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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9, 2012, 6:40:16 AM11/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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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傲慢》作者伊茨拉勒维奇逝世（附：中国为什么《傲慢》）
- 渐显本色的周立波（段子）
- 余英時：中共藉台商買媒體 明目張膽
- 陈丹青：我只敢把“如何成就大师？”反过来问
- 连清川：官员的私德与制度的底线
- 刁牙：为乡村孩子吃饱饭而战
- 阎学通：中国如何打败美国
- 梁京：官民对立下的困局
- 崔卫平：在今天，我们如何爱国
- 纽约时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平安为避免被拆分曾游说温家宝
- 程映虹：护照不应给普通公民出行带来麻烦
- 鲍彤：中共党章的修改和不修改
- 网文：王立军的交待材料
- 资中筠：余欲无言
- 杜光：政改班头，民主先锋――祝贺鲍彤、姚监复二同志八十大寿
- 严家祺评姚监复在香港《动向》的文章
- 曹思源： 高层决心反腐，可从党内权力制衡做起
- 严家其：看中国有无变化 六四是最大标志
- 胡少江：胡锦涛的裸退没有终止中国政治老人干政的传统
- 唯色：王力雄和藏人网谈“自焚”
- 王超华：偏袒財團的政黨政治
- 格丘山：给温家宝送别
- 独立∶西藏人民的梦想（曹长青）
- 鲍彤：共产党必须四个不搞
- 张炜：十八大是政治保守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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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傲慢》作者伊茨拉勒维奇逝世（附：中国为什么《傲慢》） Posted: 28 Nov 2012 09:2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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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Nov 2012 07:24 PM PST 
做为一只狗，一定要跟对主人，否则也要受牵连
周立波：
不查都是天灾，一查全是人祸；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全是豆腐渣；
不查都是中国人，一查全是外国籍；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
不查个个人模人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问题都在后三排，一查根子在主席台；
不查都为人民服务，一查全被人民服务；
不查个个身体棒，一查全靠伟哥帮忙。
周立波：
亲爱的，我是不是以后都要以图片的形式发微博了！
【中国人，了不起】
汽油—用不起，桥梁—走不起，学校—上不起，瞧病—看不起，住房—买不起，猪肉—吃不起，房贷—还不起，状子—告不起，官员—惹不起，娃娃—养不起，爱心—伤不起，死了—葬不起， 微博—发不起（和谐），你说你看了还不转起，对不对得起……
周立波：
【五特权取消解决民生问题】
1、取消交通管制，让官员感受堵车之苦才能真正治堵；
2、取消食品特供，让官员品尝有毒食品才有食品安全；
3、取消公务员福利分房，让官员体会买房难，民众才能安居乐业； 4、取消公车消费，官员才知油价之高养车之难； 5、取消高干特护病房，官员才知看病难、看病贵。
周立波：
明明是我们缴税养着你们，却要我们感谢你们——笑话。 明明我们创造的劳动成果，却要我们说你们英明——可笑。 明明是我们供养着你们，却常常拿枪对着我们——卑鄙。 明明是我们的权利，却被你们戴上各种帽子——无耻。 明明是我们无权选择，却说是我们需要你们——
周立波：
现在的公务猿！
电话总是打不通，原来是故意这样挂着的哦！
鄙视她的请转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任院长张维迎近日在一个会议上说：
“中国特色，关掉哪个部，哪个行业就好一点。
从前的一机部，二机部都没了，这些行业都兴盛了。
如果关掉广电总局，电视广播会兴旺，
关掉教育部，中国的学校就有救了，
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
周立波：
局长，那人被砍11刀致死，如何断案？自杀。
局长，钉子户被烧死了，如何断案？自焚。 局长，新抓的小贩被打断了腿，如何断案？自残。 局长，被查的车辆起火了，如何断案？自燃。 局长，上访户被炸死了，如何断案？自爆。 局长，一女被毁容，如何断案？自毁。 局长，同事开车摸奶被曝，如何断案？自摸。
周立波：
【一目了然】
检查+罚款=管理；扯皮+刁难=服务；
实干+技术=白忙；跳舞+喝酒 =业务；
听话+奉承=可靠； 大话+做秀=政绩；
送礼+关系=提拔；工龄+造假=职称；
文凭+拼爹=招聘；和谐 +赞成=民主；
联播+歌声=幸福；卖地+盖楼=财政；
套话+瞌睡=开会；造假+蒙骗=经营；
截访+维稳=安定；贿赂 +人情=法制…
周立波：
中国列车从此站起来了！
警・察问：怀疑谁？
女答：据我的经验，
陕西人不会起这么早，甘肃人皮肤没这么好，
山东人没这么快就完了，东北人射得没这么少，
西藏人家伙没这么小，河南人舍不得用安全套，
上海人不敢这么大声叫，广东人动作没这么单调，
看那活干得熟练灵巧，俺估计是个北京来的领导。
周立波：
1.贪官不是群众选举出来的，是上级领导选拔出来； 2.贪官不是反贪局捉出来的，是内部互掐抖出来的； 3.贪官不是人民监督出来的，是小偷不慎偷出来的； 4.贪官不是纪检审查出来的，是小三争风吃醋闹出来的； 5.贪官不是百姓举报出来的，是网上日记不慎自爆出来的。
周立波脱口秀：
1、红灯，我们习惯了闯。 2、座位，我们习惯了抢。 3、说话，我们习惯了嚷。 4、物价，我们习惯了涨。 5、创造，我们习惯了仿。 6、恶人，我们习惯了让。 7、媒体，我们习惯了挡。 8、政府，我们习惯了党。 我们都习惯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习惯了从不同的起点走向相同的终点。
周立波：
“组织”就是
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 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 在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 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 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坚强后盾； 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
周立波：
一百多年前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抵制洋货，自己同胞点一盏洋油灯都可能遭其毒手；
他们烧教堂、杀教士、攻击使馆，也残害本国同胞，所过之处无不残破；
他们自信刀枪不入，战无不胜，临敌却不堪一击；
他们自称忠臣，其实是忠于一个颟顸无能的政府，后来却惨遭政府杀戮；
更重要的是，这群人一直活到了今天。
地球上赚钱最多最快的方式
1.印钱，这叫货币发行； 2.让挣钱的人给你交钱，这叫抽税； 3.让花钱的人给你交钱，这也叫抽税； 4.把别人的钱集中起来你花，这叫财政； 5.想挣钱的人必须经你许可才能挣钱，这叫牌照； 6 .过路人必须留下买路钱，这叫收费； 7 .不按以上方式玩的靠边站、抓起来，这叫政策法规。
——曾慧燕推荐
【附】
周立波，出生于1967年4月22日，1981年进入上海滑稽剧团，师从上海曲艺界暨滑稽界元老周柏春。成名于80年代末，其表演风格独树一帜，融各派冷面滑稽于一体，又不失人文才情的调侃和嘲讽。这些年，周立波为了拓展自我局限，下过海、经过商、出过国，但始终牵挂着表演艺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么些年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一直在促使我寻找全新的，能表现现代海派演艺文化的突破点，机缘到了，我会重新站上舞台。果然，2008年底，由周立波创作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票难求。其艺术形式为独创的海派清口（区别于依赖色情笑话的荤口），一个人，一个提示夹，一张椅子，以上海话脱口秀的形式演出2个小时。
（http://datalib.ent.qq.com/star/4787/starinfo.shtml）1990年，23岁的周立波曾因误伤当时激烈反对他恋爱的女友父亲而被判刑，被迫离开舞台，引起滑稽界一片惋惜…… 谈及那场几乎颠覆他艺术生涯的“意外”，周立波表示：“在经历了种种误会和波折后，我和岳父现在早已握手言和了，毕竟我和太太是真心相爱。如今，我们还照顾着岳父。”而周立波太太对于当初的选择也不曾后悔：“周立波有才华，也有责任心，过去的事都只是误会。” 这些年，周立波下过海、出过国，但他始终心牵着舞台艺术。在前辈王汝刚、严顺开以及好友关栋天、孙徐春等鼓励下，他终于再次鼓起勇气登上舞台。当年有“上海活宝”之称的周立波，虽然十多年不登舞台，风采却不减当年。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虽然没机会站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但骨子里的幽默感是压不住的。 曾参加长篇电视情景喜剧《家里比较烦》，饰演周家长子，和吕凉等合作，有精彩演出 主要演出场次： 2006年－2007年 《海派清口》 (兰馨大戏院) 2008年末 - 2009年初 《笑侃30年》(美琪大戏院) 2009年5月 - 今 《笑侃大上海》(美琪大戏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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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Nov 2012 08:52 PM PST 
2012年11月28日
余英時昨發親筆聲明，聲援在行政院前反對媒體壟斷的學生。翻攝畫面
繼今年5月初發表聲明力挺「拒絕中時運動」後，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昨再度親筆發表聲明，聲援在行政院前反對媒體壟斷的學生，並表達對財團購併壹傳媒的憂心，余直言：「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82歲的余英時是當代最偉大史學家之一，197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長期在美國任教。今年2月台灣學界發起「拒絕中時運動」，抗議旺旺集團主席（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裁）蔡衍明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竟指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並非事實，及旺中欲購併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引發的媒體壟斷疑慮，余英時於5月隔海發聲明力挺，批評「台灣有一些有錢有勢的政客和商人，迎合中共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
親筆力挺反壟斷
面對壹傳媒在台媒體事業易主，余英時昨再發聲明，強調壹傳媒收購案是攸關台灣前途的大事，對學生抗議活動百分百支持。他說：「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的歷史，現在我很高興地看到：青年學生們已自動自發地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
余英時並呼籲台灣人民應關注香港青年的反共抗爭，香港例子警告我們：「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必須盡一切力量予以維護的。」記者楊惠琪
余英時 82歲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成就：
．197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
．2006年獲頒被譽為「人文學界諾貝爾獎」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該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余是首位獲獎華人
★著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等
資料來源：中研院、《蘋果》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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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10:24 PM PST —— 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研讨会发言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 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 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 ：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 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徐先生的一桩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 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 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 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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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10:18 PM PST
连清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28日
上周最火热的新闻，无过于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了。网友疯狂转帖、下载、截图，而重庆市也行动迅速，视频中人物身份被确定之后，即刻决定将其免职，并立案调查。视频内容自然不堪以极，似乎又一次突破了人们底线，网络名之为“雷冠希”，以比拟当年的明星艳照门事件。
自然，比陈冠希更为不堪的还在于，其后得以揭露的，还包括了雷政富的贪渎行为，以及爆料人口称的王立军曾出面掩盖雷政富视频达五年之久，而视频女主角，其实不过是一个意图行贿的地产商的“献礼”。
当今中国的官员，似乎其个人私德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每逢一位官员落马，其背后的腥膻色故事，便为人们津津乐道许久。上至部级下至村镇干部，都难免俗。例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背后便有情妇李平为其打理贪贿；而刚刚落马不久的薄熙来，则与“多名女子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原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的五年计划是“睡1000个女人，良家妇女要占三分之一”。在这些案子之中，权钱色往往混为一体，难以分割。
但是为什么这些官员的道德水平会如此低下？在过往的新闻之中，并不鲜见那些痛哭流涕忏悔者。成克杰的最后忏悔是：“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置我，我没有怨言。”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原副主任杨一民则在狱中写下千言忏悔书，细数自我所犯下的罪过。这些人忏悔之真切，自责之深痛，往往令人怆然同情。而这沉痛的忏悔，却往往又与其在位时的跋扈无忌，恰成对照。也令人怀疑真实性，是否利用悔过来减轻罪罚的目的。
不过我多数愿意相信这样的忏悔乃是真实可感的。人在顶峰之上，只见众星捧月，遮天蔽日，尽是自己天下；惟到沦为阶下之囚，才看到生命之低贱轻微，自然容易产生悔过之心。
不过，官员私德之差，不独中国如此而已。前些年里，美国政界轰动世界的丑闻俯视便是，尤其是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案子，更是无人不知。而另外一个虎胆英雄斯皮策，也因为招妓而终于黯然下台。然而这些官员，却在经过仔细盘查之后，仅仅发现是私德问题而已，与公无涉。克林顿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经过议员几近侮辱式的盘诘与弹劾，亦未发现其滥用公权，为莱温斯基哪怕开了方便之门；更无论动用公帑，动辄亿万，随意与情人挥霍了。
话说回雷政富，当其1976年身为民办教师，一力往上努力的时候，恐怕亦是战战兢兢，奉公守法的吧。今天每每有官员下台，一时间铺天盖地，都是描写其如何作恶贪渎，贪得无厌，色胆包天。似乎这些人天生便是如此十恶不赦，无可原谅。
可是这样的叙述，却不合常识。
人性本有善恶。当其少时，必定也是心存良善，甚或颇有报国之志，至少多数如此。这些人年轻之时，也多是筚路蓝缕，披星戴月，努力进取。纵然未必糟糠不弃，但也不是纵情声色。当其终于出头乌纱盖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他们的沦落，与其是私德的沦落，不若是制度无底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仅仅在几乎盲目，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领导的管控之下的他们，私德的放纵，不过只是人性中恶的部分，在缺乏管束和权力横行双重诱惑之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缺乏来自公众的监督，在现行的体制下，以党管党，便是没有约束的体制。
一个安置良好的体制，并不必然承诺幸福，但是能够使多数人避免伤害，其中也包括了那些身为施害者与放纵者的官员。说到底，官员的私德败坏，不过因为制度败坏，且没有底线。
连清川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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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10:13 PM PST
这里的贫穷令所有人无法直视，学校物资的贫乏也令人唏嘘。学校窗户没有玻璃，非常冷。城市里的学校大多已有饮水机，而这里是没水喝的。
多年之后，若有个机会机让我再次踏上湘西腊尔山之顶，我希望自己看到的是孩子们、村民们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今日我所切身体会到的贫穷困苦和满目凄凉。
今年秋天，我申请了大学休学，去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州的一所村小支教。在这里支教近两个月，大致了解了这边的情况：这边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老人。老人每天要下地干活加料理家事，无暇顾及孩子，孩子只要活着就行。六七岁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帮家里干活，比如下地、放牛等等。
我原本已经预想到这儿的条件会很艰苦，但真正来到这里时，它的贫困程度还是令我惊异。
我们三个支教老师住在当地老师家，村里的房子大多是政府给修的，还有一部分是木头房和泥房。虽然很有湘西风情，但要真正住在里边，我想大部分人还是要有一定心理接受能力的。做家访时，我去了班上一个男生家。孩子很聪明，上课是个话痨，跟我打打闹闹玩得很好。但他家的情况真的先是吓了我一跳，继而潸然泪下――因为母亲早逝，家中只有10岁的他和73岁的老父亲，父亲看起来身体不大好，在11月的寒冷天气里只穿着一件破毛衣，裤子不够长，露出了脚踝，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破棉拖鞋。
苍老的父亲只听得懂一点点普通话，看到我们，首先是诧异，然后颤颤巍巍走进厨房，蹲到架在柴火上的小铝锅旁说了声"老师好"。他们家中的情况也令人感伤：三间水泥房，没有床，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孩子和老父亲只能躺在柴房的地上睡觉，锅碗里满是锈迹和污垢。孩子说吃肉只能吃别人家的死猪，爸爸靠编筐赚钱换粮食。可是一个73岁的老人，一天能编多少筐赚多少钱？我能做的，就是找一些厚厚的衣服，给他们铺在地上，这样睡起来不会那么冷。
这里的贫穷令所有人无法直视，学校物资的贫乏也令人唏嘘。学校窗户没有玻璃，非常冷。城市里的学校大多已有饮水机，而这里是没水喝的。如果让在北京拿着长镜头单反的小学生来这里体验一周，我想那些娇气的娃娃大多受不了。
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我联系很多朋友请他们捐助教具、冬衣、鞋子等。再加扩散，甚至青岛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也为我们组织了募捐活动，十几麻袋衣服接踵而至。更令人感激的是，青岛某水产公司老板娘看到我这里的状况，马上买了31双全新的鞋子给我们的孩子。
那么十几麻袋衣服的续闻呢？六到十岁孩子的童装本就难找，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午餐只吃一点点，所以很多都营养不良。而我募集到的衣服，春夏秋冬装来了1000多件，挑出来能让孩子穿的不过100多件。满心忐忑与愧疚给孩子发完，为了不浪费，我们与当地老师商量后决定将剩余的衣服分发给村民。方便起见，叫村民自己来学校挑选。本想着大家挑几件比较好的耐寒的回家穿就可以，谁想到实际情况令人无力吐槽。来挑衣服的村民有爷爷奶奶也有青壮年，他们不是"挑"，简直就是"掠"，把衣服一麻袋一麻袋扛走。我们本来给村中困难户准备的衣服全被搜刮，整理好的房间被洗劫一空，书架也乱七八糟。又气又好笑，嗯，该怎么评判呢？难道要套用那句老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
学校共有114个孩子，加上学前班有四个年级。上课第一天，我做了自我介绍，满面笑容开始上课。我教的科目是英语。小学英语是不用考试的，因此给我的教学带来很大空间。孩子们很可爱，全部是苗族，学前班的孩子大多说苗语，其他学生基本都可以说汉语。但这些孩子并不像早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那般求知若渴，没人管教使他们野性十足，就像大自然里的幼兽――我们这些城市孩子早已被驯服，他们依然疯得不得了，调皮得要死。
跟城里的孩子不一样，这儿的孩子相当闭塞。上第二节课时我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你们谁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哪里？"全班鸦雀无声，只有一个平时最积极的孩子回答说：长沙。我听完哭笑不得，孩子们知道的东西太少，到过的地方也太少，有的孩子连县里都没去过。平时上课，孩子们倒是积极，错对都敢说，就是东倒西歪很不安分，我们也很无奈，只得一个一个来，慢慢帮他们调成良好的坐姿。
在这种情况下，教书育人成了一件难事。一方面，我们想使他们得到所有孩子应有的接受知识的权利，让他们学习各种课程；另一方面，我们要教他们常识、习惯，并帮他们建立起正确的三观。若这些孩子今后走出大山，必然要融入熙熙攘攘鱼龙混杂的社会。孩子三观的建立在启蒙阶段非常重要，一般家庭潜移默化加学校配合就可以。然而这里孩子家庭教育非常不完善，所有教育重任都推到了学校身上。看了太多的问题儿童，他们的不健全人格与幼时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也一直担心自己教出的孩子在长大后的某一天做出不好的事情，因此在决定来此支教之前很犹豫。但既然来了，就要承担起一个老师的责任和义务。
就比如孩子们对物质的需求问题。今年夏天我在西藏旅行时，发现旅游区的孩子竟然死死尾随游人要钱要零食，我也没能幸免。这边的孩子也想得到好东西，甚至经常有孩子跑到我跟前撒娇主动讨蜡笔之类的玩意儿。和老师们商量之后，我们发东西谨慎了许多，大多数他们眼馋的东西就作为学习奖励或者行为奖励，谁表现好给谁发。虽然有些恶俗，但凭我们的智商目前只能想到这办法。也是因此，我将外界捐零食的提议全部推了回去。民以食为天，小朋友以零食为天，要是把他们惯得嘴刁了，由奢入俭难，后果我们承担不起。
说说吃吧，这也是我最近一直为之忙碌奋斗的问题。当地人习惯上是不吃午餐的。然而为了让留守儿童有饭吃，营养能跟上，受记者邓飞的建议，国家在2011年10月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在我们这里，每天中午送餐车会将孩子们的午餐配送到各间学校，可是我们看到的午餐实在令人心酸，一个孩子中午能得到的，就是一盒牛奶加一个直径6厘米、厚1.5厘米的面包，或是一盒牛奶加一根火腿肠。有时甚至整个中午我们望眼欲穿，但送餐车根本就没有来。孩子们就只能这样饿着。有一次，一个学生饿得不行，自己搬了凳子放椅子上，爬到柜子上，拿出一个存着的面包。我们背过脸去。
我发微博曝光过，跟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反倒因为我三番五次提意见，加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导致"上面"对我很不满，也正因为此，我不敢在这篇文章中使用自己的真名。
现在我们只能致力于用民间募捐自办食堂，让学校的孩子在这个寒冬能吃饱饭。孩子们听说往后中午不吃面包，改吃米饭后都很兴奋，问他们能吃几碗米饭，个个报起数来："四碗！""三碗！"这两天发起募捐后，得到了很多朋友和网友的支持，目前得到的款项已经足够维持剩下这学期孩子们的午餐经费，我们因此已经关闭了捐款通道。相信食堂很快会办起来，我们也会给孩子们提供管饱又营养的午餐。
休学的时候我想过要多出去走走，我有过很多设想，最想做的是义工，无论是去孤儿院、麻风病院甚至艾滋病村都可以。但我的父亲给了我很宝贵的建议――在其他地方，我做不了什么反而很可能会添乱，而支教是我可以做到的且对他人帮助最大的事情。世界本来就不公平，能做的就是为一无所有的孩子们带去点东西。所以我来了，教书育人，路见不平，为权益而战。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可能是个不懂事的人，但我自问是个负责任的人，既然现在是这群孩子的老师，我就一定要为他们争取更好的条件。
作者是90后大学生，"刁牙"为其新浪微博用户名。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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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10:08 PM PST 阎学通 2012年11月28日
Edel Rodriguez
北京
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不断增长以及其军事能力日益增强，中美战略竞争在所难免。两国领导人都乐观地断言，这种竞争是可控的，不会引发威胁全球秩序的冲突。
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这么乐观。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崛起无疑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崛起的强国会在全球体系中追求更大权威，而走向衰落的强国鲜有不经过反抗就拱手让位的。悲观主义者可能认为，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增加了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我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政治问题。西方学者把我的政治观点称为“鹰派”，其实我只不过是没有过份地高估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并不认为政治家应该只关心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事实上是认为在政治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道义具有关键作用，有时甚至可决定胜负。
这个结论是我研读了管子、孔子、荀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之后的心得。他们著书立说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当时的中国尚未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诸侯国为争夺领土彼此激烈厮杀。
这大概是中国产生思想的最好时期。各学派争夺思想主导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形成一个重要共识，即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在于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重要来源是讲道义的领导。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遵循道义规范的统治者，往往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领导地位。
公元前221年，暴君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短命的统治无法与汉武帝相比。后者将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软实力”相结合，自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6年统治中国长达50多年。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领导力有三种：王权、霸权和强权。王权在国内外赢得人心；依仗军事实力的强权，不可避免地到处树敌；霸权则介乎二者之间：他们不欺骗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但很少顾及道义，常常对非盟友动武。诸子百家普遍认为，王权在任何较量中都能胜过霸权和强权。
这些理论看似远离我们这个时代，但实际上却很符合于今天的现实。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他也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比其它任何外国学说都更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
先秦时代的四分五裂状态与当今全球割裂的国际格局十分相似。先秦政治思想家们提出的治世良方也可供今天借鉴：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缺乏道义的领导，这样的国家必将失败。
可惜的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时代，这种看法没有市场，各国政府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但在与美国竞争中它强调的都是经济领域。在美国表现为，领导人将国家成就归功于自己的领导，将国家的失败推得一干二净。
两国政府都必须明白，这场对全球主导权的争夺，比的不是谁更能砸钱，而是谁更具政治领导力。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只要大幅增加对外经援就能改善对外关系。然而用钱很难买到感情的，以金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经不住困难考验的。
那中国如何才能赢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人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说法，必须始于国内。王权需要先在国内建立起大众满意的社会模式，然后才能产生感召国外效仿的作用。
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重心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中国需要用传统道德取代拜金主义的意识形态，消除政治腐败，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美国仍是世界超级霸权，为了与美国竞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示王权风范。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霸权的基础，这可解释美国拥有众多盟国的原因。尽管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都犯了战略错误，但其行动依然证明，美国有能力同时主导三场国际战争。相比之下，中国军队自1984年中越边界冲突后就再未卷入过战争。中国拥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极少，普通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与中国相比，美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更胜一筹。美国有超过50个正式军事同盟国，而中国则一个都没有。只有朝鲜和巴基斯坦勉强称得上是中国的“准同盟”。前者在1961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同盟，但两国已有几十年时间未举行过联合军演，也没有武器交易。中国和巴基斯坦拥有实质性军事合作，但两国并未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正式军事同盟条约。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为了营造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发展比美国质量更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任何世界领导国家都无法与每一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美间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盟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为世界提供比美国道义水平更高的领导。
中国必须正视自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需要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一致的责任。美国在欧洲和波斯湾为一些弱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在为弱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问题上，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类似上海合作组织那样的地区安全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几个中亚国家。
政治上，中国应该从其贤能治国的传统中汲取营养。高级政府官员的选拔应考虑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而不能只看专业和行政能力。中国还应该打开大门，在世界范围内选拔符合标准的官员，从而提高执政水平。
公元7世纪到10世纪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那时，大批外国人在朝廷身居要职。今天的中国也应该这么做，与美国竞争吸引外国人才移民中国。
下一个10年，中国的新领导人将是出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困苦的一代。这一代做事果断，很可能将政治原则置于物质利益之上。这些领导人必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向相对弱小的国家提供更多安全保护和经济支持。
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同美国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外交紧张，但不太可能造成军事冲突。
这是因为未来的中美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中美双方都不需要通过代理人战争来保护各自的战略利益以及获取自然资源和技术。
中国提升国际领导地位的诉求与美国维持现有主导地位的努力，是一场零和博弈。这是一场关乎赢得民心的战争，人心向背最终将决定胜负。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所预言的，行王道者王天下。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11月20日。
阎学通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写，中文译文经阎学通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By YAN XUETONG November 28, 2012
Beijing
WITH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increasing ability to project military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inevitable. Leaders of both countries assert optimistically that the competition can be managed without clashes that threaten the global order.
Most academic analysts are not so sanguine. If history is any guide, China’s rise does indeed pose a challenge to America. Rising powers seek to gain more authority in the global system, and declining powers rarely go down without a fight. And giv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s, pessimists might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 even higher likelihood of war.
I am a political realist. Western analysts have labeled my political views “hawkish,” and the truth is that I have never overvalued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realism does not mean that politicians should be concerned only with military and economic might. In fact, morality can play a key rol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between political powers — and separating the winners from the losers.
I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from studying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sts like Guanzi, Confucius, Xunzi and Mencius. They were writing in the pre-Qin period, before China was unified as an empire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 a world in which small countries were competing ruthlessly for territorial advantage.
It was perhaps the greatest period for Chinese thought, and several schools competed for ideological supremacy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ey converged on one crucial insight: The key to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a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central attribute of political power was morally informed leadership. Rulers who 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norms whenever possible tended to win the race for leadership over the long term.
China was unified by the ruthless king of Qin in 221 B.C., but his short-lived rule was not nearly as successful as that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who drew on a mixture of legalistic realism and Confucian “soft power” to rule the country for over 50 years, from 140 B.C. until 86 B.C.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Xunzi, there were three types of leadership: humane authority, hegemony and tyranny. Humane authority w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Tyranny — based on military force — inevitably created enemies. Hegemonic powers lay in between: they did not cheat the people at home or cheat allies abroad. But they were frequently indifferent to moral concerns and often used violence against non-allies. The philosophers generally agreed that humane authority would win in any competition with hegemony or tyranny.
Such theories may seem far removed from our own day, but there are striking parallels. Indeed, Henry Kissinger once told me that he believed that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was more likely than any foreign ideology to become the dominant intellectual force behi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pre-Qin era resembles the global divisions of our times, and the prescriptions provided by political theorists from that era are directly relevant today — namely that states relying on military or economic power without concern for morally informed leadership are bound to fail.
Unfortunately, such views are not so influential in this ag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even if governments often pay lip service to th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basis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but it often acts as though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played out on the economic field alone. And in America, politicians regularly attribute progress, but never failure, to their own leadership.
Both governments must understand that political leadership, rather than throwing money at problems, will determine who wins the race for global supremacy.
Many people wrongly believe that China can improve its foreign relations only by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economic aid. But it’s hard to buy affection; such “friendship” does not stand the test of difficult times.
How, then, can China win people’s hearts acros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it must start at home. Humane authority begins by creating a desirable model at home that inspires people abroad.
This means China must shift its priorities away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free of today’s huge gaps between rich and poor. It needs to replace money worship with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weed out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favor of social justice and fairness.
In other countries, China must display humane authority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mains the world’s pre-eminent hegemonic power. Military strength underpins hegemony and helps to explain wh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 many allies. President Obama has made strategic mistakes in Afghanistan, Iraq and Libya, but his actions also demonstrate that Washington is capable of leading three foreign wars simultaneously. By contrast, China’s army has not been involved in any war since 1984, with Vietnam, and very few of its high-ranking officers, let alone its soldiers, have any battlefield experience.
America enjoys much better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 China in terms of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America has more than 50 formal military allies, while China has none. North Korea and Pakistan are only quasi-allies of China. The former established a formal alliance with China in 1961, but there have been no joint military maneuvers and no arms sales for decades. China and Pakistan have substantial military cooperation, but they have no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 binding them together.
To shape a friendl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its rise, Beijing needs to develop more high-quality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relationships than Washington. No leading power is able to have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us the cor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to see who has more high-quality friends. And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goal, China has to provide higher-quality moral leadership tha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it is a rising power and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come with that status.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providing protection for weaker powers,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done in Europe and the Persian Gulf, China needs to create additional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with surrounding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a regional forum that includes China, Russia and several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politically, China should draw on its tradition of meritocracy.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ir virtue and wisdom, and not simply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ability. China should also open up and choose officials from across the world who meet its standards, so as to improve its governance.
The Tang dynasty — which lasted from the 7th century to the 10th and was perhaps China’s most glorious period — employed a great number of foreigners as high-ranking officials. China should do the same today and compete with America to attract talented immigrants.
OVER the next decade, China’s new leaders will be drawn from a generation that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are resolute and will most likely value political principles more than material benefits. These leaders must play a lar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and offer more security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support to less powerful countries.
This will mean compet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Such competition may cause diplomatic tensions, but there is little danger of military clashes.
That’s because future Chinese-American competition will differ from tha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Neither China nor America needs proxy wars to protect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or to gain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China’s quest to enhance its world leadership status and America’s effort to maintain its present position is a zero-sum game. It is the battle for people’s hearts and minds that will determine who eventually prevails. And, as China’s ancient philosophers predicted, the country that displays more humane authority will win.
Yan Xuetong, the author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i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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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02:06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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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02:18 PM PST
崔卫平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27日
2012年10月4日晚，《共识网》率先发布了一份联署声明《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这是由大陆民间发起，台湾、香港和全球各地朋友们跟进的呼吁书。呼吁书同时还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我们的意愿。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行使对于国家主权的发言权，参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及相关事务的意见，才能体现自身主人公的身份，释放出“主权在民”的这个精神实质；同时，只有运用我们的理性，才能担当此责任。
呼吁书本身及这个说明，释放了对许多人来说感到不习惯的立场，它们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既站在坚持国家主权一边，又批评了政府限制经济文化交流及反日游行街头骚乱的做法。用一般人们的话来说，是两头不讨好。但这样做正是我们的出发点。现实本身即是矛盾体，生活在现实之中，便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响应现实的要求，便是响应矛盾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出现的爱国风波，大多停留在两级激荡之间：一方面是街头的亢奋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网络上的冷嘲热讽，指责其为狭隘民族主义。整个事件期间，许多人为此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观察去议论，然而面对一时汹涌的表面，人们所产生的仅仅是应急性的反应，来不及深入思考，所发表的看法往往是仓促的。人们知道中国这个大地上许多基础设施，比如大桥或公路，因为一时赶工而沦为豆腐渣工程，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匆忙粗疏，而制造观念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声明期间，我正好读到了《国际先驱论坛导报》上阎连科先生撰写的文章《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这么好的题目却不能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令人深感遗憾。阎先生写道：“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也是一个体谅的理解。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处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我觉得不能认同。实际上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同样的现象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看上去相近的立场而又存在重大分歧，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份两岸朋友共同联署的《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也引起了较多争议，以及自从这次应钓鱼岛事件升级以来，便始终与周围的朋友产生争论。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对于争论中的焦点予以回应，也一并回应阎连科先生。
不要羞辱他人
人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对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总是一边观察一边学习。尤其是有关国际事务，有关领土与国家主权，这次是有关对日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发言，一般人们不仅感到较少经验，甚至还会有一点抵触的感觉。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那篇《对沉默的解剖》(Anatomy of a Reticence)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这种抵触情绪——当西方的和平组织成员，跑到布拉格来寻求签名反对在北约部署导弹，没有想到东欧的人们包括勇敢的异见者，表现得如此沉默冷淡，仿佛遇到了一件带点滑稽的事情。因为他们“每天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被弄得心力交瘁”，因为他们每时每刻体验着对于自身“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一个人平时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感到被囚禁被钳制，他怎么可能想到要去关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神秘的星际条约”？显然，这种消极逍遥的态度，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逼仄的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自由表达。
这肯定也是一种犬儒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称赞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对于有关国际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哪怕这些看法尚属于不够成熟，尚嫌稚嫩。难道我们自己不正是这样，通过一步步的犯错和修正而走过来吗？
在出现街头打砸烧之前，“抵制日货”的口号和做法，率先变得触目。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口号，在我看来也比较触目，即“抵制日货，先抵制蠢货”。在“蠢货”的表达中，有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将“人”混同于“物”的嫌疑。“脑残的爱国者”、“爱国的SB”、“失心疯”、“弱智给人看”，类似表达的优越感从何而来？这种表达并没有让权力感到任何压力，而恰恰针对了那些与自己处境相近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剥夺者。让人担心的是，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歧视，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就可以将对方看作“匪夷所思”，看作可以羞辱的对象，将他们视为在某些方面（智力）有缺陷的人们。以“残疾”为理由来批评不同意见的人们，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大街上出现游行队伍，想必是得到政府允许的。然而，由此出现了另外一种“以官方为中心”：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爱国没有风险，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批评意见。在今天缺乏宽松的言论条件下，在有人因为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的情况下，勇气当然是需要鼓励的。然而，一个人自身具有勇气，这并不能令他居高临下，对他人采取鄙视的理由。他不能拿自身勇气的尺度，去要求和衡量他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掌握话语方面。应该说，游行队伍里的一些人们，举着一些辞不达意的标语，难道不可以去想想这是一些被剥夺得更为深重的人们吗？他们环境更为逼仄，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视野更受限制。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也许表达得不够准确，缺少更多的话语资源。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如何处理不同立场观点的区别，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自己闯出来的言路越来越宽，不仅是对于政府的批评，而且互相之间的分歧也日渐呈现，有了意见也就有了意见冲突。本来是站在同一阵营中的人们，很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立场相反。本来对于不同意见可以绕着走，后来发现根本绕不过去。网络的匿名性，则使得恶言恶语容易缺乏约束和太过任性，影响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对话，妨碍了创造不同意见并肩共存的空间。现实中的暴力往往从语言暴力开始。
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的实施打砸抢的游行人员中，许多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显然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另一方又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着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互相给予一些理解，而非一味谩骂，才对我们共同的家园富有意义。
“国”的疆界里有什么
发布《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期间，我在微博上写：“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钓鱼岛问题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茅于轼先生语）；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莫言先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评论钓鱼岛，说：“搁置争端，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是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的，甚至这样可以让鱼类生活得更好一些”，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共同体”中成员不仅具有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关心共同体的利益，这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
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
网络上也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那份联署呼吁《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我，谈论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
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我是从一位日本人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一个新年晚会上，这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仿佛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
我们没有把受害者作为主体来对待，没有将那些死去的人们，当作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曾经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个世界的人们。他们是如此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是在某个时刻，生命的钟摆突然停止。而后来的我们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开口，讲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将他们仅仅当作被动的“数字”。
我们小时候对于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电影。电影冲突往往在“日本鬼子”与“英雄主义”之间展开。故事的主线当然放在战斗英雄一边，“日本鬼子”也只能是陪衬。既然是英雄赴死，那肯定是慷慨激昂的，是一曲正义压倒邪恶之歌。脍炙人口的《地道战》、《地雷战》，更是带点喜气洋洋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然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主体，那些深受伤害的人们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鬼子”的邪恶，轻轻点过，而没有站到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要求与感受来看世界。这些人普普通通，未必当得了英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进不了历史，但是难道因为此，他们就不被记载、不被关注？
今年六月份我在北京访问了一位法国学者石妮歌(Nicole Lapierre)。她是在法国出生的波兰裔犹太人，1970年代初作为受害波兰人的后代前往波兰老家，倾听前辈们讲述自己的受害经验。她对我说，西方国家也一样，战后人们将建设新国家和讲述战斗英雄的故事排在了第一位。作为受害者犹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克曼的时候，有犹太人出席法庭作证词，开始启动了受害者本身的讲述，引发了以受害的犹太人为主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尤其是那部著名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Shoah)。随着1985年这部电影的放映，“Shoah”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这个来自希伯来文的词汇，更加能够释放受难者的处境，表达他们的悲惨凄凉，不存在救赎的可能性。
说到底，在讲述方式的背后，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生命和价值，需要重视籍籍无名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而不要被历史的英雄挡住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法验证的抽象数字，对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身的历史传统是要承担起责任来的。而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放弃战争赔偿的背后，是如何对待一个个普通百姓战争损失的问题，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损失和痛苦感受的问题。仅仅是来自官方的一笔勾销，怎么能够不让怨气转入民间，转入地下而不能释放？
所有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轻易消失，即使再压抑，也仍然会通过某种方式顽强地释放。无数个人的细微遭遇，没有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但是却在我们的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留下了看不见的深刻烙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冤死的鬼魂，就像我们身边的空气，不停地提示我们，拉扯我们的衣裳，向我们发出某种召唤。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在路上遇见一位漂亮阿姨，中等个头瓜子脸。右嘴角上长着一粒黑痣，但是她站在街上又唱又跳，大人们说，她是在12岁时遇见日本人被吓成那样，没有人为她的损失和生活负起责任。我的祖母裹小脚，曾祖母也是，“跑反”（指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得到消息之后，不等鬼子进村就跑了、躲了）需要过独木桥时，她们没有能力走过去，便贴在独木桥上运用四肢爬过去，而且，脸上还涂着锅底的黑灰，需要将自己弄得丑陋万分。童年时祖母是我心目中的仙女，她的讲述令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联署是从一个理性的起点开始，后来我却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感性，越来越意识到在我自己身上，同样存在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我自己也属于抱有对日怨气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之一，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一些沉睡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苏醒，许多破碎的故事在我喉咙口拥挤，挣扎着想要跑出来。在微博上我写道，本来是想来解决问题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当我们继承战争遗产，也同时继承了一个无主体的位置，即不发声的位置，被忽视的位置，被动的位置。说到底，是不需要让人体验到需要自己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那个无力位置。无边的愤怒从哪里来？从沉默中来，从不被开口中来。对于今天的许多人们来说，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危机，但是天生继承了这样一种无边的沉默，被压制的痛苦。它像一种野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疯长。而如果再加上别的问题找不到出口，那么它就变得更加野性和狂乱。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假如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在潜意识的某些地方，有着这样一些阴影，一些被钳子夹住的部分，那么是否可以开始面对它们？并决定着手处理它们？如果我们不是想要继续生活在这种被隔离被排除的无语状态，不想成为怨气的囚徒和仇恨的奴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动手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得到某种能够释放和解放？难道我们一定要让这份不幸的愤怒，原封不动传给我们的后人，让她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怨恨当中不能自拔？
阎连科先生在《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提到，“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难道人的心灵（那些淤积的东西）不也正是文化与文学特别关心的吗？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自己，包括让死者开口，不也是文化的使命吗？他们的生命是无法赔偿了，但是可以记住他们，在内心里来容纳死者，用心灵的方式祭奠她们，我们自己的心灵也可能变得宽广和得到疏通。
这样说，不等于说文化万能，更不等于单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解决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在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所有那些该做的事情继续照做，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军事的、外交的、各种民间途径的交流对话，包括在战争认错和道歉问题上，对于日本需要继续施加道德压力。但是，作为文化也好或者公民社会也好，需要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运用智慧来面对我们曾经遭遇的民族伤害，包括提供更多讲述和倾听的空间，让民众心理淤积得到缓释和限制。
从受害者主体这个角度，我们还应该想到，假如我们同胞之间互相不尊重，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怎么指望别人尊重你和考虑你的感受呢？假如我们互相之间不存在互相珍视和倾听，如何能指望别人来倾听和珍视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促进政府来尊重和倾听民众，那么也要建立民众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珍视的社会基础。这就又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中去： 互相理解，尊重不同立场。
崔卫平是北京学者和作家。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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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平安为避免被拆分曾游说温家宝 Posted: 26 Nov 2012 11:41 PM PST DAVID BARBOZA 报道 2012年11月27日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座115层的写字楼。该公司目前以500亿美元资产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1998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
《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1999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5.2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2002年4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10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6亿美元，从平安购买10%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买进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年12月26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这个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7770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220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年6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1.598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40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6500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10%的股份，每股约1.6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1.59亿股的估值为37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2007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弟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2000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余波
2001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2002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IPO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2004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IPO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纽约时报
附录：
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DAVID BARBOZA 报道 2012年11月27日
温家宝家人与平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持有一家位于总理家乡天津的公司的股份实现的。但此外，他们似乎还与香港有联系。
郑建源曾是平安的主要投资人之一。据平安前高管称，他曾是香港富豪郑裕彤(Cheng Yu-tung)的商务助理及投资经理人，郑裕彤同时掌管着新世界发展集团(New World Development Group)以及世界最大的珠宝连锁店之一周大福(Chow Tai Fook)。
Bobby Yip/Reuters
香港富豪郑裕彤。他的公司曾持有平安公司20%的股份。
2000年到2004年之间，在平安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郑裕彤及其新世界集团手下的五家公司从招商局集团和其他国有企业手中购买到了平安20%的股份。这五家公司一度都由郑建源管理或掌控。
公司和其他公开记录显示，在投资平安前后，郑建源掌控的投资工具与温家宝的家人之间形成了多种商业合作关系，还曾为总理之子温云松的两家创业公司提供资金。
此外，监管记录显示，2001年中期，郑建源手下的一个投资工具从一家钻石公司借资900万美元（约合5600万元）。这家钻石公司部分是由温家宝家人及其妻子以前在钻石行业工作的政府同事控制的。之后不久，该投资工具——宝华——就在平安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购入了平安约2000万股的股票。
平安的高管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记者也无法联系到现年87岁的郑裕彤。联系郑建源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据那些熟悉平安将股份出售给郑裕彤手下的人称，1999年，一家周大福的合资公司在武汉被重组，在中国大陆还成立了其他几个投资工具，以规避中国对外资公司持股的限制。
当时，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持有平安约15%的股份。到2002年，汇丰银行(HSBC)还持有平安10%的股份。根据1998年中国保险业监管机构发布的规定，平安的外商投资上限设在25%。由于香港自治，香港投资人也被看做是外商，所以这些规定也适用于香港投资人。
郑建源利用中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在平安香港首次公开募股前，就通过多家公司持有平安10亿股以上的股票，占平安总股份的20%以上。
“这几方受控于同一个力量，”曾与郑裕彤及温家宝亲属共事过的一位高管称。他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不具名。“它隐藏在表面之下，就像希格斯玻色子理论一样，是经济暗物质：它有一股引力，但你却看不到它。”
《纽约时报》查阅的一份平安公开文件显示，该公司从未披露过郑裕彤以及郑建源曾持有股份，也没有公开披露与他们有关的那些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连系。对香港方面记录的查询以及对郑建源身份证上所示的家乡广东省陆河县的访问表明，郑建源事实上是香港公民。
陆河县当地民警在搜索了政府数据之后称，该县查无此人，而他的身份证号也不在记录中。在陆河县编纂家史的郑程宇（Zheng Chengyu，音译）说：“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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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Nov 2012 02:40 PM PST
前一阵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护照与强国有关系吗？"（见附文），就中国新版护照的宣传片发了一些议论。没想到那个新版护照现在给一些中国公民前往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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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5:59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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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6:01 PM PST 
文强死前的事，他刚开始不交代还嘴硬，我跟薄熙来汇报了，他说，整他有一招，先抓他 儿子，再与他讲条件，做私下交易，我就照做了，果然，此后文强被爱子心切的感情彻底打败了，交待了不少问题。我又做了汇报，薄熙来亲自看了审讯录像，说， 不行，得叫他检举揭发贺国强和汪洋，如果不讲就判死刑，如果顺从，就是死缓，文强一直不从，直到临死的前几天，才写出了一些材料，还录了音，薄说，不要判 死缓，一定要立即执行。我说，已经都承诺他了，咋办？薄说，立军啊，你怎么又飈了，把证据骗到手，必得杀了他，才能是铁证啊，永远不能翻案！我愕然。
他又说，临死前，不要告诉他执行的时间，但你找他秘谈的事，要大张旗鼓地报导，让中南海知道，这些材料复製两份，给胡锦涛一份，再留我这里一份，但我当时藏 个心眼，也自己留了一份，后来听说，薄熙来就是用这个“秘密武器”吓退贺国强和汪洋的，汪洋在重庆任职时间短，比较清廉，事不太多，但贺国强的故事就太多 了，我不知道胡锦涛是怎样摆平了贺和薄的，反正辽寧省对薄的问题的调查一直办办停停，抓了又放的，形势不明朗。但薄有一次对我说，这叫当官的“大智慧”， 虽然，我捞点钱，但谁不捞？就看谁能先抓住谁的把柄？先下手为强，才是大智慧啊。奉薄的旨意，我抓了文强的儿子一年多，没少折磨他，现在，想来这都是做孽。
三是王紫漪，就是“亮点茶楼”的那个骚娘们，她不就是养几个小姐吗，全国哪里没有？薄书记在大连的住家楼下还有呢！为什么单抓她们姊妹呀，原来，她们生意做的不大，但跟很多政府官员有一腿，既和自己干，也给别人拉皮条，把政府一些官员整得鬼迷三道的，我汇报给薄， 他说，政府官员支不支持我们，全在这里了，这是一个强迫他们听话的机会。我们细细地商量了方案，于是，我们不仅抓了她们姊妹俩，还枪毙了一个，在海外引渡 她回来前，还故意通过媒体大造舆论，叫常亮举著牌子，在飞机场招摇，这就是给贺国强等人看的，我们在说，你和你手下的人，都去“亮点茶楼”打过炮，我们都 知道啊，于是，从此，重庆一大批官员被治服了，对我们的指示十分顺从，像绵羊一样，为啥？还不是有把柄抓在公安局手里？
四是李俊案， 实话说吧，这是牵扯成都军区的大事，他和军区合作了20多年，购买了几块土地发了大财，财产45个亿啊，光银行现金存款就两个多亿啊，张海洋当政委时看好 了一块，想叫李俊交出一点，给他小佷女搞房地产，她也想赚点钱唄，但李老闆不给面子，张政委很生气，而且，张还想利用这事整肃政敌，就找薄熙来帮忙，薄告 诉我说，这事得办呀，军队没小事，必得办好，这是感情投资的佳机，再说，他与我从小穿开襠裤一起长大，也不能不给面子，于是，我找戴小华伪造了匿名信，假 装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才查他，把李俊抓起来了，关了不长时间，他给了部队4000多万摆平了，但答应给个人的钱没兑现，薄熙来又下令抓他，这小子命大，他“跑路”了，我们就抓了他们家30多口人，都判了刑，李俊的哥哥李修武判了18年，薄熙来说，让他死在监狱里，谁叫李俊在海外大声喊冤呢！
此外，还有传播“一坨屎”的林业局干部方迪，敢于顶撞薄书记的黎强，还有，也是被我们夸大其词，整成“黑老大”的龚钢模，赵光裕，等等，特别是律师李庄，这 事使薄熙来很劳神，他说，彭真的儿子与他做对，不整倒李庄，脸往哪放？于是，我们就又伪造了证据，情节是编的，证词是假的，判决是“走过场”，尤其是那张 李庄洗桑拿浴的照片，是电脑技术合成的，我下令公安局把假材料给了中青报，说来也巧，正好1999年中青报还批过我呢，如今被我们利用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但这事整大了，也整漏了，第一季，我们赢了，把律师吓破了胆；第二季，却尷尬地输了。
实话说吧，就输在胡温都做了批示，说不能再判了，陈有西，贺卫方等律师都火了，正在串联呢，就派李源潮去压薄书记，他也不得不收回成命，我说，既然喊出去了，要再判他 几年，拉出的屎不好收，但薄熙来不在乎。他说，先给胡锦涛一个面子，找人盯住李庄，以后我们哥们上去了，他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但我觉得我们的处境有点不 妙，于是，我派兄弟们监控了李庄的助手马晓军，也恐吓了律师朱明勇等人，但效果似乎不太好，我向薄熙来汇报，他说，一不做，二不休，无“毒”不丈夫，下手不狠，怎么能成事业？于是，为了毁灭证据，我们又搞死了检察官龚勇，因为我们发现，他是文强案的知情人，当时是由他起诉的，他提出过异 议，我每当想到他，心里就打鼓，现在，中纪委的人再找他，还不得出另外的结论？所以，我叫弟兄们请他吃饭，在酒里放了点东西，他就死了，我们为了欺骗舆 论，就给了他一个烈士的称号。死了身上盖了一面党旗，还给了点钱，家属乐呵呵地呢！中国的老百姓好骗呀 !
其实，唱红“打黑”运动中死得人多著呢，只是都被包住了，没让媒体知道，告诉你一个準确的数字，有几十个人非正常死亡，有上百个人被打得残废或受伤，有上千人被刑讯 逼供，有上万人受到株连，官方说，追逃了3，7万人，实际上有10万人左右，光忠县就有61个追逃小组，可见，薄熙来搞得确实是“二次文革”啊，我是现代 版的“谢富治”。
自相残杀，星夜逃亡
我原以为薄熙来能一步登天，因为不光周永康， 李长春，李源潮去考察，连习近平也去捧场啊，谁不肯定“重庆模式”呢？但不料，转折点就在2011年的6月10进京“唱红”这件事上，海外媒体预先揭了薄熙来的老底，说这是地方挑战中央，在进行“逼宫”，这下子乱了营，不是“唱歌”本身对不对的问题，而是点到了薄熙来的死穴，以前，中央以为他西部大开发，搞点花架子和造点声势也没啥，我最先也没想过薄熙来为了上位，敢于公开挑战党中央，幷且以打黑为幌子，彻底否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还成立了以苏伟，李希光等人为首的“梁效”写作班子，制定了新的行动纲领，这下玩大了。
你想，虽然讲党内民主，但毕竟是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啊，怎么能容忍呢，所以，只有贾庆林出面象徵性地看了一眼文艺演出，再加上“唱红”第一站是“二炮”，张海洋是新任的政委，可能是李俊案被中央军委查觉了，正在张与薄打得火热之时，他被调到“二炮”当政委了，薄熙来还不收敛，还去鼓动“唱红”，胡锦涛能不起疑心？我跟薄提过谨慎从事的问题，他说不怕，徐才厚和吴胜利等人，都是他的铁哥们，吴文康也证实说，徐的原籍是大连市瓦房店，其表弟徐长源在那里搞房地产开发，薄熙来没少帮忙，而吴胜利以前在大连水面舰艇学院任职，也与薄有旧，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也支持他，还有罗干的佷子罗韶宇也在重庆有大生意，等等，薄熙来胸有成竹地说，大胆地干啊，人生能有几回搏，爱拼才会赢！
后来，我发现苗头不对，控告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除了北京的律师界数百人，还有涉黑家属的数千人，以及遍布海外媒体的批评文章，特别是李俊托人展示的证据，既有公文，也有图片，还有合同和发票，这使薄熙来对我很生气，成都军区受到中央军委的批评，各级官兵对我们都有意见，薄熙来生气地说，我们是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啊！这件事让人家抓住了把柄，还把成都军区得罪了，真的没想到。我派了四个追逃小组去海外找李俊，走遍了五大洲，钱花了上千万，也没抓到啊！我下令把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给调了职，也拿李俊的家人出气，狠判了李修武等人重刑，但是，薄熙来还是不满意，怀疑我故意在给他上眼药水。而其“刑法泰斗”赵长青也出来帮李俊讲话，妈的，他是薄的常年法律顾问， 却叛变了，这如何是好？
从去年底开始，情况变得有点不妙，薄经常偷偷地回北京，以前经常带著我，现在，故意瞒著我，讲话也留一半，还神秘兮兮的，我有点心寒，难道他会拋弃我吗？这可是不仁不义啊，因为我杀了人，关了人，双手沾满鲜血啊，他如果为了上位，丢卒保帅，那我就成了牺牲品啊，我的弟兄从东北来的，已经有60多个，被我安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其中有几个搞监听的，告诉我薄熙来接待了中纪委的人，那些人秘密地与涉黑被判刑的亲友交谈，得到不少证据，他们来往相当频繁，是不是想翻案呢？还有操东北口音的人，带过来铁岭的信息，那边公安局也出事了，这种体制，干部谁不贪呢，听说也牵扯到了我，心里有点打鼓，于是，我问过薄书记，他闪烁其词的，但也点拨我说，要想叫他保我，必得跟他再做一点事，什么事？他终于告诉了我行动计划。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
说实在的，我只想跟他一级级地上，搞个官当当，从未想过要搞地方军事政变和警变，进而篡夺中南海的最高领导权，此前，他大笔拨款，我不断地扩充地方警员，先后多次向全国招警，还买了多辆装甲车，建立了国宾护卫队和女警队，等等，还借基辛格来访演练了一把，但只是满足我的虚荣心，为我当上更大的官造势，但让我秘密地搞暗杀和绑架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敢想啊，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但薄熙来胸有成竹，他说，2月初要去云南走一趟，见见14集团军的人，此前要参加军事演习，要给成都军区送毛泽东铜像，还不是为了搞乱军心？总之，他做好準备，一旦进不了常委，立即和胡温翻脸，宣布独立，登高一呼，开始北伐，我吓坏了，但没露声色，我知道公开反对，必死无疑。
此后好多天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总往解放军西南医院跑，医生说我得了抑鬱症，和那次酒后撞墻有关，薄熙来知道了，对我产生了怀疑，我原以为大不了不干了，我回辽寧锦州吧，但不料他太阴冷，先下手抓捕了我十多个弟兄，有秘书，有司机，还有我的副手，我猛然醒悟了，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我，这和车克民不一样，他们是患难兄弟，我是他事业顶峰来投奔的，他认为我不忠诚，很可能，他想把四年来干的坏事全部栽到我头上，要我的血染红他的顶戴花铃。
接著，2月2日，我忽然被宣布改行了，下放冷落了，我当了最末一位的副市长，分管文教等，这其实是缴了我的枪，要进一步整我的先兆，看来，我得有所準备，我和他共事多年，知道他心毒手辣，翻脸不认人，他会暗杀我，或把我“双规”，前者成功了，就把我的尸体上盖一面党旗，说我因公殉职；后者成功了，就把我当“替罪羊”，这几年“唱红打黑”的过失全部推到我身上，再判我死刑灭口，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最大。
果然，他刑讯逼供，打死了我一个弟兄，打残了两个我的下属，他们都是专门跟著我从东北来的，舍家撇业，出生入死不说，还背了个恶名。那个可怜的弟兄，跟我混了几年，连道别一声也没来得及，就默默地闭上了眼楮，我觉得对不起这帮弟兄啊，虽然，我对以前的“乾爹”有所不义，但他毕竟也整了我，现在，情况不同啊，我必须采取报復行动，我先假装顺从去参加了教育会议，尔后我请假去了西南医院治病，薄熙来的秘探盯著我，我装作没看见。
2月5日，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家里準备了一天，先是想自杀，又觉得不忍，我虽然干了许多坏事，但我不是主谋，他给了我人情，我也卖了命，我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他再玩我，让我暴死或坐牢，太不够朋友，估计时间不多了，我必须马上行动，乘机去北京得买飞机票，就会暴露，出境更不可能，护照早就被收缴了，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奔美国领事馆，而且，只有三小时的车程，有成功的把握，但新的问题是，美国能接受我的政治庇护申请吗？我不懂《国际法》，但我过去审讯过异议人士，也略知一二，我认为五种理由，至少够一种，何况，我还有内部材料和机密文件，其中包括薄熙来贪腐和打黑养黑的证据，还有重庆镇压异议人士的事实，唯一不利的形势是，习近平即将访美，他会生气，美国会为难，但不管，退一步讲，申请失败了，我可以把证据留在美领馆，海外媒体会炒作，动静一大，处理我的案子的人，必得提高层次，肯定就不会是薄熙来了，这是进退有路啊，而且，是此生此时唯一的活路……
我做出了决定，但如何出去是一个难题，我的居所楼下有“钉子”，他24小时监控我，而且，50万个摄像头不会留下死角，我从窗上望了一眼，看到了那个专门盯我的特务，他是车克民派的，我必得堂堂正正地走出去，调虎离山才行，我要让他知道我在哪，以前，我常在星期天晚上去西南医院看病，主要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只要去了，就能一个电话把医生叫来，所以，我下楼开车去医院，“钉子”不觉得奇怪，只是把我的行踪报告两个人，一个是薄熙来，一个是设在西南医院附近的另一个钉子，问题就出在此处，我上了医院的高干房间之后，办完了事，再下来时已化装换衣，楼下的“钉子”没认出我呢，这也难怪，这家医院属于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管辖，还有一个牌子是“省第三军医大学”。它位于沙坪坝区，离成渝高速公路很近，此楼共8层，我在上面仔细观察了一会，把我的手机放在顶层一个房间里，把一个没上卡的手机带在身上，这样，“钉子”及其上级就会放心，我是在“休假式治疗”。
然后，我装扮成一个妇女，戴了假髮，乘夜色下楼，那家医院住院的人很多，我走下来时，他不会怀疑，以前，我藏了一辆汽车在此处，别人不知道，它挂的不是公安牌照，谁也没差觉，我把自己的车丢在医院正门，而由后门跑了，十分鐘之后就上了城南高速，即，往南充方向走，那时，我想起了李俊，他是我下令抓的，他的企业金龙玉凤大酒店就在近处，他的事业也在沙坪坝区起家，我诬陷他的罪证是“钓鱼执法”得来的，2010年底，他逃亡也是从成都跑的，现在，真像做梦一样，时间不过一年多，我也朝成都跑去，啊， 这是不是报应呢？
我在心里默默地懺悔，害人真的害己吗，“玩法”真的会被“法办”吗，我想退缩，但我别无选择，我一路上心急如焚，但也不敢开快车，以免被堵截，好在很顺利，经过三个多小时，我到了成都美领馆，已是夜色阴沉，在接近倪家桥的时候，我把电话新卡插上，和里面的人通了电话，其实，这一瞬间，成都市国安局监听电话的人应当知道了我，但星期天是休息日，他们可能疏忽了，我得以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幷见到了刚从外面归来的总领事何梦德。接下来的故事已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不必重复了，总之，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你薄熙来对我不仁，我必然对你不义，我不怕鱼死网破，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以前亲自购买的警车和装甲车，竟然被薄熙来派过来抓我，还斗胆包围了美领馆，而我买得高档警服，还穿在弟兄们身上，但我却成了敌人，更可笑的是，我买的50万个摄像头却没盯住我，这真是巨大的嘲讽！
当我申请政治庇护被拒，不得不狼狈地走出领事馆时，一眼看到了秃顶的黄奇帆，他指挥著70多辆警车与四川省的国保，武警，国安人员对峙，像警匪大片一样，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让我跟重庆的警察走，我坚决地拒绝了。
他承诺我将对我“休假式治疗”，永远保持副部级的待遇，我说，再也不相信薄熙来的话了……
在一个警车里，我还看到了一个警花，那天没下雨，我设计的红雨衣，她没穿，但她的脸蛋儿红了，是的，是我亲自面试，把她录用的，为了报答我，她曾给了我一腿，就是摔倒撞墻在浴室那天的事，别提她多么风情万种了……但此时，她对我怒目圆睁，眸子冒火，我知道，我成了国家的公敌，给中共丢尽了脸，体制已彻底遗弃了我，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我不想落入薄熙来的手中，变成了可怜的替死鬼，也不想在身上盖一面血色的党旗，去欺骗我的家人和群众，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薄熙来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如果上位，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现在，我满足了，也许我会成为“文强”第二，但我救了中国.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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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4:16 PM PST
（2012. 11.16"共识" 座谈会）
我本来不想发言，因为已经"余欲无言"。这个文件第一段里的话："十八大……感到振奋"就和我的心情相反，我一点也不振奋，而感到沮丧，没有希望。那个报告除了连篇的陈词套话外，有几句引人注意的话却是倒退的。
上午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钦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动。这些意见多少人多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我想起我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自古以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在上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他们也不是弱智。社会危机他们想必比我们体会更深，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现在去分析讲话中哪句话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现在还讲"我们"社会主义、"他们"资本主义，是十分可笑的。事实是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与跨过资本相结合，互相利益攸关，受害的是中国的劳工和那些国家的劳工。
刚才有人说："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是谁死？改革了，整个中华民族会死吗？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改革，否则虽然不一定会"死"，但是会堕落，沉沦。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下一代人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只看自己怎么在里面玩了。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孙立平先生的"溃败论"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对教育问题特别忧虑！这个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眼睛向下，着眼于民众的启蒙。民众和领导的素质是互为因果的。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阵发生的以"爱国"为名的打砸抢暴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我不是要把哪位领导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动开始就是当局纵容、默许，或者就是有意组织的，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总之，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是对全民族负责呢，还是对王朝负责？
如果要说改革的切入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会自然会有活力，自我调节。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党内纪委实行"双规"的做法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我觉得有点像帮会的自己清理门户，绝不是现代国家的法治。纪委谁来监督呢？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权力的制衡，腐败是不可能治理的。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过去封建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等级之中，也就认了。而现代社会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权利。以美国对外的霸权行为，还有英国过去是海盗起家等等来否定人权、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饱了饭，身体健壮了，出去打人，甚至杀人，我们就拒绝吃饭了。那是两回事。向宪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与外国无关。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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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3:37 PM PST 
鲍彤、姚监复（右）
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餐聚，是为庆贺鲍彤同志和姚监复同志的八十大寿而举行的。我代表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向这两位老同志、老朋友、老战友，致以热烈的诚挚的祝贺。
在座的同志，多数在26年前参加过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在鲍彤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以鲍彤同志为首的研讨队伍的劳动成果。在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上，把党政分开列为改革的首要目标，这是很有远见的。党政按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就为转变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迈出重要的步伐。遗憾的是，这个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刚一起步就被破坏了。"8964"之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党政分开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一段鲜明的历史轨迹，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的记录，这是赵紫阳和鲍彤等同志用心血写下的历史。
政治体制改革是鲍彤同志后半生的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篇章，也是他的人生奉献的高潮。在经历了七年的冤狱和十多年的准囚徒生活后，这几年他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为社会作贡献的高潮。如果用最简练的词语来概括鲍彤同志的后半生的话，那就是"政改班头，民主先锋"。第一个高潮是政改班头，第二个高潮是民主先锋。尽管他直到现在还处在非法的严密监控之下，但他仍然不放弃任何表达政见的机会，以睿智深刻的思想和朴素平实的语言，在改革、维权和启蒙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指向和领先的作用，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姚监复同志也是我们队伍里的先锋人物。近几年来，他在帮助胡绩伟同志整理大量文稿的同时，还发表许多独立见解，积极参加海内外的各种会议，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避镝锐，冲锋陷阵，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老年是人生最成熟最宝贵的年龄段，说它成熟是因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体验和感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历六七十年的曲折坎坷，这个事实是使人成熟智慧的源泉。说它宝贵是因为老年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很丰富的精神宝藏，开采它，把它贡献给社会，对后代的成长，对社会的发展，都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说它宝贵还有一个理由是，年岁既老，来日无多，如不抓紧，稍纵即逝。如果毕生积累的财富没有开采并贡献给社会就到了生命的终点，同肉体一起，化为一年缕青烟，那多么可惜！
老鲍老姚的八十大寿最值得庆贺的，不仅仅是安全健康地进入晚年，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把一生的体验和感悟，开发出来，贡献给社会。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支队伍，他们不畏恐吓，不避险阻，用自己的余生谱写我们祖国的光辉未来，老鲍老姚都是站在这个队伍前列的先锋人物。我们愿意同你们紧紧地站在一起，同战斗，共患难，我相信这是最好的祝贺。
201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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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3:45 PM PST
2012-11-26
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受难者都希望“六四”早日得到“平反”，也就是盼望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八次采访陈希同、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陈希同书的姚监复，今年六月到香港公开说，“平反六四”是“美好的幻想，跟童话一样”，“平反六四”要等到“遥远的未来”，“要一百年”。
与姚监复一同去香港的高瑜说，当局“一点都没有放宽平反六四”，这是陈述事实，但“六四”的受难者高瑜坚信六四终有一天平反，高瑜绝对不会说“平反六四”是“美好的幻想，跟童话一样”。
姚监复在今年十月五日又到纽约《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十月八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又重覆着类似的话，而且被公开广泛报道。很多人都知道姚监复“平反六四”是“美好的幻想，跟童话一样”这话。姚监复还在今年十月香港《动向》上写文章说，“平反六四”，使接替赵紫阳职位总书记的江泽民、使“接替江总的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这些话出自李鹏之口，人们会嗤之以鼻，而姚监复是见过“软禁”中赵紫阳的人。他怎么不知道，赵紫阳在十六年“软禁”中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反六四”，他晚年的录音回忆录，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他当总理时的政绩，而是“六四”事件。
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心术》说得好，人活着，要有尊严、有快乐、有希望。“一个人生命需要最起码的质量，就是希望。” 姚监复的这些话都是在香港、欧美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讲的，他不会是“违心”讲这些话，而且一次又一次重覆讲，我希望姚监复有时间看看电视连续剧《心术》中是怎样谈“希望”的。
—— （《新世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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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3:31 PM PST
中共18大后新领导班子上任伊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多次强调决心大力反腐，警告反腐不力将亡党亡国。中国宪政学者认为，反腐败不在决心大小，而在于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而马列理论本身也强调党内三权制衡。
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不到一周的时间，在至少四个场合高调宣示反腐败的决心，包括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18届1中全会、之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11月17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以及新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用北宋学者苏轼的名言"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阐释反腐观点。他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还使用了"我们要警醒啊！"这样的加重语气。 刚刚执掌中纪委的王歧山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讲话中也誓言要狠抓打击贪腐。 *中共反腐风暴山雨欲来* 中共新领导班子上台伊始打出的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反腐败组合拳，似乎预示着一场反腐风暴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官员腐败问题是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 *反腐败关键在于从体制上分权制衡* 北京的独立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共领导人的反腐败决心一直不小，陈云多年前首先发出不反腐就亡党亡国的话。中共18大以后看来反腐决心更大，但是反腐败不在决心大小，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分权制度："反腐关键在于这个体制要分权，要互相监督。如果体制上缺乏监督和制约，缺乏分权，那么你讲1万遍、10万遍、100万遍反腐，效果还是不理想。我们如何在体制上动真格呢？关键就是要分权制衡。" *马列主义强调党内三权分立* 曹思源表示，人类历史以来的制度从权力集中程度上来看，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独裁，一种是分权制衡。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曾经在中共中央党校任职的曹思源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包括内部分权。"据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强调分权。我是学马列的，马克思和列宁他们都强调：党代表大会是决策机关；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还要选举产生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三权是分立而相互制衡的。" 曹思源认为，西方政体讲究三权分立。实际上，无论国家机构还是政党社团，都需要三权分立。企业也是如此，要有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执行人，这样企业才能办好。 *18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更好* 虽然习近平执政伊始，已经明确宣示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政局似乎有左转趋势，但是曹思源表示，依然对习近平持看好的态度，对中国的改革前途感到乐观。他认为，中共18大之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更好："我们前些年工作没做好的弊病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党员和公民所认识。认识到了，不就有利于总结教训，深入改革嘛！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条件更好了。" 曹思源曾在中国国务院工作过，和王歧山有过接触。他认为，到中纪委任职对长期从事经济金融工作的王歧山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有成功的希望。而只有解决了分权制衡的体制问题，才算牵到了解决贪腐问题的牛鼻子。 曹思源接受记者安华采访时的谈话 2012.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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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Nov 2012 03:3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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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2 06:29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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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Nov 2012 05:50 PM PST
2012-11-22
11月8日，王力雄和一位在海外的境内藏人在网上进行文字对话，他给我看了对话内容，因为他和那位藏人是朋友，所以谈得比较坦率。两人各有自己的看法，王力雄同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下面便是他二人的对话，那位藏人以化名“博巴”（藏语的藏人）代替。
王力雄：昨天又有藏人自焚，5个人。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会有几个。你对自焚怎么看？觉得应该怎么办？
博巴：首先，这些事情是可以预见的，我并不意外。而我每遇到一个所谓知识分子的时候，都在说应该怎么办，不该怎么样。我在想象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点灯了的时候，绝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价值。如果这样是他认为的最好方式，我们何德何能认为自己比他们高级到说活着更重要呢？刚开始几个人自焚，我也想要反对。但现在接二连三的发生，其中不乏活佛和德高望重之人，不管是理性还是情绪上，我已经很难说反对，或者说这样不理智了。因为可能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就已经没有达到他们的理解力，我们之间已经对活着和生命的认知和定义已然不同。但从整体战略格局上讲，我不认为这些会对整体的格局甚至谈判以及对藏政策有积极的影响和改变。再牺牲上千人也不会对格局有实质的改变。不会在这个点上发力就会改变的。格局的改变还是整个国际的大盘和中国国内的大盘有所变化时才产生。这点上，藏人应该保持清醒。 王力雄：你的前半部分说法，在境内藏人知识分子和境外藏人的中似乎比较流行。这样说可能是真诚的，但也是有意无意对自身无所作为的一种开脱，成为一种获得心安理得的自我安慰。不错，死者有自己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生者不能有自己的态度和作为。在我看来，其实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而且也会发生作用，因为精英的角色就是以表达意见为职责，当这种该有态度的角色没有态度时，往往会被当做一种默认，而默认也可能会被视为是无言的鼓励。人们会这样想，不表态是因为不好公开鼓励自焚啊，这不正是说明精英心里是赞成自焚的吗？甚至当达兰萨拉的流亡机构领导人明明已经表达了不赞成自焚，但因为只是简单一提，会被当做场面上不得不这样说，心里则是赞成自焚和需要自焚的。至于那种“停止自焚取决于中共”的说法，不能说这话本身不对，但这话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只要中共没改变，藏人就得前仆后继地去继续自焚。 至于你说的后半部分，我认为你比外面一些人更明智。毕竟你是从境内出去，了解这里的现实。非暴力抗争以往的手段——用所经受的痛苦唤醒对方的良心，在没有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和公民社会的专制权力面前是完全无效的。不过，把你后半部的明智，与前半部分所说的不能去阻止自焚的理由放在一起，虽然你也许会有自己理得顺的逻辑，但是对我而言，却摆脱不了一种荒谬的矛盾感。 博巴：是这样，我不会再去反对自焚。对我自己来讲，我认为活着能做点事儿更重要，但如果我的亲人真有说要准备去自焚，如果他真想这样，我会给他送行。这就是我的态度。这不是鼓励不鼓励的问题，因为在那么多人开始前仆后继的时候，我会反思可能我的思维和对生命的理解和定义和他们已经不一样，那应该是谁劝谁呢？ 王力雄：按照这种相对主义，不仅让人怀疑，人与人在任何事情上的互动是不是都可以被当做多管闲事了。例如高僧大德有什么资格劝人不要杀生呢？那是人家的选择——“我的思维和对生命的理解和定义和他们已经不一样，那应该是谁劝谁呢？” 博巴：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评论和发表自己的观点，我反而认为应该多一点这样的讨论。对于我，我个人的观点是，在那么多人不停点灯自己的生命之时，我没法说这不应该。我在努力尝试进入他们的内心，去倾听和观察他们的内心，而不是基于自己原有的认识去评定。自焚对我的触动，已不再是技术性的解释和解读了，而是让我更深入的反思和思考一些关于更个人化的如生命，意义，价值等等的理解。 王力雄：这样说有些玄虚了，容易落入似是而非。对自焚的态度不是只有该和不该两种。作为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更应该跳出该和不该，在该和不该之间的广阔地带去思考和讨论。自焚并非是一个不问缘由的宗教仪式，而是有目标的，如很多牺牲者遗言所表明的，是为了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回家等。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目标，是不是应该被当做最需要考虑的。普通民众只能用一死来为之效力的话，如果知识人和领导者却在一旁观看，甚至期望死亡数字的积累可以有助于达到目标，那就成了失职，甚至是罪过。知识分子和领导者的作用是什么？不就是提供智慧吗？ 不能仅仅跟在百姓后面思考意义，在口头上表示理解，那有什么智慧在其中？又有什么意思，需要你干什么呢？智慧的表现是能够找到方法，能够引领民族和民众走上通向目标的道路，能够以最小的牺牲，去得到最大的收获。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流亡西藏的领导者还没有起到应有作用，既然宣称代表着六百万藏人，在一个接一个藏人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牺牲时，就应该让人看到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领导？如果只是表示“停止自焚取决于中共”，一切停留于此，就不免会让人产生自焚被当成了筹码的感觉。 博巴：我记录过这样的感受：“一件件几乎可评估会发生的事件之后，若只有道德谴责，悲情宣扬，对外诉说甚至真实记录，整个群体的情绪和大脑若被具体的个体事件牵着走甚至疲于奔命，而顾不上或已不能自控去客观思考和讨论突破结点和根治办法。那么事件既无法避免，其效能也会随时间而式微。那些拔剑自刎的确西纲珠勇士们，如今还有几人知？” 王力雄：你这种思考我是认同的。但是你前面说的“我的亲人真有说要准备去自焚，如果他真想这样，我会给他送行”，说实话让我感到有些恐怖，我希望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会真的这样做。 博巴：我的确这么认为。或许有一天，当我自己认为这也是一种选择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这可能是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不同。 王力雄：跟那种说自焚达到两千人就会起作用，自己却只是在旁边计数的人比，你能说自己也会去做，在我看也算得上是英雄了。 博巴：有时活着并不一定比死去容易。 王力雄：我觉得尽管这可能是你真实想法，但是自焚的死，那种火焰燃烧每一寸皮肤和每一个细胞的死，无论如何不能说比活着容易。 博巴：很多人很难去理解和感受这个民族的苦难和那份痛彻心扉的痛。 王力雄：你也可能这样看我。希望我跟你说这些话，不会被当做北京人所讽刺的那种——“真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2012-11-19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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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2 05:41 PM PST
台灣勞工的社會基本權利問題，在政客互相攻擊和緊急救火的鬧劇中，被擱置一旁。勞工在經濟政策中受歧視，本身就是國家責任，却都被以具體執政或法源名義推諉、迴避。 近日台灣爭論最多的是財政預算困境。總統馬英九因大談台灣經濟下滑，大家要"共體時艱"，已經引火燒身；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發表專文，警告台灣正陷入與歐洲債務危機類似的險境。財政真的陷入破產危機了嗎？其實，這一輪爭議如此熱鬧，起源還在勞工抗爭。10月28日近三千勞工打著"政府混蛋，台灣完蛋"的大標語，"讓雞蛋飛一會兒"，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蛋襲總統府，超越具體議題，抗議政府的整體經濟與勞工政策，展現出多年未見的集體力量。 近千萬勞工人口受威脅 這一波抗議，蓋因馬英九連任就職以來，決計以低薪勞力吸引台商回流和陸資來台，拒絕外籍勞工納入基本工資；同時不顧台灣青年失業率上升，計畫明年增加萬名以上外勞配額；而勞工實際工資十幾年裡未升反降，政府卻漠然無感，仍然決定暫緩調升基本工資。這些社會不滿正在積累，突然傳出勞保基金瀕臨破產，引發近千萬期盼勞保養老的底層勞工民眾恐慌，造成抗議爆發的直接引信。政府官員急忙救火，多方表態，信誓旦旦，勞保絕對不會倒。可是，改革方案中提出如有缺口"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的條款，卻在跨部會審查時遭到反對，認為這屬於社會保險，應該用提高保費和減少給付的辦法保證自給自足，不能牽涉政府預算。而公教人員保險基金，因為政府是公務員的"顧主"，當然要撥補缺口。 於是，政府是否有義務保證勞工退休等社會福利保障，這個問題轉眼間華麗變身，成了為甚麼軍公教人員能有旱澇保收的高福利。沒幾天，今年軍公教退休人員相當於一個半月給付的年終"慰問金"被正式取消。這道煙火立即又延燒到立法委員號稱9A的九項（其實涉及十五項）特別補助費，現在每人至少要削減84萬元台幣，合計節省開支近億元，而社會仍在質問為甚麼不能全數取消。再者說，如果要"共體時艱"，馬英九總統每年四千萬的國務機要費，就都拿的那麼合情合理嗎？ 護航財團漠視勞工 可歎勞工的社會基本權利問題，在政客互相攻擊和緊急救火的鬧劇中，被擱置一旁。台灣勞工在經濟政策中受歧視，本身就是國家責任。總統府、立法院、行政院都不應以具體執政或法源名義推諉，可是目前這三家卻都刻意迴避。政治被簡化為國民和民進兩大黨之爭，而兩黨，特別是民進黨，又受到歷來選舉政治積澱起來的立院黨團之爭所左右。立法機緣，也是立委揪團抓辮子藉機鞏固票樁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機會。結果，很多重大政策轉變，都在小節計較、政治利益謀劃下貿然推出。 2010年，以促進企業更新換代、吸引台資回流、促進經濟發展為名，國民黨和民進黨在惡鬥表象下聯手，將此前佔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一舉降低到百分之十七，國庫收入至少銳減數百億台幣年收入。辯護者振振有辭說這是向新加坡看齊，比香港的16.5趴還要高一點，卻無視這比大多數成熟資本主義市場國家的稅率都低，更無視台灣並沒有配套措施如新港兩地那樣吸引外資。結果，儘管有外媒將台灣評為投資環境佳的地區，真正來台的還是台商和台商名義下進入的陸資。而且，雖然立委和政府官員意圖用減稅和低薪勞工吸引投資並促進產業轉型，實際上並沒有集中於產業的投資返台到位。大部分資本湧入都轉向了金融和地產，不但將房價炒高令青年和勞工族難以承擔，而且大肆搶占瓜分沿海公有地和農田資源，從度假村到精密工業園區，經年累月的結果，大多成為地產開發倒手生財的捷徑，少有真正致力生產的製造業。 就拿蔡英文這次論述"財政危機"的文章來說，其中六項建議，全部指向福利政策私有化和地方政府財權獨立。前者顯然不能解決國家對勞工的責任，不利於將勞工權益逐步提升到與軍公教人員相類。而後者，則完全忽略了地方政府將發生依賴舉債財政的隱患。究其實，和國民黨的立場並沒有根本區別。 立院政治庸俗化與封閉的媒體 每屆立委，總有年輕新進，能夠從大處著眼展開有力論述。但整個黨團政治的氣氛卻是拉人向下。例如，中央研究院法律所黃丞儀受邀出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全體會議並發表意見，為此特別做了認真準備。孰料剛剛輪到他被指名到台上發言，就受到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的粗暴質疑和指責，聲稱只有官員才能到立法院委員會備詢。假若這只是柯建銘這位立院混了將近二十年的黨鞭忽略了憲法相關條款倒也罷了。更為惡劣的是，在黃丞儀未發一言就被迫離開之際，柯建銘的助理竟然跑來要他將準備的發言寫成修法草案供立委參考。也就是說，你的有價值的意見，必須要經過我的身份和嘴巴，才能公之於眾，否則就讓你閉嘴。 這樣的事件，兩大黨控制下的大報和電視台，都沒有興趣報道。好在還有網路，還有臉書，我們得以瞭解這些細節，並進而反省──台灣民主出問題了嗎？問題在哪裡？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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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2 05:30 PM PST 
温家宝20日晚上抵达泰国首都曼谷（图为温家宝接见当地华侨），并发表讲话。他说：
“为了追求真理，即使我死九次也不后悔，为了自己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得诚实和正直。” 还说“我为国家献身已经四十多年。我希望人们把我忘记──包括华人、华侨──把我忘记。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几千万华侨华人。” 这里敦请温家宝嘴下留情(：) 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很多语言都在转意， 例如： 为人民服务， 现在的意义就是指说谎唱高调； 爱国，就是让你去送死； 共产主义理想，就是指胡说八道； 公仆，就是指当官的厚颜无耻； 雷锋，就是指傻瓜； 等等。 可是这些词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几十年前这些语言都曾经让一代中国人激动过，献身过。 抗日战争时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就是在爱国的旗帜下响彻中国的， 五十年代的中国人曾真的将为人民服务看得比钱重要，带着红领巾的中国儿童曾经真的以为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理想就要在他们手中实现。 曾几何时，这些词已经成了使中国人感到酸楚的笑料，它们臭的连中宣部都不屑再用了。对于中国人，这百年来的历史，不是谎言重复了百次就成真理，而是好话和真理被共产党用了百次变成了讥讽和垃圾。所以在共产党管治下，中国的词典中的好词愈来愈少，每一代共产党领导人一上台都要绞尽脑汁想些新词来行政卖单。 例如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江泽民：三个代表；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 现在习近平又要说什么呢？ 可能还在想哩，是什么东西过几天大家就看到了。但是他说什么，是不是什么就要倒霉呢？ 中国人已经信心严重不足了。 共产党如果真的统治百年，中国的词典可能就不成为词典，而变成山海经了。 现在温家宝要离去了，温家宝在位的时候给人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眼泪。所以眼泪在中国已经有了另外的含义，词典中要花很多篇幅来解释，这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像爱国，为人民服务这些词老百姓讨厌可以不用， 但是眼泪却是不可以不流的。 弄得每一个中国人伤心流泪的时候都要说明一下，我流的眼泪不是温家宝的那种眼泪，以区别意图，大家说有多不方便？ 说到这里，大家也猜到我为什么要请温家宝嘴下留情了。 敦请温家宝嘴下留情的完整意思是， 温家宝在任的时间，他的语言和行为污染和改变了很多中国词的含义，这是他的工作的需要， 可以说不得不为之。现在要离去了，就不必了，应该少说几句。说得愈少，中国词典就会少一些词遭殃。他现在毕竟贪污嫌疑背身，再去说什么诚实和正直， 将这两个词也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将来中国人还用不用？ 另外他要中国人忘记他， 恐怕也不太容易。因为他的贪污的事还要等历史做出结论。 有些民运分子为了自己快进狗笼子私自许愿，说什么只要共产党能够让权， 以前的贪污一律不追究。这话大错特错，为了自己当权， 拿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交易，实在有些无耻了。对老百姓来说，阿毛当权，阿狗当权，还不都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这些民运分子也太天真了，共产党是小孩子任你哄？他们一个个日进万金，夜抱鸳鸯， 听了你的不追究， 就将这个狗笼子让给你。 再说中国的事情，重要的不是换哪个人，现代人哪个不是共产党的模子中刻出来的？ 差别绝对不到天使和魔鬼的程度，所谓无官不贪，与无民不盗之中的血缘关系总有一天会有中国学者将它考证清楚。 现在的中国情况套用网友慕容的话说是： 民逼官改， 官死不改， 奈何？ 官逼民反， 民亦不反，赖活！ 但是历史总不会让这种不冰不烫的温汤水情况继续下去的， 等到中国历史找到出口的时候，温老先生如果还活着，是一定会记起他的。 中国人总有一天明白， 犹太人为什么二战后坚持不懈地寻找当年的战犯， 对他们公开审判，事实是要想回到公正， 这是起码的第一步， 然后才是不让这些事再不发生的问题。过去的不能讨回公道，将来的不公道就有侥幸生存的理由，无从谈起。 到那个时候，虽然温老先生说死九次都不后悔，实际情况可能让他死一次都是不需要的。 但是让他将非法所得的财产吐出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知道对于大部分共产党分子来说， 这个吐恐怕比死九次更难受， 正因为这样这个吐才对中国才是非常必要。 当然温老先生如果能够有幸在中国变革前离世， 他就可以逃避这个审判。 尽管这样，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他将被以贪官的名义登记在中国历史的贪污榜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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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Nov 2012 05:22 PM PST 
十五年前（1994年），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题为“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篇专论，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和人有追求自由、自治的权利等角度，阐述西藏人民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是合法、合理、合情。
十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关注西藏、为西藏人权呼吁；也有相当一些人走向支持西藏独立。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却一直强调走中间道路，即不走两极：放弃西藏独立，也不接受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但要求高度自治（包括民主选举）。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藏汉会议”上，达赖喇嘛到会演讲，仍坚持这一路线。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选总理桑东仁波切的讲话，也是强调这一点，仍期待有机会跟中国政府对话，使西藏获得真正自治，达 到“双赢”。和以往不同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从重点在西方、关键点在中国政府（谋求和北京谈判），转向了中国民间；尤其开始重视海外中国知识份子，想通过他们传播西藏的真实。 ●民主和专制能共存、双赢吗？ 我也参加了这次在日内瓦的题为“寻找共同点”的藏汉会议。在桑东仁波切总理致辞後接受自由提问时，就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和“双赢”企图，我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专制和民主这两种价值，以及其实践，在一个体制下共存过？甚至“双赢”？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桑东仁波切政府在追求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方向？第二：中间道路有没有限期（deadline）？流亡政府放弃西藏独立的决定，是不是剥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后代对国家前途的选择权？ 桑东仁波切曾说，他们谋求的是“在中国宪法精神下的真正自治”。而对于“中国宪法精神”，恰好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去年底在北京记者会上有说明，他说，中国宪法精神就是“三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针对西藏问题）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共产党的领导，谁都知道，就是专制统治；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经济往哪个方向走，一切由共产党说了算；而民族区域自治呢？朱维群用“排除法”说，不是联邦制，不是邦联制，也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更不是达赖喇嘛的真正自治，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制。随后，朱维群语气蛮横地说，“在中国搞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这个搞法，没有别的搞法，没有别的什么‘真正的自治’。” ●不能期待“善良的狼” 朱维群还说，我们从来没承认过西藏流亡政府，只是跟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触，谈的是达赖喇嘛如何“改正错误”，争取我们的“谅解”。表现好，可以让他回来，“最多再加上他身边一些人”也可回来。面对众多外国记者，朱维群毫无最基本外交礼貌地宣称：过去这些年，中央政府跟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触，就是谈这些，将来也不会改变！那种霸道，真令人头皮发麻。 我向桑东仁波切总理请教说，共产党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西藏流亡政府还期待跟北京谈什么？跟共产党的专制要“真正自治”，等于期待有“善良的狼”，“羊狼共存、双赢”。人类有过这种先例吗？ 桑东仁波切回答说，中间路线是经过流亡藏人公投，多数赞成的；并说不久前的流亡藏人代表大会，最后 ，多数仍是支持中间道路，它是民意的体现。 我则提到，流亡藏人只有13万左右，即使全部都同意中间道路，那也不能代表西藏境内六百万藏人的意愿。流亡政府这样做，是不是剥夺了那绝大多数西藏人未来的国家选择权？ ●西藏问题的根本，不是保存宗教文化 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号、国旗、元首、首都、货币、护照、军队、税收等等。即使清朝后期，以及蒋介石民国时代，西藏也不是它们的一个省；只是五十年代初，被中共军队占领了。 今天，西藏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宗教、文化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存亡问题。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备受藏人爱戴。但按照民主原则，不管地位怎样崇高的领袖，都没有权力决定人民的国家选择权。西藏的前途，应该由 六百万西藏人民公投决定，而不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官员决定！
西藏青年大会副主席葛玛益西和议员葛玛秋培等就曾提过，“我们少数流亡藏人无权否定历史上即为独立国家之人民的恢复独立的权力，我们也没有改变西藏民族后代之前途的权力。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现在六百万西藏人民正遭受中共的政治专制和殖民统治，无法发出声音。但从西藏境内多次藏人游行示威的口号可以看出，多数西藏人民要的是西藏独立！过去这些年来，我在印度、欧洲、美国等地直接采访过上百名藏人（和藏人群体接触的人数当然多很多倍），我对他们都问过相同的问题：要自治还是独立。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其他全部都说要西藏独立。我曾当面对达赖喇嘛说，我采访过的全部西藏人都要求独立，只有一个不要独立。他问，是谁？我 说，就是你！达赖喇嘛只有用他魅力无穷的哈哈大笑来回答。 ● “有没有可能”和“应不应该” 当然，我完全能理解达赖喇嘛的一片苦衷，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正在被毁灭，汉人大量移民西藏，中共推行汉化政策，希望像内蒙那样解决“西藏问题”（今天内蒙2380万人口中，汉人已占80％！而处于少数的蒙古人，据说四人中已有三个被汉化）。有些支持中间道路的藏人说，中共太强大了，寻求独立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他们的思维也被“汉化”，像工于心计的中国人那样想问题，什么事都先想到“有没有可能”，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先问“应不应该”。 我在这里要特别重复、重点强调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的根本不同：中国人（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可能？而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应不应该？换句话说，他们首先想到的 是原则，是理念。而凡事有了理念，坚持原则，不懈奋斗，成功一定就有可能。所以西方人可以提出“不自由毋宁死”，而不是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著”。正是西方人首先想的是“应不应该”，而不是“可不可能”，所以自由和繁荣才最早从西方开始。 ●独立、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 犹太人复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还不像西藏人这样，一直有自己的家园，而是流散世界，曾长期没有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经过多年的追求、奋斗，更有流血牺牲，最后终於复国，建立了以色列这个独立的国家。但就在建国次日，周边的五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入侵，不让它生存。当时这五国有四千万人口，以色列只有60万，刚宣布建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危在旦夕。但以色列人不是想“有没有可能” ，而是想建国“应不应该”。最后，选择坚守自己的家园，绝不屈服，全民奋战，终于打败入侵者，保住了这个新兴的国家。 近年获得独立的东帝汶也是坚持了西式的“应不应该”而成功。东帝汶才80万人，不到印尼两亿人口的0.5％。在苏哈托军事政权专制三十多年中，如果按照“可不可能”的思维，那独立就连想都别想。但最后，东帝汶人成功了，因为他们的领袖和人民，坚持的是理念原则，而不是绞尽脑汁琢磨操作上的可能性。 科索沃也是这样，面积才一万多平方公里（原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只有200万人口，不到塞尔维亚的五分之一，但科索沃人坚持要独立，经过多年的奋斗，最后，也梦想成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至上月底，已获得国际上62个国家的外交承认。他们初期的艰难，同样令人感到“不可能”。 联合国刚成立时，全球才50多个国家，现已近200个，等于增加了四倍，说明独立、分离、民族自决，是世界潮 流。关键是看这个民族的决心，尤其是其领袖对国家前途的认识是否清晰和坚定。 ●跟流氓论理，是君子的错 今天，任何谋求跟中共要民主、要真正自治，都是与虎谋皮，完全没有可能！至于提什么中国的宪法精神，即使作为策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共产党本身都从来不按自己的宪法行事；宪法是花瓶，你以为那里能长出鲜花，那是你的错。 今天西藏流亡政府应该做的，是认清现实，尊重真实；这个现实就是，中共政权无论如何都不会给藏人真正的自治，这是专制者的本性决定的。不管你怎么让步、怎么妥协、怎么磕头、怎么恳求，全都没有用！
举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达赖喇嘛本人的确是发自内心要放弃独立，他千百次地在西方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并通过他的代表直接无数次地告诉北京。但中共硬是把“藏独”这顶帽子“钉”在达赖喇嘛头上，然后，用其绝对控制的媒体强力宣传，于是十三亿中国人一致认定达赖喇嘛是“藏独”的罪魁祸首，对他痛恨万分。面对中共这种流氓，你要拿它当君子一样去论个理，不是中共的错，是你的错。人家清楚地按独裁者的原则、理论行事；而你原则没有，理念不清，要斗过人家，怎么有可能？
那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共独裁政权，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怎么办？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被中共占领了；必须结束共产党在西藏以至整个中国的专制统治，联合所有人，推动中国民主。 未来中国民主了，六百万西藏人民用公投决定自己的前途。如果那时（民主）中国能够尊重藏人的选择权，平等对待西藏民族，那么达赖喇嘛可以提出，希望西藏留在中国，实行高度自治（只能是建议，不能是决定！）以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崇高声望，多数藏人很可能会听从。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须尊重全体西藏人民的选择。 ●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 今年达赖喇嘛已74岁。他不仅是西藏历史上十四位达赖喇嘛中最长寿者之一（有九位达赖喇嘛寿命不到50岁），更是走向世界，在全球最受欢迎的精神领袖之一。既然过去二十年来致力跟中共谈判的“中间道路”毫无成效（今后也不会有成效，这是必然的），就应该改变策略，把重点放在向世界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西藏历史上是独立国家的真实；多数西藏人民 要求独立的真实。由此积攒国际上了解真实的人们支持的力量，同时也促使更多西藏境内的藏人觉醒。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人民的觉醒上，而不是寄托到中国统治者的开恩上。或者说，不要寄望于统治者的变化，而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后产生的力量。 现在的中间道路明显是走不通的，而向世界传播西藏的两个真实，也不是可以立即见效的。既然都不能获得明显效果，那为什么不走真实的道路？而且，只有走真实的道路，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结果。一味谋求跟北京谈判的妥协政策，只能自我麻痹，涣散斗志，在给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背书”的情况下，误导西藏内部的藏人。导致他们也不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不敢想像独立的可能，还会产生“沉默螺旋”效应，使他们认为，无论是境内还是海外的藏人，多数都不想 独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心里想，那就干脆放弃吧。 ●西藏人民的觉醒是关键 至于说强调西藏属于中国，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支持，那也是本末倒置。因为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是看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觉醒程度和抗争的力度。从以色列复国，东帝汶独立，科索沃建国，更不要说当年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等等，全部的例子，都是靠本民族的努力，而不是依赖殖民统治者内部的知识份子觉醒。对方民族的知识份子发出良知的声音是宝贵的，但不是关键，更不是“前提条件”。 以达赖喇嘛在当今世界的崇高威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关于西藏的“两个真实”，是绝佳的机会。一旦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如果找到“转世”，还要至少近二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成年的“达赖喇嘛”；更不要说，要 达到现在这位达赖喇嘛的全球性声望，岂止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因为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他的气质、风格、为人的谦恭、对他人关照的细心、孩子气的率真，坦荡的开怀大笑，以及他讲话时特有的劲头等等，都是独特的，无法模仿的。这种世界性声望和爱戴，绝不是将来哪个人叫“达赖喇嘛”就可以达到的。如此可贵的“个人资源”用在“中庸之道”上，实为一大遗憾。 ●藏人心底的呼唤是“独立” 我丝毫不怀疑，在绝大多数西藏人的心中，独立是他们发自心底的梦想。只是由于面对中国恶龙的霸气和暴政，他们不敢发出真正的声音；由于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巨大尊敬和爱戴，他们以宗教情怀推崇达赖喇嘛的政策。但自由是每一个人心底的渴望，挣脱强权的压迫、建立自己的家园， 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一路浴血奋战所争取的，西藏人民绝不会例外！ 达赖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人，如果转向重视多数藏人内心呼唤的“西藏独立”，传播这个真实、这个现实，让世界更清楚这个真实，尤其让每一个藏人知道他并不孤独，让每一个藏人心中的梦想都继续燃烧，这种梦想的燃烧，就是为恢复一个独立的西藏国铺路！无论道路多么艰难，无论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但这是一条迟早必定要走的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脚下开始？！无论这开始的一步多么稚嫩，在漫长的复国道路上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它是通向心底呼唤的道路，通向梦想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在迷失的道路上跑一万米，不如在通向梦想的正确道路上挪一寸。无论任何人，为实现自己梦想所作的每一丝努力，都有潜在的巨大力 量：因为它真实。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追求梦想的结果！西藏人的梦想，也迟早必定会成为人类梦想成真的一部分！ 2009年8月24日于美国；更多文章请见caochangqing.com
——原载 《观察》，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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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2 10:21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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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2 02:20 PM PST
张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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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Nov 30, 2012, 6:07:25 AM11/30/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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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Nov 2012 06:50 PM PST
因反对中国当局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辞去文汇报工作的程翔，透过中共十八大港澳代表的数目，推算香港至少有40万地下中共党员，约占本港人口约5%。他又指，香港每日有150个内地人来港团聚的单程证名额，是内地党员来港途径，相信多年来已有数十万中共党员抵港「充实力量」。
程翔的文章以《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为题，指出港澳今年首次联合党代表团参加十八大，名单上有两人「无名无姓」，正是见不得光的地下党员，很难从现有资料推算其身份。 香港多家报纸报道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早前选出16名香港党代表，除驻港官员和中资企业负责人外，还有两名土生土长港人。官员方面则包括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副主任李刚、郭莉、王志民，以及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长郝铁川。在港国企党代表则有中银香港总裁和广北、招商局国际董事长傅育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中旅董事长张学武。但报道没有透露两名土生土长的香港党代表，但表示这两名「地下党员」鲜少出席公开活动。 程翔表示，十八大代表共2270人，代表全中国约8200万党员，如果将港澳特区等同内地直辖市地位，推算港澳团16名代表，等同代表香港和澳门分别约有40万及5万名党员。 他说，港澳两地党员总数若真的为45万，占两地人口约6%，和中共党员占全国人口6%相若，相信数字不太离谱。而每日150个单程证名额，程翔指正是中共渗透本港最佳途径，因高峰期一个家庭团聚名额可炒高至100万元，民建联数年前更提出增加名额。 他说，若单程证名额中有三份之二被党员占用，即每年有多达3.6万党员来港，亦可印证中共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提到要「在实力的基础上过渡」方针，正是大派党员来「充实香港」。程翔的文章见于昨天的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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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Nov 2012 06:2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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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Nov 2012 06:2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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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Dec 1, 2012, 6:03:25 AM12/1/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鲍彤：十八大的看点在於其外和其后
- 管见：十八大谱写“屈从于寡头”新篇章
- 盛雪：西藏之痛 中國之恥 文明之殤
- 乐尚嘉：中国没法有罢工险
- 林楠森：人民向左转
- 鲍彤：从阳光法案的命运看温总理的胆识
- 製造敵人是危險的——呼籲釋放李必豐
- 胡少江：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
- 汤志敏演讲：为什么要支持西藏人民
- 张朴：让火焰照亮自由的道路――论藏人自焚
- 凌鋒：中共紅三代葉明子、萬寶寶、李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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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2 01:09 AM PST
不能说十八大没有现实感；但對一道路二理論三制度的“三个自信”太令人陶醉了。不能说這種陶醉是真实的；也許出於對喪失權力的恐懼，它非強作鎮定不可。於是，剩下來的,希望，只能寄託在翻番上。GDP拜物教難道真的是解決社會矛盾和保護生存環境的萬應靈丹嗎？十八大的亮點究竟在哪裡？ 十八大畢竟是歷史瞬間的一幕。它的作用和地位不宜由 “主旋律”自說自話，應該請旁觀者作結論，需要交給時間去論定。 體制決定會議。老人干政凡五十年，給中國造成了多少歷史性悲劇！我願意替胡錦濤先生說公道話：他潔身而退，為中國共產黨開創了老人不干政的範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屆的常委們，包括曾經擔當過核心重任的江澤民先生，既已卸去公職，想必都在向胡錦濤先生看齊。 胡先生為七常委創造的依法行使職權的條件，乃是當年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所不可能企求的。而今而後，再也沒有早請示晚彙報了，功過是非悉由七常委負責。“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依法行政，以民權和民利為重，中國的事情是可以辦得很好的。 十八大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更不可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市場上曾经出現過一本暢銷書，題目叫做《他改變了中國》。難道是他一個人造成了腐敗的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前途，不取決于任何個人、任何政黨、任何階級或階層，而取決于能動的十四億人的力量的總和。每個人都在起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或是積極作用，或是消極作用，“給力”是一種作用，“不給力”也是一種作用。 十八大的看點，與其說在十八大之中，不如說在其外和其後——包括由黨內黨外、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種矛盾千變萬化導致的形勢的發展，包括各地各界民眾每日每時的活動和訴求，包括十八屆中央的秘密度或者透明度，包括國內外輿論對新領導的批評和監督。最重要和最可貴的，是壓力和陽光。壓力和陽光，是造就大政治家的絕對不可或缺的動力——唯有毛鄧之徒，卻本能地把黑箱和讚歌當做維穩的本錢。 2012-11-18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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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2 12:30 AM PST  中共十八大闭幕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中全会开过了，十八届政治局七位常委亮相（见图），胡锦涛全退…… 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有意思的吗？仔细看看，哦，还是有的。 十八大闭幕之际，胡锦涛又一次作他的"重要讲话"。一向谨慎的胡锦涛，这时居然放肆起来。他对会场中的代表们说，"我们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要"切实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全党都必须贯彻"十八大精神"么？ 大会闭幕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开会。后来从电视上看到，他们手拿印制好的选票，投票"选举"新的中央机构──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们怎样"举"的，怎样"选"的？ 而在当时，所有的外界人士，所有的非十八大代表，以及所有的未当选中委或中纪委的十八大代表，只能和那些在人大会堂东大厅的记者们一起，在现场，或在电视机前，等待中共新的中央机构的"选举"结果。快12点的时候，结果揭晓了，七位当选常委出来见了记者。 然后，中共新老中央领导一起会见十八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这是一个不多见的举动，以往的大会似乎没有这项安排。此举用意很不错，但新华社的报导，还是点出了事情的实质──"2600多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怀着激动的心情，期盼着领导同志到来"。 领导人会见代表，对组织程序有所弥补，但终究还是体现中央领导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 中共历史上，从一大到四大，都是大会直接选举中央机构。中共当时还很小，到四大时，2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选出中央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五人，以及五人的中央局，事情比较简单。后来，到五大时，中共的规模有明显扩大，82名代表，代表全国近五万八千名党员，它选出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结束后举行一中全会，中央委员们选举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由此而形成为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这样就出现一个现象，即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完全是自行其是，而大会结束时，代表们不知道中央机构组成的结果。这就埋下了全国代表大会权力虚化的伏笔。在当时，这或许问题还不大，因为中共处于非法和战争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有相当的合理性。 中共掌握政权以后，基本上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然而，它的权力集中趋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为强化，权力向中央委员会集中，向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集中，甚至集中在党中央主席个人的手里。 这种倾向，在战争时期已经出现，体现在六大到七大之间间隔近17年，体现为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而中共建政以后，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先是建国后近七年才召开八大，而九大更在八大之后拖了近13年。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对全国代表大会的随心所欲表现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逝世后，个人独裁的惯性有所削弱，但少数寡头以幕后博弈达成交易，操纵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依然将全国代表大会玩弄于股掌之中。 不过，即使到十七大，少数寡头凌驾于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是实际情况，却还不至于公然蔑视后者，而在十八大之际，中共党内高层中爆出的丑闻接二连三，权力换届的博弈，复杂程度骤然升高。各方激烈角逐，实力与利益的格局云谲波诡，几经变化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及一中全会中的"选举"，似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胡锦涛公然要求代表们"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媒体也匆忙地明确代表们在"领导们"面前的身份，甚为微妙。 根据中共的章程，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两者之间，既然前者产生出后者，后者向前者报告工作，不言而喻，前者的位阶更高一些。 胡锦涛提出放肆的要求，应该有他的苦衷，问题是，这个要求意味着，寡头操纵的黑箱政治似乎触及到某种极限──中央委员会凌驾于全国代表大会之上的局面，以及寡头小圈子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局面，正在挑战党心。两千多党员代表，八千多万党员，即使再麻木，恐怕也难以永远容忍寡头黑箱政治对人的操纵吧。 照理说，中央委员候选人的酝酿在大会中进行，时间上还算有保证，而一中全会要在几个小时里完成候选人的从"举"到"选"，实在仓促得很。反过来，既然寡头们已经确定了方案，选票已印制好，那么，中央委员们听听"重要讲话"，再投票计票，有个把小时足矣。实际却不然，十七、十八两届的一中全会，都超出事先估计的时间很久。其中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中共高层自己不把它的十八大当回事，只是把它作为将"中央精神"包装为"十八大精神"的工具，如此心口不一，势必将其"党格分裂症"越弄越严重。 本来可以这样：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后，在一中全会期间休会，而一中全会则邀请各派的代表人物到会，说明他们各自对未来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更为合理的安排则是，大会授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监察组，监督一中全会的选举。中央委员们自己完成"举"和"选"的工作，然后，中央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式上向代表们报告选举结果。 选举之事，本来是很严肃的，本来是急不得的。中央委员"选举"以预选作弊，一中全会选举仓促走过场──中共在专制与民主之间走钢丝，实在走得很辛苦。 事情弄成这样，冠冕堂皇的十八大及其一中全会，既没有正常的举，也没有正常的选，而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赞扬"中国的选贤任能优于西式民主"。但是，世人看得清清楚楚，十八大"选贤任能"时尽显尽论资排辈、按年龄划线之特色，且在寡头控制之下，甚至不惜作弊。与"西式民主"的群众基础相比，中共代表大会屈从于中央、屈从于寡头，根本不足为训。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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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2 12:25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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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09:45 PM PST
中日关系紧张引起的中日经贸下滑，受损更大的其实是中国。受到中共势力策动的在华日企罢工，使得日资保险公司放弃了在华日企罢工险，可中资公司却接不上手。因为中国法律不许罢工。这样的怪圈再次说明，没有政改的中国经济发展是有限的
在华日企风险增大，日资放弃了罢工险
大概是因为本次中国反日风潮来势凶猛，大概是本次中国反日浪潮中带有太多非理性行为和带有明显的政府操控迹象，日本各大损害保险公司估计当前在华日资企业风险太大，近日已暂停办理在华日企的罢工险。如果保险公司的这种决定持续下去，日企在华投资风险将加大，中日经贸关系将会受到进一步打击。
日本保险公司近期停办在华日企的罢工险，是与当前中日钓鱼岛争议激化有关。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固然是日本政府内外右翼势力猖獗所致，但与中国政府内外的极端分子不惜推波助澜、扩大事态也有关。在中国各地的反日风潮中，明显有中共政府势力在唆使指挥，打砸抢分子肆无忌惮，多家在华日企停产减产。因此在华日企的风险陡然上升，保险公司的风险随之增大利润率下降。日本的保险公司可能也是无奈暂停在华日企的罢工险，但其客观上将影响中日贸易。
中日经贸下滑，中国受损更大
中国有人认为，钓鱼岛引起的中国反日风潮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远大于中国。其实，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贸下滑对双方的打击都是很大的。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450亿美元。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中国占日本2011年进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二和第三的美国和韩国分别占12%和6%。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这超过中国与另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外加英国的贸易额总和。中国有人以为中日关系紧张之后，中国去日本游客将会减少许多，日本因此受到损失。的确如此。不过中国游客到日本最多一年的是2009年，那年为140万人次。而2011年中国是日本排名第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到中国的日本旅客超过365万人次。来华日本游客如果减少，中国的损失将会更大。
更麻烦的是，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日经济均不景气。当今世界三大经济活跃区域——北美、欧洲和东亚，北美、欧盟都有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没有。面对欧美市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前一阶段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开始商量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以求增加彼此间贸易，可多少弥补一些对欧美贸易的损失。虽然三国不同之处及历史恩怨太深纠葛太多，一时难以达成，但将此作为提升各自经济提振各自出口，毫无疑问是正途。可在中日双方政府内外极端分子引起的中日经贸下滑，对不景气的中日经济双方不啻都是雪上加霜。
在华日企的罢工险，由谁来接手？
不过，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都很猖獗，而中国的极端分子也始终存在且有时占据中国权力机关内主导地位，可是中日经贸一直在发展，从长远来看，中日经贸往来发展是无可阻挡的。因此，清醒的有理性的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大多数，而不少日本的企业家也不会因为右翼势力的蛮不讲理而放弃中国市场。
在这个长远的市场战略意义上不得不说，那些暂停办理在华日企罢工险的日本保险公司是非理性的，是目光短浅的。从眼前的经济利益来看，那些放弃在华日企的日本保险公司同样是短视而愚蠢的。
固然，日本企业即使到了海外，依然喜欢将各种商业服务业务交给日资企业。可现在绝大部分日资保险公司停办在华日企的罢工险，那么那些在华日企只要还准备在华继续经营下去，只有寻找其它保险公司。无论是在世界保险市场上，还是在中国保险市场中，毕竟不是只有日资保险公司的。
应该说，在华日企罢工险是一块不小的业务。问题是在中国在自己家里，中资保险公司居然不可能吃到这块业务。
中共不准罢工，中资保险如之奈何
中资各保险公司都不开设罢工险种，涉及罢工险的只有海上货物运输罢工险，这是根据1986年通过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际保险条款》设立的，是针对有关中国货运业务在国外遇到罢工所造成的损险的。而中资保险公司之所以都不开设罢工险，不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罢工风险，也不是保险公司在此险种中没有利润，而是现行的中国法律中没有罢工权利的空间。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没有企业员工罢工的权利，可是《刑法》及其它法律对罢工行为也没有相应明确的惩罚性条款。所以，对于这种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中资保险公司是无法为其设计、制订相应的险种的。
中国不仅在法律上没有罢工权利，而且中宣部禁止在公开的媒体上有罢工两字出现。然而中共禁止罢工，不等于中国大陆上就没有罢工。去年，珠三角的代工厂掀起了一股罢工潮，出租车司机罢工在各地出现，上海还出现了集卡司机的罢工。近日，中共党内某些势力竟然也策动各地日资企业罢工。
罢工本是劳资协商过程中众多手段和工具中的一种，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体现、暴力对抗的体现。在长期的宣传中，共产党自己也相信了这样的说教。一旦中共自己掌握了政权，变成了资方，它就决不允许罢工，把员工的罢工视作反抗现行统治秩序、反抗自己并准备推翻自己的行为。
在中共的严酷高压下，现实中的罢工的确很少出现，甚至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现。问题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罢工，虽然少但一旦爆发往往是十分激烈的，其与资方及资方后面的整个统治秩序十分对立，通常蕴含着暴力，一有星火即燃。这样，中国大陆事实上的罢工也就真变成了共产党宣传中的弱势民众与统治者对抗的表现。而这样的罢工其风险尤大。难怪没有了罢工险承保的外资在华企业，风险是很大的。
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一再显示，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的中国发展是有限的。日资保险公司放弃在华日企罢工险，而中资保险企业无法接手的尴尬局面，从而进一步影响中日经贸往来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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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09:49 PM PST
林楠森 BBC中文网台湾特约记者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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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2:45 PM PST
2012-11-30
中国受腐败之苦久矣。但公布领导干部财产的"阳光法案"， 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是咄咄怪事。除非有大人物暗中作对，否则叫人无法理解。 如果大人物决心拖，也许得拖到亡党亡国之后再说。
习总书记心急如焚。履新之初，他在发出亡党亡国警告的同时，郑重告诫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空谈反腐误国，实干反腐兴邦。要实干，就必须排除万难。向全国人大提出"阳光法案"，是反腐的第一基础工程。不迈这第一步，什么"实干"，什么"狠抓"，什么"打一场反腐人民战争"，统统是误国的空谈。 在急习总书记之所急的人中，我看，最急莫过温总理。我了解过去的他，他做过不少好事。他的公职生涯行将结束，只剩下谢幕的机会了。坐失良机就是含垢忍辱。只要他主导提出建立国家各级领导人公布本人和家人财产的制度，温家宝的心迹就能得到理解，而且远远不止于此，他的令名将载入史册――他将成就赵紫阳没有成功的事，使一切腐败官僚知所畏惧，使廉洁之士免遭无端非议。还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这一法案必将成为中国廉政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奠基人自应名垂青史。
建立这一里程碑，当然不是温总一人之力所能奏功的。温总想必清楚：1989年5月8日和10日，赵紫阳曾两次向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建议公布领导人财产，就是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在邓小平的反对下归于失败的。
问题在于，现在党内高层的力量对比，和二十三年前并不相同。
何以见得？第一，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必须请邓小平拍板。现在没有了。值得庆幸的，是胡锦涛的亲自垂范。 第二，八十年代干政的元老，个个都"革过命流过血"，既存在着五十年代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邓小平，也存在着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央决策机构的陈云。现在的元老，试问哪一位"革过命流过血"？况且除老核心一人以外，其他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常委，没有任何人足以和胡锦涛先生分庭抗礼。胡先生自己不干政，其他人谁愿意以干政来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的态度坚定鲜明，重任在肩，义无反顾。在其他常委中，应该没有自愿亡党亡国之徒。 温总理果能无私无畏，有胆有识，主导提出"阳光法案"的建议，无疑能稳操胜算，得到全国反腐群体和一切洁身自好的公务员的全力支持，使自己的政治生涯得到完美的归宿。
"阳光法案"是救党救国的大事，相比之下，别的问题何足道哉？三千年之机，一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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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2:41 PM PST
簽名發起人：艾未未 廖亦武 哈金 赫塔.穆勒
在中共帝國十八大閉幕之際，地下詩人李必豐被判12年重刑，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倒退信號。
李必豐和作家廖亦武相識於四川省第三監獄，當時的大墻內，二十多名六四政治犯中，唯有他倆因酷愛文學而臭味相投，雖然在寫作理念上時有衝突，但彼此的密切交往，卻一直延續到獄外。兩人交換手稿，交換對人生的看法。李必豐是積極向上的，所以在寫作之餘，還投身民主運動；廖亦武是消極向下的，所以除了去酒吧賣藝，埋頭碼字。
李必豐二進宮是1998年，因為他將家鄉綿陽，紡織工人靜坐示威，阻斷高速公路的英勇事跡寫成報道文學，提供給海外人權組織，驚動了警方，所以在倉皇逃竄半年後，再次被捕。這次中共帝國改變策略，以所謂“經濟詐騙罪”，判了他7年。
李必豐三進宮是2011年，廖亦武從中越邊境神秘出逃兩個多月之後。仲秋的某天下午，當地國保警察按常規，打電話給李必豐，邀約喝茶談事。他去了，結果在眾目睽睽之下，冷不防，5個警察一擁而上，將李必豐按翻在地，上背銬并塞進警車。
漫長的秘密審訊，從去年9月持續到今年5月，已經在德國的廖亦武，才偶爾從國內渠道得知，李必豐因受自己連累而入獄的消息，如遭雷擊。警方推測，廖亦武的成功出逃，得到了李必豐資助或直接協助。但事實上，廖亦武的出逃與李必豐沒任何關係。
可是獨裁的栽贓故伎還是重演了。以“經濟詐騙罪”，李必豐再次被重刑12年。這是一個特殊關口，中共帝國十八大閉幕，權力爭斗告一段落，新班子登臺亮相——而在距離京城幾千公里的四川小縣城射洪的法庭上，在“此案證據可疑，也沒有受害者”的律師抗辯聲中，在幾個月中數次休庭之後，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詩人被重判。他今年48歲，三次累積刑期達到24年。
李必豐和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樣，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至今，中國歷史的象徵性人物。所不同的是，劉曉波是典型的知識精英，他在寫給廖亦武的信中，堅持不懈地呼喚中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和馬丁.路德.金，他也有對如此理想人物的自我期許；而李必豐則概括了草根階層的命運。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並不缺乏知識精英的良知和責任感，可是他們被埋葬在骯髒的下水道裏，過著老鼠一般上竄下跳的生活。這些被貧窮和專制交替輪姦的老鼠，這些一夜之間就只能選擇永遠閉嘴的老鼠，曾經擠滿中國的幾十座城市，遊行示威，見義勇為，以熱血沸騰的肉體迎接戒嚴部隊的子彈。
廖亦武承認，李必豐在這些年給過他不少黑暗中的溫暖，那種老鼠之間皮毛磨蹭的溫暖。卻沒有帶給他絲毫信任感。在他出逃前的兩個月，也就是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機場失蹤前後，李必豐請他吃飯，習慣性地探討寫作之餘，突然問他缺錢嗎？他回答不缺錢。李必豐又問缺門路嗎？他回答我哪兒都不去。
廖亦武虛驚一場，暗自慶幸熱衷用《周易》算命的李必豐沒從他嘴裏套出什麽。李必豐是中國六四政治犯中，越境逃跑吉尼斯記錄的保持者。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第一次伙同他人從雲南邊境逃亡，已經深入緬甸國土幾公里，卻被緬甸共產黨抓捕，拱手送交中國共產黨。他被打得死去活來，身體落下殘疾。5年後出獄，又惹事又逃亡，先去東北的中俄邊境，買通當地蛇頭，已經等著進集裝箱了，卻無意間聽見蛇頭密談，要將他當作黑工賣到黑龍江彼岸的赤峰。於是他轉身再逃，橫穿中國，抵達南方深圳，企圖從中英街過境。不料轉悠兩小時後，引起邊防武警懷疑，當場拿獲。
接下來還有三到四次的越境歷險，令廖亦武悲從中來又笑掉大牙。這麽一個屢屢落網的掃帚星，廖亦武在自己越境逃亡之際，怎麽可能和他扯上關係？但是中共帝國殘暴而愚蠢，不問青紅皂白。如果這次李必豐蹲滿12年，就60歲了。一個糟老頭子，逃不動了，死心了，即使抵達自由世界，一個外語字母不識，也沒啥用了。
這麽個缺乏政治頭腦的李必豐，警方在這些年搜走他幾百萬字的作品，不還也就罷了，為什麼還要送他坐牢？新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應該明白——因為習近平的爸爸也坐過毛澤東的牢——讓一個無辜的人坐牢，正如讓一個無辜的人在1989年被殺戮一樣，會引起廣範的同情，如果被廖亦武這樣居心叵測的作家記載了，還會引起長久的歷史性的憤怒。從今年5月迄今，已經有300多名世界各地的知識份子參與了營救李必豐的簽名，相信在12年間，簽名人數將緩慢增加到數萬。
我們呼籲中國政府釋放李必豐。制造冤案、草菅人命、搞得人家妻離子散是不對的。如果辦案人員還有一點點人性，這也不會給你們帶來絲毫形而下的快感。況且一再製造國家敵人，對於政權本身，是最危險的。
發起人：
艾未未，藝術家，現居北京
廖亦武，作家和音樂家，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現居柏林
哈金，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現居波士頓
赫塔.穆勒，作家，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現居柏林
2012年11月25日
聲援李必豐網站：
李必豐的一段獄中記錄
公元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在四川省第一监狱的犯人监舍屋顶菜地里，我与那个从勞改煤矿转到南充监狱的老犯张发福单独呆了三天，我们的任务是在屋顶菜地靠监狱浴池的地方用铁丝加上塑料块做一道挡墙，为的是不让其他的犯人到这里来偷看下面监狱女浴池的女人洗澡。那时我之所以会得到这份差使，是因为我的刑期短，而且我在队上的小卖部上班，再加上我不是刑事犯罪份子，所以干部派我与楼上那个刚从煤矿转监来的老犯人一道做这件事。
从第二天起，他给我讲述了他的一切。我从他的谈话里面一次次感觉到了心灵的震颤。他是一个在解放前上过中学的人，他喜欢读书，懂得许多的道理；他甚至喜欢诗歌。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只好把我写的一首诗留给了他，没有几天，我就转监了，我是在到了三监之后，在一监的人到三监来找我对帐的时候听说张发福出事的。他把我们用来做挡板的塑料块绑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从楼上跳了下去，他没有死，但是摔成了植物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过我的诗。后来当我从四川省第三监狱满刑釋放时，我把这首诗的原稿塞在当初廖亦武送给我的一把洞箫里面，然后用肥皂将下面的孔堵上，就这样我把这首诗从监狱里带了出来。这么多年，我只要一想起张发福，我就会想起那一道用塑料板块作成的挡墙，虽然它与我诗歌中写到的墙不是一会事，但我无法把诗歌与张发福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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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2:4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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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1:38 AM PST
巴塞罗那《西藏之家》邀汤志敏演讲演唱 谈为什么要支持西藏人民2012-11-30
为唤起欧洲和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西藏民众自焚抗议事件的蔓延，巴塞罗那《西藏之家》邀请流亡荷兰的汉族异议人士汤志敏女士，二十九号晚上到巴塞罗那为西班牙听众演讲演唱，为什么要支持西藏人民的抗争。
流亡荷兰的汤志敏女士，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参加了学运，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流亡荷兰后出版了《流泪的天安门》一书，近年来更积极投入到支持西藏等各民族的维权运动中。她是欧洲汉藏协会副会长，蒙维藏汉协谈会发言人。十一月二十九号，星期四，她应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西藏之家》邀请，到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特别为她举办的演讲、演唱会，为此，二十九号晚上十点半，晚会结束后记者电话采访了汤志敏女士。
她首先对记者介绍说，“我现在在巴塞罗那的《西藏之家》。他们从九月份就开始了一些列的活动，其中包括真相圣火的传递。这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有许多的西藏僧人他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世界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而这个《西藏之家》就是要把这件事情通过他们的活动能够引起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于西藏僧人自焚这个事件的关注。” 关于《西藏之家》组织的这个活动，她进一步具体介绍说，“他们征签了三十万个签名，要在十二月十号国际人权日，送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希望联合国派遣专员到中国西藏去调查西藏的情况。今天晚上的活动是其中的一个活动，主题是‘西藏人不是反对中国人’他们要和中国人站在一起，共同地去争取自由。所以他们今天特意请我到这里来演讲。参加的人都是这里本地的西班牙人，有些大学生和教授。” 关于她演讲的内容，她介绍说，“我介绍了我自己作为天安门学运参加的学生走到今天的一些个人感受。同时他们希望我给他们一些建议，作为西方人应该怎样积极参与进来。他们同意我的分析，我说西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共问题。中共问题则就是全世界的问题。我号召他们，支持西藏就是支持中国。改变中国就是改变世界。最后他们请我演唱。” 汤志敏女士说，她的演唱则让西班牙听众了解到中华民国与中国。“我唱了几首歌。我自己改编的‘珠穆朗玛’，还有根据‘我爱你中国’改编的‘歌声献给祖国，歌声献给母亲’。为此，我给他们分析了中国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们非常感谢我告诉了他们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导
【附录】
汉族异议人士呼吁任何人对藏人自焚事件都不应该无动于衷、袖手旁观2012-11-29
藏族民众用自焚来抗议暴政事件已经增加到八十九起。流亡荷兰的汉族异议人士陈忠和先生对于国际社会的麻木感到痛心。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利用一切可能让自己所在的社会，地区，媒体及政治领导人等关注藏人自焚事件，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手段让藏民感到希望，让自焚事件不再蔓延。
十一月二十八号从中国大陆再次传出，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桑科乡境内一位十八岁的藏人于二十七号晚间自焚身亡。这一系列的自焚事件再次引起流亡荷兰的汉族异议人士陈忠和先生的震惊。
陈忠和先生八九年开始投身民运，九八年在湖北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被关押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二零一一年流亡荷兰。二十八号晚间听到消息，他立即对记者表示了悲痛和愤怒。 陈忠和先生首先说，“对于中国公民为了抗议中国政府的残暴，用自焚的方式来抗暴，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国际社会对此却视而不见。” 为此，陈忠和先生以自己这一年多在荷兰生活的经验，针对人们的麻木呼吁说，“希望大家将心比心，思考中国残暴统治的罪恶性。我想想问一下，如果有十个、二十个美国人自焚，你会如何处理？或者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如果在德国有八十个人自焚会做何感想？怎们能够这么大的事情视而不见呢？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等，没有看到他们对于这种残暴政府的抗议。什么都没做。所以我现在非常纳闷。” 为此，陈忠和先生呼吁所有的人，利用一切可能让自己的所在地区、社会、媒体及政治人物关注藏人自焚事件。“我现在有个想法，希望所有我们的人都动员起来，拿起话筒，问问美国总统奥巴马， 希拉里•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中国的藏人这么多的人自焚吗？ 关于在中国发生的自焚事件，陈忠和先生进一步呼吁说，“我还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调查中国不断发生的自焚事件的真相。在中国政府的残暴统治下，不但是藏人自焚，汉人也有很多自焚的。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国际社会应该重视这个事情。”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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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1:32 AM PST 
（一）
我不知道，莽莽雪域，巍巍高原，可曾目睹过如此的壮烈：从老人、少年，到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从读书的学生、开店的商贩，到放牛的牧人、种青稞的农民；从作家、画师，到僧人、尼姑。一个个前仆后继，点燃浇满汽油的身体，无惧烈火焚烧的巨痛，以死明志，以死抗争。
但我知道，殉难的藏人们，正以腾空而起的火焰，向全世界发出求救的呼号：救救我们的文化，救救我们的宗教，救救我们的语言，救救我们的民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人口不过百万，又生活在西藏高原的恶劣环境下，不仅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文字、文学、音乐、建筑、历法、医学，而且发展出举世闻名的喇嘛教。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如群星灿烂。
每次读西藏现代史，我都会潸然泪下：五十多年前，藏人为了自由，英勇反抗中共的占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献出了生命。五十多年来，中共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站住脚，一直有计划地对藏人实施种族灭绝：用铺天盖地的汉族文化把藏族文化的发展空间剥夺殆尽；监控每一座寺庙，禁止宗教活动，越俎代庖为藏人选择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连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也不准藏人供养。藏区小学的校门上竖着这样的大标语：汉语是我们的校园语言。有位藏人说得好：要是有一天没人再说藏语，这个民族还能存在吗？我们还是藏人吗？
（二）
藏人的反抗从来没停止过。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屈服的民族。在所有的反抗形式中，自焚有着独特的意义：
1，这是个人的自愿选择，不仅是一时冲动，更是理性的决定。谁也阻止不了。
2，为抗争而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自焚是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能表达行动者的愤怒和意志的。
3，自焚产生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无比强大。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会起而发问：是谁造成了这巨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能允许持续不断的发生吗？有效地让全世界的人关注藏人的困境和苦难。
（三）
从自焚藏人的遗嘱看，有两点要求最为突出：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有力，有理，有节。但，残忍成性的中共政权，不会接受藏人的任何要求，对藏人的镇压将一如既往。
西藏要走向自由，从现在到未来，最终还得依靠西方阵营强有力的直接帮助。任何真正关心西藏命运，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汉人，最需要做的，不是去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做中共的救火队员，而是要为藏人的合理要求呐喊。当下的最迫切，是推动西方舆论去敦促他们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共同采取切实的行动，迫使中共允许西方派观察员到西藏。一旦西方观察员踏上西藏高原，藏人还会自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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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Nov 2012 11:29 AM PST
【原题：珠光寶氣不遮掩 我行我素展個性 李鵬之女開女紅三代之先 跑趴追時尚】
新新聞周刊 N0.1343 2012.11.29～12.05
相較於男紅三代追逐權力、金錢，女紅三代從葉劍英孫女葉明子、萬里孫女萬寶寶等，則多數出國留學，打扮時髦，選擇男人也"很可能是西方人"，過著"資產階級腐朽生活"，她們當然也是八卦媒體爭相報導的對象。
在中共十八大即將閉幕之際，曾獲普利茲獎的記者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評論說："現在裙帶關係又捲土重來，少數幾個大家族掌控著中國。"這些中國的太子黨正在成為中國新興的貴族階級。這些太子黨權貴階層人數約百人，他們在統治國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葉明子婚禮 選在毛的忌日
差不多同時，鳳凰網圖文並茂刊出"揭名媛神秘生活之葉明子：三十歲嫁美國金融家"。葉明子是葉劍英元帥的孫女，葉氏家族是支持習近平的，鳳凰衛視與薄熙來關係密切，此時刊出葉明子的奢華生活，以及嫁給老美，似乎有點"贈慶"的味道。
廣東人叫男性的"官二代"與"富二代"為"太子"，女性則為"太子女"，但是如今第三代也已經在中國，乃至在全球嶄露頭角了，要怎樣稱呼他（她）們呢？太孫、太孫女？還是"紅三代"吧。但是男紅三代與女紅三代還是有所不同，前者追逐權力、金錢，後者更注重時尚。
追逐權力、金錢比較隱蔽，追逐時尚，則進入社交圈子後，她們的珠光寶氣與時尚裝扮，就容易成為八卦媒體的題材。中國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平等與正義的象徵，何況中國的憲法裡還規定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如今跑出"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名流、名媛，當然也是八卦媒體所要爭相報導的。
這位葉明子之所以成為八卦內容，就在於二○○八年四月刊的《VOGUE》中文版曾一口氣推出十七位"中國新一代名媛"，葉明子是其中之一。中國媒體也時有報導她的八卦新聞。
葉明子的父親是葉劍英第三子葉選廉，原為保利集團下屬凱利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一九八六年就來香港經商了，當時葉明子七歲。葉明子十三歲到英國倫敦，就讀於英國最負盛名的私立女校，之後考入了全球最著名的藝術設計大學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針織專業進行深造，大學研修期間到過東京學習、工作，畢業作品入圍優秀畢業生時裝展。她也在日本學過聲樂，灌過唱片，但是最後還是走回設計老路。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她在二○○九年九月九日，在紫禁城的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與美國男友、金融家Jonathan Mork的結婚典禮。整個婚禮用紅色玫瑰佈置全場，白色蕾絲婚紗由葉明子自己設計，並選擇卡地亞珠寶作為搭配。
站在毛派的立場，這是豈有此理的事情：第一，中國女人嫁給老外，有失國格、人格；第二，這樣鋪張的婚禮居然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不是在吃勞動人民的豆腐嗎？第三，九月九日是毛澤東的忌日，此時舉辦婚禮，階級立場與革命感情哪裡去了？
葉劍英家族 政商雙頭並進
談到葉明子，自然要談到葉劍英家族。葉劍英是廣東梅縣客家人，與香港關係密切，據說有一個哥哥一直在香港做生意。因為這個海外關係，思想一直比較開放，中共建國初期，因為"和平土改"而被毛澤東批判為右傾，換陶鑄來個"村村見血"。廣東也多次被批判為"地方主義"，他都脫不了干係。
葉劍英長期不得志，因禍得福。到了文革，將領們開始因為反對林彪與支持林彪先後都被批判，葉劍英才受到重用，因而在毛澤東死後，聯合華國鋒、汪東興抓四人幫，立了大功。他沒有與鄧小平爭權，但是子女也分從政與從商兩攤：大兒子葉選平從政，二兒子葉選寧從軍，掌握軍情部門，是太子黨的精神領袖。葉劍英還有一個侄兒葉選基，前妻是後來投共的呂正操（張學良舊部）女兒，一直在北京葉劍英身邊，與葉選廉一樣，一九八○年代也來香港經商。
葉劍英三個女兒是葉楚梅、葉向真、葉文姍，最出名的是葉向真（凌子），前夫是鋼琴家劉詩昆，凌子本人是導演，一九八○年代初執導曹禺的《原野》，因為有毫不養眼的所謂"床上戲"引發爭議。今年二月，她出席《炎黃春秋》（改革派的精神堡壘）的新春聯誼會，推薦習近平老爸"習仲勳叔叔"寫序的《古鏡今鑒》，並說"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滅亡"。葉劍英有個養女，就是著名異議作家戴晴，六四後曾入獄。
改革開放後葉選平長期主政廣東，也是不能宣諸於口的"地方主義"，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拒絕北上。但是葉選平繼任者謝非去世後，江澤民就用"外江佬"主政廣東，削弱葉家的影響。
前文所提的《紐約時報》文章說：過去一年，葉劍英的子女幫助組織會議，批評中國目前的走向，影響了軍隊高層任命，另外對阻止一位高調提倡改革的領導者進入政治局常委發揮了作用，因為他們認為此人不會照顧他們的經濟利益。不知道這位鼓吹改革的領導人是不是汪洋？因為汪洋在廣東反貪觸及葉家的利益？
行走社交圈 躋身名流之列
葉明子有個堂姐叫做葉靜子，他是葉選寧的女兒，也是十三歲留學美國。大學主修心理學，後在香港創立星際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也入名媛之列。葉靜子曾是著名跳水女皇伏明霞的經紀人，丈夫是開國上將王震的孫子王京陽。香港媒體透露葉靜子的母親林戈有投資澳門賭場，九七前就與澳門黑道有說不清的關係。
中共的改革派有這樣複雜的利益關係，可見改革的艱難。
鳳凰網的文章報導，出席葉明子婚禮的，有葉明子的摯友，家世同樣大有來頭的萬寶寶，她是前述十七位名媛之一。她是前人大委員長、改革派大將萬里的孫女。她在中南海長大，十六歲到美國留學，再去法國攻讀哲學並拿了學位回來，還考取了GIA珠寶鑒定證課程文憑，成為珠寶設計師，在香港創立只供定製的個人珠寶品牌。她也是第一個出席巴黎重量級社交成年舞會的中國女孩。媒體報導，談到她未來的男人，她一面摸著她的愛馬仕Birkin提包一面說："她很可能是西方人。中國男人不太接受新一代的女人。"
二○○九年十一月在巴黎克利揚飯店舉行的成年舞會，慶祝富豪名流之女首度在社交界亮相的中國女孩，則是當時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十七歲孫女潔絲明，這是更新一代的中國太子女了。出席這場舞會的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十八歲姪女凱蒂‧史賓塞，名導演克林伊斯威特十六歲的掌上明珠法蘭西絲卡‧伊斯威特，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孫女Ariel。
電后李小琳 大姐大很高調
同樣是"紅三代"的薄瓜瓜，自小到英國名校就讀，與洋妞左擁右抱，也就不稀奇了。只是他成為英國十大華人傑出青年就令人噴飯，因為據說學業都成問題。而捲入英國商人海伍德的謀殺案，問題就複雜許多。薄瓜瓜的原情人陳曉丹也是"紅三代"，中共元老陳雲的孫女，小倆口在西藏旅遊的照片去年在網絡流傳，由警車開道。今年春天薄熙來案子爆發後，他們的戀情也就結束了。
但是要說到女紅三代，還不能不提及她們的大姐大李小琳。這位中國的"電后"，是李鵬的女兒。李鵬是中共烈士李碩勳的兒子，周恩來的乾兒子，百分百太子黨，李小琳自然是"紅三代"。如果說葉明子、萬寶寶在本世紀才出頭，那麼李小琳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就已經"驚艷"了。她不顧香港人對李鵬極為厭惡的印象，穿金戴銀的出現在香港商界的社交場所，當時的香港記者計算一下她的行頭，就值港幣十萬，是當時一個下崗工人約八百個月的收入。如果說，她的"太妹"還比較追逐時尚品味，那麼這位大姐大更注重權勢與金錢。
當時紅三代還比較低調，她的裝扮遠遠超過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像她這樣囂張的，還很少見。當時中國還沒有經濟崛起，她的錢從哪裡來？她的媽媽朱琳最清楚。也怪不得李鵬急急安排李小鵬棄商從政，這次十八大終於吊上候補中央委員的最末一個。由於上午投票，卻到傍晚才宣佈名單，引發許多議論，中間有沒有做票，因為沒有公佈各人的得票結果，自然引起更大的疑惑。
俗語云：富不過三代。有"偉光正"（編按：偉大光榮正確的縮寫）的黨撐腰，會不會破例呢？
（穿越30多年時空的重要評論，以及人生的酸甜苦辣，請看林保華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新舊評論還在繼續增加與上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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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Dec 2, 2012, 6:03:49 AM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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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2 12:48 AM PS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2012，12，01） *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3年3个月*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11月30日下午在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法院庭审，当庭宣判。陈克贵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3年零3个月。 *陈光福：开庭前3个多小时才确认开庭，未得通知，未获准旁听* 陈光诚的大哥、现住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的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先生当晚接受了我的采访。 陈光福：“昨晚有网友给我打电话说‘据可靠消息明天克贵的案子可能开庭，可以通知朋友’。我对这个消息来源表示怀疑，想证实一下，但唯一渠道就是官方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 我四弟陈光新和法律援助律师王海军关系较好，他们认识已十多年。我让四弟给他打电话，确认一下消息准确与否，得到回答是‘我出差青岛，到现在没接到任何开庭通知’。这是昨晚（29日）10点多的事。 因为政府指定的律师都没有得到开庭的消息，我就对今天开庭的消息持怀疑。今早又设法打听，但没有渠道知道是不是今天真要开庭。我让老四到法院看一下，没得到具体消息。 上午10点半，王海军律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昨晚接到陈光新电话后，今早就抓紧往回赶，从青岛回到沂南，这时才知道30日下午2点克贵的案子要开庭’。我是这样得知开庭时间的。” 主持人：“王海军律师参加开庭了吗？” 陈光福：“参加了。” *陈光诚及陈克贵案简况* 原住在中国山东临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2005年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 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零3个月。陈光诚2010年9月9日刑满，在当局严密监控下被送回家，电话被切断，门前被几十人层层围困，他们夫妇不能走出家门半步。 2012年4月26日，地方当局发现陈光诚从家中逃走。陈光福家深夜遭人入侵，陈克贵手持菜刀自卫，双方受伤。 4月30日家人收到对陈克贵的《拘留通知书》，5月9日收到《逮捕通知书》，涉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家人委托了丁锡奎和斯伟江二位律师，但是办好委托手续后无法介入此案，官方指定了王海军和宋奎元二位律师。 陈光诚辗转逃离家乡后，今年4月曾进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暂避。后经中美协议，陈光诚携妻子儿女5月19日自北京来到美国纽约大学学习。 10月11日陈光福从官方指定的律师王海军处得知，陈克贵的涉嫌“故意杀人罪”案变更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后，已经移送检察院。 *陈光福：要求旁听，公安让我等，在法院门口等侯3个半小时到开庭结束未获准* 11月30日开庭前3个多小时才从律师的转告中得知开庭消息的陈光福，在审判结束后，讲述当天情况。 陈光福：“今天我们家里事情比较多，今天是我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按农村风俗祭奠。这边比较草草地进行完，抓紧就往县法院那边赶。 因为王海军律师和我有个约定，我到县城后，一定要到律师所去碰个面，交换一下情况。但是当我赶到，没有看到王海军律师，只看到宋奎元律师。他说，我今天的身份是证人。我告诉他‘我要进去旁听，但是法院没有给我通知’。宋奎元律师说‘卷宗里你是证人，你如果要参加旁听，可能进不去’。我说‘我要争取’。” 主持人：“您能讲一下作为证人在场和作为旁听在场有什么不同吗？” 陈光福：“如果是旁听，可以在开庭之前进入法庭，旁听整个庭审过程。如果是证人就不能参加旁听，需要作证时，他们喊了进入时可以进去，作证完要退出法庭。我当时的感觉是，他既然安排我作证，就是想剥夺我旁听的权利，我就没有接受。 当我赶到法院门口时，发现大门口有很多便衣人员，有些是熟悉的面孔，都是公安的，围上来很多人问我干什么。我拿出身份证说‘我是来参加旁听的’，他们就把我围起来说‘好好，上这边等着，你等着’，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七、八个人陪着我。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和克贵的妈妈一起，我担心她看不到我着急，后来我就出来了，他们跟出来。虽然我和克贵的妈妈在一起，但都不能进入法庭旁听。克贵的妈妈在我离开时被告知，说她是‘同案犯’也不能进入法庭旁听。这样，我们就在法院对面的马路边等了整整一下午。” 主持人：“您看门前有没有关注者或警卫监控人员？” 陈光福：“没有关注者，有的只是一些便衣人员，我知道这些都是公安的，七年了，这些人有很多到过我们村或者我们家。” *陈光福：开庭结束才知四弟单位安排与同事一起旁听全过程，他略转述庭审判决* 主持人：“庭审一共进行了多长时间？您知道您这一方有没有亲友在场？” 陈光福：“从下午2点到差不多5点半结束。到庭审结束后才知道我四弟，在县委党校工作的陈光新是单位安排进去参加了旁听，自始至终都在。” 主持人：“他能接受我采访吗？” 陈光福：“不方便。” 主持人：“你们这方的人，他是唯一旁听的吗？” 陈光福：“现在我知道的他是唯一的。” 主持人：“他怎样转述这次庭审情况？” 陈光福：“他只告诉我‘最后判决结果是3年零3个月，克贵当庭表示不上诉。克贵精神状态还好，但是身体明显消瘦，脸色有些苍白’。他只告诉我这些。” 主持人：“他手中有没有《判决书》？您拿到《判决书》了没有？” 陈光福：“没有。因为他是单位派去旁听的，可能是不代表家人的。单位还有其他人一起进去的。” *陈光福：克贵正当防卫无罪，判刑3年3个月我不能接受，这是迫害光诚的继续* 主持人：“您怎么看这个判决结果？” 陈光福：“判决太重。因为面对深更半夜翻墙入室打砸抢，在这样情况之下克贵自卫，完全是正当防卫行为，他应该是无罪的。但是他被判处3年零3个月徒刑，是我不能接受的。 通过这个案件看出，这是对光诚迫害案的继续。尽管他们说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与光诚无关。但是假如真是普通刑事案件的话，不会拖7个多月才开庭审理。我认为这本身是超期羁押。第二，开庭本来是光明正大的情，他们应该给我开庭通知，作为克贵的家人，能让我参加旁听。直到现在，我没有接到法院方面或检察院方面任何开庭的通知。当我赶到沂南县法院提出要求旁听，他们只是让我等。等了三个多小时他们也没通知让我出庭。” *陈光福：克贵表示不上诉不是他真实的意思，可能存在威胁利诱。希望纠正错判* 主持人：“您对陈克贵上诉与否问题是怎么想？” 陈光福：“我感觉，克贵为什么当庭表示不上诉，这里边肯定是他们做了工作，这不是克贵真实意思的表达。这里边是不是存在受到威胁利诱，或者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主持人：“现在规定上诉期是……” 陈光福：“有人告诉我是十天。我的意思是应该上诉。但是现在因为克贵当庭提出不上诉，如何把这个信息传给克贵，我现在没有这个把握。唯一渠道是（官方指定的）两个法律援助律师，他们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转达。” 主持人：“关于陈克贵案庭审和宣判，还有没有您想到要说的？” 陈光福：“‘十八大’结束后换了新领导班子，我本来对克贵的案子寄予很大希望，今天只能用‘失望大于希望’来表达现在的心情。我感觉对克贵判的3年零3个月，这是有光诚的因素在里边，可以说是迫害光诚案子的一个继续。我感觉陈克贵实际上是在替光诚坐牢。假如没有光诚的因素在里边，第一案子拖不了7个月才开庭审理，像这样的正当防卫的案子也不会被指‘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而判3年零3个月。这里面有其它原因。 我感觉这个案子的判决本身不管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是对中国法律的践踏。实际上，是让老百姓放弃依法维权的想法或者行动，这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希望领导人能够纠正山东或者沂南这种错误做法、这种给党和政府抹黑的行动。” 我多次拨打王海军律师打电话，拨号后没有任何反应，听不到任何声音。 *陈光诚：程序严重违法，开庭不通知家属，家属没拿到《起诉书》《判决书》* 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的陈光诚先生得知陈克贵案庭审和宣判消息后，接受我的采访，谈他的看法。 陈光诚：“我觉得首先从程序上严重违反中国自己的《刑事诉讼法》，他们没有按自己制定的法律通知家属、允许律师介入、让其他人正式的、真正的旁听等等，从程序上违法非常非常明显。另外，四哥这种旁听我觉得是党委在组织，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比如公安、乡镇党政官员，甚至组织一些村里的党委书记……这些事实上都是以党委为主导的一批人，不管是乡党委还是村党委（或支部）去占据了旁听席。” 主持人：“《判决书》应该给谁？” 陈光诚：“家人和当事人都应该有份。这是毫无疑问的。” 主持人：“现在陈光福和陈光新先生手里都没有这个《判决书》……” 陈光诚：“他不仅仅是没有《判决书》，连《起诉书》也没有啊，所以说整个就是黑箱操作、违法乱纪的一个典范。从法律程序上讲，应该提前通知家人，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正式通知。29日晚北京时间快11点时，打电话找官方指定律师确认，还说没收到消息。直到30日上午快11点时，律师才突然打电话说他自己耽误了，因为他没在家，通知函放在他桌上他不知道。 你想，有要出庭的案子，你律师事务所接到这样的函还不通知你吗？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导演出来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陈光诚：“十八大”后此审判向世界传递信息——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主持人：“您知不知道更多关于庭审中的细节？” 陈光诚：“据我所知，在开庭过程中陈克贵也为自己作了非常有力的辩护，提到张健作为乡镇党委的工作人员，没有权力半夜带着雇来的土匪翻墙跑到人家里去实施打砸抢，说他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同时也违反《刑法》，入室抢劫。这样的辩护有力而且基本还原了当时的事实，但法院不采纳。 法院这种不采纳无疑是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他们有权随意到人家实施打砸抢，不被法律追究；你如果拒绝被他抢、拒绝被他打，你就犯法了，你就会被审判。这就是这次审判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也是‘十八大’以后‘新政’对于全世界都猜测说‘它会改，会怎么样’的一个有力回应。” 主持人：“关于庭审情况，还有什么您了解到的细节吗？” 陈光诚：“他们做了非常严密的部署，这点非常像2006年给我开庭的时候，据说除了两个穿制服的公安在法院门口以外，其他一群群便衣在沂南各地方遍布，各个路口都有人设卡，对开往法院方向的车要求停车检查，动用人员非常多。” 主持人：“您听到这个判决是什么样的心情？” 陈光诚：“应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也算是在意料之中的一种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案子不能够公正得到审判，也就无疑是在像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法制就是当权者任意迫害人民、掩盖迫害人民的一个口号而已。” *陈光诚：陈克贵在替我坐牢，指望不法官员良心发现是奢望，重要是国际社会斥责*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您作为家人和与这个事件直接相关人有什么愿望要求？还有什么想法吗？” 陈光诚：“我觉得陈克贵这个案子，不是说我是相关人的问题了，而事实上应该说，陈克贵是在替我坐牢了。 当时他们对我实施多次迫害的时候，很想制造出这么一种效果，就是让我还手。只要我还手对他们构成一点伤害，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把我重新送进监狱。至于说，为什么对他们产生伤害，什么原因，什么地点他们都可以不顾。现在陈克贵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本来他们想让它在我身上发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很多事情就又会被掩盖很长时间。但是，最后还是在克贵的身上延续了。所以，指望这些不法官员主动良心发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奢望，这不可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这种严重违反人类公平正义原则、违反人权的现象。应该大加斥责，坚决揭露。” *陈光诚：我认为陈克贵表示“不上诉”是长期施压结果，他应该上诉* 主持人：“对于陈克贵本人表示不上诉，您怎么看？” 陈光诚：“我觉得这个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经过多次排练的吧。可能陈克贵在看守所里不知受到他们何种的酷刑啊，威胁呀，利诱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我想这个可能都使上了。陈克贵当庭这个表现，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像当年的李庄案，李庄当年就表示‘认罪啊，认罪啊’，他们可能给他承诺‘你要是认罪，就给你什么样的判决’ 当庭李庄不就翻供了吗？‘你们给我的承诺没有兑现’。 我觉得陈克贵案背后也是这样的，用威胁利诱酷刑施加压力。陈克贵最后这个表示，我认为就是长期施加压力的结果。” 主持人：“以您现在对这个案子和对中国目前现行法律规定的了解，陈克贵案到现在为止还有什么法律救济手段，或家人当事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吗？” 陈光诚：“我觉得应该说到什么情况下都有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要群策群力。比如说，我认为陈克贵现在他是应该上诉的，不应该做出这样草率或者受他们在这种信息完全封锁情况下，在他们欺骗掩盖下所作出的判断是不正确的。 直到（可以提出）上诉的最后一刻，陈克贵仍然有做出上诉决定的权利。” *陈光诚：张高丽对我的迫害及其“入常”与陈克贵案审判的关系* 主持人：“您以前讲过，陈克贵案具有标志性，现在到目前是这样的结果，您觉得……” 陈光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就是‘新政’给全世界的一个回应。现在全世界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说，习近平、李克强上来以后，会有些改变，会反腐。但是这种严重的司法腐败、违法乱纪的行为还依然在赤裸裸的发生，而且是面向全世界发生。 这里我需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刚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2005年时，就是张高丽在山东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对我实施打击迫害，最后把我送到监狱，不管事实怎么样。尽管捏造出来的那些‘事实’所举的证人和证人后来表示‘我当时不在场，我在几百公里以外打工’，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现在呢，张高丽刚刚‘入常’以后，山东不法官员好像觉得有了靠山，又开始违法乱纪。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与张高丽的背后主使是分不开的。也可能张高丽从一开始就和周永康已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周永康虽然被剔出去了，但是他还在发挥他恶意的影响。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能得到纠正的话，（等于）‘十八大’已经向全世界宣布，就是流氓的代表，除非在短时间内中央纠正这样的错误做法，还陈克贵公道，像这样非常清楚的正当防卫的事实，如果不能被肯定的话，这个法律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不排除某些人的参与。” *何俊仁律师：此案不应在山东当地审理。此审判不公平，完全是政治处理* 一直关注此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港支联秘书何俊仁律师得知陈克贵案庭审消息和判决结果后，接受我的采访表示：“我们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我们在较早时候已经指出，他是不应该在山东当地来审讯。 因为很清楚，外界对他们当地政府完全没有信心。我们觉得应该交由其它地方法庭审讯是比较相对觉得可以公正一点去处理。从开始到现在，我相信山东临沂市政府完全没有照顾外界对他们的很多不信任的地方。而且他们明显的很多违法的处理，可以看到他审讯也没有通知家人，他们完全不依从法律的程序来公正审讯。所以，我认为这个结果，不但是家人，外界也觉得完全不是一个公平的审讯，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处理。” *何俊仁律师：“十八大”后没什么迹象改善，要求当局公正处理此案，释放政治犯* 何俊仁律师认为：“看来‘十八大’之后没有迹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而且现在这些地方政府，看来完全就是自己一手包办这些案件，我相信就是中央也不一定是可以对他们这样的处理有什么干预的决心。 现在看来‘十八大’之后的发展我们觉得没什么可以有乐观的展望，但是外界还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关注这些事件，提出我们的批评。 现在陈光诚在外面当然看到这个事情他一定有很强烈的感受。我们我在外边还是要尽力去为陈克贵跟其他受到不公平处理的人士提出我们的关注，要求当局公正处理，立刻释放那些异见人士、政治犯等等。” *何俊仁律师：近10年中国法制大倒退，与文明世界法治国家天渊之别* 主持人：“此时此刻，您觉得中国目前在法律法制司法这些方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何俊仁：“总体来说，相比10年前是倒退，完全不能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跟外面，尤其是文明世界的实行法治的国家来说，更有天渊之别。我相信陈光诚到了外面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 所以现在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完全没有什么乐观的指望，就是这个原因。即使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法庭审讯完全是政治的处理，没有看到程序的公义、对法制、对律师的尊严毫无尊重可言。所以，从这一点去看，要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见到的民主宪政，还是有很远很远的路。” *何俊仁律师：其实尊重法治人权是最有效维稳，律师义无反顾的努力是未来希望* 何俊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基本从尊重人权开始，这是一个起步。对最起码的、基本的人权不尊重，连新闻自由没有，连律师的尊严也不尊重，司法完全不独立，这些都是使我们觉得对未来、对民主发展来说是最大的障碍。 其实对法治人权的尊重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其实律师维权的工作就是最有效的维稳的因素，这个社会的稳定应该建设在人民的自由人权受到保障、可以透过和平的方法、制度化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所以现在看来是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但是我看到，很多专业律师群体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继续他们的维权工作，愿意为社会上的有关公义、有关人权的案件还是义无反顾的愿意去接受一些委托来处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点希望。 所以我对维权律师群组的努力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傅希秋牧师：陈克贵案判决，中国法制史又添黑暗的一页* 我就陈克贵案庭审宣判，还采访了关注中国人权和法制状况的在美国的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 他说：“听到这个判决，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愤怒。陈克贵从他被抓到这种秘密审判，可以说都是非法的。因为他本身是在人身自卫情况下，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是正当防卫。但是，这些去迫害他、殴打他的人没有受到惩罚，他自己反而被拘押。而且官方在没有他本人以及他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为他指定了律师，而他本人和家属聘请的律师，没有得到承认。 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判他3年零3个月刑。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上又添了黑暗的一页。” *傅希秋牧师：习李执政后此判决践踏中国法制，持续聚焦关注，要求释放陈克贵* 傅希秋：“陈光诚本人已经经历过这些法制的黑暗。那么这次自从习近平和李克强执政之后，我想这一笔对中国法制的践踏，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包括陈光福提出的那些毒打他的人立案，他们不给回应，就表示他们不愿意纠正错误。 我们对华援助协会和我本人无论是在陈光诚本人的自由方面，还是在陈克贵被抓捕，以及在为他获得公正的法律处理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关注和持续地支持。 我们当然希望上一级法院在陈克贵如能继续上诉的过程中，秉持法律的良知，实施法制的精神，给陈克贵一个公正的待遇，应该释放他，而不是这样非法关押和判决他。 这样的审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嘲弄，因为我所知道和接触到的整个国际社会，无论是美国国会……今年专门在一次听证会当中为陈克贵的案子进行听证，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以及联合国的高层官员、欧洲议会、欧洲联盟都是非常关注，并且都公开表达了关注，国际主流各大媒体，对陈克贵这个案子可以说形成一个大的聚焦，就在这种情况下，沂南县法院竟然还用这种黑道方式做出这么荒唐的判决，我想确实是继高智晟、陈光诚案之后，陈克贵案代表了近年中国法制的状况进入何等黑暗时期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傅希秋牧师：中国官员未兑现承诺，如不及时纠正，国际社会各方会形成新连接点* 傅希秋：“我觉得这个也预示习李体制跟胡温体制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选择在‘十八大’同一个月，进行这样的审判，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审判，肯定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暗箱操作，绝对不是一时兴起，或一个临沂市、一个沂南县法院敢这么审判的。 所以，我觉得如不及时纠正，这肯定是对于西方有识之士……不管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凡是关心中国法制进程的人，都会觉得这是极大的倒退。 我也相信陈克贵这个案子之后，会形成一定的聚焦，国际社会各个方面会形成一个新的连接点。 另外，记得光诚也讲过，他离开中国之前，中国官员跟他作了一些很具体的承诺。其中有说，要去做公正调查，对临沂和沂南违反法律的现象作出调查。结果呢，到现在也没什么调查，反而对陈克贵予以这样判决，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画上了一个‘中共不想去对这种践踏法制现象进行回应’的句号。 我想这确实是个严重的倒退。”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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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2 12:44 AM PST
哈耶克："我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以外，另设经济学、文学、以及和平奖，本来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是出自科学的自大。如今，又加上了文化的自大。 "魔幻现实主义" 十月十一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呢，据说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一时舆论轰动，群情振奋。继奥运、航母后，中国又一次实现零的突破，足以额手相庆，耀祖光宗。 但是，莫言并非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只是，以前多数华裔得主，都住在国外。前年，倒有个住在中国叫刘晓波的人，也中了诺奖。可惜的是，他是住在牢里。所以，莫言的"零的突破"，是他住得不远不近，不偏不倚，既在国内，又在牢外。能行走于这两者之间，分寸拿捏恰到好处，又中得诺奖，不会点"魔幻现实主义"，可能不行。 我们这代人，以前听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吃蜜糖"长大。后来拨乱反正，才知道我们是"喝狼奶"长大。这次莫言获奖，又有新发现，原来我们是"吃煤块"长大的1。诺贝尔奖怎样评审，是学术机密，不可妄测。但若以小人之心加以揣度，倒也有这种可能：你说中国人吃"麦当劳"长大，洋人便觉无趣；你说中国人"喝狼奶"长大，最多也就算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谈不上美感；但若你说中国人"吃煤块"长大，洋人就会激动起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文学的惊艳。 对西方文明是"无用之用" 刘晓波只是"政治正确"，莫言才是"文学惊艳"。逛动物园，游客的心理，是决不怕野兽丑陋。相反，野兽越丑陋、越可怕，游客反倒越高兴，越好奇，越"惊艳"。当然，前提是野兽必须关在笼中。野兽若跑到笼外，与游客零距离亲密接触起来，便没了"惊艳"，只有惊吓了。文学很"魔幻"，可以放在笼中欣赏。所以不妨三教九流，每下愈况。政治太现实，犹如跑到笼外的野兽。所以政治不能和"游客"长得太不像。政治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必须"保持一致"。当然，说是"长得像"，决不是叫你长得高大。就好比叫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绝不是叫你自己变成"党中央"；要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决不是要你自己变成毛泽东。 刘晓波所以好，不仅因为他"保持一致"，更因为他甘当小学生，绝不功高震主。刘晓波对西方文明的诠释，是一种肤浅的模仿和机械的死记硬背。西方文明不需要中国出杰佛逊，更不需要中国出尼采。莫言所以好，是因为他和西方文明太不同，太另类。如果西方文明是"白"，莫言能提供"黑"；如果西方文明是"美"，莫言就能提供"丑"。莫言对西方文明来说，是"无用之用"。否则，就是写出部《红楼梦》，未见得能获诺贝尔奖。毕竟，到目前为止，西方文明尚不愿意，甚至还没有能力，去欣赏一朵和自己齐驾并驱的奇葩。所以，两个诺奖，出自同一种偏见，那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人。我们把这种偏见之"奖"接过来，趋之若鹜，含之如饴，那就活该别人看不起。 "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我们也"魔幻"一把，让刘晓波写小说，莫言搞政治，结果会怎样？刘晓波写什么呢？最多写出部《河殇》，"啊，亲爱的蓝色文明"！可惜，太直白，没有美感。况且，"蓝色文明"有时就不和你"亲爱"，奈何？莫言搞政治，到可以做做大学生村官。但可惜"村官"太渺小，太微观，"蓝色文明"看不见，又奈何？如果我们"现实"一点，张艺谋倒是个活证据。张某以莫言的《红高粱》起家，动用影视制作的特殊手段，无限夸大"黄色文明"的"黑"与"丑"。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做得轰轰烈烈，生意兴隆。"蓝色文明"很高兴，大奖滚滚而来。后来，不知何故，张某突然金盆洗手，改拍起《英雄》来了。从此，就算中宣部拿出整个国库作后盾，张某也与"蓝色文明"的大奖无缘了。"时不利兮骓不逝，张某张某奈若何"？ 三十八年前，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诺贝尔奖的典礼上，哈耶克说："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2。哈耶克敢说这种话，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使然，更因为他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对话。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以外，另设经济学、文学、以及和平奖，本来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是出自科学的自大。如今，在人文领域里，如果带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优越感，给"黄色文明"颁发起奖状来，那就在科学的自大外，又加上了文化的自大。 注释
（2012年11月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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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2 03:52 PM PST 
社 論：變化已不可避免
中共十八大「勝利閉幕」了，權力「平穩交接」成功了。這次換屆，能帶來人們所盼望的變化嗎？
胡錦濤代表十七屆中央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已經作了回答。
這篇報告長達三萬多字，但關鍵只有四十個字：「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老路」當然是指毛澤東那條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什麼是「邪路」呢？他說：「我們絕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邪路」是指現代民主制度。至於他要堅定不移高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鄧小平所「設計」的：堅持一黨專政，壟斷全國經濟命脈，實行國家操控下的市場經濟。
有人把中國這種制度叫作「權貴資本主義」，這是把中共估計得太低了。中共壟斷了全國經濟命脈，這是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行一黨專政，這是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文化思想領域，罷黜百家，獨專「馬」術，也就是從馬克思主義起，經過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即江澤民主義），直到「科學發展觀」（即胡錦濤主義），共同構成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凡與「主旋律」有異議者，一律封殺。包括政府總理溫家寶的講話中有些談到政治改革的話語，都逃不過被封殺的厄運。請問世界上有哪一種資本主義能專橫到這種程度？
鄧小平所確立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地道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正統的共產主義，它是共產黨存身立命的根本。這個主義的致命弱點是窒息了人的活力，窒息了社會的活力。所以在二十世紀雖然風行一時，卻扼殺了實行這種主義的國家和政黨，也扼殺了這種主義自己。鄧小平的精明之處，是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前提下，引進了市場經濟，從而使陷於窒息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新鮮空氣而復蘇，並且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但中共根本不曾放棄「四項原則」，只不過把這四條繩索放鬆一點而已。其實這正是他們那種「改革開放」的實質，說穿了無非是鬆鬆綁罷了。經過一九九二年以來二十年的發展，特別是「國進民退」，社會主義繩索越發成為束縛國民經濟的桎梏。如今已經不是鬆鬆綁所能解決問題，而是必須打破社會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解放生產力了。然而打破這個枷鎖，也就意味着權貴集團失去對經濟資源的壟斷，而失去這種壟斷地位的共產黨，也就喪失了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它就成為漂浮在私有經濟海洋裡的一葉孤舟了，權貴們怎能實行真正的改革呢？
「不改革，亡國；改革，亡黨。」這是近年來流行的一句話，表達了中共內部一些人的憂慮。其實這句話錯了。中國亡不了。亡的只是天怒人怨的統治者。統治者日暮途窮而又拒絕改革，只能在統治危機爆發中滅亡。所以應該是「不改革，亡黨。」如果主動改革呢，那就像台灣的國民黨一樣，從一個獨裁黨改成民主政黨，服從選民的抉擇：勝選就執政，敗選則全身而退，並未滅亡。原來在歐洲實行一黨專政的一些共產黨，改革以後，也沒有滅亡。如今許多希望中共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人，無非也是這樣期待。然而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路線，還是「堅定不移」走一黨專政的道路，這種頑固態度，實在使抱有善良願望的人們太失望了。
使這種失望轉為憤怒的更表現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上。作為十八屆領導核心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竟被塞進四個臭名昭著劣跡斑斑的敗類，而且其中有人得票明明少於「落選」的人，卻被塞到常委裡來了。這不但是對中國人民的嘲弄，而且也是中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炮製的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和所謂「協商民主」框架內的「選舉」，本來就是騙人的，但還總有個自欺欺人的「多數票當選」來粉飾門面，如今連這種騙人的「多數票」都炮製不出來，也就是連自己都騙不了，還能騙人嗎？
嗚呼！已經無恥到了這個地步，夫復何言？
我們早就斷定：「十八大，沒戲！」那是說它不會出現令人欣慰或感到興奮的節目，無非是開會如儀，走走過場，平穩交班而已。誰知這個十八大在人事上竟演了這樣一齣令人噁心的醜劇，看來這個黨實在是扶不起來了。
不過，話還是先別說絕，因為：
第一，中國歷史的客觀進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這是大勢所趨，非中共所能挽回。
第二，必然性都通過偶然性才能實現。「蝴蝶效應」（蝴蝶搧動翅膀，通過骨牌效應，引起暴風雨）在社會生活中多有例証。
第三，中共的事情具有「不可測性」，不按常理出牌是它的常規。
世界上民主國家執政者換屆，是由選民決定下屆人選，所以各派都標新立異，以改變現狀為許諾。故新一屆將實行新政策。
專制制度的換屆，是由老統治者挑選新統治者，他要求下一屆必須忠於自己，不得背離祖訓，所以新一屆只能走老路。但是如果歷史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呢？那就是爆發革命，改朝換代。如果統治集團內部有人「識時務者為俊傑」，那就可以通過某種形式的「政變」，來改弦更張，實行新政。這種「政變」有多種，可以是和平的，可以是暴力的，暴力可以是流血的，也可以是不流血的。其實改革就是一種和平的政變，因為要改革就必須由改革者掌權。如果有一種「改革」是權力結構紋絲不動，有權無權者皆大歡喜，那就不可能有實質上的改革。
其實中共對政變是很在行的。遵義會議、延安整風，都是毛澤東走向權力頂峰的政變步驟。文化大革命更是他改組領導結構的系列政變。後來一九七六年的「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之後為爭奪最高領導權而發生的一次未流血的暴力政變。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取代華國鋒取得實權，實際上也是一次和平政變。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則把這種權力更迭，通過合法的形式圓滿實現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主席（後改總書記），那不過是鄧小平的接班人。他的上台和下台，都是鄧小平說了算。鄧小平也和毛澤東一樣，先後通過兩次政變，把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搞下去了。
政變是按常規出牌不能取勝時採用的非常手段，其目的和後果可以截然相反。取代華國鋒，為改革開放準備了領導班子。廢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是老人幫為保衞權貴集團的特權而腰斬改革的倒行逆施。
現在中國又面臨鄧小平路線山窮水盡的時候，也正是各種政治力量磨拳擦掌的時候。據傳薄熙來和他的後台已經在準備政變，把中國拉向一場新的文革。中共如果有眼光和膽識，本來應該在把他拿下之後，從政治上和組織上乘勝追擊，一舉粉碎這個極左反動集團的同伙和後台，並且沿著改革的道路繼續前進，把中國從鄧小平那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盡頭拉出來，轉上憲政民主大道，回歸人類普世文明，這才是一條真正的民族復興之路。然而十七屆領導班子卻匆忙把薄熙來事件定性為「刑事犯罪」，草草收場。可見他們根本不想擺脫政治困境，而且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設下枷鎖，套在十八屆領導的脖子上，想讓新上台的班子和中國人民一道，繼續在「中國特色」裡煎熬。
難道中國人民還要再忍受十年嗎？
不會，不但老百姓不會那樣聽話，掌權者中間，也不可能一致。十八大班子本身就是一個極不和諧的群體，內鬥是壓不住也躲不過的，事情能不變嗎？只是變好還是變壞，一時還看不清罷了。
對於這個新班子當中具體的人，我們現在不想評論，其中有人確有民望，有人卻民憤很深。得民心者能始終如一嗎？有民憤者能重新做人嗎？都很難說。事實勝於雄辯，反正他們全都會用自己的行動向歷史交出答卷。
社會矛盾和黨內矛盾越來越尖銳，變化總會發生。我們只是希望它變好，不要變壞；希望前進，不要倒退；希望和平，不要暴力。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争鸣》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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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2 03:21 PM PST
两天后，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一条驳船等在白厅渡,准备让他渡过哈德孙河到保罗斯岬。军队的主要将官聚集在这个渡口附近的一家旅馆向他作最后饯别。这是他们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司令官最后一次聚集了，因而心情格外激动。据记载，华盛顿也很快就和大家一样为分离的悲伤打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拥抱、干杯，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已把他的军中行李托运回故乡，但他知道，在他正式解甲归田、返回弗农山庄之前，他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把他在八年前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总司令之职，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交还的仪式是由他的同乡，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设计的。当时他正代表新生的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定独立条约。一俟签字仪式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纽约，亲自设计了这个伟大而庄严的仪式。 在杰弗逊的想象里，这个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华盛顿将军走进“国会大厦“（当时的大陆会议厅），在议员的对面他获得了一个座位。然后由议长作出介绍，华盛顿则要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而议员则不必鞠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最后，华盛顿以简短讲话“交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表示接受。 结果，整个仪式不折不扣地是依照杰弗逊的设计完成的。 华盛顿的最后讲话十分简约，一如他平时的朴实谦逊。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书记载，整个仪式十分简短，前后只有几分钟，但正是这个几分钟的仪式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这个为了赢得战争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因操劳过度生出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的总司令发表讲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蓄满泪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在它以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逊位、下野、惧怕各种祸乱而“功成身退“的范例，在它以后，人类历史上还将出现无数以杀戮、屠城为代价而权倾四海的英雄豪杰，但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运用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土洋奴隶主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我们试以这个仪式的几个动作为例，逐点分析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座位 这是这个仪式开始的第一步。和其它几个动作一样，它表达的是杰弗逊以及一代开国元勋们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当华盛顿走进议会大厦时，没有人给他献花，也没有听到议员们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他只是在议员的对面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座位。这个座位没有安排在议员席里，更没有人自动让出中心座位，以营造一种众星拱月、“紧密团结“的氛围，而是让他静静地落座在“议员的对面“，这显示了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因为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国会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而军事首长则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的武装力量。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表“最后竟和军队勾结图谋不轨。一句话，他们不愿意看到“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祥和景象，因而军事首长和民选代表勾肩搭背、亲嘴握手的喜气洋洋在这个仪式里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2、鞠躬 这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杰弗逊以及一个新生国家对军政关系的思考几乎全包含在华盛顿的一鞠躬里了。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军队不得参与镇压国内百姓，它只是民众用来抵御外敌的工具，即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甚至以后的法律明确规定，动用军队维护国内治安是违法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打下江山的人就没有顺理成章地“坐江山“，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事隔多少年，仍然使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当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3、还礼 这是整个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因为既然华盛顿的鞠躬表示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那么由文官组成的议会就再不能“鞠躬“了，否则就成了“多头政治“。而议员们手触帽檐还礼，只是为了体现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他们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诚惶诚恐，也没有万能的救主将权力下放给草民的感激涕零。既然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天赋的，那么，你把人民在非常时期自愿让出的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就是天经地义的。这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感激--要感激也只能感激上帝--只需手触帽檐象征性地表示一下礼貌就可以了。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就离开了安纳波利斯，回到了弗农山庄，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过起了一种心满意足的乡绅生活。 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又举行过多少英才霸主的加冕仪式？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所有这些仪式，包括大大小小的宣誓、效忠、集会、游行、磕头礼拜、言不由衷地举拳头、呼万岁，都将湮没无闻，惟有这个仪式会永垂不朽。它将会和苏格拉底的慨然饮鸩，布鲁诺的身被火刑，巴黎人攻下巴士底狱一样，被人们长久记诵。 这就是这几分钟的意义，也是华盛顿对世界的意义。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Dec 3, 2012, 6:32:32 AM12/3/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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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2 08:20 PM PST
亲爱的朋友们：
欣闻你们将于今年12月10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两周年之际，在美国纽约举行营救刘晓波的活动。我本人，并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一员，十分感动。这让我在万般沮丧与无奈之中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我感谢朋友们邀请我在此次活动中作书面发言。关于晓波的被捕和获奖，这几年来我心里憋了好多话，我愿意在此向朋友们倾吐。
晓波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二十多年来他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而与我们从一般的师生关系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患难与共，这中间有过曲折、有过冷淡甚至拒绝来往，但最终用各自的心换得了彼此的理解和信任，用他的话说：“只要我真心面对亡灵，与二老交心，我们必定走到一起。”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自从那天接到余杰的邀请我发言的电话，就勾起了我们与晓波昔日的往还。那天晚上我老伴梦见晓波来电话说要到无锡乡下看望我们，醒来老泪纵横，极度悲伤。
现在十八大开过了，不管前景如何，我们还是要向今天的执政者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
营救刘晓波的活动早应该开始了。事情只要有人做，而且是真心实意、合力地去做，日积月累不停息地去做，那怕滴水穿石，也有成功的可能。
晓波在获奖前两年，《零八宪章》发表时就遭中共当局秘密羁押，所以算起来，他已失去自由四个年头了。四年时间对一般居家过日子的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对于晓波这样一个生龙活虎、充满朝气、视写作为生命、两天当三天过的人来说，被囚牢中，失却了言说、写作和行动的自由，这份痛苦与伤害是难以想象的。
他主张和平、理性地推动渐进式改革，不追求夺取政权的目标，致力于建设一个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性社会。他坚持自由主义价值，奉行宽容原则，提倡多元对话，无论是体制内身份还是体制外身份，也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彼此之间都应该尊重其发言权，最终形成转型路径的民间共识，以期产生付出代价最小的结果。
他对待别人总是以最大限度的忍让、忍让、再忍让，绝不以势压人；不管事情多么烦难，绝不假手他人，一定自己亲手完成。所以在国内他的影响力日渐增进，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零八宪章》的联署成功，是他的影响力及出色工作的结果。这令中共当局极端畏惧，终于在四年前把他拘捕入狱。
接着，又把他妻子刘霞非法软禁在家，不准与外人接触，这就中断了晓波与外界的一切信息联系。刘霞是中国合法公民，中国政府不顾法律、践踏人性，创下了“文革”结束以来恶待政治犯家属的先例。
从2008年底秘密拘捕刘晓波至2009年6月，中共政府一直在窥视国内外的反应，尤其是美国的态度。 中共政府等了半年，终于在2009年6月悍然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从这个时候起，海内外的朋友们开始了营救活动，欧洲的德国、捷克、瑞典等国政府和议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哈维尔以及欧盟议长、波兰前总理、捷克的米奇尼克等等，均先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我本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与在京的欧洲驻华使馆接触，请求他们运救刘晓波，甚至亲自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 ，请他给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然而，这一切都豪无效果。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可是当局视他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中共当局囚禁的是刘晓波个人，但扼杀的是中国整个民主事业。从刘晓波蒙难至今这四年来的国内民运状况来看，也足以证明营救刘晓波就是挽救中国的民主事业。
今天，终于有你们——一批晓波的忠实朋友挺身而出开始了新一轮的营救活动，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这一活动具有特殊意义。美国要重返亚洲，奥巴马又连任美国总统，我衷心希望美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能够在营救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中出一把力。
2010年10月8日，晓波获奖，我受天安门母亲群体委托，突破国安的严密控制立即发出了祝贺声明，几乎与此同时，我遭到无锡国安的粗暴对待，在激烈冲突中昏厥倒地，导致脑震荡、失去记忆，随后又被软禁了74天。这一次事件我会永远记住，因为我们与晓波是朋友。
最后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丁子霖 2012.11月
——廖亦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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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2 08:24 PM PST
人权日就要到了。首先感谢世界各国各界朋友对中国的自由、人权、宪政、法治、民主、社会公正以及我和我家人的关注。今天我站在这里因为我身处自由世界。但我国内的家人和我成千上万的同胞们还在专制之下，还不自由。就像我身后的自由塔还未竣工，但已不会太久。仍需大家继续努力。
半年多来，世界进步很大。继阿拉伯之春以后，缅甸正在大步向民主迈进，近期又释放了518名政治犯。古巴也颁布法律，放松了对公民出国的限制。但不幸的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仍在恶化。这理应引起更多世人的关注。尤其是作为人权盟主的美国应当做好表率。世界各国应改变以往重经贸而轻人权的做法。 中央向我、向美国、向全世界做出的“将对山东数年来迫害我和我家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的”承诺至今未兑现。因我的离开而对我的侄子陈克贵及其它亲友的打击报复仍在进行。保家自卫的陈克贵还被关押着。可贪官污吏却因害民“立功”而已升迁。时至今日，我没得到任何中共当权者将改邪归正的消息。这无疑是在挑战人类的正义、良知。 中国有太多的
敏感日。被旅游的公民以前仅限于北京等一线城市。现在已扩展到三线城市。不仅唯色、刘飞跃等被旅游，临沂的刘国惠也被列入被旅游之列。在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公民没有安全感。面对被自杀的李旺阳也只得无奈地留下“绝不自杀的遗书”。其实，没有制度保障，谁都不安全。刘霞、胡佳、王荔蕻、江天勇、许志永、郑恩宠、冯正虎、刘平、孙文广等等公民在中央 “依法治国”的口号下长期被骚扰或遭非法拘禁。哈达、宋泽、葛志慧8岁的儿子、家人等被失踪。
你们各级党委不断做这种既不合情理也违反国法的事情。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哪部法律赋予你共产党这样的特权？已不正焉能正人？ 尊敬的习近平先生，全国上下都看着你呢。是顺天应民实行变革，还是绑国挟政维护特权将预示着祖国的未来是文转型还是武转型。不要向各级党政官员发出“共产党会继续独断专行，可以言而无信。谁要求共产党守法、守信，谁就是反华势力，就把谁视为敌人”的错误信号。 昂山素季自由了。刘霞、胡佳、王荔蕻、江天勇等上述公民何时解禁呢？吴登盛释放了政治犯，而高智晟、刘晓波、郭泉、杨天水、倪玉兰、阿里木江、齐崇怀等仍被构陷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和因言获罪者何时释放？吴登盛的开明做法不仅赢得了缅甸人民的支持，还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尊重。连吴登盛都能做到的事情，习近平若不做的话，那就不是做不到，而是就不做。不是做不好，而是不往好里做。若是如此，民众还能指望他能还权于民，实行变革，维护社会公正吗？ 不仅如此，大批访民遭暴力截访、绑架、非法拘押。毛恒凤、王扣马、沈佩兰、金月花等维权访民近期皆遭劳教或被刑拘。违反人性和民意的暴力计生依然广泛存在。这颠覆了人命关天的传统理念。藏人自焚的人数与日俱增。据悉已达80多人。对法轮功、家庭教会的劳教判刑等迫害一刻未停。数年来，在维稳体制下，红色恐怖无处不在，黑监狱遍布全国。中共当权者中的顽固势力，赤裸地露出一副“反正我掌权，我就是要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死不改悔，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的强盗原形。 面对中共当权者中的顽固势力为维护专权，利用执政之便，不惜残害民众的一系列暴行，国际社会还能视之无见吗？面对受害者正在流血流泪，一个个藏人燃烧的生命，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怎么能无动于衷？世界善良的公民理应为此发出正义之声。 国内民众更应明白，必须团结起来。自己的权利只有靠我们自己去努力争取才能获得。不断用行动维护，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长久。不要期望明君会主动给予，不要指望包青天替你维权。自助者天助之。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也要请求藏族的兄弟姐妹们“珍爱生命，别再自焚了。社会不可能永远这样。总会有办法解决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吧？” 人权日是唯一属于全世界每一个人的节日。是人就有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同样，是人就应用行动为改善人权而努力，捍卫人权价值。就是捍卫我们最长远、最重要的利益。人权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坚持。绝不应只是说说而已。 值此唯一属于全人类的节日就要到来之际，让我们为维护人权而开始行动吧！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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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2 08:28 PM PST （不改旗易帜是死路） 再谈全民起义和革命道路
徐水良
2012-11-23日
1、18大的核心思想
中共18大，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句话，18大的核心思想，就是："坚
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这句话，虽然轻描谈写地承认中共过去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但更
关键的是中共再一次声明"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就是要顽固坚
持中共过去坚持的马列毛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以及走这些旗帜规定的
真正的邪路，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邪路；拒绝普世价值及普世
价值指引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和法治的正道、正路。
18大其他东西，例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等理论家们的垃圾之一，所
谓的协商民主的错误理论，来抵制普适价值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为
18大这个核心思想服务的一个例子。
2、政改幻想及欺骗再一次破产
18大再一次狠狠打了御用文人、花瓶民运、伪公知、伪精英、和各
式各样的五毛们的耳光，使他们不断宣扬和散布的政改幻想及欺骗，
再一次遭到破产。
多少年来，这些人一再捏造历史，攻击革命，污蔑和抹黑主张革命的
人们。散布告别革命的幻想，散布中共会搞政改的幻想和欺骗。
他们无限赞扬温和缓进的道路，最多赞成温和的改良道路、或者略微
带点激进的改良道路。反对一切他们认为激进主义的道路，包括和平
革命和暴力革命的革命道路，以及激进的和比较激进的改良道路。
当他们的温和缓进的爬行道路，及温和改良道路，在现实和历史中，
一而再、再而三地破产的时候，他们总是改换方式，继续毫不脸红地
散布他们的幻想和欺骗。
这一次，他们的各种政改预言和各种各样的改良幻想，再次破产。他
们狼狈了一二天，又迅速调整和改变他们的幻想和欺骗用语，又厚颜
无耻地继续散布新的幻想和欺骗了，继续大谈中共转型、改革和政改
的幻想了。他们这种无耻欺骗的本领，称冠全世界。
中共公开拒绝真正政改，而五毛花瓶则相反，散布政改幻想搞欺骗，
两者紧密配合。就是中共既拒绝政改，又欺骗广大民众等待中共政
改，不要造反、起义和革命的骗术双簧戏。
3、讨论中共领导人会不会政改已经没有意义
每一届中共领导人上台，五毛花瓶们都要散布一次政改幻想。虽然这
一次，18大不搞改旗易帜的规定，完全堵死了真正政改的道路。使
得五毛花瓶们大为泄气。但他们仍然重复这个程序，继续散布幻想。
实际上，讨论中共领导人会不会搞政改，已经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
为中共18大的这个宣告堵死了真正政改的道路。而且是因为三十年
的邓式改革制造了一个大抢劫大掠夺的官僚权贵太子党既得利益贪污
腐败统治集团，使中共连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也产生不了；产生了，
也没法进入最高领导；进入了最高领导，也搞不了戈尔巴乔夫的改
革；即使他们真要搞改革，也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贪腐集团的反对而失
败；最后，由于中共的逆淘汰机制，这些领导人，即使内心里真想搞
改革，但实际中，他们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搞改革，最后结果，
最多只是流于空谈，客观上变成散布幻想搞欺骗。
因此，无论如何，现在五毛花瓶各式救党人物们继续议论散布政改幻
想，无论是没有根据的小道消息，还是有根据的大道消息；无论是空
想议论，还是上书呼吁，其最后的客观效果，只能是欺骗。
4、马列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的邪路
历史已经证明，继承一神教世界极权专制传统的准宗教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或信仰，是真正的邪教；由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规定一党极权专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错误
的道路，是真正的邪路。
苏联、东欧和全世界的马列主义共产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阵营的
崩溃，尤其是中共几十年坚持一党极权专制，拒绝自由民主平等人权
宪政和法治等普世价值而产生的恶果，雄辩地证明，马列毛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是彻头彻尾的邪理和邪路。
不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没有自由民主
人权和普适价值，中国就无法前进，无法走上正路。
5、国家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一种
按马克斯恩格斯和列宁的定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事物，
不是国家性质或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
主张国家性质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典型，就是希特勒的社会主义，
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希特勒的党，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
人党。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希特勒德国色彩或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名称和内容，都与希特勒德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一致。
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远远不如希特勒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无论是效率、经济发展速度、清廉程度、腐败程度、卖国特性，等等
等等，都远远不如、即远远坏过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德国
的高效率、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远超过中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工人党，不仅非常勤奋，而且相当廉洁，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纳粹德
国有大的贪污腐败。而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到处都是，不仅远远超
过纳粹德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如果不算是空前腐败，也应该是接
近空前腐败。
尤其是，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公有化大抢劫和私有化大
抢劫两次大抢劫制造出来的。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或者是接近空前
的历史性大抢劫大掠夺，以及空前的或者是接近空前的大腐败，才是
真正的中国特色，才真正代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至于部分毛左们企图恢复的"新民主主义"，同样也是国家社会主义
（即纳粹）的一种。
6、改旗易帜是人类历史的常规
人类的历史，不断产生改旗易帜的情况。改旗易帜，是人类历史的常
规。
不说古代历史上不断产生的无数次改旗易帜的常规。这里仅仅说近
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尤其是真正的革命的历史，改旗易帜就完全
是常规和正道，而不是邪路。
从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的两次暴力革命――流血清教革命和不流血的暴
力革命光荣革命开始，到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辛亥革命、苏联东欧
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阿拉伯茉莉花革命，无数次革命，都是走的
改旗易帜的正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战争，强迫法西斯国家改旗易帜，走上自由民主
道路，也是走上正路。通过反恐战争，使阿富汗和伊拉克改旗易帜，
走自由民主道路，同样也是走的正路，不是邪路。
7、坚持共产假革命不改旗易帜就是坚持邪路
恰恰相反，在二十世纪左倾历史大倒退中，各国共产党搞的共产革
命，被马列毛、中共和各国共产党称为正路，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假革
命、真倒退，恰恰是真正的邪路。
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把历史前进的方向搞反了，
因此，在他们那里，前进和倒退、正和邪、进步和反动、好和坏，一
切都是颠倒的。因此他们坚持的邪路，就被他们称为正道；他们反对
的邪路，却恰恰是历史的正道。
8、世界未来的前途和方向
当然，就像笔者一再论述的那样，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产生的、在经
济决定论理论毒藤上结出的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资本主以
和社会主义等双胞胎毒瓜，都是错误的。根据笔者以人为本、以人和
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理论，未来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
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人性复归、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
展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社会。
这种社会，不能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以经济（资本、所有制
等等）为本，而必须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尊重人，关
心人，一切为了人。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正像我过去一再强调的：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两条
腿走路和左右手脚并用的原则。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和措施，都必须
和社会的需要相符合。坚决反对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从各自的教条出
发，把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
义、革命和改良、激进和缓进、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
法治和德治等等荒唐地绝对对立起来，非要保留一边，砍掉另一边的
愚蠢做法。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的需要，或
者灵活采取符合实际需要的那一种；或者根据需要，混合使用，交替
使用；或者根据需要，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互为依存。"
"未来社会，既反对马列主义的全盘公有化、全盘计划经济化，全盘
非商品化，又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私有化，全盘商品化，全盘市场经
济化；既反对马列主义无限推崇集体主义、无限推崇革命、无限推崇
过激行为，无限推崇左派，否定相反方面的做法，以及无限推崇道
德、否定法治，假借推崇人民大众，打击和反对社会精英的做法；又
反对自由主义者无限推崇个人主义、无限推崇改良、无限推崇温和缓
进、无限推崇自由主义假右派，否定与此相反的方面，以及无限推崇
法治、否定道德，坚持精英主义、反对人民大众的做法。"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否定一条腿走路的理论、政策和制度，既必须改
变新自由主义及其坚持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旗帜，又必须改变马列主
义及其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改挂人本主义及人本社会的旗帜。
而要实现向人本社会的转变，首先必须在政治上结束一党专制的政治
制度，建立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度。
9、中共的如意算盘
其实，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中共的制度必须改变，不搞改旗易
帜是不可能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笨到内心里坚持一党专制万世不变
的笨蛋地步。即使是李鹏那样的顽固保守派，都曾经在上世纪90年
代说过，多党民主制迟早是要搞的。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宣布坚持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搞改旗易帜
呢？
其实，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问
题。他们既需要时间来洗白他们依靠贪污腐败抢劫掠夺得来的非法财
产，保护自己非法的既得利益；又要进一步延长时间，继续抢劫掠
夺，扩大自己非法的既得利益，并把它们送到国外。以便中共垮台
后，他们可以在海外享用他们掠夺的非法财产。
他们制造"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其目的，不
过是掩盖和美化他们的抢劫掠夺，以及坚持抢劫掠夺的一党专制制度
而已。
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争取十年或者尽可能多的时间，继续进行
抢劫掠夺。
为了实现他们的如意算盘，中共还继续加强他们的五毛花瓶反对派队
伍，一方面利用他们散布幻想搞欺骗，帮助中共维稳；另一方面，又
尽可能培养他们的"当代孙中山"队伍，以便中共垮台后，这个队伍
中的某个"孙中山"帮助中共接掌政权，继续代管、保护中共政权和
中共权贵的利益。中共情报机构非常积极而又普遍地推行此类计划。
有朋友告诉我，中共情报机构领导直接找他，说：我们要捧的人，
（即"当代孙中山"）是某某某，你如果要争当主要头头，争领导
权，那我们就调动力量围攻你。迫使这个朋友不得不退出那个特务花
瓶组织，把头头的位置留给某某某一个人。
10、中共的如意算盘，只能事与愿违导致彻底覆灭
中共这些做法，自以为得计，其实，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共彻
底覆灭。
中共的如意算盘，只能进一步让自己恶魔化，引来全中国和全世界的
极度憎恨。最后，逼得中国人实现民主后，不得不像犹太人在全世界
追杀纳粹罪犯那样，在全世界追究中共贪官及其家族，压制他们的一
切势力，防止他们的复辟和捣乱。而中国不是小小的以色列，全世界
都不敢与中国人及其未来民主政府作对。同时，中共的如意算盘，也
将进一步使他们自己在全世界名声扫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并且，全世界政府大概都愿意通过没收中共贪官的财产，分得一定比
例来增加国库收入，并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因此，中共权贵的如意算盘，必将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在全世界都
无法立足。
而中共培养当代孙中山的做法，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使中国从一次革
命实现民主转型，变成二次革命完成民主转型。
正像我过去多次强调的，一次革命是和平革命，二次革命，在中国特
殊情况，尤其是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大规模的暴力冲
突。中共这种做法，只能使中国的民主转型血腥化。而受害最大的，
将是中共权贵和他们的家族。因为中国人极度痛恨中共权贵及其家
族，很多人都在等待时机杀贪官，谁将是暴力冲突的最大受害者，稍
有头脑的人，用不着想像，就可以判断。
本来，中共主动改革，和平下台，避免流血和覆灭，是中共最好的选
择。但中共利令智昏，坚决拒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
活。"中共一定要走死路，那就谁也挽救不了。
11、中国转型的道路――革命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都是靠革命或战争来建立。只有极少几
个不起决定作用的小国或弱国，才在国际压力下，通过改良实现民
主。不受国际压力左右的大国实现民主，迄今还没有通过改良道路实
现民主的先例。对于世界上不受其他国家控制和影响的独立大国而
言，除了革命，迄今没有其他道路走向民主。
这条道理，就是包括可能的军事政变在内的"全民抗暴、全民起义、
全民革命"的道路。
当代世界的历史表明，从街头运动开始，是当代全世界革命的普遍特
点。至于它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暴力，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坚持暴力镇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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