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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3, 2013, 6:33:35 AM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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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12:14 AM PST
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1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9.13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糊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9.13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9.13“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了。“（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的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糊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话，都很难反应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有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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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12:17 AM PST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传统的党史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错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泽东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显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中共党内其实并不存在着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集团；所谓左倾错误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泽东主政江西苏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肃反错误，所谓左倾领导人并不比毛泽东走得更远[1]。事实上，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在正宗的中共党史解释学里，被过份夸大了。 一 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式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上山做“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动和武装冒险失败之后无奈的选择。然而，中国当时前现代的经济、交通与通讯状况以及军阀割据的形势，给这种“农村道路”提供了空间。即便如此，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要想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个难题，非有非常手段不能奏效。 在动员手段和形式的选择上，进入农村的共产党人，最初选择的是“烧杀政策”，即把所到之处的富人杀光，所有的房屋烧光，先将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变成赤贫，然后再驱使他们革命。在中共党史上，这种政策记在瞿秋白的账上，其实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苏俄内战时期轻视农民的印记。这种做法迅速激起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废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也有国民党政府所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实质，绝非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在土地上出现给予和支持的交换。首先，农村的危机，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产党给予土地，在农民看来，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给予土地的好处，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险，在农民看来肯定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也未必会跟着共产党走。所以，所谓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中，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过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借口。实际上，共产党人首要的目标是要动员农民起来跟他们革命，而非借革命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所以，动员才是土地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对于动员而言，均贫富式的剥夺和暴力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执行对地主（实际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给出路甚至肉体消灭的政策。在“分田地”的问题上，较早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根本就没有提富人分地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苏维埃审查批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得酌量分与田地”[2]，但同一时期闽西特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依然规定，反革命者及家属不分田[3]。次年，这个土地法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为苏区正式法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明确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实际上，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是苏区一以贯之的政策，即使个别地区不那么过份，也会在随后到来的纠正“右倾路线”的斗争中被“纠正”。 对于能够享有分配土地权利的农民，中共在具体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当时有两种分配意见，一种是按劳动力分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种意见主要考虑如果不按劳动力分配，在苏区就会造成“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的现象，造成“经济恐慌”。而后一种意见则认为平分对动员有利。毛泽东主张后者，他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而“初起来的区域”尤其应该按人口平均分配[5]。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认为，虽然按劳动力分地可以增加生产，但目前“争取群众”“发动斗争是第一位”[6]。显然，分配土地仅仅是动员的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长的几年里，“土地分配了无数次”[7]，地权频繁变动，其意不在给农民土地，而是为了动员之便。每分一次土地，都会打倒新的富农，还会增加农民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依附感。 当然，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 没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来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 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显然，血腥可以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二 “打土豪”经济及其局限 这种急功近利的动员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苏区的“打土豪”经济。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动员，甚至为了动员而牺牲经济，而苏区为了生存，养活军队和政府，又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一种畸形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这就是“打土豪”经济，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二：对内是均贫富，采取不断革命的方式，削平苏区内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资金财物；对外则通过不断扩张，或其他方式掠夺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富裕者（包括商户）。在整个苏维埃革命时期，后一种形式是主导性的；前者的发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刺激。井冈山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叛将龚楚，回忆说红四军之所以南下赣南闽西，是由于“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要想维持下去，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解决补给问题[20]。当时的湘赣边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说得更明白，井冈山地区的残破，主要原因是红军的政策[21]： 因为红军经济的唯一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的崩溃。 然而红四军南下，开辟了大片新区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旧，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径依赖，到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依然如此。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在给执委会的报告里说到： （红军）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上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 报告人忧心忡忡地指出[22]： 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显然，只要红军的扩张势头尚好，在根据地内部发展正常的经济模式来解决红军的补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 不仅红军补给依赖打土豪，就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经费，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欧阳钦关于江西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各级政府的经费仍然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头四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江西苏区“财政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而对于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及发展苏区的经济政策是没有的”[24]。1932年红军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战果达到了顶点，几乎所有店铺，包括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庚的店铺，其货物都被无偿征收[25]。左右江根据地，为了打开交通线，利于通商， 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以私人关系，电邀南宁、那坡打商人黄祖武（黄恒栈的老闾，经营百货及船航业）来百色商量，但他乘轮刚进入苏区到达果化，即为红七军政治部下令第一营逮捕，认为他是一个大资本家，那坡打的黄恒栈即行没收（据说有一个连长在黄恒栈拿了许多金条，发了洋财），还要罚款30,000元，用鸦片缴纳，始得释放[26]。 在“打土豪”的视野里，红军原有对民族资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经化为乌有，这对后来根据地的贸易，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应该说，在1929到1931年红军发展较为顺利的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和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红色区域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对外扩张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新开辟的红区，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满足了红军的补给需求。这种凯歌行进的扩张，也使得红军更加注重用扩张的方式，打土豪来解决自身的补给问题，轻视根据地内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在占据了相当大的区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内部建设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动员模式惯性行进，不间断地肃反、反富农路线、反右倾，内部的整肃和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原本就因地权动荡和缺乏生产激励的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农民为了避免冒尖，被人当富农来共产，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种地，只要自己家人够吃就行。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大量田地抛荒的现象，愈是老苏区，抛荒田地愈多[27]。当时有的中共文件称之为“农民怠工”。有的则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侵犯中农乱打土豪的错误，“以及分田分得次数太多，使群众一般的走到安贫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观念”[28]。 然而，到了1932年，国民党政权逐步敉平了各地军阀的反抗，稳定内部之后，红军的扩张势头就逐渐遭到遏制。苏区面临的围剿的军事压力，逐年增大，与之相伴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也日趋严厉。在这种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为惯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苏区内部恶劣的经济状况，也不容红军很快改弦更张。各个部队调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队不定期进入白区的方式进行。龚楚这样描述这种“游击式打土豪”方式[29]：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 不过，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变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长腿的，财产可以隐藏、转移，加上白区的防范愈来愈严，因此，打土豪愈发困难。土豪难打，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各地的地方部队各行其是，各显神通，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被捉来罚款，“向贫农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31]。据曾志回忆，她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多元[32]。 这样的“打土豪”，势必会引起国民党统治区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对红军和苏区的敌视，这就是所谓的“赤白对立”（或者红白对立）[33]。绝大多数资料在提到“赤白对立”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严重的”或者“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定语。传统的中共党史学解释，往往把苏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民党的封锁，其实，苏区多在落后山区，像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这样地方，山峦重迭，交通不畅，而且地域辽阔，切实实行封锁无疑是很难的。恰是这种严重的“赤白对立”，才将苏区真正封锁起来。黄克诚在谈到苏区没有盐吃的问题时说过，国民党的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34]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这段历史时，也曾对那时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进行了反省，将之视为苏维埃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5]。 三 过度动员与苏区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严峻的情势面前，苏区领导人意识到了发展苏区经济的必要，各种税收相继开征，名目繁多的捐献和摊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税、农业税和商业税之外，还有人口税、养牛税、屠宰税、米谷税、鸡鸭税、养猪税、卖猪税、园艺税和飞机捐、慰劳捐、互济会捐、反帝大同盟捐、节省粮食捐、新剧捐、欢迎捐等等，再加上摊派的公债。此时苏区的人，显然不能再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样的谣谚了。同时，中共也开始注意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打土豪的结果，很少有商人敢来苏区交易，苏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矿产品难以输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盐难以输入；只有跟广东军阀，才能做点交易，也是杯水车薪。作为解困的一种方式，苏区也开始花大力气组织生产和粮食以及消费合作社，试图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来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种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都成倍增加，然而，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严重的缺点”，效果并不明显，粮食合作社连“应有的调剂粮食的作用”都没有起到[36]。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苏区开始滥发纸币，结果导致“苏币”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苏区不得不开展“拥护国币运动”，提出“革命群众用革命纸票”之类的口号，并对拒绝使用苏币的人加以严惩[37]。事实上，由于苏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不高，频繁的分地以及斗争，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战乱破坏，民间基本上没有多少余财。常规手段显然不足以满足红军和苏区政府的需要。 日趋严峻的“斗争形势”，往往更容易诱发人们的激进情绪，倾向采用更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式，即过度动员的方式，高压手段，解决目前的困难。“过度动员”的概念，是陈永发先生提出来的，但过度动员的产生，恰是打土豪经济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严酷的战争压力面前，只有不断肃反和相应的“残酷斗争”，才可以保持苏区军民尤其是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同时，为满足军队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严厉的阶级斗争工具，采用政治斗争和“运动”（查田，反富农），借强力从事征收。显然，这两方面，都有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成功经验”。不过，不管苏俄经验起了多大作用，现实刺激还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处在革命现场的领导人，表现就愈激进，这就是为什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远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倾”的缘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闽西就有“肃反筹款”的说法[38]，1933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所有反革命的家产，一律没收，把肃反当成筹款的一种手段。不过，由于肃反对象不见得有钱，所以，更有声势的是反富农运动。此时的所谓富农，其实都是“新富农”，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农户，按中共当时的说法，凡是从事小规模经营，饲养家畜，“分田时留肥短报，以及利用政权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积”的人，都是富农，“过去一般中农及贫农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变为富农，同时有一部分中农及贫农，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39]所以，这些人都是运动的对象。1933年以来紧锣密鼓进行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富农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筹款。“查田是查阶级，要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不但查出来，而且要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从经济上去消灭地主，削弱富农，这是我们的主要政策，同时使苏维埃财政得一很大帮助，因为目前急需筹得大批款子去接济红军的费用。”具体方法则是，“地主应该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农不必捉人，只严催交款，但顽固反抗的富农，也可以捉他起来以便催款。”[40] 于是，在查田运动中，大批“地主”、“富农”被查了出来，瑞金黄柏区一地（辖十二个乡），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是过去三年中处置的地主富农数（122家）的一倍多[41]。据陈永发考证，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采取从宽定义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农的比例，达到动员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再给那些被划错者平反。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中央的批评，被视为右倾[42]。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甚至征粮征税，发行公债也需要以动员的方式进行。1934年1月的全苏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完成征粮征税和发行公债的任务，必须真正依靠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学习兴国永丰区，瑞金云集区，长汀红坊区的动员方式，特别是兴国长岗乡，博生七里乡的经验，必须事先组织积极份子，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带头先交，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及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极怠工，不去动员群众，不相信群众帮助战争的热忱，只说：“群众困难不能推销”“非摊派无办法”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份子，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43]。 这样的无情打击，落到了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头上，其罪状主要有两条[44]： 一、邓子恢认为苏维埃政府把种种税金加到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坏。二、在负责领导财政部工作期间，始终不发动群众来做筹款工作，以为苏区内的豪绅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没有余款可筹了。 由于征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斗争了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不动真格也征不上来，甚至强迫命令也不济事，所以必须打击反革命份子，“严查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广大群众面前审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45]。显然，要粮要钱，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47]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48]。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49]。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 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55]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58]。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四 余话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关键是，以动员为导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经济模式，以及靠严酷的党内斗争强化控制的肃反，这些苏维埃革命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和留苏派并无分歧。苏区动员型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开创的，至于打土豪经济，毛更是始作俑者。还在1930年，赤白对立的现象就已出现，只是到了红军扩张完全停滞之后，其恶果才充分显示出来。事实上，只要打土豪经济模式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扩张能力，那么，苏区的经济危机是迟早的事情。当然，至于以阶级斗争的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外的一切事务，本是毛泽东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较中国化，讲究有张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要比李德为首的三人团高明一些，但是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围剿，堡垒战术的坚定推行，毛泽东未必能有更好的办法。 显然，中共的留苏派和本土派，在权力上存在纷争，这种权力之争，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掌控需求。但这个争夺，并不能改变苏维埃革命失败的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的选择，这种模式有速效，却难以持久。中央红军是战败了，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而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仗其实打赢了，但依然要放弃根据地。川陕苏区的领导人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苏区，原因之一就是[60]： 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张国焘有没有如此人道，虑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论，但苏区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导致根据地保不住，却是不争的事实。 动员式的土地革命，在动员农民造反方面的确成效显著。这使得中国共产革命的农民战争威力巨大，历代农民造反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只有在动员效应的有效期内推倒国民党政府，苏维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则，就会被自己催生出来的掠夺式政治经济模式所吞噬。红军之所以长征，关键就在这里。 注释 1 参见高华、何方和陈永发的相关著作。 2、3、4、37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377；388；459-60；594-95。 5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9。 6 〈赣西南刘士奇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53。 7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前四个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3。 8 《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编：《东江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58。 9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62。 10、14、15 钟贻谋编：《海陆丰农民运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页102。 11、52 《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页270；384。 12 〈赣西南工农群众的斗争〉，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17。 13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页550。 16 参见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页174-75。 17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战士》周报，第39期，1927年。 18 〈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 19 参见〈刘作抚报告附录〉，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263。 20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上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8），页190。 21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19。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60。 23、24、30、31、38、39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77；450；126；509；291；427。 25、32 参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页134；135。 26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607。 27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编：《青年实话》，第十八期，1933年。文中说：“江西公略县有十万担以上的荒田，万泰也有十多万担，其他各县，也有大量的田荒芜着。在福建方面，同样有此现象。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我们已可以断定，荒田问题，已经成为目前苏区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28 〈赣西南特委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330。〈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46。来自《红旗周报》（1931年5月10日），《鄂豫皖通讯》的一份报导说，根据地“有许多土地荒着未曾耕种，农民不敢多耕种土地。因为多种了土地，怕成为富农，因为富农是在被反对之列。” 29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册，页409。 33 关于这个问题，在许多中共当时的文献中都有提及，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中也有说到。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根据地的回忆，也提到红军几乎无法到白区开展工作。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苏维埃组织的合作社居然不能到赤白交界的地方跟白区的小贩做买卖。参见方志敏：《方志敏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0。红七军老战士1945年在延安座谈会上谈到，左右江根据地也是如此，“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视为反动派，互相仇杀，造成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册，页606。类似的情况参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册，页57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10、509；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181；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129。 34、51 《黄克诚自述》，页129；136。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页235。 36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21、624。 40 〈中央财政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台湾：石叟资料室藏），1933年9月19日。 41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载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五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委员会，1964），页307。 42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页291。 43、45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1934年1月28日）。 44、48、55、58 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页122；123、81；155；216。 46 《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1931年12月9日。 47 《红旗周报》，第二十五期，1931年12月2日。 49 《红色中华》，第八十一期，1933年5月20日。 50 《红色中华》，第五十六期，1933年2月25日。 53 《红色中华》，第二一三期，1934年7月12日。 54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665。 56 《红色中华》，第一七三期，1934年4月10日，类似的情况参见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496。 57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载《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92。 59 陈毅：〈如何正确执行中央五四指示〉，载《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页258-59。 60 张国焘：《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页201。 作者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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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3 12:12 PM PST
划防空识别区没有问题，人家国家能划，为什么中国不能划，最好把这个识别区划到美国的家门口去。现在我们说的是拿国土争端来演戏是个问题，尽管只是演给脑子不好用的人来看，但是演戏的成本是从国库里支付的，而这个成本本来是用来解决民生的。 一个国家无论是拓展国土还是收回原有的领土都靠两点：第一是实力，第二是善待那块土地上的人和环境。不具备这两点，靠宣传机器渲染的争取领土，都是骗人的把戏。无论如何靠嘴收不回钓鱼岛。 我们回到人类的历史上去看，两大民族曾经辉煌一时。一个就是蒙古人，骁勇善战，当年横扫了欧洲。但没有做到善待占领土地上的人民，把汉人划为第三等人，甚至把南方的汉人划为第四等人，果然由老外建立的元朝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另外就是大英帝国曾经成为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世界，但只要是有怠慢当地人的地方，必然遭受反抗，乃至最后独立，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后来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吸取了这一教训，明白过来靠屠杀和驱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后来学会善待当地土著人，现在中国人再去效仿，那不是有病吗。如今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过着吃地租的生活，享受很多白人享受不到的待遇。 仅仅靠实力拓展的领土像是个烫手的山芋，管理起来的成本奇高，像如今的新疆西藏就是这种情况。随时需要应付当地人的反抗和独立，于是现代人用属地居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这块土地到底是属于某个国家还是自己独立。比如南苏丹就是靠这个独立的，还有投票不成的魁北克，以及即将投票的苏格兰。 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国际常识的话，都会清醒地知道，某一块土地的归属仅仅由这块土地上的人说了算。这是公民国家的概念，与封建帝国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你可以以为自己还是个不断强大的帝国，那不过是在意淫而已，问题是你根本就没那个本事。 一个人的眼界越宽阔，知识越丰富，就会越意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我们总说弯道超车，人家的影子你都找不着呢，想超的是一些人意淫的影子而已，要说整体差一个世纪都不止。 说起本事，我们看看世界上有那么多没有军事本事的国家，为什么就没有"有本事的"国家去欺负他们，甚至侵略与吞并他们呢？就是世界上人们抗拒帝国的概念，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帝国的现象。 也就是说有本事没本事的国家都会主动联合起来，维护属地居民的意愿。像当年的科威特，原本萨达姆以为占了那个地方有足够的能力，没想到把自己给玩儿死了。 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选择没有人居住的一些争议领土，像是痒痒肉，需要转移人们视线的时候就挠一挠。根本就没有真的收回这块土地的诚意，更没有收回来的能力。但足以让一些人兴奋一番的。这样骗一骗国内脑残的五毛没有问题，但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一些争端，更愚蠢的就是将周边国家推向与美国更紧密地联盟，让美国的军火商大发横财。 这不是中国领导人考虑的问题，他们知道，美国人很清楚中国不敢真的动手，因为天朝的公主和公子哥都在美国人手里，他们考虑的就是自己执政的问题，与美国打情骂俏是给老百姓看的，本质上是相互给对方抬轿子，美国的一些姿态同时促进的中国的军工行业发展，而中国的一些姿态也让美国的军火商大为欣赏。 军费开支在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占多大的比例这原本应该老百姓说了算的，也就是美国政府说了不算，是由国会来决定的，我们看到美国在世界上到处打仗，但军费开支与教育和民生开支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面。 无论哪个国家的国防部都想从国库里面多拿钱，军备这东西纯粹都是消耗品，淘汰的军备还要花钱去销毁，但可以促进经济，创造就业，打仗还可以去练兵。问题全在于相对于民生的比例，老百姓的教育和健康问题都没解决呢，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都没有得到善待，这就显然告诉别人，我不会善待自己收回的土地，否则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外交与军事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政客关心的事情，因为这两项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挑动冲突成了他们的职业。就跟黑社会收保护费是一个意思，任何职业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是推销商维护卖方利益是肯定的，但消费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国民对于国土问题和国际冲突问题首先不是指责他国，而是指责本国的政客，否则要你外交部干什么，就是为了给黑人兄弟撒钱吗？看看外交部发言人对于美国军机的无视行为觉得都可笑，明明规定的是航空申报区，被他们解释成识别观察区了，那不是在演戏吗。 中国的洗脑教育告诉中国的百姓，美帝国主义总是在欺负中国人，那么有脑子的人就会去想想，比中国富裕的国家多了去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弱得不堪一击，美国人怎么就不去欺负他们，美国人怎么就不去欺负新移民。 中央里面多少人家里的少爷公主都在美国，显然不是美国人掠了去的，而是这些人挖空心思钻了去的，他们的油水不比你一个小老百姓多得多，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么就没有受到虐待？ 中美两国的冲突都是两国政治家搞的苦肉计，为的是从国库里多拿银子。美国是选民控制议员，议员控制国库，也就是控制老百姓共同的钱包，所以民生为先，军事在后，当然不能压缩得太狠，因为军备可以刺激经济。 中国的百姓即便你明白这些骗人的把戏也没办法，而且明白人还要遭受脑残的围攻，所以要唤醒更多的人变得明白，方法就是揭穿一些政客骗人的把戏。 相信中国人还有很多人没有明白，争取领土不是问题，划分防空识别区也不是问题，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不是什么坏事，维护本国的利益也是非常必要的，拿这一切来演戏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才是根本的问题。――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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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民有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五 Posted: 03 Dec 2013 06:26 PM PST （题注：民有经济，通常被称为民营经济，指的是民间创办的经济形式。民营经济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着眼，民有经济则从所有权的角度着眼，比民营经济能更准确地反映这种经济形式的本质特征。我在其他文章中为了适应人们通常的习惯，多采用民营经济的提法，但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必须采用民有经济这个概念。） …… …… 三中全会的《决定》确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关键在于，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市场和民有经济的干扰；另一方面，为完善市场体系和发展民有经济创造良好的条件。《决定》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较好的规划。《决定》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亮点。这两大亮点正是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要前提。 取消不必要的审批事项，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扰和为民有经济解困的有力措施，十八大前，国务院就已经取消或下放334件审批事项，《决定》进一步规定，“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决定》还承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决定》特别表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这些规定既是党和政府的承诺，也是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小企业经营者的共同期盼。它的贯彻将会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民有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我对这些承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在第二篇札记《突破垄断和三个理论谬误》里，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理论谬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都作了简要的剖析，指出这些理论谬误必然导致改革的不彻底性，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进一步梳理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究竟应该以什么经济形式为主体？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文革以后，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发展了生产，温饱之余，也有了少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和富余的劳力结合，萌生了新生的个体经济，有的肩挑手提，走村串乡，有的设摊摆点，博取微利。从个体的工商劳动，到微型、小型的工商企业，从家庭副业到集市贸易，从农村到城市，人们冒着“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剥削”等等罪名的压力，积极投入各种经济活动，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这个历史过程表明，市场经济首先是在民间萌动的。或者，用最近报刊频繁使用的语汇，官方承认市场经济，是民间的经济活动“倒逼”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但实际上只是在原有体制范围内，对国有企业的调节。同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甚至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两年后也只是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到了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才承认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肯定“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同时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则。但这个“市场调节为辅”，指的仅仅是小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还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承认。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强调“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由市场调节的只是“部分农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仍然无视民有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的存在和发展。1987年的十三大，才承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这些变化是民有经济迅速发展在指导思想上的反映。 民有经济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由于市场经济不被承认，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8964”后，反改革势力十分嚣张，公然叫嚷要取消民有企业。但历史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1992年初邓小平南下讲话，明确表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接着，同年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认了市场经济在改革中的地位。这就促进了民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到本世纪初已奄有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市场经济和民有经济是不可分割地同步发展的，民有经济诞育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反哺了民有经济；市场经济以民有经济为主要成分，民有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我们既然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不能不承认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从实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的。 再从理论上考察，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以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从个体户到大型民营企业，每一步发展都同时是对垄断经济的突破。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最终导致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崩溃；与知识青年返城同时兴起的城市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突破了对城市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撕开了垄断经济的口子；九十年代对市场经济的确认，更是开始了民有经济的全面进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以民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逐步取代垄断经济的过程。 民有经济的进军遭遇到垄断体制维护者的顽强抵制。他们据有意识形态高地，打出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子，把最初出现的民有经济的幼芽，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有所谓“傻子瓜子”事件，“承包鱼塘”事件，都曾经喧嚷一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几份“左派万言书”，更是针对民有经济的勃兴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大声疾呼，危言耸听，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这些违背历史潮流、过时落后的观念，虽然在短时间里也能吸引朝野的注意，但终究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民有经济仍然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艰难地开辟前进的道路。 但对民有经济的发展抗拒最有力的，还是霸占着垄断企业的权贵资产阶级。民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向垄断领域进军，必然会触犯权贵集团的利益。这个既有权又贵显的新剥削阶级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绝不放弃可以继续攫取暴利的垄断阵地。上届国务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布两个“36条”，旨在允许民有企业进入垄断领域，却都遭到垄断领域权贵集团的软顶硬抗，进展甚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但要实现政企分开，破除行政垄断，谈何容易。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就已经提出“政企职责分开”，并且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29年了，政企不分和政府包揽不该管的事，不仅没有显著的改变，相反更加严重了。从突破垄断的角度来看，有了两个“36条”的前车之鉴，《决定》是否有可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为民营企业进军垄断领域扫清道路？我希望如此，但不抱乐观。 《决定》在多处把民有经济称为“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很不准确的提法。“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我在第二篇札记里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它的生产资料既为劳动者共同占有，同时又为劳动者个人所有，也就是说，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所有权。”而我们现有的那些被奉为“公有制经济”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却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影子。就它们大都为权贵资产阶级所掌握这个特征来说，这是一种比资本家私有制还要落后的私有制——权贵所有制。“公有制经济”既然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提法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用私营经济来概括民有经济也是不妥当的。有许多实行股份制或员工持股的企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营或私有企业了，因为它们的资本已经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它们正处在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阶段。只有独资企业或家庭企业，才可以说是私营经济。民有经济是包含这两种经济形式的统称。 在艰困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不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孕育中产阶级的摇篮。改革开放以来，它在发展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吸纳就业人口、纳税、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指导思想上，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能充当市场经济的次要角色，备受权力机关的歧视挤压，往往连企业家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得不到保障。早些年的孙大午案，后来的吴英案、曾成杰案，近年的张克强案，都展现出专制权力对民有企业的压迫和摧残。更不要说薄熙来的重庆当局为掠夺民营企业的资财而进行的“黑打”了。李克强11 月1日在一次会也讲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北京一所高校的一位毕业生回乡创业，办一个书店。在多个部门跑了三十多趟，花了不少钱，历时三个多月，总算办下来了。但开业后各种检查、收费、罚款纷至沓来，交不出钱就拿书，最多的一次拿走了140多本书。他一气之下，最后关门不干了。如此恶劣的处境，民有经济怎么能顺利发展呢？这次全会承认民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确立了民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平等地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民有经济发展的措施，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决定》依然肯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使我对民有经济的发展前景难以乐观。 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最基本的特征，而被称为“公有制经济”的国有经济则以垄断为基本特征，两者格格不入。以它为主体，让它发挥主导作用，就永远都不可能有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民有经济为主体，指导思想上只有正视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实，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放在这个客观事实上，才能使改革走上更符合于历史发展趋势的阳关大道。 201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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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6:24 PM PST
朝代更迭是如何发生的？ 八卦们归结为红颜祸水，那自然是瞎扯。中国的废物历史学者告诉我们：朝代灭亡是因为腐败，新朝代兴起是先进生产力的胜利。这种说法同样属于胡说八道。朝代灭亡是因为腐败，难道之前就不腐败？新朝代的生产力大多数都比就朝代先进？事实恰恰相反。 我反复说：中国悲惨的历史开始于暴秦。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真正称得上灿烂辉煌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文明，都是光鲜夺目。与之同时代的，是古希腊。东西方两个伟大的文明同时出现。中国的春秋战国总体上不比古希腊差多少，基本上比肩。此后中国再无如此辉煌。 秦灭六国将中国拖入2000年的黑暗。暴秦为何能取胜？是因为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真是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进步吗？完全不是。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变法之一。完全将国家改造成了战争机器，百姓就是战争零件，完全没有尊严和自由。这样一个专制程度极高的秦国，逐渐灭掉了专制程度逊色很多的六国。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蒙古灭宋。中国2000年古代史，最好的朝代是宋朝。一个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商业自由、知识分子有尊严的宋朝，被一个残暴无比的蒙古给灭了。（脑残们爱国，骂秦桧，却又歌颂成吉思汗，实在是脑残到极点）。这是专制消灭文明的最典型例子。 清灭明，几乎是蒙古灭宋的翻版，只是清没有蒙古那么坏，明没有宋那么好。但明比清的先进也是明摆着的。崇祯皇帝也并非昏君，反倒是一个勤勉努力的皇帝。明朝还是灭于李自成或清朝了，后面那俩都是混蛋，没区别。这也是专制获胜的典型。 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进步，是清朝灭，民国立。尤其是北洋政府，被我称为迄今最好的中国政府。可惜好景不长。无限惆怅念民国，最好最好是北洋。 北洋灭于孙中山蒋中正的北伐。孙中山这个专制的暴君，篡夺辛亥革命成果未遂，就搞二次革命。他的逻辑是：革命就是我坐天下，不让我坐天下，我就继续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直到我坐了天下。二次革命，孙中山又失败，然后又捣乱。然后又北伐。孙中山蒋中正的体制太专制了，北洋政府的体制相对来说太民主了，于是，专制再次取得胜利。这一次，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民主政权失败了。 中华民国也还是讲些许民主的，后来……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不用我说了。 也就是说，2000多年来，中国的朝代更迭不是因为前朝腐败，而是因为专制机器运转不灵了，专制程度不深了，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专制程度更深的势力，往往能够取胜。 "中国历史，就是专制不断取胜的历史"，这一结论让人沮丧，但却是事实。我总是说出一些血淋淋的事实，让某些心脏不好的人难受。 说到这里，自然有一个问题：世界历史也是专制不断获胜的历史吗？基本上也是。蒙古铁骑曾经践踏欧洲，相对文明的希腊不敌专制的罗马…… "专制不断胜利"的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否则人类就永远处于丛林社会了。那么，从什么时候转变呢？ 我认为： 【人类历史可分为两阶段：美国前美国后】美国诞生前，人类历史基本是专制战胜民主。美国诞生后，民主战胜专制才逐渐成型。这是因为人类文明进步到了发生质变的时期，恰恰在这个时候，上帝又给人类送来了最好的礼物：美国。尽管英国的宪章运动给人类带来的宪政，法国大革命将平等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他们都远远不及美国，是美国，把自由传播到世界各地。 美国诞生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均是正义的一方取得胜利。然后，在美国的努力下，人类历史上极其邪恶、远比纳粹更坏的苏联帝国崩溃，东欧诸国获得解放；在美国的努力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了崭新的进步，人类历史大踏步进入了"民主战胜专制"的时代。 在中国台湾，民主也取得了胜利。民进党执政，标志着华人第一次通过民主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2008年，国民党凤凰涅磐，一个原本专制的政党，脱胎换骨，以民主的方式再次赢得政权。这两次政权更迭，是全球华人的荣耀。我们终于可以告诉全世界：中国人不是猪，我们也能搞民主。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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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安内必先攘外？（附那小兵：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远不向中国认罪”原因） Posted: 03 Dec 2013 02:41 PM PST
这篇报道告诉世界，习近平已经赋予对日斗争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重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日之争"已经从资源之争演变为战略之争"，也就是说，与日本的对抗已经远远超出了钓鱼岛的主权之争，而涉及到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和尊严问题。 这究竟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还是一种蓄谋已久的升级？如果是前者，说明习近平想要日本低头，没有达到目的而有点恼羞成怒。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应该能懂得，日本人不会轻易低头的，这后面有很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 在这方面，最近看到一篇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就是那小兵的博文"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不向中国认罪'原因"。http://lunannanlu.blog.sohu.com/281792861.html 在这篇博文中，那小兵借德国学者恩格尔的口，道出了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历史原因： "秦国大（一）统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必须压制地方自治权力，方法就是剥夺民众的独立人格，先是搞法家专制，后来添加了儒家等级伦理统治，如同一个'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整个'中华苍生'，产生了皇权与民权，'外族'和'本族'之间的永远对立，即使汉族皇朝也把自己当成'异族'看待，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党派'，（反正是）永远保持自己高于民众地位，这在全球是罕见的。" 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国民的奴性，正是这种奴性让中国人在历史上甘心接受外族统治，这就说到了中国的最痛之处。也就是说，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的统治者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别人怎会看得起中国。按照这个逻辑，习近平想让日本人低头，说明他不懂这个道理，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结果是下不了台。 如果升级与日本的对抗是习近平深思熟虑的决策，那又如何来理解背后的理由和逻辑呢？我想这个逻辑就是"国无外患恒亡，安内必先攘外"。习近平为了解决国内深刻的危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来增强中国的内聚力，日本就是现成的选择，因为日本对中国犯下了巨大的历史罪行，骨子里却还是看不起中国。 安内必先攘外，是对蒋介石当年"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反其道而行之。但蒋介石当年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西安事变，差一点送了自己性命，酿成天下大乱。我们现在知道，不是中共，而是斯大林阻止了杀蒋的企图。 习近平以攘外来安内，比起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看起来更合于古训。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合于今日的时势。习近平认为今日中日之争"已经从资源之争转化为战略之争"，这个判断是对的，但他没有讲清楚或者不敢讲清楚这个战略之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安倍对此已经表达的很明白，就是尽管日本的国力在未来会很难与中国相比，但日本有了一个新的优势，就是价值优势。日本认同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得到今日文明世界的普遍认同，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暧昧不清，在实际中甚至是公然对抗。这就让日本获得了一种道德优势。历史上，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强调道德优势，因为在等级化的伦理秩序中，谁更有道德，而不是谁更有强力，才更有资格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你可以说安倍的这个策略是服务于日本人不愿面对历史，不愿为日本对历史罪行道歉的一种卑鄙行为，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国力上升的情势下，这个策略对中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可以说安倍的策略现在将了习近平一军，如果中日关系的紧张不是促进中国的实质性改革，反而干扰和误导了中国的改革，那习近平就彻底输了，中国也彻底输了，因为中国改革的失败，意味著中国人权不彰，民权不举的状况将得不到改善，日本人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人都继续有理由，看不起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德国学者解释“日本永远不向中国认罪”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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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2:14 PM PST
习近平声称，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恰逢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和他的中共对毛泽东的态度，其实可以检验其政治智慧。 毛泽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一是击败蒋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前者以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背景，且得到富于战争经验而又刻意创新的军事家朱德的支持，成就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业绩，而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背弃了民主革命承诺，生造"社会主义"而走到极端，他和他的追随者尽管付出无数的心血和努力，还是惨败。 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马克思学说，他实在是似懂非懂。马克思学说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它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面对他的"社会主义"，不敢说现实生产力性质已经社会化到了超出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容纳的水平，而又要照顾"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先进性"，就无法正视这种制度同生产力的现实矛盾。他描述不出眼前是怎样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之关键，即国有体制，只好含糊地说，矛盾表现为"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状态──孰不知，任何矛盾都是这种状态，否则无法存在。 理论思维欠缺，看不清楚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毛泽东只知道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会说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大话，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即"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在他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他兴致勃勃地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生造出他的"社会主义"，其成就堪与苏联媲美。然而，与列宁相比，列宁晚年尚有所自省，意识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而毛泽东尽管对现实很不满，慨叹其"社会主义"其实"与旧社会差不多"，他在理论上至死都依然茫然，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本身对其"社会主义"缺乏准备，贸然动手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而市场力量匍匐于行政力量脚下，国家官僚化就更为迅猛地展开，"党天下"来势汹汹。毛泽东喜欢他的"社会主义"，喜欢"党天下"，却不喜欢其某种后果，于是，他先是发动整风，后来再发动"文革"，要对官僚开战。然而，以反"走资派"名义反官僚实在不容易，一次次地打倒旧官僚，新官僚还是照样生长，而且新官僚往往比旧官僚更坏，对民众更蛮横更粗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抛开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性，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毫无关系。他的真正成就，在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进而将"党天下"确立为原则。这样来看，中共顽固地维护毛泽东，甚至将其视为其党国之父，当然有其道理，只不过，他们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当年苏联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以与其相媲美。 如此党国及其主义，现在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它的"与时俱进"，在于开放市场经济，然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党国之手依然无所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方依然阴云密布。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发动"文革"，要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改革潮流，要阻止改革潮流蔓延到中国。然而改革浪潮势不可当，依然在中国兴起，而赫鲁晓夫的反思，其精神在苏联已显示出深远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一代的改革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没有什么长进，他们学着当年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的模样，以更大的疯狂和更现实的理由，仇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痛恨戈尔巴乔夫竟敢放弃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是政治家。他们与邓小平一样，难以在理论上把握马克思学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但还不敢触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而戈尔巴乔夫则进一步，他已经看得清楚，只有以宪政改造苏联，才可能有出路。不幸的是，苏共已经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逐渐丧失了政治竞争能力，一旦政治环境开放，其生命力萎缩的本相即暴露出来，而苏共保守派对此完全缺乏认识，悍然发动政变，结果只能是加速走向灭亡。 从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到现在胡锦涛、习近平们痛恨戈尔巴乔夫，表明中共思想的保守与堕落，而他们即使还有勇气呼唤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却绝不敢再象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则表明中共的政治竞争力，确实在萎缩。 面对毛泽东诞辰，中共若能正视他的局限性，正视他的错误和罪行，那么它还可以算是有资格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还算有些"中兴"其党的政治智慧。否则，象习近平那样一味以"反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反省、拒绝批评，倒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口头上高唱"两个务必"，实则不谦虚、不谨慎，骄傲而狂躁，在独裁之路上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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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2:02 PM PST 北半球的最后4个月，都是喜庆与繁忙的季节。秋，会送来多汁的硕果；冬，会带给来年的期待。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年秋冬交季，却很不寻常，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特珠的政冶敏感时期。按照中国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习惯，今年11月和12月它将要应对两个十分敏感，甚至是颇受争议颇为棘手的纪念日。其一是改革开放35周年的纪念日；其二则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按理讲，纪念毛泽东120岁诞辰和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并不是引起过多争论之话题。以毛泽东为例，邓小平先生在世时，就曾汇集全国各阶层公众之意见，经过反复掂量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已经粗细条地解决了对毛泽东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毛的研究并未中断，对毛的评价也在发生着方向不一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在《决议》出台之后，中国国内尚无大的争论。至于谈到对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的认知与评价，只要思维尚属基本正常的人大概都不会对中国35年来的迅速发展熟视无睹。 那么，又为什么会担心，这两个本来并不应成为争论焦点的历史纪念日，会在今天变得十分敏感呢？笔者甚至以为，如果届时各种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宣传者稍有不慎和闪失，那么，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巨大的意见分岐不但会产生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甚至会导致出现各种不测事件。 中国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国家，家丑不能外扬不但是持家理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治国理念。因此，在主流媒体上我们就很难看到针锋相对、不留情面、直接了当地争论。即便是争论，也常常是暗示式的或旁敲侧击式的。让不了解底细或不知内情的局外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是，真实的信息依然大量存在，只要选准对象并选对场合，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就能毫不费力地信手拈来。在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闲聊中，甚至在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神侃（意为无限制的随意交谈）"中，你都能"发现"，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当下在中国公众里的确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这种对立则更为激烈，不说有几分火药味儿，至少是到了捶胸顿足大动肝火的地步！如果我们把这些"散落"的意见和观点加以集中并且简略地加以归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存在着左与右的不同，左派与改革派做对立。 中国的左派与西方舆论常说的左派，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左派在目前的中国公众眼中带有保守和怀旧色彩。这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言论及著述近些年来日渐其盛，他们主张摆脱78年思维，即从根本上摆脱或者至少要在相当大的程度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加以调整或修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要求对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加以批判式反思的同时，中国的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在逐步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上。他们认为：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二、"文革"并没有使经济走向崩溃，相反，在很多方面还取得了进步。三、文革中，毛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战略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包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 中国左派当前的另一大政治动作是借总结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之教训，以居安思危的名义，不断撰写半学术性半评论性文章来警示中国人（下至老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是一场大灾难""如果中国走俄罗斯之路会更悲惨"等等。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做文章，当然是为了今天。左派这些言论的意向是要证明毛泽东当年抓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并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不但正确，并且极有预见性。很显然，这股几乎是100％地、充分地、全面地肯定毛泽东（特别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思潮，是对35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一种实际上的否定，至少属于要求进行"大面积修改。"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些人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呼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民营企业，主张在一些领域实现私有化时，左派都要予以极为强烈的抨击。 中国左派给世人留下强烈印象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经常对中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发表很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强硬言论。其中最多的议论就是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一些周边国家言行的批评。这些批评当中有时也会夹枪带棒，多少暗含着他们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对外交部）的批评。具体说来，就是以批评"冷战思维"来抨击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以揭露所谓"双重标准"来抨击美国和西方的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外交"，以嘲讽美国现状来揭露对方的人权状况和国内各类社会问题。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界精英对左派的上述观点，除部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论点之外，完全不能同意。他们主张不但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汲收多年来不准谈论文革、用历史虚无主义回避文革错误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特别是从执政党的施政理念上彻底地批判文革，与在"文革"当中实行的那套全面的"左"的指导方针进行彻底地切割。改革派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不能放弃改革开放这一国策，而且还要把这一方针置于决定当代中国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地位。这倒不是由于存在什么"改革迷信"，而是因为今天的形势与事态使然。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国内外所面对的"大势大事（习近平语）"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 首先是因为目前国内外不佳甚至恶化的经济环境对中国形成了挤压态势。中国长期依靠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经济危机下越走越窄，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是惟一的活路。但要打通这条活路，谈何容易？！不舞动改革之剑，断无希望。 其次是中国正面临可诅咒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临近。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等早期发展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新的"改革红利"（李克强语）的挖掘和补充，中国就难以跨越所谓"繁荣的危险期"，中国经济这部曾令世界羡慕的快车就不是减速的问题，而有可能止步不前。任何人都明白，停顿即倒退！再其次是当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同时，社会的管理水平和责任政府的履职水平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这种状况，加上各地方政府盲目地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进程"，使社会生活变得异常复杂多变。实际上，农村的城镇化正在造成新的掠地高潮，而许多大中城市也由于大批农业人口的涌入而出现了建设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人文风貌质量急剧下降的可怕现象！面临这种几乎失控的情形，如果再不进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再不对有责任却罔顾责任的各类机构和公职队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混乱引发的暴戾之气必将迅速蔓延，到那时，民何以为生，国何以为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下的中国只有通过加快各类方向正确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再聚民心、再集民力，防止社会的撕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历35年已使国家面貌大变，民众生活大变。但是，由于客观与人为的因素，物质占有、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以及发展机遇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收入差距造成了贫富鸿沟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固化的差距如果不能通过分配制度和财税监督制度的改革尽快加以调解溶合或软化，其产生的对社会的冲击与撼动，就极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断裂和冲突。与此同时，如果中国再不能对国家的官吏制度尽快加以改善和更新，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垄断地位实现的"寻租"腐败，就会愈加严重愈加普遍愈加肆意妄为。已经接近国际公认危机临界点的贫富差距，如果更盖上一枚社会不公的印章，中国的前景还能乐观吗？ 面对上述四大矛盾，改革派认为只能靠永不停顿的解放思想和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重走文革老路，或者重归"左"的执政施政方针，只能是死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对下一步改革的必要、困难和障碍都己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在8月下旬召开的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至于说到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这段历史对中国有何启发，中国改革派并没有就此发表太多的文章与左派形成势均力敌的争论。但从一些著作、文章和讲演中，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对此一问题的观点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认为前苏联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归根结底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内因才是其变化的根本。其次，前苏联高度集中的的经济体制、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官僚体制和个人迷信，以及对外侵略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既是对本国人民的危害对生产力的破坏，同时也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再其次，就是不要把尊重别国人民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当作一句空话官话，更不要变成一句套话和假话，而在背后却总是对人家说三道四。总之，苏共的垮台确实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生的，但并不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共的垮台并不是庸医夺命，而是其自身早已病入膏肓。改革派人士认为，必须警惕某些左派人士用外部阴谋论或用叛徒背叛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迷惑或绑架中共干部和党员。如果听任某些人以总结和吸取苏共教训的名义来散布历史唯心主义，使中国执政党的部分人患上改革恐惧症，甚至得出"宁可等死，也不找死"的结论，就将会大大阻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至害党害国害民，酿成更大的悲剧。 那么，中国改革派对未来的改革又有什么设想呢？简单地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们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释放出社会与民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有更大更自主的空间。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必须坚持邓小平先生"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认为3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清了脱贫去弱，致富增强的正确道路，并全面参与了世界主流的发展和进步。今天，"中国梦"同样不能在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实现，更不能在脱离世界发展主流的情形下实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应忘记，中国梦不但是中国人的富国富民之梦，而且是世界和平发展之梦，更是人类文明进步之梦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我们列举了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不同政见之后，就会明白正是这些深刻的政治岐见，将会在前述两个敏感的纪念日到来之际发酵，并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争论。然而，如果我们不被卷入这场争论甚至"骂战"之中，而是冷静地分析双方的观点就会吃惊地发展，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若干共同之处。其一、是他们都从各自不同角度代表了当代中国公众的社会情绪__焦虑、浮躁、对社会大转型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生疏和迷惘，对未来的担心。其二、是他们都对公权力的滥用、官员的腐败以及体制性无能极为反感和失望。其三、中国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市场信用方面一再出现的重大事件，暴露出社会管理体系的严重缺失，同时也暴露出拜金主义心态已经使社会道德水平全面严重下滑。无论是左派还是改革派对此都不能无动于衷。忧心如焚的他们强烈呼吁中央政府能够痛下决心反腐、治乱，收拾人心，重塑道德良知。 经过如此这般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如何解决全局性社会难题上存在着路径选择的巨大分岐。而这种巨大分岐从本质上说，是对这些全局性社会难题的起源以及未来的走向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左派希望运用准毛泽东式的治国治党治军的理念和路径；而改革派则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治理中国。这些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分岐本不奇怪，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遗憾地是，他们却难以心平气和面对面地进行探讨和争论。左派人士喜欢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动辄给意见相左者扣上如"西奴"这类有政治贬义的"大帽子"，恐怕也是近年来双方的攻击逐步升级并导致尖锐化的重要原因。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层决策者对这些争论与分岐并未采取冷静与超然的态度，也未采取择其优而弃其劣的最佳方式，而是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判定是非的裁判。如此一来，当毛泽东诞辰和改革开放纪念这两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来临时，这两大悬殊的对立的理念又怎么可能不发生大的争论呢？ 笔者为此担心。 笔者也以旁观者的目光认为，中国的左派是二十一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想派别，其心至诚，其志弥坚，但却与他们的许多可敬前辈一样，其理想只会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恋，更是一种时代的哀叹。 ――联合早报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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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1:48 PM PST
中共中央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证明了他们无罪。中纪委部署的有关试点，证明了他们无罪。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北京被捕的丁丶许丶王诸君子，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释放因提出正义诉求而身陷冤狱的一切公民。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了！ 不释放无罪者不是"改革"。不纠正明显的错案不是"改革"。改革的生命和权威，和宪法一样，都在实施，而不在主旋律自己怎么宣传。 根据冠冕堂皇的说法，丁丶许丶王以及其他各位君子统统"另有罪行"。此罪无证，再编一罪，拿手好戏，易如反掌。刘晓波案丶艾未未案都已办成了"铁案"，丁丶许丶王难道就办不成？反正在中国古今冤狱史中，有的是数不清的莫须有。 过去行得通的，现在未必办得到。因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因为三中全会通过了《决定》，中纪委宣布了要试点，此《决定》，此"试点"，具体内容和被捕公民的诉求诚然有距离，未必能够充分满足反腐败的需要，但除非三中全会自愿承认作假，否则的话，总不能"五十步有功"而"一百步有罪"吧，总不能"州官有功"而"百姓有罪"吧！ 这是眼前的实例，人人看得懂的测试。全面改革如想取信于世，此其时矣。是错上加错还是从善如流，我们都在看。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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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1:41 PM PST
这几年来，丁家喜不仅为公盟团队的建设起到了骨干作用，而且还多次冲在了若干公民运动的战役第一线，比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平权，官员财产公示等…… 4月18日那天，我的朋友丁家喜律师因"涉嫌非法集会"而被警方从家中抓走了。家喜身陷囹圄后的十多天里，我无一日不为他而焦虑着。 眼下，这个鸡飞狗跳的国家，正处于法制崩溃、酷刑泛滥、警察横行的时代。每天，都会有恶警肆意施用酷刑践踏人权的消息传来。而此前，许志永与滕彪二博士，也都饱受过恶警们的野蛮"款待"。谁能保证家喜不会受到酷刑折磨？ 就像一对分别了多年的老友 丁家喜与我的交往并不多，而我俩也仅见过一面。让我产生强烈牵挂与担忧的，是此人身上的朴素感染力与亲和力。前年七月的某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陌生电话。 电话中，陌生人自称是北京律师丁家喜，他说他知道我，而且也是艾晓明博士的友人。从此，"丁家喜"便被录入了我的记忆"名片夹"。 2012年4月的一天，我从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口中，获得了丁家喜的身份验证。"是的是的，丁律师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人很好！真得很好！" 今年临近春节前两天的那个下午，一个朋友从武汉给我打来电话："我和丁家喜律师在一起，听我说您回来了，他要专程来和您见一面，然后再回京。您等着吧，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 傍晚即将来临，清冷的大街上，寒风凛冽，粉状的微雪，从布满阴霾的天空中懒洋洋地飘落下来，尾随我的朋友钻出一辆小车后，丁家喜站到了我的面前。就像一对分别了多年的老友似的，我俩的双手紧握在了一起。笑眯眯的丁家喜一边与我寒暄着，一边用目光从头至脚把我打量了大约一分多钟。 "X兄，我俩难得见次面，找地方坐下来边聊边吃吧，今晚我就得走，机票已订好了，好吗？"他说。 在一家小餐馆的包房里，我和丁家喜彼此通报了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得知，他此番南下之目的，正是为了宣传并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与此同时，我更惊讶地得知，丁家喜对我的了解程度远胜过我对他的了解。 分享推动"公民同城聚餐"经验 "X兄，我早就知道你做了不少人物专访，为何不给许志永兄也做一个呢？这几年里，他可默默地做过很多事情呀，我觉得咱们应当多多宣传一下他才对，你以为呢？" 今年三月的那期《动向》中，有篇公民许志永博士的访谈录，它就是这次我与丁家喜见面的直接产儿。 在我面前的丁家喜，无论气质与衣着装束，还是言谈举止，皆无功成名就的京城律师范儿，充其量就是一脾气甚好的中小学教员而已。在我看来，这年头混在北京的外省民工的衣着与作派，都远比这个身份介乎于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律师牛气得多。 后来我所获得的关于丁家喜的情况，彻底粉碎了我对他的观察结果。事实上，他不仅是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飞机制造专业硕士，而且有着"民盟中央法制委委员"、"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等诸多头衔。作为首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他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律师，公司并购、知识产权保护，则是其擅长的专业领域。 两个多小时的边吃边聊过程中，丁家喜给我城市里的那些公民社会的向往者，分享了如何推动"公民同城聚餐"的经验，介绍了他正积极推动着的官员财产公示行动。自始至终，他的脸上都挂满了微笑。 晚上八点多钟，他才拎上行李包，依依不舍地与众人道别后，匆匆赶往机场。 "丁家喜紧急后援律师团" 回京后的丁家喜，便开始在网上与我频繁交往了起来。 尽管每次聊天时间都不短，但是丁家喜却从未向我提及过他本人为这个苦难的国家所作过的丁点贡献，而我经常听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些建议： "某某最近情况不太好，一个月内就遭到警方七次传唤，XX兄何不为他写一篇文章，或者给他做一次访谈？或许，你的文章会给他带来相应的关注，使得警方有所顾忌，减少一点对他的骚扰呢。" 直到他入狱之后，我才得知，这几年来，丁家喜不仅为公盟团队的建设起到了骨干作用，而且还多次冲在了若干公民运动的战役第一线，比如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平权，官员财产公示等。 我和他在网上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四月七日上午。那次，他对我说，将把因在北京西单街头演讲而被捕的袁冬等四君子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我，以便我写成文章让海内外华人都知道在今日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勇敢的公民。可我万万没想到，仅隔十天，他就被捕入狱了。 其实，家喜完全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现体制下如鱼得水，他原本就衣食无忧。然而，由于良知的驱使，这个"真诚信仰民主宪政的理想主义者"，却坚定地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且再也不曾回头。私下，他曾对其友许志永博士这样说过： "等中国民主了，我也许会选择一个感觉舒适的国家定居，事情做完了就OK，走人！" 正因为丁家喜的身上有着诸多我们时代严重稀缺的金子般的人品，正因为他有着公共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也更因为他的低调、谦和、善良与朴实，所以，当他被捕后，才会先后有一百多名律师纷纷加入"丁家喜紧急后援律师团"的空前奇迹。 作为其友人，我既真切感受过家喜身上的若干美德；也通过 "丁家喜紧急后援律师团"的庞大阵容，而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民谚之真理性更加坚信不疑。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33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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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3:51 P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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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1:25 PM PST 愚笔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习近平借国安委还魂“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习近平从所谓“大安全理念”角度出发，力主成立一个由他本人亲自挂帅的横贯东西南北中，统领党政军民学的“超级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令人自然会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 前几天见有中国大陆的境内媒体报道说，近日出现一批“解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高级研修班”，可谓遍地开花，培训时间短则一天，多则一周，主要集中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单是北京、上海、浙江三地，近期就有4个相关的高级研修班，主办单位包括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相关学院。“高级研修班”主要依托“名校”平台，邀请的专家以官员和各领域学者为主，授课内容则为讲座形式，大多以“权威专家解读会议精神”、“精确把握政策走向”为宣传重点，向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金融机构招揽学员。部分班的报名费极高昂，短短几天课程培训费用要数千元，最高的一天课程要价8,800元人民币，但培训完毕连张证书都没有。这些专家们在分析和解读此三中全会重要内容之一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项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此举将会有效克服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之弊端，大大提高决策效率。 被中共官方媒体吹捧为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到位的专家之一，中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认为三中全会上宣布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广义完全”（“大安全”）的考量这一点其实在三中全会闭幕当天对外发布的全会公报内容中已经有微妙体现，公报将该内容放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段落里，纳入了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内。该段落提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不言而喻，这里所谓的安全是广义的安全。在这种理解范畴内，安全“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应该进来。”公方彬说。 既然把所谓“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概念都揉搓到一块儿堆儿，那外延可就大得没边的。比如小商小贩随处摆摊儿影响交通，公共澡堂一池子浑水好几天不换导致洗澡客浑身起疹奇痒无比......等等，等等，岂不是都将要被“统筹规划”进习总亲自统帅的国安委的工作范围里？ 行文至此，无意间读到北美中文综合网站《文学城》里刚刚发出的一则“图片新闻”，标题是《宠物猪在天安门前溜达啃草 警察已控制局面》，图片内容是几个身着黑色警服（看不清警衔）的警察非常敬业地紧紧跟随着一只被装饰性绿草映衬着奶牛般色彩的小个头畜生，超萌的画面！该“重大新闻”贴出片刻即召致众多网友的不胜感慨，网友之一meifuguang摩仿着习总书记视察工作时的口气赞叹说：“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都能控制，这帮警察真有能耐！”另外一位持否定态度的网友则感慨说：“这只猪的待遇比访民高。要是访民早抓起来了。” 更多网友对此“国内重大新闻”的幽�跟帖这里不再引述，只是想说这则“新闻”已经非常形象地图解出了什么是中共体制内专家们概念中的“广义安全”或者说“大安全”，天安门前警察和猪只的互动，既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生动体现，更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有力贯彻落实。只要是重新落实了毛主席时代的“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人民爱”精神，习总书记关于“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建立国安委之目的就绝对能够达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已经半月有余，外部评论界及中国大陆的网民们对该全会出台之事项的最大看点，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目的、功用以及可能之危害等内容仍然兴致高涨，议论不休。而相比于公方彬等中共体制内专家们从“大安全”（“广义安全”）角度的解读，外部世界最不到位的评论就是将这个习氏国安委与如今由奥巴马领导的美式国安委的简单类比。而内部世界的众多一贯爱发政治牢骚的网民们单纯将习氏国安委与前苏联的克格勃相提并论，虽然不无道理，但也还是有点小看了习近平和它和国安委。 外界一篇题为《国安委一旦克格勃化 每一个中国人都将成为受害者》的分析报道文章中引述一个叫“一点五”的作者的文章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第一个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叫苏联，这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祸国殃民的克格勃。克格勃归属于斯大林直接领导，并拥有逮捕与审判权，斯大林正是利用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别以为“大清洗”杀掉的，全部都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动分子，正好相反，率先被清洗的全部是前苏共的高级领导人。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1966人，其中1108人被杀掉；军队同样没有幸免，苏军从旅长到元帅共有高级指挥官733人，其中竟然有579人被杀掉。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如果同样被赋予行动职能的话，倒霉的决不会仅仅只是那一小撮国内反对势力。无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归属和职能如何界定，都必须牢记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那就是，强制和恐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进步的动力，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制造与积蓄埋葬统治者自己的掘墓人。 报道中又引述作者丁咚的文章说，前苏联时代的克格勃，近来突然引起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克格勃，全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于它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名声，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到当今的时局，人们普遍担忧，自己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生活在秘密警察遍布的极端恐怖之中呢。 上述文章作者们的分析内容中到位的是习氏国安委的工作内容肯定有和前苏联的克格勃相类似甚至是“东施效颦”的部分，但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习氏国安委好比是一个综合性商场（在中国大陆也称之为“大卖场”），而前苏联的克格勃只不过相当于这个“大卖场”中的一个“专卖�”而已。 公方彬等体制内的专家们均认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发展，正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对中国的关注也提高，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需要国家多个部门共同协作，有效保护国家安全，在原有国家安全机制上，需要建立新的应对机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牵头并领衔下，既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又负责协调外交、军方、公安、能源、海关、国安等部门相互协调，节奏和谐，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快速反应，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支撑，更加有效有力地确保国家安全，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这里的一句“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重要保证”无疑是中共体制内的专家们对所谓的“三中全会精神”解读得最为精准，最为到位的一句，难怪那些为“三中全会精神讲习班”开课的体制内专家们的万元人民币一堂课的漫天要价居然没有被当成腐败行为追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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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3 01:10 PM PST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运动的缩影 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研究，我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造反派运动。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海内外关于文化革命研究的著作来看，注重的大都是上层政治斗争和领袖人物的活动。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是文化革命作为上层政治斗争的表现形态。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的高峰是造反派运动。有人不同意将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算作群众运动，认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始终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群众运动只是被运动了的群众，毫无自己的主题意识；造反派更是一帮作乱于危世的痞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因此算不得真正是群众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这种观点，似乎还烙着“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痕迹，将群众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这大概与我们过去曾经过于崇拜群众运动有关。似乎群众运动必然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群众运动中的负面现象必定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必定不能算作群众运动。其实，群众运动不必然等同于革命运动。只要有大量群众参加，持续了一段时间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的，都应该承认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可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也可以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最显著的例子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红卫兵运动经历了多次分化：北京的高干子弟是红卫兵的创始者，他们可以说是文化革命中最早的造反派，靠着父母与中央决策机构的紧密关系，得风气之先，发起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进攻，斗教师，斗同学。但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大批领导干部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便很快站到了运动的对立面。代之而起的新的一批造反派是那些最初被第一批红卫兵以“血统论”压制的学生。但他们在文革舞台上的时间也不长。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所有的红卫兵，无论观点如何，统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 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便是工人造反派运动。工人造反派运动兴起于红卫兵运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以及随后发生的“安亭事件”，则是工人造反派兴起的标志。文化革命一开始便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冠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称号。而在毛泽东心中，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工厂的生产工人，上海又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因此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出现于文革的舞台时，毛泽东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这符合共产党的一贯宗旨，也符合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框架。工人造反派被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在人数和地位上很快超过了红卫兵。 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使得文化革命的动乱迅速向深度和广度蔓延。原来只局限于学校学生中的因对文化革命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派对立，很快向社会扩张，秀才式的大字报被更简单原始而又直接了当的方式代替。1966年12月底，上海工人造反派发动了文化革命中全国第一次以革命名义取缔对立面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康平路事件”，从此全国各地武斗烽烟四起，武斗手段从拳头棍棒上升到枪炮炸药。1967年1月，以上海“工总司”为首发起向上海各级权力机构夺权，得到毛泽东肯定。夺权之风迅速刮向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工厂，更是秩序混乱，派性严重，管理人员被剥夺了对生产的管理权，工人则无心生产，工厂停工或半停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红卫兵运动只破坏了社会的表层秩序，工人造反派则危及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 红卫兵运动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学生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文革舞台，只剩工人造反派。毛泽东赋予他们“领导一切”的权力，进驻上层建筑。当文化革命全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时，工人造反派成了唯一的得益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只有上海的“工总司”是贯穿于文化革命始终的造反组织。1967年底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重新归属于所在单位的行政组织，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不复以组织形式存在。只有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联合的风潮，完整地保留了原来的组织系统和所有的人员，直到1976年策动武装反抗失败，这才走完了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因此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是第一个走上文化革命舞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又是最后一个退出文化革命舞台的角色。 工人造反派运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看出。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所推荐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这样的信任和荣誉是1949年以后任何工人领袖所未曾有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在相当的时间内对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但毛泽东很快又对王洪文失望。王洪文成为中央中央文革决策层帮派中的一员，这个帮派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早在文化革命初期便已抱团，但只有当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为这个帮派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的工人造反派们对中央文革的依附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层与底层结合。这是文化革命中，中央决策层的几个极左派与作为他们社会基础的造反派的联合。整整十年的文化革命过程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全国工人造反派的典型和基地，它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工人造反派运动，是文化革命的缩影。如果说，红卫兵运动以北京为典型，那么工人造反派运动则以上海为典型。 “造反”两字的含义及造反派的由来 文化革命与1949年后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不同之处，便是运动中所提倡的“造反”精神。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喜欢自称“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有理”是文化革命的口号和主旋律；造反派则是文化革命的基础和生力军。 “造反派”这个名称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得比“红卫兵”晚些，由一张非常著名的红卫兵大字报而来。这张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字报被毛泽东肯定后，全国各地的传单、小报竞相翻印转载，以后又刊登在当时最权威的《红旗》杂志上。“造反”两字不胫而走，成为文化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和称呼。 “造反”这个词橐在汉语中通常是贬义的。中国文化强调纲常伦理，君臣父子，长幼有序，不得逾越。自古所有的正统文化，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宣扬的都是对秩序的遵从和对权威的敬畏。那些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言行和渝越秩序的企图，统统被称之为“犯上作乱”，称之为“造反”。那些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乱世英雄，其中包括历代农民起义者，统统被称之为造反者，朝庭对他们深痛恶绝。对造反者的惩治是严酷的，“造反”的罪名等同于宫庭内部倾轧的“谋反”罪，是中国历史上的“反革命”罪。 与正统文化不同，作为反面人物记载于历朝正史的造反者，却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民间俗文化。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所塑造的造反英雄，堪称俗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其它历代的反朝廷起义者，也都被地方戏曲、评书说唱或民间野史等俗文化赋予传奇色彩，广泛流传。这些造反英雄的造反行为成为蕴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与正统观念相悖的道德判断。在中国社会中，水浒绿林好汉的故事不但家喻户晓，而且是许多不安于现状的人们的效仿榜样。就连毛泽东这样的受中国正统文化影响极深的帝王式人物，年轻时也曾对《水浒传》等描写民间造反英雄的书籍爱不释手。毛泽东以后自称的“猴气”，也正是这种藐视常规的造反气质。 看起来，君臣父子的森严秩序与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存在着两者的交融契机。这个契机便是造反的道德依据。从东汉末年张角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宋朝宋江起义的“替天行道”，这些口号无一不是为了证明当道的朝廷违背了天意，对他们的造反是正义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百姓在平时是最驯良最逆来顺受的；而一旦揭竿而起，却又是那样冲决一切，势不可挡。 “造反”这个词汇的两个不同的含义，正反映了人们对造反行为的双重判断：盛世作顺民，反对犯上作乱；乱世取代之，成者为王。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革命，正是为平时一再被教育“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的广大底层群众提供了造反契机，即打倒党内走资派。于是，过去十七年被否定的一系列行为合理化了，所有的不满，无论是对领导个人的，还是对制度的，现在都找到了宣泄的理由。“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些当时最有号召力的口号，简直就是“替天行道”的翻版。所有的不满汇集在“造反”这面大旗下，无疑成了可怕的炸药。 毛泽束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使得“造反”这一词汇完全褒义化，一时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不过毕竟，“造反”所含的贬义约定俗成，人们在将它“正名”之后仍摆脱不了原来的阴影。于是，在自称“造反派”的同时，前面还要加上“革命”二字，以示与历代造反者的区别。 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但红卫兵运动不久很快分化。为了区别观念的不同，那些更加激进的红卫兵自称“造反派红卫兵”。与此同时，工厂和社会上迅速崛起的文革激进分子在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战斗队”、“战斗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名称之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造反派”这个最能体现他们共同观点和特征的统一名称。从此，“红卫兵”成为激进青年学生的代名词，而“造反派”则成为文化革命中所有激进分子的共同称呼。尤其当“上山下乡”结束了红卫兵时代后，“造反派”便成为工人激进分子的特称。 确实，从现代汉语的本身含义分析“造反”这个词，倒真是确切地反映出以这个词命名的派别的本质。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含义便是“作一个颠倒”。纵观文化革命历史，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颠倒：颠倒历史、颠倒是非判断标准、颠倒价值判断标准，颠倒掌权与被掌权的位置，等等，不过，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也始终只停留在“颠倒”的水平上，从来没有跳出这个范围。这种“颠倒”，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特征和本质。因此，造反派是文化革命的象征。 同是造反派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多少带著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经过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企图离开文化革命的轨道，提出了许多虽幼稚却又离经叛道的设想：如要求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甚至要求组织政党。1967年以后，诸如此类的文章见于全国许多红卫兵小报或传单，最著名的是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上海“中串会”的《一切为了九大》。这些主张已经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许可范围，更多地带着年轻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予的朦胧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从思想方式到逻辑方式上都仍然完全是文化革命式的，而且十分混乱，但却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准政党纲领雏形。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要求正是文化革命所坚决反对的“自由化”，严重威胁著文化革命“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身。因此，尽管红卫兵最初是作为文化革命的推动力而被从禁锢著的魔瓶中召唤出来，尽管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并没有摆脱历来造反者的造反模式，但知识和文化却注定会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步挣脱思想的牢笼，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异化力量。只是这种力量刚处在探索和萌芽状态即被扑灭，没有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反文化革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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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8, 2013, 6:07:17 AM1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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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3 06:12 PM PST
不管偉大還是渺小，毛澤東無疑是個人物。好像有人說過，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這麼一個。那未必是高擡毛，說不定是低估了毛，因為不能排除毛的唯一性：空前絕後，從此絕種，再也形不成第二個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 有人說對毛也應該公道，我贊成。有人說毛也有功勞，我相信。他無疑對自己有功，這是可以肯定的。至於對別人，比方說對他的父、母和妻、子，對他的戰友或政敵，對工農大眾和其他同胞，對中外古今的各色人等，到底有什麽功勞可言，我實在不知道，想也想不出來。 我知道他說過許多謊話。隨手舉幾個例子：“造反有理”明明是兩千年前揭竿而起的土產，毛偏說是“十月革命”送到中國來的絕對真理。毛在延安在黨內作報告聲稱蔣是坐享其成的“摘桃派”，到了重慶又屢屢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毛決定中國向斯大林“一邊倒”，卻說中國“站起來了”。毛早就在和斯大林、金日成共謀策動朝鮮戰爭，卻告訴國人和世人是被迫“抗美援朝”。毛嘴裡承認“唯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心裡和手裡則致力于打造和維護“黨領導一切”的制度。毛的謊言，俯拾即是，大家都耳熟能詳。最大的謊言當然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有兩個證據：毛澤東不懂社會主義，連他最器重的門徒鄧小平也承認社會主義是“誰也說不清楚”的東西；至於毛認為他能說得清楚的“社會主義”，則非但沒有“救”過中國，相反卻給同胞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一直在做夢，這個夢從來沒有變，叫做“改造中國與世界”。改造什麽，他說不清楚。爲什麽要改造，他也說不清楚。他的拿手好戲是依靠誰，團結誰，孤立誰，打倒誰，如何戰而勝之，取而代之。他把縱橫捭闔叫做“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叫做“革命”。他把不贊成他的人叫做“修正主義”或“赫魯曉夫”。他把反對他的人叫做敵人。他把中國劈成“敵”和“我”。他把世界也同樣劈成“敵”和“我”，三“尼”一“鐵”，都是敵人。什麽“社會主義”，什麽“革命”，什麽“為人民服務”，什麽“不稱霸”，什麽“不輸出革命”，都是騙騙好心人的。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早已在事實上破產。2007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宣判了1953年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綱領在法律意義上的死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場虛擬的春夢，是假的，但被它造成的血雨腥風是真的。鬪死幾千萬，餓死幾千萬，用慘絕人寰來比喻，絲毫不為過。 毛澤東的奇跡，不在于他撒謊的內容和技巧，而在于他撒謊的後果和信徒。香火不斷，信眾雲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很有一點研究價值的。 ———————————— 附言：本文為毛澤東而作，只談毛，不評論其他任何人。就是說，不評論他那些偉大的（或不偉大的）先行者，不評論他那些受害（或不受害）的同道，當然更不涉及那些渺小的（或不渺小的）其實與毛毫不相干的後繼者。——作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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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3 05:43 PM PST
当地时间昨天（周四）晚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辉煌人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他深爱的和深爱着他的世界。今天，世界主要媒体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位伟人离去的消息，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也都争先恐后地发表谈话，向这位世纪伟人表达他们的敬意。可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曼德拉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爱戴。 人们知道曼德拉这个名字，首先是因为他是领导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英勇斗士，他曾经因为对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公然反叛而遭受二十七年之久的牢狱之灾；随后还因为他在结束了囚徒生涯、当选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之后，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和伟大的人性和勇气领导南非各族人民实现了近乎不可能的南非民族和解。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纪念曼德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曼德拉是心口如一地遵从普世价值、并且为在自己的祖国彻底践行普世价值的光辉典范。自由、平等、民主、尊重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曾经是指引作为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叛者曼德拉的前进灯塔；也是指引他作为总统领导南非人民建设一个平等自由新社会的精神支柱。而且这也正是曼德拉得到世界各族人民普遍尊重的最根本的原因。 曼德拉的贡献尤其值得当今中国的执政者、尤其是习近平主席认真反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世界观与曼德拉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他们的治国理念也与曼德拉的理念格格不入。在全人类都在歌颂曼德拉追求自由、提倡平等的崇高品德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醒目的事实：中国是当今世界极少有地公开否认和蔑视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国家之一。 就在曼德拉逝世的头一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还在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共产党的前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高度概括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知道曾经在清华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是否仍然尊崇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也不知道在跟随世界其他领导人向曼德拉致敬的习近平是否意识到他与曼德拉绝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治国理念。 曼德拉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他反对社会中任何一个群体以任何原因公然地歧视其他的群体，他也坚决地反对任何社会组织和团体享有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之上的特权。这是对毛泽东版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的直接否定。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社会组织；对持不同政治见解的群体和个人的封杀就是同前南非种族歧视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类似的制度。 当然，习近平能够从曼德拉那里学习的东西还有许多。例如，在多次利用和平的手段反对种族隔离制度遭到镇压之后，曼德拉领导国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曼德拉在面对南非政府的法庭审判时曾经为南非人民用暴力反抗顽固的反人性的制度的争议性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习近平应该从曼德拉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合法性中认识到，顽固地拒绝人民希望的自由权力，残暴的镇压持人民对正义的追求，只会导致社会的分裂。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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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习氏国安委将会整合N个“领导小组”及它们的常设办公机构 Posted: 07 Dec 2013 05:42 PM PST 愚笔在上周的《习氏国安委到底比美式国安委“实”在什么地方？》一文里曾引述了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坦承他的政权“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该政权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为等人都认为习近平所谓“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部分，主要是指在需要各部门参与的安全事件中，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这严重影响了应对的效率。 李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缺少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中国的危机处理，在很多时候呈现出临时性的特点。“比如在“3•14”后成立了一个‘3•14办公室’，在“7•5事件”发生以后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的机构，非典事件也是这样。”这种临时成立的协调机构，由于缺少制度、机构和人员的磨合，其协调的效率大打折扣。 李伟这里所说的“3.14”指的是被维基百科的相关词条中定义的“2008年藏区骚乱”，具体的解释为：是2008年3月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及青海省等藏人示威演变成暴力“打砸抢烧”的事件，地点以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为主（中共内部文件中称之为“三•一四事件”），事件波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人居住地区等地。之后世界各国包括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相关的藏人抗议活动发生。 维基百科的词条解释中还说：“3.14”事件发生后，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声称，此次骚乱是由分离主义分子挑拨并由达赖喇嘛“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之后，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并说此次骚乱是由藏人广泛不满引起的，国际舆论不少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部分国家元首因此不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以示抗议。 到底哪家的说法更符合或者说更接近事实，不是我们这里要分析的重点，重点是如果不是李伟在公开接受记者采访时无意中提及，外部世界还真是不知道中共政权除了“6.10办公室”，居然还有一个或者说曾经有一个“3.14办公室”。 外界都知道早在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政权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称“中央610办公室”。一年之后，有正式的正部级编制的“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公开挂牌，与中央610办公室合署办公。两者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同时改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其办公室遂同时改称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仍称“中央610办公室”。那么依此类推，中共高层似乎应该也有一个“中央防范和处理藏区危机领导小组”，“3.14办公室”则是它的日常办公机构。 至于李伟所说的“7.5事件，无疑是指被维基百科收录为词条的“乌鲁木齐七•五骚乱”（又称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于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称其作“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实在2009年，乌鲁木齐分别在7月5日、7月7日和9月3、4日发生了三次冲突事件。 7月5日事件的导火线为两名维吾尔族人在十天前发生的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事件中身亡的刑事案件。根据媒体估算，该事件仅当日即有一至三千名维吾尔族人参与。而依照中国政府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当天至少造成了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 此事件很快演变成民族间的暴力冲突，7月7日数百名至一万名持有自制武器的汉人走上乌鲁木齐市的大街，与警察和维吾尔族民众发生了冲突。9月3日数万汉人走上新疆首府街头示威游行，点名要求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继而，被中共中央认为负有制止动乱措施不力的新疆公安厅厅长柳耀华和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被免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被调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新疆自治区一把手改由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接任。 按照李伟的说法，当时对这场比“3.14事件”更严重的“7.5事件”肯定也催生出了一个“7.5办公室”，接受以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为组长，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为副组长的“中央处理新疆危机领导小组”的领导，日后这个“7.5办公室”也好，前面说过的“3.14办公室”也好，都很可能和“6.10办公室”一样在当次危机过后成为常设机构，随时准备应对和处理肯定还会发生的下一次、下下一次.....的藏区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骚乱。 另外，这位李伟专家在接受中共官媒记者采访时也还不经意地提到了“反恐办”，原话是“比如日常恐怖主义的威胁，反恐办就可以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制定长远发展战略，针对的是恐怖主义的土壤和根源问题。” 巧合的是，这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李伟这里提到的反恐办的主任也叫李伟，是以公安部副部长身份兼任这一职务，而这个反恐办事实上就是今年秋季才正式公开挂牌营业的中共“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下属常设办公机构。 今年八月底中共公安部网站曾发布一条消息说，8月27日，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成员，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联系单位联络员，公安部相关业务局负责人，以及国家反恐办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包括：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等，其下设的国家反恐办公室主任由公安部副部长李伟出任。因为这个国家反恐怖领导小组是一个副国级机构，所以其下设的办公室可以是副部级，也可以是正部。如果已经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编办内定为正部级的话，那么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长里就至少有三人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的，除了反恐办主任李伟而外，还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和公安部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后二人都是和部长郭声琨一样在十八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是正部长级。 如此说来，即将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的习氏国安委应该会是在江泽民时代即已经成立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除了要整合进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能或者干脆连整个机构都合并进去而外，前面介绍的那几个“领导小组”和它们的下属正部级或副部级的办公室应该会连业务带职能，连机构带编制全部都被收归于习近平亲自挂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麾下。除上述而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近些年来成立的所有与所谓“大安全理念”有直接关系的“领导小组”及它们各自都有的常设办公室，应该也都会被习氏国安委一一“整合”。详细的内容，下篇文章会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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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迷思――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六 Posted: 07 Dec 2013 05:21 PM PST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发布后，海内外评论如潮，各抒所见。有的认为《决定》60条囊括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面对的所有问题，回应了民众的呼求，满足了社会的期待，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有的认为《决定》通篇都是哗众取宠的诺言，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不值得重视。我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都过于极端，但也各有合理的成分。 《决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确实有许多是广大民众热切期盼已久的，如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健全人大机制、司法相对独立、废除劳教、允生二胎、土地流转、放宽户籍等等，都是社会上呼吁多年、切望改革的问题，不能说通篇都是哗众取宠。但《决定》60条是否都能贯彻，贯彻的程度如何，却取决于改革的目标。就这一点来说，后一种评价不无道理。 （一）总目标的迷思 《决定》规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呢？近几年报刊上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少，众说纷纭，但都有一条共同认可、而且放在首位的特征，那就是党的领导。但这个命题是经不起认真分析的。所谓党的领导，按照中共十三大的论定，实现党政分开后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而迄今为止我们一以贯之的，则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高于政的领导，也就是一党专政的领导，就其本质来说，是专制主义的统治。它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怎么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如果要强调“中国特色”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厚传统，它浸染了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成员，无所不及，无远弗届，因而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也只能接受封建专制主义为自己的实质内涵。这就是以一党专政为特色的“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内容的逻辑所在。至于被一些论者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特征，或者本身就是虚伪的命题（如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或者是空洞的口号（如人民当家作主，以民为本），或者为当代许多国家所共有（如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更不足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了。 用这个推理去代入《决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公式，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两章里，鲜明地表现出这个特色。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迷思 在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标题的第十一章里，《决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可以说，文化体制的改革，一言以蔽之，是管字当头。至如“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加强版权保护”、“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等等，虽然各有其积极的涵义，但无不与“管”字有关。它对文化的发展不无小补，却旨在加强共产党对文化事业的垄断，违背了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的完美和社会的完善的过程，也可以概括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结晶就是文明。同自由一样，追求真善美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它的发展需要自由的条件，需要我们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要改革文化体制，创新文化体制的机制，就应该解开对文化发展的束缚，建立有助于文化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文化的自由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让人们为争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会的更加完善而齐放、争鸣，畅所欲言。党和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的权利，而不是剥夺这些权利。可是，《决定》提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同时，又表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而且要健全它的体制机制。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所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就是舆论一律，就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就是“一言堂”。那么，如何“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也就可想而知了。“8964”以来，对文化的专制统治日益严酷，“冰点事件”、“八本书事件”以及今年年初的“南周事件”，都典型地暴露出这种舆论导向的专制主义本质，展现出它的粗暴、蛮横与凶残。更为经常的手法是，一个电话、一项指令，就封杀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再就是查禁“非法出版物”，把许多富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出版物，当作“扫黄打黑”的重点，不断收缴、销毁。据今年4月报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的权威说法，去年全国各地共收缴各种非法出版物达3085万件之多（其中大概也包括我去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归民主》的许多复印本）。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管理体制，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公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自由权利。这正是目前最需要革除的弊端。改革文化体制，理应以保障公民在文化发展中的自由权利，取代专制主义的文化管理体制。但《决定》对这个最迫切的问题却不置一词，相反地却要完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文化管理体制，这不正是为了适应加强一党专政的需要吗？ （三）社会体制改革的迷思 《决定》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条文中，列出许多符合于广大民众期望的改革课题，在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保、医药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有利于民生而且可能实现的设想和承诺。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一章里，也有许多可取的改革方案，虽然多数只是抽象的原则，但如能把这些原则具体化，促其实现，当可推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而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条目下关于社会组织的管理问题，却颇令人失望。抽象的条文说得还好：“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但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最应该提及的问题，即贯彻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却闭口不谈。而在具体的条文里，只是重复已经推行的措施：“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这表明当局依然拒绝贯彻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结社自由。 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支柱，是公民自组织的重要形式，也是链接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桥梁，更是保证社会和谐安宁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实现公民对政治权力的参与和监督，成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构件；另一方面，它可以承接许多权力机关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务，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成为权力机关推行政策的助手。特别是在实施宪法、构建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它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执政者见不及此，却把民间自发的团体视为洪水猛兽，防范打压，不遗余力。如十多年前，一些热血青年为了探寻救国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成立一个松散的学术小团体“新青年学会”，类似于普通的读书会。“学会”才活动几个月就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几个成员被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年、八年徒刑。 为了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管理，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明确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条例第六条，指的是县以上的政府有关部门或由它授权的组织。这就剥夺了没有官方背景的公民的结社权利。有些人热心于社会公共事业，却因没有“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为了争取能够公开合法地开展活动，被迫以公司的名义，在工商局登记注册。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承受许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烦，甚至遭受迫害摧残。 《决定》只允许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不需要挂靠在主管单位。这样，就把其他类别的大量民间组织，都排除在“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之外。所谓“依法”，依的就是那个《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的作用是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管理，而不是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严格说来，《决定》关于社会团体的改革思路是违反宪法的。 （四）意识形态的障碍和出路 《决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体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意识形态障碍。认为开放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将会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许多因言、因文、因结社而获罪的公民，大都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就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而言，开放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让公民获得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权利，必然不利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然而，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却是摆脱危机、涤除污秽的良好出路。目前整个社会危机四伏，贫富对立、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共产党内的腐败已入膏肓，虽然反腐败雷厉风行，但只能治标，难以治本；朝野改革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不断深化，随着权贵资产阶级权力基础的不断扩大，全面改革步履艰难。这一切都直接间接地根源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根源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一旦社会危机和党内矛盾激化，爆发尖锐斗争，共产党将首当其冲。唯一的出路，是切实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共产党自身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转变为一个民主的、清廉的、开明的政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是痛苦的变革过程，而实现文化和社会两大领域的公民自由，开放报禁书禁和社禁党禁，则是推进这个转变的两大通道。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只有按照这个目标逐步推进，才能有效地加快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共产党浴火重生的大好机会。三中全会《决定》没有触及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实在令人遗憾。当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三中全会之后，仍有足够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机会。但当政者是否有“补牢”的自觉，却很难有多大的乐观，恐仍难免于“一厢情愿”之讥矣。 2013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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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3 10:04 AM PST
／(2005/03/13) 「千載已過，東坡未死。」流亡，無論是地理或政治上的被迫流亡，還是文字與精神上的自我放逐，這是一個自古至今歷久不衰的命題。 1989年六四事件，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知識菁英的大流亡，大批活躍在中國大陸思想、文學、文化、新聞界的知識分子，紛紛被迫流亡海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流亡大潮。他們在異國他鄉，成了失根的浮萍，生活方式驟然改變，語言有障礙，文化多隔膜。十五、六年過去了，流亡的艱辛日漸顯現，有人客死異邦，有人窮愁潦倒，有人貧病交加，也有人不改初衷堅持民主理想。 在眾多的流亡者中，現居美國新澤西州中部的中國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前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就是一位坦然承受流亡之苦、不向強權低頭的勇者。 鐵肩擔道義 流亡志不改 1925 年元宵節（中國農曆正月十五日）生於東北黑龍江哈爾濱的劉賓雁，今年 2 月 23 日（元宵節）是他 80 周歲的生日。他早年嚮往革命，加入中共。1956 年發表《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首開中共建政後暴露文學之先河，引起社會巨大反響。 1957 年他被打成右派，1976 年獲「改正」復出，不改本色，繼續寫作大量尖銳揭露社會黑暗的文學作品，其中《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成為中國那個時代紀實文學的經典之作。劉賓雁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被譽為「中國的良心」，他的命運和作品影響了一代人，「紀實文學」自此在大陸異軍突起，成為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一種特殊文學。 1987 年 1 月，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時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的劉賓雁，與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上海作家王若望，被鄧小平指為自由化的三名「頭面人物」開除黨籍。此前，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一連幾年邀請劉賓雁做訪問學者，都被當局阻撓未能成行，直到 1988 年 3 月，為了彌補外界對開除劉賓雁出黨的強烈反彈，由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親自拍板批准他赴美，預期一年。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在祝賀劉賓雁八十壽辰的賀信上提及，1987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前夕，不輕易誇獎人的文學大家錢鍾書，曾書寫一幅對聯贈予劉賓雁，讚譽他「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反自由化開始後的第三天，劉再復到錢鍾書家，談起劉賓雁被點名批判和贈聯之事，錢鍾書夫婦都說：「我們不會收回那幅對聯。」 當 1989 年春劉賓雁準備回國時，胡耀邦去世引發六四事件，大批知識菁英流亡海外。劉賓雁因公開反對中共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被禁止回國，開始流亡生涯。 剛開始劉賓雁對形勢還很樂觀，甚至預言李鵬之流「不出 72 小時就會下台」！他多次作好隨時回國的準備，沒想到希望越來越渺茫。後來他承認錯誤估計了形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過低估計了」。 他反省說：「這十多年來我追問最多的是，為什麼我們對中國前景的預測老出錯？一方面，中國危機的嚴重程度超出我們的預計，但中國政治形勢又沒有發生我們認為理應發生的變化。錯出在哪兒？很簡單：我們沒有把 13 億人這個因素估計進去。……中國最深刻的變化在社會，最可怕的危機在人心。」 他的中國大陸護照到期後，大陸駐紐約領事館拒絕給他延期。流亡期間，他曾申請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金，辦了份專門介紹中國最新動態的小型英文月刊《中國焦點》（China Focus），稍後還辦了中文月刊《大路》，後來因網路興起及精力難以支撐停刊。此後的經濟來源就靠劉賓雁賣文維生，老伴朱洪與他相濡以沬，老倆口安貧樂道，甘於寂寞。他們有讀不完的書，看不完的報紙，寫不完的文章，最大的苦惱是時間永遠不夠用。本來他們一度打算就此頤養天年，靜待大陸時局變化。 罹患直腸癌 動回國念頭 沒想到 2002 年 9 月份，劉賓雁確診患了直腸癌。2003 年 1 月，動了第一次手術，切除的腫瘤「有高爾夫球那麼大」。是年 4 月再動第二次手術。到了 2004 年 3 月，發現癌症轉移到了肝臟，於是再做化療、放療，年近八旬的劉賓雁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劉賓雁引述從一本雜誌看到的文章所言，以前人們認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終點」，現代人卻得習慣帶著癌症上路。 劉賓雁已經在美國流亡 17 年。期間，他先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學，在哈佛大學作尼曼學者，在康州三一學院任駐校作家，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從事研究，並且出任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主席。因緣際會，他將家安在新澤西州中部一個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獲得風雨中的寧靜，而且離紐約、費城都不算遠。 朱洪比劉賓雁年輕四歲，平時煮飯、做家務一手張羅，還兼劉賓雁的專職司機、翻譯及中文打字員。劉賓雁一病倒，朱洪擔子就更重了。無論颳風下雨，酷暑嚴冬，跑醫院、看醫生，都得朱洪開車。有段時間每天要跑兩三個醫院，還要等上老半天，辛苦不足為外人道，畢竟朱洪也 76 歲了，兩老都已屬「風燭殘年」。他們擔心假如有一天朱洪也倒了，「兩個人都會不行」。在上海和北京的女兒、兒子希望父母能夠回國就近照顧。 在回國的問題上，劉賓雁經歷過三次「思想變化」，從最初急切想回國，到死了心留在美國，最後因患癌症，又動了回國念頭。 劉賓雁說：「回國是我的權利，我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也沒有加入美國國籍，拿的仍是綠卡。」江澤民當權時，他給江澤民寫信要求回國。江澤民下台後，他給胡錦濤、溫家寶寫信，託跟他們「有關係」的人轉交。據說至少有三次確知交到了領導人手中，但一直沒有得到任何答覆，有人問接近胡錦濤身邊的官員，是否同意劉賓雁回國？回答是不行！ 近期由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流亡者訪談錄》，收錄了作者亞衣（本名周義澄）的 62 篇專訪流亡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劉賓雁訪談錄《民眾永遠是力之所在》。在訪談中，劉賓雁談到他流亡美國從來沒有什麼失落感，「唯一的苦惱是看書時間太少」。同時他強調，中國人民永遠是他的心之所向，也是他力量之所在。 流亡者撰文 向前輩致敬 在劉賓雁八十壽辰之際，散居歐美各地的大陸流亡人士，為了「向在艱難中用自己的生命抵禦命運的劉賓雁，表達自己深深的敬意，衷心祝願他健康長壽」，他們將自己的祝福化為字字珠璣，出版《不死的流亡者》文集。此書扉頁是劉賓雁的銅像和題辭「謹以本書獻給八十高齡的流亡作家劉賓雁」，表達了流亡者群體對這位具象徵性符號的文壇前輩的祝福和尊敬。 封面書名題字取自古時被流放到「天涯海角」的「老流亡者」蘇東坡的墨寶，是四名編者之一蘇煒煞費苦心從東坡諸多碑帖中搜集而來，「居然一字不缺，這也是天意」。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詞意悲愴，成了千古絕唱，「然千載已過，誰敢說東坡先生就此死了呢？」 此書經過將近半年的約稿、組稿和編輯工作，出版過程也一波三折，終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在劉賓雁八十壽辰前夕出版，作為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在壽宴上贈送壽星。 《不死的流亡者》，寓意的是流亡者精神不死。這是一本以「流亡」為命題的文集。 此書編後記指出，《不死的流亡者》主旨一言蔽之是「流亡」。古今中外，流亡大抵是作家詩人的宿命。鑑於劉賓雁在當代文學史、新聞史和政治社會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以八十高齡和重病之身，坦然承受流亡之苦而絕不向權勢低頭的風骨，「老流亡者將得到一個獨一無二的生日禮物，散文集則獲得了一個永恆的主題」。 此書還獻給已離世的流亡作家王若望、工自聯領袖趙品潞及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以及在艱難流亡生涯中堅守晚節的戈揚、司馬璐、巫寧坤、李洪林、蘇紹智、于浩成及趙復三等「不死的流亡者」。 此書由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作序。馬悅然在《母語就是你們的祖國》序文中開門見山說：「這是一部流亡中文作家的文集，而又題獻給另一個高齡作家劉賓雁，一個當代中國歷史上最大膽直言的自由鬥士。」 這本書匯集了 36 名作者的 41 篇佳作，包括人在大陸的最年輕的異議作家余傑，以及現居洛杉磯的最高齡的法學家于浩成。名家之作包括劉再復、高行健、鄭義、王渝、康正果、廖亦武、楊煉、蘇煒、胡平、孔捷生、劉國凱、郭羅基及林培瑞等人。所收文章或重敘事，或偏議論，既抒寫了個人對當代流亡生活的複雜感受，也敘述流亡人物的特殊經歷，還有對中外作家流亡歷史的回顧，包括對劉賓雁其人其事的回憶與評述。 「編後記」指出，古往今來，被迫流亡異地或自我放逐的中外作家、藝術家和學者不絕如縷，他們或多或少留下了各自的流亡書簡，但像《不死的流亡者》匯集眾多作者作品的流亡文集，「迄今尚屬首見」。此書前三輯的文章是直接寫流亡的，無論是地理還是精神意義上的。由流亡者或自我放逐者集體自述其生活與感受的書，「這恐怕還是天下第一本」。那種去國棄家之痛，那些夢中之淚，那種跟強權勢不兩立的氣節。那種自願為理想而承受苦難的生活方式，「確實含有某些神聖與莊嚴」。 過雙重生活 流亡的悲哀 流亡法國巴黎的張倫，在《巴黎的牧歌》一文中，以細膩的筆觸抒發了流亡的痛苦。他說流亡是一種特殊的生活狀態，它迫使人們在完全陌生的世界裡開始全新的生活，無論流亡者在故國地位多麼崇高，地位多麼顯赫，在流亡的那一刻，便處於零的狀態。「生活重新開始，像兒童降生，赤裸裸。但不同的是，你卻失去了隨意啼哭的權利和母親溫暖的呵護」。 本身也是流亡者的陳奎德，在《流亡者，蘇武還是摩西？》一文中，自我剖析流亡者的心態和精神世界，刻畫得入木三分。他直言：「流亡者都是精神分裂症，他們過著雙重生活。一重生活是在別處，高度精神化。故國的臍帶把他與過去牢牢拴著，他實際上仍是那個世界的一員，伴隨那個世界的喜怒哀樂而情緒迭宕起伏。」 他說：「另一重生活，則是現實的，當下的，緊張忙碌，陽光街市。但他總是漂浮在這自由街市的表層，……別處的生活，構成了流亡者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的真正靈魂。」 陳奎德進一步分析，第二重現實的流亡生活，儘管文化衝擊已過，輕車熟路，漸入順境，語言、生活習慣也少了滯礙，甚至也參與了當地的公共生活，投票選舉，社區規劃，媒體採訪。然而一旦清靜下來，仍是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似乎人已不在此處，魂都掉了。這種生活，並非他真正的自我（identity）。「這是一種典型的精神分裂。第一代流亡者的精神分裂。」這也是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 此書還收錄了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高級研究員劉再復《第二人生三部曲》一文，他對流亡及其文學現象早有深入研究，此前出版的《漂流手記》九卷，是對流亡文學的一大貢獻。 劉賓雁風采 書中可窺見 此書最後一輯《賓雁大哥》，是與劉賓雁直接有關的文章。字裏行間，可以一窺劉賓雁的精神與風采。「如果你人到中年，會感覺很熟悉很親切；如果你很年輕，就會在瓦釜雷鳴中聽到一絲陌生而清越的鐘聲。你還會發現，在這個人以及這夥人背後，存在著一種被稱之為理想和操守的人生價值，以及流亡者之間的珍貴情誼」。 現居德國的仲維光，在《只有人性，對自由和愛的追求是永恆的》萬言長文中，既表達了對劉賓雁的尊敬之情，也坦率陳述了與劉賓雁等人不同的政治見解。 仲維光說：「賓雁先生從一個充滿熱血、人性的青年走向革命，變成一個革命者，變成專制機器的一個部件，而且是一個高級部件，參與製造極權主義文化和社會，最後同這個他自己參與締造的社會產生衝突：壯年身陷地獄，老年背井離鄉，究竟是什麼使他如此？……」 通過與劉賓雁的接觸，仲維光認為，劉賓雁「是一個一半中國文化，一半共產黨文化，些許西方文化的集合」。促使他能夠不斷出來講真話的是中國文人傳統，西方知識分子精神，其中包括典型的中國士大夫的憂國憂民情懷。 仲維光指出，80歲的劉賓雁，流落他鄉，關山萬里，進亦憂，退亦憂，念念不忘「國」與「民」，但是四十多歲的譚盾、張藝謀，燈紅酒綠，卻很少這種憂懷。共產黨極其成功地改造了中國，改造了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這就是這兩三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主流和劉賓雁根本不同的地方，「越來越多的人被徹底馴化和異化。他們既缺少做人、做藝術家、詩人和學者最根本的衝動和追求，也沒有屈原以來中國傳統的文人情懷」。 不過，「劉賓雁先生這一代人雖然從事了摧毀下一代人的工作，前代人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品質、修養卻仍然保留。時代在每代人身上都會造成局限，但是追求精神和做人的品質卻超越時代永存」。 仲維光雖然不同意劉賓雁的很多看法，然而對於劉賓雁自 1989 年以來，對民主、自由所表現的執著、投入，做人的不阿，「實在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覺得小他二、三十歲的人不如他，和他同輩的人中，他也是佼佼者。……無論在我認識他的時候、還是現在，劉賓雁老師還是劉賓雁老師。……」 多年來的流亡生活，使仲維光深深感到，一個在海外走出共產黨，並堅持 15 年的人，絕對不比在國內走出共產黨更加容易。由於失去了整個一生所扎根的土壤和生活的基礎，海外的生活更為艱辛，更為不穩定，說它充滿風險，一點都不為過。 他指出，每一個為真理奮鬥的人，追求生活和生命的真正意義的人，肯定會有所犧牲，肯定要忍受孤獨和常人沒有的痛苦。 但是，劉賓雁卻是在 65 歲的時候，踏上了這條不歸路。「從此，他不再是那個一體化封閉社會的享有各種特權的高幹，或者高級知識分子；從此，他要為自己的生存考慮，要為自己的明天擔憂。我相信，他肯定有各種投降、妥協的可能，也有各種機會返回中國，然而，他居然不僅在精神上承擔住了，而且還在海外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做出自己能做的貢獻，堅持下來。在此，我不得不說，走過80年生命歷程的劉賓雁先生，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之中，巍然屹立。」 《不死的流亡者》編後記指出，仲維光這篇長文，「許多言詞是很尖銳的。我們接受這種文章，並不認為有失敬之嫌。因為我們尊崇思想自由，相信流亡者之間的濡沫之情。我們相互理解，我們都追求真理，我們是患難之交」。 還有多篇文章的作者，不但本人具傳奇色彩，而且作品深具可讀性，如張郎郎《迷人的流亡》、鄭義的《紅刨子》、廖亦武的《醉鬼在流亡》、張伯笠的《流亡者的獨白》。此外，萬之的《想像回家》、孔捷生的《絮與根》、馬建的《走回北京南小街》、蘇煒的《愛中國的一群》、北明的《風的色彩》、唯色的《尼瑪次仁的淚》、一平的《舊影》、黃河清的《瑣憶》及張倫的《流亡的短章》等，篇篇佳作，感情充沛，文字優美。 編後記說，劉賓雁等一大批「不死的流亡者」，在中華民族最黑暗最沉淪的長夜裏，「他們點燃自己高舉的手臂，燭照自由之路。這種被一個墮落時代所刻意輕蔑的堅守，必將彪炳史冊、流芳百世！」 【附录】 一個溫馨特別的祝壽會 這是一個流亡者群體向一位「老流亡者」致敬的祝壽會；這是一本流亡作家題獻給另一個高齡流亡作家的文集，溫馨而特別。 以小說《老井》崛起大陸文壇的鄭義，與「中國的良心」劉賓雁的交情，從北京延續到美國，大家殊途同歸，同為理想而承受苦難的流亡者。 去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鄭義發覺身患重病的劉賓雁即將迎來 80歲生日，同時也是他文學創作 65 周年和流亡美國 17 周年紀念。鄭義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眾人分享的喜慶日子，更何況「在作家這個行當裡，素來有為老作家做壽並同時回顧其文學成就的傳統」。 有感已故的著名流亡人士王若望、王若水以及其他數位異議人士，在貧病交加中仍心繫故土，為民主自由事業勉力奮鬥。他們離世後送行弔唁者盈門，但生前的最後歲月卻冷清淒涼，這是一種難以彌補的遺憾。 流亡者的象徵性符號 鄭義私下向一些文友徵詢為前輩作家劉賓雁祝壽的意見，無一例外得到熱烈回應。他再跟同為流亡作家的耶魯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蘇煒等人商談，一拍即合。他們認為，藉此祝壽會，正好向劉賓雁表達全體流亡者對他在艱難歲月中頑強抵抗病魔及與強權抗爭的關切和敬意。況且，流亡人士經歷十多年海外生活的顛簸，平日各自為生活事業奔波忙碌，流亡群體應該藉這個機會聚首一堂，共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有次聚會，大夥兒在討論給劉賓雁祝壽的構思時，提到出一本文集作為送給劉賓雁的生日禮物，在場的「觀察」網路雜誌主編陳奎德擊掌叫好，「是的，曾經聲震中外的劉賓雁先生，不作二人想，他正是中國人流亡的象徵性符號」。蘇煒也說，這個慶祝會不僅是為了劉賓雁個人，也是為了整個流亡群體。 大約半年前，慶祝會六人籌備小組成立，成員除鄭義、蘇煒外，還有瑞典的萬之、西班牙的黃河清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 Link Perry）及陳奎德。 2 月 27 日晚，籌備半年多的「祝賀劉賓雁先生 80 華誕暨文學寫作65 周年慶祝會」，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員俱樂部花園餐廳舉行，並同時舉行流亡文集《不死的流亡者》新書發表會。 慶祝餐會由作家北明和蘇煒主持，在普林斯頓大學弦樂四重奏小組義務演奏斯美塔那交響組曲《我的祖國》第二樂章中拉開序曲。來自世界各地的 130 多名作家、學者和流亡人士歡聚一堂，度過一個溫馨難忘的晚上。 三件特別的生日禮物 蘇煒在開場白中表示，這次餐會主要是向劉賓雁前輩致敬，另外也是一大群遠離故鄉的人，在這樣一個日子重新確認精神家園及重建自己的精神價值。他強調，這不是一個政治性的集會，而是一個文學和朋友的聚會。 當晚慶祝會獻給劉賓雁三件具有特殊意義的生日禮物：一本題獻給劉賓雁的流亡文集《不死的流亡者》；一個專門介紹劉賓雁生平和作品的網站；一座由畢業於中國中央美術學院的旅美雕塑家譚寧製作的劉賓雁半身銅像。 慶祝會的高潮是為劉賓雁銅像舉行揭幕儀式。由劉賓雁、鄭義、林培瑞及自由亞洲電台副總裁邵得廉 (Dan Southerland) 共同為銅像揭幕。 鄭義在介紹銅像製作過程時表示，這尊銅像由海內外各界人士捐款，銅像前邊底座刻有劉賓雁的名字，背部刻有 76 位捐款人的名字，其中不乏各界知名人士，如歷史學家余英時、物理學家方勵之、民運人士魏京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舞蹈家江青、文學評論家劉再復以及漢學家馬悅然、林培瑞等。大陸一些獨立作家也紛紛解囊，捐出的款項從 20 美元到 2000 美元不等。 鄭義說，今天獻給劉賓雁八十大壽的三件禮物，每一件都寄託著許多人的情感，表達了大家對劉賓雁道德文章的推崇與景仰。比如這尊銅像，凝結了許多人的心意，「當然，銅像並不希罕，在北京的中國文學館裡就立著 13 尊。但我們的這尊銅像不太尋常」。 鄭義指出，由這座銅像、文集、網頁以及這個盛會所代表的崇高的榮譽，是劉賓雁80年卓越人生所放射出來的光輝。假若沒有這樣一座銅像和這個盛會，「賓雁先生反抗強權，追求真理，承擔苦難的榮耀，也不會有毫髮貶損」。 他回憶，八○年代中期，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這也是一次空前絕後的「自由化」聚會，會上的多次選舉，劉賓雁都以高票當選。最戲劇性的是最後的主席副主席選舉：劉賓雁未列入候選人名單，卻仍然以高票當選副主席。「今天在座的女作家嚴亭亭是當年的監票人，可以作證」。 鄭義當年躬逢盛會，目睹了劉賓雁在作家們熱烈擁戴中星光四射的風采。他說：「雖然今天劉賓雁的作品甚至名字在中國大陸被禁絕，但在天良未泯的人們心中，劉賓雁永遠是一種鼓舞、一線光明。」 鄭義說，即使劉賓雁沒有那些豐盛的文學成就，他本人也是一個奇蹟。「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在他的身上，仍然保持高尚的品德：正直、誠實、勇敢、謙和、平易、克制、寬容、友愛、節儉、勤奮……在今日之中國，在這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道德集體淪喪的時代，劉賓雁的人格令人感動！」 諾大中國 容不下劉賓雁 劉賓雁個人網頁（www.liubinyan.com），由高寒、張渝放設計製作，網頁欄目依次為「八十壽辰」、「風雨人生」、「時政評論」、「舊作選載」、「論文著述」、「映像資料」等。 主頁除了劉賓雁個人圖片外，還有一段他的自述： 「一個人走上什麼樣的生活道路，往往並不取決於自己──既不決定於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願望為轉移。至少，在 20 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是如此。 「很多中國人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卻覺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運，發生在 1956 ─ 1957 年，歷史為中國提供的第一次良機被錯過之時。我作為百萬名右派分子之一，不過是較早地分享了幾億人 1958 年之後的厄運。我第二次遭難的 1987 年，中國已走上任何人無力扭轉的改革道路。中國命運的這一轉折，使我這個右派分子非但沒有遭到什麼苦難，反而得到了我愧於接受的許多恩寵。因而此刻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覺得自己是中國最幸運的一個人。因而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 劉賓雁名作《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陳世忠，在大陸輾轉給劉賓雁寄來祝賀生日的信說：「你當年那部傑作所引起的軒然大波，是你我所始料不及的。時至今日，你依然不受中國當權者的歡迎。……我能成為你筆下的一個主人翁，是我畢生的榮幸。而唯一能告慰於你的，是我也沒有改變初衷，我還是那個陳世忠，雖然歷盡艱辛，幾度妻離子散，鬥志依然昂揚，決心不減當年，以天下事為繼任的目標依舊。你坦坦蕩蕩，光明磊落，嫉惡如仇，不屈不撓，是一個足以讓中國的現代和未來引以為榮的大寫的人。我為有你這樣一位良師益友和親密兄長而終生感到自豪。…… 「中國只有一個劉賓雁，而他們居然還嫌多，諾大的中國居然還容不下你，可見他們對你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而這恰恰是你的光榮和驕傲所在。……」 有人說，當年在十億中國人民中名字如雷貫耳的劉賓雁，今天已被人遺忘。一如 1 月 17 日病逝北京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經過北京當局長達 15 年多的封殺，大陸年輕一代已大多不知趙紫陽是誰？更遑論劉賓雁了。慶祝會上的兩個小插曲，則反映人心所向，歷史不會忘記劉賓雁。 自由亞洲電台中文部主管在慶祝會現場，播放了一段中國浙江省一名女聽眾透過該電台向劉賓雁祝壽的電話錄音，說明劉賓雁雖然被迫流亡十多年，但在中國大陸，不少人沒有忘記他。 在自由亞洲電台主持節目的北明，也宣讀了兩位現居美西的大陸留美學人在聽了她的節目後，託她轉給劉賓雁的生日賀卡： 「您不認識我們，我們卻認識您。三十多年前，我們讀到了您的《在橋樑工地上》，大學期間，讀到了您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以後又追隨著您的文章。我們是學理科的，沒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但我們知道，您所追求和嚮往的一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在中國的實現也是我們的追求。 「在共產黨的血腥教育下，我們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響，無論從思維方式和舉止言行。是八九年六四民運，徹底撕碎了共產黨統治的帷幕，也徹底粉碎了我們學生歸國的夢想，以不歸的選擇與這樣一個殘暴的統治集團決裂。這些年我們經歷了許多物質上的痛苦和艱難，但身心是自由的。……和您一樣，我們深愛著那片生育過我們的土地，常常為了她所經歷的災難而夜不能寐。每日每時期盼著我們的祖國擺脫共產黨的統治，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平和安寧的日子，並願意為此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與會的中國大陸女作家嚴亭亭、張辛欣和來自台灣的張讓，分別朗讀了劉賓雁的作品片斷；專程從加拿大赴會的盛雪，朗讀收錄在書中她的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北明朗讀《不死的流亡者》編後記相關段落。 國際筆會秘書長 Joanne Ackerman、中文獨立作家筆會副會長蔡楚，代表在北京的獨立筆會會長劉曉波向劉賓雁致賀詞。未能到會的余英時、黎安友、巫寧坤、方勵之、劉再復、高爾泰及王德威等學者、作家，給劉賓雁發來了賀信。 慶祝會的另一個重頭戲是《不死的流亡者》新書首發儀式。文集的四位編輯鄭義、蘇煒、萬之和黃河清，在現場向劉賓雁、朱洪夫婦贈書。從瑞典遠道而來的萬之，介紹了此書的緣起和編輯出版過程。 頗有音樂造詣和好嗓子的北明，在會上為「賓雁大哥」高歌一曲「吳道平集龔自珍《己亥雜詩》」，字正腔圓，情真意切，贏得全場熱烈掌聲。 視劉賓雁如父親的李學國，為祖籍山東的壽星表演了山東快書和快板，聊慰劉賓雁思鄉懷國之情。 整個慶祝會熱烈而溫馨，同為流亡人士的王軍濤樂觀表示，不但要為劉賓雁過80歲生日，還要為他過90歲生日，同時希望 20 年後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陳列的劉賓雁的雕像前，「為賓雁先生過百歲生日」。 劉賓雁在致答謝詞中說，1949 年以後，他真正為中國人做事的時間不超過九年，就是 1956 年到 1957 年，然後是 1979 年到 1987 年 1 月。「說起來可憐，但我自認為在中國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沒有被整死，精神沒有崩潰，身體沒有垮掉，沒有家破人亡，這在右派中絕對算是幸運的」。 他說，一個人為人民做點事，出點力，根本沒有想到獲得這麼大的榮耀和褒獎。他認為，中國文化界首先應該被立像的是胡風，第二位應該享受這種榮耀的是鄧拓。劉賓雁相信，有朝一日，胡風和鄧拓將不止一個塑像在中國樹立。他希望大家不要把劉賓雁銅像看成是個人的，「我把它看成是大家的希望」。 慶祝會進行到尾聲時，與劉賓雁同為「東北漢子」的流亡人士張伯笠，為在場人士獻唱抗日名曲《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爹娘啊，爹娘啊，甚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一曲未畢，歌詞觸動了不少人的心事，有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徐文立、鄭義、遇羅文及黃河清等人紛紛潸然淚下，魏玲甚至情不自禁痛哭失聲，現場氣氛感人。慶祝會給與會者帶來意想不到的感動，從而更深刻理解到流亡的苦難與沉重、神聖及莊嚴。 本報記者／曾慧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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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3 12:06 AM PST 刘宾雁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优秀代表。不过，对於他採用的特定文学形式（报告文学），对於他的思想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我不妨对此略作分析。 （1）关於报告文学 刘宾雁的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都属於所谓报告文学.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提出批评，以为它不符合西方新闻规范。这种批评未免不得要领，因为在当年，正如刘宾雁多次指出的那样，作家的言论空间要比学者记者都大得多。《人妖之间》得不到省、地、县任何一级党委批准，不可能作为新闻通讯发表，更不可能上《人民日报》，可是当它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投给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却发表了。你可以说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在当年的形势下，偏偏是採用这种特定形式的文字能够最大限度地抨击时弊。不用白不用，我们又何必计较它的不伦不类呢？ 按照现今的一种分类法，文学可分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两大类。中国的报告文学大致可归入非虚构文学.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例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作者称之为“文艺性调查初探”（见该书扉页）。这不和“报告文学”一个意思吗？《古拉格群岛》决非虚构，但它又不仅仅是自传，也不是口述历史，不是採访录，不是调查报告，不是资料彙编，不是学术论文。和中国的报告文学一样，古拉格群岛也有点不伦不类，也是报导与文学不分；在《古拉格群岛》里，也充斥着作者的主观描述，感慨，议论，甚至还有对别人的心理描写。近些年来，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在西方都大行其道，因为它既满足了现代人对真实的需要，又富於文学的魅力。人们当然可以对非虚构文学这种形式进行批评，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2）关於社会主义情结 刘宾雁有社会主义情结不足为奇。不少原共产国家的大名鼎鼎的异议人士都有社会主义情结.例如备受中国异议人士推崇的哈维尔。在77宪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哈维尔仍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概念，但他表示那不等於放弃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瞭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哈维尔说：“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祇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複使用它们。它们服务於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幷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幷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於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 刘宾雁不是理论家，他不曾对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给出过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言论中瞭解到他的思想脉络.刘宾雁在晚年不止一次表示他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的夭折甚感惋惜，可见他更欣赏的是杜布切克式的“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他曾经对来访的记者说：“人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根本性的缺陷，但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难道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声‘我们选错了道路’，再退回原处另寻蹊径？”。这使人想起来自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鲍曼后来定居英国，在西方思想界颇有影响，近几年来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不少着作。鲍曼说，在八十年代之初，他曾经对团结工会抱很大希望，他认为假如团结工会不受镇压，将把波兰引向他所喜欢的那种社会主义.可是等到八年后团结工会复兴，鲍曼却感到沮丧，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强大的趋势在把波兰引向他幷不喜欢的方向（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方向）。鲍曼和刘宾雁一样，他们既反感和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总希望还能摸索出一种第三条道路。和刘宾雁一样，鲍曼承认包括他强烈认同的社会主义计划的现代性正在走向失败。但是鲍曼希望致力於理解它为什么会失败，以便在其残骸中还能抢救出些什么。不过后来鲍曼幷没有花什么精力去研究社会主义，他把研究的问题转向了现代性和后现代。在我看来，鲍曼的转向很重要。它表明他们所感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其实不是所谓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问题，是后现代的问题.刘宾雁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晚年的刘宾雁更坚定地反对一党专制，更清醒地意识到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平台的重要性，这就够了。至於他的社会主义情结无非也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下坚持一些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类似的主张，故而无可厚非。 不错，倘若用西方的左右派的标准去衡量刘宾雁，刘宾雁应属於左派。虽然我也和一些朋友一样对西方的左派颇多微词，但严格说来这和刘宾雁没有多大关系.毕竟，刘宾雁是处在中国的语境中。米奇尼克早就注意到西欧左派知识分子和东欧知识分子（即共产国家的知识分子，幷不限於东欧的）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我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八九剧变之后，西方的左右派之分对我们也变得不重要了。如果说在过去，西方的左派由於不满於资本主义，所以有不少人会对社会主义想入非非，幷进而对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向往，那么到了八九之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即便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起码也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了大幅度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八九后的中国“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是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打引号，以示其与正版资本主义有别），事实上，今日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不社会主义（看一看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失业率之高，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匮乏，“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就够了）。所以，很多西方左派（例如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转而对中国持严厉批判立场。与此同时，西方右派对中国的态度也有变化或分化。右派比左派更认同资本主义，因此对毛时代的中国，右派比左派更反对。可是自从中国开始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后，不少西方右派便转而对中国赞赏有加，比左派还更甚。这就是说，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对今日中共政权的态度之分野，已经和他们的左派右派的身份不大相干。尽人皆知，在当今西方，最支持中共的势力主要是来自商界，而这些商界人士很多是属於右派的。 （3）关於“第二种忠诚”与“刘青天” 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影响很大。按照刘宾雁，第二种忠诚是敢於提出不同意见，敢於坚持正确意见，敢於和党内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但是也正如刘宾雁自己说的，“第二种忠诚”里应该说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 .这就免不了招致很多批评.不过依我之见，批评者多半是祇见其一不见其二。不错，第二种忠诚还是为了共产党好，但问题是，对於这种为党好，党自己吃不消。对极权统治者而言，一个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很可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还是那种特别难打发的敌人。就因为他们对你那套门面话太当真。我先前指出：专制统治的特徵是暗示。它公开说的未必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常常不公开地说.一旦人们要求它把公开说的兑现，或者是，一旦它感到它必须把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那一套公开，专制就走到了末路。这也就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 分析起来，共产党公开讲出的话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要求你真的去照着做的，另一种却是不希望你去照着做，甚至唯恐你去照着做的。例如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敢於提意见，要“五不怕”（不怕降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问题是，如果人们真的都“五不怕”起来，专制统治者还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大家呢？刘宾雁《第二种忠诚》里的两位主人公以及刘宾雁自己，最后都被体制所不容，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刘宾雁被誉为“刘青天”。“青天”一词在今天幷非全是褒义.夫“青天”者，一是说你“青”，一是说你属於“天”，即属於统治集团.毕竟，祇有身居官位者才有可能成为青天。刘宾雁幷不是官而祇是记者，但他是中共中央党报的高级记者，在中共的干部编制内早就属於高级干部。应该承认，刘宾雁在当年能够接触到若干敏感题材，他的文章能发挥那么巨大的影响，那是和他在体制内拥有较高地位，他的文章能发表在中央级官方报刊上分不开的。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印刷量大，覆盖面广，而且还会有一种超出文章本身的权威性：你的文章发表在官方报刊上，那说明你的文章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官方报刊的级别越高，文章的这种权威性就越强。《人妖之间》要不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而是发表在海外什么刊物，或者是发表在民主墙的某家民刊，其效果就大为两样。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是凭着那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夜成名的，小说写的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是发表在苏联官方第一家文学刊物《新世界》上，而且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 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如果你借助於体制内的位置，借助於官方垄断的言论阵地，你可以比较容易地赢得更广大的名声，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但与此同时，你也就使自己的声音受限於当局的控制。如果鱼群祇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抗争，那个渔网就不会被突破，就可能永远存在下去。诚然，当着时机不允许的时候，借助於官方的言论阵地打擦边球，未尝不是明智之举；然而当着形势提供了开创自主性公共空间的某种机会时，我们却不去开创它而依然热衷於在官方的画地为牢中活动，那就是愚蠢的过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初我要对包括刘宾雁在内的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们提出批评的原因（参见我的《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应该说，在体制内揭露时弊和推动言论开放等方面，刘宾雁做得相当出色。刘宾雁虽然前后祇有不到9年的时间在官方报刊上发表文章，但是却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知识界文化界，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和道义感召力，以至於在他年迈病重之际，当局仍不敢允其回国。他的这种成就多半还是来自他在体制内的写作和活动。但刘宾雁如果总是停留在体制之内，那么我以为他的成就和人格还是不充分的。更可贵的是，刘宾雁能够不断地突破和超越。在被第二次开除出党之初，刘宾雁还很有些焦虑.他倒不是焦虑於失去党籍，而是发愁被剥夺了在国内公开发言的机会。不过很快地他就释然而坦然了。因为他意识到和那个体制的决裂是无可避免的。对知识分子而言，坚持独立的立场才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才是最宝贵的。你可以说刘宾雁晚年的思想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晚年的刘宾雁以他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坚持，对专制政权的不屈服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不懈追求，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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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3 12:06 AM PST  本文为赵紫阳朋友王扬生回忆赵紫阳2004年7月谈话的文章，写于2004年10月，文章原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反复求证，认为这篇文章内容可靠，颇具可读性。这也是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赵紫阳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谈话记录。文章透露，赵紫阳晚年仍然关心中国现实政治，包括关注到《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对中国在一党专政之下推行市场经济尤为关注。赵紫阳同时也精辟分析了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赵紫阳家有很好的友谊。六四以后，随着当局对赵紫阳的看管越来越严，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自然而然训练出的谨慎使我家渐渐和他们断了联系。今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赵紫阳的儿子联系上了。对于我，赵紫阳不仅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袖，不仅是制止血腥屠杀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是长辈，是亲人。如今，经历过六四以及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之艰难的正直的中国人，都会对软禁于破旧小院的赵紫阳心生同情，而我更觉得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我非常想见到他，哪怕仅仅是向他传递一分敬重，一分爱戴，让他知道，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在惦念着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细雨中来到富强胡同。 紧邻着繁华的王府井，小胡同越发显得苍凉静谧。6号院灰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门旁墙上镶嵌着的"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石匾旁注有"非开放单位"的提示，身着黄绿军装的两个警卫站在大红门口，在周围的古旧灰暗中显得十分扎眼，这一切都暗示着住户的不同寻常。 我走上前，警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赵家老五。他让我按门铃。门铃响了以后，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再自报找老五，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挺客气地问我，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身份证，原以为他看一下就还给我，没料到他说，一会儿再还给你。后来知道，来客的证件都要登记。 从旁边绕过大概是工作人员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栅栏，有人搬开栅栏让我进去，我就到了赵家人的居住区。 五军已在等我，把我带到老爷子的屋里。 这个房间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这并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房子。东墙一排黄色的书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关用具，一张黑色大写字台上零散地摆放着书刊，旁边有一张电动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见不到的旧式暖水瓶，他自己倒开水。椅子后面放着氧气瓶，西墙一排电视音响，两个单人沙发靠着南墙，门口还有一个塑料三角架摆着杂物，陈旧的地板已被擦得红漆脱落了。这就是赵老爷子的书房兼客厅。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爷子站起来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我握着他的手，说：赵叔叔，我们很想念你，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说：知道知道。 我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我说，五军说您肺不好，说话气喘，那我给你说点外面的事情，您要是累了，或者不该说的，五军提醒我，我就不说了。老爷子说，没关系，我能说话。 我告诉他今年最受关注两本书是《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他说，"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来被禁了？"我问。 "知道，分两个阶段，先是不宣传，不批判，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实我也说不大准。 "后来不让卖了。"老人接话说。 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他也看了，还知道《南方都市报》案任仲夷、吴南生都给省委写了信，还是判了8年。 我说："您消息很灵通啊！" 老爷子有点得意地说："有些人告诉我各种消息。" 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在党校了解的情况吧。 我就讲了党校教授怎么把各种观点往"三个代表"的筐里装；讲了关于法制建设、党大还是法大的不同观点；讲了一党专制与皇权政治的比较，讲到一个教授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忧虑，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实现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孙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说"，等等。他听得很有兴趣，说："党校现在很敢讲啊！" 我说，我听的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讲老话，有三分之一比较左或者说是教条，而有一些教授讲得相当客观甚至前卫，很尖锐，很实际。我感觉党校许多教员都有过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了许多研究。 老爷子说："现在中国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历史形成的。共产党认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国老百姓也认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传统。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建设的党，它控制了全国的所有资源。过去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也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区别，毛主席也不过是建个别墅嘛！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合理合法了，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但是像中国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严重，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审计署最近审计出许多严重案件，各地贪官也杀了不少了，没用！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 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厉害，但是和中国比，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中国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时候老爷子的小女儿妞妞进来了，我们打过招呼，老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愤怒地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而中国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进步！" 我说："其实，也可以有些办法限制腐败呀！比方说，给媒体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对各种贪污行为、对各种违反科学的决策及时曝光，可以使官员的行为有所顾忌，这是对党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舆论监督，老是限制媒体呢？" 老爷子说："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温，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我问："那以后怎么办呢？" 老爷子说："没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着说："有人给我讲清末的历史。戊戌变法不过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新政的变革还彻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变法镇压了。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权已经烂得无法维持，后来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动，孙中山就领导辛亥革命了。" "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问。 "谁都不愿意出现剧烈动荡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运人士，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暴力动荡改变旧体制。可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到社会情绪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聚精会神地继续听老人说："中国当时有一个历史机会，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邓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后来经常引用他的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是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的那个讲话，不知是在哪个场合讲的，我没有听到。他好像以后也不再这样讲。 邓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欢讨论，他喜欢高度集权，甚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政治局开个会，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谁是政府？总统是政府？国会是政府？议会是政府？谁说了也不算，一个事翻来复去讨论半天也决定不了。 邓小平喜欢说'拍板'，他常说，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欢讨论，后来也反对争论姓资姓社。 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计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认为，他希望共产党强大，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我问："领导人如果好，那中国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几个人，这不是很冒险吗？我是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单一，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说。我不想讨论接班人问题，太敏感。 我接着问："那个时候邓家也有人到美国留学了，没跟他介绍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吗？"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政治小说《遗嘱》，里面描述了邓的子女和父辈讨论各种体制的情景。 老爷子依然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时候出国的人还没认识到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邓小平不喜欢聊天，他不爱说话。"我说，这从他子女对他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欢聊天，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也许让听的人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可是他爱聊。邓小平不爱说话，他意志坚定，性格刚强，但是他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更难了。" 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为什么？" 他好一阵没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问你为什么不能，你还没回答呢！" 老爷子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再继续问"实力"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 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注意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五军插话说："'领导'和'领导下'有区别吗？" 老人有点自嘲地说："唉，也是文字游戏吧。但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去掉这个'下'字，表示各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改这个字的时候没作解释，没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释一下，也许还改不了。记得一天凌晨，当时在人大工作的邓小平的女儿给鲍彤打电话说，我们家老爷子对发展民主党派的话是随便说说的，不能当真，可别写进报告。邓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他的声音透出一种冷静的自信。 我说："如果缓慢改革，激进派会指责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会攻击你改乱了。" 老爷子说："是的，所以说，我没有实力呀！" 我问："那个时候你们体改委有没有一个改革蓝图呢？比方说，那几年我们的报纸上就讨论过国体、政体的问题，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对未来的国家有什么构想，五十年后国家体制是什么样，八十年后什么样？" 老爷子说："没想得那么远，很难制订时间表。中国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边改变看。" 话题说到领导人和国家的关系。老爷子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羡慕苏联的经济发展，但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造成国内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对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苏联认为我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正主义呀！" 这和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不同，我说："毛泽东不是自己都说是阳谋吗？" 老爷子说："那是后来的托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阴谋'，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当然，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乱了。" 他挥挥手："唉，现在说这些没意思了。" 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是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赫鲁晓夫是想改革的，但时机不好，太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总统制，以总统的身份搞改革，不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就和共产党有区别了。苏联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尽管现在问题很多，但是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俄罗斯是有希望的。很明显的是，尽管有困难，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爷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改革造成苏联解体，这是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非议，是指责最多的问题。" 我插话说："苏联的民族矛盾本来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国的体制也是相对松散的，苏联解体很难避免。" 老爷子说："是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呀，如果开明一点的话，早该让他们独立了。但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很早就归属俄国，如果处理得好，是不该分离出去的。苏联的萨哈罗夫还是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曾经写过一个建议，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苏联的改革可能步子会更稳一点，社会动荡会小一些。" 他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国和现独联体国家的过去和现状……这些话题远远超过了我的学识，我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绪了。看看对面的挂钟，已经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说话，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辞。 我和老爷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愿他多保重。临别时他说："我们今天只是随便聊聊啊。"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后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风，头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她还能清楚地说出我们家人的名字，这让我和妞妞高兴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想到老爷子能和我讲述这么宏观的政治问题。欣慰的是，软禁生活并没能禁锢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85 岁的老人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它们应当留给中国人民。我还有机会聆听到它们吗？ 三个月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再见到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着来往。老人的病情发展很快，现在已经24小时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儿子告诉我，8月中的一天，大约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赵家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经常断电不能保证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到富强胡同看望了老人。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 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岁寿辰。我祝愿他健康，祝愿他长寿。可上苍留给他的时间还有多少？留给当局的时间又有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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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Dec 2013 09:00 AM PST 杨支柱按：这封建议信是黄溢智律师和刘盛她们搞的，我看没什么我反感的话，就同意签名了。特此说明，不敢掠人之美。 要求消除计生与户籍捆绑、对户口登记管理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的建议信 国务院: 公安部：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公安局： 我们是一群关注公民平等权利的学者和律师。我们注意到，近日北京房山一位女士因无法为其无证生育的儿子上户，起诉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房山分局在答辩状中称，因为原告无法提供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所以民警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京公人管字【2004】1062号），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 我们认为，根据《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机关应该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登记，而不应附加条件；不给无证生育的孩子上户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的产生，源于有关户口登记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在此，我们强烈建议，请贵机关积极履行职能，对公安部门以及计生部门所制定的有关办理户口登记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废除对出生人口的户籍登记设置障碍（计生与户籍捆绑）的规定，实现户籍登记的平等和无歧视化，保障公民生存发展权。 首先，限制无证生育的出生人口上户涉嫌违法行政。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自1958年1月9日通过并实行至今,历经55年未曾修改，很多内容在实践中已被虚置或改变。目前，以公安机关和计生部门制定的户口登记“办法”、“须知”为依据，“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就不给上户口”成为北京市基层公安部门的通行做法（如：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但该类文件中没有显示其所依据的上位法，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上位法规定：在上户前需要提供《结婚证》、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亲子鉴定证明等文件。类似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审查即投入施行，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从法理上讲，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0号)精神指出，对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并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计划生育政策外出生人口的父、母亲只需要持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在其户口所在地为孩子申报户口。 并且全国很多地区，如福建、河北、江苏、四川等省市地区，均曾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强调禁止将本辖区的户籍登记工作与计生进行捆绑。（详见：福建省《关于解决我省历年出生人口未落户问题的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关于推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 第二，不予上户严重损害公民生存发展权。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缔约方应确保儿童均享受《公约》中规定的各项权利，不因儿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身份、出身、财产或残疾等不同而受到任何歧视。缔约方为确保儿童的福祉，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落实中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 在我国，包括受教育权在内各项公民基本权利、福利待遇实际上均是以户籍为前提的，没有户口意味着无法取得学籍参加中考高考，没有户口也没法缴纳社会保险获得医疗养老保障。在缺乏法律依据、伦理道德支撑的情况下，计生不应与户籍制度有任何捆绑，阻碍公民享有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权利、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第三，消除“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三、四次合并报告》第63段表示：“几年来，中国农村儿童登记的水平和时效有了极大提高，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但实质上，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受到捆绑规定损害的人群非常广泛。 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人民网在线访谈时曾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 这引发了一系列恶性矛盾和社会悲剧。 2013年7月，网曝四川泸州叙永县赤水镇檬梓村16岁花季少女蔡艳琼因超生无户籍无法参加中考，遂喝下毒农药百草枯自杀。该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引发大范围的转载和讨论。随后在公众以及媒体的持续关注下，2013年7月25日，当地派出所声称已为蔡艳琼办好了户口。 无独有偶，早在2008年1月4日，相似的悲剧也发生在17岁北京女孩玲玲的身上。根据北京的政策，由于玲玲是非婚生育女孩，没有北京户口，高考无法报名。玲玲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当天服下自制亚硝酸盐胶囊轻生。 当前，一些部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为上户设定障碍，强化部门利益，超越权限规定限制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破坏了法制统一。一方面，严重侵害公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庞大的无户籍人群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造成很大危害。在此，我们希望贵机关能尽快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积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统一。 此致 建议人：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杨支柱 著名法学及计生学者 黄溢智 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 李方平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 陆妙卿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 王玉琴 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 吴有水 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 许 英 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 2013年12月3日 来源：杨支柱搜狐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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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10:09 PM PST
东方红中国出了个红衣皇帝 60多年前，打下江山的中共，垄断了宣传机器和一切宣传手段，就无限拔高其党魁毛泽东的形象，这位乡村小学教员，早期北漂打工的北大图书馆临时工，在众多历史偶然与机遇交结，助他坐了龙廷后，便神化、圣化、美化他到极致，什么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诗人、数不清的帽子，全重叠在他头上，到文化革命，再给他“四个伟大”的高帽。他这位中国专造整人帽子公司的总制造商，弄帽子整人，早在延安整风，就得逞并得势。1950年代，按百分之五或十，定打击对象，批发地富反坏右等帽子，被杀关管的何止百万千万。1960、70年代，他的帽子公司扩张得更大了，国内敌人，扩张到21种。国外，美帝苏修等反动派，更不可胜数。从社会整到单位，从党外整到党内，还从国内反到国外，他是由整人的血雨腥风，吹他上神坛的。由山呼他：毛主席的万岁，文革中，再升格为拜神式的早晚礼拜，叫向他早请示晚汇报，愚民们如原始的萨满教那么跳舞，叫忠字舞，礼拜他的口号，再升格为：万寿无疆了。 此时，按共党讲级别待遇，老毛不是享受着慈禧光绪的同级别待遇了吗。他若是真的革命者，对此，应感到是受辱，可他认为是尊荣，乐此不倦，还制造理由是：领袖，必需有个人崇拜。此刻，毛泽东的本色底色或什么货色？早已自我揭示和招供了。 红太阳从万千尸骨上升起 1949年10月，他站在天安门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亿万人喊他万岁时，不是尽匍伏在他红衣皇帝足下吗。不久，这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他斗死于开封，火化时，连姓名也灭了，栽个名字叫刘卫璜哩。毛泽东站在亿万臣民头上，也站在他的同志，从元帅彭德怀贺龙林彪到刘少奇等的尸体上，还有党内外精英知识分子的血泊上，冉冉上斗。中国，只他一人站起来了哟，如果，谁要写高华那《红太阳怎样升起的》续篇，他这红太阳从壘壘白骨上升起，才真实吧？ 现在，中共又拉出毛时代前30年历史，想重新包装粉饰来欺世惑民，毛泽东从专权走向极权的历史，已是他这太阳，从吹红捧红早巳变污变黑的沉沦史了，更是自我美化为“伟光正”的共党，变“假大空”的穿帮史破产史呵。老毛这尊巳烂巳臭的偶像，红二代想修复来再骗人，就是有胆，也无能无力了，还能把中国再拖回毛时代吗，就是把中国再打造成朝鲜那铁幕加铁桶社会，中国上亿的觉醒网民，巳非朝鲜那种臣民，可任意愚弄了吧？而中共30年的暴力加谎言的统治，还能持续，还能有合法性吗？ 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妄言 我这耄耋老汉，装了一肚子活史，一腹笥真史，不仅看穿了神化毛泽东的破产，还看穿美化其党徒的穿帮，也来效野人献芹，效鲁迅做“立此存照”之文吧。 当年，美化神化圣化党魁毛泽东时，也用同类话语系统，神话其党徒，把中共打家劫舍起家的匪帮，极力美化成伟大光荣正确标本。那时，流行史大林的一句话叫：“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还号召读一本苏联小说，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斯大林之说法作图解，并且，由重庆渣子洞放出的罗广斌，八方去向青年作报告，说渣子洞江竹钧的斗争，讲陈然办地下挺进报的故事，再经几只笔杆子，加工成小说《红岩》那些最早搞颠覆的地下共产党员，尽渲染成盖世英雄模范。党魁毛泽东，捧成了大救星，党徒们也被捧成政治红星，谁知，才几年嘛，我就看见这批渲染红岩成英雄的笔杆子，几乎尽打成右派，没死在渣子洞，活出来的，也打成叛徒。漏了一个罗广斌，文革中也灭了。这红岩故事与人物，我是看见它吹上天，又见它埋入地，前两年，薄熙来在重庆又宣传《红岩》为他唱红歌助兴，舞台上还推出一长串扮江竹筠的旗袍女士，我忍不住私下对人说：这是借他们前辈的血，做染红他们头上顶子的颜料了。可惜，毛泽东用同志的血，染成他红太阳升起，薄熙来欲效法染红常委的顶子，也失败了。这不是给后来再效毛泽东者的警示吗？ 用红岩吹共产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笔杆子，我当右派囚入中国古拉格时，就遇见为《红岩》作者杨益言代笔的胞兄杨本泉，是右派。从渣子洞与罗广斌一同越狱的地下党员周居正，也是右派（文革中还以反革命罪杀永川茶场）而且，另一个讽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就的汤远烈，也被打成右派，饿死于金沙江边的劳教铅锌矿。 说破“皇帝新衣”的幽默先生 说到这汤先生，值得赘笔几句。1949年前，他是成都粉丝甚众的专栏作家，笔名丁老坎，每天写幽默小品，作浮世绘，辛辣地针砭时弊。当他以民主人士任出版社副总编时，拿史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创造的话，同身边共产党员对比，太离谱了，岂不学无术，甚至编辑也是半文盲。57年整风时，号召给党提意见，他也误入白虎堂，以“特殊材料的人”为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穿中山服的人，衣角露出一包草来，他用“草包”来图解特殊材料造的人，难怪有人称他是鲁迅笔法了。他的犀利与尖刻，就甚过罗隆基说共党用小资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牢骚，发泄得更生猛了。当然，他被打成极右分子，死于劳教营，可是，他发现共产党用打江山的人坐江山来治国，这破绽由他打成右派而掩蔽，毛泽东在文革，他用文盲与半文盲的陈永贵吴桂贤任副总理，还用低文化的工宣队与军宣队主政大学，不仍在用这特殊材料的草包在治国主政，这共产党的荒诞病，不更害得更重吗？而现在，红卫兵们尽回避文盲草包之嫌，纷纷脱下“红卫兵”袖标，載上博士硕士帽来当权了。想起汤远烈之讽，不是很具历史的穿透性和深远意义么？如果那时，不认为他是恶言，是献的良药，毛泽东的干部草包路线，就不致延续几十年，他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并未生效，他一死，华国锋就抓了毛的谪系四人帮，以致后来陈云邓小平改了毛泽东的权力转換方法，他俩玫为：权力世袭给自巳子弟，才放心哩！于是，中共权力世袭又与北朝鲜同流，只不过不跟于金氏家族，而是更多权贵家族罢了，红衣皇帝的玉玺，仍在传，龙椅，也仍有接班人争坐了。审薄熙来，不仍是初唐玄武门争权之变在重演吗？难怪，海内外头脑清醒者叹息：这百年走不出帝制的鬼打墙，中国改革难度之大了。 共产党员符号巳是王立军雷政富们了 汤远烈遭灭，不足为怪。当年，我在劳教营还遇见一个老共产党员王庸，他1938年入党，《红岩》故事，江竹筠是主角，她这主角，又是被杀丈夫彭咏梧引出，而彭咏梧的领路者和入党介绍人，洽是他开县师范的老师王庸。王庸，岂非《红岩》这红色故事最早的播种者孕育者吗？也打成右派，而《红岩》从发萌到参与制造者，几乎全部剿灭。帮老弟杨益言代笔的杨本泉（诗人穆仁）也打成右派劳教。漏网的罗广斌，也斗死于文革，可是，这红岩故事，仍用来为中共做脂粉，渣子洞、白公馆、曾家岩等红岩遗迹，又用来开辟成红色旅遊，既赚钱又洗脑，还用那些亡者的血，来冲淡对现实中共党员腐败的记忆。还能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造的鬼话，再骗人相信吗？现在的共产党员王立军、雷政富等，巳代替了过去的江竹钧陈然了。 党性巳集中了人性之恶性 现在，中共巳不吹他们的党员是特殊材料了，再吹，对他们无官不贪的党官，就是讽刺了。虽然，他们仍迷信宣传的魔力，宣传了几十年的谎言，无论怎么变幻，千变万化的谎话，永远难变为真实，他们不厌其烦地顺自已伟、光、正，每天有无数丑事恶事假事，在揭露他们的真实内幕与内核，所谓特殊材料制造的共产党员，强调人性之外的特殊性，十分荒唐，请看他们用党性的特殊性去反人性，洽洽灭了人性中的良性，扩张了人性中的恶性，具体可看到： 一， 匪性，他们前30年玩“打富济贫”后30年又玩“打贫济富”从前在有产者手上夺产，变成国营与集体产权，现在，又夺工人的厂夺农民的地。失地失业的工农，尽变为维权的受剥夺者，这种攫夺，历史罕见。 二， 贪性，由垄断性的制度，以权力寻租方式，构成拿权买官当，拿钱买兵当乃至买博士买中科院士当，任何部门都可把手上的权，化成钱，权力垄断得如此绝对，又历史罕见，世界奇观，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医治这贪性吗？ 三， 淫性，这个淫字，党魁毛泽东一生不离，他这大淫棍带坏了风气，今天，党官们个个赛过西门庆的荒淫，女博士常艳揭露中央编绎局长衣俊卿对他的包养与骗色，是一种典型。北碚书记雷政富淫赵红霞现形轰动网上，又是典型。更典型是薄熙来，滥得来与众多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公布了，立案了，巳不敢去公开了，怕这淫风，变成十二级颱风了，殃及摇摇欲坠的政坛？ 四， 贼性，斯诺登也暴料中共官员，揭露他们这些年盗出国的资金是20万亿，够中国全民医保620年。历史中的窃国者，大贪污犯，谁有中共这么“雄才大略”腐败成绩，集中国两千年贪官之贪，也难比吧？ 读者读至此，便了解：共产党员弘扬了人性中这么多恶性，他们用特权来护卫着这些恶性，怎不反普世价值呢，普世价值就源自普遍的人性呵，用党性篡改了人性，那么死硬地反人权，还无耻地钻进联合国人权组织去扮人权卫士，把中国“狼外婆”的角色，演到世界，不是很可笑更可恼吗？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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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10:16 PM PST 进入终末时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切需要加速度，才能损失最小。“改革已死”针对四五一代与体制内开明改革派的屁股下手，专门踹他们屁股，推他们到河水中，断他们后路，给他们施加未来的历史道义压力，迫使他们背水一战，急迫的行动，搞点小动作也好。 改革派泰斗吴敬琏与黄浦平都被记者询问如何看待“改革已死”，他们做了不知道说什么的回答。改革之死的提出，把改革派置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位置，除非拿出真金白银实质性的举措，否则都被当做巫师神汉，如此迫使改革派背水一战。也使民间和8090后站在历史道义的制高点，可将改革派当死棋弃子掉。 在官僚政治这个无物之阵中，思想舆论无法决定政治格局，思想革命无法引导政治革命。基本上是厅级以上，都支持这个模式，但是一退休，立刻大骂共党腐败。实质就是一个分赃体系，能分到好处了，就举手赞成，分不到了，就大骂。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现在是个什么体制。 如果红色权贵官僚是在执行一个泰坦尼克号计划呢。船沉了，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等我们有能力挤他们清算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在远洋彼岸了。沦陷区可以简单区分为两个阶层，一个可以移民，一个没法移民。可移民性意味着改革已死，一切改良的可能，成为黑洞。一定要有紧迫感，在紧迫感的支配下，想问题和发言。时不我待！ 春江水暖鸭先知，大船将沉鼠先跑。已经到了改革已死，沉船炸船的紧急时刻了，处在高位的人，是考虑沉船炸船的事情，不是考虑换发动机或铁钉的事情，醒醒吧，那一些假装清醒实际上睡着的人们，一定把把思考的立足点放在沉船炸船上，不要想铁钉而自信满满了。 沦陷区的启蒙公知，只是猫手中的老鼠，却一直欺骗自己是领路的老虎，永远没有49猪圈原罪幽暗意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畏惧，明明只能是走在最后方队的落伍者，却把自己当做先锋队，如微博上的大v。能说的，都是当局者愿意让你说的。 49是个猪圈，包括78，也就是在这里内在于49秩序的弹性空间和政治能动性，虽然是一个欲通天的巴别塔 ，却是一个通往自然状态地狱的，改革对于改革派很美好，对于中国已经是和即将是无比惨重代价的地狱。任何美好的目标都可能在此实验，但都不会实现，一点点的实现，肯定以未来惨重代价为条件。 认为49秩序或者78改革之内，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可以抵达宪政目标，那是不可能的，我就预设的前提和条件批评之。 一个政治共同体与成员之间，有着庇护与服从的关系，所以能要求成员无限牺牲，没有世间回报的，只有耶稣对其使徒，平信徒都不如此要求。即使如49年之内毛左毛右中保，长远目标可以实现，叫我们耐心等待安心牺牲，没有此世性的回报，肯定破灭。且这些使徒把自己义务转嫁，牟得神般特权。那49或者78根本没有改良为宪政的可能性。 在二十世纪中，知识分子与工人都是启蒙起来的同一种人、分赃者，被“科举”的人上人。从他们的身份滋生的反抗意识，都是对成为单位人的爱与恨，都是对49体制的弑父与归顺，超不出毛泽东如来掌心，左右之争是对毛顶礼膜拜。故毛身上的农民与进城后的小资之争，是49后民国与毛的枢纽。毛的掌权也是另外一种进城。 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中共官僚集团已经把经济与改革当做合法性基础，而把社会主义当镇痛剂或者鸦片，也就是改革完全成为党内运动，成为民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才能找到一点改革希望影子的残酷战争，于党内，法西斯主义就是吞噬窒息民间的冲动，消灭立宪行动；于民间，就是在无法行动渴望的极权主义心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没拯救没出路，不管是文革还是改革，还是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国的超越性因素，也就是其隐秘的法西斯主义或者道德原教旨主义复归运动，都是死路一条，道德运动会不会变为法治的，党治与法治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会把法律的基础变为道德的，体制内的法治倾向，还是法律的道德化运动。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在斯土斯地的挣扎生长，幻觉着走出让入宪政，可怜得惨兮兮的。习近平的原教旨整顿，是针对权贵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中的修正主义者，也就是他认为内部的敌人，内贼是首要要防范的。这是毛泽东人民痛恨叛徒甚至于敌人的延续。 一个体制内的人再也不能相信依赖改革，来获取人生意义和世俗救赎，要么移民，要么摧毁与他们人身紧密不可分的体制，也就是沉船，补天已很荒诞荒谬。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上台执政法西斯也站在于“改革已死”之上 。 历史很奇怪，我们民间同时也对这一些修正主义这下手，要民独和民间主体性，抛弃他们，否定民间作为体制内改革派官场的延伸。这种无意识的合作，会造成转型由改革时代，跳跃为改革已死的后改革.“改革已死”之后，必须抛弃改革与革命范式，抛弃胡赵改革范式，抛弃寻找改革希望的范式，已经由欧式几何跳跃到相对论。 八九坦克作为习近平法西斯起点 习近平的“互不否定前后三十年”，是为了自我证明中共有超越历史泥沼的能力，入得历史出得历史，继续前行。习的前后不否定，是说文革与改革仅仅是党的两个历史阶段，党不会陷在两个阶段中窒息的，是更高者，是会犯错误但是会摆脱错误前行的领导者。多难兴邦哪，过去的浩劫与代价，是将来成功之母，坚持党的领导，一定行。“法西斯”在意大利语中的核心含义是；“人民团结在领袖周围，一切听从领袖指挥”。 我认为，太子党执政复兴毛神像是建立在89年天安门广场上，八九之后坦克面前的合法性重建。虽然在他们的身上还有78年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但是这是他们的“良知”方面的，在酒桌和私下场合的，一旦上台坐上中南海办公桌，就在八九的坦克和血腥之上，进行合法性重建。被革命者继承了革命者的遗志，在革命者的遗志之上，进行合法性重建。合法性重建，是基于将错就错。 如果从朴素道德感，一正直的毛左派的眼光出发来看49秩序，好的就是坚持革命理想和在人民中获取同一质，当把农民作为国内被殖民者与政治贱民排除在外的时候，这种好还是看得见的，坏的就是党内体制内把权力私有化，在革命理想阴影包装下的特权潜规则成为人们艳羡的标的，权力占有全民，就是全民加入腐败。 我相信太子党当政会逐渐让过去潜伏于他们身上的潜规则 ，进一步成为显规则。因为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到底是什么人，是首先利用权力显明的，而他们的父亲们，是缔造者，不那么迫切需要权力来摆明身份，潜规则暗中满足私欲就行。他们则需要公开，就像李天一，通过公开犯罪，来显摆特权，不锦衣夜行。腾讯微博“影子”说: 希腊的众神，通奸、乱伦、杀戮、谎言等等，倒也和组织做过的差不多！而且也是重血统不重信仰。 今天争论的是，用何种方式对付坦克。公知说温和方法，反公知的说激进办法。但是焦点都在坦克，这点必须明白。89之后唯一需要面对的问题，笔杆子已经是我们的，钱袋子没有枪杆子那么是决定性因素。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 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农民在刺刀下的同意。而掌权者的掌权，同样是曹操那样的不可一日无权，否则肆无噪声之地，也就是其掌权与自我保存二位一体。其掌权则一定要无限扩张，在无限扩张才有安全感与稳定，以农民为国内殖民。保障掌权者的生存，与保障民众的生存是敌对的，也就如施密特说的，敌人使我们的生存成为问题。这是没法苟活的苟活。 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 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 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民间学者罗玉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八九的坦克造成断裂，中共作为被美化的内敌，变为明显的外敌。刺刀下的做官，与白色恐怖坦克的利益受收买。八九之后都在刺刀下的体制内鬼混，党只与恐惧感相关，正如哈维尔说的小酒馆里面挂政治正确的标语，刘志军再遇到生死存亡的时候，才呼吁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这已经和平时生命不深的基督徒痛苦中呼吁上帝一样了。也就是党在精神上，已经退出现实性。所以党是中国梦，仅仅是鸦片，而不会转化为超越改革与现实的政治措施。 当白色恐惧与利益收买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格，有的人的价格是负数，如老百姓，有的人是零，有的人很高。但是心中都个歌德笔下魔鬼，想屈从参与分赃，有人扛住了，有人没扛住。 恐惧中自己趴下并不可耻，甚至可以为趴下辩护，例如可以用个人主义及“保存生命乃是第一要务”来为自己辩护，可是不能将之当作普世价值。自己趴下，就不要论证别人也应该趴下，乃至把别人也拉趴下，以遮蔽自己的丑陋和恐惧。即使出于恐惧，大部分人都趴下了，但人们的心中还是必须以“站立”作为标准。 八九之后，党与这一些体制内健康力量精神分裂了，没有人像左派那样，或者刘志军一样，以自己是党的人为荣耀，把自己当做为了伟大目的，如潜伏，或者渺小目的，如为了生存家小，而被迫呆在里面的。每一个人，如果心理上不是美国人的话，也绝不是党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精神与组织分裂了割裂了。 在阉割和预设很多不影响当下的条件下，封闭体系可以自足自立，在加上对比更糟的情形，以及为了自我保存和发展妥协叛变，也就是卧底潜伏的正当性辩护。只是潜伏久了，到底是哪一边的人呢。 八九之后，与体制有关的自己认为不是党的人，而别人认为是。民众认为公知是党的人，公知认为自己不是，是独立的。而公知认为处在党内权力中心的是党的人，而这一些高官认为自己不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美国人。地位更低的，总是默认党是权力与话语权的来源，洋葱的外围，肯定认为内围就是党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并在，向心是为了自己和离心力，并不是为了党，利用党为自己服务。 太子党五百家与附属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是人上人组成的国中国，它基于军功到知识的门槛，形成一种特殊的种族主义。明显证据如八九的背叛者，认为被吸纳参与分赃就是纵向民主，中国已是民主宪政国家。所渴望的特权目标已经内涵于中保于党之内，“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小资产阶级的毛主义 习近平的执政结构如下，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各搞各的，政治与经济南辕北辙；意识形态红色化，丝毫不影响政治，保持原有格局巍然不动，经济还是沿着过去轨迹走过去，驶入悬崖。不同的就是火车上的喇叭染红了，其他的外甥打灯笼照旧，只是文革受害者惊弓之鸟一惊一乍了，其实薄说的对，不要怕不搞文革。 毛时代暴雨欲来风满楼，人民日报等出社论，是政治行动的喇叭，有声音就有行动，有行动就有声音。如今二者已断裂了，有声音，不会有行动，无声音，更没有行动。所以官方猴蛇反不反宪政有个蛋关系，即使把宪政写入党章，也做不出任何事来。不是不走邪路，而是没脚走路。 习近平重属塑毛金身，乃是一石二鸟之计，第一，通过洗澡提醒右翼太子党，知识分子，官僚是同一贼船的，别搞沉。第二，用毛来欺骗底层民众是同一家人。也就是把毛作为官僚机制的横捆的绳子，统治机器还在，就好办，没了都没果子吃了，同时把毛作为国内殖民掠夺的麻醉药。 拿破仑与侄子路易三世都是凯撒，可是差距大了去，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平庸的骗子。毛与他的精神养子们差距也类似，太子党也是小资产阶级，只是管不住他官僚系统要动小资奶酪，因为要维持，他们才看不上小资那点资产。薄屡屡说，不是文革。习近平也会依赖小资产的，他的复兴毛主义与“洗澡”是不会动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的。 习近平依赖小资，为啥还不怕小资骂他，屡屡用疑似文革手段，让小资成为惊弓之鸟，这是小资并不是政治力量，仅仅是一团非政治的情绪，他的资产才是他的本质，他的资产就在被劫持的中国中，资产在就会听话，害怕他们也大部分走不掉。所以只要不抢或者约束官僚不抢，洗大大就能成功依赖小资。 所以不抢或者约束官僚集团不抢小资，是习近平要努力做到的关键。反腐败，对付官僚集团，但是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太不可能的任务了。毛发动文革都对付不了那几百万人，习近平权柄弱小近于零，怎么对付近一个亿的权贵官僚集团呢。 毛在世的时候，毛本人对权贵官僚体系有一定的制衡能力，毛死了，所有毛的遗产都服务于权贵，其革命理想和打破权贵的渴望，都会变为民众对权贵官僚体系自我修复的期待。此时洗大大复兴毛，是为了刺激民众这种期待，不是为了打破，而是为了维持权贵官僚的统治。毛死后，民间的毛主义就是被收割的韭菜。 我曾频频对官方和民间的毛主义者说，毛是否在世，对毛主义和毛政体能否撑起来，以及维持曾经的历史高度，是至关重要的。毛一死，这一些就只能变为历史回忆了，没有毛本人，复兴毛主义及其政体是极为有害的。这里都预设着毛主义着想成为毛那样的至高权柄者，这样的过程就需要极大的杀戮与恐惧。 所以我说，1949年是毛一个人的政体，只有一个毛才值得我们在政治思想认真对待，当做敌人。只有毛，才堪与民国对视。 49年之内唯一值得正面对党的是毛，唯一能当作对手的是毛。 毛构成49秩序内一切事物的肯定，没有他的奠基，就没有1949，同时也对被纳入1949年秩序具体事务，自我肯定自我维持的，不肯自我否定的，进行否定。 前十五年，越改革，越远离毛主义。后十五年，越改革，越复兴毛主义。回归前三十年反而成为底层民众的虚无主义暗示。深渊就是希望“所在”，黑暗反而成为“光明”之处，这种“生不如死”的念头，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改革时代的生存，已经无法长期忍受，只要不是改革的，都比现在的好。这是替罪羊与救世主一体双面的道理，过去把毛泽东当作救世主的，现在就当作替罪羊，现在当作替罪羊的，就隐含着对于毛过高的期待与投射：救世主。 我在《2009十大后改革人物》或者《改革之内的文革》中评价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为超越改革的尝试。它们的“改革”已死成为共识，但以它们的资质能力，在当下时代潮流里回或达到毛的路线和高度都是做梦。 习近平中国梦的出现，确实是站在改革三十年已经形成整个世界，而且文革遗留的，已经被当作其中一小部分有机组成，面对着改革塑造的世界如何出发，如何走中国之路的问题。之所以薄与习冒小资产阶级天下的之大不韪，就在于改革路径甚至作为意识形态早就破产不得人心，故连邓小平的共同富裕都弃之不用，也就是不肯在邓小平的高度下提出统治意识形态，而是要在高于邓小平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毛泽东处生成超越当下的“可能性”路径。也就是薄与习同样承认改革已死。 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是刺激民众欲望的时代，今日习李的中国梦时代则是刺激民众希望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成为国策。全社会可分为有希望的人和绝望的人，有希望的，刺激绝望的人希望起来，如官方的反贪污，公知的改革启蒙考古求雨。而底层的改革已死，则对此处绝望，希望寄托于别处，如带路党，如民国当归。置之死地而后生。 梦与现实之间，就像一个人的死亡与生存，有着巨大的鸿沟。也就是中国梦的政治处境是默认改革已死，然后提出一个高于改革与文革，实际上又处在改革与文革之中的一种超越性宗教人心方案。这是对过去六十年有利方面的抽象与综合，对其中不利方面的抛弃与遗忘，越发自我肯定有利方面，就意味着越发遗忘不利方面。这就像百拉图与基督教对过去希腊罗马文明的抽象，把它放在未来历史的前头，来加速度的牵引当下，就像上帝之手来一下一整盘棋一样，每一个当下都是恰当的下发，因此有了自觉的历史，有了有组织有序的历史进程。 越发想超越过去历史，就会自动形成“多难兴邦”思维，在美好的动机之前，心像火焰一样燃烧，于是相信过去的浩劫和牺牲是必要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不重要的。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心理运动机制，造成伟大的动机中产生一种能容难一切苦难的博爱，来抹掉浩劫和牺牲带来的仇恨。这里写着十诫之新约版本，把毛泽东与共产党当作上帝那么来爱，来奉献，比获得来世的报酬。 中国梦就是你听党话，就给或者将来肯定给你果子吃，还是49分赃模式的延续和催眠性放大，而复活毛神就是许诺。洗大大的毛，并不是文革鼓励打倒官僚的毛，而是权贵官僚因毛让他们掌权感恩戴德的毛。毛是作为加入体制参与分赃，成为人上人的救世主。强调同床不要异梦，搞乱了大家都没果子吃。 没法如毛本人获得精神上的效忠，精神上的，是无价的，需要付出社会成本最小，就用中国梦与分赃获取肉体上的服从。左派痛恨邓小平的改革，有理由。历史上最强大的敌基督政体，一定死倒塌在于被刺激的无止境的肉体欲望上，从内部烂透，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人皮面具。所以越折腾，死的越快。不折腾等死，折腾找死。 内在于49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通过更换政府来平息民众永不满足的道德批判渴望，那么就要补偿以无限的幸福的许诺，和有限的欲望满足，这就是中国梦与分赃。就像一个人心脏坏了不换，老吃补药。饮鸩止渴，杀鸡取蛋，过一天是一天。 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并不会内化于1949年政治秩序。因为毛泽东与1949年政治秩序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一致。就从毛泽东本身本身而言，不在乎1949年政治秩序，而是时不时渴望打破它。肯定1949年政治秩序，表面上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更大了驱除了社会主义。毛泽东处被太子党们认为可以，必须体外生成新体制。 与纳粹德国一样，习近平把毛泽东从教皇抬到东方基督的政治宗教重建，只通过强迫别人进来的方式，解决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而没有对社会和政治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解决。希特勒不是通过财富再分配，而是通过发展经济与掠夺犹太人，回避缓和了社会革命。与任何非政治的道德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伪政治宗教一样，它提供了一个充满陷阱的虚幻共同体，给你身份，就要夺你权利。 民族国家需要遏制权贵，帮助底层民众，所谓主权与统一，最大的妨碍就是权贵，而重抬毛神只为这提供了圣旨，却没有任何执行力。强迫他人也造成了巨大问题，因为国门的打开，已经汇入全球化大潮中，毛崇拜已经成为身份上耻辱奴役的象征，因此只有极端边缘的一小撮在现实生活把毛泽东崇拜当作自己的身份，而且这种一小撮也是在渴望改变身份获得承认的激情支配下，是想成为毛右的毛左，给他分脏就立即是右派。 对组织动员和效率的崇拜，塑造共同体的渴望，是政治宗教和共同富裕。，用《圣经》中的语言，可以说成是对金牛犊的崇拜，在于对奠基和天选民，以及原初性没有信心，也就是远处目标很快就失落，归于无，认为和旧的一样。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我中心的小资产阶级认识：我好整体就好，我不好整体就不好。 我觉得掌权太子党在继承毛泽东高蹈而且受制于历史条件而没有实施或者没有展开的政治实验幻想：把党的领导当做历史真理本身，从而走向了人类政治历史的新篇章，站在世界历史的绝对高度。当跨出党规就是国法的一步之后，党的一切就是国的各种强制性规定，就会跟随而出。我的预测是对毛泽东的原教旨回归可以扭一下那车的钥匙，但启动不来，但更开不了。 薄熙来与习近平复兴毛泽东，是用来试图解决改革所诞生的自然状态和巨大政治危机的。他所面对的，是改革产生的，与文革断裂开来的新世界。所以复兴毛泽东与民国当归是并列的选择项，法西斯主义与民国是并列的选择项，也说明重新回到1949年进入死胡同口的那个时刻。 毛和民国宪政都是被视为对当下的超越。例如新浪微博“木子老龙”讲了一个段子，挺能说明问题。他说与一商人吃饭，是舌吐莲花无所不晓那种。先跟我大吹关系很硬，多少领导是他兄弟。突然话锋一转，开始批判官场太乱，痛骂王八蛋祸国殃民。接着，商人深情的缅怀毛主席时代政清人和。最后，作为总结，他说，中国还是非搞宪政不可，不然迟早完蛋。 超越改革的渴望，以怀念文革与毛神复活为表达形式，这是非政治的，没法变为有力的政治实践，也就是海洛因之梦境。 习近平的道德原教旨运动，还在于在49内解决49内的问题，这是试图用政体之力解决国体缺失的问题，所以民国当归以国体之高度，吸纳这种渴望，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以国体冲涮腐烂的政体。 这是一个终末的时刻，从开端到终结本来轮流登上舞台的各种原则都一齐在混战，诸神从坟墓中复活，开战诸神之混战，时间之矢指向历史之外的无历史性，故改革已死的时期里，毛神复活，民国当归，改革与革命本身只剩下泡沫话语权争夺，知行断裂，行动无能，必须从外来与黑暗处重新生成新秩序，原局面不行。 不是只有“要么文革，要么改革”二选一，49是个死胡同，进了去死路一条，不折腾是等死，折腾是找死。文革是官僚知识分子的思路，改革是整个民族的死路。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就可以看到回到49年在胡同口徘徊时刻的重要性，习近平等在徘徊，民国当归埋个炸弹把整个死胡同给摧毁了。 社会主义从革命精神来说，是对民族国家原教旨精神的道德性忠诚，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偏离与撕裂。那么民族国家的左右两翼目标，以道德性形式存在，49秩序之内都有或者都许诺肯定要实现，如果仅仅以言论和道德方式进行抗争，永远在49之内，结果是49的无线延伸。必须以行动和律法，也就是犹太基督教式。 毛泽东与49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权力政治路径，马基雅维里之诱惑，分赃体系把金钱与权力欲之无限膨胀当做解放的象征，还是把道德化革命之极致。他虽然反对小资，但为小资之世界历史精神的化身。毛与民国，就是道德革命与律法革命的对立。这个对立，嵌入世界历史精神的最前沿。 要么基督教共和国，要么法西斯主义，当前的分叉口。 毛泽东与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 改革之路，赋予部分人特权，当做自由，改革时代所获取的自由，都是特许，不高兴就收回去，如土地70年。注定是法西斯主义，而且是大部分人被转嫁承受特权的成本，宪政并不是特权者的。传销注定有巨大的受害者垫底。你们上天堂，我们下地狱，还要呆在一个国家，一个屋子，怎么改革出宪政。小资产阶级与政府的维稳思维方式是同构的，都是别乱动不然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习近平登基之后，其对官僚集团以及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原教旨洗澡，这一些人本是党的人，同样遭受他们的维稳:回到毛时代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互相维稳都好说，但是别说这种武装传销金字塔集团的改革秩序，能导向宪政。 我在美国宪政和德国立宪过程中看到宪政有一个黑暗根基的问题，就像卡尔.施密特说，宪政必须依赖于它自己不能保障的条件。也就是宪政的黑暗根基，是不能动用政治强制和法权力量去促成的。我在毛泽东身上看到，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正是动用了政治强制和法权力量去促成培养，而有了后面的政治灾难。国民教育与民生问题，就是这样的，不能用政治强制解决。所以对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与毛关系的再次审理，就意味着正确对待“宪政必须依赖于它自己不能保障的条件”这个难题。 毛泽东文革实验结果是，自己一个人刻入世界历史的显著位置，而让政党与国家炸开。这是尼采炸药不惜毁灭全世界。王朝末期皇帝与官僚集团是冲突对立的，皇帝倾向于与民众结盟。我这里分析，已是相对论，超出日常世界欧式几何，不是论证其为开明君主。洗大大法西斯所做所为，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后果，摧毁官僚体制，剩下他自己，他就不再是官僚总头目，从而有溢出49的可能，其主张毛，毛神复活中毛内在摧毁，成就了民国。 非意图结果，更加重要。改革与革命范式沉沦在意图伦理当中，陷在49猪圈，没去审视意料不到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理想，49年之内所宣扬的美好目标，都在民国奠基时具足，不过就是被宣传欺骗为49独家垄断，党外无救恩。毛是民国之乱臣贼子。要包揽习近平复兴毛泽东的非意图结果，就要民国当归。 敌基督总为基督做工，我挺乐见习近平活折腾体制内的人，他的道德原教旨运动，不动员体制外老百姓，还挺不错，而且是对1949政体僭越1911国体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折腾活动越多，就越暴露毛泽东与现代性与民国之间的张力，当下的局面是:越有毛，猪肉就越不能吃，民国回归就越强。不回归民国，洗大大只能吹毛。 觉得前后三十年断裂开来，1978年是远离毛的新纪元，可以由经济自由徒步到月球的邓主义者，肯定不承认只有毛复兴与民国当归的对决，他们实际没看到1978乃是更大的，猪圈里面的一眼看不到边的猪圈，走到尽头，是带着粉红色法西斯主义高潮的死亡，高潮处死去，正是敌基督的特征。邓还在毛的大手中当小弟。 处在严重焦虑中的大陆，金钱消费与色欲沉沦已经无法部分安慰人心，邓主义没有任何超越性的宗教色彩，故民间走向行动官方走向迷信，民间走向民国官方复归毛。在超越当下日常性和走出当下困境的渴望中，只有民国和毛这两个选项才是进行决斗的，其他的要么没资格，要么就是小啰啰。宪政与专政的最后决战。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意识，从来是被塑造的，被赋予的，被决定，被抛掷入的特定封闭系统所反应出来的。习近平鼓吹毛，会将他们提到民国与毛道路的1949分叉口，当年被毛洗脑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改革时代被邓主义覆盖压下去，但没有被删除，这一些激情燃烧或者自我感动都翻出来，迫使小资产阶级从毛右派升级换代到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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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10:17 PM PST 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张维迎提到。 摘要：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 张维迎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潜力，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他提到，未来一两年，中国还将承受之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大代价，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对于国企，他提到，"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 最后，张维迎总结道，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张维迎谈到。 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 张维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大家普遍认可的在7%左右。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 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长、负增长，中国维持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到现在还没全部表现出来或者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困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困难。 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这里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所以很快又抓起来，现在仍然抓着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问题的是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 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趋势，一个是周期，再看更长远的话，就是经济的增长潜力怎么样，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包括我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所有这些东西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 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企业家能做什么事呢？我总结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没有盈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来越多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那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 以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很少，甚至没有。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获得认同，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的产品，30年前没人想得到。同样可以说，30后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的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在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 100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 好在我们过去20来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地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麻烦，其实对我们麻烦可能更大。还有就是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有，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 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计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妥协，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权利。原来在西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办公司都是特权，不是权利。要得到国王的特许，或者是得到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够创业。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一个国王授权的垄断公司。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具体来说英国在1844年，法国在1867年，美国在1842到1851年期间，特权就变成了人权，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过特许了，注册就可以了。按照我们过去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强调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工人和资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比工人阶级要大的多，再华盛顿游说反对中国的都是美国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都支持中国，美国工人游说反对中国，因为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那还有一种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的必要，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 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清朝，死皮赖脸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实行宪政了，但没机会了，所以最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我们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就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坏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其他次好的。强的领导力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但是我觉得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个好的理念，也有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们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领导力不是特别强。 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动力不足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确实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没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苏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久。那改革前25年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候强大多少，而是说那时候改革的动力比现在要强得多。那时候有那么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使命。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为什么说现在的改革动力不够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我们新一代领导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我觉得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希望经过三中全会之后，能够明确好多应该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么去落实。我们过去好话说的已经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实，如果再没有落实的话，我想更多的人会更失望，以后再好的说法大家也可能就没有信心了。(文/晓童)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3-12-02/113637236.html――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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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02:22 PM PST
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了四天，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这份文件，中共很下了一番功夫。文件中，传统的八股框架依然清晰，保守僵硬的陈词滥调也应有尽有，但同时，它罗列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目标、计划和措施，而且撰写者显然尽量使其文字来得生动、尽量带有现代气息。 号称"全面深化改革"，而中共对其一党专政，以及"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仍坚持不改，这叫作万变不离其宗。更有甚者，中共公然宣称，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不是接受了市场经济，而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然而，无论中共怎样说得天花乱坠，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外界广泛注意到，中共决定中出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推敲这个提法，看看它与中共的"社会主义"有何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作说明时解释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他说，"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承认，"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只是，这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并非始自今日，乃早已有之，而今日中共接受起来，还是千难万难。习近平回顾，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当时提法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称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他历数中共十五大到十八大，每次对所谓"基础性作用"都稍有修改，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表述新的"重大理论观点"，承认市场"决定性作用"，其间，经过了二十多年。 人们当然好奇，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一步如此艰难，究竟有何奥妙。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治与经济相比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习近平明白得很，他坦率承认，"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显然，尽管中共被迫正视市场经济，然而，市场被限制在"基础性作用"之时，仍然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中共对于市场经济，不得不承认其发展的必然性，然而又不甘心，实在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发展市场经济。它为政府保持其"决定性作用"而尽心，为保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而竭力，以示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的市场经济有所区别。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它在中国将市场经济引入歧途，还理直气壮，对别人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总是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坚持认为是别人欺负它。 那么，现在有了新的"重大理论观点"，而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根基，即"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依然不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究竟如何呢？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中共才能酝酿出更为新颖的"重大理论观点"，也未可知。 不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网上流传的习近平"八一九"讲话"传达提纲"，以及此次全会的"决定"，都提到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描绘出一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现实却并非如此。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然而，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有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要命的是，政府仍保持其"决定性作用"，致使权贵资本趁势而起，而党政官僚普遍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官民矛盾渐趋激化。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扭曲市场经济，其涵义实乃权贵资本主义，或曰官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它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依马克思学说判断，须待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之时，才有社会主义的孕育与成熟。中共坚持以其"社会主义"主导市场经济，证明它对马克思学说其实一窍不通。 中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止步于其十三大，难以正视社会主义尚未成熟的现实，而这对它而言，竟然另有好处。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阶级，国家消亡，政党当然也随之消失，而社会主义既然尚且遥远，马克思对它就鲜有具体描述。这样一来，在理论上似乎有了一大块空白。中共何等聪明，它抢上前去，填补了一大堆自己的私货，诸如一党专政、领袖崇拜、权力世袭，以及国有经济主导之类，都莫名其妙地被封为"原则"。 习近平对中共的"主义"原则，很是钟爱，而他领导手下人马起草决定的辛苦，体现于那些具体内容。两者之间，实际潜藏着矛盾冲突。那么，就看后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前者了。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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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02:20 PM PST 最近，被称为"中国官员好榜样"的骆家辉宣告辞去美国驻华大使之职。对此，坊间既有婚外情的八卦传闻，也有他被雾霾逼走的调侃，然而比较靠谱的是，骆家辉辞去公职，是为下届大选做功课。这种推测虽被骆家辉否认，但希拉里辞去国务卿职务时，也曾否认她要投入下届大选。现在，希拉里成为下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似是板上钉钉，至于副总统候选人是谁，还悬而未决。 要论美国历任驻华大使，在中国无论在朝在野，在官在民，骆家辉都是话题人物。骆家辉在赴任中途在西雅图机场用折扣券买咖啡，抵达北京机场轻车从简，一家五口肩背手提行李出关，弃用大使馆的礼宾车，改坐中巴。接下来，他和访华的副总统拜登到北京鼓楼姚记炒肝店吃炸酱面和包子；其后骆大使到成都，用中共官话来说是"视察"或"检查工作"，他和成都美领馆的同事到街边夫妻店吃川菜，十五个人餐费竟不足200元人民币。这和中共官场"三公消费"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 就在中国老百姓对骆大使的平民作风啧啧称奇之际，忐忑不安的官方却对骆家辉展开激烈攻击。中共光明网率先发表大批判文章，题为"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文章指骆家辉一系列的表演都是展示给中国人民看，"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其如意算盘是"为美国收揽中国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 但骆家辉的"表演"却没完没了。他坐经济舱到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和一大堆天朝"公仆"落差悬殊。那些达官贵人出入均有跟班迎送，安坐公务舱商务舱，就连出入机场都要走特殊通道，一副朝廷命官肃静回避的派头。央视主持芮成钢更在这个年会上咄咄逼人向骆家辉提问："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行为，美国国债仍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优质投资，美国是要按债券期限还本还息的。芮成钢如此问，就像是某人买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却对著该公司高喊："你们欠了我的钱！"这实在是无知加愚蠢！ 紧接著《环球时报》也加入围剿骆家辉，指骆"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殊不知这些攻击更放大了骆家辉效应。在平民百姓看来，骆家辉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官场的糜烂与龌龊。 骆大使驻华期间最大的外交风波，当属王立军闯馆与陈光诚遁入使馆这两宗突发事件。王立军引爆了中共自林彪出逃以来的最大危机，一连串的政治黑幕与丑闻落到骆家辉大使手里，经紧急呈报国务院和白宫后，相关情报又与盟邦英国共享，使得北京已无法按胡锦涛最初"偶发事件"的说法去编写剧本。随后中国政局急转直下，薄熙来被连根拔起，这改变了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政治版图。所以骆家辉一度被戏称为中共政治局九常委之外的第十个常委。 陈光诚逃进美国使馆是另一枚震撼弹。中共的恼怒在《北京日报》那篇《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它指斥骆家辉"种种行为与其自身职责不符，小动作不断"，"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公布大使馆空气质量数据，掺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大使馆"。这篇奇文令网民集体吐槽，最为尖刻的一条反讽警告："行贿受贿、吃喝嫖赌才是骆家辉大使在中国的惟一出路！请你骆大使认清形势，痛改前非，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公仆的事情！"称赞骆家辉的网评则有"拿著美帝工资的中国信访办主任"、"中国残联主席兼中央精神文明办主任"。 如今骆家辉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终于使中共政客们舒了一口气。几年来他的存在如同芒刺在背，这根肉中刺自动消失，对中共来说是最大的年度惊喜。然而骆家辉这面镜子所照之处，将长久影响著中国百姓的是非和善恶判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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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01:50 PM PST
在北京宣佈整治微博打擊大V「初見成效」後，中共官方喉舌便打了雞血似的──為習李的第一個三中全會開足馬力，高唱讚歌。除各地湧進京城的訪民或維權人士繼續在公共場合爭相表達訴求外，社會上與中南海新主一年前初登大位時的氛圍已大相徑庭，無論是國際輿論關注還是國內民間反映，大多冷眼以對，不再抱有希望。 這種巨大的落差，其實就是在給習近平主政中南海一年來的表現打分。 在去年十二月紀念憲法實行三十周年的活動中，習近平公開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言猶在耳，他領導的執政黨就掀起了一陣陣反憲政、反普世價值的浪潮，公然用文革手段圍剿主張落實憲法的民間知識分子。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紀委全會上，習近平指出，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同時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話音剛落，各地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運動」就成了鎮壓的對象，其代表人物許志永、王功權更是被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 春節前夕在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聚會時，習近平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不久，在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習近平號召作出決議：用一年時間開展實踐群眾路線的全黨運動。結果，大刀砍向了作為群眾一員的意見領袖，有些甚至在習近平的口中還成了「一定要嚴肅打擊」的「反動知識分子」。隨著一眾大V紛紛成為階下囚並在央視被示眾後，繁榮一時的微博出現了「大逃亡」，不再是一個公共交流平台。 在國際事務上也是如此，習近平一邊對奧巴馬聲稱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一邊卻由解放軍國防大學炮製《較量無聲》，用冷戰思維向美國作意識形態「宣戰」（在釣魚島和對日關係上也玩弄這類手法）；一邊用選擇性執法審查著名外企並配合輿論攻勢的作派，煽動並利用民粹主義，一邊卻當面稱讚外企高管，「對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發展有著深刻見解，我願意聽取你們的真知灼見。」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幾乎成了「習式執政模式」。這種截然對立、自我否定的言行，就像出自完全不同的兩個人，讓人覺得像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這個又以他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兩個不能否定」的說辭最為典型。不管他是一個像外界評論的平庸者，還是一個自以為可以左右逢源駕馭大局的幸運者，隨著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不同於中共建政元老的常人政治家，習近平仍信誓旦旦要用毛澤東那一套已經被實踐證明完全失敗的套路來治國，其後果是每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可以預料到的。 習近平作為開明改革功臣習仲勳之子，他本人在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中備受磨難的經歷，以及與薄熙來和其他太子黨比較相對平實穩重的表現，加之他上台伊始便統攬黨政軍大權的優勢，成爲他執政資源的「正能量」。但這能量隨著他自食其言、失信於民、與友爲敵的施政作為急劇流失，而他的「八一九」講話，是這種流失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轉折點。 一年來，習近平想左右通吃做大自己的權力基礎，卻陷入了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陷阱；而當他希冀自己能像老毛一樣呼風喚雨的時候，發現時不予我，自己只是「集體總統制」裡的常人，能夠同化周恩來、朱鎔基一類精明官僚的中共政治機制，對他習近平同樣會毫不留情。在這種悖論式的怪圈裡，習近平如果沒有蔣經國那種用專制結束專制的胸襟，就只能在自己的夢幻裡執政，他自己可以畫餅充饑，但要讓旁人做與他步調一致的「夢」，顯然是又一個烏托邦。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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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01:35 PM PST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兩個看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不少人的解讀都是：習近平想做強人。國安會被形容為一個凌駕於黨政軍之上的超級架構，而深改組照理應該是總理李克強掛帥，但改革決議六十條起草領導小組沒有李的份，由習親自領軍。故有人揣測，這兩個新機構可能都由習近平領導。無論是否，已彰顯強人出馬的聲勢。 本刊今年五月號萬潤南的文章，也曾提出盼習近平先做普京式的強人，然後學蔣經國做最後一位專制者，開啟普選制，當選第一任民選領導人，成就中國歷史上的偉大——這是有代表性的一種期待。可是僅僅半年，期待變成了質疑：很多人不明其妙地問道：習近平，他到底想幹什麼？因為近來的作為，已使那些「打左燈向右轉」的信奉者，對局勢的去向感到深深的疑惑和動搖。 證諸當代國家領導人，多數屬於負責於選民或承繼於授權者的官僚型人物，他們一朝大權在手，或孜孜於兌現競選承諾，或盡力維護世襲祖業，守成平庸是他們的本色。期間出現強人是極少數。人們常常提到的蔣經國、鄧小平、葉利欽、普京，可視為此類。他們之出類拔萃，佔領歷史高地之一席，無不具有一定的機緣和個人特質，猶如老話之謂「時勢造英雄」，而後「英雄造時勢」。換言之，強人之出的條件，乃是時代和社會出現危機或變革的急需，而其人又具備非凡的卓識、才幹和魅力。於是可以力排眾議，不畏風險，突破難關，造成新局。 面對當前中國，自由論者無不認為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正是強人出頭的機遇。然而，強人也可以作逆時代潮流而動的選擇，甚至不排除由強人走向獨裁的可能。中共體制自一九四九年登台以來，雖然歷經多次重大危機，卻顯示相當的頑固性而挽狂瀾於不倒。迷信獨裁的毛鄧第一代，不僅殘酷鎮壓民間的各類異己分子，而且鐵腕鏟除黨內任何可疑的幹部，最突出者莫過於胡趙第二代。——這是習近平上台的大背景，不可不察。就個人素質而言，中共六四一役後，處心積慮，訂立十年任期的接班制，含有學資成分。首班選用江朱為代表的四十年代大學生，二班選用胡溫六十年代大學生，按順序第三班應是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李克強、薄熙來、王岐山這些學歷比較完整的一代，可是卻讓學歷最差卻最有「地氣」的習近平上位。是一個構思奇妙、可圈可點的安排。 如果說，現行已高度集權的體制還不足以造成強勢，要重床疊屋，另起爐灶，應付對外也對內的安全需要，那麼，這樣打造的強人，其意欲何？都在不言中。難怪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放棄了對「強人」的追尋，而想起被囚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那句話——中國的希望在民間。 （2013-12-1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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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3 01:12 PM PST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10, 2013, 6:10:26 AM12/10/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争鸣》社评：质疑中共三中全会
- 辛树言：中共強權的命運 始於三中全會，終於三中全會
- 牟传珩：中南海進入神經衰弱時代——習近平設「國安委」誰緊張？
- 杨光：别了，三中全会
- 李直：打大老虎，還是捅大老虎？
- 华东政大教师张雪忠因政见不被续聘
- 林忌：香港还会有真普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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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05:58 PM PST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三中全會是歷屆中共中央上台坐穩交椅之後，正式宣示大政方針的會議，自然會引起國內外的普遍注意和見仁見智各不相同的評論。我們不打算作樂觀或悲觀的判斷，也不想對全會的具體問題和權力結構作什麽評論，但願就「改革」、「時代」和「道路」這三個問題，提出如下質疑，以供讀者參考，並就教於中南海諸公。 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可以說，這是兩萬多字的《決定》中唯一值得稱讚的亮點，因為它點到了要害：如不改革，國將不國，必為時代所淘汰。可惜這個亮點也就限於這句話本身，並沒有照亮全文。這個《決定》提到「改革」的地方，多達一百三十七處。但是這個黨的領導層和他們的幕僚顯然沒有弄明白，「改革」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尤其不知道自己想要「趕上」的「時代」，究竟是個什麼「時代」，當然也就更不知道：為了「大踏步趕上時代」應該去走什麼「道路」。 首先談談什麼是「改革」？ 中共一直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說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其實這種說法不過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合法性」的自我解嘲。 人們都知道，中共是喊著「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才理直氣壯地堅持一黨專政的。然而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作的改革，都是在社會主義走進絕路的危急情況下，不得不「改旗易幟」求救於資本主義的結果：從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到取消人民公社，從實行市場調節到取消計劃經濟，從引進外資到開放「民營」經濟，這不都是拋棄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嗎？ 其實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本來就是一種空想。它企圖用無產階級革命來建立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用一黨專政來壟斷社會所有資源，以為這就可以消滅所有的社會弊端，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然而二十世紀的實踐已經充分証明，這種「主義」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共產黨的「覺悟」還比較早，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經把社會主義的危害充份顯示出來，中國已經被它引導到泥潭裡面，弄得民窮財盡，再不爬出來，國民經濟就要崩潰了。 但是「大公無私」共產黨為了延續自己的統治，卻把文革的罪責推給「四人幫」，給改革披上「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外衣，繼續堅持一黨專政。也正因為他們始終不肯收起那面「社會主義」招牌，所以才能繼續壟斷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處處壓制民營經濟，破壞市場機制，使得市場經濟得不到健康發展的條件。如今三中全會的《決定》雖然在經濟控制上稍微有所放鬆，但只要不收起「社會主義」招牌，不放棄「公有制為主」，中國就不可能真正從經濟泥沼中走出來。這是我們要質疑的第一點。 其次談談「時代」。三中全會《決定》所要趕上的「時代」，應該是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以當代高度發展的先進國家（G8）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它的特點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充分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憲法為最高準則的民主政治和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這種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能最大限度發揮每個社會成員創造力的個人自由。 顯然，不管《決定》起草者還是十八屆領導核心，他們所嚮往的，決不可能是這樣的「時代」，因為他們已經斷然拒絕了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他們嚮往的，只能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所念念不忘的：「資本主義喪鐘已經敲響」的時代，「垂死的資本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資本主義決然死滅、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也就是全世界「山河一片紅」的時代。 習近平為什麼特別強調中共奪得政權以來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能分割呢？前三十年不就是毛澤東不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後三十年不就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原則不斷「反自由化」嗎？這不都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嗎？既然前六十年都在搞社會主義，那麼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就是為了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嗎？ 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扼殺了社會的生機，所以「改革」就是擺脫這種桎梏。然而中共卻捨不得丟掉「社會主義」的招牌，還是用它作為目標來進行「改革」，這不是「南轅北轍」嗎？你們到底是要往南還是往北呢？這是我們的第二點質疑。 最後要談到為達到這個目標所要走的「道路」問題。 「兩條道路的鬥爭」不但貫穿了前後兩個三十年，根據習近平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今後這場鬥爭還要一直貫徹下去，三中全會《決定》已經又一次發誓：「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其實人類社會的發展只有一條正路，那就是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本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所能找到的最符合人性、最有利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進步的最佳道路，也就是人類文明的正路。而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被二十世紀的歷史所証明：它才是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的邪路。奇怪的是：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中共，本來是共產陣營裡最早起來造反，第一個衝出了「社會主義」框框，並且嚐到了改革的甜頭，然而至今還死抱住舊招牌不放；這樣下去能改得好嗎？能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理直氣壯地把改革進行到底嗎？ 這就是我們對中共大吹大擂所謂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三點質疑。 請問正在全黨開展「群眾路線」學習實踐活動的中南海諸公：你們能屈尊回答一下民間媒體的質疑嗎？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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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06:07 PM PST 深化改革辦公室將遍地開花 對於一廂情願期待中共轉型的善良人們而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的一份所謂深化改革決定，是一個不祥的「決定」。該「決定」還是沿著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經濟體制改革老路走，不過更為退步：原指望有黨政分開，對不起，中共至死都不會啟動黨政分開；原指望有官員財政公開，對不起，中共整個制度的運轉是不透明的，官員的收入也不會公開；原指望有政治體制改革，對不起，一點也不見影子，就連行政機構改革都算不上，財政供養的黨政軍社團等人員超過七千萬！且每次機構改革，都以機構擴充和人員膨脹結束，這次也不例外，各地大大小小的「深化改革辦公室」將遍地開花。 當然，這一「決定」對中共來說或是維持政權的「靈丹妙藥」。請看其中的所謂廢止勞教，是因為有新的罪名可以替換和取代，比如刑法上的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破壞法律實施、非法經營、誹謗、損害商業信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泄密、互聯網犯罪、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政權等等。那些為廢止勞教而歡呼的人們，難道沒看到今年被抓的郭飛雄、許志永、王功權等所涉嫌的罪名？沒有了勞教，照樣會被抓被判刑，全國大大小小的勞教所，已經紛紛掛上看守所、監獄的牌子。一個靠謊言和暴力維持的政權，從來都是以增加監獄為能事，他們的職責就是抓人把監獄填滿，以及增設更多更大的監獄。 再看那個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它除了對付美國、日本等國家，也是對付國內公民社會覺醒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善良的人們原本指望這次「深化改革」有司法獨立，但它卻沒有取消政法委，反而又建立了一個更大的政法委──國家安全委員會，「司法獨立」不過是一塊外在好看的牌坊而已。所謂頂層設計，它卻又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本是深水區，如何摸到石頭？計劃生育制度不廢止，「單獨」夫婦可以生第二胎，但前提是必須到政府去申請，主動權在政府，政府讓生就生，政府不讓生，什麼狗屁政策也沒用。還有農村土地流轉，農村集體土地本來就是黨管土地，所有權是國家，國家就是黨，農民只有使用權，使用權如何流轉？農村土地不是私有化，農村住房就不能作為商品房上市交易，城市房價就下不來，整個土地和房地產的老闆就是黨，黨可以買賣一切，百姓只有當奴隸的命運。 專制政權終會垮台 現在看，所謂深化改革，無非是加強中共領導，至於民生，至於人權，從來不是中共要考慮的深化改革內容。中共只要長期奴役國民，不許任何民主自由在中國的土壤上紮根結果──除非中共突然垮台。 認識社會主義中國的人，不一定相信強大的中共早晚有一天會垮台。但看看中共的歷史和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歷史就知道，垮台不是例外。無論是改革還是不改革，早晚都是垮台，這是因為共產黨國家主導的任何改革，都在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習近平的改革將加速中共政權的終結，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時開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到如今三中全會的「深化改革」，將是一個句號。 社會主義中國的試驗，註定是一場失敗的試驗，並且一開始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我抄錄一段話，那時是一九七八年，《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這樣寫道：「《社會主義》第一版出版時，其衝擊是深遠的。它逐漸但又從根本上改變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返大學校園的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世界觀。我很清楚這一點，因為我就是這樣的年輕人。我當時覺得，生養我們的文明已經崩潰了。我們決心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是這種重新構造社會的願望，使我們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經濟學。社會主義許諾會滿足我們對一個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這時候，這本書問世了，我們的希望被擊碎了。《社會主義》告訴我們，我們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錯了方向……。」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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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南海進入神經衰弱時代——習近平設「國安委」誰緊張？ Posted: 09 Dec 2013 06:10 PM PST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兩個「黨政不分」的違憲機構。特別是中南海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新「改革」方案，究竟基於什麼背景？幕後隱藏著何種動機以及它將發揮何種作用？引發中外輿論廣泛猜測與聚焦。 伴隨三中全會的「爆炸聲音」 然而，就在北京大肆炒作三中全會的召開，並加強安保措施的前夕，北京天安門前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吉普車衝撞金水橋護欄，燃爆造成五死四十傷事件。不久，山西太原市迎澤大街的山西省委大院外發生共三處八響「小型爆炸物連環爆炸」，造成一死多傷事件。三中全會剛剛閉幕，新疆喀什巴楚十一月十六日更是爆發警民暴力衝突，造成十一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協警及九名襲擊者，另有兩名警察受傷，令中外輿論震驚。 目前，中國大江南北隨時、隨處都在爆發民眾憤世不滿的事件，以至於「爆炸聲音」與群體抗議遍地開花，社會穩定難以維持。當政者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從中央到地方，從中南海到居委會，監控滿街，警察遍地，每個特警的現代化裝備都時新昂貴，維穩觸角伸入每個角落。 新華網曾轉載《光明日報》一篇題為《「天價維穩」的無底洞有多深》文章，援引《社會科學報》文章指出，「權威數據顯示，維穩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令人震驚：全國內保費用達到五千一百四十億元，已接近軍費的數額，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達百分之四十七點五。」該文還抨擊各地近年紛紛成立「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以致維穩經費猛增，並質疑「天價維穩」何時休？正是在中共如此暴力鎮壓與「天價維穩」均毫無成效，致使中南海政權安全沒有保障的背景下，謀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統籌包括外交部、國防部、總參謀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商務部、中宣部、中聯部，以及港澳辦、中聯辦、國台辦、僑辦等各部門的集權「改革」，才被應急推出。 中南海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五年後的今天，政府拒絕任何政治變革，令今日社會陷於無法解脫的焦慮、憤怒與不安中。 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和國內市場化改革令價值觀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發展的今天，中共意識形態已喪失了主導性地位，由此導致其執政價值觀的紊亂與發展方向的模糊，其精神資源、政治組織、執政地位、社會信譽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在本質上說，就是中共一黨專政管理方式與社會渴望變革的內在衝動的矛盾激化，因而經濟危機與社會情緒最終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政治危機，即管治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和分配危機。特別是當今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平靜的背後暗藏著綜合國力的激烈競爭和世界民主化進程瀕臨北京城下的衝擊。當然也包括來自於周邊國家，比如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海域挑戰，以及國際恐怖主義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問題，都構成對中共政權安全的挑戰。 從「危機意識」到「政權安全」 江澤民早在《對十六大報告稿的幾點意見》中就強調「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要求全黨清醒地看到「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與「巨大壓力」。胡錦濤執政時期也多次談到「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新黨魁習近平更是在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首次提出每個政治局委員都必須以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政權安全大局」為執政生命線。這一提法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極為少見，其要設立中南海政權安全統領快車道的計劃蓄謀日久，在如此「天價維穩」警察王國體制下也沒有安全感。 不少輿論認為，中共的國安委是效仿美國和日本那樣的超黨派國家安全的委員會，但事實上中共國安委的性質與作用完全不同。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只是幕僚組織，並不是決策機構。而中共設立的國安委則不僅可以制定國家安全政策，還可以「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是以維護「一黨壟斷權力」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為根本目的的。 一黨政權的「雙安全」 十一月十五日，新華社發表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向全會作的說明中談到關於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理由時說：「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由此可見，新設立國安委的職能雙向特定：對外維護主權安全，對內維護統治安全，即一黨政權的「雙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三中全會公報中，是將國家安全委員會放在「創新社會治理」一節的，很明確中南海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憂患更著重於對內。對此，黨喉舌《新華網》引用文章稱，國安委對內的政治安全涵蓋的範圍包括「政權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宗教政策的確保和戰略機遇期的維護」等。在中共的統治意識裡，國家安全的實質，就是中共的政權安全。 習近平當局高度神經緊張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廢除勞教的內容，又刺激了一些人開始做起中共可能改弦易轍的春夢。然而，習近平當局以理論、道路、制度的所謂「三自信」封殺民主化政治改革輿論空間，至今都在堅持靠「壓制不同聲音」來維持僵化政治立場。就在十一月十五日公佈上述《決定》的同時，主張普世價值的學者張千帆、章立凡等人博客遭關閉；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雙雙被封堵。這種從鎮壓「新公民運動」，到打擊網絡大Ｖ的所謂「改革」，表徵的正是習近平當局因憂患其「政權安全」的高度神經緊張和毫無政治自信的腦Ｎ衰弱狀態。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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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06:14 PM PST 三中全會「依賴症」 後毛時代的中共中央全會大體上呈現這樣一種走向：一中全會排座次，二中全會分地盤，三中全會唱改革，四中全會喊調整，五中全會炒冷飯，六中全會啃雞肋，……啃著啃著，也就該換屆了。於是乎「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三十多年來這套全會程式沒怎麼變過。 有心人也許會問：為什麼有關改革的重要決定非要拿到三中全會去作不可？如果改革很重要、很緊迫，十八大為什麼不以改革為主題？一中、二中全會為什麼不可以提前通過改革決議？如果改革無關緊要，或者尚未深思熟慮、只是匆忙之間的臨時起意，那麼拖到四中、五中或者放到下個任期再從長計議，又有什麼關係？難道是因為三中全會有神功、有魔力，還是中共中央患上了三中全會「依賴症」？ 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相 三中全會之成為中共改革神話的關鍵環節，起源於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那次全會──其實精彩之處不在照本宣科平淡無奇的全會，而在全會之前眾說紛紜群情激憤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從那以後陸續問世的系列仿製品迥然不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激發了全黨活力，之所以成為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是因為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一次意外、出軌的會議。用鮑彤先生的話來說，是一次七嘴八舌的會議，領導不力的會議，失去控制的會議，實際上開成了一次控訴文革罪惡、批判毛式體制、責難「兩個凡是」的會議。這要歸功於會上沒有人限制敏感話題，沒有人制定「兩個不能否定」、「七不講」之類的條條框框，更沒有人提前七個月起草會議文稿、由最高領袖「逐字審閱」、專供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之用。 而其實，那次著名的三中全會根本沒有討論什麼「改革開放」議題，更未出台任何具體的改革措施，恰恰相反，十一屆三中全會倒是明文禁止分田到戶，甚至公然肯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毛式農村體制長期不變。那麼，為什麼當人們回頭觀望，卻發現十一屆三中全會成了此後中國各項體制改革的源頭呢？這其中並沒有什麼秘密，原因在於那次三中全會局部釋放了黨內批判毛思想、否定毛路線、掙脫毛體制束縛的政治力量，由此，才給此後的各項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和動力。而在那之後的各屆三中全會並沒有釋放反對力量的類似行為和效果，都是取其名而棄其實，得其形而失其神，不過是一堆拙劣的東施效顰的膺品罷了。若真心誠意大膽改革，又何必只要事涉改革就非要拿到三中全會去做「頂層設計」不可呢？ 仍是以黨代政，以黨代法 當今中共與中國的內外局勢已經與一九七八年大為不同，當年適合於由黨中央、中央全會來做的改革決定，今天未必仍然適合由黨中央和中央全會來做。比如說，本次三中全會決定廢止勞動教養制度，應該說這是一件好事，但勞教制度成立的依據是一九五七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國務院頒佈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既然黨中央並沒有包辦代替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資格，那麼，廢止勞教制度這樣的「改革」交由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去做，豈不是比交給三中全會更加順理成章一些？再比如說，本次三中全會決定計劃生育政策微調，允許「單獨」生二胎，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早已將作出此類決定的權力授予了「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及其三中全會為什麼要粗暴剝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的法定權力呢？ 中共自身不改革，永無出路 周其仁教授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講座上提出如下問題，「一個國家已經有幾百部法律在工作了，這樣的國家怎麼搞改革？」他舉了探索學校董事會、校長、監管機構共同治理大學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推進城鄉統一的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等幾個例子，提醒大學的改革將和現行《高等教育法》相衝突，因為該法律明確規定高校必須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土地制度的改革甚至將與《憲法》、《民法》、《土地法》以及《刑法》相衝突，因為上述法律已經強行將「城市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一刀兩斷、截然二分──好像它們本來就是兩個世界上的東西一樣。周其仁說，「你說走法治的道路，就要尊重法律，尊重法律的好處不是不能變，是要經過程序來變」。即使共產黨真的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但無論如何，黨中央並不具備修改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法定職能，黨的三中全會也不可能正式展開修法、變法的正當程序，那麼，將這樣一些改革交由其它合法的機構、合法的程序去做，豈不是更加名正言順一些嗎？為什麼非要挑戰憲法和法律，非要把三中全會開成非法會議不可呢？ 說來奇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大大小小數十項之多的改革事務，從生孩子到養老人，從城管執法到國家安全，卻一字不提黨政分開，一字不提黨中央如何帶頭遵守憲法，更一字不提各級黨委、黨委常委直至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究竟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彷彿別人都要改，就是黨不改。黨的中央全會一句不討論黨的改革，一味包辦代替政府、人大、社會、學校、企業、家庭事務的改革，這是不是越俎代庖、不務正業呢？殊不知，當今中國之所以仍然有如此眾多、如此繁複的改革攻堅任務要完成，這全是由於中共一黨或大或小的各種錯誤累積造成的，不把黨任意攬權、肆意用權的毛病改一改，不把政由黨出、權為黨謀的毛病改一改，其他的一切改革，即使成功了，又有多大的意義呢？所以，為今之計，不妨先把改革決定非要拿到黨的三中全會去作的陳規陋習改掉為好。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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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02:14 PM PST
最近幾日，坊間盛傳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屆委員周永康被正式立案調查。傳言是真是假，相關信息究竟有幾分可信度？這些問題，在中共的黑箱政治中，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答案。 不過，從中共18大以來風聲似緊的反腐動作來看，周永康所在的位置，正處於一個收緊包圍圈的圓心。這個包圍圈，由中共四川省委前副書記李春城、四川以及成都的富豪、中石化前董事長蔣潔敏等人串起，所有的調查方向都明白無誤地指向圓心。 實際上，中國大陸許多新聞網站早就曝光了周永康家族的「光輝事蹟」，毫無顧忌地在公開報導中指名道姓地敍述周永康之子周濱的腐敗事實……這些新聞，雖不是出自官方黨喉，但在控制嚴密的互聯網上能夠存活至今，多少說明周永康已經「落井」的實際狀況。 當然，「落井」固然可以表明周永康現時所處的境況，但是，是否向井底拋扔石頭，以置周永康於死地，相信仍在有權決定者的斟酌當中。這一斟酌，不僅要考慮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相關因素，也要考慮其後續的波及效應在中共上層引致意想不到危機的可能性。而這實際上就是打大老虎還是捅大老虎的問題。 打還是捅，在中共決策者那裡，頗費周章。其實，拍蒼蠅也好，打老虎也罷，從江澤民掌權時起，就已經完全演變成了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而所謂反腐，不過是這種鬥爭的一個副產品而已。況且，在貪腐已經普遍化的中共官場中，各個層級的權力鬥爭，幾乎都遵循著「成者為廉，敗者為腐」的不成文規則。 因此，多數情況下，作為中共權力鬥爭副產品的反腐，其正面社會效應常常遮蓋住了中共權力鬥爭所產生的負面評價。如果反過來，負面大過正面，則中共的反腐就常常陷入首鼠兩端、虎頭蛇尾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江澤民搞掉陳希同，胡錦濤剷除陳良宇，都被用來闡明中共在反腐上敢打大老虎的決心。但是，中共內部的大老虎總是越打越大、越打越壯、越打越抗打的現實，已經充分昭示了中共所謂打大老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把周永康作為大老虎來打，就必須把周永康的有關罪行抖落出來，以證其該打。可是，一抖落周永康的罪行，其給中共政權帶來的損害，要遠遠大於打大老虎行動給中共統治帶來的讚譽。這一點，在中共決策者那裡，已經被算計得十分清楚。因此，周永康是否交由大陸司法機關處理，如薄熙來那樣走一個法律程式的過場，還都在未定之數。 即使有此顧慮，中共當今有權者要處理周永康的意願已經表露得清楚無疑。在此，處理「周大老虎」的方式，卻並非一定要打。除了公開地打，暗中地捅也是制服籠中之虎的有效辦法。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上屆委員，周永康已經與籠中老虎無異。而捅老虎，既可刀捅，也可棒捅，這雖然沒有掄起哨棒呼呼作響打老虎那樣顯著的表演效果和提振民氣的宣傳效果，但卻可以在制服籠中之虎的同時，不事聲張地維護老虎出沒的「叢林」的整體形象。 對於降虎者而言，打和捅都可以達到同樣的結果。而癱瘓老虎的結果，才是習近平所在意的。壞了中共許多規矩的周永康，是用來以儆效尤的必處之虎。他的下場，可以用來為習近平立威，尤其是在中共上層立威。如果既為習近平立威，同時又不至因老虎的下場而壞了中共威望，那麼，捅大老虎，也許就會成為習近平在此問題上的策略之選。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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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12:46 PM PST 张雪忠对外界透露。，当时，他当场表示，一所大学因为教师的思想和观点而对其进行政治迫害，这不但将成为一起严重的公共事件，而且还可能成为一桩截入史册的丑行。他希望，华政校方和学校领导能秉承法学教授的公正精神和专业良知，不要沦为政治权力的帮凶，更不要做出让华政蒙羞的决定。 张雪忠的《新常识》一书，全文六万多字，是张雪忠写作并发表的电子书。他在该书的序言写道，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是为了考查中国目前的一党专政制度的性质与后果,并检讨这种政制是否正当与合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者以最基本,因而也是最简单的原理,作为全部论述的出发点。 张雪忠写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只有它才有执政的资格,全体中国人应当无限期地服从它的领导。他的《新常识》从国家主权的归属出发,并以委托-代理关系的原理为基础。 他认为，这种不容挑战的无限期的执政权,已经构成对国家主权的篡夺;这种不正当的篡权行为,必然会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各种荒唐和不公正的后果。 书中，张雪忠表示，他也能预料,这本书的内容将会触怒中国目前的当权者。不管怎样,我仍将会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将这本书公开发表,并将坦然面对由此带来的各种后果。 他说，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他相信:一个政权若是容易被直率的言论所触怒,那只能说明这一政权本身是不正当的,而为革除不正当的事物而付出,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收获。 今年5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被俗称为“七个不要讲”的九号文件之后，《红旗文稿》等官方媒体连续刊发以反宪政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主体的评论文章。六月初，张雪忠写就长文《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对其提出“深入和直率”的的批评。 文章写道，那些极力反对宪政的人，显然希望新的领导人走上与权贵结盟、与人民为敌的固守专政体制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宪政中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继续剥夺国民的政治权利，维护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反对新闻自由，是为了继续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对国民进行压榨和掠夺；他们反对司法独立，是为了继续高居于法律之上，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徒；他们反对公民社会，是希望让一直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广大民众，继续处于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 新的领导人究竟将选择哪一条道路，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但习近平先生“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和“空谈误国”的表态，却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兆。前者代表着一种拒绝变革的立场，后者则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 另外，习先生“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似乎表明他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种必须避免的前车之鉴。实际上，可见，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从戈氏身上应当吸取的教训，不是拒绝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做得更好。 此前，张雪忠曾公开信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 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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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3 05:44 PM PST 中共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来香港，说了几点为假普选「定调」之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则启动了所谓政改的「谘询」，却先设了两个不符香港市民意愿的条件，分别是1.特首须「爱国爱港」的要求是「不言而喻」2.指选举提名为「机构提名」而变相否决「公民提名」。 民主派对这些无理要求一再反对，更全靠一班年轻的学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方案，令主流民意支持公民提名，但本质上民主派仍然只是在被动还招，完全被中共牵著鼻子走，即借特首的假普选，来逃避立法会取消功能组别全面直选的最重要问题；中共的如意算盘很简单，只要中共有权拒绝「不听话」或「有威胁」的特首候选人入场，即使一人一票也只会选出另一个梁振英，或者是才德能都不备的「民主派候选人」如何俊仁；只要为候选人加入「爱国爱港」的条件，则可以借此威胁候选人必须全面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所作所为，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党即国，国即党，这就是客观现实。 事实就是占领香港的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中国」的军队，而是直属及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党指挥枪」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原则，更是指挥驻港部队的原则；亦因此对中共来说，不爱党即不爱国；至于所谓「爱港」，君不见那些「爱港力」、「爱港之声」等示范了这是甚么「爱港」？就是要爱中共殖民香港。因此所谓「爱国爱港」，真相就是「爱党爱殖民」，不是为了七百万市民服务，而是毁灭自治破坏一国两制，变成共产党任意操弄的「特区」，为了八千万共产党员当中的权贵服务；事实证明，香港一些中国民族主义「上脑」的「民主回归派」，成为了中共欺骗香港市民的帮凶而不自知，怪罪于当年的短视或者苛责，但对那些去到今日都坚持愚蠢下去的，实在不得不责难了。 「民主派」除了在意识形态被中共用民族主义绑架之外，更被共产党用「程序」以及传媒玩弄；说到政改说到「循序渐进」，第一关就是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安排，可是北京以至特区政府一再拒绝讨论，说要先谈2017年的特首普选；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打算让立法会有普选，其动机就是要民主派中计，接受了2017年的特首假普选，然后从此甚么都不再有了；民主派受制于中共传媒的圈套，不谈2016年的立法会，只谈2017的特首选举方案的话，到特首选举安排一切已成定局，中共则会宣布立法会组成从此不变；民主派在特首选举妥协的，换来的是一套只要共产党不倒台，就不会再大改的自杀制度，为香港的民主运动钉上最后一根棺材钉，这是必须避免与制止的事。相比起特首，一个真正民主而没有甚么功能组别以至「分组投票制」的立法会，才是最重要的制衡机构，更是民主派议员真正善长的舞台；在政改问题上，我们必须紧记2010年政改辩论时余若薇的名句：「宁愿原地踏步，也不愿行差踏错。」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11, 2013, 6:32:28 AM12/1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纽约时报：教授张雪忠因提倡言论自由被解聘
- 看山：习近平筹谋十九大
- 鲍彤：“霾”与“硬道理”和“不选举”之间的关系――论中国的污染是毛泽东制度的产物
- 梁京：曼德拉的启示及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思
- RFA：曾金燕首次详细披露“没有人权”的日子
- 张雪忠不获续聘引发关注 压制言论举措被指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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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3 09:57 PM PST
杰安迪 2013年12月11日据报道，中国一所极具声望的大学的管理者解聘了一名大胆敢言的法学教授，因为这名教授提倡言论自由，而且多次呼吁政府遵守自身制定的宪法。 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张雪忠说，学校管理者周一通知他，由于他拒绝为自己所写的文章道歉，他将会被免职。他在文章中要求保障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8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详述共产党日益敌视中国的法律体系。文章发表之后，校方暂停了张雪忠的授课资格。 “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没有任何错误，”周二，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和意见，这完全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你这个彻底地就是政治迫害。” 这所大学的管理者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话和传真。不过，张教授获得了学校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并于周二把它放到了网上。在这份备忘录当中，管理者还提到了张雪忠今年写的一本电子书，书名叫做《新常识：一党专政的性质与后果》。根据公告，张雪忠有违校规的行为是“向全校教职工强行传播其政治观点，还利用其教师身份在学生中传播其政治观点”。“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没有任何错误，”周二，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我只是一个大学老师，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和意见，这完全是我的权利和自由。你这个彻底地就是政治迫害。” 他被解聘一事肯定会让中国学术界不寒而栗，后者面临的压力业已不断增加，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运动，希望以此控制自由主义，使人们臣服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美国教育机构正纷纷涌向中国，希望在中国开设分校，并与当地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有鉴于此，张雪忠被解聘的事情很可能会让人们对政治约束产生新的关注。即便在最受尊敬的中国学校，这种政治约束仍然在阻止人们公开讨论问题。 今年10月，北京大学解聘了著名经济学家夏业良，因为他激烈批判一党专政。管理者宣称，他们之所以拒绝与夏教授续签合约，是因为他教学质量差，而且未能达到学校的专著发表要求。 夏业良是多党竞选制的积极支持者。他表示，自己曾多次受到警告，要求他停止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论和行动。 北京大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教育机构之一，夏业良被北大解聘一事在国外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那些与北大有学术项目合作的美国和欧洲学校。一开始，这些学校表示了绝望和不满，反应最激烈的是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尽管如此，这些学校均未改变与北大的关系。 俗称“华政”的华东政法大学在网站上称自己有三十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与俄勒冈州威拉姆特大学(Willamette University)合作的一个交换生项目，以及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合作的一个项目。威斯康星大学与华政联合颁发法学硕士学位。 47岁的张雪忠之前就曾因自己的文章而与学校管理人员发生争执，不过，校方对他的不满在5月加深，因为张雪忠公布了一份秘密文件的内容。那是中央政府编制的一份文件，详细列举了中国教室里不允许讨论的七个话题。被禁止讨论的话题包括民主、言论自由和共产党过去的错误。 然而，他之所以与中国领导人为支持党至高无上地位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还是因为他对中国1982年《宪法》的捍卫。2012年11月接掌大权后，习近平主席最初表示支持法治，但最近几个月，官方媒体却试图对宪政进行妖魔化，称之为西方颠覆共产党的阴谋。 张雪忠被解聘的原因似乎是他6月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他说，文章发表几天之后，四名学校领导把他叫到会议室，对他进行警告，说那篇文章既违反了中国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在学校里，张雪忠似乎是个颇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可以匿名评价老师的网站评师网上，张雪忠教授得到了4.6分，总分则是5分。网站上的21篇帖子大部分都是称赞他的。“知道您的事情，我们敬佩你，尊敬你，”发表于9月的一篇帖子说，“你是中华脊梁。”另一篇发表于8月的帖子则说，“老师是位有骨气的真正的勇士！” 身为执业维权律师的张雪忠教授说，在周一和学校领导开会期间，他并没有进行太多的争辩。相反，他告诫法学院院长，自己被解聘一事会给学校形象带来长期的危害。他说，当时他这么告诉院长，“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暂时的，因为我会努力去找到新的工作，但是这个污点对华政的影响却是永久性的，永远也无法抹去的。” Chinese Professor Who Advocated Free Speech Is FiredBy ANDREW JACOBS December 11, 2013BEIJING — Officials at one of China’s most respected universities have reportedly fired an outspoken legal scholar for advocating free speech and for repeatedly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abide by its own Constitution. Zhang Xuezhong, who teaches at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Shanghai, said administrators notified him on Monday that he would be dismissed after he refused to apologize for writings that championed the protections guaranteed by China’s Constitution. Professor Zhang’s teaching privileges were temporarily suspended in August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an article detail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growing hostility toward the nation’s legal system. “I told them I had made no mistakes whatsoever,” he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on Tuesday. “I’m just a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 who expresses his own opinions, thoughts and proposals, which is absolutely my right. This is an out-and-out witch hunt.” University officials did not respond to telephone calls and a fax seeking comment. But in an internal school memo that Professor Zhang obtained and circulated online Tuesday, officials also cited an e-book he wrote this year called “New Common Sense: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One-Party Dictatorship.”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Mr. Zhang violated university rules by “forcibly disseminating his political views among the faculty and using his status as a teacher to spread his political views among students.”“I told them I had made no mistakes whatsoever,” he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on Tuesday. “I’m just a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 who expresses his own opinions, thoughts and proposals, which is absolutely my right. This is an out-and-out witch hunt.” The dismissal is sure to send a chill through Chinese academia, which has com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amid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that seeks to rein in liberalism and promote obedience to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t a time when Americ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rushing to open Chinese branches and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local universities, Professor Zhang’s removal is also likely to draw renewed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constraints that hamper open discourse at even the most respected Chinese schools. In October, Peking University fired a noted economist who is a vociferous critic of single-party rule. Administrators claimed that their refusal to renew the contract of the professor, Xia Yeliang, was based on poor teaching and his failure to keep up the school’s publishing requirements. Mr. Xia, a vocal champion of multiparty elections, said he had been repeatedly warned to tamp down his politically charged words and activism. Mr. Xia’s dismissal reverberated well beyond China, especially on American and European campuses that share academic programs with Peking University, considered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pre-emin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espite some initial hand-wringing, notably at Wellesley College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none of the schools altere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eking University. On its websit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mmonly known as Hua Zheng, boasts of nearly three doze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including an exchange program with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Oregon and another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hich offers a joint master’s of law with the school. Professor Zhang, 47, has had run-ins with school administrators over his writings, but their unhappiness with him deepened in May after he publicized the contents of a secret document, produ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tailing seven subjects that are not allowed to be discussed in Chinese classrooms. The banned topics included democracy, freedom of speech and past mistak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it was his defense of China’s 1982 Constitution that ran head-on into a campaign b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 seeks to bolster the supremacy of the party. After assuming power in November 2012, President Xi Jinping initially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rule of law, but in recent months the state-run media has sought to demonize constitutionalism as a Western plot to overthrow the party. Professor Zhang’s undoing appears to be an article he published online in June titled “The Origin and the Perils of the Anti-Constitutionalism Campaign in 2013.” A few days later, he said, four school officials summoned him for a meeting to warn him that the article violated both the nation’s code of teaching ethics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Professor Zhang appears to have been a fairly popular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n Pinglaoshi, a website where students can anonymously evaluate their teachers, Professor Zhang received a rating of 4.6 on a scale of 5, with most of the 21 posts favorable. “We admire and respect you,” said one post from September. “You are China’s backbone.” A post from August said, “You are a true warrior with integrity.”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school officials on Monday, Professor Zhang, who is also a practicing rights lawyer, said he did not put up much of a fight. Instead, he warned the dean of the law school that his dismissal would do lasting harm to the school’s image. “The impacts to me will be short-lived because I can find another job, but the stain on the school’s reputation will be permanent,” he said he told the dean. “You can never wipe it clean.” Patrick Zuo contributed research. Copyright ©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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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3 08:28 PM PST 习近平登临一年，展现出在中国久违了的雄主之姿。不管你认不认同他的执政理念和方略，都无法小视这个人。习的所作所为，目的当然是利国利民、振兴中华，同时个人留名青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现实的具体约束条件下，他首先必须"振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是中共挽回衰势、重振雄风的最大希望；考虑到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及习近平表现出来的能力与魄力，这也很可能是这个党最后的希望――如果连习近平都不能将中共从理想丧失、利益膨胀的泥沼中拉出来，它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只能是越陷越深，最终淹没自己。 一年来，习近平开局很好，各方面都定下调子、摆好阵势，剩下来的就是步步推进、徐徐收网。但在此过程中，习近平不可避免要面对许多阻碍和麻烦。就像前行路上的石头，无可回避，只能搬开或打破。其中最大的麻烦有两个：近期而言，十九大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长期而言，经济是最大变数。其他诸如东海、南海等问题，可缓可急，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掌控节奏。 按中共惯例，十九大将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选，即权力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逆向决定"习近平新政"的成败。因此，习近平对此必定持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能有许多想法。那些目前被外界看好的接班人选，其中似乎并没有可令习近平真正满意的；同时，习近平也可能对权力的延续方式有新的想法。十九大上，习近平能否实现自己的这些想法，对习近平、对中共、对中国，都至关重要。 由此来看习近平对周永康一案的处理，答案就相当清晰了。外界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周案的雷声响了许久，却一直不见雨点下来？很明显，现阶段习近平对周案的方针是围而不打，目的是围点打援，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尤其是争取十九大上的更多筹码。周永康本人已注定很难善了，但他牵涉到高层很多人。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习近平快速处理周案，方法只有两种：要么将周与这些人切割，要么抓住机会一起打。前一种方式白白放过了机会，即使习近平主动开出切割条件，要价也不会理想；后一种方式正面硬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非智者所为。像现在这样"缓处理"最好，周永康一日不处理，与之相关者的心就一直悬着；习再作出积极的反腐姿态，不断围绕周案制造话题，进行敲打，只要大局尚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其他人就不得不不断拿出筹码，主动要求与习交易。这样，习近平的所得就能最大化，而且可以将筹码锁定在自己需要的方向――正因为周案关乎十九大博弈之重，需要处理的关系又很微妙，所以习近平才撇开中纪委，成立专案组亲自主抓。 再看财新网最近点名揭批周永康儿子周滨一事，由此可以产生两种解读：一，这是在习近平掌控之下，通过周案进行的新的敲打，表示习近平方面的节奏在加快；二，这是有人不赞成习近平对周案的处理方式，或者是想干扰习近平对十九大的布局，于是上下配合，打了个擦边球，造成既成事实后逼习近平改变方式和节奏――哪一种解读更接近事实，取决于身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与习近平的合作程度，以及他对十九大、对未来中国的期许。 从薄熙来的教训看，政治上充满不测风云，算盘不可以打得太满，必须为未来变数留下应变的余地。薄熙来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自信，以为在当时情势下，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怎么样，弓拉得太满，松不下来，只能硬着头皮一直往前冲。就当时呈现的情势而言，薄熙来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没有把"风头太甚、独树一帜必遭上忌"太当一回事，对外界那些"到顶"的推崇，他虽有所澄清，却并未用心，可能内心还享受这种感觉；孰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迸出个"谷开来杀人案"，将薄熙来掷入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弱势与困境，此时再欲绸缪，为时已晚。 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典型的邓小平主义者，他们两人之间，是权力之争，而非路线之斗。两人在理念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都主张集权，都不满于、甚至是不能容忍现状――在中共高层要找出相似度这么高的两个人，并不容易。两人的差异在于对市场的态度。相对而言，习近平更相信市场，他主张政府要"小（相对于现状而言）而强"；薄熙来也赞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他比习近平更信任政府的功能、警惕市场的缺陷，所以他主张"大政府"。这可能是由两人不同的政治经历和经验决定的。 上面说过，经济问题将是困扰习近平的长期变数。以习近平的才能、魄力及其对权力的掌控程度，除十九大外，只有"经济出问题"才可能使局势超出他的掌控，进而导致权力格局超出他掌控。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习近平才亲自接过经济的决策权，将李克强撇在一边。新设立的改革领导小组，无疑将由习近平本人挂帅――现在，习近平亲自掌舵经济了，麻烦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呢？ 为此，有必要比较习近平、薄熙来两种不同的发展经济方式：薄熙来的"大政府"思路，已经在重庆做过实验，它堪称中国现状条件下经济、社会效益兼顾的典范，也是全球危机条件下保持逆势增长的经典案例。但是，重庆毕竟只是一隅之地，放之于全国，效果或有不同。"大政府"治理方式需要政府直接掌握足够的财力与资源，在这方面，重庆有两个优势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复制。一是当时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资源向重庆倾斜；二是黄奇帆未雨绸缪，事先低价储备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拥有充足的财力，所以在当时的同级城市中，重庆办的实事最多，负债竟然几乎最少。另一方面，在薄熙来的直接治理下，重庆"官不聊生"的政治环境，也是大政府治理模式下遏制官员腐败的必须。如果将这样的"重庆模式"推之全国，普遍效果如何，还须打个问号。 习近平更多依靠市场的思路，在中国还未经过实践验证。当然，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已有很多，但很多东西，从国外搬到中国，效果往往不一样，所以还须重新检验。这就需要决策者抱着"做实验"、"试错"的态度，不可急于求成、一竿子插到底。另外，即使大方向是正确的，具体应对也可决定成败。而恰恰在经济问题上，习近平失败不起。所以，改革既要有魄力和勇气，也需如履薄冰；既要主动进取，又须步步为营。 无论如何，习近平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只能期待他的成功――因为习近平的成败，就是中国的成败。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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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霾”与“硬道理”和“不选举”之间的关系――论中国的污染是毛泽东制度的产物 Posted: 10 Dec 2013 10:37 AM PST
进入2013年以来，北京深陷霾中。本月南京大霾，同时有25个省受到了霾的毒害。根除霾灾，进而根除各种污灾，是救民救国的第一等当务之急，迫在眉睫，需要全国13亿同胞群策群力认真对待。切不可等闲视之，以免成为民族罪人！ 霾，我国称为“雾”霾，其实和“雾”无关。加上了“雾”，容易造成错觉，好像那是自然现象，老天爷应该负责。但老天爷是冤枉的，他有充分理由拒绝为中国的“硬道理”原则和“不选举”制度背黑锅。 霾是空气污染，同水污染、土污染一样，都源于人工造污。一味发展造污工业，唯独捨不得在淨化上投入充分的财力物力，是一种自杀性的资源配置。中国刚刚宣佈“和平崛起”，就陷入了全面污染（水污染、土污染、空气污染）的重围，从表面看，只是由于无知，或者也可以叫做“交学费”；但归根到底，它是中国特色的“不选举”制度的产物。如果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其同志们不把普世价值当作敌对势力加以讨伐，如果中国公民真能享有《宪法》所保障的选举权，中国的污染本来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 道理很简单。在长官必须民选的条件下，投资人固然可以策划开办污染工业；但居民为了维护身家性命，必然坚决要求非採用过硬的净化措施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级长官都不可能和民意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无视民意的公仆，从镇长到总统，都必然被选民抛弃。这是活的最可靠的制约。文明世界到处存在这种制约，所以开发和净化可以互利双赢。唯独那些以本国特色为藉口而拒绝普世民主的国家，才会把选举当作亡党亡国的洪水猛兽，闹得长官的意志和利益占了压倒一切的上风，而民意和民生却被视为“不安定因素”而横遭镇压。诸如此类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件，是对污染最好的效劳。正是依靠长官不选举，造污工业在中国居然打败了民意。 中国的长官们又是如何和造污工业结成战略联盟关係的呢？根据邓小平理论，最硬最硬的硬政绩叫做“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是从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大跃进直接演变而来的。因此，所谓“发展”，绝对不是优先发展环保或优先发展选举，干脆就是不择手段，突击发展GDP，而造污正是突击发展GDP的捷径。别人瞻前还得顾后，唯独他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别人在造汚的同时必须负责净污，唯独他“不怕洪水滔天”！同“超限战”是兵法中的兵法一样，造污正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在两个同样受党信任的长官中，谁造污的决心大，能耐大，谁就掌握了硬道理的精髓，谁就官运亨通。这里讲的是清官。至于贪官，财运与官运齐飞，霾污与贪污一色，当然更加如鱼得水，幸福无比了。 以“透支环境”为特征的高速度低成本的开发行为，也许腐败，也许不腐败，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必定导致自杀性的污染。最“不怕污染”的长官，一定最不顾老百姓死活，镇压民众一定最积极最勇敢。除开其他可比或不可比的因素，他们的GDP政绩得分一定高，官运一定亨通，由下级而上级，由地方而中央，男、子、伯、侯、公，飞上枝头变凤凰，都是合乎规律的意料中事。水陆空污染，在民选国家中，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进入中国模式，在“硬道理”的驱动和“不选举”的保护下，就找到了猖獗肆虐的乐园。 拒不选举，在文明社会中使人羞于啓齿：哪有公仆可以拒绝主人选举的道理！但经过本国特色的论证，就特别理直气壮。1949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计票少了一张，经侦破，据説是全国政协委员某先生所为。毛泽东是革命领袖，这位委员先生胆敢不投革命领袖一票，必是反革命无疑。革命领袖带头作俑，革命的追随者自然而然争先恐后群起效尤。后来，渐渐地，《宪法》虽然尚未公然删去选举，但中国特色的选举就是不选举，不选举就是毛泽东的国家制度——这应该不是敌特的谣言，也不应该是党国的机密，人们应该不难理解。 生而为人，应该有权为新鲜的空气、干淨的水、无毒的土地而做梦。这个梦和改掉毛泽东的制度，恐怕不是两码事。 那么，如果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指示，宣佈从此不再把GDP作为考察干部的指标，流毒全国的污染问题是不是就能迎刃而解了呢？ 但愿心想事成，只怕缘木求鱼。 中国的哪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可以靠中共中央的一纸命令来解决的？连“四菜一汤”之类小问题都束手无策，居然能够解决GDP这样的老大难，谁相信？ 重视GDP是为了全力保证崛起、保证翻番、保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强国目标。不把这个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级主要领导人头上，请问，实现中国梦还有什么更可靠的保证？这个梦实现不了，请问谁来负责？ 既然可以下决心发出一个又一个实现不了的指示，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还权于民，由当地居民来选举、罢免、监督自己的公仆，使公仆无法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居民的命运结合起来？须知这才是合法的正道，才是“整顿吏治”最有效的制度。 所以，想来想去，我仍然认为，为了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和无毒的土地，当然同时也为了廉洁、公正、透明、法治、稳定、享有公民的支持和信任的政府，都必须落实宪法，实行普选，改掉毛泽东的制度。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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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3 10:11 AM PST
曼德拉的逝世并不令人意外，他受到全球如此多人的尊重和爱戴也不令人意外，中共当局和精英们对曼德拉去世的低调和别扭，同样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现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中国也出现一个曼德拉，特别是不愿看到，被中共关在牢里的刘晓波会被世界当成中国的曼德拉来对待。 我注意到中国媒体一方面对曼德拉逝世反应比较低调，同时也没有忘记把美国奚落一番，因为里根曾经把曼德拉定性为恐怖主义著，把非国大党定为恐怖组织。 曼德拉为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家树立了一个标杆。在任何一个社会，他这样品格的政治领袖都是极为难得的，对于饱受凌辱和践踏的南非黑人来说，能够出现这样的政治领袖，而且获得胜利，让人感到上帝冥冥中在帮助南非这个美丽同时又被仇恨和罪孽吞噬的国家。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会出曼德拉吗？没有曼德拉这样品格的政治领袖，中国的政治转型能成功吗？ 曼德拉给我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几种难得的政治品格集于一身：巨大的道德勇气，高贵的人格，以及说服人的能力。没有这三者集于一身，想要让如此多的黑人和白人都能超越仇恨，放弃武力，尤其是让黑人放弃清算，完全不可能。 关于中国能不能出曼德拉的问题，我的结论有点令人沮丧。中国不乏有道德勇气的人，但中国的政治文化让这种人面临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中国政治的主流，不是种族矛盾，而是汉人内部的权力博弈。而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人内部的权力博弈就形成了一个很坏的传统，要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就要"宁我负天下人，不天下人负我"。当大家都接受了曹操的信条，中国就很难产生人格高贵的政治领袖，因为大家都相信，这种人不可能赢。 南非的白人政治领袖和黑人民众都看中曼德拉，说明他们都相信，只有人格高贵的政治领袖才能够孚众望，才有可能避免一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厮杀。很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极为恐怖的可能性，逼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作出了理性的选择。中国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暴力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地方和社会自治的水平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人格高贵的政治领袖反而不大容易有出头的机会。换句话说，曼德拉是一种极端危机情势成就的英雄。中国温水煮青蛙的情势，不利于曼德拉这样的英雄出头。 那么，没有曼德拉这样的政治领袖，中国的政治是否就难以进步？我相信是这样的。没有杰出的政治领袖，政治很难进步。不过，对于什么是好的政治家，我原来并没有想的很清楚。曼德拉去世，令我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也对什么是好的政治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曼德拉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好的政治家，不煽动仇恨，这一点恐怕在过去更难做到，而在二十一世纪，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人类已经有了更多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 不过，这种"文明"的进步可能让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著"的人生和政治哲学大行其道。我们看到，暴力斗争，生死抉择毕竟在曼德拉的领袖品格形成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完全没有"血性"的生活方式，一种习惯于做奴才的文化，怕是出不了曼德拉这样的政治领袖。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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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3 10:09 AM PST  周二是国际人权日，人权组织估计大陆现时有逾万人被无理拘禁，在日常生活中失去基本人权的国民更不计其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超过3年的软禁生涯近日患有忧郁症；她的好友曾金燕亦曾有类似的痛苦经历。在人权日前夕，平日行事低调的曾金燕打破沉默，对本台首度披露昔日被公安软禁在家“没有明天”的日子。（刘云报道） 2010年10月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因丈夫的获奖受到株连。 至今3年多，一直受到监视软禁在家，近日更透过友人传出患上严重抑郁症。一个人在没有抵触任何法律，或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下，生活跟犯人般受到严厉约束，甚至与世界隔絶的人，其实，除刘霞外，还有在严密监视中诞下小生命，同样又在监视下，失去另一个小生命的，有曾金燕。今天，她虽能在香港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努力完成硕士学位兼抚养女儿，过著平静的生活，但是，她的灵魂仍留下“囚禁”时的重创，不能抹掉。 曾金燕：“你在社会立足的存在感也没有了，消失了，这种创伤对我有很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即使到了香港也不敢跟媒体多说，因为我肯定知道媒体会为这些事反覆问，但是，对我来说有很多痛苦是言词能形容以外的。” 2008年4月，曾金燕的丈夫胡佳被公安带走，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自那天起，没有犯过任何法律的曾金燕便无辜地与当时出生只得45天的女儿，同样变成“囚犯”过著“监禁”的日子，与世隔絶，日复日过著没尊严的每一天。 曾金燕：“胡佳被捉的时候，我们（我与妈妈）如厠，洗手间的门是不可以关的。当时，我刚好生了孩子，我妈跟我一起帮我，她从外回来要如厠，洗手间的门是开的，有2名女警察，也有好几名男警察看著她如厠，以致于她没办法小便，对她造成很大的生理影响。我们睡觉，房门也是不可以关的。” 不过，曾金燕谓原来自己尚算“幸运”，因为一名国保曾跟她讲高智晟的妻女的遭遇更惨。 曾金燕忆述该名国保说：“看在你是一名女性知识份子的份上，我们已经善待你，高智晟的老婆却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如高智晟的女儿洗澡时，洗手间的门要趟开让他们看著她洗澡。警察更穿著皮鞋直接踏上他们的床上走来走去。” 至于，所有门不准关上，她相信是因为公安担忧她们因承受不了没自尊的待遇，怕他们会自杀，又或伺机向外抛纸条求助等。 曾金燕记得，公安到她的家时，所有在香港购买的书及其他被视为敏感的书都被公安抄走，整个家就被他们翻过天翻地覆，墙上挂著的东西全被掷下，自己的所有银行账户统统被公安拿走，所有与外接触的通讯设备全被拿走，公安更索性把电话线剪断。每一天，家里就有很多陌生的公安聚集在内与她一起生活，公安在她的家里就不断抽烟、咳嗽、吐啖及进进出出，她的家一下子变成“公共场所”。 曾金燕：“我不知道，如我在房里睡觉时，我知道厅的沙发上坐了8人，但还有人进进出出，我们家的门是开著的，房间及大门都是开著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究竟（高峰期时）有多少人，就好似公共场所一样，他们任意进出。” 由于自己的家被公安侵占，自己长时间日以继夜被迫与公安“共处一室”，曾金燕说，有一段近4个月的时间，她因此而刻意把嘴吧紧闭，不愿说话。同时间，她又不可以写任何东西，因为她知道，第三方一定会受到牵连。 曾金燕：“我在软禁时，有一个名叫李建平（译音）男士来看我，我不认识他，他被警察带走，我后来知道，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我现在找不到这个人。” 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跟世界完全割裂。 曾金燕：“外部警方已把我孤立到一个已经不能再孤立的程度，把我跟这世界隔絶；另一方面，他们曾经一度很成功把这种恐惧，把这种絶望植到我们内心深处。对，你就会变得，我觉得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一种动物，当你知道所做的事会带来伤害时，你就会自动把它屏蔽掉。” 在那段“没明天”的日子里，她为使自己感受到有自主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及令心灵安坦，她于是不断阅读，听音乐，做瑜伽，做茶道，及禅修打坐，专门选择一些很慢的方式去做，因为该刹那心灵里的意志，公安也抢夺不了。她更自我安慰的说，那段时间她看到很多自己喜欢的哲学及文学性的书，让她能跟最有智慧的人“对话”，平静地读，领悟个中的智慧。 事实上，曾金燕未被软禁前，她的日常生活已不断遭公安滋扰，只要她踏出家门，便立即遭公安死钉，即使往商店里买一包卫生巾，公安也刻意探头查看一番，倘若她回老家，公安也会跟著不放，更给她的老家一带制造滋扰，引致她不敢再回乡见亲人，免他们承受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她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一个人很容易会变成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不过，最令她感到最痛心的是，公安监视下，她失去一个宝贵的小生命。 曾金燕：“我在医院生孩子，8名警察是跟我一起的，他们一直在我的床旁，门口守著我。我一直没公开谈过，我有一次流产，他们也是在门口守著的。” 今年初，胡佳接受一所海外传媒访问时，曾披露这秘密，但是，他并未披露当时公安又在监视，再问曾金燕，她以不愿再回忆这段伤心的事拒予透露。 公安滥权监视公民，导致自由丧失，生命不保外，即使人的生存工作权，也一样粗暴褫夺。曾金燕记得，由于政府不同部门派人车轮战的调查她原本从事的艾滋病公益机构，房东又不肯再租单位，她为求全局选择离开，但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再想谋生方法，她遂想办一所幼稚园，更不惜耗费1年时间到其他省市学习，之后，更落手落脚不断筹备，成功租地兼招生及找来老师任教，当所有事已准备就绪后，开业前，曾金燕：“当地的2名党委书记及警察出面，当你要开一所幼稚园，如果他们不让，来威胁，小孩的安全是无办法长时间维持，所以，根本无办法继续下去。” 咬著牙关的曾金燕再尝试搵工，终成功在一间花店找到一个文职工作，孰料，公安又找到上门，再次，把曾金燕谋生的机会砸烂。 面对同病相怜的刘霞，曾金燕说难以估计她现时的状况，端赖她能够得到多大的支持，不管是躯体的支持或是精神上的支持。不过，她相信刘霞应该从书本上获得不少的力量。总体而言，曾金燕相信公安是不会放过刘霞。从其个人的经历里更得出一个结论是，公安粗暴的做法，目的就是消磨当事人的意志，使之跟公安合作。 她曾呼吁无国界医生安排心理医生为刘霞诊断，但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发言人指，组织的宗旨是为到全球任何一地发生灾难时，而提供人道服务，可是不会为个别人士提供服务，即使该会也获悉刘霞的事情。 人权观察对刘霞被无理软禁多时表示，明显侵犯人权。该组织亚洲部研究员王小姐表示，现时被中国官方无法无理又未经法律程序而被拘禁的人数，粗略估计多达万人。她呼吁全球各国跟中国商讨贸易之馀，亦应把人权的议题包含其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曾金燕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母女双推》的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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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3 10:17 AM PST   张雪忠将不获华东政法大学续聘的消息引发民众关注。张雪忠周二告诉本台，被解聘主要原因是其发表的批评反宪政潮流及习近平的文章。他认为，当局近一年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对舆论的打压只会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不利于政权的稳定。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自八月被停课后，周一再被告知将不被续聘。 根据网上一份来自该校校内通告写道：鉴于张雪忠在本轮聘期内违规利用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变相强行公开发表《新常识》，向全校教职工强行传播其政治观点，还利用其教师身分在学生中传播其政治观点，这一严重背离高校教师职业操守的行为及张对其错误没有认识与改正表现的实际情况，法律学院教师岗位聘用工作小组依据相关规定和程序，决定不再续聘张雪忠在法律学院教师岗位工作。 张雪忠所著的《新常识》共约60页，阐述了国家、主权、政党、军队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党专政的性质与后果，并检讨这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只有它才有执政的资格，全体中国人应当无限期的服从他的领导。这种不容挑战的无期限的执政权，已经构成对国家主权的篡夺；这种不正当的篡权行为，必然会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各种荒唐和不公正的后果。 本台记者周二联系了张雪忠，他表示，学校所给的两条理由均不成立。 "他讲的是我曾经通过学校的校内邮箱，把我那个《新常识》那个书发给一些老师，我的同事看。那个邮箱本来就是学校给所有的老师，每个人配一个地址来使用的，以前也有很多老师通过邮箱会发他的观点或者各种材料给其他同事，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不存在违规的问题。如果我假设写一篇赞扬共产党的文章，然后在OA（校内邮箱）系统发给同事，他会不会来开除我呢？" 记者："我想问下，您平时通常和学生讲课的时候会说一些什么内容呢？" 张雪忠："第一，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讨论政治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只要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身份强行要求学生接受他的观点，这根本就不违反教师的职业伦理。第二，我个人因为上民商法的课程，是技术型比较强的。所以我不会在课堂上讨论政治问题。所以学校说我利用老师的身份传播政治观点，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们在八月份停我课的时候也找出这个理由，我问他，他从来就没有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 张雪忠告诉记者，他被解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此前发表的《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他在文中批评了习近平关于"空谈误国"的讲话，认为这是专制政治文化的说法。而被解聘是学校的政治迫害，他将在收到正式的书面通知后，与校方打官司，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周二致电华东政法大学宣传部了解情况，但对方并未回答有关的提问。 记者："关于张雪忠教师他不被获准续聘这个事情，这个决定已经发下来了吗？" 对方："这样子吧，你打电话给我们领导，直接问他吧。" 记者随后多次拨打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 而张雪忠被华政解聘的消息传开，迅速引发民众关注，郑建伟律师周二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张雪忠现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离开已经不再圣洁的学校，到人民中间去实施法律教育的机会来了。 同样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律师斯伟江也在微博上写道：关于张雪忠被华政不再续聘的事，只能说，华政用的是中世纪的逻辑，而社会已经进化到了现代了，鸡同鸭讲。 斯伟江周二告诉本台："两套话语体系，在体制内，他按照他的话语体系来。我觉得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会这么干的。" 此前，曾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夏业良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今年10月18日，他被北大停止续聘，理由是其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处于经济学院倒数，但这一理由遭到夏业良本人反驳。而包括张雪忠在内，北大教授贺卫方、张千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等人的微博账号也纷纷遭到全面封杀或禁言。 对此，张雪忠表示，这是来自最高层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这样的打压只会令他们失去知识分子的好感和支持。 "我以前也有一些批评性的言论，也没有到被解聘的程度。但是最近，在过去一年，我想政府当局不管是对言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领域所谓斗争的加强，包括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大规模抓捕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我想这应该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个并不是偶然的事件。（意在）压制不同见解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只会让他失去知识分子整体对他这个政权的好感和支持。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结果怎么样呢？何况在现代社会，21世纪。对教师进行政治迫害、对异见人士、主张公民权利的人进行政治迫害，他想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这是不可能的，只会让人更加厌恶和反感现在的政权。" 张雪忠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并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访问。他也是因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而被捕的赵常青以及新余刘萍案的代理律师之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附录】 BBC：华东政法大学停聘张雪忠副教授更新时间 2013年12月1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12, 2013, 6:21:07 AM12/1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未普：习近平和知识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 习氏国安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攘外必先安内（高新）
- 余英时：设防空识别区不明智
- 杜光：买椟还珠的按生产要素分配――阅读三中全会文件札记之七
- 张雪忠：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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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3 08:11 PM PST （原题：知识界与习近平离心离德）
习近平执政一年，和知识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其原因，可从习近平的"8.19"讲话，略窥一二。 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指责，一些知识分子和党离心离德。他说，当前，知识分子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出现了少数人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个别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人。 这让我想起，大陆一直有一种说法，即知识界已被官方收买。但习近平的"8.19"讲话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分子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收买不了的，所以习近平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他在讲话中，给这些收买不了的、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 习近平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对知识分子，"要加强教育引导，好的要鼓励，不好的要管束，不能放任自流"。为了贯彻习近平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知识分子政策，国信办和中宣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为整治知识界使尽了浑身解数。 据高瑜披露，国信办主任鲁炜在"8.19"之后，召集全国主要互联网负责人会议，公开表示："跟著我走好处多多的"。而中宣部于9月15号，找了一批左派开座谈会，搞了一个47个大V名单，其中包括三个老左宋阳标、张宏良和韩德强，说这三人是"拆庙党"，要用"文革"方式把共产党这个庙给拆了；其馀都是右派公知，被指为"居心不良，与党离心离德"。 国信办的红脸，部分解释了过去几个月为何像杨晓青这样的不见经传的大学教授，和像胡鞍钢这样的为了配合官方舆论屡屡表演出格的官方智囊，都在为习近平的反宪政和反公民社会主张站台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刘亚洲这个曾经屡发自由派声音的"军中国师"这一次策划出颇有军国主义味道的《较量无声》的原因。这些学者、智囊或国师，无非是借机表明自己与习近平党中央同心同德的政治立场，趁机抬高身价。而中宣部的白脸，则白色恐怖的多。47个大V，轻的被封了微博或网络，重的则被解职被拘押。有人统计，习近平执政短短一年，遭抓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就已超过胡温十年的总和。 近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习近平对知识界软硬兼施的分化策略效果如何呢？虽说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太早，但官媒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显示他们的成果了。12月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3年《政务微博群体与网络舆论生态研究报告》。报告称，人民网抽取了10位思想偏左的大V微博，如司马南、吴法天、孔庆东等，和10位思想偏右的大V微博，如韩寒、李承鹏、于建嵘等；他们发现，8月网络治理工作开展以来，网络大V微博活跃度明显减弱，批判性词汇总量下降，心灵鸡汤类的微博数量明显增多。 尽管如此，习近平当局对知识界的打压仍未松弛。三中全会后，当局又进一步收紧言论空间。一些有影响力的、在三中全会前未被封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这一次被当局毫不客气地封了微博。一家叫"影响力中国"的思想文化网站，在登出自由派的《九评"三中全会"》不久，就被封了网。 当局对知识界的打压，无疑正在进一步促使知识界离心离德。不少迹象显示，习近平口中的"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已不是个别现象。左翼人物张宏良和韩德强被封微博，引起一些左翼人士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习近平党中央不敢听真话。著名的中左派、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张木生认为当局反宪政，简直是匪夷所思；他说，怎么能反宪政呢？毛泽东当年就是宪政研究会会长呀！而右翼中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党内民主派则批评习近平钳制舆论。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像是第二次反右，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事，要出大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在于整个政治生态的宽松，在于知识界的积极参与，在于知识分子在重大改革问题上和中央高层的同心同德。而习近平上任仅一年，就把知识界中的主要改革力量划到被"管束"的对立面上。如此下去，他的改革如何进行？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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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3 08:21 PM PST  愚笔在上周的《习氏国安委将会整合N个"中央领导小组"及常设办公室》一文中已经分析了即将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的习氏国安委应该会是在江泽民时代即已经开始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除了要整合进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能或者干脆连整个机构都合并进去之外，今年秋季才正式对外挂牌的国家反恐领导小组和它的常设办公室，江泽民时代即已经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和它的常设机构"中央610办公室"，以及西藏"3.14事件"发生次日即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藏区危机领导小组"（日后改名为现在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挂帅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和它的常设办公机构"3.14办公室"，还有胡锦涛时代为因应新疆地区发生的"7.5事件而成立的中央防范和处理新疆地区危机领导小组（日后改名为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现也由俞正声领衔）和它的常设办公室等，都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被整合进习氏国安委。 至于今年秋季才刚刚对外挂牌的国家反恐领导小组和它的办公室与此前一直存在的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到底是一个关系，也已经有许多国内网友表示"强烈好奇"，是"后者取代前者"还是"后者接受前者领导"，还是......? 所谓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江泽民时代的1998年3月27日成立的，下有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办公。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机构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挂帅。下设的"维稳办"主任是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京，当时中国大陆有媒体报道说它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一样，都被列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但事实上应该是合署办公。 该机构对外宣称的工作内容包括：1、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全国维稳动态，分析社会稳定形势。2、组织协调，指导全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3、适时提出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和对策。4、承办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5、负责中央维护稳定工作方面文电的起草、保管和保密工作。由此可见维稳领导小组过去一直是与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相辅相成，一个对内维稳，一个对外求安。现如今无疑都会成为习氏国安委的主要构成内容。 另外，内部列编为中共中央"常设领导小组"的机构至少还应该有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都应该由新成立的国安委统辖，理由是应对未来几乎还会发生、再发生的台海危机本来就是"传统国家安全"的定义内容，香港和澳门虽然再无被"国土分裂"之忧，但那两个地方都是迎击境外、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及反共宣传的滩头阵地，虽说意识形态渗透也好，反共宣传也好，威胁的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而不是国家的安全，但就象这个政权从来都是有意制造概念混淆，故意把"爱国"和"爱党"揉搓到一块儿堆儿一样，一向也都是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保障其一党之私。从这个角度分析，另有一个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内容更应该是习氏国安委的涵盖事项。 这个政权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即因为城乡差别的扩大以及只有印度的种姓制度才能与之比丑的人为划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户口政策仍然被继续维系导致"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对习近平所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来讲已经尤如一座蓄势待发的活火山。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按照体制内专家的说法，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说是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但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官方公开承认的"三农问题"或者说"三农危机"的难解甚至被一些体制内专家悲叹为"无解"的原因就在于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这便是被中共体制内专家悲叹"三农问题无解"的重要理由之一，因为这些为数严重超过"正常编制"的乡镇党政机构内的所有被豢养人员是中共政权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倚靠力量，从常理分析，这批"干部"若被"精简"一成，就意味着农村地区"维稳工作"的战斗力相应缩减了一分。所以，如果要维持和保持农村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简言之就是为了有效防止中国大地的广大农村地区随时出现无数个"陈胜"和"吴广"，乡镇党政机关的在编人员不但不应减少而且还应该不断增加，但如此一来均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滥收费"内容和款额就会继续飙升......直到他们再也无力承受，所以就再也无法忍受为止。到那个时候，"维稳"二字就就得被改成"平暴"了。 正是因为早已经认识到了如上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预期到了仍然会继续严重下去，所以当年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地位之后立刻组建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成立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可是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依旧严重，而且已经在"三农"基础上更严重为"四农"，加上了所谓"农民工问题"。 今年六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一纸《关于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声称"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同时撤销"。这一新成立机构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签头，"组成人员"和中央社会治安管理综治治理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大致雷同，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综合上所述，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虽然是统管对外求安和对内保安，但按照中国人民的前领袖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攘外必先安内的遗训，对内保安才是首当其冲，更何况对当前的中共政权而言，外部世界虽然不能说是"歌舞升平"但至少不能说是"兵临城下"，现实的威胁和危险无疑都来来自于境内，其严重程度用"大敌当前"形容绝不是危言耸听。"四农"（"三农"加一）问题如果对付不好，不是导致"南昌起义"重演，就是召致井岗山上（或者其他什么山上）再聚"朱毛匪帮";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应对不力，虽不太可能导致"五胡乱华"的历史再现，但只要会有大规模的以暴制暴的军警联手武装镇压民族骚乱的惨烈场面出现，后果就已经不堪设想——无论对中共政权自身还是中华民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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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3 08:40 PM PST  中共最近划了一个叫做东海防空识别区，就是划它的领空。这样引起的纠纷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最初是由军方宣布这件事情，宣布以后还要表示所有的飞行包括民航经过它的领空，它的上空，原来是自由上空现在就必须要先通知中国否则就可能发生意外，所谓意外就是可能会被它打下来。而美国跟日本并不承认。认为这是片面划线，那不得了，那随便你怎么划。将来整个东南海就都可能是你的了。所以美国的B52几次飞过并不通知中国。中共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不像它嘴上说的那么凶。日本也同样的， 有军机飞过。但是现在共产党也经常用战斗区新的识别区上空飞行。好像是监察各国飞机的往来。但是这种情况是大家是都很担心的。就是很容易引起擦枪走火。 美国非常关心，因为美国跟日本有条约是要互相防卫的。美国的副总统现在在日本、韩国、中国访问，本来是要谈别的事情，谈合作的问题，谈对付北朝鲜的问题。但现在讨论显然转移了目标。最重要的讨论是怎么样让中日双方降低敌对的意识避免武装冲突。日本本来提出的条件是要中共取消它的宣布，中共是不大可能接受的。因为共产党只要它公开宣布一件事情，你要叫它当众撤销是绝对不肯做的。但是它可能有模模糊糊混过去的可能性。共产党除了战斗机在上空飞行以外，也没有其他真正地对日本的飞机或者对别的国家的飞机任何的威胁。南韩也抗议，因为航空识别区把南韩的一部分领空也划进去了，南韩虽然好像跟中共关系拉得很近，拉南韩也是对付日本的。 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建立这个识别区最后是由习近平拍板的并不是军方单方面的。但是是不是受军方的威胁或者受军方压力还是他别有打算这就不知道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习近平执政以后好像想慢慢想以强人姿态出现。从前在胡锦涛的十年是一事不做，基本上避开一切，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其他事情不谈也不做。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无为而治的。至少是无为，是不是治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习近平到处做出各种举动来，习近平可能借着他有红二代的背景想在这个上面有所作为，至少赴毛泽东的后尘都有可能。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你想在外面示威那就是造成识别区新的规划，如果是如此那更是麻烦了。可是他可能并不是要跟日本人打仗，可是要在国内表现它在国际上也是吃得开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要讨论中共对钓鱼岛的问题又不得不从历史上看，要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日本最初在1970左右尤其是1971以后美国跟中共建立关系以后日本马上改向，日本很快第一个就放弃了台湾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田中首相首先到大陆去跟毛泽东谈话，其实日本是提出道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表示非常大的歉意。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呢毛泽东就说你们不用道歉，是我们要向你们道谢，要是没有你日本的皇军打到中国，我们这个中国革命一时还不会成功。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要建立它极权的权威，邓小平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韬光养晦，就是我的力量够了以后我就要在这个地区占据领导地位。我想现在钓鱼岛的事情还有新的识别区也是为这个而设立的。这个设立以后它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地把美国从太平洋地区先是减弱它的势力，然后慢慢消失。这是它可以独霸东亚跟东南亚的一个很好的构想。是不是能够成功，是不是能如他所愿，那就是非我们目前所能知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2013年12月05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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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3 08:30 PM PST 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决定》第44条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题目下，提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等。这里虽然没有谈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跳出十五大分配观念的框架。 （一）两度“买椟还珠”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先提出来的，具体说法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这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十三大就已经提出来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则是十五大首次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的热潮，各种舆论工具开足马力，发表大量文章、评论、心得、体会，种种辅导材料铺天盖地，宣讲人员席不暇暖。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很少有人论说。我在当时曾经写过三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论和阐述。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指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理论观念”，“也许，连起草政治报告的秀才们也没有掂量出这七个字有多么沉重的份量。他们只是承认了这个理论观点在现阶段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以致把这个具有创造意义的观点，包容在一个错误的表达方式里：‘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他们不了解：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两种无法兼容、因而也不可能‘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 作为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其最有价值的涵义，在于承认劳动者有权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分配，因为劳动力是任何形式的生产都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十五大政治报告却只“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劳动力排除在“参与收益分配”之外，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只承认“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却排除劳动者参与收益分配，无异于“买椟还珠”。 把劳动力排除在“参与收益分配”之外，秘密就隐藏在“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个公式里。按照这个公式，劳动者领取工资就是按劳分配，既然已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工资，就不能再参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十六大政治报告大概意识到这个缺陷，在政治报告中把劳动加进到生产要素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十分简明而准确的解读。但接下来又说：“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说明指导思想上依然坚持对按劳分配的错误理解。十七大政治报告重复了十六大政治报告的说法，只是把这两句话的顺序颠倒一下。 应该承认，十六大、十七大把劳动包括在生产要素里（注），与十五大相比是一个进步。但这个分配原则迄今未见实施，官方文件和书报杂志也看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解读和论述，说明在执政者和那些智囊精英、经济学家的头脑里，还没有理清这个问题的头绪，以致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里，又回到十六年前的十五大政治报告的思路：“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还是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再一次上演了“买椟还珠”的旧脚本。 （注：作为生产要素，“劳动”的准确提法应该是“劳动力”。首先，劳动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这个过程；其次，企业在市场上购买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不是劳动的价格；再次，劳动本身没有价值，而生产要素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资本的转化形态；复次，劳动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把劳动列为生产要素，犹如把生产列为生产要素一样是不恰当的。） （二）分配方式和按劳分配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分配方式。《决定》谈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说白了就是增加工资。把工资说成是“劳动报酬”，属于“初次分配”，是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误区的结果。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者因劳动拿工资、资本家因资本得利润、地主因土地收地租，是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我国几十年来把等级工资制看成是按劳分配，是一种分配方式，这个观念虽然来自苏联，但究其根源，还是要追溯到古典经济学。 如果我们严肃认真地梳理商品生产的过程，就可以理解，劳动者的工资并不是劳动报酬，等级工资制也不是按劳分配。第一，工资是企业主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的代价，是资本和劳动力相交换的体现，属于交换方式，而不是分配方式；是交换的产物，不是分配的产物。第二，资本交换劳动力的交换行为，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前，即使有些是在生产完成之后才支付工资，但工资的数额是生产之前就约定了的；而分配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之后，通过生产劳动，有了新产品，而且在市场上实现了商品的价值，才有可供分配的利润。第三，工资是一个定数，生产之前就已经确定；分配则是一个变数，或多或少甚至无利可分，均随企业盈亏情况而定。第四，工资在会计科目里被列为成本，与分配无关；可供分配的是利润，是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后的盈利。 以上的梳理表明，分配方式应该是利润的分配，剩余价值的分配。根据十六大、十七大的释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里说的分配，当然是指利润的分配，与等级工资无关。 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不提“按劳分配”，是明智的做法。“按劳分配”是马克思对未来的公有制社会分配方式的一种设想。它的基本含义是：企业在生产中增加的财富，应根据劳动者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全部分配给劳动者。这个设想虽然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以劳动者享有企业的全部产权为前提，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所以才有权获得全部利润。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企业达到这个水平，按劳分配至今还是一个空想。事实上，任何侈谈按劳分配的文件书报，都是对按劳分配的歪曲，也是对等级工资制的美化。歪曲按劳分配的始作俑者是列宁，他把苏联的等级工资制说成是按劳分配，影响遍及全世界。我国多年来“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就是它的流毒。三中全会《决定》里没有按劳分配的说法，是否意味着指导思想上已经认识到它的谬误？但愿如此，可是，事实上恐怕还谈不到。 《决定》提到的“劳动报酬”和“初次分配”、“再分配”，都是沿袭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劳动报酬”指的是工资，但工资是劳动力的代价，不是劳动的报酬。劳动者作为劳动的要素参与劳动过程，应该从劳动创造的财富即利润中，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份额，这才是劳动报酬。至于“初次分配”、“再分配”，同普通经济学里的所谓“二次分配”，都是不科学的概念。《决定》里的“初次分配”，指的就是劳动者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润。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前所述，劳动者得工资发生在生产之前，是交换行为；资本家得利润发生在生产结束之后，才是分配行为。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统称为“初次分配”，显然是不适当的。利润分配完了，劳动创造的新财富有了所有者，分配行为就宣告结束，不应该再有什么“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政府把税收用于教育、医疗、劳保等公共事业，是一种政府行为，同分配方式毫无关系。之所以把它称为“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是因为包括劳动者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润的“初次分配”不公平，才需要有个“再分配”或“二次分配”来矫正平衡。它来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福利经济学。其实，只要利润的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劳动者和企业家各得其所，就没有必要把政府行为说成是“再分配”或“二次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当代社会最公平、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在贯彻《决定》第44条“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时，应该有意识地向按生产要素分配倾斜。它的涵义，就是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里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就是说，在企业分配税后利润时，每个生产要素（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即劳动者、资本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都可以获得一份与他们在生产（劳动）中的贡献相适应的报酬。由于生产要素实际上也是劳动要素，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可以称为按劳动要素分配，简称“按劳分配”。这样，就赋予按劳分配以不同于原典意义的新内涵，使这个概念适用于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者参与利润的分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按照“分享经济”的理论，采取奖金、分红、利润分成等办法，让员工参与利润分配，劳资共享企业收益，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劳动者参与利润分配的最规范的形式。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好处很多：1、利润的合理分配，有助于营造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2、劳动成果和报酬挂钩，将加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3、劳动者除领取工资外，还可以参加利润分配，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可以适应扩大内需的经济要求；4、部分报酬转化为企业产权，职工成为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成为有产者，实现了工人阶级有产化，这是树立主人翁责任感的经济基础；5、有助于弱化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创造平等祥和的生产环境和企业文化；6、对于资方来说，虽然分走了一部分利润，减少了收入，但员工发挥了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企业的收益，足可弥补资方的损失而有余，从长远着眼，对资方也是有利的。《深圳特区报》11月19日刊载一篇题为《学习晋商模式，助力科技创新》的文章，其中介绍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在“中国创业家峰会”上的发言；“我们投资人每年的分红只能是30%，剩余70%分给不持有公司注册原始股的员工，这个制度走了11年，我们从来没有贷款，业务量年年翻番，一直到2003年慧聪上市。在这种制度里没有劳资矛盾，有的是劳资一体和劳资共本。”慧聪推行的实际上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具体模式。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的改革。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市场行为，当然不宜强制推行，但可以提倡。国家有必要提出有步骤地推进这种分配方式的参考方案，企业可参照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自愿选择，量力而行；也可以定出计划，几年以后或在企业达到某种规模后，参照其他企业的经验再实行。 自从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后，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分析论证。近几年有一些讨论分配制度改革的文章，也不见有涉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这个具有革新意义的分配方式，似乎是被指导思想和智囊精英们遗忘了，抛弃了，甚至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连提都没有提，只保留了“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木匣犹在，珠宝却没有了。我这篇札记的目的就是要找回珠宝，把它放回木匣里。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关心？ 2013年12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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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 Posted: 11 Dec 2013 08:27 PM PST 今年5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被俗称为"七个不要讲"的九号文件之后，《红旗文稿》等官方媒体连续刊发以反宪政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主体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与九号文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遏制自由、民主、法治等宪政观念的传播。 针对这股反宪政逆流的批评声音已有不少，但对于这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流的根源，仍缺乏深入和直率的分析。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尝试和努力。 1949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列宁-斯大林式的专政体制。这种以大规模的暴力和无所不在的恐怖为主要统治手段的体制，具有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双重性质。一种本质上反人类的政治体制，无论出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表现出对自己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并且在发泄这种仇恨时，将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线。它不但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把迫害他人变成每个人的生存之道：因为这种政权先天地将每个人视为有罪的，而顺从权力的意志去迫害他人，就成了每个人向权力效忠以求自保的基本手段。 持续十年的"文革"，将斯大林式专政体制的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和瘫痪状态。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与知识分子及官僚体系中的文革受害者结盟，并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文革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同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进行舆论和社会动员。但是，邓小平的"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的态度表明，他只是想努力结束文革的乱象，并在经济领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并不想在政治领域革除毛泽东遗留的斯大林式的专政权利结构。 不过，一旦对文革的批判被启动，人们的思想并不会完全配合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迟早会超越当政者所期望的限度，进一步探究文革得以发生和持续的政治根源，并产生对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由此便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引发了作为这一启蒙运动的政治结果的八九革命。 对于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革命，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武力镇压。这样一来，他这位原本是改革启动者的人，最终又成为了革命的扼杀者。虽然改革的口号被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真正意义的改革，早已随着"六-四"枪声的响起而消亡了。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狂热的彻底消退，另一方面时自由、民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国的党政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因素。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一场针对国民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这种不公正的、超限的掠夺，自然会经常受到人们以维权形式进行的抗拒，因此所谓的维稳就成了官僚体系的核心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各级党政官僚为了确保权位的稳固，在对民众采取维稳措施时，可以完全不顾法律的约束。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所谓维稳手段，实际上纯粹是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官僚体系对民众穷凶极恶的掠夺和不择手段的镇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遭到了彻底的败坏。普通的任人唯亲和官位承继，则进一步加速了官僚体系的逆淘汰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整个官僚系统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无能、颟顸，但却残暴和无耻的官员。 即使是屡遭摧残的荒原，仍可能生长出绿色的植被。二十多年的压制，并没有扑灭人们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理想的向往。实际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清官僚体系的残暴、无能和堕落，并越来越认识到建立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对于中国的新一任领导人来说，可能的政治选择只有两种：一是顺应国民的心愿和历史的潮流，对庞大却腐败不堪的专政官僚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并努力建立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制；二是继续把自己和专政官僚体系捆绑在一起，努力加固日益松懈的专政机器，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成为一个为专政机器"拧紧螺丝"的人。 那些极力反对宪政的人，显然希望新的领导人走上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与权贵结盟、与人民为敌的固守专政体制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宪政中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继续剥夺国民的政治权利，维护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反对新闻自由，是为了继续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对国民进行压榨和掠夺；他们反对司法独立，是为了继续高居于法律之上，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徒；他们反对公民社会，是希望让一直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广大民众，继续处于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 两条不同的道路，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一条时继续专政的道路，它将把中国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条时建立宪政的道路，它将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国家。 新的领导人究竟将选择哪一条道路，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和"空谈误国"的表态，却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兆。前者代表着一种拒绝变革的立场，后者则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作为专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说法，不但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的行动主要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而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人在行动之前，首先要确立一项行动目标，并相应地规划达成目标的手段。在公共生活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正当和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人贬低为缺乏理性的动物。 另外，习先生"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似乎表明他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种必须避免的前车之鉴。实际上，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戈尔巴乔夫失败"的神话，本身就是大为可疑的。 首先，苏联的崩溃，其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戈氏的改革，而在于此前六十多年蒙昧主义和反人性的专政统治。戈氏的失败，最多只是未能拯救一个早已病入膏肓和奄奄一息的红色帝国。 其次，戈氏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他启动了改革，不如说是因为改革得不够彻底。戈氏在改革后期对腐朽和顽固的官僚体系做了太多的妥协，从而为1991年"8-19"反改革政变准备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再次，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是戈氏的改革，而是"8-19"反改革政变。这次政变的政治后果，是使戈氏作为苏联总统手中的权利，转移到了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 最后，即使戈氏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他今后的历史地位仍将远高于他的几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后者都是在大有可为的情况下获得了最高权力，最终却无所作为。人们或许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毕竟曾是最高领导人），但却无法记住他们的事迹（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值得记住的事迹）。 可见，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从戈氏身上应当吸取的教训，不是拒绝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做得更好。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记住伯克利里说过的一句话："人若要幸福，就一定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一定要勇敢。"如果当政者最终选择的是抗拒宪政的专政之路，每一位真正的宪政主义者，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抗拒这股反宪政逆流的中流砥柱；哪怕是单枪匹马，也必须对这种违背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的做法，发出坚定和清晰的反对声音，并通过对野蛮、暴虐和不公正的专横权力的抵抗，展现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勇气、良知和尊严。 201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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