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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4, 2013, 6:13:46 AM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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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雄：天助西藏
- “六四”难属的希望与绝望——2013“两会”前访张先玲
- 吕月：改革开放30年“总设计师”不见了，“英明领袖”回来了――中国最大的“凡是”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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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新领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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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r 2013 04:13 PM PST 汉族是世界人口第一的民族。即使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那时汉人的扩散态势已经很强，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为什么却唯独绕过紧挨身边的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呢？
西藏高原在北纬二十七到三十七度之间，正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北边缘与济南、太原、德黑兰、阿尔及尔或洛杉矶差不多。南边缘与长沙、南昌、新德里或佛罗里达相当。如果西藏高原没那么高，可想而知一定是遍布森林草地、气候温和，适于农作物生长的。那样汉人一定会不可阻挡地挤占进去，如同挤占了广西、贵州、云南、内蒙古和中国东北一样。也许今天藏民族早就与汉民族融合一体，或是在汉人挤压下收缩到很小地区。 不过，西藏高原也有类似藏南谷地那样的地方，那里海拔较低，北有冈底斯山脉和念青唐古拉山挡住西北寒风，南面的印度洋暖风可以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及较低的山隙吹进，温和多雨，与云贵高原的气候近似。雅鲁藏布江冲积出的河谷平原提供了丰富和肥沃的可耕地，使藏南谷地成为藏文明发源地。为什么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几乎没有看到汉人向那里迁移呢？ 我们从高处俯瞰一下。西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昆仑山脉，南部边缘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有沿东西走向横贯高原的的冈底斯、唐古拉等山脉，在西藏高原的西北聚拢在一起，那形状像是一个口袋被扎上了口一样，地质学把那里称为"帕米尔山结"。这些山脉以散开的走向延伸到西藏高原东部，又被一系列由南向北的江河拦腰截住──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称"六江流域"。这六条江河在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横劈而过。江河年积月累的切割力，在那里造成高差巨大的高山深谷，形成基本上是两山夹一江或两江夹一山的地貌，因此被形象地命名为横断山脉，地质学称为"山束"。 数条贯穿的大山脉，加上西端的"山结"和东部的"山束"，把西藏高原圈成了一个椭圆状的封闭区域。藏南谷地深藏在这个封闭区域的腹心。横断山脉的大河与大山横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 一次我坐飞机从拉萨到成都，先是飞过万里无云的高原，丛山峻岭如凝固的海浪伸展到天边。当四川盆地在前方出现，清楚地看到那里盛满了云。西藏高原到有云处戛然而止，弧形的边缘像高耸起的盆边，而"盆"里的云海平坦雪白，如同盆中盛着满满的牛奶。飞机降落时沉入云中，走出飞机，阴雨潮湿的气候与西藏高原完全不同，氧气扑面而来，气温也一下升高许多。 太能够理解，如果我是古代汉人，不会有任何动力去翻越刚在机翼下飞过的丛山峻岭。那年代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清朝的驻藏大臣进藏，肯定具备当时的最好条件。他们从成都到拉萨，一般都要走三个月以上，只能靠两只脚和背在肩上那点儿干粮的普通百姓怎么走呢？ 之所以西藏没有被汉人占满，藏文明保存至今，肯定不是出于汉人的"仁慈"，也不是由于藏人的抵抗，而是西藏高原的地理提供的保护。那是一种"天助"。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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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r 2013 03:41 PM PS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3，02）
*"'天安门母亲'群体"两会"前发表公开信"* 中国官方公布，中国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将分别于2013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 2月28日，八九"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表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标题："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再忆八九"六四"* 现在简要回顾一下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离任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 （当时现场录音片段，呼喊声）"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喊声）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张先玲：公开信发表后不久，丁子霖女士的电话被掐断* 今年2月28日，当"天安门母亲"致"两会"代表公开信发表后，我打电话给丁子霖女士，电话无法拨通。难属张先玲女士告诉我："上午她的电话还能通，到了中午以后就不通了，掐断了。" *张先玲女士宣读123位"六四"难属联署的致"两会"代表公开信* 参加公开信联署的张先玲女士在"六四"屠杀中失去了19岁的儿子王楠。谈到这封123位难属署名的公开信，张先玲女士说："今年又是'两会'到了，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给'两会'的代表有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宣读）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当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至今已进入第二十四个年头，昨日统领着中国的三代领导人至今也已由第四代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出任。再过几天，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即将换届，选出新的国家主席，新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协主席。 但是，二十三年来令世人瞩目、年年都会提上台面的八九"六四"问题，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着，拒不作出公开的交代。 今天，新的一代领导人上任了，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一致要求他们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在两代会将要召开之际，我们敦请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来关注、讨论这件事情，把推进"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作为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年12月，习近平先生在深圳、广州视察时的讲话中，谈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由此丢失了苏联的军队和专政工具，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的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 他在这个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六四"，但"六四"问题却呼之欲出。一次是中国的"六四"，一次是苏联的"八*一九"。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相隔不过两年，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六四"镇压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他们不会不想到，而我们这些"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更不会不想到。事实上，当年苏联、东欧巨变即是引"六四"屠杀为戒，一个靠机抢、坦克维持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那么，当年中国的男儿在哪里呢？他们决不是调集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的邓小平、李鹏，而恰恰是因为反对调集军队镇压而被邓小平、李鹏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禁锢了足足十五年，不屈服、不检讨，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赵紫阳；是当年在"六四"屠杀现场的死人堆里一次又一次地抢救伤员最后被子弹击中颈部死去的北医应届毕业生王卫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伤员用门板抬进医院最后自己却被别人抬进医院停止了呼吸的北京工人刘凤根；是为了救护同伴双腿被坦克碾掉后苦苦挣扎求生存最后被迫去国的北京体院应届毕业生方政......他们才是中国的好男儿。在"六四"惨案中，他们可歌可泣，视死如归，又何止这区区少数几个人呢! 这群中华儿女有自信，不自馁，曾经前仆后继地抗争过，不过总是被摧折，被抹杀，最终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多少优秀的青年、壮年、男人和女人默默地倒卧在血泊中，告别了生他们、养他们的这片土地。这一场场、一幕幕的死亡、血污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消退的阴影，中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难道总要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吗！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总有那么一些过于自负的当政者，他们始终相信：有枪、有炮、有坦克就垮不了；他们始终相信：有权、有势、有钱就倒不了；他们始终不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们也始终不相信：气数（统治的合法性）尽，一切皆干净。 "六四"至今已经快二十四个年头了，人们痛定思痛，沉下心来，思绪变得深邃、理性。时至今日，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行政治改革；但这决非坚持一党专制下的改革,否则就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要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六四"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回想起当年持续了五十天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广场上喊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倒，反腐败"。今日，这两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膨胀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要实行政治改革，必然要沿着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方向，紧紧抓住并解决这两个时代的主题。除此以外，中国无路可走！ "六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目前尚不存在。这就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对话、谈判的成与败，一如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作为天安门母亲，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我们的要求仍然是这样三条：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以上这三条要求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我们意识到，属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死去亲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不能靠他人的施舍。为此，我们提请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提交大会讨论、审议，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求"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在此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提出"六四"问题，再一次重申我们的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请代表、委员们明鉴！三思再三思！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 陆燕京 李浩泉 孙珊萍林武云 奚永顺（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共32人） 2013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 *张先玲： "六四"问题不解决，中国没出路；解决中国乱象须反腐败，民主自由* 宣读完这封信，张先玲女士谈她的心情："读起来有点心里难过，这些天我心里......哎！" 主持人："回过头看，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可是当新的一届中国最高领导人上任以后，你们的这封公开信的题目是'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是怎样一种心情？" 张先玲："我想，我们23年来也锻炼得比较坚强了。当初完全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然后我们站起来，成为群体，大家就共同抗争，这些年的抗争也把人都磨练得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起码我个人认为并不这次就一定能解决，甚至有可能解决不了。因为中国现在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某一个人上来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他后面有很多利益集团，有很多权贵在那里掣肘。但是目前国内的状态，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解决，将来一定没有出路。所以作为领导人，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中肯。就是说，你要想把目前国家的这种乱象解决的话， 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必须要走这路，首先要'反贪污、反腐败'，这就是当年天安门学生的要求，就是要传承这个'天安门运动'提出的要求，做下去，才能够把'反腐败'，当时叫作'反官倒'，现在是反腐反贪......把这件事做好。只有给大家民主，才能有监督。" *张先玲：希望当局尽快开始对话；难属们虽老去，年轻人加入，有足够信心和耐心* 张先玲："我觉得，这个路还是有一点长。我们并不急于马上能解决问题，但希望尽快开始。我们已经几次提出要求尽快开始对话。只有对话，才能一点点拉近距离，才能一点点解决问题。先从好解决的问题入手，慢慢达成共识，这才是一条必经之路。" 主持人："回顾这些年......24年快要到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难属们的聚集和一些难属们渐渐离（世）去，您看关于难属群体整个的情况，有什么特别想让外界知道的？" 张先玲："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群体抗争了近24年时间，相当不容易。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而且逐渐在离（世）去。 可是，我们的群体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群体。我们死了，还有更年轻的人，还有一些现在并没有加入到我们群体里边，也在为我们群体工作的、或做些事情的年轻人。我相信，后边的事情还是会有人接着来做的。 而且我发现，我们群体里的人当初加入时，有一些还谈不到争取权利，只是个人有要为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弄清真相、寻求正义的想法。现在大家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大家都有这种共识。" *忆去年"六四"前夕以死抗争的难属轧伟林先生，难属们关心帮助其遗孀张振霞* 主持人："刚才您读名单的时候，我想到轧伟林先生是在比较近的时间内离去的......" 张先玲："去年'六四'前夕，他是以死抗争的。轧伟林是我们'六四'难属中唯一一个以死抗争的自尽了的难属。" "六四"遇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2012年5月25日离家出走，26日清晨，他的家人在停车场发现了他的遗体。轧伟林22岁的儿子轧爱国于1989年6月3日晚在北京公主坟一带被进京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头部，死于301医院。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布的讣告中说："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轧伟林年复一年的参加'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也年复一年地密切注视着政府方面的反馈信息。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不仅无视难属们的正当要求，而且每逢'六四'便加紧打压难属们的纪念活动。轧伟林从50岁的壮年熬到了73岁的老年，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他的绝望，73岁的轧伟林自缢身亡。" 张先玲："他的这种以死抗争的勇气我们难属很佩服，但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要坚强地活着，一代一代地把这桩事情搞清楚。" 主持人："他太太张振霞现在情况怎样？他们家庭目前情况怎样？" 张先玲："她现在跟（另一个）儿子住在一起，在郊区，离我们这里比较远了，所以我们不能经常看到她。她目前在悲痛中已经缓一点，但经济生活上可能有些困难，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帮助她。" *张先玲：痛失长子和丈夫的"六四"难属徐珏身患癌症，坚强乐观，继续抗争*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徐珏女士是一位地质科学家，她的长子吴向东当年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1989年21岁。6月3日夜里，吴向东被戒严部队枪击，6月4日凌晨去世。徐珏的先生吴学汉因儿子遇难悲愤抑郁，患了癌症，几年后去世。徐珏女士3年前也身患癌症。 我向张先玲女士询问徐珏女士近来的健康状况。 张先玲女士说："徐珏是非常坚强，前几天我们讨论公开信的时候还见面了。她很好，身体看上去......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她是刚刚做完化疗，不过她很坚强，每次化疗完以后，身体精神都搞得很好，而且她也很乐观，'反正我活着一天，就高高兴兴的'。她还在做这个抗争的事情。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身体，一定继续抗争，一定把自己的健康保护好'。" 当我提到希望能通过越洋电话电话采访丁子霖女士的时候，张先玲女士说："她两个电话都不通了，包括手机。她是用别人的电话给我发了个短信，说她电话都不通了。" *张先玲：遇难时19岁的王楠若活着，今年43岁。我们可以等，但要尽快开始解决* 张先玲女士说，她近几天还在回忆自己遇难的儿子王楠当年的一些往事，想到王楠遇难前不久与我在中国工作时的一个广播节目的联系。 张先玲："因为我的小孩王楠林临遇难之前不是还写过一篇稿子，在'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过吗（主持人：是），然后你们还给我抄了一份拿回来嘛，所以我就想起你，想起你跟王楠你们关系的这段多么......" 主持人："是。也就是刚才您宣读公开信的时候，我想到当年王楠19岁，现在已经过去超过他一倍的年龄38岁都多出5年了。" 张先玲："（他如果活着应该是）四十多岁了。" 主持人："应该是43岁了。" 张先玲："我认为我说的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可以等，绝对有信心、有耐心等，但是我们希望尽快开始。" *张先玲：解决"六四"问题对当局长远有好处，大家推动启动解决，先易后难* 主持人："您今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比较新的想法？" 张先玲："我们今年讨论这封信时，非常热烈，讨论时间也非常长。慢慢大家讨论集中的观点就是发表的这封信的观点。 现在新一届政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有很大困难；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会有一些困难。因此，就应该尽快开始，一步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法律程序一步步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接触起来，对话起来，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真想解决问题，就要这样开始。我们大家共同用力来推动这件事情。 但是，当政者或者是有些权贵集团，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对你长远来说有好处；他们认为不能解决，解决了他们就要完蛋了。他们就采取这么拖延的办法。 所以说，这两种立场看问题有不同点。但作为我们民间的人，就是要大家来推动这桩事情，高层民主人士一起来推动这事情，开始启动解决方案。" *张先玲：想作"开明皇帝"搞"圣君贤臣"是妄想，当今时代只有民主宪政才是正道* 主持人："您看还有没有这几天想到还没有来得及讲的？" 张先玲："因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观点是要经过讨论的，我以下谈的话是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因为习近平的'好男儿'一说，很多人的想法一下子一落千丈，原来都是希望......哎呀，（上）来一个新人能有好大的转折呀，（成）民主的促进者呀...... 经过习一说'好男儿'，大家心都凉了半截。有的人就180度转弯，完全没有信心了。我倒不那样看。我认为，他可能在民生方面会有些好的做法，让老百姓感到一些好处。就是想作个'康乾盛世'、'开明皇帝'啊，'清平世界'啊......这个现在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妄想。 我在讨论会上也说过这话，（当局）会启动一些对民生有利的措施，但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会维持一个阶段，就像病入膏肓了，你不开刀、不做手术也可以吃点药缓和缓和，延缓生命而已呗，就是拖延。但是社会不同了，时代不同了。 当然人的思想也会改变，听其言观其行吧，现在下结论也为时过早，我们希望他有转机吧。至少我个人这样想，所以才推动这桩事。 我认为现在掌权的人要想把中国仍旧搞成一个圣君贤臣的清平世界，不可能。因为时代不同了，那是妄想了！只能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才是正道儿。"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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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月：改革开放30年“总设计师”不见了，“英明领袖”回来了――中国最大的“凡是”究竟是什么？ Posted: 03 Mar 2013 10:55 AM PST
在京奥最喧嚣的时分，2008年8月20日，中国一位最沉寂的政治老人华国锋离去了。 当奥运历史和奥运精神随着伦敦的双层巴士从北京的鸟巢驶回英伦三岛，一党专政下的"大国崛起"，很长时间内还需要北京这场用金钱和权力打造的奥运之梦来装扮，还需要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披上电子合成的声光色的华丽外衣。 华国锋的去世影响之大，如同他从历史中重新走了出来。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最后也给于华国锋――这位被邓小平打倒的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高规格的礼遇，显示出了中国现实多重的政治符号，非常耐人寻味。
▲鲍彤一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神话 京奥结束，意味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始，这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给2008年确定的两大政治任务。毛死后，你死我活争夺权力的双方，随着当年最年轻的55岁的华主席的离去，都已经消失完了。但是亲历者仍在，当年还是中共基层干部、工农兵学员的九常委为了今天的共同利益，必须找到合适的说辞来总结这30年。关于30年的争论已经在中国展开，操刀者发社论，能者出书，无权者上网。胡锦涛主政六年，严控新闻和出版，使中国处于整体失忆的状态。这种局面是必须要打破的。 今年年初，前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公开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是他本人提出，由薄一波造神造出来的一个神话。详情如下：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薄一波找鲍彤帮忙，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要在"七一"老同志座谈会上着重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地位。薄一波说明他的意图："恩格斯讲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了巨人。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需要巨人的时代，也产生了巨人，就是邓小平这个巨人。" 鲍彤按照薄一波的意图，当天就为他起草好了"邓小平是时代巨人"的讲话稿。着重强调：我们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上，我们要向邓小平这个巨人请教，因为他的经验最丰富。起草好之后，鲍彤对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的提法，再反复斟酌，想起邓小平在中央说的话："我个子矮，天塌下来，有他们两个（指胡耀邦、赵紫阳）顶着。"如果薄一波的讲话全国一宣传，老百姓联想不到文艺复兴时代产生巨人怎么办？如果老百姓只拿邓小平的外形和身高和巨人做比较，是不是要产生非常滑稽可笑的效果？上边会不会误会为有意在讽刺和挖苦？鲍彤试探着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新词组，代替了薄一波的"邓小平是巨人"。稿子交给薄一波后，薄很高兴，他评价："写得好！"两天之后，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照稿宣读，新华社全文照发，鲍彤为邓小平创造的封号，立刻风靡全国，走向世界，入史，入文、入传，成为全国人的口头禅。 鲍彤二十一年之后将自己的这一"知识产权"公布，党内着名农业学者姚监复公开呼吁，"鉴于鲍彤为中宣部提供了一个沿用二十多年的崇高词组，有关部门应解除对鲍彤的监视居住，恢复他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此事如同一颗惊雷轰炸了政坛。细心人发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崇高称谓，从此没有在今年官方新的文本中再出现。最后的检验，要等待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的纪念大会，看看胡锦涛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替代词组。 ▲鲍彤二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中共一向按照邓小平的意志将1976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因为这次会议使得邓小平成为中共权力的最大赢家。记载、歌颂这次会议的文字如汗牛充栋。今年3月鲍彤继续撰文披露真相，令中共当局又一次五雷轰顶，因为鲍彤完全揭穿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的神话。 三中全会是1977年6月恢复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要职的邓小平提议召的，他还提议讨论三个问题：1、通过农业问题的决定；2、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3.讨论计划问题。从邓小平决策的三个议题看，根本不是讨论改革开放。从会议最后通过的农业问题决定仍然坚持"不准包产到户"看，会议不是改革开放的会议。 为三中全会做前期准备的，更为重要、影响更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向前看，不向后看；不算过去的老账，不纠缠过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因此，华国锋的讲话是重点工作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胡乔木会前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中说："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不但王张江姚是走资派，河南省委的王维群、驻马店地委的苏华，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他们的罪恶比三反时候河北省的刘青山、张子善严重得多。"这个稿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视角。邓小平于11月5日-14日偕夫人访问东南亚新加坡、泰国、缅甸，并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邓小平没能参加的这5天会议，非同寻常。1978年11月10日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为中央工作会议，提供多种材料和信息：1、关于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和中组部的复查报告；2、彭德怀复查材料；3、陶铸等人复查材料；4、关于康生诬陷603人的材料；5、胡耀邦复查一系列冤假错案中的讲话和中组部复查平反的案例；6、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领导对天安门事件的深刻觉醒的有关信息材料。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做了发言。 陈云11月10日在东北组发言。他参考了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根据他本人在中组部和白区地下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六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2、关于所谓自首分子问题；3、陶铸、王鹤寿等定为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问题，彭德怀同志开除了党籍没有？没有吧？骨灰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是应当放在八宝山？5、关于康生的错误。6、关于天安门事件。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的发言写成简报发到各组。 从"九大"以后，陈云就没有被选进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同已在台上、恢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的处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因此陈云带头冲破了华国锋、邓小平为会议设置的框框，使整个会议失控了。 同会内的热烈讨论文革问题相配合，天安门、西单民主墙的群众的大字报也开锅了，矛头直指向文革、"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甚至指向毛泽东和一党专政。 11月14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胡绩伟、曾涛、杨希光、于光远商量，这是事件发生地最高领导人对事件的正确评价，新华社要当作重大新闻向国内外发布。当晚7时多，新华社的新闻稿发布。 邓小平11月14日从东南亚出访归来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带领之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自己已经没有了会议的主动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对胡耀邦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 12月2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这份提纲搜集齐了会议涌现出来的新观点。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5、7、9、11日接连四天，到邓小平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为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前期陈云高举平反的旗帜、高喊民主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会议代表的真诚拥护和欢迎。出访归来的邓小平看清了、看懂了形势的紧迫。看到陈云的讲话预示着东山再起，有些好话谁先说，谁将拔得头筹。同陈云争夺民心、党心也就是争夺最高领导权。甚至是未来的第一把手，名义上的主席和背后的婆婆由谁担任的问题。 客观地看，邓小平最后的讲话也是不符合邓小平本意的。同邓小平原来交代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基调完全不同。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好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的"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从会议结果看，陈云是会议当然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份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为"英明领袖"，向大会做了检查；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却能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即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那时翁永曦四个年轻人写封信，主张"轻改革重调整"，陈云评价很高。 鲍彤说三中全会不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把这次会议人为地挂上光环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大会"，这是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鲍彤认为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它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 至于权力方面的斗争，从领导人排序看，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最大的赢家乃是邓小平， 今年6月10日《财经》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一反30年的官方宣传口径，继承其父在全党开展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对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做了以下的评价："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最大的凡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之后，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5日民众涌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表达对"秦皇时代"的愤怒和不满，遭到首都民兵的镇压。导致邓小平彻底下台。4月6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中，以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元老和将领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叶剑英被逼的向毛泽东请病假，躲在家里。叶剑英通过在一线工作的熊向晖对华国锋做细致的考察，先后认定"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这人作风也好"。"很稳重，应该支持"。"这个同志确实好，应该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个人第一次单独谈话之后，叶认定华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病逝，次日华国锋就通过李先念联系叶剑英，随后亲自去和叶剑英、汪东兴联络。10月6日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叶剑英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晚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党和国家新的领袖。叶剑英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华国锋去世后，熊向晖之女熊蕾一篇《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不胫而走，使得亿万人得识庐山真面目。 在邓小平当选军委主席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的错误也做出"决议"，华国锋不得不主动辞职。这些错误包括"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8月31日新华社公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所有错误都变成了成绩，说明21年前，邓小平主持做的党中央的重大决议对华国锋是非常不公正的，华国锋同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一样，都是邓小平搞个人独裁的牺牲品。 在华国锋主政的1976-1978年，启用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展开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胡的一生干出最大成绩的两年，胡德平写道："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邓小平复出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２１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距离粉碎"四人帮"10个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的复出发表过明确的意见，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他还说："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要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叶剑英还对老干部们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根据1978年9月叶剑英的建议，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中共中央又举行理论务虚会议。当时"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元旦，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上海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胡耀邦认为98%、99%都是合理要求。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胡耀邦传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发表"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是邓小平对五人小组为他起草的讲话搞不满意，当面口授的内容。这是对华国锋和胡耀邦两年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翻的一个最大的"烧饼"，是一党专政最大的"凡是"。邓小平生前表示"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十三大报告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成为建立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凡是"。南行讲话就是邓小平自己对这条基本路线的宣讲。这条路线使得当前中国积累的一切问题又回到文革之后。 今年有"第二央视"之称的凤凰卫视网做了一个网络调查，赞成改革开放不朽功绩而且不能令人遗忘的，在11343人中仅有3346人，仅占29.5%，而反对的有7997人之众，占70.5%。民心民意已经宣告邓小平一党专政之下的改革开放已经死亡。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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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07:18 PM PST
李雪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02日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北京一所知名艺术院校的宿舍楼里，其它的学生正懒散地打着哈欠，杜佳妮和她的室友们却已经早起开始唱赞美诗歌。这三坪大（约10平米）的女生房间里，有着宿舍少有的清丽洁净。大学四年，这间寝室里的四位中有三位都成了基督徒。
杜佳妮打开她的私人衣柜，柜门垂落着一个十字架，柜里摆着十来本公用圣经和印制精美、给初信基督者的学习教材。她说：“就是为了能够提供给来这里聚会的同学，没有圣经的，就让他们拿来看的。”她每周带着同学和室友查经，连手机闹铃都改为经文：“懒惰的人啊，如果你再睡觉，就会使你贫穷起来。”女孩们低头、手把着手祷告。这样的敬拜，专注的追求，骤然与中国轰闹、纠结的时代氛围，阻隔起来。
如果把时间调回四十年前，那时的中国年轻人，人手一本毛语录，心中没有神，也没有毛以外的权威；而四十年后的中国青年，却开始读起各类宗教经典。
即便在拥挤得让人无法坐定神安的北京地铁车厢里，也能看到有人专注读圣经或佛经的画面，突兀而铭刻。
雍和宫里焚香祝祷的，路上配戴泰佛的，还有到北京边郊佛寺礼佛的人也都多了。无神论的国度，正有了极大的信仰需求，其中基督徒的人数与成长最叫世界诧然。
中国社科院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官方统计称，中国基督人口（指基督新教，不包含天主教和东正教）已有2305万，但也有民间学者如世界和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等估计，中国基督徒更高达7000万到1亿。基督徒集中在东岸沿海与长江流域，与十九世纪殖民通商口岸的历史足迹密切相关。
七、八千万不是小数字，它与中国共产党员等量其观。
如今，不只农民工为治病和平安而信主，都会的知识阶层信基督的比例也在急速扩大。
90后信基督的年轻人，更呈井喷式增长。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许多校园团契，像在北京，从北大、清华、人大、矿业大、北京医科大、北京航天大、北京语大、北京师大、北京传媒等，团契遍地开花，一个比一个大。
这让我想起九零年代的台湾，高中生被迫死背三民主义、大学联考必考孙中山思想，僵化教育陪着我们这一代长大。上了大学后，呼吸了自由市场与民主选举的气息，年轻人开始反权威、反叛一切官方给予的教条。而现在的中国比台湾那时更断裂，学生必修马克思，书本里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现实生活却很残酷，无产者如此没地位；年轻人对国家宣导的教条心生怀疑，这个疑问也包括共产党六十多年来的无神论教条。
在唯利是图、意识型态单一的中国，基督教对仍抱有理想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问几位学生为何开始信仰？大学生温馨说，“中国的反差太大，没有信仰特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外头有很多的欺骗，其实很污秽的，教会里相对单纯。如果有信仰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会做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样的事。”
不信任的社会、一胎化的独生子女、强大的市场竞争、过度的讯息量、离异的家庭等……都是促成这一代对信仰的渴望的因素。
另一位长得很像影星吴彦祖的大学生赵耘颉，说起信仰的触动是因为感情不顺利。他观察周遭，觉得这个世代跟他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同样会有那种空虚、空洞，然后需要有填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娱乐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寻找神，会更好一些。”
甚至，不少来到中国读书的外国学生，信仰都比在自己的国家更虔诚。到北京读书的牙买加女孩摩根说，她因印象中的礼仪之邦而来到中国，但在中国三年，她感觉到这个地方给人平常的尊重都没有，“没有谢谢、对不起，这些简单的事都会让人抓狂”，而她更遭遇严重的种族歧视。
多数时刻，学生们祈求的是和生活、课业、感情相关的事，很务实，就象一位连续三年开放自家客厅给年青人聚会的职业妇女基督徒所说：“我觉得这一代挺忧郁、得病的年轻人不少，我就继续邀请年轻人、朋友、邻居来，这几年来的确发掘许多有困惑而愿意信主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常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祷告，“希望领导人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学生们偶尔在教会谈自由或公共议题，也会知道刘晓波、艾未未等被中国封锁的消息或新闻，他们全是微博和翻墙高手，但他们会把握尺度，为了安全和私密，很少在礼拜日牧师讲道时谈论，而是小组团契聚会才聊起。
这些大学团契聚会都很低调，多半谢绝媒体与拍摄。但与上一两代经过文革的教会朋友相比，年轻这一代仍较为大胆地谈论信仰自由。例如在杜佳妮的学校，她们遇到的老师态度较为自由包容，认为人该有信仰，所以学生较为敢言。
但其它学校的运气就不见得这么好。一位自台湾赴北京学医的女学生Sherry说：“老师到周五就会跟同学说，我知道你礼拜天去教会，信仰不要太热忱”、“又例如我们的团契信箱，有阵子发了耶稣或神这些关键字，信箱就被封锁。”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们把团契的标题改为“我们聚在一起给爸爸唱歌”，用爸爸取代天父，或是用“吃东西”取代“祷告会”。
这些大学团契也很国际化，一是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学生的信仰需求，特别是南韩留学生，在北京五道口附近，他们常常在自己开设的咖啡店里，放圣歌，提供基督徒聚会；二是在国外接受基督教洗礼的海归派或到中国发展的华裔外国人。
北京大学的团契，甚至用英文祷告，有从美国来的华人和许多亚裔外籍人士加入，他们年轻、高学历。外国神职人员穿梭在沿海甚至远方如新疆的校园团契。虽然国家宗教法规定，外国人传教需要政府正式批文，但互动实在太频繁，几乎省略此程序。
比起中国政府明显扶植佛教与道教，基督教是被打压的，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的一神论（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把党视为母亲和唯一真理的价值，有较大的矛盾。另外，基督教标举普世价值，是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主团体，并不以官方立场马首是瞻，也是令共产党感到恐惧的原因。
在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才能合法生存。
官方允许的基督教只有三自教会。官方出版的《中国宗教》这本刊物如此解释，中国基督教是要彻底割断基督教的联系，所以要“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目标是要扬弃它的西方色彩，探索符合圣经但又融合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处境的基督教。
几位传教士私底下表示，香港、台湾、大马等华人脸孔的牧师或传教士较放松，但若是白人传教士，就特别谨慎，他们犹记2007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大群外国传教士误判情势，以为北京在京奥前会放松宗教管制，结果宣教动作太大，反被请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对“洋教”和“帝国主义的荼毒”仍心怀敌意。
官方因此把基督教当做一个需要随时被监督的对象，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安部、国家安全局的便衣，随时隐藏其中。
不过，矛盾的是，正是共产党的严控和打压扮演了一个促进年轻人积极信仰基督教的力量。这里头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中共釜底抽薪断除了传统信仰。
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便将福音传入中国，却无法广泛深入民间，因为中国有多元的信仰文化和浓厚的家庭祭祀观。又如在华人社会里，基督教很难快速扩展的原因是传统信仰的羁绊，像在台湾，拜天祭祖是相当普遍的习俗，中元普渡与新春开工，街头巷尾都摆满了祭祀的队伍。信佛的母亲遇上信耶稣的孩子，经常会闹上家庭革命。
反观中国，破四旧和文革去神、去崇拜，使得中国庙宇、教堂被摧毁，人们多元的鬼神信仰没了。这等于拿掉信仰基督教最大的阻力：家族与传统信仰的支配。
关键之二，巨大的社会不公，让基督教快速填补年轻人价值的空缺。
基督教的两大价值主张是“爱与公义”，特别是长老教会这一派别，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中国人治的政治体制下，仍存有太多违法拆迁、人权、司法公正等公义的问题。
这两股力量相乘，对年轻人特别有号召力。我看到不少90后勇于在798的街上唱圣歌、在五道口附近发礼拜传单、在校园送圣经；而那些已在国外念书、在华人教会礼拜的80后，则成为90后的后盾，分享许多在美国所见所闻、一个理想世界的样貌；他们甚至透过微博，一同声援那些被拆的教会、土地，还有批评高涨的房价、吃民脂民膏的贪官。
这让我想起，近代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无论是南非或台湾，基督教都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例如在台湾，即便三十年前一直就很自由，但也是基督教，特别是海内外的长老教会，作为台湾党外运动重要的精神庇护，算得上对台湾民主转型推了一把；他们宣扬人权、救援政治犯，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特殊管道。
现在，中国不止从无神国度成了信仰大国，年轻人更是从党的教条中走出，开始追寻真正的信仰。
90后的年轻孩子在眼前唱起圣歌，他们一会儿单纯地笑，一会儿又泪流满面。他们说，“在这里如果你没有信仰，中国这社会会改变你或摧毁你。”这句话说的既纠结又孤独，但盘根错节的力量，却意外地让他们回过头来改变这块曾经没有信仰的土壤。
或许他们可以为中国创造另一种文化地貌。
李雪莉是台湾《天下》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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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06:37 PM PST
——在《炎黄春秋》2013年新春联谊会上的书面发言
近几年来，《炎黄春秋》杂志社每年都举行新春联谊会，提供了一个老朋友们见面欢聚的难得机会，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这里，我谨向《炎黄春秋》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杂志社献给社会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近几年来，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取得体制内外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炎黄春秋》的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我现在就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野上下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也是体制内外都能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形式。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说来，它的诸多条文还是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从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次修正，这些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条文，基本上没有改动。如《炎黄春秋》在文章里指出的那些条款，既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是权力运行的规范。只要认真履行这些条款，就能有力地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法院和检察院能独立地分别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得到一定的制约与监督，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求的；又如，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能够得到实现，将会有力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关于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能够落实，就会带来社会体制的改革。所以，在认同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改革的共识，是保证改革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第二，现行宪法是几代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共识和共同心愿。早在105年前清朝制定的《宪法大纲》里，就有“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等，均准其自由。”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关于公民权利，除“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外，还规定有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自由，有请愿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上访）、诉讼于法院、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法院一章，则有公开审判和“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的条文。这些富有民主性的条文，都为后来的宪法所继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愿望。但是，一百年来，被所有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司法独立，却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是宪法的灵魂，宪政的核心，也是几代人民苦苦追求的目标。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责任挑起这个积累了百年之久的历史重担，落实宪法的规定，实现人民百年来的愿望和期待。这既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的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他把宪法的实施提到生命力的高度，是十分必要、十分准确的。一百年来的许多宪法，正因为没有很好实施，丧失了保障民权、规范权力的基本功能，成为一张废纸。要恢复它的生命力，就必须找出适当的路径，制定相应的制度，采取切实的办法，认真实施。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实现“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等等，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符合改革需要的。问题是如何实施，把这些承诺转化为改革的实际行动。实施宪法和十八大承诺的过程，也就是改革的过程。 第四，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都应当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首先，《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并领导各个领域的改革，是共产党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必须履行宪法的规定，不能越出宪法的范围，违宪行事。其次，宪法是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1954年的第一个宪法和后来的历次修正案，都由共产党提出方案，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发表。所以，共产党对宪法的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党不但有义务履行和维护宪法，而且应当积极带头，成为履行和维护宪法的模范。再次，共产党在十八大后面临着最艰巨的反贪任务，也必须依宪行事，才能收到实效。一方面，鼓励公民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检举贪污和其他违法失职行为，严惩对检举者打击报复的违宪党员；另一方面，法院应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条件下实行公开的、独立的审判。复次，鉴于共产党内存在着普遍漠视宪法、违宪严重的现状，有必要在全党开展经常性的宪法教育，警示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活动严格地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 第五，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度和法规，就是把权力关起来的笼子，制定这些制度和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它必须以宪法为根据，所以，归根到底，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宪法对制约和监督权力有着原则的规定，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等等，都是制造笼子的好材料，制定落实这些规定的制度和法规，就可以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建立起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去年11月在《炎黄春秋》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改革共识论坛”上，曾经提出，要推进改革，首先须对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取得共识。我认为，改革就其性质来说，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个见解，我自认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长期目标也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上却无助于推动现阶段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无助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因为在改革的性质和目标上要取得共识，需要有一个自由探讨的良好环境，需要经过相当长期的交流和启蒙的过程。要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再推进改革，势必延迟改革的进程。而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则是当前就可以启动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的最佳途径。我在前面谈的几点看法，就是读了《炎黄春秋》编辑部文章后的感想，是否妥当，请朋友们指教。 李锐老前几年提出“何时宪政大开张”，振聋发聩，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共鸣。实行宪政，以宪法规范权力的运行，是亿万民众的愿望和企盼所在。社会上对中共十八大后的新领导班子期待甚殷，希望他们不负民望，在改革问题上，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能迈出较大的步伐，以满足13亿余公民的期望，并告慰一百年来为民主宪政中国而奋斗和献身的先辈的在天之灵。 《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会不会成为报春的燕子，为我们带来2003年宪政大开张的喜讯？我怀着殷切的期盼，拭目以待。 祝愿朋友们在已经来临的蛇年里，健康！平安！一切顺利！ 2013年2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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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06:27 PM PST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份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仲维光：哭许良英先生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像，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一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刚，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刚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来和人生的规划却从来没有过。直到六八年春天，如许成刚这些同一派的朋友“先知先觉”地走上了“充满未来大志”的人生之路，我才开始积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之所以走向今天的这条道路除了六八年当时的气氛，也就是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感到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问题的所谓的严重性：连毛泽东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走资派还在走是个永远要警惕并且威胁我们的题目。或许我自己应该对未来有所承担。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承担应该说和清华附中及包括许成刚在内的很多朋友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我是一个不服输，英雄主义气质很强烈的人。从来觉得有抱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特征。我喜欢鲜明，而厌恶“温吞水”。当时在我们这个群体最早走向这条路的就是许成刚们，还有我那时的朋友陈淮子等人。所以大约六八年夏天我开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现在这条道路。 一九六八年我听说许良英先生，是作为许成刚的背景。只知道许良英是他的父亲，一位大知识份子。“不凡”的许成刚给他写去绝交信，还画了一把手枪，要他彻底接受改造。而对许成刚的“支边”他却是非常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决心走上这条革命之路，到农村去。我的这条路是革命和传统混合体。革命豪情的同时还混杂着传统的有志者要在年轻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铭言。我是独子，不愿意蹲在父母身旁，而希望先飞出去历练几年。六九年初我拒绝了分配在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作而在四月到东北白城插队。 第二次再听到许先生的名字的时候，许成刚已经成了“反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和我们联系，回北京也是悄悄的。但是到了七二年后，他希望得到帮助，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完成了思想的反叛，有条不紊的开始自己的追求。我对于社会的禁锢及这个社会的名誉地位已经不屑一顾，经常会有很多出乎周围人想像的主意和出格的行为。所以许成刚在成为反革命后再次和我联系，并且希望得到帮助。 第二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也已经和许先生的个人内容相联系。这次我知道他在农村，但是还在坚持翻译等学术工作，对国家未来非常关心，非常关心并且支持许成刚。 大约在七四年，社会的形势起伏变幻，邓小平复出，批林批孔。我那时对此已经毫不关心。因为我已经彻底看清共产党，用邓小平的话说黑猫白猫共产党都是猫。当时我嘲笑那些关心这些的朋友们，“新地主，老地主，都是地主。”绰号“乌鸦”的朋友则嘲笑我的这句名言说，“这是什么话，莫名其妙。”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知道邓小平主导反右，并且五六年对于匈牙利事件主张坚决镇压，所以我对邓小平从来没有好感，包括七十年代后他的复出和推行所谓改革政策时，我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好话。那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 二 一九七五年，许良英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编选他的爱因斯坦文集。许成刚对我说他父亲担忧国家的前途，很希望能认识一些有志气有思想的年轻人，准备从事一些艰苦的工作，他向许先生推荐了我。那时我身患严重肝炎在家养病，转氨□五六百以上近一年。尽管如此，我去了商务印书馆，和许先生谈了一下午。 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屋子中的绳子上晾着几件许先生自己洗好的衬衫，许先生穿着也很简单，是个不修边幅和随便的人，一切都很简单。现在回想，那年许先生其实才五十四岁。可脸上已经布满沧桑。 我和许先生的谈话极为激烈，直率但是愉快。我们是两代人，两个世界的人。我谈到我的经历。由于六六年到六八年跟着毛泽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让我非常痛心，为此我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而专心于认识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认识论问题上是错误的，所以最终导致它成为一门专制学说，成为极权主义的革命理论。要说清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认识论问题。为此我除了自学哲学外，还在自学数学、物理。对此许先生给予坚决的否定和反对，他认为政治是政治，专制政治和认识论无关。 那次见面我以自己经历也对他那一代人提出质问，你们读过爱因斯坦等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都和我六九年后的读书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这群文革的中学生中流传这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血性，一个人三十岁如果还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他没有思想。与此同时，我也在书中读到，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年轻一代起来问老一代，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先生见面谈的很多问题都溶有那几年读书的痕迹。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份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从那次开始，在其后几年我们的多次对话中，我的中心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读过那么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为什么会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此愚昧地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决定了它的教条性、专制性。由于许先生毫不讳言地坚持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这个观点尤为愤怒。他一直对我坚持强调认识论问题表示坚决的排斥和愤怒。 我记得在我之后，我清华附中的朋友戴建中也去见了他。在言谈中戴建中对列宁极不恭敬，这使得许先生对他十分反感。其实我比戴建中的观点更为激烈彻底，但是大约我谈的是思想，所以并没有引起许先生那么强烈的反感。 第一次见面以后，由于形势变化，他又回到浙江，而我则一直陷于重病之中。再听到许先生消息的时候已经粉粹了四人帮，他回到了北京。我不时从许成刚处听到他的消息，如他非常看重一个叫做CTY的学生，这位CTY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发生了《红与黑》式的事件，被称为于连式的利用了N业部副部长的女儿而未被录取。由于那个时候我早已经反叛出这个社会及其精神知识领域，所以我对CTY这些人从心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确信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提出问题的人，一定不会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笼子中。 这种思想让我敌视中国四九年以后的知识界，我声称绝对不买一本中国知识份子的书。我甚至误以为，四九年后的知识界的情况是四九年以前的延续，因此中国知识界是肤浅的。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因为我当时无法读到更多的四九年以前的著述，前人的探索研究，也读不到当代海外如余英时先生等人的文章。那十年我能读的只有些许的翻译的内部读物，以及能够找到的各种古典作品。我不过是依靠搜遍这少许书籍的角落，拚命吸吮其中的营养长大的。 这种思想第一次受到撞击是八四年读了洪谦先生的“论时间与空间”。他那种把握概念，阐述问题的能力，让我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和艾耶尔、罗素一样级别的思想人物。后来读了陈寅恪我才看到，原来中国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知识份子。而认识齐如山则是更后的事情。 三 许先生返回北京，住在东厂胡同的时候，我和许先生见面不多，而且匆匆。及至他们搬到海淀黄庄新建的教授楼的时候，再去他那儿就有了一个变化。此前我都是找他儿子许成刚，可那时候逐渐变成每次到他家主要是和他谈。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都是他的客人，无形中，许成刚已经退到了次位。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是人格魅力。我想所有因许成刚而拜访过中关村八一二楼七�四的他的同学回忆过去，都会发现有类似的体会。 当然我和许先生的争论并没有因为那几年的社会变化和他的变化而减少、减弱。一九八一年夏天的一次见面我和他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记不清楚具体的争论细节，但是在那次争论中，我们都动了情绪。他的激烈的态度和言辞致使王来棣伯母在偶尔旁听的时候，不断地在旁边低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如以往一样，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涉及的仍然是根本的经验论者们曾经提出的哲学问题、启蒙思想问题，它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几乎只能在一个答案上选择，要么我全错了，也就是从七零年后走向的路根本是错误的，要么是许先生在基本的哲学概念上错了。 我痛苦至极，因为我的哲学是自学的，并且根本没有老师可找，可问。我无法通过第三者判断自己。而所有一切又是根本性的。大约经过两三周的痛苦仿徨，我只好问我太太，还学文，她当时已经在北大哲学系读过三年，也看了不少哲学书，我说，现在是我抉择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因为是根本性的分歧，因为涉及未来，我可以转向，你抛开个人情节判断一下，是我对还是他对。还学文经过考虑后说，你是对的，他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我才走过这个问题，从此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而不再和他进行争论。这同时也让我对于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哲学框架，对西方哲学的曲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 七十年代初期后，因为思想的反叛，当然也有马克思式的狂妄的革命情怀，以及经历过六十年代彻底的封闭社会后的无知的井底观天的自大，我对中国知识界极为蔑视，谁也看不上，认为已经没人能够当我的导师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八二年初夏，许成刚突然问我，你是否愿意报考我父亲的研究生，如果你愿意报考，他就争取明年招考一名研究生。你如果不能，他就不计划了。因为他已经有四名学生，一个导师一般只能够招收四名。他可以以这四名学生并不都是科学史所的学生，而是和别人合招的为理由，申请明年再招考一名。 这不仅让我大为惊讶，而且极为感动，因为许先生知道我们的分歧，知道我对共产党及其知识界的看法。如果能够进入科学院学习和研究，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很多条件都是我在中学当老师所无法比的，我当然愿意。 经过一番周折，我所在的中学，北京二十九中居然同意了我报考。在报名后，许先生就拒绝再见我。我再见到许先生的时候是在复试考场上。 我的报考如我一生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我原来的计划是在哲学史和外语考试上超过别的考生，拿分，理论物理不丢分。但是不料评完卷后，恰好相反，理论物理我得分最高，外语居然五十九分不及格。总成绩我是第三。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十几年刻苦自学哲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甚至读了中文译本后，因为听译者我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朋友马元德先生说，罗素的英文可当作教科书范本阅读，而又逐字逐句阅读了英文原本。我根本不相信同代人中有比我对于哲学史把握更好的。外语不及格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想像。有朋友提示我说是否判卷、计分有误，是否可以请许先生要求招考办公室复查卷子。但是我的确心存疑虑，怎么会万里难挑一的事情又让我碰上？ 事实上在我犹豫的时候，许先生已经在得知结果后坚持绝不复查卷子。他并且说仲维光有自学和研究能力，分数不够就不必上了，不需要复查卷子。然而，事情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自然科学史所负责招考的朱兵女士在考场注意到我，她看到结果后坚持要复查卷子，并且说，这个专业很少能招收到有能力的人，我在考场看到了这个考生，今年就是不招也要复查卷子。在她的坚持下，所里重新开封覆核了卷子。结果真的是我的卷子判错了，被计算错了分数。外语甚至扣了我两次，六分的整洁分。哲学史则由于我的答卷没有完全按照考试的规范，而回答了整整十二张八开纸，阐述对六位哲学家的思想和我的看法，在重新传看后认为分数给低了。与此同时，那一年科学院下达了通知，所有的研究生录取都要进行复试，一个名额要有三人复试。就这样我在曲折中通过了第一关。 在复试中，笔试和口试我的成绩是那两个人的分数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成绩引起所里人的惊异。为此，许先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这个学生是我挑来的，早就认识。有人立即提醒他，你不怕别人说你营私舞弊？许先生则因为他做得正，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中伤他连想都没想过。 在这件事情上，许先生让我看到他是个公私分明，原则清楚的人。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不知道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做到。身教胜于言教，这将永远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在我命运的路上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朱兵女士，她对我有知遇之恩。 五 我在许先生那里做了三年学生，那个时候几乎我们每两周就在他家里有一次读书会。除了专业外也交流一些社会思想动态，个人感受。 三年后的毕业答辩上，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答辩会上，许先生介绍学生的时候，首先就说，这个学生很特殊，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指导，这篇论文是我所带的学生的论文中写的最好的一篇。 这让我非常震动。没有一个导师是如此介绍自己的学生的。许先生的这个介绍让我知道什么是谦虚做人。 为此，我从来没有提起过许先生的这段评语，因为我知道前辈的坦荡，后辈更应谨慎做人，这不是自诩的资本。我当然更知道，其实我在许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以能够进入爱因斯坦研究，写出这篇论文，完全是许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本来是由于关心启蒙和社会思想问题而走向科学哲学、物理哲学问题，而非专门的物理思想史研究。所以对于物理学思想史的文献和专业研究的了解，我都是做了许先生的学生，到了科学史所才入门的。他的书架上的书，以及他对那些书的了解都让我更直接地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我对于爱因斯坦文献的了解更完全是直接得益于许先生的工作。 在毕业后我翻译了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那是一本最好的文学性的爱因斯坦传记。由于从八十年代初进入物理史领域，至今我都在收集每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新出版的传记及思想研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作者能够写出瓦伦坦这样思想清晰、文采飞扬的传记。我能够直接选择这本传记翻译，让中文世界有幸在法文、英文、德文本之后能够读到，却不是我阅读了很多传记后的选择，而是直接来自许先生的推荐。 这本传记的水平远远高于《居里夫人传》，应该是青少年和关心思想的读者卷头必备的图书，而它的印刷量没有能够迅速扩大，其中也有我的疏忽。 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三年，以及后来到所里工作，我和许先生的交往是愉快的。因为那时我基本上不再和他争论哲学问题，而只是专注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史问题。在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家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于近代科学家思想的探究精神的推崇和认识上，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许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研究科学史切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度测科学家。他推崇爱因斯坦纪念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文章，而我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科学家，对人的追求的看法。 六 现在回想一个非常现象，这其实很能够说明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 许良英先生所在的那个知识群体，其实都是围绕原来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形成的，其中包括范岱年、何祚庥、赵中立、查如强、侯德鹏、陈步、何成钧、梁存秀，乃至外围的戈革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自然辩证法大批判专业的骨干。我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时候，许先生的其他学生由于许先生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范岱年、赵中立、何成钧、李佩珊和梁存秀们周围。但是我却除了因为党外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戈革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而引起共鸣去他的家中多一些外，和其他那些人几乎没有来往。五、六年期间只因为送稿各去过一次何成钧家和赵中立家，而对于住在许先生旁边一个楼的范岱年，我不但从来没去过他家，没有过任何私人交往。而且甚至碰面都没有正面对视过。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在七零年反叛后，就对共产党文人十分厌恶，更遑论这些《一九八四》老大哥手下能干而积极的宣传工作者。我是个异类，他们比我更清楚。但是奇怪的是，第一，那□长的时间，并且如此彻底，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就是，许先生能主动招我为学生，而我能和在他们之中也可说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同样经历和思想的许良英先生交往如此密切，这就不仅令人奇怪，而且让人深思。 与此同时，我性格中天生喜好交友，重视江湖义气，然而在许良英先生那里作学生的几年中，我和他的其他学生的往来也是如此，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无论世界观、人生观，处事态度和思想，我们之间的差距都太远了。经历了七零年的反叛后，我和这些同学，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的热情并没有换来传统中固有的友情。所以这一切都染有这个特殊的时代的特点。 这个回忆对比让我看到，能够超越思想和政治的是感情和性格的交流，我和许先生在深处有很多能够相通的人的东西，否则无法解释。 七 我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时候，对那个社会早已经看穿，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很少去所里，从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所里的任何事情。所里几乎没人认识我。但是八七年，在一次会议后，和我一个研究室的阎康年先生在我们一同步行回所里去的路上突然对我提到两件事情，并且警告我。 第一件事是，在我批判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引起的争论中，由于《哲学研究》杂志等封锁我的文章，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退稿信的回信（见我的文章“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另外一件事是，许先生在所里讨论继任所长人选时，他推荐董光璧先生的时候说，“我的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说，在当前四九年后这一代知识份子中，中国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方励之，半个是董光璧。”为此，阎康年警告我说，你这么做和这么说，还想不想在所里呆下去，是否还想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告诉他，走向这条路，我就已经仔细想了，一不想提职称，二不想分房子，只想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离开中国后的第三个月，所里定职称的时候，阎康年们果然立即出手打击我。许先生来信告诉了我这个情况，他说“本来定助理研究员，权在研究室，所职称评定委员会（1983-87年我是副主任）只是听一下汇报，备个案，不进行讨论。想不到今年评定你时，听说戴念祖转述阎康年攻击你的意见，说你自高自大，看不起老专家，陈美东就要大家表决。结果是5:4被否决了。估计投反对票的有∶陈美东、┅┅、戴念祖、┅┅、┅┅。投赞成票的∶董光璧、潘承湘、席泽宗（已不当所长了）、华觉民（副所长）。” 有意思的是，投赞成票的都是老专家，而投反对票的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我其实也从来对席泽宗和华觉民先生的学问是很佩服的，而戴念祖们，虽然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由于我从六七年到七三年常在社科院大院看他的大字报，所以后来他的文字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为此他打击我，我并不放在心上。 这件事对我毫无影响，它反而再次告诉我必须努力，你面前是一座大厦，你必须更加强有力，否则就会被压倒。许先生知道我没有受影响，在信中说，“定职问题，不仅没有挫伤你的锐气，反而激励了你，这使我非常高兴。有志者事竟成，相信你是会成功的。人生最可贵的，是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自己也是靠着它生活过来的。我们所现在完全由‘文革’时的一个帮派控制着，今年提职称，充分暴露了。” 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在阎康年们看来是如此，在许先生看来却另是一样，这就是做人的差别，对我的思想和为人认识的差别。 八 一九八八年初，我知道自己再在国内呆着，要么接受他们的各种封锁和压制，要么如果还想出国看看，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我思索再三决定出国。在和许先生告别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可能再回到所里和他一起工作。未来的路如何也是未知的，因为我去的是一个我毫无语言知识的国度，而我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分手的时候许先生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再三告诫我∶你有研究能力，要集中在研究工作上，千万不要读博士，不要浪费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听到这样的告诫，第一次六九年底，刘升泰，一位神秘的、短暂相识后迅速消失的朋友，他告诫我，生命如同一场马拉松赛跑，要耐得寂寞、耐得贫穷，跑到最后才是胜利，才能够做出大成就。之后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送别广西大学历史教授黄现 先生回广西。他是中国第一位壮族历史教授，三十年代留日的历史博士。在火车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千万不要看重学位，学位是虚的，重要的是你的著述和工作。如果你没有像样的著述和工作，最后一切学位都是自欺欺人。 这是第三次，许先生的这个告诫我不但理解，而且更深知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和阎康年那些人的人生观的根本不同。这不是一个混社会的人生观，而是一个鼓励追求，创造的人生观。他鼓励我追求的是踏踏实实地能够立得住贡献，而非个人的名利享受。对此我深知，无论有多少名利都如浮云，都是假的，而能够为历史和人类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一些推进，才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的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培养支持你的师友的东西。我当然也深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许先生这样对我说也是对我的信任，对我能力和品质的肯定。 九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我关门学习了一年的德语。我的目标是阅读，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领域是中文世界，我不但要在思想上有所推进，而且在中文文字上也要确立自己的追求和风格，为此，我坎坷的努力和有限的生命只能够允许我集中精力于中文，但是德文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子，一个新的天地。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很快我也决定，不能够因为还要回国而在能够发声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不出声，因为我是在国内被封锁而发不出声音才被迫出来的。如果出来不说，回去也发不出声音，那一辈子就会永远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我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半年后，也就第二年二月，我申请了访问台湾，六月爆发了六四事件。十二月我作为第一批欧洲学人访问了台湾。我做了该做的，讲了能讲的，所以两年后使馆首先吊销了我太太的护照，直到离开中国五年后，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回国探亲。到家后母亲告诉我，在我无法回国的时候，许先生给她打过几次电话，问候安慰她，并且对她说，你能有这样一个儿子应该感到骄傲。 许先生的电话对于我母亲来说当然是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安慰和支持，甚至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许先生的话对于独自生活中的我的母亲，在精神上起了难以言说的作用。说它支持我母亲走过了九十年代，能够独自活到八十四岁也毫不为过。而许先生对我的肯定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许先生的电话当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先生对于学生的呵护，对此我永世铭记。 十 一九九六年年初，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九四年我和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和意见分歧而分手，失业在家。那个时候国内恰好准备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许先生就在那个编辑委员会上推荐了我，并且强调说懂得德语的人参加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的另外一位先生，戈革先生，由于对许先生的长期不满，在这个会上利用梁存秀等几位自然辩证法专家们对我的不满，以我的文体是“精英体”，而提出反对。最后在许先生的坚持下，他们居然提出我做的话，就必须先试译。 散了会，许先生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会上的情况。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我收到许先生的信的同时也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在信上对这次会上的事情只字未提，直接对我说，他正在上海主持一套物理学家传记翻译丛书，其中海森堡的传记，他希望全权交给我在德国选题并且翻译。这立即激怒了我。联想到在我八八年 开中国前，许先生委托我和梁存秀联系编辑一本批评查如强的自然辩证法文集，在我和梁存秀先生联系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是当我 开中国后他立即把我的文章从文集中撤除，于是我立即告知许先生戈革先生的这封来信，并且公开给戈革写了同寄梁存秀先生的回信。与此同时作为备忘录我写了“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一文。 许先生收到信后极为震惊，回信要我不要公开，说这对谁都不好。由于信和文章邮寄给许先生后我就去美国开会，返回德国获知母亲重病于是就立即返回北京探亲，所以只回信告知许先生信收到，我马上回京看望母亲。 回到北京前两天我当然都是在医院陪母亲度过。我准备从医院回家后立即去看望许先生，不想第二天许先生就打来电话，问我文章是否发表了。我跟许先生说，我写的是备忘录，不会不通知他就发表，如果发表我一定会事前和他商量。 那一年春天在北京的日子是我最后在许先生身边的日子。我还是如以前一样基本上每一两周去他那里一次。我们还是如以往，有讨论，有争论。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从德国辗转托人带回国很多德国民众和学生对于六四受难者的捐款，基本上都是通过许先生转给那些需要的人。 十一 二零零年，在浙江的一个出版社的许先生的侄孙许晓光联系买下了《爱因斯坦语录》的版权，许先生立即推荐我来翻译。我和还学文认真地翻译了这本书，不仅从英文原本，而且对照了德文本，及另外一些爱因斯坦文章的德文原文。在翻译中我 异地发现，爱因斯坦德文的叙述方式，翻译成英文后，很多地方竟然在语气上做了巨大的改变，如间接陈述方式改为直接陈述。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看他原来所使用的文字语言。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翻译中德文本的粗疏和错误，乃至偏见是我始料未及的，它让我感到，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生平及文献的把握的功力。这在西方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译后记中我记述了这些感受，同时提到中国孔子以来留下的良好的知识传统，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然而这引起了许先生的反感，他对传统是彻底否定的。为此对我说，如果我的译后记保持这段话，他就要在书后加上批判我的文章。看了他的信，我知道我们观点的分歧非一日之事，只能求同存异，回避不同。因此我请他删改我的文章，我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许先生删改了我的译后记，我看了，觉得只是有些话没说，而无强加给我的观点，所以爽快地同意了。 许先生是了解我的固执性格的，对于我同意修改，他甚至感到十分意外。 《爱因斯坦语录》的出版记下了许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生从对马克思主义反思开始，走入专心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启蒙思想研究，由于许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进入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在爱因斯坦研究上，虽然由于命运没有给予我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研究。我完成了一篇爱因斯坦量子思想研究的八丌多字的文章。文章的前半部份四丌多字已经作为硕士论文发表，后半部份则一直封存在家中。本来我计划在这个研究后，再做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研究，并且同时进入爱因斯坦与宗教，爱因斯坦与文学及艺术的研究，如此最后完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但是，可惜后面两大部份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做下去。 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应该可以说最好的爱因斯坦文学性的传记，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如前所述，这本书完全是在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传记的了解推荐下选题的。选择翻译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许先生的推荐引导。 第三．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这本语录在有关爱因斯坦的出版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这个译本，我相信在中文世界中也有它的一定位置。因为我们的译本是考订了英文和德文本翻译的。而这本语录的翻译和出版也是在许先生的呵护下完成的。 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工作已经为我的爱因斯坦研究和介绍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这个轮廓显示出了一个开阔的未来，只是可惜由于生活颠簸、艰难，而没有能够更好地开拓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作为许先生的学生和受益者，留下了我人生的遗憾。 十二 二零零三年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在很多问题上我应该做出较为彻底清楚的论述。所以在顺手发表了我和许先生的一封通信后，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学思想问题。”然而，就是这两篇文章造成了许先生和我的彻底决裂。 因为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相距太远了，所以我当然知道，只要我坚持并且继续发展，这个思想上的彻底分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分手的方式却是让人痛苦的。 我在许先生那里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 第一，他不顾我野蛮的思想，反叛的个性，孱弱的身体，而主动招我为学生。这一点说明他是过人的，是他的同道，范岱年、戈革所望尘莫及的。他以自己的性格超越了时代，世俗的界限，对此，许先生对我来说，无论我如何自信、如何自负，我都必须承认，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第二，在许先生那里，尽管双方都知道思想分歧很大，但是我却还是感到自如，而和其他那些老师，尽管没有过思想交流接触，却依然格格不入。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性格上的、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的知识倾向上的，我们都不相同。 在做人的气质上，我有很多和许先生相通的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被别人利用，扩大了我们之间思想的距 。 痛恨平庸，大约是我和许先生相通的一点。 我一生中能够容忍平庸的人，却不能够容忍把平庸当作才能，在需要才能的地方用平庸来滥竽充数的举动。这就是我和一些人无法成为朋友，走近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常常孤独地走在艰苦的人生途中，而这就使得许先生这些前辈的嘱托和鼓励对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傅雷在他所翻译的贝多芬传前言中写道，在人生的奋斗中，有很多时候你需要伏在伟人的精神上休憩，对于奋斗的后辈来说，同样有很多时候在人生的艰难中需要前辈的搀扶和鼓励。有的时候言语不多，但却是在你坚持度过人生中很多艰难险关，甚至越过深渊时起到了看不到的关键作用。在这点上，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十三 然而，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最终没有能够战胜时代和社会留给我们的那些思想和精神的荆棘，没有能够超越它，而没有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可这就是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极权主义的实在留给我们人类的一幕。 作为师生，我和许先生的关系也打上了这个荒谬的时代，黑暗的时代的深刻的烙印。 按照我骨子里的传统，我们中国人的师生关系，“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然而，这是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我虽然极力想叛离它、逃脱它，可终究没有办到。我和许先生的关系，和一切亲友的关系莫不如此。现在我们常说，共产党文化扭曲了一切，癌变了一切人类的关系，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大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非常喜爱一句话∶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我和许先生都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上我们也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为同代人，为下代人研究这个时代思想的纠葛，思想的歧路、弯路，思想的对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蓝本。同时我们也为研究人性与时代及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析案例。 生在共产党社会，对于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在思想上，知识上有着正常追求的人，一个有正常的良知的人是痛苦的，他不可能自得，自安于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每当回顾以往，我的内心中都充满痛苦∶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青年时走过的路，回顾我和许先生的关系，无不留下黑暗年代坎坷曲折的痕迹，被扭曲的社会带来的误导、自欺，无可奈何的无谓的生命浪费。 本来我们可以更对得起生命，做一些对个人，家庭，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事情。可中国，在经历了我的老师这一代，我这一代之后，为后代留下的是破碎污染的山河，堕落的道德，无序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败坏的学风┅┅无论为文字，为学术，为文化，为道德，为现实，我们都没有像祖辈那样为人世留下翔实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留下的是反抗，留下的是在黑暗中的挣扎，留下的是极权主义、嗜权的人，癌变一个社会的痕迹，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所参与的，或者由于我们努力不够，抗争不够而没能够让人们警惕它，阻止它！ 这是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在一个黑暗年代，我们唯有痛苦，很少有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回忆┅┅ 许先生去了，人生的事，让你五味交集，肝胆俱裂，不知身在何处┅┅ ——刘自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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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04:52 PM PST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2日】（“两会之际”一事一议） 又到“两会”之际，看看新闻，琢磨琢磨，挺有意思的。 二月底，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拟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分别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全会结束当天，中共中央即举行民主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3月1日），全国政协召开第58次主席会议，研究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有什么？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的确都是这样。 然而，仔细瞧瞧，其中的确有意思── 中共中共通过了它的领导人选名单，直接就向几天后就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推荐就是了，为什么偏要抢在会议之前，作一次提前的“民主协商”呢？况且，这次协商会，未见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是什么意思？ 对比一下前后两天的会议，可以得到的印象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全国政协本身，其实不负责政治协商之事，它只负责做政治协商的技术性工作，而正式的政治协商，则由中共中共来做。 这样一来，所谓民主协商，其实就是“通报情况，听取意见”，那些被中共中央请去“民主协商”的人们，重要的是表态──认为中共中央“考虑比较周全，表示拥护和赞成”，至于所谓“就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更多地只是一种客套而已：毕竟人家中共中央看得起你，请你来“民主协商”，你不要不识抬举！ 那么，这样的话，还要那个全国政协干什么，就改成中共中央下属的“全国政协办公室”不就行了，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不用出席民主协商会议，因为他其实只是个办公室主任而已。 这怎么行？贾先生是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 那没关系，中共中央有“中办”，级别不低，而贾先生是兼任“政协办”主任（主席），也不算屈才吧？ 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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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04:07 PM PST
【此为谢小庆1990年公开发表的旧文】
谢小庆说明：钱钟书先生曾经拒写回忆录，他认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他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缺乏想象力，但是在回忆时却充满想象力（大意）。这是我1990年初在国内逃亡期间写的一篇东西，以真实姓名发表于1990年6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218期。该杂志主编为陆铿先生。这毕竟是写于并公开发表于1990年的文字，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百姓》杂志编者按：陈子明、王军涛被公认为八九民运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念和主张究竟如何，从没有人系统介绍过。本文是第一篇解答这个问题的，作者属体制内改革派，现在大陆。作者将稿托人带出给本刊发表，以求当局对陈王的公正对待。关于陈王被捕经过，详见本刊二一○期。
一、真正的反革命
在法国《解放报》今年四・廿五题为《北京之春根源》的文章中，认为陈、王对去年的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说，对于他们的"身份和意图还存在许多阴影，人们仍有疑问"（根据新华社的中译稿）。目前，陈、王均在押，他们无法为自己辩解，也无法自己来澄清这些疑问。近两年与陈、王关系最密切的人中亦无一人流亡国外（这并非偶然，后面将谈到），因此，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来介绍陈、王的一些情况。近几年（包括去年风波期间）我与陈、王接触较多。从八八年初，我担任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主任，王任我的副主任，陈的夫人王之虹亦任我的副主任。在以陈、王为首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中，我兼任最高领导机构所务委员会委员。在陈、王发起成立的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中，我兼任人事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十几年来，陈、王一直是明确的改良派或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他们这种反对革命的立场是基于对各国政治历史的理性分析。他们经常对学生们讲：各国经验表明，革命的结果不是动乱即是新一轮的专制。王经常引用谭嗣同的话：革命相对容易一些，但以后局面难以收拾，改良虽难，但以后的事情较好办。对于那些由于看到社会中的专制、腐败、低效而痛心疾首企图自下而上反抗的人，王经常讲：我们都看到我们居室中的蛆虫和垃圾，但我们不能因此放火烧房子，烧掉房子将是十一亿的灾难，文革已有教训，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去清扫房间。
陈、王经常谈到，只有改革失败才会出现革命，应力争改革而避免革命。在绝食后期，由于绝食人数之多，时间之久，群众支持之热烈，政府表现之迟钝和无能，陈、王也曾短暂地头脑发热，但五月廿一日凌晨王就已经在与人讨论李鹏政府垮台会造成的后果，并很快得出结论：动乱将给中国带来比李鹏政府更持久、更深重的灾难。在五月下旬，王多次与学生谈到："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三十八年的动乱，今天中国不能再有动乱。"约五月廿五日，陈为《经济学周报》撰写了题为《妥协是解决当代政治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为了劝学生在绝食期间与政府达成妥协，在戒严之后离开广场，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并且的确使许多学生领袖（至少包括王丹、刘刚）接受了妥协的想法。这期间王曾说：一定要避免人民起义的局面。陈曾说：这种不给政府出路，把人往墙角逼的策略是愚蠢的。遗憾的是，五月下旬广场上的情况很像雅各布宾专政后期，领袖一旦表现出理性和妥协精神便马上失掉群众，最激进的人受到喝彩。在"6.4"的前几天，陈、王的主要目标是劝学生撤离广场，更多考虑的不是对付政府而是对付激进的学生领袖，但他们一筹莫展。历史终有一天会将全部事实公诸于众，这场悲剧对于中国人和全人类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一九八六年春夏，北京出现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小高潮，陈子明、闵琦是这次讨论的策动者，并以陈、闵为首成立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即后来社会经济所的前身。这场讨论很快在上层得到了呼应。"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搞不通"，成为邓小平八六年下半年谈话的重要主题。八六年底的学潮不仅使胡耀邦下台，也结束了这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但陈王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却未中断，他们开始组织出版政治学研究丛书和出版政治与行政研究刊物，并以王军涛、闵琦为首进行了影响很大、涉及数万人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组建了中国民意调查中心，以闵琦为首开始编写大型工具书《中国政治手册》。政治体制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焦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拖经济体制的后腿。现有政治体制既不能有效抑制腐败，也不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八八年以后，他们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操作层面，集中于实现方式、转变过程和步骤等。
三、民主运动领袖是权威派
近年来，陈、王对决策科学化的关注远远胜过民主化。在八八年底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一些人指责他们背叛民主。他们的看法源于他们的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民主进程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背景，急于求成会欲速不达。他们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专制、开明专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个阶段。去年6.4之前，中国的问题是防止向传统专制的倒退和促进向精英政治转化的问题，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军涛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政治只会导致"痞子上台"，精英由于受到个人道德的约束经常败于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维护权威的关系，王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明确身份，结束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状况，追求裁判的公正性，这与维护裁判权威并不矛盾。"
四、对一九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
经济问题一直是陈、王关注的另一焦点，并主持着与《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着的《经济学周报》。他们与国内最出色的老、中、青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八四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市场作用得到承认之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就不再是政策问题而变成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来回答。他们反对以"让利放权"为主旋律的经济改革思路，认为"让"和"放"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搞群众运动式的"放"。他们认为，对于城镇居民和全民职工的"利"和"（特）权"要以赎买方式来"收"，而不是"放"。他们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批评高消费的政策是"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搞经济改革，分光吃光"。对这位经济学家"文革是十年动乱，改革是十年乱动"的说法有共鸣。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低积累、短期行为、产业结构轻型化，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导致经济失误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精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设计，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未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他们组织了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自甘寂寞地躲起来搞操作层面的经济改革方案，已搞出几百万字成果"待价而沽"。在经济学界，人们称他们为"方案派"。
五、反对"全盘西化"
早在八三年，军涛就大谈"伊朗教训"。他说，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必须是全民族的创造性发挥，如果像巴列维那样脱离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就会变成少数改革者与多数群众的对抗，这种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陈、王认为必须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尊重古代的儒家传统，而且要尊重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八九年初，我曾在讨论民族文化建设问题时将自己一篇文稿给陈子明看，文中主张在将共产主义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化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信仰与古代传统文化一道，作为重建民族文化的基础。陈读后表示，理论上同意我的看法，但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逆反心理太重，运作上难度太大。
六、希望与技术官僚结盟
去年春天，陈曾在一次谈话中讲：知识界虽然在消化人类现代思想方面有优势，在青年中有影响，但他们缺乏实际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政治运作的经验。相反，以留苏同学为主体的技术官僚（这里可看成是英文直译，并无贬意，意指懂技术的领导，不同于"技术干部"概念所指），却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知识界应争取与技术官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八八年底，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当时，李铁映、邹家华、李瑞环、朱镕基等是他们关注的总理人选。胡启立、乔石、朱厚泽、阎明复则是总书记的人选。正由于这种考虑，在去年风波期间在对待李鹏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有投鼠忌器的苦恼。
七、不交叉方针
八九年初，陈、王考虑到可能会出现学潮，曾经讨论过一旦出现学潮将怎么对待。结论是：学潮是情绪化的，知识界的努力应是理智的；学潮是短暂的（当时估计最长二十天），知识界的努力应是持久的。因此，知识界的现代化努力不应与学潮交叉。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于五月一日举行的一次形势分析会上，又重申了这一不交叉的方针。陈说：学生撑起了屋顶，知识界应利用这一机会来砌砖，来抛出思想成果，使屋顶再次落下时能巩固住一些进步。在这次会上分配了写作任务：准备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写八篇文章，用一期《经济学周报》的全部八个版面推出。直到绝食开始前，陈、王对学潮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通过北京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郑也夫，由统战部派车，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
八、非暴力
在整个风波期间，陈、王都一直坚定地、明确地宣传非暴力精神，多次讲要让非暴力精神深入每个同学的思想，对部队和公安人员一定要做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当五月廿一日发生六里桥暴力事件后，王立即建议高自联发布公告，要求学生、市民一旦发现向戒严部队挑衅者，立即扭送当地派出所。但是，学生控制局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早在五月十八日学生与李鹏对话时已经表示，学生已控制不住局面，这是实话。
九、宁可坐牢也不流亡
至今，与陈、王关系密切的（包括社会经济所的全部所务委员）无一人到海外，这并非偶然。戒严以后，考虑到可能的镇压，我们曾就善后问题进行过讨论。基于对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政治发展的分析，基于"出国容易回国难"的认识，确立了"宁可坐牢也不流亡"的方针，确定了留在国内寻求与中共内健康、开明力量合作的方针。"6.4"之后，一些朋友出于对陈、王生命的担心而力劝他们出国，被他们拒绝。
十、放弃了"锦绣前程"
陈、王不是出身草莽的绿林好汉，也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自发的反抗者，他们是自觉的爱国者。在自觉地选择这条崎岖之路之前，都是时代娇子。陈子明（一九五二年生）八○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读书期间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会主席，毕业后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军涛（一九五八年生）七八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书期间是团中央候补委员，毕业后分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他们得到的位置是许许多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求之不得的。凭借他们的才华，凭借他们已有的影响（二人均是七六年"四・五英雄"），他们完全可以像许多人一样平步青云。但他们对信念的追求太执着，为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军涛的思想中还有自我磨炼的想法），他们均在原单位辞职，成了"科研个体户"，在有些人眼里，成了职业革命家。至今，陈子明一家还挤在父母家中一间约十平米的斗室中。军涛虽结婚多年，还没有房，夫妇两人过着流浪的生活。两人均尚无子女。军涛是个潇洒的小伙子，那些狂热崇拜他的女学生们怎么会想到，他会常常在晚上饿着肚子上床呢。
十一、两种政治家
还在大学读书时，军涛就确立了自己殉道者的人生道路。他曾对我说："有两种政治家，一种政治家总是将自己置于政治天秤的平衡点上，因而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们对社会的进步没有贡献。另一种政治家则总是通过调整自己在政治天平上的位置来影响平衡点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有时要将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甚至牺牲掉自己。我要做第二种人。"的确，七六年他们用身陷囹圄来促进了"四人帮"的垮台。七九年，他们用民主墙这种特殊方式促进了主张改革的邓小平的出山和掌权。他们常常远离权力中心，但他们却在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十二、悼念胡耀邦
在这次以悼念胡耀邦为起因的事件中，王军涛的卷入是可以理解的。当他还在大学读书时，胡耀邦曾经与他进行过长谈。这次谈话给他印象很深，当时胡说："我年轻时也曾希望很快将反动派消灭光，也曾以为革命队伍内部应都是美好的，后来才知道革命是多么艰苦和漫长，才知道革命队伍内还有不美好的东西，才逐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妥协……"。或许正是这次谈话，坚定了他的非革命的、稳健的改革思想。
十三、结论
这次风波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力图对学生产生影响，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左右学生。或许陈、王是对学生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无力控制学生。他们的影响是以推进改革为目标，而不是以革命为目标。这次学潮早期表现出的突出的非革命性、非暴力性、理智性，举世共睹，这与陈、王的影响有关。
十四、我的呼吁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陈子明、王军涛属于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年来屡屡被逼而不反，忍辱负重，受尽委屈，却仍然对民族的复兴抱拳拳之心。每每思之，总令我想到九死不悔、爱国近痴的屈原。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自己摧残了多少最优秀的儿女，从林则徐、谭嗣同、张荫桓到李大钊、瞿秋白到遇罗克、张志新。今天不应让这种悲剧再重演。我恳切向中共中央常委呼吁：公正地对待陈、王及其他知识份子，给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国家、人民的权利。我向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们呼吁：共同来保护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落笔至此，泣不成声。
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心甚少，素养很差。文中所述，均为事实，愿负责任。对陈、王观点之叙述，则应以将来他们自己的表述为准。陈、王并非完人，且各有重要的弱点。在他们蒙冤陷狱的今天，我只谈及一面，想来朋友们会谅解的。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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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r 2013 10:35 AM PST
——2013年随感之一
2月9日农历除夕之夜，我在腾讯网上写了一条微博，全文是：“在我的第七个本命年即将过去、新的蛇年即将来临之际，谨向所有为维护公民权利而斗争的维权人士致以诚挚的祝福，向所有因敢于直言干政而被蒙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罪、冤屈入狱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慰问。你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祖国的希望所在，尽管或被监控、或蒙冤狱，我的心永远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这条微博发出后，很多与我有同感的朋友加以转发，并在跟帖中向我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鼓励，但也有一条评论提出质疑。我考虑到他所持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必要作出适当的回应，而微博的园地过于狭小，不宜于展开充分的论述，所以决定把手头一篇纪念文章完成后，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不料今天（19日）查看那条微博的评论时，有八十多条跟帖，唯独没有那条向我质疑的评论。是谁删掉它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无法理解。 好在我还大体记得那条评论的内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反驳那个评论，而是阐述我对它所提问题的个人见解。阐述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并不因跟帖评论被删除而消失。 那条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是人民的敌人，怎么能向这样的人祝福慰问呢？你的心怎么能同这些人在一起呢？本文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谈谈我的看法。 （一） 近几年来，有不少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见解，而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入狱。对于这种现象的是非，可以从当代的文化思想轨迹来加以探讨。 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亿万民众陷于苦难，社会濒临崩溃。粉碎四人帮后，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深感改弦易辙的必要，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西单墙、理论工作务虚会等等，中华大地，奔涌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人们回顾那个苦难的岁月，反思社会和个人的遭遇，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途径。这就不能不触及现有制度的缺陷、共产党的错失和毛泽东的责任、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但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趋势，却引起了专制制度维护者的惊恐，他们通过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截断了思想解放的洪流。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完全可以扬弃官方传统的党思维，把它逐步转换成为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进步潮流的思想导向。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却把社会思想推回到僵化的牢笼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启动就被扼杀了，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支柱。 尽管如此，社会思想渴求解放的趋势却是不可遏止的。一些明智的出版家、思想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政治思想书籍，掀起了一波新的西学东来的高潮。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落后状态，在近现代的历史上，西学东来往往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力。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几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反思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学习研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形成了一股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成为同僵化的传统思想相对立、相抗衡的社会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地兴起了以争取民主自由为主旨的学生运动，此落彼起，蔚为大观。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却遭到残酷的镇压，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损失殆尽。可是，民主自由的潜流，仍然涌动在人们的心头，它逐渐苏醒、复原。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探讨和研究，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日益深化，各种思想观点异彩纷呈，为改革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思想的、可供选择的的理论见解。 这个历史回顾表明，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近因是对文革的反思和对毛泽东的批判。它本质上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引进西学开始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与讨伐。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空前酷烈，无疑加强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文革末期的“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是见之于行动的诉求。行动可以打击，可以遏止，但思想却是难以禁锢的。“8964”之后，官方仍然固守毛泽东的传统思维方式，拒不改革政治体制，迫使有识之士探求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正确途径，这才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官方传统政治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正是这些政治异见，引起了官方的不安，于是才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二） 近些年来，有些朋友因为发表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被定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入狱，这是非常荒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指的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些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人，不过是发表了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提出自己经过深入思考而得出的见解，既没有造谣诽谤，更没有鼓动他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现行制度，怎么可以把这样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呢？ 如前所述，那些不同于官方传统思想的言论和文章，都是为了探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撰写的，就以在所有报刊以至网络微博上一概被封杀的《08宪章》为例，它是刘晓波被判处11年徒刑的主要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在刑事判决书里指责它“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份足以贻笑大方的判决书，不但违反了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而且直接同现行的刑法相悖。刑法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罪，则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请问，《08宪章》里，有哪一段哪一行哪一句是鼓动别人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没有！字里行间有没有造谣诽谤？没有！煽动是要以被煽而动的客观效果为依据的，没有人被煽动去“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就构不成煽动罪。判决书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前加上“试图”二字，就更加暴露出这个权力机关的理屈悖法。“试图”是一种心理活动，把它作为定罪依据，何异于“莫须有”？ 《08宪章》只不过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期盼，在它发布不久就有上万人签署，说明它得到广泛的支持。我在它发布后不久和发布一周年时，在网络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08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政治改革的蓝图，民主宪政的丰碑》。我认为这两个标题是对《08宪章》的恰当的概括。前者说明它的态度和立场，它通篇文字表现出理性、温和，充满善意，怀有期待，并且主张以合作、非暴力的方式来推进改革；后者反映它的内涵和意义，它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以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状态，为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如此温和的主张，居然被认为是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对现政权激烈批评的文章，就更难以避免判罪入狱的命运了。 （三） 应该指出，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煽动”指的是煽惑他人起来采取某种行动，如果煽而无动，没有人响应，没有人起来颠覆国家政权，那么，这仅仅是言论问题，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不能入罪；如果煽而有动，有人因其文章之煽而采取“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那么，就可以按照“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处理，没有必要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迄今为止的案例表明，这十多年来被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罪”的人，都属于煽而无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因为看了他们的文章而起来“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他们只是运用了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发表一些不同于官方传统理论思想的言论或文章，就被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判刑入狱。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为了压制不同的政治见解，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定的，这是公然违反宪法的罪名，应该把它从《刑法》里删除。 那些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现政权或提出与官方传统思想不一致的观点的人，是现阶段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精英，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拜金主义盛行、逐利狂潮汹涌的当代社会里，这些知识分子却视名利如草芥，埋头思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指点江山，冒险犯难，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照理执政当局应该欢迎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提供更有利于思考问题的条件和有助于探讨研究的环境，这才有利于执政者开阔眼界，广采众议使路线政策更加符合于历史规律和社会需要。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当做罪犯，化友为敌，以恶报善，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连同一些头脑清醒的旁观者，都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成为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何等愚蠢啊！ 我为国家失去这些优秀人才而深感痛惜！也因他们被被剥夺了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权利而不平。他们的爱国情怀，甘冒锋镝的勇气，都使我敬佩，向他们表示新春的慰问和祝福，难道不应该吗？ 2013年2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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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r 2013 02:18 P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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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r 2013 01:17 PM PST
最近中国出了一个新闻，那就是中国的“媒体军事达人”罗援开通了微博。罗援官阶为少将，据说是一名军事研究人员，还是博士生导师。罗将军以鹰派的身份活跃在中国媒体已经有些时日了。
在开通微博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罗援慷慨激昂地宣称，开通微博视为了要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战斗；还具体地将自己的“战斗”任务界定为四句话、十六个字，那就是“外捍国权、内惩国贼、打击腐败、振我中华”。 罗将军的微博开通之后，网上反映踊跃。但是，迄今为止看到的大部分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或者说不友好的。有的网民还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人肉搜索，试图将罗将军及其家庭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其中包括他的父亲的共产党高官背景、他的兄弟利用中国的国家资源在美国经商的美差、和他本人多年以前在对越反击战打响的前夕突然离开后来的参战部队，上调到安全舒适的北京军事院校的历史等等。 说实话，我是从来不相信像罗援、戴旭这样的中国军队中的鹰派将军和大校之类的。首先是因为他们本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打过仗，做过的事情也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写写歌颂党、歌颂领袖的应景文章而已，或是至多做个无关痛痒的参谋之类的镀镀金。他们谈打仗，纯粹是太监谈做爱。假如他们中有的人真的在打仗之前还曾经“合法”地利用父辈的特权临阵脱逃，躲进安全地带而让那些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贫家子弟去送死，那就更没有资格谈什么战争了，那纯粹是在拿全中国的老百姓的性命去开国际大玩笑。 当然，今天我想说的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民族气节和政治道德无关。我只想通过罗将军所界定的战斗任务看看罗将军究竟想干什么。“外捍国权”，这倒是军队和军人的职责所在。问题是，网上通过写中文文章来捍卫国权似乎并不是中国军人的任务。军人捍卫国权的地方应该是在边陲、在海疆，或者是在在国际上发生冲突的地方。在谈判桌上捍卫国权是外交家们的任务；在媒体上“捍卫”国权是宣传部门的任务，哪里用得上国家花大把银子养育的军人去做。 至于“内惩国贼”等等就更不是中国军人的事情了。国家有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司法系统，不仅有安全部、公安部，还有检查院、法院等。对真正的卖国贼，依据法律，查实罪名，逮捕、审判就行了，怎么会轮得上军队来管？难道这些机构都归罗将军所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管辖？还有“打击腐败”，看来罗将军连中纪委和监察部也要接管了。真是“普天之下，莫非军土”。中国是军管会领导的国家吗？宪法似乎没有这个规定啊！ 看来罗将军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对中国现有的领导人很不满，对中国现有的一套管理制度和系统很不满。它要中国的军人接管这个国家，让他所代表的鹰派控制这个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罗将军还专门强调，他开通微博，是经过“有关部门经过调研论证规定”，并且“经过所在的军事科学学会批准的”。不知道罗将军是否想通过这个说明让世界知道，他出面高调要求军队干涉国家事务是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以来对军队既有政策进行调整的一部分？或著他和同类的鹰派将军们想挟持这个上任不久的军委主席听命于他们？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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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Feb 2013 08:32 PM PST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么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系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着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由民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的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划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理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主自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么？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六四。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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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Feb 2013 06:27 PM PST 
中共污染了土地和天空
前些年，駐京美使館公佈的北京PM2.5空氣質量，就警示著氣候危機了。可中國官方說是惡意炒作，不服生態現醜，環保官員與媒體全面出擊，指責美國人使壞。現在，北京的霧霾氣候，把這超標數倍污染，提高到數百倍，醫院呼吸道病人爆滿，迷濛中高速路車禍頻出，似乎老天出面來說，不是美使館弄鬼，而是北京當局造假，再假不下去了。
醫學科學家鍾南山說：這是比薩斯危害更大的災難。這位中華醫學會會長的話，比美使館的預警更有份量吧？這一波又一波霧霾的襲來，不啻是對北京天天吹噓的「中國模式」的嘲笑。
它嘲笑北京自吹自擂集權制優越性勝過民主制的分散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現在，集中資源與人力，集中能源排放，污了地，又污了天。這污染物也集中起來，像當年納粹集中千架飛機轟炸倫敦一樣，奇襲北京。過去由毛澤東鬧的流血流淚來改地換天，現在又由紅二、三代來繼續：以流污排穢在改地換天。虛偽的共產烏托邦理想，不是正由實在的人間地獄來認證嗎？可才上台的習近平，還在說共產理想信念要強化，才可避免蘇聯解體的悲劇！悲劇未必只有一個模式。
它嘲笑北京的GDP主義，有數量意識，無質量意識，用GDP做官，用GDP向世界吹牛，也用它欺騙百姓，且掩蓋政權缺合法性的危機。中國模式的虛偽，不由這霧霾來撕破露了真象嗎？
它在嘲笑北京堅持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就是堅持黨要領導一切。不僅從「支部建在連上」發展到村組，還要通過洗腦，給每個公民腦子安裝紅色軟件和綠霸去領導思想。可這霧霾向中共當局說：你們的絕對領導與控制破產了，天，你就領導不了！從前皇帝也講「奉天承運」，可中共逆天行事，比一個個皇朝敗亡得更徹底！
北京又傳遷都
它在嘲笑北京低人權低福利，把人不當人造成的後果。也嘲笑只要面子不顧裡子必然露餡。更嘲笑竭澤而漁地拚資源鬧出污染驚世，且嘲笑「科學發展觀」是一句空話！
北京即將開人大、政協「兩會」，一貫以頌聖二重唱為主旋律的吃喝大派對會，今年遇到這陰霾生態問題，他們能面對，敢說得透徹嗎？很可能有善賣膏藥的敷衍兩張膏藥貼上，將捧話偽裝成諍言，來點搔癢。網上已有人在說遷都了，前些年沙塵暴襲來，就有此議論。中南海的王侯公卿們，會聽見那些未遷都就遷家美澳加的貪官同志也在嘲笑：我們更有預見性。
霧霾還說明：極權制集三十一省財力物力建設的繁華都城，竟然一轉眼會變成廢都，能像宋高宗被蒙古鐵騎逼近，一跑了之，讓兩千萬北京市民去鏖戰霧霾嗎？
從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以來，毛澤東吟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現在已弄成江山如此糟糕，引無數權貴競逃跑了。幾十年來，中共只擴張與鞏固黨權，不要人權，陷億萬民眾為黨奴，喪失產權和一切人的權利。各級官員也不可能像地主劉文彩那麼熱愛鄉土，捐出百畝土地辦中學。他們只會驅趕農民建點政績花架子工程哄哄上級。霧霾頻出顯示中國模式已難再吹牛下去了！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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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Feb 2013 06:11 PM PST 
在体制内外的宪政民主要求的压力下，中共党内争斗中会有人打出政治改革旗号，以获取更大权力。但是在十八大后的江胡习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习只要利用一把手地位运用权术，就能扩大其权力。所以习近平任期内不会有政治改革。
自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以来，又是高调宣称"有腐必反，苍蝇老虎一起打"，又是"习八条"不准公款吃喝，表面看来挺有声势。在习近平的反腐风暴压力下，春节前曾经被爆炒的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价格一落千丈，香港珠宝商股价也随之下跌；反腐成果更显眼的是一批官员落马，其中有不少是副部级官员，许多是政法、公安系统干部，如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等等，最新的是原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学兵。虽然张学兵还算不上真正的落马，但是外界盛传是前妻举报而使其不能进入新一届上海市副市长行列中去。
习近平上台以来屡次提及反腐且小有成果，近来竟然被中外某些人讲成习近平的反腐将成为政治改革的重点。
反腐与政治改革是两码事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所有问题的集中点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要逐步缩小中共的权力，废除一党专政，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反腐不见得能推进政治改革，而反过来不搞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根本清除中国普遍的腐败。中共官场无官不贪无处不腐的现象从它执政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官场的普遍腐败来源于权力的绝对，"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而今天中共的普遍腐败只是绝对权力的货币化表现而已。
因此习近平的反腐与政治改革是两码事。中国的政治改革自十八大之后，丝毫没有进展。
现在还在说习近平反腐就是政治改革的，多半是有官方身份或无官方身份主动靠拢的形形式式的吹鼓手。可是谁不希望中共十八大之后有所进步呢？本来，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专制统治集团二千多年来一向穷凶极恶，鲜有向被统治者主动出让权力和利益的。中共统治集团更是一贯蔑视知识崇尚暴力，绝没有所谓英国绅士的谦让风度，自律不去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想象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中共领导主动政治改革放弃一党专政，结果总是"单相思"。
一方面中共统治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谁来当中共的领袖都得保护、维持这个特权集团利益，很难把触犯这个从上到下充斥整个政权机构的特权集团利益的政令措施推行下去；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建立的提拔中共干部的机制里，能够层层爬上来的人，一定是四平八稳，不犯错误讨得上司欢心、没有独立思考习惯的庸人，就像胡锦涛这样的人。因此中共领袖人物中很难产生戈尔巴乔夫。即使胡赵再世，中共主动放弃一党专政的可能也不存在。何况胡耀邦、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中共特权阶层攫取权力和利益的脚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赵紫阳生命中最后几年中大彻大悟的民主思想，恐怕也是在他本人丧失了人身自由之后才能产生的。如果一直在台上，赵紫阳恐怕不会发出这最后的思想之光。
压力下的权力斗争也可推动政改
然而这不等于废弃中共一党专政和中国的转变一定要通过社会动乱、暴力革命才能完成，虽然这个可能一直存在，但是中国、中共和平演变还是可能的。这个可能是建筑在中国和中共现有的两个条件上的。
首先，中国社会在进步，尤其是中国人的思想在进步。今天已经无人相信中共必须掌握中国政权的合理性，只是默认这个事实而已。中国要政治改革，中国要搞宪政民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来自体制内外要求宪政民主的压力，现在的中共统治层是感受到的。
其次，中共自建立起，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由于没有稳定的民主的产生领导的机制，所以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如果说，曾经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可以暂时的压制党内其他派系，那么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可以完全压制其他派系，也不能独断顺利的制定接班人。这样党内群雄并起成为常态。而崛起的党内领袖为了聚集自己的队伍，获得更大的政治号召力以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是会为了讨好民众的改革情绪而冒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风险，提出甚至实施一些政治改革步骤的。
上述两条是中国可能非暴力地实施政治改革的根据，虽然对于中共当权派来说是被逼无奈的，是很不情愿的，但是这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前途来说却是更有依据的。而指望新的统治者自觉觉悟，多半是要落空的。之前善良的人们对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改革能有所进步也建筑于此。
习近平只需权术就可攫取更多权力
由于毛邓政治运作惯性，由于各种偶然的因素，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势力几乎一统中共，江不想也没有必要去冒党内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当然江泽民毕竟不是毛邓，他没有力量制定自己属意的接班人。而胡锦涛一方面自己实在窝囊，另一方面江系势力的强大，胡锦涛本来就没有多少政治改革的思想，在其任期的十年里既不敢也不能进行政改以扳倒江系势力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只是拉起了一个"团派"而已。
本来，中共十八大之后，江系和江胡斗应该成为过去，应该是胡习斗或者胡派内部混斗的开始。也就是说，中国有可能从上而下的开始有限的政治改革。因为，无论习近平还是胡派中的什么人，都不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势力。他们都清楚现在中国人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不排除这中间会有人打出政改旗号。
然而十八大的结局把这点可能都打碎了。
江系势力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仍占多数，是江系势力强大的表现，也是胡锦涛窝囊的结果，但更是习近平的需要。如果胡习联手，相信常委中江系一定占少数。不过，孤身一人的习近平面对江系多数肯定比面对胡系多数要好得多。因为江系毕竟"落花流水春去也"，江系人物不会宁可背离现任总书记的意志而去事事请示一个行将就木的旧主。而倘若胡系人物占常委多数则可能相对团结，习近平可操控的权力空间就会小很多。
习近平维持江系势力，继续江胡斗，在江胡斗中，利用矛盾搞权力平衡，搞权术，利用一把手的位置成为江胡斗的仲裁者，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最大化。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如此，在中央军委内也是如此，在3月"两会"后的中国政府内也一定是如此。
习近平利用权术攫取更多权力，在中央如此，在地方也是如此。韩正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固然是因为韩在陈良宇倒台之后立即出卖、坚决紧跟随后的两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俞正声的结果，但也是"习中央"肯定以韩正为首的与江泽民深有渊源的整个上海官场。正当韩正及上海官场弹冠相庆之时，新一届上海市正副市长名单中竟然没有了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的、韩正的头号亲信、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学兵。
张学兵的落选上海市副市长肯定不是因为他腐败，现在官场还有人不腐败吗？习近平、俞正声刚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接到多少举报，其中鲜有不实举报，可几曾见过习俞处理过哪个官员？当然，张学兵的最后处理可能只是落选上海副市长，也有可能异地当官，现在正有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要异地任职的说法。张学兵落选上海副市长起码起到了几个作用，一是敲打了韩正，提醒他不要太得意；二是警示整个上海官场，须时时紧跟"习中央"；三是隐约间为江泽民出了口气，韩正出卖上海帮就是背叛江，不能让他太得意。一句话，习近平依然用权术来掌控上海官场。
在江胡习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习利用一把手地位运用专制政治中惯用的权术，就能扩大其权力，他还会去冒风险得罪权力集团搞什么政治改革？何况，他即使十年不停地弄权术扩大权力，毕竟是政治暴发户，其派系势力还很弱小，下台之际恐怕仍难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安全的自上而下搞政治改革。
胡系势力中或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甚至有人主观上就有政治改革的想法（譬如汪洋）。然而在江习政治势力的牵扯下，权力争夺者不会比赛谁把政治改革的旗帜举得更高，反而会时时小心不要被党内仍然有权的保守势力指责"改旗易帜"。
所以，现在就可以断定，习近平假如能有十年，是不会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而现在看来有点疾风暴雨的反腐倡廉，非但只是一阵风，而且只不过是"苍蝇老虎"都不打的权术工具而已。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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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Feb 2013 03:19 PM PST
《寻路中国》（何伟著，赖芳译，八旗文化2011）一书根据作者自己驾车走遍大半个中国的经历，展示了很多中国社会最底部的令人吃惊的现实，被称为中国版的《在路上》，与作者的其他两本著作《甲骨文》和《消失中的江城》一起，形成三部曲，可以看作近些年来最好的，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深层观察。书中有一个细节描写有丰富的象征性：
作者有一次驾车，在路上被几个公路交警拦下来盘查，于是发生了下面一幕： “‘你一定是间谍！'他说。其他人笑着附和起来。'他是间谍！他开车到处走，他能讲中文---他一定是间谍！间谍！间谍！' 笑得浑身打颤的警察把两张驾照递回给我。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得出话来。 ‘我可以继续上路吗？ ’ ‘当然可以！ ’ 开走的时候，我从后视镜看到他们在路旁打闹。警察们互相推打着，笑着：‘间谍！间谍！ ’” 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反映了一些深刻的道理：我们且不说当局灌输给警察的那套逻辑是多么的荒谬：“开车到处走，能讲中文，所以一定是间谍。”重点是，听到警察说自己是间谍，作者自己都紧张到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但是结果警察完全没有进行任何跟他们先前的性质认定有关的工作，直接就挥手放人了。一边说是间谍，一边还是大笑着放人，这比先前那个逻辑的荒谬还要更荒谬，而极权制度最终倒台的道理，就在这“荒谬中的荒谬”中。 第一，极权制度的统治逻辑实在过于荒谬，其结果就是连制度的执行者本人，都把这样的逻辑当作笑话。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他们蛊惑人心的理论，在具体的现实面前，早晚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那就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想想看今天的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所谓的“共同富裕”，这样冠冕堂皇的论述，即使中共官员自己，能有几个人相信呢？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它的基本理论，连自己都不再相信，那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所以，极权崩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统治逻辑已经过于荒谬，以至于没有人当真了。 第二，表面上看，中共的维稳体制庞大而严密，社会控制无往而不在，公路上随时有警察盘查驾照就是其中一个环节。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环节，甚至严密到了在敏感的时期，连菜刀也要实名购买的地步。按理说，这样的统治应当不会崩溃的。然而，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极权统治都先后崩溃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不管制度多么严格，具体执行的还是每一个个人。当个人不再严格执行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崩溃。试想，如果这些交警真的具备敌情意识，本来应当继续盘查作者的，结果他们自己完全不当回事，这，就是体制会出现的漏洞。中共的维稳体制确实强大，但是却无法控制每一个具体执行的个人，这些个人中的某一个，一旦造成事故，体制的大堤就会瞬间崩溃---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例证。而这么庞大的维稳队伍，谁能保证每一个人都不出事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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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Feb 2013 02:57 PM PST
真的很了不起的。几代的家庭教化和社会教育才能培养出这种品行（例如杨绛、钱钟书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国文化的枭雄，历次运动都是挖掘和鼓励人性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把中国的社会道德搞成现在这样情况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来歌颂过去的罪恶历史。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昨晚，老公在计划夏天的出游。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书。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么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叫“戴西”的老太太的传奇一生里。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
“永安”的老板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于悉尼。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父亲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百货商之一。生活对于她，就像阳光下蔚蓝广阔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也从不将这种生活视为生命。她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退掉了她不爱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约，去燕京读书。之后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虽然他没什么钱，也不大会挣钱，但是她觉得他有“fun”。“fun”这个词她说了一辈子。即便在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也总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诉独自在家对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而儿子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读她的故事，让我心潮难以平息的，并不是她49年以后的那些遭遇。像她这样背景的女人，49年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感动的是她一生都坚持的骄傲和精神。
年轻时，因为追求对生活的趣味而选择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业时，她一样能骄傲地扬起下巴出去工作。她无视别人的讥笑，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荣。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时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发作，也不满腔悲愤的控诉，只是安静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于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觉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监狱的遗物，她丝毫不避讳全部带回了家，他用过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来的时候，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读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尊。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臆想中的快乐和幸福就否定它们。她欣赏自己追求过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得那么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资本家连队里没有女资本家，所以，她和同样在那儿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干部们住在一起。同样都是来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干部们依然觉得她们可以凌驾于戴西之上。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河边上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 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干部们，或许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远大抱负的共产党员。在四清时，她们大概也曾是工作组的一员，而参与过对他人的批斗。在她们自己也成为运动对象时，她们人性的丑陋在艰难和苦楚里依然一展无疑。而戴西，没有什么信仰，也说不出什么大理论，她只不过就是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坚韧。在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女干部的欺压，还有同是资本家之间的侵轧和出卖时，她绝不为了立功赎罪，而去揭发伤害难友。她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还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个同事因为戴西的课讲得比他的生动，更受学生的欢迎，无形中便得罪了那个同事。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绎成电影里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说教后面，其实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欲。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还可以是出于对那种自己向往却又不能拥有的生活的怨愤。他们利用政治运动的堂而皇之，其实只是为了排泄自己的私愤。而这些正是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极大动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虐行，也正说明了人性的丑恶。无论是为了自保而攻击运动中的对象，还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为了一报以前无法满足的私仇，如果历史今天要谅解他们，我实在是觉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经有英国BBC记者来采访戴西。当他们问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时，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知道。于是戴西拒绝告诉他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实回答，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我不想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国遇到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被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戴西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型，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说，一个人的品质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时练就养成的。而且，“相对于成长过程中苦难贫穷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铸就一个人纯净光明坚韧品质的最好养料。”我们能说，戴西的品质，和当年窗明几净的中西女塾的影响一点没有关系吗？
戴西和她唯一当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遗嘱里都表示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上海的红十字会并且不留骨灰。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她们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于就是真正认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捣毁，父母的铜棺被撬开，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从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里，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哪里还有她的归处？
在戴西的告别仪式上，有一幅挽联如实的表达了戴西的品质：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永存。
——“Sky随心所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31387e40101bkg0.html)
【附录】
《上海的金枝玉叶》网页链接
一个大家闺秀的命运发表于 2006-12-2 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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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3 09:21 PM PST
――访《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作者吴伟先生
 吴伟先生，中国现代史学者。1986年10月加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参加了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1987年12月任正式设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处长、研究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后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的全过程，并参加了1987年赵的5・13讲话、十三届二中、三中全会报告及其他重要文件的起草。自1989年5月底开始被审查，先是在秦城，后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清查"。1993年初下海经商。从2010年开始，重返学界，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近期曾在《领导者》杂志发表《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等文。 近日，吴伟先生所著《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全书近60万字。作者在该书中，根据自己的笔记和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景式的记录。 以下是共识网编辑王科力、《领导者》编辑岳德明近日就该书出版对作者吴伟先生所作的专访。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吴伟先生 岳德明：吴先生，您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向您表示祝贺。 吴伟：谢谢! 岳德明：您在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为您这本书的成书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在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当中，除了个人的这些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对您来说很有启发的资料来源？这也是使得这本书有不同于以前关于80年代政治和政治改革研究的地方。 吴伟：当然有，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我很幸运，我写这本书是在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二十多年以后。这二十多年当中尽管当局封锁了相关的一切材料和出版物，各种回忆文章也不能够在大陆公开发表，但是毕竟在境外还是出版了大量相关的书籍，比如说前总书记赵的回忆录，宗凤鸣、杜导正、吴国光等作者写的相关书籍等。这些书籍都从某些侧面提供了大量的当时的基本情况和当事人的所思所想，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资料。当然，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我自己的笔记，根据我自己对情况的了解和资料的掌握，但是没有这些当事人、知情人出版的相关书籍，去丰富、印证和扩展我掌握的资料的话，我是写不出来这本书的。所以我说我很幸运，有前人出版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第二、我写这本书当然是我自己的视角，从我自己的印象、记载和思考出发。但是人的记忆毕竟是不能够把当时的事情全部回忆起来记录下来的，所以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采访或者和很多有关的朋友进行了交流。特别是我的老领导，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老先生，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这几年来，我曾经数十次和鲍老进行交流，共同回忆当年的情况，听取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意见。鲍老还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言。同时，我还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比如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前总书记赵的前秘书李湘鲁、李树桥，前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以及我在当年研究室中的很多同事，包括吴国光、吴稼祥这些朋友，他们都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加上自己的思考，就成了现在这本书。我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铭记于心，也非常感谢。 第三、这本书是我个人的视角。我想努力把它写成一本信史，但是它毕竟是我个人的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甚至是我个人的意见和个人的想法，有些甚至是比较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出来了，希望了解当时情况的朋友们，对这本书当中存在的缺点、笔误甚至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能给我指出来，以便我在以后进行修改。如果这本书能够根据大家提出意见，进行调整和修改，我相信它距离我把它写成一本信史的想法和距离就一定会越来越近。 岳德明：现在民间对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很高，但是新的领导层是什么态度，还不很明朗，大家有各种猜测。目前这种格局跟您书中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时点--也就是十三大前后是有不同的，但是也有点类似。十三大前后，体制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意见的保守势力是相当强大的，但因为这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提出的，主持改革的赵紫阳与邓的个人关系开始时也比较融洽，所以使这种改革能够推进。党内高层的这种政治态势和人际关系您在书中做了大量描述，这跟其他研究那场改革的著述有不同的地方。比起其他的书，您的书更多地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党内态势和微妙的个人关系的演变，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伟：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既讲台前当然也要也讲幕后。在书中，确实谈到了当时那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争论，以及研讨过程中关于政治改革一些问题大家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当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发动和进行一场涉及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变革，领导层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争论很正常。一个政党内部总有一些人比较激进，比较超前，或者是比较锐意改革，但也有一部分人比较守成或叫守旧，他们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在目前，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如果要推进政治改革，党内也会因此而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甚至进而发生争论，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在社会矛盾愈加激烈的情况下，要推进改革就需要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既要有推进改革的坚定性，同时也要有策略上的灵活性。 作为一场破旧立新的改革，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围绕这场改革，在领导层内部，既会有能够摆得到台面上的所谓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会有私下里不能够摆上台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感情好恶、历史恩怨、派系之争，相互之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内部围绕改革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要围绕一场政治改革形成基本共识，也很不容易。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部也有这样的斗争，虽然这场改革是由邓小平提出，总书记赵紫阳主持，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但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是争斗自始至终也没有停止过。尽管是由执政党中央主持的这样一场改革，最后却仍然失败了，而且主要是败在了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击下，这就说明改革过程当中在党内遇到的阻力是极大的。 总结过去那场改革的历史经验，现在来看，即便是执政党，即使是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推进一场政治改革的意愿，也要经历复杂的党内高层的协调、妥协、甚至争斗，才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既要考虑到社会上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也要考虑执政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我记得荣剑先生曾经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达成"三个共识"：上下(朝野)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我赞成这个说法。但我觉得，在这三个共识之外，还有一个共识，甚至是更重要的共识，就是执政集团内部如何形成基本共识，如何达成相互之间不同意见的妥协，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要一场进行政治改革，恐怕关键还是在执政党。改革实质上就是改良，主要还是需要以自上而下为主进行的，虽然这里需要有社会中、下层对于上层保持强大的改革压力，但是要想使改革启动和持续进行，使上层能够比较坚决地主导和推进这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不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下共识、内外共识、左右共识以外，更重要的还要加上一条，就是怎样形成执政集团内部的共识。这里，既有策略问题也有原则问题。对于一个主持改革的执政党领导人来说，一方面需要他有改革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他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艺术。更多的恐怕我现在无法预测，但是从当年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来看，确实是如此。 赵是一位锐意进行改革、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又谨守政治道德底线的政治家。在指导改革的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党内分歧和矛盾，他大多能够游刃有余地加以处理。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一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他在推进政治改革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失误，特别是对于党内高层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或是把问题看得过为简单，或是过于自信。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够最终改变这场改革失败的结局，但是起码对这场改革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情况的话，我希望大家去看看我这本书。 王科力：您觉得分歧很正常，大家有不同的认识，有人保守一点，有人激进一点都很正常，但是要想形成决议，推进改革，总得通过一些策略和原则、程序，把这些分歧化解掉。即使你有不同的意见，但你可以保留，最终形成一个决议往前走，而不仅仅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我想这才是正常的政治。您觉得80年代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 吴伟：当然有，比如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遵循党内合法途径和规则，形成改革方案的范例。即便如此，在这个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非规范、非程序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老人政治。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党解决内部分歧，正常情况下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达成一定的共识，也可以叫最大公约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又不完全一样。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影响，斯大林体制形成的党内痼疾，造成所谓"老人政治"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党内更是如此。纵然当时邓小平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是一言九鼎的。纵然党内有一定的程序去解决问题，也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成共识，但是最后还得需要邓小平的认可。十三大前是这样，十三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这样。 举个例子。当年在多党合作问题上，1988年初，为了准备七届人大的召开，中央书记处曾经研究到在人大内部允不允许有党派活动的问题，就是各民主党派能不能够在人大内设立党组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通过了决议，除了共产党以外，在人大内部其他党派也可以设立党组。但是这个事情一报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就给否决了。邓小平通过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这种事情说说可以，你们还真要做呀？邓小平的一句话，书记处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就被推翻了。 再比如说，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1985年底，耀邦推动中央书记处做出一个决定，免去邓力群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由王兆国担任。给各地的电报通知都发了，结果邓力群到陈云那儿去汇报，陈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胡耀邦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 就这么一句话，决定被推翻，已经发出的文件收回。这种情况说明，在当时中国的"老人政治"影响下，通过程序做出的决定，某一个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决。 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共党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一言九鼎的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老人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很多，但是这种问题也仍然存在。赵当年在十三大之前和十三大之后，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央的高层领导机关建立运行规则，建立起工作秩序，制定了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中央政治局议事规则、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规则，还制定了信息公开制度，并立即付诸实施。这些东西是都建立起来了，但是制度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在赵当政的时候这些制度可能是被坚决执行了，但是后来中共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党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制度，是不是还能够被坚决执行，就不好说了。所以，要进行政治改革，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建立被严格执行的党内决策程序。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并加以不折不扣地执行，防止党的某些领导人，或是已经退下来的个别领导人，因个人意见而否决整个党的意志。 党内生活应该民主化、制度化，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应该如此。习总书记最近说，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我赞成这句话，但认为仅有这句话还不够。问题是谁来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用什么关到笼子里，笼子是用什么做的？我的想法，就是笼子不是由哪个组织或是个人来编织的，而是由宪法、法律和法治编织而成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构成这个笼子的基本要素。只有用公民权利编织起这个笼子，才能把执行公权力的这些人限制住。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结社等各项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公权力运行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习总说，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这话讲得很好。只有当宪法权利不是高高在上规定在那里，而是能够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得到落实和保障，真正得到落实和实现，才能真正变成笼子，把公权力关起来。否则这个笼子是编不起来的。 王科力：您的书里提到了当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具体内容，您还作了归纳。您归纳的这些方面，比如人大制度改革、党政关系的调整等等，这些观念在当时中高级干部里，有多少人认同，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大概是什么状况？ 吴伟：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方案，并且还有一个叫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是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但没有公开的一个文件。十三大以后贯彻落实这些文件，我书中讲到的十个方面，有些是做到了，有些是已经做了，八九年以后又回潮了，也有一些是当时的设想，由于阻力太大，时间也太短(十三大后到八九，仅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完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像你说的，我在这本书最后总结历史经验的时也提到了，主要是中高层的观念问题。前总书记赵虽然提出了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想法，中共十三大也已经通过了方案，但是当时在整个党内特别是党的中高层内，能够有这种认识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由于中共党代会使用举手方式进行表决这种情况，有些人在十三大上举了手，但他对政治改革并不一定就能想得通。有人可能支持政治改革这一方面的问题，但不太赞成那一方面的问题；有人是我支持你这个措施，但是我反对你那个措施；还有一些人对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就根本想不通。当时中共党内的中高层干部，大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是这个体制下培养起来的，他们习惯于党内传统的这套体制，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习惯于在传统的体制下靠行政手段去治理这个国家，而他们不习惯于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去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因为在法治的条件下、在制度化的条件下，他们手中的权力会受到各种约束。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如果这些调整侵犯到某些领导人手中的权力或者利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反对这种改革。 所以在80年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最让赵头疼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进不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观念上的因素。当时，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刚刚萌芽，还远没有形成，社会利益结构还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内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数还是观念性问题。就是现在要进行政治改革和转型，也仍然有这个问题。我去年11月在《炎黄春秋》那次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中高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有一次思想上的启蒙，必须要改变他们对过去体制内那套东西的认识，逐步习惯于用执政的方式来掌握自己手中的权力。 什么叫"用执政的方式"呢？中共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叫做"坚持党的领导"。过去文革当中的提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后不提"一元化领导"了，改成"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十三大报告否定了过去说法中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政治领导，说这种政治领导的主要内容一是向国家机关推荐主要的负责人，二是提出大政方针，通过国家机关法定程序来变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共十三大在政党政治方面最大的一个进步。 这几年来，我在反复的考虑，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建议，用一个更确切的概念取代"领导"这个概念。在中国，一说起"领导"这个概念，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要领导就要有被领导，要有上级、有下级，靠行政手段和命令实现"领导"。用"党的领导"来概括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意味着党与国家政权是领导与被领导、上与与下级的关系，意味着党实际上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与党章中"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根本矛盾的。那么用什么概念代替"领导"？当然是用"执政"。赵当年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提出执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从"领导"转向"执政"，就是要按照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共同的规律去做，在国家政权内部执掌这个政权，而不是凌驾于它之上给它下命令。现在的中共也自称为"执政党"。既然你是"执政党"，你就应当放弃"领导"这个说法而回到"执政"这个概念上。宪法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你既使是执政党，也不是你在"领导"这个政权，而是受人民的授权和委托执掌这个政权，你不能凌驾于这个政权之上，向它下命令。习总书记最近说："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个说法说到点子上了。党如何实现"依宪执政"？首先的一条，就是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放弃"领导"的特权地位，回到"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样一个范畴里来，回到执政党这个概念上来，而不再是"领导党"。 这里讲的是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世界上的现代国家（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党"这种说法，说某一个国家执政党是领导党，领导这个国家，而都是说这个党上台了，经过选举上台你就是执政党，执掌这个政权。几年以后，你可能通过选票再次执政，也可能丢了选票不再执政。希望共产党通过改革，回到执政党的概念里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这个意思。执政党是靠民意授权，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来规定一个执政党上台和下台的程序，它的执政方式、它的执政期限。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保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明确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说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有所认识。我希望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王科力：这就是说，当时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还没有达到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程度，即使内部的研讨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吴伟：当时还没有这样提出问题，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当时从过去"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转变到"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么一个概念，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同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含义已经基本相似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共产党不再是领导党而是执政党这么一个说法。这是我现在希望大力强调的一个概念。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不是这样的。我不反对共产党依法继续执政，只要人民投你的票，只要你有执政的合法性，你执政就是正当的。但是你不是领导，不是高高居于社会和国家政权之上的一个组织，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回到社会当中，从内部去执掌这个政权。这样，就解决了中国的"两个权力中心"的问题。按照宪法，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按照事实，中国的权力中心在执政党中央。只有把这两个权力中心变成一个权力中心，才能解决执政党经人民授权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党受到人民监督这样一个问题。 王科力：您这本书叫《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您刚才也说了当时党内中高层的观念有很多局限，党外群众的回应也比较弱，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提到的，80年代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时机是不是还不成熟？ 吴伟：我认为，强调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是不是适当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任何一项改革是所谓时机完全成熟的。任何一项改革只要有人提出，就说明有人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能不能推动这种改革变成现实，要看一个执政党或者一个组织内部要求改革的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要说改革时机完全成熟，就是说执政党内从上到下对推进改革大家意见都一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用时机这个说法，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但现在推进政治改革的时机就能说完全成熟了吗？以什么为标志呢？我看不能这样说。 我不主张用"时机"这个概念，而主张用"力量对比"。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要讲力量对比。前面我讲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所谓上下、左右、内外的共识之外，还要强调一种共识，就是主导改革的执政党中高层内部的共识。因为这场改革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导者层面的共识对这场改革就尤为重要。这种共识能否形成，主导者层面上改革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强弱，在很大意义上将决定这项改革的成败。80年代政治改革在这方面可谓教训深刻。 如果一定要用"时机"这个概念的话，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谈不上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因为这次改革从邓小平的视角来说，他认为时机成熟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经济，要搞简政放权，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要形成这么一个格局，原有的以国家计委为主体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已经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就要对它进行改革，这是邓小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现在经济改革走到这一步了，政府机构必须改革，所以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主要限定于行政改革的范畴，他认为改革时机成熟了。 但是当时的总书记不一样。实际主持这次改革的赵，他是被动的被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地位上来的。对他说来，无所谓时机成熟与不成熟，"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赵语)。这就是说，在当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不是赵的选择。而邓小平要他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当他真正站到这个位置上，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他了。 王科力：您的书中涉及到赵与邓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方面的异同，可以进一步说说吗？ 吴伟：当然可以。我在这本书中，谈到我认为邓小平与赵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当然这里说的"路线"，不是指过去的那种"路线斗争"，而是指两种不同的改革目标和路径。邓与赵在政治改革目标和路径上存在的这种差别，埋下了后来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种子。 前面讲过，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是以行政改革为特征的。赵曾经这样说明邓的这种路线："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对他主张的这种以行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出发点、目标、主要内容等方面都明确划出了框框，这些我们在邓小平1986年那段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次谈话中都可以找到。 而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这场政治改革应该是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当然，他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体上相同。赵自己曾经说，他更适合于当总理，不适合于当总书记。他不是主动地来承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他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他被邓小平推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位置之初，虽然也跟邓小平一样感觉到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必须改革，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要搞什么、怎么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的。赵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他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政治体制改革被终止，赵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由于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赵没有可能把他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所思所想，完全表达出来，让全社会所了解，也不可能让社会上的改革力量了解他的为难之处。在当时情况下，他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一方面要面临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改革当中出了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出了乱子你要负责任，因为你是总书记；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也不愿意压制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和潮流，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和潮流会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能够压制社会上的民主要求，又不能够允许这种要求破坏社会稳定，赵就成为一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了。在这段时间他是很为难的。在1989年1至4月期间他发表的讲话，都是一方面要强调中国不能乱，中国要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要继续发展民主，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他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因为他知道中国一旦乱起来，他可能就会像胡耀邦的下场一样，当然这不是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他要是下了台，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发生停滞、倒退，甚至被一风吹掉，所以他必须把民主的大潮限制在保持社会稳定的范围内。他对于社会上这些要求民主的力量不断发出信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我不是不要搞民主，但是你们要求过高我做不到。很可惜，他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话讲得那么直白，让社会上主张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力量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八九"风波爆发，学生不妥协的街头运动把这个执政党的总书记逼到了墙角。一方面，赵主张的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和学生对话，这些都由于保守力量的干扰而无法兑现，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的无序和不妥协又给了保守势力以强力解决和把赵拿下来提供了口实，这样就使赵下台和政治体制改革夭折成为必然。 王科力：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是要回到80年代的那个基本框架里面去，现在遇到的问题跟80年代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改革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现在我们把80年代那段历史更真实的还原，进行更深入讨论，多出一些像您写的这样的书，就显得非常必要？ 吴伟：是这样的。80年代那段历史，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偿试，一个标本，它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探路和示范性作用，在很多方面总结它的经验，可能会对于进一步的改革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如果很多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对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经过或者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回顾，写这样的文章，出这样的书，将会对人们更好的总结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经验有很大的意义。我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本，肯定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无论是在高层也好，在基层也好，这些问题都需要大家共同的来回顾和总结。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现在80年代政治改革的资料还没有公开，并且在媒体上都已经不见了80年代那段改革的描述。我希望今后这方面材料能更多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这样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情况，总结经验，加以借鉴，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完)
附录：
新世纪出版社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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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3 09:17 PM PST
一生都在为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埃赛尔晚年名气大振，他书写的小册子《愤怒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本薄薄的小书，出版前六个月中，就加印12次，累计销售将近四百万册。版权被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买走。这本书走红全球，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奇观。更重要的是：《愤怒吧》这本书被作为反全球化和经济危机运动的标志，多个国家产生了“愤怒者”运动。
年事已高的埃赛尔虽然以小册子《愤怒吧》在世界出名，但他本人总是以乐观的微笑来打动感染大众。他说话既大胆又循循善诱，充满诗意和哲理，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在政治上，埃赛尔支持左翼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也支持环保理念。他曾经在2010年法国地区选举时，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法国绿党巴黎地区竞选名单的最后一名，以表示对这个年轻政党的支持。 埃塞尔是一个对不公正世界敢于表达愤怒的风度翩翩的绅士。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埃赛尔也是一位捍卫无证件外国移民的领军人物。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呼吁法国保护那些非法外国移民的权益。1996年，巴黎警方强势驱除200多位躲在巴黎圣-贝尔纳教堂的非洲无证件非法移民，引发社会议论。德高望重的埃塞尔这时被任命为事件的调节人之一，他毫不隐瞒地对警方使用粗暴手段的做法进行批评，认为这有害无利。他继续跟踪政府对无证件非法移民的安置处理，要求政府能有一个“不把外国移民变成不公正牺牲品的政策”。他要求对外国移民进行真正的个案处理，对于将几百个外国移民合法化会造成“爆炸”的担心，埃塞尔表示这是毫无道理的恐惧幻想。他特别反对将那些已经长期生活在法国，有工作和住所的无证移民驱除出法国的政策。最后这些被从教堂驱赶出来的非洲非法移民，几乎全部获得居留权。 埃塞尔对外国无证件移民的同情，来源于他自己的身世。1917年生在德国柏林的埃塞尔在20岁时才加入法国籍，二战初期加入法国抵抗势力。所以，埃塞尔有一种“无国界公民”的自我定位和感受，他认为法国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移民，这应当是法国的财富而不是累赘。法国的移民政策既要与法国和相关国家的国家利益相符合，也要符合人类团结互助的基本精神。 一生都在与社会不公抗战的埃塞尔，自然也反对针对外国无证移民的歧视，更反对警察对他们的不当对待。2008年，当时的萨克奇政府推出所谓“选择性移民政策”，定出遣返非法移民的数字指标，将移民检查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中小学生上学的路上。埃塞尔在和当时政府部长面对面在电视电台上辩论时，批评政府为了完成数字指标的移民政策给法国带来的是不光彩。他也要求欧盟的移民政策能确立两项目标，一是打击非法移民的黑社会网络，二是打击非法雇用黑工的老板。他本人更是实际参与反对把非法移民子女驱除出法国的组织活动。 在《愤怒吧》一书之后，埃塞尔又出版了《参与吧》和《希望之路》两本书。他的最后一本书，名为《该你们玩了》，将在下周在法国出版。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埃塞尔老人还在电台专访节目中对各类问题侃侃而谈，毫无倦意。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希望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之上，而是要深入思考并实际参与改造世界的活动和行动。
埃赛尔从60年代初就呼吁法国保护非法移民的权益，在一些非法移民为躲避巴黎警方驱赶而躲进一家教堂时，埃赛尔充当调停人，呼吁警察不要对非法移民使用粗暴手段。一生都在为社会不公而奋斗的埃赛尔晚年名气大振，他书写的小册子《愤怒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本不到40页的3欧元小书，出版前六个月中，就加印12次，累计销售将近两百万册。版权被十多个国家的出版商买走。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奇观。更重要的是：他这本书被作为反全球化和经济危机运动的标志，多个国家产生了“愤怒者”运动。
年事已高的埃赛尔虽然以小册子《愤怒吧》在世界出名，但他本人总是以乐观的微笑来打动感染大众。他说话既大胆又循循善诱，充满诗意哲理，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尊敬。埃赛尔为了支持法国绿党，曾经在2010年法国地区选举时，将自己的名字排在该党巴黎地区竞选名单的最后一名。 对埃赛尔逝世的消息，法国政界人士立即做出反应。总统�朗德的女友，记者特丽艾维尔通过微博表示哀悼，赞颂埃赛尔非凡的一生。
联合国人权高专皮莱当天发表声明，对埃塞尔逝世表示悲痛。埃塞尔是人权领域的一位巨擘，他为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所作的工作已经足以为他在世界历史上赢得一席荣耀之地，但他继续不懈努力，在步入90岁高龄之后仍在致力于促进人权，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也发表声明指出，埃塞尔是20世界最伟大的人权倡导者、也是联合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的力量和远见卓识将激励所有人继续前进。 斯特凡•埃塞尔1917年10月20日生于德国柏林，拥有犹太血统，7岁时随家人定居法国。他在1941年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加入抵抗组织，后被“盖世 太保”逮捕并关入集中营，多次遭受酷刑。二战以后，他曾在1946至1950年间和1970年至72年间为联合国工作，并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此 外，他还曾负责法国外交部的人权与社会事务，及担任法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法国代表团团长等职。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 《世界人权宣言》内容：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 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 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 ㈠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 ㈡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 ㈠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 ㈡ 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 ㈠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 ㈡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 ㈠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 ㈡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 ㈢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 ㈠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 ㈡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 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 ㈡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 ㈠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 ㈡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 ㈢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 ㈣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 ㈠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 ㈡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 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 ㈡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 ㈢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 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 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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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09:57 PM PST  童之伟 2013年02月2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最近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很先进的执政理念，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
但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的笼子是什么？制度的笼子就是法律体系，它集中表现为宪法。可以说，宪法的原则、规则和精神，构成关权力的笼子的支架、栏杆和形态。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核心内容，是相关宪法关系主体严格在宪法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按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在法律世界，权力之外的另一大主角名叫“权利”。权利以个人或个体所有之财产为物资承担者，属个人或个体利益的法律体现，在其现实性上，权利概念的外延包括了自由。两相比较，权力的强度远非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权利所能抗衡和平衡。所以，欧洲启蒙时代有学者从国家角度将权力比喻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利维旦。
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无不经历过以王权或皇权为代表的权力恶性膨胀、恣意妄为、蛮横践踏个人权利的时代。历史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宪法，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成文的，都是通过限制权力的范围和运用程序的方式来保障权利不受践踏的。另一方面，权力受限制是其有效保持自身公共性质的必要前提。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宪法与其它类型的宪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社会就确立了一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对立的公理：每一个国民都是享有完整权利能力的公民，他们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制定宪法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一个统一组织体，形成国家的权力，由他们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代表他们行使这些权力；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的权力每人都有一份。
正因为如此，宪法将中国称为“共和国”，将“权力”笼统地称为“国家的权力”，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一切权力”在中国宪法中一般具体化为“职权”，在少数情况下被称为“权限”。“权限”强调的往往是相对于其它国家机关或部门而言属于本机关或本部门的那部分职权。我们据此可知，中国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之总和。
所以，中国全部权力的所有者虽是全体人民，但其行使者却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因而它也因其行使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职权，如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等等。
数十年来，中国制度的笼子往往关不住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究其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因为笼子的“栏杆”太稀疏、漏洞太大，或没有足够刚性和强度。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国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了权力相对于权利来说，体量特别大且集中程度甚高、强度很大，难以被关住。
关不住的强大权力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权力自身的公共性质发生部分蜕变，蜕变部分就沦落成了谋取私利、贪污腐化的根源；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权力而言太过于弱小，不足以平衡权力，进而受到权力的严重侵害。
在中国谈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必须正视权力的最主要部分还游荡于制度的笼子之外的各种现实：执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法律关系模糊，职能混淆，宪法法律中缺乏可以规范、制约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个人手中的权力；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尚无立法保障；还有一些基本权利虽有保障性立法但却因过于迁就权力主体的需要而实际上无法落实；存在执政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违宪违法但难以追究违宪违法责任的情况，等等。
要打造能够关进权力的制度笼子并实实在在地关住权力，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满足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
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只能由宪定的主体依照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宪法规定的机关、机构和官员由公共财政供养，其他任何组织不能由公共财政供养，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所以，任何机构，如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存在，处理属于国家机关“职权”和“权限”范围的事务，就是行使了国家的权力。如果这些机构不是宪定机构，它们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处于制度的“笼子”之外。将这部分权力关进笼子的办法只能是，要么将其交由相应宪定机构行使，有么将现有行使者的行为纳入宪法条款规范的对象。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执政党的机构必须按宪法的民主、法治原则和宪政的要求，回归其在政党政治中通常应处的位置。中国目前国家机构与执政党的机构事实上不分，在这种国与党不分的体制下，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不仅事实上等同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而且是本地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和官员。但宪法、法律却不能规范和调整党委、党委书记的行为，且党委及其下属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承担违反宪法、法律的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让权力的运用者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多数情况下肯定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中国当今主要应该把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现有的权力关进笼子。怎么落实呢？中共各级党委地位宪法化或党的机构非国家化，是可供选择的两条不同路径。所谓宪法化，指把各级党委的组织和职权明确写进宪法；而所谓党的机构非国家化，则是要求党的机构放弃现有的国家机构地位，成为不靠国家或地方预算维持的民间社团组织，其中未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也不具国家官员地位，不拿国家工资。但是，按宪法和宪政的要求，执政党各级党委显然不宜宪法化，而是应该在依法让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机构执政的同时，保持自己组织机构和专职党务干部的非国家化。
严格按民主、法治原则处理三种宪法关系。第一种宪法关系是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权力关系。宪法规范公民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无禁止即自由”， 宪法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却是“法律无授权即禁止”。处理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和维持权利与权力的动态平衡。第二种宪法关系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权力关系，宪法在这个领域的基本要求，是按分权和制约的方向来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它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或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得越权干预其它国家机关职权或权限范围的事务。第三种宪法关系是平等主体即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权利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人之间利益乃至财产平等交换的领域，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个人意思自治（指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权力一般不进入。
尊重和运用现行宪法本身包含的权力制约内容。谈到以权力制约权力，我们往往只想到宪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三方相互制约的规定，似乎除此之外宪法没有别的制约要求。但事实上，只要各个国家机关坚守职权分际，办事透明公开，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不仅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相互之间是这样，甚至国家权力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拿掉了此前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质询和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本意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得以免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干预。可惜此后全国人大未修改相应组织法落实这些规定。
落实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等基本权利，利用权利制约权力。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实行直接的和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允许自由参选，把选票真正交还给公民，公民就能通过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权力形成强有力制约。这是历史和各国现实证明了的真理。另外，切实保障公民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也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权力受到权利制约，其冲击或拆毁笼子的力道势必被降低。
设立违宪审查专门机关，建设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各国通常所说的违宪审查，在中国宪法中称为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价值在于遏阻国家机关和政党的违宪行为，让违宪者承担违宪责任。必须运用宪法监督体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一是立法行为，包括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立法不作为；二是国家机关和政党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违宪行为。广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包括对法律的下位法文件进行合法律性审查。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相信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不少，但以上几点是主要的，也是现阶段就可以逐渐做到的。
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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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09:55 PM PST 克拉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2013年02月27日
中国刚察——下午1点，一家藏式小餐馆内，四名中年男子围在放满了啤酒的矮桌旁。随着下午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这些人镶着金牙，在厚厚的羊皮袍子下穿着牛仔裤。他们对我说，他们是被重新安置的牧民，但是却没有牛羊，除了喝酒之外，他们几乎无事可做。
媒体对西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以自焚来抗议中国政府治下的政治和宗教压制的那些藏人身上。然而，在青海省这个尘土飞扬的小城，以及青藏高原上其他类似的地方，最普遍的问题是牧民群体的迁居。这种现象的起因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快速开发进程。
对大多数牧民来说，在中国共产党于20年前开始迅速加大在当地的投资以前，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太大变化。中国政府自诩明白怎样做对藏人最好，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始了一项“文明使命”，带来了显然好坏参半的结果。
一方面，连达赖喇嘛(Dalai Lama)都说，藏人应该对中国政府的投资心怀感激：公路、基础设施、卫生保健和学校。本月早些时候我造访刚察时，见到了一家新建的大医院，当地的学校里还有维护良好的体育场。住宅开发项目明快的淡黄色，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街后面的山坡上。
但是，中国政府也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各地藏人的自由，使得达赖喇嘛将这种做法谴责为“文化灭绝”。他们关闭了藏语学校。寺庙里经常有警察巡逻，还被强制进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去年，中国政府分发了100多万张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和中国国旗，供西藏自治区的寺院、学校和农户悬挂。而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却遭到禁止。
中国政府还下令私人牧场建立围墙，并重新安置人口（往往被强制执行），这损害了藏区牧民声称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运动开始以来（过去10年出现加速），西藏自治区和中国西部的藏族聚居区，共有100多万名藏族牧民被重新安置。据官方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从2009年到2012年，政府为让青海的藏族牧民定居，投资了5.5亿美元（约合34.6亿元人民币）。
牧民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生活方式，换来了每年的少许补助。他们经常被重新安置在镇上的小区里，就像我看到的那些彩色的房子，在这里当地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监视他们的活动。一名年轻的藏族人告诉我，“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把房子当成监狱。牧民群体已经消失了。”
剩下的人们已经被变成了社会的最底层。很多年龄较老的藏族牧民都是文盲，一旦花完了补助，除了偶尔能干一些建筑活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赖以为生。不会讲汉语的人抱怨说受到了歧视；他们称汉族的商店主不让他们碰农产品。
一个聪明的年轻教师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梦想着到省会西宁去，那里离这里坐大巴只需三个多小时。但是由于他汉语不流利，那个城市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现在只能呆在自己家乡的小镇里。
少部分人比较幸运。我的向导今年30岁，是一个聪明谦逊的人。他生长在青藏高原上一个半游牧家庭。他享有了父母所欠缺的受教育机会，英语和汉语都讲得不错。在我们的行程中，他穿着昂贵的耐克(Nike)外套，用的是iPhone 5手机。他在大城市成都有一份工作，每月的收入有1300美元，对未来似乎充满热情。
他的老家在一个大草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漂亮的过冬的小屋，草原上牦牛在慢慢吃草。我们来到他的老家时，他向亲人和朋友赠送了藏历新年的礼物。亲友对他的好运感到兴奋，然而他们的喜悦也掺杂着些许失落：这个年轻人离开了家乡的村子，他的成功也标志着牧民群体的消逝。
他说，“一上学真的就很难再回来当牧民了，现在我不可能再回去照看牲畜，太无聊了。”
克拉丽莎・塞巴格-蒙蒂菲奥里(Clarissa Sebag-Montefiore)是《TimeOut北京》杂志的编辑。
翻译：陈柳、张亮亮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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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09:50 PM PST
2013年2月21至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远在地球背面的中国政府，成为最大看客，密切盯梢日美首脑的一言一行。
安倍结束访美后，中国媒体（准确而言，都是中共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纷纷发表言论，讥讽安倍访美失败，“在钓鱼岛问题上未能如愿”，“未能获得美国的明确支持”，日美首脑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表明“美国支持安倍的热情并没有东京希望的那样高”，美国“给日本泼了一大盆冷水”，安倍之行“在刻意低调的尴尬中结束”，“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中共还故意把安倍三天的访美行程讥讽为“一日游”。
为了佐证这些言论，中共还炫耀“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吹嘘，美中关系足以压倒美日关系。就像一个暴发户，动辄当街一站，大拍胸脯：“老子有钱，你们能怎么的？”
反观日本媒体，对安倍访美，大多一片赞扬和肯定。他们普遍认为，安倍之行，“修复了日美关系”，“
巩固了日美同盟”，并加快了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步伐。民调显示，安倍访美归国后，日本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又上涨了5个百分点，达到69.6%，创下近年日本政治人物支持率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有媒体作出更为审慎的分析，比如《朝日新闻》，就发表社论说：“日美首脑对中国有温差；美国不愿卷入中日纷争的声音不小。”，社论呼吁安倍“不要以冷战态度来敌视中国，应该更具战略眼光。”考虑到《朝日新闻》属于亲中媒体，这样的言论不足为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射中日对照，日本有亲中媒体，中国有亲日媒体吗？日本有呼吁政府冷静的声音，中国有吗？中日两国文明程度的落差，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所谓“中美两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纯属扯淡！因为，二战结束已近70年，日本作为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历史，也已近70年，早已是世界和平力量、亚洲文明样板；而中国，依然深陷专制泥潭和冷战形态。若论军国主义，如要亚洲国家表态，多数会指称，今日军国主义，不在日本，而在中国；绝非东京，而是北京。如要谈美国担心，只会担心中共，绝不担心日本。
就连一贯亲中的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近日都指出：“中国正在恃强欺负邻国。”“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李光耀质疑：“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指二战后，获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善待世界，不仅从不恃强凌弱，而且总是扶助弱小、抗击独裁、张扬平等与民主价值，维护世界和平。）前些年，李光耀疾呼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
回头再说美日中关系。就在中日两国媒体对安倍访美的不同解读下，美国的立场到底如何？美日首脑会谈时，奥巴马说：“我想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告，两国联盟中的信任和纽带又回来了。”这句话指的是，美日关系曾因日本民主党政府要求驻日美军搬迁基地而闹得不欢，如今重获修补。
中国媒体避而不提的，还有，奥巴马延长了与安倍的首脑会谈，达1小时45分钟，并临时增加午餐会，副总统拜登也被临时邀请加入。这次会谈的内容，大部分没有公开。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奥巴马与安倍将积极配合，推动日本参与亚太地区民主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TPP）的谈判，此举，将在经济战略上，对中共构成牵制和围堵。
安倍访美，中共期待或者担心美国表态什么呢？莫非是在钓鱼岛争端上，美国宣示与日本联手，对抗中共，并不惜一战？华盛顿即便这么想，也不会这么说。美国并不打算用言语来刺激中共。中国媒体故意忽视奥巴马如下含蓄表态：“日本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之一，美日联盟是地区安全的核心基础，也是美国对太平洋地区诸多政策的核心基础。”
事实上，自奥巴马一上任，就大幅调整了美国国策，从全面出击转为全面收缩，遇事主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从单边主义回归多边主义，针对国际突发事态，多借助联合国、北约、盟国等机制共同应付；从战争状态转向非战争状态，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用中国术语来说，这一时期，是美国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时期。而且，不要忘了，奥巴马一上任，就意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在此光环下，奥巴马必定尽力约束美国，克制，隐忍，不轻动干戈，而力保和平。
安倍访美，中共舆论为美国没有为中日钓鱼岛争端明确表态而假装庆幸、假装欢呼雀跃，固然是自我打气，做样子给国内老百姓看，但也证明，中共对美国的奢望之重，挟洋自重，远超外界预期。人们不会因此被转移视线：眼下，针对中共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美国正对中共着恼，网络入侵、网络战争、网络冷战等词汇，充溢美国媒体；针对中共的制裁与报复，也是当下美国朝野热烈讨论的话题。
美中关系由此陷入新一轮严重危机。当此之际，中共媒体和御用学者，竟忙于挖掘美日关系的“缝隙”，以至于搜肠刮肚、夸大其辞；何不正视美中关系的岌岌可危？毕竟，本质上，美日关系，是同盟关系，如有所分歧，实属寻常而次要；美中关系，是敌对关系，即便有利益上的互需，两国战略对抗，才是主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2月26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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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01:42 PM PST 
在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北京政治圈最熱門話題之一是小李會否步「最佳影帝」溫總的後塵，當個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弱勢總理。小李比溫總在多方面有明顯優勢。第一，李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高材生，並擁有真材實料的經濟學博士，他是政治局委員中英語水平最高的「才子宰相」。更重要的是，假如胡錦濤真的淡出江湖，曾當過共青團第一書記而且是胡總嫡系的小李便會成為人脈遍佈黨政要塞的團派的頭頭。而溫總十年任內作為有限的主因是他沒有強而有力派系的支撐。
但小李面對的「人事內耗」困局比溫總於二○○三年上台時更複雜。記得胡、溫新政開局的頭一年胡總與溫總曾聯手對抗上海幫的跋扈作風，結果○三年四月沙士高峯時胡膽敢幹掉老江的親信、時為衞生部長的張文康。小李在七人常委中是唯一的團派代表，可說勢單力弱，而且他跟即將出任第一副總理的政治局常委、江系人馬張高麗關係一般。
畢竟中國總理的權限非常有限。總理只管經濟，所以國務院的大部份部委，例如外交部、公安部、與文宣部門都向其他常委負責。而且總理沒有人事權。大部份部長，包括百多個富可敵國的央企的總裁都通過中共中組部任命。習總一上台便把人事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
聞說小李履新後希望通過大肆改組國務院機構與整頓央企來樹立個人威信。這些方案包括把中央政府的二十七個部委通過合併砍掉起碼七、八個，例如鐵道部納入交通運輸部、科技部與教育部合併、統計局併入發改委等等。李同時要確保名義上隸屬於國資委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巨無霸央企要聽命於總理辦公室，不可以自把自為。但機構改革觸動了中共高層、包括百多個「紅色大家族」的既得利益。例如牽涉電網、石油等好幾個部門與央企，近年由李鵬與周永康等家族控制，連國務院總理也無從置喙。
小李的政治實力在中共二○一七年十九大後很可能改觀。和李同聲同氣的好幾個團派幹將，包括李源潮、汪洋與廣東書記胡春華有可能進入常委。而且團派在第六代領導層中人氣甚旺。目前九個六十後中央委員中團派佔四位。問題是團派在胡總執政十年間已淪為一個缺乏理想、只顧爭權奪利的幫派，以後要恢復胡耀邦時代的改革動力難上加難。
——台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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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01:31 PM PST
李安打敗多名入圍的頂尖高手，再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讓人不得不思考什麼是組成他脫穎而出的核心元素？是東方與西方的心靈結合嗎？
忠實拍出他的東方
電影是視覺的產物。視覺和理解、權力以及知識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透過「正規性的凝視」和再現，電影於是形成一組語言、情感、行為、文化、象徵等多重符碼。這種視覺文化經過現代科技的多媒體混合，使視覺和對象產生距離，並因此形塑出知識與觀賞位置。性別與階級特別適於進入視覺文化的表達空間，像是男性的凝視、殖民主義的凝視、權力者的凝視都表現出權力、階級與文化的內涵。
異國想像是視覺文化引人入勝的題材，這正是李安的專長。西方人看《喜宴》、《臥虎藏龍》、《少年PI的奇幻漂流》，呼應了他們對東方的異國想像。李安毫不諂媚地忠實拍出他的東方，平等自然而高貴的東方氣質，超越了「東方主義」時代所批判的主客觀看的尊卑權力位置關係，進入所有人種生命共同體的平等感受境界。他融合東西文化與人種的精密用心，得到了心態開放、信仰多元價值的洛杉磯電影學院會員的共鳴。
理性凝視與視覺感性之間深層關係的掌握，是李安成功的另一要素。他的理性摻有溫厚慈悲的個人人格特質與修養，因此他的電影每部都充滿諒解、寬恕、包容與溫暖，凝視中沒有階級、權力的影子；而故事邏輯、導演能力和電影技巧卻是極其理性的產物。在視覺感性方面，他的片子色調溫柔、音樂纏綿、人物可口、調子含蓄，就像他的人一樣雍容自然，毫無矯揉造作。
作品通俗而不媚俗
李安的電影在通俗與庸俗方面做出很高明的區別。他的電影不說教、不彈高調、不誇張、不擺場面、不裝氣勢，但故事卻很通俗而有趣，老少都看得懂，就像一篇大白話文的佳作，擺脫了與通俗先天黏在一起的庸俗的宿命。從俗而不媚俗的分寸掌握，是他成功的另一因素。
所有這些其實都來自他的人文主義涵養，並且需要對自己非常誠實。這是學不來的，卻是藝術家、文學家最重要的條件。有人問大提琴家馬友友成名後為什麼還去哈佛大學旁聽，他說培養人文涵養。這才是李安、馬友友成功的祕密。
——（2013年02月26日 台湾苹果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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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11:33 AM PST 
去年12月习近平去访问离北京180英里的一个最穷的村子，骆驼湾，是在河北的阜平县。居民只有600人，完全靠种老玉米吃饭，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只有160美金。
习近平到村里居民的房子里，这个居民姓唐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工作得很辛苦的。年纪也很高了。60以上了。习近平特别选这样一个特别穷的地方到那个床上去坐一坐，那个床上好像也很脏。小孩也都很脏，他还拍拍他们的头。他们在火上烤土豆的时候他们还吃两口。表示他跟老百姓是打成一片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共产党的老手法了。表示亲民。
不过这变成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本来是温家宝最擅长的事情。温家宝在访四川灾民的时候也特别表现出亲民，到受灾受难的人家中慰问，习近平也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倒是特别值得注意了，因为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就引起全国的注意。许多人许多钱都来了。这里面报纸上报道第一个好像是地方政府、县政府想办法，因为它那儿只有600人，每个人给160美金，那就是他们全年的收入。然后一瓶油还有一袋米。这些都是在那个地方非常贵重的。米是吃不了的，平时只有老玉米可吃。现在居然有了米。
但是这个当然一袋米、一瓶油也管不了好久，但是暂时他们都很高兴。好像还有一个富商，他自己好像是从东北来的，他在电视上看到在这件事情非常感动。500里以外开着车来带着很多现钱，发给这600个居民，同时还带来一大批电视什么的可以让他们看。这个地方受到特殊的待遇了。再一个就是地方政府把它的墙粉刷起来，把它的房子外面也油漆起来。都是耳目一新。另外，政府的研究人员也跑来了，研究怎么样实现习近平的建议'只要努力能把黄土变成黄金'。 所以现在有许多人献策，有种种献策， 包括要把它变成一个游览区，因为这是山区，好像如果发展起来就可以变成游览区。还有可以种人参，那是值钱的。总而言之，这件事情一发生，骆驼湾的600居民是大占好处是没问题的。而且省政府方面也发表了一个公告，要捐出四千万美金的钱来救济当然不只是这个村还有阜平县，还有其他类似的穷的县，但是当地老百姓就下了一个注脚，说现在贪污非常普遍，到底这些钱能不能到我们穷人手上那就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闹得是非常大，大到一种程度就是现在这600个人大概生活会好起来，另外就是新华社，电视台对这件事情的宣传也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所谓不可想象的地步就是它要建立习近平亲民的形象。要称他为人民的总书记，而不是党的总书记了，他是人民的总书记。因为说他十几岁下放到山西的村子里就是习惯于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吃什么苦他也吃什么苦。等他走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21岁了。那个时候就成熟了，成熟了以后就完全决心要为人民服务。现在他就下定决心要看中国最穷的人是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并没有具体提到。 只是这一个村子就变成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村子了，这600个人至少暂时要脱离苦境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概念，我们平时看到中国政治概念并不是很清楚。共产党下访也是常有的事情，毛泽东从前在搞大跃进的时候希望全国人民都拥护他，所到之处好像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都欢天喜地，生活也非常好，到处贴的人民公社好什么之类的。实际上都是假造的。 习近平这次好像给通知的时间很短，他访问的居民姓唐的说半个小时以前才知道习总书记要来。当地的一个村的书记也是个农民，大概70岁上下他说他是7点以前已经知道了。不过这个事情跟毛的不一样，毛的是要看老百姓欢天喜地所以要造假，习要看最穷的地方他用不着作假，所以这倒是很真实的，不过问题就是他提出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像这样的访问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非常荒唐的。全国的反应也是如此。地方政府的反应、东北一个富商开着车500英里以外到这个村子来也是借此机会想建立功勋。让中央能注意他，可以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好处。 所以这个600居民的骆驼湾就变成被大家利用的一个地方了，可是从共产党新华社的种种报道看来好像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得不得了的之大，而且说习近平在所有总书记中中在领导人之中是最能体贴老百姓的。如果他们想靠这个办法来维持社会稳定，因为他们也知道贫穷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而且在十八大的时候正式宣告，习近平也说怎么样消灭贫富不均的情况是目前党内最大的一个考虑。最大的一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中我们看不出共产党说能够有制度上的改变。因为这个贫富不均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现在有这么多人把钱都捞到自己手上，那么边远地方的穷人那是可以想象有多少的。我们不可能相信骆驼湾就是唯一的这样一个穷的地方。其他类似骆驼湾这样的穷的地方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这也不是习近平到每个地方去访问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严格看起来共产党对法治是毫无任何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才想到我只要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就得到好处了。但是这个老百姓只有几百人，中国有13、14亿人，你怎么能够靠一个总书记的访问就能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好像共产党就假定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正道。因此才变成全国性的宣传。这就可见共产党对现代政治是毫无概念，当然有一点概念那都是传统来的，传统上中国有清官下访，甚至有皇帝也是化妆出来到老百姓那里去看老百姓生活怎么样呀种种，那是偶尔发生的，那也不能不起作用的。这个只是一种表演，就跟温家宝到处去表演一样，党的方面至少有一部分，新华社这一部分人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突出习近平的形象，制造一个新的形象。 可是从整个共产党制度来讲，似乎好像用这种方式来推脱它从前讲的要打苍蝇、打老虎，彻底铲除贪污跟腐败，这一点并没有做到，只有几个少数的中层的，打的是苍蝇而不是老虎。 打老虎跟打苍蝇这本来是蒋经国在1948年到上海去办的事情。上海有许多商人囤积居奇他要打，但是遇到最有势的孔宋他又不敢动，所以后来人就讥笑他只能打苍蝇而不能打老虎。打苍蝇打老虎这个方式好像现在也被共产党继承下来了，所以习近平口口声声要打老虎，也打苍蝇，所以他这个方式很坦率就是说打不到老虎就打苍蝇。所以打的到现在为止顶多都是中下层的一些贪官，这些人也刚好倒霉给碰上了，但是我没有看出来整个制度有制度性的改变，只是要靠个人形象到每一个小村子去做点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根据2012年11月22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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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3 11:15 AM PST 
十八大文件是新旧口号的汇编，不太像政纲。新领导的政纲，我没有听说过。能听得到的，有六条：一，实施宪法，依法治国；二，反腐败；三，提高效率；四，GDP翻一番；五，调整收入分配；六，接受苏共解体的教训。这六条都好，第一条尤其好，最重要。至于做得到做不到，我不知道，我只能作一点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粗浅的分析。
我想分析一下这六条的内在关系：它们能不能兼容？方向是一致的，还是互相矛盾的？我的印象是：如果以“实施宪法依法治国”总揽全局，条条都可以各得其所，都有可能实现，而且能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中的道理，想一想就清楚了，用不着我啰嗦。 如果以“反腐败”来总揽一切呢？离开了法治，那就难免滑到以“反腐败”之名，行非法斗争之实的邪路上去。薄熙来黑打黑，就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 如果以“提高效率” 来总揽一切呢？能总揽吗？搞得不好，会不会发展到战时体制，直到军国主义？那是希特勒走过的邪路。 能不能以“翻番”来总揽一切？怎么区别于大干快上大跃进？再说，如果GDP翻了一番，说不定消费品价格也会翻一番，说不定腐败和空话会翻两番。至于贫富鸿沟和基尼系数，反正谁也不知道它们翻几番。讲到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谁能告诉我应该用什么指标来作出“正比”或“环比”？ 能不能凸出“调整分配”？我不知道怎么凸出法。莫非是重搞“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能不能以“接受苏共解体教训”来总揽一切呢？如果“接受教训”是指必须确保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的生杀予夺的特权，那么，在砧板上听任宰割的鱼肉，除了人民，就是法律。这和实施宪法势成水火，太不相容了。我实在想不出来，两把“刀子”能和什么东西兼容。 当然，如果需要接受的教训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好极了，这本来就是中共《党章•总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最好最权威的总结。真能下决心接受这个教训，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这样，共产党就必然由有领导有计划破坏法治的力量转化为正能量，转化为实施宪政励行法治的强大动力。反腐败就能打开新局面，提高效率转变作风都不成问题，GDP翻一番能完满实现，调整收入分配以和解社会矛盾，团结国内各民族以达到长治久安，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受尊重的有信誉的和平因素，都是有把握的，肯定都实现得了！ 这也正是无穷无尽力量之所在。以党章总纲团结全党，以实施宪法凝聚并服务于全民，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哪个党员敢不赞成？作出这一正确选择，胜过任何“千军万马”和“战略策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以总书记之尊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总纲，以国家主席的权威坚持宪法和法律的生命，新领导就肯定立于不败之地，还有什么有组织的障碍无法逾越，什么老大难的疑难杂症不能霍然而愈？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选择。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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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5, 2013, 6:37:20 AM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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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一张太子党的“全家福”告诉了我们太多太多
- 中国官媒讥讽安倍访美遇冷 最后发现可笑的却是自已
- 胡平：两会＝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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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鳴：誤讀的尷尬（文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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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02:55 PM PST
愚笔上月下旬为本专栏撰写的文章《昔日胡耀邦的死敌今日寄希望于习近平》披露了当年曾因巨额贪污诈骗并将整麻袋的脏款藏在中南海家中而被时任党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批捕的“刑满释放人员”，曾是毛泽东御笔、邓小平佞臣胡乔木其人的长子胡石英在纪念毛诞的会场上演讲《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时，吹嘘完自己当年是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幸福生活之后还吹出一则令所有到场者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的“话说当年”：却原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习近平还只是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普通秘书时，曾经自愿和王歧山、薄熙来、刘源等人聚拢他胡石英门下，每月都会按时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政治学习班的讨论活动，胡石英还特别强调习近平和王歧山如今上台伊始即一再公开表演的脱稿讲话的的能力，都是当年因为他胡石英的提倡才被训练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也许是为了对外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胡石英最近又指使手下故作不经意地把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随便”贴到网上，照片中除上述四人，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陈云长公子陈元，以及薄熙来胞弟薄熙成等。该照片摄取二零零六年的某一天，地点是北京浙江大厦的主宴会厅。照片的第一排是陈元居中，左右两边分别有彭丽媛等数位贵妇；第二排是习近平居中，左右分别是胡石英和王歧山。刘源和薄熙成则并列在最后一排。 据一位曾经被胡石英许诺聘任中国国情调查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的前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透露，那还是二零一零年底或次年初发生的故事，当时是胡石英召见他时让他先为研究院展开网上宣传工作，并让秘书给了他两张彩色照片，一张是前面说的太子党成员合影，另外一张是同一场合上拍摄的三人特写：内容丰盛的巨大宴席桌前，习近平居中，左为王歧山、右为胡石英。此时的习近平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王歧山则是副总理，所以这位副研究员即按照胡石英的吩咐在把照片贴到互联网上时加注了“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这句说明。 再到后来，这位受命先为胡石英的所谓中国国情调查研究院做一下网络宣传的研究员已经向自己干得好好的原单位北京市社科院递交了辞职报告之后才发现胡石英居然是在重操他八十年代 因此而被胡耀邦批准逮捕的老行当：吹牛诈骗，所谓的中国国情调查研究院根本就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胡石英名片上的假单位。这块牌子打出之后没有几天，胡石英干脆又把他的这一“单位”更名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而且自封为“常务主任”。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上网一查。 至于最近这一次所谓“旧照传出”的操作过程，前位早已经弃胡石英而去的北京社科院前研究员当然无从知道，但他相信肯定是故意而为，因为那张被海外媒体调侃为中共太子党“全家福”或者“太子党组织生活”照的合影上方虽然还保留的是两年多前由这位研究员添加上的那句表现习近平和王歧山当时职务的说明，但又另外另外特别提醒了该照片是2006年拍摄于北京的浙江大厦，因为当时的习近平的职务还是浙江省委书记，而这场在京太子党大聚会在浙江大厦举办，毫无疑问是习近平作东，邀请曾经在中南海红墙里一起生活过的红色兄弟姐妹们为自己捧场，央告众位兄弟姐妹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利用各自的政商影响力为他习近平在次年召开的十七大上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扫清障碍。 笔者一个多月前把《昔日胡耀邦的死敌今日寄希望于习近平》一文电邮给一位早已经在美国安家立业的“太子圈内人士”之后，这位人士回邮说他曾经在圈子里听闻胡石英曾经在与习近平等人的聚会上吹牛说自己的才高八斗和博学强识是如何令韩国的一位前总理第一次见面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便不敢再称他为胡先生，而是以“胡子” 尊之，如中国古人尊孔丘为孔子，尊墨翟为墨子一样。而习近平等人日后还真就把他们平时叫惯了的“胡大哥”三个字给改成“胡子”或者“胡夫子”了。 也许这本来就是中共太子圈里为调侃胡石英和习近平编出的段子，但习近平和胡石英之间的关系之铁确实被人家胡石英晒出的亲密合照狠狠地证明了一把。当时的聚会地点北京浙江大厦是浙江省政府全资投建的，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的驻京办，应邀出席的陈元陈大哥是国开银行老总，金口一开其手下的浙江分行即可为当地某个大项目追加成十上百亿的投资；王歧山是时任北京市长，刘源是时任军科院政委，薄熙成担任董事长的贸易公司虽然不能与王军和邓质方的公司同日而语，但做的也是动辄数以亿计人民币成交额的大生意……相比较而言，名片上的职务最多，实际上却是长年靠吹牛行骗游走于政商之间的胡石英是最没有出息的一个，但却能够成为习近平的所有嘉宾中有幸位列东道主习近平身边者，难怪有中国大陆内部的网评说习近平公然为昔日巨额诈骗犯、劳改释放人员胡石英张目，也就间接否定了胡耀邦----至少是在胡耀邦与当年的党内左王胡乔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之间站在了支持胡乔木一边。 几乎可以肯定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歧山，都不会乐见这张太子党的“全家福”在互联网上被广为传播，因为外界可以从这张照片中解读出的故事太多太多。外界因此而明白了习近平这一届的中纪委书记为什么不是张高丽、不是张德江……，而偏偏是论资历、论专长都应该是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才对的王歧山；这张照片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如今已过六十八岁生日的陈元早已经超过正部长级最高服役年限三年整仍然还要坚持在国开银行董事长位置上等待在下月的两会上晋升副国级；这张照片也令外界还明白了为什么去年的薄熙来在自己老婆的杀人案已经东窗事发之后竟还敢在全国人大会议场合当着所有中外记者的面向时任党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叫板，继而为什么毒杀外国人的首犯薄谷开来竟能逃过一死……有了如上的因果，后续的故事之一就是薄熙来本人也笃定会被习近平刀下留人。
——RFA
附一：昔日胡耀邦的死敌今日寄希望于习近平（高新）
在本栏目的上一文章《毛家帮果真绑架了习近平》中我们向读者和的听众们介绍中国大陆上最为习近平的上台而欢欣鼓舞的政治族群，既不是党内真正的改革派势力，更不是党外自由派阵营，而是已经在政治上结为紧密政治同盟的社会上的极左政治集团、毛家帮主要成员和爱国愤青中的左翼势力。当年毛泽东的御笔、邓小平的佞臣胡乔木的政治传人、“刑满释放人员”胡石英在纪念毛诞的会场上向上述三股势力的代表人物们吹嘘如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新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当年都曾聚拢在他胡石英的门下，其最获好评的脱稿讲话的那点儿能耐都是他胡石英当年给培养出来的。
这位胡石英在如今的八十后和九十后的爱国愤青中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二十多年前的中共政坛内及整个北京城里他可谓大名鼎鼎，因为他当年的巨额诈骗案被查处，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 近些年里胡耀邦后人及生前秘书、工作人员们陆续出版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85年，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及万里等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 文章中还记载说：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 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按照万里当时的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说法，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这位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的人士形容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另外笔者在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即听到过从“陈云同志处”传出的消息，说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至于当时邓小平在胡乔木被抄家的问题上曾经做何表示，笔者从未听说，但当时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他身边的喽罗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 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个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大规模学潮，其时已经是自由之身的胡石英被北京大学生们的愤怒举动吓得逃往南方避难。“六四”镇压之后，回到北京的胡石英立刻重新活跃起来，四处活动为自己平反，要求恢复自己的公职和中共党籍，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两任前总书记都没有搭理他，胡石英只好自己动员一些无耻文人为他在一些地方小报和网络上写吹捧文章，明里暗里地散布他是胡耀邦时代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暗示他在看守所里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才几乎被折磨致死。 也正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总书记都没有搭理胡石英的所谓冤情申诉，所以至今还被北京市公安部门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的胡石英显然是把自己政治生命的复活寄托在了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身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附二：毛家帮果真绑架了习近平（高新）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全党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此，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让我们共同努力，激活并联合全党上下、体制内外的各种健康力量，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研究十八大政治报告内容，运用毛泽东思想，推动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开展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指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如上报告词乍听上去很象刚刚被宣布从习近平手中接过了中央党校校长职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所作的学习落实和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报告内容，但实际却是自封为“乌有之乡”网站站长的范景刚前不久在纪念毛诞119周年上的对全中国的毛派和左派势力的政治动员令。
众所周知，无论是毛家帮还是自封左派的“乌有之乡”旗下的乌合之众，自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就一直是扮演现行体制之外的政治和理论“反对派”角色的，如今对新总记习近平居然如此自觉自愿地表示政治迎合并宣誓坚决效忠，委实另人吃惊不已。 在邮件里贴给笔者如上内容的国内记者哥们儿说，真搞不懂你们外面的人怎么就那么天真地期待共产党的新总书记。你们怎么就看不到这新总书记一上台，就让国内左派和毛家帮势力个个兴奋得跟打了鸡血似的。 这位国内记者哥们儿还挖苦笔者半月前的那篇《为毛家后代说几句公道话》中的些许内容有处心积虑帮助习近平和毛家帮拉开距离之嫌。 事实上“毛主席这个名字真响亮……”的说法是早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习近平还没有接班的时候就已经在许多左派和爱国愤青网站上流毒甚广，是左派文人和爱国愤青们人人都会背诵的“习近平语录”，完整的内容是： “毛泽东”这个名字是最响亮、最有震憾力的。因为毛泽东有一颗太阳的心，孕生的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寻求和坚持正义、爱心、良知和社会道德责任。毛泽东的家庭和亲人为践行他的教育思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总让我们泪流满面而感动。在当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和价值观扭曲的现实下，追忆毛泽东对家庭和亲人教育的故事，品读中国“第一家庭”的人格故事，更让我们坚信：“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上内容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习近平的原话，但左派网站上传来抄去，即使最初是谎言如今也已经被当成了“真理”。来自毛家帮内部的消息说，正在由军内的毛泽东思想的“专业研究人员”抓紧完成的《毛主席语录》（新编本），将会以这段“习近平语录”为卷首语。毛家帮成员正计划上书习近平，建议习近平能够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举行的毛诞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向全党发出学习《毛主席语录》（新编本）的号召。毛家帮成员还信心满满地表示，因为《毛主席语录》（新编本）是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整党建党、为人民服务和爱国主义等为主题，已经不合时宜的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内容都不再收录，完全符合新形势下的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的主流，最惦记毛主席的好处的习总书记断没有不接受的理由。 也就因为早已经有了这样一段所谓的“习近平语录”，老左们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习近平“早日接过革命的班”的“无比期待之情”。接下来，习近平一经上台，老左们、爱国愤青们以及毛家帮的遗老遗少们便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的每一次公开讲话，而且随时能够从中找到足以令他们感觉振奋无比的内容。比如“乌有之乡”的纪念毛诞活动事实上就被开成了学习十八大精神，自觉与新总书记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的表态大会，自封为著名电视主持人的司马南便宣布纪念活动的目的就是“热情讴歌毛泽东思想”，“积极评价十八大成果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新气象”，并号召与会者用帮助习近平“纯洁共产党”的实际行动“纪念毛主席”。 范景刚在会上发表的以“乌有之乡是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中说：时值党的十八大胜利结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态坚要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下定决心整党反腐，引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之际，无数人心中洋溢着温暖和幸福，对未来充满期待和希望。大家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感受到了毛主席那样自信大度的风采，领悟到了毛主席当年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战略意义。我们也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议，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毛诞纪念完了之后，习近平如上讲话再次引来国内左派和毛帮的万众欢呼，甚至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终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人手中”、“事实已经证明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合格接班人”这样的语言来欢呼和称颂。 而右派方面的感受则至少可以用“失落”二字形容。网络专栏作家安替在微博上发表的评论较有代表性：“渴望‘政改’的人们，在习主席这番改革前后不能割裂的讲话之后，能否洗洗睡了？连‘文革’都算是社会主义探索了，那你们还在这儿期待什么？” 不仅仅是习近平，同样是红二代出身的即将接替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俞正声的十八大“入常”，也令毛家帮和左派人士大为振奋，要求重新正面评价，甚至全面肯定“文革”的毛派和左派文人大都引用了俞正声前年五月的一次大学讲党课的评毛内容，原话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去年十二月底的纪念毛诞活动中，当参与者个个都十分激动地纷纷赞扬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表现都是在努力向毛主席学习、积极向毛主席看齐时，毛时代和邓时代里最著名的党内左将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自吹说：“79年、80年那个时候，我召集一部分干部子弟，开始探索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把握方向，组织了一个小的学习班子一块座谈。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有：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成、刘源，……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聚会两次，多数情况下都在七八人的样子，也有十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大的探索、追求，包括国内外所有的思想都去研究的这样一种风气……那个时候就提倡脱稿发言，锻炼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言下之意，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歧山，如今此二人一上台就讲话不照本宣科的本事都是他胡某人早年提携和培养出来的。 看来，左派势力和毛家帮合流之后，不但已经绑架了新总书记习近平和新常委俞正声，新的纪委书记王歧山也是他们政治绑架的目标之一。至于面对毛派和左派的衷心拥戴和热烈期待，习近平会主动迎合到何种程度，下篇文章再继续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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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02:28 P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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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02:09 PM PST  两会在京举行，各方议论纷纷。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自己制作的视频评论两会，题目是：到底是"两会"还是"二会"。这里的"二"是"二百五"的简称。"二百五"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骂人、挖苦人嘲笑人的说法，意思是傻、楞，说话做事犯浑，不靠谱。 这位网友提到两位人大代表，年纪最小的和年纪最大的。那位年纪最小的代表说，我被通知当上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因为事前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年纪最大的代表，名字就不必说了，一连当了12届全国人大代表，居然从来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 又读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一篇采访。葛剑雄告诉记者："政协委员的产生，不是说你个人有这个意愿，然后申请加入的，而是非党员由统战部、党员由组织部提出名单，由中央批准了以后，交到上一届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由常委会来选举。这里面缺了一个很大的环节――他本人愿意不愿意呢？现在听说有些单位已经采取了事先通知、公示的做法，但大多数单位没有这么做。很多政协委员是报上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自己成了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竟然是这样产生的，"两会"怎么能不成"二会"呢？ 每次两会，都会冒出几个无知无畏的代表委员，拿出一些提案，让人哭笑不得。 这次会还没开，一位名叫朱列玉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提案就引起关注。这位朱列玉建议在国庆、春节、清明和劳动节等四个节假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乘坐火车。他还建议把刑法中关于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为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则提出，慈善立法势在必行。慈善立法，就是要求每个人的工资，必须有一笔钱进行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 中国的两会不仅仅可笑，而且可耻可恶。 在贪腐之风日甚一日的中国，一个阳光法案，提出二十多年了，至今仍进不了议程。两会召开之前，天安门母亲再次发表公开信，敦请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来关注讨论八九"六四"问题，把推进"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迄今为止，这些代表委员们却依旧装聋作哑，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问题。无怪乎民间对二会恶评如潮，嗤之以鼻。 2010年12月2日，艺术家艾未未和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有一场对话。其中，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编李玉霄讲到，他从2006年开始做两会的新闻，新闻发出后有网民跟帖。原来还有一些正面的评论，到了08年09年，只要是两会的新闻，不管是代表委员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网民的跟帖，百分之百都是骂。他们不得不把跟帖关掉，"不关整个就不能看了"。 由此联想到所谓素质论。今日中国，朝野如此对立，泾渭分明，可见素质论是站不住脚的。金刚石非常坚硬，石墨却相当柔软，两者都是由碳原子组成，区别在于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今日中国的问题不是国人素质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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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12:48 PM PST 
申纪兰是目前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2月，她再度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曾引起公众对其履职能力的质疑。前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苏平向媒体解释说，申纪兰在山西深得老百姓拥护，能把最基层老百姓的声音反映出来，“如果不让申纪兰当代表，估计山西老百姓反对的声音会更大。”但是从目前官方公布的全国人代大表选举方式来看，全国人大代表大多是同下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的，那么如果不选申纪兰哪些人会反对？
申纪兰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神话？
从1954年第一次骑毛驴到长治市，坐敞篷车辗转到太原，转火车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到今年直接坐动车组来北京，已经整整参加了59年的人大会议，这期间就从未间断过。如果算上再干5年，就是连续任职64年，别说中国独一无二，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八十多岁的申纪兰，不仅曾经跟毛主席握过手，跟周总理吃过饭，被江泽民称做“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惟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甚至还有人要以其从政经历之长为由申请吉尼斯记录。
这些消息实在值得“庆贺”，申纪兰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了政坛常青藤，而且创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神话。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人大，她就一直是代表。一个从来只是举手机器，却没有投过任何反对票和弃权票“人大代表专业户”， 她说“党叫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她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对国家一直拥护。”
克林顿曾这样议论卡斯特罗：“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总统；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总统； 我工作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结婚之后，他还是总统； 我当总统了，他仍然是总统；我下台了，他仍然是总统……”希望克林顿不知道中国有一个申纪兰，因为她早已经打破了卡斯特罗的从政纪录。
关于申纪兰如何当“代表”？
首先我们要问的是，申纪兰是人民选出来的吗？非也，她是由代表选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代表选代表，官员选官员”。 申纪兰早就坦然承认自己平常没有跟选民交流，她表示“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麻烦人”。一个与选民没有交流的人，如何去反映民意？其次，申纪兰能代表农民吗？非也，如今住在农村的不一定是农民，就如同过去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不是农民一样，申纪兰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退休地厅级干部，不仅如此，申纪兰的全家都是高官，丈夫和儿子是局长，女儿是师级军官。
再来谈谈其参政议政的能力，抛开文化知识水平不高这一点，只简单讨论一下她到底有没有从政本身的判断能力。对此民间早有评论，那就是“大跃进她赞成，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她赞成，斗刘少奇她赞成，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她赞成，否定人民公社她赞成，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从这些经历来看，这种从来没有一点政治主张的人，怎么能够做代表？
武侠小说常言，千招会不如一招精。申纪兰屹立59年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她有一招精，而且很精、十分精，都快成了条件反射，比和尚说“阿弥陀佛”还顺溜，这招就叫做“赞成”。用申纪兰的话就是：“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得对党负责，咱们在表决上就要顾全大局，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招数用的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了必杀技。如此看来，也许申纪兰也许文化水平不高，但其官场应变能力绝对是大师级水准。
赞成和反对哪个更爱国？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盲目的赞美多一些，还是需要理智的批判多一些？从中国政治传统要求来看，国民要忠君爱国，服从掌权者。因此，在这一政治传统之下，当了59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从没投过反对票的原因便一目了然，她不拥护就不反对，秉承中庸之道；不拥护就是保留，这就是申纪兰的民主，所以她能连任十二届人大代表。事实上，她不是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是在代表人民服从国家权力。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犯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然后指导他改正错误。对于国家和党而言，道理亦是相同的。改革开放之前，正是由于没有人大代表投反对票，政治灾难频繁发生，先是五七反右，接着是五八大跃进，最终酿至"十年文革"，试问：若当时人大代表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说不，掌权者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就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吗？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再是如森林一般林立的手臂，而是委员代表们对骂乃至大打出手，就像现在人们经常嘲笑日本、韩国、乌克兰等很多国家的议会开会时的样子。尽管有些不雅，但却是真正代表着自己所代表的民意。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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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12:40 PM PST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4日/ “两会之际”一事一议】电视上的新闻节目里，“两会”代表对记者侃侃而谈，很为能参政、议政而自豪。不过，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句话实在精彩──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见图）表示，“我们每一次其实都是在那儿学习报告”。
没错，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三大会议，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上，代表们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学习党中央的报告。甚至共产党中央的全会，大概也是中央委员们学习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常委，特别是总书记，这些党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或者，他们的“重要讲话”。 学习报告，领会精神，一向都是代表们的本分。他们尽职尽责，称赞那些报告“高屋建瓴”，是如何如何的“深入”“具体”，“切合实际”，因而“催人奋进”，诸如此类。领导人分别参加小组会议时，代表们当着领导人的面，大发赞扬之辞，而领导人们也很配合，听代表们发言时作认真记录状，然后他们也讲讲话，通常就被视为“重要讲话”。 这种学习状态的体现之一，就是小组会中代表们就坐的场景。可以看到，小组会会场，与大会会场，很是相似，领导在台上，或在显要位置。中国有所谓“五不搞”，各种“人民大会堂”与其它国家议会会场不同，其特色十分明显，而这显然有利于体现“学习”的态势。 正好，今年“两会”之前，习近平到中央党校，在该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号召中共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中共党内的学习风气如何，外人或许不大清楚，反正习总书记讲了“学习与思考”、“学习与实践”，没有讲“独立思考”，对“唯上”式思考没有一句批评。那么，不奇怪，中国的三大会议上，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的“学习”早已蔚然成风，那些从不投反对票的代表，即为当之无愧的“学习模范”。 上个世纪80年代时，改革中曾出现一种趋势，代表们注意转变态度，从习惯了的“学习”转为“审议”，而且“审议”时以“质询”为职责。同时，新闻媒体也很关注那些敢于质询的代表，有质询出现即为大新闻，可能有质询出现的场合，当然是记者抢新闻的目标。 这一趋势，使得中国政坛呈现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而倘若这一趋势得以发展，则以“没投过反对票”为荣的代表，就会逐渐过时，趋于消失。 然而，这一趋势在“六四”之后中断了，学习之风重新成为主流。 或许，习先生的“中国梦”，体现在“两会”上，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民间有识之士的“宪政梦”，体现为直言不讳的批评、质询，也就是，制衡。 习先生呼吁学习，这篇小文，就以列宁讲的一件事结束── “一位‘中派’代表“向我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这是多么残酷的斗争，这是怎样在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论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呵！……’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这才不是无休无止的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无谓口角，人们结束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诧异地耸了耸肩。原来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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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r 2013 11:02 AM PST 
以讀書人的視角，人和事件，都可能被誤讀。因為後人看前人，看過去的事情，基本上要看文字材料，誤讀，難免。但有的誤讀，卻是有意為之。
對於文革，在很多年輕人眼裏，就是一場整當權派的狂歡。把這些人當走資派揪出來，戴高帽子遊街，坐噴氣式鬥爭。大鳴大放大字報，想怎的，就怎的，是有多麼的爽啊。吊詭的是，不僅年輕人這樣想，連一些經過文革的人，一提到文革，腦袋裏也是這樣的畫面。所以，在當今權力腐敗到如此程度，官民矛盾尖銳的今天，渴望再來一次文革，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是，實際上我們說的文革十年，揪走資派的狂歡，僅僅幾個月功夫。然後就是軍管，兩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接下來，最初衝殺最猛的造反派，就先後被鎮壓了。只有被中央文革看上的那一派，才會得勢。文革中打人，整人，打死人最多的，不是全民炮轟走資派那一段。最初的老紅衛兵破四舊，打殺黑五類，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分子，整死的人不僅被打走資派時多，而且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數以百萬計。多起文革大屠殺，殺的基本上都是黑五類，成分不好的人。
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一般只持續幾個月，高潮時雖然讓人受不了，頂一陣也就過去了。但文革卻是持續十年的高溫，政治高壓一直維持。從中央到地方，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都很緊。階級敵人不斷地被迫擴張隊伍，原來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加上敵、特，而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到處亂扣。此前當過國民黨的兵，入過國民黨和三青團、加入過會道門的人，頂多屬於一般歷史問題，在文革中，卻都有了麻煩。即使是根正苗紅，一點毛病沒有的人，只要領導看你不順眼，一樣可以被整。文革起家的新領導，脾氣都比較大。那也是一個動輒獲咎的時代，對毛澤東的崇拜，到了頂峰造極的地步，任何人只要無意中被人認為冒犯了毛主席，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幾歲孩子，也難逃懲罰。到了文革後期，割資本主義尾巴，成為新的打擊重點，好些貧下中農，就因為多養了幾頭豬，幾隻雞，種了一點烤煙，也會被揪鬥批判。
實際上，文革就是一個人整人的歲月，被整的，多數都是老百姓。先前整人的，後面也會挨整。以至於後來文革結束，幾乎人人都可以自稱是被迫害物件，包括一些打人殺人的兇手。北京著名的造反五大領袖，文革沒結束，不也都坐了監獄。要控訴林彪江青，他們也有的說的。
最初否定文革之際，也清查過文革積極分子（三種人），也允許民間控訴文革的罪惡，還出現過"傷痕文學"熱。但是，這樣對文革的批判，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把文革的危害，局限在鬥爭走資派上，被批鬥的當權派及其家人的控訴，聲音最大。一種是人人都控訴文革的罪惡，哭訴自己的遭遇，但卻絕少有人反思，沒有人懺悔。實際上在運動中，很多人即使沒有做過兇手，也做過幫兇，整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多少都有責任。只是後來因為別的原因也挨過整，就成了受害者。結果人人都提自己走麥城挨整的事，自己在臺上的威風的往事絕口不談。整個中國，整個文革十年，整了上億的人，整死幾百萬，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罪魁禍首，只有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那麼幾個人。
即使這樣的反思，也在持續不久之後，戛然而止。文革，僅僅成為教科書上的幾行字。除此之外，無論學術探討，歷史敍事，小說戲劇影視作品，一概不能提。好像中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麼一場浩劫一樣。反過來，對於文革肯定的聲音，卻一點點響了起來。文革和文革十年，被莫名其妙地分開，後者被肯定，而且拔高。文革期間的帶有強烈文革意識形態的"文藝作品"，從樣板戲到歌曲、電影，都被堂而皇之地奉為"紅色經典"。一些新左派的學者，從西方搬來了洋學術，肆無忌憚，大張旗鼓地肯定文革，把文革說成是大民主，難能可貴的民主實踐。
對文革的誤讀，從文革結束後不久就已經開始了。人們從幾個角度，都在誤讀。這種誤讀，把文革讀成了大民主的狂歡，底層被壓迫民眾的節日。而且只能這樣誤讀，別的讀法，都被禁止。這樣一來，網上網下，年輕人對文革的追捧，就一點不奇怪了。即使是那些經過文革的人，只要現在處於利益受損的狀態，受這些年文革追憶和畸形解讀的影響，也會產生記憶的幻覺，把自己的記憶定格在鬥爭當權派的瞬間，幻想再來一次文革，好剝了當官的皮。
不用說，對於某些人來說，把文革說成僅僅是鬥爭走資派的大混亂，是合口味的事。在當時，也為他們掙得了足夠的同情。但不幸的是，這樣的文革敍事和定性，在30年後，卻成了社會動盪的根苗。即使思想觀念如何陳舊，當權者沒有希望底層民眾再一次重演當年奪權鬥爭場景的。畢竟，對於過來人而言，那是一場噩夢。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場噩夢有可能的重現，恰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像文革這樣的人為災難，西方不可能有，東方沒有，原來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這樣的災難，如果不加以反思，或者反思也是扭曲的誤讀，那麼結果只能是把災難延續下去。文革的再現，對於誰都不是好事，但卻不乏野心家樂見其成，甚至從中煽惑。產生文革的土壤還在。這種土壤的剷除，只能建立在充分反思的基礎上。藏頭露尾，半吞半吐，肯定是不行的。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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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6, 2013, 6:40:52 AM3/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张炜：温家宝的十年功与过
- 梁京：双重人格的个人和国家悲剧――温家宝的教训
- 郑义：环境成本是带毒GDP的千万倍
- 李逊：“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 朱家台：央視解密中蘇恩怨再引批毛潮
- 许志永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二封公开信：道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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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12:14 PM PST 
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二（5日）在全国人大上作他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对不到两星期就将正式卸任的温家宝，外界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而且观点的差异相当大。
温家宝曾提出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他在总理任期内一直保持亲民形象，包括在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时的应对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因为说得多做得少而让外界尤其是知识分子失望，而《纽约时报》爆料他的家族拥有巨额资产，更让他陷于被动。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时指出，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虽然对经济政策有较大的发言权，但由于无法准确知道哪些政策是他的主张，所以无法对他做出准确的历史评价。
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中共的前最高层领导，包括朱镕基在内，都对温家宝的意见很大，许多关于他的传言，都是从中共领导内部传出的；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也对温家宝有不少批评；但是在中国民间，和当年对朱镕基一样，草根百姓对温家宝的评价却相当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时指出，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虽然对经济政策有较大的发言权，但由于无法准确知道哪些政策是他的主张，所以无法对他做出准确的历史评价。
功大还是过大？
张炜教授认为，温家宝在他最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许多成绩，虽然这些成绩是否应该完全归功于他的这届政府是另一回事，但成绩本身却是事实，比如中国在过去5年中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把经济强盛作为国家目标的话，中国在胡温执政期间实现了这个值得骄傲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可以算作胡温政府的政绩，但张炜教授认为，这更多还应归功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的惯性推动。
此外，中国在1990年代开始决定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在经济范围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在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等方面处于国际阶梯上的有利位置，中国经济通过全球化得到很大益处，因此不能把经济快速增长完全看作是温家宝当总理的功劳。
中国的草根百姓尤其是农民对温家宝（或者胡温政府）的评价非常高，尽管有人对中国的农业政策有非议，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农业能连续保持9年丰收，与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张炜教授认为，胡温对最贫穷民众和农民的关注值得肯定。
对于温家宝和胡锦涛任期间的许多问题，张炜教授认为有些是在他们任上发生的，但也有前任留下的，比如官员腐败，这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此外，贫富差别在胡温执政期间也不断扩大，而公众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直接关系健康与安全的问题的担忧，更是在最近数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影帝还是有心无力？
温家宝可以被称为共产党中国最有争议的总理，他多次呼吁政改，但同时却一直无法实现他的承诺，所以有人骂他"影帝"，认为这是他拉拢民心的表现；但也有人相信他是有心无力，因为高层政治斗争或者共产党党义的局限，使他只能停留在语言阶段。
张炜教授对温家宝提倡政改表示肯定，他说，在一个主流官员都反对改革的共产党内，温家宝能多次出来反复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即使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百姓，也是值得称赞的，西方的官员都讨好老百姓，因为整个民主的意义就是官员要负责任的、在公众的根本利益上讨好老百姓。
其次，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利益集团，温家宝在呼吁政改、讨好老百姓的同时，要冒得罪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而像温家宝这样多次公开呼吁政改，在1989年之后的中共高官中是非常罕见的。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如果温家宝是真心提倡政改，却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承诺，显示了有普世价值追求的中国领导人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会难上加难。
李克强面对的最大危险
温家宝在3月17日正式离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新总理李克强和温家宝有相似之处，也很关注民生，接近百姓，不同之处是李克强特别小心翼翼，在这方面有点像胡锦涛，所以许多人对李克强或者习李政府是否会改善中国的民主、法治及人权状况不敢断然预测。
任何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都很难突破党章、目标和党的组织原则，胡耀邦、赵紫阳也曾试图突破，但最后都失败了，他们不仅受到党的制度和教义的约束，还面对执政利益集团的顽强、坚决的反对。
张炜教授说，中共党内任何有普世价值观念的领导人，或者为了权力斗争借用普世价值了来调动老百姓的力量以反对党内最顽固势力的领导人，都会面对这一可能被强势的利益集团推翻下台的危险，不仅是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也会面对这一危险。
回顾温家宝任总理之前，他也曾经非常小心翼翼，在他的第一任总理期间，他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强烈的呼吁政治改革。因此张炜教授认为，现在李克强还没有开始他的任期，所以很难判断他将会怎么做。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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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11:51 AM PST
应该说，在搞政治的人当中，自欺欺人者不在少数，但达到温家宝这种水平的不算多见，以至于余杰给温家宝戴上了一顶“影帝”的桂冠。所谓“影帝”，就是说当温家宝扮演正面角色的时候，是非常自觉地在演戏，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明白这样演对自己有好处。 我认为这样理解人性，理解温家宝未免简单了一些。现代科学对人性的研究表明，人的许多行为，是由下意识来支配的。因此，我对温家宝的理解是，温家宝的演技看上去很高，是因为他在很多情况下无需刻意去演。凭著直觉或本能，他就能在瞬间完成从一种人格向另一种人格的转换。 当然，温家宝究竟是怎么一个人，还有待今后更多事实的披露。不过，就现在人们已经看到和听到的，温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且表里不一的人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温家宝的亲民姿态和他家人的贪婪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不过，人们因此也就有了更深的好奇，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内心有没有挣扎？ 最近的两条消息说明，临近离任的温家宝心里压力是很大的。一条消息是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2月1日，温到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西里二区看望群众并召开座谈会时说，他“虽然尽力了，但总觉得有些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宽恕”。“宽恕”一词的份量是很重的，温家宝不可能随便这样说。另一条消息，就是温家宝在春节期间把自己灌醉，不醒人事。 http://forum.dwnews.com/threadshow.php?tid=1034978 温的心里压力显然与两件事有关，一件就是他家人的巨额财富被《纽约时报》暴光，另一件就是他主管经济的重大决策失误，后果严重已成定论。虽然温家宝在民间和底层社会中还有很多支持者，但对温家宝失望和鄙视的人也越来越多。温家宝知道，他不仅有可能成为新领导人用来祭旗的牺牲品，而且，也会在后世中留下骂名。而对这一点，他还是非常在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回顾温家宝的十年表现，与其说他是以民为本，不如说是“以名为本”。而他最近的言行说明，他知道自己史上留清名的梦完全破灭了。 与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相比，温的个人悲剧最可悲就在于很少有人同情他。按说他比胡锦涛在能力上，在勤政上，在言辞表达上都强很多，而且胡锦涛误国的罪过应该说比温更严重，但是，许多人更不能原谅温家宝。这是为什么呢？这就与温的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有很大关系。胡是个草包，他即使想干好，也干不好，温则不同，他的问题更多是出于自欺欺人的双重人格，因此，更不易被人谅解和宽恕。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对温有点不公平呢？我认为这后面有这样几个逻辑。第一，胡锦涛误国，更大的责任是在邓小平，邓不该选这个无能的人接班。而温的问题是，人们认为他有能力也有机会少做坏事，多做好事，但他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第二，温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的，引人反感。温的家人如果没有那么贪得无厌，或者温自己不要说那么多漂亮话，两者取一，温都不会如此遭人嫉恨。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温家宝和他的家族的“黄金十年”将给中国留下无穷后患。温的个人悲剧与整个国家的悲剧相比，实在不足道。北京的雾霾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这个雾霾在多重意义上折射了胡温糟蹋了这十年的黄金机会，对后代人意味著什么：后代人将为他们的失误、不负责任，自欺和欺人付出长期的巨大代价。 对善于自欺的温家宝来说，北京雾霾最后让他无法回避，具有很大的像徵意义。温家宝完全清楚北京的空气污染在杀人，因为他读到了世行的研究报告，并且决定不公布。他以为在他离任之前，这个危机不会爆发，结果还是以最戏剧性的方式爆发了。 温家宝的个人悲剧与整个国家悲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大的普遍意义。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聪明误的文明。像温家宝这样的聪明人很多。他们没有勇气面对严峻的现实，而是以为自己的小聪明可以让自己名利双收。结果是既害了自己，也害了社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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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11:46 AM PST 
这几天，中国大陆正在召开“两会”。网上称两会为“二会”，这是一句骂人话。文雅一点，是“二百五”的意思，不文雅的字眼，就不便出口了。两会上确实有些很“二”的事情，比如“万年代表”申纪兰，她的名言是：“这个网，你谁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组织批准呢？”“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到这种程度，也就令人无话可说了。
就我特别关心的环境问题，代表们还是有一些不那么“二”的言论，甚至有些还说得很好。比如刚卸任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先生就说，“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如果这些项目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环保压力将更大。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这一段话，最后边一句是精华：“一些企业飘红的业绩背后，染黑的是良心。”可惜前半段都是老生常谈，什么叫“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冲动”？是“盲目”的“冲动”吗？是“追求GDP”的“冲动”吗？统统不是，而是计算精到的私利，是染黑了的良心。 在这段话前面还有一段极其精彩的：“环境恶化，生存威胁，以往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海外媒体评价，这样的快速GDP增长是‘有毒的增长’。淮河流域1500多个小造纸厂曾让1.2亿人喝不上乾净水。要恢复淮河本来面貌，成本超过造纸厂创造GDP的数万倍！山清水秀不再，到底谁是‘带毒GDP’的背后推手？”“有毒的增长”揭穿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秘密。尤其是这句话说得好：“要恢复淮河本来面貌，成本超过造纸厂创造GDP的数万倍！”——这是多年来我看到的最清醒，最透彻，也最沉痛的一句话。所谓“经济奇迹”、“千年盛世”，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数万倍”。不要简单地说这是言过其实。如果听任犯罪企业用高压泵把污水往地层深处灌注，千年万年都难以恢复，用生态经济学方法认真计算一番，其代价可能真的就是“数万倍”。黄河断流、淮河污染、渤海死亡等等，可能算下来都应该是千倍万倍的级别！我心里正在赞叹这位张力军委员，却发现这段话似乎不是他讲的，而是记者借提问而发表的意见。新京报记者沈玮青，好记者！ 前副部长张力军讲得不错，部长周生贤如何？讲的尽是些不疼不痒的官话，多次谈到：“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前半句是胡说，后半句是套话，只因为最后一字都是“鱼”（渔），自觉有趣吧？当今之中国，有那一个当官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了？至于百姓和环保组织，他们有权只要环保，只要保命。他们这权，是基本人权，是保命权，是无须任何前提的。至于“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周部长是官员，是专家，还是委员，应该讲几句实话，比如，为什么各级官员要“竭泽而渔”？是不懂道理呢还是“黑了良心”？环保部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国所有城市达到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委员们抱怨时间太长，希望缩短。周先生实在应该冲他们讲句大实话：17年就嫌长了？制度不变，一百年都没指望！最后，忍不住要温馨提醒周部长：您的前任们，如前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前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前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以及您的副部长潘岳，都曾经出于责任感说过一些大实话、心里话，您怕什么呢！ 2013年3月5日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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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10:57 AM PST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的6月初，一个不受党团和学生会控制的青少年组织在北京横空出世。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喊出后来风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号——“造反”。他们和压制自己组织的学校党支部或工作队辩论，7月28日，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送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届11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信中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组织就是不久将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红卫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摩拳擦掌，准备成立红卫兵组织。几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又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即在北京兴起。
上海各校学生马上也要求成立红卫兵组织。此时上海的学生，还是希望在各级党委的许可下成立组织。但上海市委很谨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又说，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1]第二天，上海组织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8月18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倡议。
对于这个体制外组织，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8届11中全会上没有讲”。学生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曹荻秋没答应。8月22日晚，市委在江湾体育场及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又有学生要求建立红卫兵，曹荻秋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建立红卫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对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组织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甚至工厂、机关中蓬勃兴起。[3]
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成立于8月11日的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负责人劳元一，他不久成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之一。8月22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几天之内，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成立了红卫兵。
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分，唯出身，非“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不能参加，甚至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为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惯常轨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站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不久，不但学校红卫兵组织，而且工人、农民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也由张文豹负责联系。8月底至9月，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并冲击上海市委，社会秩序越来越乱。陈丕显和曹荻秋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加以引导。
上海市委对红卫兵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希望组织引导，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决策机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一贯思路：对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事情可以用来起纠察作用”，[4]据后来批斗曹荻秋大会的批判材料说，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5]显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对越来越失序的现状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由市委联络筹备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各自召见了一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希望他们尽快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维持社会秩序。[6]而另一个当事者也回忆说，上海第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确实是上海市委组织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晓台（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政委李彬山家开会。……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里，记得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干部苏超（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说：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上海也要成立，你们这些人是市委经过选拔的。大家一起开了个会，会后又分开在两个房间组织讨论（中学生一个房间，大学生一个房间）。后来分别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7]
在筹备过程中，上海警备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辆摩托车，还派出不穿军服的军人，为红卫兵们开车，使筹备者得以在十来天时间内，联络了全市10个区的500多所中学，再加上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郊县的中学。
参加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是有条件的。当时，正值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质疑；由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为“保守派”，又叫“老保”），许多学校都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就成为参加条件。而据不久后对市委的揭发材料，更是说参加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1)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须是红五类出身；
(3)要文斗不要武斗。[8]
9月12日下午3时，“上海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党政领导和驻沪三军领导曹荻秋、梁国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杨恺、陶勇、廖政国等，都出席大会；曹荻秋、陶勇、廖政国并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以及上海的学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大会宣布，“上红总部”决定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廖政国为总辅导员，聘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副政委李彬山为辅导员。[9]
“上红总部”的总指挥、南洋模范中学高三学生李爱民，是文革前中学生中少有的共产党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李的父亲是部队中层干部。不过，李的性格不属于能干张扬类型，几乎是名义上的司令，实际决策人是廖年和韩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学生。前者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任“上红总部”的参谋长；后者是是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李爱民的同班同学，任政委。此外，“上红总部”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干部子女：联络部部长是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晓台，后勤部长是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洪才的儿子杨海光，作战部长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办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张敬人的儿子张小坊，等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也曾在“上红总部”编过报纸。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
“上红总部”号称统领全市红卫兵40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上海全市中学生的数字估算的。上海各区也都设“区总部”，每区一个总指挥，兼“上红总部”副政委。
“上红总部”机关报为《红卫兵》报，铅印4开，创刊于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审查。张春桥女儿张维维曾经是编辑之一。
“上红总部”在筹备阶段时，办公处最初设在原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号近复兴路口的家中。那时抄家之风已经兴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占据，“上红总部”便暂时在那里办了几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广场刚完建的一幢大楼内。这幢1964年开始建造的五层大楼，原准备作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办公大楼，文革骤起，没来得及使用，市委就将其分配给“上红总部”办公用，一、二、三楼办公；四、五楼作宿舍，红卫兵们在那里打地铺过夜睡觉。
9月29日，上海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办公处。为了不被指责对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群众组织来申请办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红总部”搬出人民广场大楼。据说当时市委希望“上红总部”能迁往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那里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比较近。但“上红总部”有些人不愿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红总部”搬往徐家汇天主教堂。[10]
“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继中学生的“上红总部”成立后，于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也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复旦大队部”）是主要发起者；成员主要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总部设在陕西北路500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内；主要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李本荣，文革前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上红大专总部”机关报也是《红卫兵》，与中学“上红总部”联合编辑。
但是，“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除了报纸是联合办的，实际没有什么横向联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过会，[1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红卫兵初期活动，都在校园内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这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能够对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韩烽火后来对此回忆说：“他们主要的指示，就是让我们维持好秩序”。[12]但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核心的“上红总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优越感严重，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只有“纯红五类”子女有资格加入，将许多其他家庭出身学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现执政党17年以来的阶级等级身份制，而且更加强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学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另为他们组织了“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组织，以既显示区别。而且干部子女与干部阶层的先天联系，使他们无法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毛泽东所要打击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天然“老保”。“上红总部”曾发过一篇传单《革命的保爹保妈派万岁！》，光是这个标题就很能说明他们的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审稿。[13]
不过，市委没有提出过让“上红总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为局势的变化，“上红总部”更是没有也无法组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兴起，这些被称为老保的红卫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红大专总部”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14]从此不复存在。中学生的“上红总部”，由于骨干成员高干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后，为避嫌避砸抄，或离开总部，或外出串联，总部实际瘫痪，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后，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破四旧”
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作出更惊世骇俗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所谓“四旧”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来的，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通过新华社报道传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配发社论《好得很》，为红卫兵的狂热推波助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8月23日刚发布北京红卫兵的这则新闻，当天，全上海大、中学校红卫兵便涌往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首要目标就是“四旧”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2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就在“破四旧”消息见报当天，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1929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红卫兵强迫，而是报社“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决定。改成这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显然是想减淡该报的民间色彩。这个决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红卫兵加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路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橱窗贴满大字报，都是五花八门的改名意见：国际饭店被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被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革命饭店”；永安公司被建议改名“永红”、“永斗”百货商店，淮海路旧货商店被改名为“人民委托商店”。老字号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店、邵万生南货店，招牌都被取下扔进火里。
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满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飞头”；著名的蓝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店里一双双待售皮鞋，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业娱乐场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绳子拉下砸烂；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东方红文化宫”、“工农兵友谊剧场”、“革命俱乐部”、“人民游乐场”、“东风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红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改名“工农兵食品厂”，襄阳公园改名“向阳公园”。“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改为“红卫区”，等等。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复旦大学被建议改名为“东方红大学”。[15]
上海的宗教场所和宗教建筑大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因为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党更是无神论。百年名刹玉佛寺首当其冲。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区委领导得悉后，抢先派干部前往玉佛寺进行保护性“查封”。在“红卫兵”到来时，进行说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内佛像以及珍藏的经书大部分方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破四旧”浪潮中上海侥幸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塔也险遭劫难，8月25日，一伙红卫兵想用绳索拉倒龙华塔，幸亏庙中人员及周围百姓通宵守护，并悬挂巨幅政治标语于塔身，古塔方幸免于难。上海其他教堂庙宇和人文遗址则基本被砸：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静安寺、龙华寺、上海城隍庙，近代优秀建筑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几乎无一幸免。静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没，庙里十八罗汉塑像统统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萨被扔进苏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烂；徐家汇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和顶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庙宇内的神像、经书、法衣全被焚烧。
宗教人员遭受侮辱批斗甚至殴打。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73位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强迫跪在徐家汇大教堂中，张家树等8人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被打死；杨浦傅家宅天主堂内修女被赶走。红卫兵还声称要“接管”庙堂或教堂。南市区的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卢湾区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内涵的建筑也遭到扫荡。黄浦江畔上海海关大楼顶端报时钟，报时音乐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城隍庙豫园内上百年雕花门窗全被捣毁，豫园围墙上瓦片砌成的九条龙被限令一周内拆除；岳阳路上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建于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旧”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毁；外滩市人委门前原汇丰银行留下的两座大铜狮子被移走；中苏友好大厦门前一对显示中苏友好的中苏人像，其中的苏联人像，脑袋被布包裹，身体贴上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名人荟萃的万国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毁，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墓园也不能幸免，骸骨被从墓中挖出暴尸。其他公墓包括地处郊县的公墓也无一幸免，农民们用锄头铁搭刨坟墓，撬棺材，将尸首抛弃于田野；掘坟掘到的金银陪葬物，换成人民币，算作生产队收入。[16]
安闲舒适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咖啡馆、西点馆门口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因为吃西餐是外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著名西餐馆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买来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馆也逃不了被批判：沧浪亭的虾仁面被指“为资产阶级遗老遗少服务”而停售；一些餐馆取消营业员端菜上桌的服务，要顾客自己排队领取所点菜肴。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与“资产阶级臭美”有关，也都不被允许出售。一个顾客于“破四旧”前在一家旧货店，预付款定了张雕有龙凤夺珠图案大床，届时商店不让提货，说必须先将龙凤敲掉。在一些收入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业者聚居的高档住宅区，公寓或弄堂口贴着大字报，限令雇主24小时辞退保姆。
银行门口被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报，前往银行提款的客户统统被要求“报成分”，若是“资本家”或“小业主”，当场便被批斗。红卫兵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剥削”。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家根据赎买政策给私营资本家和业主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支付给原企业主的；一些胆小的企业主见红卫兵来势汹汹，便很长时间不敢再去银行领取，变相放弃。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方人员被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揪出批斗，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还被逼着当场签名同意“自愿放弃”定息。
私营企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红卫兵说“公私岂能合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商店、企业，一夜之间全被摘下招牌。私人业主被强迫歇业。北京西路上有家私人开业的私营妇科诊所，玻璃窗、红木桌椅、处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玻璃窗、石膏像、画架，全被毁灭性砸烂。
[31].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60页。笔者当年也曾听到身为局级干部的父亲提及市委的这个“10条”，父亲并要求笔者和弟妹不要去参与抄家。
[32].《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顽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几个突出事例》，市委宣传部“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小组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大会特刊。
[33].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34].笔者2005年10月1日对原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工作人员、原上海松江二中高三学生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35].转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36].同上
[37].金光耀、金大陆、李逊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38].孙恒志著《从红卫兵到“反革命”》。
[39].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40].张延平著《“文革”我当上了“作战处处长”》。
[41].同上。
[42].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43].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44].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45].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当年听亲历者说的。
[46].这个回忆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2008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桥网站”，网址http：//wwwzqlhc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学66届初三（10）班学生，笔名海讯。
[47].李逊2006年年8月21日对原“上海红卫兵西南地区红卫兵”负责人、上海市第51中学中五学生屠伯森的访谈记录。
[48].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2005年10月2日告诉笔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监测部门监测可疑电波的点，少年时经常有两个军人带着仪器来他家，在一间屋子里对着外面通宵监测。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这两人文革中告诉他的。
[49].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50].金大陆、金光耀、李逊对张小坊的访谈。
[51].以上资料均为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52].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会见北京南下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6年9月4日，载于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新师大文革筹委会、物理系《五敢》联络部、化学系《挺进》兵团联合翻印，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印，1967年2月，上海。
[53].传单《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报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程绮华等，1966年11月16日。
[54].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55].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有色金属总公司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7年10月编《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史大事记》。
[56].《上棉十七厂十年动乱纪实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厂1984年编写。
[57].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页。
[58]. 同上。
[59].以上材料均来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
[60].丁抒著《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61].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5页。
[62].市教育局工宣队军宣队1969年1月26日《关于抄家钢琴的分配报告》，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05-4-325-4。
[63].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3页。
[64].同上第58页。
[65].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44页。
[66].吴德著《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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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09:58 AM PST 
茅于軾連發三微博叫好
蛇年正月初一（二月十日）到初七，央視九頻道每晚九時播放兩集紀錄片《中蘇外交檔案解密》（每集二十分鐘），第一次代表中央全面曝光了中蘇兩黨兩國恩怨的一些謎底。片中通過毛澤東早期俄文翻譯師哲之女、蘇聯駐華使館人員榮植等親歷者傾情講述，以及沈志華、楊奎松、李海文等一批國內知名冷戰史研究專家的最新解讀，透露了中蘇兩黨一再背信棄義，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曉夫爾虞我詐、互以政治魔術要挾的歷史真相。節目播出，朝野震動，左右兩派訟議紛紛。
二月十二日，自由經濟學家茅于軾連發三微博，扼腕憤歎「抗美援朝」戰爭純屬上了斯大林與金日成的當──微博一說：「二月十一日晚CCTV九頻道《中蘇外交檔案解密》說得很明白，是金日成想解放南朝鮮又估計錯誤而導致的戰爭。聯合國作出決議抵制中朝侵略者。這是符合事實的，但該片在以後的解釋中又說誣陷中國是侵略者，前後矛盾。這場戰爭原想改變三八線為界的南北朝界線，但結果還是三八線為界。算是白打了，但是一百多萬人是死掉了！」微博二說：「一九五○年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三方決定解放南朝鮮，出兵南下。幾個人的政治野心決定了這次慘烈的戰爭。人民的死活根本不在他們的眼裡。雙方上百萬條生命就這樣走向死亡。可憐的百姓只知道為國捐軀死得其所，哪知道他們死在了極少數野心家之手。快覺悟吧！」
民主派網民跟帖支持茅于軾
而毛左的反應有兩種，一類頭腦簡單，歡呼央視解密中蘇恩怨「再現了毛主席的偉大」──毛澤東詐術勝過赫魯曉夫；一些讀書較多的，則怒斥央視讓右派學者沈志華等人解讀，完全是顛倒黑白，醜化偉大領袖和共產黨。其代表性意見是：央視為啥污蔑自己的革命？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極右分子為權貴反毛，但三十多年卻形成了毛澤東熱，這讓他們很著急，於是就發明了用解密檔案污蔑革命，用日記美化蔣介石的新思路。
中蘇檔案解密的正能量
在左右兩方爭議《中蘇外交檔案解密》的利弊時，有一些人更在思考：為何央視要在蛇年春節播放《中蘇解密》？它與近來中朝、中美關係緊張，朝鮮核試驗風波有無關係？
《中蘇解密》並非央視原創節目，而是民間機構「真實傳媒有限公司」出品，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編導，二○一一年十一月上海電視台首播。十八集《中蘇外交檔案解密》中，專題有《斯大林的選擇》（上下集）、《交鋒莫斯科》（上下集）、《歃血為盟》（上下集）、《親密同志》（上下集）、《山雨欲來》（上下集）、《獨領風騷》、《分庭抗禮》（上下集）、《蘑菇雲下》、《兵戎相見》（上下集）、《危機之下》。此次央視播放，將每集由二十四分鐘刪節成二十分鐘，又刪除了直接表現中蘇為爭老大而論戰的《分庭抗禮》、《危機之下》等。
許多網友分析，央視在蛇年春節選擇性播放僅僅限於地方台播出的《中蘇解密》，主要是讓美國人看的，以便讓美國人消除兩個「誤解」。從央視播出壓縮版《中蘇解密》來看，主要說了兩件事：
其一，社會主義陣營是不可能真正團結的，因為中蘇兩黨的領袖歷來暗暗爭當社會主義陣營老大，雙方處理事情的原則，皆是「領袖個人權力面子大於本黨利益，本黨利益大於本國利益，本國利益大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利益」。這《蘑菇雲下》一集中，有一針見血的鏡頭：一九六四年周恩來率團訪蘇期間，在蘇共的歡迎酒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洛夫斯基對前來敬酒的賀龍說：「中蘇關係惡化，就是因為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兩人你不喜歡我，我不喜歡你。中蘇不需要這樣玩政治魔術的惡魔，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撤掉了，你們回去也把毛搞掉，中蘇就好辦了。」對毛澤東絕對臣服的周恩來立刻率全團抗議後拂袖離去，中蘇最終走向了分歧的邊緣，幾年後進入了邊界戰爭狀態。
這一解密，可以讓美國人相信，今日中朝關係彷彿當年的蘇中關係，當年中共不信任蘇共，今日朝鮮也不會真的聽中共指揮。當年中共不聽赫魯曉夫勸告繼續原子彈試驗，眼下朝鮮也不會因中共勸說而終止核試驗。今日金正恩對中共領導的怨恨，不亞於當年毛澤東憤慨斯大林、赫魯曉夫。所以，美國不應懷疑中共沒有勸阻朝鮮停止核試驗，而要體諒中共沒法真正左右朝鮮。當年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遠大於今日中國對朝鮮的支持，而當年中蘇仍然是從面和心不和走向反目為仇，從領導人意氣之爭升級為國家領土戰爭──今日中朝公開反目，必是隨時可能。
其二，通過《中蘇解密》中關於中國原子彈研製主要是蘇聯幫助的事實，讓美國明白，中國的核武並不是靠錢學森等竊取美國技術完成的，中國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盜用美國高科技。
《獨領風騷》徹底摧毀毛澤東
如果上述兩個目的多少能達到了一些，就會有利於緩解當前朝鮮核爆炸帶給中國的麻煩，算是央視播出《中蘇解密》有「正能量」。然而，即使這一「正能量」真的存在，也不可忽視《中蘇解密》的「負能量」可能百倍於「正能量」。
其「負能量」主要表現於徹底摧毀了毛澤東。在《獨領風騷》一集中，有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重訪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的片段，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世界死一半人也無所謂」的名言：「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核戰爭也不可怕，世界有二十七億人，死一些人算不了什麼。中國有六億人，就是炸死一半人，還有三億人，我怕誰？」此事雖然多年在民間傳說，但人們總是不太相信毛主席會說讓中國死一半人也無所謂。現在黨的權威喉舌央視播出毛澤東講此話的歷史檔案，鐵證如山，毛左們再也不能說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黨和政府是「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了。毛沒有想到，他這番「就是炸死一半人，還有三億人，我怕誰？」雖然讓當時八十一國代表全驚呆，產生了「毛澤東才是莫斯科會議獨領風騷的幕後總導演」的「東風壓倒西風」效果，卻暴露了毛視民命為螻蟻的暴君心態，永遠不能再騙百姓稱他為「人民領袖」了。
於是乎，蛇年春節的網上，徹底清算毛左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2013年3月号《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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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Mar 2013 11:36 AM PST
一
又要开会了。这个会上您会“当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不会有意外，六十年来从无意外。而我和成千上万追求正义的公民会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宪法纸面上中国的全国人大权力无边——集立法、选举、监督、重大事项决定权于一身，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议会权力都大，可现实中人尽皆知它是“橡皮图章”，一年一度的盛大表演几乎就是皇帝的新装发布会，充斥假、丑、恶。
新闻联播宣称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广泛代表性，多么年轻，多高学历，多少工人农民等等，最经典的曾有陈永贵副总理把白羊肚毛巾裹在头上以显示其“农民”代表身份。申纪兰当了一辈子“农民代表”，可作为代表的她还是普通农民吗？就算是，她能代表农民吗六十年来除了鼓掌赞成她还会干什么？更根本的是，哪个农民选举她了凭什么说她就代表农民？这位被网友调侃为“神兽”的老人莫名其妙连任了十二届，那位见义勇为的九零后女孩莫名其妙就成了代表，还有一个女士说自己代表洗脚妹，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来干什么的吗？
中国人大制度最荒谬的理念之一是虚假的代表“身份”。根据代议制原理，无论原来从事什么职业，一旦当选代表，就成为依法履职的国家议会成员，这是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职业身份。代表的根本职责——制定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决定国家预算等，和其原有的工人农民职业身份毫无关系。可这简单的常识被宣传机器刻意扭曲了，好像只有工人才能代表工人，农民才能代表农民，代表开会不是行使立法、选举等重要权力，而是给领导“谏言”——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九零后少女、洗脚妹全都有了看我们的大会代表性多么广泛社会主义民主多么优越！既然农民才能代表农民，当年全国三分之二农民，照此逻辑全国人大必然等于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为避免此尴尬，于是设计农民只有八分之一选举权，后来改成四分之一，这远甚于美国百年前的种族歧视直到2010年才改变，而荒谬的身份代表理念至今还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到处宣扬。
名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成员却是兼职，一年两个礼拜的会期还嫌长。提议案本是代表本职，可现实中要团长、主席团等各级领导“把关”。选举、预算、反腐、边疆民族、领土争端等等，中国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可代表们的主要工作是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某个遣词造句。从动用几乎全部公权力用撕海报、传唤候选人、恐吓选民、破坏聚餐、查税、不立案、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各种手段打压区县级代表独立竞选，到层层间接选举中严密操控，再到代表按地域分团（组）“选”出领导，在象征等级秩序的戒备森严的宾馆包房中普通代表其实是被操纵的“群众演员”，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连代表讨论发言都要念稿子，据说今年不让念稿子，恐怕要事先背稿子了。
大会“选举”、表决从无悬念。只有一个候选人，结果甚至几年前早已确定，没有任何竞争，代表们根本不了解候选人，也从不过问候选人是否称职是否腐败分子。各级人大在组织部门的严密操控下，成克杰、王怀忠、王宝森、刘志军……都是这么选出来的。宪法列举了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家每年十多万亿财政支出去向，社保资金巨大亏空，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代表们没人过问，各项表决从来都是高票通过。人大会在体制内叫“走程序”，把橡皮图章盖上。而代表们也无所谓，反正职位也不是来自人民，代表身份不过是当权者恩赐的荣誉头衔、权贵俱乐部的一张门票。
因为如此虚假，所以注定丑陋。每个人都很精明，各打各的小算盘，用心琢磨领导意图，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什么，从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当了一辈子代表，而那个第二届开始觉醒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姚秀荣从此销声匿迹。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权贵集团点缀一些“无知少女”，讨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白天昏昏欲睡听报告，晚上吃吃喝喝拉关系，偶尔在媒体面前谈论点民生，提个议案也不了了之。发言按职务大小论资排辈，千篇一律八股格式，审议政府报告众口一词“很受鼓舞”，领导面前纷纷表扬与自我表扬，选举前表态效忠信誓旦旦，分组会上一致谴责刁民上访……普通国民不关心自己的代表是谁，关心也没用，旁观“二会”最雷人提案最雷人发言，欣赏某个代表打了哈欠流了口水，津津乐道明星豪宅贪官落马富豪小三，年复一年，越来越搞笑。
因为如此假、丑，背后必然隐藏着邪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些谎言比如亩产万斤说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可这个谎言六十年了一直到今天还在讲，还说这是天底下最先进的民主制度，还把谎言变成一场盛大无比的仪式！而奢华的表演背后，京城到处是黑监狱，从国办的久敬庄到昌平郊外的某个偏僻院落，从青年宾馆的后院到聚源宾馆的地下室，还包括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数万政府公务员和临时雇员云集中纪委、最高法院、国家信访局门前，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被半夜骚扰、非法跟踪、非法拘禁、野蛮殴打。2012年11月6日，来自河南的上访者张耀文被从国家信访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被强行带走，因为拒绝交出手机，他在黑玻璃的车里被活活打死，他成了18大的牺牲，他的姐姐张耀花在北京奔波几个月至今也不立案，我希望2013年的这场表演，不要再用无辜中国人的生命献祭！
二
谎言背后，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表面一张脸堆满笑容：啊——，这是人民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当家作主！背后一张脸恶狠狠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老子打下的江山，谁想染指，拿三千万人头来！
无论大会看起来多么堂皇，其实与人民无关。这个体制暗地里最正统的意识形态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体制运行正是基于这种恐怖的意识形态——政治是野蛮的，打江山者坐江山，谁拳头硬谁说话算数；政治是自私贪婪的，红色江山不能变色，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是残酷的，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的你死我活……这个国家的根基不是人民，不是人性，不是良心，而是枪杆子，是丛林法则，是暴力和谎言。
枪杆子“兵不厌诈”没有底线，枪杆子政权讲专政不讲自由，讲阶级不讲平等，讲斗争不讲协作，讲计谋不讲诚信，讲敌我不讲博爱，讲政治不讲良心。正是枪杆子政权造就了不讲规则没有底线自私贪婪的官僚群体。不管您愿不愿承认，“人民公仆”已经成为这个国家道德最败坏的群体。你们有着和普通公民不一样的观念——讲政治、领导至上，不一样的话语体系——同志、干部、群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全靠上供”，你们占据各个公共权力位置，编织复杂的关系网，贪婪地攫取特权和财富。
你们谎言成性。“亩产万斤”是假的，“四大家族”是假的，“地主恶霸刘文彩”是假的，“白毛女”是假的，“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是假的，“叛徒内奸工贼”是假的……就在2012年，国新办说美国是个独裁国家，外交部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纪委说官员腐败不到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卫生部说我国医疗保障全世界最好，CCTV说幸福指数中国全球第一，环球时报说中国政府满意率全世界第一，北京日报说合理虚构让真实历史更动人。
你们虚伪透顶。溜须拍马，欺上瞒下，人前笑脸，背后插刀，对上点头哈腰，对下横眉冷对，主席台上大讲反腐倡廉酒肉场上纵言哥们义气，高喊爱国主义私下里却藏有多本护照。没有信仰，没有真诚，没有廉耻，“为人民服务”是假的，反腐倡廉是假的，思想汇报是假的，庄严的宣誓也是假的，你们不相信天谴，也不相信报应。
你们贪得无厌。利用一切机会苛刻聚敛社会财富，指使公检法勾结黑社会霸占土地强拆房屋，垄断电信、石油、电力、金融、烟草、盐业、矿业、铁路等各个利润丰厚的行业，把一年10多万亿的财政收入只有不到10%用于福利保障而你们这个群体自身消耗近30%，还处处与民争利甚至殡葬也能成为你们捞取利益的筹码，却让大多数中国人活着成为沉重的负担，拼命劳作，少无所养，老无所依，一生劳碌，一生焦虑。
你们残忍冷酷。“三年自然灾害”不顾数千万人饿死继续所谓“反右”，“文化大革命”疯狂武斗、杀人甚至吃人，唐山大地震不顾近百万伤者的痛苦呻吟拒绝外援，每年3月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被非法拘禁野蛮殴打而凶手逍遥法外，惨烈的车祸跟前哈哈大笑，自焚的烈焰面前无动于衷，一句“这就是政治”灭绝所有人性，你们以出卖灵魂和良心为必修课，厚黑学成为床头必备书目，阴险埋在心里，猥琐写在脸上。
我无意说官员没有好人，也不是说你们天生是恶人，任何恶劣环境下都不乏洁身自好者、为民请命者。可我不得不说，三十年来“人民公仆”的价值观与人民已经很不一样了。在通往自由人性复苏的时代，公民道德在生长，而肮脏的权势集团继续腐朽堕落，同为炎黄子孙，置身于这个泯灭人性不受制约的权势集团中，人性美好的一面无情压抑，豺狼的一面肆意张扬。
三
很多年来国民早已习惯了，谁当代表和自己无关，“橡皮图章”和自己无关，数以十万亿的财政支出和自己无关，这场盛大的表演和自己无关，这个国家不是自己的。可是，在一个连出家人都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又有谁能真正远离政治？当一个国家的根基是假的、丑的、恶的，怎能指望会有一个美好的社会？
以共产的名义，连“天下”都被权贵集团私分了，人性中固有的公共精神被彻底践踏，于是人人争相张扬自私、戒备、城府、狡诈，人人试图在公共规则之外谋私利，利用公权力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关系”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态。每一次“关系”背后，有人为腐败特权洋洋得意，无权无势者为不公不义而愤懑心伤。
当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如此假丑恶冠冕堂皇的“人民公仆”如此猥琐龌龊自私贪婪无底线，毒奶粉地沟油算得了什么？这是无良商贩的逻辑。当窃国者把巨额财富转移境外绝望自焚的烈焰也无力阻挡强权公然掠夺平民的房屋和土地，抢劫盗窃又算得了什么？这是抢劫盗窃犯的逻辑。当权贵遗传阶级固化连幼儿园也开始基于家庭出身划分等级不公不义如烈火般灼痛，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是屠童凶犯的逻辑。漫长的专制阴霾之下，在有史以来最巨大最没有底线的食肉啖血的怪兽面前，一切罪恶都具有了内在正当性。即便万亿财政投入维稳，即便每个警局装上铁门大街小巷布满摄像头，即便监狱人满为患地铁随处是安检设施防爆器材，即便铁路公路甚至菜刀玩具都要实名，只要喝血怪兽还在横行，这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中国人活得太累。从出生到坟墓都在特权等级社会中挣扎劳碌。巨大的贫富差距、微弱的社会保障，迫使每个人拼命劳作、存钱、看病、养老；连基础教育也被分割等级然后变现贪腐的滚滚财源，千万父母为择校奔波愁怨；掠夺土地垄断建房高价卖出，数亿公民变身为权贵打工的奴隶；张扬没有底线的丛林法则，人人彼此戒备、撒谎、算计、互害。“这社会就这样”，当自私、贪婪、不择手段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和行为方式，黑砖窑、毒奶粉、地沟油、豆腐渣工程……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个时代社会溃败是因为国家奠基于暴力谎言之上，专制是伪君子的巢穴，罪恶的发源地。
每年3月，试图祭起雷锋重建社会主义道德，奈何这残破的偶像经不起自由的阳光雨露，把道德贴上主义标签，就像那部电影把雷锋歌唱成一个“忠于革命忠于党”的“SB”一样，再美好的人性，也经不起这等玷污。电视台里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好不容易打造一台晚会想“感动中国”却被塞进一大堆意识形态私货，红十字会倒掉了慈善总会不甘落后名誉会长提议立法严惩私人慈善，见义勇为的“最美九零后女孩”很惊讶地被拽进权贵俱乐部接受假丑恶的熏陶，“最美女教师”病床上开始宣誓撒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了……三十年来人性一点点复苏，公民道德艰难成长，可阴暗猥琐之徒从不放弃伸出一只肮脏的黑手。
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我不奢望官员个个是清廉公仆、道德楷模，但至少不能像今天这样虚伪、贪婪、狡诈、残忍、猥琐的群体形象；我不奢望人人变成美丽天使，但至少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处处猜忌、敌意和互害；我不奢望人世间完美的公平正义，但至少不能像今天这样大地到处被邪恶不义的阴霾笼罩。这个国家的根基必须改变，必须彻底结束专制的丛林法则，她应当奠基于自由、公义、爱。
四
我厌恶谎言，相信人性中有些美好的东西永存不移。这是我生活和前行的动力。我们追求民主宪政，根本上是以真善美反对假丑恶，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救赎，为温暖幸福的人世间。“我希望我们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每个人不需要违背良心，只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一个简单而幸福的社会，人性的善得到最大张扬，恶得到最大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这是2009年我入狱前接受采访时说的，我的中国梦。
追求民主宪政，不是因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概念多么美好，而是因为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那些高高在上飞扬跋扈的面孔、那些阴暗城府高深莫测的面孔、那些不义焦灼愤怒绝望的面孔，那些苦难无助痛苦哀伤的面孔……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知道人世间每个存在都只是转瞬即逝的角色，可那些不义和痛苦是今天真实的存在，我们必须寻找在此世的救赎道路。必须建立健全的民主宪政制度（这是我给您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以外在力量监督和约束人的行为，惩恶，才得以扬善。
不仅制度，还要信仰。如果制度中的人缺少基本共识信任都试图在规则之外谋取私利，民主会纷争不断让人厌烦甚至像民国年代烽烟再起。这是中华文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责任改变政治，不仅政治制度变革，还包括一个民族精神再生。必须彻底清除枪杆子政权意识形态，彻底改造专制文化土壤，在自由和良心的基石上重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重建中华政治文明伦理和道德精神，奠基新的政治文化传统，赋予新生民主制度以高贵的灵魂，让民主规则深入人心成为国民信仰和生活方式。
中华宪政文明需要第一推动力。而文化的源头是人，是榜样的力量，必须有一群强大人格力量的公民奠定中华政治文明伦理，这意味着牺牲和担当。
我们愿是那牺牲和担当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公民。这是自由公民的联合，我们张扬自己的公民身份，在古老的臣民社会中率先站起，遵循民主规则建设自己的公民社会。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践行新公民精神，发起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为数千万留守儿童争取回家的路，联名呼吁官员财产公示为把权力饿虎关进笼子做点滴努力，援助遭遇极端不公的弱者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推动公民日同城聚会凝聚公民社会健康力量，以公民行动推动国家进步，直至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
也许你们从不会相信，上天已赋予中华民族一群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追求民主自由不为“打江山坐江山”，不为权势地位财富，而是为美好政治的信仰。你们习惯丛林法则信奉一切都为贪婪私欲，一切都别有用心，你们不相信人性中有美好的东西。可我们相信，不仅相信，而且执着坚守。很多时候我们是批评者，但绝不撒谎、诬陷、栽赃。说真话，即使在狂暴的舆论洪流中依然坚持说真话，我不想讨好谁，我只为坚守信念。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为自由中国奠定政治责任伦理的基石。我们是“公民”，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我期待您也能成为这个民族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来自西方的幽灵终究会成为过去，而中国依然是中国，真正男儿的使命不为苟延某个腐朽利益集团，而是为13亿同胞自由幸福的未来。在那残暴冷酷的魔鬼宫殿里，始终摇曳着一息微弱的理想主义烛火，从大西北对各民族的宽厚到文革风暴中对正直良心的坚守，一直到推动中国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这其中有您的父亲，也因此很多同胞对您寄予希望。我也怀着同样的希望，这不是对专制体制抱有幻想，而是对每个同胞心怀善意。六十年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弥天谎言该终结了，“枪杆子政权”意识形态该清除了，“人民共和国”的诺言该兑现了。
公民 许志永 2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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