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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翰圣：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 陳光：拒絕向暴政交出記憶鑰匙（冉升）
- 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
- 王超华： 太陽花學運與天安門六四
- 胡少江：新闻检查官和习近平（附1、中国进一步收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2、中国一手打“老虎”一手搞“两禁”）
- 香港全民政改第一天逾40多万人投票（附《经济学人》：京港摊牌在即 双方都将受重伤）
- 杜光：为胡耀邦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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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4 08:45 PM PDT
25年前的那场"八九民运"，其实是学生发起，有记者、知识分子、工人、市民各阶层参与的、一场全社会的抗议中共腐败专制的运动，在记述或纪念这段历史的时候，除了聚焦那场运动的领袖和明星，我们也不能忘记像"毛估估"那样流血牺牲的底层民众。——编者的话 今天，是"六四"二十五周年。全球华文媒体，除刘云山先生领导的那部分，都在不惜版面，隆重纪念。二十五年来，华文或非华文的媒体上，不知已发表过多少有关"六四"的文字。但是，在这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大概没有一行字，是用来纪念他的。 上海头号"暴徒""毛估估" 他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没有独身阻挡过隆隆前行的坦克；他不曾在"阳光灿烂的五月"宣布绝食，更不曾梦想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如果没有"六四"，他大概和大多数上海平民一样，或已退休，或已下岗；或在马路上指挥交通，或在家里头酣战麻将；或成为上访的一员，或成为"毛左"的粉丝。但"六四"改变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讲，"六四"提前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本该默默无闻的一生。"六四"后，他作为上海头号"暴徒"，"从重从快"地被上海最高当局处以极刑。他受刑那天，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可能正在奔赴西方的路上。他渺如沙粒，贱若尘土，自然得不到"黄雀行动"的眷顾。既没了未来，更遑论日后有皈依基督的幸运。所以，临死，灵魂大概带着罪恶。 他的案情很简单。"六四"后上海广新路焚烧火车那天，他闲着无聊，又和阿Q一样，喜欢看热闹。于是，混迹人群。人喊口号，他喊口号；人说烧火车，他也说要烧火车。临动手，没有纵火工具。命中注定，他身上带着火柴，便很慷慨地借于他人。他天生低能，上海当局在宣布罪行时，反复强调他行为没准头，外号"毛估估"，以至他的真实姓名在上海无人提及，只有"毛估估"三字，家喻户晓。按理说，一个低能儿，不应承担刑责。上海当局既已决心借他人头，以谢天下，却又毫不讳言他的低能，动机大概是想说明，他本来就低人一等，所以死不足惜。 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 "六四"后，上海党政领导好像集体中了彩票，纷纷进京当上中央首长。"毛估估"定刑时，江泽民已在北京荣登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宝座。上海诸事，交由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全权定夺。和江泽民比，朱镕基形象好得多。江泽民令人瞠目结舌之处，不在于他的庸俗；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庸俗，完全浑然不觉，自我感觉无比良好。这应了一句老话："没有一种幸福，不是来自糊涂"。朱镕基不同，冰雪聪明。所以，他被邓小平和赵紫阳共同赏识为"懂得经济"。杀"毛估估"，"懂经济"的朱镕基深思熟虑。"六四"后的全国形势，按共产党规矩，上海不杀人，不见血，难以过关。但杀谁，权在地方当局。杀"毛估估"，是因为朱镕基认为，杀他成本最低，这是一场经过冷静计算的杀戮。告老还乡前夕，朱镕基不忘倾情表白：希望在人民心中，自己是个清官。但当他讲到"清官"时，想到的大概只是"钱"，没想到"血"。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六四"后被定性为"上海动乱的策源地"。既为"策源地"，罪孽自比马前卒"毛估估"之类深重。更何况，"六四"前，导报和上海当局结下梁子，你死我活，大有"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之势。"六四"后，上海当局本应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导报从业人员中，虽有入狱，却无判刑。个中奥秘，就在于审判导报记者，成本太高。前两年，"唱红打黑"的英雄王立军，在性命攸关时，剑走偏锋，毅然决然，星夜投奔美领馆，为的也是要把敌手"做掉"自己的成本，提高到极限。他计算精确，干得漂亮，所以一举成功。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几代世事变迁，终究不愧为唯物主义者，只有面对"成本"这类"物质"，才会产生感觉。 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他都不是主角 "六四"前，导报记者，虽不及天子脚下不时声称代表赵紫阳的智囊风光，但也曾忝陪"改革精英"末座。可惜，这种地位很快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等新贵取代并超越。"黄雀行动"连导报记者都顾不上，更何谈一介草民"毛估估"。"毛估估"被送上祭台成为牺牲后，善写宣言的"精英"，没写宣言。不仅没写，心头或许还有几分赞许。所以，杀"毛估估"的，也不仅仅是上海当局。然而，墨写的宣言，终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嘴里的"血流成河"，流的毕竟是"毛估估"们的血。虽然他们无论在当年的宣言，还是今天的纪念中，都不是主角。 "六四"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写过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天，人们纪念"六四"，无非是为了毋忘"六四"，写的依然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以上文字，则算是为了从未纪念的纪念。 （2014年6月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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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4 08:02 PM PDT
25年來，陳光默默地做著一件事：擺脫夢靨的壓抑與良心的煎熬，用艺术把真實的歷史記憶從黑暗的井底湧現到有陽光照射的地方來。陳光，本無意當英雄，然而，他卻被中共當局成就為了我們這個苦難時代裏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觸碰"六四"神經陳光遭拘捕 2014年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京郊宋莊一個空蕩的建築物裏，一個女孩兒拿著手電筒走進了一間漆黑的房間，手電筒射出的慘白光線，照亮了牆壁上的一組阿拉伯數字——從"1989"到"2014"；不一會兒，燈光驟亮，一個戴著口罩的男人出現了，在十多位在場者的注視下，他用油畫筆蘸著白色塗料覆蓋了這組數字，轉眼間，牆壁一片空白。 這是一個小規模且封閉的行為藝術活動，刷白牆壁的那個男人，就是25年前北京戒嚴部隊的士兵陳光，1989那年，他才17歲，而今，他已是43歲的中年藝術家了。 5月7日的夜晚，員警突然闖入了陳光的工作室，他們查抄並沒收了陳光的多幅關於六四題材的油畫作品以及若干私人物品，隨後又帶走了他。目前，已遭正式刑拘的陳光被關進了曾關押過多名宋莊藝術家（如：華湧、追魂、鄺老五等）的通州區看守所。在徐友漁等五位著名的知識人因參與"六四事件25周年紀念研討會"而被警方刑事拘留後的第四日，因觸碰了當局敏感且脆弱的那根"六四"神經，藝術家陳光也遭到了拘捕。 此前，陳光在互聯網上籍籍無名，他既無牆外的社交平臺帳戶，也沒有牆內的微博帳號；而且以前在幾個國內藝術網站上開設的作品展示網頁，也被網管神速清除得一乾二淨。所以，當陳光被捕之初，即便是生活在他身邊的宋莊藝術家們，也都對他感到極為陌生，人們只是僅憑著海外英文媒體的報導，才零星獲得了一點關於他的資訊，以至於人們一度連他的姓名都誤寫成了"晨光"。 见证八九血腥镇压的艺术良心 陳光，1971年12月出生於豫東地區的一個縣級市——永城市。永城，是漢高祖斬蛇起義之地，也是秦末農民大起義領袖陳勝的葬身之地。1988年底，尚不足法定入伍年齡的高中美術特長生陳光，懷揣著浪漫的英雄主義情結參軍了。次年的春夏之交，當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遭到鎮壓的前夜，陳光服役的部隊——65集團軍，被戒嚴指揮部當做一塊"好鋼"，用在了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刀刃"上。 從6月3號上午10點，17歲的陳光奉命化妝便衣獨自執行押送一輛裝滿槍支彈藥的公車抵達人民大會堂西後門的任務起，到6月4日這一天，他作為 "李幹事"的攝影記錄助手見證了天安門廣場被戒嚴部隊佔領的全過程止。短短的一天多時間中，他所看到、聽到、感受到的種種陰謀、獸性、血腥、醜陋，如同他巧妙保存下來的那幾張天安門廣場清場的照片一樣，永遠定格在了陳光的記憶之中。 退伍後，陳光自1991年起，先後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與中央美院學習油畫藝術，1997年央美畢業後，他留在了北京，一邊以辦美術高考輔導班謀生，一邊從事著他那獨特的繪畫、攝影、行為、觀念等當代藝術創作。 藝術創造對某些人而言，或許具有療傷的作用；然而，對於某些性格執著、天生敏感的人士而言，它不僅不能癒合心靈創傷，反而還會把傷口越撕越大，藝術家陳光屬於後者之一。通觀陳光1999年以來所參與的國內外藝術展覽的作品，我們能或直接、或間接地讀出關於權力與暴力糾纏在一起壓迫或傷害正常人性的隱含話語，更可隱約看到一位參與"六四大屠殺"全過程的士兵心靈深處仍在淌血的創傷。 2012年六四紀念日來臨前，每年都要舉辦"六四"展覽的香港油麻地的活化廳，曾為陳光舉辦過一次展品僅是兩幅照片的個展： 一幅是密佈在天安門廣場與長安街上的坦克群，背景是天安門城樓、歷史博物館；另一幅展現的景象為戒嚴部隊士兵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焚燒學生們留下的帳篷、旗幟等物品。它們是戒嚴部隊17歲的士兵陳光于1989年6月4日上午10許拍攝下來的天安門鎮壓紀實攝影。 那幾天的香港各大報章上，是這樣報導陳光的："前軍人、中國藝術家陳光（譯音）"。如此不確定的報導，對於當時的他，也許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 直指人心最黑暗深淵 其實，早在2011年，陳光的一組關於天安門清場的油畫作品，就曾以"網上畫展"的形式，悄然出現在了國內的美術網站雅昌網上，直到他這次被捕後，它們才被匆忙撤下。 六四25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著名的海外流亡作家馬建，計畫將其一部"六四"題材的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傳播到互聯網上來，而此小說中的插圖，則正是若干幅陳光授權馬建使用的同一題材油畫作品。與此同時，陳光還把其一組彌足珍貴的"六四日記"一併交給了馬建。陳光被拘捕後，馬建在其臉書上公開了他的畫作與日記。若干讀過陳光"六四日記"的人士指出： 這組由戒嚴士兵親筆寫下的日記，應當是吳仁華先生那兩部六四大屠殺歷史研究巨著的最好參照讀物與最具說服力的證據補充。 陳光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註定了他不會在銅臭味四溢的藝術市場大紅大紫，他始終遊蕩在藝術名利場的大門之外。然而，他那直指人心最黑暗深淵的作品，最終必會被人們所發現，而未來的中國當代藝術史，也將重新評估陳光作品的藝術價值。 陳光雖生活與工作在宋莊，但他幾乎不與其他藝術家串門、紮堆兒，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或許是導致他被捕後，未能及時獲得人們高度關注的原因之一。 25年來，性格孤僻、處事低調的陳光，默默地做著一件事： 擺脫夢靨的壓抑與良心的煎熬，拒絕向暴政交出記憶的鑰匙，讓真實的歷史記憶從黑暗的井底湧現到有陽光照射的地方來，從而使得真善美的崇高目標，與藝術家的人格得到完整統一。 陳光，本無意當英雄，然而，他卻被中共當局成就為了我們這個苦難時代裏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請記住他在被捕前夕所實施的那件富有象徵意味的行為藝術的標題吧，它正是來自於聖經的啟示——"要有光"。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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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 Posted: 20 Jun 2014 07:35 PM PDT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滿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 這是何曉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該書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走上流亡之路的「八九」一代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此書給予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書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沈彤和王丹，以及她自己的故事，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參加『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她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多年後，她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為什麼二十五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而花十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口述史呢？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從「曉清」──其父希冀「破曉」「清明」，成為「Rowena」：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 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 在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無論是北京的沈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一九八九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其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沈彤是唯一沒有坐牢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自我放逐。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書中，何曉清問：「一九八九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有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嚇大的、長大的與騙大的 在看《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的時候，正逢台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絡上流傳著台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陳嘉銘寫的《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他搭計程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若在中國大陸的學校做一份類似「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的調查，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何曉清所著《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最大的意義是，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他孤單，但他強大」 二十五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一九九七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照片──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他孤單，但他強大」。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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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4 06:59 PM PDT
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人物，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紛紛參加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並發言，無形中將相隔二十五年的天安門和太陽花連接在一起。事實上，兩者之間確實有精神傳承，但兩者相通的內涵，又遠遠超出華人社會青年學生的反抗，正面表達了現代民主政治公共參與為本的普適進步價值。 六四二十五週年，提醒世人四分之一世紀前、人民與強權之間的慘烈對抗。對此，中共當局不惜在幾個星期之前就嚴加戒備，重拳打壓，但卻阻擋不住世界各地格外的關注和紀念。特別是近年"中國崛起"的區域效應，迫使週邊國家和地區面對經濟和軍事壓力的同時，也不能不權衡其中政治上"制度輸出"的嚴重影響。香港和台灣，分別與北京政權有不同的主權糾葛，體會和反應尤其敏感。過去二十五年裡，香港年年以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震撼世界，雖經歷世代更迭而人數不減，今年更達十八萬出席者。 台灣情況卻恰恰相反，民主化之後大約二十年時間裡，隨著越來越多的台商台幹長居大陸，青年世代對八九六四所知越來越少，幾近無感。記得四年前在臺北參加紀念六四活動，主要發起者卻是在台大就讀的港生，令人感慨不已。因此，今年臺北自由廣場前上千人集會紀念六四，以及總統馬英九和在野的民進黨分別就六四紀念發表聲明，呼籲北京正視血腥鎮壓的歷史責任，就格外值得關注。媒體報道不約而同地提到，三月份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人物，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紛紛參加紀念活動並發言，無形中將相隔二十五年的天安門和太陽花連接在一起。事實上，兩者之間確實有精神傳承，但兩者相通的內涵，又遠遠超出華人社會青年學生的反抗，正面表達了現代民主政治公共參與為本的普適進步價值。 王丹傳薪 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期間，網上流傳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為政府辯護指責學生的一封長信，信中指稱，在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二人「背後下指導棋的，是台灣野百合世代、大陸六四世代人物。至於在街頭日晒雨淋的『人民』，依然只是鏡頭掃過的模糊背景」。此信行文的險惡，在於用「指導棋」直接聯繫到學運人物佔領期間的實際舉措，再以此與街頭聲援民眾相對立，將大規模民眾抗議誣衊成暗室操作的結果，並將這個陰謀論的矛頭指向具體人物。這種言說，類似於中共政權當年鎮壓後指控方勵之夫婦和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為「幕後黑手」。對此，六四流亡人士、現任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的王丹，立即回復，要求李淑珍提供證據，公開澄清。 當政者以及為其辯護的人不願面對的是，王丹與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關係，並不在抗議期間的具體進退舉措，而是意在深遠的精神傳承。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過去幾年曾先後在清華大學選修王丹課程或參加王丹長期主持的課外沙龍論壇。我在台灣期間，曾受王丹邀請到他的課上與學生們討論「反右」等歷史專題。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王丹主持沙龍時，自己不多說話，讓來台陸生和台生分坐兩邊，暢所欲言，公開辯論台獨問題。當時念大一的陳為廷，已經非常活躍。李淑珍等人意圖詆毀的，還有王丹等人長期經營的中國民主書院，因為書院的活動不但聯絡了台灣以往的學運世代，而且致力於引進台灣南北多間院校的在校學生團體以及香港學生與民主人士。今年六四前夕，澳門爆發反對高官自肥的萬人「撤退補」示威，站在前列的就有剛從台灣返澳不久的太陽花參與者。 在中共政權軟硬兼施步步緊逼企圖收服的情勢下，台灣青年一代面對中共偏好的金權勾結造成的前景黲淡，本來就有強烈的疑慮不滿。抗議精神的傳承讓青年們看到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相通處。太陽花人物參加六四紀念，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抗爭的正當與必要 另一方面，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也迫使中國大陸民眾重新思考民眾抗爭的合法正當性，特別是政治抗爭作為補充制度完善的重要手段，這一關鍵意義。嚴肅面對社會進步議題的人們必須承認，任何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無論多麼完善，都無法持久涵蓋社會矛盾潛在的多樣豐富和複雜，都有可能由於極端的制度崇拜而陷入官僚壟斷，無法繼續有效服務於社會和民眾。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民主權利，也無法完全由幾年才能輪到一次的選舉完全涵蓋。公民的身份和意義，必須要在能夠有效參政議政的基礎上，才能得到保障和實現。 從八九天安門和六四民眾英勇抗暴，到台北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學生和民眾抗爭在衝突加劇過程中，先後轉化為對執政正當性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基於重大公共議題的大規模民眾抗爭，本身就是防範官僚陷阱、強化實質民主的重要機制，是所有追求盡可能實現廣義民主價值的社會都必須悉心保護的政治功能。今年台灣四面開花的民間抗議，迫使此前多次姿態放軟的馬英九，以及以往不願多談對岸政治的民進黨，紛紛發表態度明朗，措辭清晰的紀念聲明，正是公民抗命所體現的普適進步價值在台灣發生效力的例證。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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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新闻检查官和习近平（附1、中国进一步收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2、中国一手打“老虎”一手搞“两禁”） Posted: 20 Jun 2014 04:18 PM PDT
前天，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自三月份以来发起的专项治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活动的情况。借此机会，这个中国最高的新闻检查机构提出了进一步箝制新闻的一系列新规定。在众多的严格管制新闻报道的要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 此通报一经公布，中外舆论哗然。虽然谁都知道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但是如此赤裸裸地限制记者采访权力，甚至明目张胆地发明一个所谓"私自开展批评报道"的新概念，这的确愚蠢得令人始料不及，真可谓开创了现代新闻管制的又一个"新纪元"。如果说，中国的新闻官过去对舆论的控制一直还只是在幕后进行，现在，他们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要迫不及待地扯去了。 谈到对待批评的态度，不禁想起习近平上台后不久的一个讲话。去年二月，习近平曾经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过一个欢迎批评的讲话。习近平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还鼓励批评者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显然，习近平去年的那个讲话和他治下的广电总局前天发出的通告是互相矛盾的。习近平要求批评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求被批评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在他的新闻检察官哪里，"知无不言"则极有可能被归于"私自批评"一类；批评者只能在"被批准的前提下"进行"内容被批准的批评"。这样做不仅侵犯了批评者的政治权利，甚至也违反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 一个是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是中国管理新闻出版的最高行政机构，中国的媒体人究竟应该听谁的呢？中国有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我看一定是新闻检查官的规定更有效力。因为如果违反了它的规定，新闻从业人员将会遭受吊销从业执照的惩罚，失去饭碗，而新闻单位则有可能因此而关门。至于习近平所谓欢迎批评的讲话，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很难当真。 我真的不希望冤枉习近平，希望他是一个说真话、并且说话算数的政治家。但是习近平只有一个机会才能证明他讲的是真心话、是算数的话，那就是，他必须出面纠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昨天发出的通告，要求这个臭名昭著的新闻管制机构收回关于不准"私自批评报道"的成命，允许人们公开地批评各级官员，真正做到知无不言。 如果习近平愿意这样做的话，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大家认为习近平是邓小平去世以后实际权力最集中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似乎也不掩饰他对权力的爱好。以诺大的权力，纠正新闻检察官的一个不得人心的规定，应该不难。假如习近平不这样做，那只能说明他的欢迎批评是假，管制舆论是真。不仅如此，也说明他只不过是中国现代政坛上的又一个出尔反尔、心口不一的政客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中国进一步收紧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傅才德 2014年06月20日香港——中国对“批评性”新闻报道实施了新的限制，禁止中国记者进行跨行业、跨领域的报道，进一步制约了这个媒体控制最严格的环境中的记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周三在新规定中宣布，中国记者目前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之前，必须首先征求所在单位同意，而且不能设立自己的网站。 广电总局在其官网上发声明表示，之所以制定这些规则，是因为此前记者的一系列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敲诈。但是记者和维权人士称，这些规定可能会对中国的报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组织发布的媒体自由指数，中国在179个国家中已经排在了第173位。 但是，虽然记者受到了种种限制，《南方周末》和《财新》等报纸和杂志还是会定期发布犀利的揭露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的调查性报道。例如，《财新》从去年年末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原安全事务最高领导人周永康的家族商业利益的文章。 目前常驻香港的中国记者纪硕鸣说，这些新规定可能会使此类报道变得更加困难。他还说，积极的调查性记者会发现，如果不冒险进行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作，写文章将会很困难。他说，如果他们的工作惹怒了官员，就会陷入危险的处境。 “现在他们有了规定，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写的东西，就可以说你违规，”纪硕鸣说。他今年写了一篇讲述李小琳商业利益的文章。李小琳是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 2012年11月，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位后，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变得更加严格，这些新规定就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去年，在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些关于散布“谣言”的限制后，几位著名博客作者遭到逮捕。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也锒铛入狱。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在中国，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官员腐败无处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质量的新闻报道。 “什么样的公共健康威胁、环境灾难或有毒产品不会得到报道？”理查森说。“什么样的腐败案、社会动荡或检控案件不会为人所知？独立的批判性新闻工作的空间原本就比较狭窄，进一步缩小它是个巨大的错误。”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中国一手打“老虎”一手搞“两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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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民政改第一天逾40多万人投票（附《经济学人》：京港摊牌在即 双方都将受重伤） Posted: 20 Jun 2014 03:05 PM PDT
 引起中外关注的香港"全民投票"周五（20日）正式启动，虽然投票网络仍受到攻击，但开始投票后头两个钟头，已达到十万票的预期目标；截止半夜零时，已有40万人投票。"占中行动"对市民积极参与感到鼓舞。而中方及香港政府重申，"普选公投"不合法，不会承认投票结果。（林静报道） 香港民间团体就普选政改方案举办的"全民电子投票"在周五中午正式开始。负责电子投票平台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其所设置的投票网页，于中午投票后一度没法载入，而手机程式运作则尚算正常。  2014年6月20日，"占中"网上投票，一度出现无法连线的情况。（粤语部林静摄） 成功透过手机投票的大学生黄同学，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港府所作的普选谘询，未能真正表达民意，唯有透过民间举办的电子公投表达意愿。她又指，不少朋友都有参与。 黄同学说： 有，是不少，十个中我想五个都有投票。第一次投的时候是不成功的，约一时许，但三时多再投是可以的。我觉得正常的投票机制已不能代表我，所以我要向民营机构表达我的意愿。 下午六时半，"占中"发起人与近百名支持者，在中环地铁站出口举行集会，并以唱歌表达争取民主的决心。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及"壹传媒"主席黎智英都有出席。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对市民踊跃投票感到鼓舞，又指网站仍然受到攻击，而且比几日前更强。 戴耀廷说： 现时情况是令人很鼓舞，系统仍是受到攻击，只是我们顶住而已。我想信是网络服务供应商投入了不少资源。 陈方安生就呼吁市民参与投票，向中央显示港人争取真普选的诉求。 正在香港出席研讨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表示，占领中环是违法行为 ，若一旦出现对香港的不良影响难以计算，又批评占中的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误导青年人。 陈佐洱说： 我是反对占领中环旳违法言行，一旦成事，对经济产生影响难以估量。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明知违法不可为而为之，还更要蛊惑年青人参与，误人子弟及前程，于心何忍呢。 而陈佐洱又表示，国务院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不是要收紧对香港的管治，指出香港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由前年第一名跌至今年第四名，他感到痛心，认为香港出现过多及过激的人为争拗，连续多次错失与大陆共同发展的机遇。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亦向传媒表示，无论"占中"规模有多大，都不会影响中央对香港政策。 刘兆佳说： 中央政府目前的立场比较强硬，不会因为严重挑战中央的权威和基本法行为而作出让步，毕竟目前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坚定和强硬程度，不只显示给香港人看，是向全中国人民展示，甚至全世界展示，甚至把中国政府的权威压上去。 新华社周五先后发布国务院港澳办同中联办官员的谈话，强调在香港特区进行任何所谓"公投"都是非法无效，是公然挑战基本法的一场政治闹剧。 报道引述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发言人又指，"占中"行动是对香港市民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愿望的漠视和阻挠，也是对香港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 而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基本法》及法律中不存在"全民投票"或相关制度，因此相关"投票"并没有法律效力。政府呼吁社会各界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的基础上凝聚最大共识，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 香港部份媒体分别在周四晚及周五早上，发表一份特区政府的内部参考文件，显示政府曾就占中进行最少九轮调查，最新一轮在本月中进行，访问了820名18岁或以上人士，显示不支持占中行动的市民人数增加，由过去维持四成一增加至五成三。 【附录】 经济学人：京港摊牌在即 双方都将受重伤更新时间 2014年6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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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4 02:31 PM PDT 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5周年，主流媒体虽然很冷漠，但民间媒体和网上关于这一主题的报道、文章、微博都不少。同时，毁谤、丑化的作品也频频出现，颇为热闹。 网上看到一位朋友的文章，其中引述新浪的两条微博，一是"胡耀邦的冤假错案大平反，对象主要是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干，镇反枉死者等群体鲜有惠及。"二是"胡耀邦平反的一批，基本都是当初体制内的'精英'，平反后即成为对抗文革残余毛左的主力，其实与屁民无关。"这两段微博，颠倒事实，混淆视听，居心险恶，不得不辨。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受惠者数达一亿多，据郭道暉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当年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共产党成立初期，人无分级别高下，地无分东南西北，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党内外干部，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得到平反解放。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之广，获得解放的人数之多，而且是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的伟大业绩。那两条新浪微博却说胡耀邦平反的只是"老干"、"精英"，胡说枉死者"鲜有惠及"、"与屁民无关"，不知用心何在？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造就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名为人民公社社员的农奴阶级，一个是由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及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中受害者构成的贱民阶级。胡耀邦为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把那些本着"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原则而被专政的贱民阶级，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使数以亿计的贱民及其子女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屈辱地位，成为可以挺起胸来、扬眉吐气的社会公民，能够同其他公民平等生活。这就铲平了毛泽东人为地制造的阶级分野，消除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恶果。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只有胡耀邦才有如此卓越的见解和非凡的胆略，敢于承担起如此光辉伟大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任务。使亿万群众摆脱贱民的阶级地位，洗刷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垢和耻辱。这是民主对专制的伟大胜利。 （一）农奴阶级的解放 通过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公社化"，广大农民不但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连劳动和人身自由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田间劳作要服从统一调配，一年下来的劳动工分，扣除粮食等配给品的费用，所剩无几，有的甚至还倒欠生产队；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或养鸡生蛋换油盐，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大炼钢铁时收走铁锅铁铲，连大门和箱子上的搭攀都撬掉；刮共产风时大办食堂，家家碗筷瓢勺都被充公。杨献珍在1959年的几次讲话里，一再讥笑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公社社员连打狗棍都没有。他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出现的社员不如叫花子的另一现象：食堂办不下去，不得不解散后，许多饥饿的农民要到外地或城市要饭，但出去要饭须经公社或大队批准，开给路条。没有关系求得路条的，有的就铤而走险，偷跑出去。既无关系又缺偷跑勇气的，就只好坐以待毙了。大饥荒的几年里饿死这么多人，农民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是重要原因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几亿农奴自己起来革命，从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开始，一步一步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在包产到户、农业丰收的基础上，他们又涉足工商副业，或肩挑手提、走街穿巷，或贩运倒卖、摆摊设点，开辟了商品经济的新天地，同时也改变了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农奴阶级的解放主要是他们自己起来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但党内民主派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赵紫阳在四川和万里在安徽支持、庇护包产到户，以致赢得"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就不用说了，胡耀邦对农奴阶级的解放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农奴解放的最主要途径是包产到户。五十年代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从那时开始，包产到户就是农村奴役反奴役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为了求得温饱而争取包产到户的劳动自由，成为各地农民的普遍要求。但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包产到户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二十多年来，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无不遭到严厉的批判以至残酷的镇压。因此，七十年代末期在安徽、四川等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当然免不了会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强烈反对。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但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里，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几个月后，又在一份文件里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吴象在一篇题为《大写的人》的纪念文章里说，胡耀邦对于农村的改革大潮，始终给予热切的关注和支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向胡耀邦提出："文件草案的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同意他的意见，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没有被采纳。《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等地农民自发推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受到一些高层领导人的批评。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的报道，使包产到户进入全社会的视野。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万里、赵紫阳的努力和胡耀邦的支持下，《决定》里委婉地写进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包产到户。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同年7月，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9月14日至22日，他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完善农村的生产责任制，会上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后发布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继续实行。"这里虽然表现出对不同意见的妥协和折中，但已经为包产到户打开了大门。 1981年12月，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万里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出，《纪要》明确肯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终于为包产到户争取到了合法地位，有人戏说这是给包产到户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据李普回忆，为了绕开包产到户这个敏感的用语，胡耀邦还想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提法。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虽然只能挂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等框架之下，但这毕竟标志着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意味着农民终于摆脱农奴地位，这是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也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包产到户造就了农村的繁荣兴旺，带来了个体工商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引出了"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与此相适应，人民公社也陆续退出历史舞台。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里，多次提到"乡、民族乡"，已经没有人民公社的踪影了。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亿万农民通过包产到户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求得解放，经历了多么艰难曲折的斗争。吴象在文章里说："家庭联产承包普及全国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时。"人民公社的瓦解，意味着农奴阶级的解放。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解放过程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象说："他是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运动运筹帷幄的关键人物，为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普及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个概括是十分恰当的，换句话说，他为农奴阶级的解放"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 （二）贱民阶级的解放 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除了文革期间受害的干部和群众外，最大量的是"黑五类"及其子女。这些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数达几千万。他们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里，备受欺凌侮辱。胡耀邦以其大无畏的气概，把他们，不，应该是把我们，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 早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的日子里，胡耀邦就已理解到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他写给叶剑英的"中兴三策"："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把平反冤案和狠抓生产，并列为争取人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两大杠杆。这体现了胡耀邦的远见卓识，也同他亲自经历灾难的体验有关。他少年时代在中央苏区，曾经被当作"AB团"成员，险些被枪决；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妻子李昭被怀疑为特务关押起来；六十年代他在陕西省委书记的任上，又被诬为"胡赵李反党集团"的首脑，横遭连续不断的批判。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对几十年历史上积累的冤假错案，有着深切的体认。尤其是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亿万群众和干部打成敌人，沦为贱民，造成社会的极不平等、极不安宁，更使他意识到，要把社会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发展生产来收拾民心，把离心离德转化为同心同德，才能开辟新的局面，创造"中兴伟业"。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为文革受难者平反开始的。文革期间形成的继"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的"黑九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即由此而来），是构成贱民阶级的新群体。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后，面临已经涣散的人心，首先需要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为此，他成立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逐一清查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的事件，分清是非，平反冤案，落实政策。接着，他又考虑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包括对所谓的"杨侯反党集团"和右派分子的平反，不料却遭到强烈的抗拒。面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阻力，他不得不另外再建立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负责为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平反。 在为中央党校的文革冤案平反的同时，胡耀邦组织党校教师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经过胡耀邦修改定稿，在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揭露文革对广大干部的残酷迫害，提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强加于许多干部的错误结论。文章为平反文革冤案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也遭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等人的强烈反对。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等的推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肩负起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他在到任的第一天，就提出要把中组部办成"干部之家"、"党员之家"，认真做好两大任务：来访接待和群众来信。他除调动部里的所有人员外，还把文革中"靠边站"待分配的几十位老干部组织起来参加接待，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百人。胡耀邦还亲自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倾听他们的申诉。他对中组部工作人员说："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他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的时候，就委托适当的人员接待。批阅群众来信就更多了，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里，批阅了四千多封群众来信。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胡耀邦还在1978年2-4月里，召开六次疑难案例座谈会，邀请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对118个疑难案例，进行分析，复查平反。 在中组部直接处理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这项工作。他多次强调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动手，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都要抓。他要求各级党委层层推广疑难案例座谈会，通过典型，指导全面。为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认识，胡耀邦除了利用《人民日报》等舆论工具外，1978年6月还创办内部刊物《组工通讯》，指导全国平反冤案、落实政策的工作。 为55万右派分子平反改正，是胡耀邦生平事业中最瑰丽的篇章之一。文革结束后，许多右派分子及其家属给中央机关来信或上访，有的要求复查平反，有的要求摘帽（当时约有20多万右派分子尚未摘帽）。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在宣布全部摘帽的同时，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胡耀邦认为，为了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应当是有错就改，错多少改多少，不能只作为个别问题来改正。为此，他组织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提出要实事求是地为右派分子甄别改正。 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参加，举行一次研究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于1978年6月在烟台召开，胡耀邦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杨在会上转述了胡耀邦的意见：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今天不能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了，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但这个意见得不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他们认为，全部摘帽，就已经很宽大了，没有必要再平反。杨陈回北京后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让他们起草一份会议情况的材料，并明确表示对会议"保留意见"。 这个材料上报后，中央决定五部再次开会。这个会于9月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杨士杰在会上据理力争，坚持应当把划错了的右派全部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于有些与会者提出的疑虑和担忧，杨士杰会前就有所准备，都一一作了解释。这时全国已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个思想运动对大家不无启迪。最后，与会的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接受了中组部的意见，达成改正右派的一致协议。会后修改6月会议起草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等等。这个方案于9月17日由中共中央以（1978）第55号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国，总算开启了让几十万右派走出贱民地位的大门。接着，胡耀邦安排《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发表有关文章，并且陆续报道中央党校、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全部右派都得到改正的消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几个单位改正全部右派，对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是有力的促进。 但改正工作在各单位、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单位和地区的领导人仍然犹豫观望，还在考虑哪些属于"扩大化"可以改正，应该改正多少等等。有的到中组部请示："都要改正，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说："是错的就都要改正，不管有多少！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啊？" 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全国改正右派的工作迅速推开，各地区各单位以中央党校、公安部为模板，改正全部右派。最后，除了为适应邓小平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断语而留下几十人没有改正外，五十余万右派都得以改正，基本上做到了"一风吹"。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做。右派五十多万，加上被株连的人二百多万，如果要像别的案子，一个一个地甄别，要有一大批人去干。这些人还可能是当事人，再加上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一风吹，估计十年二十年都平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话虽然说得轻松，但在实践中需要承受多么巨大的阻力和压力啊！ 在争取改正全部右派的同时，胡耀邦还致力于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针对各地各级普遍存在的顾虑重重、举步维艰的情况，他在1978年9月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两个不管"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许多与会者当晚就传回本单位，有力地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但也遭到有权力者的阻挠。胡耀邦的这"两个不管"，明显是针对毛泽东的。人们对平反冤案之所以犹豫不安，主要是因为许多冤假错案是毛泽东钦定的，或者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确定的，实行"两个不管"，就意味着对毛泽东的否定。主持会议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在会议简报上删去"两个不管"，还向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去训斥说：按照你的"两个不管"，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也要平反吗？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一定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改正。 "两个不管"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基本方针，摧毁了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怀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平反工作。除了平反文革期间的冤案和改正右派外，所谓的"四类分子"也摆脱了低人一等的贱民地位。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文件明确规定，原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都可以享受公社社员待遇，不得歧视，这就消除了他们作为贱民的阶级地位，几十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胡耀邦以他的大仁大勇，雷厉风行地领导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解放了长期在社会底层备受煎熬欺凌的亿万贱民，使他们得以扬眉吐气，成为平等的社会公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再一次地消灭了阶级的分野和对立。社会的平等化，不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基础，而且带来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胡耀邦，是他的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胆略，为解放受难民众而敢冒风险的道义、勇气和精神，才能建立如此彰明昭著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的一页，胡耀邦也必将因此而名垂青史。田纪云称赞说："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任仲夷也说："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均见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深切体会所作出的公允而中肯的评价。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的消灭，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也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了，以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十多年来，不断孕育出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同这两大剥削阶级的产生相对应，出现了新的贱民阶级--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及因计划生育、就业歧视等弊政而倾家荡产的受害者。这些年来，使清白无辜的公民沦为贱民的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 我在4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催生新的贱民阶级》。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一个"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问：当局的倒行逆施，是否正在催生着新的贱民阶级？"我以倪玉兰从中央机关干部和高级部门的法律顾问，只是因为她助人维权，频遭打击迫害，以致沦落成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能在地下通道栖身的贱民为例，指出："一个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恶劣处境的贱民阶级，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我还在文末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待，执政者是否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将近四年过去了，那些导致普通公民沦为贱民的弊政，虽然有所改善，如取消了劳教，平反了少数杀人冤案，但从高层的指导思想到基层的施政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权贵豪强对弱势公民的剥夺和压迫仍在继续，冤假错案持续增加，贱民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社会危机日益尖锐。严峻的现实，呼唤着再一次的平反冤假错案，呼唤着胡耀邦式的领导人。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发展趋势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来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对立和冤假错案，尽管比胡耀邦的时代还要复杂，还要多，但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也必然是会解决的。问题在于解决的具体形式如何：是阶级压迫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己起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消灭阶级？还是当政者向胡耀邦学习，利用所掌握的政治优势，主动地开辟平反冤假错案、消除阶级对立的渠道？抑或是朝野协作合力，共同推进这个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的解决？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究竟会如何解决，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客观条件的走向，也取决于当政者是否能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人微言轻，就只有等待历史来回答了。 2014年6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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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4 10:47 PM PDT 受访嘉宾：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采访：袁训会 共识网编辑部主任 观点提要 1、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 2、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 3、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很多很有名的而且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悲壮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都不是很成熟，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思想--叛逆思想这个层次上。 4、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当务之急应当是把启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价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写到自己的文章中，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让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超出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局限。 5、不能说中国文化不是好东西，但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也就是普世价值得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也才能进一步发展。 6、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督教的维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往前走。基督教的有利条件在于，上帝代表绝对正义，于是他们对于正义这个价值就有一种神圣感。反之，中国人对正义是没有神圣感的。 7、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古代就有皇帝是最高导师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就是伦理规范中非常看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我们先不管天地，只消说君亲师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死穴所在。 以下是采访全文：
刘小枫可以说毛泽东好 但不能忽悠人
袁训会：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国父论"，那篇文章虽然反响不小，但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还是偏学理了，您能不能再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相对浅显一些的点评。 邓晓芒：我的文章没有评刘小枫的观点，只是评了他的学理，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什么观点都可以。要崇拜毛泽东也未尝不可，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能去要求这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刘小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把道理讲清楚，不能忽悠人，而且我相信，凭刘的智商，他绝对不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认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做学问不太诚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看不过眼了。 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于是，我就花了一个星期写了那篇文章，对我来讲，花这么长时间去写一篇文章，还是比较少的，最后完成的稿子也不是很好读，至少不是那么适合大众阅读，太长了。 袁训会：因为您评述的是刘的文章，写作中势必要引用很多他的东西，这也影响了您那篇文章的可读性。 邓晓芒：对，而且还要逐一进行逻辑辨析和事实澄清，一般公众可能不太爱看，他们爱看的就是观点打架，你什么观点，他什么观点，就像看一场球赛一样，我站在哪一边，他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做些改变了。中国老百姓太过于喜欢凑热闹，而我跟刘小枫论争恰好不是凑热闹，而是要讲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老百姓也要学会听道理了。 像我前边讲的，刘小枫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他说孙中山不如毛泽东，可以说，但前提是得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光喊口号。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学者，就更不能只喊口号了，学者要做的工作是讲道理。 袁训会：应当说，这些年来，从刘小枫的一些文章里边，很多人读出了他的转向。因为，刘本人早年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启蒙者，包括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年纪大很多的人都有读他的书，这一点，在您的那篇文章中也有提及。 邓晓芒：我们都受他的惠，他早年研究基督教、研究海德格尔、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因为他外语好，当时很多东西都是他引进译介的。所以，我们当年虽然打交道不多，但是确实是朋友，我也不否认他做过的贡献。
刘小枫转向是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作怪
袁训会：有学者分析说，近些年来，他受施密特的影响太大了。 邓晓芒：受谁的影响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问题根源还在于，刘小枫骨子里那股士大夫情结太重。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离不开政治，最后都要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要想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就必须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才能上位。而且，这些士大夫最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辅佐帝王安邦治国，当帝王师，我想，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刘小枫能接受施密特吧。从学理上来讲，施密特其实是没有多少真东西的，他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作为一个纳粹法学家，他最重要的倾向是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学，进而充当政治工具。当然，在德国，这套东西多少还是有些学理的，拿到中国来一说，它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为"阶级斗争"辩护的一种学说了，进而演化成帝王之术。 袁训会：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施密特搞的那一套东西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可以用施密特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但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邓晓芒：不是一回事，但是刘小枫把它搞成了一回事，因为纳粹哲学家还是有他的学理的，不管是希特勒、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它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中国人不讲什么理论，一搞就完全是政治工具，西方人还不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曾经为纳粹服务，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是非常深的。施密特虽然被定性为纳粹哲学家，但是他肯定是有他的学理的，但是中国人把他引进来，就把那个学理全部撇开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他的政治倾向引进来为我所用。而且中国知识人历来就是如此，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其实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着很深的哲学学理，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仅仅保留了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观点。他所谓的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他自己首先就没做到信，他翻译的时候就有选择，而且有歪曲和引导。刘小枫更是免不了，中国这些五四以来甚至于以前的介绍西学的人总是想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摆脱不了这个传统情结。所以，刘小枫的转向也好，提出国父论也罢，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士大夫情结在作怪。我早就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尽管他入了基督教，也拿了神学博士，但他至多只算得上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督徒"，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徒。 袁训会：针对刘小枫的这种转向，不少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他引进并且演绎施密特的那套理论，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们将之视作一种极右理论，而在国内与之对应的还有另一股极左思潮，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对中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您又怎么评判这种观点？ 邓晓芒：当然这些概念都不是很准确，但是指出的问题大体上是对的。 文革虽然是极左造成的，但是现在为文革翻案就有极右之嫌，因为这种观点主张回到文革，并不是真要搞社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那种威权统治和对最高领袖的盲从，和当年的纳粹差不多。
西方是肉吃腻了要减肥 中国则是饭都吃不饱
袁训会：在国内，与刘小枫一样，在诠释国家主义这块有着异曲同工的另一种思潮，我觉得应该是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新左派"，虽然这两者研究的旨趣和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可能有些区别，但是最后达到的现实效果是极其类似的。而且，我注意到，他们的学术作品都比较生涩，一般人很难读得懂。 邓晓芒：他们打的是都学问派这面旗帜，包括刘小枫，他的文章开口就是"你们要讲学理"，他们就是用学理这种东西来唬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给他们清理。90年代，我读汪晖的一本书，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去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刘小枫一样，汪晖的论述也是处处是漏洞，仔细辨析的话，是没什么学理可言的，思维逻辑也是不清晰的，他只不过是堆砌了很多新学术名词，用这些名词唬人，搞得他好像很有学理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是些情绪化的表达，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无奈，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个清理工作，而且汪晖的书很厚，我逐一清理，时间成本上太划不来了。 袁训会：但汪晖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邓晓芒：这是因为汪晖的学术主张同国际上近些年出现的后现代思潮比较吻合。确实，就某些西方国家而言，这些年来理性主义开暴露出某种片面性甚至弊病，于是，这些国家的部分学者对照本国国情，开始对启蒙、理性等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反思，认为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还有本质主义都过时了，当今社会需要做的是回到一种原始的混沌的不下定义的状态。汪晖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和发声，恰恰迎合了西方的这股新思潮，但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错位。现在总有那样一种声音，认为启蒙、理性这些都是西方不要了的东西，是西方丢弃掉的东西。也许某种程度上，事实确乎如此，但我要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袁训会：汪晖的受重视，是不是跟一些西方学者也有关系？ 邓晓芒：在西方，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也会用中国的例子来为西方的后现代弊病作证，比如桑德尔就拼命的夸中国，说中国搞得如何如何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理性的启蒙的弊病。这显然也是搞错了。连李泽厚都不同意桑德尔的那些东西。当然也不能说他讲得完全没道理，桑德尔的理论放在西方国家的当下背景下还是有点道理的，而且他是比较先锋比较激进的，对西方现实也是有实实在在的触动的。但对中国就完全是一种误读。#p#分页标题#e# 中国的自由主义仍旧很不成熟 袁训会：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刘小枫还是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的观点不仅更能为官方所认可和接受，而且在民间舆论场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同，相反，在整个21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却是逐步式微的，您觉得，这其中因由又是什么？ 邓晓芒：我觉得这不奇怪，中国作为一个皇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摆脱不了这种皇权主义的影响，天天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主持公道，上访等行为都是这种表现。 另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本身还不成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很多很有名的而且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悲壮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都不是很成熟，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思想--叛逆思想这个层次上；他们继承的是从老庄到魏晋名士（像竹林七贤）再到明清异端的叛逆传统。但是，这个传统跟自由主义中间是有一层隔膜的，并不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我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包括鲁迅，鲁迅应该算自由主义的一杆旗帜了，但是鲁迅自己承认受到老庄影响，而且他特别欣赏民间的叛逆，欣赏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人物，当然，也不是说不能不欣赏，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能反抗总比不反抗要好。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思想也已经开始跳脱出这个框框，他的作品中闪现了不少更高层次的自由主义思想，但鲁迅毕竟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做一个澄清。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澄清自由主义的一些原理，梳理像独立人格、人权、民主这样一些概念，逐一澄清，继而同以往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附会划清界限。当然，划清界限也不是说传统的那些东西都要不得，而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要想自己的身上完全没有传统留下的烙印，那也是不可能的，拿我个人来讲，我就认为自己也承袭了中国传统中的那种叛逆精神。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把传统里边的这部分同真正的自由主义原理划清，虽然中国人一时半会还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到自由主义的一些要求，但这些原理必须作为自由主义的标准竖起来。遗憾的是，在很多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那儿，这个标准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们还是没有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根源，没有搞清楚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像人权、民主和法治等理论的真正原意，他们都没有下足够的功夫。所以，他们在骨子里抵挡不了来自其他思潮的批评。： 一些自由主义者想搞宪政，但是当他们面对毛派的攻势时，却怎么也招架不住，因为毛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套东西，它会显得更加振振有词。比如，拿平等来讲，毛派也讲平等，但这个平等跟西方自由主义原理里边讲的平等观该怎样区分，自由主义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远远不够。像刘小枫的文章里，就提出毛泽东搞文革是要追求平等，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平等。为什么不是平等？这在我的文章里边早就做过解释，但现在像这样的工作，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平等和自由并不必然是分开的
袁训会：您为什么说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搞的就不是平等呢？ 邓晓芒：平等是建立在一种哲学观之上的人格理论，它不是简单地平分财产，更不是说，一个人原来地位比另一个人高，然后地位低的人去打倒地位高的人，甚至还要踏上一只脚，于是就"扯平了"。换言之，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平等，那争取这个平等的过程，我们说它是反抗也好，报复也罢，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平等，而只是"翻烧饼"，也就是交替着做主人和奴隶。文革中的阶级斗争逻辑正是如此，原来地主、资本家对工人、贫农不平等，现在轮到工人农民对前者不平等了，咱们"翻身做主人"了，这样就扯平了，很多人理解的毛式平等是这种心理，但这能叫平等吗？显然不能。这样永远也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平等。 什么才是平等，我认为，平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有一种观点说，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主义却只讲自由，这是完全不懂得自由主义原理的外行话，以为平等和自由可以分开。我们说，尽管自由和平等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自由人的平等。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袁训会：据我所知，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比毛左和新左都要早，而且是早很多。这一思潮自从被引进中国后，虽然会有一些演变，但总体感觉，它始终还是尝试着在中国进行启蒙，而一直都没能成为参与政治的主导力量。 邓晓芒：这个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所导致的，中国很多民众的思想水平仍然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或者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长进。当然，民众没长进的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长进，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的真谛说清楚，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当务之急应当是把启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价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写到自己的文章中，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让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超出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局限。我认为，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所以我才讲"第三次启蒙"，因为虽然老百姓的思想里边还会有不少困惑和冲突，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以上访为例，到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选择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护新的权利，解决新的问题呢？实际上，通过这种类似于拦御驾式的上访是维不了权、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跟49年以前农村里边的那种乡绅社会很不同了。 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边，官府机构平白无故整死一个人，他所生活的那个宗族里边的人根本就没法容忍，整个乡里很快就会闹起来。现在则完全不同了，现在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原子，而个体被整死后，他根本就没地方告，也不会有人替他说话，不如踩死一只蚂蚁。但是，也不要因此而灰心，不要以为是个体就对抗不了，该维护的权利还是要尽力去维护。但显然，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所做的启蒙工作和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有些领域，甚至根本就没有做。 当然，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搞民主的一个通病，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由于前期的启蒙不到位，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即使是实现了自由民主，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比如泰国的问题，再比如，台湾这次学生闹事的问题，都属于不成熟，启蒙、民主观念都不成熟，上街的学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就可以代表人民，因此就可以闹事，就可以怎么样，一身正气，不懂得妥协。虽然他们很可爱，站在立法院讲台上面，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掌控天下了，实际上言行是很幼稚的。 袁训会：甚至宣称自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邓晓芒：虽然学生们的诉求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必须遵照一套程序，而这套程序远不是纸上的规定所能确立的，它需要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观念作为支撑，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这种观念。 相比台湾，泰国就更离谱了，他们是红衫军闹完黄衫军闹，黄衫军闹完红衫军闹，闹个没完没了。红衫军代表底层，黄衫军相对有钱，于是，在黄衫军那儿，上街的理由就是他们纳税多，政权应该是他们说了算，反对普选。这哪是什么启蒙和民主的观念啊？那谁钱多谁就上台，这跟传统意义上的买官卖官有什么区别？太荒唐了。这只能说明，泰国在进行民主选举之前，知识分子做的启蒙工作太不到位了，甚至可以说在泰国，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启蒙。 长远而言 文化心理层面的改变才是根本 袁训会：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公知"的问题，如果从价值取向来判断的话，应当说这个群体中还是偏自由主义的人更多一些，相信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公知"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污名化得不成样子了，当然，这里边除了一些政治因素以外，"公知"群体本身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仍旧乐于"喊口号"、"扣帽子"。 邓晓芒：你说的这些都客观存在，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去做的，包括像贺卫方他们针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发声，就是应该的，而且我也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干的很多事情是不错的。但是，我更着重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针对现实发声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就长远的角度而言，恐怕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把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这方面，也就是研究中国人内心的那种思维模式。我认为，这个思维模式是不自觉的，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不管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官僚还是公知，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思维模式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好检讨一下了。然后，慢慢地将之扩展开来，通过文化讨论等方式，进而提炼出更高层次的理论，再去影响一般的知识分子，最后逐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样做才可能有效果。 今天的中国，就经济层面而言，虽然遭遇了诸如国进民退等方面的阻力，但总体而言，市场化仍旧是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我前面讲的事情，同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是相适应的，我们有必要营造一个符合经济市场化方向的意识形态，包括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国民性改造就是第一步。 我们说，鲁迅虽然看到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他无处着手，因为单从文学方面入手，是触动不了根本的，当然，也会起到一些效果，比如我们就受了不少鲁迅作品的启发，但是，要去真正触动这个社会的深层肌理，还是得从头做起，鲁迅先生只是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 传统中的"痞子文化"对当下影响深远 袁训会：您刚才了花了不少时间在聊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理论工作，其中几次提到传统因素对中国人国民性养成的影响，但我以为，现在来讲，这个传统因素可能至少有这么两种，一种当然是长期皇权专制社会延续下来的被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个东西，另一种则是由执政党建政以来，引入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传统。当然，某种程度上后者同前者既有结合又有冲突，而在我看来，这两个传统对中国人往前走都是非常大的思想障碍。我不知道，我的上述说法是否准确？ 邓晓芒：我更倾向于把这两个传统看作是一个传统的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上是农民起义传统的延续，当然，对于过去是否存在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起义这回事，秦晖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这儿，我暂且还用农民起义这个说法，这个传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底层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者、游民这些人来推翻一个政权，继而达到改朝换代的目标。 起义成功，新王朝建立最早的几代掌权的人还比较清廉，当然也有很快就堕落了的，甚至于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开始堕落了，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的造反派一旦坐稳了龙廷，他最开始会依照已有的历史经验，懂得"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因此，他与民休息。也叫做"让步政策"，就是地主阶级或官府对农民的让步。这个是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让步政策是在一个王朝初期营造的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始终是一种底层文化，始终没有上升到上层，贵族文化还没有形成。这种文化很朴素，很廉洁，但是层次很低，它只着眼于老百姓的温饱。我们现在也很强调"民生"，其实民生的要求真的很可怜，就是能吃饱饭，在更高层次的文化上就没什么要求了。#p#分页标题#e# 而一旦这个王朝到了腐败甚至于倒台的时候，它的腐败往往出现在上层，像《红楼梦》里面描述的那种情况就是大厦将倾，也就是将要崩溃了，但往往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朝代的文化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地步。但是大厦一倾覆，这个文化也就到头了。所以，中国文化一般来说有两种，一个是农民起义，最开始把那些腐朽的都搞掉，摧枯拉朽，项羽打进咸阳，先把阿房宫烧了，最开始总是破坏性的，以破坏为快，破坏以后，他也不考虑什么建设，也不要什么建设，坐稳了江山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再一种就是发展到成熟的时候就走向了腐败，我把它称作腐熟，就像《红楼梦》里边描述的那样。 中国49年以后的情况似乎一直保存在早期农民起义的没有文化的状态，痞子文化状态，痞子运动搞成功了，坐了龙廷，一切文化都可以不要，为了装门面，可以搞一些，挽留文化人等等，把你供起来，也是为了继续巩固政权。政权一旦巩固了，就拿起了砍刀。虽然我们用了很多马恩列斯话语和体制，但骨子里还是农民起义的那一套痞子文化，也就是不要文化。这个时候，最得益的就是那些大老粗，因为没有文化是最好的，越是有文化的单位就越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去管。
毛泽东搞"文革"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袁训会：所以毛主席才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邓晓芒：对，这种不要文化的传统，到了中共执政，后来就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摧毁中国文化，其实不全是，毛只不过是继承了法家的东西。但是，法家的东西在一个王朝初期要稳定的时候，要称霸的时候派得上用场，毛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要高层次的文化，这也正是它与法家相通之处。而一个王朝到了成熟的时候，光靠法家是靠不住的，因为王朝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也就形成了相应的贵族文化、上流社会，这就与法家的那些做法脱节了。 我们讲中国文化，往往只着眼于上流文化这一块，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诸如礼义廉耻、琴棋书画那套东西，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层文化，是在王朝相对成熟的时候出现的。我始终认为，不能说因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受苏联的影响，就说已经把中国文化全部丢弃了，这样看问题，太表面化了。恰恰中共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另一层内核，那就是法家理论以及农民起义的那一套原理，比如说当年搞人民公社，毛泽东举的是张角搞五斗米道的例子，吃饭不要钱。其实这就是一种底层的平均主义，不要什么高层文化，甚至不要识字，认为不认字的人品德是最好的。 因为毛泽东早早就觉察到，只要有了高层次的文化，就会生出诸如腐败那样的问题来，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看得很准的。因为从历 史惯性来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每一个获得政权的王朝，只要他的政权稳固了，就必然会走向腐败。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猜想做一件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做不了的事。那么，怎样才能把腐败扼杀在摇篮里呢，毛的经验就是保持延安精神、保持井冈山精神、保持农民的痞子文化精神。这就造成了所谓的浩劫，实际上它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而绝对不是什么断裂。支撑他的理念是"天下"还没有完全打下来，还有帝修反，所以要坚持打天下时期的那股革命精神。 袁训会：也就是说，其实，中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基因，毛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只是继承了法家这一脉。 邓晓芒：毛也继承了儒家，所以四个"伟大"中，他只要一个"伟大的导师"，因为导师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君师合一"的圣贤。虽然他本人对儒家的"忠孝观"不屑一顾，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他恰恰利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才会把底层的老百姓打造成人人都有一颗崇拜毛主席的红心，忠心。 现在说，反腐要动真格，但我要告诉你，哪一回不是动真格，毛泽东还不够动真格？文化革命都发动起来了，还不够动真格？毛那么大面积地反腐，搞了那么多官，问题仍旧没解决；更何况现在的官比那时候更腐败，哪能搞得下去？当然，也不是说，反腐一点效果都没有，毕竟，做总比不做强，而且反腐能够把问题揭开，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问题看得更清楚。
"文化决定论"就是一顶帽子
袁训会：如前所述，您这些年主张做的主要工作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思想启蒙，而且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下体制的影响，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邓晓芒：这就是一顶帽子，只要强调什么东西很重要，他就说你是什么决定论。我当然不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我只是说进行思想启蒙的作用更大一些，更深层次一些，影响更长远一些。否则就算建立了宪政民主，也搞不好，最后就会弄成泰国那样，甚至更糟糕。伊朗号称也搞投票，搞选举，但你能说伊朗是民主国家吗？
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显现
袁训会：但如果说现在这一切都是文化造成的，台湾跟我们可是同源同种啊。 邓晓芒：所以，我说不是人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别忘了，台湾经历了日本殖民的阶段，即便是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尽管同美国有冲突、有矛盾，但在文化上，对美国还是完全崇拜的，比如台湾的大学实行的就完全是美国模式，美式大学里边教育出来的，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有很大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台湾的土改比较成功，很快就实现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文化心理。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能说中国文化不是好东西，但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也就是普世价值得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也才能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台湾就是成功的典型，日本、韩国也是，它们都是在普世价值已经占据制度性的制高点前提下，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发展起来的，而且发展得特别好，因为它有传统的根基在那儿，这一点比基督教文化以及其他什么文化都要有优势。我对台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这块了解不多，总体感受就是他们在保留"礼义廉耻"这块比大陆做得好很多。 袁训会：蒋介石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礼义廉耻"。 邓晓芒：蒋介石既是儒家的信徒，又是基督徒，这对文化的传承和融合是一个有利因素。我在台湾佛光大学讲课，碰到一个工友，他都很讲礼仪，见到我，远远地就鞠一个90度的躬，可是我在那一刻竟然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手足无措。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在台湾会有一个工友给我鞠躬，那么有礼貌，这在以往的工作中从未经历过。还有一个大老板，做罐头的，说是一定要请我喝一次酒，喝金门高粱，酒桌上还有几个教授，他们敬酒的那套礼数在我们这早已失传了，我们就没有受过那种训练。 袁训会：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吃饭喝酒的时还是会讲究一些礼仪的，包括座次等等。 邓晓芒：就这事，我还专门请教过老先生，我说当人家90度鞠躬的时候我怎么办，他说你应该跨上两步把他扶起来。我们没有那个习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把传统文化丢了，而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底层的那种也算是文化，一种大老粗的文化。
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
袁训会：当然，如您所说，自由主义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概念厘清。 我也不否认做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个人不看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这股思潮在主流意识形态那儿是不受待见的。 邓晓芒：现在很糟糕，因为很多事情都跟既得利益集团捆在一起了，想动都动不了，而80年代胡赵体制还有松动的可能。因为，80年代还没有形成那么多利益集团，而共产党本身以及它的高层都在反省党文化本身的弊病，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有一种向上层文化提升的取向。在传统的上层文化那儿，党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像孔子就讲"君子不党"，后来又说结党营私，都是贬义的，传统道德范畴中，一个有修养的人是游离于"党"之外的。 但另一方面，"党"在底层却是个褒义词，在底层就是我们要组织起来，要跟他们干，就是黑社会那一套哥们义气，就是江湖，而江湖就有门派，有党。但是在80年代，已经开始提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党现在已经没有组织起来跟强权对抗的意义了，而它作为底层文化的弊病暴露出来了，在很多高层看来，党已经走向尚黑--黑社会的歧途上去了。 80年代，中共曾一度想走出这个困境，主张儒道，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化的普世价值，想走上一条相对高层的路，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它错过了历史机遇，没有走出来。所以，我说中国的转型仍旧困难重重，我预计恐怕还得一百年吧。 袁训会：您说的一百年走出来，这个"走出来"是指什么？ 邓晓芒：那就是别的国家已经探索出来的那条路啊，我们终究还是要踏上这条正轨的。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相反，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 尽管走上这条路的，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它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且一旦走上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很难退回去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退不回去了。不能因为你走得不好，摔跤了，就说是路不好。 袁训会：您所说的"一百年"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真正的正常化或者说现代化，还是其他？ 邓晓芒：这当然不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中国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人，从文化心理上意识到自己有独立人格，这个恐怕比国家正常后还要远一点，它至少要具备下边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把权贵资本主义彻底改掉，然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才会慢慢地适应正常的市场经济和它的发展。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人到外国去，实际也就适应了人家那里的规矩，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只要你的法制健全，你能够正常运作，政策和法律给人的预期就是，诚信就能挣钱养活自己，搞歪门邪道就会亏本，就会倾家荡产。诚实劳动、诚信发财，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教导也是相符合的。但是市场经济这一套规则要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还不光是目前的既得利益阻碍，将来还有体制上和观念上的障碍要突破，所以我估计中国人的思维真要转过来，可能还要一百年。而且你看现在的教育，教出来的这些学生仍然是那种不开窍的，被洗脑了的，首先这个东西要改，这个东西五十年能不能改得了或者三十年，然后再培养出新一代人来。
中国不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袁训会：也就是说，这个烙印可能要几代人慢慢地去掉。 邓晓芒：所以，对于现下体制内对一些浅层次方面的改革，我抱以比较悲观的期望。另一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从深层次去思考厘清一些问题，但这与外部大环境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外在控制方面没有一些人去争取一些权利，知识分子研究出的那些东西，官方直接给封杀了，相应的理论也就没可能产生影响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怎么能没有公众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游离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或者说不受收买、不受控制、能自由发展的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对其进行污名化呢？这说明中国民众的观念还是陈旧的，总认为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不是好人。 当年我研究康德，康德提出不可知论，他对于世事的看法、国家的看法、权力的看法跟我们今天差不多，而且他认为不光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一般的人也不该用暴力去抗拒暴力，他认为推翻不正义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在康德那儿，民众应该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教科书上说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现在看起来，这种软弱性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追求的是超越意义上的正义，任何人都不能代表正义，不管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尼德兰革命，都不能代表正义，因为革命成功后，新的世俗政权在上台的那一刻就不再完全代表正义了。#p#分页标题#e# 但是，被统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这就是康德说的唯一权利--言论。现代社会，人的政治本性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国家，国家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服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民众和国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展开斗争，而只有言论是可以把那种理想性的原则拿来作为标准，能够要求世俗的国家也好，人民也好，都要以此为标准来改善自己，于是历史就会慢慢的前进。 康德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康德主张不要抗拒暴力，但是他又不悲观，他认为历史肯定会越来越文明，他最高的世俗理想是走向民主、共和，甚至于包括国际的理想--永久和平，某种程度来说，今天的欧盟不就是永久和平吗。 袁训会："永久和平说"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很小。 邓晓芒：对，今天如果有人说法国和德国会打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他们已经相安无事几十年了，原来却是夙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是很有预见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袁训会：但康德这么说也容易被人批评，是不是过于浪漫化了。 邓晓芒：所有人都批评他，后来黑格尔也批评他，黑格尔说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必要的，战争可以使人类保持活力，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种观点比康德更加过时。
不能因为中国人不信基督 就不往前走
袁训会：刚才我们聊了不少传统因素，但我注意到，其实普世价值的这一套理念，很多直接来源于基督教，而中国人素来是不信基督的。我的问题是，作为从外来信仰中诞生的价值理念，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是不是难度更大？ 邓晓芒：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督教的维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往前走。基督教的有利条件在于，上帝代表绝对正义，于是他们对于正义这个价值就有一种神圣感。反之，中国人对正义是没有神圣感的，中国人最推崇的道德是孝顺、老实，忠厚，厚道，这是中国人最推崇的，但是不太讲正义。和稀泥的人是最厚道的，容易变成伪善， 一种不自觉的伪善，我把它称之为"体制性的伪善"。很多人都不服气，老是跟我争。 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这个文化基因，所以建立一种把正义塑造成最高价值的法治，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首先就是不正义的，是讲等级的，儒家就讲爱有差等，而且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制，一个人怎么能跟他的父亲平等呢？他连跟兄长平等都不行。有了等级，就要讲服从，也就带来了不公平了，而公平就是正义的一个重要意涵。西方国家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就有公平意识，遇到不公平之事他会发出抗议："这不公平！"中国人则不讲这些，只讲忍耐、"顾大局"。所以，我说中国要想建立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法治是比较难的。 但信仰的影响也不是绝对因素，因为传统的中国体制植根于自然经济和地方宗族，现在这个东西显然已经被完全摧毁，再从里边去找根据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根据只能从市场经济中去找，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选择进城，他必须要有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那就是公平。现在几乎所有的维权都是由于不公平导致的。不管他是不是出于私心，选择维权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其实有的人要求并不过分，那些要求过分的，政府不理他，他也急，政府跟他说房子不拆了，他更急，因为他盖那个房子就是为了拆的。现在很多问题的关键都是不公平，一公平，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老百姓想得便宜，政府不讲理，说拆就给拆了，而且政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漫天要价，有的确实是漫天要价，有很多。 袁训会：大城市郊区的很多人就这样发了财。 邓晓芒：对，我老家长沙市郊区有个地叫﹡﹡大队，那儿的田地全部被征了，因为拆迁，那些农民变得很富有，成天不干活，就赌博、嫖娼，每个月都要发上万块钱，到年终还要发好几万。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农民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很好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拿那些拆迁的补偿款也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有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普世价值顺利通行的话，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如果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真的能够进行彻底的改革，普世价值这一套理念能够有所推进的话，我觉得反过来倒可以改良人们的文化心理，让他们逐渐树立起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这一点今天台湾就已经具备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发现一旦出现不公平的事情，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话。有次我去商店买一个旅行包，130块，我觉得够便宜的了，随口问了句："还能不能便宜点？"老板娘笑着说："你觉得这个价贵吗？"我不好意思了，就买下了。那是一个讲公道的社会。 袁训会：但没有信仰维度的支撑，我们在实践中会不会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 邓晓芒：肯定跟西方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后面没有信仰支撑，我们的公平、正义这些东西不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而是一种实用价值，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病。 但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因为西方的宗教总归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伊斯兰教徒就会反感基督教，认为你宣扬的这一套理念是你的上帝正 义，而我和你不一样，我信仰的是真主，这样自然就会有教派冲突，在中国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有另一种好处。但是有一个交叉点，就是西方在上帝正义之下建立起来一种世俗的正义，跟我们在没有上帝正义的世俗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世俗正义在这方面可以交叉，它有它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向它学的，是它建立起来的。 袁训会：今天聊了不少启蒙的话题，也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应该启蒙老百姓，还不如先把那些管理老百姓的官员给启蒙了。 邓晓芒：对，还要给知识分子启蒙。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也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普通民众压根看不懂，他就是发表出来给这些知识界的人看的。也不说是我给你启蒙，只是交流心得、交流思想，这就是一种互相启蒙。这是一个前提，知识精英都还停留在蒙昧中，谈何启蒙？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 袁训会：说到这儿，我想起前段时间读余英时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中国转一个身很难，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可能还是要集中到倡导法治这一块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邓晓芒：目前我觉得最紧急的是从教育体制入手。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卸任，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揭示了一些教育中的弊病，以及自己的诸多无可奈何，现在是人人都无从着手，无力改变。 所以，我曾经说过，教育改革的最佳时机在80年代初期，因为那会是体制最不完善的时候。反倒是后来随着体制的逐渐完善，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很多是一批听话而又心怀鬼胎的人，通过教育去磨掉人的锋芒，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深谙处世之道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会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去学习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一套东西，相信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从小学就开始做一些改变的话，还仍旧实行的是原来那一套教育方式的话，其他方面很难有让人满意的起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改革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教改的前提是政改，比如，在学校里取消政治课，开公民课，原来有人还提出过大学里面要取消党委，这些显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我在《中国教育的病根》那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古代就有皇帝是最高导师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就是伦理规范中非常看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我们先不管天地，只消说君亲师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死穴所在。 （来源：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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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香港人公投是在创造自己的历史（附北京打压激怒香港人 全民投票高冲六十万、星期日开放实体投票站） Posted: 21 Jun 2014 10:04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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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4 09:00 PM PDT
發動戰爭一向是獨裁者解決內憂外患的重要手段。在習近平需要高層將領吹捧他而為他保駕護航時，戰爭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北京的如意算盘是打越南，比打日本是安全許多…… 越南與中國的緊張關係近來急劇升溫。原因在於"中國海洋石油九八一"開進兩國有爭議的領海。這是一座長一一四米、寬九十米、高一一二米、重量超過三萬噸、整個平台共有五層的龐然大物。這座深水油氣田鑽井平台，之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 越南"反中"變"反台" 為此，中國還派出八十六艘船艦來護衛。這怎能不刺激越南而出現反中浪潮？面對五月中旬爆發的反中浪潮，正在美國進行訪問的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回應說："這個井我們一定要打成，不會受任何外來的干擾和破壞。"可見，中國表面上是技術鑽探，實際上帶有強烈的軍事挑釁性質。 這次反中浪潮，最倒霉的是台商，尤其是越南南部的台商。統計至五月二十五日為止，計有三五八家台商工廠遭入侵，其中二十一家台商遭縱火；依據在越台資產險公司與台商協會估計，損失金額約在一點五億至五億美元之間。 "反中"為何會演變成為"反台"，根據台商所述，因為有些台商僱傭大批中國幹部，沒有聘用越南本地人，而這些中國幹部盛氣凌人，引發民憤。的確，也有台商的中國幹部被打死，但是這僅僅是表面理由，因為中國企業更加封閉，民憤也更大，為何卻不是"反中"的重點？ 由於越南還是共產國家，因此沒有政府的主導、縱容，不可能出現這些大規模的暴力示威，當然，越共不如中共有運動群眾的豐富經驗而導致失控，但是更重要的是柿子撿軟的吃。台灣的主權日益流失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馬英九總統不避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提倡"外交休兵"。因此拿台灣來開刀，風險很小，卻又可以打台灣給中國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看中國能怎樣？ 五月二十一日在上海舉行的由中國與俄羅斯主導的，由習近平與普京親自出席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高峰會議"，其成員國相互關係指導原則的規定是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不使用威脅或使用武力等，明明中國違反這些原則進行挑釁，越南大可抗議而拒絕參加，但是它還是乖乖的派了國家副主席阮氏緣出席，這個峰會當然不可能為越南帶來什麼好處，只是成為中俄對付美國的一個棋子。因此也顯現越南"反中"的欺軟怕硬心理，更證明台灣獨派主張更改"中華民國"國名，避免陷 入"一中"泥沼而難以自拔，乃至招來無妄之災。 衝撞越南船隻圖擴大衝突 正是越南的示弱，也讓欺軟怕硬的中國更加神氣起來。五月二十六日，在中海油九八一鑽井平台以南十七海里處，中國四十艘漁船包圍了多艘，並且撞沉一艘越南漁船。中國網民大聲喝彩，有成千上萬的留言，例如說："中國漁民威武！英雄還在民間！" 就像中國漁船挺進釣魚台一樣，如果認為這些漁船是純粹的民間而沒有任何政治主導與色彩，那不是白痴就是別有用心。但是因為落海的漁民都獲救，事態沒有擴大。 也因為如此，六月一日下午，"海洋石油九八一"外十二海里處因為有越南漁檢船靠近，中方於是出動包括海警船、拖船及其他船隻攔阻，其中一艘中國海警船突然加速衝撞越南漁檢船，更不斷射水。漁檢船船身撞毀，但中國海警船卻沒有罷休，一路追逐越南船隻，直至傍晚才停止。這些看出中國要擴大衝突的心態。 在中國對越南步步進逼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有比較明顯的改變。中日在外交上開展誰是"佛地魔"爭辯，中國沒有任何便宜，習近平在歐洲企圖拉攏德國來反日也碰上軟釘子，對日本甲午開戰的叫囂，也沒有嚇到日本。於是，習近平先後派了太子黨成員，前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兒李小林，與前總書記胡耀邦兒子胡德平到日本來緩和關係。 在四月下旬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日本，明確表態支持日本的釣魚台立場後，中國眼看啃不動美日安保條約，挑撥離間也沒有收到效果，近日更派著名的親日派頭頭唐家璇赴日（他在駐日大使期間子女頗獲日本當局的照顧而被網民吐槽），更顯急切與日本交好的心理。但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情操必須有一個宣洩的出口，因此戰場就需要西移到越南了。 中國的求戰慾望更加強烈 中越的衝突僅僅是外交衝突，還是會演變成為軍事衝突？這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因為兩邊都是共產國家，因此他們利用民族主義強化自己的統治沒有消退的可能，因而令衝突機會加深。但是相對來說，越南軍力不如中國，經濟也遠遠落後於中國，因此中國的求戰慾望更加強烈。 目前中國的內憂外患迫使習近平必須轉移焦點，表現在它的強勢使自己陷於六四以後外交空前孤立的境地。而內部遍地烽火，不但只是老百姓的抗爭，還有高層利益集團的傾軋，甚至挑戰到他的第二任能否繼續下去的問題。而不幸的還有，中國的經濟也在他任內開始走下坡路，這點會讓民怨火上加油。 發動戰爭一向是獨裁者解決內憂外患的重要手段。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發動"懲越戰爭"來凝聚文革後散亂的人心。也是向美國示好防止被蘇聯入侵，更是為了篡奪華國鋒的軍權。如今習近平雖然掛了九個第一把手的職銜，但是掛得越多，越說明他沒有掌控一切的獨裁權力，否則何必個個要由他來掛名？ 在內憂外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維吾爾人對他的反撲。事實證明，習近平上台後，新疆的問題沒有緩和下來，而是更加惡化，說明他沿襲、甚至強化過去的錯誤政策。尤其面對造成平民大量傷亡的流血事件，雖然當局在挑撥民族仇恨上繼續做文章，然而也會有許多漢族平民質疑習近平的做法給他們造成不安全的生存環境，從而形成巨大的壓力。新疆的巴勒斯坦化，讓新疆問題國際化，並且由人權問題上升為分離問題，還會激化西藏、香港的問題，那麼習近平還有餘力來"解放台灣"嗎？ 如果高層繼續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李克強不如溫家寶滑頭，為此兩次在國務院會議上拍枱），那麼中國是否將逐漸走上辛亥革命後的"聯省自治"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必須發動一場戰爭的原因。在習近平需要高層將領吹捧他而為他保駕護航時，戰爭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懲罰越南給美國與憤青看 一九七九年的懲越戰爭是為討好美國而打給美國看，幫美國報越南戰爭之仇。如果再來一次懲越戰爭，那也是打給美國看，看美國能怎樣？因為這次美國是支持越南來抗衡中國的。 五月二十八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說中明確表示，美國已經準備好應對中國的"侵略"，從美國、日本近來的一系列軍事部署來看，的確已經在做準備。當然，經過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歐巴馬也強調，輕易派兵違背總統職責。因此如果中國出兵越南，歐巴馬鑑於過去的教訓，不會輕易出兵，也讓習近平有機會測探美國的底線，為中國未來稱霸世界累積經驗。 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與中共軍頭們的如意算盤，房峰輝在國際場合的激情愛國表演，最終是要考驗他們是真老虎，還是紙老虎。因此同樣是小打一下為自己壯膽，討好憤青，打越南，比打日本是安全許多。只是打完了以後又怎樣？按照過去經驗，不論是中俄還是中越的邊境爭議，簽署條約時，還是中國放棄"寸土必爭"的豪言壯語，表現割讓土地的大方態度。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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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吟：活着，就是一种挣扎——我对《心的挣扎》及《北大荒》的解读（朱晓玲） Posted: 21 Jun 2014 05:5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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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4 11:32 AM PDT
新頭殼newtalk2014.06.20 文/李蔚 唐獎漢學獎頒給了余英時，事前雖然已經隱隱覺得有此可能，但聽到評審委員會主席李遠哲念出名字時，還是忍不住在桌子下頭握拳「Yes！」 這是個讓人既高興又感慨的結果。 在現場採訪，我提了一個問題。我的問題從中國政府主導的孔子學院最近在美國遭到部分教授的聯名抵制問起，我想問在「漢學獎」立足的是一個特定的文化圈，漢語或中國文化圈，但「中國崛起」的風潮下，任何再去標榜「東方傳統文化」或者「東方秩序」的言談，總會令人非常警愓。 但余英時的獲獎，恰恰消解了對唐獎在這方面的疑慮。因為他是旗幟鮮明始終站在極權主義的對立面，對中共的批評從不間斷，而且對中共極權的危害念茲載茲的 人，他這樣的人，對「孔子學院」這種拿文化為政治服務的作風深惡痛絕。 我請評審委員們談一談在他們怎麼看待余英時把這一方面的實踐成果？ 結果得到的答案，一言以蔽之，是丁邦新教授板著臉回答：唐獎不考慮政治，我們純就學術論學術。不過在他之前，執行長陳振川已經先搶著「揭示」過這原則了！ 然後聯合報記者何定照又追著問了一次，她問得更直接：「余英時教授近來對很多政治事件發表意見，我想問這和他思想的關聯性？」。後來還問了一個學術性的問 題。結果後一個問題落落長講了大半天，然後陳振川就想直接點下一個發問者。 「她的前一個問題呢？」我不讓他就這樣繞過去。 然後丁邦新才很勉強地說了一段話，表示余英時反共是因為看不慣六四的處理手法等等等，但聽起來就是東躲西閃。然後陳振川就連忙說，這個問題我們就到這裡，把時間留給其它問題。 然後會場陷入一片尷尬，因為沒人舉手了。會場的沈默告訴他，余英時最強的話題性，就在於他的政治實踐，論政也是一種實踐。如果不敢談、不想談，就什麼都不必談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問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泛政治化處理余英時。而是政治實踐原本就是余英時思想和學術的核心組成部分。今天得獎人是別人就算了，是余英時就必繞不開政治實踐這件事。 余英時被視為香港新亞書院的重要傳人，當年錢穆先生等學術先賢創建新亞書院的宗旨，就是希望在海外留一個中華文化的根。反對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始終是這一門派的精神內核。 沒有這樣的精神，余英時很可能沒有辦法把先秦儒家「士」的觀念談得這麼精到；也不可能對朱熹「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如此感同身受。 如果余英時如丁邦新所說，只是因為對「六四鎮壓」而反對共產黨，那又該如何解釋他對陳寅恪晚年詩文的精到解讀？以及在文革發生時積極奔走，冀求在海外建立一個傳承中華文化根基的努力？ 更不要說即令唐獎的主辦單位自己提供的介紹背景裡，都引用了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的話：「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從來就是活出來的一種生命承諾，豈止是個可以和「政治」切割開來的 「純學術」？ 如果擺脫現代學術體系裡「專業主義」的牢籠，「經學」原本就有相當一部分要落實在政治實踐上，不管是為政還是論政。余英時先生正是這樣美好文化的傳人。這是我以為余先生最該被肯定的價值。唐獎基金會選出一個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實踐做出美好結合的大師為獲獎者，卻不敢、不想談政治，除了奇哉怪也，某種程度我認為這樣的人就不夠資格談余英時。 作者:李蔚 (資深媒體人) http://newtalk.tw/news/2014/06/20/48471.html 【附录】 余英时教授获首届唐奖"汉学奖"更新时间 2014年6月20日 余英时获唐奖首届汉学奖 学界赞实至名归中新网6月21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昨天(20日)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学界咸认实至名归。唐奖得奖理由赞誉余英时诠释中国思想传统、阐发中国文化现代意义逾半世纪，以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 84岁的余英时，1950年自大陆到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六年后赴美哈佛大学就读，博士班师从汉学大师杨联升。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延聘正教授 他学贯中西，善于通过比较文化史凸显中国文化特色，1974年获聘"中研院"院士，2006年获颁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也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 根据"中央社"报导，余英时昨获知受奖，觉得"受之有愧"，"很意外，也不敢当"，不改谦虚本色。余英时已六年未回台，预定9月将来台领奖并举行演讲。 以中文写作 促成各国学者学中文 余英时著述甚丰，一甲子来出版中英文著作逾60本、论文400多篇。"中研院"院士丁邦新指出，余英时最早的学术著作是用英文写成，后来感于英文著作会让东方读者受限，改用中文撰述，各国汉学家也因此须熟谙中文才能阅读其杰作。 史学研究背后 充满广大文化关怀 思想史学者、"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指出，余英时2001年退休前即著作等身，退休后两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今年初甫发表的《论天人之际》更胜之前。 尤其是《论天人之际》，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培《轴心突破》(人类对宇宙、人生体认的思维跃进)观念，探讨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为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提出定论。 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唐奖创办人尹衍梁出身历史背景，成立汉学奖是考虑全球向来重科技、轻人文，东方人文类更缺乏重大奖项。希望透过汉学奖鼓励汉学发展，在亟需追求永续发展的21世纪，让东方思维对人类未来提供解答，将来也将建立唐奖博物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