慨，深长思之的。 2014年7月12日  |
||
|
Posted: 06 Aug 2014 07:04 PM PDT
中國的執政者，一直都是把輿論當陣地的。為了佔領輿論陣地，對紙媒、電視廣播的管控，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若干大動作之後，回頭一看，這些媒體都快死了。如果今後所有的平面媒體和廣播電視台都要靠政府撥款，那麼，原本就下行的經濟，恐怕會雪上加霜。當然，更令執政者頭疼的，是網絡。快兩年了，有關部門對網絡的管控和打壓，也已經窮盡了人們所能想到的手段，一遍遍地清理網絡，整肅門戶網站，對微博嚴管，實名制，刪帖，封號，銷號，將尋釁滋事罪擴展到網上，並且不斷地抓人，判罪。連軍人都出來，宣稱要刺刀見紅。 然而，到了這步田地，執政者似乎依然無法控制輿論的陣地。在網上發言的人，多數依舊不向著政府。至少，不朝著政府指向的方向說話。政府希望說俄國好，但臭俄國，臭普京，揭中俄關係中俄國惡行的帖子，層出不窮。政府希望人們批評美國，但無論怎麼提倡，就是形不成氣候。儘管經過一番整治，原來那些英雄模範，還是紅不起來。 所以，這一陣兒網評員又開始活躍。當年我在新浪的時候，每天早上八點半就會上來一群罵我的，下午四點半集體離開。現在，騰訊微博裏這樣的人又出現了，到點上班，到點下班。罵街，造謠，怎麼噁心怎麼來。原來網絡的那幾位捍衞政府的大將，帥旗不倒，又培養出來新的領袖人物，動輒幾萬字的長文，儘管文字像精神病發作的囈語，卻大受追捧。被反覆推薦到各級共青團組織，要他們組織青年學習。在別人，說一點不實的話，都可能被追究刑責，但是，這些人，無論怎樣造謠，都什麼事都沒有。 當然，連警察提槍上陣都管不住的網絡，幾個網評員怎麼能頂事？造謠污衊，強詞奪理，只能給這些人的後台抹黑，讓輿論對執政者更加不利。按照執政者現在的思路，最後只能封掉所有社交網絡，否則，絕無可能奪回陣地。 其實，陣地這個說法，不僅是冷戰，而且是熱戰思維的產物。現在的中國跟西方跟美國並沒有處於戰爭狀態，連冷戰也已經早就結束了。網上對政府不利的輿論，絕非是西方敵對勢力滲透的結果。如果美國滲透你，你為何不能滲透它？執政者挨批評，天經地義。做的不錯，尚且如此，何況做的並不好。到處設置陣地，動輒要奪回陣地，無非是將批評者當敵人。即使這些人中有心存惡意者，你這麼幹，也只能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讓自己處於民眾的對立面，變成孤家寡人。 真正自信的統治者，不怕批評者，尤其不怕惡意的批評者。把網絡當陣地，滿腦子戰爭思維，到處跟人打仗，其實，最終只能嚇到自己。 ——东网  |
||
|
Posted: 06 Aug 2014 04:03 PM PDT 在江蘇崑山粉塵爆炸致70餘人死亡、雲南魯甸地震致數百人死亡相繼發生的多事之日，媒體和公眾正揪心地將注意力集中於兩起突發公共事件時，中共的國家宣傳機器新華社、央視和人民日報，突然選擇在4日凌晨零時許，同時刊播對一名年輕女子——郭美美的「起底式」報道，再次掀起郭美美事件已沉寂三年多的網絡狂潮。 如果此次央媒對郭美美事件的報道，只是正常的案件披露也就罷了，但是連被網友嘲笑為弱智的「鳳姐」羅玉鳳，也看出「這是一個笑話」，是官方企圖再次為政府性質的慈善機構紅十字會洗白。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央媒洗腦式「錘煉」的民眾，已經沒那麼好被忽悠了，如網友所說，「整個社會心智大幅度提高，明辨是非能力大大增強」，「你讓我淡忘郭美美賣淫，但我刻骨銘心、咬牙切齒地記住了紅十字會！這就是國家媒體的宣傳效果！」 中國國家通訊社事先預告、在4日凌晨零時14分至零時29分之間隆重推出的4篇「重磅」報道和評論，披露的是一個女人的家庭身世和個人生活：未婚生子和有詐騙前科的生父、開洗浴中心的母親、販毒的舅舅、賣淫的大姨，以及她本人——性交易每次30多萬元，「經常帶男人回家」，「嗜賭成性」先後往返澳門60餘次，被富商王軍包養，為賺錢配合他人炒作假新聞，等等。所有這些，都指向郭美美是一個不道德、私生活混亂的女人——但是，一個人私生活不道德，用得著開動整個國家宣傳機器來指責嗎？唯一真正稱得上違法的事實，是她在北京租房開設賭局「抽水」牟利，而國家宣傳機器的宣傳重點顯然也並不在這裏。 ——整組報道一直在澄清：郭美美和紅十字會毫無關係。這，似乎才是這組「重磅」報道的根本目的。 刊登在人民日報的郭美美長篇報道，以及在央視播出的有郭美美「無碼」清晰鏡頭及「嫖客」打碼鏡頭的節目，內容與此大致相似。 官方的意圖昭然若揭，網友和民眾眼睛雪亮。在央媒步調一致地集中推出時，民眾沒有如官方所想像的那樣「恍然大悟」「原來與紅十字會無關」，反而是幾乎眾口一詞地予以嘲諷和嗤之以鼻：郭美美人格再怎麼爛，並不能說明紅十字會的賬目清白。這大概是官方策劃者和組織者所沒有想到的。 由官媒發起的這一輪對郭美美案的炒作，在暴露官方策劃者的愚蠢之餘，還揭示了一個過去不為公眾所關注的機制的可惡——為了搞臭、搞倒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先由警方利用國家資源和暴力機器，不惜一切成本展開對該人和該組織進行偵查和調查，從「法律」上和道德上找出其「醜行」，再聯合國家宣傳機器，集體行動，予以事無鉅細的披露，進行大規模輿論抹黑；而對不利於官方的事實，則步調一致地一個字不予報道。我權且稱此一機制為「警宣聯動機制」，這一機制比維穩機制更可怕、更醜惡、更骯髒。如果說維穩機制是「守」，警宣聯動機制則是主動發起進攻，是從身體、名譽、精神上抹黑和製造輿論，讓公眾不辨黑白，難分真偽，讓當事人陷入徹底的絕望，最後精神崩潰，一個正常人可能最終連自己也認為自己罪無可赦。在文革時期，國家暴力機器和宣傳機器合流的這種強大威力，很多人都有過深刻的體會。 以此次郭美美案的報道為例，就在各家央媒刊播報道之前的幾個小時，全國各地所有媒體已經提前接到中宣部的內部通知，要求一律只准採用國家通訊社的通稿。這是警宣聯動機制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即，警方向媒體公布之前，有關部門已經與宣傳主管部門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做了周密的部署，以保證其宣傳策劃目的能實現。這樣的運作機制，不是今天才有，在此之前，已經運作了多年，溝通和部署堪稱無比順暢。 在郭美美案之前幾天，因舉報多名高官而被羈押345天的新快報記者劉虎，「因不能在法定羈押期限內辦結」而被取保候審。這是一起眾人高度關注的重大事件，當聞風而動的全國眾多媒體正準備採訪報道此事時，立刻接到了宣傳主管部門的通知：「不准採訪，不准報道，不准評論」。第二天，全國紙質媒體沒有一家有一個字的報道。這便是警宣聯動機制運作的又一例。 其實在此之前，薛蠻子被拘、王功權被抓、許志永判刑、浦志強被逮捕等，全都有這一聯動機制運作的身影。警方的每一步行動，幾乎都與宣傳部門有過事先溝通和部署，雙方配合默契。 維穩機制和警宣聯動機制，共同維繫著中共極權體制的運轉。摧毀維穩機制的同時，必須摧毀警宣聯動機制，否則，這仍是一個鐵幕國家。 ——东网  |
||
|
Posted: 06 Aug 2014 04:08 PM PDT 因為凡是權力都會產生腐敗，人性也有腐敗傾向，民主與專制都有權力，都有人性；即是都有腐敗的種子和土壤，所以都會產生腐敗。不同的是，民主制度反腐敗動力來自民意，民主制度有反腐敗功能，還有制止腐敗的機制；所以在健全民主制度下腐敗趨向最小化。專制極權沒有制止腐敗的動力和功能，相反還有助長腐敗的動力和功能；專制極權不論在任何階段，都只有腐敗最大化的欲求，不能阻止腐敗。 習近平是專制極權社會的統治者，不論他加大多少反腐力度，都無濟於事，都不能制止或減少貪污腐敗。 與前任比較，習反腐只是程度（力度）不同，不是本質不同；把程度不同視作本質不同，不是智力不足就是扮懵說謊。 習反腐為甚麼比他的前任鄧江胡力度大？ 因為，鄧是中國現腐之父，反腐無稽之談；江從腐中得益，根本無反腐之心；腐敗還沒有威脅到胡錦濤權力和利益，無心也無需反腐，即使有心，但是權力受掣，無力反腐，所以無反腐；現在民眾對貪腐怨憤極大、民意壓力極大，貪腐有損習權習黨；加上習集權成功，實權在握，成為僅次於毛的中共國第二獨夫，所以，習反腐可以出多幾分力和搞了一些真動作；這一來，習與其歷任前屈相形比對之下，反腐力度突出一些兒。 中國之貪腐已經造成國難，進入了民怨爆發初始階段，人們把貪腐罪責指向習及其黨，危及習共威信和習之黨國穩定，特別是即時有害於習之權力，所以，習在有必要和有實力相配合情況下，比他的前任們加強了幾分力度。這個力度被御用文人五毛、心存寄望的奴性知識精英不約而同地發頌文唱頌唱，習反腐遂被誤導成為本質反腐、制度性反腐、會導致民主的反腐、習近平會成為大陸蔣經國、是大陸民主之父…等等；謬誤之說充斥紙、網媒體。已經沉寂了一段時期的寄望中共改良的思想者們，炮製這些謬說，使之興使之勃使之狂。 那麼習近平為甚麼打虎呢？ 出現了兩個條件，令習有打虎需要和打虎可能。 第一個條件是因為腐敗已經成為民害與國災，被激起的民憤處於欲暴發狀態，即時威脅以紅二代自稱擁有的紅色江山，有害於政權維穩；不反腐沒有辦法冷卻舒緩民憤、消解民怨和安撫民心，以保紅色政權；有需要用反腐來維政權之穩。反腐＝打虎，所以打虎有需要，也有可能通過打虎來保住紅色政權；就是有必要和有可能借平民出身的官後代人頭來保紅後代的紅色江山。 第二個條件是形成了被打對象：貪污腐敗的官後代。習近平有了需要打的對象，大權在手，也有了可能打的條件；於是習近平不失時機借官一代官後代人頭保紅後代江山；於是農民之子出身的官兒們徐才厚、周永康等當災了。 習近平打官後代的因由。 其一，打官後代可保紅後代。腐敗是紅後代官後代共同作業的業跡；但是因為官後代與紅後代成9:1之比，即是說絕大部分貪腐是官後代的傑作；於是人們自然會把憤怒指向貪腐矚目的官後代；於是給當權的紅後代有借官後代人頭有保紅後代特權的條件和機會。 其二，防止官後代消滅紅後代。官後代已經成眾，尚未成勢，稍經時間經營，必然成勢。基於權力鬥爭和黨內不許有派的共產黨文化傳統，官後代成勢掌權後消滅紅後代，理所當然；即使不至於消滅，被邊緣化是擺不脫的結局。為了保紅後代坐江山目的，趁現在權力在紅後代手中的機會，打殺官後代，迫其屈服於紅後代作主和監管下官後代用權格局，即認同和接受紅色貴族主權，是顧主，官後代是被他們僱來使權的官員。 有一種為習反腐幫腔的說法是："打虎是你死我活的，老虎打不死，只有被老虎吃掉。這就是習近平打虎，開弓沒有回頭箭，一發而不可收的道理。" 習近平反腐是"我腐"（坐江山的紅色血統類）反"他腐"（平民血統當官類）；即是有選擇的反腐：不選我腐、在他腐中也只選反我之腐（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借官二代人頭保紅二代江山"的意思）。選他腐中個別典型來打；這種打是假打，不是真打；真打是不加選擇，見虎打虎，打絕為止。一真打就必然把全部黨官打清，把黨打亡；習近平自己也不能例外，也必被打倒。這有可能嗎？ 真反腐還是假反腐，分歧點不在於同一腐敗的事實作出相反的結論，而在於判定習及其黨性質相反的結論。若判定習及其黨是中國大陸貪污腐敗的製造托拉斯、是貪腐的載體、是貪腐的得益主體，結論是反貪反腐只能作假行騙。若判定習近平及其共產黨是廉潔的化身、貪腐的受害者、貪腐的抗體，那現在之習反貪反腐就是來真的、動真格、從制度入手改革了、有可能因反腐而導入民主… 看官們，你認為哪一種符合事實？ 我認為習近平不可能真打虎，所謂"打虎是你死我活的，老虎打不死，只有被老虎吃掉。"是偽問題，回答的也是偽答案。習近平只作打虎狀，是假打虎，射的本來就是銀樣臘箭頭，而且又是假射，何來回頭箭？"老虎打不死，只有被老虎吃掉"更是偽之又偽的偽問題。習近平自己是最強最大的老虎，是"總虎"代表，他打的是諸如徐才厚、周永康等"個虎"；總虎打個虎，一打就死，絕無被個虎吃掉的問題。習不敢、也反對"打總虎"，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打總虎"；因為，事實上沒有、即使有，也只是極少數清廉黨官，所以，打總虎就是打全部或絕對多數貪污腐敗的黨官，其中會包括習近平自己及其家屬親友。其結果是亡黨、失國。習近平會打總虎？ 有人說："不過，現在下結論似乎還太早，假如，四中全會後再推出司法改革，以習十年任期看，他極有可能在兩期交接之際，做出驚人之舉，中國前進還是倒退，由於權力過於集中，全為他一念所系。" 又是把良好意願作事實根據的幻想，又是靈魂深處還盼明君望青天寄希望的奴才情結。 好吧，那就等十年八年再看看吧！類似問題我與人打賭過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輸了的都消聲匿跡。 20140806 HK  |
||
|
Posted: 06 Aug 2014 04:02 PM PDT  8月3日，中共官媒天山网发布消息（有视频）："新疆3亿重奖所有围捕暴徒民众 先期奖励423万元"。其中讲到："8月1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和田地区公安机关与墨玉县3万余名群众合力围捕，将一暴恐集团的10名成员逼至一废弃民房。暴恐份子向民警和群众投掷爆炸装置，在警告无效后，民警果断处置，击毙暴恐份子9人，抓获1人，公安民警和群众无一伤亡。"这则报道还引用一位受奖农民的话："如果再次遇到暴恐份子，还会奋起抗击！" （链接：http://news.qq.com/a/20140803/019915.htm） 读到这样的报道，令人无比震惊。因为就在几天前，国家反恐办刚刚出版了一本《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免费发放给民众。其中反复强调，发现可疑人，要保持镇静，不要引起对方警觉；迅速报警，反映可疑情况，做好自身保护，避免被可疑人发觉，影响自身安全；遇爆炸威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尽快撤离。手册还专门讲到在公交车或室内场所遇到情况怎么办，遇到袭击、绑架、枪击、爆炸、纵火分别该怎么办，等等。 这本手册的中心思想很简单，既然暴恐份子要无差别地伤害平民，因此民众遇到可疑情况危险情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躲避可能的伤害和危险。可是，天山网这则报道却整个反过来，它大力鼓励和宣扬手无寸铁的平民，在暴恐份子尚且没有发动袭击的时候，主动地、直接地去参加对携带不明凶器的暴恐份子的围捕。这不是把民众朝死里送吗？这不是和反恐防恐的宗旨背道而驰吗？ 不错，按照这则报道，10名暴恐份子，最后被围捕的人们逼到一间废弃的民房，9个当场击毙，1个被抓；公安民警和群众无一伤亡。值得庆幸。可是这种说法的疑点太多了：10个手持刀具和炸弹的暴恐份子，在和公安民警以及群众短兵相接的情况下，怎么会没给对方造成任何伤害呢？公安民警和群众一方怎么居然能是零伤亡呢？整个事情的过程实在无法想象。 报道是这样描述事情的过程的： 首先是有人在墨玉县普恰克其乡一玉米地发现暴徒的踪迹。视频画面显示一位侧背着镜头、看不到面孔的村民，用维语说（中文字幕）："那个玉米地大概1.5亩，高度大概2.3米左右。在清查过程中一个村民，他说里面有人，因此我们觉得可能是嫌疑人，不然不会藏在玉米地里，我们就5个人一组，好几组人把他们围起来，过了一会儿，大概离我们十米远一个炸弹爆炸了，看着歹徒挥着刀向我们砍来。" 然后画面转为一个办案协警，这个协警（面部被模糊）用维语说（中文字幕）："因为我身上穿着防弹衣，我说'趴下'，但是他们还是刺，我抓住他的手把他摔到一边，另外一个暴徒挥着刀向我的头砍过来，我躲了一下，砍在我的胳膊上。"画面显示，这个协警身上的绿色T恤衫，左袖被划破一块，露出里面胳膊上一条一两寸多长的伤痕。 上面的描述太不可信了。暴恐份子看到村民主动向他们靠近，手中分明带有不少爆燃装置（在他们被消灭后，视频上有展示），为什么在只扔出了一个炸弹在离围捕的人们有十米远的地方爆炸，没给围捕者造成任何伤害，就不再扔炸弹了呢？ 最神奇的是那个协警。当一个暴徒挥刀向他砍来，竟然让他抓住对方的手摔到一边。照这么说，这个协警是没带武器的，没带枪没带刀，连棍棒也没带，否则他就会开枪打死暴徒，或者是用刀用棍棒挡住对方的攻击，把对方砍倒或打倒在地了。 更绝的是，这个协警不但能把挥刀砍来的一个暴徒摔倒一边，而且还能躲过另一个挥刀砍来的暴徒，只是胳膊上受点轻伤，这个伤太轻了，以至于后来媒体报道都对此忽略不计，媒体说得明明白白－－公安民警和民众"无一伤亡"。 在这里，这个协警至少遭遇到两个手持刀具的暴徒；可是，当其中一个被协警摔到一边，另一个一刀砍下被协警躲过，接下来就没下文了，他们就没有再砍第二刀了。他们也不曾被这位协警制服，却转身逃跑了，因为按照报道，所有10名暴恐份子最后都被逼进一间废弃的民房里了。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可是在这里，一个手无寸铁的协警却打败了两个手中有刀的暴徒，而且是暴恐份子，是豁出自己的命不要也要杀人的亡命之徒。 谎言编造得如此拙劣，竟然也敢拿上台面，其背后的真实有多么丑恶，可想而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8, 2014, 6:22:46 AM8/8/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高新：刘汉死还是不死都是为周永康
- 赵楚：反腐是中国转型的契机吗？
- 童大焕：強勢反腐能否成為中國轉型契機？
- VOA： 中共党内关于新疆民族问题的另类思考
- 老愚：甲午年立秋造句
- 李直：反腐的“下一個”和中共的“下一步”
- 刘家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共同摆脱奴役，携手奔向自由
|
Posted: 07 Aug 2014 07:33 PM PDT  昨天（8月7日），刘汉和刘维兄弟及其黑帮团伙的上诉案终于有了结果，湖北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 新华社的报道中称："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判结束......。以刘汉、刘维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难逃法网，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 奉命撰写此报道的记者似乎没有在意中共现行法律中关于死刑判决的三步程序刘汉和刘维兄弟到此为止也只是被完成了前两步，最关键的一步，最高法院的核准程序还有待时日，所以严格说来，所谓"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的结论性语言应该是留在"核准死刑"的消息宣布之后才可以说的。 早在刘汉和刘维兄弟被一审判处死刑之后，笔者就在本专栏的相关评论文章里引述过中国大陆境内一家公开网站的评论文章：《刘汉被判死刑，与"周滨他爸"有关？》。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周永康本人还没有被当局示众，网民们如果在网评中直呼"周永康"其名百分之百会通不过，只能采取"周滨他爸（他爹）"、"康师傅"等每个人都"懂得"的"代称"。 该文的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似乎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周滨他爸"与刘汉黑社会集团之间的"警匪一家亲"在整个中国大陆早已是妇孺皆知，而这位博友这里所要特别提示的是杀刘汉不但是在替周永康灭口，同时也是为了帮李鹏除患。 文章中说：刘汉现在是真正明白了"钱是王八蛋"这个铁理。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视他人生命如草芥。可你再有钱，再牛逼，也抗拒不了法律的制裁；你当初作恶的时候虽然靠山很硬，可你没想到靠山也有倒的时候。即使在封建时代，老皇帝袒护你，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照样要办你，最为典型的如和珅。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刘汉被判死刑，确实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刘汉以不法手段敛财400亿，其罪名简直就是《刑法》大全，包括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这样的人不判死刑，那是天理不容。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和神秘商人周滨关系密切的刘汉一死，会不会影响对"周滨他爸"及传说中的"电老虎"的查处？甚至有网友怀疑，判刘汉死刑，正是为了避免"周滨他爸"一案过分深入，为"电老虎"解决后顾之忧。 由于刘汉与神秘商人周滨关系密切，与"电力系"交易甚多，无论是正在查处的"周滨他爸"案，还是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相关案件查处，刘汉肯定还有存在的价值，今后或需要刘汉当庭作证。因此有网友在我微博里留言表示担心："周滨他爸"的案子至今没影，刘汉怕是赶不上了。按照法定程序，刘汉即便上诉，二审也会很快宣判，其脑袋是留不住了，这可便宜了周滨父子。5个被判死刑的恐怕都没有机会为周氏父子出庭作证了。 该网评的作者当时认为：刘汉应该会上诉，尤其是兄弟二人一同被判死刑，肯定会上诉。预计二审很快就会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决，但因为考虑到刘汉将要在"周滨他爸"案，甚至在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诸多案件中担当证人，最高法在死刑核准阶段拖个一两年也是极有可能的。总之，我相信刘汉不会很快被执行死刑，不信咱们走着瞧！ 果不其然，对刘汉和刘维兄弟的二审判决虽然说不上是"很快"，但也没有被延宕太长的时间，至于当局是否是故意安排了先将周永康"正在接受审查"的消息公开宣布，再宣布刘汉和刘维兄弟二审"维持死刑原判"的先后顺序，就不好说了。 至于最高法院把对刘汉和刘维的死刑核准拖个一两年的的推测，笔者本人也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但大前提应该是当局和刘汉之间要有一些绝不能端到"公开宣判"的法庭上曝光的交易内容。如果当局确实需要刘汉充当周永康案的"污点证人"，甚至是充当电力系统的"大老虎"（"老老虎"？）的"污点证人"，那么对此交易内容的知情人范围一定是越小越好，知情人的党内级别一定是越高越好，理论上讲共产党员们肯定是地位越高，严守党的机密的自觉和自愿性就越强，所以把与刘汉的"庭外"交易留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的程序过程中，被泄密的担忧自然就降至最低。 中共官媒中新网曾有报道引述湖北咸宁的刘汉案承警员们的话说："刚到咸宁的一段时间，刘汉非常狂妄，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第一次审讯时，刘汉直接对他们说，"我的案子不是你们的事，你们湖北办不了我这个案子。北京把我没办法，才到你们，我没什么事"。 但是，"从正式交锋开始，刘汉一步步往后退，由嚣张、心存幻想，到沮丧、步步退守，最后退无可退。"预审民警说，接到起诉书后，刘汉几近精神崩溃。后来，他几乎是每天一哭。" 据此，北京的朋友在讨论到刘汉和刘维被"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消息时表示，看了电视上的二审庭审画面之后，感觉刘汉在聆听宣判结果的表情与他此前在一审法庭上的既冲动又恐惧的表现太过矛盾，是这段时间在看守所里成功完成了从恐惧死亡到"誓死如归"的"人生观"之转变？还是在这段时间即已经接到了某种暗示，所以对自己的死刑判决最终还会被北京方面"不予核准"抱有充分的信心？ 当然，上内容都只不过是猜测而已，过不了一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新华社就奉命发出一条刘汉和刘维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人们不会惊讶！ 新华社记者在刘汉和刘维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报道中评论道："刘汉、刘维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覆灭，表明了'国法面前无例外、打黑除恶无禁区'，体现了政法机关捍卫公平正义的鲜明立场，更加彰显了党和政府依法治国、打黑除恶、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 经查，"国法面前无例外、打黑除恶无禁区"这两句话之所以被新华社记者打了引号，是因为源出自刘汉刘维案一审判决之后人民日报评论中，当时即被认为是针对刘汉和刘维的"大老虎"背景而言。如今"大老虎"终于被习近平政权下决心抛出了，当年刘汉一次性就让周永康家族凭空赚了二十二亿人民币的巨额"感情投资"可能真的已经打了水漂。如今不但周永康及其党羽们已经没有可能向他刘汉伸出援手，而且习近平政权虽然不是为了从"私人感情"或者是"利益团体"的角度，但还是要从维护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法委的"正面"形象的"大局"出发，也会杀刘汉以灭口，让周永康当年利用职权替刘汉将其商场仇敌袁氏一家"满门抄斩"的幕后交易过程成为永远的秘密。 从刘汉被一审判处死刑到二审"维持原判"的这段时间里，有许多网评内容都是从"因果报应"角度感慨"报应来得如此之快"，诸如"袁氏三兄弟凛然赴死，这个黑老大法庭上屁滚尿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则在海外华文媒体上的网评中说："刘汉当年猖狂时把人家一家三兄弟都判了死刑，拆迁时坑杀的街坊又有多少？！自己伤天害理时志得意满，等到上庭判了死刑屁滚尿流，当庭嚎哭，真真是恶人中的败类懦夫！国内已经公开报道当年灭门袁氏三兄弟是因为刘汉通了天，让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授意法院判三兄弟死刑......" 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将会介绍八年前袁氏四兄弟因为与刘汉结仇而被周永康领导的"人民法院"杀三留一的详细经过。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07 Aug 2014 07:19 PM PDT
最近因为微博互动，与清华的孙立平先生发生了一场颇热闹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我在微博读到孙先生在周永康审查消息公布后的一则评论，该评论说："出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可能需要三步：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先说破权贵。当前这场反腐败，客观上可能有三重含义：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破除权贵。前面说过，权贵的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当前的反腐败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即便是为了保江山，即便是看不出制度建设。"这是原话。 当时我为孙先生作为着名学者使用"无论如何…也要怎样"的非学术化语言而感到吃惊，我以为这是一种借支持反腐向权力当局输诚的话语，因此出言不逊。孙先生的回覆是很客气大度地提醒我，如此语言不合适。后来此事又有各种网络上的语言回合与误会与意气。这些都不是重点。今日看到看到几天来孙先生对自己观点的系列微博阐述，我深感到导致本次争论的实际是当代思潮中很有代表性两种观念，说到底，是如何观察中国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基本方法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衍生问题。 孙先生的上引观点一直被很多人视为稳妥和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中国转型路线，我的观点被不少人简单化地归纳为理想化和不现实的转型路线。而这并不是事实。我与孙立平的基本分歧并不是他追求可行性路线，我追求终极解决，他代表缓和社会改革路线，我不顾现实要求一步到位。这是完全的误解，这一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掩盖了分歧的关键。相反，分歧的焦点正在什么才是中国实质变革的可行、可信的启动点，以及对中国现实的基本判断。 孙认为对权贵的肃贪是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契机，因为这会打破十年来社会停滞，给清理恶政提供机会，他的基本理论是权贵和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基于真切现实观察的论述。因为，在我看来，目前包括整肃周老虎在内的神秘纪委反腐，恰恰是中国权贵体制自我加强的一个政策。反腐者本身就是极大的权贵，而被反掉的周老虎之流及各地大小老虎也只是权贵体制中不幸被选中来抛弃的螺丝钉。因此，反腐不会带来廉政效益，不能遏止权力堕落，也不是当局决心启动真正意义上社会与制度变革的表示。 我的论述前提很简单：假设当局真会因反腐和重建威权式权力而推动转型，也就是说，孙先生的论断为真，只有对民权和社会压制的主动和实质放松才可视作转变起点与观察指标。然而，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信号。那就是：对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打压日益严重，对政治反对的无情绞索更加收紧。近年各地有上千的政治异议者被强行投入监狱，规模和力度为30年来之最。而赤色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及内外政策话语则前30年的色彩愈浓，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可基本证明，反腐打老虎与进一步压制社会是一套精心设计，互为表里的系统政策。所以，如孙先生的思考那样片面去夸大反腐的积极意义，既不能为残酷的现实经验所实证，同时也缺乏理论的自恰，并不真的具备现实性。客观上，这种以着名学者的学术名誉为底蕴的反腐欢呼，只能误导公众，实际上构成为权力体制背书。 所以，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必须基于现实的实证观察和合理的逻辑基础之上，中国的政治与体制转型需要有稳妥和可行的路径设计，以及精心选择的切入口，这毫无疑议，这些问题上我与孙先生毫无分歧。问题是，哪一种判断和看法更具有清晰的现实视野，在论述上更自恰，归根结底，哪里才是中国转型的真正入口和有效切入点？这些问题才是任何个人意气或网络喧嚣也无法取消的真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值得公众和更多人参与讨论的话题。 孙的基本论述框架和前提是权贵利益集团导致停滞，而且停滞是十年（我理解这主要是指政治和社会体制而言），因此反腐打掉曾长期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则能够启动变革空间，进而通过清理长期以来司法的黑幕和恶政，进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最后走向宪政。孙认为这是现实而可行的社会实质变革和转型进路。 如我上述，这种断言及政策与政治演进构想是基于片面的现实观察和以愿望代替现实的思维误区。孙先生忽略了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性现实问题：权贵和贪腐是哪里来的？中国当代从上到小，遍布宇内的大小老虎豺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此已有太多中外论述论及，毋待赘言。周永康一类大小老虎本是体制的产物，他们就是体制本身。过去20多年，随着更换领导层，都有规模大小不一的肃贪名义下的清洗，更有像薄王案这般的超级权力内斗，可人们看到的后续发展不是变革的契机，这些权斗戏码最后演变为更加强集权领导的理论和实践，更贪鄙狠毒的权贵寡头维稳高压，更窒息和枯竭的社会生活，更惊人的贪腐战绩，而不是更多社会变革机会。 执政党历史上有制度性内部清洗传统。毛时代自我论述的路线斗争就高达十次。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林彪，以及四人帮和胡赵，所有这些残酷的内斗并没有带来党基本政治理念和组织理念的变化，没有使之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民族和社会走向更现代化之路的现代政党。反而，通过这些愈来愈残酷的内部权斗，直至十年文革，史无前例的超级神权合一权力垄断体制被建立起来了。然后是这种过于强大的权力垄断体制由于自身的内在缺陷而崩塌。这是所谓与民休息和放水养鱼的改革政治兴起的背景。 就现实观察层面而言，孙没有看到，这种大快人心的反腐在制度设计上正是新历史形势下更加垄断化和神秘化的权力制度安排的作为，而制度化、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20馀年来这种权力一再加强党的领导和残虐社会的结果。连同此前的经济改革政策，集权，反腐，贪腐，这本是中国的垄断权力的权贵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为幸存所做的自我更新，也是其自身政治机理的自然表现。这与任何外界的良善愿景无关，不管孙先生或其他人这种良善愿景多么真切和强烈。 我断言反腐更新和升级垄断权力，并与更严酷和赤裸裸的社会压制政策相表里，这表明反腐在政策实际走向上不是启动变革，而是相反，这在河南省委最新发布关于警惕敌对势力利用周案的说法中已得到充分证明。今日以雷霆之势反腐的权力当局并没有丝毫体现出他们愿意接受社会公论检验的诚意。不要说政治和政策上的公开辩论和反对，连个体的一般不合神秘下发的口径的言论也立予严厉禁绝。而从官方论述看，反腐再次成为新的光荣、伟大和英明的证据，而不是执政党自身的致命党德与治理失败。这是当代反腐和打击所谓权贵在体制自身政治与政策理念中的内涵。何况，虽周氏一党貌似被连根拔起，但比周老虎们远为权贵的势力谁敢说不存在？他们或许正在大打人家之腐，谁又能奈其何？ 在这种背景下，孙先生希望反腐构成社会实质变革的契机又如何可能？相反，考虑到残酷的现实是，就在反腐大张旗鼓的同意时期内，各地强拆、滥用警力及官场中人蔑视人民的雷人雷语层出不穷，而在中央政治层面，疯狂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内外政策中的文革极左意识话语等恶政都明显加强了，而周永康倒台党政军个系统的个人效忠似的拥戴电络绎不绝。换言之，反腐与罪行滔滔的周永康们的维稳在基本政治和司法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也都是以破坏当代中国已经极为稀薄的法制残馀为代价的。在此现实观照下，反腐完到底会是社会革新的契机，还是专政和恶政升级的契机呢？这是需要孙先生和我们一起再慎重思考的时代课题。 此外尤值得一辩的附带问题是，有些支持孙先生观点的人（这或许不代表孙先生的意见）对我的责难是：如此否定分析反腐岂不是等于宣布一切不可为？岂不是绝对悲观和主张什么都不做？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变革的认识方法有方向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总是在对权力拥有者的过于密切观察中和想像中探索通往未来的道路，而不是睁开眼睛看中国现实社会的情况与历史的大势。 不管是渐进持重的进步也罢，还是突变的制度转型也罢，中国变革的真正基础与契机不在已经充分证明无能和无意的权力垄断者手中，而是在30馀年来已经充分证明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并已展示了坚强的权利意识与维护权利的意志的普通人民手中。转型不是天赐良制，中国的普通人民已在日常的生活和经营中清楚展示了不逊于任何人的自我管理才能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转型只是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创建和实践现代的自我管理制度而已。这当然会是个漫长的新历史过程，但它的起点不在掌权者今日如何反腐或不反腐，相反，理论、制度和公信资源枯竭的执政党如果要想有明天，也只能向这种新的现实低头，虽然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孙立平先生是专治社会学的，在一个越来越多人像郑州十君子及其同伴那样站出来对权力体制说NO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人的崛起才是变革的最好契机，这是我对中国未来总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的原因。 还有不知用心的人起哄说我对孙先生观点的批评是意在制造激进革命，他们希望以一种过去镇压反革命的文革图像示我，希望通过恐吓而不是论理令我闭嘴。问题是，执政党内发起经济改革政策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本人就曾明言改革是一场革命，而宪政，法治，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宪政和法制保障下的公民自由，这些目标为社会变革的终极目标与尺度，孙立平先生对此并不否认。因此，这种形同举法的非难有什么意义？除了抱持极左和纳粹化意识形态不妨极小部分人，这些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目标已经是当代中国基本共识，这是不需要隐晦的，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中迷失于自己的所谓话语策略，而失掉真正有意义的论题。 ——东网  |
||
|
Posted: 07 Aug 2014 07:25 PM PDT 打「大老虎」引發的中國大陸知識界爭論仍在持續。孫立平認為「無論當前的反腐敗有什麼背景和動機，都是中國可遇不可求的契機。」趙楚以《反腐是中國轉型的契機嗎？》為題專文反駁，其理由大致如下：「反腐敗者本身是極大的權貴……對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打壓日益嚴重，對政治反對的無情絞索更加收緊……執政黨歷史上有制度性內部清洗傳統，這些殘酷的內鬥並沒有帶來黨基本政治理念和組織理念的變化，使之成為一個推動中國民族和社會走向更現代化之路的現代政黨。」 若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批評和鞭策在任何時候都比讚美更具有建設價值。這是我首先要表達的一個觀點。但另一方面，展望未來、分析未來的可能性不能與讚美畫等號，它同樣可以是批評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一種批評可能尋求的是對抗式批評的路徑，另一種批評則不放棄可能的朝野合作的努力。我想專門就趙楚「反腐不可能成為中國轉型契機」的三個理由逐一分析。 「反腐敗者本身是極大的權貴」並不能成為政治不能轉型的理由。相反，人類歷史上舉凡成功的政治轉型，幾乎莫不是權貴推動的。最近的例子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台灣的轉型，以及新南非，還有緬甸。蔣經國當年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決計用獨裁手段終結獨裁。新南非的誕生，除了曼德拉，還有他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權貴對手德克勒克，他們同獲諾貝爾和平獎。緬甸的昂山素季近年也獲和平獎，與她「權貴對手」的「仁慈」同樣分不開。十多年前，笑蜀還在《中國改革》雜誌的時候，我曾就昂山素季寫下6000餘字《民主的本質精神是妥協》，記不清發在《中國改革》還是《改革內參》。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改革就是民間和廟堂彼此讓步妥協，而不是對抗。對抗而能轉型成功的例子非常罕見。典型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只不過是舊權貴換成了新權貴，制度進步為零，社會、經濟、生命增益為負。還有法國大革命，革命的成功帶來的是長期的動盪和恐怖統治。因為民主專制比君主專制往往更加混亂、更難控制。 人與禽獸的最大區別在於，人有理智，人不僅僅是利益的產物，還是觀念的產物。因為人的思想、理智和情懷，使人類會越來越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從對抗走向合作，從爭奪走向共贏。人類的文明因此得以不斷向前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對人類有信心的地方。 「對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打壓日益嚴重，對政治反對的無情絞索更加收緊。」我們看到的情形似乎的確如此。尤其是近年來，對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看管」似乎更加嚴密和嚴厲了。但是我想，這個問題比起權力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來說，仍然是溫和多了。這也是一個事實。中國每年有20多萬起零星反抗，也都一一被壓制，沉埋於水底，並沒有引起異議知識分子的足夠關注；異議知識分子被打壓之所以收穫更多的關注，乃是因為「痛及自身」的緣故。還有一個，每年20多萬起零星反抗大多事出有因，多數由直接利益矛盾引起。異議知識分子的社會動員能力更強，「非直接利益衝突」成分更多也更複雜，自然一旦爆發更難控制。加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基本上都是小知識分子、小商人、小官吏主導，這也是當局需要著力防範的原因。換成任何一個執政當局，都會對這些力量著力關注。因為一個最起碼的政治邏輯是：在朝者「怕亂」，在野者有時恨不得亂。亂局對當局和民眾都不好，當局必須承擔責任——不管是道義責任還是崩潰責任；亂局對攪局者和趁亂者則是機會。尤其是在當局全力以赴打大老虎的時候，更要集中軍隊等一切力量孤注一擲。他們「內部」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敵我矛盾」，要著力解決反腐問題，社會層面必須「穩定」，不能分心分力。 第三方面，「執政黨歷史上有制度性內部清洗傳統，這些殘酷的內鬥並沒有帶來黨基本政治理念和組織理念的變化，使之成為一個推動中國民族和社會走向更現代化之路的現代政黨。」歷史的確如此，但時代已然改變。會不會量變引起質變呢？時代改變在哪裏？互聯網使黑箱操作、說你什麼就是什麼的時代過去了。對於中國百姓而言，當年林彪事件到現在還撲朔迷離，「四人幫」雖是公開審判，也不過是走走過場。而今天的薄熙來案件，雖非「全息公開」，人們卻也知道更多；周永康康師傅案件，以及各種政治鬥爭對象的各種花邊非花邊消息，還未定案，早已經通過嚴肅的外國媒體和互聯網傳遍神州。所以，完全黑箱的日子一去不返，公開化就將成為憲政和民主化的開端。任誰，想做什麼，你總得給出個基本端得上台面的理由吧？ 在互聯網時代，除了權貴之間的互相揭黑，大眾也積極參與了一個「圍觀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你看這麼多年來，那些台上的或者已經下台的，沒有被扒糞沒有被揭黑的還剩幾個？哪個人還能夠像暗箱時代一樣在這樣空前的扒糞運動前「亂雲飛渡仍從容」？有的急於自證清白，有的慌忙四處滅火，有的僱傭打手、找代言人急於洗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從「權貴集團」「內部」來看，我贊成笑蜀《從強勢反腐走向憲政》一文的判斷：「當官僚集團拒絕憲政，同時官僚集團又是社會最強者的時候，就基本沒有憲政破題的可能。必須等官僚集團分化，開始淪為事實上的弱者，尤其當官僚集團跟社會一樣陷入普遍的恐懼而無法自拔時，憲政才有可能。套用革命家列寧的話來說，單是下層被統治者要求憲政是不夠的，只有當下層被統治者們不願意照舊生活，而社會上層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憲政才有可能成功。而隨著強勢反腐的急劇升級，體制的急劇分化，這樣的歷史契機正在到來，就看能否把握住。」當以往「九龍治水」的分贓體制導致嚴重的分贓不均、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民眾不滿的時候，當反腐反到統治集團人人自危的時候，當反腐反到腐敗的風險有可能大於腐敗收益的時候，就是新的遊戲規則楚河漢界呼之欲出的時候。這種時候，除了你死我活的大老虎必須連根拔除之外（非你死我活的就坐下來畫楚河漢界制定新遊戲規則），對於中小貪腐就有可能來一次大赦——吐出非法所得，既往不究，新賬必算。這樣，整個社會就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睚眥必報錙銖必較只有無休止的清算而沒有和解的社會是不可能有任何點滴進步的。 孫立平說：「儘管社會力量在生長，但客觀說，到目前為止，影響中國社會進程的最主要力量還是權勢者。如果這樣看，可以進一步說，權勢者影響社會進程的，80年代那10年是理念，這20年是貪婪，未來若干年是恐懼。權勢者如何處理恐懼問題，將是未來中國社會變化的重要因素。」馬勇說：「權勢者的恐懼，才是變革的前提。沒有孫中山革命黨人引發的革命恐懼，不會有慈禧太后的預備立憲。所謂壓力倒逼，就是說的變革動力。中國不變革，不是統治者不想變，而是壓力、恐懼，還沒有達到變的節點。」如今，權勢集團同時面臨著來自互相反腐敗的恐懼，以及來自民間革命的恐懼，尤以前者為甚。 或曰，別看怎麼打老虎，其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以反腐之名清除異己，都是幫派江湖。此論說得並不錯。但正如何清漣《「政治清洗式反腐導致危機」之我見》中一針見血所指出的：「中國政治，無論朝野，皆是幫派，幫會文化浸透中國人骨髓。幫派政治的特點是利益高於一切，勝者為王，無所謂是非。」在整個幫派江湖的中國社會大染缸裏，想要政治一下子脫離染缸「舉世皆濁它獨清」，豈非緣木求魚哉？更何況，幫派也要看什麼幫派，有利益之幫，有同道之幫。港媒《習近平反腐強硬表態不設名額有多少抓多少》稱，習近平在2014年6月26日政治局會議上，就反腐問題講了3點：「一，反腐不設名額，有多少抓多少；二，有人威脅說要我們走著瞧，我要正告他們，誰怕誰！當年朱鎔基說要準備100口棺材，99口給腐敗分子，最後一口留給自己，……今天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勇氣；三，中央對各地反腐，不因領導人過去工作過的地方而不同，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過，中央對這些地方的反腐要與其他地方一視同仁。」8月4日出版的《長白山日報》頭版報道，吉林白山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傳達習近平等中央領導關於巡視工作講話精神。文章披露，這次習近平講話對腐敗形勢有一個新提法，就是腐敗和反腐敗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他十分堅決地講到「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了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還是有一些意味的吧？更有意味的是後面這則消息在微信上留存不足半天就被刪除。亦可見反腐之難，比振臂一呼難得多。 從「民間社會」的「外部」來看，打大老虎的作用類似於拔掉一些遮天蔽日阻擋陽光的大樹，可以給民間社會騰出巨大的經濟、社會和言論生長空間。我十幾二十年從事言論寫作的觀察發現，很多知識分子和輿論領袖過於藐視經濟空間的重要性，過於誇大言論和社會空間的重要性。事實上，即使不說自由經濟空間是言論和社會空間的基礎，至少這三者應該居於同等重要的地位。還是看看何清漣文章中提到的「英國玫瑰戰爭的政治意義」：「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導致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同歸於盡，大批貴族在互相殘殺中或陣亡或被處決，新興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乘機成長，成為都鐸王朝有限王權並在1868年英國過渡到君主立憲政體的支柱。」 最後要說說樂觀與悲觀。排除那種沒有依據、邏輯、方法和路徑的盲目樂觀，不同的心態的確會把我們帶向完全不同的世界，樂觀和悲觀會把我們個人乃至國家帶向完全不同的未來。悲觀者容易走向懷疑、封閉、對抗，樂觀者則更多走向信任、開放與合作。天下之學問，無非世道和人心。而一個國家和時代，信息越公開透明，全社會的諒解與合作也會越多。前面說了，這是一個任何人無法再關起門來獨家壟斷信息的互聯網時代。 ——东网  |
||
|
Posted: 07 Aug 2014 07:25 PM PDT  纽约— 中国新疆维吾尔地区暴力事件日益频繁，当局不断增强严打力度回应，循环升高态势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党内研究民族政策的另类声音通过外媒浮现，探讨民族撕裂的深层原因，批评现行政策迷信暴力，要求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习俗。但是评论人士认为，边疆民族问题并非高层决策优先。资源渴求和维稳经济绑架当局按老路径刚性应对。有维族学者哀叹，如此下去将出现另一个巴勒斯坦。 *治疆理念过于迷信国家暴力* 7月31日，新疆莎车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理论室主任靳薇教授，在英国财经时报发文，罕见地批评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迷信国家暴力，刚性维稳，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与宗教为敌，轻视异族文化，使国家民族主义趋于极端化；并提出了"安边固疆"的建议，包括要对暴恐事件作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要依靠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要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等。 曾任体制内媒体《中国改革》杂志负责人、现为独立政治评论员的李伟东说，某种程度上说靳薇的文章是个信号，"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能把这篇文章推出来、在外面发表，一定是得到了某些比较高层的认可，或者说希望能引起一些争论，因此不仅仅是她个人冒风险的问题，可能有些背景。"他说，这反映了中共内部有对民族政策的讨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讨论的一部分。" 关于莎车事件，官方媒体是这样报道的，7月28日，一伙暴徒袭击西湖镇政府和派出所，在公路上打砸车辆、杀害群众，造成39人死亡，公安民警立即冲动，击毙59名暴徒，逮捕215名涉案人员。事件中，途经当地的两名维族乡干部被杀。 *两种民族主义极端化导致新疆撕裂* 新疆官方的调子一如既往：这是一起"境内外恐怖组织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替代新疆7.5事件后被调离的原中共新疆省委书记王乐泉的张春贤，虽上任后一度实行"柔性"政策，但他在8月2日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老调重弹："三股势力"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根源，打击暴恐要坚决彻底、绝不手软，打狠、打准、打出声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坚决把"三股势力"嚣张气焰打下去。 与对单方面喊"打"不同的是，靳薇在其《勿让两种极端民族主义撕裂新疆》的文章中指出，当今新疆民族撕裂局面的根源是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在更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社会安全。" 卡哈尔·巴拉提是哈佛大学博士，曾在哈佛、耶鲁和印第安纳大学教学，担任过世界维吾尔笔会主席、世界维吾尔文化中心主席、世界维吾尔大会成员。他说，靳薇的文章对新疆问题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比较负责任地提出了很多与其他"闭眼说瞎话"的文章不同的看法。 *新疆问题的根源在前任书记王乐泉* 但是，他不能接受把两个民族主义相提并论的说法。他理解靳薇教授从体制内发言的限制，但他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了新疆的撕裂。他说，"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严打政策始于江泽民时代。其本质是动用国家机器对一个少数民族进行打击。文章说的国家民族主义其实质是源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 李伟东也不完全认同靳薇的分析。他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源是前任新疆书记王乐泉："当下状态与治疆者多年贪腐搜刮和愚蠢的宗教民族政策密切相关，要解决问题必须先检讨过去。可惜不但不检讨，反倒变本加厉"，"酿成7.5事件后他调走了，但是他治下积累的民族矛盾、心理仇恨一直没有解决。"； 其次，"国家层面上仍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培养了一批吃维稳经济的地方官员，形成维稳经济利益集团。这是导致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动不动就极端化的重要原因。" 靳薇的文章提出了"安边固疆"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应完善宗教管理方式"， "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减少'与宗教为敌'的刚性行政带来的逆反对抗。物质主义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 求，是民生需求的一部分，一定要像对待经济发展一样对待民众的宗教需求。" *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求* 从维族学者的角度看，认为作者说得不痛不痒；但汉族学者却认为"物质主义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 求"点到了中共无神论治疆者的要害。 巴拉提说，"实际情况是当局把民众信仰宗教当作恐怖行为"；他举了莎车事件发生前的两件事，"7月8日，党支部书记带着警察进入当地清真寺，把做斋饭的锅都砸了，当场抓了30多人；7月28日，又有一个县委书记带着警察包围了清真寺，把6个人抓走，那天晚上才发生了杀书记的事。" 巴拉提说，"哪个民族可以忍受带着警察到清真寺或教堂去抓人，而且是在做礼拜的时候。你把清真寺封了，这个事件的原因不提，仅仅说是恐怖主义。" 胡平的看法是这点特别重要，他也以7.28事件为例："莎车事件发生在开斋节，这不是极端教派的节日，而是所有穆斯林的正常的节日。对这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去打压，后果可想而知。" *以暴制暴会陷入暴力循环* 以暴制暴不能解决问题几乎为观察家的共识。正如靳薇指出"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几乎将所有暴恐事件无一例外地定性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他们在处理方式上迷信国家暴力、认为强力维稳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注重对治理政策和策略结构性调整，结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环，暴力变成了持续的后果。" 共产党一向标榜自己有极强的纠错能力，为什么面对新疆的现状非但没有纠错，反而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讨论都不允许，不同意见还得发表到外国媒体上呢？ *路径依赖、一错到底* 胡平认为，因为有所谓"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是原来没做好，又没及时纠正，于是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到后来要改就变得更加困难。"；"就像你对洪水泛滥是疏还是堵，如果你一开始就堵，泛滥之后你要疏导就比一开始疏导更困难。于是你只能靠加高堤坝，那么现在又泛滥了，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继续加高堤坝。也就是一步错就步步错，很难纠正。" 他有实例为证。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见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时，提出"西藏应该实行一国两制"的建议。江泽民回答说，"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胡平说，江泽民知道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就是高度自治。但是，因为"已经走过来了"，像西藏，已经搞了民主改革、平叛等等，"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只有继续这么搞下去了。" *利益集团绑架决策* 巴拉提认为，新疆民族撕裂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渴求新疆石油资源的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央的决策。 他认为习近平是要和平的，上台后政策有变化，"调走王乐泉，派来张春贤，开始想用软的方法去和解矛盾，但是他们的措施很短时间就改变了，完全变得比江泽民时代的王乐泉还凶，一次次下令去严打，根本违背了自己原来的政策。" 他分析，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很厉害的动力迫使他们改变主意，把中国政府推入无法制约的民族沙文主义，就是说，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你只能喊严打，不能替少数民族说话。" "这个动力就是利益集团。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甚至更多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都来自于新疆；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不让停，他们要严打，他们在推动国家政策，以至于习近平想变也变不了。" *产生暴力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认为，就是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在习近平还专程前往新疆视察、不断加码的情况下，却连暂时性的喘息都没有，各种暴力事件一起接一起地发生。原因何在？胡平说，"这说明新疆这个地方产生这种问题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说，这种土壤就是靳薇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发展滞后、贫困突出、就业困难，以及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宗教缺乏尊重造成的，加上当局长期使用打压手段，导致了少数民族社会生存情况的恶化。 还有一个原因，李伟东认为是最重要的，靳薇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援疆带来的发展压力……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了巨大压力"。李伟东说："二十几个省对口支援，都要跑到新疆去大兴土木，造成强拆和扩张性发展，这是个最重要的原因。"靳薇在文章中呼吁"中央政府必须调整对新疆的援助模式"，使之与当地的发展水平、当地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相匹配，形成"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 *恶性循环还会继续下去* 解决目前新疆民族撕裂现状的出路在哪里？胡平认为，当局的政策是越反越恐，眼下无解："旁观者一眼可见这是在制造恐怖分子。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这种循环越来越加速，使局势越来越恶化。而问题就在于对中央政府来说，民族问题不是个大患，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不足10%；新疆暴力事件虽然层出不穷，但是武器简陋，'你翻不了天'，所以不会将之排上议事日程；而且要改变就会是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所以，眼下的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下去，一时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出路。" 李伟东认为，边疆民族问题是中央战略决策中的薄弱环节，"可能他们还没想明白。"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破王乐泉的局"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一动他，地方就会说都是因为他。然后各种问题就反弹回来了。而反弹回来你这边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办。所以问题还不成熟，还没下决心要做。" 但是，巴拉提的看法更为悲观。他担心继续下去新疆会成为另一个巴勒斯坦。他说，靳薇的文章说2013年新疆发生了200多起暴恐事件，而他根据公开报道的计算是9到10起，也就是说，有190多起都未公开。他说，"作者肯定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如果以此比例推算， 2014年7个月之内公开报道的是50多起，那么实际可能就是1000多起，到年底可能会达到2000起；那2015年就会是个大灾难。和谐社会是肯定没了，西部开发也会失败，接下来大屠杀就会开始，新疆就要变成巴勒斯坦了。可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严峻的情况啊！"  |
||
|
Posted: 07 Aug 2014 07:26 PM PDT 季节变换迅捷如梦，又到秋天。人生与四季共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老虎】等了大半年，在秋老虎发威之前，当局打掉了一只死老虎。在老虎、苍蝇之外，还有繁星般的蛇蝎，幼时和弟弟们数星星，边数边乐：又一个，又一个！……数到最后，便睡着了。 【夜语】夜。雨后，云淡月白，虫鸣如乐，疾走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利玛窦等72位传教士长眠之地，树影婆裟，人声若戏。一中年胖男对手机那边说："现在菜真便宜，两块钱买了仨茄子，真他妈舒服……"笑声里透出一股特别的满足。酒后三人行，眼睛男醉语："我好几年都没碰女人了，都不知道怎么搞定她？……"女狂笑道："现在的女人其实挺好搞定的"。一中年女对丈夫娇声道："孩子很快就要报名了，咱们还得托关系吧？" 【偏见】偏见疾走，正见缓行。盲者当政，渺然雄视天下，必视有眼人之见解为谬。 【端庄】我给《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普及本拟的主题词是：认汉字，识文明，知羞耻，做端庄中国人。有人讥讽道："这不像广告啊！"那我再补充一句："我从来都不做广告。" 【下地狱】一些心理素质欠佳的贪官相继跳楼，感觉是一桩好事。我为何丧失了悲悯之心呢？因为他们贪得太过了，贪得如此轻松潇洒，贪得如此意气风发。"六四"后的中国，被作恶者建成了一个礼崩乐坏、鬼蜮横行的大欢场，现在该他们下地狱了！贪官自杀，类似于赌徒输急了掀翻牌桌，连赌帐也一并勾销。 【造神】个人崇拜是极权制度的伴娘，只要某人上位了，想不成为神都不可能——与此君气质、人品毫无关系。没有扶不起的阿斗，有枪杆子撑腰，自信满满的统治集团总能迅速塑造一个威严的偶像，以之凝聚力量，震慑愚众。 【谎言】谎言是极权国家最大的生产力。如果把官方宣传里的阿拉伯数字去掉，他们就几乎死掉了。哪一级单位不是在成年编造假数字中消磨时光？ 【禁言】三月本是虚指，如今成了实数。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一点五十一分，在评论转发了一条"各单位官员被拉到北京大兴监狱接受廉政教育"之后，新浪微博停止了"兔子老愚"的生命。我那条评语曰："把他们拉到火葬场都没用。都觉得自己贪得还不够多，要死也是别人先死；而且相信有司不会穷追猛打，只要效忠到位，暴风雨过后，还是官人的天下。"据悉本人刑期为三月，捱到十月二十八日方能复活。这是第三次被禁言。 【自杀】当一个被拆迁户自焚时，人们往往叹息：为何自杀？既然死都不怕，干嘛不去反抗？而当听到官员跳楼的消息，则骤变为另一种腔调：还知道死为何要贪那么多？时常在想，当我处于前者境地时，会手执利刃刺向作恶者的胸膛么？而当我身为贪官面临中纪委审查时，是束手就缚还是逃之夭夭？感觉很难做出决断，情急之下，没准儿就纵身一跃，自绝于党国了。 【一致】"全国政法干警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决不发表与中央决定不一致的声音，决不传播政治谣言，决不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坚决履行好职责使命。"——三个"决不"铿锵有力！周永康正是一茬茬官员跟上面保持一致的后果。一致拥护，然后一致反对。被剔除的总是活该，苟且者永得逍遥？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的就是酱缸原汁——进去一个染黑一个，进去两个染黑一双。 【信】搬家，一堆陈信让人作难。弃？还是保留？他们跟随收信人已经二十七八年了。信封发黄，宛如晚秋之落叶，里面皆为旧日消息。不舍得丢弃，是因为亲朋故旧仍可如此聚在一起。幺弟信中云："高三才知光阴贵，荒草一般长大了，却茫然无措。惧怕高考，准备参军练就一副好身体。"（1994年）。四川姑娘阿溶在一张日本明信片上写道："我喜欢使自己简洁一些，在看简洁的书，并写哲味重一点的诗歌。夏日的气候使我疲乏，我热爱秋天，秋高气爽。"（1992年）。我在写给复旦女友的信里称："学潮后意识形态控制极严，好多书出不来了。悲哀。"（1986年） ——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
|
Posted: 07 Aug 2014 06:31 PM PDT
審查周永康的決定公佈後，習近平登基伊始就大力推行的反腐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個路口，應該是許多人的政治預期及想像的邊界所在。拿下周永康，就此鳴金收兵，也可以基本上契合人們的預期和想像。然而，對習近平而言，這樣的預期和想像之於其政治定位及其評價卻並非全為正面。如果習近平的反腐以周永康為大老虎尺寸的極限且只此一例，又加上伴隨週案始終的所謂週薄聯手取習而代之的"政變"傳聞，那麼，習近平的反腐就有了個人算計的色彩。 中共的反腐行動有沒有周永康似的"下一個"，以及誰是"下一個"，這兩個問題實則是判定習近平反腐目的究竟何在的重要根據。周永康是大老虎不假。但是，在貪腐程度上，周永康家族及其權力圈子中的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絕難排進最大老虎之列。眾目睽睽之下，習近平在拿下周永康的這個十字路口轉向或掉頭，是最有可能成為其政治敗筆的舉動。 當然，當"康師傅"被"下鍋開煮"之時，香港有媒體傳達了習近平近期講話的三個要點。習近平說，反腐敗不以抓多少省部級官員為界限，腐敗分子有多少抓多少；有人威脅我們走著瞧，誰怕誰！我們要有朱鎔基"準備100口棺材，99口給貪官，1口留給自己"的勇氣；對領導人工作過的地方——習舉例自己曾工作過的地方福建、浙江和上海，要求官員的紀律標準要與其他地方一致。這個講話，明確傳遞了"反腐正未有窮期"的政治信號。 不過，在中共權力架構下，省部級官員、甚至非常委政治局委員，對權力的運作及其機制並無決定性的作用。如是，在周永康之後，即使抓更多省部級官員、甚或更多副國級官員，也仍然不能傷動中共權力架構的筋骨。反之，繼續追打"周永康型號"的大老虎，這就必定會影響中共的權力結構。這種影響將會立刻或逐漸表現在中共權力的產生規則、運作方式以及交接程序的改變上。 所以，有沒有周永康似的"下一個"，是觀察習近平想不想改變中共權力架構的依據。而習近平要否在中共的權力架構上有所改變，則關係到中共下一步究竟想幹什麼。實際上，中共的"下一步"正是當下中國大陸各界猜想和議論的主題。 如果周永康最終作為習近平反腐的最大戰果被記錄在案，那麼，這當然也有殺雞儆猴、敲山震虎的效果。但是，只要權力無以限制，一個奉當前中共所宣示的更加封閉守舊的意識形態為圭臬的政黨，在貪腐規模稍小、行政效率更高的情況下，只會對社會施以更加嚴密的控制。這樣的"下一步"，正是人們對習近平治下的反腐行動喜憂參半的緣由所在。 從另外的角度看，如果習近平繼續追打像周永康那樣的大老虎或"老老虎"，那麼，這雖會為其帶來一定的政治風險，但也會為其帶來開創政治新局的機會。當然，習近平是否有意要開創中共政治新局則是另外一回事。畢竟，以中共眼下普遍貪腐的政治現實，習近平只要有意，就可以反腐的名義清除掉阻礙政治變局的勢力。 中國大陸有媒體統計說，在周永康被審查決定公佈後，已經有多少省市區的中共組織聲明支持這一決定。如果這個統計是必要的話，那麼，這就等於說習近平也十分在意其拿下周永康的行動會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中共官員的普遍支持。不過，實際上，中共官員未必不是以這種支持為條件，祈望習近平的反腐無論在進程還是在級別上都最好止於周永康。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
||
|
Posted: 07 Aug 2014 06:26 PM PDT
合议庭：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9, 2014, 6:04:40 AM8/9/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08 Aug 2014 03:10 PM PDT 與其說被判刑，不如說被綁架，維權律師高智晟長期遭受失蹤等經歷，讓人看到披著法律外衣的中共政權的黑暗之心。也正因為如此，儘管他在法律名義上的刑期已滿，可是直到知道他真的已經和親人在一起，人們才相信他已經「獲釋」。 與別的一些國家政治犯刑滿釋放可以召開新聞發布會不同，中國政治犯的「獲釋」後仍然會是一個隱身人。作為激進主義和行動主義代表的高智晟，也同樣逃不過這樣的命運。看了很多報道和評論高智晟出獄的文章，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高智晟當年激進的政治表達和行動，很少被人提及。然而，那正是他遭受異常的迫害的原因。 2009年至2010年，高智晟處於失蹤狀態。很多人都相信，他可能已經不在人世。國際輿論表達強烈關注的同時，國內關心他的生死的人並不是很多。除了消息封鎖這個常見的原因之外，據我觀察，他被貼上「激進」標籤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作為一個維權律師，高智晟不僅為資產被沒收的煤礦主、土地被侵佔的農民辯護，而且代理被高度敏感的地下教會和法輪功練習者的案件，這被認為超出了底線。這種底線為中共設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廣大民眾甚至很多反對者的認同。 另外一些反對者從理論上不認同這些底線，但是願意在行動上遵從，理由是不可做無謂的犧牲。但是，在高智晟及他的支持者看來，這些犧牲不僅不是無謂的，而且是必須的。 因此，他進一步「超越底線」，不僅向全國人大及「胡溫政權」發出公開信，抗議當局暴力鎮壓民眾和迫害法輪功練習者，而且還發起接力絕食行動。他的行動遭到了包括天安門母親代表人物丁子霖、「理性維權路線」代表律師浦志強在內的異議者的公開批評。 批評者認為，高智晟將維權行動政治化，偏離了做律師的本分。他們認為，律師的戰場應該在法庭，不應該跑到街頭表達抗議。同時他們擔心，這樣做會遭到當局的報復，使得維權律師損失更多。 在回應丁子霖的批評時，高智晟說，「人類社會中，任何禁止、或者是事實上禁止普通人參與的政治都是最邪惡和最不道德的政治」，「在事實上形成了這種制度下的特有邏輯：即政治在當局那裡永遠偉光正；在不被黨所悅納、或者不願被黨所悅納的那部分人那裡，政治就絕對代表了反動、不負責任、不光彩，可以以任何理由非法打壓甚至是殺戮的對象」。他引述孫中山的話說，政治應當是眾人之事。 這場爭論已經過去八九年了。今天，天安門母親的溫和行動沒有得到當局的任何回應，理性維權的浦志強律師也進了大牢，以激進聞名的高智晟律師被威脅隱身。時間給了這場爭論最好的註腳。 ——东网  |
||
|
Posted: 08 Aug 2014 03:07 PM PDT 中國的媒體真是神奇，8月6日筆者剛在專欄裏說此次東風-41被「證實」應屬行業外政府部門無意洩密，7日人民網就說「低調公布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東風41戰略導彈，威懾之意明顯」。 還好這嚇不著人。這句話出自廣東《21世紀經濟報導》下屬「飛笛資訊」一篇為習主席鼓勁的雄文「周永康後中國還有三大戰役」，具體刊登在人民日報客戶端。不管它有多大背景，至少這樣的作者在核戰略問題上並不具權威性。如果中國的核威懾需要通過省級環保監測站故意洩漏項目的存在（還不是實力），財經評論員在客戶端上間接證實（代表哪個部門？），倒可謂「粉面含春威不露」 ，可在玩的就是死亡遊戲的核威懾問題上，值得熱盼中國鐵血征服、痛快殺戮的愛國青年高度評價嗎？ 還是細說一下東風-41的強大。這幾天氾濫的報道是說它以車載機動大大增強了生存力，「電腦控制的慣性制導系統」（哪個慣導系統是算盤控制的？）使它具有相當準確的打擊精度，分導式多彈頭和末端變軌大大增強了突防力。 請注意，除精度外，生存力和突防力都是極為綜合的指標，取決於相當多因素，特別是對手，因而極難簡單評價。中國唯一的優勢在於核武器在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明顯下降，核大國近年積極追求核裁軍減輕包袱，美國核武器發展有意放慢甚至停頓，俄羅斯的有限更新也只為自保，此時中國全力猛進，當然在新型號步伐上舉世矚目，與自己長期的低水平相比更是突飛猛進。 因而，《漢和防務評論》即使將東風-41列為「彈道導彈排行榜的世界第一」，也只能基於上述意義，而且是將中國仍未完成的型號與分別已經服役40年以上和25年以上的「民兵-3」和「三叉戟-II」導彈相比。要說具體指標，僅「三叉戟-II D5」截止2014年6月2日就已連續第150次試射成功，創下世界遠程導彈與運載火箭領域最高的可靠性記錄。 東風-41的確對美國反導能力構成壓力，但分導式多彈頭、末端變軌和誘餌等突防技術均已出現幾十年，明知這些對策不易破解，美國為何還堅持反導？ 其實最初的反導是美蘇核對峙中都想削弱對方核打擊力的動作，但從那時起就沒打算全部攔截住數量佔絕對優勢的核彈頭，而是一種戰略施壓手段，而且最後雙方竟都為減少壓力而心照不宣地簽約放棄。 冷戰結束後美國恢復反導，仍面臨中國新導彈如此神威，也明知中國核彈頭數量完全能超過其反導能力，為何還在堅持？因為其主要意圖已是對付核擴散後朝鮮、伊朗等國的少量導彈。只是以中國近年的受迫害心態，對此是打死不信的。 美國反導當然也順帶對核彈頭數量不算多的中國帶來壓力，但美國在與中國的核對抗中本來一直就佔據絕對優勢，不可能主要為將中國核能力壓垮而搞反導。中國適度增強突防能力，也就保障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這樣重新回到原有狀態，合理而合算。 可笑的是，中國民間對核對抗一知半解，看到剛追上美國三十年前水平的中國武器，就大發豪情，期盼中國一舉改變中美核力量對比，欲在核對抗中取得主導權。除了東風-41，另一個法寶當然是三位一體。中國的確有能力試試戰略轟炸機，然而這又是美蘇50年前就玩過的對抗，最高水平是美國也只造得起20架的B-2，而且中國自己也對反隱身技術吹得天花亂墜，那麼中國自己的隱身轟炸機造得起多少架？如何金剛不壞？ 更重要的是，中國追求核力量與美國對等，不就是將自己對號入座，填進蘇聯空出來的超級大國爭霸位子嗎？搞了半天，全球化時代你對大國崛起也沒什麼新內容，還是核平對手當老大這一路啊？ 愛國網友們，中央說「國強不霸」，難道你們希望這跟1946年的民主自由口號一樣，也是形勢需要裝裝樣子？你們就不怕讓中國失信於天下？ ——东网  |
||
|
Posted: 08 Aug 2014 02:49 PM PDT
众所周知，身为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是中国指派的"港督"，而香港特首只不过是一个在幕前跑龙套的傀儡。"港督"的上述强硬讲话，与一个多月前参与就香港普选方案进行"全民公投"的近八十万香港人直接对立，充分反映了北京中南海的强硬派已经在香港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背离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的做法，已经由过去的羞羞答答，变为现今的明火执仗。 问题在于，张晓明的讲话强硬而缺乏理性。首先，他毫无隐晦地表达了对主张实行真正普选的香港人的敌意态度。他在讲话中说："香港推进行政长官普选，不能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因为国际上部分势力，总想给快速崛起的中国制造麻烦。"这就直接地将香港的民主派视为麻烦制造者，而且认为他们是国际上反华势力的同谋。 任何理智的人都无法理解，在这位"港督"的嘴里，为什么主张在香港实行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特首普选会危及偌大一个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只能用共产党的霸道逻辑来理解，那就是"党即国家"，不赞成共产党的统治，就是危及共产党的安全；而危及共产党的安全，就是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了六十五年之久的霸道逻辑，如今这个逻辑显然已经推广到了香港。 张晓明在讲话中提到："没有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可以允许他下辖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最高管理者是一个和中央对抗的人，绝不能留有这样的空间、隐患，哪怕是一点点缝隙。"且不论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与中央政府不一致，仅从事实层面讲，中国"港督"的这段讲话，已经充分表明他在政治常识问题上的极端无知。 在正常的民主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本地选民，而不是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实行不一致的政策的现象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例如最近当选印度总理的人民党候选人莫迪， 长期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则由国大党控制。莫迪在本地推行的政策主张与中央政府理所当然的长期不一致，正是这种不一致的政策所带来的政绩，使得他在今年的全国大选中获胜。 作为中共委派的"港督"，张晓明没有为"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从现有法律看，香港政府并没有外交和国防的权力，因此不可能在国际上制造麻烦和与中国对抗。至于香港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坚持与北京政府完全不同的制度，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这本是"一国两制"本来的含义。如果这就是对抗，赋予香港政府这种"对抗"的权力，正是中国政府当初的承诺；如果这不是对抗，让香港人民选择一个自己认同的特首，又何错之有？ 其实，"港督"和他身后的中央政府的强硬政策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一向注重"统一战线"的中国执政党，竟然如此赤裸裸地跳出来胡搅蛮缠，全然没有了过去做统战工作时的卑谦伪装。这是否表明北京已经完全不把香港人放在眼里，开始公开地挣脱"一国两制"的紧箍咒？假如真是这样，香港政治制度的退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08 Aug 2014 02:46 PM PDT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7日到22日访问拉丁美洲期间，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就不断出现航班延误。所以媒体都说因为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例如7月23日明报报导："包括上海、南京、杭州、青岛等港人热门的内地旅游地点在内的华东、华中12个机场，从7月20日至8月15日的26天内将因该区大范围军事演习而令航班延误。"7月30日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国军方从7月下旬开始举行大规模军演，导致内地民航航班受影响，昨午进行新一轮实弹军演更令华东、华南空域几近瘫痪，有八个机场不能降落、九个机场航班不能向北飞；郑州和上海浦东、虹桥机场航班受阻。上述地区航班昨大范围延误；来往本港与上海航机32班取消或延误。"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军事斗争又是外交斗争的最高形式，那么，军事演习是在配合习近平的外交活动吗？看来看去并不像。因为习近平的外交路线是"远交近攻，恃强凌弱"，也就是说，主要对付目标是周边比较小的国家，例如日本、越南、菲律宾，以便扩大中国领土或恢复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从而可以获得"开拓疆土"的民族英雄美誉。但是这个"近攻"并不包括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大，中国在战略上也需要以俄罗斯来抗衡美国、日本。 那么习近平是否要在拉丁美洲与美日争夺影响力呢？这当然有一些，但是也还不至于要以大规模军演作为后盾，顶多派个远程舰队访问拉丁美洲即可。 但如果从军演的时间看，那就会明白。军演时间是在北戴河会议前夕与期间，因此可能就是针对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一般的举行时间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今年因为习近平出访，所以可能推迟一些，但还是囊括在军事演习期间。鉴于最近习近平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采取了行动，因此以军事演习的"兵临'河'上"，威慑他们的后台与同僚，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8大以来强硬的外交态势近来有所缓和，对钓鱼台周边的军事动作已经减少，在中越有争议海域的钻油台也已经撤走。为了避免在北戴河会议时被指责为"卖国、投降"，或被国际视为"示弱"，也有必要举行军演来表示自己的强硬。尤其要造成航班大乱，才能引起舆论的关注，显示党中央与军方的爱国情怀。 如果习近平权势还没有巩固，在他出访期间进行军事演习，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的"敌对势力"可以借演习发动军事政变。因此习近平牢固控制了军队应该没有问题。然而问题却出在因为政治目的带来了反弹，导致国防部发表声明。 那就是军方再宣布从7月25日起至8月2日，海军分别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湾等海域举行连串军事演习后，国防部就在27日表示，军演不是影响民航延误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气象问题。然而在军演期间上海天气很好。因此国防部声明引来不少网民不满，网友指出近来华东并无恶劣天气，军演扰民就应当承认并道歉，而非抱如斯态度。 因此这个否认又是怎么一回事情？想来，能够坐上飞机的，都是中上阶层人士与各级干部，航班延误引发不满，反映到了高层，甚至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成为破坏军民关系的议题，因此军方先出来灭声。 其实6月23日的明报，已经有"南京军区演习 沪港航班大乱 针对日本频练兵 空管惹乘客『霸机』"的报导。当时军方没有出来声明，相信因为民怨还没有那样大，离开北戴河会议也还有一段时间。 当年中共大跃进可以把饿死3千多万人推给"三年自然灾害"，那么班机的延误推给恶劣天气，简直连小菜一碟都说不上。但是当今的民智与信息流通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用以前的手段就失灵了。尤其是最相关的民航局完全没有出声配合，可见军方的胡说八道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卫视7月20日的《寰宇大战略》邀请了军方最大鹰派罗援与前外交部最大鸽派的吴建民辩论中美的军事抗争形势，显示高层的权力斗争还没有完全解决，军队仍是举足轻重的一环。归结到底，还是党与枪的关系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