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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3 02:21 PM PDT 
作家蘇曉康新著《屠龍年代》是一部八十年代個人回憶錄，那是作者以報告文學享譽中國的激情年代。本文摘要介紹他寫作《烏托邦祭》的背景。
二十世紀的中國，還有哪個事件，比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一次大饑荒更具有「歷史意義」？餓死的人數，在五十年裡是一個謎，成為頗具象徵性意義的一個當代中國迷思。在不搞清這個數字之前，那些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成敗、中共制度建設的意義、毛澤東功罪等等大問題的討論研究（包括西方學院裡的漢學家），還有什麼事實基礎可言？
「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
假如我們抹去納粹集中營殺死六百萬猶太人這個數字，那麼二十世紀的歷史基準線會不會坍塌？而人類的精神和思想還有何種新的積累？連劉少奇當年都曾警告毛澤東：「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
劉少奇說的「史書」，該怎麼寫？他的「子弟們」是決計不會去寫的。但不論怎麼寫，「廬山會議」都是一個邏輯的起點。近年來多有論說，指熱昏的「大躍進」，乃是被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推向最後的瘋狂。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五日，我去南昌為《百花洲》雜誌撰寫反映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內幕的長篇報告文學《烏托邦祭》，與江西作者羅時敍、陳政二人合作，經約五十天完稿二十六萬字。「廬山」這個起點，或者也可視為佛教說的「業」（karma），操控了後來的歷史。今人亦多論及，「廬山會議」也孕育了「文革」。一九六二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高層因「大躍進」失敗、大饑荒和毛的責任問題而生分歧，毛澤東則不動聲色下決心奪回領導權。他不惜摒棄「常規化」，發動「暴民運動」式的內戰，摧毀他自己締造的制度，將國家推向崩潰。
到此，從邏輯的起點，只走了一半。鄧小平對「文革」痛定思痛，也要彌補毛澤東造成的「合法性」缺失，才啟動了八○年代「改革」。然而僅僅十年，黨內再次分裂，迸發社會震盪和學潮，鄧小平竟調動野戰軍進首都，以坦克、機槍鎮壓赤手空拳的平民和學生。他的這個決策，事先經所謂「八老」的批准──他們都有「文革後遺症」，曾被毛澤東剝奪權力的恐懼釀成殺心。這是一條從「廬山會議」，經過「文革」而一再發作的因果鏈，亦即「孽業」。
鄧小平很清楚鎮壓的後果，即這個黨再也沒有「合法性」。連毛澤東都說過「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他未能補救於毛，竟幹得比毛還「無可挽救」。他剩下的只有一條補救之道：把經濟搞上去，讓老百姓忘掉「六四」。於是那條因果鏈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共產黨要搭上子孫萬代的生存資源，來搞「掠奪型」經濟發展。結果，不出二十年，江河斷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空氣污染、霧霾籠罩、全國三分之二城市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失控⋯⋯，連毛派都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廬山「操娘」（彭德懷在廬山政治局常委會上質疑毛澤東：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天下大饑──全面內戰──洞開國門──京師屠殺──世界大工廠。
好一部當代中國簡史。
「大躍進」是暴力打出來的
毛澤東「軍事工業化」的強烈反對者，竟然是他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而在文革擊敗所有對手後，剩下的最後對手竟然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副統帥林彪。彭、林都是他在長征中的嫡系：前者是三軍團長；後者是一軍團長。這個迷思不難解釋，即中共始終都是一個武裝軍事集團，其內部發言權倚重身負戰功的武將，而文官──尤其是白區地下黨系統──僅能叨陪末座。
五九年的彭大將軍，正躊躇滿志，或許是他敢於挑戰毛的唯一心理因素。再拉開一點距離放大視野來看，彭德懷指揮抗美援朝跟「美帝」打個平手；此後在五○年代裡，他還指揮過另兩場並不光彩的戰爭：五八年八月「炮擊金門」，三波炮擊共發彈三萬，後人研究，將此役與「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並列為「毛澤東狂熱表現」，此其一；其二，便是五九年開始的「西藏平叛」，在國際社會被指「佔領西藏」。彭德懷在廬山寫給毛的信中，甚至出現這麼一句：「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轟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這並非僅僅是得意，而是顯示彭在政治上很強勢。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先已擺平陳雲、周恩來、劉少奇的消極抵制；劉少奇五九年四月當上國家主席，至廬山不過兩個月，自然緊跟毛。至此，黨內已無對手，任毛一人胡搞。彭德懷突然跟他過不去，很突然，有點解釋不通，儘管毛已生狐疑；唯有星點史料留下來，如彭回故鄉烏石，接一紅軍老兵的紙條「請為人民鼓與呼？」，簡直就是小說情節。欲令鐵血心腸之彭大將軍動惻隱之心，應是民間情勢已極為慘烈。
慘烈到何種程度？《烏托邦祭》開篇就用了二十九頁描寫「全國處於一片熱昏的海洋之中」。糧食衛星放到河北徐水小麥畝產十二萬斤，鋼鐵衛星放到日產五萬八千二百二十噸，「衛星豬」放到一天長膘十九斤⋯⋯好像中國農民上千年的直觀理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超常的環境氛圍，會製造這樣的奇效？過去人們都喜歡用觀念性的因素來解釋，比如超越常識的理想追求（烏托邦），卻忽視了一個最簡單的因素：暴力。此處僅舉一例：河南發生「信陽事件」後，王任重受命去處理，他說：「西平縣因為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一萬多人，打跑七千人，打死三百多人，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其實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之前就知道下面的橫暴遍地，對他去視察過的徐水批示道：「不要捆人、打人、罵人、辯人、罰苦工。徐水不止一個⋯⋯」他太懂得中國農民了，心知肚明這幅熱昏和迷亂是如何「打」出來的。五九年信陽即有諺云：
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
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建在數千萬農民屍骨上的現代化
那段恐怖歷史的真相，至今大部份還躺在中國未解密的檔案裡。荷蘭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oetter）2011年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用一些特殊角度研究那場浩劫，如「弱勢群體」、「疾病」、「集中營」等，其中也包括了「暴力」。他特別指出，「暴力成了經常的統治工具。它不再是偶一為之、小懲大誡，而是全面性地、習以為常地向大部分村民實施的手段──用來對付怠工者、干擾者和反抗者⋯⋯」他說大量證據顯示，大饑荒期間死去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六到八是被幹部或民兵直接殺死，或者重傷後感染而死；從死亡四千五百萬人這個數字去推算，其中至少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他也注意到，黨的基層幹部是暴力的實施者，「總體說來，全國可能有一半之多的幹部經常拳打或者棒打他們本應為之服務的百姓。」他列舉的種種折磨酷刑，令人不忍卒讀。
在傳統中國社會，除非王朝末日、盜賊蜂起，不會出現惡人「魚肉鄉里」如此普遍、非人的境況；「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可能，正是黃仁宇所詮釋的「毛澤東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種新的底層機構」，其最大特徵是黨組織深入到縣以下，鑄成一個「全能主義」社會，基層幹部便是「土皇帝」，平日裡說一不二，運動一來更成豺狼。這套毆鬥折磨、構陷煉獄的運動模式，其源頭正是毛澤東早年提倡力行的湖南農民暴動中的「痞子運動」，與蘇區殘酷的肅反運動相結合，在六○年代的文革中達到高潮。
很反諷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代表城鄉商紳階層的國民黨，終於不敵自稱代表「無產階級」實則代表農民階層的共產黨；而後者奪得政權，轉臉便窮凶極惡地剝奪、壓榨那個曾經為它打天下出丁壯供糧餉的農民階層，不惜再從他們嘴裡奪糧，以支付五○年代「工業化」的費用。一個建築在數千萬農民屍骨之上的現代化。
劉少奇的「骨灰寄存證」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採突然襲擊，導致「大躍進」走向最後的瘋狂。六年之後對劉少奇也「突然襲擊」，發動文化大革命。據劉少奇之子劉源透露：「一九六四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一九八七年《河殤》拍外景之際，我向夏駿建議去開封，因為這座古城比「懸河」河床還低九米。另有一個原因，是劉少奇死在開封。一九六九年歲尾，從開封一家戒備森嚴的舊銀行抬出一具屍體，稱「一個烈性傳染病患者」，運往東郊火葬場火化了。此人即前國家主席。我跟夏駿說，假如我們能找到那個舊銀行，在劉少奇罹難處拍幾個鏡頭，這部片子就「無以替代」了，我們也可以真實體驗一下甚麼叫「專制主義」。一九八九年底，我在〈龍年的悲愴〉中對此作了詳細的回顧：
「劉少奇被囚禁的房間，在西房的左手裡。迎門掛著他的遺像。屋內還保存著當年的舊物：一個寫字檯和一張單人床，床上的枕頭據說是他從北京隨身帶來的。據說他的白髮有一尺長，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下頦一片淤血⋯⋯」
我們也找到了劉少奇的「骨灰寄存證」。骨灰編號：一二三；申請寄存人姓名：劉源；現住址：××××部隊；與亡人關係：父子；死亡人姓名：劉衛黃；年齡：七十一；性別：男；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死在開封、以假名「劉衛黃」被火化的劉少奇，加上同樣死於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懷（一九七四），再加上死於半軟禁中的、同樣只能用假名「張普」安葬的張聞天（一九七六），這一切都說明了中國政治曾黑暗到什麼程度；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上的人物竟然會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權利都被剝奪⋯⋯
後來發生的一切，卻證明劉少奇承受的這場苦難，是徹底枉然了。緣於中共不肯「非毛化」，劉少奇遺孀王光美，二○○四年居然親自擺「寬容宴」，跟毛澤東後人「一笑泯恩仇」──為了換取兒子劉源的仕途，她竟然藉助中國習俗裡最垃圾的「人情」伎倆，去配合中央繼續「寵毛」的既定方針；幾年後劉源又親自授銜晉升毛的孫子毛新宇為少將。他們母子做的都不是「私人行為」，而是具有社會示範效應的重大政治舉動。
光棍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
毛澤東第三次「突然襲擊」的對象是林彪。林彪不是彭德懷，不肯束手就擒，不過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卻是一個異數。當年二十六歲的這個「太子黨」，一九七一年擬了一份刺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今日眼光去看，堪稱中共黨內「非毛化」的頂峰；拿今日那些富可敵國、依舊蔭蔽於「毛紅利」之下的太子黨們來跟他相比，真可謂跳蚤比龍種。
林立果曾有炮擊毛的專列、直升機撞擊天安門等刺殺計劃。顯然他還太嫩了點，未得乃父之真傳，大概他的母親也慣壞了他（如為他「選美」），除了毛躁，還神往電影裡看來的「江田島精神」（日本海軍學校），於是刺殺未遂，只得落荒而逃。「溫都爾汗」，這個蒙古荒漠裡的怪誕地名，竟成為中國人驚醒於一場大夢的先聲。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其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裡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註】蘇曉康《屠龍年代──中原淪喪與「河殤」前傳》，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二○一三年七月初版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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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3 01:52 PM PDT
每年七月一日，即中英政权移交，中方称为「回归日」的七月一日，如今已经成为香港每年示威的大日子；中共的《环球时报》以「新传统节日」以及「游行是廉价」来贬低游行的意义，可是今年的七一值得观察的绝对不止是人数，而是游行的质变，中共对这问题极度紧张，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
每年都派发七一专题的民主大报苹果日报，今年首次以「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选」为题目，有别以往的只谈民主普选，不谈身份认同。而民主大报只所以会有这样的取向，则因为香港的民意的明显转向，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发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维持低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新高，对中共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一国两制的信任，则创下了新低，九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事，如今在香港正在发生，而最大的分别，是九十年代中共把分离主义归咎于「搞台独」的民进党与李登辉，而如今香港却在中共的绝对控制之下，没有任何一个香港的政党支持「港独」；这证明了民心背向，绝对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香港人，是被中共迫反的。 
201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上，有市民身挂标语"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选"。（香港市民拍摄并提供）
由西藏到新疆，由香港去到台湾，这些「分离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要不成为中共的特权份子，因此对中共的统治没有反感，要不就成为中共压迫的对象，陷于水深火热，因此对拥有一定自由的香港，以及有自己政府的台湾，拥有美丽的憧憬，希望中国有一日可以变成另一个自由香港，或者变成台湾的民主中华民国。
不身处香港和台湾，单看传媒歌舞升平的报导，你是无法感及到被中共同时压迫的绝望和困局，香港和台湾绝大部份的绝大部份传媒，已被中共影响、渗透和控制；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以至统战之下，香港即将在十年八载内完全大陆化，而台湾如不自强，则将会步香港的后尘；最终很多中国人的幻想，将会在两岸三地同告幻灭，这种结局，当是全球华人的悲剧。 一些关心中国的香港知识份子如周保松，他们有改革中国的良好意愿，透过交流营，想透过大陆学生去改变中国，然而这些杯水车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何况如 Co-China 交流营稍有成绩，今年中共立即封杀；自邓小平开放改革以来，三十几年来的中国学生去海外的自由世界留学，这些人不但没有变成革命的孙文，不但没有成立同盟会或兴中会，反而是成为了回国的「海派」，成为和中共合作勾结的同路人，成为统治特权阶级的一员。海外留学生尚且如此，在香港的大陆留学生呢？当中当然有些人，接受中联办的统战，为争取留在香港，得到香港居留权与在香港的生活费，而甘愿和国家机器合作了。 亦因此，这些和中共合作的大陆留学生，就成为了香港人以至台湾人痛恨的对象，就有如藏人、疆人痛恨的汉人殖民者一样；问题从来都是中共一手造成，因为中共就在执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至法西斯的政策，这是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华人，都必须警惕慎防的，绝对要小心，也不要甘愿成为中共这些政策压迫的一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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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3 01:52 PM PDT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在6月初美国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非正式峰会为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令人担忧。中国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领土纠纷急剧恶化，为美国“重返东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盛顿因此而采纳的以亚洲为轴心的安全政策使中国陷入全面战略被动。
在北京，美国的这一举动被看作是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的新发展。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较劲导致了中美关系呈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改善双边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并主动要求和奥巴马总统尽早会晤。美方则也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新领导人，因此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
在美中峰会一个月后来看，习奥会可以说是基本成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去核化这些问题上有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暂时扭转了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但是，习奥会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深层矛盾。在美国政界和媒体最关注的中国军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中方毫无让步。
幸亏后来爆出斯诺登事件，国际社会的聚焦点集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己的网络黑客活动。美国失去了它的道德制高点，不能继续就中国军方对美的网络攻击向中国施加压力。
对习近平来说，加州峰会的最大失望是奥巴马总统对习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建议没有回应。据说，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好几次提出这一概念，但美方的反应十分冷淡。
尽管中国政府对美方在“新型的大国关系”上的态度很失望，比较熟悉美中关系和两国外交思维和习惯的分析家都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首先，习近平提出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内涵美方很难接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三点：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从表面上看，习已经把他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的内容细化。但是，对美方来说，这一概念还是过分笼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内容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冲突和对抗的问题上，美方和中方的底线基本一致，即双方要努力避免战略冲突。但是，“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判断中国战略意图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透明度，二是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宣传“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基本上是以美为假想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最客观和理想的战略意图判断只能是中国将来的行为取决于其实力，而不是它的领导人的宣称。一旦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后，它的战略意图会改变。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表面上会“相互尊重。”但是，中方把这一外交概念扩大到“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显然使美方顾虑重重。
要美国正式许诺尊重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恐怕不会被美国的政治主流接受。中方的“核心利益”的概念亦让美方警惕。这是因为中方可以随意定义其核心利益。假如明天北京宣称钓鱼岛是其“核心利益，”美国是否必须因此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中国呼吁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这一提法表面上不错，但是，从华盛顿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外交，安全，和商业政策中充满着零和思维。要在官方文件中接受这一提法可以，但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有具体行动来证明它已告别零和思维主导的对外政策。
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阻碍中美升级的基本因素：政治体制的天差地别。
在这一决定中美关系性质的结构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避免战略冲突的条件下可以既合作又竞争。但是想要通过一个大概念把这一重要和复杂的关系定义在一个新的框架内是不可行的。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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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3 02:29 PM PDT
作者：DAVID ZWEIG
中国的外交，中国对全球治理、贸易及投资的支持，其软实力，其军事触角，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观察家之一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试图通过采访中国及世界上的多位关键人物，并辅之以详尽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由此他写成了一部学术圈外的人们都可大快朵颐的佳作。 沈大伟开篇就对中国国内有关其国际身份的讨论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总结。中国学术界仍然不太清楚他们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的错乱。这一学术精英团体主要由一群有着强烈排外主义特征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左翼”构成，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安全来自于全面自强。 在多数场景下，这本书都把中国形容为一个“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这也就成了书的副题。意思是中国缺乏担当，称不上是一个大国。 在详尽分析中国对外政策及与主要国家、地区的关系之后，沈大伟将中国定性为一个“谨慎的外交角色”。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是“温和的修正主义者”，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协调机构的运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兴趣处理全球治理中的问题，除非是在这些问题影响其国内利益的时候。 在一个详细分析中国军事触角的章节里面，沈大伟提到，由于缺少远程飞机和船只，中国不得不雇用外国企业来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战火中的利比亚。他认为，这说明中国还没有注重它在遥远海外的利益：“北京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旧举棋不定，仍旧专心于国内的发展及领土利益的捍卫（中国台湾、西藏、海上主权声索），这将继续对中国的国际安全角色产生限制作用。” 而中国自己对称霸之代价的担忧也会产生同样的作用。沈大伟发现，就算是在经济领域，尽管中国现在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的自身福祉系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虽然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在增长，中国企业在其他市场发挥的角色仍然相对较小。  另外，中国有关它正在推进“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崛起”的说法，在东亚很多地方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中国从2010年以来在领土争端中的强硬行为让外界更加担心其崛起造成的波折将大于其宣传所说。在沈大伟看来，行胜于言，中国“收买软实力而非建设软实力”的做法可以休矣。 虽然在整本书中沈大伟都只是点到为止，但在简短的最后一章，他捅破了窗户纸。在一页的篇幅里，他说中国不满、气馁、幽怨、愤怒、狭隘、自私、重商、孤独、国内不稳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互不信任。 难怪沈大伟认为，如果中国的“制度性融合”（加入国际组织）不以“规范性融合”（接受这些多边安排背后的自由世界规则）为补充，那么它就“没有为发挥国际领导者角色做好准备”。 沈大伟写出了一本好书，以其广度和对细节的驾驭来量度中国的国际触角。但我仍不清楚他是将自己的结论（中国事实上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看作一种让人心安的东西，还是看作一种混合了有限能力与“无责任野心”的有毒鸡尾酒。显然他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又保留这一切负面特色，那么它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影响力来改变现存自由秩序，使之滑向更坏的方向。 （作者崔大伟(David Zweig)是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政治学讲座教授。）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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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3 01:49 PM PDT
沛璋老：
——读者推荐
你老高龄，身体欠佳，我帮不上忙，不能再给你添麻烦。谢韬老师生前谈到应把党史搞清楚，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把近些年写的有关文章，想集中起来出一本书，题为《闲话党史》，说说自己的观点而已。当然是应该说真话，没有想到，说真话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了。本来预计“十八大”之后，情况总会好一些，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起码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十八大”前夕就谈到：“党史姓党”，认为党史怎么写，应该服从党的利益。公开这样提出问题，形成史学工作的新阶段。过去虽然也说过一些谎话，掩盖一些事实。例如“大跃进”，全国报纸齐动员，宣传亩产几万斤，我们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谎言大国”。但是还没有说可以说谎话，应该说谎话。现在说应该“根据需要”写历史，这就为说谎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样可以说我们变成“谎言强国”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党史二卷》（写1949-1976的毛泽东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谎言大全”。撰稿团队20人，历时10多年，三次未能通过，撰稿人也很痛苦，成为史书中罕有的丑恶现象。
二、“十八大”后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事实，否定了党历尽艰辛所经历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当时说：“我们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当时说：“文革后期，我国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再是最高指示，社会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否定这种与时俱进的过程，当然就远离了科学的历史观。没有想到这种低级错误居然成了主流媒体的观念。
三、说苏联“红旗落地”，国家覆灭时，居然是“没有一个是男儿。”这句话很生动，很豪壮，是批评俄罗斯这个民族没有人站出来捍卫苏联。这很奇怪，在俄罗斯形成之后，我们曾经说“尊重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在苏联人民通过全民公决，把列宁格勒改名为圣彼得堡，即否定列宁之后，我们也曾经说“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苏联人民自觉地否定了这个残暴的体制，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民族闯过了所谓“历史的三峡”，即建立了民主法治的体制，所谓“叫俄罗斯人穷困也很难”了。中国不知到哪一天才能达到这个政治水平和经济水平。现在我们说俄罗斯民族“没有一个是男儿”，不是伤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感情吗？显然这句话是关起门来说给中国人听的。
大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2050年中国可能实行宪政民主。”昨天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文章：《2050联邦中国》，认为到那时中国可以出现新的社会格局。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这是政治格局决定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已经如此高龄，看来对这种事情也无需过分操心了，写一点史料留下来，供后人参考吧。明智的西方人1917年到达莫斯科后，对看到的真相有所记录，说：“50年后再发表吧。”这时罗曼罗兰觉得自己对历史无能为力了。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写了三万字的《政治遗言》，也是说：“50年以后再发表。”也是认为情况已如此，发表也没有用。实践证明，果然是50年后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这些想法，向你老报告，不知当否？
南通 丁 弘
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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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Jul 2013 10:06 AM PDT 
（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在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78華誕的歡快時刻，我代表噶廈和西藏境內外的所有藏人，懷著最深的敬意鞠躬並獻上我們的尊重。噶廈的所有閣員和所有的藏人與全球各地千萬的傾慕者一道在此祝愿尊者身體健康、長壽！我們獻上我們的祝愿，並重續我們毫不動搖的跟隨和忠誠，給尊者達賴喇嘛—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喜丹增嘉措司松旺覺聰巴密白德巴桑布。我們向尊者的慈愛父母表達我們最深的感激，因為他們，丹增嘉措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出生在西藏安多地區當采庄的一個農牧民家庭。他們的貴子讓我們得福！
尊者達賴喇嘛把自己視為一個簡樸的佛家僧人。對藏人來說，他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尊者的偉大超越了西藏，為了有更美好的人類未來，他極力推動三項承諾：第一，擴展人類幸福的基本價值，或世俗化的倫理觀；第二，宗教間的和諧；第三，保存西藏和平和非暴力的佛教文化。
尊者達賴喇嘛倡導人類並無差異，都嚮往幸福和規避苦難。猶如生理衛生是健康的身體所必需的，基於善良心和慈悲心的道德衛生也同樣重要。他堅信，教育應該給兒童傳授認知和情感的智慧，以便培養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心智形成良性互動和平衡。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藏人行政中央將在藏人學校設立有關世俗化道德倫理學的課程。
作為宗教間和諧的不懈倡導人，尊者達賴喇嘛與不同教派的宗教領袖互動，參訪了無數的廟宇、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尊者達賴喇嘛還發揮了重要作用來保存佛法，並把它們從佛法的保留地西藏再帶回發源地印度，同時向全球六大洲、67個國家傳播。在被佔領的西藏佛教寺院和文化機構遭到破壞，但卻在流亡中得到復興和重建。尊者還鼓勵藏學專家和行者把那爛陀佛教傳統貫穿入宗教、哲學和科學的不同領域裡。
尊者達賴喇嘛也是一個促進世界頂級科學家和佛教僧人展開廣泛對話的先驅者，他極大地推進和豐富了現代科學和佛學兩個領域。佛教修行者對心性的探索也運用到了當代科學領域，並在世界知名大學裡建立了合作項目，例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艾莫利、威斯康辛、蘇黎世、德里等大學。
尊者達賴喇嘛是當今世界上最受尊敬和愛戴的人物之一。就像聖雄甘地、納爾遜∙曼德拉和特蕾莎嬤嬤，尊者對改進更多人類的處境所做的貢獻遠遠超越了他的宗教和時代。他的持久貢獻從他被授予的150多項榮譽、獎勵和名譽博士學位中得到印證。其中最為著名的有198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的聯合國地球獎，2007年美國國會金質獎和2012年鄧普頓獎。鄧普頓獎的授獎詞肯定了尊者推動對慈悲的力量以及它對世界諸多根本問題可能提供解決方案進行科學調查和研究。
隨著尊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隆盛，全球對西藏的了解和支持也與日俱增。尊者作為世界上最有感召力的人物之一，直接和正面地塑造了西藏人的形象，從根本上促進了西藏事業。
從尊者達賴喇嘛那裡，藏人找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領袖。在年僅五歲被認證為尊者達賴喇嘛，尊者在15歲時就被迫承擔起了各種政治責任，並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佔領，在24歲時又被迫流亡印度。隨著西藏整個文明的認同、希望和未來命運的大任都降落在他年輕的肩頭，尊者不得不放棄正常的童年生活。猶如一個好的牧者帶領他的牧群穿越乾旱地帶來到青草地，這位年輕的領袖獨自擔當，避免了他的人民和西藏議題被歷史遺忘。尊者是把西藏三區（衛藏、康區和安多）、藏傳佛教四個傳統和苯教統合為一個精神的力量。儘管西藏境內絕大多數人從未見過他，他也是境內藏人的一盞希望明燈。我們西藏境內的同胞，包括新生代，都表現出了深深的忠誠，並明確地期望能與尊者團聚。
迄今為止，在西藏已有119名藏人自焚。他們的冤屈反映在因譜寫歌曲而被監禁的白馬赤列和恰多兩位年輕歌手以及他們譜寫的歌曲裡：
尊者從西藏流亡異鄉，
沒有了你，藏人就像是孤兒，
在漢人的統治下，
苦難變得難以承受。
我們在西藏的同胞，包括自焚者，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的初衷是要尊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以及藏人獲得自由。流亡中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尤其是新的一代，必須認識到這一追求，並把它作為一個神聖的職責。這是我們對境內的藏人最低的虧欠。它號召我們全面地去領悟尊者的領導力、思想觀點和為西藏和藏人描繪的願景。
流亡中產生的西藏民主從它的初創到今天的鞏固狀態，都要歸功於尊者達賴喇嘛數十載的工作和努力。在當下我們奮鬥的緊要關頭，流亡中和散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必須負責任地運用民主和自由，顯示他們與西藏境內藏人的團結，同時密切關注他們的苦難，挑戰中國政府的強硬路線，把所有藏人聯合起來。
早在1970年代，尊者達賴喇嘛就已經著手與各派西藏領袖協商、徵求西藏境內藏人的意見，來形成一項有遠見同時又務實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新形成的路線在壓制和分裂兩個極端之間行走中道：它一方面絕對反對中國政府對藏人施行的壓迫性的殖民政策，同時並不尋求從中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這個雙贏建議後來成為世人所知的"中間路線"，試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下為藏人爭得名副其實的自治。這一方針與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立場也一致，他曾說過："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都可以解決。"
"中間路線"為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建立聯繫提供了可能，為此，中國方面的代表和尊者達賴喇嘛的特使舉行了一系列的會晤。西藏境內外的藏人第一次獲得機會進行聯繫和互訪。成千的西藏學生和僧侶可以訪問印度，接受世俗和寺院的各種教育，為此促進了西藏境內佛教的正興和對藏人行政中央的了解。
中間路線得到了西藏境內許多知名藏人的支持，他們認為這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現實方案。此外，這項政策也使得許多國家的政府能支持一個有可行性的西藏問題解決方案，同時幫助他們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提出西藏議題。在2011年7月16日奧巴馬總統會晤尊者達賴喇嘛後，白宮稱讚了"達賴喇嘛奉行的非暴力、與中國對話的中間路線"，同時還"鼓勵直接對話來解決長期的分歧，富有成果的對話將對中國和藏人都有益處。"
"中間路線"正在產生效果，一個重要表現是在許多漢人，尤其是漢人知識分子中間。一些最出類拔萃的知識精英，包括現在仍被監禁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在2008年以極大的勇氣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尊者達賴喇嘛的和平倡議。此後，漢人學者和作家發表了上千的文章和評論，其中包括北京的一個法律非政府組織"公盟"發布的一份報告，敘述了藏人的困難和冤屈，呼籲政府改變政策。藏傳佛教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大陸的漢人信徒。據估計，中國今天有三億多人信奉佛教。尊者達賴喇嘛主動接觸漢人學者和學生的努力以及他對漢人佛教徒的講法正在重塑漢人對西藏和藏人的態度。
在尊者達賴喇嘛78週年華誕的喜慶日子，藏人行政中央再次重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將繼續堅持奉行"中間路線"。自2011年8月噶廈組成以來，我們就已推進了包含鞏固、行動和對話三階段的方法。
鞏固階段主要覆蓋了第一年，來確保尊者達賴喇嘛做出歷史性的放權決定後，政治權威能順利地移交給民選的領導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把全球各地的藏人代表、印度和全球支持藏人的組織的領導人匯集在一起，在達蘭薩拉主辦了幾次重要的會議。
行動階段包括了在幾個城市舉行的團結一心活動，包括紐約、新德里、布魯塞爾、東京、悉尼等城市。這些團結一心活動還與提升媒體西藏意識和努力相配合，在全球的國會和議會中尋求對西藏的支持。與西藏之友和支持者協同工作，我們在歐盟、法國、意大利、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議會裡通過了一系列支持西藏的議案或決議。
三階段是相互關聯的，對話階段將繼續尋求努力、提出動議來恢復與中國政府的接觸。我們還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投入，來讓藏人和外界的各類人更多地了解中間路線。臧中和談工作小組將會擴大，它的成員將在2013年的九月舉行第26次會議，來討論近期中國和西藏事務的最新發展。
藉此機會，我要感謝印度的偉大人民和印度政府對藏人提供的一貫幫助和支持。我也要感謝全世界的各國政府和我們的支持者們！
最後，我向尊者達賴喇嘛獻上我的祝愿，祝他身體健康長壽！本著团结、創新和自立的根本原則，願尊者的希翼和西藏境內外的藏人的訴求能被成全！願尊者促進和推動建立一個更有慈悲心、更和平的世界的努力最終大功告成！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
201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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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Jul 2013 01:35 AM PDT 本网从可靠渠道获悉，江苏省无锡市地方当局为了控制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上访，违法将大批公民囚禁于当地的一些招待所、山庄、党校和闲置房等"黑监狱"中，制造了大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信访权等等恶性事件，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当地民怨沸腾。日前，无锡市多名维权人士在报警后一同前往当地一处"黑监狱"营救被关押公民，结果遭到当地警方事后大肆抓捕，现已确认有5人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还有11人被警方抓走后至今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文书。"维权网"就无锡当局如此公然大肆抓捕维权人士，庇护黑监狱，非法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 7月5日，无锡市维权人士丁红芬家属接到了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送达的滨公（东）拘通字【2013】499号《拘留通知书》，称："我局于7月3日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丁红芬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无锡市第二看守所。"与丁红芬一样，目前已经正式通知被刑拘的维权人士还有郑炳元、沈爱斌、吴萍、瞿峰盛等，另有11人被警方抓走后，至今家属尚未得到任何书面通知。 无锡当局此次大肆抓捕维权人士，起因是6月22日一批维权人士前往当地黑监狱营救被非法关押的上访民众之事。6月22日深夜23点50分左右，法律工作者倪文华和无锡维权人士丁红芬、沈爱斌、瞿峰盛等近30人一起到无锡市锡山区安镇东郊商务宾馆（黑监狱），撬开二道铁门，打开楼层8个房门，将5位被关押于此的黑监狱受害人营救出来，同时将5个当时正值班的黑监狱看守交给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被营救出来的5位受害者分别是：82岁的周静娟（许海凤的婆婆）、75岁的丁永金（丁红芬之父）、72岁的丁国英（丁红芬的姑姑）、丁红祥（丁红芬表弟）、杨剑艳（丁红祥之妻）。当时，该黑监狱的一楼111号房间的房门没有打开，里面住着黑监狱的指挥者。参与冲击黑监狱的维权人士要求来到现场的警察打开此门，查处黑监狱，但现场警察置之不理。 警方在调查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过程中，突然从附近的派出所等处调来50多个身份不明的人，对丁红芬、许海凤等多人进行围攻、堵截，并多次强行将他们绑架上车，但被在场的维权人士夺了回来。在场的维权人士不断报警，却不见警察增援。到次日凌晨一点多，现场突然来了50多名佩带"特勤"标志者，还有许多社会闲杂人员，共计有100多人，他们将丁红芬夫妇、瞿峰盛夫妇、丁红祥、丁永金和许海凤绑等多人架上汽车带走。6月26日，当日参与冲击黑监狱的无锡维权人士吴平、沈爱斌、施高洪、华晓平等人被无锡警方秘密抓捕；6月28日，沈军、王晓萍等人也被秘密抓捕；7月1日下午，刚被营救出来的周静娟、丁国英在北京被抓。至今，已确定被警方抓走的有丁红芬及其丈夫沈果东、瞿峰盛及其妻子杨剑艳、许海凤、施高洪、华晓平、吴萍、郑炳元、殷白妹、沈军、王晓萍、殷白妹、丁红祥（丁红芬亲弟）、丁永金（丁红芬爸），另有一位尚未核实姓名的维权人士于7月2日被警方从家里带走。 多年来，无锡地方当局为了控制当地被强拆户、失地农民、司法冤民、下岗职工、复转军人等等权利被侵害者的上访，而广设非法囚禁公民的黑监狱。今年3月，倪文华先生和无锡市的维权人士就曾一起把李梅芳从设在无锡市锡山党校的黑监狱中营救出来。但无锡地方当局不思悔改，照旧肆意设置黑监狱，大量制造访民和维权人士强迫失踪和任意羁押事件，连八旬老人和3岁儿童也不放过。弄得当地人心惶惶，民怨沸腾。当然，无锡黑监狱只是中国遍地黑监狱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在"维稳"的旗号下，大肆挥霍纳税人的税钱，广设黑监狱，任意剥夺上访公民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有的长达数年之久。由于黑监狱完全超越法律之外，没有任何监督机制，里面的看守人员对关押者肆意污辱、殴打、抢劫等等严重伤害公民身心的事件经常发生，甚至还发生强奸、伤害致人死亡等等特大恶性事件。 无锡地方当局广设黑监狱及大肆抓捕冲击黑监狱、营救被关押者的维权人士的恶劣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2条"1.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第12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还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并且与中国政府一再宣示的"依法治国"、"构建法制社会"的政策相背离。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释放参与揭露黑监狱、营救被非法关押公民的所有维权人士和黑监狱受害人，追究打击报复维权人士的部门及人员法律责任； 二、采取实际措施清理和废除江苏省无锡市及全国各地的黑监狱和一切违宪违法、侵犯人权的场所，严格禁止一切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设施，依法追究设立�监狱的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违法侵权责任； 三、切实开启以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约束公权力为指向的宪政民主改革，使中国公民真正享有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使中华民族早日迈进民有、民治、民享的文明发展之路。 维权网 2013年7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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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Jul 2013 12:55 AM PDT 图1，1989年5月下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反对镇压”。 图2，1989年6月4日，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 图3，2013年6月4日上午，富强胡同口外（图右侧）灯市口西街的10多辆警车中的3辆。 图4，6月4日上午，赵家紫阳书房的清冷和肃穆。 图5，姚监复执笔的《陈希同亲述》封面，2013年6月2日陈希同病亡。 图6，2013年“六四”24周年期间，在北京的各地访民的烛光晚会。 图7（1-2），2013年“六四”24周年期间，在北京的各地访民的悼念活动。 图8，2013年5月起，“坦克”变“大黄鸭”而成网上被删的敏感词。 图9，2013年6月3日夜，北京地铁木樨地站关闭A口的公告。以下是木樨地历年图片。 图10，2007年6月3日夜，难属丁子霖和徐珏来到木樨地复外大街29号楼前，其独子在1989年6月3日夜，被枪杀在此地。两位母亲每年忌日都要到此祭奠。 图11，2008年6月3日，难属右起，丁子霖、徐珏、杜东旭、�培坤、钱普泰，在木樨地复外大街29号楼前祭奠其死难的亲人。 图12，2010年6月3日，丁子霖在木樨地复外大街29号楼前殉难地祭奠其子和十幅遇难者�像。 “梦”在打压中惊醒 ——“六四”二十四周年祭赵紫阳 俞梅荪 2013年“六四”惨案24周年之际，5月28日至6月5日，警员在我家日夜上岗，监视居住，我失去自由。 “六四”临近，风声鹤唳 6月1日，黑龙江访民陈惠娟电话告知，要和访民在4日去赵家祭拜紫阳。我说：“北京国际园博会开幕半月来，数百访民被抓，30位被刑事拘留，你们要注意安全。”她说：“近来风声紧，那我们就不去赵家了。”他们50位访民连日纪念“六四”而拉出“为赵紫阳先生平反”、“怀念‘六四’英雄”等横幅；举行烛光晚会；到天安门前撒传单，高喊“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公道、我们要自由……”；高唱《大刀向贪官污吏头上砍去》，表达对官场腐败的痛恨。 6月3日晚上9时，北京媒体人冯超在木樨地（“六四”惨案地之一）告知：“军警戒备森严，地铁木樨地车站A口被关闭，复外大街29号楼前的“六四”遇难地，没见到难属来祭奠。” 据悉，难属丁子霖已被警员上岗而监控在家中，手机和座机电话，及宽带线路均被切断，与外界失去联系。
6月4日早上，晨练遇82岁杨老，我感叹今年“六四”被上岗，无法去赵家看看。次日再遇，他说：“昨晨练后，我径直前往赵家。9至10时，步行看到灯市口西街的两个路口，和富强胡同的两个胡同口，都有警员把守，警车共有十多辆，气氛紧张，赵家大门禁闭。”他还说：“早在2000年赵紫阳被软禁时，曾到赵家周围转悠，见围墙上站着哨兵。” 与冯超通话后，看到他在微薄写道：“4日上午，我到执政党前领袖家里做客，当时只有我一人，我和老人的女婿聊了聊。出门时‘执法者’没敢骚扰我，却派了整整一组人跟踪，我带着他们溜达到王府井教堂，进入灯市口地铁站，坐到旧宫站，自行车骑到旧宫物美超市，被堵住强行检查我的相机。结果是两个相机都没卡。我答，把卡留在赵家了，国保警员们愤怒离去。” 从冯超拍的照片看到，紫阳书房清新雅致，不见往昔纪念日的花团锦簇和人潮如涌，清冷的场景平添一点悲壮和肃穆。 每年为纪念紫阳而赋词的朱刚当日新作，字句悲壮： “殚，据鞍，闯难关，搏击正酣，尽瘁不知倦，成败皆在此间，东风劲吹天地染，改革洪流如飚似电，华夏换颜问谁策先鞭？ 富强胡同六号缅怀先贤，囚禁深院雄才两鬓斑，叹历史车轮回头转，此生夙志未尽展，庙堂一片烽烟，是非荣辱前，独持灼见，身躯捐，蒙冤，念。” 6月5日晚，四川自贡市68岁冤民罗世模电话告知，4日他穿着冤衣，举牌“沉痛悼念在天安门呼唤反贪而惨遭枪杀的‘六四’学生，严惩凶手。”乘38路公交车在往返中共自贡市委的路上展示，傍晚被抓到公安局而被扒了冤衣，光着身回家；次日他继续为之，希望更多的人向他那样走上街头，唤起民众。 人性在党性中闪光 1947年6月1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工作通讯——第31期土改会议专号》刊载赵紫阳的发言：“我们讨论了杀人与肉刑的问题。我的意见有点不一致。我们的两种意见，一是镇压坏的，控制一般的；一是地主没有好的，尽可能多杀。最后多数是赞成杀是为了控制。在追浮财上，主要是在群众发动充分，不用肉刑也是可以。有的还说肉刑是提高落后群众的策略。我想，发动落后群众不用艰苦的教育工作，而以打着骡子叫马听的办法，是危险的。” 在中共土改镇压地主的一片肃杀声中，紫阳能清醒的提出建议，反对滥用肉刑，体现其党性中的人性，与42年后的1989年“六四”前夕，在中共元老调动20万大军兵临城下的戒严和镇压之际，他力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宁可下台，也不违背良知的做法一脉相承。
“六四”干将的晚年落寞 2012年5月，我乘火车经河南，邻座的是河南清丰县农民。 我问：是否知道赵紫阳？ 他说：当然知道，赵紫阳的家乡滑县与清丰县相邻。 我说：赵紫阳任总理和总书记时，没关照家乡而给予实惠。 他说：赵紫阳虽然没有关照家乡发展，但他不杀学生，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很好。大学生都是国家栋梁，学生运动没有不正义的。 他反问：你知道我们清丰县的上将吴双战吗？ 我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他说：吴双战是武警总部司令员，清丰县五仙镇人，现退休住在老家，种了一块菜地，常到池塘钓鱼，他家离我家十来里，我去他家聊过，外人看不出他曾是大官。 我说：这很有特色啊。 他说：吴双战回老家时，县里给他建了大宅院，他不去住，却住在老家的旧屋，和农村的普通老人一样生活，县里的领导经常请他参加县里的会议，他也不去。 我问：他热心为当地办事吗？ 他说：他为自己的那个村办了不少实事，为县里争取了很多资金，全县人民还是得了他的不少好处的。 我问：你们当地人对他评价很高吧？ 他说：没有啊！因他是在“六四”杀学生而爬上去的，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我问：你问过他在“六四”镇压学生的经历吗？ 他说：问过，凡是关于“六四”，他一概不说，只说打越南的事。 这位农民的大实话，使我感慨：公道自在人心！ 我在网上搜索，吴双战确有其人，河南省清丰县人，1963年参军，历任文书、班长、排长、参谋、连长、团副股长、军副处长、军大队长、师长；1989年“六四”，时任第24集团军副军长，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1990年晋升少将；后升任北京军区参谋长，武警总部副司令员（中将）、司令员（上将），2009年退休。 “六四”元凶自辩惹争议 6月4日晚上，我与82岁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通话得知，上午他到赵家祭拜，与紫阳婿王志华谈论其执笔的《陈希同亲述》。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曾参与镇压学潮，“六四”后升任政治局委�、北京市委书记。在江泽民执政时，陈沦为贪污犯而被判刑16年。陈已于6月2日（离16年刑满两个月）病亡。姚监复把与陈希同的十多次谈心，整理成的此书，顶着巨大压力，2012年5月在香港出版。 陈希同声明自己不是《李鹏日记》中指出的“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挑明了‘六四’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改革武装政变”，是一场调动20多万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为了掩盖军事、战争的本质，以北京市长名义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造成北京局部地区有动乱的假象。陈称自己只是傀儡，企图撇清“六四”罪责。他反思认为，“六四”镇压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少人失去生命而感到�憾。陈说被处以贪污罪是冤案。此书引来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是为陈开脱罪责。 姚监复说：“陈希同曾问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对江泽民的看法。李锡铭答：‘江泽民是个政治投机分子，李鹏是个大混蛋。’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曾说，有陈希同和李锡铭这两句话，此书就有价值。在中南海工作的朋友说，读此书得知三个黑：党中央很黑；司法制度很黑；反腐败斗争本身很黑。” 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作为‘六四’的罪魁祸首之一，理应治罪，刑期应超过其贪污罪。” “六四”心结何时了 回想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仙世，我到老领导紫阳家的灵堂悼念，之后被警方跟踪追捕，险象环生中脱逃，未能到八宝山公墓送别紫阳而遗憾至今。每年忌日，我都前往赵家紫阳书房祭拜，为防止被警方堵截在家中，提前出走外地躲避，待当日清晨回京直奔赵家。 去年“六四”那天，我头一次被警方警告不得出门。当时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声日益高涨。有消息说，年后将离任的温总理试图以重新评价“六四”来启动他多次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 没想到，今年“六四”，警方竟提前8日到我家上岗，监视居住，限制自由。40多位在京访民被刑事拘留37天，至6月25日释放，非法打压的范围和力度大大超过往年。与此同时，香港15万人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洲、泰国、台湾等不少地方隆重集会纪念。 前不久，由法学家江平、张千帆等百余位体制内学者联名上书《改革共识倡议书》，提出依宪执政的六点改革主张，官方拒不回应，网上被封杀。 当年因呼吁政改和反贪的学生运动，在被打压中酿成官民对峙的“六四”惨案，成为跨世纪的梦魇，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真相，体现执政团队的执政能力和文明与理念。 “六四”心结，是绕不过去的坎。1997年紫阳致中共“十五大”的信指出：“把‘六四’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没有根据，就不应该武装镇压，致使各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社会弊端迅速滋长蔓延，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愈演愈烈。” 紫阳认为，当时的学潮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当时他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他一直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 紫阳强调：“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 ●本文初稿原载《揭露》月刊2013年7月创刊号 ●修改稿首发《纵览中国》，20130701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1777 读者来信 读俞梅荪先生《“梦”在打压中惊醒》而作 打压梦中民惊醒， 二十四年天何听？（1） 中原清丰将星血，（2） 灌园怎洗黄河清？（3） 自注：（1）《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2）河南省清丰县。 （3）灌园多典故。多意为浇灌园圃，从事田园劳动，后谓退隐家居。 每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五千年的脚步，在那里停顿，
老头开始反思主义，
我们追查历史，拒绝欺骗， 中原，崔晟2013年7月4日下午又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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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3 02:28 PM PDT  斯诺登事件一出现就表明其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几乎所有大国间关系的影响。这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年轻人显然想通过披露美国情报机构的"棱镜计划"，把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牵扯进来。他想向世界泄露，美国的情报机构不仅对中国等集权国家以及其他美国现有的和潜在的对手从事电脑间谍活动，而且也对包括德国、法国和欧盟代表机构等传统盟友进行侦察。 斯诺登的逃亡地的选择似乎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是奔向被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香港，在香港躲藏多日并暴料不少关于美国对中国官方的电脑入侵事件；随后又以俄国作为他逃亡的中转地，据说至今仍然被迫滞留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这就将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这两个美国的政治对手都卷进了这一事件。 虽然是被迫卷入该事件，但是各个大国在该事件中作出的反应能够比较准确的折射出当前的大国关系。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最信赖的盟友，他们没有包括在棱镜计划之中，这几个国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沉默。被该计划涉及的德国、法国等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则纷纷对被监控表示震惊和愤怒，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 但是，他们表达的不满是非常有节制的。除了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恶化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只有一向希望表达自己独立性的法国政府要求推迟欧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但是其他欧盟国家对法国总统的这一建议反应冷淡。这一方面反映了欧美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都明白，从事对它国间谍活动的并非只有美国。 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活动早就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方面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来控制。各个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巧妙而不被暴露地获取它国的情报，同时尽可能的防止外国机构窃取本国的情报，即使是盟国，也是如此。尤其是对那些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窃取情报更是必然的。所以说，西方政治家们的公开声明，与其说是真正的"震惊"和不满，不如说是应付自己国家的舆论。 俄国政府的态度表明了他们对与美国关系的极端谨慎，而且也表明了其外交手段的老辣。首先总统普京决口否认了俄国事前知道斯诺登的行踪，表明与此事无关。同时也根据俄国法律提出由于俄、美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而且斯诺登停留在过境区内，从法律上说并不在俄国的领土，因此俄国不会向美国交人。但是，俄国正在采取各种方式逼斯诺登尽快离开莫斯科。这就明确地表明了俄国政不愿意让这一事件影响俄美关系的立场。 中国在这一事件上所持的姿态更低。虽然斯诺登的首选逃亡地是中国的香港，而且也明确告诉中国政府美国曾经入侵中国政府机构和大学的电脑系统，但是是中国领导人是唯一对此事保持沉默的大国领导人，只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这样低级别的人员对"棱镜"一事作出了低调的回应。在行动上，中国指示香港政府在逼走了斯诺登，将这个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热芋头及时抛了出去。 斯诺登在逃亡的过程中，分别向包括法、德、俄、中等大国在内的二十一个国家提出了避难申请，截至目前，所有的大国已经用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表示考虑他的申请的只有南美洲两个小国。连最先表示准备接纳他的厄瓜多尔也开始从原来的立场后撤。这些国家的态度一方面表明"棱镜"计划并没有违反美国和相关的国际法，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这件事损害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这一点是由美国至今仍然拥有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所决定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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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3 02:19 PM PDT
曾经对习近平新政抱以"开明专制"期望的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转变了态度，近期不断批评习近平走保守倒退之路。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之说，含有政治新意，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
今年3月14日，中共红色政权的嫡嗣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建政，迄今64年，这是执政党最忌讳的数字。时年毛泽东56岁，四年之后习近平出生。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接过庞大帝国的习近平，也已步入花甲，两个甲子相遇，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民间与习近平新政的蜜月期尤其短，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为标志是100天。到200天，自由亚洲的时评家未普发表《文革再现，不是危言耸听》。他阅读了北京政治观察家李伟东的微博@冬眠熊7个月的"午夜政治观察"和几个演讲，认为李伟东由谨慎乐观迅速转变为悲观具有警世作用，李伟东提出的"文革会再现"的警告，特别值得关注。
政治雾霾遭遇思想清流
当前有一种说法正在北京"公知场"流行，就是新君习近平是被一帮老左包围了，把他绑架了，而且这帮老左背后支持力量是裸退的胡锦涛。胡锦涛最大的红人是令计划，十八大胡锦涛把令计划保下来了。现在团帮的力量，就是通过令计划，背后支持薄熙来；包括掌管中宣部和党校的刘云山，不停用左的意识形态和行动包围习近平，迫使习近平向左转。令计划同时策划了一个"公知小组"，从右的方面对习近平进行夹击。而习近平实际对左派正进行"引蛇出洞"，让他们先闹着，到最后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用上述说法作引子，在李伟东赴澳参加＂当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国际研讨会＂之前，笔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李伟东属于一旦遇到搞不明白的问题，就要电话里聊几句的熟朋友。中办9号文件下达之后，他依然是"公知场"思路明畅，新水长流，不可或缺的演说者。但是他最近两个月思想和政治判断的新发展，还是令我吃惊，很多结论都是第一次听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习李体制尚未形成
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5年前，与他在内部达成深度共识的，是今天常委中的两名太子党，就是俞正声和王岐山，在他们之外常委会刘云山等都是跟着吆喝的。五年前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要从太子党的历史说起。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炮打司令部。那一年有一个深层交易。老邓看江不进行改革，要把他弄下来，出来替江劝老邓的有三个人：陈云，薄一波，然后是李先念。姚依林跟着，王岐山六四也主张镇压。这几个人劝老邓：你一生干掉了一个党主席，两个党的总书记，再二再三不能再干第四个。他们去劝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但是劝的过程中跟江有个交易，就是现在我们保着你执政，但是你要保证我们太子党家族（主要是指在北京部长以上级别）一家一个国企，一家一个局长。（笔者插言：最高层家族是部长。）将来要把江山还到红二代手里边，因为陈云同志说了，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那么，江13年，胡10年，这23年之后就要完成这笔交易，所以在江退胡上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个伏笔，到胡的第二任，就要把太子党当部长的某个人作为接班人。
2007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这年也是十六大最后一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中习，不让薄熙来上，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这与老一辈跟薄一波的历史恩怨有很大关系，薄一波后来变得非常霸道。加上薄熙来在大连的作为，包括家庭闹得乌烟瘴气，太子党圈里早就传开。薄熙来为此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
破格提拔达成太子党执政共识
但是习是怎么上来的？习是破格被提拔的，他从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常委，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曾庆红用突然隐退来换他上。他这么一跃，带动李克强也这么跃上来了。你太子党按这种方式，我团派也要按这方式，十七大就成了两个破格提拔，而且胡锦涛本来是想让李克强当一把手的，曾庆红以退为代价换了习近平当第一接班人。
太子党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达成完整的执政共识。李伟东几年中通过与军政太子党圈子不停的谈话，了解情况，大体上对太子党的执政共识作了以下排列。
整顿吏治重树新风
2011年在各种聚会上，太子党频频发出愤怒的声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子党智囊张木生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李伟东说太子党的第一个共识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包括团帮的行政官僚系统搞的乱七八糟，共产党也被在他们看来是太监、管家、秘书的这类人物，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不好，再这么闹下去就要像苏联一样亡国了。
由于腐败导致亡国。那么太子党要上台，一定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树立作风。这是第一个共识。
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
整顿吏治，整顿作风，但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整顿，苏联解体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对自己的历史搞虚无主义，否定党历史上重大错误，然后把党说的一无是处，再轻易放开言论自由、搞私有化、多党制、选举，就会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垮台。社科学院李慎明、房宁、程恩福（马列院院长）这些人的说法完全都被听进去。这是第二共识。（笔者：在8.19前后，邓力群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
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
太子党的各个家族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彼此私下里谈话、通气、讨论，当成一个重大党的问题来认真研究，首要是刘毛两家（笔者：王光美请毛家女儿吃饭，当时社会不解。）毛把刘邓整了，老邓又把毛弄翻了，你们也就算平了，双方这段恩恩怨怨就过去了。（笔者：其他人就更不算数了。当年"南毛北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了陕北，把刘志丹等都抓起来，当然有习仲勋，坑都挖好了。）是。周志兴在重庆参加小型会议也听薄熙来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这样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毛都是精神教父，是领路人。
领路人可能犯错，但是总体上、指引的总方向是对的，在大战略格局上没有错。毛晚年在自己同志当中大开杀戒，等于犯了古代帝王晚年昏庸的错误。年轻时革命道路的选择，直到打下江山创立国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功绩。尽管把大家的父亲、母亲都整死了，家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毛泽东开创的历史、挣下的这份江山，哪有他们的今天？又哪有他们的未来？后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毛泽东是我们祖宗牌位，是精神教父，绝不能倒。要是倒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根基都倒了，这是第三个共识。
一党专政不容清算
第四个共识与上边的息息相关。毛总体上不能否定，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否则一下就垮了，一垮了就会被清算，绝不能容忍清算到来，这应该是第四个共识。（笔者：一党专政绝不能改变，而且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要在太子党手里。
把毛也树立起来了，也整顿吏治了，怎么再往下走呢？
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
从北京奥运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官方一直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模式，从江到胡不管治理的怎么样，这个中国模式道路总体是成功的。GDP变成世界第二了，军力也大幅度提高，政府变得全世界第一有钱，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继续沿着中国模式往下走，这就是自信，就是出路。那么这个出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政治学者李伟东
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
习近平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点。目标设计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就是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万2到1万5，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五十万亿翻到一百万亿。也就是17、8亿美元，美国现在是23、4亿美元，总量接近了美国，这是2020年的经济目标。
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实现了。（笔者：他们不需要看到第二个100年目标。）他们只要看的是2020年经济翻一番这个点。2020这个点有什么作用呢？
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李伟东问：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吧？（笔者：第一次。）别人也这么说。从毛到习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百年的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这一俊遮百丑就不得了了，毛所有犯的罪错都可以说成有益探索，都是在前进道路上走的曲折和弯路，因为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在习近平这个红二代身上实现了，习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候的在任总书记，毛之前的人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合法性由此重新确立起来。（笔者：习之前的邓也抹了。）是，那就把邓变成一个中间过度人物。（笔者：邓大点，江、胡小点，成为一个过度时期。）对。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才是一百年的圈，他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为什么说这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李伟东想起六七年前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这部电影为建党90周年而作，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出品人；第二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条深思熟虑的路。
李伟东认为，这个深思熟虑保证了几个问题：第一，保证了党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手段，可以适当的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心。第二，可以拿钱向民生方面倾斜，老百姓的怨气也会相对降低。第三，中国道路这种做法，资金宽松有力，可以在很多大型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说现在"神十"上天、深海探测器下潜、高速铁路，最重要的是外电报道六个，实际上是习执政时要完成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最重大的军力建设，有这三个战斗群基本上跟中国相关的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南海地区就可以守得住了，等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富国再强兵先于富民，习近平要走这么一条路。到这时候就可以说共产党伟大的一百年都是光辉正确的，
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
第八个共识，就是习近平今年一上来，在毛120周年要干事，要把毛泽东封圣，就像基督教封圣一样。目前，舆论已经出来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公开说了合法性就是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管理原来有点不太好，有点探索有点失误，现在我们管理的很好，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合法性？什么宪政呀选举呀这些我们都不搞，那些都是邪路，我们就沿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下走。国父、强兵然后再富民。李伟东说今年对毛的纪念总体上是一个对毛封圣过程，就是要封成国父。他还和贺卫方打了赌，习近平会进纪念堂。
正式接受G2格局
 作者高瑜
第九个重要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美共治的局面，正式接受G2格局。就是不去惹怒也不招惹美国，跟美国保持平衡，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空间，然后逐渐跟美国并驾齐驱，直到习近平执政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超过美国也要并驾齐驱。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李伟东要展开的第二个话题。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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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3 03:27 AM PDT  2013.07.03
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3年7月3日
欧巴马总统发表2013年独立纪念日致词
在独立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向当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爱国者致敬。他们通过签署一份宣言，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并使我们获得自由。1776年的爱国者对从未体验到的民主坚信不疑。他们的奋斗不是为了以少数人的特权或暴民统治取代君王的专制。他们创立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托付每一代人捍卫我们的立国之本。
237年后，他们的话语依然洋溢着勇敢精神和革命气概，恰如第一次发布的宣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历史告诫我们，这些真理虽然不言而喻，却从未自动降临。两个多世纪以来，为了使开国元勋这些话的含义化为我们时代的现实，我国走过了漫长的征途。从皮鞭和刀剑留下的血迹中，我们认识到，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任何联盟都不可能以半奴隶制、半自由的方式持续下去。我们认识到现代经济需要铁路和高速公路便利旅行，促进工商。我们了解教育是自由社会的核心。我们发现，只有实行保证公平的规则，自由市场才能繁荣。我们坚信，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需照顾弱势群体，保护本国人民免受生灵涂炭和种种不幸。
当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和考验时，我军勇士挺身而出，在海内外捍卫我们的坚定信念。从为尚待成型的国家而战的早期民兵到今天骄傲的戎装男女军人，我们的军人让这个伟大的美国试验成为可能。今天，我们也要对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表示敬意，并向那些为了我们的自由生活而奉献出自己最后一丝力量的人们表示悼念。
在这一天，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理念，即连接这个国家的纽带不是肤色，不是教规，也不是姓氏来源。我们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我们效忠于在费城一个空荡大厅中发出的宣言：我们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信念至今指引我们，敦促我们将宝贵的自由之光传向不可洞见的未来。
我祝愿大家有一个最如意快乐的7月4日。愿上帝保佑和保护所有为国服务的人，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巴拉克・欧巴马
President Obama’s Message for Independence Day 201303 July 201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uly 3, 2013
Message by President Obama on Independence Day, 2013
On Independence Day, we celebrate a small, audacious group of patriots who, in signing a declaration, ignited a revolution and made us free. Believing in a democracy they had never known, the patriots of 1776 did not fight to replace the tyranny of a king with the privileges of a few or the rule of a mob. They created a 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entrusting each generation to keep safe our founding creed.
Two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years later, their words are just as bold and revolutionary as they were when they were first inscrib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But while these truths may be self-evident, history tells us they have never been self-executing.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our Nation has been on an enduring journey to bridge the meaning of our Founders' words with the realities of our time. Through blood drawn by lash and sword, we learned no Union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can survive half-slave and half-free. We determined a modern economy requires railroads and highways to speed travel and commerce. We learned education is central to a free society and discovered a free market only thrives when there are rules to ensure fair play. We resolved that a great Nation must care for the vulnerable and protect its people from life's worst hazards and misfortunes.
And when our way of life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tested, brave members of our Armed Forces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defend our convi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Minutemen who fought for a Nation still only an idea to the proud men and women who serve in uniform today, our service members make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America possible. Today, we also honor their extraordinary sacrifice, and we pay tribute to those who gave their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so we might live free.
On this day, we celebrate our founding creed that what binds this Nation together is not the colors of our skin, the tenets of our faith, or the origins of our name. What makes us American is our allegiance to an idea first declared in a spare hall in Philadelphia-that all of us are created equal. This idea guides us still, and calls on us to carry into an uncertain future the precious light of freedom.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a happy Fourth of July. May God bless and protect all those who serve,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arack Obama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3/07/20130703278131.html#ixzz2YAHU3nm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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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3 03:25 AM PDT   
网曝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被北大校领导威胁，将在9月份将他开除。原因是有人举报他用@夏业良八世的新浪微博恶毒攻击党和国家及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
特别是他写的＂反宪政就是反人类＂等帖遭到北大领导的厌恶。他自称“只要刘云山仍位于权力中枢，我个人境况就不容乐观，何况我还不断抨击习五的中国梦，严辞驳斥补天派和奏折派的意淫和误导。”
笔者想问，他错了吗？夏业良教授做的乃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女儿都应做的事情，不仅他这样说，笔者也是这样说的，华夏无数的女儿都是这样说的。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个教授，他就应当承担说一些有良知话的恶果。
刘云山身为中宣部部长，笔者不知道他是何派别，但笔者的很多网文被删除是真实的；笔者作为曾经新闻口一员，知道国内的新闻管制情况，中宣部应当为这些事情负全责！再说习五的中国梦，笔者做梦做了半年余，也没有见反腐败反倒郑州，腐败到底还反不反。听说最近成立了中央巡视组，访民团体也组成了调查组，调查结果还在网络上挂着！现在中央又成立了群众工作督导组，成立来成立去，何时才能反腐败？最近又听说各地成立梦办公室，我们不愿意再做梦了，笔者在内的全国访民希望中央能拿出反腐败的诚意真正反腐！虽然习总书记、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有宽阔的胸怀至今没有对笔者言论进行秋后算帐，但笔者被当局腐败害得人权尽失是事实，笔者诉求如果没有结果，笔者不可能放弃对中共当局的讨债！
从笔者开始维权后，发现公民权利没有办法保障，如何实现公民权利？那就是尊重宪法！尊重了宪法，尊重了公民权利，也就尊重了人权。作为人数众多的访民队伍，我们需要的是人权。有人说主权比人权重要，那是因为这人是统治阶级或者是没有发现人权受侵害的危害性，譬如“厚黑”精英“民主”者，他们是有人以来人权状况最好的。何止是人权状况，他们用公权力抢劫，抢劫后还能以公权力治无辜者罪，治罪后从上倒下还没有官员追究责任，贪腐动辄上千万、上亿，还把老婆孩子财产都转移到国外！请问中共当局，他们贪污一万、十万的时候，纪委何在？公安何在？中共当局如果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反腐败，可以让台湾组党回来......打击一个文人算何本事？
请北大教授委员会手下留情，以免访民群体到北大抗议！因为中国终有一男儿了，人民爱他！
请北大教授委员会手下留情，中国以后会走到哪一步不知道，请多做善事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蝇营狗苟，毕竟你们也是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如果你们不手下留情，很难想象你们能教育出什么德行的学生？
201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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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3 03:2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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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 (资料照片 美国之音雄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说：“习近平压倒一切的要务是在国内，我认为，……他非常急切地想将美中关系推上稳定的轨道，因为他感到这个关系在他上台前一两年并不稳定，将这个关系推上稳定的轨道，以便减少外在的压力，以便他可以更加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国内问题。他不想有更多的负担，不想美中关系产生紧张。” 李侃如不久前在有关美中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上这样评说奥习会晤以及即将到来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他说，习近平目前面临如山的国内问题。 他说：“第一，就是中国社会中对执政党共产党在经济、环境等各种问题上的广泛不满。第二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他们长期以来赖以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基本上不起作用了。这个北京政府也意识到了，他们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非常大的调整。” 李侃如说，习近平面临的问题还包括：环境恶化已经上升为政治和社会议题，根深蒂固的腐败从政治系统蔓延到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希望能改变这个局面，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并发动了一场所谓整顿“四风”的运动，即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 李侃如说：“这从政治上来说不是一种自由方式，而是一种狭隘的方式。他们刚刚宣布了‘整风’运动，这会持续几年。这不禁让我们这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想起中共历史上更早期的一场运动。他同时还开展了强大的反腐运动，这些强硬手法的目的是让全党更富于纪律性，更具凝聚力，作为中国走向成功的支柱，让中共成为更强劲的动力。” 李侃如说，除此之外，习近平还通过一些直接的手段希望赢得民心。通过一些强力的反腐宣传和动作，习近平是在向民众示意，自己始终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梦。 李侃如说，现在还不知道中共高层中有多少人愿意附议习近平的改革方案，但至少李克强是肯定全力支持的。 经济方面，习近平政府也在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方案。他在与奥巴马会晤时也强调了这点。李侃如认为，中国近来的一些人事安排已经体现了这种动向。 他说：“从好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些赫赫有名的改革派人士担任了重要职位，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他将负责改革的宏观层面的设计。央行行长周小川，财长楼继伟也都是改革派人士，他们的职位都非常重要。” 他预计，中共将于今年10月的三中全会上提出具体方案，可能将明确拿出改革的主次和轻重缓急。李侃如还认为，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会出现在金融领域。 他说：“因为这从官僚系统运作和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是最容易着手的部分，而且也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肯定是领导层追求的目标，但势必会遭遇重重阻力，因为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125个央企巨头和12.5万的地方国企，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员和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势必会施展各种手腕对变革进行拖延或是阻挠。” 最近，中国银行业出现“钱荒”，中国人民银行一反常态地没有出手干预以缓解资金紧张，这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前的阵痛。 不过， 李侃如同时指出习近平的改革方案能否取得成功，一切都还难以预料。他说：“改革议题如此庞杂和棘手，成功的希望并不确定，根深蒂固的腐败、惊人的社会不公、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再加上不断恶化的环境，改革能取得何种程度的成功，一切都还难以预料。” 李侃如最后提到，中国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影响着美中关系，也影响着中国在亚洲和全球的位置，因为中国目前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外界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预期。 布鲁金斯学会的另外一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说，奥巴马也面临重重的国内问题， 与中国一样，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良好基础。 他说：“奥巴马也有自己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是国内问题。如果他希望达到他追求的目标，他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希望他和习近平一样有更多的好运气。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有助于双方达到各自所希望追求的国内目标。” 卜睿哲说，除了两国都需要专注国内问题之外，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接近，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这都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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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中華總會館撤旗——國共舊金山僑界最後爭奪戰勝負已見分曉 Posted: 03 Jul 2013 06:12 PM PDT
臺灣很小，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下，是文明與進步；中國大陸很大，但五星紅旗下，是野蠻與倒退。撤旗諸公，如同國共戰爭時的中國農民，推著小車支援共軍，幫助中共打贏淮海戰役……
舊金山傳統僑社的“淮海戰役”
近來美國舊金山華人政治圈發生了一場強震：被稱作傳統僑社龍頭老大的“中華總會館”，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月會上，以二十一票贊成，二十票反對，一票棄權的簡單多數通過決議案：撤下會館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只掛美國國旗和加州州旗。中華總會館撤旗，成為舊金山所有中文報紙的頭條新聞，台海兩岸的媒體也大肆報導。美國各地的傳統僑社紛紛討論撤旗的話題。
當年國共內戰，歷經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當淮海戰役以共軍完勝、國軍慘敗而告結束，國民黨便大勢已去，儘管還有若干小戰役，但即使國民黨全贏，也已無法挽回失掉大陸退守臺灣的敗局。而今中華總會館撤旗，等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舊金山傳統僑社的“淮海戰役”勝負已見分曉，儘管還有一些會館、公所堅守一杆中華民國國旗，但國民黨失去傳統僑社，唯有退守臺灣人僑社，已成定局。
台海兩岸，其實就是國共兩黨，在海外華人傳統僑社的政治角力，勝負輸贏，要看舊金山唐人街，那些會所屋頂旗幟的變幻：大約四五十年前，唐人街的天空下飄揚的，除了美國的星條旗外，幾乎清一色是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近十幾年來，一個個會館、一個個公所，紛紛改旗易幟。十年前，舊金山僑界盛傳當地的中國領事館手持百萬美元，用於收買親臺北僑領，誘其歸順北京。這事至今未能得到證實，但發生的現象卻是：每當有僑領接受中領館的邀請和安排，到中國參觀考察一番，回來不久，他們所領導的會所屋頂的旗幟，便換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所以這幾年來，唐人街的天空下，五星紅旗越插越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日見孤單。
中華總會館屬下的七大會館，其中的甯陽、陽和、人和、三邑、岡州五大會館，近些年來都先後改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了，尚有肇慶、合和兩大會館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不過只要被視為支持中華民國中堅力量的中華總會館，仍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當地的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機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國民黨支部，便不失底氣。所以臺北經文處的官員們小心翼翼的伺候著中華總會館的僑領們，防止立場搖擺的僑領，那一天突然翻臉變卦，改投中共。每當臺灣有政府大員來訪，必首先到中華總會館拜訪，做“固旗”的工作，對某些僑領的索求，能滿足絕不打折扣。
国民党侨务休兵难敌中共统战
這次的中華總會館易幟，當然對肩負掌控舊金山僑界重任的臺北經文處是沉重打擊。經文處處長傅正鋼立即發表聲明說：中華總會館主席團二零零三年曾有一次撤旗表決，未獲通過，提案被永久擱置。要重新表決撤旗，必須有四分之三以上主席團成員投票同意首先推翻原來擱置的決議，然後才能進入是否撤旗的表決程序。二十五日的表決，違背了中華會館的章程，不具有程序的合法性，因此堅決不予承認。傅正鋼並說撤旗是因為有“新因素”，“新因素指的是什麼，大家可以去思考。”中華民國政府僑委會所屬的舊金山華僑文教中心負責人，舊金山的國民黨負責人，都發表談話，對中華會館撤旗之舉表示震驚和譴責。
這次中華會館易幟，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重大勝利，歷任總領事不懈爭鬥終有輝煌戰果。“新因素”無需思考便知是上任不久的總領事袁南生，袁南生其實是不費力氣摘了一個大桃子。中華總會館撤旗僅一個星期，袁總領事便率領中領館一眾官員徑直前往中華總會館拜訪，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歷史性的第一次踏進中華總會館，就好像“淮海大捷”後，解放軍的隊伍進入國軍佔領的城市一樣。而中華總會館敲鑼打鼓舞起醒獅迎接袁南生，也像是當年中國百姓簞食壺漿迎接進城的解放軍。舊金山僑社的左派核心組織“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則不失時機召開記者會，呼籲舊金山的正在觀望的社團，認清形勢，跟隨中華總會館，改旗易幟。
在中華會館內部，反對撤旗者大有人在。反對者對主導撤旗者提出質疑，主導者如何回答呢？召開中華總會館主席團月會通過撤旗決議的輪值主席黃榮達說：“撤旗是因為我們生活在美國，是美國公民，效忠美國，不效忠其他任何國家。”提交撤旗提案的主席團成員黃楚文說：“過去懸掛中華民國的旗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從來不踏進會館一步，現在兩岸的官員都可以進入會館了。”這兩人說得都是事實。問題在於：這兩人所在的甯陽會館，現在正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難道就沒有效忠那個國家的問題，沒有兩岸官員都可以進入會館的問題嗎？為了撤旗，他們使用了兩個標準，難以自圓其說。
唐人街“城頭變幻大王旗”
舊金山的傳統僑團這些年來為撤旗、插旗爭來鬥去，樂此不疲。勝負輸贏的消長，便使得舊金山唐人街不時出現“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景象。二零零八年馬英九贏得臺灣總統大選，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提出兩岸“外交休兵”的主張，在“外交休兵”下，臺灣僑委會又提出“僑務休兵”。“外交休兵”倒是中國對臺灣給足了面子，臺灣僅剩 二十三個邦交國一個都沒少。至於“僑務休兵”，中國就不客氣了，挖牆腳、打黑槍、使絆子，整你沒商量。“僑務休兵”一提出其實就破局了，這回舊金山中華總會館撤旗，更使得“僑務休兵”完全破局。說不定未來某個時候，中華總會館會做出另一項決議：改掛五星紅旗，到那時，“僑務休兵”就真的成為一把眼淚的笑談了。
旗幟之爭令人厭煩。但仔細想一想，令人厭煩的旗幟之爭，卻也真的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大問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代表實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目前則是代表實現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中華民國在臺灣。而五星紅旗，代表中國共產黨一党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則是代表官員貪污腐化、太子党洗劫華夏、異議人士被關進監獄、環境被污染、毒食品擺上餐桌、房子被強拆、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對囚禁的婦女施以酷刑、小學女生被校長開房的中國。
臺灣很小，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下，是文明與進步；中國大陸很大，但五星紅旗下，是野蠻與倒退。舊金山中華總會館撤旗的諸公們，就如同國共戰爭時的中國農民，推著小車支援解放軍，幫助中共打贏淮海戰役，建立了罪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棄文明與進步，趨炎附勢於野蠻與倒退，其愚昧，令人搖頭歎息。
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
——《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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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3 06:18 PM PDT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刮着三号风球，很多香港市民冒住风雨也要参加游行，很多更是扶老携幼。
二零零三年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都有挥之不去的情感，不能磨灭的记忆。由年初沙士（萨斯,SARS，严重呼吸急性呼吸综合症）爆发，到后来政府想强行为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终于令当年七一游行召唤了五十万香港市民上街反对，当时中外传媒纷纷报道，亦令中共震惊。他们大概没想到香港市民原来不受主宰，到关键时刻仍然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港府至今仍未就廿三条立法。行长官梁振英在去年上任后，亦多番否认会为廿三条立法。
之后一年，游行人数仍维持在数十万，因当年有争取双普选的议题。可是，往后几年间，人数又打回原形，维持在数万左右。二零一零年，五区补选变相公投受港府极力阻挠，令投票率偏低。以致二零一一年的七一游行再次以「双普选」为议题，令游行人数再次回升。
二零零八普选立法会的希望落空了，二零一二年小圈子行政长官选举令香港人睁开双眼，大家见证着一个由中联办拥护的红色特首登上宝座。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梁振英就任行政长官，可是在同一日，七一大游行有超过四十万市民参加，口号之一为 "大话精狼振英下台"。当时，仍有些香港市民天真地以为梁先生会为香港带来改变，何不给予他机会?
一年下来，梁先生有那项施政是真心为香港人谋福祉呢? 新界东北发展其实就是要消灭港深边界，"港人港地"根本与香港人无关。去年九月的"反国民教育"运动，表面上，政府让步了，不再推行国民教育科; 实际上，国民教育这阴霾仍笼罩香港教育界。去年九月开始，网民发起多次"光复上水"行动，与大陆水货客屡次发生冲突，才逼使港府实施条例打击水货客，可惜至今成效未彰。今年年初的"限奶令"只是市民献计给政府的权宜政策，并非梁府的神机妙算。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刮着三号风球，很多香港市民冒住风雨也要参加游行，很多更是扶老携幼。为何要游行? 是嫌七月一日假期太闷，没事可做吗? 主权移交十六年，眼见基本法赋予的普选权利仍未成事实，七一大游行十年了，香港人还要游行多少年? 逝去的年月已无法追回，往后的岁月要如何抗争?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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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3 06:19 PM PDT  就在中共七一建党日这天，网民用微博搜索"共产党"这三个字，出来的居然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共产党'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有网民调侃道，"共产党现在是地下党了吗？""原来微博上共产党不存在"。无所不在的中共居然在微博上匿名过生日，真是滑稽！ 中共自己不敢实名制，体现在许多方面。作为执政党，有关方针政策和指导工作的文件，本来属于公共信息，理应向全社会公开。但中共到今天都洗不脱"地下党"的习气，中共中央文件都是内部传达，更有不少党政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不能向社会公开。现代信息社会，这些遮遮掩掩的东西总会曝光，中共却不敢承认，更不敢否认。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关于"七不讲"的9号文件，和如习近平"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新南巡内部讲话，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渠道确认，但谁有胆子去否认习主席的光辉指示？ 共产党匿名过生日，实在不得已，因为它知道，七一这天在微博上发言提及共产党三个字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好话。掂量之下，匿名的尴尬难堪，总比实名制被千夫所指的滔滔骂声要好过一些。 共产党在维稳、强拆和镇压异见人士时是真老虎，但在网络世界上，它却只是一只纸老虎，即便中共花了天文数字的公帑去建造网络防火墙，却无法屏蔽几亿网民的心声。最近"防火墙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因病辞职，竟遭到网民集体吐槽，最刻薄的是"祝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这样网络贺卡。方滨兴在春节时曾用微博给学生拜年，却收获到25万个"滚"字的回复，这比起红十字会为雅安地震募捐，收到10万个"滚"字还要多一倍还不止！ 强势的共产党君临天下，唯一在网络天地处于弱势。这引起忧党忧国的卫道士们的高度警惕。解放军鹰派戴旭大校，最近在《中国国防报》发表文章，要"谨防资讯恐怖主义"。他说"中国几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名义上是社交网站，但其主页却以报导社会综合新闻为主，具有和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相同的职能。事实上已是超级政治性通讯社。" 戴旭这段话还是非常准确，因为网民上网谁会去看人民网、新华网？而那些人气高的门户网站，虽然也受网警监控，但政治、社会、文化新闻要活泼得多，包容性也大得多。因为这些网站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所以凡是公众关注度高和点击率最高的新闻、博客、微博、视频、图片，会自动在主页占据一席之地。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点击等于用鼠标自由投票，而凡是点击率高的东西，都是戴旭们最不喜欢的。 所以戴旭大校咬牙切齿地说："门户网站不受新闻管理部门和法律管束，任意设置和制造政治议题的做法，已无异于网络大字报；更由于他们控制著网站，占据著舆论制高点，事实上形成了网络霸权，而任何形式的霸权都不过是恐怖主义的变异。"在中国，没有比共产党更加霸权的了，它是不是也是恐怖主义的变异？ 戴旭其实和那个80几岁的全国人大活化石申纪兰一模一样，申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上网也不懂得上网的申纪兰又说："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 戴旭比申老太太说得更加杀气腾腾，他说："由于中国几大网站的微博都不采取实名制，也使得以造谣、传谣为特点的中国式资讯恐怖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戴旭大声疾呼要"高压打击网络恐怖分子，把资讯恐怖主义消灭于萌芽状态。" 共产党要别人实名制，自己偏要匿名。在微博上匿名过生日的中共，貌似霸道，实际上弱不禁风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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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3 06:21 PM PDT 
最近，中国政坛又出现诡谲情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2日至25日召开了会议。这个会议与以往政治局会议的不同有两点：第一，这次会议叫做“专门会议”，与通常的“学习会议”不同。第二，这个会议开了4天，与通常的两天也有不同。
这个专门会议，专门什么问题？报导说是“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本来，如果会议搬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做的报告，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个会议叫做“学习会议”也顺理成章。人们也明白，政治局开始整风了。 看来，习近平有点觉察到“言必称老毛”并不受欢迎，所以自己带头先“改进作风”。虽然如此，还是说明了，中共新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而先从政治局开始，也是好现象，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也。由于会议开了4天，似乎也说明不是走过场，而是有比较认真的交锋。 习近平总结报告提出的5点要求中，包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决策，坚持重大问题按规定请示报告，用实际行动树立中央政治局高度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良好形象”。显然是要解决中共18大后出现的政治乱象，尤其宣传与军队两个部门凌驾全党的强悍形象。因为在习近平讲话与新闻报导中甚至点明要“严格文稿发表”、“营造稳定周边环境，处理好大国关系”等等。也可见这次整风，不只是解决贪污腐败、歪风邪气，也会涉及若干“路线”。 在这以前，中共政坛已经出现若干苗头。六月上旬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欧巴马在美国加州会晤，是中国决定改变外交路线的公开信息。尽管海外亲中媒体还根据习惯与马屁作风，大作美国要讨好中国的舆论。
6月中旬，网路出现胡耀邦儿子胡德华4月13日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胡德华显然没有点名的批判习近平关于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个是男儿的说法；以及“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说法。胡德华还透露太子党的秦晓与孔丹在一次聚会中因为理念不同而打架的事件。胡德华没有回避，确认这是他的讲话。
这些都说明，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两种不同的看法，已经难以再“和谐”下去了。习近平迎合毛左的言论也受到公开挑战，他是“打左灯，向右转”，还是“打左灯，向左转”，必须明确表态，不可遮遮掩掩，停留在“网路消息”。 在这前后，也有帮习近平改善形象的舆论，但是都得不到证实。包括：5月底，博讯报导，近期有关习近平的几个“内部讲话”是有组织的编造的，目的是让各界认为习近平无法掌控局面、将往毛时代老路走。然而问题是习近平并没有否认讲过这些话，如果只是内部讲话而不应该发表，仍然无法改变习近平站在毛左一边的说法。 5月底，香港的《前哨》杂志报导据说是习近平的一个内部讲话“我还能怎么样”，似乎要表达他在各个利益集团夹攻中的无奈。6月底，《前哨》再度发表“习近平褫夺新旧常委『免死金牌』”的文章，也就是打老虎可以打到新旧常委身上，只要证据确凿，国内外影响恶劣。后者自然振奋人心，然而消息是真是假，还看以后有没有实际行动。 不过最近中国出现的钱荒，颇引人注目，可能与针对特权集团的改革有关。 总之，这些力图改善习近平形象的舆论，即使是真的，也要看中共未来的行动，那就是套用中共最喜欢要求别人的“听其言，观其行”：是真正要冲破阻力反贪腐，再进行改革，还是只是学毛泽东那样，玩弄左右平衡的权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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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3 01:39 AM PDT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七一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沉重感。我相信不少中国人也与我有同感。
感到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思想之混乱，尤其是政治话语之混乱前所未有，令人对中国的前景有非常不祥之感。首先当然就是当权的共产党自己的思想和话语的混乱前所未见。几天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且不说这个政治局的自我整风会能否达到习近平预期的效果，这个会议让外人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有关习近平类似文革时代的种种言论都不是＂谣传＂。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对习近平的思维方式，对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会议传递的另一个信息，那就是习近平确实有一种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要做给你看。这不能不让外人，尤其是自由派们感到格外惊讶，因为他们无法想像，毛泽东的那一套，居然还能再度复活。在他们看来，今天谁要是敢公然反对他们深信不疑的普世价值，谁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我当然希望他们的这个理念很快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中国的现实并不能让我对此乐观。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一方面习近平和整个中共的权威江河日下，但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公知"们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因此而上升。恰恰相反，他们的影响力也在迅速下降。事实证明，"公知"们并没有能够为中国的广大民众提供一种行动的方向感。批评乃至挖苦"公知"和嘲讽习近平一样，是当今网络话语的时尚。 但是，无论是嘲讽习近平还是挖苦"公知"，都不能回答人么心中的各种疑问，更不能消解中国人对未来的焦虑。而最近接连发生的种种"意外"事件，则不断加深国人的焦虑。 让投资者躲闪不及的"钱荒"，彻底动摇了许多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现在的问题时，楼市会不会像谢国忠预言的那样，在几个月内发生他说了好多年的崩盘。新疆在几天之内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也增加了人们心头的阴影。仇结的如此之深，没有人怀疑，还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中国的政治话语，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失败的。习近平的所谓三个自信，特别是他公然无视普世价值的政治话语，越来越多地使用毛泽东创造的语言，固然说明他＂执迷不悟＂，但又何尝不说明，自由派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洞话语，不能给当权者带来行动的灵感。 也许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些人，包括一些海外学者，试图尝试新的话语，为中国的变革提供一种方向感。比如，寒竹对吴敬琏的批评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倾向，刘胜军关于改革领导力的文章亦属此类。 这种努力会有效果吗？我以为不会。他们虽然看到了现在中国左右两边的政治话语都失效的事实，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是肤浅的。因此，他们用来替代左右两派政治话语的话语，其实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中国政治话语失效，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本身已经死亡。中国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文革结束后，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动变革，是因为当时中共党内还有政治家，有政治。 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办法让政治重新活跃起来呢？看来很难。习近平显然没有能力，也不想这样做，而挑战中共权力的人，似乎也没有能力迫使习近平这样做。六四以后，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官僚把所有有公共政治志向的人都从公共空间中赶尽杀绝。 现在，恐怕唯一能够让政治人物回到公共生活中来的，就是危机的爆发，是各种天灾人祸的发生。但这样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估计。这正是许多人和我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最深层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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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周永康和黄菊没有可比性（附：“习近平反腐剑指周永康”？严重存疑！） Posted: 03 Jul 2013 01:17 AM PDT
笔者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提示了在假设周永康百分之百清廉，其清廉程度简直就可以和当今圣上习近平相提并论的前提下，郭永祥的腐败案至少也还可以证明他周永康犯有用人不察的渎职罪。不过，外界因此拿周永康与自己的秘书也犯有贪腐罪的黄菊做比，并不恰当。
周永康的前秘书郭永祥被中共公开对外宣布已经在“接受调查”之后，一篇被中国大陆网友用“移花接木”的形式巧妙“内销”的海外华文报刊文章中说，周永康前马仔的倒台让人想起黄菊秘书王维工的落马旧事。不过王维工是在黄菊死亡一个月后才被逮捕。两年后，曾跟黄菊13年的贴身秘书王维工，终因巨额受贿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与黄菊相比，目前周永康还在世的情况下，其心腹大秘及马仔就接连出事，预示著他的下场将比黄菊惨很多。
首先要纠正的是，那位至今仍然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享受着“党的高级干部的特供待遇”的王维工虽然被调查出的所有罪案内容都是发生在他担任“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黄菊同志”的秘书期间，但他被中共政权对外宣布“双规”的时间距他的前主子黄菊去世时间不是一个月，而是九个月。黄菊的去世时间是2007年6月，在黄菊告别仪式上还公开现身，并与黄菊全家一同被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握手致哀的王维工随后被中组部同意调回老家上海，出任大型国企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享受正厅局级待遇。次年三月，在调查最终导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入狱的上海社保案过程中，王维工被宣布“双规”。此后又过了一年零一个月，被异地审查处理的王维工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判决。
王维工所犯全部罪行中被中共有关部门同意对外公开的部分是：1995年至2006年间，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并为此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一千二百九十三万四千余元。 长春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中说，王维工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能够主动坦白办案机关不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且受贿款物已被全部收缴，依法判处其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当时在中共内部对黄菊同志前秘书王维工死缓下场的议论内容很多，一说是因于“刑（责）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前提，办案人员给王维工预设的交待内容范围就是到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止，“再往上的不在交待范围之内”;另一说是虽然王维工的全部经济犯罪的时段都是在担任黄菊秘书期间，但他当时只是瞒着黄菊，打着黄菊的旗号行一己之私，所以黄菊家人及曾在黄菊身边工作的其他人对王维工的行为十分气愤，主动上书中纪委及最高法院，要求“对王维工严加惩处，以维护黄菊同志的清白政治形象”。
其实，就算王维工的经济犯罪内容并没有直接涉及他的前主子黄菊，也不能因此断定黄菊及其家人特别是他的老婆一直都是清清白白、清清廉廉。但是，就象黄菊老婆余慧文在王维工入狱之后所说的----王维工的事情和上海社保案“丝毫掩饰不了黄菊同志的光辉”，余慧文同志本人当初在上海滩上的种种绯闻也丝毫未能影响中共高层对黄菊同志的沉痛悼念。
说起来，黄菊是中共政权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之后唯一一个“死在领导岗位上”的政治局常委，他去世的当天，中共所有官媒奉命对外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日２时０３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６９岁。
三天之后，已经退位的江泽民携夫人，在胡锦涛和其他所有在位政治局常委、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已经退位的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人的陪同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黄菊，新华社奉命在当日播发了《黄菊同志生平》大唱赞歌，声称在黄菊主政上海期间，上海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尤以浦东的开发最令人瞩目。当天，新华社还向全世界传输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向黄菊夫人亲切致哀的特写照片，可谓哀荣倍至。
而与当初的黄菊是死在领导岗位上且哀荣倍至之后其贴身大秘才被查处相比，如今的周永康是在自己体面退位之后活着看到了自己的前秘书被查处，所以，外界媒体的所谓“习近平对待周永康可能会采取黄菊模式”的说法完全就是莫名其妙。现在要说自称“比同龄人的平均健康指标年轻十来岁”的周永康未来也会象黄菊一样“哀荣倍至”真的是为时过早。
另外，当年的黄菊即便是“地下有知”，要想挽救自己生前的贴心小马仔王维工也已经是“鞭长莫及”，而如今的周永康则不然，共产党的退位领导人包括江泽民在内个个都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就算从“公务”角度能够奉行，但若台前领导人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涉及了到了这批退休领导人的“家务”，他们的“党性”立马就会被“人性”所战胜。黄菊生前虽然贵为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其党内人脉关系即使在国务院系统内都十分有限，更谈不上中纪委和公检法系统了。周永康则不然，虽然中纪委方面可能没有够得上级别的铁杆关系，但如今的“政法王”孟建柱可是直到八个月前还是一口一个“坚决落实永康同志指示精神”的，仅以此为前提，那位不幸中箭的周永康前马仔郭永祥在“如实向组织上交待问题”的过程中就会很默契地把自己的罪案与周永康或者周永康的家人“剥离”，而这种默契绝对是他郭大官人最后获得从轻发落的最重要前提。
显然是受外界媒体的影响，笔者最近在中国大陆的“擦边球”网站上读到的关于周永康的讨论内容中，也见到有将他列入习近平之“政敌”的说法，而这类说法其实都是建立在周永康曾经是习近平的政敌薄熙来的盟党的前提之上，但事实上当初的薄熙来是习近平政敌的说法本来就没有半点事实为依据，而已经发生的事实反而是薄熙来在重庆大搞打黑唱红期间，时任九个政治局常委中赞美薄熙来赞得最狠的恰恰就是习近平和周永康两人，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到网上查找一下当年习近平和周永康先后前往重庆公开高调挺薄的官方报道内容，读过之后就可能会不再相信如今的习近平会和周永康过不去的说法了。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薄熙来大搞“打黑唱红”的年代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虽不反对，但其赞美之声的确是比他当时的副手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低了八度还多，而刘云山如今可是习近平手下的相当于副总书记的角色，“亲不亲，线上分”，曾经的路线上的高度一致，决定了如今的习近平和刘云山更可能会对周永康网开一面而不是相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附录】
高新：“习近平反腐剑指周永康”？严重存疑！
本月23日，中共官方很严肃地对外宣布说，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现职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人们都还记得，去年中共十八大落幕后不久，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刚刚选为十八届中央候候补委员的李春城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开始接受中纪委调查，成为习近平上任伊始为新一轮党内反腐败运动祭旗的首位副省级贪官。而如今的郭永祥则是继李春城之后落马的第二个四川省的副省级贪官。 因为这位郭永祥曾经担任过已经在十八大上平安降落的周永康的秘书，再加上前不久也是因为腐败问题被双规的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吴永文是在周永康执掌中央正政法委期间担任湖北省的政法委书记，所以外界媒体闻风而动，普遍认为如今的中纪委打狗不再看主人，大有把反腐矛头直指周永康的架势。 而依笔者之见，李春城、郭永祥和吴永文三位副省级贪官陆续被中纪委开铡的事实还不能说明周永康已经危在旦夕，说习近平意欲在自己任上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之潜规则，言之过早。 先说吴永文，此公无论是当年的上台还是如今的落马，应该说和周永康根本扯不上关系。他本来是湖北省土生土长，就地提拔起来的干部，因为在自己老家荆门市担任过公安和政法委领导人的经历，于2007年年中被提拔为湖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还是罗干，周永康还是公安部长兼罗干在中央政法委的副手。此其一。 其二，外界在揣测吴永文和周永康的关系时，根本就没有搞明白中共政权的组织体系中，中央政法委和地方省级政法委之间的关系是工作指导关系，而不是垂直领导的关系，省级政法委一把手因为一定是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省委常委，如果不是由中组部因为所谓干部交流的需要异地调配或者从北京空降，正常的产生程序是本省省委提名后由中组部考察，最终的拍板权也在中组部。所以吴永文当年在湖北省的高就毫无疑问是受益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而不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 总之，正是因为外界媒体一直都在看衰周永康，想当然地认为习近平既要打虎立威，就一定会对把柄一抓一个准儿的周永康下手，所以一直很积极地从习近平上台之后陆续落马的贪官，特别是够级别的贪官中寻找他们与周永康之间的某种关联，但先不说李春城和郭永祥，因为吴永文在周永康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担任过湖北省的政法委书记便断定吴永文如今的落马肯定会周永康有必然联系，似有为断言“周永康必定有难”的主观揣测凑例子之嫌。 谁都知道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陪伴薄熙来夫人薄谷开来的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时候，如今在习近平手底下担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但谁也不会认为王立军和孟建柱之间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瓜葛。 接下来再说李春城，因为当年的周永康在中共十六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之前是四川省委书记，李春城确实是在周永康任上被提拔为享受副省级待遇的成都市长，并在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前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 如此说来，说李春城在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是被周永康信得过的干部之一是没错的。但是，就象当年胡锦涛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开铡的目的并非冲江泽民而去，也不是冲当年在上海是陈良宇的直接上司的吴邦国而去一样，如今的习近平拿出一个周永康十一年前在四川省的下下级为自己任内的第一波反腐运动祭旗，目的也不见得是要作周永康的文章。 笔者当然不能断言李春城与周永康之间完全没有经济牵连，但目前的公开的信息中同样也找不到他们之间有经济牵连或者其他种种经不起检查、见不得阳光的龌龊关系的证据。 事实上去年年底李春城刚刚被宣布落马时，包括中国大陆的官方网站上就已经公开了导致他落马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成都金牛区统战部部长申勇的实名据报，中纪委根据举报内容到秦城监狱里提审了已经被从死缓改判无期徒刑的前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韩氏被迫承认了自己过去一直没有交待出来的多笔受贿款，其中之一就是当年她主管黑龙江省委组织工作时在该省省会哈尔滨市府工作的李春城和他妻子奉献的买官款。受贿之后韩桂芝就一直关照着李春城，将他推荐给中组部，通过中组部考查之后成为当时安排的异地交流干部之一，从黑龙江省会交流到了四川省会。至于当时李春城是否也向中且部官员行过贿？不是没有可能！ 到四川之后，李春城学着韩桂芝的样子开始卖官，在其他领域也是作恶多端，多行不义，终于招至报应。 当然，作恶多端的李春城在位期间先后犯多下那么多的罪行，中纪委对他的调查肯定是在宣布对他双规之前即已经进行了相当一端时间了，为什么在十八大上还要对这个正在被中纪委调查的腐败嫌疑人进行“带病提拔”，令其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问题在中共内部也已经被尖锐提出。 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是，事实上十八大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共同主持的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名单的最后审定过程中，决策者们个个都已经明白李春城的被双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前提下继续让他的大名留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目的就是要让他当选之后再伺机宣布对他的严肃处理，籍此证明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是多么坚决，反腐行动是多么有力，反腐成就是多么鼓舞人心。 随便在网上浏览一下关于李春城落马的各方分析和报道内容就不难发现，李春城落马之初很少有报道和分析认为他的落马与周永康之间有什么必然关联，因为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毕竟也是十一年前的事情，更何况周永康在四川任职时间满打满算不足四年。最近一段落时间则不然，因为是周永康秘书的郭永祥的被抛出，外界媒体不约而同地要为“习近平反腐剑指周永康”之类的耸动新闻标题尽可能堆积更多的例证，于是李春城也好，吴永文也好，就都被拿过来凑数了。 一篇在郭永祥落马被中共官方媒体宣布之后的第一时间抢发出来的外界华文媒体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十八大后中共政坛落马的三个最高级别的官员——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永文和郭永祥都与周永康这个曾经的中国“政法王”有着相当的关联。报道中分析“郭永祥被调查的标志性意义”在于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对常委级高层开始建立追溯惩罚机制，中共内部人士也认为这是习近平时代反腐工作的一个标志性进步。 其实，十八大之后落马的副省部级干部肯定不止三个，至少还包括王歧山担任副总理职务时的铁杆部下之一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其玩弄后又抛弃的女博士揭发出身染梅毒病一口马列经与刘云山关系甚铁甚至称兄道弟对刘云山从来都是以“云山”称呼之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难道此二人的被下台也意味着习近平将分别对王歧山和刘云山“动真格”的？ 当然，在假设周永康百分之百清廉，其清廉程度简直就可以和当今圣上习近平相提并论的前提下，郭永祥的腐败案至少也还可以证明他周永康犯有用人不察的渎职罪。有外界将此事件与前政治局常委黄菊的秘书也犯有腐败罪相提并论，类比是否恰当，下篇文章里分有详细的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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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3 01:19 AM PDT 
每年夏天都是香港政治的炎夏，至少有六四烛光晚会和七一游行两次大型群众活动，测试着特区政府的统治稳定性。而今年临近七一，气氛比往年更绷紧，游行人数会否迫近2003年反廿三条立法那次的五十万人，成为热门话题。
亲建制的团体，也在七一当天大推百元低票价演唱会和六折餐饮优惠，「抢客」意味彰彰甚明，正好从反面说明了特区政府民意战役有多严峻。结果，在三号风球高挂和风雨吹袭下，7月1日游行人数仍然达到43万人 (主办团体民阵提供数字)，比去年增加了3万。争取加快普选是游行的主题，不少游行人士和团体喊出要梁振英下台的口号。
不错，从低民意得分中上台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民望继续下滑的趋势甚为明显。据6月底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公布的民调结果，梁振英的评分均为46.2分，以100分为满分，即得分不足一半。
在港大调查所得的46.2分，较6月初跌0.5分，其支持率由30%跌至27%，反对率则由54%升至55%。中大调查方面，最新得分也是46.2分，而去年7月梁振英上台之初的53.6比较，明显下跌。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直言，民调结果反映了市民普遍认为，梁振英及特区政府过去一年表现不理想。
重量级人物批梁
在游行前夕，香港两名令人嘱目的重量级人物公开表达对梁振英的不满，包括工联会立法会员陈婉娴，以及曾在梁角逐行政长官职位时支持他的小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陈婉娴认为，政府欠缺短、中期民生措施，梁振英自以为有能力，其实是无能。何喜华则表示，一年来政府施政令人失望，他也汲取了教训，不再认为换一个行政长官便能解决社会问题。
确实，民怨已扩散到香港各个阶层，梁上任一年便令政府沦落到这田地，委实罕见，关键不仅是梁振英交不出政绩，而是整个班子予人贪腐和无诚信的感觉。梁在未上任便爆出大宅僭建问题，疲于辩解下权威尽失，接着是强推国民教育失败，而其核心班子也接连有人出事下马，串成顺口溜就是「强光震波熊」，即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发展局局长麦齐光、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市建局主席张震远、在麦齐光涉欺诈下台后，补替其发展局局长职位的陈茂波及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
在「强光震波熊」中，有已因欺诈政府房津罪成候判(麦齐光)；有因涉嫌行贿、妨碍司法公正和刑事恐吓正在受查(刘梦熊)；有涉嫌提供秘密佣金在行政会议内无限期「休假」；有因经济问题受警方调查，辞去所有公职(张震远)；处境较「轻松」的陈茂波被指违规经营劏房及醉驾，名声受损但公职暂不受影响。
政治任务难完成
与其前任董建华及曾荫权相比，梁振英的蜜月期远较他们短暂。梁在角逐行政长官一职之初，声称将会随时拿一张小板凳坐下，聆听市民所需，但道德力量丧失的梁振英，现时在抗议之前只能当「快闪党」。人们起初担心梁振英是一头能力高但心术不正的「狼」，现在开始怀疑他会否只是一头披上狼皮的猪了。
在管治威信渐渐消减下，梁振英政府还得面对泛民主派为加速普选而推出的「占领中环」行动。除了民生议题还可继续进行，如同公开的秘密的四大政治任务，包括推国民教育、推廿三条立法、整顿港台、制定政改方案，梁振英还有多少的机会完成？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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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l 2013 06:17 PM PDT 
数日前，微博微信上许多藏人以奔走相告的热情传播这个消息："最近中国政府对藏政策调整引起世界的关注：第一，各寺院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法相；第二，不许诬蔑和指示他人谩骂达赖喇嘛；第三若在寺院中发生重大事件，先由寺院领导和高僧等进行内部调节，军警不会立刻进入寺院采取压制等措施。"
此消息可能来源于6月20日，西藏之声报道青海省海南州允许寺院供奉尊者法像等三条，且先不说此消息是否准确，报道本身以偏概全，竟将一个州的事说成是"中共允许西藏寺院供奉达赖喇嘛法相"。 西藏之声还称"现居瑞士的朱古洛桑成列仁波切说……中共当局安排由僧人代表组成的多个小组……宣布具有三项内容的官方文件"。我很想给这位仁波切捎个话，能不能拿出"具有三项内容的官方文件"的照片公诸于世？没有佐证的照片，任何激动都可能被钓鱼，别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6月21日，中共海外喉舌多维新闻网偷换概念，称"达赖法相可公开悬挂 中共西藏政策调整"，就海南州一个州的事说成是全藏区正在发生的巨变。素知多维新闻网神通广大，请公开此文件，我们需要眼见为实。 目前，全藏区只有青海省海南州这一个州据说有文件让挂尊者像，但是有谁见过这传闻中的文件？至于其他所有藏区，其实并无变化。而西藏自治区，谁敢挂尊者像谁就摊上大事了。 作为藏区榜样的西藏自治区，从前年年底大搞"九有"工程，让所有寺院所有农牧民家庭不但高挂五星红旗，还要挂中共领导人画像，不挂就是政治问题。最近还在一丝不苟地检查。可这转眼间就会"调整政策"，让尊者法像与中共领导人画像并排高挂在寺院与家庭，而这可能吗？ 如果中国官方允许藏人供奉尊者像，就得对之前的大批判做出修正，解释达赖喇嘛不是分裂分子，不是国家敌人。而这可能吗？严禁供奉尊者像，在西藏自治区始于1995年，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官员升官北京，掌握大权，那么这是要让他们认错？而这可能吗？如果可能的话，那就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改革了，而不只是"中共西藏政策调整"了。 一位在体制内的藏人知识分子发微博提醒："要谨慎解读目前放出的几条消息，也不要轻易往复到'毁于希望'的希望中，舆论提及的相关会议我有参与整体感觉并没有网上提及地那样明朗开放，释放善意与紧锣密鼓并进同行，民间层面很快进入到奔走相告的欣喜状态让人很是忧心。"不过这几条消息是谁放出的？意在何如？ 的确，最近情况变得复杂。中国官方报道拨款250万元修缮达赖喇嘛故居，中共党校教授直言要"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加上在青海省海南州各寺院悬挂尊者法相等消息，会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认为中共的西藏政策发生了好的转变。但是，我担心这是设的一个局。流亡西藏希望有谈判的机会，但我希望能坚守一些底线。 西藏有句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猜忌。"民间流传很广，是因为谚语一次次变成现实，悔之晚矣。无论如何，需要冷静地观察、核实，慎而待之，而不是盲目轻信、乐观，否则可能会被置于某个布局动弹不得。历史上前车之鉴已太多。前几年中共为北京奥运设计国际公关而一次次进行的藏中会谈，最终在戾气冲天的气氛中结束，难道创伤犹在就忘了痛？ 我注意到一位网名是"巴登上师"的西藏僧人就上述三条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说："很遗憾 这是条假简讯"，"最近网上流传甚广，以（已）找当地政府核实，并无此政策"。 然而，类似"西藏政策调整、改善"等消息，应该研究其传播路径。不止这一例。似是而非的消息从境内神秘传到境外（流亡社会或流亡人士），被轻信与放大，通过流亡媒体轻率报道，再被各种人士过度解读，以致不断发酵，其实具有贻害作用。 这其中既有有意识地制造与不加证实地传播，也有流亡西藏一直对中国当局及社会以及境内西藏的误读。而在传播过程中，难以进入藏区进行独立调查与采访的外媒若被利用，更会加速某种谬种流传。对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清醒，经验与常识以及事实才是最可靠。 无论如何，对专擅各种诡计的极权者抱以再高的警惕和怀疑都不为过。而媒体被利用跟着布局的前车之鉴也不是没有过。西藏政策若有变化，让各地藏人自由进入拉萨才是证明，而不是传言中的挂尊者法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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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l 2013 02:42 PM PDT
转自徐小三：【逃兵】
（这篇回忆录，作者是曾在CNN驻北京办事处任职的中国人。文章讲述的事发生在24年前的1989年6月5日）
有一年，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访华……到了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 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距离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世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那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此处为了避免和谐省略若干字,建议在Google图片上搜索Jeff Widener) 在那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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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l 2013 02:23 PM PDT
今年4月份，苏州宣判一起走私进口垃圾桉，涉及从欧美等地走私入境的洋垃圾高达2600吨。两位不法商人分别被判处10年和7年徒刑，并处以若干罚款。被告崔某是"图腾贸易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进口洋垃圾。高某则是加拿大"高旭贸易公司"的负责人，负责从美洲收集城市垃圾，然后通过图腾公司走私到国内。如果没有其他内情，这确实是违法走私洋垃圾，对这个判决我是很支持的。当然还有一个遗憾，那些包庇他们走私的官员是否也应该一�治罪？这种现代走私，并不是趁风高月黑夜抢滩登陆，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从码头通关入境的。我从来不反对合法进口洋垃圾，因为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废钢铁、废纸、废电线、废电器、废塑料等等垃圾，只要妥善分拣，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原料。我一向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煽动，因为大量进口这样的洋垃圾，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紧缺的国家是有利的。而且，还会削减污染总量。比如废纸回收，与造纸的污染是不可比较的。 有报导称，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场"，全球"70%电子垃圾流向中国"。其实早就是这样了，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数据就是72%。现在这个70%恐怕打不住了。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广东汕头一个名叫贵屿的"垃圾镇"，现在升格了，成了着名的"电子垃圾之都"。贵屿只有15万常住人口，却是全球最大的废弃电子产品拆解地。贵屿镇超过80%的家庭直接参与电子垃圾处理，每年分解量超过150万吨。贵屿的环境可以想见，自然是在劫难逃，垃圾遍布，污水横流，毒气逼人。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麽大部分洋垃圾都要流向中国？答桉很简单：利益使然，洋垃圾进口特别是走私有暴利可图。进一步的问题是：其暴利从何而来？来源有二：一是出口国对于垃圾处理有补贴，其用途在于防治垃圾处理过程中形成的环境污染，如果官商勾结，不在乎污染，这笔钱就可以私吞了。二是中国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利润自然奇高。有记者亲眼看到妇女童工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中操作，老板并不事先警告，也不提供防护设备。在贵屿这个"垃圾之都"，当地人十有八九患有皮肤、神经、呼吸道与消化系统的疾病。也就是说，工人不仅廉价出卖了自己的劳动，还廉价出卖了自己的健康以至于生命。 那麽，乾脆禁止进口洋垃圾是不是一条解决之道呢？不是，这不是有�舰支持的鸦片买卖，而是一个双边互惠的自由贸易，立法禁止是讲不通的。有效的办法还是绕不过人权与法制，即：实行新闻、言论自由，使官商勾结受到广泛有效的社会监督；实行结社自由，让工人自由组成工会，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健康生命。这样做的结果，暴利将会削减为平均利润率以上的较高收益，洋垃圾走私将会受到有效抑制，我们急需的废钢铁、废纸、废塑料将继续进口，而纯粹的生活垃圾就被拒之于国门之外。 需要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国产垃圾也同样在污染着我们的国土。广东佛山有个莲角镇，是废塑料回收加工中心，每年废塑料生产贸易达20万吨。多维网援引垃圾从业者的话说，某些媒体说洋垃圾大量倾倒在中国的报导是"夸大其词"、"整体失实"。比如莲角处理的的废塑料，就有80%以上来自国内。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应该加以认知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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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l 2013 06:51 PM PDT
（作者为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世纪初的中港台这三大华人地区，不仅是分治，更呈现出某种内部分裂。这种现象的成因、趋势、消解之道以及大陆内部这些年在一些人士那里甚嚣尘上的西方"分裂中国论"是否成立，这些显然都是攸关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
蓝绿对峙的台湾
或许，在许多人眼里，三个华人社会中分裂最严重的是台湾。不过在笔者看，这一方面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事态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蓝绿对立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自不是一两日可以消解，但也不象有些人浪漫地想象可以靠独立或统一就能解决。
但台湾最大的优势是由于民主化的适时推进，游戏规则开始建立，各方利益能有所表达，法治逐渐完善。尽管有政治人物利用族群分裂谋取政治利益，但在开放的体制下逐渐成熟的民意、民众的政治选择也有效地遏制了这种趋势。国际现实政治也决定台湾无法单独改变现状。遵守游戏规则已经深入人心，当年百万红杉军街头街头抗议而不引发冲突，不冲击政府，不破坏宪政体制可为最好的例证。
随年轻一代的成长，历史伤痕的渐渐痊愈，台湾人集体认同的强化，――即不管是否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首先是台湾人已成为普遍的意识，只是在"台湾人是否还是中国人"的认识上存有区别，只要台独议题不立刻极端化，加之两岸的经贸、文化、社会的互动，这种认同上的模糊会持续下去，至少从眼前看，这种分裂也不至于导致更大的冲突。
日渐分裂的香港
"占领中环"示威者在香港中环街道静坐示威。
与台湾不同的是，香港有一个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成熟的司法体系，新闻自由，但却缺乏一个完整的民主体制。由于北京出于自己政治利益的考量，以各种借口拒不兑现以特首普选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香港的政治发展停滞。加之经济转型、定位上面临的新挑战，新移民的涌入，对前途的不确定感，大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对香港的全面侵蚀，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对大陆政权的两极看法等，香港的内部分裂日愈严重，已面临拐点，如再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后果堪忧。
近来港口大罢工，"占领中环"计划的提出，排斥大陆的本土论的浮现，对港英统治的怀旧的复苏等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这种分裂趋势。一种不耐烦的集体情绪在蔓延，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前所未有地低落，面临崩解。――香港最新的相关民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这些年一方面扶持香港的大资本，另一方面借收买吸纳过去英国留下的官僚集团来控制香港，打击民主派；同时相当的大陆权贵借与香港大资本结盟谋取利益。一些现象如廉政公署竟给大陆来的高官送礼，港府高级官员贪污，媒体自控，特首违法建造，唯北京马首是瞻， ……都严重威胁到构成香港传统的如自由、法治、行政清廉等基本价值的存续，带来的变化，用一个香港朋友的话讲"自己熟悉的社会好像不见了"。香港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利益受到忽略和蔑视，分裂就成必然。
问题说到底，是北京政权缺乏对港人的信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自身的信心不足。要避免香港走向彻底的分裂，由此造成衰退和萧条，甚至是动荡，不二的选择，就是北京需要拿出诚心，远见，尽快落实香港的民主化，让港人治港得以落实，构造港人的多元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舍此，一味地以中共的利益来权衡一切，最终不仅得不到港人的信任，维护不了香港的繁荣，会毁坏一国两制的设计，到头来也决不会有利于中共的利益。
多重分裂的中国大陆
香港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低落。
而与港台相比，大陆的分裂现象来得更加复杂和深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各种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格局，但由于管理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各种利益冲突、思想分化无法得到制度性的表达和调节，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分裂现象：改革共识的分裂，思想的分裂，官民的分裂，社会的分裂，地区发展的分裂，官员的人格分裂……皆是有目共睹。
面对这种格局，一种方式是回归旧体制，靠强力压制、思想运动搞整齐划一，人为地暂时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统一，其结果必然是社会和经济活力受到压抑，饮鸠止渴，最终斫伤民族的命脉；另一种方式就是寻找一种能适应这种多元格局，分歧，分化而不分裂至分崩离析的制度化调节机制，重建国家的基本价值，民族的共识，政权的合法性，这除了一种宪政体制外，至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没看到更有效的体制。
宪政体制以约束和规范权力，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承认各种利益的多元架构为基本前提，是一种制度性的平衡妥协机制。姑且不从价值层面、百年国人追求的理想的角度谈实现宪政的必要，仅从利益平衡、更新国家治理、避免因分裂而带来内战和动乱的角度谈，也必须及时推进宪政在中国的进程。现代史上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宪政建设的好坏成败，都与统治者是否适时展开宪政改革有关，今日一些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转型困难，也多与此相联。专制者不仅在其执政期给人们带来痛苦，而往往也在被人们推翻后给历史遗下很多路障。
需要提及的是，分而治之向来是专制统治者常用的统治手段，帝王术的基本伎俩。北京的一些主政者且不可以为靠这些来对付台湾的蓝绿，香港的民主和建制派，大陆内部的自由派和毛派等可以天下太平，这些或可收一时的统御之效，但却可加深各种分裂的裂痕，长远看决不不是长治久安之策，只可能拖延事态，让问题恶化，付出更大的解决成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分裂中国论"是否成立
中国的现状取决于执政者的选择和作为。
显见的是，不管历史和现实的成因如何，所有这些中港台分裂问题的弥合或减缓，相当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北京执政者现时的选择和作为了。
近年来，我们常常在各种媒体网络上看到一些所谓的专家和网友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分裂中国"的阴谋的分析和论断。其实，不排除西方可能有些极端的人士希望看到中国分裂，但稍有一点政治常识，具备健全的理性的政治人物，在今日的全球格局下，都决不会希望看到一个因分崩离析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风险的不确定的混乱中国的出现，因为这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也是他们所无法承担的。说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到超出自己的国家出现，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端看这个强大的国家是以何种方式强大和要做一个怎样的强大的国家。一个德意日式的强大国家，肯定是人们绝不愿见到的；一个民主自由奉行法治文明的强大国家，不敢说人人都乐见，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
"木必自朽而后虫生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且不讲这种"分裂中国阴谋论"是否成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对这样一个巨国，以中国现有的实力，发生分裂其最根本的原因也一定是根植内部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处于转折的关键时代，林肯在其著名的《分裂的房子》（"House Divided Speech"）演说中曾提到："分裂的房子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绝不能持久"。不幸的是，是靠内战才解决了这问题，成就了美国后来伟大的崛起。
中国人今日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是沉沦，还是能否避免再通过一场动荡来完成其向上的提升。这个答案是要中国人自己要来给出的，他人终归无法左右。我的希望显然是后者。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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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l 2013 02:04 PM PDT
在台湾有一座桥，桥头边有个墓碑，碑上刻着一个自杀了的日本设计师的名字。原来这座桥最早是由这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可是当桥从两头修到中间的时候，差了一米接不上。这位日本的设计师羞愧难当，连夜自杀。
虽然我们不提倡自杀，但是我认为这种自杀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我们仇恨日本鬼子虽然做恶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以及耻辱感还是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种高尚的境界为忏悔。基督徒会向自己的神忏悔，临终的忏悔，尤其彻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忏悔，才会有善言。信仰释迦牟尼的人也是会忏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的，只有哀鸣。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地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杀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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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02:22 AM PDT
图为张显扬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概念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有翻译为"人本学"的），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没有人可以给它做什么判决，戴什么帽子，因而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我这里说的"人性论"，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它并不是成型的哲学体系，也没有试图去解释历史。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一个观点，认为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性。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却遭到严厉批判，被戴上"抽象人性论"的帽子。结果，"人性"便成了有害而危险的东西，致使人们谈"人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谁要是不小心和人性沾上边，那就非遭殃不可，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就成了一个案子，而且至今没有平反。 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其意义不只是解决文艺界一个历史冤案；更重要的，是要澄清一系列理论是非。贯彻"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些理论是非是非澄清不可的。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无论欧洲还是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们就已经讲清楚了。所谓"人性"，无非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包括饮食男女、喜怒哀乐、趋利避害，珍惜生命，等等，只要是人，就有这种本性。但是，几十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却流行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口头上也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实际上却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且气势逼人。在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淫威下，这个土生土长、尚未成型的可怜的"人性论"便一命呜呼。 人们一直把这种观点，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讲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种观点除了表明在人性问题上坚持极"左"的"阶级论"，即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否定有"人性这种东西"而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人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有具体的人性，又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大而言之，有三个层次，即个别、特殊和一般。以友情、爱情、亲情为例，这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感情，属于人性一般。这些感情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则既和个人禀赋（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经历和文化素养，等等）有关，又和个人所属的不同社会群体（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宗教、地域，甚至行业，等等）的特点有关。和个人禀赋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个别。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特殊。人性的个别是具体的，也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的特殊和人性的一般，都是抽象的，也就是"抽象的人性"；二者的区别在于抽象的程度不同：人性的特殊是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抽象出来的，人性的一般是从"人"这个族类中抽象出来的。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种论断在逻辑上犯了三重错误，因而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把"带阶级性的人性"当作"具体的人性"，混淆了个别和特殊，是概念混乱。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共有的人性，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因而不是人性的个别，即"具体的人性"，而是特殊的人性。第二，"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只是人性的特殊性的一种内涵。人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种种内涵，例如带民族性的人性、带国民性的人性，带不同宗教色彩的人性，等等，都是人性的特殊性。第三，"在阶级社会里"，并非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要是人，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本性。把"带阶级性的人性"看作阶级社会里唯一的人性，或人性的唯一表现，一方面用以冒充"具体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个别；另一方面又用以否定"抽象的人性"，抹杀人性的一般，从而在人性的三个层次上都和真理背道而驰。 在极左的"阶级论"眼里，只有"阶级"和"阶级性"是实在的和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及其具体的人性和"人"这个族类及其普遍的人性，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用"目中无人"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讲人性，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没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在于确认每个人和全人类都有"人性"。只有确认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把人当人，才能确认每一个人的人权，才能理解和构建人与人之间合乎人性的关系。否定"人性"，无异于崇尚野蛮的"丛林原则"。曾经横行一时的"斗争哲学"，动辄把人往死里整，哪怕是亲密战友，手足兄弟，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也决不手软，对待他们，就像某些食肉动物对待自己受伤的同类那样，无情地予以杀死并吃掉，就是这种野蛮的"丛林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表现。
从"需要"看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
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察。这里，我们仅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上来考察一下。无论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还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是人，就有这些需要，皇上是这样，乞丐也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般或人性的共性。但是，这些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对满足与否和满足程度的评价，则是具体的，皇上和乞丐大不相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属阶级不同。 以安全的需要为例。身居深宫大院，又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护着，皇上还未必感到安全，而乞丐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会有安全感。又比如尊重的需要。对于皇上来说，不给他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就不能满足他对尊重的需要，就要治你的罪。而对于乞丐，只要你用平和的、关爱的目光看着他，并予以些许帮助，他就会觉得受到了尊重，至少不会感到屈辱。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生存条件分不开。乞丐不具备皇上的条件，他的想法，他的需要，自然和皇上不可同日而语。这既是人性的个别，又是人性的特殊：乞丐的需要是乞丐的，皇上的需要是皇上的。 人性的特殊性，归根到底，来自于人的社会性。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社会性的内涵，它构成为人性特殊性的社会基础。只把"阶级性"当作人性的社会性予以肯定和强调，是很狭隘、很片面的。实际上，即使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性也不只是阶级性。作为民族的成员，人有民族性；作为国家的成员，人有国民性；如果是宗教信徒，还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印记，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社会性，都使人性表现出特殊性。怎么可以借口"在阶级社会里"，就把人的社会性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只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把带其他不同社会群体特点的人性统统否定，把人之为人的普遍的人性也一并予以否定呢？
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
为了进一步用"阶级论"否定"人性论"，极左的"阶级论"者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以为，这样就强化了自己和"抽象人性论"相对立的"阶级论"的立场了。殊不知，这不但没有否定"超阶级的人性"，反而确认了"超阶级的人性"。 既然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又何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阶级，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说"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承认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是个什么概念呢？据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这就是说，"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三个不同阶级构成的政治联盟。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人民大众的人性"？说"人民大众的人性"，就是承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 "超阶级的人性"是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他们想否定它，但又不能不把它作为理论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论证之中。事实上，只要他们不敢为公然否认有"人性这种东西"而承担恶名，并且使用"人性"这个概念来和"人性论"作斗争，他们就摆脱不了"超阶级的人性"的纠缠。因为"人性"这个概念，说到底，它的规定性就是超阶级的。只要使用它，就不能不受到它的规定性的制约。 历来被奉为经典的反"人性论"的观点，解构出来，就是这样。这里除了否定人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一切，从概念、提法到论证，都是一笔糊涂账。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具体的人性，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说对了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却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几十年，岂不哀哉？
"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
极左的"阶级论"者如此强词夺理地否定"人性这种东西"，批判"超阶级的人性"，这和他们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分不开，也和他们自己抹煞人性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残酷的党内斗争分不开。当然，也和那个时候莫斯科御用的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思想文化路线，特别是和这条路线的守护神、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分不开。后面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且不予讨论。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在理想的层面，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主张自由和人性，主张人性的复归，主张人道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不管现在人们怎样看待共产主义，他的这份理想是值得嘉许的。多年前，英国曾经把马克思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入选的理由，就是他对人类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但是，在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就是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主张专政和剥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19页），这就是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只能借助于暴力，舍此别无他途。这就把暴力提到了历史杠杆的高度。其实，靠暴力这个"助产婆"接生下来的，并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旗帜下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们，除社会民主主义者外，一无例外地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又实行蔑视人性和自由的"专政"。 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的实质，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得一点不错的。列宁关于"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马克思的暴力论发展到极端。什么是专政？"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16页）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力下面，哪里还会有自由和人性可言？ 待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互为表里。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充满人道精神的奋斗目标，被实现目标的反人道的途径和手段所代替，途径和手段本身成了目标，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和专政。专政不仅要"落实到基层"，而且要"全面专政"，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其中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要专政。这样，自由和人性，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它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兵营社会主义，在驱使人们攀登"理想境界"的过程中，在破坏"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这种情景吗？否则何至于害死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生灵，株连数以亿计的更加无辜的民众？ 上述反"人性论"的观点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主张自由和人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首当其冲的，是从白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他因为在1942年3月，分两次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表示不满，就被打成"托派"。第二年被逮捕，关押4年之后，1947年在撤离延安的路上，被用大刀片（为了节省子弹）砍下头颅，时年41岁。王实味是确立反"人性论"的话语霸权以后，为自由和人性殉难的第一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人。 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设计，都以此为基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不再被当人看待，就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一搞政治运动，就发生无数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领导属下这样残酷的事情。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毒化了人们的心灵，贻害无穷。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如此凶险，许多人动辄恶意相向，除了社会转型期的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外，其历史根源就在这里；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和这个历史根源分不开。不彻底肃清极左的反人性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实践的流毒，谈何"和谐社会"？
"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现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人性的言论已经不多。但是，几十年来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一边承诺"以人为本"，一边继续批判"人本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本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可是有些理论家们在诠释的时候，却还把目光盯在"抽象人性论"上面，还在使劲地批判所谓"西方的人本主义"，认为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服务的。"（《科学发展观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多少熟悉一点过去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就算说得都对，也总不该抹煞"西方的人本主义"肯定人性、把人当人看待的合理性吧？再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曾长时期地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不也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对我们这个东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过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时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它，岂不是弄错了对象？难道"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否定人性的极左的"阶级论"？ 既然决意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那么，把"以人为本"的"人"，用"民"来偷换，自然再方便不过了。"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同上，第18页）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理论家该不会不知道"人"和"民"，是两个不同概念吧，怎么连一句过渡的话都没有，就径直从"人"蹦到"民"上去了呢？如果"以人为本"的意思，就是"以民为本"，那何不直截了当地说"以民为本"？ 把"人"换成"民"，一字之差，面目全非。人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主体。而"民"只是人的一种政治和社会身份。他一方面与"官"相对应，一方面与"敌"相对立；而"官"是"民"的领导，自然也属于"民"的范畴。这样一来，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人便只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或者人民，或者敌人，除此而外，再不是别的什么。这种"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正是以往几十年所遵循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那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是"革命人民"，就是"阶级敌人"。谁如果不幸被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臭（老九）"的行列，那么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士兵、将军、元帅，甚至国家主席，外国友人，都再不被当人对待。 提出"以人为本"，从治国理念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原来那种思维定势，把人从"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使他回归到大写的"人"，承认人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从而真正把人当人，做事想问题，都以人的利益为重，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果真照此办理，那就可以省去许多残酷争斗，避免或减少国家民族的痛苦和灾难。可是，经过这些可爱的理论家一解释，一切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肃清批判"抽象人性论"流毒，有多么重要。
"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
把主张人有人性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予以否定和批判，完全是极左的"阶级论"作怪，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而且首先是"人"这个族类的成员；不承认人的各种社会身份，其中包括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都是人这个实体的具体规定。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就不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期以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不摘掉"抽象"这顶帽子，"人性论"便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因此，凡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这些东西只能靠相同的体验互相沟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离不开抽象。抽象不仅是科学方法，而且是科学形态。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认为抽象的东西都不能成立，这是对科学的无知。试想一下，如果人性和"人性论"因为"抽象"而不能成立，那么其他一切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上"数"的概念特别是"O"概念，几何学上的"点、线、面"，物理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上的"化合和分解"，生物学上"遗传和变异"，等等，不也都是抽象的，因而也都不能成立吗？进一步说，哲学上那些概念，包括"物质"、"精神"、"存在"、"意识"，"唯物论"、"唯心论"，"经验论"、"唯理论"，"决定论"、"唯意志论"，等等，岂不更抽象，因而更不能成立吗？就说极左的"阶级论"者奉为神圣的阶级和"阶级性"吧，其实它们也是抽象的。不进行抽象，一个一个如土豆般分散的个人，怎么能成为"阶级"，又哪里来的"阶级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1966年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见《西方哲学史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对外正在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思想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切，把它作为自己写作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很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他还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排斥人性的东西的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3页）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感，真是了不起！今天，我呼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我自己曾经误入的理论迷途所作的自省和检讨。
早该为人性论平反摘帽了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用人性去解释历史，那是过于天真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去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特别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体系，当然有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性。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外，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是"上帝"，或者是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是人性弱点的表现。抹煞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历史，一定是野蛮的历史；抹煞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这类历史，我们不仅听说过，而且亲身经历过，许多人还为之牺牲了性命，其中有我们的长辈，也有我们的平辈和小辈。但愿今后的历史，能够和人性同行；写出来的历史，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 同时，作为个人，我们做事想问题，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人，然后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像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再做事；做不好人，也做不好事。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人。如果把人性、人的意识抛在脑后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没有"党性"，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些大权在握（小权在握也一样）的共产党员，贪污腐败，挪用公款，转移黑金，包养二奶，出境赌博，勾结黑帮，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这当然是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但首先是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人性的。人们在痛斥这些败类的时候，常常愤怒地质问他们："你还是人不是？还有点人性没有？"可见，什么是第一位的，人们心中都有数。 人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主要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人性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上帝和君王的抗争。我们国家，古代诸子百家，也有不少人性论思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的就是人性问题。文革期间人性论的对立面，主要是上面所说的极左的"阶级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阶级斗争史观"。其实，"阶级斗争史观"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看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特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事情就清楚了。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老版第28卷第509页）可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到历史唯物主义，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阶级的存在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这里正是在贬义上使用"抽象"这个词的恰当的地方）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充其量只能与马克思以前很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媲美，只是沾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边，远没有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这个问题细说起来话长，需要另文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30多年来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那个时代曾经显赫一时、所向披靡的历史观，已经走下神坛，现在连主流话语中也很少提到它。作为"人性论"的主要对立面，给"人性论"戴上"抽象人性论"帽子的这个最后根据，已经失去往日的权威，再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了。这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解放思想的结果。现在该是为"人性论"平反摘帽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 ――炎黄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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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3 02:04 PM PDT
我比较认同《经济学人》的立场，因为我不相信如果此次埃及军人不干政，事情就会自然得到化解。《经济学人》的社评指出，穆尔西的无能，事实上已经让太多埃及人忍无可忍。他一面听任埃及经济濒临崩溃，一面却热衷推行激进的伊斯兰教社会政策。在最后关头，也不愿意以辞职来化解宪政危机。 当然，埃及军人此次干政的后果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对此，包括支持二次革命的埃及人在内，都很清楚。埃及的二次革命，凸显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就是在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推行民主面临的困境。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在1848年选拿破仑三世做总统的议论。当多数人其实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意，或者并不相信民主政治却又获得投票权的时候，民主政治就会陷入困境。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最近例子，就是泰国。泰国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处于高度分裂和对立状态，结果导致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战。好在泰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也好在他信有一个比他聪明的妹妹，泰国走出了由社会分裂带来的民主困境。 最难得的例子是南非，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曼德拉如此尊崇的原因。曼德拉是一位圣人，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成就这位圣人的贤人中，也包括不少南非白人的精英分子，特别是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没有他们，今天的南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无法想像。 中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不容乐观。秦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认识到中国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极为相似的一个。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徵就是社会歧视是完全制度化的。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南非与中国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这种不同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似乎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重视的问题。 中国与南非最大的不同，就是南非的社会分裂与种族主义直接相关，而中国种族因素在社会分化中不起主导作用。一般来说，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分裂是很麻烦的事，但南非对立的双方为什么能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呢？我相信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有关联的一个因素就是，南非白人及黑人内部，自治程度都比较高。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得两边都存在一些有良知，特别是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 这个因素是中国很难比的。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政治嗅觉，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只要发现那种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视为对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国政治的这个传统，到了今天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不要说在成年人中我们看不到真有魅力的人物，而且，在一代代青少年中，也看不到出现这种人物的苗头。看来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被中国漫长的专制传统促成了一种极不利于魅力领袖产生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从孩童开始，就无时无刻不被提醒或暗示，要学会顺从权威或伪饰自己的野心，否则没有好下场。 因此，尽管与南非相比，中国有一些有利民主的条件，如教育更普及，但是，当分裂的中国社会面临民主转型的关键时刻，其成功的概率反而不如许多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1】 民主的毒药: 军人干政背后的威权逻辑（何清涟）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 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 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 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 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 万美元。到1986 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 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 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韩国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VOA 【附录2】 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曹长青）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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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3 01:57 PM PDT
两天前，中共各大中央级官媒象报导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一样统一时间、统一口径对外宣布了已经被实际收押两年半时间的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刘部长志军同志受贿、滥用职权案的一审宣判结果，刘部长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的审判长、外号“白大判官”的人民判官白山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主要回答了刘志军同志所有罪案中最重要一项，即与中国大陆最著名的“慈善家”、人民政协委员丁羽心（又名丁书苗）女士之间的权钱交易内容。
这位丁羽心本是一山西村姑，读小学的年龄上提着草筐到城里挨家敲门叫卖鸡蛋时时，城里人的冷眼和凌辱在她幼小心灵里就栽种了仇恨社会的的毒芽。按照白大判官的说法，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违反规定，徇私舞弊，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刘志军滥用职权使得丁羽心等人谋取利益３０余亿元，对此办案机关在办理丁羽心案等其他关联案件时扣押、冻结了丁羽心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大量现金、股权、房产、书画等物品，此前媒体报道中所提３７４套房产、现金等均包括在内。这些款物系刘志军滥用职权使丁羽心等人获得的非法利益，而非刘志军的犯罪所得。不过呢，刘志军所辩称的检察院起诉过程中认定的刘志军受贿的6400余万元中事实上并未到拿到自己手里并亲自点钞的4900万元还是要算在刘志军头上，理由是这笔钱是丁羽心为刘志军办事所用，是因为刘志军授意丁羽心为其疏通关系解决相关事宜，丁羽心才为此花费了4900万元。刘志军的这一行为与一般的直接收受钱款的受贿行为确实有所不同，但刘志军为防止有关部门正在办理的何洪达案牵连自己，以及为自己职务调整创造条件，授意丁羽心疏通关系。刘志军供认其事先明知丁羽心运作上述事项需花费巨资，且事后丁羽心亦将花费数千万元的情况告知了刘志军，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该款，但该款是丁羽心根据刘志军的授意、为刘志军的利益而花费；丁羽心的证言亦证实，其花巨资为刘志军办事，是对刘志军帮助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回报。所以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上述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性质，法院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诈听上去，这位白大判官的说词真的是挺让人信服，直感动得中央党媒的小编老纪们发自内心地请求读者们相信对刘志军同志的判决“（真的是）表明了人民法院严惩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态度，昭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再次给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 但是，若仔细推敲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位白大判官的说词中至少是严重缺少案情细节的真实。
其实早在刘志军每次都要亲自乘坐指挥退位总书记江泽民巡幸祖国大江南北的专列的那几年里，中共内部即已经有传闻说一位靠“吃铁路”发了横财的知名“女慈善家”一次就向刘志军同志进贡数十亿，刘志军虽然没有同意将这笔巨款直接归于自己名下，但是却叮嘱这位名女人“这笔钱你给我留好了，我不久就要拿它派大用场了”。而刘志军说的“大用场”就是为自己买个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职务。“怎么说也能买来一个国务委员吧？”这是当时还嚣张不可一世的刘志军的原话。
如今刘志军同志已经被判决，我们估且就以白大判官的说词为准，先认定上述传闻都不是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但丁女为刘志军花费的这已经被白大判官认定并对外公布的四千九百万受贿方是谁？
四千九百万，用一个北京的哥儿的说法，我连续开上一千年的出租车才能挣得到这个数，而这样一笔大庞大的犯罪款项被表面上看是被“罪有应得”的大贪官刘志军用一句“我相信法律的公正，不上诉”完全承担了下来，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已经被白大判官“一槌定音”的刘志军案的最大漏洞就是这四千九百万去向不明。 按照白大判官的原话，“这四千九百万巨款是“刘志军为防止有关部门正在办理的何洪达案牵连自己，以及为自己职务调整创造条件，授意丁羽心疏通关系”所使用的。此其一。其二，刘志军的经济罪案虽然是是从一九八六年开始被清算，但他经济罪案中最大的一项是担任铁道部长之后与人民政协委员习羽心的共犯，也就是说，丁女为刘志军所支出的这四千九百万都是刘志军的铁道部正部长的任期之内。众所周知，正省部级“大老虎”的官位变动与升迁都是中组部负责考察，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会定夺，若是有违法、违纪嫌疑话，当然也是中纪委才有权决定是追还是不追，由此可见，这四千九百万的受方肯定是中纪委和中组部及它们的上级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 一则早已经被中国大陆百姓所熟知的黑色幽默说的如果依贪腐罪名把共产党所有的县处级干部都枪毙的话肯定有被冤枉的，但若让他们排成一排隔一个枪毙一个的话，肯定又有漏网的。依此类推至共产党政权的省部级甚至政治局委员级的高级官员，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不认可，但习总书记至少也还是承认了“党的高级干部”中也有贪腐“大老虎”。中纪委也好，中组部也好，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也好，都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人，这一堆又一堆人就为一个刘志军而形成犯罪团伙，共同接受丁羽心刘志军所进贡的款项？可能性基本没有。对一个北京的哥儿来说四千九百万确是天文数字，但若让全体中央领导人及中组部、中纪委官员均分的话，数额又委实太小。所以，收受这这四千九百万并且肯定是已经允诺了会为刘志军在国务院正部长的基础上再官升一级“创造条件”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老虎”。中共官方媒体口口声声刘志军案的宣判“是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公正的表现......体现了司法文明的发展进步”,摆在公众面前的事实却是刘志军巨额犯罪款项的近五分之四来有踪去无影。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_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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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3 02:07 PM PDT
当今，言必称中国特色，中共坚守这党国体制，很中国特色吗？非也。照搬前苏联也。人民代表大会，亦中国特色乎？非也。中国之名，苏维埃代表之实，或人民之名，党员官员之实也。甚至共和国也假，党国军国乃他们中国特色也。1933年，溥仪建满洲国于东北时，毛泽东也建中华苏维埃国于江西，那时，一点不讲中国特色。末代皇帝去当的日本傀儡，老毛这江西中华苏维埃国，从名到实，也是俄国苏维埃的儿子国呀，他们从社会到文化，都灭祖灭根哩？
打苏维埃旗号时，中国的土共就与中国特色为敌，1927年在湖南掀起的农民运动，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名士大收藏家叶德辉，就是开始灭最中国特色的士绅与文化，且刺激了北京清华国学大师王国维，敏感三千年文明遇劫，为殉中国文化而跳了昆明湖。中共从出世到今天，尤其文化革命，毁尽中国文化特色，今天，他们不仍在清除西藏民族文化特色吗？那些自焚的宗教徒，都是在重复王国维的殉难角色哩？
中国特色，是一块遮羞布，可掩盖他们毁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一块盾牌，可用以抗拒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而已。
明白人只一看，最中国特色的北京城没有了，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在拆迁运动中，变得同一面貌，毫无中国特色了。再看语文，世界最长寿最具生命力的汉字汉语，在简化字运动中，混淆字形语义，使最神奇的汉语单调化粗拙化，他们坚守过中国特色吗？别说建筑毁尽中国特色，就是衣着，也无印度人与阿刺伯人保持民族服装的特色了哩。
怪哉！这63年，如洪水猛兽把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生话与文化特色全洗劫干净，唯独专制这政治制度中，最保守最腐朽的，称中国特色，却坚守不弃，不仅太畸怪且匪夷所思呵。
从前他们要全盘苏化俄化，讲国际主义，尽灭民族文化特色。现在，难继俄化，又恐西化，就讲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了，当他们专制面临世界末日时，这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了。而爱国的感情一集中在国这主体，便可偷换成爱党，他们的体制，还是党国不分的连体婴儿嘛，这种游戏，岂不能缓解民怨的沸腾，维系恶政的苟延吗。
若探入他们中国特色内核，打开他们黑箱操作的货色，竟然是腐朽陈古的两种破烂，一种叫垂帘听政，一种叫权力世袭。邓小平垂帘，听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江泽民退下，在帘后，也听胡温的政，看样子，还想听下去传下去哩。没想到：从西汉窦太后的垂帘干政传到清朝老佛爷慈禧，革命的无限头颅无限血，换来假共和时，这垂帘听政的尸不死，魂仍在呵。
赵紫阳曾对朋友感叹：他任的总书记，实是组持党务的秘书长，在决策中，他不能起主导作用。说穿点，他只是个红色权力宫廷里的大管家罢了。这种政治制度，他就很难不是前清慈禧垂帘外的光绪角色？如果，毛泽东退居二线手握兵权，在垂帘听刘少奇的政，邓小平就学的老毛，仍掌控着胡耀邦与赵紫阳。到1992年南巡，他不还在发圣旨，叫湖北省委书记传给北京，吓得江泽民半死，赶快见风转舵，不讲姓社姓资了吗？邓封江一个"核心"江泽民又用以延长他军委主席任期，继续垂帘干胡锦涛的政哩？毛泽东垂帘干政，干出一个文化革命的政变。邓小平呢？不也干出废了两个光绪角色不说，还干出89，64，那场20万军队血洗天安门广场，杀戮请愿学生与民众吗？邓小平重演慈禧拒绝改革的镇压角色，就比叶赫拉那氏那女人更凶狠。因为慈禧只杀了谭嗣同六君子，邓小平杀的是数千年青的仁人志士呵！（袁木只承认了几百）
中国共和百年了，还演这出清末大悲剧，而且，清初八个铁帽子王爷摄政的老戏，也在邓小平家里重演，薄一波主持开的八老会，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薄一波、王震、邓颖超，就把党代会与政治局代替了，未必不是仿效毛泽东，凑一个文革领导小组与四人帮，就代替政治局了吗。抛弃党章党规，以帮规家法，让邓力群这个左派野心家作两次长篇污蔑攻击性发言，进行逼宫式政变，就把胡耀邦那总书记废黜了。毕竟不是两百年前的康雍时代了呀！没有有识者有心者看清这吊诡的政变吗？那天安门在89，64掀起民众怒潮，喊出不要垂帘听政，那"我以我血荐轩辕"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血的代价惨烈，却促使东欧与苏联解体垮台，也成为中国专制独裁者永远惊魂难定的心病。直到今天中南海的维稳压倒一切，仍在修补那次专制被震塌的门墙。
他们这么顽固地坚持垂帘听政，认为既可下台后不受清算，又可把权杖交与子孙与亲信，来维持虚假的功德与政声。这是六四大屠杀后，党内两大佬陈云与邓小平的主意，他们想到终要被清算，决定权力交给自巳子弟才放心，如果说：邓小平的话，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的子孙就先富了。陈云说权力交自已子弟更放心，而且订下制度：各权贵家庭都安排一名子弟去当部长，他们的子孙又先贵了。整个中国成了满足他们富贵贪欲的人肉筵席，不改这腐朽制度，去反贪腐去整党风去说做中国梦的浑话，岂不是一串作秀去哄鬼吗？
最近，疯传胡耀邦儿子胡德华的透辟讲话，其中精采一段是太子党内秦晓与孔丹火并，孔问倾向改革的秦：你还像共产党员吗？有理想吗？秦反诘：你有理想，为啥把老婆儿子和财产都转移美国呢？听罢，我不免联想到当年王爷贝勒笑骂办洋务改革的恭钦王是"鬼子六"是汉奸，今天有改革倾向的胡德华秦晓等，仍在被骂为共党叛徒，老调子还在，宫廷老戏还没唱完，可这些贝勒还戴的硕士博士帽，不仍是在保他们的花翎顶戴吗？
他们用城市的摩登化，去掩盖他们古老专制的腐朽。他们权贵食利集团坚持权力世袭化，也使平民的贫贱也必然世袭化了。这不公不义构成的社会危机，能用习近平的整整风，洗洗澡，照照镜，可排解吗？
当年，识大局衡利弊的蒋经国，也知道坚持腐朽的专制，国民党必亡，他用先进的民主制度来抗衡中共的专制，国民党未亡，反而浴火重生。中共坚持陈腐的垂帘听政与权力世袭，能把红旗打下去，龙庭坐下去，中国这现代的人肉筵席继续吃下去吗？只要看看每天有300起陈涉吴广起义式的群体事件，就够他们心惊胆寒了。红色专制王朝里那么多裸官，那么多转移家产美澳加，不说明做贼心虚吗？今天，每听他们言必称中国特色，老夫便好笑，他们把传承中国文化载体的士绅全灭了，讲坛上叫党员于丹去讲的孔子，变味成党文化说教，办孔子学院于世界，挂的儒头，卖的党肉。要找中国特色，巳是曹雪芹寓言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传统文化，巳保存在外国了，建筑文化在日本京都，考试文化，更新在英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包括敦煌典籍，也要去英美俄等国家图书馆考查了。而礼义廉耻伦理道德文化，大陆人被洗脑换魂，只存在台湾人中了。
其实，这王朝的权贵们对存在的这些危机，他们全了解，难道他们不知这恶政一变仁政，非法的体制一变合法政权，用选票代替屠刀，把杀人头换成选人头，不就危机解除吗？只是他们还迷信有愚民，瞒和骗可敷衍，暴发的钱还可用来买安定，萨达姆临死前还信他御林军共和国卫队会保卫他哩！
――原载民主中国，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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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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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05:31 PM PDT 一、从张维迎评述“胡温十年”说起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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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04:49 PM PDT 埃及的事变最近成为中国最新的热点国际新闻，就像很多其他事务那样，公众和评论者再次分为激烈对立的两派，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这是民主失败，军人的干预是埃及宪政失败的标志，跨过了民主政治的底线，证明阿拉伯之春不适合埃及，是历史的错误。非常奇怪的是，持这种观点评论埃及事态的正是平时一些强烈地反对中国民主转型和对宪政不屑一顾的人，这一次，他们遵循宪政的原理来进行评论，严格讲，与他们平日一贯的思维和观点，以及基本的理论论述是完全南辕北辙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似的借用。而在这种诘难之下，人们看到，当初对埃及独裁者垮台欢呼的国人果然陷入论述的困难。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埃及目前的不幸事态，以及上述的这种观点呢？ 关于埃及民主失败的论调并不是中国网络上才有的，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上，如BBC、FORREIGNAFFAIRS、REUTERS等上面，也可以看到埃及民主（实验）失败的评价。这种说法在某种角度说，也是事实。自从穆巴拉克垮台，埃及经过过渡安排，通过了新《宪法》，而根据新《宪法》，民主选举得以进行，本次被废黜的穆尔西前总统就是这样上台的，因为，军队通过非法定程序干预现实政治，的确可以说民主失败了。然而，这种失败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埃及民主失败、埃及以及其他类似国家不应该进行民主转型的结论呢？很显然，这是两码事。 当人们评价国际问题，首先必须明白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在抽象地讨论一般的政治或学科原理，而是在对真实而个案的历史事态进行观察和评价。因此，在说埃及民主失败的轻松结论之际，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严格讲，埃及尚没有成熟和历史根基深厚的宪政民主，本次失败的只是第一步、最初级的民主转型进程。就概念来说，民主转型某个阶段陷于困难和民主失败这是彻底的两码事。 回顾穆巴拉克垮台以来的埃及国内进程，人们会发现，在当初的胜利焰火散去后，埃及真正的国内政治和谐从未出现，无论当初的制宪，还是总统选举，都充满政治对抗和撕裂。穆尔西本身是基础非常弱势的执政者。因为埃及长期的独裁统治扼杀和压制社会的政治发育，埃及民主并不具备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时说的那种"民情"的基础：成熟的法治传统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纵向和横向的分权自治，以及基于选举的权力转移习惯。而穆兄会赢得大选就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之上，所以会发生今次的悲剧，这并不是偶然的。换言之，事件的发生与其说是埃及民主或转型的失败，不如更直接说，正是埃及长期的独裁后遗症。 长期的独裁导致疾风暴雨似的反抗，但新的体制并未有良好地建立起来，因为，独裁毁坏了社会良性进步和自我治理的基础。穆兄会和穆尔西的选举胜利并不是在一个良性和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而在一个独裁的废墟之上。他们当初的胜利最大的原因，不是和平的政策菜单，而是因为在独裁突然碎片化的社会结构里，他们是唯一有悠久和强大的社会组织网络支持的政治力量。所以，穆尔西上台后的政策作为就成了其政权延续的最大保障。然而，一年来，穆尔西并没有能够建立良好的、可以对社会进行整合的政策作为。 已有外国评论家注意到，导致社会普遍不满的直接原因是经济。革命和新政权的新政治环境第一个社会后果是，国家财政岁入急遽减少，而过去独裁时代一再拖延的经济改革发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连穆巴拉克都不敢动的长期能源和食品国家补贴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外汇储备，而民族自豪感和海湾国家的慷慨支持又使新政府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如此，政府财政行为能力的急遽减弱就使得本来不满的社会爆发出来，而穆尔西因为需要穆兄会的支持，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不仅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而要照顾穆兄会草根民众以及宗教领袖的意愿，这又使事情雪上加霜，最后导致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军方与其决裂。这是本次事变的直接社会原因。 关于埃及军队在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评价问题是当前中国公众争论的焦点，但要评价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常识性的前提了解：第三世界转型社会中的军队，其政治角色和功能与成熟的民主国家截然不同。对于这一点，亨廷顿在其名著《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已有充分清晰的论述。不要忘记，当初埃及革命的成功，最大原因正是埃及军队的倒戈。而眼光放远一些，人们应该看到，从土耳其、委内瑞拉、泰国，到菲律宾和印尼，在转型社会里，军队从来都不是国内政治的局外人，相反，倒是一种地位特殊却作用决定性的力量和玩家。转型国家的军队自认为是社会团结、国家整体安全、以及超越党派的民族利益和价值的监护者，彷佛是一个政治裁判，他们不会对政治对抗撕裂整体社会，威胁国家存在袖手旁观。这类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也是今次在埃及发生的事，所以军方反复誓言他们不是政变。这就是其行动的政治逻辑。 说到埃及军队，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就埃及的现代史而言，从当初纳赛尔上校的阿拉伯复兴革命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战绩，埃及军队是现代埃及社会里甚至比宗教还受到普遍尊重的力量。宗教尚且因教派的分别而不能享有这种全社会性的信任。长期的穆巴拉克独裁损毁了军队的社会信任，但基本来说，在穆统治末期的反戈一击，还是保住了军队作为社会最后仲裁者的信任，军队依然是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决定性玩家之一。而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军队虽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照顾，但必须说，作为社会力量中最现代化的势力，军队并不是一种保守的和反动的力量，推翻独裁，使国家政治转入制度化的宪政民主轨道，这于军队利益并无损害。这是观察未来埃及转型进程时不可忽略的。这也是本次军队虽严厉干预，却立即作出临时过渡安排，并宣誓支持民主的原因。这种基本认识也是欧美各国政府对军事干预的批评较为缓和的原因。 根据最新消息，由于支持穆尔西一派的民众发动了强大的抗议行动，埃及的流血加剧了，这是很不幸的民族悲剧，但这些血与其说是民主的结果，不如说是转型的代价。埃及军方任命的临时总统发言人已经承诺，穆兄会可以参与新的总统选举，而军方也已反复誓言，并用行动证明，他们所说的不惜流血的宣示不是戏言。这些最新动态显示了事态的未来走向：对抗的各派政治势力只能返回较缓和的政治行动中来，更直接来说，埃及的动荡本身具备继续革命的方向，埃及的民主转型不是昙花一现，而转型并没有结束，目前的这些悲剧只是转型开端的痛苦而已。至于未来的转型路径能否顺利，这还要看未来的埃及当政者能否明智地处理国内政治平衡问题，以及，最后，最重要的是，能否采取有效的经济和财政政策。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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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02:02 PM PDT
中国西部边远地区新疆几天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导致数十人丧生，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如此分析评述北京少数民族政策的败笔。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18大党代会于去年11月份闭幕后，习近平和他政治局中的搭档俞正声酝酿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计划，目的在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针对900万维吾尔人和600多万藏民少数民族政策的形象。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13-2002）曾担任中国国家副总理一职，在党内是一名自由主义的榜样型人物，曾经是胡耀邦（1915-1989）总书记的亲密战友。习仲勋在50年代和达赖喇嘛有过私交，他和胡耀邦都是知名的主张和藏人及维吾尔人实现和解的倡导者。
虽然习近平的父亲有着开明领导人的形象，但被视为作风保守的他和俞正声已经意识到，要想实现"中国梦"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先制止西藏和新疆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今年68岁的俞正声曾经是上海市委书记，负责领导党中央的新疆和西藏工作。他在山东任职期间奉行的改革措施曾受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赏识。
友好的暗示？
 2013年7・5前的新疆，随处可见警察。
俞正声在设法平息藏人在西藏以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焚浪潮时，于今年早些时候向中国内外藏人代表发出暗示，表示北京或许会考虑和达赖喇嘛的特使恢复中断已久的对话。
最近，中国官方允许多个藏人寺庙公开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后者在大西藏地区仍然是令人尊崇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暗地里向少数几个流亡在外的藏人领袖发出邀请，让他们小心谨慎的前往中国。
但是，这类尚未成熟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是一种缺乏实质的公关措施。而新疆4月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致死事件也葬送了这些努力的成果。
今年6月底，在相对和平的吐鲁番地区发生了一起袭击警察和平民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35人丧生。
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共安全制度盔甲间的裂痕：新疆2千2百万人口中有44%是穆斯林，在7・5事件四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官方几个月来一直对他们严加防范。四年前，约有200多名汉族占绝大多数的民众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被害。这也是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爆发的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
"胡萝卜加大棒"
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前结束了在意大利参加G8峰会的行程，返回中国监督向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增派武警的情况。胡锦涛于1988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西藏地区党委书记，曾专门负责制定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
从那时开始，北京方面就开始奉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增加部署安全力量的同时也向当地投入巨资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系统的构建。
现在，习近平沿袭了胡锦涛的政策要点，推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化，让更多的汉族商人和工人进入，使得拥有传统思维的维吾尔人和西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里被边缘化。
警察和身穿便衣的保安人员继续保持对绝大多数藏人寺庙和新疆地区清真寺的严密监视。有反北京思想倾向的宗教领袖人物的一举一动更是会受到进一步严格监督。
扼杀宗教传统
 新疆的宗教传统正逐渐被扼杀（资料图片）
新疆人占绝大多数地区的政府禁止穆斯林信徒从事斋月或其他宗教仪式。彻底禁止高中和大学教授穆斯林宗教学及维吾尔语。
最近的新疆吐鲁番以及和田事件爆发后，官方坚持一贯说法，声称"国外敌对势力"需要为高涨的分裂主义负责。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是100多名曾经在叙利亚受过训练的圣战分子所为。
俞正声和政治局中负责安全事务的孟建柱上周迅速前往新疆，监督向当地增派武警官兵的进展情况。
俞正声率工作组抵达乌鲁木齐后表示，要保持对暴力恐怖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形成强大威慑力，坚决反对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他说: "要有效遏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滋生蔓延，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新疆发展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藏人和解秀"匆匆收场？
有理由相信这种强硬的态度只会让已经危险的局势变得更糟。他们首先必须避免自己受到党内其他派系的批评。而俞正声和他的西藏新疆问题工作组很有可能不得不让短命的"藏人和解秀"匆匆收场。
其次，中国官员和西藏以及维吾尔族代表沟通的渠道从来就未曾十分畅通，而现在更是遇到了进一步阻碍。北京方面强制关闭了由中国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多家网站，这些网站致力于促进中国和藏人及维吾尔人展开对话。
 加大部署安全力量无法平息维吾尔人的反抗情绪（资料图片）
目前，北京看来明显相信中央政府应该采取主动。在汉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维吾尔人将会变得更加孤立。警察机关有信心通过更先进的侦察设备，有效的跟踪恐怖主义组织的地下网络。
而新疆暴力事件明显激增说明，有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中国的镇压。政府虽然加强了警力部署，但仍无法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
众所周知，藏人虽然不愿意使用非和平的政治手段，但西藏的危险局势也同样一触即发。自焚事件的不断发生预示着有更多年轻一代的藏人愿意采取更强有力的抗议方式。他们对和日益强硬的中央政府展开对话已经不再抱有希望。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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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01:04 PM PDT
李伟东根据他过去与太子党成员的谈话，及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和未来的可能走势，总结了执政太子党的九大共识。李伟东说，5年前，中共高层，包括江泽民、曾庆红、俞正声和王岐山等，在未来的太子党执政方面达成了几个共识，这主要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整饬吏治；第二，拒绝苏式改革；第三，重新尊毛；第四，一党专政不容清算；第五，坚持"中国模式"；第六，设立两个百年目标；第七，完成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进程；第八，对毛封圣；第九，正式接受G2格局。 从中国目前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和习近平的几次公开和内部讲话来看，前六大共识已经被证实；而后三大共识，则需要进一步验证。至于习近平会不会把毛泽东封为"国父"之类的圣人，相信年底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就会有结果，现在看，湖南方面已有大搞特搞的迹像。而关于G2格局，中国早把自己当做世界老二，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向世界老大进发，这应符合执政太子党设立的目标。 这些已经被验证或正在被验证的共识中，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左"的、保守的、甚至倒退的特点。其实，"九大共识"中的真正共识只有一个，就是保证中共永久执政。笔者对此自问自答：这样的共识难道会有民意基础？当然不会有！ 但是李凡的访谈，令我不敢贸然下这样的结论。李凡认为，中国民意正在向左转。他的解释是：在老百姓记忆中，毛时期人人有工作，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干部也没有像现在一样，明目张胆欺负老百姓，也不至于出现儿童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所以在这些普通人的记忆里，那一段比较好，对他们而言，"大家都一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李凡的结论，不能说没有根据。李凡上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获得政治学硕士，1992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非政府民间智库――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基层民主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他参与指导基层直选，对多个地区的社区选举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参选有第一手的观察和介入，著有《中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制度改革》、《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等；自2001年起，他的研究所每年发布年度"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 李凡固然言之有据，人民论坛贸然搞的一项调查，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从3月27日到4月15日，搞了个"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意图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吹喇叭抬轿子。问卷设计了四个问题：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是否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是否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该调查罕见地设置了"不赞同"选项，至4月15日关闭前，有近3000网友参加。 调查结果是：第一个问题有75%以上的人、后三个问题有超过80%的人投下"不赞同"票。这样的民调，显然不符合官方预期，故而关闭，但网友们说，这是近年来难得一信的调查。该调查关网后，南洋网立即以"人民日报旗下论坛民调显示八成人反对中共一党执政"为题报道，东方新闻则干脆说，"80%中国人反对一党专政"。这项问卷调查虽然只有很小的样本，但知微见著的意义，却是很大。它至少证明，广大网友不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习近平的"中国梦"，当然，他们也不会买"九大共识"的账。 其实李凡也谈到，即便一些中国老百姓怀念毛时代，但如果真要回到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年代，他们肯定不干。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民意到底是不是向左转，向左转的社会民意会不会呼应高层的九大共识，是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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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12:44 PM PDT  
7月初，很多中文网站上都出现了一条大新闻：《南水北调毒死山东湖鱼 渔民全破产》，披露南水北调工程山东东平八里湾站将大量污水放入东平湖，导致东平县银山镇顾庞村养殖区105户渔民无辜受灾，养殖鱼类几乎死绝，共计损失约五千万。渔民破产跪哭，欲上访维权却遭约六十警察蹲守监控堵截，至今已20天，村民求告无门，纷纷痛骂共产党。
一位姓顾的养鱼户说："6月2号南水北调一放水，第二天就有死鱼。通过运河从江苏南方过来的水很不好，有很大一片黑水，这一片黑水流到哪里，哪里鱼就死，污水流到湖里就开始死鱼。死鱼的时间一直到8号左右，有一百多户渔民死鱼，我损失了二十多万。就是南水北调朝北放水造成的，渔民损失最多的有五十万，最少的也有十几万，一共损失有几千万。养鱼户积攒了一二十年，积攒了这些家底，死了鱼，心疼得慌，6月10号左右，妇女们就在东平湖边上跪着哭。" 接下来，就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故事了：村民们去镇政府讨说法，无人理睬。就打算带着被子去省政府上访，却被镇政府截了回来。紧接着警察来了，抓村民代表，有的跑了有的被抓了。然后警察封锁，村庄两头一边十多辆警车把守，昼夜包围。被抓的人，每人给5千就放，不给钱关着……等等。 为什麽要抓这些已经破了产的人呢？东平县委宣传部一位姓陈的主任解释，"6月11号，一百多户村民冲击银山党委政府，破坏了镇政府的大门，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被打伤，政府大楼被村民塞满死鱼，村民甚至还将死鱼扔在政府工作人员宿舍楼的床铺上。当地警方已经依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暂时还没有出来。"村民承认砸大门、扔死鱼，因为他们紧闭大门，不允许村民进去。主人要吩咐仆人办事，仆人居然胆敢把门关起来，主人一怒之下破门而入，仆人怎么就能把主人抓起来呢！看来事实没有出入，但主仆关系完全颠倒了，完全无理可讲了。既然不讲理了，往床上扔几条死鱼实在不算过分，扔得好！ 至于大量死鱼的原因，则出现了根本性分歧。养殖户们说是南水北调工程大量排放污水，把鱼毒死了。但县委宣传部的陈主任说是鱼养得过多，他介绍说："事情出来后，我们省水产局组织专家组调查了死鱼原因。一、顾庞村养殖区养殖密度过大，达到科学养殖的8―9倍。往年密度没有这么大，所以没出现大规模死鱼。二、经专家调查，6月初东平湖内类似浒苔的水草进入死亡季节，水草死亡后开始腐败，湖区又连续3天刮起了东南风，将水草吹到了顾庞村养殖区。水草腐败导致鱼类缺氧死亡。" ――这两造的说词摆在一起，就令外人难以判断了。虽然我同情破产的养殖户，直觉上认为是南水北调惹的祸，但党政部门请来的专家组讲的也是一番道理。养殖密度过大再加上水草腐烂确实也能造成大量死鱼。但是，尽管如此，我也完全支持受害的村民。因为这种"各执一端"的状况，也是当局造成的。在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会有许多记者介入，给我们提供各种自由资讯。如果允许媒体自由采访，平衡报道，允许各方在电视台上公开讨论，真相是不难发现的。在一个法制社会，会有中立的司法部门介入，如果允许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允许在法庭上公开辩论，正义也不难恢复。也许我们应该形成一条共识或者一条当代"自然法"：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不要相信当局者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同样是说谎，民众将受到当政者严酷的无休无止的报复，而他们说谎，却从来不受惩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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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3 12:24 PM PDT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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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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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l 2013 02:50 AM PDT
孙兴杰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7月11日
6月23日，缅甸首都内比都，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缅甸总统吴登盛举行会谈。为中石油集团陷入困境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出面协调，是杨洁篪此行的重要议程。
6月4日，中石油宣布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达到投产试运条件；原油管道缅甸段工程完成94%。据中国《财经》杂志报道，中石油这一项目总投资或高达50亿美元。不过由于缅甸当地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完工或接近完工的管道项目并未顺利开始向中国输送油气。
为了得到缅甸政府对该项目“顺利实施”的支持，杨洁篪代表中方承诺，中缅油气管道投入使用后，每年会在缅甸下载200万吨原油（约合10%的管输能力）和总输送量20%的天然气，以支持缅甸经济社会发展。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上马时的设想是，油气全部供应中国，缅甸仅取得过境费。
中国国企在经济发展滞后的缅甸投入巨资，似乎理应受到欢迎和优待，为何在项目实施中反而困难重重？ 回头来看，中国大型国企为其对缅甸政局走向的误判和应对失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07年后，中国资本快速布局缅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缅政治关系紧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英美等国提出的对缅制裁议案，为此缅甸电视台曾中断节目专门感谢中国。缅甸军政府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为中国国企布局缅甸创造了机会，一系列大项目由此签订。2009年中缅政府签署《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从降生之始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然而，2010年11月，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文职政府，缅甸民主化进程迅速开启。前总理吴登盛获选总统，释放了民主派旗手昂山素季，并允许她重返政坛。作为联邦制国家，缅甸各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有发言权，这一点在军政府期间并未充分显现，2010年后，地方政府话语权显著上升。
缅甸政局剧变，在缅投资的中国国企纷纷陷入尴尬与困境。2011年9月，由中电投集团投资，中国水电集团承建的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项目，被吴登盛以尊重当地民众意见为由搁置。该项目预算高达36亿美元，两家中国企业损失惨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的万宝矿产有限公司在缅甸北部投资10亿美元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在经历停工、复工、再停工的一番折腾后，最终也没有逃脱密松水电的命运——于2012年底全面中断。
中国国企在缅甸投资受挫，首先是对缅甸的政治风险认识不足。特别是该国处在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阶段，政治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少中资企业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可以到达西方企业不愿或者不能涉足的国家和领域，殊不知，具有多年海外经验的跨国企业之所以不愿进入，常常是因为评估到风险可能大过收益。
在投资之前进行细致而严谨的风险评估是投资的必要功课，但是很多中国国企都忽视了这一环节，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禁忌缺少足够的了解。以密松水电站为例，当地居民有山川崇拜的传统，而建坝发电触碰了禁忌，在当地社区招致强烈反对。
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后殖民地国家，国家统合能力比较低下，缅北内战时断时续，若开邦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不断。中缅油气管道在缅境内全长770多公里，从缅甸南部港口一直向北延伸，在缅北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缅北枪声不断，保证油气管道安全畅通绝非易事。若冲突双方以油气管道作为袭击目标，中石油将如何应对？
中国国企在缅甸最大的败笔，当属其依赖“上层路线”的运营思路。中国的大型国企在国内习惯于享受政府的强有力行政和财务支持，并且凭借这种支持占据市场。当他们进入缅甸时，也试图复制他们在国内市场的优势——走争取缅甸中央政府支持的“上层路线”，以为有军政府支持就可以搞定一切。
走“上层路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管线所经的地方政府和社区在项目规划和合同层面处于缺位状态。2010年6月项目开工，中石油在项目建设实施层面，才面对面接触到缅甸当地居民、社区，并遇到超出预料的阻力，导致工期延误和造价超支。根据协议，缅甸政府通过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每年将获得1300多万美元的过境费，而承担了环境成本的沿线社区和居民，却很难从中直接获益。在当地人眼中，中国资本与缅甸政府联手攫取巨大的利益，其不满之情可想而知。
缅甸军政府交权后，中国企业“上层路线”的弱点更加突现。军政府在位，还可以为中国国企推进项目提供一些自上而下的压力。缅甸政府集体“脱军装”后，中国国企与军政府的亲密关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早已不满军政府的民众，更将中国投资视为军政府的利益同盟者加以敌视，中国投资的油气管线、铜矿、大坝等项目因此不断遭到缅甸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抗议抵制。
针对这种的境况，中石油也试图补救，包括投入2000万美元，修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不过，中资企业的补救措施，依旧是“上层路线”式的——把钱交给缅甸中央政府，至于政府如何分配这些资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缅甸政府修建的基础设施未必能让管线过境地区的百姓享受实惠，遑论为中石油赢得民众支持了。
中资企业在缅受挫、中缅关系降温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寻求提升与缅甸的关系和商业往来。去年以来，西方政要几乎将缅甸门槛踏破，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先后访缅，而缅甸总统吴登盛也对美日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缅甸水电资源丰富，但开发不易，日本对外援助机构建议缅甸开发以村为基础的小水电，每个村只要5万美元，这种方式反而比捷足先登的中国资本更受当地人欢迎。
50亿美元的投资，即使对中石油集团这样的巨无霸企业，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中缅油气管道如果不能按期按量投产，势必给中石油带来严重的债务负担和经济损失。
无论密松水电还是中缅油气管道，中国国企都需要反思其海外投资策略，尤其是对被投资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与应对。
中国资本输出不能只依赖与东道主国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上层路线”，更需要“上下结合”赢得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的认可。上层路线”只有得到“基层路线”的配合时，才能行得通。即使在中国国企拥有天时地利的本土市场，这个道理照样适用。中缅油气管线的下游配套项目——中石油昆明1000万吨炼油工程（其中包含65万吨对二甲苯产能，即PX）今年5月遭到昆明市民集体上街抵制，“上层路线”的弊端再度暴露无遗。
不过，从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5月赴缅甸拜会吴登盛，到杨洁篪6月底访缅等迹象看，中石油仍立足依靠“上层路线”和利益让步推动项目投产。中缅油气管道何时才能开始向中国供油供气？投产后能否达到设计管输量？计入运输成本后的能源价格是否具有竞争力？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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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l 2013 01:45 AM PDT 
前中共中央委员、原国务院铁道部刘部长志军同志在法庭上哭诉"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用党性保证无论"组织上"给他什么样的处理都不会向"组织上"讨价还价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白云山同志代表"组织上"宣布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刘志军同志的免死令。
有中国大陆的网民故作神秘地"透露"说，为了防止对刘志军下达的免死令被司法机关公之与众之后会对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形成"负能量"，中央政法委奉习总之命，一定要在受理法院中挑选政治上一级强的党内同志充任刘案判官，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党组副书记白云山之所以最终获此重任，除了他本身就是法院里党组织的领导人的原因，还因为他姓"白"，姓"白"的法官受理的案子也许会令老百姓相信背后不存在黑幕！ 不辱使命的白大判官当庭宣读判决书时与感激涕泠的刘志军对眼相望，自己居然也被刘志军传染得一汪热泪在眼眶里打了好几个转转。 同样与刘志军一样激动的还有组织上给他委派的律师钱列阳。本来，人家刘前部长志军同志一直是坚持从党性出发，以"组织上怎么处理都接受，决不与组织上讨价还价"为由坚决不要律师为自己辩护的，但组织上却反过去以党性要求他接受组织上委派的律师。 这位坚称自己决不接受"御用律师"封号的钱大律师表示无从知道为什么自己并没有事先申请组织上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自己，但有网友揶揄说事实上这位钱大律师除了自己本身是警察出身，当年初中毕业进入警校后不久即加入中共的老党员的政治过硬条件之外，也和白大判官一样沾了自己姓氏的光。 这位钱大律师青少年时代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林海雪原》，其中描述的一个叫蝴蝶迷的女土匪说过的一句"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图个快活"令他印象颇深。自己日后从一个派出所的小片儿警转换身份，自吹从业18年来，从一个骑着自行车，挎着BP机，满大街发名片的小律师，成长为如今的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一直都是用两句座右铭激励自己："当警察不惧死，当律师不爱钱"。而组织上选中他为刘志军担任"辩护律师"，目的就是为了令全世界都相信刘志军案审理和判决过程的正义：不但法官是"白"的，律师也不是用钱买来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钱列阳大吹自己是如何提醒检方和法庭"刘志军是中国高铁它爹"的重要事实，意图说明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长时一边滥权受贿一边领导高铁建设正是"戴罪立功"的表现。采访过后记者写道：如同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的台词"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类似，钱列阳的新浪博客名字叫"我是一个律师"。 钱列阳告诉记者：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要懂得法理和人情之间的平衡，"打击犯罪并非法律的最终目的，要给人改过的机会"。 话说到此，如果见好就收的话，组织上肯定会令这位"不爱钱"的钱大律师收获花多少钱都难以买得到的政治回报，诸如政协委员甚至党的十九大代表之类，没成想这位和"我是一个演员"类似的钱大律师也和当今圣上习总书记犯有同一个毛病，不喝高了不侃，一侃起来就拢不住舌头，居然向记者透露了刘案宣判前一天法庭、检察院、辩护律师团和案犯刘志军在秦城监狱召开"庭前会议"，统一意见、统一口径的事实，害得白大判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质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当起了"辩护律师"。 钱大律师不经意暴露出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受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之命对刘志军执行公诉任务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们居然在法庭上和"庭前会议"上为刘志军说情，说他虽然犯罪数额较大，可是不但认罪态度好，而且还有"重大立功"表现，理当轻判。 钱列阳透露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细节是，公诉方庭审过程中说明刘志军"理当轻判"的理由之一是他有"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立功表现"，此话一出，令钱列阳错愕不已，结果，理应没理由都要找理由甚至编造理由为犯罪嫌疑人脱罪或争取轻判的律师居然会在庭上当面反驳公诉方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的理由"不成立"，因为钱列阳事先当面专门就此问题反复询问过刘志军，刘氏都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检举揭发过他人"...... 如此一出闹剧，居然被中共人民日报宣传为"是司法文明发展进步的体现"。官方"法制网"上更肉麻的吹捧内容是：对刘志军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到"不杀更能实现公平正义"，是中国迈向法治的又一次进步。 有道是，要问日理万机的习近平总书记上位以来陆续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多少，他的秘书们肯定得掰着手指头数半天，而今年六月份里分别就外交和内政的重大决策有两项最为海内外强烈关注，外交方面是指示特区政府不得与美国政府合作，为美国叛徒斯诺登放行；内政方面是应曾经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大干快上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前铁路部刘部长志军同志的诚恳要求，为他下达免死令。 因为对外泄露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计划而名声大噪的斯诺登曾威胁美国政府说，他已经将尚未对外公开的更重要的美国政府机密设计成一个互联网上的待命系统，一旦他本人被美国政府实行肉体消灭，该系统就会自行启动，将这所有机密在互联网上大白天天下。此说无论是真是假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刘志军私下里换取习总书记"免死令"的交换条件是什么？有理由相信就是我们上篇文章中所质疑的那四千九百万买官款的收受方名单必须保密。口口声声无条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判什么都不上诉的刘志军很可能是在被中纪委转交北京检察院之前即已经威胁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果判我"斩立决"，那么我刘志军被注射死刑之日，就是那四千九百万用以购买副总理职务的行贿款的受贿人被在海内外互联网上公开曝光之时。所以才有中国大陆的网友尖锐质疑："刘志军被判死缓是有人保护他还是因为他保护了别人？" 准确的回答是：只有保护刘志军才能换取他同意保护别人！ 有中国大陆的司法界人士为刘志军同志计算出了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资格获得保外就医资格的时间一共只需九年，与习总书记同庚的刘志军届时也才六十有九，看来此前他托专案组转交给"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检讨书中关于"愿为实现习总书记中国梦发挥余热"的许诺所言不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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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l 2013 01:45 AM PDT 
各位听众：
最近读书，有一些心得，虽然短小而且不成熟，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算是抛砖引玉，听听各位的高见： 1.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追求强大，以为强大就是文明。殊不知，有时候，强大正是文明的反面。也许，文明与强大可以并存，那是理想状态。但是，现实中，人类往往要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强大，还是文明？这个选择是痛苦的，这个选择是必要的。 2. 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只是在国家/体制的范围内进行权力制衡，使其得以更好地运作。但是，对于作为整体的国家/体制，也应当有一个制衡。这个制衡，应当是社会。这种制衡的核心理念，在于以社会包围国家，制衡国家，监督国家。这种制衡的具体制度，就是社会运动。所以，在民主化之后的国家中，社会运动的壮大，决定着民主是否得以继续发展。 3. 我一向认为，极权主义政治领袖大多有某种程度的精神问题，毛泽东也不例外。晨读看到以下中国著名左翼记者范长江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描述，或可作为佐证：＂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记者的观察最为敏锐，当时的政治空气也比较宽松，范长江才能有这样的直接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要是放到中共建国之后，他就死定了。因此，这是最真实的观察。 4. 经常看到这样的额言论：美国发展到今天，是两百多年的结果。言下之意，是不应当苛求中国。这种言论荒谬至极。人家两百多年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拿过来不是捡便宜的好事吗？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为什么也要再走个两百年才行？按照这个逻辑，人类通讯，从鸡毛信到手机，也是发展了几百年的结果，所以我们应当回去从鸡毛信开始吗？ 5. 这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宪法容纳同性婚姻，不仅是平权运动的巨大胜利，也让我们见识到美国民主制度的错综复杂的设计的合理性。这次最高法院同时否决了加州公投的结果，意思是说，就是直接民主，也要受到宪法和法院的约束。这是对多数暴政的防范制度。过去很多人质疑民主制度容易导致民粹，美国的民主实践证明了，民粹，只是不完善的民主制度的结果，而不必然是民主制度的结果。 6. 习近平讲话表示，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是政治局的头等大事。这句话，再确切不过地揭示了中共的治国本质。对中共来说，什么人民福祉，什么中国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一切只要不与党的领导冲突，就都是可能的；一切只要与党的领导冲突，就是绝对不可以的。记住了习近平这句话，就足够了解中共的执政立场了。 7. 看到郝明义老师发起的反对两岸印刷出版业务不平等协议的运动，有点感慨。开拓大陆业务，是很多台湾的出版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小心翼翼，不要触碰中共的禁忌。然而，对方还是不愿意开放。我觉得台湾的出版界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言论出版的自由是中共最害怕的东西，那是他们最后一道防线，你希望大陆开放这个市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禁忌，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整体不解决，局部很难解决。还是放弃幻想为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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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3 06:57 PM PDT
清华大学张光斗先生治丧办公室6月22日发出的《讣告》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和工程教育家，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光斗同志，于2013年6月21日13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任陈国阶撰文《悼张念黄》，披露官方纪念张光斗新闻处理上的怪异现象，并揭秘张光斗和黄万里在三峡上的不同立场。
张光斗先生去世了，死者为大，除了悼念外，本无多的话可说。但网上公布张先生的死讯后，岀现了三大怪，不得不说。
笫一怪，官方新华网、人民网都作了报导，这在情理之中。怪的是对于官方－直推崇的“水利泰斗”， 应是大张旗鼓、连续连载、长久悼念才对，不想很快就消失了。我沒记错的话，不到24小时两个官方网有关张光斗去世的报导就不见了。
第二怪，对这位位高势大、官方无比器重的人去世，网上对其评价应是颂词如潮，悲痛不已，应该给予盖棺定论式的评功摆好才合常规；殊不知，网上压倒优势的评价是骂声不绝，鄙贬无情，声讨颇多（这或许就是官方提前屏蔽信息的原因！？）。
第三怪，张先生去世本不关早已作古的黄万里的事，可网友们却不约而同的引岀黄先生来，并表达了对黄先生无限的哀思和怀念，对黄先生褒誉之声，称颂之情，不平之愤，溢于言表，与对张先生的评价形成尖锐、強烈对照。这是－种罕见的现象。
应该说，能在网上评论水利界、科技界人物的网友不会是一些无知无识之人，更不会是无理取闹之人，而应该是有见识、有思想、有文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按 理说，张先生执教几十年，桃李滿天下，学子、学孙、曾学孙、N学孙定可组成水利大军师团，他们岀来为师父、师爷、师祖歌功颂德，定可垄断网评。不料，互不 相识的网民却“英雄所见相同” 的褒黄贬张！是天意！还是人意？
说起张光斗和黄万里两人的人生道路和境遇，至今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怪事就更多。两人都是留学美国的老“海归”，都是清华大学教授，并在同－院系里，年纪也差别不大。但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上，－个在地下；－个是左派，－个是右派；一个是官方样榜，一个是钦定阶下囚；一个是水利界说－不二的人物，一个是喚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被专政对象；一个是名利双收、－辈子吃香、风吹不动雨打不倒、红帽子戴入棺木的政治不倒翁；一个是名利双失、一辈子挨整、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只脚”、右派帽子戴到“古来稀”的政治牺牲品。原因很简单：前者和决策者、领袖合拍，是三门峡工程的坚决执行者（这里只说是执行者还沒说他是积极推动者）、三峡工程的主建者、是领导信得过的依靠对象；而后者好提不同意见、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对三峡工程也有异议、是领导讨厌的异已份子。这就决定着前者具有“铁打的江山” 的霸主地位，也就决定着后者的悲剧命运。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科学家应做到“真贞诤”，即探求真理以真为本，反对掺假、造假、虚假、卖假；坚持对科学真理的笃信、忠贞，不为压力、利诱、迫害改理为谬、改真为假，不被人迫良为娼；坚持敢于对 错误的决策、对不完善的规划、对存在问题的项目论证，忠言直谏，诤言直陈，只唯理不唯上。黄万里先生是科学“真贞诤” 的代表、典型和殉道者；张光斗先生怕没资格享受“真贞诤” 的评语吧！
我这人在社交人际交往上很内向，很“清高”，当然在名利场上也很失败。对张先生我敬而不近，尊而不卑，对其赫赫之位和权威从不高攀，也不为其摇旗吶喊、攀龙附凤；对黄先生虽抱同情之心也无相助之力、相帮之能，但绝不“落井下石” 。
两位先生在世时我都沒有与他们直接联系过，与黄先生连见面都沒有，倒是与张先生有几次见面的机缘。我自信两位先生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在三峡工程论证时我也是受监控的小人物。虽地位低、名份小、资格浅，但在论证敏感时期，小有风吹草动都会被及时发现，何况我既发表有文章，又曾在北京当着当时水利部的部长、副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汇报过我们课题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张先生是在座的。对张先生印象最深的－次是1992年在北京友谊宾馆讨论《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时，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主要执笔人拟请张光斗教授抽空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交換一下意见，不想我们扑了－鼻子灰：张先生很坚决地说， 科学院的人他不见。
我当时很吃惊，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不与科学院的人交換意见，可见其水利部门观点、三峡工程上马不容讨论的立场是多么坚定！我当时还很天真地认为我们之间只是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不曾想到背后深层次的政治因素。至今我也不明白：既然是政治工程就明说好了，政治笫一、政治压倒一切，对我们这些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来说，都很好理解、很能理解、很会理解，我们也就不必费心去研究、去提意见了。为什么不明说呢？我们这些书呆子真是不懂政治呀！不过对张先生对我们的拒见，我还是要说，－个大学者胸怀不是大“斗”，而是鸡肠小“肚” 。这或许是他对三峡工程太执着的缘故吧。现在三峡工程建成了，张先生，你放心上天堂吧！要是岀了什么问题，会找地獄里的黄先生算账的！
如果说，在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工程的危害尚未露馅的时候对反对者黄万里先生问“罪”，似乎还有点歪理可言，令人不解的是，三门峡工程被实践证明是破坏性工程之后，不仅不给黄先生评功、平反，反而迫害更甚。而三门峡工程的拥戴者不仅不被问责反而－路高歌，官运腾达，官越做越大，位越来越高，权越来越重。“可怜天下学者书呆心”，你在为国出力，为民谋利，为科学坚持，但你沒有政治后台，没有讨好上方的本事，不会迎合官意，实践证明你正确又有什么用？黄万里先生死后连正式给他岀本文集都不行，只能由学生们捐款、编印、内部发行！真是无话可说 呀！
更奇怪的现象是官方评价与民众评价形成两极：官方是抑黄扬张，民众是批张赞黄；官方是颂张压黄，民众是贬张褒黄。其实肯定张光斗、为其贡献记功嘉赏也没有什么不可，但为什么就不愿给黄万里先生说句公道话？为什么对其追求真理的精神就不赞许？对其在我国水利史上的功勲就不加以肯定？对几十年来黄万里先生受到的心身摧残，为什么就不道歉，不表示点悔悟？就不说黄万里是著名民主人士的后代，就算是普通民众、无党派人士也应该是被“肝胆相照” ！被“代表”、 被“科学” 的人之－。不能正确对待决策论证中各方的意见，不能公正对待参与论证中的各类意见贡献者，就谈不上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 序化，决策让公众参与，说了多年了，何时能言行－致？拭目以待！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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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3 03:40 AM PDT
据本台得到的独家消息，薄熙来案将很快在山东济南开庭审理，他将被起诉的罪名，除了六七百万的“受贿”外，可能还有“滥用职权”等罪名。
薄熙来的直系亲属中，谷开来因杀人案被判处死缓，而其幼子薄瓜瓜和案件有牵连，系该案证人，且身在美国，因此，目前参与处理薄熙来法律事务的包括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前妻李丹宇所生）、薄熙来的兄弟姐妹等。 薄熙来被正式刑拘后，一直被羁押在秦城（公安部看守所），一个月前，该案已经移交给山东检方，山东方面已经派员进京阅卷，为庭审做准备。按惯例，该案一般将在山东法院审理。薄目前人还在北京，据说可能在开庭前才押解山东。 薄熙来去年底被批捕后，李望知收到了专案组转来的薄熙来在重庆的工资卡，而薄熙来的妹妹北大学者薄小莹则收到官方送达给嫌疑人家属的司法文书,并出面为薄聘请了律师。 本台采访了部分薄熙来案的知情者，还原了去年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被审查、双规、刑拘、到批捕再到最近即将开庭的过程。 隔离审查 去年3月14日，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最后一个提问时忽然回应了王立军案，并重提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暗指重庆薄熙来路线涉嫌复辟文革。温家宝的发言，虽然略有突兀，但应该是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并非仅是个人好恶。 1月底，徐明、马彪、于俊世等薄、谷的亲信，先后飞赴重庆，劝和王立军与薄熙来不成，当时就传出重庆将出“大事”（本台和纽约时报曾有报道）。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领馆，而三人则搭乘徐明的私人飞机，经过香港飞往澳洲避风。三人中，至少徐明很可能已经得知了谷开来的杀人事件，薄熙来是否知情，何时知情，当是争议焦点。 在此之前，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的政治责任，曾有将薄熙来调往政协出任副主席“软着陆”的传闻，此意应该已向薄熙来传达过，因此，2月底得知局势已经安稳后，这些人又陆续回国。 以此推论，至少在当时，王立军所举报的谷开来案件，应该还未被最高层所知，或者最高层有意稳住局面。3月14日晚，温家宝记者会后，徐明、马彪、于俊世，以及重庆各系统共数十人陆续被专案组人员抓捕。 第二天，官方宣布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两会重庆代表团也飞回北京，传达中央关于薄熙来的决议，并要求表态。 当天，薄熙来开始在东四的四合院家中接受党内审查，应该是某种形式的“监视居住”，知情者说，他在警卫戒护下被隔离，可以在院中散步，也可以会见家人。 知情者透露，3月15日，得知事件新发展后，薄熙来幼子薄瓜瓜从美国赶回北京，并被隔离执行者允许见到了薄，据说薄说，“你回来做什么，马上走”。第二天，薄瓜瓜即赶回美国，并未受到阻止。 双规、刑拘和批捕 薄熙来在东四家中的居家隔离审查持续了不到一个多月，本台得知，4月9日，薄熙来被送往中南海，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与其正式谈话。 贺代表中央宣布了对他的双规决定，有传言说，当天，胡锦涛可能也接见了薄熙来。随后，薄被送往协和医院做了体检，当天晚间，他被送往中纪委在怀柔的一个办案点正式双规。 第二天，北京通过官方新华社宣布，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随后，薄熙来开始了近半年的的双规。去年9月28日，官方宣布，中国政治局决议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10月26日，全国人大罢免了薄熙来的人大代表职务。 在薄熙来被正式褫夺人大代表职务前，对他采取的“双规”措施一直有争议，北京的大学教师王铮等支持者一直质疑这一做法的合法性。 薄熙来应是10月26日之后，结束了党内家法的“双规”，被正式刑事拘留，被移送秦城公安部看守所。 去年底，薄熙来北京市高检正式批捕，批捕的罪名不得而知。一般来说，高官落马后，正式批捕一般会安排新华社发稿，所以薄案并未如此，或者是因为他最后被起诉的罪名，仍未最后被各派系所议定有关。 由于案情重大，牵涉太多，薄熙来案件调查进程一直处于严格保密中，各种传言不断。 去年五月份，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去职，后贬任供销总社副主任，今年，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被贬至国家三峡办副主任，据称均和薄熙来案件有关。 薄并未自杀 一年来，海外网站以及北京都有传言，绘声绘色地描述薄熙来在被双规后，情绪低落，对抗审查。去年底，一度有传言他蓄须明志，不愿配合调查，甚至大声呵斥调查者，声言要见胡温等，更一度有传言说薄熙来以绝食抗议甚至自杀的传言。 北京消息人士称，由于对薄的调查高度敏感，薄熙来家族成员对调查内情所知也基本限于社会传言，因此，传出薄熙来薄熙来绝食的消息后，薄家属非常担心，由薄小莹牵头，给中央中央写信要求澄清，中央是否有回复不得而知。 不过，中枢还是进行了安抚。薄熙来被刑拘之后，薄小莹委托了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律师、王兆峰律师作为辩护律师。 谷开来的家人（范承秀），薄熙来的长子李望知均试图为薄聘请律师。最后，李贵方律师获得了各方的接受。 李贵方从业于北京知名律所“德恒律师事务所”，他是该所的合伙人、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该所原本是司法部直属的“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该所主任与薄熙来三弟熙成熟稔，但李贵方与薄家并无渊源。因此，有律师认为，他属于官方放心，薄家能接受的律师。 通过李贵方等律师的几次会见后转述、沟通，薄家对薄熙来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知情者透露，薄熙来虽然情绪低落，但并未有绝食，蓄须等对抗调查的行为。此外，据传闻，调查过程中，薄一度对谷开来杀人事件的真假，以及调查可信度多有质疑，专案组陆续提供了谷开来案的视频、证据等。 薄熙来是否在谷开来案中，是否涉嫌 “包庇”或“滥用职权”等罪名，或将在庭审中成为检方、辩方攻防的焦点。虽然对刑期影响不大，但对案件最终定性关系重大，并非法庭能做最终判断，估计只能由最高层拍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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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l 2013 01:36 PM PDT 
习、李上台之后，在去年底召开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通过进一步推动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市场不振、国内消费不足、投资无法持续的多重困境下，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眼中的一剂良方，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经济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的讲演看，他的确对城镇化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并将之视为新政府的一个核心发展战略。
人们对城镇化含有巨大期待的逻辑在于：首先，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建设和发展新城镇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从投资的角度对扩大中国日渐疲软的内需能够起到一个提振的作用；其次，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过程，对于提高大量现有农村人的的收入，从而从促进消费的角度提振中国的内需。 但是，在最初的喧哗过去之后，不少中外学者近来对中国新政府的城镇化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且对政府所大力倡导和宣传的城镇化提出了不少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质疑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看，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起到关键的作用。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新城市的兴起应该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这个过程的原因。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由于积极加入全球的劳动市场分工，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速度与许多国家过去一百年件甚者更长一段时间相当。但是已经流向城市的中国农民工中，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城市完全吸收。例如，中国的城镇化率号称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三，但是真正完全享有城市市民"资格"的人口却不到百分之三十五。换言之，在"已城镇化的市民"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追求"城镇化"的速度，由各级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进一步主导城镇化，并不符合城镇化内在的规律，也不会是一个给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新移民们带来益处的城镇化，也不是中国政府所声言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中国各级政府政府目前真正应该做得事情，应该是引导和帮助这一部分至今仍然被边缘化的新市民变成真正的市民，而不是急于去主导"大跃进"似的新的城镇化进程。 人们对中国新的城镇化质疑还因为，假如这个过程是由政府主导的过程，而不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结果，那么城镇化过程所需要的资金从何而来？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大量借贷，中央政府也已经是入不敷出，银行也没有力量去支持城镇化所需要的大量建设资金。唯一能够做得就是动用农民的土地，进一步剥夺农民的利益，而且进一步透资未来 。 这样做至少会产生三大恶果：一是继续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仍然将是一个以房地产发展为主、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体，而且大量人为建设的城市将浪费社会资源，进一步恶化环境；二是继续剥夺中国的弱势群体－农民和城市新移民，使他们已经十分困难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三是各级政府和官员利用"城市化"这个题目继续从事与土地交易相关的腐败，进一步分抢中国资源的"最后一杯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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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l 2013 12:39 PM PDT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宣称"放开说，向我开炮！"的同时，"说真话运动"发起者史宗伟却因"不当言论"被撤销官职。众多民间人士寄望的体制内对话，再一次显露尴尬。 （德国之声中文网）7月1日，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向中共宣传的好干部榜样焦裕禄的陵墓鞠躬之后，与基层群众座谈征求批评意见，表示要"真查找、真反思，才有后面的真检查、真改正"，要求大家"放开说，向我开炮！" 此时，"说真话运动"发起者、原郑州黄河河务局工务处副处长史宗伟正在为因言获罪而抗争。郑州河务局党组6月17日发出通报称，"鉴于史宗伟近年来参与以下事项：一、参加'同城饭醉'活动；二、在网络发表不当言论；三、2013年6月4日在郑州二七广场静坐。2013年6月17日上午研究决定，免去史宗伟郑州黄河河务局工务处副处长职务，调巩义黄河河务局工作"。 史宗伟在网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郑州河务局党组"没有是非、不顾廉耻、颠倒黑白、倒行逆施"，认为自己和同城朋友见面、吃饭、喝酒、聊天没有违法犯罪，在网络发表谈论时事和思想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是在行使公民社会权利，尽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六四"当天不过是"在二七广场最外边的休闲椅上坐一会"，"犯的什么法"？ 史宗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他的抗议得到一些"德高望重人士"的调解，目前职务已被撤销，但工作和生活还算正常。在采访中他显得谦逊而又谨慎，认为"社会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躁冒进"，自己的思考和行动理性客观。然而，在他的工作单位和警方看来，他显然是一个不遵从体制内规则的激进分子。 他在实名开设的推特（twitter）账号上，长期关注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呼吁社会公义。他说，"专制者不仅操控一切资源，还要操控思想，正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意识形态。专制者不仅笃信'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而且发明出'掺杂了部分真实的谎言更具宣传效果'"。 他发起了"说真话运动"，宣示"说真话是重建社会文化、道德、价值、文明的基本点和出发点"。他说，"我很明白现在在大街上或单位召开的会上大声疾呼立即平反六四可能的后果，我很明白现在说真话所面临的压力、所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正如这一年多来我本人所亲身遭遇的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更要说真话，才要在全社会倡起并推展说真话运动。"他在网络发表了若干文章，并开展讲座、"同城饭醉（聚餐交流）"等活动。 今年4月10日，他和知名维权律师许志永等十人在郑州餐叙时，20多名警察及其他人士冲入，以涉嫌传销罪为名把他们带到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人民路派出所和治安三大队拘押讯问。他还与以发表《讨伐中宣部》而广为人知的异议学者焦国标保持往来。  现有体制内的渠道能走多远？体制内"正常渠道"一直不正常 史宗伟对德国之声表示，他从事黄河治理工作二十余年，很早就发现现有黄河治理方案有重大缺陷，一直通过体制内"正常渠道"反应问题，从未得到正视。他不明白，为什么事实清楚、道理简单的问题始终无法推动？最初他以为是专业技术问题，随即发现是态度和情感问题，进而了解是体制与文化问题。于是他就开始关注和思考社会问题。 同在河南省的前政协委员赵克罗，因为向政府官员"开炮"反对"平坟运动"，在今年3月失去官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赵克罗表示，解决社会问题，现有体制内的渠道"走不通"。 史宗伟表示，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放开说，向我开炮！"的口号，跟《人民日报》年初表示要"努力说真话"一样，具有讽刺性的悲壮效果，但仍然值得肯定。他说体制内有呼吁的渠道，同时也有很多障碍。他在推特上对体制内改良表示失望："有人对后半年的三中全会抱有幻想，这'七不讲'就是三中全会的先声，口口声声的那个梦就是毛式梦、集权梦、皇帝梦！"他还认为，"民粹、民族、国家主义只是专制的化身，其精髓全在于'专制'二字！"他对德国之声表示，目前官方学者与宪政专家进行的宪政争论，"是一个弱智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那就是法制与人治的问题"。 时事观察者莫之许在推特上发表意见认为，"民间人士中一直有种思路，认为大趋势下，中共内部应该有如国民党一样的软着陆愿望，而民间应该配合中共内部有此愿望的人士（体制内健康力量）"，但是"如果中共并无落地愿望，所谓的互动就成为单相思。在刚性维稳体制下，以推动互动为目标的各种尝试，也都会被看作是对体制的挑战而遭到压制"。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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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3 12:1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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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l 2013 03:04 AM PDT
但是，从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舆论看，要求新疆重回强力维稳状态的声音似乎颇为明显，隔日当地都市报数版评论和《环球时报》的文章都给人深刻印象。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鄯善、和田乃至此前巴楚发生的暴力事件，其实是互无影响的孤立事件，集中爆发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它并非新疆社会秩序正在恶化的证明，关于境外势力影响的报道也过于牵强附会。过分的联想不利于新疆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官方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未能披露足够多的细节，但仍能清晰从中看到宗教思潮的影响。若不以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剖析宗教思潮复兴的内外部因素，呼唤用单纯强力维稳来对抗这种思潮的声音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蔓延全疆的宗教保守主义】
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到新疆，几年间可从维吾尔族女性身上看到服饰时日趋伊斯兰保守化的明显变化。在我的记忆中，1990年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在装扮上看明显比汉族更时尚、洋气。1988年新疆本土民谣歌手艾斯卡尔主演的电影《西部舞狂》可窥见当时都市维吾尔社会的风貌。像伊宁这样的边境城市，历史上受俄罗斯、苏联影响，改革开放之初领风气之先，在着装上比东南沿海城市要更西化。但今天的伊宁，在不少新疆人的感观中已经是一座南疆城市了。
南疆社会素来观念风气较保守，近年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几十年来世俗化影响的痕迹正迅速褪去。女性着装上的变化，在不少维吾尔人看来，新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阿拉伯化"。风气所及，南疆的学校也无法幸免。虽然官方禁止女生戴头巾，但离开校园后，大家都会戴上头巾，负有上街纠正学生着装之责的老师对此已无可奈何。这次我经过的民丰、和田，不知是否还有不戴头巾的维吾尔族女性，我在街上一个也没看到。
这种保守着装甚至传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副教授伊力哈木惊讶地发现，他的课堂上都出现了浑身包裹严实的女生，对此，他只能以这是阿拉伯人而非我们维吾尔的民族服装委婉提示，并希望下次不要这样着装进入课堂。
保守着装虽由虔诚信徒家庭开始，但很快变成一种被大众肯定的时尚，当它的追随者达到一定比例，是否跟随这种潮流，就变成一种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不是维吾尔人巨大的社会压力。它并不仅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在南疆有些地方，穿牛仔裤、短袖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上街可能会遭人训斥，甚至遭掌掴或被人用小刀划伤。
曾有在内地高校求学的维吾尔族女生抱怨，放假回家与父母回到乡村老家探亲时，为防传说中有人因穿着时髦而被人殴打的事情发生，父母严令其出门时必须着保守的"民族服饰"出门。
素以攻击大陆官方著称的"自由亚洲"曾报道"乌鲁木齐一追求传统道德的青年被官方击毙"的新闻，在简介事件经过时，无意中提到该"热爱传统道德"的男子当时在"劝告"两位女性注意着装时，打伤了两位试图制止其"说服"的过路人。这种"劝告"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多年来官方始终打压不掉的地下传教，75事件后，清真寺里的人急剧增加，做礼拜时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大幅增加。75事件刚结束一段时间，常有人忍不住在里面痛哭失声，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虽然男性服饰上没有变化，但受宗教观念影响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但餐厅、商店禁止顾客抽烟喝酒，有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破坏。
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并非只在维吾尔社会发生，回族、哈萨克族也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是尚未像维吾尔社会一样，已变成一种不得不从的社会压力。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集中了维吾尔族精英和受高等教育年轻人的乌鲁木齐和北疆几个汉族居多的城市，是宗教保守主义浪潮中的孤岛。
官方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基层的应对措施显然带有新疆基层政权特有的专政惯性。譬如南疆不少地方挂牌禁止戴面纱的人上公交车、进医院、银行，甚至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大院也挂牌禁止戴面纱者进入。从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看，这种打压，毋宁说它是对某些真心愿意戴面纱者的另一种精神褒扬。
今天，新疆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主义群体，正处于宗教保守主义兴起与政府强力之间难以选择的痛苦夹缝中，而新疆社会的发展，亦在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这个全新问题面前，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伊斯兰复兴主义溯源】
虽然宗教问题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基层政府日常工作的重点，但宗教保守主义兴起这一现象，只是在反"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时，作为一个背景被官方提及。有些版本的官方叙事中，清晰地谈到了其外部源头：苏联解体后，临近的中亚诸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导致宗教保守主义兴起，然后随着边贸和人员往来传入新疆（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维吾尔族25-40岁的居民很难获得护照）。
这种溯源，很容易变成一旦出现暴力事件，背后都有海外势力指挥的例行循词，而非真正从历史角度和社会学分析角度的结论。1990年代末以来，为遏制宗教保守主义思潮的扩展，新疆各级政府动员了一切行政手段和社会资源，不但完全未收预想成效，甚至助长了它的影响，其原因或许与这种简单归结于境外势力的认知有关。
在很多人看来，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的那套主张，是一批从未睁眼看世界、知识和信息最封闭落后的宗教人士的发明，它是一种古世纪思想的简单重现。然而，从观念史来看，伊斯兰世界的保守主义思潮，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伊斯兰社会被动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时，应对这种外部挑战的诸多思潮之一。
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距欧洲最近的北非。伊斯兰世界遭遇现代西方的第一次强烈刺激，是1789年拿破仑占领埃及。虽然为了安抚穆斯林，拿破仑曾宣称无比尊崇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并象征性地头裹头巾宣布皈依伊斯兰。拿破仑后不到一个世纪，从北非到东南亚，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纷纷成为西方殖民地。穆斯林世界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宗教成为唤起反抗者团结一致的最便利工具，借助反抗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诞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马赫迪的反英起义，它是第一次把宗教做为全盘解决民族存亡手段的肇始。
马赫迪之后，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接过了这面大旗，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全面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他们回归宗教正道的主张与世俗主义（主张者主要是青年军官团体）的主张，成为最重要的两类解决方案。前者，在今天被统称为"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阿富汗尼（Jamal al-Dinal-Afghani，1839-1898）、毛杜迪（Abu al-iala al-Mududy,1903-1979）、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和霍梅尼（1902-1989）等人，今天，无论是普通保守主义民众还是新闻中常被提及的恐怖分子，其理论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他们。
"原教旨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这些人是远离现代知识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现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山鼻祖阿富汗尼，曾游历过英、法、俄，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法语和俄语，涉足过现代数学、工程学、医学、解剖学等领域。他对西方近现代思想毫不陌生，他批判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内乱，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工具，其哲学与科学修养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
如果把阿富汗尼、毛杜迪、库特布等人的主张换成中国人更熟悉的词，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不但毫不陌生，甚至会有强烈的亲切感，没错，他们非常喜欢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库特布曾说过，他们与共产党人的分歧只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被他们认为是导致西方堕落的根源之一。
他们对西方的描述、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对实现公平公正理想社会所用手段的描述，与中国人曾经听到和还能听到的那套话语非常相近。而今天中国人在开放时代面临的各种精神困扰，他们的批判力度也远较"新左派"或杂文家更深刻有力，你甚至不用怀疑，如果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乌有之乡"完全可能一夜变绿。
用更宽广的视角看，你不难发现，除了自身的宗教传统，他们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开出的社会改造药方，与多数有着深厚文明的非西方国家中在面临相同困境时出现的理论有高度相似性，比如日本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祖北一辉的理论。
或许是这些思想家们自身的学养，或许是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现代化的困境，在传统社会日渐瓦解，如何规范道德、如何重塑价值、如何建立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焦虑问题上，他们的观念和理论长时间都在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当中具有强大说服力。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的内因】
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直指两大命题：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新疆维吾尔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恰好是这两个。
而苏联解体、新疆民族关系渐趋恶化、维吾尔社会开始出现一系列社会转型问题，宗教保守主义思潮蔓延，几乎同步出现。但从时代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没有外来宗教思潮的传入影响，宗教保守主义理论也会在本土被发明出来并大面积传播。
曾对新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人士阿布里柯木，事实上扮演的正是库特布、霍梅尼等人的角色。由于官方对阿布里柯木的相关信息披露甚少，除了被巴基斯坦击毙的塔利班高级军官马合苏木是其弟子外，我只能知道1990年代的许多暴力事件也是他播撒的火种。
1997年初由地下宗教引爆的伊宁事件，是75事件前新疆最大的社会震荡。其发酵酝酿过程以及继后的社会影响具有典型的样板性。阿布里柯木的弟子到伊宁地区传教时，当地维吾尔社会正是一块宜于传教的土壤。当时因边贸等因素，伊宁崛起了一个富裕阶层，吸毒、酗酒、赌博、包二奶等现象泛滥，它是新疆艾滋病最严重的地区。阿布里柯木倡导的高尚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主张符合人们的期待，他们以郊外传统"麦西莱普"聚会的方式吸引了大批人，人们在戒毒、戒酒、戒赌的同时，亦被其极端主义观念俘获。
伊宁事件后，官方以强力方式清除了各种可能的暴力隐患，但地下宗教活动却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塔里浦"（即"塔利班"在维吾尔语中的拼读）被人们认为是品行可靠值得尊敬者的称呼。如果一个人宣称因为宗教问题受打压，私下里会获得社会的尊敬。在追逐时尚和国际化上曾经领潮的伊宁人，很快变成北疆最保守的城市。
宗教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向心力的最便捷方式，而民族问题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强化宗教信仰以增进民族认同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苏联，有宗教意识原本并不强烈的犹太人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宗教意识不断强化的例子，在英国，则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观念变得格外保守的例子。75事件后，维吾尔社会宗教热情加速，正是民族关系恶化的表现。
新疆宗教保守主义热潮的另外一个土壤，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困境和焦虑。
改革开放，逐渐打碎了束缚人们身心的旧体制，但从旧体制的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又带来了普遍的社会归属感问题，心灵寄托等社会焦虑。尤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中互相评议、监督、制约基础上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随着熟人社会的瓦解一并崩塌，而基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上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道德沦丧、信用滑坡之类现象。除了可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人们会普遍怀念温情脉脉的旧时代，集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回归传统。
在新疆，这种社会焦虑和渴求更为迫切。因为内地汉族社会从清末就开始遭遇强烈的外来冲击，五四运动后，不断接受各种外来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它在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痛苦和困惑经历了一个更长的释放过程。而维吾尔社会几乎是瞬间、被动地迎来了这一社会巨变。此外，维吾尔社会在发展长期滞后，突然受内地现代化大潮冲击时，竞争中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独特困境，而相对边缘化的集体处境，更容易转而投身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以此来消解现代化的冲击。
某种程度上，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与内地汉族社会的宗教热、儒家热、汉服热、毛泽东热乃至地下非法宗教的盛行，是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差别仅仅在于，穆斯林社会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宗教传统，而中断了传统的汉族社会，只能从境外和各种坟堆里寻找精神资源。
顺带说一句，在新疆民间学者塔伊尔先生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潮冲击，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在遇到外来刺激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汉族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选择偏好，即在"西方的"和"中国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国际的"和"民族的"这类对立标签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西方的"、"现代的"、"国际的"，而维吾尔族在面临新的外来事物时，很容易陷入接受它后，"我们是否还是我们"的纠结当中。
民族问题和转型中的社会问题（后者可参见我的《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一文），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很难看到根本好转的可能，民族关系的缓和尚有政策施展空间，而社会转型困境问题，汉族社会都未将自身问题真正纳入学术视野，更不要提以社会建设方式来解决它。
按这个趋势发展，或许有一天你将会看到，甚至在乌鲁木齐，你也难以看到不戴头巾的维吾尔女性。
【十字路口的选择】
张春贤主政新疆后，提出"现代文化"的概念（其完整的表述是"现代文化的内涵是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地方大员提出的各种概念中最有新意也最有价值的。
然而，新疆官场差不多也是中国社会离"现代文化"最远的一群人。长期的边疆治理定位，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几年前，曾有地方政法要员在系统大会中宣称，现在虽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不等于没有阶级矛盾，专政的武器绝不能丢。他的讲话刊之于书籍，可想他不认为此观点有何不妥。
张春贤履新后，曾在会议上希望各级官员为了社会发展，要有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时，用到"豁出去"三个字，不久，某地开发区便立起一块上书"豁出命去造福各族人民"巨大的标语牌，此句之上略小的口号是"以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为目标"。
简单、粗暴的语言折射的是其行为方式。面对原因复杂的宗教保守思潮，他们理解和推行"现代文化"的方式，便是前述种种禁止着"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有限接触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机会。在南疆有的县城，晚上十点（新疆夏季十点半日落），临街小巷的大门就统一落锁。
虽然不宜苛求今日新疆如履薄冰的为政者，但新疆长期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的严厉管制，导致新疆比内地对发展的理解更重物质而轻文化。尤其对维吾尔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说，近十年来，可用荒漠化来形容。
不要说民族文化出版影视事业乏善可陈，甚至农村居民缺少足够的娱乐生活。即使有电视机的家庭也不愿看电视――译成维吾尔语的内地电视片，不但与维吾尔人的生活相去甚远无法理解，而且其较开放的生活方式也与保守的民风相�牾。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使人们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是放纵欲望和感官的"堕落生活"，要么是沉浸在宗教体验中的"高尚生活"。
当现代文化缺少有效方式和传播力抵达广大农村社会，不但现代文化无从谈起，甚至在外部刺激下，它会逐渐趋于以保守的姿态来消解这种外来冲击。――电脑、VCD在新疆成为宗教思潮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无论如何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反讽。
据当地消息说，最近新疆文化机构正与土耳其洽谈，试图翻译引进一批影视文化作品，如果此消息可靠，这对在新疆传播世俗化"正能量"来说，无疑是项值得大为称道的转变。不过，现代文化的建设终归要立足本土化，予新疆民族精英以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重建世俗化的少数民族精英与大众之间文化、精神产品的桥梁，才是缓解新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生活饥渴的根本之道。
可忧的是，在席卷新疆的宗教保守主义浪潮面前，维吾尔世俗精英显然是最焦虑痛心和急迫的，但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评论分析它。
放眼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宗教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一个缺乏可靠成功样本的世界性难题。而前有伊朗，现有北非，或许都在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失败案例：一个仅有物质成就而未完成社会和制度的现代化重建的社会，它的发展便是脆弱和容易出现反复的。
七五事件次年的5月17日，北京首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以经济、社会发展促新疆长治久安，这是从1997年将反三股势力作为新疆当地政府工作重心后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它清楚体现了这样一种自信，物质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新疆出现的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暴力事件，尚未发现参与者当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环顾世界，极端主义思潮最激进狂热的参与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911事件的参与者便是典型，他们在实施暴力袭击时，组织上和技术上都远非知识有限的农民可比。
将来有一天，失意的大学生毕业生人群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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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作者去年新疆观察一篇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编者按：《阳光时务周刊》在2012年第35期刊载了《凤凰周刊》编辑黄章晋先生的题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的文章，作者从一名旁观者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维吾尔社会内部现存的问题及原因，作者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2012年12月3日，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村民凌某在购买切糕时与维吾尔族商贩发生争执并引发群殴事件。事后，岳阳市公安局公布对此事件处理结果，凌某需赔偿维吾尔商贩16万元，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为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民族政策掩盖维吾尔社会危机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为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为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 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为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 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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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ul 2013 02:53 PM PDT
图中为傅萍 (一) 傅萍争议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记得我在毕业集训运动中，被揭发了许多荒唐的罪行，例如我说过我希望有一天能到 国外去念书，被揭发成企图偷越国境，去苏联投修。我班的一个同学想当班长，被 揭发为野心家，想当国家主席等等。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停下来去整这些学生说谎和 胡编，继续将矛头对准了我，这些胡揭发的材料在运动后期经过落实，没有写到我 的罪行书中去。但是那些乱揭发的同学也没有受到批评，相反他们与敌(我(：))斗 争的坚决性受到党的赏识，这说明什么，共产党本身是认可和接受这套方法的。用 他们的话说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另外共产党自己也喜欢用这套方法来教育群众，譬如白毛女，周扒皮，南霸天， 刘 文彩等都是他们创造出来教育群众的，这说明共产党是喜欢这套夸大其词的办法的。 现在傅萍提出共产党一些问题，其中有几条引起了争议，说实话在共产党控制舆论 的这个国家，现在要将这些争议完全弄清楚是不可能的。 反之共产党要将有的事情 找到否定的证人，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可以说不用他们找证人，证人自动会送上门 来的。我们这些反革命当年都是有人证和物证的，刘少奇当叛徒，江青反毛泽东也 都是有人证和物证的，但是现在有人相信吗？ 如果我们在以后揭发共产党罪行中， 一碰到自己不知道的就大喊大叫，好像自己诚实，那么这个揭发就进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共产党自己喜欢的那样，让大家揭发，等到中国有条件落实这些 事情的时候，把不实的再去掉。 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用的方法，在他今天依然指鹿为 马，控制舆论的霸权下用之于他，不但没有什么不公道，而且也是迫不得已的，否 则任何揭发共产党的材料都可以被共产党轻而易举的发动群众将它证明成谎话。所 以我们有些同志对共产党怜香惜玉，怕冤枉了他们，应该认识到，现在共产党还不 是该可怜的小家碧玉，而依然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骗子和强盗，相反对他们 揭发的人不但很难找到发出声音的方法，而且一发出声音，就往往会受到围攻。 另外我还想说一个道理，现在大家一提起文革就恨得咬牙切齿，其实文革也有好的 作用。 文革前大部分老百姓对反革命是不理解的，认为这些人都是牛鬼蛇神，真的 反对共产党，大部分干部也对这些人恨之入骨，认为牛鬼蛇神真的要夺回他们共产 党的天堂。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用这些干部过去整反革命的方法反治其身，这些干 部自己也很容易地变成了三反分子了，而且所整的材料都是有人证和物证的，有 很多反革命言论也确实是他们说过的，这时候他们才吃到了苦头， 知道用这套方法 整任何人都是要让他成什么就成什么的，包括毛泽东也可以打成反革命，别的不用， 从他的毛选中摘些语录就可以构成一份三反分子的材料。文革后， 这些老干部再不 用这个方法整老百姓了。因为他们自己深受其害。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共产党停止 一种恶行， 让他自己尝到这种恶行的味道是最有效的。 共产党从掌权以来说谎成 性，公开搞了中宣部来说谎，从未有悔改之意，要让他停止除非他自己也吃到说谎 的苦头， 就像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他就不会再说谎了，否则只有他编排别人，而 别人不能编排他，那么他是永远不会放弃说谎的。现在我们揭发共产党，不鼓励说 谎，但是有一些夸张，对教育说谎大师共产党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一遍， 大家不必怜香惜玉，共产党不是林黛玉，是久经大风大浪的杀人如麻的魔王，不会 因为这点夸大就受不了忧伤而死。 让他尝尝说谎害人的滋味是停止他说谎害人的最 好良药。 说到这里，我得申明，我认的这个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天民运掌了权，共产党 在公审席上坐着的时候，我可能会倒过来讲理，千万不要冤枉共产党，那怕人证物 证齐全，也不一定完全能够使我信服，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不要钱就遍地可以发现反 对共产党的证人，就像现在不要钱就可以找到帮助共产党的证人。中国人度势讲话 的智慧从上古就开始形成，到共产党手中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精得像鬼。从这个 意义上说，民主法院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 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司法制度，能 够完全将中国的事情弄清楚。中国千百年来， 都是将几个证人分开来， 脱下裤子 打屁股，直到几个人的口供一致为止， 当然要中国退回到那种办法上去，实在无脸 立足于民族之林，所以我也不主张用那种办法。 中国的事情确实不好办， 我们能说的是要根据他的特殊环境去分析，不能按常理， 例如圣经，可兰经，道德经或者党章和宪法等里面的道理去分析。 (二) 大家知道为什么傅萍会被围攻和打假吗？ 是因为她说了假话吗？ 说假话有什么了不起，阿共每天都在说，苏州大学每天也在说，中国人不说假话怎 么活？ 所以不是，真正原因是写了本英文书骂阿共，而且傅萍在美国又变成名人了(：) 如果傅萍写本中文书骂阿共， 问题不太大，因为阿共对中文骂已经麻木了， 现在 阿共最讨厌的是用英文骂，让外国人听到(：) 如果傅萍用英文骂了，没有出名，问题也不大，共产党不一定恼羞成怒(：) 问题是傅萍，不但写了英文书，还是骂共产党的，再出了名，加在一起，傅萍就该 倒霉了。 至于将傅萍说成一个什么样的坏蛋，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对共产党实在是小菜一 碟(：)， 就是要将傅萍说成在中国是个卖淫的，也是有证人的。 这里骂傅萍是骗子的人，如果到了傅萍的水平，也会被说成大骗子，你们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 共产党要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连国家主席都逃避不了，何况我们。 大家想想， 一个普通人说谎能搞出这么大动静吗？ 没有共产党在后面煽风点火， 这火怎么这么熊熊燃烧(：) (三) 从傅萍事情看共产党对自己犯的罪行认罪态度很不好记得我在毕业集训运动中，对于同学揭发我的问题不属实而辩解的时候，共产党对我 问题是他们欠下的这些人命债，虐待罪， 迫害罪， 至今都没有还，他却要告到美 我要是美国法官，怎么审这个案子？ 原告：你老阁下，被告诬蔑俺用五马分尸杀人，破坏了俺的名誉，俺要求他赔偿名 法官：被告，你说过原告用五马分尸杀人吗？ 被告：俺见过他们杀了很多人，用马拖人， 他们还割人舌头，让人站笼子等等，俺 法官： 肃静，请肃静！ 法官：原告你用五马分尸杀过人吗？ 原告：你老阁下，俺向马克思和毛主席保证，俺从来没有用五马分尸杀过人。 法官：那么你用别的方法杀过很多人是事实吗？ 原告：你老阁下，俺没有告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到底中国死 法官：很抱歉，如果你拒绝对你伤害中国人，保括这个傅女士在内，造成的损失认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当前主要目标应该是帮助共产党认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造成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