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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9, 2012, 6:47:47 AM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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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2 11:11 PM PDT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最高领导人更替充满阴谋、血腥和暴力。
毛泽东先后无情地将自己指定的两位接班人送上黄泉路，他亲手指定的第三位接班人华国锋在清洗了包括毛夫人在内的政治反对派之后并没有能够长期地巩固权力，最终又被邓小平通过几近政变的方式推翻。
政治强人邓小平凭借着长期积累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斗争经验，在上台之后的八年之内先是亲手指定随后又亲手废黜了两位党的总书记。最后终于指定了任期长达二十年的两位继任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创造了指定隔代接班人的先例。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实现领导层更替。虽然前任和现任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人更替上的绝对权力，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替规则和治理方式也因此产生了变化。
本来，这种变化给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可能使得产生领导人的规则更加透明，从而产生出更加优秀的领导人，实现更加有效的治理；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使得规则更加模糊，从而使得中国的高层政治生活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现实中的中国政治似乎正在朝着更加不确定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之前的权力争斗中，被不少人看好的政治明星薄熙来试图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强行上位，最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搞得身败名裂。
其实薄熙来只不过是政治强人之后的中国领导层更替非程序化的一个祭品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在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之间还会有新的牺牲品。
政治魅力
中共历史上的政治强人的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血腥的战争经历，二是顽固的非民主传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它的领导人很多是被"抱上"神坛的，没有政治魅力，也没有足够的政治集团支持，个人的品德和才干大多不济，即使有人希望利用 "核心"的地位成为政治强人，但是也缺乏足够的拥戴者。
没有了政治强人的权力更替和权力维持除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之外，它还会产生效率缺失。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人选，在等待接班的时候，既不可能组织自己的执政团队，也不可能系统地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因此上台之后的执政团队成员一个个都面目模糊，而且由不同势力集团推举上来的成员之间有着很深的互相猜忌和掣肘，很难快速产生有效的治理。
"六四"镇压之后的江泽民/李鹏团队自然无新政可言，胡锦涛/温家宝团队虽然面临有所作为的历史机会，最终仍是一事无成。
目前即将上位的新团队成员之间的资历更加接近，派系背景更加复杂，他们之间更难形成一个公认的领袖，在决策程序上也一定会由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因此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很难指望新团队能够在短期内出台任何可信、可行的"新政"。
现代政治不需要个性乖戾的暴君似政治强人，但是需要有政治远见、能够带领执政团队、说服民众跟从、具有施政能力的政治领袖。
只要中国共产党一天不实行开放的民主政治，就不会产生现代的透明的政治规则，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和平时期，庸人当政无所作为便会成为一种常态；而一旦危机爆发，社会则将呼唤新的血腥的政治强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悲剧。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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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2 09:46 PM PDT 核心提示：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将发现，世界仍然渴望美国的承认，要求美国的关注，却憎恶美国的干预。 发表：2012年10月6日 来源：《经济学人》杂志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位贤明的外交官曾说，外交政策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涉及外国人，他们有时候不听话。大选是经济唱主角，地缘政治通常是事后才会考虑，在距大选仅剩数周时，世界似乎满眼都是拒绝听从美国建议或诅咒的外国人。 米特・罗姆尼有个简单的解释：因为贝拉克・奥巴马的反复无常和缺乏决断，盟友已经失掉对美国的信心，敌人的胆子却壮了起来。罗姆尼抨击道，总统对美国的威力抱有矛盾的心态，不情愿坚持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独特命运。罗姆尼郑重发誓，如果当上总统，他将追随里根"实力换取和平"的名言，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道德方面都将义无反顾地宣扬捍卫美国的价值观，比如自由贸易和民主。 奥巴马阵营提出一种更为细腻的解释。美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并非无所不能。世界有时候"令人困惑"，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今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遇害后这样悲哀地说。班加西正是因为美国空军才免于毁灭。 高级官员们说，奥巴马继承了两场昂贵而导致国家分裂的战争，这些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地位。结束它们是一个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开启基于相互尊重而接触交往的新时代。 世界需要美国的关注，却憎恶美国的干预。 奥巴马告诉助手，他首个任期的最大挫折就是以巴冲突难以解决。他曾经希望通过向穆斯林世界示好（始于他2009年6月的开罗演讲）来打开这个死结。如果他能减轻穆斯林对西方和以色列的敌意，就将使以色列变得更安全，从而更乐意考虑为中东和平做出让步。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阿拉伯世界的舆论责备奥巴马实质上仍然支持以色列，而奥巴马在以色列的批评者则对美国人放弃他们焦躁不安。 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一些所谓分歧与其说真实存在，不如说只在于辩术。但是，在一些重要领域，他们的世界观的确不同。先说说最令人担忧的危机：伊朗对核武的追求。美国官员提到，盟友好言相劝却不起作用以后，他们对伊朗实施了更严厉的制裁。他们提到，奥巴马发誓绝不能允许伊朗以核武威胁世界。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看来几乎同样担心以色列方面可能单方面实施打击，特别是因为缺少美国的帮助（即能突破掩体的武器），这样的打击只"掠过"伊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已经公开暗示，以色列单独发动袭击多半无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他呼吁等待制裁是否成功再采取行动。 罗姆尼阵营承诺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如果有必要甚至无需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罗姆尼的顾问们在私下也支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界定伊朗不得越过的核"红线"的呼吁，但奥巴马政府至今仍然拒绝这一建议。尽管罗姆尼的外交政策顾问团队构成五花八门，从约翰・博尔顿这样的鹰派到罗伯特・佐利克等更为谨慎的人物应有尽有；一位顾问称，"很多人都支持"美国和以色列一道打击伊朗的想法而不是看着以色列单独行动，因为前者对美国来说更安全。 9月20日，问到与对伊采取行动的"红线"时，罗姆尼称，不仅伊朗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就连伊朗拥有制造核武的能力也不可接受，他把这定义为"不仅有裂变材料，而且有制造核弹和火箭的能力"。今年5月秘密录制的罗姆尼对捐款者的演讲也在几个月后泄漏出来。他在演讲中说，巴勒斯坦人"对建立和平毫无兴趣"。与此对照。奥巴马在9月23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仅仅把以色列称作"我们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并且似乎对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的游说置之不理，称其为"噪音"。 在叙利亚问题上，奥巴马则划出一条公开红线：动用或移动该政权贮备的化学武器。美国已经要求叙利亚政权更迭并向叛军提供非致命装备，比如无线电。但是，一些官员警告人们不要拿伊朗与叙利亚对比，因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空中力量支持。他们说，叙利亚拥有的俄制防空系统属于全世界最先进之列。 罗姆尼支持联合土耳其和沙特，为反对阿萨德的叛乱分子提供武装。他在竞选中批评奥巴马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支持自己的叙利亚政策，从而让拥有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中国和俄罗斯得以行使否决权。但是，罗姆尼至今仍然排除美国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可能性。 在更广大的中东地区，罗姆尼把"阿拉伯之春"说成是用词不当，声称缺乏对宣扬民主的关注可能把这场起义变成"阿拉伯之冬"。罗姆尼指责奥巴马把以色列扔到"车轮底下"——无论是在联合国当众批评以色列，还是要求把以色列做出让步作为开始新和平谈判的前提。他领导下的白宫将"断然"警告土耳其和埃及不要采取反以政策，并将减少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如果他们继续寻求联合国承认或组建一个包括哈马斯在内的联合政府。 罗姆尼的阿富汗计划不那么详细。共和党人谴责奥巴马把2014年作为美国撤出战斗力量的最后期限，指责他使塔利班得以耐心等待西方部队的离开。罗姆尼说，他如果上任，会询问在阿富汗现场的指挥官有关撤军的事宜。顾问们在私下承认，厌倦了战争的选民不会容忍阿富汗局势"重新升级"。 今年早些时候，罗姆尼把俄罗斯称作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敌人"，这使奥巴马说他的对手陷入了"冷战时空扭曲"。罗姆尼说，他当时讲的是俄罗斯作为核大国却乐于在安理会上否决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罗姆尼把弗拉基米尔・普京称作"认为苏联很伟大而不是邪恶的人"，并且批评奥巴马"调整"对俄关系，说他作出重大的让步，却没有换来什么回报。他说，给俄罗斯的"礼物"包括主动提出削减美国部署的核弹头，以及愿意延迟原本计划在东欧部署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把这描述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但是，罗姆尼实际开出的俄罗斯政策药方不像他的诊断那么富于戏剧性，包括重新考量奥巴马关于削减武器的决定，以及重新考虑如何针对伊朗这类无赖国家弹道导弹威胁制定有效的防御机制。 罗姆尼竞选团队的一位共和党顾问断言，引起罗姆尼"本能"反应的地缘政治敌人其实是中国。这名顾问说，罗姆尼认为，中国当局"恃强凌弱"。罗姆尼当然喜欢把践踏自由贸易规则的中国人称作"骗子"，在他对蓝领选民讲话时明显如此。他发誓，入主白宫第一天他就将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还指责奥巴马袖守旁观，任由中国人为地压低本国汇率。 这种言论让一些商界领袖警惕。他们担心高调的货币冲突会在中国国内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罗姆尼的核心集团私下里淡化把中国称作货币骗子的重要性，称这仅仅促使财政部开展调查。他们宁愿谈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暗示罗姆尼将在这条战线上与盟友合作向北京施压。 罗姆尼在竞选宣言中说，美国应当扩大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应当让中国看到寻求地区"霸权"将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参与者代价昂贵。他的竞选宣言抱怨说，朝鲜专制政权无休无止地得到放弃核武的优厚奖励，结果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军火库。但是，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罗姆尼给自己很大的回旋余地。他的宣言没有承诺向美国的亚洲盟友销售先进武器，只是会"重新考虑"这个棘手的问题。宣言安抚地说，美国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反华联盟"。 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承认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尽管罗姆尼常说要把本世纪变成第二个美国世纪。但这或许也体现出他政治外表下的商人本质。当问到外交政策中什么最令罗姆尼感兴趣时，他的一位顾问毫不犹豫地回答："经济增长"。天性支持自由市场的罗姆尼在共和党初选时发誓拒绝用美国的钱救援欧元区银行或政府。他说，欧洲可以照顾自己。 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将发现，世界仍然渴望美国的承认，要求美国的关注，却憎恶美国的干预。奥巴马执政之初在痛苦中学到这个教训，他花了太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冷静含蓄的形象给美国及其长期盟友的关系造成实际损害。奥巴马已经学会表现出一点热情，或者至少装装样子。罗姆尼也属于冷冰冰的那类，在本应轻而易举的伦敦奥运之行中冒犯了（总是很敏感的）英国人。如果当选，他也不得不学习在得不到多少回报的情况下让外国人感到被爱的艺术。没人说过做不可或缺的国家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10/09/2012 10:27: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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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2 09:0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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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2 06:01 PM PDT
严格说现代中国只有二种人：统治人和被统治人。或者从生活的方式说，天堂人和 非天堂人。毫无疑问这里的说的统治人就是天堂人，被统治人就是非天堂人。没有 中国人会在这里颠倒，去将被统治人理解成天堂人，或将统治人理解成非天堂人。 不过中国近代历史上确实还有过这么一段阴差阳错的时候。 毛泽东开国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一个很成功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让被统治 人感觉自己是统治人(主人)，是天堂人(被SERVE者)，而实际的统治人是被统治人(仆 人)，是非天堂人(去SERVE主人的人)。 这套系统，曾经非常成功和威力强大，加上渲染这个国家统治人怎样生活艰苦，怎 样像苦行僧，怎样工作辛苦，以至死在岗位上，也不愿化时间去看病的新闻、采访、 小说、电影、报纸、铺天盖地被充塞在被统治人的每一个时空，大路街头上到处都 高挂着被统治人充满幸福笑容的巨幅画，使中国的被统治人和非天堂人一想起统治 人脑子中就出现了一条条老黄牛日以继夜在为国家富强忘我工作的蓝画，一想起自 己就是那些画上幸福微笑的国家主人，日长月久，觉悟愈来愈高，一看到那些实际 描写和叙述他们真正生活的言论，小说和电影马上就认出是反动毒草。慢慢地他们 也就真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人和天堂人了，一提到毛泽东他老人家就感激 得浑身颤栗，涕泪交集。他们常常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无上幸福，无上光荣。不过 现在你问那个国家的过来人，没有几个人会承认说过这样无聊的话。如果问这个国 家的现代人，他会说那是因为上代人弱智弄出来的笑话，与他们没有关系。然后当 他们合起来一起耻笑北朝鲜人的领袖涕泪交流症的时候，你从他们的表情丝毫看不 出他们也曾经与这种行径也有过关系。 这种虚拟主人感的强烈和坚定以至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都不曾动摇。 如果不是毛泽东自己折腾，或者毛泽东能够长生不老，那么这套系统对于中国民族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我们中国人就会永远不变的生活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其生命力 之强不仅由于这个系统本身的完美，毛泽东本人的雄才大略，而且还在于这个系统 特别适合中国的民风、国情、或者说民族性格，是毛泽东为中国人特别定制的。 这个系统强大到国家的管理可以不需要警察，因为全部中国主人都是警察。而且一 旦被统治人确认自己是统治人和主人的时候，就比实际真正统治主人还认真、还残 忍，谁要敢在光天化日下讲一句对毛泽东不敬，对共产党怀疑的话，准会被愤怒的 准主人撕成碎片。那个时候倒是真正的警察会反而手下留情，常常要敦促准主人控 制自己的革命感情，注意党的政策。如果那时候有一个监狱的犯人逃出来，在中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能会无处匿影藏形，因为六亿准主人会立即发现 他，将他扭送公安局。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犯人要从监狱逃出来，因为外面世界是一 个比真正监狱更残忍的大监狱。 现代人，后代人很难想象，一个六亿人民全部变成警察的国家有多可怕？毛泽东和 共产党成了一根根神经未梢和触角，通个六亿准警察的身影伸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个个体，在中国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闪烁着可怖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眼睛 的绿光，寒寒烁烁。在中国这样大监狱中生活过的犯人所遭受的精神歧视，痛苦 和折磨远远超越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格拉小岛，只是至今中国文人尚没 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动机和才气将它变成文字，所以毛泽东这部分最令人触目惊心 的史迹由于中国现代人的故意忘记，存心歪曲，和才华平庸，至今没有得到恰如其 分的表达。 如果不是毛泽东本人破坏了这个系统，那么我们应该现在还生活在这个全民警察的 系统中。毛泽东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对臣民的精神驾驶能力，异想天开地发动了史无 前例的对共产党本身的利益来说愚蠢无比的文化革命，将他与他的同伙的争吵公开 到社会上。于是封闭的天堂门打开了，让这个国家的虚拟天堂主人看到了真正的天 堂实景，看到他们的被统治人(仆人)，非天堂人(SERVE主人的人)的无法无天，慌 淫无度，互相残杀，这才使他们豁然大悟自己算个鸟主人？从此以后，不管毛泽东 和他们的同伙怎样用尽混身解数重建那个系统，再也唤不起中国臣民当统治人(主 人)的兴趣了，毛泽东的虚拟空间名存实亡。 当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结合政治运动的统治系统已经变成行尸走肉，不起 作用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抛弃了它们。他用管它白猫， 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 猫的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实用主义和对毛泽东那一整套革命理论的不耐烦。他去掉了 所有复杂的程式，甚至简单到自己连个必要职位的形式都不要了，让整个国家机器， 党系统，和法律都俯首听命于他这个普通党员，中国回到了警察统治国家。就是用 这套他自己可以任意解释的臣服于他的法律，他清算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为所有 被毛泽东将他们的天堂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的老同志出了一口恶气。 邓小平不枉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共产党党魁。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绝对不是只止于 为老同志出气，让他们先富起来，而是他清楚看到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共产党命脉 的伤害，为此他紧紧关闭了天堂的门。虽然他比毛泽东更放纵天堂人的穷奢极欲， 但是天堂的信息不能让被统治人知道。同时他又进一步反思文化革命的教训，规定 天堂内部天堂人的争执不能扩张到互相死拼的程度，至少要留对方的性命。江青， 赵紫阳就是他树立的样本，他以此来限制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残忍程度。这些高瞻远 瞩的措施挽救了已经走到昏阳西斜老驴破道的共产党。 以忍功起家而走到中国权力顶峰的胡锦涛是中共唯一当了八年皇储，在江泽民的千 方百计的折磨下没有被杀掉，关起来的皇帝，可见他亦非常人。但是他除了忍功以 外才具平庸，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恩师邓小平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苦心制定的潜规则。 在处理薄熙来上正在做与文化革命同样愚蠢的事情，将天堂门大开，让被统治人又 一次看到了天堂人的倒行逆施，穷奢极欲，和腐化糜烂。 在毛泽东系统下长大的胡锦涛深受毛思维的影响，不但思维方法充满毛的观念，而 且说话是清一色的毛语言。不同的是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才具，毛语言到了他嘴下 失去了毛本人的风趣、生动、凶悍、和一针见血，变得干瘪、教条、毫无生气。 任何人听或者读胡锦涛讲话恐怕都是一种难以忍耐的折磨。 薄熙来审判，是胡锦涛继帮助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以来犯的第二个对共产党非 常致命的错误。他糊里糊涂地将对薄熙来的审判弄成了对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审判。 正像他的语言充满毛色彩一样，在毛时代成长和升官的他不时不刻就会回到毛的思 想系统中去。他印象深刻地记得毛太祖曾经一再强调，政治路线，党的政策，权力 斗争的分歧是共产党的生命，而生活作风只是小节。他又懵懵懂懂的记得邓太宗说 过重要的东西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于是这两个基本思想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被他牛头 不对马嘴地弄到一起去了，因此在对薄熙来的控诉中只字不提审判薄熙来的真正原 因，毛泽东说的路线斗争，或者在邓小平眼中的权力斗争，而搬上了清一色的毛所 说的小节，邓小平眼中共产党的命脉。 薄熙来的罪行通通变成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以及“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 关系”了，而这个罪行是所有的共产党党魁都有的罪行，因此对薄熙来的审判被胡 大人糊里糊涂的搞成了对全部共产党和他自己的审判。 最要命的是在毛泽东系统中的这些小节在邓小平系统和老百姓系统中是真正的大节， 老百姓管你哪个当政，还不都是狗咬狗的事情。老百姓真正痛恨的是这些共产党党 魁是怎样掠夺和剥削他们的血汗的？ 又怎样拿着他们的血汗去过花天酒地和穷奢极 侈的生活的？又怎样和那些表面像人的漂亮婊子明星乱成一锅粥的(有人怜香惜玉， 不让提这些婊子明星的名字，妲己乱国， 商纣王淫荡，不提这些大大小小的妲己，共 产党大大小小的商纣王的淫荡不就成了空有其表(：))？ 又怎样将他们的血汗偷偷移 到国外准备随时逃窜的？ 现在胡大人的审判已经骑虎难下，不将这些罪行说得愈严重，愈具体，薄熙来的罪 定不下来。而说得愈严重，愈具体，这不等于将天堂门大开，让老百姓看到他们穷 奢极欲的生活吗？这样审下去会愈审愈不对头，哪里像在审薄熙来，愈像是在审共 产党，薄熙来只是出席审判的一个代表和象征，因为所有这些罪行，共产党的党魁 全有，甚至比他还严重。 这个本来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官员的审判现在被胡锦涛弄成了对共产党和胡本人的审 判，还有比这更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吗？ 胡锦涛现在该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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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7, 2012, 6:06:43 AM1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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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09:24 PM PDT
海外華人保釣運動四十年，已經有三代人參加，但釣魚島依然在日本人手中，原因就在於民間保釣，政府只利用保釣煽動民族情緒緩解國內矛盾，或利用保釣達到当政者個人權爭的目的。
前些日子，保釣運動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如火如荼。我這裡只說海外華人保釣運動：自發起至今四十多年，徒勞無功，一事無成。
發起者為美國的臺灣公派留學生
保釣運動起始於一九七零年代初，這場使台海兩岸三地都捲入的運動，最初不是發生在中國大陸，也不是發生在臺灣，而是發生在海外。發起者為美國的臺灣公派留學生。
一九七零年代的美國，只有臺灣留學生而沒有大陸留學生。當年臺灣處於蔣家威權統治中，國民黨政權打壓異己，封鎖資訊，管制出國人員，能夠被派到海外留學的，大多數是黨、政、軍的官宦子弟。這些青年人一旦來到美國，便如飛出牢籠，如饑似渴的接受民主理念和自由資訊，有了獨立思考的意識。他們人在海外，就未必繼續按照臺灣國民黨統治者的要求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據老保釣、臺灣大學海外校友會前會長張碚講述，海外保釣運動的起因其實很簡單：一九六九年聯合國下屬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釣魚島海域蘊藏著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臺灣《中國時報》的一位記者登上釣魚島，寫了一篇報導，揭示了聯合國調查報告的內容。而當時正是美國把琉球群島交給了日本，把釣魚島的管轄權也交給了日本。釣魚島離臺灣很近，歷來被認為屬臺灣宜蘭縣管轄。臺灣大學的學生不滿對美國把釣魚島交給日本而臺灣政府默不作聲，發起校園抗議行動。消息傳到海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臺灣留學生首先發出保衛釣魚島的號召，獲美國東西兩岸臺灣留學生群體的響應，於是就開始了持續四十多年的海外華人保釣運動。
張碚表示，那時的海外保釣運動，與當前海外保釣運功的情形一樣，留學生們致信美國國會请願，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提案，聲明美國在釣魚島主權爭議中沒有立場。不同的是，當年的日本政府未就海外華人發起保釣運動作任何反應。
臺灣國民黨政府害怕事情鬧大影響與美國以及日本的關係，迅速把台大學生的保釣呼聲壓制下去，接著又派出黨工到美國來壓制留學生。壓制的結果，一部分保釣留學生歸順了政府，從此不再保釣；另一部分不肯就範堅持保釣的留學生，就上了臺灣政府禁止回台的黑名單。他們後來除了成為海外華人四十年保釣運動的骨幹之外，又成為民進黨成立之前海外第一批臺灣現政權的反對力量。首次發起的保釣運動就這樣在國民黨政府的打壓下走入低潮。
邓搁置争议让海外保钓深感挫折
那時，保釣沒有大陸共產黨政權什麼事。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中國總理周恩來回避了釣魚島主權問題，沒有就釣魚島主權歸屬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異議。一九七八年二月，鄧小平又向日本人表示，要將釣魚島主權爭議擱置二十年、三十年，並說我們這一代人缺少智慧，下一代比較聰明，一定能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這番話令日本人大為讚歎，卻使海外保釣華人深感挫折。
海外華人從來沒有認可要擱置爭議。第二次保釣高潮出現在一九九六年九月。那時臺灣臺北縣議員金介壽和香港電臺節目主持人陳毓祥分別率領保釣船前往釣魚島宣示主權，遭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攔截，陳毓祥在登島時落水身亡。九月二十二日，美國舊金山中國城爆發有當地華人三萬五千人參加的保釣示威，中國城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為保釣運動迄今集會遊行人數最多的一次。那次保釣集會遊行最大特點，就是當地華人社區親北京和親臺北的僑團共同發起和參加。
遊行前各僑團商定，保釣集會遊行不涉兩岸政治議題，示威中任何人都不攜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也不攜帶中華民國國旗。但集會開始，人們都突然亮出了各自事先準備好的五星紅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會場成一片旗海。但親北京和親臺北的僑團相安無事，沒有發生兩岸政治議題的爭論和衝突。“兩個中國，一個中華”在保釣示威中得到充分體現。
一九九七年八月，舊金山的幾位華人還策劃了一次空降釣魚島宣示主權的行動，領頭的是來自臺灣的魯國明和張國灝。他們湊錢購買了一架二手雙引擎小飛機，八月六日從舊金山灣區奧克蘭機場起飛，幾經周折，於八月二十五日飛抵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機場。然後從蘇比克灣直飛釣魚島，打算將一組人空降至島上，清除島上日本人的設施。但飛行途中小飛機的一個引擎發生故障，不得不緊急折返，令這一壯舉功虧一簣。
两岸政府不保釣海外华人徒悲伤
今年的海外華人保釣運動，可算是四十多年來第三次高潮。美國十多個城市的華人社區都有保釣行動。標誌性事件是九月十五日舊金山中國城的“勿忘九一八，保衛釣魚島”集會和遊行，組織者宣佈參加者有萬人之眾，但美國警方估計只有三千多人。即使萬人。規模與氣勢也大不如一九九六年的三萬五千人。這次沒有出現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共同飄揚的場面。集會上的發言者和往常一樣齊聲譴責日本霸佔釣魚島並號召海外華人抵制日貨，但台下有人鼓噪，指兩岸政府、特別是自稱大國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保釣，海外華人保釣不可能成功。鼓噪者被會場維持秩序人員擋在講臺之外。
今年的海外華人保釣運動與往時不同的是，有人對兩岸政府提出強烈批評。老保釣人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項武忠與另一位華人教授王正中，在舊金山《世界日報》頭版自費刊登全版廣告，寫道：“胡錦濤、馬英九：你們在中國領土上的軟弱態度，如何對得起炎黃子孫？！為我中華國魂請馬上出兵光復我領土釣魚島。不然，你們將來如何見先祖列宗於地下。”
新一輪保釣集會和遊行的組織者曾邀請兩岸政府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舊金山總領事和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參加保釣集會和遊行，為海外華人保釣助威。但中國總領事以當天事忙為藉口加以拒絕，臺北經文處處長不但不參加，該處反而發表聲明，說不鼓勵中華民國僑民參加保釣集會和遊行。
發起舊金山九月十五日保釣集會和遊行的一位保釣領袖在舉行記者會時發出感歎：海外華人保釣運動四十年，已經有三代人參加，但釣魚島依然在日本人手中，難道我們的後代還要再進行四十年保釣運動嗎？
這位保釣領袖也許說對了。海外華人保釣運動四十年之所以一事無成，原因就在於民間保釣政府不保釣，國家領導人只利用保釣煽動民族情緒緩解國內矛盾，或利用保釣達到個人權爭的目的。如此保釣，註定了，再過四十年，仍然是徒勞無功，一事無成。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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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06:27 PM PDT
面对国家间的领土争议，中国公民不要相信中共的单方面说词，要兼听对方的理据，冷静挖掘历史的细节及其来龙去脉；监督政府的保钓措施是否得力…… 中国官方与民间对现实国际关系的态度与心理反应，取决于国人对众多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的各种结论。如果国人在并不熟知历史真相，尤其是在误读关键细节的情况下，就可能觉得近现代的国际关系中，国人总是无辜、被欺侮和被耍弄的；而它国人则总是恶意、凶残和不可理喻的。 国人的这种心态在中俄、中日、中韩、中美这四大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体现在中日关系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责任，一在中共政府的虚假历史教育；一在民众缺乏耐心，不愿了解事件的细节。
反映历史真相的实施细节
案例一：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论述中，绝少提及该岛主权丧失过程中中方的责任与过失，似乎全部都是日方的野心与阴谋，而中方于史于理于法都是无懈可击的。 事实并非如此。理由如下：1，根据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法院审理领土争议的具体审判实践，国际法院只考虑“较近时期”有效管辖控制的证据，而不考虑中古时期的文献证据。中方主张的“自古以来”所依据的古代文献与地图等证据，是最微弱的主权主张，在国际法院基本是无效的；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中，基本不会当作法庭证据。 2，国际法院审理领土争议时，还主要看哪一方更充分地实施了“有效管辖控制”？即，在行政、司法、立法等方面实行主权行为。显然，自1895年1月14日日本在岛上竖立主权标志和宣布主权至今，日方一直在岛上行使行政、司法、立法等有效管辖行为，而中方却毫无实施主权的记录。 3，国际法院审理时，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推导出“禁止反言”原则。即，不可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而在1943年，蒋介石拒绝美国提出的，把琉求归还给中国的提议；反而两次主动请求美国托管琉求。而到二战结束时，钓鱼岛已归属日本的琉求实际有效管辖50年；所以，美国托管琉求的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托管了钓鱼岛。如果当时中方作为战胜国提出归还钓鱼岛，甚至琉求的话，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中方却竟然没有抗议这种托管，这在国际法上属于默认此岛原属于日本。 根据联合国托管规则，主权国的领土不适用于托管。既然中方允许美国托管，就意味着钓鱼岛并不属于中国的领土；否则，根本就不应该适用托管制度。这是中国永久丧失钓鱼岛的关键历史时刻。 1949年中共建国后，1953年、195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及相关文章，1958年中共出版的日本地图，1965年中华民国国防部出版的地图，也都将该岛称作尖阁列岛，并表明为日本领土。
民间抗议无法律效力
1951年、1972年周恩来的讲话，或声称在任何国际协定中琉求都未曾脱离过日本，或主动回避该岛的主权争议，表示对此岛不感兴趣；随后的建交公报《中日联合声明》等外交文件也没有注明此岛有主权争议。1971年，美国将琉求连同钓鱼岛归还给日本时，中国政府官方也没有马上抗议，只有海外的华人民间表达了抗议，而根据国际法，民间抗议毫无法律效力。 直到1970前后年，海峡两岸的中方获悉该岛附近的海底可能蕴藏巨量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后，两岸才提出主权要求，可却与中方过去20多年的观点立场相违背，属于“反言”，属于出尔反尔。自然国际法院是不会接受1972年以后中方的主权要求和政府立场。 4，多年来，中国的官方都是不作为，只是靠港台的民间保钓来宣示主权，而民间保钓这种作法在国际法上并无任何法律效力，等于中方一直没有提出主权争议，造成百年来钓鱼岛实际由日本实际控制管辖的现实。 反观日本，自1895年1月14日宣布钓鱼岛主权起（这是中国永久丧失钓鱼岛的最初关键历史时刻），不论是设置主权标志、实际管辖，还是政府的观点立场，一直都是一贯，没有出尔反尔，一直符合国际法的原则标准。很明显，中方要想在国际法层面索回钓鱼岛，几乎是不可能。国际法院以往的领土纠纷判例也都印证了钓鱼岛的主权应该属于日本。 而中国官方的对内、对外宣传却回避、掩盖上述如此众多的历史细节，从1895年1月14日开始的日本设立主权标志、划归琉求管辖，到美国托管时中方的沉默；从1950年代中方报纸社论、领导人讲话、地图上明确表明属于日本，到中日建交公报里避而不谈钓鱼岛主权问题。中方却一味自说自话地强调“自古以来和波茨坦公告”，以此欺骗国民，煽动狭隘的爱国情操，再加上平时大量的反日仇恨教育，使得这次保钓反日游行中出现了如此众多的丑行与恶言。 作为国民，我们一定要记住：中共60多年一直在搞愚民教育，封锁消息，掩盖历史真相，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面对国家间的领土争议，中国公民的责任在于监督中国政府的保钓措施是否得力、是否令国人满意；而不是越俎代庖，发泄民间愤怒去保钓。国民不要相信中共的单方面说词，要兼听对方的理据，冷静挖掘历史的细节及其来龙去脉，多请中立的专家学者分析讲解，不要被政府操纵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政府危机。
一个中国良港的灰飞烟灭
案例二：在朝中俄东北亚交界地带的图们江口，中国的国境线离太平洋只有约15公里左右，可是中国却没有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为什么？ 中国官方一直说是俄罗斯人太坏、太狡猾，或说是当年朝鲜与俄罗斯围堵中国的结果。可我考查的结论是：又是同钓鱼岛一样，是我们自己的过错。 当初，清俄划界时，清国是有出海口的，外交文件上也列明。 现摘抄《珲春史志》里的相关词句：“吉林省东沿大海，向本形要之地也，自咸丰十年到弃海岸斯亦已矣，以尚有图们江一线通海之咽喉，及满员成琦竟将江口乌字碑放弃不顾，而立土字碑于距口三十里处，致此一线咽喉亦复堵塞，及吴大澄来勘，已无法争回，而吉林省遂无海岸，今吾人纵不甘心，因有索回毛口崴之提议，顾覆辙即深，挽回殊不易哉。” 这本清朝史志里明确记载：是满族官员成琦，将江口“乌”字碑放弃不顾，立“土”字碑于距口三十里处。 很明显因错埋界碑而失去出海口的责任100%在中方，与俄国人毫无关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的性格问题——做事马马虎虎，不认真（往儿童奶粉里加三聚氰氨除外）就连外交、国防事务也不例外。正是这种国民性格使得去埋界碑的清国官兵偷懒，不想在难以前进、没有道路的蛮荒之地继续走到海边。 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最后两国边界线以界碑的地点为实际边界线。于是，就在轻松的谈笑间，一个中国的良港灰飞烟灭。 诸位，明白了？！出海口没了！您以后还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吗？ 还有许多引起中国国民愤怒的历史事件或与它国间产生矛盾的事例，如果仔细考查细节资料，你会发现：过错和责任大都在中方。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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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05:48 PM PDT
对藏人来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都是自己的家乡。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而外族人却可以享受这种旅行自由，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规定？
今年八月，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旅行。其实我最想去的是拉萨，可是"有关部门"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我要求去拉萨，并与国内同行交流的申请。由于自己的旅行收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四省藏区旅行时，我不免格外关心人们旅行和迁徙的情况。 这才知道，原来受到限制，不能自由前往拉萨的不仅是持外国护照者，还包括生活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藏人。
藏人不准去西藏
一位青海的青年喇嘛告诉我，他为了朝圣大昭寺而设法到了拉萨，不敢穿袈裟，穿着俗装住进旅馆，半夜里公安查房，发现他是青海省的藏人，立即将他遣回。让他特别郁闷的是，同样住在旅馆里的汉人，不论是青海的还是内地其他省份的，都没有问题，拉萨欢迎他们来旅游，而他身份证上的"藏族"两字，却使得他不能在拉萨停留。我问："如果你穿着袈裟，干脆说明你是僧侣呢？"他说那就更不行了，"那样他们就怀疑我们要干什么，弄不好就给关起来了。"
不仅是周边四省的藏人不能自由去拉萨，藏人也不能在四省藏区自由旅行，随时有可能受到查问阻拦，比如自焚发生最多的四川省阿坝，或者藏人抗议激烈的青海省玉树州结古，藏人都说"进不去，进不去"。可汉人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那些地方有的是做生意、包工程的汉人。藏人对我说："他们不信任我们"。
行政区划是政府的事情，对藏人来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都是自己的家乡。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而外族人却可以享受这种旅行自由，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规定？
"红旗村"和领袖像
藏人的这种处境，到那里去淘金的汉族生意人、包工头和旅游者可能是看不到的。他们能看到的是政府刻意制造的"和谐"景象。我一路走过的地方，凡是重要公路沿线、重要城镇和寺院附近，这种人工"和谐"就特别抢眼，最明显的就是阿坝境内的"红旗村"和"红旗乡"。
何为"红旗村"？就是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房顶挂起一面五星国旗，有些还要家家户户都挂毛泽东或其他中国领袖的像。
藏人有在屋顶和院子里张挂经幡的传统。经幡是五色彩旗，上面印有藏文的经文或佛像，随风舞动以示弘扬佛法。至少在境外，藏人家庭是家家都有佛堂供奉佛像，家家都挂经幡。在印度和尼泊尔，我常以经幡来辨识是否到了藏人居住的地方。
"红旗村"却呈现一种奇怪的夸张景象，常常是家家屋顶看不见经幡，却有一面鲜艳的五星旗。我路过一个"红旗村"，村里每家每户朝向公路的墙上还贴一幅毛泽东的标准像。这种景色，看上去酷似文革期间的"红海洋"。 一模一样的红旗，一模一样的标准像，一望便知， 这些"红旗村"、"红旗乡"，是政府公权力的结果，不花大力气强迫是搞不起来的。在远离交通要道的偏僻深山或辽远草原深处，这种"红旗村"就绝迹了，那里能看到的是房顶或山上舞动的经幡，是藏人家里供奉的佛像和达赖喇嘛照片。
反邪教和政治恐怖
和"红旗村"配套的，是藏区出现频率远高于内地的政治性标语牌。这类标语牌，越是靠近交通干线就越多，主要宣传的是"民族团结"、"党政军共建和谐"、"计划生育"等。
此外，我还看到了很多有关"反邪教"的标语牌。这类标语牌树立在公路边、村镇里，很大，制作得很考究，有些村委会宣传栏里还张贴汉藏双语、图文并茂的宣传画。初见这些宣传，我十分困惑：这样宣传"反邪教"阵势，现在在内地也不多见了，为什么在藏区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呢？
中共的意识形态视宗教为落后与陈腐的历史现象，认定宗教终将要消亡，而中共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要促使宗教更快地消亡。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不久前还撰文强调，中共党员是不允许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中共即使一直视社会上的独立教会为敌，却还不敢公开宣称世界上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主流宗教为"邪教"。前些年的"反邪教"都有特定指向，主要指的是以法轮功为主的民间信仰。可是，法轮功等汉地的民间信仰从未在藏区流行，十几年前开展的镇压法轮功运动，现在在中国内地也已偃旗息鼓，那么，藏区那么多反邪教宣传，指的是什么呢？
我请教了寺院里的僧侣、政府公务员和普通农牧民，都说听过反邪教的上级文件和政治学习，但是都不知道这里的"邪教"指的是什么，直到一位政府官员向我道出了个中奥秘。
最近两年里近50位藏人的自焚抗议，让中国政府感受到了压力。中国政府意识到，包括藏区在内的"维稳危机"直接威胁到它的统治合法性。可是，正如一位藏人僧侣所说，"他们不懂我们的心"，中国政府确实不了解藏人的精神世界，它的高压政策把自己弄成了聋子和瞎子，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按照中共的规矩，涉藏单位必须向中央交代，为什么有那么多藏人不惜以死抗议。于是，朱维群这样的专业干部不得不给出一个说法。他在藏区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以后就用邪教来解释这些自焚事件。只要把自焚的原因推到邪教头上，中国政府就没有责任了。藏区突然出现的反邪教宣传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藏传佛教早已不仅仅是在藏区传播的宗教，1960年代以来，藏区佛教已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因此，中国官员不喜欢藏传佛教，若要将之打成"邪教"，中国政府也担心这把火玩大了可能没法收场。于是，一面大张旗鼓反邪教宣传，一面吞吞吐吐不敢说明什么是藏区的邪教。中国政府只知道，标语牌是能够制造恐怖的，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你是藏人，你要什么样的藏区？
如今，六百万藏人相比十三亿中国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蜂拥而至到藏区淘金的生意人，兴高采烈到西藏猎奇的旅游者，和大多数从没想过要去西藏的国人，很少有人想一想，藏人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藏民族至今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那么紧张？
今天，如果你生为藏人，在自己的家乡没有旅行的自由；政府不跟你商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强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还要你感激涕零；你不能公开向自己的领袖致敬却要膜拜外人强加于你的偶像，而这一些都是用暴力手段制造恐怖，而得恐怖还一天天地维持着，过着这样的日子，你会怎么想？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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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11:46 AM PDT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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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11:41 AM PDT
由一个党来依法治国谈何容易，把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道路更是漫漫修远。今后往何处去，大家都在关注，都在施加各自的压力。
薄案转折点与曲折的进展
2011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鸿运高照的黄金鼎盛期。许多人有根据有把握地算命，他将在2012年跳进常委，成为"集体总统"之一，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毛泽东。 事情的转折点，与其说，来自他的妻子去年杀了人；不如说，被杀者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杀人案在国际上被广泛曝光，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 中国是个三权不分立，司法不独立的国家，换言之，是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国家。任何无法无天的事，只要党的领导决定捂盖子，都是捂得住的，――饿死几千万人捂得住，党的毛主席害死国家主席刘少奇捂得住；为什么薄夫人杀死个把外国人，就不能捂？ 杀人案发生在去年。浮出水面在今年年初。进入司法程序已经是七月。由此可知：从二月到七月，中共最高层发生过争论，大约持续了半年，在如何处理薄谷开来这个小人物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于是才有八月间的宣判。 更大的争论是如何处理薄熙来这个较大的人物。党内下决心处理薄熙来，是四月间的事。继续成为问题的是，要不要把他送交司法机关公开审理。直到八月间，高层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之故，在公布妻子罪行时，连丈夫的姓名也讳莫如深。
捂盖子的那些人只能无可奈何
其实，为了妻子的案子，丈夫早就打了中央直辖市副市长王立军耳光。这耳光证实了薄熙来的法律地位，证实了他是杀人者的保护伞。意味深长的是，耳光事件发生在一月底，党的最高领导和最高政法委立即掌握了细节；可是，直到八月间，在"公布"妻子案情的时候，党的政法委和党的喉舌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耳光事件不让老百姓知晓。如此同心协力，如此用心良苦，令人惊叹！ 耳光事件的公布意味着，到了九月，想帮薄熙来捂盖子的那些人也只能无可奈何，于是，九月二十八日的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开除薄熙来党籍并送交司法审理的决定。 一波三折，步步艰难，很不容易。一步一步，都在进步，值得肯定。由一个党来依法治国谈何容易，把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道路更是漫漫修远。今后往何处去，大家都在关注，都在施加各自的压力。因为不属于过去的演变，暂且不谈。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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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11:24 AM PDT
中共自诩强大，一阔脸就变，只要自以为有理，且自己判断有利，则无所顾忌，不知有所节制。它这样横行世间，乃因为在国内缺少制约而养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天性，渐渐地在诸多制约的国际间也愈益忘乎所以。 中共准备它的十八大，不料却遭遇"多事之年"，党内出了王立军、薄熙来的事情，党外出了陈光诚的事情。后者基本上算是告一段落，前者则还是麻烦很大，即使以"党纪国法"处置薄熙来，表面上与政治切割，实际的政治隐患也只是被掩盖起来而已。偏偏恰在此时，经济增长的颓势也显露出来。经济转型的老大难，与政治、社会难题交织在一起，中共看来颇为被动。
中共执意进逼力图改变钓岛现状
出乎意料，中共在困境中强硬地动作，不是在内政，却是在外交。 在官方对日强硬的背景下，这一动作以民间反日狂潮为突出表现而震动国际社会，暴烈的打砸抢烧俨然21世纪升级版的"扫四旧"。这令不少人怀疑，这种"红卫兵作派"，似乎正是即将接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之所为，而且人们也猜测，倘若那些暴力行径还不至于"反蚀一把米"，那么，这一次的出手，可能有相当的胜算，而一旦得手，对中共新领导则意义非凡。 看中共此次出手，捕捉战机颇为老练，整体配合也还不错，而居然放纵暴力行径，甚至日本与美国外交人员接连受到攻击，却很难说"有节"。究竟是习近平主导，还是胡锦涛操纵，或支持薄熙来的势力在背后捣鬼，现在还难说。然而，中共高层"集体领导"而又各自为政的现状，与这种有理与粗野奇妙结合的招数，应该说还是蛮相配的。 中共摆出一副发誓夺回钓鱼岛控制权的架势，同时放出"实现中日共管钓鱼岛"的风声，似乎日本人若不想打仗就只能让步。美国之音报导了这一事态发展，而日本人咬牙坚持不退让，同时也还算灵活，政界后起之秀桥下彻随即建议"日韩共同管理"竹岛（韩国称为独岛）。 中共出手，理由是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将其视为有意挑衅。日本政府当然否认，而在中国颇有些影响力的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也解释说，"如果岛由东京都买下，有关人士可能会对岛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不顾日中关系大局，对一向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民主党政权来说，这会触碰国家利益的底线"，但日本政府未能与中共良好沟通，致使事态恶化。殊不知，中共其实是看准了眼前这一出手时机，一口咬定日本人挑衅。即使日本人力求缓和事态，它也执意进逼，力图实际改变钓鱼岛的现状。
直追当年向列强宣战的慈禧太后
中国民间的怒气，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着所谓政府"软弱"，而政府之"软弱"实乃有难言之隐，因为它对钓鱼岛的主张固然有理，但先前早已形同放弃，致使钓鱼岛目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中。当年，国民党政府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回避对钓鱼岛收回主权，而中共政府与日本建交之际，也没有坚持收回钓鱼岛，而是与日方达成搁置争端的谅解与共识。当时中共的基本考虑，是承认落后、力邀日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此外，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收复钓鱼岛对海峡两岸关系会有现实影响──或许中共不好明说，但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 如今，中共一改当初的谦和姿态，打定主意要收回钓鱼岛。先前曾经形同放弃，如今不仅无须认错，反而以民间抗议浪潮为由，甚至放纵暴力行径，翻脸不认人。不仅官民表现得同仇敌忾，而且文有外交白皮书，武有航母入列。中共显然志在必得，不收回钓鱼岛不罢休，至少要逼迫日本人同意"中日共管钓鱼岛"，或者至少逼迫日本人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而一旦钓鱼岛落入中共控制，台湾受到的影响，也许至少与金门岛在大陆海岸附近相当。 邓小平当初寄希望于后人的智慧，没想到，中共新领导只会一味表现强硬，只会玩小聪明操纵民意，根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政治智慧。 但是，日本人是否会轻易就范，其实尚不确定，现实的近期变化则是，野田内阁在艰难支撑，而日本政界正在展现三足鼎立之势，另外两方都显得比民主党更为强硬。那么，中共既然毫不退让，大概是已经把军事冲突计算清楚了，而且实际的军事动作也接连不断。综合外交与军事，或许真有胜算，怪不得中共官媒看上去早已按捺不住，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风波，接连不断发出赤裸裸的战争叫嚣──中国似乎真是强大起来了，已经不怕四面出击，那气壮的姿态，直追当年同时向十几国列强宣战的慈禧太后。
当今时局与九大前夕最为相像
此情此景，最为相象的，可能是当年中国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那时，中共先是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处置了刘少奇，之后不到半年，在中国人登岛即遭苏军驱赶的珍宝岛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得以控制该岛全岛。十几天后，召开中共九大，确立了林彪的地位，其军人集团在中共高层实力明显。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电视机，民众从新闻纪录片看中共九大，从银幕上看到，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激动地在主席台前与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导人逐一握手，握了一个，即挥舞语录本跳跃着呼喊口号，然后再去与另一个握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正式打倒了刘少奇，再一下子拿下珍宝岛，中共九大开得从容不迫，胜利显而易见，而毛泽东对于所谓全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本来就是随心所欲，无所谓五年一次之常规。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无法象毛泽东那样潇洒，然而，这边对付薄熙来，那边对钓鱼岛，毕竟台湾香港"保钓"多年未成，且中共多年来对此不理不睬，现在权力交接之际居然敢于出手，或者还能够成功，那么即使打成持久战，甚至动用武力，当然也算一大成就。 不过问题是，这样的盘算，是以日本人不得不退让为前提，而且还不是小退让，不仅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要交出来，连冲绳及硫球群岛也被中共虎视眈眈。这样的如意算盘很是让人痴迷，但是仔细瞧瞧，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没有退路的境地。 如今的中共自诩强大，一阔脸就变，只要自以为有理，且自己判断有利，则无所顾忌，不知有所节制。它这样横行世间，乃因为在国内缺少制约而养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天性，渐渐地在诸多制约的国际间也愈益忘乎所以。在南海，它坚持双边交涉而欺负那些小国，在东海，则看准机会对日本人使出强硬手段，显然是以一雪前耻取代近数十年间"和平友好"的誓言。中共似乎忘记了，对台湾，它凶狠打击"中华民国"，致使"台独"坐大。它现在丝毫不体谅野田内阁的难处，对力求友好的日本政治家和企业家翻脸不认人，看来一点儿也没有长进。 那么，更严重的就是，即使习近平并没有在幕后主导和操纵，全世界还是要对中共新领导刮目相看，不仅心生警惕，更要早做防备，因为不知哪一天，中国人也许真要打上门来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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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10:38 AM PDT
2012-10-16
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解读，是这几天中国最热闹的新闻事件。我也忍不住来凑个热闹。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围绕莫言获奖的政治议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事件。恰如莫言自己所说，这场议论“照亮了人心，照亮了自己”，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世道人心，理解中国人与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诺奖评委会此次把文学奖评给莫言，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政治信息？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一种主流的解读，就是评委会向中共专制政权示好，服软，或至少是要缓和给高行健、达赖和刘晓波等反专制的人评奖带来的紧张关系。所以，支持中共专制的精英们性高彩烈，奔走相告，而不少反体制的文化人士则深感失望，有些甚至痛心疾首。
我以为完全否认评委会有这种政治考虑是很难的，但中国人反应如此之强烈则让我感到吃惊。持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中国人，为什么都把诺奖看得如此之重，尤其是那些一贯自称蔑视西方价值的“主流”精英们，最让我不好理解。有些人硬要把此事与欧洲的经济困境联系起来，说评委会给莫言颁奖是因为中国有钱，西方人不得不傍大款。这种解读传到国外，令人齿笑，也大丢中共政权的面子。 希望得到别人对自己的承认和尊重，是人之常情，但中国人把诺奖的政治含义看得如此之重，既折射了中国内部紧张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也折射了中国的主流价值与西方主流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这些矛盾都集中地体现在莫言的人格和作品之中，所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搅动了中国精英深层的政治本能，激起了这次情感大爆发。 诺奖评委会是否预见到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以为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此。他们评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各国的读者去读莫言的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认知价值，对此，许多反对中共专制的专业人士，也不否认。只不过有些人认为，就凭莫言支持中共的政治态度这一条，也不该给他评奖。 莫言以西方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表现了多数西方人难以了解，更难以理解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应该说是一项很重大的文化成就。这项成就的意义超越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有重要的文化间认知价值，我以为这才是诺奖评委会所看重的。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引起了许多外国人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的一大根源，就是不了解中国，尤其是不了解处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群是如何生活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最清楚地反映了这个社会和文明的本色，反映了她最核心的价值信仰。因此，诺奖评委会看重莫言的这个成就，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一个如此杰出的文学家，为什么竟然选择了支持这个罪恶政权的态度，难道不正是这个政权，一手造成了他描述的人间灾难吗？莫言的政治态度究竟传递了他什么样的理念？诺奖评委对莫言这种政治态度之视而不见，又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到了这个层次，外人只能进行猜测，但我的看法是，在诺奖评委看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都不能胜过让莫言的作品与各国读者见面的价值。 而在我看来，莫言获奖，反映了西方人近年对中国认知的深化。此举绝非为了讨好中共和中国的“主流”精英，而是要让西方人更清醒地面对中国的挑战，了解西方和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冲突背后，有多么深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少人像刘晓波那样信奉“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但“好死不如赖活”仍然是“主流”价值。让自由的理念，不仅遭到权贵阶层的顽强抵抗，而且在弱势者那边，还有不小的文化心理障碍。 莫言本人的政治态度，可以让西方人做出这样的解读，以他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他看不出中国人会像西方人那样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在西方的语境中，这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莫言自认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诚实。而这种诚实的文学之价值就在于，他能帮助自由的人民理解中国人甘受奴役的人生态度之生成和危胁。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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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10:43 AM PDT
核心提示：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撰文，今年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这应该给我们机会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湎在过去的痛苦中。
原文：Lesson from 1962: India must never lower its guard 作者：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 日期：2012/10/11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今年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50周年，这应该给我们机会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湎在过去的痛苦中。时光荏苒，但是与前几次十年纪念时相比，令人奇怪的是，现在有更多评论和回忆。据说时光可以抚平伤痕，但是为什么旧伤日益加深？ 所有的历史都是通过现实的多棱镜折射出来。1962年的战争也不例外。在当前时刻，因为中国在我们的雷达屏幕上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大，这使得那次战争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印度和中国各自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继续外向扩张，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再次碰撞，尤其是在亚洲。这将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感。而1962年的战争成为这一竞争关系及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象征。 这种情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人仅从军事角度审视印中关系；而我们有必要跳出这个圈子。狭隘的军事视角将复杂的动态关系，简化为数字游戏和军事能力统计，这将限制两国在双边或者多边环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机会。 1962年战争的教训是，印度绝对不能降低防卫。它必须部署足够的军事和后勤能力，以威慑任何类似1962年的突发袭击。我们目前准备充足，但是这也不是静态的。随着中国升级其在西藏的军事能力和后勤保障，我们必须有效应对。我们要保持目前在海军方面的优势。最近进行的烈火-5号导弹测试和发展基于潜艇的核部队，使得印度和中国核威慑能力更加平衡。但是重要的是，将这些努力置入更广阔的战略中，从各个维度管理印中关系。 这一战略有哪些要素？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统治印中关系的对抗性因素。中国继续通过巴基斯坦之类的代理国限制印度，利用邻国对印度霸权的忧虑来谋利。我们的反制策略是，更好的管理我们的邻邦，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担保，让邻国受益于印度的繁荣，利用我们间大量共享的文化关联。如果我们给中国留下巨大的开放空间，仅仅哀叹他们对我们邻邦的侵犯毫无意义。最后，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利用中国邻国类似的机会呢？如果我们必须如此的话。 此外，我们也应该寻求扩大与中国可能的聚合，双方的对抗本能会因此得到抑制，在一段时间以后，强度将下降。双方的双边贸易正在急速增长，很快将跨越750亿美元线。的确，贸易平衡仍然严重有利于中国，但是如果我们扩大经贸关系，这将得以缓解；我们可以鼓励服务业的贸易，印度在这方面有优势，我们还可以鼓励投资，对于中国资本而言，印度能够证明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狂热投资，造成今天这一板块的严重过剩。而在印度，未来十几年间，我们正好需要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发展，是否能够和中国达成长期策略关系呢？我们有些安全上的顾虑，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板块，例如高端通讯和靠近海军基地的港口建设。无论如何，如果印度能够清晰地定义这些敏感地区，所有外国投资都会受到限制，而不仅仅对中国；中国资本、实惠的设备和技术有着广阔的空间，能够帮助印度实现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的梦想。 从政治上讲，印度和中国都是新兴强国，在改革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如此，各自增长的足迹和影响可以得到国际承认，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参与这些制度的决策。两国在世贸组织和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以来有着良好的合作记录。在G20，两国已发展出定期协商和合作外交，处理诸如金融和银行业改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制重建等议题。金砖五国已成为另一个新兴国家合作平台，印度和中国协作，共同推动一些合作项目，例如拟议中的金砖五国开发银行。这些行动仍然是临时性的，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合作框架。共同缔造一个总体框架将强化各自的力量，以撼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一些做法。这也将帮助形成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国际新秩序的架构。 对于当前印中关系中的对抗因素，任何可信的前景需要双方能够满意地解决两国领土议题。1962年的事件对印度是个教训。两国公开交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59年西藏爆发的叛乱；此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中国高度关注其新占领的领土的控制受到威胁。原本仅仅是小规模战斗的边境纷争成为对中国新定义的领土完整的更大威胁。面对中国对威胁定位的改变，印度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同样的，解决边境问题的前景似乎也将与西藏的情况紧密相连；那儿民族关系仍然紧张，可能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印度寻求早日解决边境问题，而这可能需要与中国就管理西藏问题达成某些理解。目前有迹象表明，中国开始认识到，其物质诱导和政治压迫的双重政策武安消除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在中国和印度境内，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对局势不耐烦。印度能够扮演其角色，鼓励中国对西藏实施更加包容的政策；传递一个明显信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达赖喇嘛尊者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也许是唯一可能的和解方案，满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保护藏族人民对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价值的深厚的民族性。上世纪80年代早期，在富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的指示下，中国曾经尝试过这一政策。这带来了正面的结果，包括启动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据报道，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经在这些对话中表达过，除了西藏独立，他愿意考虑所有问题。这段时期短命而止，胡耀邦下台后，旧的压制政策更加严酷地卷土重来。中国目前正经历着领导层更替，印度值得试探，当前时机是否成熟，可以进行一个谨慎的西藏对话，从而为边境问题的解决铺路。在印度，1962年的战争至今仍然触动着人们的神经；如果边境问题能够迎刃而解，在我们共同的集体意识中，这一战争遗响将最终随风而逝。 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是印度前外交部长。目前他担任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RIS)主席和政策研究中心(CPR)高级研究院。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10/16/2012 11:52: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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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Oct 2012 02:21 PM PDT 
每年的十月一日，由於中國公民從未有真正機會行使民主權利，因此從來不是人民共和國國慶，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中共建政周年而已。適逢今年中共建政63周年，當天晚上，竟在香港海域內，發生了一樁令人悲慟不已的慘劇。逾百名港燈員工及親友乘坐客船「南丫四號」從南丫島出發到中環看煙花，豈料在8時20分左右，遭港九小輪「海泰號」攔腰撞擊，客船迅即入水下沉，乘客混亂墮海，救人自救，掙扎逃生，呼親喚朋，怒海哀嚎。由於這是一場海難，生命危在分秒，因此黃金救援時間基本上不足半小時，可謂十萬火急。水警和消防在事發後半小時左右終於趕抵現場救援，直升機配合投射大光燈照明。有乘客憶述，在生死一刻，幸得消防人員破窗入艙拯救才能保命，也有船員敏捷機警，迅速打開玻璃窗口讓乘客魚貫逃生。可惜至脫稿時，已證實38人喪生，1人危殆，1人傷勢嚴重另有13人情況穩定仍需留院，實為41年來香港最嚴重的海難，筆者謹致深切哀悼。及至晚上9時，維多利亞港上空煙花依然怒放近半小時，為中共建政慶祝生日，既有「中國」字樣，又有顆顆黃星，彷彿黨疼國愛，普天同慶，全然忘乎所以。實際上，這場煙花表演燒掉了香港納稅人血汗錢，留下了漫天紅霞煙硝，但卻禁不住港人聽見遠山海面上傳來的陣陣哀嚎。
看完了煙花，演完了「喜劇嘉賓」，事發一小時後，特首梁振英開始變臉，擔崗上演「悲劇英雄」，影帝上身，慰問傷者，動員救人，接受傳媒採訪，往返碼頭醫院，成立指揮中心，要求通宵搜救。畢竟這本是行政長官的職責範圍，而且政府早有應急機制給他照表操課。他的所作所為，固然無可厚非，但也沒有任何值得歌功頌德之處。但是民望低迷的梁振英竟然在這個時刻露面，未免讓人感到他做騷多於做事。需知道，上任三個多月以來，梁振英民望持續下滑。七一遊行轟他立即下台，山頂大宅僭建官司未結，戴德梁行持股爭議未息，麥齊光辭職，陳茂波死撐板間房，國民教育先推後讓仍不撤，港人港地虛晃一招被證實無用，私樓居屋價格節節上升，一簽多行先放後縮，驅逐內地水貨客重民粹輕法治，新界東北開發官商同謀，疑為促進深港融合而割地賣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9月30日中秋節晚上，400多名市民響應要求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的「學民思潮」號召，部分人士更穿上「Why CY cannot see why」（為甚麼梁振英不明白為甚麼）白衣，提起燈籠，登山尋狼，遊行到梁振英的山頂貝璐道大宅抗議，要求出來對話，但梁振英事先離家出走，及至示威者散去半小時後，他才坐車返家，顯然有意逃避示威人士，漠視反對聲音，中秋月圓之夜有家不歸，完全咎由自取。及至10月1日，部分「學民思潮」成員在灣仔金紫荊廣場外極遠處被警方堵截，禁制其行動自由；部分進入廣場範圍的黑衣人士，又被警方以「不受歡迎」及「干擾儀式」為由抬走和驅逐，等同非法禁錮，全程無法無天。反觀十一酒會現場，梁振英高談「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香港和內地融合既是事實也是現實」，把兩地居民的社會衝突以「容量問題」、「新情況」等語輕輕帶過，不正視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和公民權益的重大議題，以及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反對中港融合的龐大呼聲。前後相互對照，梁振英媚上、欺下、虛怯的心態，顯露無遺。
十一海難，狼英表演，那也就罷了。最讓港人不解的是：為何中聯辦高級官員當晚罕有地介入完全屬於香港內部自治事務的撞船事件。當天晚上，在特首梁振英的陪伴和引言下，違憲違法的「第二支管治隊伍」頭目——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走到記者面前，聲稱主任彭清華在北京出差，因此由他代表中聯辦對苦主表示慰問和哀悼，並表示他正聯絡廣東省政府，務求在最短時間內派出打撈船來港協助打撈沉船，全力協助搶救。觀乎此，問題從來不在於應否派船打撈，通力合作。問題在於這類事務應否由負有責任捍衛兩制區隔和高度自治的行政長官，採取主動，一力承擔緊急聯繫鄰近地區協助救災的相關工作，單獨或連同其政府團隊面向記者，面向市民？抑或應該像當天那樣，交由中聯辦這個在香港法制框架內毫無權力、原本不應干預香港內部自治事務的黨國機構，站到台前，跟全港記者和市民解說，反襯香港特首無言以對，無力自決？由此可見，推定地下黨員梁特首已與其恩公「第二支管治隊伍」稱兄道弟，無分彼此，心裏暗道：「話由誰說出來都一樣嘛！」如此先例一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名存實亡，豈不慎乎？
至於海難起因，現正在調查中，相信需要大概半年時間深入調查，才能水落石出。其中，「南丫四號」船長違反海事處長9月14日發出的《2012國慶煙花匯演航海警告》沒有確保所有兒童在啟航前穿上救生衣是否不當（即使該警告沒有法律強制力），香港水警和消防人員有無延遲到達現場，有無因為配合或顧全十一煙花表演而延遲增援，實屬合理懷疑，必須跟進調查。此外，根據初步資料顯示，當晚天氣良好，能見度不算低，「南丫四號」船隻狀況良好，沒有機件故障，船長沒有超速，船艙內備置足夠數量救生衣，事故疑似因兩船不相讓所致（港九小輪自北往南航行，港燈客船自南往北航行，前者撞擊後者），尚待深入查證。目前，兩名船長和五名船員因涉嫌觸犯海上危害他人安全罪被捕，水警總區重案組正在跟進調查。
儘管海難事故責任尚未查明，但我們也不妨藉此引伸思考中國國情。放眼今天，無論在香港抑或國內，「自上而下」專制政權的威權高壓不斷增強，企圖削弱或摧毀新生的公民社會力量，不斷增加公民抗爭的恐懼感和無力感；另一方面，多股「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抗爭力量醞釀成熟，乘風破浪，高速前進。質言之，「自上而下」的黨國維穩霸權不斷漠視法治軌道，跟多股捍衛法治、沒有偏離航道、「自下而上」的民間維權力量正面碰撞。由於黨國霸權壟斷槍桿子和筆桿子，擴散暴力和謊言，因此部分民間維權力量參與者唯有如同「南丫四號」般，慘遭「海泰號」攔腰撞擊，轟然下沉，勇士犧牲，而黨國霸權也就如同「海泰號」般船頭嚴重受創，倉皇逃離肇事現場。要有效地解開這個死結，絕不是「腦殘」地要求其他一眾捍衛人權、「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不再出航或減慢航速，畏縮不前，放任黨國霸權在海面上橫衝直撞，反而應該發動公民抗爭，施加民間壓力，迫使那股「自上而下」的黨國力量主動停止橫衝直撞，查究罪責，道歉賠償，遵守航行規則，邁向民主憲政，切實保障人權，進而讓一向「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得以安全航行，再無人身安全的顧慮，得享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此向前邁進，才有促使兩股力量彼此「相讓」的合情、合理、合法基礎。如果黨國霸權不改專擅，矢志與民為敵，那麼終有一天，公民不再忍辱求存，早晚會出大事。
2012年10月4日
――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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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Oct 2012 12:1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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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Oct 2012 10:43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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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Oct 2012 09:39 AM PDT
【新世纪特稿2012年10月15日】“义和团运动纯粹是反动势力总动员”，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及反日活动中的打砸抢分子都是义和团的继承人。当前中共的处境又和1900年的慈禧太后以及1966年时的毛泽东是一样的。
义和团客观上瓦解了清朝的根基
到19世纪末时，由于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白莲教中的一支义和拳（后改名义和团）因为也反对洋人，得到清朝政权的支持，把“扶明灭清”的口号改变为“扶清灭洋”的口号。而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之后，清朝最高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对西方的一切深恶痛绝，于是与义和团一拍即和，搞起了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传教士及中国基督教徒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此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十多万中国基督教徒死亡，也有更多与教会无关的人被杀害（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几万人）。慈禧甚至疯狂到对西方各国宣战，继续组织义和团拳民进攻东交民巷，送西瓜慰问他们。正如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义和团运动纯粹是反动势力总动员”。这又引起了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当时的中国人每人得出一两）。但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这一系列事件又彻底摧毁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于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1年的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了。清朝政府终于完蛋。中国人民建立起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转移矛盾，掩盖罪责
不料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半个多世纪的1966年，中国当时的独裁者毛泽东在第二和第三五年计划之交时又遇到进退维谷的场面。他急需搞一个运动来掩盖他8年前发动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灾害，以免人民追究那一次灾难的责任。于是他再次动员中国社会的一切落后反动因素搞起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打砸抢抄抓，甚至发生了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屠杀和广西吃人。次年，打手文人戚本禹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明确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也就承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是义和团的继承人。后来甚至发展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但是文化大革命也“继承”了类似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带来的灾难：死亡人数近千万，不同程度受到伤害的人数以亿计。经济损失5，000亿元，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暴君毛泽东则在发动文革后10年和林彪逃亡之后5年“翘辫子”了。 而在那个被中共中央明文“全盘否定”了的文革结束后30多年的2012年。在中国又发生了第三次“义和团运动”。“群众”以保钓鱼岛抗日为名搞起了示威游行。9月18日（即“九一八事件”61周年）100个城市齐齐刷刷地举行了反日保钓游行。单是护卫示威的军警就有30万人（这军力不可用于对日作战吗？）即使如此，还是发生了对日货日车等的打砸抢烧（有的还是便衣军警带头干的），吃霸王餐等行径。虽然不多，但足以刺激起人民大众对日本国日本人的仇恨，也就符合中共统治集团的需要了。 外交部否认：“政府未参与与支持反日游行示威”。这个声明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也是对的：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确没有参与与支持反日游行示威。策动（不仅“支持”和“参与”）反日游行示威的是中共中央指示下的中共，共青团，工会，学生会，和妇联青联学联等各级组织嘛！甚至还包括以些宗教组织。它们和政府毕竟是两回事嘛！在中共“一元化的领导”下各有分工嘛！100个城市同时，不是“此起彼伏”，没有中共中央的指令谁能作得到呢？中共搞这一套是很内行的。我年青时的一次经历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次义和团运动和中共的气数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朝鲜战争在中朝一方并不是正义战争。但是在1950年美军登陆仁川，朝鲜军队溃败，中共势必出兵前夕，就在民间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了。那时我是一个团员，北大历史系学生会的学习委员。而系学生会与团支部都是在系党小组的领导下工作的。这时系党小组长（姓高）秘密召集我们，指示历史系首先在民主墙（那时北大在沙滩）发起抗美援朝的宣传。我们连夜写大字报，清晨贴在民主墙上，抗美援朝的声浪就掀起来了。后来，志愿军出兵了，党小组长又指示我们要在同学和居民中宣传“仇美”，并要求作到“对美帝要比对日本更恨些”。我们也尽力作了，但是效果不怎麽的。 62年前搞这种事中共都这麽老道，今天搞这一套还不驾轻就熟吗？毫无疑问这次的反日浪潮是中共中央直接控制的。但是中共中央为和在这个时候要搞这麽大的一个“第三义和团”运动呢？难道钓鱼岛问题是当前中共的第一号问题吗？那怕只是领土问题的第一号（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不拟讨论钓鱼岛的归属历史）主要问题，难道搞一次保钓运动就能解决吗？你会现在出兵打吗？（已有人推算中日军力。我再加上从中国军队的腐败看，中方难有胜算）。老是只打口水仗，再甩几句狠话，只不过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而已。那麽，你搞这个运动本身是为了钓鱼岛还是为了什麽别的呢？ 当前中共的处境又和1900年的慈禧太后以及1966年时的毛泽东是一样的：党内矛盾和官民矛盾，内外交困，时局诡异，迷雾重重（如飞美民航中途返回和习近平失踪十数日都不敢公布真相，王立军和薄希来事件虽有所处理，但民间对此怀疑重重。又嚷嚷以举国之力保18大。美国哪有听说以举国之力保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这样丑态百出，不搞一个运动转移目标又怎麽办呢？只是这“第三义和团运动”把中共中央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退化到成为慈禧太后。这个过程的速度的确是惊人的。看来。中共的“气数”的确是快尽了。 2012年10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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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Oct 2012 10:35 AM PDT
作家廖亦武荣获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德国书业和平奖。本周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廖亦武致受奖辞。德国总统高克、联邦议会议长拉默特等政界、经济界、文化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典礼。德国之声在此刊登廖亦武受奖辞全文。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6月3日午夜，有个九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市顺城街小学三年级学生。仅仅因为淘气，背着父母溜出家门，去旁观沸腾的街景，就被迎面射来的子弹击倒。和吕鹏一起倒下的，还有几个平民，但吕鹏是最小的。
根据民间调查者丁子霖等人提供的证词，在整个天安门大屠杀中，吕鹏也是最小的。他的胸膛被洞穿，热血喷涌而出。他当场毙命。可他的死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点燃北京市区千家万户的怒火。无数已经入睡的人，包括一些企图逃避政治的人，这时候都涌上街头，去设置路障，阻挡军车，向武装到牙齿的戒严部队投掷汽油瓶和石块。小小吕鹏，平躺在一辆敞篷车顶，英雄一般，被示威者们簇拥着，在大街之间来来囘囘，无言地诉说着杀戮。那一夜，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素不相识的死孩子而泣不成声？有多少人转瞬就成为反政府的暴徒？
眨眼二十三年又过去，我相继在中文版和德文版的新书《子弹鸦片》里，在《大屠杀死难者名单》的首位，再次发布吕鹏的死讯。他永远九岁。但愿这是一道天长地久的死讯。
"因为它屠杀孩子，所以必须分裂"
我也在这里发布这个帝国的死讯。因为它屠杀孩子，所以必须分裂。这是中国的传统。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先老子，就在他的《道德经》里，描述了两种柔弱无比而又至高无上的事物--婴儿和水--分别象征人类的繁衍和自然的流动。保守孩子，就是保守种族的元气，所谓中国气功，首要的是排除杂念，气沉丹田，回到孩子在母体内的混沌状态。老子进而阐述，人类之需要家园，老者之回归泥土，跟孩子之依偎母亲同等重要，国家的分与合，是为了适应我们的这些日常的生存本能，而非"民族大义"。作为古代分裂主义哲学家，老子提出的最着名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国家越小，治理起来越容易，如果国家小得跟村落差不多，老百姓随时可以找到总统，一起喝酒，一起撒尿，或者一起讨论政治，那就太美好了。如果从远方，特别是当地人都没听说过的远方，比如说德国和美国，来了素不相识的客人，就奔走相告，"不亦悦乎"，美好得飘飘欲仙了。比老子古老许多的尧和舜，就是成天混迹在老百姓中间的帝王，勤于政务之馀，还得勤于耕作。所以受到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以降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永恆爱戴。
老庄和孔孟所在的"春秋时代"--我们眼下的独裁中国--早已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在几百年里，虽然相互吞併的战火不断，但国学界公认，这是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辉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异常活跃，言论异常自由，各类学术并驾齐驱，史称 "百家争鸣"。时至今日，曾经颠覆传统的共产党，竟反过来无耻地盗用"百家争鸣"时期的思想遗产，在世界各地举办孔子学院--他们难道不读古书吗？难道不知道孔子是鲁国人而非中国人吗？孔子在五十六岁那年，由于和最高统治者的政见冲突，有杀身之祸，不得不连夜出逃，而后流亡了十几个国家，直到七十岁，才被允许回归自己的乡土--既如此，孔子应该算历朝历代政治流亡者的精神源头，"孔子学院"也应该更名为"孔子流亡学院"才对。
类似的例子，还有"战国时代"最杰出的分裂主义诗人屈原，由于祖籍所在的楚国，被"一统天下"的强秦大举入侵，在国破家亡的前夕，就愤然投汨罗江自尽了。屈原遗下众多地域色彩强烈的爱国诗篇，被后世传诵，其实他心中不变的故国，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洞庭湖一带，而不是通过血腥兼併、生灵涂炭，将许多地方、许多种族硬绑在一块的中央帝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因感念这位永不屈服的艺术家，民间社会将他的殉难日确定为端午节。每到这个"水上的节日"，人们就划着龙舟，往返于波涛之间，投放巴楚风味的糯米粽子，请屈原的灵魂慢慢享用。
颁奖典礼现场
"以国家统一为名，中国历史上的血案数不胜数"
以国家统一为名，中国历史上的血案数不胜数。最为残暴的是秦始皇，一辈子东征西讨，鲸吞别国，把五湖四海划归自家的版图。据说当时的人口，在他手里锐减三分之二。秦始皇干了两件遗臭万年的坏事，整修长城和焚书坑儒。整修长城为的是断绝老百姓与外界的往来，把整个国家变成超级监狱，所以全国的男女老幼都逼迫投入这项劳命伤财的工程；焚书坑儒是为了断绝老百姓与传统的联係，秦始皇发布《招贤令》，将各地最具号召力的四百六十多名知识分子骗拢来，然后集体活埋掉，将流传了千百年的众多古代典籍，也统统放火烧掉--这在两千多年后，深得现代暴君毛泽东的激赏。他说：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我们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比秦始皇多得多。
毛泽东太谦虚了。据史料记载，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像秦始皇那样，断绝老百姓与分裂传统的联系，竟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鼓吹消灭剥削阶级，枪毙了两百多万地主、乡绅和民间社团成员。他们是乡村的知识阶层，许多人已经表示臣服，但共产党怀疑他们"暗中捣乱"，根深蔕固的旧脑袋不可能改造成与时俱进的新脑袋。
巩固国家的根本手段就是杀人，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心照不宣的。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全国饿死近四千万人，仅仅发端于毛泽东担心政权分裂，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折磨致死两百到四百万人，也是发端于毛泽东的同样担心。毛泽东随时都在提醒老百姓，致命的灾难莫过于"民族分裂，亡党亡国"，如此，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类似的提醒，也出现在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齐奥塞斯库、金正日、萨达姆、卡札菲等暴君的论调中--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独裁统治的终极王牌，多少罪恶借此而公然大行其道。
1989年6月，共产党为了应对政权危机，竟动用二十多万武装军人，血洗北京城。当装甲战车开上街头，当密集的枪声透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世界，有位远在四川成都的老诗人，正蜷缩在古书堆里读《庄子》--眨眼间光阴流逝，我因为在大屠杀之夜朗读长诗《大屠杀》，入狱又出狱了；接着又与这位叫流沙河的老诗人相遇了--在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流沙河也因为写诗，被毛泽东怀疑"影射共产党"，而当作敌人抓进监狱。于是流沙河对我说，像你我这种受过命运重创的人，内心的刀痕永远抹不平。那你就放弃诗人去做一个历史的证人。接着，他复述了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写出的见证--有个假国被打败了，侵略者越过边境，攻占京城，杀人放火，大伙儿只得纷纷逃命。有个隐士叫林回，也夹杂在逃难的人流中。他的怀中揣着一块价值千金的玉璧。突然，路边的废墟内，传出弃婴的哀哭，吸引了大伙儿的目光。但是追兵越来越近，喊杀声如雷贯耳，大伙儿顾不上，都惊呼着跑啊跑啊。只有林回上前，弯下腰，想拾起婴儿。可怀里的玉璧太大太沉，他要拾起婴儿，就只能放下玉璧。林回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婴儿，令大伙儿感觉震惊，有人説你这傻瓜，怎么抛开千金而增添活生生的累赘？林回说这是天意。
"真相的传承也是天意"
真相的传承也是天意。国家的兴衰，疆土的分合，不过是历史书籍内的某些章节，而真相的传承却贯穿始终。这种源远流长的记载习惯，在河山破碎之际，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大开杀戒之际，如同老子和庄子笔下的婴儿，被丢弃于废墟，徒劳地哀哭着。需要"隐士林回"那样的传承者，放弃已经拥有或将要拥有的现实利益，去弯腰拾起它，带着它逃离追杀，并耐心喂养它，磨砺它，直到它有足够的脑力，追忆逝水年华，在黑暗中延续记载的习惯。
我也在延续记载的习惯。并通过汉语、德语和英语，向全人类公开了我的关于大屠杀受害者的记载，同时公开关于中国分裂的思考。再过若干年，我会到我钟爱的祖先们那儿去。所以我在这里，在无比辉煌的圣保罗教堂，在德国社会精英荟萃的时刻，提前向他们致敬。特别是这个行当最老的师父司马迁，为了从西汉盛世的歌舞升平中，拾起弃婴般脆弱的真相，竟被统治者割掉睾丸。他由此丧失身体的繁殖力，可灵魂的繁殖力却因奇耻大辱而茁壮。他写出的《史记》，还有另一本周文王在地牢里所着的《周易》，陪伴我逃出了独裁中国。
廖亦武从德国书业协会主席手中领取获奖证书
"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
孩子和真相，在历史记载里水乳交融，一个王朝走到屠杀孩子、抹杀真相的地步，气数早该尽了。可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从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政局收紧市场放开的救党方略。我在《子弹鸦片》里写道--
又过了许多年，我还在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苦难越来越深重，人心越来越麻木。而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腾飞。有一种国际流行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为天安门大屠杀而制裁中共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和刽子手做生意，尽管这些刽子手还在抓人和杀人，新的血污盖住了旧的血污，新的暴行肢解了旧的暴行。老百姓要在血污和暴行中苟且偷生，就只能变得更加无耻。
无耻和苦难交替循环，支配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又相继发生对大屠杀难属群体、另类气功、法轮功、中国民主党、上访群体、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议份子、四川大地震难属群体、《零八宪章》签署者、茉莉花网络革命、以及西藏、内蒙和新疆的残酷镇压--血案层层堆积，独裁变本加厉，如果第一次杀人还双手颤抖，杀的人多了，欠的债多了，就挥刀自如了--而每一次杀人，都能刺激经济大幅度增长。比如没有天安门流血，就没有邓小平南巡，让大伙儿放弃爱国去爱钱；没有黑社会式的暴力拆迁，就没有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虚胖的房地产，以及在"豆腐渣工程"中落马或外逃的成千上万的贪官和奸商。
刽子手正在获胜，因为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任意掠夺，任意蹂躏，直到被挤干骨髓。他们对西方生意人説：你们也进来吧，在这儿办工厂、开公司、修高楼、建网络吧，只要不谈人权不揭疮疤，你们干什么都可以。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法律有舆论有民意，不可能为所欲为，你们来这儿，就跟着我们同流合污吧。请尽管糟蹋这些河流、天空、粮食和地下水；请尽管僱用这些廉价劳动力，让他们没日没夜，沦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当中国多半老百姓都因为环境污染，而患上各种人体、人心、人性的癌症，就更有钱赚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永远潜伏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机。
"帝国分裂的内在命运已经注定"
以自由贸易之名，不少西方财团和刽子手们勾勾搭搭，制造垃圾场，利益至上的"垃圾价值观"越来越强地影响全世界。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有钱，他们有后路，他们终会抛弃千疮百孔的祖国，全部移民到西方，去享受那儿干净的土地和阳光，去享受自由、平等、博爱，甚至进入教会，让被古代独裁者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替自己的赎罪。
当中国老百姓一旦明白，在民主西方也找不回公义和公平，贪官和奸商作为"赢家通吃"的无耻榜样，就会被纷纷彷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的每个角落，都会挤满为背井离乡而不择手段的中国骗子……
这个帝国的价值系统已经崩溃，维持它的仅剩下利益的勾结。可是这种利益的邪恶链条盘根错节，令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世界一时束手无策。
然而帝国分裂的内在命运，在二十三年前，它大开杀戒的那一夜，就已经注定。以九岁孩子吕鹏为首的《大屠杀死难者名单》，由于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坚持，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寓言，刻入全人类的史册。前不久去世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一再强调"无权者的权力"，而在中国，当绝望的弱势群体无法以暴易暴，所剩下的权力就是私下口口相传--这也是古老的传统，秦始皇修筑长城，不顾老百姓死活，大伙儿拿他没办法，就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诅咒他--直到今天，万里长城还作为旅游景点存在着，可在民间寓言里，它早被一个痛失丈夫的小女子给哭垮掉。
廖亦武为天安门遇难者唱一首歌
"血已经变冷，心已经变硬"
孔子曾对着滔滔不绝的江水感叹--流逝的记忆竟是如此吗--接下来的两道死讯也是如此吗--2003年6月21日，成都市金堂县境内的三岁女孩李思怡，因无人照看，被饿死在自己家里，因为她的妈妈涉嫌吸毒，被警察给带走，羁押了十七天--2011年 10月13日，广东省佛山市境内的两岁女孩王悦，因过马路，横遭车祸。小女孩被撞倒在地，气息犹存，她的身体先后被两辆货车碾压。有目击者将手机拍下的视频放上网路，七分钟内，十八人路过，均视若无睹，见死不救。遍体鳞伤的小女孩，最后被一位捡破烂的阿姨抱起来，送医院抢救，终于夭折。
血已经变冷了，心已经变硬了。而在九岁男孩吕鹏遭遇屠宰之际，中国人的血还在沸腾中。
谁愿意做这样的、被刽子手的经济策略所洗脑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大伙儿都习惯说，我是四川人，我是陝西人，我是广东人，我是北京人。就像我住在柏林的时候，大伙儿习惯说，我是美国人，我是德国人，我是西藏人，我是罗马尼亚人。如果一个台湾人对我说，你们中国总是以大欺小，我就会说，你指的中国与我的四川没关系。
在出逃前夕，我曾和一个云南边民聊天，他说，我们云南，和你们四川不一样。我们出国，比你们出省更容易，眨巴几下眼睛，我们就到越南、老挝或者缅甸喝茶去啰。所以云南和越南、老挝或者缅甸，合并成一个国家，还要方便些，至少比千里迢迢去北京和上海方便。我说你这不是卖国论调吗？他说国家几斤几两重？能卖得动吗？
在古代，新疆、西藏、内蒙和台湾，都是异域。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吐蕃，跟民国的某个上海女人嫁到美国，同样引起善意的轰动。藏人为什么要频频自焚呢？如果他们是一个与四川和云南接壤的国家，不受到来自独裁北京的弹压，恐怕这个能歌善舞的高原种族永远想不到要惹火烧身。
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
为了孩子不再死于无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孩子，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中国各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沦为世界各地的累赘，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叶落归根，为了将来有人守护祖宗的墓园，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下面我要唱曾经为1989年天安门惨案的遇难者和幸存者谱写的一首歌：
2012年7月-9月，于德国柏林
廖亦武与联邦总统高克在颁奖典礼上
附 录
天安门母亲
孩子啊，
你在天堂还好吗？
母亲的心，
已在田野上开花。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快从梦里回来吧。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母亲的头髮。
江水滔滔泪水尽，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母亲啊,
你在窗前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呼喊有用吗?
与本文相关的注释
1，老子，又名李耳，字聃。大约生卒于公元前600 - 前500年，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人，做过周王朝图书馆馆长。主要着作为《道德经》，又名为《老子》。哲学家，道家创始人，其生平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2，孔子，名丘，字仲尼。生卒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儒家创始人。主要着述有《论语》和《春秋》，在晚年时，他倾力整理、注释前辈着作，向后世传承《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其生平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3，庄子，又名庄周，大约生卒于公元前369－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蒙县人，一生穷困潦倒，只做过漆园的管理员，主要着作为《庄子》，分内篇和外篇。哲学家，文学家，道家的主要传承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其生平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子列传第三》。
4，屈原，又名屈平，生卒于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贵族，官至左徒和三闾大夫，主要着作为《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怀沙》等。伟大的诗人，失败的政客。投江自尽前留下着名遗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其生平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5，司马迁，又名司马子长，生卒于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6年，西汉时期夏阳人，治史世家，主要着作为《史记》。最权威的编年史家，被尊称为太史公。因为公开为投降敌国的名将李陵辩护，而触怒皇帝，被当众阉割。但是他一意孤行，依然将李陵家族载入《史记》，成为旷古以来，为叛徒作传的第一人。其生平见晚年书信《报任安书》。
6，隐士林回的故事。见《庄子外篇，山木》。
7，焚书坑儒。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派兵挨家挨户搜查，将分裂时代留下的思想、文学、政治、命相、音乐类书籍，集中销毁，私藏者格杀勿论。接下来，就是活埋"传播异端邪说"的四百六十多名知识分子，以此震慑天下。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8，孟姜女哭长城。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间寓言。她是秦始皇时期的农家女，新婚之夜，丈夫范杞良被抓去修筑万里长城。于是她不远万里，走了十年的路，为丈夫送去御寒的棉衣，可抵达了才晓得，丈夫已被活活累死。孟姜女不禁放声嚎啕，几天几夜，最终哭倒长城八百里，让丈夫的尸体从地下暴露出来。
版权Copyright-Vermerk © Liao Yiwu / 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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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Oct 2012 11:03 AM PDT
核心提示：李江琳，一位现居美国的华人作家和独立研究者最近出版了她第二本关于西藏的书，她说，讲述真相的责任感指引她继续关于这个地区现代史的研究。
原文：Chinese writer hopes new book will tell truth about Tibet 作者：Li Yi-yi和记者 日期：2012/10/13 翻译：@tontyoutoure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基于对三百余位西藏人的访谈（档案照片/中国时报）】 李江琳，一位现居美国的华人作家和独立研究者最近出版了她第二本关于西藏的书，她说，讲述真相的责任感指引她继续关于这个地区现代史的研究。 李最近在台北推销她的书《当铁鸟在天空飞翔》，这本书着重讲述了西藏在1956至1962年间的历史，那时该地区正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吞并。这是她关于该地区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2010年出版的《1959，拉萨！》。 《1959，拉萨！》讲述了共产党入侵之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逃亡经历，李为她最近这本书在印度和尼泊尔访问了近300名藏人来，对比西藏被入侵前后的情况。 起初，李个人认为那些藏人所经历的怨愤与仇恨永远无法摆脱，然而他们谈起那些经历语气中却几乎没有控诉与谴责的痕迹；她对此感到震惊。 李说她希望这些个人的故事，很多都是第一次被讲述出来的，可以提醒人们在改变社会的时候千万不能使用暴力。 她还说，在她写第一本书时那种想要表达的急切与愤怒，已经消失了。她说，在她的第二本书中，她只想陈述事实。 李说她被达赖喇嘛所鼓励，他告诉她，她研究背后的动力应该是寻找事实而不是表达她对于西藏或是西藏逃亡精神领袖的支持。 她还承认她在使用一些特别的词语时尤为小心，比如用"战争"和"抗议"替代了"革命"和"叛乱"，她认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叙述历史可能会被批评为只讲述了一部分真相。 李说，不过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被对立的两方批评的话，这意味着作者做到了中立。 李非常清楚她的作品很有可能被中国官方禁止，所以她说她很高兴在大陆的人们仍然试图在网上读到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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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 于 10/14/2012 11:27: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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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Oct 2012 11:39 AM PDT
中国有两位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沉默者。
10月11日19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二位诺奖得主。据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overjoyed and scared（狂喜并惶恐）"。
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此外，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今年还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迹近自污。记忆力不错的人，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当时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
不过，莫言虽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但还没有站在墙的那边（至少作品没有）。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
原名管谟业的他曾谈及笔名来由：文革开始时，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缀学，回乡务农。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在当时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童年的悲剧性遭遇，让他取名字谐音来作笔名，以告诫自己。
成年后，莫言饱看了太多农民的忧伤和苦难，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具备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持批判立场，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
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可以理解，却未必站得住脚。人们对他的失望，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仍然没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声，但他没有义务以此来对抗体制。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据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上小学时，碰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文化大革命没结束，就辍学回家劳动，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1976年，他参军，离开农村。1978年恢复高考，因年龄问题未能考上大学。1984年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写出成名作《红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
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轮回》，主题不限于土改，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就在今年9月，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并且加上评语："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有耕种、变卖、赠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他另一部长篇小说《蛙》，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莫言说："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可是，当被问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他却笨拙地为政府辩护："中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也是父亲。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政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到现在没准儿已经21亿人口了。从国家利益上来讲，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莫言这段话如果是真诚的，那他缺乏足够的智识，反之则不真诚。
一个人不真诚，或没有勇气说出心里话，不一定是因为坏，还可能是因为软弱。莫言说过，"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争论"。他说自己甚至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因此加倍小心。记者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的确做到了不少事情。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常有人将莫言比作福克纳，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与福克纳最差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莫言不能算大师，但有独特风格，能成一家之言，即使不得诺奖，也够资格被写入任何一部中国当代小说史。
莫言的文学风格，我并不喜欢，觉得腐味过重，流汤滴水，其移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混搭上中国民间信仰及民间故事，有时也显得糙拙。但我承认并尊重他的文学才能，认为不在村上春树之下，而在另一位诺奖得主、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之上。他的获奖，是政治之外的文学理想主义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曾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从普世价值上匆匆溜走："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对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不过没关系，文学与政治，本来就不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家的成就与他的政治勇气，也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当下中国，人们太渴望有限制权力的权力，以致将文学当作匕首，将作家视为斗士。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瑞典皇家科学院有诸多考量，而对其文学成就的尊重和认同，必定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让我们暂时放下遗憾，向他表达真挚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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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Oct 2012 11:27 AM PDT 
对于一个海中礁岛──钓鱼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措词严厉地指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却要霸占战胜国领土，岂有此理"。可是秦刚大概忘记了，战胜日本的是"中华民国"。按着秦刚的逻辑，"钓鱼岛是中华民国的"。但中共不管这么多，因为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海中礁岛钓鱼岛，而是为了北京权力斗争的那个钓鱼岛。中共第二党中央操弄了中国100多个城市的保钓游行，并且在许多城市酿成反日的打砸抢行动，可是被损毁的日系汽车、日本餐厅与食堂皆为中国民众所有，而且多属于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社会中努力求生的平民百姓的资产。
民众们的资产被毁损了，于中共权贵阶层无伤；至于被烧、被砸、被罢工的日系工厂，已有许多日本企业表示将撤离中国。影响所及将连带引动周边协力厂商与代工厂一起出走，最后失去工作机会的还是中国那些底层的贫苦劳工，于中共权贵阶层一样无伤。
这种保钓游行，最后伤的是底层的中国民众。可是中国的草民们，连一寸自有土地都无，房产也不过是几年的使用权，甚至随时都可能被强拆；而农民们赖以维生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强征。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中国民众，被鼓动着上街高喊"钓鱼岛是中国的"！其实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是谁的？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违背了对农民的承诺，不仅没有让农民翻身做地主，还把所有中国民众祖祖辈辈"自古以来拥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中国在中共主政63年间，中国从来不是中国民众所有，而是中共所有。更精准的说，是中共权贵们与其子子孙孙们所有。
惟有"所有权人"才能处分自己的资产。中共主政63年间，陆续处分了高达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都是拱手送给邻国。包括外蒙古、俄国、越南、缅甸、印度、朝鲜、尼泊尔、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全部从中共手中得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其中又以江泽民主政期间所出卖的国土面积最多，江一手处分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固有国土。
按照中共保钓反日的逻辑，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那么是否更该向上述的国家讨回"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庞大国土？而那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老百姓的农地、土地与房屋"，更应该还给中国民众，否则就是秦刚所说的"岂有此理"！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资产不光是土地，还包括矿产、农产、各种天然资源、工业、金融等等范畴。中国的这些资产又是谁的？从以下的数字可以得到答案。超过 76%的资产，掌握在中国国企（广义的国营企业）手中，也就是党有或者权贵所私有。另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BBC在 2010年2月4日更曾引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教授的研究结果指出，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 91%。
受中共保护的这个权贵资产阶级，包括各级党官构成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以及藉贪污舞弊而来的"高干子女"权贵资产阶级，和倚靠中共体制的"官商"权贵资产阶级。前两种权贵的思惟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第三种权贵的思惟则是"有关系，就没关系"。但这些把中国资产玩得团团转，用叠床架屋的公司一层层控股、洗钱的新富们，一走出中国的国门就玩不转了。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了中国"三一重工"旗下的一家美国子公司，在奥勒冈州一个美军训练基地附近建造风电场的计划，即使那家公司在国籍上是合法设立的美国公司。不只如此，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被视为中共的特务机构，因此被排拒在美国政府采购与特定项目之外。连长期与中共交好的缅甸，也对中国特定公司在缅甸的投资有疑虑。原因就是这些国营企业与中共的关系密不可分，不是单纯的公司组织。
这些国营企业的存在，更伤害了中国私人中小型企业，与他们争利，让他们极度缺乏资金，导致近期的一连串倒闭风潮。中国国家银行的垄断，不只是民间垢病，连温家宝总理都一再发声抨击这个赤字严重、贪腐无度、吞食中国金融与经济成果的怪兽。
这些大型国营企业又是谁的？中国的？中国民众的？还是中共权贵资产阶级所有？如果土地不属于中国人的，资产不属于中国人的，那么最起码银行存款属于中国人的吧！真相会让人大吃一惊。
根据美国《商业内幕》杂志2012年6月间的报导，中国国营企业和国家银行联手通过负利率和高通货膨涨掠夺了中国人民的存款。中国银行把钱借给了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可是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却不保证还款，事实上也没打算还款。就像老鼠会模式，挖东墙补西墙，等利息都还不上时，还能再向另外的国家银行要求扩大联贷。因为，中国是这些权贵的，连民众的存款也不例外。
中国民众手里的存摺，不过是一串数字，可以轻易被通货膨涨吞噬，更可能因为银行倒闭而全部化为乌有。通膨的例子，前有民国时期的金圆券，近有苏联倒台时的旧卢布。至于中国国有银行会不会倒闭？看看冰岛的例子，绝对不可能发生吗？
最后再看看中国的股市，那是国企与权贵资产阶级的圈钱地，能是中国百姓所有吗？中国百姓不过是俎上肉罢了。
土地、房屋、企业、资源、存款、股市都不是中国人的，那么这个身体总归是中国人自己的吧！那可不一定。在全球掀起质疑的活摘器官问题，显示中国人的身体被视为"国家财产"，更精准地说，是权贵资产阶级可以拿来交易的财产；至于人死如灯灭，按中国法律应该火葬处理，可是巡回全球的"尸体展"，以及在中国一再发生的骨灰门、顶包门，显示尸体在中国也是一种被交易的物件，价格甚至可以达到人民币60万，比富二代飙车撞死人的赔偿还高。
中国是谁的？这个问题难道不比钓鱼岛是谁的更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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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Oct 2012 11:18 AM PDT
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在日中间争吵剧烈，没完没了。这个纠纷的细节固然繁杂，但是史料之中还是有史观和观念主导，并延续各自的历史拖拽迄今。在日本方面，十九世纪日本晚到的殖民主义，逐渐在明治维新以后呈现征韩论，占台论和处理琉求群岛与中日之间之归属问题――而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日本国策，而是以日本朝野共同达成的对华政治使然――这个对华政策，无论对于日本自由民权派――立宪派（主权在民派）的木户孝允、坂原退助，大隈重信，还是帝政派（主权在君）的三条美实，大久保力通，伊藤博文，乃至中间派（主权在民君派），都是一致的对华侵略派（含福泽谕诘）。故此，他们在对于所谓当时的琉求事件上（台湾生番杀死日人）；在对待后来的、占领台湾问题上（西乡从道入台任督），以至于后来发生的甲午海战，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以大隈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和伊藤派之对付李鸿章，本来是一体两面，本性一致；一直发展到田中奏折，占领满洲，侵略中国。所以，钓鱼岛问题，固然，迄今悬而不决，其所谓日人十八世纪发现，占据和管理此域之观点，不能不和他们那时的民主和侵略，二维联系于之。这是一道悖论。有人说自古以来之各种占领方式也成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类似说法；如，美国之于墨西哥；之于阿拉斯加；……等等。这是一个难题。日本，含后来德国侵略，就是本着这个殖民合法性――你占领印度，阿尔及利亚和菲律宾，我为何不能占据东北和南洋？――于是，时间成为空间错位的第一条件。合理的才是现实的。日、德秉承解放欧亚之战，成为毁灭人类罪。日本难于释然和信服；有人说日本不反美国，他信服强者――不对，他不是信服而是无奈与之――所以他现在要争取做一个有身份的、有政治承认的大国。于是，日本人当然不会否定他的立国英雄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和东条英机。一旦否认了这些日本人，他的前辈征韩之丰臣秀吉们又怎么办？所以，一个小岛带出历史和大历史之课题。这个课题并不好解决，并不好解释。
再是，在琉求事件发生后，中日签订《北京专约》；各自声称对于琉求拥有主权。而琉求国王并行向日中各自朝贡之策。于是，这个琉求问题，凸现了他们自古以来就两面称臣的态度。而中国人（李鸿章和朝廷）之所以签署条约，赔款日本，承认对于琉求之"化外之民"并无实际统治，说明了清朝主权虚置论之实情――而日本人，随即追认了琉求主权归日――对此，李鸿章并未认可。他的对于整个琉求、台湾的态度，当然，是在马关条约签署以前。这样，民主的日本和专制的大清，实际上，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了他们的海外属地。一个是努力化内――日本派遣官吏施行实际管辖――而中国先是抛弃，后是割让。虽然，关于琉求是不是辖制尖阁（钓鱼）岛，坊间也有争执；而这个争执，对于"自古以来"说……的强调也是各执一词，互不认可。这里，于是牵涉到二战以来的法律，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删繁就简，主要是在《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和（1951年）《旧金山和约》之基础上发生的不合。这种不合，基于业已改变了的二战后和平均势和"有限主权"论（苏联观念）。 换言之，韩战以前，二战以后，日本居中之国际格局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其间，给予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应有地位，因为民国主词的易帜变为人民国，所以，究竟台湾何属？琉求何属？――自然含括尖阁（钓鱼）何属？美国人施行了主权未定论或者叫主权不定论――这个据说比较公告和宣言确具法律性质的条约，于是，成为韩战以来，美国不承认中共的一个法律依据――既然如此，美国对于冲绳和琉求，也具备某种并不于日的政策――遂导致人民日报给了日本有权占据尖阁列岛之言辞与立场。但是，这并不是关键课题。关键课题是时隔几十年，美国违背了旧金山和约（至少是精神违背），认可中国，驱逐台湾（于联合国）。这样，世界均势格局朝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倾斜。毛、周考虑到全面建交美、日、欧，他们当然不会因为芝麻大小的钓鱼岛问题来一个抓芝麻、丢西瓜方式。这是十分显然之情。所以，此间产生的美国悖论，导致了美国迄今并无言辞上的、对于尖阁列岛的主权之说法――因为，他只好模糊其实，警待事变。因为，如果美国不敢把五十年代的台湾归属中国（人民国），那么，他现在自己（七十年代）认可中国，又当何解？于是，面临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美国人首鼠两端的本性开始再现（他们在四十年代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和对待延安的态度业已昭彰于世界），表达了他们有意模糊价值模式和法理道统之策略作为。这样，日本人和中国人，只好期待美国有朝一日，可以据法公正对待此事。 依次推断，日本占据（管理和有权）尖阁，适于明治时代的政治，而中国认为自古以来对待钓鱼岛如何、如之何，就都面临一个悖论。李鸿章说，琉求是化外之民，不便宰制……――那么，世界潮流、民主大势和中国占岛合法性，自然也会受到谁是此岛，此域乃至中国之合法主权占据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埋在争执诸岛意见之下不深的地段――换言之，中国政府和原先李鸿章政府之同一性在于，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权和土地的非法统治者――而日本人对内民主，对外殖民和战争，也使得尖阁问题堕落成为后殖民时期的一个"化外"之音（此化――就是殖民或者新殖民主义的破产）。因为，他秉承的自《北京专约》以来的"合法性"根源，就是对华侵略和大陆政策。这是他们历史的污点和特点。远说日本之政治轨迹，不过是公――武两道，政府――军方――乃至日本所谓开国以来（维新以来）政府和民间势力的互动――官方镇压后的大隈成为后来的大隈内阁，说明此端，左不过是这样两种势力、官方，民间的博弈与变型――但是万变不变。日本历史上武家势力可以致衡公家，摄关，皇族和天皇，这是一个优势；皇家势力，却也以正统和宗教地位利于不败之地；此乃日本多元、二元非一极之政治的弹性所在。虽然，公－武之道，在幕府和王政之间左右逢原，于战国、春秋（日本之战乱，造反和"无革命"――大隈言）、维新时期，比比皆显之，皆斗之，但是，日本还是在此二元基础上，哪怕使得天皇和上皇头悬剑旅，生死一线，却还是要注重形式上的最高存在，使之转化和新生挽狂澜于既倒――最后，是王政一统，大政奉还。而维新以来之关键变化，也是承袭于此。代表王政势力和武家势力的势力，在幕末期和还政期间（还民于政，还地于政）却忽视了自由民权主义带来的平民政治势力。这个势力，最后，以良性的日本政党政治左右之，拯救之――使得帝宪之专制特点，很多方面，屈服于民主之政党政治。 但是，其间，以伊藤博文代表的贵族势力，藩阀势力和后来得到昭和天皇支持的后武家势力，中、下级别之极端军人，继承之日本"下克上"平民造反传统（官家，侍从和奴仆犯上作乱之传统）――虽然，这种力量也不失为一种致衡力道――却走向据说是维新精神和政治的反面，使得侵略势力做大，而导致日本几乎完蛋。所以，权衡日本致衡政治，虽然，他们抑止了某种平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坯子运动，但是，他们的战争痞子们，却在可以根本作践道德，毁弃信仰，在政治，经济，与生存，与时空（扩展）之挣扎中凸现殖民和侵略政治矛盾，其全国一致，上下一致，就是要打算中国。这样，这股情结，就被他们那些岛屿意识和民族意识之文学影视作品所渲染――而这种观点和风格的作品，在德国，很少可见――他们把东条说成是一个秉承天皇意志、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之悲情、悲剧角色……最后，用他自己代过、代罪昭和，英雄形象力捅纸背――就和他们塑造山本一样，将此罹难命运之人，说成是一个一开始绝对反战之人――更不要说，他们对于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的不间断吹嘘和高捧。于是，彻底跪倒在纳粹屠杀之犹太人面前的景象，在日本，绝无可能出现。虽然，日本给予中共之外交；中共给予日本之（毛式吹捧）赞美，在另外一个层面呈现丑陋和无道。故此，在谈论日本，中国乃至俄罗斯的时候，日本，因之明治维新，本来可以成为继承西宪和西化（他们说是"化西"）之模范；但是，却因为他们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使得日本成为一个古怪之国――而中国人，根本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就连这点基本的自由和宪政，也一直不曾看到――国人自身的自戕，自灭，自毁，土改，与日本鬼子无关（日本人绝对不会发动土改，文革……）――这就是，当我们抓住岛屿不放，而舍弃最大的历史反思时，人们对此闹剧啼笑皆非之原因。
――《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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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7:13 PM PDT
原题：“坐上了火车去拉萨……”2012-10-11
青藏铁路的列车上充满了从中国各地去西藏旅游的游客，一首唱了好几年的歌儿还在唱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一位籍贯湖北的公务员略带不安地问我：“拉萨的治安怎么 样？”“对于你们来说，很安全。”我有意强调了“你们”。邻座几个说地道北京话的 年轻人注意地听着，并问原因，“满街都是军警和便衣，”我答道。
公务员是个明白人，就说：“藏族人是不是觉得很别扭？”
一个年轻人则嚷道：“是不是跟个别藏族人自焚有关啊？” 看来还是有人听说过藏人自焚，尽管党的高音喇叭对此很少提及，党的各级组织也不允许民众公开谈论。 我看着他们，像看着另一个陌生国度的人们：“不是个别，已经有五十多位藏人自焚了，整个藏区都有，流亡者中也有。” “他们为什么要自焚？”有人随口问道。但也有人立即缩回身子，掉头看着窗外的风景。 我感觉到语言的障碍，虽然我们说的都是汉语。我思忖，自焚并不是世人鲜见的悲惨事件，但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个人的利益去这么做，却难以理解有这么多人为民族的利益去这么做。不过我还是愿意多说几句，比如，给他们介绍一下在自焚藏人当中，有些人留下的遗言。 似乎没有人愿意再听下去了。毕竟进藏旅游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尽管现如今各种交通很便利，但攒个十来天的年假实在是意犹未尽，他们恨不得在每一个景点都写下“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他们的心思都在沿途风景以及旅行社推荐的“西藏景点”，并不关 心生活与景点无关的当地人，如自焚的藏人。 佛陀开示众生平等，但现实中天壤之别的不同恰恰在于民族的不同。当满载众生的列车抵达拉萨火车站，除了十来个藏人被武警扣下（他用一个类似于刷银行卡的小机器来刷身份证，当我把身份证递给他，听到他大声说“唯色，留下”，），其他不是藏人的乘客都无比顺利地、非常兴奋地奔向了拉萨各处，即便是被高山反应折磨的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那么，被扣下的藏人怎么办呢？都被带往了附近的火车站派出所。我不禁想起年初因为去印度参加尊者达赖喇嘛主持的法会，拉萨有许多人被关在各个“学习班”里洗脑，而当时他们被警察从家中或者归家途中带走时，心情是否与我一样紧张呢？ 两个来自青海海南的中年藏人因为没有“进藏许可证明”，将在第二天被遣返回家。同样是藏人的警察并不理会两人的哀求，一遍遍强调：开具“进藏许可证明”的公安机关必须是县级以上。好笑的是，有个长相汉化的女青年辩解自己是“假藏族”，警察惊讶，问其原因，说考学时为了占少数民族的便宜，就把汉族改成了藏族，“现在麻烦大了”，她后悔不迭。 凡持有“进藏许可证明”的藏人，身份证被复印，并被填写在拉萨的住址、事由以及本人身份，还得自己填写名字并按上血红的手印。我虽没有“进藏许可证明”，但因属于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必须离开北京的特殊人员，所以也履行了这个手续。 当我与两个获准进入拉萨的安多青年一起走出派出所，他俩叹道“身为藏人，却这么难进拉萨”，声音就哽咽了。 2012-10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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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7:0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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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7:02 PM PDT
什么是换届？准确地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换届？以我的观察，当前中国特色的换届就是按期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在形式重新分配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期换届分权仅具换届分权的外在形式而缺真正换届分权的实质内涵呢？显然，这是因为中共党内的换届分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度化，如何从非制度化的权力分配向制度化的权力分配转变是摆在中国政治改革者面前的一个最大的也是一个最难的、必须攻克的堡垒，然而，到目前为止，党内权力的分割和获取还仍然是党内不同派系之间角力、斗争的结果而非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化的公开、公平的党内竞争来进行，因此，说这样一种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期换届分权的方式只具表面形式而没有多少实质内涵，这个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不仅如此，而且，在当前中国，换届主要是指中央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是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因为，当今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仍同质于秦朝政制：地方的各级权力来源于且依托于中央权力，地方权力是中央权力向下的层层委托或委派，在这一权力结构下，地方党政要员尽管书面上有任期制而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任期制，只要上一级掌权者有需要，下一级官员就不受任期所限，随时随地在上一级掌权者的支配下晋升或调换职位和职权，因此，地方换届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权位换届，主要指的是中央的党的职位和职权的重新分配而不是政府的职位和职权的重新分配，因为，在当今中国，党权高于一切，政权依附且服从于党权，只要中央党官位次排定了，那么，政官位次就会依此而定，故中国的换届分权本质上指的主要是党官"换届"而非政官"换届"，这一事实同样是有目共睹、毋庸争议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非法的"被打杀得四处逃窜的地下党到一个执掌大陆政权的领导党，在1949年前和1949年后党内"换届"分权的形式是多样不同的。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执掌政权前，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主要是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而非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公开竞争选举的形式来实现的。如：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尽管是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但他失去权力却不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一次党的特别会议上。大家知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这个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最高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成了党内斗争的急先锋。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以及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尖锐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着重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最高实权也不是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形式，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取最高职权，本质上是毛泽东自己通过顽强有效的党内斗争自己为自己谋取的，形式上则是共产国际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授予给毛泽东的。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以《论新阶段》为题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了最高实权，尽管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仍然是张闻天。到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到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到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中共中央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名实双全的最高领导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党的职权分配也不是通过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来完成，以今观之，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权力分配的最大特点或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实行制度化，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党代会的召开的时间间隔、召开日以及选举日没有制度化；第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届数没有制度化（现在的十年任期限制其制度化程度很低）；第三，党的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产生规则和程序没有制度化；第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公布没有制度化；第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程序及其实质没有制度化；第六，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竞选没有制度化；第七，在任最高领导人的测评、考核、弹劾等没有制度化。
如：刘少奇的"接班人"的地位的形成和确定，是以刘少奇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极力拥护毛泽东与此同时极力反对王明、由此获得了毛泽东的极大赏识为起点的。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北方局工作的报告，强调在华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反驳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且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邓力群曾评价说："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用实践来批评王明的，第一个是刘少奇"（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40页）。刘少奇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极力赞成，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0页）。于是全会委托康生、刘少奇、王明三人组成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完成这项工作，而实际工作则放到刘少奇身上。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并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文件作了说明。在会议结束前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赞成刘少奇的意见，称赞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到1943年，刘少奇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至此，刘少奇获取了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职权，成了毛泽东的独一无二的接班人（相当于东宫太子）。但是，毛泽东一个人最后做出决定不把权位交给刘少奇，经过几年准备，到1966年以理论名义上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实际上使用枪杆子（林彪为代表）、笔杆子（张春桥为代表）、红卫兵（以蒯大富、韩爱晶为代表）三股势力、实行三面夹击，一下子剥夺了刘少奇的实际职权以及接班人地位，由此可见，刘少奇的得权与失权，都与党的代表大会的换届形式毫不相干。
又如：林彪获得党内和军内显要职权也不是发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而是发生在党内那次很不正常的庐山会议上。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是毛泽东从北京搬来打击彭德怀的打手和救兵，林彪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成了反对、打击彭德怀的急先锋、拳击手，由于反彭有功，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林彪被毛泽东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执掌军权期间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推上神坛，到了1966年，继帮助毛泽东打倒彭德怀后，林彪又充当了把以刘少奇为核心的党内官僚派置于死地的凶狠打手，这样，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且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然而，毛泽东如同对刘少奇一样，并不是真的要把他的权位交给林彪，当林彪发现自己身处险境时，他不愿做刘少奇束手待毙，他选择与毛泽东反抗斗争、鱼死网破，但是，林彪不敌毛泽东，他的结局也就只是于1971年9月13日所谓"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之后，在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之下，王洪文昙花一现，邓小平起落不定，华国锋从天而降，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华国锋才是毛泽东最后把他的权位转手交予的真正人选。
毛泽东去世过后，中国共产党内一手遮天、一言九鼎、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掌权者也就随之一去不回了，邓小平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经历宠弃沉浮的、天然禀赋中有着毛泽东式的斗争因子的人，终于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于73岁的高龄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并开辟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回到权力中心以后，以毛泽东式的铁腕，废弃了华国锋，启用了胡耀邦；接着又废弃了胡耀邦，启用了赵紫阳；接着又废弃了赵紫阳，并据传在另一元老的极力举荐下，启用江泽民；在启用江泽民之后，据传又出人意料地隔代指定了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执政已经10年了，如今又到换届时。在经过薄熙来事件之后，现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延宕到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召开后才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将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历览中共执政以来各次权位交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顶层权位交接，都是在这种关门闭户、鸦雀无声、幕后策划、暗室密谋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一做法与民主国家换届选举的大众参与、多党竞选、公开辩论、投票公决的状况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是的，放眼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换届选举是公开透明的。候选人直面国是，各提对策，公开辩论，最后投票，谁当首脑，计票而定。对比我国换届交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政治生活在制度化上，在公开、公平、公正分配权力上，确实问题种种、弊端多多，这些问题和弊端，正如此文前面所列举的：党代会的召开的时间间隔、召开日以及选举日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届数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产生规则和程序没有制度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财产状况公布没有制度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程序没有制度化；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辩论、竞选没有制度化；在任最高领导人的测评、考核、弹劾等没有制度化，凡此种种，无一不引起民众对用这样方式产生的领导人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批评。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掌握实权的人绝大多数恃权拒改；面对抗争和压力，绝大多数掌权者不是弃恶从善、顺时改变，而是硬挺、死挺，这样造成的后果、恶果对于掌权者只能是以从自保的愿望始、以自害的结果终，在人类历史的这类案例中，卡扎菲就是一例，即将谢幕的巴沙尔是另一例。事实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这种关门分权的做法对执政者只能是害大于利。
对于这种关起门来由少数几个实权人物来确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我在过去的一篇题为《关门"分饼"何时休？》的文章中，已经做了相关论述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或更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门分饼的做法以及这一关门闭户分配权力的方式及其赖以操作的官僚机器，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仅不能提供推动力反而形成阻滞力，因为，一个缺少政治家群体、缺少多元竞争的官僚体制、官僚体系或官僚机器，自身既没有改革自身的动力和能力，也没有改革其外部疾患弊端的动力和能力。在这样一个缺乏制约的国家官僚机器里，浪费、腐败、低效就成了这一机器的必然产品，因此，在此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关心国家大事、寄希望于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能够给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的人，我以为，他们的愿望必然要落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如此庞大笨重、运转长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产出这些变革结果的，这是官僚机器的特定的功能和属性。对于我的这个超前判断，我以为，这是有着充分的学理的以及历史经验的依据的（十八大后面对改革退场、缺位我将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变革和进步，我们不能幻想着依靠官僚机器中的某些掌权人的恩惠布施，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每个追求公民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基于我们自己的各项权利去抗争、去争取。我相信，只有理性的、非暴力的维权抗争，才是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第一动力！
行文至此，翻开日历，今天是公元2012年10月 10日。20多天后的公元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要召开。中共十八大将产生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就是这样一项非同寻常的党国大事却正在中国北京或北京之外的某一个小房间里悄然进行！面对民主国家换届分权的公民参与、多元竞争的火热场景，我们不仅惊叹：这里"换届"静悄悄！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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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6:52 PM PDT 
硕曲河从理塘中部喇嘛垭发源，全长270多公里，依山势由北向南流淌，注入金沙江。硕曲中段河谷丰饶，梯田成片，村庄民居隔岸相对。登高俯望，河流如线，村寨如珠，河谷犹如一条珠串。虔信佛教的居民称他们的家乡“卡称”[1]（Chathreng），意为“手中的佛珠”。世居此地的藏人称为“卡称巴”。外来人发音不准，久而久之，变音为“乡城”。
乡城北连理塘，西邻得荣，东临稻城，东北为巴塘，南端与云南中甸接壤，其境原为“理化宣抚司”，即理塘土司所辖一部，包括上、中、下三部，及火竹六村一带，因此亦称“三乡”。这一带历史上曾先后被云南木氏土司、蒙古和硕部控制。清光绪34（1908）年赵尔丰“改土归流”，取“平定乡城”之意置定乡县，隶属巴安府。1939年西康建省，定乡入西康省治，1951年易名为乡城县。
在以豪勇彪悍著称的康巴汉子中，卡称巴颇具盛名。乡城历史上数次被外族攻占，土司部落之间常有械斗，加之地处川滇商道，常有盗匪抢劫往来客商，自卫和抢劫成为生活常态，养成了卡称巴勇武好斗的性格。据1941年的调查，乡城“家无贫富，所庋多枪。据前数年之调查，三乡私枪为五千支。……最近之估计步枪为一千五六百支，手枪为六百余支。”[2]
由于民风强悍，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派驻军队。乡城地处偏远，全境以山地为主，交通不便，物产有限，驻军向民众租房而居，军粮亦由本地征收。驻军太少，则“匪特不能镇摄”；人数太多，则不得不民口夺粮以养兵，加重民众负担，常常因此引发冲突。
乡城有27座寺院，县城边的桑披寺是其中之冠。桑披寺，藏语“噶丹桑披罗布林”，意为“如意吉祥的宝寺”。该寺于1669年由五世达赖喇嘛倡建。1811年，桑披寺住持赤江仁波切松久曲麦成为第九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桑披寺因之名声大振，成为藏东南名寺之一，也是乡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寺“寺墙周围约250丈，背依危岩，前临险径，耸然高踞，颇壮形势。”[3]
清末以来，这座名寺屡遭劫难。赵尔丰改土归流期间的乡城一役，因寺院地势高险，易守难攻，赵军包围数月，无法攻克。后来发现寺院的秘密水源，切断寺院供水，迫使寺僧突围，桑披寺攻破，寺内财物被乱兵洗劫一空，大经堂亦遭毁坏。1911年乡城再乱，卡称巴起兵围城，边军统领顾占文派管带丁诚信、刘赞廷率兵进攻，全军覆没。后尹昌衡西征，派孙绍骞再攻乡城，桑披寺又遭毁坏。
然而，卡称巴屡次反抗外来政权，究其原因，与外来政权的行为不无相关。
改土归流后政府加重赋税，是激发反抗的主要原因。1911年的乡城暴动，镇压者孙绍骞也承认“独乡城之粮加重数倍，夷民困于担负，遂有此次之变。”[4] 民国38年（1939）出版的《新西康》杂志中，有一篇题为“三乡一瞥”的文章，谈到乡城当时的状况，作者评论道：“三乡饱受赵边使、尹经略、陈步三[5] 数度军事惨祸，政治修明，民各安业，乡人未一受享。其于流官观感，自可推测。”[6] 由于乡城民众对外来政权的敌意，西康省所设的乡城县政府形同虚设，1951年被中共接收时，只有“一楼一底面积约100平方米的藏房一座，几张桌椅，大麦100石，小麦53石，荞子1.5石”[7]。
中共进入乡城，对卡称巴来说，只不过又换了一批“流官”。
二
中共建政之初，新来的“流官”们小心翼翼地接近民众。他们开了几家商店，建了一所医院，发放救济粮款，提供免费医疗，还带来许多大洋在当地购买、囤积粮食，并运来一些武器。 卡称巴弄不懂这些人是军人还是“汉官”，对他们不甚信任，但逐渐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很快，乡城又出现导致1911年暴动的状况。当时康区许多地方依然使用藏银，但中共干部和职工的工资付大洋。国民政府时期的定乡县政府只有十来个人，给民众带来的负担还不算太大。1951年后，进入乡城的中共各类人员越来越多，流入的大洋也越来越多，导致藏银贬值，粮食价格上涨：“在56年以前的几年里，一个藏钱从原来能购小麦10批下跌到2批”[8] 。 但在1952到1955年之间，除了部落械斗外，卡称巴与政府并未发生冲突。乡城有影响的僧俗上层人士均得到安置，普通民众与政府没有接触，依然称县政府为“衙门”。
1956年2月，乡城县工委和县政府从下辖的5个区召集300名“积极分子”到县城开培训班，引导他们“吐苦水、算剥削帐”，提高“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成立土改工作团，中共乡城县工委书记任志高为团长，工作团有3名副团长，包括一个名叫扎西公布的藏人。工作团下辖5个分队，计划每个区派一个分队去开展土改。
大约在2月中旬，藏历新年前后，乡城两座主要寺院收到土改工作团的文件。藏人回忆中，这份文件包括7项内容：1）喇嘛和僧人必须还俗；2）寺院财产交公；3）禁止从事宗教活动；4）消灭有钱人；5）所有土地收归国有；6）所有财产收归国有；7）全体人民服从并支持军队。并威胁如果不同意，将诉诸武力[9]。 这份文件可能是乡城土改工作团颁布的“土改章程”。此章程至今未发表，无法确定藏人回忆中的内容与该章程是否相符，但从上述藏人的记述中，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民主改革”的理解。
乡城藏人领袖秘密开会商讨后,派人给乡城工委送去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表示决不接受如此“改革”，并要求工委撤出乡城。至于武力威胁，卡称巴的回答是：“既然你们已经做了打仗的准备，我们绝不退缩”[10]。 中方资料透露，2月中旬后乡城工委书记任志高曾四次去桑披寺谈判，但未透露内容。谈判显然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双方都开始备战。
中方资料将乡城暴动归罪于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11]，指控他“指派拉萨哲蚌寺宋翁活佛和理塘阿扎活佛来桑披寺，策划武装叛乱”，并派人到中甸、稻城、巴塘、得荣等县的寺院中联络[12]。 迄今为止，未见其他资料佐证赤江仁波切策划了乡城暴动。藏人资料提及，理塘藏人决定反抗时，曾派人到邻近各县联络，其中包括乡城[13]， 但据乡城反抗幸存者回忆，民众早就了解其他地区的土改，一听说这样的土改将在自己家乡进行，立刻自发起来保护寺院[14]。
当时政府人员集中在县政府楼、商业局、医院三个据点里。2月中旬之后，所有人员开始修工事、储备水，做战斗动员。
3月16日，来自各区的2000多藏人聚集桑披寺。寺院僧人开始宗教仪轨。
3月20日，政府人员集中的3个据点被蜂拥而来的藏人包围，双方互射，至少一名藏人被打死。当晚，藏人在寺院四周的山坡上点燃篝火扎营。乡城工委决定把医院里的人撤到县政府。医院工作人员将七万块大洋埋在地下，自行纵火烧毁楼房，然后顺着水沟撤离，期间遭遇冷枪，一名藏族干部被打死。
从双方资料来看，这场被称为“乡城县政府保卫战”的战斗，藏人主要是包围县政府，切断水源，试图逼政府人员撤出乡城，期间互射冷枪，但在“保卫战”期间，并未发生理塘那样的激烈战斗。乡城县政府是一座三层楼房，外面有围墙，楼房里共200多人，有一挺发生故障，只能单发的机枪和40多支步枪，平均每支枪80发子弹。为了节省子弹，政府方面自然不会随便射击；藏人没有重武器，也无法强攻，有些人打算攻进去，被头领斥退：“你们冲进去干什么？想抢汉人的东西吗？！”[15]
双方之所以对峙十多天，主要原因是乡城县政府的电台坏了，整整一周无法与康定地委取得联系。等到终于恢复联系，请求援军，得到的回答是“由于发生叛乱的地方太多，地委有限的兵力都派尽了，乡城又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救援存在的困难大极了。所以，地委让乡城方面撤离。一是朝中甸方向，二是朝稻城，三是朝理塘，三个方向中，让乡城选一个最有利的方向突围。”[16]
乡城方面开了一个党员扩大会讨论局势。他们自知武器不足，人数又少，突围毫无胜算，于是决定直接向北京求援。
三
3月底的夜晚，海拔2,800多米的乡城天气寒冷，星光昏沉。 卡称汉子们抱着老旧火枪，围坐在一簇簇篝火边。谁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呆多久，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篝火边的卡称巴是一群与世无争的农夫牧民，祖祖辈辈在大山里繁衍生息。他们并没有“解放”他人的宏愿，也无“改造世界”的梦想。他们对人生别无奢望，只想安度今生，期盼来世。然而，外部势力总是以形形色色的名义，闯进他们的家园。卡称汉子们粗糙的手握着火枪，在他们背后，硕曲河边那些如佛珠般的村寨里，有他们祖先传下的家园和寺院。简陋的小屋是他们今生的福祉，辉煌的寺院是他们来世的期盼，保卫家园，保护妇孺是男人的天命，满面风霜的卡称汉子别无选择。
夜晚如往常一样安详，森林静立，鸟雀无声。一个名叫卡嘉顿珠的汉子坐在篝火边，裹紧皮袍，头伏在膝盖上，昏昏欲睡。朦胧中，他想起自己的家乡。一水如带，从山中悠悠淌过，将河边小村连成一串佛珠。房前的经幢，屋顶的经幡，门前的桑烟炉青烟袅袅。夏日里，山坡上羊群缓缓移动，牧羊的卡称姑娘站在坡顶，唱着久远流传的歌……
陡然间，一声高唱利剑般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卡嘉顿珠猝然惊醒，见伙伴们个个转头，望着县政府的方向。卡嘉顿珠意识到，县府的围墙后面，一个卡称女子正在唱歌。
篝火边的卡称汉子凝神静听。
歌声高昂清越，正是卡嘉顿珠熟悉的家乡曲调。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夜晚，卡称女子的歌声格外清亮，甜美的歌声在夜空里飘荡：
“假如你们现在还不煨桑 [17]，
明天就会漫山桑烟。”
歌声有几分紧张，几分急切，像是叮咛，像是示警，又像是紧迫的诉说。
“明天就会漫山桑烟”？卡嘉顿珠心中忐忑。他隐隐感到，围墙后的女子似乎在传递着冥冥之中的某种信息[18]。
歌声突然停止，夜晚重归寂静。山风阵阵，篝火呼啸,火星四溅。燃烧的木块哔哔剥剥地响着，光点流萤般窜入夜空。卡称巴们低着头，困倦地围坐在篝火边。长夜漫漫，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卡称汉子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正朝他们步步逼来。
硕曲河静静流淌，桑披寺默默无声。星光下，寺院金顶闪着微弱的光，经幡在夜风里飘摇。这座历经劫难的寺院，凝聚着世代卡称巴的信仰和心愿，大经堂一次次毁坏，一次次重建，见证虔诚，见证坚韧, 也见证哀伤。
这时，在陕西武功机场，中共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正在进行作战准备。
几天前，当卡称汉子们在山坡上与强行改造他们的“流官”对峙时，一份求援电报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这是四川省委转发的乡城县委求援报告，附加四川省委的说明：“乡城百余同志被围半月有余，现在缺弹药、缺水、缺粮，还在坚持。省委无部队可派调，请中央立即想法救援乡城干部。”[19]
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了一行字，交秘书即刻处理。
电报转交国防部长彭德怀。
数日后，乡城县工委收到四川省委转发的中央回电。周恩来在乡城报告上批示：“派降落伞兵部队解救乡城干部。”[20] 乡城工委立刻电告中央，说明乡城地形复杂，不适合派伞兵，建议从云南派地面部队，同时派飞机炸掉“叛匪的指挥部”，即桑披寺。
次日，乡城方面收到回电。周恩来命昆明军区派部队四天内赶到乡城[21]。 随后，昆明军区发来电报，通知乡城工委：部队已经出发。
就是在那天夜晚，这个不知名的卡称女子扬起歌喉，唱了那首煨桑的歌。至今为止，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只有在藏人的记忆中，那天夜里，曾经有个女人唱了这样一首歌。
四
3月29日。近午时，两架飞机掠过山顶，在山谷上空盘旋。
围墙背后的政府楼里，电报员紧张地调试电台，但无法联络。飞机扔下一堆红红绿绿的传单，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我们知道你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受了欺骗的好人，所以我们不忍将炸弹扔在你们的头上。如果你们继续听信坏人的话，不肯撤消包围，继续和政府作对，炸弹马上就会落在你们头上的。那时，后悔也就迟了。”[22]
飞机在桑披寺对面的山上扔下一颗炸弹，以示震慑[23]， 然后转了个弯，飞向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次日，飞机再次飞来时，几个藏人站在山口朝飞机开枪。飞机投下燃烧弹，山头起火，藏人仓惶撤退，飞机转回。
4月2日，朝霞散尽，太阳发出温暖的光。9点左右，四架图-4轰炸机呼啸而来。机上的炮塔吐出一条条火舌，23毫米机关炮朝山坡和围墙附近的人群扫射。山坡上无处躲藏，人们纷纷奔向桑披寺。 下午，当山坡上的人悉数被赶入寺院后，轰炸机开始投弹：“下午4时，飞机往叛匪指挥中心投下了炸弹。这时大家看见，一声巨响之后，灰尘和火光冲天，一根根木头和烟雾一起上了天。”[24]
这次轰炸远不止“一声巨响”。 几十枚炸弹落进寺院，桑披寺受到毁灭性打击：三座佛殿，约40座僧舍被炸毁，200多名僧俗死亡。轰炸停止后，幸存的藏人冲出寺院，部分人投降，大部分人逃进山里。
4月3日，昆明军区所属126团先遣营进入乡城。历时13天的“乡城县政府保卫战”告终，期间中方阵亡3人，其中有两名是藏族干部。
卡称巴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
乡城轰炸前后共持续了10天，硕曲河边两两相对的村寨里，许多民居和寺院被炸成废墟，僧俗民众死伤无数。为了逃避抓捕，青壮男人全部跑上山，村里只剩老弱妇幼。残墙断壁下面，伤者的凄惨呼号声声可闻，可是没人敢出来营救。军队佯撤，诱使男人下山，当人们开始营救时，飞机又来投弹，营救的人与先前的伤者统统被炸死。飞机离去后，幸存的老人妇女孩子出来寻找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被重型轰炸机轰炸过的村庄里，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断肢残躯散落遍地。卡称汉子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集束炸弹，他们保护不了寺院，保护不了家园，也保护不了妇孺。万象复苏的四月里，村村寨寨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1956年3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独立4团完成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实战，轰炸目标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乡城桑披寺和巴塘康宁寺。近一个月的作战期间，独4团完成了29架次物质空投，并在3天内进行了21架次轰炸[25]， 共投下约300枚集束炸弹。独4团的康南轰炸为日后的高原作战取得了丰富经验，算得上解放军空军的一次成功实弹练兵。
这一波镇压中藏人死伤总人数，迄今仍未公布。
五
硕曲河边佛珠般的村寨里，老弱妇孺流着泪，举行没有喇嘛念经的水葬，将亲人的残尸投入硕曲河中。丝带一般的河水载着卡称巴残缺的尸体，和着妇幼老人的眼泪，流过残缺的桑披寺，经过残缺的村寨，默默远去，汇入金沙江。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了卡称巴的血泪，下游的人们听不见集束炸弹的轰然巨响，看不见噶丹桑披罗布林的断壁残墙。
涌进乡城的大批军队占据了尚未毁坏的民居。大批僧俗民众被抓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送去做苦工，修公路。
失去丈夫的卡称女子搀着老人，背着幼儿，牵着孩子，离家弃舍，逃进大山。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
[9] Kargyal Dondrup, History of Kham Chatreng entitled “Golden Cluster of Grain” . p. 160. 藏文版，马修・阿克斯特英译。
[10] Kargyal Dondrup, History of Kham Chatreng Entitled “Golden Cluster of Grain”, p. 160. 藏文版，Matthew Akester英译。
[13] 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P. 76.
[25] 中国空军网：“空军史——兰州军区空军历史沿革（http://www.plaaf.net/html/33/n-21733.html）；另见《甘孜军事志》188页。投弹数量根据执行巴塘康宁寺轰炸的前图-4机组成员刘恒训回忆文章“川西平叛纪实”（ http://www.jnzx.gov.cn:8080/Html/81012006515170747-1.Html）中所记载的炸弹数量推算。
李江琳 Jianglin Li
《1959: 拉萨！》下载网址：http://goo.gl/jjTh7 ; http://goo.gl/vnk4n
War on Tibet: http://goo.gl/jqSwu
twitter：@jianglinli
-----------------------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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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Oct 2012 12:07 AM PDT 從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歷史看出，出身陝北的一派高幹，從劉志丹高崗到習仲勳胡耀邦一直受到毛鄧主流派的殘酷打擊。習近平應感謝王立軍挨了薄熙來一巴掌，否則不知命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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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6:49 PM PDT
中國的反日群眾運動已經落幕，對釣魚台的軍事威脅，暫時也不會引發軍事衝突，除非中共內部有人要讓十八大流產。但是經貿方面則是不宣而戰。之所以不宣，就是自知理虧。
中國發動的經貿戰爭，除了衝擊日本的在華企業，還包括取消赴日的中國遊客，國內的抵制日貨，以及撕毀一些貿易協定，連「東芝二○一二中國足協盃」的「東芝」兩字與東芝廣告也臨時抽掉，雖然東芝是贊助廠商。
我不曉得主辦單位會不會把贊助資金也退還，還是趁機吞沒？
九月底，著名的旅日台灣作家黃文雄來台時，我與他提及中國這一波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他說，日本方面已經計算過對ＧＤＰ帶來的影響，已有思想準備。正好上星期出版的《新新聞》一三三五期也刊出前中國時報駐日特派員劉黎兒的文章，分析日本可能受到的損失，提供了一些數字。他們預估的最壞情況，包括中國政府拋售日本股票。
不過劉黎兒也指出，經貿戰是兩敗俱傷的事，日本在華企業僱用中國員工一千萬人以上，中國從日本進口的高科技工作機具等沒有替代性，不如日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國的反日情緒、中國投資環境的惡化，將促使日本在華企業撤走。
已有許多評論指出，中國對日經貿戰，將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自卑就是自大，現在自以為已是第二大經濟體而「目中無日」，中國內外一些人大颳膨風，似乎日本很快就要投降。
兩年前因為釣魚台撞船事件，中國撕毀合同，發動稀土戰，以為會給日本致命一擊，其實日本早儲備了相當數量的稀土，再開發其他地區。因此不但沒有出現日本投降的局面，反而導致稀土價格暴跌，中國廠商希望日本多下訂單。
日本從一九九○年代初期經濟不振，至今超過二十年，還沒有走出困境，加上去年三一一地震海嘯，但是日本社會還很平靜；目前的經濟制裁，大部分日本財團也比台灣財團愛國，沒有以經圍政。但是中國一旦自損八百，失業人數增加，中國老百姓恐怕就坐不住，出來鬧事了。
對中國的反日活動，其他外商就沒有感覺了嗎？台灣一些評論幸災樂禍談到轉單效應，怎麼沒有想想，這種暴力與報復手段，也可以隨時拿來對付台商與其他外商。因此可以預料，更多的外商將因「拳匪」在中國的復出而駐足，甚至加快撤退的步伐，其他東南亞國家已在挖角。
目前中國的經濟已在下行，再來「自損八百」，自是雪上加霜。這點，主管經濟的領導人不會不知道，但是為了政治的需要，在民族主義狂熱下，誰敢說出不同的話？這就是中國劣質政治體制的問題。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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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2 06:44 PM PDT
2012年10月10日
形势逼人，习政权必须有所作为
胡锦涛“72・3”讲话讲到：“中共目前面临风险前所未有”， 表明中共高层已经非常清楚，“共党专政”制度处在深重的内外危机中，而且无力自解。内部：共党烂透，党历史上和现今的各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活摘器官和贩卖尸体）和丑恶行经公开暴露，推行官僚（权贵）资本主义路线的结果，造成贫富悬殊、司法昏黑、官僚队伍整体贪腐、民不聊生、环境严重恶化、民心丧尽、民众反叛起义烽火连天，社会动荡规模日大，政权已处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恐惧末日来临，引爆薄周政变未遂事件，党内公开分裂，军内也事实分裂，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一切都预兆“茉莉花革命”爆发在即。国际上，处在民主阵营的包围与围堵的大环境中。一个崛起的专制政权必然会走向对外侵略，何况它还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呢，当然要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并联合对付之，美国不费力气，被请来当了盟主，一个围堵中共的民主阵营已经有效运作。全世界的专制政权一个个接连倒台，已经到了彻底结束专制政权的时代，中共这根朽木怎能撑天？共党高层和知识精英都明白，共产破船“铁塔尼”号快要沉海了！共党大量贪官、裸官匆忙移民民主国家，就是共党末日来临的绝好明证。共党来日无多了。
时至今日，胡中央终于守摊结束，可以“击鼓传炸弹”给习近平，习即使有心仿照胡锦涛糊下去，但形势不允，自己不肯动，国内外“敌对势力”不会饶你。何去何从，必须早拿主意。所以，习政权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就只能做崇祯了。
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
中共63年来，只给中国人民两板斧：第一板斧，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搞了27年，冤死8000万，弄得社会伤痕累累，经济破产，失败了。改换第二板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是推行官僚（权贵）资本主义，也失败了。这两板斧有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国人民实行“共党专政”，维持党阀权贵的奴隶主地位和中国人民的奴隶地位。
面对共党的生死危机，共党内部分崩离析，出现三条路线，简述之。
“文革路线”，领军人物有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他们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魔鬼，又是邓小平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创建人和受益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执行这条路线的集团被称为江家帮、血债帮、毛左派，以太子党中的极左派为首，纠集了共党内最残暴自私的猛兽类型人渣，他们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制造或积极参与了两大血债——“6・4”血案和镇压法轮功血案，因此极端恐惧和反对政治改革。他们现在大多已经离退，在位的也不掌核心权力，于是企图利用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制造的巨大矛盾及人民群众的仇富仇官怒火，用崇拜毛泽东为掩护伞，提出“均贫富”的欺骗口号引诱群众，采用“文革”方式政变，废黜习政权，建立法西斯政权，继续血腥镇压政策。他们给群众灌输这样的思维，既然邓小平的第二板斧失败了，应当回到第一板斧——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中国只能在这两板斧之间轮换，因为两板斧都维持“共党专政”。他们计划，执政后将没收太子党的异己分子和中小民间资本归己，单独垄断全国财产和权力。以后要做的就是对内残酷血腥镇压一切反抗和不满势力，对外出卖国土和人民。
共青团派是胡政权的骨干，他们主张的是“维稳路线”。他们是共党内的“平民帮”，邓小平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既得利益者，也都是贪官污吏，不过与那两桩血案无直接关系。他们希望现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千秋万代继续下去，希望被掠夺得精光后的赤贫们对掠夺者、杀人者“和谐”， 极力主张维持现状稳定，所以又被称为“维稳派”。他们不积极参与对民主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屠杀，但完全知道血债帮过去和现在正在干的各种罪行，但不愿挺身阻止。他们热衷于抓权抢位子发财，对平民百姓的死活全然不顾。有反抗就镇压，不断制造新血案，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是人民的敌人了。这帮人还在位，被称为“团派”、“胡派”、“平民帮”，他们既依靠邪党生存，心理上依附太子党，贪到大量金钱就计划移民他国，过富翁生活。他们对血债帮采“和平共处”策略，可以与之妥协，幻想“井水不犯河水，各模各的石头”。但为权力又互相争斗撕杀。最近他们曾与血债帮作出“京西协议”，温和处理薄、周，只是血债帮又搞阴谋诡计，习近平的“破釜沉舟”才转为严处薄、周。“团派”是些没有肩膀的官僚，只图个人利益的“小人”辈，非民族指望。
“政改路线”，领军人物有温加宝、习近平、李瑞环、胡德平、汪洋、刘亚洲等，他们中有平民出身，也有太子党，是邪党中尚保留一定人性良知的极少部分人，在党内不足万分之一。这些人群，都比较清廉、正派，有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形势和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担忧党将灭亡，也忧国忧民。他们希望进行民主转型来拯救自己和党。最早提倡政改的是温加宝总理，他孤唱政改，无人响应，被讥笑为“影帝”。他明白，政改就是与党内的血债帮切割，温家宝说，“不政改，作为中共代言人，到时都得被清算！”在“共党专政”的巨大压力下，其他改革派人士都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直到2012年，王立军逃美领事馆事件后，薄周政变计划和活摘器官、贩卖尸体罪行被美国公开后，执政的团派才惊慌失措，随后共党分崩离析公开分裂，执政集团已经无法禁止党内外救党救国的公开讨论，改革派人士才敢公开亮相，到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才表示要“政治改革”，也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设想，他依然是“随大流”策略。他已与血债帮有妥协，共渡难关，早日移交权力，明哲保身。习近平不满把定时炸弹留给他，他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借口背伤“神隐”2周，表示，若不按党纪国法处置薄熙来，他拒绝接班，如此使团派和江派都慌了手脚，在温加宝、胡德平的调解下（我猜这“神隐”计谋就是他二人建议的），各派才同意严厉处置薄周政变事件。这使“毛左派”和血债帮处于崩溃边缘，为政治改革创造了大好形势。
从此，习近平成了政改派首领，几个月后，他是新执政集团的首领，将带领一个比较开明的常委班子，给中国的政治改革带来曙光。9月2日，栗战书替代令计划成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标志胡锦涛已把大权移交给习近平了，18大将由习主持。暗示“神隐”计谋事先也得胡锦涛支持，以逼政治局内其他人同意严厉处置薄周政变事件。9月8日，公布习近平与胡德平的密谈信息，内有习近平表示接班后将要搞政治改革的部分，公开高举政治改革的大旗，为18大定调。可以预料，18大将作出政治改革的决策，但不会有具体计划。
习近平成为政改旗手，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他父亲习仲勋因反对极左路线被毛泽东长期关牢，邓小平时期他坚决支持胡耀邦政治改革的思想；习近平13岁因反对“文革”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其现岳丈是“右派+反革命”，在毛时代，他全家“黑”。他从政期间，低调做人，不贪钱，不乱搞女人，没有政治野心，并没想当总书记。在17大前，江派拿他出来顶替胡锦涛计划接班人李克强，遂偶然成了“皇储”。他不会象胡锦涛那样，“只要给我当上总书记，什么条件都答应”，他因不追求最高位子，也就不怕失去这位子，他有底气对抗太上皇干政，有勇气搞政改。习近平的特殊经历炼就了他这种离经思维。他已获叶选宁的3000太子党队伍效忠表示，在新军委内，获得太子党将军们的拥戴，翅膀硬了。在“神隐”期间，他发出《致中央常委与元老的信》，信中透露他有宪政改革的决心，信中有“我们的党，不能保证也不要指望永远唱独角戏，也不能保证也不能指望永远执政。”还有“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自己这个党的利益，实际上是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人私利与生死存亡做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建党创党革命到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也就或许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真的这样，我也就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党和人民也就对我没有任何期望了。”实际表示，若多数不同意宪政改革，我就不当这个总书记，我自己退党。有戈尔巴乔夫的骨气。
中共的政治改革之路是必走了，问题是，走何种政改路？
政改派中部分人，团派大部分人，主张“有限政改”，就是搞些行政改变忽悠人民，或搞些政治改良，修改对民众过严厉的某些政策，目的是保留“共党专政”。但是温、习、胡（德平）的真正“改革派”所主张的是宪政革命，就是实行民主制度，他们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这是走得通的路，人民会同意，民主革命派也可以接受。如果只肯实行政治改良，民主革命派就要利用政治改良带来的宽松政治条件继续发动人民起来推翻“共党专政”，最终完成宪政革命。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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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2 12:03 PM PDT 2012年10月10日
Carlos Barria/Reuters
面对今天中日领土问题的喧嚣和纠纷， 这段时间我完全停止了写作，每天都在关注可能到来的更多渠道的新闻。
我百想千问，那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岛屿，它怎么会成为一个人人怀抱不放的火球呢？谁能把这个火球的烈焰熄灭呢？谁能让政治家们把这个火球放置一边，坐下来喝一杯凉茶，平心静气地谈话呢？
读了村上春树先生《劣质酒的醉态》这篇适时之文，和他在耶路撒冷获奖时发表的“关于鸡蛋和石头我站在鸡蛋一边”的那篇庄重的感言一样，这篇文章使人感慨，使人对他产生一种超越于文学的敬重。于此之间，在中国还看到大江健三郎先生对目前关于中日领土问题的看法和论谈，同样让人一如既往地对这位至尊长者的敬重倍至倍加。我渴望听到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声音。当然，也渴望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对此的看法和言论。
村上春树写道，进入国民感情的领域，“就像喝了劣质酒一样”，“劣质酒不过几杯就能把人灌醉，让你头脑充血，嗓门变大，动作粗暴起来……，不过喧闹过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头痛欲裂而已。”
日本作家可以率先对关乎中日两国命运同时又命若琴弦的东亚局势发表明洞而理性的见解，这是他们令人敬重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写作者的不凡，相比之下，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就显得迟钝和麻木，自愧弗如了。
“作为亚洲作家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道，他很担心最近的这些争端“会严重破坏我们（在不断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对亚洲邻居们的理解方面）稳步取得的成果” 。
我非常明白村上先生说的东亚地区文化、文学圈建立的不易和艰辛。然而，文化、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弱小，不禁风吹，不堪一击。自史而起，每次两国与领土相关风波的到来，文学与文化都会首先受到冲击和伤害。我常常感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的特殊与特定的时期里，需要文化、文学抛头露面时，文化与文学会如高高挂起的灯笼样招摇且醒目，而到了“不合时宜”时，这些灯笼就会被首先摘取下来，置放于无人的角落。
我一次次地祈祷，什么事情你们都在以你们的意志发生着，但千万、千万，别以你们的意志发生那些又一次生灵涂炭的枪声和炮击！中日之间那二战的教训，直到今天都还血红在每个没有色盲的人们和世界上所有拥有温柔、敏感的心灵中。
“我们都是人类，”2009年，村上春树在以色列发表了那篇有力的耶路撒冷文学奖领奖词：“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
我赞同村上春树的说法。战争实在是太为可怕的灾难，对于广大民众和最为普通的人们，战争没有所谓的输赢。一旦有了战争的发生，作为百姓的民众，永远是必就的输家。死亡和坟墓，是战争留给普通人必就的归宿。在战争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蛋。
这个时候，理性的声音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如果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站出来理性地说话，而不是发泄愤恨和情绪，不是冷眼旁观和隔岸观火，也许可以让人们的情绪稍稍冷落下来，可以给那些因为领土或借故领土之争而激愤的人们端去一杯凉茶——我是多么可以体会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庞杂社会中的幼弱和无力——可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了，那也是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有用之处。
说到村上春树与其它日本作家的书在中国的书店因为当前时局被书店下架一事，我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惊异得知的。前天，我和福岛香织女士（日本自由撰稿人）在万圣书苑见面，那家书店的日本文学都还如往日一样摆在那儿。
但我相信，村上说的事情，一定在中国有所发生。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也正是这样，才会发生那些在游行中不光令你们、更令我们感到羞愧的打、砸之事。不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边痛恨那些打砸者，一边又总是理解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居多时候的无助。
所以，就是有的书店把一部分日本书籍从书架上下架，我心里知道这种荒唐和不该，但又多少理解那些书店人员的某种担忧。“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总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这样讲说，又总是在自己心里，会有些无奈的苦笑和眼泪。
八月初，我刚写完新长篇的初稿，在那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后半部，弥漫的就是这种非理性混乱的可笑和可怕。甚至，小说故事最后写到的，就是现在——当下中国和日本正在发生的。就是今天我们担心和看到的。我为我的写作感到尴尬，这部小说不是一部非理性的预言和寓言，而是我想象力的短浅和弱薄。现在我还不知道如何重新去处理这部小说的结尾，但它却让我更清楚地感受到，无论中国或日本，再或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如果知识分子的理性不成为这个国家、民族今天和明天社会发展的脊梁，那么，悲剧和陷阱，就随时会出现在民族和百姓的脚下，就每天都隐埋在这个国家每个家庭的某个角落。
对于领土、政治和军事，说心里话，我几乎是个白痴。但对于中国的、亚洲的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爱，我的虔诚一定超越那些一味、一味倾心或借故国土面积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是多么渴望，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政治动荡时，千万不要首先掐息文化与文学这根让世界各国人们心灵相牵的血脉和藤蔓。说到底，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是中、日两国和东亚地区人们彼此相爱的根本的脉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2012年10月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导报》，这是文章的中文版 。
阎连科是居住于北京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为人民服务》、《丁庄梦》。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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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Oct 18, 2012, 6:48:40 AM10/18/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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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Oct 2012 01:47 PM PDT
薄熙来家天下的“重庆模式”，居然一搞几年，还有三分之二的最高领导接踵前去为他站台张目，“重庆模式”大有推向全国贻祸天下之势……
自以為得計的「打左燈向右轉」
二十世紀後期，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的共產主義實踐，在各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相繼遇到了大麻煩，於是出現不同的對策。一種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堅持既定方針不動搖。用開車的術語比喻，叫繼續堅持打左燈向左轉，轉入懸崖方罷休，羅馬尼亞即是一例，東鄰朝鮮還在途中。另一種是救命要緊，管不得先人了，於是徹底改弦易轍，融入世界潮流，打右燈向右轉，老大哥蘇聯已經垂範。兩種辦法不論成敗對錯，從交通規則上看，都屬中規中舉，可以理解。可是實踐起來，阻力不小：前者的下場已經屢見不鮮，後者呢，則難免遇到已從專制獨裁的左禍得益者的強烈抵抗。唯有我們中國擁有傳統的高超智慧，實行左右逢源的妙計：打左燈向右轉！雖然違反了交通規則，但是於既得利益同志有左燈安慰，於多數平民大眾得右轉實惠，各有所得了。這項出色的設計，就使它的倡導者鄧小平成為譽滿全球的「總設計師」。他一面批判「兩個凡是」，放開人民求生奔富的手腳，一面又堅持「四項原則」，維護先王專政治國的法統，一時間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神州大地一片歡騰，環球左右交相讚譽。
這樣的設計還有一樁妙用，就是萬一右轉遇到困難不如己意，特別是發現行將駛入危及司機的深水區時，可以猛打軚盤，驅車回左，哪怕把乘客摔出去把路人碾斷氣。摔了碾了也是車輛轉彎打燈在先，你自己不坐好扶穩小心避讓，怪得誰來！此計曾經多次使用：工人呼籲實行「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了，學生要直選人大代表了，作家寫劇本叩問「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了，學者倡導人道主義研究「異化」怪論了，這些都是車輪淌進深水的徵兆，於是馬上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抓人判刑殺一儆百，猛轉軚盤駛回左岸。直到二十三年前的那場「風波」，乾脆實行機槍導航坦克開道，猛踩一腳油門向左狂奔，害得舉國震怒全球震驚，也喜得失意左公們一心以為左鶴之已至，摩拳擦掌大反其「和平演變」來。這才使司機看到那粉碎自己「右傾翻案」「右派政變」的屠刀高懸在前，連忙剎車轉向脫離險境。
駕車者迷失了方向
重提這段歷史，是為說明本文的題目：不講規則的任何「設計」，即使是打左燈向右轉的聰明設計，即使出自天才的總設計師，也不可以不付沉重的代價。不過更多的證據還在後頭，那是在總設計師駕崩以後。
鄧公一去，大樹飄零。繼續開車的，一蟹難勝一蟹，只能鄧規江隨江規胡隨，毫無想像力了。只是左燈打得更加起勁，右轉轉得越發變味，直到最近十年，左左右右更無章法。口頭發誓遵守憲法尊重人權，「江規」十四年前就簽署了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大快換屆三次了，「胡隨」卻屆屆都不批准；提出「以人為本」，維護公民權利，卻把自己的前任總書記非法幽囚至死，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判處重刑，哪裡還說得上普通公民的權利！大講堅持改革開放，卻公然擺出「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向全球示威，使那本來就針對「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建立之「高度集中體制」的改革喪失了目標。至於日前由黨報社論欣然宣佈的「十年奮進，十年輝煌」的種種輝煌：國進民退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鄭重表明」實行五不搞六不搞的「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黨政不分以黨干政以黨代政的「行政體制改革」、嚴密控制人民生活的「創新社會管理」、規定全民以「核心價值體系」之是非為是非的「文化體制改革」，都表明倒退左轉的明顯趨勢。最風光的成績是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和國際大佬平起平坐，煞有面子了。可是經濟成果卻大部分落入權貴人物貪腐分子的腰包，大批貧民依然被固化於底層，於是出現不分左右的上訪潮、抗議潮、動亂潮，而因應手段卻是對人民廣築「護城河」（這倒是一大創新）、壓倒一切地維穩，其耗資居然超過國防經費，不僅公然與民為敵，且把人民當成比外敵更可怕之敵，給了「和諧社會」一記響亮耳光。總之是左燈雪亮右轉敷衍，駕車的自己也不知走向何方了。
家天下的「重慶模式」
正是這種形勢，造就那個大野心家薄熙來。此人品格低下手段高超，托左燈右轉大環境之賜，處處為官處處貪腐，節節貪腐節節高升，升入中央當部長當政治局委員就在這最近十年；五年前主政重慶之後更是飛揚跋扈頻煩鬧事，不斷出招自樹神威，問鼎中央最高權力之心路人皆知。你們不是打左燈嗎，我就和你們比誰左：你歌頌毛澤東思想，我就乾脆歌頌毛澤東本人踐行毛澤東遺志，唱紅歌發紅信塑紅像拜紅神，還要超越毛澤東，使治下的重慶從黨天下蛻變為家天下。在近日審訊他太太的官方文獻裡，有一含義微妙的細節，就是那個幫她行兇的張曉軍，在庭審開始時，查明的身份是「重慶市委辦公廳工作人員」，十天以後宣判，他變成了「重慶市委辦公廳原工作人員（其家中勤務人員）」。表示他這個「辦公廳工作人員」同時就是薄家的勤務人員即家丁。該案的整個案情透露，負責保衛三千多萬市民身家性命的重慶市公安局，幾個正副局長也只是他的家丁，太太要想殺人，一個電話就招來策劃，殺人以後又為主子分工合作隱瞞罪行消除罪證，幹的全是黑店家丁的髒活兒。其實整個重慶的黨政機關，莫非薄氏家產，整個重慶的機關幹部，莫非薄氏家丁。像這樣的「重慶模式」，居然一搞幾年，儘管民間物議紛紛，就是不被中央制止。所為何來？為的是中央一樣在唱紅打左燈，大家彼此彼此，所以不僅不予批評，倒有三分之二的最高領導接踵前去為他站台張目。中央地方爭相唱紅，前者究竟囿於總設計師在天的面子，總體上也還只能維持左燈右轉的局面；而薄某卻是實實在在地打左燈向左轉，從交通規則上看，他是理直氣壯的，比那些打著左燈不知該向何處轉的官僚們更有底氣，也更能迷惑苦於眼前苛政的民眾。薄某憑著這個本錢，勝利進軍中央甚至妄圖奪取最高權力，把家天下的「重慶模式」推向全國貽禍天下，也許就是朝夕間事了。這就是幾十年來堅持唱紅打左燈的代價，可怕不可怕！好在他的刑罪案發，也好在本屆司機即將任滿。後繼的人們，左鑒不遠，就在跟前啊！
二○一二年十月四日
於成都不設防居
——《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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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Oct 2012 01:52 PM PDT
不管是谁，只要是依靠“隔代钦点”而不是靠选票来接班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对中共自身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祸不是福。
九月二十八日，就在有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十八大常委名单于民间沸沸扬扬地传说之际，中共当局终于打破沉默，宣布中共十八大将于十一月八日举行。此前，由于薄熙来一案的继续发酵、江泽民的在“鸟蛋”音乐厅的高调现身、习近平关键时刻不突然同寻常地沉潜失踪，让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共政局变得更为神秘诡异，难以猜测。不过，可以肯定、不容置疑的是，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中共高层的各方势力会继续较量、继续格杀、继续洗牌，不到十八大名单对外公布、政局格局落定的那一刻，利益纷争会永无休止……
萧规曹随，“隔代钦点”
略考一下，中共当局的接班制度与接班事实几乎全是荒谬不堪、不合规则的。革命时代，是用枪杆子的说话，谁的山头大谁就称王称霸，那时候不叫接班，叫“有枪就是草头王”。到了中共建国之后，接班人依旧没有建制，毛泽东一直到咽气的那一刻，都在掌控着中国，自己生前定下的甚至是写入党章的几个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等，到后来都成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死于非命；到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时代，天天所提的健全政治制度，三十多年后仍是一句空话，如邓小平对待接班人的手法，比起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狠更毒，搞掉了一个党主席华国锋、两任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造成这三个接班人都是郁郁而终的。更为荒唐的是，邓小平居然倒退到封建时代，学康熙大帝那一套，搞了一个“隔代钦点”，让僵化无能的胡锦涛接班，以致造成了如作家余杰所讲“失去了十年”的中国。这种恶例一开，自然成为上行下效范例，老邓能“隔代钦点”，老江为何不能？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习副主席”来为他保驾护航，再过十几天，就要承继大统了。可你老江能干的事情，我老胡又为何不能仿效？于是也就有了今日媒体所热捧的“明日之星”胡春华，据外媒披露，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胡锦涛已经根据这个规则指定了“自己人”作为习近平执政十年后的领导人。 至于几年之后，习近平会不会萧规曹随，也“隔代钦点”一个自己中意的接班人？那就须待以时日、静观其变了。
由此可见，中国高层的权力继承接班机制，不要说是走时下世界流行的“全民选举”之路了，就连八千万党员的“党内民主选举”这一点，都是做不到的。中国的高层领导体系，是一个由前任中共大佬各自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来“传承一方”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我的人”与“你的人”相互掣肘而又共同渔利的领导格局，哪里还有自我改革的勇气？更为可怕的是，邓小平所创建的这个“隔代钦点”的口子一开，将不知伊于胡底？如此十年一轮，隔代相继的统治阶层，自诩是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权力的稳定性”，但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像今天被人所称的“统治中国的五千个家庭”，再经过几轮的代代相袭之后，肯定会呈几何倍数增长，面对日趋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作为“屁民”的中国老百姓，又何堪重负？
胡锦涛把中共推上了火山口
说到这里，想起来这段时间北京流传的一本书《当代鲁迅——魏巍》，是今年八月纪念魏巍逝世四周年时，地下印刷的一本书。撇开左右纷争不讲，其实，无论左派所认定的中共当局是党内修正主义滋生的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右派所认定的是共产主义一党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约束权力，惠及民生。四年前去世的魏巍，是生前曾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老作家，到了改革开放期间，面对权钱交易、贪腐滋生，他又写下了抨击贪官污吏、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谁是最可恨的人》，因为反对“三个代表”，反对资本家入党，曾被江泽民斥为“最可恶的人”，公开点名批判，之后并屡屡受到迫害打压。书中记述，就在十年前中共十六大之前，江泽民恋权位，不肯交权，还暗中操纵军中大佬们上书中央“劝进”，结果让他得以继续执掌军权。此时，下边的人就此事来向魏巍讨教，魏巍分析说：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中，没有一个是革命的，不要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让某人继续干下去，比由他们同伙中的另一个接着干，对人民较为有利。因为，某人的真面目人民已经看穿，他的名声很臭，已经没有多少欺骗能量了。如果换一个人上来，再说几句好听的话，人们又会上当，就又会像当年对某人那样，从希望到失望，从再希望到再希望，如此反复多年，直到最后绝望，才明白过来。如果这样，那革命的进程就又要往后拖上很多年，损失就更大了。
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魏巍当年的判断和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想当初胡锦涛上台之初，好听的话说得还少了吗？什么“胡温新政”，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蒙骗了多少善良的人们，网上天天是“胡哥加油”，一片欢腾。及到十年后的今天，希望变成绝望，欢腾变成的诅咒。中国全社会现在倒有一个共识，认为胡锦涛是一个小心谨慎、极端保守，擅长玩弄政治手腕和战略谋术，是一个典型的平庸之才，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差劲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治下，改革停滞不前，两极分化加大，社会矛盾激化，贪污腐败横行，司法黑暗，分配不公，群体事件，无日无之，早把中共自身推上了一个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口上。
“天纵英明”的政治闹剧
历史常常上演惊人的相似一幕。十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不也是像当年江泽民的一样，玩起了“劝进”的把戏吗？什么由他“继续执掌军委”对保钓有利，对习近平执政有辅助作用等等，甚至不惜在中华大地上导演了一出现代义和团“打砸抢烧”的大戏，以显示军委主席“非胡不可”的重要性。对第五代习近平，虽然还未入主大宝，但如魏巍所讲“换一个新人上来，再说几句好听的话，人们又会上当”的场景又再现了，什么习近平“勤勉好学、办事果断，贴近群众”了，“简朴果敢，三十岁就谱写传奇，展现出领袖气魄”，是八十年代火爆电视剧《新星》的原型了，甚至连“十八大后，又将是另一个邓小平”这样肉麻的吹捧词句都有了。可以想象，如果不出意外的的话，这样“天纵英明”的政治闹剧，十年后将会在第六代领导人胡春华身上继续如法炮制下去的，再让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
这本书上，还记录了一句魏巍经常说的话，看待一个领导人，特别是看待一个核心人物，不要单听他说些什么，要看他实际干些什么，实际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不看路线是不行的。用这句话来看待中共的接班制度，也是如此，因为这种仰仗上一代太上皇级别的领导人来扶持提携的接班制度，不要说是背离世界公认的民主价值与选举制度了，甚至比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储君承袭制度还落后，只能被视为是个人权力无限滥用下的一种荒唐与野蛮现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制度不改，江山依旧，不管是谁，只要是依靠“隔代钦点”而不是靠选票来接班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对中共自身还是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祸不是福。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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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Oct 2012 01:4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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