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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4, 2013, 6:08:21 AM1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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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甫成：鲁炜「算计」傅政华――网络恶政凸显官场丑态
- 未普：中国民营企业家为何加速移民？
- 解密时刻：毛泽东的忠臣周恩来
- 专访高文谦：“很多体制内的人跟我说，没办法驳、驳不倒！”（附：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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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6:43 PM PDT
由于打击网络谣言未能在最高层形成统一意见，只是试验性政策措施，因此，国网办与公安部之间、国网办与央视之间出现了重重矛盾。
北京市委常委异常变动
北京市作为副国级行政区域很复杂，其复杂的原因在于它身份虽是直辖市但毕竟是地方架子，还有由于是中央权力机构所在地，其中高级官员的职位安排与中央权力机构的关系盘根错节。中共十八大开完不到一年，北京市市委常委出现的人事异动更证明了这一点。
四月份，兼任组织部长、常委排名第五的吕锡文（女）升任专职副书记，原职务由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接替；同时，排名第九的鲁炜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辖机构国信办（民间多称「国网办」）主任，其兼任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职位由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接任。七月份，排名第十三的常委陈刚调贵州省任副书记。
北京市委常委的变动频率居全国地方政权之首，且以排名第十一的傅政华「升官不离位」为最大看点。八月份，傅政华刚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时，人们议论纷纷，以为他是在北京市没法待下去才谋求进公安部的路子，以至于北京中央机关活动接替者不在少。有了中央机关的资历再去地方锻炼是积累仕途重大资本的必要一环。不仅广电总局的李伟、国资委的姜志刚看准了这个路子，现在已经落马的刘志军比李姜二人更明白此中利害，所以曾想从铁道部长位子上调任省委书记。为了捞取地方资历，帮刘志军跑路子的人还受了骗，损失了六百万元人民币。
打击网络谣言功劳未落实
傅政华卸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传言被证不实，而其进公安部主管网络整肃却传得惟妙惟肖，毕竟抓捕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大腕的事情是北京市公安局实施的。最耸动天下的是网络超级名人薛蛮子因嫖娼在京被抓，事件至今未了，更让傅政华的权力被涂上神秘色彩。在秦火火被抓后，新华网发专题报道《傅政华履新第一把火：网络黑社会造谣被端掉》。文章造势太凶，让公安部负责网络安全（监督）的官员很是不满。一者，这说明原来的人员都是懈怠职务，不作为乃至于放纵网络谣言；二者，借打击网络谣言而行网络舆论控制的政策不是公安部一家的谋划，而是国新办及国新办真正上级中宣部的不短时间的密谋，已经汇报给政治局。
久历地方官场的傅政华有些飘飘然，但是其在中央机关的关系人却委婉提醒他「北京市再大，也是地方」。于是，在抓了秦火火与立二拆四之后，不到半月，傅政华高调露面，著便服骑自行车到北京有关小学门口考察交通安全情况，并看望在一线执勤的交通警。这种举动即便不是在暗示「抓捕秦火火不是我的头功」，也是向政治局有关头头表明「我还是专心抓北京市公安局的全面工作」。打击网络谣言作为中共最高当局没有统一起来的意见，而又实际实行的政策在新闻媒体也有所反应。新华社吹捧傅政华两天之后，人民网却发了一篇「没主语」的评论，不说谁是打击网络谣言的动作主体是谁，而只是评论央视新闻联播的社会反应。其曰：「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重拳打击网络谣言，呼吁网络大V勿变『大谣』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积极反响。」
比较以上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人想利用傅政华一把，让傅政华去冲锋陷阵，有了大功，就没了「主语」；出了问题或曰社会不满情绪，就让傅政华及所在的部门顶坑。甘肃张家川县公安局刑拘网上发帖少年的恶行引爆了当地公安局长「有案在身」丑闻，让公安部大丢脸面，不得不在深夜出面发言称该公安局长因原来有官场行贿行为而被停职。傅政华给公安部弄了引火烧身的被动，系统内的私下不满议论颇有形成「公论」之势。了解傅政华在北京市与公安部以及中央机关的官场关系网的人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市委常委还会有大调整，傅政华很可能要卸去常委兼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人整个地回公安部」。
当好「孙子」是件苦差事
最高层尽管不可能明面上指责谁激化了社会矛盾，但是，有两点可以看出端倪：第一，「人民日报重要评论」谐音写作小组「任仲平」的成员之一、范正伟在九月二十六日撰文借张家川丑闻指责在打击网络谣言过程中「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对张家川公安局长的「有案在身」的说法也出自这篇文章；第二，二十八日国网办暗中软化态度，承认「网民也是人民」，但还是不想说清「主语」，推责揽功之意昭然若揭。在鲁炜以「国务院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名义接受的采访中，他先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坚决支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互联网犯罪活动，支持依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行为」，似乎表明打击网络谣言由国网办一手统领，公安部只是听命而已。而后，他又说自己的机构「会同全国『打黄扫非』办、工信部、公安部、文化部多个部门组织开展净化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活动，关闭、整顿、处罚近千家违规网站」，似乎又在表明在包括国网办在内的多个机构之上还有一个指挥机构，在负责打击网络谣言暨整肃网络环境的「统一行动」。
北京高层官场透露的消息称：傅政华对鲁炜的做派十分不满，并私骂「小小年纪，如此不是东西」。其实，傅政华比鲁炜才大五岁，算不上两代人。也正因为近乎同代，又曾在北京市共事，暗中升级（争功）较量不可避免。鲁炜虽然是国网办主任，但国网办是副部级单位，隶属中央外宣办与国新办，即鲁炜有国网办主任职务的同时，还是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新办副主任。北京中央机关也人开玩笑说：「国网办主任是中宣部长的孙子。」此盖因国网办的直接上司国新办主任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任之故，而中宣部部长是必然的副国级（政治局委员）。
鲁炜为自己揽功推过的做得十分精细。比如，对薛蛮子事件的说辞，声称不是个网络事件，薛蛮子违法问题与其大v身份没有关系。但是，事件发生之初，对薛蛮子的舆论攻讦主要集中在其网络身份上，央视还让薛蛮子现场说法，「网络大V过皇帝瘾」成为对网络公知最有杀伤力的道德暗器。为了自己的仕途或有朝一日能由「孙子」变「爷爷」，鲁炜既然可以拿公安部（傅政华）当垫脚石，自然也可以拿央视当政治手纸。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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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6:27 PM PDT
最近几个月，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两件关乎民营企业家命运的大事。一件是湖南湘西民营企业家曾成杰于2013年7月12日被长沙中级法院秘密处死，罪名是非法集资。另一件是风险投资企业家王功权于9月13日被刑拘，10月21日被正式批捕，理由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两件大事，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引发了持续的剧烈的震荡。
《南方周末》7月18日对曾成杰之死有系列报道，详细描述了其始末。湘西是个穷地方，2003年政府要建群艺馆、图书馆、体育馆，但没有钱，曾成杰的公司中标，在政府的默许、支持、监督和协调下，向民间集资。当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地方政府幡然变脸，民间集资一夜从"合法"变非法，群体事件爆发。曾成杰等近二十名民营企业家被捕，部分官员被免职。曾被关押不久，湘西政府就将其公司价值23.8亿的资产以3.3亿贱卖。曾被判处死刑，而后被高法核准并秘密执行。 曾成杰之死在民营企业家中，引起强烈震撼。这个案子告诉他们，习近平政府治下的司法制度在重官轻民、草菅人命方面，比上届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可能像曾成杰一样，其人身权和财产权，会突然化为乌有。正如律师出身的民营企业家王瑛所言："在曾成杰案后，民营企业没有人还会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就在企业家们惊魂未定之际，王功权被抓。这在民企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王功权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企业家，他的理念和行动――支持和推动新公民运动、促进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民间力量，也代表了中国步向现代文明的真正希望。 王功权被刑拘后，有良知的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一同发出"伤心之极、五内如焚"的声音，呼吁当局依法治国，释放王功权。学者陈子明、教授崔卫平、作家雪村、企业家刘苏里等人发出"无罪释放王功权"的呼吁，几乎是苦口婆心地指出，如为王功权治罪，后果非常严重。呼吁说："无论当局试图以何种刑事罪名加罪王功权先生，天下人皆知，这只是政治迫害。依此治国，则国无以治。强自为之，无疑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席"。 但是10月21日王功权还是被正式批捕了。这表明，中共新领导人执意要与中国进步力量为敌。毫无疑问，中共之所以选择王功权，还有许志永等下手，直接和习近平的"严打反动知识分子"有关，同时也和习主导的９号文件中斥责公民社会试图瓦解中共执政基础有关。在习近平的治国思维中，有独立思想有影响力并批判一党专制的学者应当严打，而有思想有良知有财力又有行动力的民营企业家更是中共恐惧的对像，因此更应严打。 这些严打举措，令企业家们对习近平当局极端失望甚至绝望。如果说曾成杰之死吹响了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号角，那么王功权被批捕则将开启他们大规模移民的闸门。一些一直坚守中国阵地、从未考虑海外移民的企业家们，现在开始认真考虑并有所行动了。 事实上，根据FT中文网公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其中80%以上为民营企业家。 中国民营企业家携资金出走，吃亏的当然是中国。这个道理，对于正在忙于提振经济的习近平当局来说，再简单不过。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局应是做了一番计算的。他们宁愿让失望的民营企业家携带资金出走，拖拽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能容忍兼具反动知识分子和反动商人之秉性的企业家们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说颠覆红色江山的话，做颠覆红色江山的事。维护红色江山，无疑已经成为习近平政府压倒一切的使命。 而对那些计划离开或已经离开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谁又愿离开这个生于斯长于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地方？然而现在这块地方除了没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壤之外，还没有人身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如果你做了有利于中国进步但不被党所喜欢的事，你还没有政治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移民便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是，留下的要么是无法出走的平头百姓，要么就是铁下心来要为中国进步付出一切代价的王功权们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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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5:13 PM PDT
华盛顿 — 开场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身处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他亲自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斗争，在他亲眼目睹周围无数的达官显要一个个在党内政治斗争风浪中丧失权力、丧失人身自由、乃至丧失生命的同时，他自己却不仅可以屹立不倒，而且还享有“人民的好总理”的美誉。周恩来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揭示。
解说: 1969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间陋室里孤独、凄惨地死去，死得无声无息。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名字写的是“刘卫黄”，职业一栏写着“无业”。 就在一年前的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份报告不仅宣布了当时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亡，而且为当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这份报告的，就是报告的起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总理周恩来。 李肃：文革的时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个什么态度？ 高文谦（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开始，毛并没想把刘少奇像在“九大”的时候那样给搞死。一开始只是想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拿下来，从第二号人物拿到第八号人物。周那时候还都是要保刘的，因为毛那时候也讲，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解说：1966年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滑到第八位。不过，刘少奇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尽管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他此后也曾经制止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毛泽东在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刘少奇都参加了。11月3日那次接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特别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确有保护刘少奇的言行。例如，周恩来在1967年初曾经告诫造反派说：“不要揪人，……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刘、邓、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但是，毛泽东听说刘少奇并不服气，听说刘少奇还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商讨对付中央文革的办法，并且有意要和毛对抗，改组政治局。终于，毛泽东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周恩来称刘少奇为“刘贼”，落井投石* 高文谦：毛就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来做刘案。一旦定成历史问题，定成一个叛徒的话，那就是敌我矛盾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党内外有一个交待，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 随着毛下决心要抛弃刘的时候，周的态度那就变了。周当时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是在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打倒“彭罗陆杨”的时候成立起来的，专门审查他们四个人。 解说：“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这个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央专案组，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专门负责高级官员的案件处理，权力巨大，最鼎盛时期的工作人员达数千人。该机构于文革结束以后的1979年解散。周恩来生前一直担任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且兼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 李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高文谦：最后把刘案给搞出来，直接是在江青的指导下，但是周参与，而且周是在江青的上面。江青把材料搞出来之后，要到周那里去，周最后也就认可。 解说：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写道：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决定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 司马清扬还引述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的话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对毛要打倒的人，周恩来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林彪提交了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高文谦：我看的档案材料，刘案的审查报告，上送给中央的报告，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用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联名向毛、林报告。周在这个里面称，亲笔写的“刘贼”，给刘那时戴了五顶帽子。 解说：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做了一大篇批示。他写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才能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据中共党史专家司马清扬在《周恩来与林彪》一书中透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苹让我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李肃：作为中央专案委员会主任这个角色，对于刘少奇的这个案子，他最后下的批示，他起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井投石之嫌？ 高文谦：刘本身已经落难了，从毛的接班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你还要用伪证，在政治上宣判刘少奇的死刑。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井下石。 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很多污点的话，他审理“刘案”，最后代表中央做“刘案”的审查报告，而且亲笔写的那些话，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污点。 李肃：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对周恩来怎么看？ 高文谦：王光美刚从秦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她对外界的很多情况不了解，因此她的儿女们，刘源啊，刘平平啊写过一篇纪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后在这篇文章里，王光美说：“总理，你真好。”这是在前半期，王光美不了解情况的时候。后半段，王光美出来之后，了解很多情况之后，对周，我听说，意见就很大。90年代，国内有一部周恩来的电影，讲周恩来在文革，是王铁成主演的。王光美全家拒绝观看。 *周恩来推荐林彪当副统帅，感到“很大幸福”* 解说：周恩来到底为什么没有对落难的刘少奇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其真实原因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刘少奇之死发生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李肃：周恩来一直是在林彪之上，在党内的地位，在军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到了文革中间以后呢，林彪跃升为毛的接班人，成了第二号人物，周成了他的下面了。那时候叫林副统帅。周是怎么接受林彪作为自己的上司的？ 高文谦：周这个人的组织纪律观念非常强。党一旦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他也会去照办，作出什么决定，他会去服从。所以在文革中林一确定地位后，他十分注意处理好跟他的关系。 解说：1966年，在中共决定开展文革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把林彪列在第二位。当时包括林彪在内，中共有五位副主席。为了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周恩来主动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头衔，从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头衔，使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为此，周恩来曾经在文革初期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当时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周恩来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还修改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合，建立“朱毛红军”的历史，把中共南昌暴动中只是一个连长的林彪说成是率领部队和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他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岗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高文谦：周在写报告的时候，都是毛、林并列。每天晚上写到半夜三更，而且多少年这么写下来之后，从66年一直写到71年。 林彪事件之后还有个小插曲。林彪已经摔飞了，周一晚上没睡觉，还是给毛、林写报告，报告里面写的是毛，信封上写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笔误，吓得一身冷汗。然后专门把他的小秘书纪东给叫过来，说：“你看看，我犯了这么个错误，你以后要替我来把关啊。” 实际上信根本就没有送出去，但是你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都习惯了。 解说：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说，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好过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曾经回忆说，林彪一再关照他下面的“四大金刚”和叶群，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和周恩来合作。这是他特地关照多次的，说周恩来就代表我。 高文谦：林彪是中共打下红色江山头号的功臣，但是建国以后就闭门养病了。周利用总理之便，经常去看望，关照，问候。周去看林彪时，林彪每次都把周送到大门口，也是表示对周的尊重吧。 林彪事件之后，从毛家湾抄出不少周和林彪之间的信件和照片，最后都被汪东兴送给周，周一把火都给烧了。 李肃：在政治上周恩来和林彪曾经是盟友吗？ 高文谦：两个人一文一武，共同支持毛发动文革，那时候江青还没有成气候。 解说：文革初期，林彪和江青同属文革派，协助毛泽东斗倒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随后，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8月，中共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江两派激烈对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江青手下的张春桥发生争辩。林彪在会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引发全会对文革派张春桥的全面围攻。毛泽东没料到文革这么不得人心，因此被触怒。他后来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上反我。”这使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 李肃：在毛泽东和林彪发生矛盾的过程中，周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文谦：周实际上是被夹在当中。 李肃：左右为难？ 高文谦：左右为难。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还试图和稀泥。 高文谦：但是毛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得罪人，一得罪人，得罪到底。一开始是集中对陈伯达。陈伯达那时还要保留中央委员呢，后来就根本关到秦城监狱里去了。然后从他转到黄吴叶李邱敲山镇虎，逼林彪出来作检讨。 李肃：但好像林彪没有正式做出检讨，是不是？ 高文谦：没有正式。毛对林彪之所以非常地恼火，之所以抓住黄吴叶李邱不放，就是因为林彪不检讨。林彪看得非常清楚，一旦检讨，事情就没完没了，等于你输了理了。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不指名地点张春桥，事先都和毛打过招呼的，两个人在小会议室里，开会前。结果呢，没想到林彪这么一讲话，在全会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所有的人都说，林副主席讲得好，包括四方面军的人，是毛非常看重的，许世友、陈锡联，在林彪讲完话后，走过去去跟林彪握手去。毛一看这么多人对着中央文革，所以那时候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8月25号到毛主席那儿去，紧急求见毛。而且张、姚都下跪啊，大哭，据说都把毛的裤腿儿都哭湿了。 高文谦：周的本意是希望毛林不要（对立），能够缓和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搞经济建设，但毛那个时候已经决心要和林彪分道扬镳了。 解说：1971年9月13日，一架中国的三叉戟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林彪、叶群夫妇、儿子林立果在内的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此，毛泽东亲手扶植起来的第二位接班人也被他亲手打倒了。 李肃：在林彪出事以后，周恩来对林彪的子女是怎么对待的？ 高文谦：林彪的子女实际上就剩下一个林豆豆（林立衡）。林立果已经一块儿摔死了。对林立衡的待遇前后是有一个变化的，开始的时候林立衡是住在玉泉山，而且中央文件说她是立了功的，但是非常快的就把她就立案审查。 林立衡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最后就讲了好多林彪说毛的黑话。这句话也是比较要害的：“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你想想，大家都知道叶群指代的是谁？那都很清楚了。从那以后，林立衡的处境就大坏了。 在这个过程中，林立衡专门给毛写过信，要求跟毛面谈。毛把这封信就批给了周。周一见了林立衡，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话：“你一个小孩子家，胡乱写什么呢？我都看不懂。” 你说林说毛的黑话和“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这种人”，周会看不懂，听不懂？他说他听不懂。 *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奉旨行事* 解说：“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坛发生了文革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邓小平复出。 李肃： 邓小平的复出，按照官方的说法，周恩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周恩来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吗？ 高文谦：并非如此，实际上恰恰相反，邓的复出，是毛用邓制约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后，周的势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实际权力，而毛的身体又不行了。那么毛考虑，制衡周最好的就是邓。 解说：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同时，他对“刘邓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却网开一面。1968年，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为邓小平讲好话，说“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在另外几个场合，毛泽东曾经几次指示要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管理邓小平的事务，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为日后重新起用邓埋下伏笔。 周恩来对待被打倒的邓小平，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邓小平被发落到江西。周恩来事先打电话给江西党政领导人，过问对邓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还对他们说，邓小平下去“是到农村锻炼”。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父亲的书中说，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亲自接机，亲切地称邓小平为同志，说“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少将校长的两层小楼，被称为“将军楼”。邓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厂内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休息室。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亲自帮助邓小平的女儿和儿子上了大学。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1972年1月再次明确表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没有屈服于苏修”。于是，周恩来于1972年12月18日要毛泽东的亲信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信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再拿着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李肃：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他们是盟友呢，还是对手？ 高文谦：毛的如意算盘最开始是想用邓来制衡周，进而想用邓来取代周，完成权力格局的换马，这当然是在周病重之后了。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非常快的，周邓两人就成为一个盟友了。 为什么能成为盟友呢？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林彪事件之后，江青这一派坐大。周那时候在朝里面就他一个人。邓出来之后，虽然毛是想让邓来制衡周，但是周也有意识地做了邓的工作。譬如说，邓小平从江西回北京之后，第一次见周，到玉泉山去，周就跟他谈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查。 以我对周的了解，周轻易不会讲这种话，但是他要看准了人。他讲这种话也是跟邓交心的话。换句话，也是帮助邓复出以后所面临的局面。当然周和邓之所以结盟，也和江青咄咄逼人有关。不断地对邓发难，把邓也推到周的那一边去了。 解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曾经考验过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1973年11月到12月间，毛泽东为了压制周恩来，对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中的表现横加指责，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 高文谦：江青就是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纲上得非常高，那就等于周要（被）打倒了。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我检讨，我就去检讨，毛最后一看，也不想彻底把他整垮他。但毛又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敲打周，所以毛在选择邓来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有深意的。深意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邓。 李肃：考验邓对自己的忠诚度？ 高文谦：对，考验对自己的忠诚度。第二，对周是不是能下得去手？最后邓就讲了那一番话：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李肃：警告他不要夺权？ 高文谦：对，警告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这个事情对周就是很冤枉了，周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一个第一号人物，但是毛始终对这个事情放心不下。但是这个话最后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毛一直在观察着邓，邓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问王海容：“小平同志发言没有？”“还没有。”又问王海容，（王说）“没有”。最后听说小平同志发言了。邓发言了，毛是非常高兴，等于在周邓之间打了一个楔子。 解说：毛泽东得知邓小平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于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 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小平发生了严重矛盾，使文革前关系并不密切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结成了政治联盟。 *周恩来批朱德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朱德曾经是和毛泽东一起被中国人喊过“万岁”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不仅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他领导的中共南昌暴动中，朱德是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高文谦：周和朱的关系是很好的。朱这个人是与世无争啊，而且他的资格很老，德高望重，周一般也很尊重他。周又是朱的革命引路人。当年旅欧的时候，周介绍他，朱德和孙炳文，就是孙维世的父亲，在德国入的党，所以周和朱德两个人相知是非常深的。 解说：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开会批评朱德，原因是他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 高文谦：在会上唱主角的是林彪。林彪讲朱有野心，想当领袖。还有一个人唱得也非常高，是陈毅。陈毅讲，朱德想黄袍加身。真是子虚乌有。朱德在建国后，长期赋闲在家里。 李肃：周恩来在批判会上是怎么表现的？ 高文谦：周那个时候也跟着批，周跟林彪和陈毅所不同的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了，说：“我在历史上就一直反毛。反毛的话，你朱德历史上错误也非常多。你也多次反过毛。你是中央常委里的‘定时炸弹’！” 解说：周恩来在发言时指责朱德多次犯过路线错误，“反对毛主席”。还教训朱德说，“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高文谦：这个话的份量也很重啊。那个会场上简直是乱七八糟。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完全是在政治上非常残酷，人性完全没有了。其实周跟朱的私交是非常好的，两个人相识是非常深的，但是在会上也是要指着鼻子这么样的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共产党里面讲党性就没办法讲人性。 *周恩来保陈毅，就是保自己* 解说: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高压让大批党内元老不满，也深感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这种积蓄已久的情绪终于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出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率先发难。 高文谦：陈毅大闹怀仁堂，这是文革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陈毅讲得最厉害。陈毅讲到“延安整风”，影射林彪，而且提到“延安整风”涉及毛。就是说“延安整风”的时候是他们这些人最拥护毛主席，刘、邓、彭、薄。现在历史证明怎么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挨整的。 事后，张春桥和王力两个人对了笔记后去向毛汇报大闹怀仁堂的过程。毛一开始像听笑话似的，脸上还有笑容呢，但是王力注意到，就是当陈毅讲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的脸就变了。结果最后毛大怒啊，用江青的话说，“发无产阶级之震怒”。就是说，你们还想翻“延安整风”的案，“你们把王明，把张国焘，把刘少奇都给请回来。陈毅，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我和林彪重新上山打游击去。” 李肃：周恩来和陈毅的历史渊源应该是很深了。 高文谦：两个人早在红军的时候就共事。建国以后，陈毅又是同在外交系统，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陈毅是个性情中人，豪率，说话也幽默，因此周很喜欢他的个性。我当时在周恩来研究组的时候采访过的一些周的老秘书说，在国务院这些副总理里面，就是陈毅跟周走动得近。陈毅经常是不请自来，到西花厅就串门去了，招呼也不打。像别的人进西花厅，还要事先打个招呼， 陈毅经常跺着步自己就过来了，所以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毛对整陈毅实际上并不是像对贺龙，对刘少奇，对彭真那样，在政治上非要把他们剪除掉。毛那时又开始缓和了，这不是67年2月份嘛，67年5月1号的时候，又让陈毅他们上天安门了，要表示团结吧。 解说：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陈毅在中国外交部受到批判。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对陈毅既要批判，又要保护，即“一批二保”。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特别安排陈毅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当时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保护陈毅的问题上也勇气十足。 高文谦：毛自己就说的就很清楚，当面对周讲，点明了：陈毅一倒，你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在67年夏的时候，周为了保陈而苦战。周知道，他和陈毅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保陈毅就是保自己。因此周甚至于讲出来，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的时候，就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他讲：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你们要冲的话，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与贺龙，始保终弃* 解说：与“保陈毅”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一波三折。在文革前，贺龙是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与林彪不和。贺龙在中共军中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但是在中共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却在林彪之下。 文革之初，林彪在军中发起了“打倒贺龙”的风潮。毛泽东开始并不以为意。他对贺龙的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贺龙在历史曾经帮过他的大忙。延安时代，毛泽东与王明为了中共党内的领导权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贺龙站在了毛的一边。贺龙也曾力排众异，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贺龙当年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高文谦：毛一开始，还是希望贺龙跟林彪搞好关系，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要贺龙到林彪家去谈一次话。 李肃：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想要真正地打倒贺龙？就是说，如果你要跟林彪搞好关系的话，我可以一起再用你们。 高文谦：对，结果两个人谈崩了。谈崩了之后，毛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选择了：是林彪，还是贺龙? 解说：周恩来是元帅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关系密切。中共南昌暴动中，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贺龙则是暴动的总指挥。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是暴动部队的主力。文革之初，贺龙落难，周恩来有心要保。1966年底，贺龙在北京东郊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周恩来建议贺龙夫妇搬到北京西郊为中共领导人修建的别墅----新六所去休息。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倒向了林彪。 高文谦：贺龙的问题为什么会升级？和刘少奇的问题升级那是一样的情况，是形势所迫。在夺权之后，军队开始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毛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当周看到后来事情不简单的时候，他也开始保持距离了。 李肃：现在中国的官史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周恩来主动地保护了贺龙。贺龙跑到中南海周恩来的西花厅去避难，周恩来把他主动给藏在了那个地方，避免他受冲击，事实是这样吗？ 高文谦：恰恰相反。贺龙去中南海西花厅是不请自来。 贺龙被造反派揪得东躲西藏，在新六所也救不了。所以贺龙一看，干脆回家算了，等着你们揪我去了。 结果他们两个人（贺龙和夫人薛明）坐着车，从新六所，就是万寿路，回到他们家，他们家是在反帝路（东郊民巷）。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中南海，薛明说，你看看，咱们当时到新六所也是总理让咱们去的，既然咱们回家也跟总理打声招呼吧。这么着就去了，所以说是不请自来啊。到了总理家的时候，周当时不在家，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在，马上跟总理报告。总理一看说，既然来了就住下吧。所以在贺龙住下来的过程中，在生活上，周，主要是邓颖超，对贺龙夫妻嘘寒问暖，但政治上绝不谈任何话题。 李肃：但在后来的时候，周恩来把贺龙给送出去了，根据中国官史的说法，他是把他送到西山去，到军队里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事实吗？ 高文谦：对。林彪那时候也给周打电话去，让周交人。周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中央和李富春一块儿找贺龙谈话，等于就是宣布贺龙隔离审查。话说得比较委婉：我送你到西山象鼻子沟去，那是军委前指（中央军委前线指挥部），送到那儿休息一段时候，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实际上就是把他正式隔离了。 开始的时候，周曾经还派人去看过。贺龙还真信周这句话，每天一个人在西山的前指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就看通往山下的一条小路，只要上来一辆车，就看是不是总理来接他来了。结果就到了秋天，也就是67年的秋天，实际上贺龙被正式立案审查。 解说：1967年9月，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专案审查贺龙。周恩来表示附议。 高文谦：审查报告就是周写的。 李肃：审查报告又是他写的？ 高文谦：对，因为周曾经兼任贺龙专案审查组的组长。 解说：周恩来还在贺龙的审查报告上写下数百字的批语，大骂了贺龙一通。 高文谦：周对贺龙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始保终弃。开始是保的，后来弃了。同样的一种情况，他是看毛的脸色。 解说：1969年6月9日，贺龙病逝。不到两年后，发生林彪事件。毛泽东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周恩来听了，马上派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接回北京。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当人们劝阻他不要出席时，他说，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他不仅亲自致悼词，而且据说向贺龙的遗像一连鞠躬七次，还哭着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李肃：薛明对周恩来有没有什么评价？ 高文谦：这个也是跟王光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开始刚一出来，以为这就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后来了解情况多了之后，知道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后来薛明对周也是有非议的。 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讲话，讲她当年跟贺龙时怎么样子被迫害的。其中讲到贺龙那时候在山上，水上不去，连水都不够喝，他们只好接雨水喝，而且吃饭营养也严重不足。贺龙是个糖尿病人，吃不饱之后，就到处发颤，血压高，所以最后就恶化，走着走着路就倒地下，呕吐。在最后的时候，明明是严重的糖尿病人，还给他打血糖，这么着他就死了。 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当时各个专案小组，都定期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被审查人的思想，生活和身体情况。 李肃：也就是说贺龙当时的惨境，周恩来应该是知道的？ 高文谦：不是所有，但是基本上应该知道的。周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人都保，他首先要看毛的脸色。第二，他要不得罪林彪，不得罪江青。在毛、林、江，甚至于包括康（生），在这几个人之间，哪一方都不得罪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去保。如果得罪了其中任何一个人，他就不吭声了。 结束语：对于毛泽东有意要保的人，周恩来会坚决贯彻执行。正如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所说的：“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但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史料中还找不到一例毛泽东要打倒的人被周恩来保下来的事例。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高岗、陈伯达等与周恩来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或遭到清洗、迫害，或被打入冷宫，几乎无一幸免，唯有周恩来可以像毛泽东一样始终大权在握，全身而退。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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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高文谦：“很多体制内的人跟我说，没办法驳、驳不倒！”（附：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 ） Posted: 23 Oct 2013 05:0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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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4:26 PM PDT
更新时间 2013年10月2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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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3:00 PM PDT
以薄熙来案为典型，中共更为彻底地将政治与刑事切割开来。中共在创造性地完成家族化传承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在"无法无天"之中点缀"有法无天"，形成一种奇特的共产党专政新模式
中共北戴河会议以后，中石油几位高官接连落马，石油系出身的现任国资委主任被免职，政法界据说也有相应动作，连同先前四川的整肃，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羽翼几乎被剪除干净，危险似乎逼近周本人。据说还有几位大员也在劫难逃，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习近平要反腐败，要打"老虎"，终于有了些模样，究竟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中共擅长于搞政治运动。先前，主要是路线斗争，掌握政权以后，反腐败也渐渐地突出了，而这两种主要的斗争的背后，都有权力斗争的影子。
共产党的政治依然在幕后运行
路线斗争，以政治冲突为其特征。毛泽东总结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基本上如此。然而，中共在毛泽东身后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事情开始有所变化。当时，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集团，其罪名，却是将政治罪与刑事罪融为一体。同时，审理这些案件的一大特点，是启用了辩护律师。
从此，涉及到最高领导人，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基本上还是沿用路线斗争传统模式，以党内处置为主；而对其他领导人，如陈希同、陈良宇，以及最近的薄熙来，其涉及的政治与政策分歧、权力冲突，仍视为党内秘密，公开的处置，则依据法律而指控其腐败和滥权。
这样，共产党的政治依然在幕后运行，而台面上，其处理方式大体上为两类，一是"有法无天"的权力审判方式，一是"无法无天"的"文革"方式。
权力审判，在斯大林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苏联党和政府的清洗一般都经过司法程序，其最可怕之处是，秘密警察系统居然大规模地迫使被清洗被迫害的人们自愿"认罪"，许多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也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当庭承认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这样的审判，披着法律外衣，实际上秉承最高独裁者的意志，故称其为"有法无天"。
独裁者支配的"群众专政"
相比之下，中共的司法系统，用来"镇压反革命"，用来对付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红小鬼"干部，还算有用，要是对付重大案件，就差得远了。而毛泽东对斯大林式权力审判，看来并不满意，他的"社会主义"，需要更有特色的方式。
几经探索，他创造出"文革"方式。中共九大时，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是这样说的："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种方式，以"群众专政"为特色，号称"放手发动群众"，"无法无天"，其背后，则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最高独裁者的意志支配一切，美其名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或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若有异议，就"砸烂狗头"。
不过，"文革"方式风险极高，只有毛泽东那样霸气与猴气混合型的政治家才敢于尝试，而中共党政官僚集团，则对"文革"方式深恶痛绝。他们又回过头来，对权力审判再作实践，尤其以薄熙来案为典型，更为彻底地将政治与刑事切割开来。
显然，中共在"有法无天"和"无法无天"之间摇摆，而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无法消除它自身的"黑暗面"。
但即使如此，它也绝不敢尝试共和体制的民主宪政方式。
薄熙来等"人还在，心不死"
习近平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从内心里蔑视法治、蔑视宪政，他的"无法无天"的"文革"在中国政治中留下深刻印记。于是，从所谓"两个绝不"或"五不搞"，到近来公然"反宪政"，而审理薄熙来案，表面上又极力自诩"法治"。可以说，中共在创造性地完成家族化传承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在"无法无天"之中点缀"有法无天"，形成一种奇特的共产党专政新模式，而这种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比，其内在的对抗性质更为明显，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小一些。
现在，中共政坛上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然而，他们的身旁或身后还有两个人物，或许更有意思，一是令计划，一是薄熙来。
与曾庆红颇为相似，令计划堪称胡锦涛的权术大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这样的人物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因为毛邓要的是棋子或工具，他们的身边不需要权术大师。现在习近平掌握权力，他看来是不想与江胡同类，而要力图效仿毛邓，但是中共党内的时势能否造就他为毛邓式的领袖，还很难说。
而薄熙来，尽管未能象习近平那样获得钦点而接班，但他同样展现效仿毛邓的雄心，不甘心屈从于命运安排。他的出现，是否会在更多政客心里唤起政治家的雄心，致使政治竞争性更多地生长，就成为中共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两个人目前都已失势，但正所谓"人还在，心不死"，且具有榜样的效应，而又恰逢中共悍然推动"反宪政"。眼看"无法"更为肆无忌惮，"有法"或被迫向民间力量寻求帮助，那么，中共的政治，还会有新的篇章。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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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2:05 PM PDT
中共夺权时需要迎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党必须和这些力量的要求“保持一致”，做到了这点则皆大欢喜，“人民拥护共产党”。而掌权以后的需要却翻了个个，要求它的各界对象通通“和中央保持一致”从而保证政权永远在手不动摇；而“中央”就是领袖，领袖每天思虑种种，瞬息万变，就是专管宣传的高官，也常抱怨领袖走得太快，他们远难跟上，何况思想的首要特性就是不可“一致”……
「還是要搞階級鬥爭了」
高層決定要在意識形態領域「亮劍」了，「亮劍」一詞雖然抄自同名小說，但在這裡決非文學語言，更非網絡謠言，因為已經言出劍隨，由掌握刀劍的政法部門拿上千個網絡大中小Ｖ祭刀了。其源蓋出於一則最高指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多少瞭解中共執政歷史的人都不會不懂這則指示的嚴峻涵義。蓋自中共建政以後，長期厲行「階級鬥爭為綱」，搞得天怒人怨、國破民窮，這才開了一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告別那種「無中生有」（胡喬木評語）的階級鬥爭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所以，現在的指示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極端重要」的工作而與「黨的中心工作」並提，不能不認為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公開的修正；還是要搞階級鬥爭了。
在全球現代所有政黨中，極端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即把階級鬥爭引入該領域者，非列寧主義的共產黨莫屬，其中又以中共對它運用得最為成熟。它公開宣示傳播的雖名「馬列主義」，而其實際運作，則與打紅了眼的仇敵雙方一樣，只管能否打倒殺死而不論其為菜刀機槍──這正是它在長期的「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戰爭中得以克敵制勝的秘密。為了打倒當時的專制政府而奪取政權，它毫不遲疑地對知識界宣傳博愛平等自由等等「西方價值觀」，說它們就是「馬列主義」，而把馬克思特別是列寧論著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即黨的領袖專政的內容淡化或隱藏起來；對於勞動群眾則乾脆宣傳「把有錢人整下去」以及從打進城裡吃大米到踏上土豪劣紳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滾一滾等「通俗」主義，從而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廣大反體制力量，取得革命的勝利。在取得政權以後（也包括此前在局部掌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陝北特區），為了達到永遠保持政權的目的，就立即亮出專政之劍，不僅以馬恩列斯的、而且增加從秦始皇起的歷代聖君暴君的思想為指導，指向一切與它們不合的「敵對思想」。政權在握的黨不僅決定在馬上治天下，也敢於在馬上治思想了。不過，它取得的效果卻和奪權時期的不斷勝利大異其趣：一再失敗了。
亮劍亮到「史無前例」程度
勝敗的原因其實顯然。奪權時需要迎合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黨必須和這些力量的要求「保持一致」，做到了這點則皆大歡喜──「人民擁護共產黨」。而掌權以後的需要卻翻了個個，要求它的各界對象通通「和中央保持一致」從而保證政權永遠在手不動搖；而「中央」就是領袖，領袖每天思慮種種，瞬息萬變，就是專管宣傳的高官，也常抱怨領袖走得太快，他們遠難跟上（甚至在黨內受到清洗當右派的官員，「宣傳部長」佔有相當的比例，直到中宣部被宣判為「閻王殿」倉皇出局。這個問題十分有趣，值得專題研究，此處不贅。）何況思想的首要特性就是不可「一致」。不說個人的主觀思緒色彩斑斕各有千秋，只說思想認識的一切客觀對象，總是未知大於已知，永遠不可窮盡，不會對任何人顯示出「絕對真理」。掌握不了絕對真理就只有各想各各說各，可以對話可以交流可以包容可以同情可以借鑒可以妥協但是無法「一致」。無法一致就妨礙專制，解決的辦法就是……「亮劍」！
「劍」是什麼？就是政權。中共建政以後的統一思想運動，從大中小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判武訓批判胡適批判俞平伯，先是掌握生殺予奪全權的行政單位組織會議、黨報黨刊發表文章，指名指姓批倒批臭；到了批判胡風運動，從非法搜查到的私人通信中得知他們居然惡毒地反對領袖的延安講話，於是再亮一劍，就是國家政權的精華警察法庭監獄，把表達異端思想者說成國民黨反動派的探子，實行抓捕送上法庭判刑收監。此劍從此在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中成為主力，於反右運動中專設勞教制度把大批右派分子不經法律審判關進集中營，僅一個夾邊溝就把三千教授專家革命幹部餓死兩千多。到了文革實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頒佈「公安六條」，誰反對毛主席就依法打爛他的人頭，還非法向家屬收取五分到一毛五的子彈費。亮劍亮到這個程度，可謂「史無前例」了。
玩火自焚的「騙子的樂園」
問題在於思想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只服道理卻不怕刀槍，是刀槍不入的精靈，怎麼也殺不死的。刀槍可以消滅思想著的頭腦，頭腦消滅了思想卻留下來傳開去，至少會連同那公開或秘密消滅頭腦的罪行而一同留給歷史傳給後人，並且激起更加強烈的探索和聯想，因而更加無法和什麼領袖的思想「保持一致」了。當年因思想而消滅的頭腦，王實味的林昭的張志新的遇羅克的，哪一位的思想不曾流傳下來，哪一件不曾成為教育人們絕對不可和思想劊子手保持一致的教材！
當然，人非木石，刀劍架在頭上，的確可以制止很多人說出自己的思想，而順著掌權者的要求，只說「正能量」的話，讓時時處處只出現統治者自己的聲音。達到這樣的效果，對於一個希望「長治久安」的政權，其實更是一種「負能量」：它立即導致謊話連篇，互相欺騙，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這樣的災難，在反右派「亮劍」後立即亮相，「大躍進」的層層欺騙，掩蓋了錯誤政策的空前災難，導致和平時期餓死三四千萬人民的曠古人禍。對於那樣的災難，當局至今沒有半點認真的追究，更沒有增長覺悟認識到思想管制的痼疾，所以中華大地一次再次成為騙子的樂園。所謂「道德滑坡」，根源正在這裡呢。思想一旦不能正常表達，將極端誤導為政當局，腐蝕整個社會。這是思想的第三個特性。
對於專制帝王來說，思想還有一個更加可怕的特性，就是它對所受到的壓制和欺騙，有疊加的反彈性報復性。那些在壓力和欺哄下順從了領導的意志，徹底放棄了自己的思想而以領導的思想為思想領導的好惡為好惡的人們，一旦知道了自己的上當受騙，他們唾棄騙子們的思想動能，起碼與他們受騙的程度相當，並且隨著受騙時間而遞增。中國人民「文革」受騙十年，敲鑼打鼓擁護黨中央粉碎那一人領導下的「四人幫」。蘇聯人民受騙七十二年，乾脆圍觀賞玩它黨政大廈徹底垮台而「更無一個是男兒」去哭它一聲了。像這樣的結局，「意識形態工作」是很出了一番力氣做出不朽貢獻的；對思想亮出的那把劍，端端正正地衝著劍客自己來了。
貽笑天下的劍刺網絡運動
當今的領導似乎相當鍾愛歷史，多次號召人們學習它，還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本文講了這麼多歷史，顯然並不虛無，屬於「歷史實有主義」。可是看來他們似乎永遠學不懂這門歷史課，偏要在一再摔倒的地方繼續摔跤。這次對思想亮劍來勢更加兇猛，更無忌憚，直接把劍指向「一小撮」法無界定的「反動知識分子」，把「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的不同觀感宣佈為「造謠、攻擊、污蔑」。可是它馬上就受到上述思想意識的四個特點中三個的抵制。首先是思想的不可一致性。不說別人，就說發令者自己，才說「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馬上又發動對於憲政的圍剿；才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馬上又指示把監督權力的有效工具網絡關進籠子。今天說這個，明天想那個，叫人怎麼跟他保持一致？第二是思想的不可剿滅性，關押了那麼多的網絡名人，凡屬因為發表思想觀點（而不是「謠言」）罹難者，有哪一個向當局呈遞悔過檢討，表示一定放棄反動思想跟著領導去思想，如同五十年代思想改造運動中好多大知識分子那樣？還無論這些V們的百萬千萬「粉絲」了。當局真會認為這些比官方媒體的讀者多出好幾個數量級的人們，他們「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的不同意見會因為砍殺而變得馴服嗎？第三是思想的反彈性，現在的公民早已不傻，用不著先受麻醉後來才清醒，麻醉說詞一來，受眾就明白那是什麼東西，立即以其人之論還制其人之身。不是一時連篇累牘證明憲政不合社會主義嗎？這個理論卻一字不改地被受眾用來證明所謂「社會主義」的不合憲政，不合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這實在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恭維呢。造成這種態勢，絕對不是宣傳部門一時的考慮不周，被人捉住尾巴。而是一切堅持專制反對民主的說詞，都一定存在先天的荒謬性，尾巴是句句都有的。而更有戲劇性者，甘肅省張家川縣因為響應向網絡亮劍的號召而迅速抓捕了一位發表懷疑警方對一樁非正常死亡案件處理的中學生，當即掀起網絡抗議的狂潮，使那個偏處西北的小縣瞬間聞名全球，並且很快就被揭出主持其事的公安局長是個已被法庭判罪的行賄罪犯，害得他們只好匆匆放人，可是評判劍刺網絡運動「對大大負責，從娃娃抓起」的調侃，已經迅速地傳播開來且牢固地進入人心了進入歷史了──其中「大大」一詞，是陝人對長者的尊稱，不算誹謗污蔑，可以合法引用的。
前述思想的四個特性裡面，還有一個對於當局的誤導和對於道德的毀損性這次尚未顯現。原因或是幾十年間提倡說謊的教育，早已聚集了所有願意賣身求榮的人們並使他們墮落夠了，剩下的即使不敢講真話，也絕不加入他們的圈子；當年蘇聯人聽了七十多年的謊言，到頭來學精了，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我們的人民和領導現在也有了這個本領，大家心照不宣罷了。也正因此，上面雖也只想聽見自己的聲音，但是也不會不知道人民的聲音是什麼。執政六十幾年了，算有這點進步吧。正是因為這點進步，所以廣大知識分子，「反動」的或正動的或什麼的，才諄諄告誡他們要聽從人民的聲音，不可在它面前揮刀舞劍、自毀前程、貽笑天下、貽笑歷史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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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1:53 PM PDT
最近从网上得知，为了执行中央指示，打好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有关方面决定重新培训全国编辑出版人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个消息使我想到过去一件往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我被叫到公安部老干部管理局参加支部大会。会上不让我发言，一致举手通过开除我党籍的决定。散会后走出会场时，有三名警察将我拦住，宣布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将我带到北京武警特警学校关押。第二年春季有一天，专案组带来国务院机关党委两位处长，他们说，公安部党组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因你是局级干部由上一级党委派人来与本人谈话进行复查。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关于开除于浩成党籍的决定，他们说开除党籍的理由主要是参加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上还具体例举我犯的几条错误。其中一条说，于浩成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在蓝靛厂一家军事学院给全国培训编辑出版人员训练班讲课时宣传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我当时分辩说这话是马克思说的，原话一字不差，怎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两人十分尴尬，对我说今天谈话到此结束。他们将文件装入皮包匆匆离去。三五天后卷土重来，拿出已经重新打印的文件，仍然决定开除我的党籍，只是将我宣传“马克思没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是泡影”这句原话删去了。
回顾往事，我奉劝那些人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棒打人前，自己先学习好马克思主义。最近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写了一篇：马克思论述出版自由严词批评普鲁士报检查令，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免得再闹笑话。
2013.10.6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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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1:42 PM PDT
共产党人心里，没有"谦卑"这两个字。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他们用"精神原子弹"来"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就能改造大自然。他们以为他们就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他们就是进步，就是科学。尽管一错再错，至今仍然走在老路上……
政府强迫牧民在冬季草场开荒
为了解甘青川藏区草场退化的起因，我拜访了一位在青海省果洛州工作了多年的藏族老干部。他告诉我，目前藏区草原严重退化的起因要追溯到1950年代。
青海草场的破坏是从1959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开始强迫牧民在冬季草场开荒。相对而言，冬季草场气候比较暖，一年里放牧的时间比较长，夏季草场利用时间则比较短。冬季草场每年从10月到来年6月，夏季草场则每年只用4个月。因此冬季草场也是牧民们过冬的地方，俗称"冬窝子"。传统游牧民是分散居住分散放牧，让草场轮流得到休养生息。1958年青海"平叛"之后，政府用枪杆子作后盾，在牧区施行合作化，像内地一样建立人民公社，立即开始改变牧民世代承袭的生活方式。
当时他们效仿农区，将原来的牧民部落编成人民公社，如青海省久治县的康赛部落，改成了红旗人民公社，还有红星公社、前进公社、光明公社等等。公社下面编成生产大队，然后在牧区提出一个口号，叫"帐房街道化"，规定牧民把帐房集中在一条大山沟里，一大队在沟口，二大队在沟里面，然后三大队、四大队，依次排开，工作组为他们分配草场。
帐房集中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办食堂。历史研究者至今没有研究过，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对食堂如此痴迷，只知道食堂的后果是使大饥荒更为险恶，而在藏地牧区，食堂有一个很明显的功能，那就是防止群众逃跑。牲畜归了公社，粮食都在食堂，没了吃的，草原上你想跑都跑不了。
牧区大跃进逃荒要饭无处可去
牧区成立人民公社后，随即开始集体放牧。牧民过去通常是一家一户地放牧，最多是几百头牲畜，人民公社把各家的牲畜全部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牧民逃亡，规定他们放牧的地点，把几千头牲畜合在一起放牧，宣传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省下了很多劳动力，效率高了，中共的理论有一个动听的说法，叫做"先进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
这样的"解放生产力"还有一个"成果"：集中放牧和帐房街道化以后，牧民也用不着家家户户有几条牧羊犬了。公社成立打狗队。多出来的牧羊犬就用棒子打死。这位藏族老干部讲到这里，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的汉族同志不是喜欢吃狗肉吗？他们享了几天口福"。
这样的集体化立即就产生了效果。从1958年底开始，牲畜吃不到好草，饿得羊互相啃吃羊毛，牲畜开始死亡，到1959年5月，牲畜大量死亡。于是，1958年下半年，青海部分牧区就开始了饥荒。在此背景下，1959年春，青海省委要求青海牧区做到粮食自给，牧区就这样开始了开荒种粮。那时候，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实知道高寒地区长不出粮食，就算能长出来，到了结穗的时候就开始降霜，到头来只能收获麦草。然而，那时候干部们对牧民宣传说："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做到。"于是在偏远、人口稀少、自然环境严酷的青海牧区，照样放卫星，大跃进。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席卷中国的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是政府和干部禁止农民逃荒要饭的地方，如河南、四川等省份。而在藏地牧区，茫茫草原上人烟稀少，没有大城市，想逃荒要饭都没处可去。
从那时起，藏区牧民就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内地对那里民众所遭遇的悲惨所知甚少，但是对于这位生活在牧区的藏族干部来说，所经历的一切痛彻肺腑，永难忘记。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走在老路上
我在研究当代藏史的采访中，这样的事情听过很多。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藏区牧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的灾难，全部是人为制造的。如今，制造这些灾难的人在哪里？他们又是怎么想的？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严酷，自然灾难频繁，正因如此，藏人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社会和文化体系，来应对和适应这种自然环境。我所采访过的藏人都告诉我，从前辈记忆中的遥远过去一直到中共来到他们草原，从来没有发生过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灾难。为什么中共占领了藏区就一定要改变牧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中共至今不反省一下，他们这样强行变更他人生活方式是会带来灾难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上上下下自信满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自以为他们把进步和科学带到了什么地方，他们以为他们就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他们就是进步，就是科学。而传统的旧时代留下来的一切，都代表了落后、愚昧。共产党人心里，没有"谦卑"这两个字。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他们用"精神原子弹"来"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就能改造大自然。
目前对草场退化影响极大的原因之一是鼠害。那位藏族老干部告诉我，青海草原灾难性的鼠害是怎样开始的。
藏民传统信仰佛教，忌杀生，对待草原鼠害，传统的方式是依赖于生态的自然平衡。中共建政以后，利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力量，普遍使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灭鼠方法，那就是剧毒的灭鼠药。
一开始效果确实好，老鼠死得很多。谁也没有想到，原来依靠吃老鼠生存的动物，草原上的狐狸、黄鼠狼、蛇和鹰，就不得不吃被毒死的老鼠，于是产生二次中毒甚至三次中毒。老鼠灭了，它们的那些天敌很快也消灭了。而且，由于中共体制的统一动员力，人民公社的强迫执行能力，下达指标、完成任务，不顾牧民的反对，一年一年地进行，使得这种情况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普遍的，大范围覆盖的。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事实证明，老鼠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消灭的。等到毒药再也不能更多地使用的时候，老鼠种群迅速恢复，数量大规模反弹，而它们的天敌，老鹰狐狸之类的动物种群却恢复缓慢，在相当时间里甚至处于区域性的灭绝状态。于是，草原鼠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甘孜、阿坝、果洛等地开始努力恢复当年被打断的天然生态链，重新引入狐狸和鹰来灭鼠。
这就叫大自然的惩罚。主事者应该反省的是，用自己"当初动机是好的"为借口来推托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对以往造成灾难的政策检讨必须反省中共革命的根本理论和认识方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一错再错的决策机制。可惜的是，至今中国政府仍然走在老路上，包括现在中国国家级的游牧民定居计划，不就是当年"帐房街道化"的新世纪翻版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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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12:27 PM PDT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成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原本在那个地区放牧的藏族牧民被分批迁移出来。比起过去，现在有了进步，至少在把牧民迁出草原时不是用强制手段，而是用物质诱惑。如青海果洛州的牧民迁移，凡是搬到县城的牧民，房子由政府免费提供，每家人一年还给3千元到8千元的生活费。
这种物质诱惑开始让牧民们很高兴。他们早就向往城市生活，现在政府给盖房子，又发生活费，岂不是太好的事。于是他们抢着报名，都愿意去当城里人。位于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有百分之六十的牧民搬迁了。可是搬到城里后却发现，别说一年3千元，就是拿最多的8千元，在城里生活也远远不够。一家六七口人平均下来，每人每月只有一百元左右。按现在的物价，也就是进普通饭馆吃一顿饭。而在城里生活，肉、酥油、奶子、牛粪，当牧民时不需要花钱的一切都要钱，草原上漫山遍野的水这里也要钱，甚至连在街上进个厕所都得交五毛钱，没有钱便什么都没有。城里的干部一个月挣几千元都不够花，搬迁牧民的那点钱又怎么够花呢？
开始，进城牧民有卖掉牛羊的积蓄，还能花一气。住进了城里的房子，要添置全套家具才像城里人。他们买不起新的，只能买旧的。青海格尔木的旧家具市场被迁移进城的藏人带动，从几百元钱可以买到全套旧家具，涨到了一张旧桌子都要几百元。
有人形容，当牧民面对市场，就像小孩子进了超市，什么都想拿。他们买汽车、买电视，学着城里人那样用手机、用化妆品，下饭馆，进娱乐厅，很快就会把积蓄的钱花光。他们学会了在城市里花钱，却不会在城市里挣钱。他们接受了城市奉行市场的规则，却没有能力在那规则中竞争和取胜。 除了个别人做点小买卖，或是开汽车拉活，多数人每天只是晒太阳，吹牛，打台球，看电视，睡懒觉，一天一天周而复始。原本勤劳的牧民就这样变成了城镇里的二流子。无事可干的他们在街上闲逛，看商店里有什么，看城里人如何消费，于是更会感到手上缺钱。
二流子不可能一直当下去，再多的积蓄也会坐吃山空。即使有政府给钱饿不着，但政府的钱不会一直给下去。在市场上，他们只能找到类似挖沟填土的工作。当他们用笨拙动作使用以前从未摸过的铁锨时，那种形象让藏人中的老一辈痛楚地回忆起一九五九年中共对西藏“平叛”年代被抓到格尔木劳改的藏人，虽然事隔半个世纪，可他们的形象简直是一模一样，干的同样的活，也同样是离开了草原，住到了只有石头和沙子的戈壁滩上。虽然今天来格尔木的藏人似乎是出于自愿，身后没有拿枪的士兵，但是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所谓的自愿也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从进城的兴奋逐渐冷静下来，迁移牧民发现离开了草原，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生产方式，结果沦落到最底层。往后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子子孙孙怎么办？变成城镇二流子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沉沦，他们的子女也将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只能继续留在城市底层，这种循环会一代一代持续下去，难以打破。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不少牧民又希望重返草原。他们认识到只有草原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然而再回草原又谈何容易？原来的草场已经被其他人使用，自己的牛羊也已经变卖一光，两手空空地回去，无数困难在等着他们。他们这时才明白，一开始让他们心动的物质诱惑，实际上是裹着糖衣的毒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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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12:22 PM PDT
这本书在我心里激起一种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觉，让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
在韩秀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这是她第一次，写出自己生命中从未碰触过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这是一种奉献式的创作，她将自己心中深藏的隐痛坦诚告知读者。这也是一种自我疗伤和自我丰富的写作，拆掉生命房子构建出来的精湛作品，辉映并丰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 记忆之树从阿灵顿墓苑展开
故事开始时，已经是1978年了。三十二岁的韩秀瘦骨嶙峋，带着身心的痛楚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任教时，她经常捧着一束红色的郁金香，走向绿草茵茵的阿灵顿国家墓苑。那里埋葬着她早逝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美国外交武官。
记忆之树从那里展开。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树根盘虬交错的大树。在孤独中写作，韩秀面对她生命中无数断砖碎瓦式的素材。回味过往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她淡定而从容地梳理一切记忆与材料，以文学的张力和精炼成熟的文字，以穿插倒叙的手法，浓缩她人生的传奇，构建她富于人性的艺术小屋。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难忘的，是小说所展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孙女、以及师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展现了中国专制社会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亲情异化的现实，也书写了亲人之间不可磨灭的永恒之爱。
例如，只在韩秀婴儿时见过一面的美国父亲，与女儿之间存在着一条刻骨铭心的精神纽带；韩秀和中国母亲之间异乎寻常的厌憎交加的关系；智慧而慈爱的外婆一手抚养韩秀成长，她和外孙女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此外，韩秀与她的学生乔的好友知己关系，与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运与共的夫妻之情。
因为有了千帆过尽的阅历，韩秀在叙述中，既能真切体会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不因关系贴近而放弃冷静观察。她忠实地展现人物的本来面目，精妙地书写特定时代下的人际关系。她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 专制统治下母女关系的悲剧
这本自传体小说名为《多余的人》，是因为在韩秀两岁半时，给她看病的德国医生曾想带这个混血儿离开中国，说：“这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恐怕是个多余的人。”一语成谶。
在西方哲学家例举的诸多人生悲剧中，有的是时代、社会和命运造成的悲剧，有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悲剧。留在中国的韩秀，因为她的中美混血儿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象不到的歧视、欺凌和侮辱。最令这个女孩难以承受的，是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母亲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顾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尽管写母亲的篇幅不是很多，但从韩秀笔下的一些回忆看，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视她的母亲用烟头烫伤、孩子高烧时不准他人去请医生。母亲还用一把大剪刀，恶毒地将少女韩秀只穿过一次的郁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文革期间疯狂的政治运动中，这位母亲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称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意欲致女儿于死地。
最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韩秀到美国后两年，怀着宽恕之心把母亲接去享受美国的自由。而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却找上门来，他们注意到这位母亲经常在韩秀上班时跑中国大使馆，并在韩秀的电话机里面赫然发现一个窃听器。
这些故事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母亲”这个词的认识。被称为韩秀的“母亲”的那个女演员，不仅没有传统母亲慈爱的光环，她甚至是自私、变态、恶毒的象征。与一般自私变态的母亲不同的是，中共统治下大搞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背景，是导致这位“革命母亲”恶毒虐待女儿的根本原因。
现已走向晚年的韩秀终于能够总结这个悲剧的原因了。韩秀这个混血儿的存在，证明了这位母亲曾经嫁给一个美国军人的事实。四十年代时，这个女演员曾在重庆为中共效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国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应是受中共奖赏的功臣，但却因为和另外一个美国军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生下这个多余的孩子，因此无法在1949年之后的红色中国飞黄腾达。
由于亲情是一种距离太近的关系，它对人的感情最具杀伤力，母亲是韩秀一生受伤至深的痛点。我们因此不能要求伤痕累累的韩秀在她的小说中，对这位女演员的所作所为展开更多的书写和认识。作为读者，我的问题是：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诱惑工具、被人始乱终弃的女演员，是否也应被视为受害者？是怎样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会环境压力下产生的怨恨心理，导致这位毕生忠诚于中共的女演员狠心残害自己的孩子？
◎ 小说的光亮是永不放弃个人尊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一种光亮，“有一些瞬间，置身于小说丛林中的他会感觉自己正在被一束来自高处的奇异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这样的光中慢慢地改变。”
在韩秀这部山高水深、峰回路转的自传体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一束奇异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惨境下都不放弃的个人尊严。在中国颠沛流离的的苦难生涯中，韩秀赖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气和尊严。每一次面临命运的抉择时，韩秀都让尊严守卫着她，不在权势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1964年，韩秀十七岁，在读高中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然而她的考卷上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学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韩秀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转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的中学生。
因为又遭母亲打小报告陷害，1967年，韩秀从山西亡命到了新疆，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在中苏两国交恶时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贱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苏边界最前沿的战壕里，面对苏军的炮口，为身后的中国解放军做“炮灰”。漆黑寒冷的夜晚，当苏军点起篝火拉起手风琴，那边的男中音唱起《卡秋沙》等俄罗斯民歌，韩秀和她这一线被人践踏的“人肉盾牌”，不顾中国军人持枪威胁，一齐加入苏军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声合唱响彻夜空。
在偏远而艰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韩秀这位汉族人眼中的“异族”，很幸运地和南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建立了友谊，那些善良的维族人给予她很多温暖和关爱。二十年后，韩秀在美国国会为维吾尔人的苦难作证，为他们被剥夺的自由和被侵占的家园发声。
这是韩秀人生交响曲中的华彩乐章，是她获得自由后不辜负自由的人生要义。新疆给她留下了长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体鳞伤、肝肠寸断的韩秀既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捍卫维吾尔人的尊严。她以行动实践自己的信念：“写作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一部好小说是我们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径，它会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韩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筑起来的小说，是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命运的过程。岁月沉淀，给韩秀小说留下深沉的意蕴，我们在那里看到人与世界的摩擦、冲突与和解，在那里找回人类本来的尊严和温馨的爱。
（《多余的人》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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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十月号，发表时题为《韩秀与她的中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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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3 07:48 AM PDT
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是突破性发展。知识分子、企业家，在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
一个时期以来，网上有不少微博和文章热议许志永、王功权等被拘捕的事件，大家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对政治权力违宪横行表示了正义的愤慨。明明是对他们推行的"新公民运动"进行镇压，却用"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他们。这种愚蠢而幼稚的手法，只能使人嗤之以鼻，增强人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本质的认识，加重对新的执政当局的失望。
在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和网络严打的高潮里镇压"新公民运动"，把"七不讲"和反宪政的口号付之实践，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值得奇怪。因为据我理解，"新公民运动"提倡的意识形态和开展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争取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这个中心进行的。而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正是"七不讲"中的两项，讲犹不许，岂容活动？何况，实现公民权利，又是宪政民主的一大内涵。所谓宪政，无非就是依宪行政，既要依照宪法建立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又要根据宪法实现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这正是对专制政体的最大威胁，所以才有提倡宪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断。在这个前提下，进而频频亮剑，违宪施暴，也就不难理解了。遗憾的是，同执政当局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现行体制的主观愿望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反而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削弱了当局的执政基础。
其实，"新公民运动"也好，宣传宪政民主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进行这些活动的人士，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在拜金主义盛行、肉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够突破物质利益的洪流，冲决政治权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为民族前途和国家的自由民主而呐喊奔走，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里，闪耀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英雄主义交织的灿烂光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社会的精英，本应受到国家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却被当成颠覆国家的敌对势力，滥施镇压。是非颠倒，何等荒唐！
但是，从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的角度来考察，进入2013年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态，都是这个矛盾与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许志永、王功权遭到拘捕，就是这个逻辑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环节。在这一场实力悬殊的博弈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也许，这正是许、王等人罹祸的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
《深圳特区报》今年1月15日发表傅国涌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文，文章认为："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在这两个新兴社会阶层能够发挥作用的时代，他们还可以对权力构成制衡。"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推进现代化的两个车轮，他们既是民主革命的两大动力，也是专制体制的两大威胁。毛泽东是深谙个中三昧的，他在五十年代发动"三大改造"，接着又开展反右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扫除对他的专制独裁统治构成最大威胁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进入高潮时曾不无得意地宣称：反右派是继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摧毁略具规模的新民主主义、实现专制主义全面复辟的历史大倒退。毛泽东正是通过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威胁，确立并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逐步从复苏走向繁荣，出现了日渐强大的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也摆脱了"臭老九"的尴尬地位，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进入新世纪后，这两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日益扩大，但他们都是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为社会做出各自的贡献。企业家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产品，在积累个人财富的同时，通过纳税和慈善事业等方式，服务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和贡献主要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其先进一翼则投入争取自由、民主和维权等活动，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两者各行其是，很少接触、交锋，更谈不上合作和联合。即使有也限于商业或文化领域，没有涉及政治领域。
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使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性发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在争取公民权利、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就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意义，而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
在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劳动创造，传道授业，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为社会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知识使他们知古通今，眼界开阔，从而有可能建立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感，推进民族复兴的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具有这个特征，他们中的先进群体，才成为近现代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六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专制权力的高压下集体失声，但严酷的政治环境也促使他们反思。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不少知识分子通过对六十多年的经验教训的反思，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历史，也重新认识自己，浴火重生，回归自我，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许志永正是他们的出色代表。
企业家是现代中国最年轻的阶级。民营企业滥觞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发展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站稳脚跟的民营企业家逐渐形成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共同处境的社会群体。他们由于处在不良的政治环境和半市场的经济形势之下，不能不承受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力的压榨和垄断经济的排挤，以致许多人被迫屈服于恶劣的客观条件，用行贿等不法手段同官府勾结，来保持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谋取更大的利益。但也有一些企业家不齿于此，他们从企业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总的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因此，要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条件，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这也是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必然会有一些企业家挺身而出，投入呼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列。王功权已经开了先例，定将后继有人。
许王被拘捕事件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手活动的范例。他们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预告着这两个阶层（或阶级）的联盟的未来。
我在1995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下海"和中产阶层的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分析了"六四"后大量知识分子下海和新生中产阶层的特点，并且指出："中产阶层同知识阶层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这两个阶层的联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事过18年后的今天，终于出现了这个联盟的朕兆，这是值得高兴的。
2013年10月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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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6, 2013, 6:29:53 AM10/2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于浩成：习仲勋提到的往事一则
- 邓小平，也是皇权专制主义者？（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目录）
- 鲍彤：从外部，看内部――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 胡少江：香港电视牌照风波背后的北京身影
- 高新：革命后代大联合，团结一致向前看
- 曹长青：习近平要做“毛泽东二世”
- 阿珊：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整风运动”
- 吴闻： “红宝书”是习近平的政治营养剂
- 秋吟：数典忘祖、恣意妄为的中共第五代
- 白蓮達：從『夾縫』看本土意識
- 鲍彤：网络形势嚴峻肅殺——為《動向》作
- 李江琳：当我们站在道德的废墟上――达赖喇嘛尊者和汉语作家座谈
- 李江琳：达赖喇嘛尊者答艾未未推特问
- 华盛顿邮报：谁说美国衰落了？正崛起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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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09:06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10月25日】最近我国各地集会纪念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令我想起往事一则：
习仲勋同志在《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延安时期，一九四二年，有一次下雨打雷时，一位县长不幸触电而死。有的群众曾说，为什么雷没有劈到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已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当发现当时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引起群众不满以后，就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减到十六万担。这样，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该文引自《"恶毒攻击罪"与"公安六条"》，见于浩成著《我国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一书，198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习仲勋听到民众的话，直言不讳的当面报告毛主席，不怕冒犯天颜。毛主席听到后也并未龙颜震怒，去追究什么恶毒攻击罪，反而检讨党的政策有无不足，并毅然改正。这种民主作风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听到一点不满言论就大动干戈，追查"谣言"，甚至捕人至罪，进一步了加深党与民众的对立情绪。古人说：得民心者的天下。党与民众的关系关乎党的存亡，切不可等闲视之。
20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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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是皇权专制主义者？（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目录） Posted: 25 Oct 2013 06:22 PM PDT
近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颠覆公众对邓小平的既有认识。本书作者也担忧习近平沿袭"邓小平路线"。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最新出版了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撰写的《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透过邓小平在中共执政过程中坚持的"核心"和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也通过其与毛泽东、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等中共前领人的对比，及与国民党蒋经国的对比等，颠覆了以往公众对邓小平"改革开放领路人"的认识。该书认为邓小平也与毛泽东有着本质的一致，即"皇权主义者"，而邓小平也成为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
本书开篇从今年4月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谈起，指出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作者认为邓小平的"核心说"也体现了邓小平坚持中共专制思想的基础。
该书还指出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实际上他从未触及中共"集中集权"的政治体制，但邓小平成功地用"经济改革"带来的发展遮蔽了其政治上的保守、及他一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的倒退。
该书作者尹振环，中共党史专家。在1959年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之后，因向中共当局上书"粮食问题"而获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职于贵州党校，曾出版《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等著作。
"邓小平无法绕过'六四'"
本书中一个章节即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关，并在附录中剖析为何李鹏要撰写《六四日记》。透过这些不同的资料，旨在还原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责任"。
尹振环表示："邓小平在当时独断专行，在历史上的这个定位他是没有办法洗掉的。李鹏写日记的意思就是要把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最后决定开枪，邓小平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是最高的决定者。这次开枪把我们的立宪之路堵得很死，会延缓很多年。"
 尹振环：邓小平无法绕开"六四"
"担忧习近平走邓小平路线"
尹振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引述了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何方的观点："毛泽东是一个皇权主义者，是一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一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
尹振环表示，当中国百姓还在为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而庆幸时，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
尹振环也认为本书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出版，也有着现实警示意义。习李新政已届一年时间，政治左行、经济右行迹象明显，而这也同邓小平路线不谋而合，如此中国未来堪忧："我觉得习近平对我们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基本上没什么认识，'党天下'不变，中国还要错很长时间。"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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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01:42 PM PDT
现在又到了敏感时期，空气紧张。熟人相见，问候之余，不免会问问三中全会的"消息"。明知道中共保密纪律之严，不可能有任何"消息"，但照例有人会问。
这也难怪。三十年来，历次三中全会都比较重要。一中全会是中共换届，二中全会是政府换届。按照中国特色，换届必定由老人作报告，看不到新人新气象。到底有没有动静，一般要到三中全会才能见分晓。 能不能预先揭晓呢？这事也难也不难。 难在它还没有开，不能排除变数。比方说，1978年那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出了变数：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等纷纷要求讨论第一次（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打乱了华国锋丶邓小平预定的只谈经济（向前看）不谈政治（不纠缠历史旧账）的议程。由于七嘴八舌，引出了喜出望外的收获，把一个本来平淡无奇的例会，开成了凝聚民心的盛会。这种变数太戏剧性了，不是经常出现得了的，所以预测很难。 但也不是没有重要的迹象可寻。比方说，平民所关心的，无非是"三中全会的议题和我辈平民有没有关系"。我姑且大胆断言：大概不会有太密切的关系。我的根据是：因为它对平民保密。按照世界通例，任何政党的政纲都唯恐老百姓不知道。只要它真能给人们带来重大利益，凭什么秘而不宣？如果需要保密，一定有不宜告人的原因。其中最最好的可能性是，它对咱们无害，咱们不必操心。 许多人想知道它能不能开得"成功"。我认为这应该是可知的。问题在于什么叫"成功"。有两种流行的答案。一种认为，压倒了不同意见，实现了主观预期，就是成功。另一种认为，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途径，达成了共识，才是成功。前者是辩士的高见，后者是社会的常识。按照前者，为了创造清一色的论坛，事先必须雷厉风行清网查谣。按照后者，为了集思广益，理所当然应该保护直到高价征求不同意见。从会前对待不同意见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测出会议的一般方向。 作为公民，当然关心公民权利的保障，关心将来能不能把经常侵害民权的官权关进笼子。现实的情况是，主张公权力应该接受公民监督的"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王功权先生最近已被当局正式批准逮捕。只要他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在狱，我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不抱任何希望。同样，只要要求领导公示财产的许志永先生仍然被押在狱，我对"反腐败"的梦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要冀中星丶夏俊峰和曾成杰等公民的案件不平反，就难以令人信服在中国的土地上还能做法治的梦。三中全会之内的决策和之外的行动，不大可能出自两个互相对立的中心的指挥。 中国存在着许多大问题，诸如国土全面污染，贫富鸿沟高筑，民族矛盾持续尖锐紧张，以及历史问题成山等等，这些本来全不需要由现领导来承担责任。现领导的责任是告别过去，探索新路。万一新领导自愿和旧制度捆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管见，都是对皮毛的观察。至于领会会议的精神，只能等到闭幕以后。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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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01:07 PM PDT
香港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为了打破原有的两家免费电视台垄断市场的局面，决定开放免费电视市场。在经过长达两年多的申请和审核之后，港府在上周二公布了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的决定，向有限宽频通讯旗下的奇妙电视台和电讯盈科旗下的香港电视娱乐增发两个新的免费无线电视经营牌照。进一步开放无线电视市场本来是一件顺乎民意的好事，但是港府在决定此事过程中的蹊跷行径却在全港引来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被拒绝颁发新牌照申请的香港电视当然对政府的决定不满。在获知申请被拒的消息后，香港电视的老板王维基立即宣布将解雇三百二十名员工，以此向港府施压。而政府方面负责增发牌照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闻后则表示对香港电视裁员"感到不开心"，随后还表示对被裁员工的"同情"。却不料那些被裁的香港电视员工对苏局长的同情并不买账，而是站在与裁员的老板王维基一边向政府叫板。 上周日，香港电视的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发牌过程中黑箱操作，要求港府向公众说明审核新增牌照的标准。这场由港视员工发起的示威迅速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活动，参与的市民达十多万（见图/警方数字为3万5）。示威的市民游行到政府办公楼前，手举"还我社会公义"等标语。参与者不仅有普通市民和电视演艺界人士，还有香港立法会的成员。甚至一些过去支持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人士也在示威活动中现身。  其实，香港民众的不满决不仅仅限于这一次港府在增发电视牌照问题上的作法。他们除了对港府的黑箱操作和面对民众要求公开信息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之外，更重要是，这次事件进一步增加港人对中央政府在背后干预甚至操纵香港事务的疑虑。在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央政府对香港媒体的操控随处可见，一些亲共的企业界人士也大举进军媒体，不少媒体的政治色彩甚至语言风格都越来越与《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相似。 在评论香港电视申请牌照被拒绝的原因时，大多数评论家都提到北京因素。北京对香港电视的投资人王维基不放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性格坦率的王维基五年前在担任亚洲电视台总监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令北京十分愤怒的话，例如："亚视不要作红色的中央台"，等等。据说这些是使得王维基执掌亚视十二天便被迫去职的原因。事后，虽然王维基一再表明自己是"非政治人物"并尽力修复与北京的关系，但是始终难以得到北京的谅解，更无法获取"北大人"的信任。 北京历来对控制舆论重视有加，共产党一直将"笔杆子"和"枪杆子"视为维持政权的两件利器。虽然共产党在控制香港舆论的手法上不似在大陆般的那么明火执仗，但是对于不放心的人涉足媒体，北京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北京就已经开始利用亲北京的香港商人投资来控制媒体。 而控制这些亲北京的香港商人的不二法宝也早已被中央政府运用得十分娴熟。那就是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作为"质押品"，对听话者加以利诱，对怀有二心者进行威胁。正如香港《信报》的评论家林行止在一篇评论中所指：王维基不能让北京放心，除了他早年那些令北京不快的言论之外，在大陆没有商业纠葛，显得"无牵无挂"，这更是让北京感到无法控制。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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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11:24 AM PDT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了中共元首显考的百岁冥寿遭至境内外好事者们的诸多质疑，其中之一就是“纪念座谈会”居然被开成了红二代们继承父辈“革命遗志”、喜迎共产党百年阳寿的恳谈会，中共政权一票开国元老的数百位后代与当今党国元首群聚一堂，谈笑风声着、欢歌笑语着......昔日中南海红墙里的“发小”们在彭丽媛国母搀扶着齐心国太母步入会堂的那一刻全体自动起立鼓掌致敬的情景足以令习近平百分之百地相信了他的“革命后代大联合，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愿景已经变成了现实。
搞笑的是，无论是外界评论还是内地自由派人士的有感而发，居然都会以高岗亲属也与毛泽东等人的后代一并获邀与会为“依据”而得出“纪念习促勋就是要否定毛泽东”的结论。 比如一家在中共外宣办的黑名单上名列“反华反共之首恶”的海外华文媒体刊登评论说：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出任了中共总书记一职，他父亲前中共元老习仲勋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因此格外引人关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几大家族后人悉数出席。至今没有被中共当局平反的前中共领导人高岗的遗孀和其两个孩子高调出席，外界分析这其中有玄机。
在1930年代，高岗与习仲勋同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1953年，高岗被毛以〝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的罪名整治。在高岗事件中，中共高层让习仲勋〝劝降〞高岗，他却提醒高岗不要乱咬别人；他甚至训斥要与丈夫〝划清界线〞的高岗夫人李力群，当场撕毁她写的〝揭发〞材料。1954年，高岗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年3月，高岗被中共定性为〝高饶反党集团〞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七年之后，习仲勋被康生、毛泽东等人指斥借《刘志丹》小说问题为高岗翻案，从此被批判、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习近平也过上了流离颠沛的生活。
如今，在习仲勋百年冥诞之际，除了李力群及她与高岗的后代获邀出席纪念习仲勋的座谈会外，中共央视播放的记录片《习仲勋》中亦数次提到高岗并出现其照片。而这显然并非巧合。习近平不仅要继承父亲习仲勋的政治遗产，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虽然高岗还未获中共官方性质的平反，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其他代表家族的红色子弟们，因为他们今天的地位得益于父辈的战场廝杀和纵横阖捭，同样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而与习近平要实现其父亲为老战友高岗平反的遗志一样，当年作为高岗政敌而打倒高岗的那些人的后人，比如刘少奇家族和邓小平家族，恐怕在今天依然并不乐见为高岗平反。 内地资深记者铁流对香港媒体发表评论说：纪念习总书记父亲百年诞辰的活动邀请了高岗遗孀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信号：“纪念习就是要否定毛泽东。高岗就是被毛害的，最后还把习牵出来（牢狱之灾16年），我们有个朋友何家栋就是因写了《刘志丹》传被整得很惨，两个儿子被整死。现在他（习近平）不明摆着谴责毛泽东，实际通过纪念习仲勛回答了几个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位铁流先生还非常乐观地表示说：“其实纪念习仲勋是继承他一辈子反左，刚正不阿的精神，为三中全会和政治改革铺路。习仲勋在万马齐喑的高压下敢于坚持改革开放的理念，敢于与强权斗争的铮铮铁骨，是共产党，也是习近平最宝贵的财富。我看好习近平。他不仅仅要打老虎，还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纪念习仲勋就是政治改革的信号，三中全会就会看出苗头，等着瞧吧。” 先不说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百分之百没有可能出现外界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苗头，就事论事单说高岗能否被习近平“平反”，笔者也是非常不看好。 海外出版的《落井下石：重查高岗案》一书中介绍说：邓小平有言：回顾历史宜粗不宜细。因为他知道，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作家高瑜曾撰文介绍说：中共“拨乱反正”之后胡耀邦即已经主张过为高岗翻案，认为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但胡耀邦当时到西安等地专门听取了许多老干部强烈要求给高岗平反的意见回京之后即受到邓小平的当面指责和警告。1980年3月1邓小平在《决议》起草小组谈到高、饶事件时明确表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海外出版的《落井下石：重查高岗案》一书中引述李力群的原话说：“胡锦涛上任以后对高岗的问题很重视。赵洪祝2004年6月来跟我谈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胡锦涛、尉建行、曾庆红叫组织人力，经过三年的调查，看了500份档案，对于高岗同志在西北、东北创建根据地和抗美援朝对国家、对党做了许多的贡献。但是，1955年党代会通过的决议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这是1955年之后，官方第一次在高岗的名字后面加上了非同小可的“同志”二字。随后，中央又同意修复高岗在“文革”中被破坏的墓碑。 然而，毕竟是原结论“不宜纠正”。为什么“不宜纠正”？该书作者对记者分析说：因为一“纠正”，就得推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揭开中共建国初期第一场凶险诡谲的权争。就将中共高层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条“潜规则”——落井下石，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胡锦涛到底没有敢代表中共政权给高岗一个公正的评价，李力群最明白问题的症结不但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更在邓小平和陈云。所以她对前往采访者表示：“我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再把我整死。” 如今，取代胡锦涛出任中共党国元首的已经是当年与高岗一起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习仲勋的后代，笔者判断他习近平在位的十年之内也很难会在高岗的问题上超越胡锦涛已经的有过的作为，依据就是他上台之后即已经在党内发令绝不准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否定之前的三十年。这个问题要展开分析，文章会写得很长很长，简言之，如今他习近平借为自己老父做冥寿的机会让高岗的亲属公开露面，真正要对外透露的信号应该不是要大张旗鼓地为高岗平反做舆论准备，而是要用他习仲勋的后代邀请高岗的亲属与毛泽东及所有曾经对高岗落井下石过的中共元老们的后代济济一堂、齐乐融融的“和谐”场面来证明自己“革命后代大联合，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奔向二零二一”的期待也是每一个与共产政权血浓于水的红二代的志愿。无论是毛泽东的后代还是刘少奇的子女，无论是邓小平的家人还是高岗的亲属，无论他们的父辈之间曾经有过多少恩怨情仇，共产江山代代红绝对是他们和习元首的共同心愿。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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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11:11 AM PDT 
最近，在北京大张旗鼓举行的纪念中共元老习仲勋诞生一百周年活动，令人瞩目。因为习仲勋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所以各界捧场，用中国的俗语说，是父因子贵，因为儿子当了皇上，老子自然就是父皇，就要万众朝拜、三呼万岁了。
这个纪念诞辰活动，再次让人思考习近平上台后的政策，他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的问题。 从去年11月习近平当上总书记，成为共产党一把手，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掌权马上一年了，但人们看到的是，他不仅没有带来人们期待的那种政治改革和变化，反而比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更加思想专制。 现在习近平和他的家人高调纪念他父亲，但他父亲当年还是有一点改革精神的，在党内被视为开明派，而不是顽固派，所以当年遭到毛泽东的整肃迫害。可是从习近平上台后的表现来看，有评论说，他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更像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要高举毛的旗帜，说毛的话，被称为"举毛旗、说毛话"，实质上就是要继续毛的思想专制。 而毛的时代的思想专制等左倾路线，已经导致中国到崩溃边缘。所以毛死后邓小平才要开放改革，用经济发展来挽救共产党，用邓本人的话说，就是不要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认为苏联经济垮了才连累的苏共垮台。后来江泽民、胡锦涛掌权，也基本是走这种双轨制，也就是政治上高压，经济上开放。但这种高压，因为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因为国际上民主的潮流等等，导致高压无法完全进行。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上台，人们普遍期待他能够给中国带来变化，带来宽容，也就是使中国人的自由多一点，即使不能全面推动政治改革的话。但是从习近平掌权来的政策来看，他不仅没有带来政治宽容，没有降低政治高压，反而是变本加厉，使中国的思想专制更加严酷。 例如习近平公开高调强调，不要跟毛泽东时代分割，跟毛还是一个整体。甚至感叹苏联共产党垮台时，怎么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儿出来阻止共产党垮台。习近平的表现已很清楚，他要做保护、保持、保住共产党继续在中国专制统治的那个男儿。他的言行不仅比江泽民、胡锦涛还要左倾，甚至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样不可一世的政治狂人，还要遮遮掩掩说，不要搞资产阶级民主，要搞无产阶级民主，而不敢直接地否定民主和自由这样的概念。但习近平就敢于这样赤裸裸地专制，提出七不讲，不许讲新闻自由，不许讲司法独立，不许讲普世价值，不许讲西方宪政民主等等。甚至在党的"宣传会议"上下令说，要严肃打击互联网上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就是要更严厉地控制网络，控制民意，镇压不同声音。 习近平的思想专制政策再次提醒中国人，不能把希望放在中共高层的可能变化上，而应该放在整个制度的改变上。中国未来的变化，在于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国人思想觉醒，而不主要在于哪个高层领袖的变化。换句话说，要把希望放在人民觉醒产生的力量上，而不是中共高层的开恩上。只有中国的整体政治制度的改变，才有中国可能的真正变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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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10:28 AM PDT
古今中外，新君临朝，都要显示一下怀柔政策，或大赦天下，或与民让利。江泽民上台后的“反腐七条假动作”、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循的这路子。而这个习近平则不然，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抓了一个不该抓的，杀了一个不该杀的，让天下人为之心寒。网络禁谣，抓了一个初中生；杀人立威，死了一个夏俊峰。加之经济形势不好，物价节节攀升，房价成倍翻番，可以说除了严刑峻法、天天强人做梦之外，十八大新班子上任将近一年来没给大陆百姓带来任何好处与实惠。这第五代为何如此狂傲如此，不计后果？有人说了，所谓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说白了都是给中共看摊子的，这江山到了习近平手里，他才觉得是物归原主，理应如此，所以不需要用“民粹”的法子讨好民众，反而要用威权主义来逼迫大陆百姓来跟着他做梦。在他眼里，毛泽东成就了红色江山，邓小平奠基了经济基础，再由他还完成春秋大业。这就是他企图永延帝祚的红色之梦。
就连眼下被世人讪笑的走“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其实都是第五代从太祖高皇帝毛泽东那里原封不动地继承过来的。中共所谓三大作风，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时期，在中共历史上本来就不乏自欺欺人之作，试看最高领导人何曾容得下他人的批评？官员之间又哪里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几十年里屡屡尝试又何时有过成效？今年十多个群众在北京街头举牌让官员公布财产，后来都一一锒铛入狱，而且久囚不审。如此藐视人权、野蛮专横的铁腕治国，还在哪里奢谈什么群众路线，如此拙劣的政治骗术，真让堂堂的中华蒙羞！
所以，电视上看到一个个省委书记面对不痛不痒和不伤皮毛的“你的脾气不好”，或是“不注意倾听下面的汇报”这些批评意见，还在哪里装模作样地的“出冷汗”、“想流泪”和“向我开炮”，而习近平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新闻，不禁莞尔，令人想到了封建王朝的“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兮”的荒唐场景，何其相似乃尔。如网友所戏谑的，这那里是在整风，不就是“耍猴”玩得闹剧吗？
纵览时局，让人为之喟叹的是，作为“红二代”出身的第五代中共领导人，技仅此矣！全是从中共历史的垃圾库里拣出来的破烂货加以演练，岂非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那句古话。正如世人所论，习近平政治蜜月期的光环为什么会迅速消退的原因，盖源于他的浅薄无知与恣意妄为！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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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10:07 AM PDT
当前段时间，境外熙熙攘攘地传闻大陆要出版"红宝书"了、即新版《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诧异，认为这是不可能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习近平转向毛左的说法就更能证实了。就是"十一"前夕，中共官方的新闻证明了这一说法，等到毛泽东一百二十年诞辰的时候，新版《毛泽东语录》将会面世，重现江湖。随后，官方权威的新华网又发出了怪异的消息澄清："经向有关部门了解，网上所谓'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年内出版'纯属误传。"中共这种自扇耳光的做法，引发网友大哗，质问官方造谣者是否应像大V薛蛮子一样，应该被绳之以法？
细究起来，虽然第五代新主习近平口口声声说中共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而实则《毛泽东语录》这个"红宝书"是他个人成长的营养剂。《毛泽东语录》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林彪为了迎合取悦毛泽东而进行的造神运动的最大举措，到了文革期间，则达到极致，先后发行一亿多册，识字的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册。也成为当年还是红小兵的习近平的最大营养剂。有人做过统计，仅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讲话和文章援引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地方，竟达五十处之多，同时期温家宝引用过两次，而作为第四代的胡锦涛，居然没有引用过一句。由此可见，这"红宝书"对少年习近平所带来的默移潜化该有多大，他的身世，个人经历以及价值观包括行为举止，都深深烙下了毛泽东的色彩与印记。所以，像出版《毛泽东语录》这样标志性和方向性的大事情，连掀起全国性的"唱红"高潮、在重庆竖立起七十多米高毛泽东塑像的薄熙来都不敢干的事情，习近平却干了，想借着"红宝书"让毛主义借尸还魂。这不仅要表示他在思想上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也为中共全面左转回归，提供了一个风向标。就像贾宝玉须臾不能离开的"通灵宝玉"一样，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维系中共极权专制的理论基础。
说到底，《毛泽东语录》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时期的产物，是文革期间十年动乱的宣传鼓动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八十年代初期，就连中共第一笔杆子胡乔木都无法接受"红宝书"中继续革命的提法，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谁的命？那不是革我们这个政权自身的命吗？"这与中共近期号召党员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有人质疑道，马克思是讲剩余价值的，近三十年来所谓的中国特色，正是权贵集团巧取豪夺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的剩余价值，才养肥了自己，难道说他们就不怕老百姓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再来一次"造反有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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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09:45 AM PDT
中共之所以惧怕普世价值、惧怕民主宪政，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让他们致命的死穴！反宪政，就是反对中共老祖宗立下的宗旨之一，就是丢掉了中共早期发展的生命线。当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靠得就是“民主人权、光明自由”吸引广大革命青年，习如今败坏了共产党赖以维系民心的理论根基，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反作用。
首先要说明中共这个第几代的词义，就带有明显的封建世袭印迹。这个提法是二十四年前“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为了证明自己在党内地位的合法性，不惜自降辈分，把自己称为“第二代”，御赐江泽民为“第三代”接班人。然后依次轮替，结果作为“红二代”的接班人习近平反倒成了重孙辈的“第五代”。严格地说，应该称为第几届政府才合情合理，因为这一个“代”字的称呼，整整隔去了胡耀邦、赵紫阳的十年执政，让中共改革的黄金时代成为历史的空白。中共现在每天都在高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数典忘祖 反对宪政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最明显的特色是反对宪政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民主宪政居然成了中共眼中不共戴天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学说，成了中共各大媒体口诛笔伐的异端邪说。这个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政治模式，为什么令中共领导人如此厌恶，如此痛恨，犹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这是因为民主宪政符合人类的共同愿望和民主的基本要求，政权由人民的选票产生由选民和舆论监督。如果中国一旦实现了宪政民主，像邓小平、江泽民这样任由个人意志大搞隔代钦点的封建接班现象，根本无法出现；所谓的中国第几代领导人，没有一点合法性。所以，中共之所以惧怕普世价值、惧怕民主宪政，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让他们致命的死穴！
其实，在对待宪政问题上，中共今天表现出的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路线，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早期求生存、求发展和反对蒋介石一党专制时期的中共，恰恰是力主和力促宪政的，仅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月，毛泽东先是出席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呼吁青年应该成为宪政运动的先锋队，接着亲自参加由吴玉章任理事长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并以第一理事的头衔在大会上讲话，痛斥一党专制，力主宪政民主。纵观毛泽东一生，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并把宪政归结为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新民主主义模式加以利用，但他却并没有公开反对宪政。可以说，反宪政，就是反对中共老祖宗立下的宗旨之一，就是丢掉了中共早期发展的生命线。而作为第五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甫一上台，就不遗余力地大反宪政，恰恰是数典忘祖、倒行逆施的荒唐之举。据悉，连不少“红二代”，对习近平大反宪政都表示出很不理解，颇有微词，认为当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就是靠着“民主人权、光明自由”来吸引广大革命青年的么？而习近平此举则是败坏了共产党赖以维系民心的理论根基，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反作用。
就在1940年2月20日的宪政促进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
今天来看，毛泽东于七十多年前的这番话语，就好像是说给后生小子习近平这一顽固分子听的！
重新整肃“反动知识分子”
自从中共诞生、并把党旗标为“斧头锤头”后，这个党就把“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的对象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未经后来删改的原稿中，他就把知识分子列为肉体消灭的对象。在北伐革命军的旗帜上，也曾大写着“消灭反动知识分子”的口号，是与消灭土豪劣绅相提并论的。到了延安整风以及中共建政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运动中，毛泽东都把知识分子作为异端势力来整肃的。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九年夏，后来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为马寅初平反时，曾含着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人口何至于突破十亿大关！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可是十年不到，邓小平在“天安门大屠杀”时又对中国知识分子举起了屠刀。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如毛泽东一样，统统把知识分子归入另册。
再看看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在发出意识形态战线上要勇于亮剑、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动员令时，这位手握重兵、掌控一切大权并天天喊叫“三个自信”的中共总书记显得一点也不自信，竟然提到了能否争夺到网络空间决定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还恶狠狠地声称“要狠狠打击在网络上攻击党社会主义主制度的反动知识分子！”紧随其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对异议分子亮起了枪杆子，他在北京举行的军宣会上发言时称，互联网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新的战场”。而“两高”（高法高检）则紧急制定对所谓散布网络谣言的惩处条例，其中甚至有“编造恐怖信息即便没有发布也构成犯罪”一条，也就是说只要见诸文字的，哪怕是一个想法也要定罪，这与封建时代的“腹诽罪”有什么区别？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则是一派忙碌，把与官方口径不一样的话语都定为谣言，大抓其人，甚至连十六岁的初中生都不放过，成为网络谣言的第一大案。据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个月里，全国各地以散布谣言为由共计抓获并刑事拘留二百多人，其总数已经超出了胡锦涛十年执政所抓捕异议人士的总和。在民主国家，公民有质疑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其中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可就受侵害事实向法院起诉。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常识，而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极权国家才会端着枪杆子逼着人民不许说话，甚至动用警察和武装部队来干涉公民的言论自由。
至此，令无数人惊愕的是，在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一个久违了的名词又重新出现了，知识分子重新又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可以说，在把知识分子视为仇雠的问题上，毛泽东、习近平真可谓是一脉相承、后继有人了，而且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在以言治罪上面，一代更比一代狠，因为毛泽东也没有让军队出面禁止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梦是一场权贵集团所导演的法西斯专政噩梦,也被网民称之为“习梦撕”，是习近平自己践踏法治、无视人权、撕裂了他所描绘的虚幻春梦。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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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Oct 2013 10:00 AM PDT
週五 2013-10-25
引言
身處中國領土的一塊土地，香港需要自己的本土意識嗎？特別是與在地關懷不同，現在香港討論本土意識可能是香港認為自己與中國不同，對於北京不滿，到底這樣的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型態在港人眼中，會怎麼走？而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是否又可能成為另一個種族霸權的展現，如香港人對於外來族群後裔的排擠？
借來的時空與本土意識
在英殖時代，香港人根本無本土意識的概念。殖民地政府從來沒藉此培育出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到底香港需要本土意識嗎? 在此亦先說明，本文所提及的「香港人」，不單指長居於香港的華人，亦包括幾代長居香港各族裔的人士。
在英殖民統治百多年，香港人在 「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生活、工作，一個小小漁港竟蜚聲國際，成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齊名。香港有以捕漁維生的漁民，也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戰亂及逃避中共政權而選擇南來香港的華人。這批南下的華人，有學者、生意人及技術人員。抵港後，從商的在港設廠，建立自己的生意，學者到學術機構任職或任教，透過各種渠道將華夏文化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亦令很多經典古籍得以流傳。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學術發展蓬勃，這些南來的商人和知識份子實在功不可沒。
香港人「以香港為家」的觀念及確立「香港人」身分，大概要推到上世紀七至八十年代，在傳媒、藝術及流行文化中紛紛展現出來，電視台劇集的內容，亦與當時社會現況息息相關，如:「變色龍」、「大丈夫」、「網中人」、「香港八幾系列」等等，至於流行曲方面，也有以香港為主題的作品相繼推出，如: 「香港.香港」、「東方之珠」、「蚌的啟示」等，其中「蚌的啟示」更是當時公民教育宣傳的主題曲，至於電台，香港商業電台自六十年代已播出的廣播劇「十八樓C座」[1]，透過小市民談論時事，諷刺時弊，嬉笑怒罵，這廣播劇至今仍然廣播。香港作家西西於七十年代創作小說《我城》，「以人物為經，以城為緯」(見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可算是本土文學的始祖。《我城》在當時來說乃創新嘗試。
英國在殖民統治時代為香港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令香港人在學術出版及言論方面的自由皆受保護，以致大量學術著作能夠出版面世，為文學創作及流行文化，開拓了康莊大道。另外，香港的法定語文是英文和正體中文，香港人大部份以粵語為母語，奠定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英國政府縱使無心插柳，卻為香港本土意識提供基礎。
從「夾縫」看大中華情意結
有人總是以 「香港是移民的城市」為駁斥本土意識的理據，事實上，香港於上世紀曾經歷幾次人口遷移: (一) 五、六十年代，大批移民由中國大陸逃難來港；(二) 七十年代末大批非法入境者來港，其後港府實施 「抵壘」政策，特赦大批偷渡人士； (三)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為止，不少香港人因六四事件而人心惶惶，紛紛移民海外，移民潮一直持續至九七前後。[2]
可是，遷移歸遷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在移居香港後，迅速融入香港社會，努力找工作，不懂廣東話的學習廣東話，學習社會風俗和世情。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都能趕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列車，和其他香港人一樣，與社會邁步前進，不止改善物質生活，也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上世紀九十年代，身處象牙塔的學者也熱衷研究香港人身分問題，參照外國學者對香港人文化身分的描述，多以「夾縫」(in-between) 去說明香港人的處境。「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我們並非英國人，我們只是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香港人。我們大部分也是黃皮膚的華裔人士，然而，我們和中國大陸的華裔人士又不太相似。身處「夾縫」的香港人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
有些早年移居香港的人，雖然視香港為家，但在他們心中，仍以中國大陸的土地為他們的故鄉。有很多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也有類似的心態，此所謂 「大中華情意結」。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香港人帶來希望。隨後一系列描寫家國情懷的流行曲應運而生，如:「我是中國人」、「我的中國心」、「中華民族」、「中國夢」等等。有份主唱這類型歌曲的張明敏，亦被冠以「民族歌手」的稱號。
沉醉在大中國夢多年，卻因八九年學運及後來發生的六四事件，令很多有大中華情意結的香港人心碎了!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本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香港人對九七主權移交的憧憬頓成泡影。六四事件後頭幾年，陸續有香港人移民海外，為自己家人尋求避難所。
在後殖民時期，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的恐懼揮之不去，除了享受世紀末剩餘的日子，對自身的「夾縫」處境從來無法亦不敢面對。學者從來沒為這個問題提供實在的答案。如何在「夾縫」中尋找香港人的身分? 其實，答案必須由香港人自己去思考去發掘，別期望別人告訴你。
本土意識的確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仍承襲殖民時代的普通法。另外，《基本法》亦清楚解釋香港特區與宗主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分野和關係。受《基本法》保護下，主權移交後初年，香港人仍感到與英殖民地時代沒兩樣，香港人仍享有一切自由，每年仍能參與六四晚會，仍然可以表達激烈言論、有出版自由。可是，在往後的日子，卻起了微妙的變化。
二零零三年，沙士在香港迅速爆發，特區政府對疫情隱瞞及應對遲緩與醫護人員以至一般市民的反應成強烈對比，當時香港社會的凝聚力是史無前例的強烈。同年，政府官員強行推出廿三條立法，引發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上街人數最多的一次。之後政府因為民怨沸騰，擱置立法，這是民意推倒政府政策的一次重要里程碑。二零零三年可以說是喚醒香港人對本土意識醒覺的開始。
沙士之後，一連串反對政府無理施政的公民及社會運動，令很多本來對政府非常冷漠的香港人，漸漸關心社會，並開始評論政府政策，由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九年期間，經歷了政府強行搬遷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再有包圍立法會反對興建高鐵，以及保衛菜園村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未必完全與本土意識的確立有直接關係，可是，卻是本土意識發展至最熾熱的時候，可惜當時並無一套很完善的本土論述，就像熱鬧過後，火炬熄滅。二零一零年，有關由政改爭拗演變的五區辭職變相公投，再次牽動本土甚至是自主意識。可惜政改一役再次令香港人跌進深淵。
二零零三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訂 CEPA (更緊密經貿協議)，並向香港推行「個人遊」(自由行)計劃，最初中國廣東省東莞、中山、江門及佛山四個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身分來港旅遊。之後，「個人遊」計劃進逐步擴展至多個中國城市，令申請來港旅遊中國居民大大增加。後來，大家索性稱呼此為「自由行」。開始時，大家都視此計劃為救港良方。可惜，十年下來，香港人真正得益的有多少? 當大家假日往旺角彌敦道或西洋菜街，滿目只是金舖、藥房、化妝品專門店或那些外國名店，名店只顧爭取「自由行」旅客的生意，商場乘機大幅提高租金，令很多光顧多年的老字號都消失，原本在同區經營的本地小商店無法抵受昂貴租金，或是結束營業，或是將鋪位搬到遠一點的位置或改租樓上舖，店舖所在的街道均令人寸步難行。
二零一零年八月，在菲律賓發生人質慘劇，原是歡天喜地的暑假旅遊，最終釀成八名港人魂斷馬尼拉。當時學者沈旭暉提出有關「次主權」[3]的問題，慘劇亦令香港人對中共政府無實際行動去營救人質頗有微言，亦令香港人重新再思考香港人的主體身分。
二零一二年，令人驚訝的事情終於發生，尖沙咀廣東道名店D&G因拒絕香港人在店外拍照，引發多次由網民發起的圍影店舖活動，這次可說是香港真正的本土運動，令香港人真正反思自己香港人的身分，在有問題發生時需要挺身而出，保護「主場」。
同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清楚表達了香港人對中共企圖以愛國來包裝洗腦教育的不滿，為何要取消中國歷史科? 而通識科的課程也包括當代中國等內容，何必要另外撥資源去增加上課時數? 表面上，政府讓步了，不再推行國民教育科; 實際上，國民教育這陰霾仍籠罩香港教育界。
由於大量「自由行」旅客借旅遊在香港大量購買嬰兒配方奶粉，令香港媽媽無法買到奶粉，事件再次觸動香港人神經。及至二零一三年初，網民發起「光復奶粉」運動，由於輿論壓力，特區政府不得不急急推出「限奶令」，這次是繼二零零三年的反廿三條後，再次因為市民發起反對政府無能施政，而取得暫時勝利。
在反對新界東北發展、反雙非、反對殘體字、及在上水反走私 (水貨) 客等多次本土戰中，都是香港人重新確立自主身分的重要事件。經過多場本土戰事，香港人明顯已走出「夾縫」，確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自主身分。
執筆之時，特區政府因受中共政府的壓力，月來不斷出口術，說要檢討「限奶令」成效，並打算於十月一日後撤銷「限奶令」，若特區政府依然不理香港人的需要，凡事要討好中共政府及其人民，難保市民會再次與大陸遊客發生衝突，後果堪虞。
本土意識、主體身分與排外
二零一一年末，香港學者陳雲的著作 《香港城邦論》[4]出版，當中提出的 「中港區隔」論點，為學術及社運界揭開一場本土意識與大中華意識之筆戰。二零一三年初，陳雲的著作《香港遺民論》出版，再次深化其本土論述及中華聯邦之主張。年多下來，網上輿論由最初反對本土論述，到後來漸漸認同其「香港人優先」的觀點，更有議員認清本土利益才是香港人心所趨，遂成立政治組織「香港本土」[5]。
曾有些長居中國大陸的香港作家撰文攻擊本土派論述，他們的論點主要是: 1) 香港人很多都來自中國大陸 2) 香港人應包容新移民及雙非，因為他們都是「同胞 」3) 關於限奶令一事，他們說 「港媽何不餵人奶? 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這是取決於意志) 4) 簡體字容易學習。還有其他零碎言論，不贅。陳雲及旅美港裔學者孔誥烽多次於面書及專欄撰文駁斥這些論點，香港作家陶傑亦多次於其專欄文章表示支持本土論述。
如果命運能選擇，香港人本來就希望誠如鄧小平所言「五十年不變」。可是，只是區區十六年，香港在各方面已被中共步步進擊: 香港沒有審批單程證的自主權，「自由行」計劃只能任憑中共的安排，因為《基本法》條文的灰色地帶，「雙非」(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 嬰兒在香港出生便能自動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分，特區政府並無推出相應措施去應付近年大量飆升的「雙非」嬰人數，現時連小學學位已被「雙非」學童攻陷，導致本地學童無奈要到跨區學校上學。在往後的日子，可以預期中學及大學學位會被雙非學生搶奪。另外，自一九九七年後，入讀研究院的學生均以中國內地學生為主。
在多次本土運動中，參與人士所製作的標語和撰寫的文章都以「香港人優先」、「香港我主場」等為主題。這是因為近年香港人意識到，只有本土優先才能守衛香港本身的特色，保護香港人的權益。如香港人遇到壓迫不作抗衡，香港很快便會淪為中國大陸一個城市，而非具獨有特質的特區。如果中國政府仍未認清本土意識已在香港人心中茁壯成長，而打算用種種方法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必然會有惡果。那些說捍衛本土為「排外」的人，根本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誣蔑本土派支持者。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無疑擔當了示範的作用，是中國向台灣體現一國的表現。有人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香港人怎樣自處，台灣人想必也有類似的看法。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正正因為她承襲了前殖民地一百多年的歷史、風俗及文化，使她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儘管只是地球上那僅可標示的一點，卻是國際著名的都市。
香港於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凡一百五十五年。
二零一三年八月廿五日
本文根據本人多篇投稿文章整理而成，現詳錄如下:
1) 〈『自由行』的不自由〉, BBC 中文網 「大家談中國」2012年7月10日
2) 〈港人十年來受惠於『自由行』嗎? 〉 , BBC 中文網「大家談中國」2013年1月30日
3) 〈本土意識是如何煉成的? 〉, 《輔仁媒體》 2013年6月8日
4) 〈香港遺城十六年〉,《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3年6月19日
5) 〈我的未來在十六年前被移交了〉,《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3年6月29日,
6) 〈遙祭港人英靈〉,《輔仁媒體》 2013年8月23日
參考書目及資料:
陳雲面書貼文 孔誥烽面書貼文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1，全部。 朱耀偉《繾綣香港 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香港：匯智出版， 2012，全部。 朱耀偉《香港流行歌詞研究：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香港: 三聯書店，1998，全部。
[1]十八樓C座 – 維基資料
[2] 香港人口 – 維基資料
[4] 《香港城邦論》簡介
[5] 「香港本土」面書
本文刊載於台灣新社會智庫新社會香港政策2013年度專刊《覺醒 – 台灣、香港的公民力量》, 頁93 – 98, 已獲准在本人部落格轉載, 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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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Oct 2013 01:00 PM PDT
明明志大才疏，也不妨礙主旋律在昏頭昏腦的情況下發飆。畫虎不成，至少像狗。學不了毛澤東，搞不成十年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過一陣子網絡小革命的癮。閙不成浩劫，至少可以搞成鬧劇。
在“反腐敗”的旗幟下，大張旗鼓判了一個薄熙來。本來聽説是只老虎，經過公訴，才知道不過是只蒼蠅。上世紀他在大連，手腳不乾不淨。青雲直上之後，他治家不嚴，丟了黨的面子，影響特別惡劣。現在判為終身監禁。這個案子，精彫細琢18個月，如此訴，如此審，如此判，對今後的反腐敗，將起什麽樣的示範作用，不妨關注。
在“依法治國”的旗幟下，逮捕了好些人，包括要求官員公佈家產的學者許志永先生，包括要求公權力接受公民監督的投資人王功權先生，包括被警察毆打致殘后長期上訴無門被迫在機場放鞭炮祈求公衆注意的殘疾人冀中星先生。最近，還十萬火急處決了被城管群毆后在自衛中傷人致死的小販夏俊峰先生。這些刑事案例，對今後的法治又將起什麽樣的示範作用，同樣需要關注。
民生第一大事，當前無疑是清潔的水、空氣和土地。老百姓乾着急，領導人不着急。看來没戯。
領導人的興趣集中在開闢一條新的幾乎和GDP平起平坐的戰綫，名叫“輿論鬥爭”。戰場席捲學校、報刊、廣播，主戰場擺在大衆雲集的網絡，首當其衝的似乎是大V。主要的敵人據説是謠言。謠言的定義是攻擊黨和政府的言論，據説有七個東西不准講，誰講了誰就是造謠。以上全是影影綽綽，不公開，不明說，似乎僅供内部掌握，天機不可洩漏。繩之以法的量化標準倒是宣佈了，那就是兩高最近的釋法，什麽不得超過500次之類。既然釋了法，可見有長期安營扎寨的遠慮，至少沒有虛晃一槍或不了了之的意思。
這就使網絡形勢陡然嚴峻。肅殺之氣，隨處可見，令人自然而然聯想到了文化大革命。
這種聯想是有根據的。一張大字報能夠揭開一場文化大革命，兩高釋法爲什麽掀不起一場網絡大革命？無非都是起因于討伐不同意見。毛澤東對戰友們委婉哀怨的不同意見尚且殺心陡起，主旋律對於大衆的坦率尖銳的不同意見會有寬容的雅量嗎？人物不能類比。不過自有共產國際以來，對不同意見斬盡殺絕的先例史不絕書。除非心有餘而力不足，否則的話，“費厄潑賴”從來不是主旋律的基因。但是，明明志大才疏，也不妨礙主旋律在昏頭昏腦的情況下發飆。畫虎不成，至少像狗。學不了毛澤東，搞不成十年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過一陣子網絡小革命的癮。閙不成浩劫，至少可以搞成鬧劇。這種可能性，不能說一定不存在。
網絡形勢值得嚴密關注。爲了不上当，需要多思量。好在用不着驚慌。无非進進退退，退退進進之類。我看主旋律根本不具備毛澤東的才具。極而言之，就算他搞成第二個文化大革命，想必有第二個江青被押上法庭，這是可以預料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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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当我们站在道德的废墟上――达赖喇嘛尊者和汉语作家座谈 Posted: 24 Oct 2013 10:05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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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Oct 2013 07:40 AM PDT
2013年10月20日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灯塔酒店剧场三天讲经的最后半天，发表了题为《非暴力之美德》的演讲并回答了公众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尊者的翻译宣读了来自中国大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通过推特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一个问题。问题和尊者的即席回答如下（根据记录整理，若有错漏，由整理者负责）。
提问人：我们接到了一个来自艾未未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您希望回到故乡吗？您认为您有回到故乡的可能吗？
尊者答：事实上，早在大约2005年，我有机会和中国官员接触的时候，我就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在和政治无关的条件下朝拜五台山。当时我还没有在政治上退休。我想回到故乡的愿望始终在我心里。那时有一个台湾僧人，一个非常出色的高僧，叫道海长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出家人。我们俩一起发了一个愿：将来有一天，当我到五台山朝拜的时候，我们一起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他用中文念诵，我用藏文念诵，再请一位印度僧人和我们一起用梵文念诵。现在，道海长老已经往生，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仍然在等待。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佛教徒。中国佛教徒的数量，据报道有四亿多，而且一年一年还在继续增长。在达兰萨拉，每个星期都有十几个，或二十多个，或五十多个来自中国的佛教徒。当我在各地讲经的时候，都会遇到来自中国的佛教徒，他们来找我，见了我就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政府经历了四代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则是第五代，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主要强调意识形态。邓小平时代主要强调金钱，强调经济。由此可见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新政策导致贫富分化并加剧，尽管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出现了一些富人，越来越多很富的人，这些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江泽民时代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现在共产党不是只代表劳动阶级，富人也应该由共产党来代表，于是就产生了三个代表的理论。然后是胡锦涛时代，正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内部紧张状态，所以他提出了推进和谐社会的思想。他知道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轻易能得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
由此可见，同一个党，同一个政府，是有能力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的。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巨型国家，社会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产生了很多愤怒的情绪，所以中国确实是需要作出努力来达成和谐。和谐来自于信任，而信任是可以获得的，只要你尊重他人，就像我以前提到的，只要有试图和解的精神，那就会产生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你设立了那么多的安全人员，必然会制造很多恐惧，恐惧和信任不会并肩同行。可是我说过，和谐的基础是信任。我认为胡锦涛执政十年，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他的方法依赖于武力，这是错误的方法。现在新的领导层，习近平和李克强，我想他们应该动用常识，就像邓小平说的，要实事求是。这是很科学的。我有时候说，佛教的全部方法也是实事求是。现在新领导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然后动用你的常识。显然，在同样的称号下面存在着作出某种制度上变革的可能性。
艾未未，作为一个个人，你有巨大的潜力来作出一些贡献。在过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作为一个道德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三亿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她的人民是勤劳的，我认为领导层应该看清现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尊者的答复，让我感慨万分。尊者渴望有生之年到五台山朝圣，他向很多人谈起过这个愿望。我在2004年采访尊者的时候，尊者就说起了这个愿望，至今快要十年了。2008年我和一组中国作家访问达兰萨拉，尊者又谈起了这个愿望，还说他希望有生之年在中国为汉族佛教徒做一次时轮金刚大法会。当年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发愿的道海老和尚，今年春天终于往生，没有实现和尊者一起分别用汉藏两种语言念诵龙树菩萨中观论的愿望，而尊者仍然怀着希望在等待。
如今的中国，有很多深刻的问题。在表面的经济实力下，危机四伏。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强调，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一体的问题，他呼吁所有的人一起来面对和解决当代全球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尊者的声音，被封堵在中国之外，其实中国人是最需要听听达赖喇嘛的声音的。最近二十多年的中国领导层，以一种不可理喻的心态和手段来封杀达赖喇嘛的声音。达赖喇嘛的心却和中国人民的未来在一起。中国政府的涉藏部门把"支持藏独"的标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随意乱贴，施加惩罚，达到封杀理性声音的目的。艾未未先生在失去旅行自由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道德的人站出来，向达赖喇嘛尊者提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和智慧，恰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出危局的指导。
达赖喇嘛尊者理性的声音，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有强大的力量。我祈愿中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有一个祥和的变革，我相信，中国的祥和未来，一定是以达赖喇嘛尊者实现朝拜五台山佛教圣地的愿望、在那里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为中国祈福而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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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Oct 2013 01:09 PM PDT 
美国从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再崛起”？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18日刊登文章《美国没有衰落——它在崛起》作者为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埃立・拉特纳；布鲁金斯学会“维持全球秩序”研究项目会员托马斯・赖特。文章强调，“新兴国家”正在遭遇困难，美国仍占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势，因此美国将不会衰落而是再次崛起。这或许是美国学术界对世界“去美国化”说法的最新回应。
以下为《美国没有衰落——它在崛起》全文：
过去一个月很好地印证了美国衰落的预言。联邦政府关门、债务违约风险，以及导致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茫然失措并迫使奥巴马总统亚洲行取消的政治机能失调等问题，似乎证实美国的优势地位终于走向终结。
迎来战略优势新时代
但预测美国衰落一直都是有风险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末，伴随着强权衰落预期而来的是地缘政治复兴。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今这种循环再次上演。尽管华盛顿陷入僵局，但美国正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并把持久的力量和能源等影响力的新来源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新兴国家陷入自身的麻烦中。综合来看，这些事态发展预示着美国战略优势新时代将要来临。
新兴经济体是过去十年的宠儿，2003年至2012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约7%。有人估计，到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越美国。
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巴西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超过7%跌至不到1%。与之类似，2012年印度的增长率下滑至约3%，而仅仅两年前还是两位数的增长。也许最显著的是，中国政府正在下调官方增长目标。
新兴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出现了裂痕。从整体角度看，这些“崛起国家”也好不到哪去。它们建立的国际框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对话论坛持续令人失望。
软硬实力仍遥遥领先
与此同时，美国的命运出现转机。失业率已从2009年的峰值10%降至7%多一点。相比之下，欧元区失业率仍困在12%左右。
美国财政状况也在好转。超党派的国会预算局估计，2013年的年度预算赤字将降至6500亿美元以下，是2008年以来规模最小的赤字，约等于2011年的一半。此外，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储备货币。
更具变革意义的是，美国正在经历能源革命。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这场能源革命对年度GDP增长的贡献值达到4%，而且能在2020年前创造170万个新就业岗位。美国已准备好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而且有迹象表明，低成本和丰富的能源正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
就硬实力而言，美国军队走在下一代技术的前沿，包括无人系统、机器人技术和激光等。比硬件更杰出的是软件，如能够应对高度先进的联合行动和大规模战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此外，美国仍是国际社会的关键。借助于强硬外交、经济压力和军事行动的“幽灵”，华盛顿保留了集结有效多国联盟的能力，把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赶下台，让武器核查员进入叙利亚，并着手正式谈判以约束伊朗的核武器计划。
更广泛也是最重要的，美国享有人口、地理、高等教育和创新等良好基本面的极佳组合。这确保了美国拥有能够让它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意气风发的人力、思想和安全。
当然，经济复苏还不完全，美国仍需花大力气解决债务和增长问题，但正如2012年7月澳大利亚时任外长鲍勃・卡尔恰如其分地表示：“美国只需要一个预算协议就能终结所有关于美国正在衰落的言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与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相比，美国的问题还是容易解决一些。
尽管现在华盛顿的党派之争如此激烈，但美国克服了更严重的社会纷争和政治混乱。近来公众对国会蓄意阻挠者的不满是有关美国政治革新倾向的有益提醒。
领导建立新国际规范
“独居高位”也会带来巨大机遇，有助于建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未能巩固的自由秩序。这不是对现有体制的简单重建，而是需要在美国领导下从头开始建立国际规范、准则和制度。华盛顿将拥有重新商讨美国-中东关系及在该地区事务的新优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成功仅仅是美国作为一个能源强国的初步表现。
美国还能牵头订立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历史性贸易协议，为长期以来被保护主义和低标准所破坏的全球贸易日程重新注入活力。华盛顿可以利用其新能量，在无人机战争和攻击性网络能力等新兴安全议题上研究制定国际准则。这一切均有利于建设一个更繁荣、更安全的美国。
上述设想面临的首要风险是，在经历了艰难的十年之后，美国人可能选择对国际事务不管不问。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一项调查，38%的美国人想要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而出，为194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收缩是一个严重错误。美国在国内的振作为其在海外的领导权提供了所有必要工具。对美国塑造外部社会的能力持谦虚态度，不是欠缺继续在海外推进美国利益和普世价值所需雄心的借口。
华盛顿应准备再次领导世界，而不是接受衰落。 （文学城）
America’s not in decline — it’s on the riseBy Ely Ratner and Thomas Wright, Published: October 18 E-mail the writers
Ely Ratner i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Thomas Wright is a fellow with the Managing Global Order project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t’s been a banner month for the oracles of American decline. The shutdow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prospect of a default on the country’s debt, and the political dysfunction that made the United States seem rudderless on Syria and forced the cancellation of President Obama’s trip to Asia seemed to confirm that the end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is finally upon u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ident Richard Haass argued that Washington was “hastening the emergence of a post-American world.” The Guardian’s Timothy Garton Ash wrote that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power is happening faster than most of us predicted — while the politicians in Washington behave like rutting stags with locked antlers.” And the financial Web site MarketWatch declared: “This is what decline of a superpower looks like.”
The idea that such a moment was coming has dominated U.S. foreign policy circlessince the late 2000s. The declinists warn that in light of American difficul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rapid rise of new powers such as Brazil, India and China, we should prepare for a global order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ome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trench and do less. Others that it should share the burden of leadership with the emerging titans.
But predicting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risky business. In the 1970s and late 1980s, expectations of waning power were followed by periods of geopolitical resurgence.
There’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ycle is recurring today. Despite gridlock in Washington, America is recovering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combining enduring strengths with new sources of influence,including energy. Meanwhile, emerging powers are running into troubles of their own.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are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American strategic advantage.
Emerging economies were the darlings of the past decade, growing at an average of roughly 7 percent annually between 2003 and 2012. By some calculations, China was poised to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GDP by 2016.
Today, the picture couldn’t look more different. Brazil’s growth rate has fallen from more than 7 percent in 2010 to just under 1 percent. Likewise, Indian growth tumbled to about 3 percent in 2012, down from double digits as recently as two years earlier. Perhaps most pronounced, China’s government is revising down its official growth targets. Analysts are no longer asking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Chinese economic slowdown but rather how hard the landing will be.
Morgan Stanley has identified five particularly fragile emerging-market currencies: Brazil’s real, India’s rupee, Indonesia’s rupiah, South Africa’s rand and Turkey’s lira. Those countries are vulnerable to high inflation, large deficits, low growth and a downturn in China. And they may soon face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The political systems in emerging powers are fraying, too. There have been huge protests in Brazil over wasteful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adequate social programs. Russia looks more authoritarian by the da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tepping up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journalists, academics and bloggers in what seems to be an attempt to control the discontent that accompanies slower growth and painful economic reforms.
These “rising powers” are hardly faring better collectivel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y established — BRIC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BSA — continue to disappoint.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riencing a turnaround of fortun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fallen to just over 7 percent from an October 2009 peak of 10 percent. By contrast, euro-zone unemployment remains stuck at around 12 percent.
The U.S. fiscal picture is also looking up. The nonpartisa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estimates that the annual budget deficit will drop below $650 billion in 2013, the smallest shortfall since 2008 and approximately half the size it was in 2011. Meanwhile, the dollar remains the world’s top reserve currency.
Even more transformative, the United States is experiencing an energy revolution that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estimates could add as much as 4 percent to annual GDP and create up to 1.7 million new jobs by 2020. America is poised to overtake Russia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oil and natural gas, and there are signs that low-cost and abundant energy is driving a revival of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an enduring interest in stable global energy prices, it will no longer rely on direct and uncertain access to Middle Eastern oil, in sharp contrast to energy-starved countries in Asia.
In terms of hard power, the U.S. military is at the forefront of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unmanned systems, robotics and lasers. Even more superior than its hardware is its software: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to conduct highly advanced joint operations and major wars.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mains the linchpi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hard-nosed diplomacy, economic pressure and the specter of military action, Washington has retained its ability to marshal effective multinational coalitions, bringing down Libya’s Moammar Gaddafi, getting weapons inspectors on the ground in Syria and embarking on serious negotiations to curb Iran’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You can quibble with process and style, but it’s hard to argue that any of these would have happened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More broadly, and most important, the United States is blessed with a superior combination of sound fundamentals in demography, geography, highe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That ensures it has the people, ideas and security to thrive at home and on the world stage. There’s a reason elites around the world remain eager to send their fortunes, and often their famil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the economic recovery is incomplete, and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on the debt and growth, but as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Bob Carr aptly noted in July 2012, “America is just one budget deal away from ending all talk of America being in decline.” Easier said than done, but still easier to address than the mammoth challenges facing the emerging powers.
As partisan as Washington is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has overcome episodes of far greater social discord and political turmoil. The recent souring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obstructionists in Congress is a healthy reminder of America’s propensity for political renewal.
In this dawning era of strategic advantag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front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largely associated with weakness and instability abroad. Washington will wrestle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a fragile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its painful and bloody revolution. And Europe appears increasingly unable to move beyond protracted stagnation, eroding its ability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world affairs.
But being lonely at the top will also engender huge opportunities to build the kind of liberal ord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led to consolidate in the 1990s. Rather than simply reengineering the existing system, this will require U.S. leadership to build international norms, rule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ground up. Washington will have new leverage to renegotiate its relationships and engagements with the Middle East; the success of U.S. sanctions on Iran is only the first manifestation of America as an energy powerhouse.
The United States can also lead in knitting together historic trade pacts across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reenergizing a first-rate global trade agenda long sabotaged by protectionism and low standards. And Washington can use its newfound strength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rules around emerging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drone warfare and offensive cyber-capabilities. All of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prosperous and secure United States.
The principal risk to these efforts is that Americans could choose to wall themselves off from the world after a difficult decade.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38 percent of Americans want to stay out of world affairs, the highest share since 1947, and the figure rises to a majority among young Americans who came of age during the Iraq and Afghanistan wars.
But retrenchment would be a huge mistake. America’s domestic revival provides all the necessary tools to facilitate American leadership abroad. Being humble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bility to shape foreign societies, particularly through military means, is no excuse for a lack of ambition to continue advancing U.S. interests and universal values overseas.
Rather than bracing for American decline, Washington should prepare to lead the world a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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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7, 2013, 6:36:19 AM10/27/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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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Oct 2013 12:04 AM PDT 我不止听到一个人说，"全世界都被新快报和陈永洲给耍了。"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五毛"、长沙警方的人或"中联重科"的股东、员工，那就一定是把新快报当英雄了。媒体人纷纷闭嘴恐怕并不是因为新快报英雄形象的幻灭，而是因为从央视的报道中感到了对手的神秘和强大，再不敢以鸡蛋碰石头了。 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下，新快报或陈永洲搞有偿新闻有什么值得奇怪吗？难道搞有偿新闻的报纸只有新快报一家和陈永洲一人？跟新快报片面报道是为了利益，难道央视的片面报道不是为了利益？央视一边倒地站在一个大企业或警方这样一个强势集团的立场上表态，虽然未必是被金钱收买，但能够从中获得某种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央视搞媒体审判并且给公众灌输结果证明手段正确的反法治观念，难道不比新快报的有偿新闻更邪恶？ 10月24日我写作《损害商业信誉罪和诽谤罪为何易被滥用》一文（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5日发表）时，尽管陈永洲还没有承认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报道跟自己或报社的经济利益有关，我已经在猜测"中联重科"的竞争对手是新快报的广告大客户，报道的资料来源于这位客户。无论如何，大半年时间内对同一企业接连抛出十多篇负面报道，是非同寻常的。这显然会使得报社在报道的时候失去客观立场，有违职业伦理。如报道失实。新快报理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受广告利益蒙蔽报道失实，跟存心造假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仍然是两回事。 我没想到陈永洲这么快就成了又一个嫖客"薛蛮子"，居然也把央视给"上"了。从央视镜头所反映的情况看，新快报做出这么一大批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确实跟广告收入有关，陈永洲自己也从供料人那里拿了钱。 众目睽睽之下警方对陈永洲刑讯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陈永洲因为拿了钱心虚，或者有其他把柄被人抓住了。当然也可能没什么大把柄，如"李庄第一案"一审时李庄的认罪。 假定陈永洲的供认属实，陈永洲的认罪也没有证明报道是故意造假，更不能证明长沙警方当初的抓捕在程序上合法。结果正确并不能证明手段正确，否则将给各种非法取证大开方便之门。长沙警方仍然必须向公众澄清：抓捕陈永洲之前掌握了他多少犯罪证据（当然并非必须在侦查阶段就澄清），是不是如传说的那样是坐着"中联重科"的豪华车去广州捕人的。央视对陈永洲的片面报道不但没有澄清人们心头的疑问，反而给人以结果证明手段正确的印象和舆论先判蔑视法庭的印象。 央视的报道似乎证实了我在《损害商业信誉罪和诽谤罪为何易被滥用》一文中对长沙警方的预测：先把被举报的记者抓起来，逼出什么证据就治他什么罪。即使陈永洲因为报道"中联重科"负面新闻拿了供料人的钱是事实，长沙警方在获取陈永洲拿钱报道的证据后去抓捕他也仍然是错误的！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跟犯罪嫌疑人个人是否获得利益没有关系。记者因为获得了个人利益而偏听偏信，是受贿行为。由于记者的报道不是"在国家事务中依法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 理论上本应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也就是通常所谓"商业受赂"。 但是由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我国的报社又都是国有单位，所以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记者个人受贿并不是按"商业受赂"处罚的，而是按公务受贿处罚的。 无论是"商业受贿"还是公务受贿，通常都导致一种渎职行为，直接受害人都是受贿者的工作单位。损害"中联重科"利益的是新快报发表的报道，陈永洲受贿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新快报而不是"中联重科"。陈永洲的受贿（不排除还有其他报社成员也受贿了）给新快报带来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快报对"中联重科"可能发生的赔偿，二是新快报信誉受损导致的读者和广告客户的减少。 因此陈永洲受贿案或"商业受贿"案无论是犯罪行为实施地还是犯罪结果发生地都在广州，无论是加害人所在地还是受害人所在地也都在广州，长沙警方根本无权管辖。 来源：http://weibo.com/3355365940/profile?topnav=1&wv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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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读十八册《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Posted: 26 Oct 2013 11:29 AM PDT
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近年来， 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亚洲图书馆陆续收藏了一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下简称为《档案》）。 这套机密档案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自1985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结束开始，到1988年12月完成出版，历时4年。这套《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600-800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部分；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部份。全套资料比较系统真实地记载了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事件、党政和各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以及广西各级党委对“文革”遗留问题清查处理情况。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万人
众所周知， 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区”。当年两派武斗之惨厉、对黑五类“乱打乱杀风”之血腥，实居全国榜首之一。但对于整个文革中广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数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语焉不详。只有1998年出版的《广西省志》透露了一点：“大约是八万人”。然而，在这套《档案》中，几乎每一个县市和地区的“大事件”的前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要大约相加，便不难得出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的人死于非命。该套档案的第十八册〈广西文革大事记〉里还指出：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广西的军队、保守派的武装民兵等便以“镇压阶级敌人”为名，在“全区（省）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五千多人”。在《炎黄春秋》2012年11期中，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也写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数字：广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万人”，“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由此可见，中共的内部档案中的真相比公开出版物中的“历史”要真实得太多。当然，民间调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些，有近二十万之多。
广西问题周恩来是始作俑者之一
文革的广西中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的4.22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韦国清自然成了整个广西文革的焦点。广西的大屠杀的源起便是他在1968年重新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上面的档案里所引用的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八万五千人，就大多是422派或同情422派的干部和群众（所谓的黑五类）。
但在该套《档案》里，我们还发现：其实早在1966年8月24日，“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更令人吃惊的是： 韦并没有去中南局（广州）上任，还是在广西当他的第一书记，竟然也一直当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在中央没有人为韦讲话，是无法想象的。在广西的档案材料里，我们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关于韦国清有具体的直接表态，但是周恩来却有过一系列的坚决保韦的指示。例如，1967年3月13日，韦国清在广西因为执行资反路线，当时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打电话给韦，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大叹苦经说：“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周却说说：“我们做工作。”周还马上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周的这一动作实在是异乎寻常：要知道韦国清当时已经是一个文职的省委书记，提出让他来当“军管主任”在全国属史无前例。但周的这一指示当然把本来就和韦关系紧密的广西军区直接推向了韦的阵营。1968年7月3日， 周直接参与起草了把广西422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7月24日接见广西两派时声色俱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韦国清：“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
正是因为周恩来以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对韦国清这个广西大屠杀头号刽子手的坚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林的屠刀。
党员干部是杀人、吃人肉的先锋
这套《档案》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彻底颠覆了中共解放军的热爱人民 的“雷锋神话”。《档案》里的史实表明，在广西各地区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对不同意见干部群众，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
例如，在省一级，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1968年6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422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在地县级，军队支左人员更是血债累累。例如，在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指挥下，该县乱打乱杀和逼死了3681人。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158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1968年2月中旬，灵山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有一万零六十人参加。武装部政委单英德主持开会、副部长钟沛洪作报告，军分区司令员鲁俊德作总结都公开倡导杀人，“会议期间，灵城公社勒死三人陈尸示众。与会人员纷纷去现场“参观”。至八月一日，全县斗打、乱杀、逼死共达三千二百二十人。全家遭杀绝的全县共五百二十九户。”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在军人政权指挥的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支左军人不同程度的迫害。如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
除了掌权军人的策划指挥以外，在广西文革的血雨腥风里直接动手和参与杀人的又是一些什么人？这套《档案》也会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主要是共产党员！据文革后“处遗”（处理遗留问题——编注）核查组统计资料，广西全省有近五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其中“有二万零八百七十五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九百五十六人是杀人后被吸收入党的。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达一万七千九百七十人。” 在1984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两万五千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震惊的真相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广西文革中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历史耻辱——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20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例如，1987年5月28日，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了〈武宣县“文革”大事件〉（载《档案》第四册），其中专门有关于该县文革中发生吃活人肉的记载。据这一机密档案透露，文革中全县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据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有91人（党员干部27人；党员工人5人； 党员农民59人）， 非党干部18人， 非党工人21人。 换句话说：84%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
灭绝人性的杀戮丧尽伦常的折磨
尽管广西的两派武斗也很激烈，但是《档案》却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告诉读者：这不是非正常死亡的主要来源，因为全省直接死于武斗中的不过三、四千人而已。其余的十多万人都是死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政治迫害和直接杀戮。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手法，也以其灭绝人性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据《档案》记载：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围捕杀害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有“吊半边猪（手指和脚趾一只，绳扎、升空中半点吊）”，“点天灯（纸浸透煤油置头上，点火燃烧）”，“煎干虾（逼人到灰砂地，让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饮茶水）”，“滚水淋发（受害者被捆扎后，滚水淋发）”，“空中飞人（绳扎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后左右推动，曰“飞人”）”和“血饵引蚂蝗（受害者被打遍体鳞伤之后，推下山塘让蚂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种之多。
然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杀害父亲。〈永福县“文革”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 1968年6月2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广西文革中发生过成百上千例黑五类和422派的妻女被强奸的案件。其中不少都先是 中共的党员干部“杀父奸女”、“杀夫奸妻”、“先奸后吃”，还进一步劫财绝户。以下便是《档案》中的两个典型案例：“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 ……李炳龙等人片刻即将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二十四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一百八十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打死后对其未满十七岁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对这些受害者活下来的妻女们来说，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亲人被杀后，他们常常被干部勒令“改嫁”，还要交付一大笔“改嫁费”。 〈浦北县“文革”大事记〉里就有这样的记载：1968年4月13-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二十二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四人改嫁时被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八百九十四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三千零六十六元四角一分。”更有甚者，“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三万五千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掉了……
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曾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怎样的民族大劫难的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原载《动向》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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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Oct 2013 11:13 AM PDT 王天成說："討論問題的前提是先理清概念，不然只是雞跟鴨講"。
我認為很好。可惜的是王天成自己一開始就搞錯事實（也可以算是概念）。就我所知，現在所謂反非暴力，實質不是反非暴力，而是反"非暴力者反對人民有暴力反抗的權利"、是反對以非暴力名義反暴力、是反對以反暴力之名反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王天成把這些事實（或概念）歸為單一的"反非暴力"。自己就概念不清，與人討論起來就會陷入雞同鴨講的境地。
王天成說："在沒有必要的物資條件發動暴力革命的情況，鼓吹暴力、貶斥非暴力，實際上是給自己找了一個不採取行動、不從事艱巨努力的藉口而已：非暴力沒有用。"
張三一言不贊成王天成用非暴力反對暴力的觀點。我不是要反對或否定非暴力，而是反對用非暴力之名反對暴力；我另一個要表達的意思是現在暴力非暴力反抗都沒有資源和條件；我們的現任務是創造條件，讓暴力非暴力都有資源和條件。
只要暴力有資源和條件，就會孕育出非暴力。在暴力非暴力同時有資源和條件下，不會發生暴力，只會出現非暴力；你要防止暴力，有效辦法就是先行鼓吹暴力。沒有暴力壓力，非暴力不成氣候，不起作用。現在中國有一個公民運動，之所以會有這個運動，是因為已經發生了很多楊佳、夏俊峰事件，烏坎事件，無日無之的群體事件，推翻警車事件…在暴力壓力下給非暴力生存創造了些少空間。
可見，暴力是非暴力之母。
這些道理值得用非暴力反對暴力者們深思。
我主張非暴力反抗不排斥暴力反抗；暴力反抗同時兼容非暴力反抗。兩者相輔相成，互補不足，增強己方力量，共同反抗共產黨一黨專政暴政。王天成在今時今日還用非暴力反對暴力維權、革命，不論你出發點多麼良好和善意，但是分裂削弱反專制勢力、緩和對共產黨壓力的客觀實效是明擺着的。
王天成說："既然知道鳥槍都沒有一把，為什麼還認為暴力是必由之路？這不是義和團精神幻覺的再現麼？"
作為學者的天天成說出違反ABC常識的話。王天成邏輯是：政治時局是凝固不變的，有的永遠有，沒有的永遠沒有。
普天之下，武器都是掌握在統治者手裡，尤其是今天的大規模殺傷力的現代化武器更是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裡。按照王天成"沒有武器不得走暴力之路"的規律，今天中國應該還是秦始N世的時代；或者說，從今之後的現代化武器時代，制度和政權是永恆不變的。
改變政權有非暴力導致的，也有暴力的。用暴力反抗武裝到了牙齒的國家統治者的人，初始是沒有武的。孫中山有甚麼武器？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有甚麼武器？
武器是由人掌握的，人是會變的。有誰敢保證現在黨家軍到時不會變成名符其實的"人民解放軍"？你不作為，沒有武器就永遠沒有，你若作為，沒有的，很少的，有可能變成有。
王天成說："過去30年近70個政治轉型中…反對派沒有或幾乎沒有使用暴力的占40個，訴諸過暴力但對轉型的發生沒有起關鍵作用的有20個。"
這是選擇性用語誤導。70個政治轉型中國家，"沒有或幾乎沒有使用暴力的占40個"，除掉實際上使用了少量暴力的"幾乎沒有使用暴力"，不就是說沒有用暴力的少於40個、用暴力的多於30個了嗎？這裡有可能是用暴力的多於不用暴力的。不論哪一種情況，用這種微少相差的事實來反對暴力並沒有說服力。
王天成：在推特上談非暴力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310/Article_20131008221138.shtml]
20131026 HK
寄上小文一篇。請批評教指教和交流；謝謝。不接受寄文請告知一聲。E-mail: zsyy...@gmail.com 【張三一言近期全部文章】網址: 博訊博客 http://blog.boxun.com/hero/zsyy 天易博客：http://home.wolfax.com/home-space-uid-123-do-blog-view-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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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8, 2013, 6:09:12 AM10/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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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Oct 2013 06:3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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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Oct 2013 04:57 PM PDT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总召集人王策先生日前应邀出席在多伦多召开的第六届《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我们共同引领变革》大会，于10月20日在会议现场召开了他的新书发布会，向大会隆重推出他的新著《中国共和宪政之路》，并于10月21日在大会作《中国的“公民运动”与“宪政运动”结合之前景》的演讲，力推中国的宪政运动。
新书发布会在李天明先生的主持下，首先由海外民运的元老、中国民联主席薛伟先生作为推荐人发言。薛伟先生是王策多年的民运老战友，他追溯了自1985年在民联二大上同王策结交以来的友谊与他对王策的印象。他援引严家祺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最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王炳章和王策”的评论，以及王炳章在一篇呼吁救援王策的文章《三次长谈忆王策》中谈到王策写《中国重生之路》时说的，“王策弟兄文静儒雅，笔下却雄兵百万。其大作的中西文化力道，非一般人所能及。”他认为王策出版《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一书是他从事民主运动所结出的又一重要成果，值得推荐。
薛伟先生深情回忆往事，特别提到在当年中国民联的“倒王炳章”事件中，他是“倒王派”，王策则是“保王派”，现在看来他是错的，王策是对的。薛伟先生的这一诚恳表态，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第二位推荐人是美丽优雅的民运新秀刘青女士，她着重向大会介绍了王策参加民主运动以来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与从事民主运动的事迹，以及所发表的著作等等，给大家提供了《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一书作者的背景资料，以便大家对此书有进一步的全面了解。
接着由作者王策向大家发表讲话。他对主编吴倩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也感谢杨铮和黄元璋二位不辞辛苦，把刚出版的书籍从香港带到现场。
王策先生表示，这本书就像他怀胎三十年才生下来的孩子，当他拿到第一本样书时，心里充满喜悦和感慨。这是从他生命里流露出来的言行之记录，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今天他感到很荣幸能把这本书全盘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他以“我的庐山面目”来比喻介绍他的这本书，他说：
“苏东坡有一首题庐山的诗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就像一座山，有山峰，有丘陵，有树木，有花鸟，有溪流，有瀑布，有林间小径，有风撼树林，水涌峡谷，四时景色，变换无穷。只有跳出局限，拉开距离，全方位来视察，才能构成一幅立体全景图，露出它的真容。
读我的这本书，一共七卷，三十二万余字，附有我不同时期的照片15幅；书前有严家祺先生和曾建元教授写的两篇序言，书后有主编吴倩女士写的后序；全书内容包括：中国共和宪政之转型方略、基督民主主义和中国文化、演讲稿、声明文告、时评杂论、诗词选录、和附录回国上书事件资料汇编等等，在这本书里，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议题、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论述、不同的记录、对我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从而认清我的庐山真面目。
我求学，学哲学、学政治学；我修身养性，讲出儒入侠、参禅悟道、皈依基督；我投身民主运动，先后参加组建过不同的民运组织；我倡言基督民主主义，写《中国重生之路》；我回国上书，坐牢三年，提出三十年不变改革方案、二十年民主宪政重建方略、十二年新共和的宪政重建蓝图。我走的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不离不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共和宪政，这就是我今天呈献给大家的庐山真面目！”
王策的这段讲话，赢得满堂的掌声。
王策先生认为：这虽然是他的庐山面目，但同时也就是所有生长在这个时代，有着共同的历史负担和追求者，包括在座各位的庐山面目。就因为大家有着这种共性，理想着共同的理想，梦着共同的梦，追求着共同的追求，所以大家今天走到一起来了。他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携手来圆这个百年时代之梦——中国宪政梦！
最后，香港的资深民运人士、书法家黄元璋先生向王策赠送他书写的题为“为王策《中国共和宪政之路》喝彩” 的横幅书法作品。篇首自作题诗：
百载辛酸哭中华， 万千碧血凝春花。 世事沧桑宪政梦， 胸中�磊国与家。
篇末引用宋代杨万里诗来比喻中国的民主历程，写道：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王策的新书发布会就在作者接受这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中圆满结束。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文宣部报道
20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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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Oct 2013 05:33 PM PDT 
共产党中国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张是华丽的面孔，那里有高楼、豪宅、盛宴、商品和美女，另一张则是阴森的面孔，那里有黑监狱、政治犯、良心犯、酷刑以及各种非正常死亡。
自大陆开放，中共当局欢迎“台湾同胞”去大陆投资、旅游观光和探亲。对很多台湾人来说，经济发展的大陆繁华而光鲜，是一片充满商机的乐园。在觥筹交杯、欢声笑语之际，他们听不见受害者痛苦的呻吟。在他们眼里，中国似乎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国家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在荷兰机场遇上一位在大陆做生意的台湾商人。这位台商说，中国人不必急于平反六四，先把经济搞好，经济好了自然就会带来民主。我顿时心生寒意：已经享受了政治自由的台湾人，却不认为大陆人也应尽快获得政治自由。
似乎有不少台湾人都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只看到中国迅速增长的金钱财富，看不到支撑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的，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举国体制”，这种专制体制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将人类的一些珍贵价值摧毁殆尽。中国大陆人不都是一群只讲利益的“经济人”和“物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性和人性的尊严。
同时，有些台湾人以自己的经验自豪：台湾先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然后才走向民主。这样看来，中国的民主化似乎也会随着经济崛起必然到来。但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否定了的认识误区，大量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和民主并无因果关系，民主更多地与人的尊严相关。中共当局一直在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抵制人民的民主要求，其结果是中国走向人性和社会的全面崩溃。
就在世界的忽视与麻木之中，六四受难者的冤魂久久不得安宁，藏地的自焚之火越燃越烈。中共当局毫无顾忌地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我的邵阳老乡李旺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旺阳在六四后与我差不多同时入狱，他却遭受了长达21年的黑狱酷刑折磨，出狱后又“被自杀”身亡。
幸好，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对大陆人的苦难闭上眼睛，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不敢直面中国那阴森恐怖的一面。自2005年起，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就以关注中国大陆人权为己任，对大陆民主人权人士进行广泛的访谈。2011年，“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成立，这个组织成功地把一个4000多名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的名单，列入台湾国会议事记录。
这些极为优秀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他们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就在台湾一些政客忙着和北京拉关系，怯于谈论六四和西藏之时，“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勇敢地站出来为大陆的被迫害被欺凌者承担痛苦，为大陆人呼吁民主和人权。他们代表台湾未泯的良心。
中国大陆酝酿着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火种，需要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支持。如果那块大陆完全被黑暗邪恶吞噬淹没，没有半点正义的火光，如果不民主的专制政权除了经济崛起之外，又发展成为军事强权，那么，受害的就不仅仅只是中国大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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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國生死書》，沐風文化出版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2013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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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 2013, 6:55:48 AM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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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向》长短论：由军人冲锋陷阵的舆论斗争（附：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 刘亚洲）
- 燕友轲：以杀止戾 以恶制网――北京国家恐怖主义揭秘
- 陈破空新书发布会：《假如中美开战》（附：第十四章节选『中国民众将夹道欢迎美军』）
- 齐戈：舆论如何斗争？须知何为舆论
- 徐内达：四而溃散
- 王维洛：李克强vs李鹏，败的是中国百姓――评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
- 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说要杀光中国人？
- 王超华：台灣民主值得驕傲，警惕危機急需改進
- 高新：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
- 艾未未――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大使
- 余华：戏谑、谎言与中国的空气污染
- 未普：三中全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 王丹：中国的不确定性
- 李南央：一而再……――致中国海关的第二封公开信
- 唯色：记我的法文版新书《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 莫怀远：當真理遭到壟斷——創新力歸零——束星北教授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 邓郎、梁国坚：全球水危机和国际水冲突
- 李江琳：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对谈人类欲望的机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第二天
- 梁京：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
- 台灣維吾爾之友會理事長林保華聲明
- 丁一夫：不要害怕藏人的宗教热情
- 李江琳：达赖喇嘛尊者与科学家今天开始对话
- 高新：温家宝不是“平安过关”而是从未被在党内设“关”
- 张千帆：什么是宪政的“中国特色”
- 蓝无忧：用政治抗爭戳破偽法治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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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长短论：由军人冲锋陷阵的舆论斗争（附：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 刘亚洲） Posted: 31 Oct 2013 07:47 PM PDT
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了，但在年岁稍长的中年人的内心深处，多半还有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烙印：毛号令全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天昏地暗，直到文革登峰造极、天怒人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文革结束时中共被迫拨乱反正：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经济建设，承认毛式阶级斗争的错误，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
此后对社会控制松绑，经济上崛起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专制暴力加舆论控制的一党专制没有变，传统革命党那套热衷于政治斗争的老毛病难以克服，"七八年来一次"，尤其是每当最高权力更迭之际，便趋于白热化。沿着这种体制的惯性，成长于文革的太子党代表人物习近平登上中南海大位，尤其在他八一九讲话后，反民主宪政、反普世价值的"运动"又来了，毛式的阶级斗争与时俱进为"舆论斗争"，俨然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中国军方在这场"舆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角色。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等大大小小的军官们公然宣称：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建立坚固的防卫线"。这已成习近平八一九讲话的权威解释。本刊上期报道了军方主导的"清网行动"；文革"军管"的翻版――网络"军管"、剑指舆论阵地，大有跃跃欲试的架势。这可能是林彪事件后，军方对政治决策和社会公共事务最高调的亮相。如今，举国上下，各级官僚争相对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表态、站队，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舆论斗争"这场政治运动已经箭在弦上。
习近平"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有其思想根源，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一句文革中流行甚广的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句话，也一直是中共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即便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后，邓小平仍将其视为检验执行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过硬的指标。六四后，主管意识形态的丁关根据此提出了"守土有责"。
在政治体制上，中共六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滋生了一大批靠这种"斗争"型体制吃饭的大大小小的权贵，稍有消停，就如遭灭顶之灾，他们屡屡遏阻政治转型，确保"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体制左右中南海的决策，久而久之，摸着石头也不过河！薄熙来、周永康等利用"唱红打黑"驾驭民粹谋夺大位破产后，体制内外的极左势力如丧考妣，却成为习近平发轫"舆论斗争"的政治基础。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风水，竟然转到习近平的"舆论斗争"上来了。
不过中国社会已经变了，不但经济发展了，而且人民的觉悟也大大提高了，尤其是互联网发展到微博诞生之后，官民之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主客易位，官方媒体信用破产无人相信，而且网络上的活动逐渐溢出"虚拟"世界，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许志永、王功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新联盟呼之欲出，让当权者犹如丧失"半壁江山"的恐惧，而当局对宪政民主的大批判、对网络大V的文革式围攻，反而让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催生出广泛的护宪联盟。这才是让中共执政者害怕的真实原因。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导的"舆论斗争"反映的是毛式阶级斗争的回光返照，是中南海权贵集团面对人民觉醒的反扑和挣扎，明知难以取胜，却不惜玩火以非常之道让军人打先锋……，我们坚信，只要人民群众识破这种倒行逆施的本质，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谁也不能阻挡浩浩荡荡的人类文明进步潮流。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附录】
刘亚洲：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强化走在前列的标准和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实而又实，紧而又紧，确保我军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服务人民。
积极掌握战略主动。善谋者胜，远谋者兴。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善谋远谋，一旦失去主动，就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是西强我弱、敌攻我守，对手总是在预设话题，制造事端，让我们疲于应对，疏于防范。这样下去，难免因百密一疏出问题。因此，必须以大智慧、大视野、大方略，争取战略主动。要提高战略研判能力。深入研究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来自于何方，深入研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来自于何方，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来自于何方，做到心中有数；要提高战略预置水平。对于来自外部的一切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攻击行为，都要有反制措施；对于我们自身如何防止主流价值观被颠倒、党史军史革命史被抹黑、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被矮化等问题，都要及早制定系统性对策；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我国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改写了16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世界支配地位的格局，从全球化的边陲走向中心，这足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确立"三个自信"，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不"随风起舞"，不自乱阵脚。
主动争夺制话语权。意识形态较量的实质是制话语权。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历史表明，对于国家、政权与军队来说，制空权、制海权与制信息权非常重要，可以在"硬较量"中获胜；但如果失去了制话语权，则可能在"硬较量"未发生之前，国家就已分裂，政权就已易手。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纸质媒体，谁就拥有话语权；上世纪9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电视媒体，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而进入新世纪后，谁掌控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之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要争夺制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否则，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那就非常危险了。
始终坚守信仰高地。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坚定的信仰是赢得胜利的"压舱石"。从党员个人来说，凡是在严峻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面前吃败仗，只信鬼神、权力、金钱、关系，唯独不信人民、不信共产主义的，说到底都是因为没能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从一个政权来说，要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胜利，执政党必须在崇高信仰的引领下，制定出真正代表民意、赢得民心的路线方针政策，占领道义制高点，做到了这一点，敌对势力再怎么搞和平演变，都将是徒劳。西方现在有一种论调："亡党者，共产党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党员丧失了信仰，学的和想的不一样，想的和说的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甚至以私欲替代公利，不去服务人民，反而鱼肉百姓。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神圣宗旨，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今天，我们要坚守信仰高地，不仅要学会往前看，更要善于回望来路，以历史为镜，做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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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07:20 PM PDT
官方网媒对夏俊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表现出了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愚昧喝彩。这种丑陋的行为不仅仅是积累下更深刻的社会仇恨，还会给以德治国的政策加进国家恐怖主义内容！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习近平在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大谈推进法治必须配以德治，其中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为最得意说法。来自高层的消息证明：当时习确实谈到了沈阳的夏俊峰案件，并称这是十分不幸的官民对立事件，各级行政与司法机关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云云。
尽管习没有说不杀夏俊峰，但是希望通过夏案的谨慎处理来做「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的一个点，还是很确切的事情。时隔七个月零两天，夏俊峰突然被执行死刑，似乎大大违背习的初衷。在另一端，就算习没有以此案做「点」的事情，又何以甘冒食言风险而不惜与社情民意相对立呢？
政法系成了宣传系的随从
习在尚未全面接受军政大权而还有总书记职务时，当然要谦虚说话，尤其以降低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党内阶位争取到了声誉。谦虚之后，又颇有踌躇满志之态。但是，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态之复杂，绝非一两个政治动作所能涵盖的。网上舆论对中共统治的不满且表达近乎激烈，使习很快失去了短暂的优容之态。警惕网络力量推翻中共统治被宣传系认定为最大的任务，再加上宣传系已经坐大以至于可以呼唤政法系做随从，北京最高当局就开始了网络世界的「绝地反击」。
既然要在网络世界打击那些对中共统治极端不满的势力，也就顾不得「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期待」之诺言了。在夏案本来已经趋冷的时候，社会上又发生一些被当局称为极端戾气的个案事件，如厦门陈水总火烧公交、山东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自制炸弹，确实让七巨头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之中。一位现任政治局常委的秘书人员曾私下说：「我也说不准哪会儿起来，手机不通了，居室里没电了，马桶里没水了。」
在和网络上反对中共统治的角力中，当局屡屡失策，带来巨大的政治无形资产损失。就是案件处理较合法律程序的，也无一不遭到网络舆论的激烈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以杀止戾、以恶制网就成了无奈的选择。简单地说，夏俊峰不是死于其罪而是死于国家恐怖。
左翼势力对当局更加不满
北京最高当局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给夏案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该案始以网络舆论高度关注而得到「冷却」即当局的谨慎处理，以至于以拖时间为底线策略；该案终以网络舆论压力太大而让当局做成「典型」，以必杀之举来威慑网络舆论。北京司法界一位资深人士说：「说道政治性，这个案子（夏案）远比薄袭来的案子的政治性要重。」更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夏俊峰本来罪不至死，而是受了薄熙来的「牵连」，因为薄的精彩庭辩让中共司法体系全面破产。为了挽救这个巨大败局，宣传系要批到批臭薄熙来，指其狡辩无益；政法系有配合动作，选准夏案而迅速杀人。
就夏案本身而论，就是非刑辩专业人士而对法理学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不是夏没有刑事责任，其防卫过当确实无疑，但最终对过当行为负多大责任，完全由审判环节确认，但防卫过当没有死刑处罚是中国法律所规定；还有，夏俊峰拒不认罪不是判死刑的理由，而审判机关最终在程序上自甘出现巨大瑕疵，已经说明此案有巨大政治背景。无论如何，仅仅让目击夏过当行为的城管人员出庭作证，而不让目击夏被城管殴打的证人出庭，「这就算拿到法西斯德国去，都讲不通」。北京一位同情薄熙来遭遇的左派人士，就夏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有消息之初：今年九月初，宣传系就派出大量新闻工作人员，到一些国家了解「打击社会戾气」的政策，为以杀止戾、以恐制网寻找国际依据。与此同时，对宣传系内部的「消除社会戾气，先消除权力戾气」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这种主张是在帮敌对势力鼓噪。后者似乎不太服气，私下里嘲讽宣传系的极左势力，「用着『普世价值』的时候，就到国外捞『证据』去；用不着的时候，就丑化、诋毁一番」。
官方大小网媒齐声喝彩
在夏俊峰死刑执行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有短文说：网络上对夏俊峰的同情是泛滥的，这种泛滥推助了社会暴戾之气。还说网络舆论不同情两个被杀城管的家庭，明显是伤害社会；更云最高法院绝不会轻率就核准夏死刑，而是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此类缺德论调无非是九月初宣传系国外考察结论的翻版，前者的最终结论是「西方国家对社会戾气的打击绝不手软、绝不宽容」。夏俊峰的死刑执行虽然没有采取传统的「押赴刑场，立即枪决」方式，也没有被文明社会与理性人士讥议的愚民围观与喝彩，但是，从人民网到甘肃网等大大小小的官方网媒，无一例外地扮演了网络「围观愚民」，而其正颜厉色的评论也不过是丑陋的喝彩而已。甘肃网署名于治国的评论支持当局对夏俊峰的死刑裁决，并代表表态说要「法律威严横扫社会戾气」。其无知之论以「法律的威严容不得任何人说三道四」为甚，但此种霸道的背后则是中共统治集团个权力层级的极度恐惧。
不管多么严厉的判决，社会舆论总有评价的权利，这是不只是西方自由政治的影响之故，而且还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中吊亡抚叛之气节的表现。当然，每到社会大崩亡将即，权力集团总希望以严刑峻法来勒住社会。结果往往又是「戍卒叫，函谷举」的集体反抗，或者是「天街踏遍公卿骨」的统治毁灭。
出路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
还好，上述那种很现代的恐惧来自于统治集团对普世价值的策略性利用，如其结合国际经验认为：「在社会不公加剧的惯性下，底层弱势会被迫积压自己的愤怒，一旦遇到社会动荡诱因，在大规模动荡中就会选择轻视人命、报复统治阶层的对策。」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反抗情绪传播远比古典社会要快得多，这抵消了当局针对公众的不对等的镇压能力。从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到阿拉伯之春，二十年间佐证颇力。因此，靠以杀止戾、以恶控网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来维系统治，既不现实也很愚昧，唯一路径就是实行社会民主即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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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新书发布会：《假如中美开战》（附：第十四章节选『中国民众将夹道欢迎美军』） Posted: 31 Oct 2013 07:04 PM PDT
時間：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 下午14:30~:16:00
地點：台大校友聯誼社 3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1段2-1號）TEL：2321-8415 主講：陳破空 與談：高英茂‧張炎憲‧游盈隆 主辦：台灣社‧允晨文化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歡迎參加。
中國民衆將夾道歡迎美軍
——《假如中美開戰》第十四章（節選）
陳破空
（編者按：繼暢銷書《中南海厚黑學》之後，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在台灣出版最新力作《假如中美開戰》，實證分析未來中日和中美戰爭的可能性；輔以模擬情節，生動展現中日或中美開戰的可能場景。《開放》雜志總編輯金鍾、前台灣外交部次長高英茂鄭重推薦。新書深受讀者歡迎。）
當中共牢牢把持中國，不讓中國發生改變，一場戰爭，或許是改變中國的唯一途徑
。如果中國人民無法起而推翻獨裁中共，國際社會也會因緣推翻獨裁中共。正可謂
∶惡者，人人得而誅之。
衆多中國人將爲美軍帶路
當此之際，美國顧慮何在？莫非顧慮中國人抵抗？其實不然。設若美軍攻入北京，會意外發現，中國民衆，將"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意即，夾道歡迎美軍。何以如此？曆經六十多年的鐵血統治，中共政權，腐敗淫亂，已達極致，更兼長期欺、魚肉百姓，中國民衆，敢怒而不敢言。美國正義之師抵達之時，便是中國人民出頭之日。中國網路上，已經有一個"帶路黨"的名詞，到時候，多數中國人都是"帶路黨"，爲美軍帶路，捉拿那些長期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中共貪官惡吏。
中共挾持國民，扭曲民意，對外宣傳一貫妄稱"我們"；被洗腦而不自知的部份國人，也習慣口稱"我們"。然而，戰爭一旦打響，就沒有什麽"我們"了，只有中共自己。面對獨裁者，中國人雖然表現懦弱，但如得強大外力之助，則造反勇氣倍增。誠如中國古語："牆倒衆人推。"美國朝野，須知中國民心向背。
至于中國共産黨員，雖有八千多萬，卻是腐敗大軍、烏合之衆，抵抗不了幾天，必做鳥獸散。腐敗、淫亂、糜爛，當今中共黨員那種醉生夢死、貪生怕死的程度，遠超外界想象，更遠超美國的預期。許多中共黨員，也會成爲"帶路黨"，因爲他們深知倒戈一擊、將功贖罪的妙處。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叛逃美領館，就是先例，也是預兆。
回顧蒙古、滿清滅亡中國、日本幾乎滅亡中國的曆史，中國原本就是一個盛産"漢奸"的民族，最多和最起作用的漢奸，就是當朝大小官吏－－他們有權有勢，有國可賣，面對外來強敵，賣國易如翻掌；論賣國，無權無勢的普通中國老百姓，還不一定輪得上。
今日共産黨，已非昔日共産黨
美國切不可以當年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來看待未來與共産中國的戰爭。那時候，共産主義方興未艾，長勢強勁，銳氣十足；如今的共産主義，不斷散夥，窮途末路，勢不能穿魯缟。
1949年前後的共産黨人，還有某種理想，盡管極端；還有某種獻身精神，盡管盲目。故而能上朝鮮與美軍一拼。但中共所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是一個封建王朝，無可避免地，由王朝興起，正進入王朝鼎盛與王朝腐敗的階段，距王朝沒落、王朝覆滅不遠。縱觀從秦朝到滿清的軍隊，從軍紀嚴明、能征慣戰、戰無不勝，到驕奢淫逸、失魂喪膽、一敗塗地。封建王朝的軍隊嬗變，大抵如此，中共黨軍絕不例外。
攻打中共，美國是否顧慮陷入越戰泥潭？須知，當年美軍面對的，是早期越南共産黨，也是尚有理想和獻身精神的越南共産黨。中國共産黨，並非越南共産黨；今日中國共産黨，已非昔日中國共産黨。
曾有德國將軍讀《孫子兵法》，感歎說："我佩服中國人，"但接著說："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國人，不是當代中國人。"同理，世界可以懼怕昔日的中國共産黨人，不必懼怕今日的中國共産黨人。
遍觀今日中共，文官貪財，武官怕死。"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義。"比如中共太子黨少將羅援，自號鷹派將領，高調反美反日，每每對外咆哮，做凶神惡煞狀。但網友卻揭穿：曾在中越邊境當逃兵。被揭短的羅援，惱羞成怒，發微博宣稱：已經向海監局遞了申請，要帶領他的智庫團體登陸釣魚島，在島上刻上"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可以斷言，這名狂妄不可一世的草頭將軍，必然再度食言。
這一反諷的人和事，恰如其分地，寫照了共軍軍頭的真面目和分裂人格：口頭上大話連篇，私底下膽怯畏戰。外強中幹，色厲內荏。至于不斷獲得"改善待遇"、以至"兩年一加薪"的中共官兵，嬌生慣養，養尊處優，近40％體重超標。連訓練都多不及格，常常要靠弄虛作假，才能讓演習蒙混過關，遑論實戰？
長驅直入，中國不是中東
美軍攻入阿富汗之後，遭遇塔利班持續抵抗；美軍攻入伊拉克之後，數年間，頻頻遇襲，襲擊者，有基地恐怖分子，也有伊斯蘭極端分子。那是中東和中亞，伊斯蘭的中東和中亞。但，東亞國家不同，多爲世俗國家，沒有宗教狂熱。勇猛者即便如當年日本，一旦戰敗，即投降，即徹底放棄抵抗 。
中國，是最大的世俗國家；而當代中國人，又飽受中共無神論的洗腦。中國人更加沈溺活命哲學："好死不如賴活"。共産黨能統治中國六十多年，窮盡暴政和腐敗，至今不倒，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人是一個軟弱民族。中國人不是中東人，設若美軍攻入中國，不論中國人，還是中國共産黨人，都擺不出像樣的抵抗。
至于"愛國主義"，中共手上最後一張意識形態牌，到時也根本打不響。道理很簡單，中共上層和各級官員本身，大量轉出家屬、子女與財産，中共本身賣國而不愛國，打"愛國主義"的幌子，又豈能把中國民衆忽悠到底？開戰之時，只要美軍大撒傳單，集中揭露中共高官向外國轉移贓款的不法行徑，中共的統治信譽，將頃刻破産。
美國先後打下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改造這兩個國家並使之成爲民主與文明國家的難度，卻無法低估。亞洲國家則不同。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曾爲軍國主義，擴張成性，一旦被美國打敗、強制改造爲和平國家，則安甯下來，成爲民主、和平與繁榮的樣板，"亞洲模範生"。
對比日本，更世俗的中國，更易被改造成民主國家，變身世界和平基石。如此，亞洲安定，世界太平。浴火重生的中華民族，將以文明之姿，與衆民族並立于世。
如今的阿富汗，政府依然自私而貪婪，不大情願與國內各派勢力分權，常因此與美國發生龌龊；如今的伊拉克，默許伊朗通過其領土，向敘利亞獨裁政權輸送武器；變天後的埃及，伊斯蘭極端勢力擡頭，尾大不掉。所有這些，都表明，受極端宗教思潮支配的伊斯蘭國家，其反美、反西方情緒，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消解。
但亞洲國家不同。美國的穩定盟邦，除在歐洲之外，就在亞洲，如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盡管實行一黨專政，與美國意識形態不合，但支持美國的堅定度，絲毫不亞于其他亞洲國家。
攻克北京之後，美國才會意識到，在中東的長期經營，艱困重重；而在亞洲的經營，易如反掌。與其在中東和中亞做不大可能的事，不如在亞洲做更可能的事。偏中東而輕亞洲，是戰略失誤；重返亞洲，兼顧全球，才是正確方向。
討伐中共，美國以正討邪
美國還顧慮什麽？中共手中的核武器？如此，美國必先發制人，定點清除中共的核設施及其操控手；同時，美國必以斬首行動，一舉端掉中共上層統治集團，一旦群龍無首，共軍必然潰散，中共必然潰敗。
對付中共，美國還有殺手锏，那便是，太空大戰。在太空領域，美國的科技與武器，尖端精微，已是大師級；中共所玩，雕蟲小技，仍是毛毛蟲。美國憑高視下，閃擊中共，勢如破竹。
美國還有信手拈來之筆：交戰前夕，將中共領導層和大小官員轉移到美國和西方的財産，盡行查封凍結，移交中國起義民衆或未來民主中國。一則可以切斷中共財源，二則可以爭取中國民心。滅貪救民，殺富濟貧，必大快人心。
三千六百年前，夏朝末期，君主桀貪淫亂政，百姓叫苦連天。商地首領湯起兵，討夏王桀，發布檄文（史載爲《湯誓》），指出："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意思是，夏桀犯下罪惡，我懼怕上帝責怪，不得不起兵討伐，以匡扶正義。
這一事件，史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五百年後，到了商朝末，周武王討伐商纣王，以正討逆，也出于同理。又過了八百年，秦朝末，陳勝、吳廣率衆起義，口號是："伐無道，誅暴秦！" 數千年中國曆史，以正討邪的史例，層出不窮。
可見，以有德伐無德，以有道伐無道，原本就是中國古理；除暴政，興仁政，原本就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今朝，設若美國出兵，討伐中共，以正義討伐邪惡，以民主力量攻克專制堡壘，上合天意，下順民心；天滅中共，替天行道。
今日中共，其腐敗，其罪惡，其血債，遠超夏桀王、商纣王、秦始皇。天怒人怨，人神共憤。攻克北京，世界期待美國出手。推翻中共，拯救的，不只是中國人，而是人類；解救的，不只是中國，而是世界；挽回的，不只是今天，而是明天。
（原載香港《開放》雜志，2013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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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01:53 PM PDT
9月以来，“舆论斗争”频繁地出现在官媒上。先有《解放军报》的《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紧接其后，《法制日报》称中央政法委提出“敢于舆论斗争”。接憧而至的就是新华网、人民网陆续刊登内地31位省级宣传部长学习“8.19”讲话的体会，31人中有至少16位使用了“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说法。在“8.19”后的一个月里，还有至少5位省（自治区）书记，表态支持“舆论斗争”。
舆论如何斗争？须知何为舆论。舆论定义虽有多样化的趋势，但比较集中的不外有二。一是：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另一种定义是：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且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无论如何定义舆论，“意见”始终是舆论研究的核心，也就是舆论的本体。公众意见或公共意见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舆论一般不是指政府的意见，是广大民众的呼声。而政府的意见更多是隐含在相关政策中。
用中共习惯的语言来讲，舆论其实就是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或者是群众公开表达、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既然舆论就是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那你中共杀气腾腾的斗争什么呢？当下，中共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这个活动做的一个最大的动作就是向群众意见作斗争，岂非咄咄怪事？难道群众路线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许群众有意见？
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和多数群众的共同意见，有字面上的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尤其是公开表达的意见，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八二宪法”，中共都一直把言论自由挂在嘴上，但实际上，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公民或群众拥有这个权利。无论是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还是一般群众对公共话题的个人意见，中共从来就没有任何宽容之心，必除之而后快。正因如此，才有“党文化”的“舆论一律”，才有各级宣传主管“占领舆论阵地”的战略策划。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有人说“言论一律”的管控已经消敛，人们将享受言论自由的春天。其实不然。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极权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怕的东西，还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人民群众（网民）的七嘴八舌。最近出现的由宣传主管定调、官媒造势发动的针对“网络谣言”的舆论战，就仍然是“舆论一律”思想在作祟。抓大V典型、定谣传罪标准。一时间，“舆论监督”变成了“舆论监管”，让那些相信网络春天到来的人们，切身体会到了监管的邪恶。
事实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就像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共总是在最好的环境、最佳的时机，给热血青年们上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今天的网民，也算大大领教了从鼓励“监督”到严打“监管”一字之差的威力。或许1957年反右确实达到了“舆论一律”、“政治正确”的目的，毛泽东就是“红太阳”，共产党就是“伟光正”，连三岁小孩都不敢乱说。其结果呢？就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直到文革的浩劫。
而今天的网络信息时代，总是会生成民间的舆论压力，也一定会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而成熟的公民，一定是未来民选社会坚实的基础。如果当政者不是开放舆论管制，将言论放在宪政、宪法框架内给予言论自由的精心呵护，还是按照冲锋陷阵占领阵地的那种的敌对思路，到时候失去的，就不止是几亿严密网管下网民的人心，还会包括自己苦苦经营、苦苦支撑来之不易的执政党地位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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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01:47 PM PDT
（FT中文网 / 媒体札记）
唉！所有曾经为新快报和陈永洲争取权利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看到这一幕。
啪！长沙警方反手一记耳光，打得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眼前直冒金星。
前天早晨6时许，央视播出长达9分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失实报道》。镜头中，是剃成光头、身穿囚衣的陈永洲亲口承认自己在向香港证监会、香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中联重科后收受了50万元，而那些连续发表在新快报上的负面报道非但“绝对不是客观”，甚至都不是他自己所写，“原稿是他们提供给我弄来之后，我弄好了交给他们，他们拿去发表”。
按照央视解说词所述：“经初步调查后，长沙警方于9月16号正式立案侦查，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10月18号在广州警方的协助下，长沙警方在广州将陈永洲抓获，警方初步查明……自2012年9月29号至2013年8月8号，陈永洲受人指示，根据他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在未经核实、也未对中联重科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造中联重科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务造假等问题。在新快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十余篇，被互联网大量转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其中，那篇关于中联重科广告费的负面报道被陈永洲本人苦笑着承认“完全没有过目”，也因而“格外担心”，因为其中“有硬伤”：“5.13亿元在公告原文里面应该是5.13亿元的广告及业务招待费，他把它砍了一半，变成了5.13亿元的广告费，看了标题之后我就知道他断章取义了……这个是完全超出我预期的事情，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出来，就是你之前发那些稿子，中联（重科）不理你也好，或者骂你两句也好，这些都是预期之内的，就是也无所谓，但是突然它停牌了，那这件事情就搞大了，我生怕捅什么娄子。”
接下来，就由中联重科董事会秘书申柯出面讲述这个娄子：“5月27号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根据上市公司上市准则以及深交所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停牌，5月29号公司发布了澄清公告，这一天我们的股价下跌减去同行的平均下跌幅度以后，我们A股和H股的市值比同行多损失了接近14亿人民币。”
根据央视所言：“虽然中国证监会及时向陈永洲做出书面答复，称经核查未发现中联重科华中销售区销售财务造假，未发现中联重科澄清公告与年报数据矛盾情况，但中间人认为负面影响已经客观形成，达到了预期目的，先后多次给陈永洲数十万元人民币和数千元港币作为酬劳。陈永洲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表的十余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中，只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下采访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上发……此外，陈永洲根据他人授意撰写了三条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评论，经他人审核后发表在为此专门新注册的一个微博账号上，被大量地转发。”
镜头中，一脸严肃的陈永洲低着头开始忏悔：“我愿意认罪，也愿意悔罪，对在事件中造成损伤的，比如说中联重科，它是一个主体，比如说整个新闻行业的这种公信力，比如说我的家人，他们所受到的创伤，我愿意真诚地道歉，对于中联的股民来说，如果我的稿件造成了他们股价的市值的波动，我也愿意道歉……我内心是比较挣扎，因为一边是利益，一边是我职业的操守，所以我只能是说要两者兼得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我对此表示非常后悔……当然我也希望整个新闻行业能够以此为戒，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那么一定会遵守新闻的基本操守，公正、真实、客观、全面去报道新闻，不受利益诱惑。”
虽然是周末，虽然是早间节目，但这段央视报道仿似一颗重磅炸弹，将中国媒体人从梦中彻底惊醒。那些陈永洲的声援者当初有多么慷慨激昂，现在就有多么情何以堪，当初有多么大义凛然，现在就有多么自取其辱——亲口供述的陈永洲，就像是翻版的薛蛮子，让他的战友们目瞪口呆地陷入了所托非人的尴尬境地。
本来，他们还以为已经找到了对手的漏洞，胜利在望。前一天，根据陈永洲之妻回忆中的办案警察所驾奔驰商务车车牌号码“湘KX885”，有人肉搜索者贴出年审材料截图，确认此车正如人们怀疑的那样由原告中联重科所有。于是，抗议者重新聚拢起来，要求长沙警方作出解释，这其中，更出现了一支令人颇有些意外的援军——@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
以“求辟谣”的方式，这个经过认证的媒体官方账号周六晚间留言要求长沙警方回应：“此传言甚广，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公安部门的公信力，责任公民和党员都不可袖手旁观……快速回应媒体舆论、社会公众关切，是湖南警方的当务之急。当然，如属实，有党纪公安部纪律！”
虽然@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声明了“分社微博不代表人民日报”，但这样一段来自最高喉舌内部的逼问，还是令陈永洲声援者士气大涨。多有微博意见领袖和市场化媒体账号全力转发，要求长沙警方“回应党中央机关报的质疑”。
然而，事实证明，@长沙警事惜字如金绝不是退避三舍，而是时候未到。@人民日报社辽宁分社删帖之后没过几个小时，就是陈永洲的央视出镜时间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当那些舆论战对手倾巢出动之后，来自毛泽东家乡的警察们完成了一场经典的围剿。
不是没人提醒过深入敌后的风险。早在陈永洲被抓消息传出当晚，爆料者@蓝鲸财经记者联盟就已援引“深喉”消息，声称“陈永洲在里面已经全部招供，长沙警方掌握了他收黑钱的证据”，但是，在新快报石破天惊的《请放人》头版战书号召下，声援者紧盯损害商业信誉罪入罪标准和记者职务行为这两个主攻方向，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后防大患。
所以，@雾满拦江复盘之时，已经认定“这其实是一次对公知舆论的诱歼战”：“初，陈永洲被捉，大家都猜测涉嫌收黑钱，可长沙警方答复公众，故意不提这茬，只说陈的文章数据有误。公知阵营顿时哗然，纷纷跃马挺枪，杀上前来，却不料突然一声锣响，只见一彪人马，皆黑色大裤衩，从后面掩杀而来，原来是央视的伏兵……”
浸淫媒体界十数年，并且也曾亲身举报官员，冒安林现在可以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全情背书陈永洲了。早在上周二，他就在微博中表现出与诸多同行有异的谨慎态度：“新快报半年内报道同一家企业十篇负面调查，正常。但采写记者亲自携带材料跑到证监会和港交所举报，回头再写报道，是违反职业纪律的，换哪个企业也没法承受……舆论和媒体全面为记者信任背书，是危险的……我担忧，如果陈永洲涉及经济问题，警方侦查也有合理借口，那整个媒体将公信崩溃。这个因打压而愤怒的行业，正义沦为笑柄，被民众抛弃。”
居然，竟然，果然，一语成谶。
首先，是痛恨公知媒体“党同伐异”的人们喜大普奔。
两司马老当益壮。央视节目首播一个多小时后，@司马南即发布五大追问：“那些义愤填膺声援陈永洲的大V怎么看？为陈永洲提供信息的是哪些人？现在新快报社论改不改口呢？新快报改不改口都会丢脸，丢的是谁的脸呢？新快报要不要再发表一篇新社论，照例通栏大标题‘我认错’？”；@司马平邦则直指“社长总编必然是同案犯”：“陈永洲十几篇失实报道不但能在新快报刊出，而且在受害企业申诉后仍不罢手，在大批股民受损后仍不罢手，你敢说报社领导人与此无干？中国股民天天骂股市黑手，现在黑手就在眼前，你们的血性哪儿去了？那些曾跟着喊‘请放人’的庸众们，我就不相信一个股民也没有，如此麻木，赔死活该！”
少壮派代表周小平也已拍马杀到。一早发表博客，怒批“有那么一部分新闻媒体人在利益的刺激下变得越来越偏执、残忍、冷漠和凶悍”，并反将新快报和网上一些公知大V要求警方“请放人”“再请放人”的行为定义为砸烂公检法的“文革手段”：“媒体不顾自己员工涉嫌犯罪的事实隔空高喊放人，而这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隔空呼吁媒体反思。可以说陈永洲的态度着实给了那些替他‘喊冤’或者叫嚣‘放人’的人一个大嘴巴，但愿他的这一嘴巴能抽醒一些人罢。”
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是因为另一起记者被抓风波而亲身感受了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他发布微博总结：“从陈宝成事件起我发现，记者、律师，法学专家各成圈子，且三圈相扣，互有交集，内幕不少……律师界、法学界、新闻界‘帮会化’现象暴露愈发清晰。律师团，后援团，行为艺术团团团乱转；同窗系，同事系，南北左右系系系入戏；法律党，带路党，朋党结社党同伐异！”
这不，已有@��开列追责清单：“陈收钱发文侵害商誉当入刑，主编应为共同犯罪，@新快报私用舆论公权干扰司法当取缔，@南都深度@新京报等媒体妄加评论误导舆论当整顿，@广东政法不讲原则随意表态当惩戒，@袁裕来律师@丁来峰等人借机煽动抛售股票当立案侦查，其他大V和盲目跟风人员当反思。”
作为新华社记者，以“自干五总书记”之名行走江湖的@点子正从来就耻于与公知媒体同行为伍。早在新快报刊出《请放人》头版当天上午，他就说过“两根穷骨头还是贱骨头尚需时间”，如今，更可在“贱骨头”后面再骂上一句“装逼犯”，断言“请放人事件已成境内外势力对中国互联网舆论阵地争夺战”，呼吁“支持彻查，揪出团伙”。
@点子正总算没有打自己同事一记耳光。然而，自有@吴法天点名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道歉，因为这两家中央喉舌在事发之初曾分别以电稿和微博发布了倾向于陈永洲一方的文字。
在此前发表的《新快报陈永洲案之我见》中，@吴法天曾以律师身份带头反驳陈永洲声援者对“跨省刑拘”和“先抓后审”的质疑，现在，自然可以放声嘲讽“一骨头等于25万”：“9月30日，新快报的刘虎记者已经因为造谣被批准逮捕了，现在又出来一个收黑钱写不实报道的陈永洲，难道这两位记者就是你们自诩的‘穷骨头’吗？知道网友怎么评论吗——中国大谣公知都有两根骨头：一根见利忘义‘贼骨头’，一根崇洋媚外的‘贱骨头’”；“一个入职才三年的年轻记者是如何在未采访的情况下连发十几篇大稿件的？事后又是谁让报社给他站台背书的？陈永洲只是一颗小棋子，他供出的幕后主谋中有没有报社的领导？报社承诺若发现新证据向警方脱帽致敬、赔偿到关门的话还算数么？”；“每一步都是冷静的决策，绝对不是冲动的产物。若你认为那是某些人的冲动，就太小看这件事情了。一个记者掀不起这么大浪，他们的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的。这个案子值得深挖！”
再加上@一清博媒、@平民王小石、@郭松民、@蔡小心、@刘仰、@大众老虎等一众左派人物，这一场对自由派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围攻堪称创下近期气势之最，那个反讽新快报昔日战书的“我傻逼”、“万万没想到，节操不见了！”的模仿头版，在微博论坛上汇聚成满堂讥笑声。
于是，被@董路追着嘲笑“精神分裂”——“你见天在电视上说着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然后在微博上又不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张泉灵，只能忍气吞声。作为陈永洲声援者中最著名的媒体精英，这位央视主播和搜狐前任总编辑刘春都是在微博中为这场剧情颠覆而男默女泪，一声叹息。
愿意反省的还有@王星WX，他既是劝告同行也是自勉：“如果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你不满意，不平衡，就转行吧。不要收钱，哪怕是为了自己，为了能安稳睡觉，为了你的家人”；@喻尘则言：“长沙警方是否有问题，问题多大，都要自省新闻这个行业有无问题，问题多大。在抓记者之前，这个行业已经烂透了，与中国的大社团、官僚体制所烂程度别无二样”；@高昱同样痛心疾首：“虽然有所预料，可看到年青的陈永洲一脸平静地供述自己收几十万，不做采访发别人的给的炮弹，心里还是很疼，为这个行业。骂贪官骂强权都没问题，可我们这个行业也烂了。北青法晚新快被抓的同行难道是个案吗，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这个行业同样有很多底线被突破。”
因为感觉自己“又被鸡贼骗了”，@互联网信徒王冠雄已然宣布就此告别村上春树的“鸡蛋石头论”：“上微博以来，我一直为弱者呐喊。但随着药家鑫、唐慧、夏俊峰案一个个狗血反转，我痛苦发现：有一帮恃弱凌强的货在利用人们的善心牟利！以后，不管坚硬高墙还是脆弱鸡蛋，我永远站在事实这边！”
由于在央视当天所播出的画面中，出现了陈永洲亲笔签署供认笔录的场景，多有探究者特意截屏，试图找出更多信息。继@猫财经率先宣布辨认出“朱宗文，王中”这两个名字后，财新网午时发布跟进采访结果：“在央视画面中，短暂出现了陈永洲签署的笔录，其中提到了新快报经济部负责人王中。此外，画面笔录中还出现了一个名叫‘朱宗文’的人。网络搜索显示，一名叫做朱宗文的记者，曾先后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和每日经济新闻。截至发稿，新快报经济部负责人王中手机仍处于关机状态。财新记者也未能联系上朱宗文。”
除了这两个名字外，惊鸿一瞥的笔录中，还可看出以下文字：“我听王中说……报社……成了协议，三一重工在我们新快报……又追加了四十万，协议达成以后……”
“信息量超大，不解释”——@红嘴乌鸦如是说。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来说，确实是不用再细细解释了，越解释，越不堪，中国媒体底裤下的那点腌�龌龊就快要全部曝光了。
“红包”、“车马费”之类的灰色收入，早就是中国记者间的行规，主动退还者甚至会被排挤，而保护费、封口费则比宣传费、开口费更加金额巨大，且多有媒体高管携手下属共同以此谋利之现象。尤其是在以报道公司产业新闻为主的财经专业媒体内部，近在眼前的金钱资本循循善诱，几乎很难有严格意义上的洁身自好者。
而被陈永洲供认出的上司王中，至少已经难逃“白纸黑字说瞎话”。因为就在今年7月13日，这位新快报经济部负责人曾在自家版面上发表《人生有大义，做人须坦荡》，文中所描述的可是另一个陈永洲：“我能看到的是，陈永洲亲赴湖南、江西等地，将现场使用中的一辆辆中联重科设备上的泥土刮开，对应举报材料上的编码，拍下照片。我能看到的是，陈永洲彻夜核对所有举报材料的数据，反复斟酌用词，几易其稿。我收到邮件的时间通常是凌晨三、四点……”
于是，@红嘴乌鸦要为陈永洲一叹：“微博上看到有同行讲这样一句话：拿人钱做正面（报道）是不要脸，拿人钱做负面是不要命。这话不错。本应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和媒体人，如果成为利益攸关方操纵的工具，‘黑吃黑’是基本逻辑和必然结果。而没有抗风险能力的记者，在几方博弈中可能成为最大输家……不难看出，在三一重工和和中联重科两上市公司的恶斗中，陈永洲只是枚棋子。从陈的交待内容看，此事还还牵连众多，很可能还涉及报社管理层——任何媒体人都会清楚，如果没有报社高层的支持，陈不可能在半年内针对一个企业发表十余篇批评文章。”
在这位南方周末记者眼中，“这一悲剧绝非仅仅是陈永洲的个人悲剧，更是我们这一代媒体人的悲剧”：“在当前报业不景气的环境下，50万元大概是一个普通记者5年收入的总和……如果说十年前，记者尤其纸媒记者还是一个收入颇高的行业的话。那么今天，这种所谓的‘高收入’至少已经是大大缩水了——如果不是沦为中低收入的话。当然，作为记者，只要勤奋工作、认真写稿，保证正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欲望日渐膨胀的记者而言，仅靠报社的正常收入显然是越来越不够了……新闻发布会上收红包，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式的负面报道究竟有多远？一个记者如果可以靠表扬和宣传拿不该拿的钱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可以靠批评和监督拿不该拿的钱？这个问题同样也适合于单位。媒体如果可以登一些不明不白的‘软文’收钱，是不是也会登一些不清不楚的批评报道获利？”
“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表白自己有多么干净”——@红嘴乌鸦算是诚实，他将心比心劝告同行“不该拿的钱不要拿”，更多的是因为“江湖险恶”，万一出事“谁都救不了你”。
与此同时，仇子明的登场更加轰动。这位经济观察报记者3年前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而被跨省通缉，而后，在当时掀起的一场同行声援浪潮中，收获遂昌警方的登门道歉。3年之后，眼见后来者没能复制光荣，他非但没有出言宽慰，还反戈一击。
从标题开始，这篇《新快报用204根软骨头让媒体的节操和尊严都喂了狗》，就完全体现了仇子明在微博上的毒舌风格：“用华丽丽的矫情文字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声称自己有两三块硬骨头。卖萌么？扮猪吃老虎么？成功了！迅速引起了舆论喧哗，同情的、赞美的，声音一边倒，在这片众声喧哗中，魑魅魍魉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似乎强奸都是错的、政府都是错的，只有媒体和记者才是英雄，只有借着这件事骂骂警方的才是英雄。谬！人一共有206块骨头，做一个铁汉，你必须206块骨头都是硬的，只有2块是硬的，有什么用？你的另外204块骨头都硬不起来，就像60岁的薛某，除了鸡巴能硬，其他骨头都是软的，那不叫男人。”
的确，在“声音一边倒”之时，@仇子明只说了一句“中联重科的新闻稿件不值得写18篇”。于是，他如今大可自豪解读微言大义：“该报记者为什么要一连18篇稿件连续盯着一家上市公司不放？何况该报是区域性的，并非全国性的，为什么一家广东的报纸要死磕一家湖南的上市公司？再怎么罪大恶极的公司，5篇稿子也可以写清楚了……在‘18相送’的过程中，记者有没有实地调查、实地取证，该报在记者出差经费上的投入又是多少？我不相信一家地域媒体会允许记者长期、多次远程出差。”
按照@仇子明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整个新闻界而扼腕痛惜”：“新快报用他们的204根软骨头让全国媒体人蒙羞，让不明真相而喧哗的舆论蒙羞，让真正在做新闻的人蒙羞。下次再遇见警方抓捕记者，舆论还会喧哗吗？大家都会说：‘抓得好！’‘记者又收钱了吧！’‘别急，看看警方怎么说先！’……新快报开了一个恶劣的头，用他们204块软骨头让媒体的节操和尊严都喂了狗。”
当然，仇子明的口若悬河，也并非无人吐槽。事实上，他的记者操守在业内同样广受争议，同行们此前之所以频频将他树为对抗警方的榜样，更多的只是为了替营救陈永洲而自我打气。
真可谓一地鸡毛。
此际，罗昌平通过网易真话频道首发《“陈永洲事件”的食物链》，以其穿透力而广获传播：“其实，这个事件反映的是一条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遵循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丛林原则。目前来看，当事各方包括中联重科及其竞争者、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不排除进一步蔓延的可能）、长沙警方、央视等，还有一些高层权力资源。”
将事情简化为四步，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概括道：“第一步：中联重科与竞争者在过去展开了超越市场规制的危险竞争，因政治资源略逊于中科重科，竞争者因此背井离乡。如此商商竞恶的环境中，搬迁的竞争对手显然是弱者，也为它的日后反击提供了前提；第二步：弱者引入媒体，试图通过广告投入定向监督中联重科。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18次报道中联重科，其中14次署名陈永洲。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个时间段里，中联重科成了弱者，从其登门沟通被拒可以看出报馆的傲慢……第三步，就像之前的交恶一样，在回击媒体的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引入警方，立即转成强者。在警方的强制权面前，报馆的监督权不值一提。报纸头版两次‘请放人’的抗议，在于管理层借势扩大影响，有人想防止自己被抓。我对此表示反对，是认为不带情绪的律师函件要优于这种版面抗议。事实上，这样的版面语言与之前18篇报道的风格一脉相承，这绝非一个记者所能决定。第四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披露如此大量细节，远非触及新闻伦理，而是公权力违背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对应这四个环节，派生出不同的四个问题：“记者有没有收钱？报道属不属实？警方是不是被收买？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罗昌平自问自答：“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死结。比如，中联重科与竞争对手的恶斗没有在市场规制下进行，即使出现了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对于央视的伦理谴责，不妨也将新快报一并列入，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受制于权力，后者受制于金钱，或为权钱的交叉作用；同样，中联重科对于媒体行为的约束，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而是以警察权与监督权双管齐下。”
于是，这篇《“陈永洲事件”的食物链》旨在厘清大恶与小恶：“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滥权越大伤害越大。如果一定要以次优轻重进行排序，媒体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体的监督毕竟是定向伤害，而警权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媒体审判，则是全局伤害。正如南方日报原社长范以锦的观点：‘果真有敲诈勒索等行为应该追究。但执法的目的性、合法性和‘先抓后审、审出问题’的程序问题必须质疑，并对由此造成的记者‘人人自危’的局面深表忧虑。’一个无所不往的警察系统，两个瑕疵不断的上市公司，几家难被尊重的新闻机构，以及隐身其后的高层权力对赌等，构成了这宗企、警、媒公共事件的关键要素。显然，两家公司的商业互斗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公权力在这里面介入太深——至少调动省城警力与央媒资源，非一般人士可为——深得几乎让外人看不清楚。市场精神与法治精神被蹂躏，被遗弃。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
沿用罗昌平的“食物链”说法，钛媒体网站发表《别嘲笑，这就是扭曲的中国媒体利益场》。作者马乔质问：“陈永洲就是最典型的悲剧。自以为掌握了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铅字人，最终都不过是交易中的一颗棋子……陈永洲用金钱交易为自己挣了钱，央视用政治交易为电视台挣了国家补贴和央视领导的政治资本，确实，谁告诉我有何本质区别？陈永洲的钱或许来自中联重科的竞争对手，谁又能保证中联重科的钱没有流向另一场交易？”
正如这两篇文章所言，尽管已经被嘲笑成“贱骨头”、“黑骨头”，但微博微信上仍然有大把“硬骨头”，在被央视一记闷棍打得晕头转向后不久，就努力苏醒过来，站稳了防守反击的位置。
姑且放下“入罪标准”和“职务行为”这两个曾经的主攻方向，他们死守“程序正义”，强调在法庭审判之前以如此形式播映陈永洲的供认，实乃“未审先判”、“自证其罪”，CCTV成了“央视法院”。
笑蜀的四点看法得到广泛传阅：“没有律师抗辫，未经法庭确认，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任何供述、任何侦查结果都是可疑的，都不能作为确定事实来报道。把侦查机关单方面的说法包括嫌疑人的供述作为确定的事实报道，是对嫌疑人新的构陷、新的迫害，更是典型的舆论审判，干预司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样还在侦查阶段就披露大量细节和侦查机关单方面说辞，无视后续司法和嫌疑人权利一边倒为侦查机关背书、为其当打手的公开报道，不仅涉嫌违法，法学界尤其律师界应予重点关注；而且严重违背新闻伦理，非常无耻，新闻界当群起声讨”；“陈永洲囹圄中的表现未可厚非……没必要因陈永洲的供认及悔罪而沮丧，法庭宣判前都不是事实，他都属于无罪，他的法定权利都必须得到全力维护，我们仍应继续为他声援”；“如今天一位学者所说，借个案的所谓事实拼接钳制舆论有理的假地图，以恫吓公众，狙击与论监督，已成有司套路。这是必须警惕的。我并不认为陈永洲一定干净，但第一是否干净只能依据法庭认定，第二就算他不干净，也并不能为有司违法尤其为央视舆论审判免罪，有司违法尤其央视舆论审判仍是最大之恶及对公民权利之最大威胁。污点证人不能证明迫害有理，仍然是徒劳，舆论界必须在这点上展开反击，不能后退半步。”
斯伟江本就是最早向新快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赶在微博账号被再一次注销前，他也火速发表观点：“陈口供不排除存在被刑讯可能，未经法庭认定之前，未必属实，赵作海佘祥林都承认杀人；即便陈收钱，只要报道基本属实不构成损坏商业信誉罪，只能涉嫌商业受贿，长沙警方对此案无管辖权；本案长沙警方程序违法仍需深究；央视播放时应有其辩护人观点以平衡。”
作为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郑重建议：“无论警方抓了什么人，所谓网络大V也好，媒体记者被拘也罢，在法院没有最终断案宣判前，都属嫌疑人，不应对嫌疑人采访、尤其是镜头曝光。我国现行公检法体制各司其职，最终断定是否违法由法院确定，作为第三方的媒体应该在依法治国方面做表率。”
再加上石扉客的“应反思畸形警媒关系”、朱智勇的“央视定罪前介入有违法治精神”、李方平的“未经审判公布供述录像违反刑法”……他们不仅没有理屈词穷，反倒迎难直上。
那辆奔驰商务车自然不能忘记，此外，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对湖南警方恐吓威逼的控诉被反复宣讲，陈永洲的光头被拿来与薄熙来的出庭待遇相对比，至于央视那幢办公楼，则被刚刚获释的漫画家@变态辣椒描绘成绞刑架，讽刺五花大绑之人所犯为“大裤衩罪”。
千言万语，总之，这些“硬骨头”坚称自己当初对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声援并没有错，因为“并不是为他个人背书，而是在为程序正义背书”。用@仝宗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记者因为文章被警察坐着利益方的奔驰车跨省了，在未给出相应罪名证据前舆论当然有权呼吁放人，此后事态变化并不能证明当初此呼吁的错误，更无法推出舆论信誉问题。每个人都只能根据不完全信息做出判断和行动。何况该罪名核心问题是文章是否属实，警方理应先回应文章问题，然后再讨论相应动机问题。”
因为担心“反省”会成为官方借势打击的工具，@宋志标、@孙旭阳、@超级低俗tufu等更是公开对“理中客”嗤之以鼻，@作家-天佑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赌咒发誓：“即使新快报真有问题，作为同类，谁落井下石都是给自己挖坑，他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由@左志坚发布的一段无法确认出处的评论写道：“我以为那些已准备低下头作自我反省状的同行们，不要太殷勤自虐。你所在行业的道德水准，未必就低于了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准……一个坏记者，乃至一个坏报社，毁不了一个行业，如果我们有良好的法制，和调到合法模式的警察。但是如果暴力机器‘合法机构’常常都被调到‘非法模式’，它一定会毁掉所有人的生活，最后毁掉一个国家。”
只不过，在@彭远文看来，这些骨头硬嘴巴也硬的朋友们，未免是陷入精英主义而不自知：“现在只强调办案程序，不强调媒体沦落，当普通人是傻子吗？”
作为反公知先锋，@陈果_George更加不客气：“真正捍卫新闻自由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在陈记者招供后，不应该再去扯啥‘程序合法’，而应该立即与新闻造假划清关系，因为新闻工作者的尊严不是由自由而是由诚信来保障，越扯程序合法，离新闻自由越远。至于程序合法性，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坑，当公安证明所有程序都合法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再找台阶下。”
的确，一个名叫“韩东言”的微博账号，已经代替警方近乎全盘否定了对“程序不正义”的指控。至于@何兵昨天指着视频截图中陈永洲脖颈处指控那里有一道刑讯逼供的伤痕，则是又给公知们带来了“猪一样的队友”的称号。
“几乎所有的当事者，都被博弈的另一方证实：看，你一屁股的屎！“——@孙春龙话糙理不糙。这位曾经担任过�望东方周刊总编助理的媒体老兵，发布《看，你一屁股的屎》：“这场博弈在公众舆论场的胜负，正在以屎的多少成为分水岭……遗憾的是，至今，几乎所有的当事方，都没有对自己屁股上的屎作出任何回应，而是在不遗余力地用放大镜窥探着对方的屁眼。无疑，这是一个无耻者无畏的时代。这更是一个比谁的底线更低的年代。扒出董事长岳父的高管背景，和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拘捕陈永洲，同样应受到鄙视。陈永洲的‘招供’，也让这个行业的烂疮昭然若揭。但这个以良知和理想标榜的行业的从业者，对职业底线的洞穿，不仅仅是这个行业的溃烂，而是整个国家的沉沦已开始变本加利。这种沉沦还表现在权力的日趋肆无忌惮，这种肆无忌惮，是因为在这个如同粪缸的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的屁股上，多多少少都沾上了屎，所有想和强权对抗的人，都或将成为砧鱼。中国官场的温顺和屈服，就是最好的佐证。而这种畸形的权力控制，正在蔓延到更为广阔的领域，艾未未被查偷税漏税、薛蛮子嫖娼被抓、边民被查虚假注册，甚至连薄督，位高权重，依然难逃窠臼。这正是让我们感到恐惧和可怕之处。我们力挺陈永洲，不是为他开脱，只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免于恐惧。”
@何三畏也有类似总结：“这是一场社会危机。标志着权力堕落和社会溃败。新闻涉嫌商业受贿。警方开公司的车跨省，涉嫌跟它所抓对象同样的罪名。企业非法竞争，两败俱伤后仍然使阴招而不找法院。最后是京城‘权威媒体’协同警方行使法院权力，把看守所当法庭审判记者，并当庭宣判原报道失实。谁都不自省。守住自己的恶就是本分。”
比谁更烂、集体溃败。不管是愿意反省，还是仍旧保持战斗姿势，这些因为声援新快报而陷入沼泽的媒体人和网络意见领袖，多少都承认，在一个大酱缸里，没有几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
用搜狐今日专题的话来说，这就是“满盘皆输”——说起来，今天的门户网站上倒是有了一些声音。周末两天里，本来只有央视的那段视频以及新华社、央广的同题报道，可以被推荐在首页，此外就是中国记协前天下午发布的“严厉谴责”，再加上新快报自家刊登在昨日封面左下方的那一小块致歉声明：“经警方初步查明，本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严重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新闻真实性原则，报社对稿件的审核把关不严。事发后报纸采取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教训深刻。我们将以此为戒，对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整改，进一步加强采编人员和出版流程管理，严格要求采编人员在工作中尊重事实，遵守法律，遵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有别于互联网上对中国社会整体的连根批判，作为全中国媒体的“老大哥”，人民日报着力将讨论方向控制在了媒体伦理职责的领域内。
先是昨日短评《守住记者的职业底线》：“当许多记者怀着理想和道义，追问事实与真相的同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把本是服务大众的媒体，当成谋取个人、小团体利益的私器。这种行为，让公众厌恶，令同行不齿，也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坚决反对新闻敲诈，是维护法纪的需要，也是行业整风的需要”。
及至今晨发表人民时评《有职业操守才有媒体公信》时，更是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接连几日，围绕着新快报和这家报纸记者陈永洲的风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媒体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间瞬间流行，不断加剧着中国新闻人的内心憾恨……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新闻人何以立足、如何自处、怎样作为？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舆论监督生态是否健康，我们的媒体从业者能否当得起这份信任？”
比起京华时报昨天那篇《《客观看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和新京报今日社评《打击虚假新闻，捍卫舆论监督》，最高党报甚至表现出了更多的勉励之情：“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引发全社会反思，推动了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坚决不为私利所诱、秉持正义良知，“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场新闻行业的清理门户行动；正是财经媒体独立、专业的报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众，迎来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正因有对‘被精神病’现象的不断批评监督，推动了‘精神卫生法’有关条文对这一现象的关切……对于那些坚持新闻理想、职业操守的媒体和记者编辑来说，这份职责，神圣而崇高；这种奉献，虽九死而不悔。”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最高党报特意借用这两句新快报当初宣言中所引古诗，提醒同行，“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时常被无孔不入的名缰利锁绑架”：“今天的媒体人，本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坚持真理，实在非常重要……新闻界尤须铭记自身使命、恪守职业操守，清理门户、整肃力量。如此，才守得住铁肩道义的媒体风骨，当得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
新快报现在自然不配谈什么风骨，因为当初那“两根穷骨头”的宣言而想起民国报人，现在看起来真是自作多情。在题为“记者与报格”的微信文章中，新闻观察者邹思聪重提当年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发现内部人士做投机生意后的怒不可遏——“我们报纸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并寄望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媒体人要有“道德的勇气，深厚的知识，专业的精神”，更重要的，他点明了必须这么做的时代背景：“在这件事情上，必须把公权的滥用和报社之恶一视同仁，大恶小恶还真不好量化，而新快报如此做法，在此意识形态严峻的环境里，不仅授人以柄，更可能殃及池鱼，实在令人心寒……这些天‘声援’新快报的其他报纸的评论……基本上都围绕在法治上，没有为报纸和记者背书，这些报纸的专业素养和价值判断值得称赞，但是，这件事和年初的南方周末新闻献词事件虽然形似，实则却南辕北辙，南方周末可谓悲壮，新快报一事多少让媒体人颜面无光……警权滥用、央视作为固然需要人批评，但作为媒体人本身，把这样的错误全推给这些抽象出来的公权，则是精神的癌症，和自己批评的对象相反相成了。”
只不过，当初成就了南方周末之“悲壮”的那份人民日报子报可不会认为，对新快报的声援评论有多少值得称赞之处。环球时报今日社评嘲笑的是“舆论场像舞台，一些人入戏太深”：“陈永洲被抓后，《新快报》本来是有机会通过司法渠道或体制内其他途径进行维权的。但该报走向破天荒的断然对抗，成了中国媒体之最。如果说新快报领导层有些冲动的话，23日、24日两天有不少媒体也跟着一起‘冲动’了。铺天盖地的评论充满了遭受警方欺压的悲情，而这些情绪的事实依据一眼看上去就那么悬乎……那么多媒体一起为新快报那两天显然不够冷静的奇特头版叫好，这决非中国社会时下的真实情绪写照。舆论场又一次掉进了虚假的悲壮中不可自拔。如果新快报几乎‘倒射点球’的乌龙都不能带来些稍微像样点的反思，那么中国舆论场可就真是病入膏肓了。当然，社会和官方也需加入反思的行列，后者成为舆论场那么固定的靶子，岂能仅仅归咎于他人。如果所有人都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城楼，不肯将思想角度挪动半步，那么我们就只能为今后不断纷至沓来的新公共危机事件一次次喟然长叹了。”
也就像环球时报拥有绝大多数论战对手无法企及的发行量一样，在知识分子群体之外，新快报事件已经测量出了更大意义上的“人心向背”。在那些宁愿看热闹的中国民众心目中，程序正义远没有那么神圣，因为一个陈永洲，记者的标签上已经被牢牢地印上了污点，未来的日子里也势必将被反复拿来当作话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惨败。
终究只能唾面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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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李克强vs李鹏，败的是中国百姓――评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 Posted: 31 Oct 2013 12:46 PM PDT
李鹏家族利益集团拿走了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将不能直接创造利润、风险万般的三峡大坝留给了中国人。李克强现在让中国人为三峡大坝的安全买单。
李鹏：中国核武保三峡大坝安全
一九九二年三月李鹏向第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邹家华向人大代表做议案的说明，人防问题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当年国务院的意见是："战时三峡工程大坝的安全问题，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减轻遭核袭击溃坝产生的洪灾损失，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是在出现战争征兆时，降低水位运行，或放空水库。三峡工程设置有低高程、大流量的泄水建筑物，必要时可在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内，将水库水位降低至一百四十五米或一百三十米。此时，水库库容仅一百零三亿立方米至一百七十亿立方米，万一溃坝，影响大为减轻。三峡水库下游有二十公里长的峡谷河段，对溃坝洪水起约束、缓冲和消减 作用，有利于减轻洪灾损失。在大坝遭突然袭击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据溃坝模型试验，溃坝洪灾损失是严重的，但由于狭长峡谷所产生的缓冲作用，可以减轻危害，不致造成荆江两岸发生毁灭性灾害。"
李鹏考虑的是战争时期三峡工程大坝的安全问题，主观认定现代战争有预兆，三峡工程有七到十天的时间可以将水库中水放掉四分之三，因此认定三峡大坝是安全的。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六月，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空袭，摧毁塞尔维亚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多瑙河上的桥梁，并炸毁中国使馆。当年九月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参加国际大坝会议并做发言，被问及三峡大坝安全问题时，陆佑楣说，三峡大坝是用２７００万吨混凝土浇铸起来的，是铜墙铁壁，即使是北约此次轰炸南斯拉夫所使用的武器也不能炸毁大坝，除非使用核武器。然后陆佑楣阐述了邹家华没敢在人大说出来的极限战争理论：超级大国的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毁灭几次，但是中国手中的核武器，足以将对手毁灭一次。如果三峡大坝遭受核武器袭击，必然会遭到中国核武器的反击，结果是敌我俱亡，地球上的人类被毁灭，无胜者也无败者。只要中国拥有毁灭地球一次的核武器，三峡大坝就是安全的。这个理论也正是李鹏认为三峡大坝是安全的最根本的依据。
国内组织和个人对大坝造的威胁
二十一年后，２０１３年月至九月十六日李克强颁布国务院《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第六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危害三峡枢纽的安全。第五条规定，湖北省人民政府、宜昌市人民政府对三峡枢纽安全保卫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可见这个条例认为可能对三峡大坝造成威胁的不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是国内的组织和个人。本条例考虑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三峡大坝的安全。
李克强认为行人、车辆（第九条）、船只（第十七条）甚至风筝、孔明灯、热气球、飞艇、动力伞、滑翔伞、三角翼、无人机、轻型直升机、航模（第二十三条）都可能对三峡大坝造成威胁。
为保卫三峡大坝安全，国务院采取专门机关管理与人民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调一个团的兵力，包括四组地对空导弹、一大队陆军直升机、八艘巡逻快艇和24支机动快速反应中队共4600余人具体保卫三峡大坝安全；另一方面大打人民战争，组织三峡枢纽周边地区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开展三峡枢纽安全保卫活动（第二十七条）。
三峡大坝的结构决定了三峡大坝的脆弱
为什么这座不怕北约导弹的铜墙铁壁反而害怕国内的某个组织或个人，甚至认为行人、车辆、船只，甚至风筝和航模呢都可能危及其安全呢？
其实，三峡大坝并非媒体宣传的铜墙铁壁，三峡大坝的结构决定了其脆弱性。
第一，三峡大坝整体性差，由几十个独立的混凝土坝块组成；第二，混凝土坝块利用重力放置在基岩上保持稳定，但会发生不同的形变和位移；第三，三峡大坝有三沟百洞，形态如奶酪一般；第四，三峡大坝质量差，特别是在坝基和坝块的结合处。
三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全长一千九百八十三米，坝顶高程一百八十五米，最大坝高一百七十五米。自左到右由船闸坝段、升船机坝段、左发电厂坝段、泄洪坝段、右发电厂坝段和地下电厂坝段组成，共使用混凝土２７００万吨。但三峡大坝并非如给
人大代表观看的模型那样是整体一块，而是由几十个独立的混凝土坝块组成，坝块长度不等，短的不到１３米，长的有４５米。利用坝块的自身重量放置在基岩，保持稳定。受水的压力和温度影响，坝块会发生不同的形变和位移，也就是俗话说的，大坝在走！
和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坝不同，三峡大坝设有通航设施，两线五级船闸和一线升船机。美国的胡佛大坝、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巴西的伊泰普大坝都没有通航设施。国内的一些大坝虽有通航设施，如丹江口大坝，但升船机的通道不是横切大坝而过，而是从大坝上空飞架而过，不破坏大坝整体性。三峡两线船闸各有一条深４５.２米、宽３４米的深槽横切大坝。船闸两端各有一道钢门。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一道门开着，只有一道门关着。这道门控制着三峡水库２２１亿立方米的水。２００３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岳灵感一来说，如果船门出问题，库水将一泻千里。一言道出大坝不安全的关键。比船闸更危险的是升船机（尚未完工），其位置更靠近大坝中间部分。升船机有一条深４５.２米、宽１８米的深槽横切大坝。升船机只有几条钢樑控制着三峡水库２２１亿立方米的水。一旦升船机出问题，首先是一条三千五百吨的客船将摔到１１０米的坝下，然后是２２１亿立方米水失去控制。船闸两条沟，升船机一条沟，一共三条横贯大坝的沟，这在世界著名大坝中是独一无二的。
再以三峡大坝最中间的泄洪坝段为例说明奶酪一般的结构。泄洪坝段共４８３米长，由２３个坝块组成，每个坝块２１米长。泄洪坝段中设有２２个导流底孔、２３个泄洪深孔（７米乘９米）和２２个泄洪表孔（孔宽８米）。泄洪坝段共有６７个横贯大坝的大孔。这也就是当年邹家华所说的"三峡工程设置有低高程、大流量的泄水建筑物"，出现战争预兆时，可以迅速降低水库水位。
三沟百孔的结构决定了三峡大坝不是铜墙铁壁。不但北约的导弹可以摧毁三峡大坝，一颗普通炸弹，一颗反坦克火箭，几公斤炸药，一个人内炸弹，一条船，一只改装的风筝，一只改装的航模都可能摧毁三沟百孔的最薄弱处。一旦２２１亿立方米的库水失去控制，水的力量足以使三峡大坝的几十个坝段发生不同的位移，而形成溃坝灾难。这正是李克强所担忧的。
保卫三峡大坝的资金何来？
国务院条例第七条规定："三峡枢纽安全保卫工作所需经费，由有关人民政府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规定的经费负担体制予以保障。"一句话，人民政府承担保卫三峡大坝的资金。人民政府的资金哪里来？那是纳税人的钱。
三峡工程通过体制改革，３２台发电机组已经归长江电力股份公司所有，三峡发电机所创造的利润也全部归长江电力股份公司的股东们所有。为什么长江电力股份公司的股东们不承担保卫三峡大坝的资金呢？因为为发电壅高水位的三峡大坝仍归中国人所有！李鹏曾说过：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李鹏家族利益集团拿走了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将不能直接创造利润、风险万般的三峡大坝留给了中国人。李克强看到了三峡大坝的风险，让中国人为三峡大坝的安全买单。李克强vs李鹏，败的是中国百姓。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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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12:20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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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11:58 AM PDT
台灣上演了馬英九王金平的政爭大戲，這和去年二月初王立軍私闖美領館引發的中國政壇大戲，有根本不同。台灣越政爭越暴露真相，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持續發展，這場大戲絕無可能上演。不過，從道德正劇到監聽鬧劇，民眾對政壇權鬥厭惡至極。中華民國不是藍綠政客的競技場，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民的國。憲法精神必須要能和公民進場參政直接關聯，才能保障台灣民主健康前行。
九月的台灣上演了馬英九快斬王金平卻遭遇頓挫的政爭大戲。這一場大戲和去年二月初王立軍私闖美領館引發的中國政壇大戲，有根本不同。大陸去年是傳言謠諑的鼎盛期，明爭暗鬥的各派互相施壓攪混水。台灣則是越政爭越暴露真相，政客越表演越容易穿幫。台灣民主體制比較穩定的根基，在特大政爭中發揮著作用。但危機同時暴露出憲政體制中的缺陷，急需創造有機條件，便於公民入場，參政護憲。
運作中的民主制度
馬英九說，王金平捲入為司法個案“關說”的醜聞，屬於“大是大非”；關說不入罪，僅屬“行政不法”，因此他必須做出政治決定，堅決開除王金平國民黨籍。為此，他和閣揆江宜樺第一時間迫使前司法部長曾勇夫辭職，而且在法院相關判決不利時堅持抗告。這麼堂皇地為台灣開拓清明政治，幾乎可以追隨德國公共壓力迫使前國防部長因涉嫌抄襲辭職的範例了。可惜馬英九本人事發後雙重標準，言行不一，多次公開混淆總統和國民黨黨主席的權限。如今，除了在訪談中自辯自證之外，他無法再以追求社會群體美德的政治領袖身份就此案發言。
轉折卻並非來自英明磊落的政治家。馬英九計劃周密：國民黨開除自家黨員，只需通報中央選舉委員會，作為不分區立委的王金平就會喪失立委和立法院院長資格。不過，面對國會變天，民進黨立委紛紛出頭譴責國民黨，卻有些怪異。但個人可以依法尋求凍結團體的開除決定，為立法院質詢全案贏得時間，也追出特偵組濫用監聽許可的越權及泄密問題。監察總長黃世銘遂遭追究，造成形勢逆轉。不妨說，台灣民主在阿扁民粹式操弄過頭之後，各方政治利益愈加依賴多權分立監督的制度框架進行博弈。這次因衝突激烈，公眾和媒體全程監督，各方都將程序、理據、原則等項作為過招時的必備武器，媒體讚為“綿密”。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持續發展，這場大戲絕無可能上演。
危機仍在，社運應有所作為
但馬英九敢於發難，也是因為輿論公認選舉政治積弊造成立院黨團尾大不掉。王金平和民進黨黨鞭柯建銘主導的立院朝野協商機制缺乏公開透明，淪為既得利益分贓的工具，早已飽受詬病。有此壓力，王金平雖然保住院長位子並繼續以朝野協商為進退，但也謹慎表示願意檢討立院運作，明確各種職責。不過，這次衝突並沒有直接來自基層社會運動的壓力，立院改革很難保證會轉而與社會能量連接。
這次衝突也提醒公眾，成立專職查辦高級官員和民意代表的特偵組，以及修法實施減少監聽監控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都發生在阿扁任內後期，台灣的民主建設一直在曲折進行中。近年來主流媒體將阿扁執政八年描述成災難期，既不符實，也是有意繼續操弄藍綠割裂。公眾輿論必需努力建立台灣自己民主化歷程的論述。
此外，馬英九態度三變卻一直不肯讓步，而挺馬媒體批王金平時，一定會攻擊民進黨癱瘓立院阻止服貿協議過關，卻未必提及朝野協商機制。飽受爭議的核四廠停建公投案已經被提案人撤銷，可知服貿協議是這一回合的核心。自稱尊重程序的馬英九，忘記了服貿協議的要害包括具體內容，但最嚴重的是黑箱作業，他甚至等不及自己政府部門提出預定的評估報告就要簽署。這一齣大戲，究竟誰是真正的幕後推手，誰又在為通常一根筋的馬英九做持續應變的沙盤推演，令人關注。
推進憲政，確立原則
從道德正劇到監聽鬧劇，民眾對政壇權鬥厭惡至極。這些事件也遮蓋了仍在持續的財團與政界勾結造成的社會不公。中秋節前夜，苗栗大埔強拆受害人張森文被發現在附近水溝溺亡，醫師卻被要求同意保密才能參與屍檢，引發疑竇。苗栗縣長劉政鴻在家屬拒絕情況下仍試圖強行進入靈堂“弔唁”，事後還聲稱自己是在執行公務，引起社運界極大憤慨。劉正是馬英九七月份爭取連任國民黨主席時努力拉攏的一位，馬的左右手吳敦義和江宜樺在大埔事件上雙雙跳票。這樣大是大非的事，馬英九卻能心安理得，眼開眼閉，完全沒有政治作為。
曾經在八月初發動二十多萬“白衫軍”抗議的1985公民行動聯盟，已經發出號召，在國慶日雙十節那天，再次穿上白衫，“天下為公，公民覺醒，護憲行動”，大家一齊出來舉行昇國旗活動。中華民國不是藍綠政客的競技場，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民的國。憲法精神必須要能和公民進場參政直接關聯，才能保障台灣民主健康前行。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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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11:45 AM PDT 
当今中共元首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百年冥寿结束之后，笔者发现这次对习仲勋的所有宣传内容中对他当年的反左事迹基本上是完全回避。还记得十年前江泽民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时间前后，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对刚刚去世不久的习仲勋也有过一段持续时间不长的小规模的宣传热，由官方组织撰写并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评价纵观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据说，这是习近平元首之母齐心对中共官方评价习仲勋所有内容中，最为满意的一句。而当时中共官方之所以能够大胆地给了习仲勋这样一句评价，也是因为习仲勋去世的时候，当年与是他反左之对立面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早已做古。
习近平的胞弟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很为自己父亲“从没有整过人”而留下一个好名声而自豪，但事实上习仲勋之所以能够在党内党外都留下了一个好名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但凡在自己能够说了算的时候，都是坚持反左的。历史上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中共建政主政西北局时期，反对极左路线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而恰恰也就是因为他一贯反左，事实上在中共建政之初就直接和间接地与王震、邓力群以及邓小平结了梁子。 当年在中共完全控制了除新疆之外的全部西北地区后，习仲勋曾作了一个“关中新区工作方向”的讲话，他认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是一般地主、富农，而是“互相结合的恶霸、特务、土匪组成的农村中最主要的反革命残余势力”。他提出：“对于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要领会其精神，……但不能抄袭那一时候的一切斗争方式”。 1951 年 8 月 22 日 ，他在关于甘肃土改的讲话中又说：“放手是放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份等，这些都是错误的。”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气氛里，能够要求自己的属下不效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残酷斗争方式，应该说是非常难得了。 接下来，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下令，定下了千分之一的杀人比例。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 60% 的人。 当时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四川已经把保长以上的敌伪人员都杀了，而我们西北对保长一级的基本上都没有杀，但习仲勋并没有向邓小平领导的四川省看齐。所以，日后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时，看到下面整理出来的习仲勋在土改运动中与他邓小平截然相反的宽容政策，以及不愿意向他邓小平当年领导的西南地区看齐的内容，自然会同意把习仲勋的罪状里再多加一条一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内容。 当然，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本身就是中共政权在其执政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恶行之一，但是，相比于邓小平等当年主政其他大区的中共领导人，习仲勋确实是相对宽容的一个。当时发生在甘肃的一起回民暴动事件，也是因为习仲勋的力主才令毛泽东同意不采取直接派军队镇压的手段。 1952年5月4日，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进行改革。”他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政策是：除了“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自觉”和由“本族群众为主去做”以外，“首先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同意和赞助。”他要求用“改得和平些”和其他必要的妥协，去换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赞助。他还规定了几条政策界限，“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但是，当时是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邓力群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镇反中“左”得出奇。
1951年4月13日，习仲勋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给王震发了一个电报，要求说，不要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镇反对象中不提“大回族主义”。当时，习仲勋不赞成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因为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都是和平起义的，如果在军队和机关中检举“反革命分子”，会伤害许多起义人员。
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对抗习仲勋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时候，邓力群提出了“变封建的畜牧经济为人民的畜牧经济”的主张，并给王震出了在《新疆日报》上刊载习仲勋讲话时用打省略号的方式把关键的反左内容全部删除的主意。 继而王震和邓力群的对农牧主大搞清算，对当地宗教首领大搞镇反的疯狂行为在新疆地区搞得怨声载道，中共中央西北局发现问题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停止牧区“镇反”。以王震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却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顾虑到新疆搞得太恐怖可能会导致西藏地区宗教领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高度警惕，这才安排习仲勋亲自前往新疆指导工作，随即也撤换了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因此，王震和邓力群对习仲勋始终耿耿于怀，到八十年代习仲勋进入中央书记处之后，这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的两个人一武一文，成了中共政权里著名的左王，习仲勋此时的政治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八年初习仲勋被同意“有限度复出工作”，虽然他五十年代即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大前的党内政治地位至少是和当时的邓小平平起平坐，但在邓小平当选主席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只被邓小平同意安排了一个当时还只被内部规定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常委，二十多个副主席的名额都轮不到他习仲勋头上。好在当时的叶剑英及时生发了让习仲勋主政他叶剑英自己家乡的设想，这才令习仲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接下来的故事是，邓小平虽然同意了叶剑英和胡耀邦关于重用习仲勋的建议，但也要求习仲勋必须以承认五十年代初曾经“错整王震同志”为前提，求职心切的习仲勋于是便违心地承认了当时导致王震被撤消新疆分局领导职务的原因是他持毛泽东令箭到乌鲁木齐后主持召开的党内高层会议以及在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对王震的批评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客观公正的评价，把工作中局部的问题夸大为全面的、系统的错误，而且对王震处理不公正，由原来拟调动工作改为撤职......严重挫伤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给后一段的新疆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习仲勋表态“承认错误”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由中央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的“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如今，习仲勋但凡在天有灵，一方面肯定会为自己的百岁冥寿竟会有如此隆重喜极而泣，一方面应该也会为自己生前最为得意的反左历史居然会被自己的儿子下令“不强调、不渲染”而郁闷不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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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11:30 AM PDT  无国界记者和艾未未揭露北京当局想要隐藏的真相
无国界记者组织著名的照片专辑《为新闻出版自由的100张照片》，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数字版发行，包括法文版和英文版，公众可以在APP Store上购买（价格分别为7.99欧元和7.99美元）。
 这一著名专辑归功于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家和异议人士艾未未，其销售获得的收入将全部用来支持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行动。 最近几周，中国当局的镇压再次加剧，而本专辑《警察国家，秘密警察》使用了超过100张独家照片，记录了艺术家已经成为监控压迫的受害者这一现实。 “我们感到很自豪，能够和几个月前刚刚成为我们大使，不知疲倦的抵抗者艾未未，一起出版发行这一战斗意味浓厚的专辑。这一专辑向全世界揭露中国当局对艺术家日常自由的侵犯，也击碎了沉默的法律，直指整个系统的荒谬和可笑之处。 专辑所传达的消息具有广泛的意义，可兹佐证的是，许多人，就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Lech Walesa，都和我们合作，参与制作发行这份特别的专辑”，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Christophe Deloire说。 “这一颇具挑衅意味的专辑，是和一位被当局监控，并被禁止出境的异议艺术家首次合作的结果，它也重新创造出一种艺术行为主义的表达方式”，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出版总监Judith Benyayer明确。 《艾未未之为了新闻出版自由100张照片》纸质版已经在9月12日登陆全法书店和报刊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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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3 11:53 AM PDT
今年体检之后，我拿到了健康促进报告。医生指出，我的肺纹理增多增粗，我惊讶地发现"空气污染"是原因之一。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健康报告中。
这让我想起去年6月的时候，PM2.5在中国引起的轩然大波。美国驻华使领馆监测并发布PM2.5数据，引发中国民众对空气污染的担忧。但中国政府出来辩解，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指责美国使领馆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公约和中国相关法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出了和吴晓青同样的指责后，就有网友戏仿他的话："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领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的空气质量不好。"
在此之前，除了为数不多的环境和气候专业工作者，中国的普通民众几乎不知道什么是PM2.5。这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被吸入人体后会直接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针对官方指责美国和刻意淡化PM2.5的危害性，民间的声音在网上纷纷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口罩被抢购一空，还有人在大街上兜售起了罐装的新鲜空气。
雾霾天气开始笼罩中国的很多地区。今年1月，浙江省安吉县发生了一场火灾，三个小时以后才被附近居民发现，因为火灾引起的烟雾和明火都淹没在雾霾之中了。上周，雾霾笼罩下的哈尔滨能见度不到10米，导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今年初中国召开了两会，选举出新的国家主席和新的总理。同时，北京及其它北方城市笼罩在有毒雾霾中，一些地区的雾霾日天数刷新了纪录，使得空气污染在两会期间成为大家热议的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家中安有空气净化器，但他们仍需要外出，这个时候，他们也要与普通人呼吸一样的空气。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也是受害者，也可能是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我们的政府对待PM2.5的态度来了一个急转弯，不再指责美国使领馆的监测，也不再淡化PM2.5的危害性。
今年夏天，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总体投资将近1.7万亿元左右，却并没有具体解释这笔钱如何使用，只是表示将年增数千个PM2.5监测点。
世界卫生组织对PM2.5设立的标准是每立方米PM2.5小于10微克为安全值，中国政府是每立方米PM2.5小于75微克。官方的解释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目标值。民间的解释是一个笑话：一条鱼掉到酱缸里，到处说环境差。一条大蛆爬过来，指着鱼鼻子骂：丫的闭嘴！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酱缸。
然而治理空气污染比建立PM2.5监测点困难得多。虽然已经知道钢铁和化工企业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政府这些年也关闭了一些小型的民营钢铁化工企业，可是国营的大中型钢铁化工企业才是空气污染的元凶，政府对此没有什么作为，仅仅是控制新增钢铁化工企业的数量。因为环保新规涉及到经济利益，至少在短期如此，而且领导人最大的担忧是，经济问题可能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
毛泽东时代是以强制性统一思想来维持政权，而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成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些城市治理空气污染主要是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根据车牌号码最后是单数还是双数来进行限行。还有一些避重就轻的治理方式，比如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是取缔户外烧烤摊。
包围北京的河北省是中国的钢铁大省。钢铁厂在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河北沧州的应对之策是发起戒烟运动。
河北的官方报纸《燕赵都市报》7月报道，沧州当地官员举行了一场动员大会承诺戒烟。当远处的工厂烟囱翻腾黑烟时，官员们发表戒烟宣言："治理空气污染，从我做起。"
今年10月12日，我写下一条微博："来香港第四天了，住在海边的公寓里，昨天开始头疼，一阵一阵的，没有感冒，估计是在北京住久了，已经不适应海边的好空气。"
不少网友向我提供相同的治疗方案：赶紧去吸汽车尾气。
很多年来，"空气污染"这个词汇一直努力想进入我的健康报告。终于，它进来了。可是我悲哀地意识到，要把这个词汇从报告里赶出去，将比让它进来更加困难。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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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3 11:55 PM PDT 
十八大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对一年前走马上任的习近平当局来说非常重要。习近平当局未来几年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把中国领向哪里，都将在三中全会上宣示。
对于这次会议，官方宣传非常热络。政协主席俞正声称，三中全会带动的新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将强有力地推动大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也说，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那么即将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第二次改革"起步的象征。 相对于官方的高调宣传，民间的反应相当冷淡。这几个月来，习近平当局对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的严重打压，制造了新的朝野对立和分裂，撼动了朝野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互不信任感，粉碎了民间、知识界和民营企业界对习近平当局的最后一点期盼。被打压者，及所有反对当局的打压和同情被打压者，形成一种联盟，一种对三中全会本能不信任的联盟。他们不知道当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葫芦里卖的药也不感兴趣。和历届三中全会相比，十八大三中全会前夜的朝野对立，十分罕见，罕见到有人公开喊，聪明的自由派们，请更多关注三中全会吧！ 自由派们看淡三中全会，自然有他们的道理。首先，根据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表现，他们都知道，政治改革根本没戏，政治打压将会继续；其次，传出来的全会版本显示，经济改革有集权倾向。 那么，三中全会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目前广泛流传的一个三中全会版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方案总报告，简称"383方案"，其中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起草者是目前红得发紫的习近平的智囊刘鹤等人，报告全文长约一万字，阐述了八个方面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产业领域、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绿色发展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规划。汪玉凯也预料，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提速行政体制改革做出明确部署，达到"政府职能要转变、部门利益要遏制、行政审批改革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要到位"的目标。 一些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一种集权改革。叶檀在她的"大集权下的大改革"一文中指出，三中全会试图展示的是"尊重市场、设立边界、建立信用、平等博弈"，但地方政府的权力有可能被大幅削弱；分税制将得到改进，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得到改善。 在我看来，在经济改革上，三中全会会在某些方面集权，在另外一些方面放权，譬如土地制度等，但政治上仍将墨守成规，政左经右的发展模式将会继续实施。习近平不可能摆脱邓小平设计的"政左经右"的窠臼。习甚至比邓小平还保守，邓小平还提"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习连这样的口号都不敢提了。 不搞真正的政改，任何经济的深化改革都会受到制约。这点已经成为大陆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共识，也是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共识。习近平当局又何尝不知道经改对政改的依存关系。但是习近平早已表明，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改。 对此，习近平早已通过屡次讲话表明了态度。他的基本态度是：无论怎么改，共产党领导不能挑战，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政治路线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变。习近平的三大底线可以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划等号，除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习近平最新一次表态是在前不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对习来说，最现实的最坏的例子就是苏共犯了颠覆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解体，中共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导致这种错误的任何引子都不能出现在三中全会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上。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三中全会流传出来的版本中，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只强调行政体制改革。 经济上越发展，政治上越保守，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剪刀差就会越大，大到最终会引发严重甚至全面的危机。这绝不是习近平的三大底线能阻挡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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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3 11:53 PM PDT 
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角度繁杂，要想有所把握，方法论是最主要的基本功。心中有清晰的原则在，就能够冷静分析层出不穷的中国问题。
而这些原则问题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不确定性。我的观点是：有关中国问题，最能确定的一个判断，就是它的的不确定性。 我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还有多少年会变？坦率说，我的答案就是简单的“不知道”三个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能用具体数字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吧。 中国问题的不可测，首先在于规模庞大，层次复杂，外界很难把所有问题统一在一个判断内；同时，规模过于庞大的政治体，发生各种不可测因素的可能性就会更多，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出现，导致发展路径很难确认。另一方面，也在於至今很多资讯和数据，仍然处於中共当局严格的信息封锁之下，尤其是中共内部的运作，我们更是了解甚少，黑箱运作的结果就是外界的雾里看花。这样的政权形态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它会发生的变化。 以中共为例，1976年江青等高层领导被集体清肃，在行动之前的一天，党内省部级以上干部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的都屈指可数，遑论民间和国外。中国可以说是一夕变天，没有任何人能预测到这个事件的时间点。薄熙来被拘押审查之前一周，还在“两会”上面对中外记者侃侃而谈，意气风发，请问那个时候，又有谁确定知道他即将锒铛入狱呢？ 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其实有其逻辑可寻，那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两条：中国政治的规模，以及中共的黑箱作业的体制特性。这两条是可以预测和分析的，是确定的。因此我才说，中国最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不确定性。 认识到中国政治和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和必要性。那就是有助於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可能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原则，那么就可以做出以下两个判断： 第一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短期内，中国政治发展是线性的，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走向民主。从人类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我当然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安排，但是在短时段来看，我认为这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继续维持现状，甚至在政治上有所倒退的可能。 第二，但是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短期内发生倾向于民主化的变化的可能性不存在。也许我们没有具体而可信度很高的证据来证明民主化变型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是在面对一个表面现象与事实状况往往有巨大落差的现实，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因为现在看上去没有证据就做出否定的结论。 这两个结论看上去自相矛盾，但是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处在各种可能性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变量的相互作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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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3 05:37 PM PDT
绝没有想到五年之后，中国海关会再一次扣下我的父亲李锐的书籍。我原以为五年前在我发出致中国上海海关公开信后，四天内海关发还了扣押的三册《李锐日记》和一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之后，李锐在海外和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出版发行的书籍，已从海关的扣书名单中删除，绝没有想到会有一而再……！
昨天，2013年10月29日，我和我的先生、女儿和女婿一行四人从香港乘HX336航班落地北京入境。为了保证行李重量符合航空公司规定，我将在香港得到的53册《李锐口述往事》和香港友人赠送的刊物和自著，分于四人的行李箱之中托运。我和先生及洋女婿经海关扫描滚带检验行李顺利过关后入境中国大陆，在海关栏杆外等候被海关人员拦下，拆箱检查的女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籍的女儿和女婿，入境时并没有像其他西方法制国家那样，被要求填写入关申报单。因此自认没有携带违禁品的他们应从绿色通道过关）。因为发现女儿箱中有书，已经经过检查合法进入中国大陆境内的我、我先生及女婿的行李又被极其负责的年轻科长再次拖回海关的扫描滚带，拆箱，将内中的书籍、刊物一本本、一包包取出，拆封，落放在他们的工作台上，内中有中国大陆出版的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此书经要求，当场发还）。5年前，2008年7月2日，上海海关扣书时的说法是，此书是2008年出版的，尚未显示在他们掌握的禁书单上，但是仍需留下审查。但是这一次不同，我眼望着桌子上垒起的六摞书刊，凉气从脚底直逼心脏：现在根本就没有禁书单，只要是印刷品，就要扣，就要查呵！在那一分钟，我对父亲的挚友习仲勋伯伯的儿子、当今党和国家第一把手习近平心怀的那些期望和期盼，烟消云散。本以为习主席的中国梦是想重建中国历史上曾经强大过，昌盛过，曾经是世界上文化最丰、国民产值最高的大国之梦，希图通过自己这一届的努力，将中国再次引入繁荣昌盛的梦之境。如是倒退，怎不令人心寒。
我向扣书的海关年轻科长口头说明，在“审问记录”补充一栏内也要求用文字注明本人返美的日期和航班号，希望T2航站的海关青年人向他们的上级转达，当事人希望能在离京之前归还扣书，若不放心，可在当事人离境的当日由海关人员监督将这些书籍发运美国。
今晨，10月30日早8点半钟，按T2航站海关年轻科长交给我的一张裁剪的歪歪斜斜的小条上注明的电话号码询问，第一次被粗暴挂断，声称：我们这里不是T2航站楼咨询电话。再打去，同一人接听，赶紧先报上自己拨打的电话号码，说明是昨天海关人员给的条子，不应有错。被告知：“这个条子是好多年前印的了，他们怎么还用？我们这里早不叫T2航站楼咨询电话。”令人哭笑不得。我简述了我的书昨日入关如何被扣，说明被扣留的那83册书刊中的53本，是本人为编者，记述的是本人父亲李锐一生的口述往事，不论中国政府如何评价，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评价极高，认为是作研究的宝贵史料，我将带回美国，请在我离京前交还于我，不要闹出笑话。对方告诉我：上面审查书籍的机构很多，你想在7号前拿到这些书的可能是“0”。我回答：那我就要上网寻求舆论的支持。他说：那我管不着，我负责的只是将各点儿收集的物品归堆儿后上交。
因为得到的是“希望是0”的回复，本人决定将此短文兼为给中国北京海关的公开信，发送网络。国内友人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本人将于11月7日此会召开前的日子离京返美。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在替代了胡温的习李班子领导下的海关，能够显示出至少不低于胡温时代的智慧和担待，将书归还与我。若不允许我将其中的一部分留给国内的老父亲李锐，至少允许我全部带回美国，交给那些美国大学中等待此书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为这次会议添加些光彩。
李锐是谁？1917年生人，一二•九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元老，曾经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兼职）秘书，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清朝的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办了三次千叟宴，尊老、敬老；若今天的第五代领导人，真将97岁高龄的李锐的述往文字视为洪水猛兽，拒之国门以外的话，将与中国传统美德背道而驰，中国的梦和美国的梦如何相通？！
《李锐口述往事》是父亲留给后人的自己一生历程的回顾和思考，国外的学者认为不仅是留给中国的，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财富。我相信此文上网之后，立即会引起数额巨大的网络群体的关注，注视着中国北京海关将如何行为。请不要让我们失望！请不要将此事演变为又一场让中国海关颜面丢尽的法律讼诉，请不要“再而三” 。
李南央
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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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3 05:28 PM PDT  
10月17日，法国Indigène éditions出版社发行了我的有关126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新书：《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见图），意即：西藏的自焚—世界的耻辱。。
这是我的第二本法文著作。第一本是2010年由Gallimard（伽里玛）出版的《 Mémoire interdite,Témoignages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au Tibet 》（即我所做的关于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西藏记忆》）。但不同的是，《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shame of the world》是应Indigène éditions的约稿而专门写的。也即是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法文读者，这让中文写作的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始于今年四月的这本新书，实际上心力交瘁地写作了两个月，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万多字。Indigène éditions曾出版批判全球化金融资本滥觞而畅销全球的小书《愤怒吧！》(Indignez-vous!)，关注藏人自焚，尤其关注如此众多的藏人自焚而世界却一片沉默的状况，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向世界发声，然而这不是轻易就能发出声，原因无他，126位藏人将宝贵的生命付诸于奉献与抗议的火焰，人世间任何语言对此的描述与评价都是苍白无力的。 而在我写作的时候，在这本书即将印成的时候，在高高的西藏高原仍有藏人以身浴火，表达决绝的抗议。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只来得及记载了125位自焚藏人的概况。在此允许我陈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2008年遍及西藏高原的抗议及中国政府的严酷镇压之后，2009年1位藏人自焚；2011年14位藏人自焚；2012年86位藏人自焚；2013年迄今，25位藏人自焚。 就在上个月，台湾的雪域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记录之书《自焚藏人档案》。实际上这两本书是不同的。多达20多万字的《自焚藏人档案》包括对每一位自焚藏人生平、事迹的记录，以及藏人领袖的评价与呼吁、来自藏人内部及外界的评说、追忆与报道，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中共当局对藏人自焚所采取的严酷对治之措。而两万多字的法文版新书，是我对四年来持续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所做的一种竭力的解释、沉痛的分析和直率的批评。当然，批评针对的是不义的中共当局以及向不义妥协的世界。其章节内容包括：藏人自焚概况；自焚是一种抗议；藏人为何抗议；抗议为何走向自焚；从两个高峰看自焚诉求；自焚者的遗言；自焚如何被记录；抗议需要得到支持；中国当局对自焚者的污名化；“逆向种族隔离”的拉萨；中国当局的“反自焚运动”；休戚与共的迢迢长路。 当这本法文版新书完成时，因为我在书中引述了伟大的人权卫士、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关于藏人自焚的评论——“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Indigène éditions希望邀请到艾未未设计封面，艾未未则给我回信说：“我愿意为藏人为你的文章的出版物做事。自焚行为的意义，无论从哲学还是宗教层面，它超越了尚存者的任何试图理解和诉说的努力，人们看到仅是它发生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我还是愿意试一试，尽管我十分明确这有多让人绝望。” 艾未未设计的封面令人感动：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用藏文记录其上；中间的一朵火焰壮丽，充满奉献的美而非惨烈的苦；洁净的封面宛如西藏洁白的哈达，以献给所有自焚藏人。在此，由衷地感谢艾未未！ 同时要感谢的是，为这本书作序的Robert Badinter（罗贝尔•巴丹戴尔）先生，他是法国前司法部长，事实上，他被称为法兰西“废除死刑之父”。他写道：“那些燃烧的火焰所要表达的是藏人再也无法忍受对这个民族的侵犯，再也无法忍受藏人文化习俗和语言被根除，再也无法忍受在各国政府怯懦的沉默中，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的文化屠杀。” 这本法文版新书的出版立即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卫报、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美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等，都做了报道并且采访了目前住在拉萨的我，同时对我可能会有的遭遇寄予了关注。我的答复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上，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而写一本这样的书，并且是在国外出版披露真实的书，肯定是有危险的，只是目前我还不知道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然而，这么多自焚藏人的勇气，也将勇气赐予了我，因此我并不畏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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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怀远：當真理遭到壟斷——創新力歸零——束星北教授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 Posted: 30 Oct 2013 05:18 PM PDT
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
報載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2013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2006年經濟學獎得主艾德蒙•菲爾普斯忠告道：中國的許多企業"創新力還是零"是因為"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他認爲"聰明的年輕人"應該到西部、南部、北部去開公司。因為他認為"政府機構不是給年輕人的，這是低估了他們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費了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
無疑這是金玉良言,然而在官本位的國度裏，官場對"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來説吸引力遠遠超過商界、學界、企業等一切非官場機構。政府機關需要的固然是循規蹈矩的吏，而不是勇於創新的人，否則海歸前輩周樹人先生不會離開公務員崗位去南方，成了聞名全國的魯迅，愛因斯坦也不會放棄他在瑞士的公務員生涯，而潛心研究相對論；然而，在思想受到禁錮的制度下，官場之外的學界商界研究所工廠農村真的有創新的土壤嗎？
他曾不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
束星北教授的一生也許能回答这个問題。這位民國時代著名物理學家，在相對論和電磁學方面的研究中成果迭出；他擅長實驗，中國第一台雷達就出於他之手。他的研究生、兩彈元勳、國防科工委核子試驗基地副司令兼研究所所長程開甲院士認為像他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但是束教授桀驁不馴，他質疑過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也在大庭廣眾中當面指責過蔣委員長，因為他不認為需要屈從任何權威和權貴。在他看來，爭論正是磨礪思想、生產靈感的良方，因此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玻爾1937年訪華，在杭州期間，年方而立的束博士尋找一切機會與玻爾爭論，甚至冒著傾盆大雨，"只為了能多爭論幾句"，這引起了玻爾之子的注意，在日記上記下了前面引述的那句話。至於他與王淦昌這兩位在浙江大學同系任教的大師更是爭論不休。甚至專門開設"物理討論"課程，在學生面前公開提問相詰，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成了浙大的一道風景。這種爭論不但沒有使他們成為"敵人"，反而兩人的學術水準都在爭論中相得益彰。束教授喜歡爭論，但憎惡暴力，聞國民黨政府槍殺浙大學生于子三，他倡議罷教以示抗議。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自然會對束教授的人生帶來不少坎坷，然而不得不承認束教授從1931年學成回國之後，其創新力蓬勃發展的時期正是他在民國時期浙江大學那段學術生涯。
他的創新力歸宿于專政威力
1949年解放軍進入杭州，束教授既沒有逃離也沒有上街歡迎，而是在屋裡研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解放軍的入城佈告。他相信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任何一個政權都是有益無害的。他選擇與新政權合作。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團和特務組織的他主動去"反動黨團特務組織成員登記處"交出了抗戰期間得到的一支手槍，如實填寫自己的履歷，宣示對新政權的歸順。開始似乎一切如常，沒有人故意找他麻煩，甚至他還可以仗義執言為蒙冤的蘇步青教授辯護，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可以拒寫自我侮辱人格的"悔過書"。然而形勢比人強，該來的總要來的。學蘇聯，理工分家，於是浙大被肢解成工科大學，理科必須分出去，束教授去了山東大學。山大校長是著名的馬列主義哲學家，具有高度的理論自信，堅信在如此美妙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依靠手中掌握的宇宙真理，一定能改造這個舊知識份子，令其走上光明的道路。然而，雖經多次談話、規勸、批評，告誡他馬列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可以管物理、化學乃至一切。束某人卻不服管，竟然在大會上公開頂撞校長，叫囂"自然科學第一，馬列哲學第二"。如此一來，縱然叔叔可忍，嬸嬸們也不可忍，矛盾性質轉化了，先是將束某人逐出物理系不准上講臺，進而戴上極右分子帽子，最後經刑事判決定為反革命分子，交專政機關實施管制。證據充分：抗戰期間，束某曾在國民政府軍令部任技術室副主任從事指導研製收發報機、雷達等"罪惡活動"（系刑事判決書原話，不敢更改），薪水相當於兩個少將，根據公安部的條例，在國軍中任上尉連長以上者即為反革命分子，更何況兩個少將！雖然束某在抗戰一結束就離開了那個技術室，那是枝節問題。於是束教授結束教授生涯。（順便提一下，那位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哲學家的處境比束某更慘：就在束某被逐出物理系的那年，哲學家直接被投入監獄，罪名也是反革命！罪狀之一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束某，然而束某僅被判管制3年而哲學家卻是徒刑13年外加剝奪政治權利7年，於1972年在獄中病逝，直到1980年才平反昭雪。嗚呼！宇宙真理真成了咒語！管住了一切！）他想去技術部門而不允，卻被發配到月子口水庫工地，在勞改隊裡被評為"較壞隊員"，水庫完工後又到醫學院去當清潔工繼續接受管制共8年，在那裏他的創新力終於有了歸宿：用於研究便池的結垢問題。這就是人民專政的巨大威力。
学术生涯50年一半被驱离讲台
轉機出現是因為束先生的學生李政道獲准訪華。諾獎得主1972年向國家領導人提出要求見恩師一面，雖未如願，但使束先生得到了"一批二用"的機會。經安排，他參加了粘結劑的物理測試、修理雷達等技術工作。真正允許他重新執鞭走上物理講臺是在1978年。從此各種頭銜紛至遝來，然而七十有三的老人又能剩下多少創新力呢？1982，他去世的前一年，中國物理學會給他頒發榮譽證表彰他為物理科研教學辛勤工作50年。可是實際上其中近一半時間，而且本應是學術的結果期，他被驅離物理講臺，在辛勤地挖土方和"洗涮茅房"。
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曾說過，造成蘇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是壟斷真理。其實不光是一個政黨，任何民族都是這樣。中世紀的西方真理也曾經被壟斷，異端邪說的歸宿是綁上火刑柱，伽利略被迫承認錯誤，然而地球並不因伽利略認了錯就聽從教會的命令停止旋轉。幸好後來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打破了這種壟斷，才有近代西方科技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古代中國之所以落後，其根本原因是皇帝壟斷了真理，一言九鼎。老皇朝垮臺了，新皇朝取而代之卻又重蹈覆轍，周而復始，墮入輪回。只要堅持壟斷真理，就會把一切不符合宇宙真理的思想都禁錮起來，於是創新力就被扼殺了。就算有充滿創新力的天才，就算那位天才原本從事著能發揮其創新力的事業，但是在禁錮思想自由的同時，也把創新力擊得粉碎，一切歸零。束星北就是千萬個例證中的一則。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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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3 04:40 PM PDT
世界上国际河流流域占全球土地的50%以上，流域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对水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约旦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等国际河流流域，相关国家围绕水资源分配产生利益冲突。本文作者之一邓郎博士于2000年起关注全球水危机引发的国际河流争端问题，历经十余年，作了大量的考察、调研工作，取得了大量翔实而有珍贵价值的数据，邓郎博士认为：全球水危机下围绕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家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民族生存的竞争，是国家发展的竞争，只要水危机存在，这个争夺将不可避免。因此，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如何确保国家利益而又尽量避免冲突升级是相关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全球水危机 地球上共有13.3亿立方千米的水，约合133亿亿吨。这些水97%以上是海水，淡水不到3%，约为3600万立方千米。在淡水组成中，冰川冰占70%，约为2400万立方千米。其它依次为：地下水30%，约1000万立方千米，淡水湖0.26%，9万立方千米，土壤含水0.05%，1.6万立方千米，大气含水0.04%，1.3万立方千米（实时状态，每八天更新一次）。沼泽储水0.03%，1.15万立方千米，河流0.006%，2000立方千米（此为所有河流实时水量，平均每16天更新一次），生物含水0.003%，1000立方千米。 近几十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水污染加剧，全球可用淡水人均占有量一降再降。1980年全球可用淡水人均占有量为9000立方米，1990年7900立方米，1999年6660立方米。同时，全球水消耗总量由八十年代的3320立方千米，增加到九十年代4130立方千米，1999年增加到5000立方千米，人均超过800立方米，二十年内增长了50%。年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3259立方千米，占全部用水量的63%；工业用水1280立方千米，占用水总量的25%。居民用水441立方千米，占9%。其它如水库耗水（蒸发，渗漏损失）等220立方千米，约占4%。 全球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若不考虑南极，全球径流总量为44万亿立方米。其中，亚洲占31%，南美25%，北美与中美17%，非洲10%，欧洲仅有7%。若以国家为单位统计：巴西排名第一，占21%（仅一条亚马孙河就占了全球径流量的16%），超过第二名俄罗斯（10%）一倍以上。中国5.7%，加拿大5.6%，美国4.4%，印度3.8%，扎伊尔2.3%，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孟加拉国和缅甸各占2%。以上十一个国家拥有全球径流总量的60%以上。 水资源短缺可严重地制约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带来生存危机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国际水文组织根据人类生存需要，将年人均水可用量在1000～2000立方米之间的国家定义为水资源紧张，若小于1000立方米以下，则为水资源匮乏。 根据上述标准，全球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在南美洲，除秘鲁水资源紧张外（1990年秘鲁人年均水可用量1790立方米），该地区其它国家都在2万立方米以上。其次是北美，美国约为1万立方米，加拿大高达10万立方米；中美洲则除海地外都不缺水。大洋洲是地球上的另一个富水区，澳大利亚人均水可用量在2万立方米以上。欧洲人均在2000立方米以下的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1000立方米以下的有比利时、匈牙利、马耳他和荷兰；丹麦和英国也仅比2000立方米多一点。但是整个欧洲基本属于湿润区，所以对生产和生活影响不大。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贫水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亚洲贫水国又集中在西亚和中亚，除土耳其外，位于西亚和中亚这两个地区的国家都缺水。东亚和南亚仅新加坡和泰国两个国家缺水。非洲情况更糟，除了少数几个位于赤道附近的国家外，整个非洲都缺水。 人均水量是按国家为单位统计的，若按地区统计，暴露出来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按国家统计的人均水量掩盖了其地区间的不平衡，中国、美国、俄国、印度、澳大利亚人均占有量上看不缺水，却因其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而存在着广大的干旱贫水区。如中国西部，美国西部，俄国的中亚，印度中南部，澳大利亚中部等。 围绕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国家利益之争 国际上把流经两个或以上国家的河流称为国际河流。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需水量日益增加。而过度的开采，气候的变化，水污染的加剧，江河水流量越来越少。因此，国际河流流域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 全球流经两个以上国家的主要国际河流有215条，由两个以上国家共享的流域面积占全球领土面积的50%以上，美洲则占到60%强。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对水资源的需求日渐迫切，水资源保障已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旦河 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叙利亚，流经以色列、约旦，注入死海，全长仅有320千米，约旦河水量很小，年平均径流量只有5亿立方米。约旦河在流入死海之前，在中游形成一个湖，叫加力利海（SEAOFGALILEE），因为罗马时期的著名城市太巴列（TIBERIAS）就位于湖畔，所以又名太巴列湖。 约旦河流域国家以色利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年降雨量20～500毫米，全年无降雨期长达7个多月。全国总面积5万平方千米就有2万平方千米面积严重干旱缺水。以色列经济又相当发达，水资源自然就不够了。以色列虽然缺水，但以色列人均用水量却比周边国家高四倍，而且还以每年2亿立方米的速度增长。 在NWC（国家调水工程）完成以前，以色列主要靠打深水井取水。其沿海地区地下水位本在海平面以上3～5米，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位已降到海平面以下，造成海水大量入侵，地下水由淡变咸。到1991年，以色列发布报告，认为已经用尽了沿海地下淡水资源。 面对严峻的用水局势，2001年，以色列水资源部长泰尔甚至要求三年内禁止浇灌草坪，并削减10%的工业用水。为应对水资源危机，以色列大力发展水再利用和废水回收等节水技术，成效巨大，除此之外，以色列则干了些有巨大争议的事。 约旦河虽然属于国际河流，但在1953年，以色列通过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约旦河改造工程计划，由加力利海向特拉维夫和南方输水。该工程调水量每年6亿立方米，超过约旦河径流总量。实际用水约占约旦河总流量的55％（有年际变化），占以色列年用水总量的10～30%。 为避免激怒周边国家，以色列每年从加力利海取多少水长期保密。但是纸包不住火，以色列的做法使约旦河几乎成了枯河，约旦河每年汇入终点死海的水减少3/4，死海水位因此下降17米，面积缩小300平方千米，死海可能干涸。 约旦河水大部分被以色列截走，因此约旦河两岸的其它国家水资源短缺状况愈加严重。约旦每年需水43亿立方米，实际能达到10亿立方米的水平，即使约旦每年从约旦河东侧国境内截取点潜流，也只能得到1.75亿立方米。有些年度，政府不得不下令停耕2／3的农田。 作为对策，约旦在约旦河东岸修建了一条东郭运河（EASTGHORCANAL）。该运河从位于约旦境内的约旦河下游主要支流亚穆克河取水，所以工程叫做大亚穆克计划（GREATERYARMOUKPROJECT）。大亚穆克计划由于以色列的干扰，取水量从未达到设计能力。以色列的NWC完成后，阿拉伯邻国深感不安。首先，他们认为NWC抢走了所有流出加力利海的水；第二，他们担心以色列利用这些水资源以接纳更多的移民，从而改变阿以之间的人口对比。作为反制措施之一，1964年，阿拉伯国家共同发起约旦河水源调水计划HDP。该计划可将以色列的NWC调水量减少一半。以色列迅急作出反应，宣称HDP是对其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同时不断派兵干扰，使工程难以实施。其后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 战争最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控制了约旦河的两条主要支流，黎巴嫩南部大哈斯巴尼河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上的巴尼亚斯河，并完全控制了这里的地下水资源。目前，以色列全部供水量的四分之一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地下水。据估计以色列抽取了约旦河西岸83%的地下水。以色列全年用水约22亿立方米（仅仅是北京市年用水量的一半），比约旦（8亿立方米）多出一倍。 因为位于干旱区，以色列建国之日起，争夺水源就成为其争夺生存空间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兵戎相见并非长久之策，合作双赢则是人类生存的趋势。1995年，在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由加力利海向东郭运河的引水工程，该工程每年向约旦输入5千万立方米水。在约旦河流域，人们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提出了好几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从尼罗河引水，一种是从巴尔干地区船运，最有可能的一种是从土耳其调水。这些方案无论哪种，都必须基于流域各国的友好合作。 第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第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罗斯山脉，第格里斯河纵贯伊拉克，在下游库尔纳与幼发拉底汇合后入波斯湾。第格里斯河上游年流量约370亿立方米。幼发拉底上游年流量达330亿立方米。其中98%的水来自土耳其。两河年合计入海水量仅为460亿立方米，这说明在两河入海前已有33%的水被沿岸国家用掉了。伊拉克对两河流量没有任何贡献，但对两河的依赖程度上远高于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 80年代开始，土耳其搞了一个庞大的水利工程-大安纳托利亚项目GAP。GAP计划修建21座大坝，用于灌溉和发电，建成后可浇灌近400万亩农田，主工程阿塔图克水坝已于1990年完工，这一工程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下游国家影响很大。1990年1～2月期间，土耳其给水坝蓄水，致使幼发拉底河断流整整一个月。GAP完成后会使叙利亚失去幼发拉底河河水的40%，伊拉克的情况将更糟糕，将减少90%。 在幼发拉底河用水分配问题上，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曾有过协议：叙利亚只截取流经其境内水量的42%，余下的全部归伊拉克。土耳其则许诺保证幼发拉底河500立方米/秒（约160亿立方米/年）的水给叙利亚，即使GAP启动以后也不改变。对于土耳其的许诺，叙、伊两国忧心忡忡，叙利亚认为，500立方米/秒的水根本不够，至少要700立方米/秒（约220亿立方米/年）。伊拉克则表示，伊拉克对该河的用水权利已经有6000年之久，土耳其无权无节制地攫取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而导致下游国家干渴无助。 土耳其则将水资源问题与政治联系起来进行反击，多次指责叙、伊两国暗中支持其内部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时任总理欧扎尔在任期内甚至威胁说，叙、伊两国若不停止对PKK的支持，土耳其就让幼发拉底河断流。在这里，水的威力不亚于核弹。欧扎尔当选总统后也说过诸如土耳其绝不用水来威胁、控制邻国之类的话。但土政府一些高官就多次表示，在两河水的使用上土耳其不承担任何国际义务。这表明，在幼发拉底河问题上相关国家很难有大的妥协。 叙利亚也属高度缺水的国家，人均水量仅67立方米，叙利亚人口年增长率为3.7%，对叙利亚而言，土耳其GAP计划的实施，完全是雪上加霜。 伊拉克除了依靠第格里斯河，在幼发拉底河上也是“滴水必争”。1974年，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建设ATH-THAWRAH水坝时，伊拉克曾陈兵边境，威胁要炸掉大坝。 下游国家不仅关心水量，同样还关心水质。如果上游来水污染，人畜饮用就会引起疾病。两河流域国家虽不至于像约旦河流域国家那样兵戎相见，但随着人口增加，水资源日趋紧张，围绕水资源的利益之争只会愈演愈烈。 近几年，土耳其推出了“和平输水管”计划（PEACEPIPELINEPROJECT）。拟从其南部的CEYHAN和SEYHAN向科威特、叙利亚、约旦、沙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调水。该计划确实有可取之处，但有关各国表现的并不那么热心，疑心这里面有某种阴谋。首先，担心一旦加入PPP，就会受制于土耳其。其次，长距离输水管易遭恐怖袭击、人为破坏。各国间因调配不均引起的问题也不是轻易解决的，再加上PPP投资不菲，所以除土耳其表现积极外，其它国家目前只是处在观望阶段。 尼罗河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6800千米，流域面积300万平方千米，流域人口超过三亿，流量3100立方米/秒，不及长江的十分之一。 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埃及人口的95%（约6400万）住在距尼罗河20千米以内的地区和尼罗河三角洲上。埃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尼罗河领域有九个国家，埃及是最后一个。1989年埃外交部长曾在美国国会介绍说，埃及的国家安全掌握在另外八个尼罗河上游国家手里。1982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与以色列签定了和平协议后说过：“从此以后，唯一能把埃及拖入战争的，只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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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对谈人类欲望的机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第二天 Posted: 30 Oct 2013 02:05 PM PDT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还有个说法叫"无欲则刚"，意思都是说，人要是有太多的欲望，就会变得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没有欲望就没有压力，人就可以更超脱、更自由，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可见我们的前辈们从经验中已经总结出，欲望是和痛苦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哲理都是劝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欲望越多越苦恼，欲望越少越快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发现，没有多少人在实践这些至理名言，人人都在欲求着什么，特别是现代生活的物质可能性大为增加以后，人们想要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难以满足，尽管得到了很多的人确实并不快乐，甚至相当苦恼，人们还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无休无止地追求着，似乎大家都在义无反顾地奔向一个痛苦的深渊。这是为什么呢？
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探索并寻找答案的；而东方佛教对于欲望与痛苦的思考和讨论，已经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智慧和文献。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尊者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佛教僧侣和佛学哲学家一起，深入地讨论了欲望产生的方式和过程。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和古老的东方智慧之间的一场友谊赛， 一次PK。
研讨会开始时，理查德・戴维森教授告诉尊者，他给尊者的好友，南非的图图主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图图主教，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推广到非洲的愿望。他得到来自图图主教的通知，图图主教今天将在网络上观看研讨会的实况。
这天上午的主讲者是著名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家，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肯特・伯瑞杰教授。伯瑞杰教授讲的内容是人类产生强烈的"想要"（Wanting）和"喜爱"（Liking）的原因。他用大脑神经活动的观测记录，区分了"想要"和"喜爱"这两种心理活动。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想要"的活动区域更大、更稳定，它是一种欲望，它不需要"记忆"就能产生和持续，一旦产生就不容易消失或消除。而"喜爱"是和"愉悦"（Pleasure）有关的一种情绪，它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涉及的区域较小，神经元的数量也较少，这种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中断或消失。大脑神经科学家根据对大脑神经活动的观察得出结论，"想要"可以变得非理性，即使不"喜爱"也可以"想要"，甚至明明知道一个目标是不愉快的、自己不"喜爱"的，"想要"的心理仍然可能持续加强，变成一种"渴望"，一种非得到不可的欲望。"想要"这种心理可以在并没有压力和需求的情况下产生和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成瘾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科学家们也感到困惑的是，在大脑中，"想要"和"恐惧"占用了同样的区域，这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实验观察和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动物和人类的"想要"心理，他还作了深入的探讨。以大脑中"多巴胺"（Dopamine）这种化学物质为例，他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化学物质对大脑的作用。他用彩色图像和图表来说明试验结果，还放了几段自己实验室对老鼠进行试验的录像，形象地说明多巴胺对大脑产生强烈"想要"所起的作用。他的讲座非常专业，尊者和在场的僧人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讲述。有时候，尊者对某个问题有疑问，他会立刻提出，请伯瑞杰教授进一步解释；有时候他会用通俗语言来"翻译"伯瑞杰教授严谨的阐述，然后问他伯瑞杰教授，他自己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下午，尊者的翻译图登晋巴主讲佛教对"欲望"（Desire）、"渴望"（Craving）和"行动"的见解。土登晋巴是达赖喇嘛从1985年至今的主要英语翻译。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时候，晋巴是不可取代的，因为他要把达赖喇嘛非常精深的佛学理论，特别是古印度那烂陀学派的古代梵文经典，翻译成现代英语，又要把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学术语言翻译成藏语。他不仅能来回做同声翻译，也能够利用速记，进行大段的翻译，其准确度令人赞叹。会场上有不少僧侣和西方学者是英语和藏语都懂一些的人，人人都佩服晋巴的渊博知识和语言水平。
晋巴曾经是南印度甘丹寺的僧人，获得过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学位。后来他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教育体系内，他都获得了最高学位。在对话会进行过程中，他坐在达赖喇嘛左边椅子上，当达赖喇嘛用藏语提问或讲解的时候，他把尊者的话翻译成英语，当达赖喇嘛对科学家的讲解有疑问的时候，他及时插进来将科学家的回答翻译成藏文。
今天下午，晋巴坐到了达赖喇嘛右边的主讲席上，代表佛学一方，向科学家们提供佛学中对"欲望"、"渴望"的理解，这些来自于古印度佛学经典的内容是在场众多僧侣们的强项，晋巴这位前僧人也有一点紧张，一开始先给他从前的僧侣同学们打招呼，"兄弟我今天班门弄斧了。"达赖喇嘛乐不可支地开玩笑说，你的同学们早就摩拳擦掌地准备好要向你击掌质问了。这句话引得在场的僧人一片哄笑，晋巴还得笑着继续尽到尊者翻译的职责，把尊者的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又引得在场的西方人哄堂大笑。这也是"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有趣现象：现场听众很少对某个笑话同时作出反应，尊者用藏语开玩笑，在场的僧俗藏人立刻哈哈大笑，不懂藏语的人则面面相觑，要等到笑话翻译成英语才笑起来；尊者用英语开玩笑，情况就正好相反。
图登晋巴引用佛教经典中关于"执"的来源的观点，说明佛教对"渴望"产生机制的理解。佛教认为，从"接触"产生"经验"，从"经验"产生"渴望"，从"渴望"产生"执着"，从"执着"产生"行动"（满足欲望的行动），这些情感形成一种循环。不过，佛教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破坏性的，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动机，没有动机就不会有行动，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问题在于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欲望的方法，有的是建设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人们对此应当有所了解。
下午3点，第二天的讨论进入最后一部分：听众与科学家问答。留在会场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僧侣，他们对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问题，看得出来，僧侣们对这天的讨论听得非常仔细，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也显示出，经过多年逻辑思维训练的僧侣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力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一位僧侣问："在'想要'和'喜爱'之间是否有某种界限？超过了界限，'喜爱'就变成了'想要'？" 肯特・伯瑞杰教授回答说，他的试验团队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目前为止的试验结果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样的对话对双方都是建设性的。对于佛教僧侣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当代心理学、行为学、脑神经学是以何种方式来探索"执"这个佛教中的重要概念，对科学家们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佛学对人类情感的探索和理解。
这一切都非泛泛而论的
清谈。下一步，科学家和僧侣们将讨论怎样应对"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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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6:59 PM PDT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他们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准备的所谓"383"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明显是一个坚持政治集权下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坚持政治集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种言论都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倾向，中共官方智库设计的改革方案不可能不支持习近平政治集权的理念。但是，一些人对于"383"改革方案中扩大经济自由的内容，比如扩大农民土地交易自由的内容，颇感惊讶，因为习近平的毛左言论让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经济政策会向左转，而不是更加自由化。
这样一来，"383"方案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中国在坚持政治集权的前提下扩展经济自由，究竟还有没有空间，还能够走多远？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只要这样的改革还有空间，还能够走下去，中共是绝对不会认真考虑政治改革的。 那么，对中国现状十分知情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想的呢？笔者得到了自称国内最有影响的民间智库安邦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对"383"方案进行了归纳和评论。报告的题目是"冷静区分改革梦想与改革现实"，这个题目事实上对"383"方案作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也就是说"383"方案不过是画饼充饥的乡愿而已，安邦集团的研究报告在结论中指出"社会各界不能把改革愿望当成改革现实"，说明安邦智库并不认为刘鹤搞的这个方案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是，安邦的研究报告并没有分析为什么"383"方案并不现实，究竟是当局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还是即使政府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事实上也行不通？ 一位对中国十分知情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根据他的判断，这一回，即使当局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很可能也行不通。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想继续和中共玩下去了。中共虽然放出来一些新的红萝卜，比如对私营企业开放一些原来政府垄断的行业，如银行，但对此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这位朋友告诉笔者，目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向海外移民，而且，许多人已经走了，以至于国内一些原来竞争激烈的职位，现在竟然招不到合适的人。还有消息说，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人数太多，俄国等五个国家不得不暂停接受新的申请。这位朋友的观察得到了一条新闻的印证。10月23日下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 http://news.163.com/13/1024/10/9BUQPRIA00011229.html 也就是说，让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搞不下去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那些支撑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这样的经济自由化如何能够持续下去呢？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移民海外？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中国的环境危机、教育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灾难的程度，很多人是怀著逃难的心情而决定移民的。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足够的财力移民海外，尤其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一般中产家庭有能力移民海外？这就要怪当局这些年来的经济政策了。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房价泡沫越来越大，同时也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两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已经有数百万家庭完全有能力移民海外。 从"383"方案的内容来看，设计者们试图对中国劳动人口高度流动下的社会保障问题给出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中央政府拿出一点钱来补足异地打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本地人之间的差额。这个改革思路完全回避了中国数亿人口处于长期动荡之中而无法安居乐业这个根本问题，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的根本原因。"383"方案的设计者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把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维系下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动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这就要求中共还权于民，还权于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但他们也懂得，中共不会轻易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中国的乱局还会发展。这就是中国移民海外的大潮越来越汹涌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越来越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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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5:18 PM PDT
2013.10.29
10月28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一輛來自新疆的吉普車闖入北京心臟地帶天安門城樓前行人道，撞倒中外遊客及民警，再撞向華表及金水橋護欄，繼而爆炸起火，造成最少5人死亡38人受傷的悲劇。死者包括車廂內的司機及兩名乘客，其中最少2人是維吾爾族男子，其中一名身亡維族男子來自6月底有35人因流血衝突而死亡的新疆魯克沁鎮。當局刻意低調處理，甚至在網路消音，顯示他們正在隱瞞真相；因此可以推斷，事件更像是一樁自殺式攻擊事件。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顯然就是反抗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人的暴力鎮壓。 新疆的族群衝突越演越烈，燒到北京來了。當局的鎮壓，使許多無辜的維吾爾人犧牲，因此他們的反抗，也勢必傷到其他無辜者。難道我們要讓這種不幸事件繼續下去嗎？迷信暴力共產黨當局以為暴力鎮壓就可以嚇到維吾爾人爭取人權的決心；事實不然。毛澤東說過："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毛左們怎麼就不相信自己領袖說過的話？因此要消弭新疆的族群衝突，就是要消除當局對維吾爾人的壓迫與剝削。只要中共當局願意放棄大漢族主義的漢化政策，尊重維吾爾人的正當權益，新疆的族群衝突就不難解決，否則後果誰都難以預料。 在中共18屆3中全會即將召開時出現這個警訊，應引起會議的重視，不要迴避政治議題，必須拿出新的思維與措施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動亂，絕對不是只有新疆一個地區，社會的總危機已經出現，當局再不順從民意，拿出魄力，而是繼續鎮壓維權人士，鼓勵毛左興風作浪，包庇太子黨中的貪官碩鼠，包含中國各民族的大動亂就將不可避免的到來，你們就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千古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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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5:05 PM PDT
藏民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所表现的"狂热"，是出于藏人世世代代对佛祖的信仰，出于对达赖喇嘛所象征的佛教慈悲和智慧的追随。达赖喇嘛多年来号召和平非暴力，倡导普世价值和普世责任，举世公认。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如果达赖喇嘛回藏区，藏人将以极大的宗教热情来迎接，这是肯定的，但是这种所谓"宗教狂热"不危险，根本不用害怕。
中南海害怕藏族的宗教狂热
藏区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如今问题多多。贫富两极分化、环境和生态恶化、失地农民的抗争、社会不稳定等等。藏区和内地不同的是，国家维稳投入更大，镇压机器力量更强，民众的正当维权更为困难。问题是，西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追溯以往，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控制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时期，可今日藏区的局势，也显然是历史上最糟糕最不和睦的时期。随着中国政府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公信力越来越低，如今中国政府要把边疆非汉民族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为境外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而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仍一如既往地代表藏民族宣布其"中间道路"的主张，一再宣布不追求独立，只要求中国政府落实其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藏民族以真正的自治。
我和一些在藏区工作过几十年的共产党老干部讨论过现在的西藏局势。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中国政府"治藏"其实有一个在世界政治史上也很难得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达赖喇嘛一贯的合作态度。其实只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达成一定的合作，就凭达赖喇嘛在藏民族中的威望，让达赖喇嘛回到藏区向藏民族民众喊话，藏区的紧张局势将瞬间消失，广袤的青藏高原将成为中国最太平最和睦的地区。我所接触的"老西藏"干部和藏族老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不同意这一看法。
我告诉他们，我在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说过，他此生有一个愿望，就是到五台山去朝拜佛教圣地，在内地为汉族佛教徒举行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有生之年回到西藏的希望。于是我的问题来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让达赖喇嘛回藏区试试呢？
一位藏族老共产党员听了我这个问题无奈地哈哈大笑，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上面害怕我们藏族的宗教狂热！"
藏人"狂热"迎接达赖喇嘛……
这位老干部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回藏区，看看藏族人民的生活情况，明言"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那个时候，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各地藏人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表达了令干部们吃惊的发自内心的热情。贫苦的藏人农牧民从老远赶到代表们住的地方久久等候，只为了向代表们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思念，哭诉他们的冤屈。干部们原来是以党的理论来预测藏人表现的，那就是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原来以为，翻身农奴应该是痛恨达赖喇嘛的，想不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于是只能解释为"宗教狂热"。
但是，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底层民众更接近更一致，他们敢于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讲"实事求是"，面对现实。那是真正"自信"的一代领导人。藏人老干部说，那个时候，藏人怀着希望，觉得达赖喇嘛的回归指日可待，只要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藏民族就会团结一致，和平地追求新的未来。他告诉我，那时上级有关部门曾征询他的意见，问达赖喇嘛回藏区，会不会引发"宗教狂热"，如果会，怎么办？
如今党龄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老藏人回忆当初，笑着说，我回答上面，"当然会！"任何一个藏人都知道，达赖喇嘛回到藏区，藏人一定会"狂热"迎接，所谓"宗教狂热"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藏人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是"狂热"，就必定有起有落，很快就会平静下去。而这样的情感，只会使得藏人内部更有凝聚力，更团结一致。从藏人的角度看，这不是好事情吗？
我说，那时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经历了文革中毛泽东个人崇拜狂热引发的社会动乱，中国的领导人对广场上人群的高涨情绪抱有疑虑，也是一种自然反应。国际上，1979年2月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归国，民众的宗教狂热直接引发了国内的革命和政权更替，这一实例也会令人对民众宗教狂热产生疑虑。
勿以汉人之心度藏人之腹
这位藏人老干部笑着对我说，你这是以汉人之心度藏人之腹。这样的疑虑和以为翻身农奴一定仇恨达赖喇嘛一样，完全出于对藏民族的无知。他分析说，真理都是具体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是文革中的广场集会，还是伊朗革命中民众狂热，领袖和民众都在诉诸于仇恨，都在号召斗争。文革中的毛泽东和伊朗的霍梅尼，都有一个革命目标，都有一个必欲除去的敌人。他们都要打倒敌人，消灭敌人，为此需要民众动用暴力。消灭敌人是他们的目的，暴力是达到目的的必须手段，而民众的狂热情绪，只是发动民众动用暴力手段的条件。
他指出，藏民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所表现的"狂热"，是出于藏人世世代代对佛祖的信仰，出于对达赖喇嘛所象征的佛教慈悲和智慧的追随。佛教的教义本身就禁杀生，反对暴力，讲究同理心，提倡慈悲。藏人在五六十年代遭受那么大的暴力迫害，死了那么多人，半个世纪来你可曾看到号召向汉人报复的藏人？达赖喇嘛多年来号召和平非暴力，倡导普世价值和普世责任，举世公认。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如果达赖喇嘛回藏区，藏人将以极大的宗教热情来迎接，这是肯定的，但是这种所谓"宗教狂热"不危险，根本不用害怕。
如今，整个中国大地，统治者已经不敢让众多人群自发聚集在一起了。大学里，二三十人以上的讲座和报告会就要党委批准，城市里十几个人相约喝酒也可能遭到监控和阻扰。即使是庆祝国庆，政府也已经不敢让老百姓自发上街游行。政府已经和民众对立，完全不知道民众人一多会喊出什么口号来。我们完全看不到，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再敢让老百姓自发聚集于广场。
让我告诉你，只有一种自发聚会一定是和平的、安全的，那就是让达赖喇嘛来讲经，那时一定会有无数的人聚集来听经，但是你不用害怕藏人的宗教热情。恐怕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才能真正恢复自信，成千上万老百姓也才可能重新有权自发地聚集于城市的广场上。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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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4: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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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2:58 PM PDT 
因为中共"十一"国庆期间的宣示性露面，早前已经被外界媒体普遍相信正在因为自己家族及整个石油系统的巨额经济犯罪嫌疑而遭致习近平政权调查，甚至已经被"双规"的前政治局常委之一周永康自本月初至今耳根子总算清净了许多，另外一位与周永康同时退位的前政治局常委之一，上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也因为"频繁亮相"而被外界认为是已经"化险为夷"。
一篇题为《温家宝频繁亮相，意味家族贪腐问题平安"过关"》的外界分析文章说：北京时间10月23日，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以老朋友身份宴请赴华访问的印度总理辛格（见图）。而他在中央电视台10月16日晚播出的习仲勋诞辰百周年纪录片中回忆与习仲勋共事的过往，可谓其卸任后首度"露面"。由于此前曾有西方媒体报道温家宝家族涉及与平安保险的一系列不正当关系，在今天中共新领导层大力反腐的情况下，温是否会被作为"大老虎"被调查也一直备受关注。对此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温家宝此番能够见到辛格，又在此前习仲勋纪录片中露面，说明其已无大碍，安然"过关"。 分析文章中还说：而自2013年"两会"温家宝正式交棒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后便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此后的四月中旬他曾与到访北京的冰岛女总理会面，只不过例属"旧友重聚"，故当时官方媒体亦未作公开报道。当时有报道称，退休后的温家宝一直"异常低调"，传闻曾"约法四章"：一不在北京定居，将迁至故乡天津居住；二不接受媒体采访；三不评议新一届领导人表现；四不打算撰写回忆录。 无论关于温家宝的"约法四章"是传闻还是有根有据，他退休之后以"旧友"身份会见到访外国政要的过程无论是党媒公开报道与否都足以证明他在政治上"平安"依旧，道理是如果他当时真的是因为所谓"家族贪污腐问题"遭受党内调查，党就不会安排他与到访的外国政要会面----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事实上，今年三月份正式交棒给李克强，四月份即被安排以"旧友"身份与到访外国政要会面，再到今年六月中旬中央党媒人民网上能够刊登题为《温家宝总理离我们很近》的追忆文章，以外交部重要随员之口夸赞这位曾经的"人民的好总理"，再到如今又被安排会见到访的印度总理，仅此三例，即使没有温家宝正好又出现在元首之父习仲勋的百年诞辰纪念影片中的故事发生，也足已说明温家宝无论是退休之前还是退休之后，至今都没有面对过遭受党内贪腐调查的"险关"，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过关"之说。 外界报道中还说，作为中国争议最大的高层领导人，温家宝曾经一方面因为其亲民的形象而受到一些民众喜爱，另一方面也因为多次鼓吹政改却始终未见实际动作而被批为"影帝"，更是一直深陷家族财产疑云。十八大后因腐败问题落马的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指是温提拔的人，此外，英国广播公司（BBC）亦曾报道，中国国家审计署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三次调查华润集团的问题，但都被人为制止，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亲自在这事情上做出过批示。而检举华润集团高层涉贪的李建军2013年8月4日在香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是温家宝压下华润案。在十八大前后，引起轰动最大的即是温家宝家族与平安保险之间可能存在问题。（此后）不断有各种消息流传认为与温家宝曾经同为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可能将是这次反腐过程中最大的老虎。而温家宝在追思过习仲勋后又会见辛格，则意味着其有可能已经平安落地，不再受到追究。 如此似是而非的报道内容似乎是要令读者相信温家宝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但已经被习近平政权决定"不再追究"。"不再"就是"不持续"的意思 ，但如果习近平上台至今根本就没有进行甚至根本就没有计划过对温家宝的"追究"，所谓的"不再追究"的结论就是建立在伪命题之上了。 笔者当然不能断言外界所有关于温家宝的负面新闻，特别是家族贪腐问题上的"猛料"都是"谣言"，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温家宝家族的贪腐问题的被"揭露"时间和当时关于习近平家族拥有巨额财产的被"爆料"时间都是发生在薄熙来倒台后不久，随即就被外界的另外一种声音质疑为挺薄派的报复手段之一。更何况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环境之中，每一位在位和退休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家族成员里都有"下海"的，谁家都没有放过这也许是几千年才有一遇的浑水摸鱼的大好机会，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以在以实际行动影响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其巨额财富也好，超巨额财富也好，哪一类属于合法所得，哪一类属于非法所得，鬼才说得清楚。如今的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干嘛单要和温家宝过不去？ 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温家宝退休之后在党内一直是无"险"可遇所以也就无所谓"化险为夷"的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当然是他在当今元首习近平之父的百年诞辰之纪念的央视文献纪录片中的出镜内容。当年曾经因为"'六四'事件幕后黑手"罪名与王军涛一起被江泽民政权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的独立学者陈子明先生日前在北京寓所接受境外媒体时认为温家宝是在这部文献纪录片中借机透过习仲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习（近平）允许他（温）说，他才能说出来的，这个片子上面有谁没有谁都是他们（习）家决定的，这次没有让江（泽民）讲话，也没有让胡（锦涛）讲话，更没有让李鹏讲话，但是让温家宝讲话，这本身就有它的政治信息。" 子明先生的这段话笔者只能同意其中一句，那就是能够让温家宝出镜接受采访绝对是以习近平允许为前提，由此当然可以证明当今元首习近平与温家宝之间绝无过节和嫌隙。但温家宝可以在片中出镜并不能说明其他中共前领导人没有获邀出镜是因为习近平"别有用心"。 事实上温家宝有机会在元首之父的文献纪录片中接受采访，唯一的原因和理由就是他本人当年与元首之父有直接的下级和上级之间工作关系。与他同样也在该文献纪录片第五集《勤政岁月》中接受实镜采访的还有另外一位前政治局常委尉建行。当年在决定正式调温家宝从地质部到中央办公厅工作时，中央书记处和中组部正是习仲勋、乔石和尉建行三人与他温家宝共同谈话。 在已经陆续退位的中共前党国一级领导人中，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同事或在当时的党务系统里接受习仲勋直接领导，如今仍还在世者除了尉建行、温家宝二人，还有李鹏、万里、乔石、胡启立等。其中李鹏和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时的内部分工内容与习仲勋基本没有交集，万里日后在人大常委会里虽然与习仲勋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如今没有在习仲勋的纪念影片里接受采访除了年事过高，话已经说不利落的原因，应该还有一层万里毕竟曾经成为习仲勋的直接上级的原因。至于当时在中央书记处里与习仲勋相处十分融洽的乔石没有获邀请接受实镜采访，相信只是因为健康原因。而在当时的中央书记处里因为邓小平的决定而取代了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角色的胡启立之所以没有在纪念习仲勋的文献片中露面，几乎可以肯定是政治原因。假设胡启立在习父的纪录片里也能被安排说上几句，外界立刻就会把关注点集中到赵紫阳和"六四"事件上，"'六四'平反露曙光"、"习近平准备平反'六四'的先兆"之类的猜测内容肯定会遍布全世界媒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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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2:24 PM PDT
不久前有一位非宪法学界的同行问我："你们"宪法学界好像有点愁云惨淡呢。我回应：没那么严重吧，我的判断恰好相反，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几年前，这个国家有谁重视宪法？又有谁把宪法学当回事？西北一所政法大学门口曾经有过一座雕塑，被调侃为"宪法顶个球"。宪法不仅不管用，而且因为不管用，所以没人在乎它。这次反宪政逆流反而激发了人民对宪法的兴趣和关注：虽然这部宪法不管用，但我还是在乎它，因为毕竟它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既得利益不想实施宪法，但是我们不能不要宪法，否则正中其下怀。因此，此次反宪政逆流一出，网上是铺天盖地一片声讨。这种效果是多少个"12.4法制日"（宪法颁布日）宣传活动也达不到的。反宪政运动起到了宪政与法治正面宣传达不到的效果，真可谓"功莫大焉"。 反宪政运动不但激发了民众的宪政热情，也团结整合了不同的宪法学派。主流官媒肆无忌惮、全面出击，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般意义的宪政，不只是得罪了宪法学界主张西化的"右派"，而且也得罪了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左派，简直就是要砸宪法学者的饭碗。如果教宪法而不让谈宪政，就如同教法律而不能谈法治一样，这样的宪法学作为一门职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反宪政就是要让所有宪法学人全体失业、提前下岗。即便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宪法学人也要站出来说话，而且为宪政说话是零风险的──有强大民意支持。如果把此次护宪、反宪之争比喻为一场战争的话，那么这一仗不用打，就已经胜了。这正是宪法学人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此时不发声还等何时？ 真正要担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我在早先的文章中谈到，中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前30年自不必说，领袖要人民想什么人民就想什么。后30年有不同的分法，可以分为前10年、后20年；也可以分为前20年、后10年：前20年是精英反思阶段，最近10年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和互联网兴起为标志，是大众觉醒阶段。今天再来反宪政，为时已晚，因为宪政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现在再挑起反宪战争，肯定要打败仗。 不论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如何强大，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次运动，可以违背民意、同时得罪精英和大众而获胜。目前，反宪政运动已经激起社会的巨大反感，极大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威信。理性的执政者要赶紧转变思维和策略，而且也没有必要担心面子受损，"一把手"很容易和具体的主事者切割。现在转变立场还来得及，仍然可以恢复政府公信力和民意支持。如今谁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谁就能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和执政合法性，错过了只能是坐失良机。 最近，官媒姿态确实有所调整。10月16日，《求是》发表的笔名"秋石"的文章虽然语气强硬，但是调子变了，好像是在表白只反"西方宪政"，不反"社会主义宪政"，不过此种立论的内在逻辑依然成问题。"秋石"问道：难道"宪政"真的就是像护宪派所说的"宪法的实施"吗？我一看，这篇稿子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我一直主张宪政不可怕，无非就是实施宪法。但"秋石"的意思似乎是，护宪派所说的"宪政"不只是宪法的实施，其中还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用宪法的名义实现"全盘西化"、"和平演变"。这就无中生有了。我们说实施宪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实施1788年美国宪法？哪一次不是要实施1982年中国人大颁布的现行宪法？实施中国宪法、推动中国宪政，如何是在推销"西方宪政"呢？
多年来，中国对于"中国特色"这个概念一直十分在意。我也在苦苦思索究竟什么是属于中国、带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与宪法学。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的文章："宪法学研究要彰显中国精神"，其中说道："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源泉。学者应用更多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言下之意，带有"中国精神"的宪法学就是要用普遍的宪政原理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事件；事件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但原理毕竟是普遍的。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法律博客：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其实翻开1982宪法读一遍正文，不难发现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无非就是和各国宪法共享的民主、法治及尊重人权原则。宪法第2条规定了国民主权和人大制度，1999年修宪规定了法治国家、依法治国，2004年修宪规定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这都是中国宪法自身规定的，不单是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的宪法规定的。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呢？也许"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但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吗？难道它原来不也是西方舶来的吗？北欧等国不也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吗？也许"党的领导"是中国宪法的特色，宪法序言确实规定了，但问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党的领导，而是执政党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领导"。毋庸置疑，党的领导也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基础上，难道还能以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的方式领导吗？ 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本质上反西方的宪政模式。这种立场实际上和反宪政只有一步之遥。这倒不是说宪政就只有西方模式，而是民主、法治、人权构成了世界各国共享的普遍宪政原则。中国宪政可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不能离开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政和西方宪政是相通的，"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不可能排除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宪政原则，而构造纯粹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宪政"。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宪政"还是"宪政社会主义"学说，翻来覆去还是那一套，并未发现有什么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硬是要关起门来搞一套背离普遍宪政原则的"中国特色"，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质只能是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换言之，反宪政。 综上，宪政就是宪政，本来无名无姓；如果有姓有名的话，也是姓宪名政，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既不姓中也不姓西。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宪政呢？这是一个无须过度纠结的假问题。实施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就是中国宪政，而不可能是美国宪政。因此，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谈宪政；只要是中国人民认同的在中国推行的宪政，就必然是"中国特色"的宪政。
――原载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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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3 02:10 PM PDT
政治反對形形式式，關鍵是要基於公民權利意識去鬥爭，專制大廈轟然倒塌，是各種力量的結合，是長期努力和偶發事件的結合。反抗可能被抓甚至失去生命，但不反抗也是屈辱活著或者死，為何不反抗？
剛剛過去的九月，一系列眾所矚目的刑事案件被突擊式處理。薄熙來案、“房姐”龔愛愛案、李天一輪奸案、摔女童的韓磊案、為聶樹斌鳴冤的王書金案……紛紛宣判，而最高法突然宣佈核准夏俊峰死刑并立即執行，尤令人震驚。各案情況天悬地隔，有的是內鬥，有的迎合大眾心態，有的則意在鎮壓反抗。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法”作為統治者治民利器，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正义則始終缺位。
披“法治”畫皮，法院角色變重
有人認為“審判月”是為十八大三中全會“清道”。這當然有道理，但不限於此。這更是習近平們用“法”向社會“亮劍”。對薄判刑之重超出一般人的預料，薄本人亦震怒，戴手銬時如不是被幾個法警強力約束，恐怕要咆哮公堂了。習就是要向政敵、也向社會，亮出自己的所謂魄力：還有人敢稱自己為“習阿斗”不敢！而最高法不顧舉世之反對，速殺夏俊峰，則給出一個強烈的恫嚇人民信號：禁止反抗，反抗者死！
上個月趕著出臺的兩個“司法解釋”引起廣泛非議。一是“兩高”共同炮製的審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規定，一是最高法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案件”的規定。這兩個“司法解釋”是兩把磨得飛快的屠刀。很多人指出，中國的“司法解釋”往往僭越法定的立法權。最高法或最高檢根本無權在法律外製造新的牢籠。關於網絡空間可成立“尋釁滋事罪”，關於點閱5000次、轉發500次可望構成誹謗罪等，其任意與荒誕令人髮指，就是要構陷人入罪。
法院很忙很積極，不是無緣無故，而是角色要求。中共在毛後時代想偽裝成“正常國家”，法治是現代文明重要標誌，獨立的法院作為糾紛權威仲裁者是法治的內在要求。從鄧到江到胡，無不想披上“法治”的畫皮，習近平所謂政法系更要發揮特長，在偽裝之路上走得更遠。由赤裸裸警察治國向形式重視法院的偽法治轉變，但一黨獨裁無任何改變。“人民法院”從不屬於人民，原本就是馴服工具，今後其鎮壓功能會進一步加強。千夫所指的勞教制度可能廢止，並非當局仁慈，原先警察做的髒活會由法院做。法院會以實際表現來證明自己一樣好用。偽法治殘暴性不變，虛偽性增強。
只讓人畏懼或憎惡，不會被信仰
即使不考慮夏俊峰反抗的政治意義，僅就法律本身而言，也完全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意義的正當防衛。從瀋陽中院到遼寧高院再到最高法院，關於夏俊峰不構成正當防衛、必須立即處死的解釋，沒有說服力。哪怕退一萬步，連正當防衛也不算，同樣死人，爲什麽薄谷開來免死而夏俊峰必須死？小販打死城管要償命，城管打死小販爲什麽沒有一個判死刑？夏被殺，無論怎麼不能讓人信服。十一“國慶”，正與夏俊峰的頭七為同一天。一邊是黑社會大佬似的在天安門冒雨作秀，一邊是夏俊峰魂兮歸來，民眾以各種形式為義士送行，五星旗vs白蠟燭，極具象徵意義。殺了夏俊峰，激怒無數人，彰顯“法治”之偽。
薄熙來聆判，始終帶著譏諷的微笑。薄罪行累累，對他的審判卻無關正義。如果說他對偽法治的不服，屬於自作自受，那夏俊峰拒絕簽收死刑執行文書，則顯示對“偽法治”完全唾棄。他交代妻子“即使只有一個人在，也要上訴到底”，並不意味他以為這部剝奪了他生命的暴政機器，會在未來某時刻還給他公正。夏俊峰的正義只有在專制既倒、法治建立時才能實現。偽法治或許能讓人害怕，或令人憎惡，但不能讓人信仰。人民沒有遵守偽法治的義務。人們做法律的奴隸，因為它帶給人們自由，而偽法治帶來的是奴役。
法律人要為正義辯護，而不是為秩序背書，可悲的是現實中多數人選擇後者。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18歲開始，在西南政法學院讀了七年法律，獲碩士學位，是標準的法律科班出身，這又怎樣？他是凶惡殘忍的“以法鎮壓”急先鋒。鐵漢李旺陽的死，曾成傑的死，夏俊峰之死，他都要承擔責任，沾滿了鮮血。周強這位首席大法官不過是中共的一名中央委員，一個汲汲於名利的黨棍。有人幻想“司法獨立作為政治改革第一步”，怎麼可能？指望習近平、周強之類遵守真法治，讓出權力？完全相反。
丟掉幻想，全力反抗
對中共“以法鎮壓”性質的偽法治，要用堅決的政治反抗來回擊。中共怕被掃入歷史垃圾堆，怕失去特權，把民眾行使人權視為犯上作亂，勇於鎮壓卻不敢承認。今年抓了很多抗爭人，絕大多數都是啼笑皆非的非政治性罪名，什麽抽逃資金了，什麽非法經營了，什麽敲詐勒索了，什麽誹謗了，什麽尋釁滋事了，什麽擾亂社會秩序了。或是子虛烏有，或是選擇性執法，真正目的欲蓋彌彰。
政治是眾人之事，是人們自己的事。要努力做擁有國家主權和享有人權的公民，要掃蕩專制的障礙，要正大光明地政治反抗。曾有人主張 “政治問題法律化”，這種思路曾有一定合理性，但局限性更大。有些事可能有效，比如比較單純的經濟利益維權。更多時候不能自欺欺人地“法律化”，掩耳盜鈴沒用。
政治反對的形式多種多樣。從王炳章到楊佳、錢明奇，從劉曉波到許志永、馮正虎，都在捍衛人的尊嚴。只要基於公民權利意識去鬥爭，在我看都帶著政治反對色彩。對社會大眾來說，不畏言論管制，揭弊反腐講真相是抗爭；公共事件“散步”是抗爭；上街舉牌是抗爭；串聯結合是抗爭；拒絕交稅是抗爭；秘密活動當然是抗爭。專制大廈轟然倒塌，是各種力量的結合，是長期努力和偶發事件的結合。反抗可能被抓甚至失去生命，但不反抗也是屈辱活著或者死，為何不反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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