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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8, 2014, 6:32:58 AM1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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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见：中共专政，要害是中断共和
- 南桥：从独裁“民主”到极权“法治”
- 老庚：习近平与李克强解不开的“死结”
- 叶匡正：革命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
- 李宇晖：异议人士的爱情
- 木然：是什么颜色在革命？
- 未普：谈颜色革命，朝野无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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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48 PM PST
在大陆，中共以国民素质为由搁置普选，无限期试验"中国特色基层选举"，在香港，则强行复制其"中国特色"，炮制"伪普选"。此即意味着，以新型"专政"包装"祸害"，而国家本身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升级为新型党国…… 中共开它的中央全会，郑重讨论它领导下的"依法治国"，而这时它的理论宣传，显然是遵循习近平的观念与思路，阐述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人民民主专政"万万不可取消"，生怕人们关注法治之际，忘记了它的那些陈旧教条。 专政观念在中国大陆退居守势 颇有意思的是，中共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写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看上去还是理直气壮，却又颇有几分理亏心虚而自我辩护的味道。显然，中国社会的变化、进步，正在迫使专政观念退居守势。 至于这种观念究竟输不输理，其实很有讲究。 马克思判断，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工人国家的形式。马克思明确说明，他"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很清楚，马克思之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包含着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列宁对此的理解与论述有严重的错误，中共则利用这一错误，作为它的新型党专政的理论基础。 短暂过渡期的专政，变为长期专政，这种专政就必然超出"以专政手段镇压敌人反抗"的一般意义。无产阶级专政若要合理，即使是短暂的过渡期专政，亦须有其特殊之处，而长期专政，则势必扼杀这种特殊性，强化其专政本身。 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一个祸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例如，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所有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同时，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工人相同的工资。这被他们视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的办法"。 他们使用了"专政"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显然力图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以不同于其它阶级专政的意义，那就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否则，无论怎样标榜，也仍然是"简单地"掌握或更新旧的国家机器。 此专政非彼专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尚无从谈起的社会里生造出来的。计划体制实验失败，它重新回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然而，在政治上它与当年的《哥达纲领》相反，根本不追求所谓"自由国家"，反而在"人民民主专政"名义下，热衷于长期专政，热衷于继承和发展国家这一"祸害"。 在大陆，中共以国民素质为由搁置普选，无限期试验"中国特色基层选举"，在香港，则强行复制其"中国特色"，炮制"伪普选"。它支持的香港特首，不要说"随时撤换"，就是建议其辞职也不行。仅此，即意味着，以新型"专政"包装"祸害"，而国家本身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升级为新型党国，且以"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荣。如此实践，公众越来越看得清楚，专政观念就不能不输理。 中共歇斯底里拥抱国家"祸害" 显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过渡时期论述"专政"有诸多限制，却无法阻挡中共炮制其"中国特色"的"专政"理论。这提醒人们，专政概念本身，也值得推敲。 据秦晖先生介绍，西方语言中的"专政"一词出自古罗马，指的是罗马共和国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独裁期间的行为。 可见，专政就其本来意义即具有过渡性质，而它以"临时中断共和"为特征，实际潜藏着推行专制的广阔空间。 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然而，正是在所谓"资产阶级专政"下，共和宪政、民主政治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对"专政"的敌意与警惕已渗透在其社会意识之中。中共竭力回避这一现实，无耻标榜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它从建政之际即以战争为由避开普选，实为"中断共和"之开端。如今它顽固坚持专政，歇斯底里反对"邪路"，其实质，乃拒绝共和、拥抱国家"祸害"。再抵赖，也只是徒费功夫。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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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43 PM PST
"依法治国"四个字，两样东西，"法"和"国"，两个动作，"依"和"治"。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的"说明"，洋洋大观，其实是在绕圈子，他们不想直说的是，"法"是党立下的工具，党用它来"治"这个国家，就是来管这个国家的百姓。 最近中国政治生态中的热门关键词是"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又为这个决定做了长篇报告的"说明"。 "依法治国"在文字上的变换说法就是"法治"，习近平的"说明"里也是满篇的"法治"，不少人又开始产生幻觉，也许共产党这次是真要搞法治了？ 与此同时，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二审判决竟然就在看守所里宣布维持原判，还要被告带着脚镣；浦志强被控四罪，加上了煽动颠覆和分裂国家的罪名；郭飞雄案庭审竟然连续十八小时，还不让被告和辩护律师进食，法庭完全像个流氓；高瑜一案庭审，不让家属亲友出席，也没有媒体报道。世界上有这样搞法治的？ 习近平和党中央说要依法治国，中国人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 "依法治国"这四个字实在是诡异，你看得不仔细还以为是现代国家的大趋势，rule of law，其实党中央在这里耍了一个花枪，它妙就妙在既抢了"法治"的大旗，"依法治国"这说法本身却又完完全全是共产党的私生子，别人是没有的。既然别人是没有的，它就全凭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来"说明"，它到底怎么做，党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中国人，只要还有点记性，就该记住，耍弄词汇，操作语言，不把你说服就把你说晕，这可是共产党的强项。他们能把话说得似乎非常好听，在做的时候却非常奇妙地改变了原来的内容，在你大惑不解的时候还要你相信他本来说的就是那个意思。这一套，他们可不是第一次那么干了。 民主专政和独裁"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是潮流，世界跨进了民主的时代。不久冷战格局形成，世界分裂成东西方阵营。当自由世界的人们大多还没清醒过来的时候，"民主"这面大旗就被苏联东欧和包括中国、北朝鲜的共产党们抢到了手。一时似乎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民主阵营，而西方阵营成了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东德自称民主德国，西德则是联邦德国；北朝鲜的全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共执政后，就把"人民"当标签，贴到除了火葬场以外的所有东西上：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公园，如此等等。中共懂得宣传的奥妙，懂得心理暗示的效果。他们用这样重复又重复的简单标签，很快地让几亿中国百姓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才是真正民主的。 可是，民主的起码内容，即自由的选举，领导人由民众选举产生，选举必须有自由的竞选，候选人必须通过平等和自由的程序产生，这样最基本的实践，共产党却一天也没打算在中国实行。它从执政的第一天开始就只打算实行独裁。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反过来的另一套的呢？ 党告诉人民，你们现在拥有世界上真正的民主了，你们的代表就是党， 党代表你们的利益和意志，为此需要消灭你们的敌人。所以，党要带领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中共善变语言戏法，最精彩的莫过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专政"本来也是境外泊来品，dictatorship，中共脸都不红就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个词翻译成两个汉语词汇，当谴责自己的敌人时，dictatorship就是"独裁"；而自己搞独裁的时候，就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专政"，还能在前面加上"人民的"、"民主的"修饰词，就叫"人民民主专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Democracy 和 dictatorship这两个概念，在它们的原产地，代表对立的政治制度，形如水火。共产党能把它并成一个概念，而且幻化出两个翻译法。事实上用不了很长时间，中国百姓就以为，独裁是负面的、反动的、罪恶的，而专政则是正面的、进步的、必要的。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骗术了，但这简单的骗术在中国特别好使。 于是，从中共执政开始，中国人民就在实行着、享受着"专政"的民主，浑然不觉自己是在"独裁"制度之下。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95%的"人民"在"民主地专政"着另外5%的"敌人"，而不明白自己根本没有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只是独裁政权下可怜的奴隶。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大王是"法治" 文革以后，"民主"这面大旗就褪色了，党已经难以用"民主"这面旗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品牌。1989年天安门枪声一响，随后苏东集团解体，"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连党自己也不好意思继续说了。"专政"就是"独裁"，源于同一个词，这点语言学知识也终于传进了中国的大学，党悄悄地把"专政"从自己的宣传词汇里撤了下来。没有了"专政"，再谈"民主"就是跟党自己过不去，因此党连"民主"也不怎么谈了。那么，党的合法性还是得有一个说头，江泽民的智囊为他发明了"三个代表"的说法，延续至今。 三个代表时期，中国贫富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维稳"成为党的生命线。周永康创施而习近平承袭的强力维稳模式，是以全体人民为敌的"治理"模式。"维稳"这个概念用来忽悠民众是不行的，忽悠得另找词汇，这就是"法治"这个说法。 "法治"，rule of law，其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现代法治的内容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分立，司法独立，法律保障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等等。这些法治基本内容，党和习总书记根本就不想实施，党只想抢"法治"这个词。抢来当大旗却又不想做，不能做，就得有自己的原创变换法，于是有了"依法治国"的说法。 "依法治国"四个字，两样东西，"法"和"国"，两个动作，"依"和"治"。四中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的"说明"，洋洋大观，其实是在绕圈子，他们不想直说的是，"法"是党立下的工具，党用它来"治"这个国家，就是来管这个国家的百姓。 从此以后，中共将标榜自己是"法治"的执政党，而其实质，和半个世纪前完全一样，一个极权的独裁政权。 ——《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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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36 PM PST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在歧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习近平的反腐风暴没有制度改革，"以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最后无功而返，大陆官员的贪腐将变得更加猖獗。 "李克强经济学"向现实低头 最近中国大陆政、经两界发生的事，颇有看头，表面上没有关系，其实内在的根子却联在一起，难分难解。先说经济领域的事：上周北京央行突然宣布减息，不但引发市场动荡，而且标志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减息消息是在股市收盘后公布的，但下午收盘前却涌进大量买盘，日成交量比前一天暴增三成，推动股市大涨。很明显，有人在减息决定公布前得到了内幕消息，提早入场布局。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有人公然利用提早得到的减息消息做市，显然并没有把监管机构放在眼里，与过去一样，我行我素，表明政府高层所谓的强力反腐反贪，在股市领域难以奏效。股票市场是自由经济制度的产物，但在专制政府主宰一切的体制里，权大于法，股票市场自然难逃权贵者乐园和普罗大众赌场的命运。 北京央行的突然减息行动，证明"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已经撞上南墙。 "李克强经济学"是巴克莱资本集团分析师创造的新词，其核心是以改革而不是以刺激经济的手法使中国经济转型，因此不惜让经济发展速度下滑，换句话说，就是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概括了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重要"支柱"：即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 过去一段时间，随着中国经济不景气特征越来越明显，已有一些经济学家做出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回到以货币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老路的预测，也有人估计北京很快会降息。李克强在而二0一三年三月就任总理后，面对中国经济以出口带动增长、靠货币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困境，决定停止货币刺激，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结构性改革，希望走扩大内需的路，以此解决产能过剩、生产率底下的固疾。李克强下的这一猛药，虽然有利经济长远发展，他也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顶住了各方不断要求政府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呼吁，但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所谓的改革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不靠政府货币刺激，连表面的繁荣也无法维持，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跌，各种问题大量涌现：银行坏账、不良就业、房价下跌等都是牵动社会神经的坏消息。 出口减少产能过剩经济雪上加霜 据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6944亿元，上半年新增的不良贷款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新增规模，显示银行资产质量受损速率在加速。今年大学毕业生高达七百二十七万，比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的二0一三年还要多二十八万，创下历史新高。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已经成为常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今年毕业生的就业率居然只有不到三成；这些年累积下来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早已超过一千万。面对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陆主管教育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只有一个药方，即希望大学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言下之意是让大学生去与农民工、中学生抢饭碗。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严峻，即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不仅无法扩大生产规模，甚至必须减产，因此不敢招收新的员工，吸纳就业能力随之下降。 过去二十多年在政府补贴出口的推动下，中国建起了号称世界工厂的庞大生产企业，但随着出口的减少，大量企业产能严重过剩，目前中国大陆积存的彩电、冰箱，十年不生产都卖不掉。铺设铁路，尤其是高铁乃是这些年中国政府拉抬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铁路经营亏损严重，不得不靠银行巨额贷款支撑，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增。目前铁路设备制造商南车、北车集团产能过剩，根本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急需打开国外市场，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政府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场合推销中国高铁，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在内的党政高层，出访在外时也要插上一手，可见情况之严重。 大陆官员的贪腐将变得更加猖獗 在中国经济积重难返的大环境下，李克强虽然有心要走发展的新路，但"胳膊扭不过大腿"，现实逼得他不得不回到以货币刺激经济的老路上。与李克强在经济领域踢到铁板一样，习近平在政治领域掀起的高层反腐风暴，不但面临巨大反弹，也面临体制困境。目前中共的腐败，尤其是高层腐败，并非牵涉到某一些人，而是牵涉到一大批，抓出周又康、徐才厚又如何？高层或高层家属几乎没有不贪的，即使号称廉洁的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等，其子女家属中，又有几个屁股干净的？ 综观大陆政坛，现今已是红二代的天下(红二代的范围，笔者认为以文革前行政十三级以上干部子女为妥，当时的十三级属于高干，多为司局长)，但红二代中，目前屈指可数的只有薄熙来一人落马，其他落马的贪腐高官，多为清寒子弟，难道红二代个个都是清官？习近平要想将反腐进行到底的话，势必要与位居高层的红二代发生冲突，而这批人恰恰是他的执政基础，伤到自己人的后果是自己难保不被伤到，习近平的反腐风暴要刮到何时，其实不用预测也是可以知道的：与李克强一样，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后无功而返，大陆官员的贪腐将变得更加猖獗。 习近平上台后，挂在嘴边的话是"以法治国"，但只要"党就是法"的制度根基不改，"以法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习近平如果真想"以法治国"的话，就必须拔除一党专制的根基，习总书记有这个魄力吗？ ——《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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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33 PM PST
雖然那時，我只有8、9歲，但這種天翻地覆的變化，竟成爲我有明確意識和思想的開端。你會懊惱地發現，原來過去都是生活在謊言中，你甚至會因此鄙視自己。我們那代人，對社會或權威倡導的觀念，有種天然的不信任感，兒時這種荒誕記憶，是一個重要根源。此後，對謊言敏感，叛逆於主流，幾乎成了我整個青少年時代的一種本能反應。以至於很多年後，我都不敢輕言「革命」一詞，也不願想起這個詞給中國歷史究竟帶來了什麼，或造成過怎樣的傷害。從某種程度上說，革命一詞在我心中早已生鏽。 直到6年前，讀到阿倫特對革命的論述，我纔對革命的某些悲劇之源有了一些新的認知。在阿倫特看來，革命真正的動力是人類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渴望催生了革命這種創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們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要看它能否創造和擴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間。 革命失敗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這不僅會敗壞我們對革命的理解，甚至會讓人們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絕不是以一種專制權力代替另一種專制權力，也不是以一個階層的專政取代另一個階層的專政，而是要創造一種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間，讓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這纔是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開始時都會包含著大量的自由意識，但隨著它的進展，結果才慢慢顯示出來，它可能創造自由，也可能帶來奴役。從早年蘇聯等一些革命的結果看，帶來的是後者。能否實現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革命的進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訴求，被其他的意識形態所取代，或受制於政黨利益及社會財富的增長，都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失敗。當以政治自由爲目的的革命，退化爲反對政治自由的專制權力，就是對革命的最大敗壞。 阿倫特有個重要觀點，認爲失敗的革命，往往是因爲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混爲一談。她通過分析美國革命發現，雖然在革命進程中存在著社會歧視、奴隸制等等的社會問題，但革命者仍然堅持解決的是政治問題，所以爲美國民衆的自由奠定了憲政基礎。而失敗的革命，往往把解決貧困、經濟爭議等一些社會問題，當作革命目標，把社會問題當政治問題來解決，最終使得憲法、權利、自由等這樣一些政治問題反而被懸擱起來。 中國歷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衆的苦難當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對建立自由政體這類政治目標，思考得極少。因爲民衆並沒有通過革命獲得自由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最終會導致權力的擴張，及對自由的敗壞。革命要求革命者殺人，革命者就殺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謊，革命者就撒謊。於是，革命演變成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鎮壓，而不是爲了實現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國歷朝歷代，革命總是與暴力連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卻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壞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個人的命。 當下很多人所以怕談革命，多是把現代民主革命與傳統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詞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辭說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意思是商湯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順乎天命而合於人心的。「革」卦是離下兌上，也就是火下澤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對之勢，或火滅，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還說「文明以說，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進文明，讓民衆喜悅，這樣纔是通順和正當的。它的象辭則說，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這些觀點雖質樸，但先秦時代能有這份認知，實在難得。 儒家顯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國歷代也有革命的事實，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換代，也即順應天命與人心的變革，對政治制度的根本改變論述極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對革命也多有論述，如《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荀子》說的「誅暴國之君」以及「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都肯定了「弒君」「誅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國的革命，雖和西學東漸有關，但實質體現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總以失敗告終。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革命。革命，從本質上講是人類對自由的實踐，它的目標就是尋求免於壓制的自由，以及與自由相適應的制度。如阿倫特說的，革命意味著人類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開始並自由行動，讓所有人能自由地進入到公共事務中。人類要獲得這種偉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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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26 PM PST
中國異議人士和他們的家人所承受的非人的迫害我就不想再重複了，作為長期關注他們行動的人，這些都沒有什麼讓我吃驚的。但是陳明先的這篇文章讓我聯想到幾個月前和一個朋友關於兩性關係的討論。在這位朋友看來，對愛情抱有信心是一件不符合實證規律的事。因為他了解的夫妻裏面，幾乎沒有見到過什麼讓人羨慕的伴侶關係，要麼是惡語相向，要麼是貌合神離。我用我自己的例子好像也不能說服他（可能樣本量太低）。看了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也許是他觀察的人群太單一，因而產生了sampling bias（取樣偏見）。 異議人士長期是我關注的對象，我掰著手指頭數了一下，發現中國最傑出的政治犯，幾乎都有一個默契的另一半（有的甚至自己也是政治犯），感情生活完全像愛情小說中描寫的那樣純粹而美好。當然，我不可能鑽到別人腦子裏去，也沒有研究過心理學，對別人內心世界的判斷不可能完全準確。但是從他們的妻子、丈夫的言行來看，這種感情不可能是偽裝的。隨便舉幾個例子，劉曉波和劉霞、胡佳和曾金燕、高智晟和耿和、陳光誠和袁偉靜、倪玉蘭和董繼勤…… 年輕一代異議人士我了解得不多，但也大抵如此。就拿和我同年齡的郭玉閃來說，他的妻子潘海霞寫的《與夫書》因為太感人，竟然得到了被黨報《環球時報》專文批判的待遇。我不想用「不離不棄」這樣庸俗的道德詞彙，因為兩個人選擇在一起並不是依靠道德判斷。如果他們不能給對方以莫大的快樂和安慰，即使道德再高尚，又怎麼可能在這種狂風暴雨中堅韌地站在一起？如果這都不是愛，我不知道什麼才是了。 當然，就像社會科學裏的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也一定有例外。但至少從我觀測到的有限樣本來看，異議人士無論身心承受了多大痛苦，在愛情上的成功簡直是大概率事件！和那些擠破頭去考公務員、買學區房、搖號買車，然後把戀愛當成買賣來談的芸芸眾生相比，恍若生活在兩個世界。 作為一個搞實證研究的人，我一看到兩個變量的相關性就忍不住想去解釋：到底是什麼造成了「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和成功感情生活之間的相關性呢？是前者決定了後者，還是後者決定了前者呢？缺少更專業的理論工具，我當然只能提供一些猜想。我認為這是一個雞與蛋的關係，其因果鏈條在雙向都是成立的。 首先，一個願意把自己送進監獄的人，他的感情必定是激烈而充沛的。願意把全部精力和才智花在非物質的追求上，必定說明他對世界上各種美好的東西有深切的感知，對人類尋找幸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任，所以才不會產生很多人都有的那種「中國人這麼爛，何必去拯救他們」的悲觀主義心態。這種生活熱情，難道不恰恰是讓感情世界歷久彌新的秘訣麼？如果是一個連給自己找樂都不會，而不得不把生命浪費在積累財富上，你能想像他對另一個人投入完全的感情麼？記得看到過一張陳光誠剛剛逃離軟禁後和胡佳秘密會面的照片。在如此危險，且兩人都已飽受折磨的情況下，他們還能無拘無束地開懷大笑。難道還有比他們這樣的樂觀情緒更能給自己的伴侶以精神慰藉的麼？ 但是，光用上面這種解釋，對異議人士的伴侶並不公平。其實反方向的邏輯關係也同樣成立：正是因為有了感情的激勵，這些人才更會義無反顧。樂觀有性格中的成分，但也並非全是從天而降。異議人士或許有樂觀的底蘊，但是如果他們沒有碰到他們的另一半，沒有感激命運對自己的眷顧，又怎麼能心安理得地付出？我經常對我太太說：「如果沒有你，我可能整天在抱怨生活對自己不公，哪還有心情去關心別人？」當然，我個人的付出沒有資格和這些巨人相提並論。但即使道德上的巨人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不會生下來就選擇最危險的行當。當然是生活首先打動了他們，讓他們發現了世界上有值得為之一搏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異議人士的伴侶比異議人士本身更值得我們敬重，她們先用自己的溫度溫暖了這些戰士，再把他們送上戰場。這些耀眼的人物，嚴格來講，是他們的伴侶對我們慷慨饋贈的禮物。 要體會樂觀與愛情之間的互為因果的關係，讀者不妨參考一下潘海霞《與夫書》裏面的這段話： 「感覺一切都失去了意義――生活是什麼？愛又是什麼？這個世界只有虛空，哪來這許多東西？！人世間最終不過是一堆黃土，我們的這些喜怒哀樂又算得了什麼？需要去在乎它們什麼？！好在這些冰冷的感覺都只持續了不長的時間。是啊，正因為這個世界讓人絕望，愛才彌足珍貴；正因為生命短暫而偶然，才更要讓它自然地舒展。我們一直追求活潑潑的生命和熱騰騰的生活，即使短暫分開，還是應盡力各自追求，只有這樣，等到再相逢時，才不至於跟不上對方的成長。」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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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1:30 PM PST
最近，流行一詞，叫顏色革命。其實這個詞並不新，是老詞，但老詞具有了新內容。問題的起因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王佔陽教授在北京舉辦的《環球時報》年會上發言稱，香港的「雨傘運動」被指摘為顏色革命沒有根據，反而是周永康、徐才厚那些帶槍的腐敗分子最嚇人。王的發言惹惱同場討論的3名解放軍將軍，現場引發激烈爭論。一時間，關於顏色革命成為熱門話題。同時，有人指責王佔陽教授是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王佔陽教授一直在強調和辯解道：周永康等腐敗分子搞「黑色革命」，讓共產黨蛻化變質，那是最標準、最要命的「砸鍋」。我說反腐敗、反「黑色革命」最關鍵，比抓幾個小間諜之類（反「顏色革命」之類）重要得多，怎麼就是「砸鍋」了？我看那些說我「砸鍋」的人可能就是「砸鍋」的，至少也是太糊塗！王佔陽教授的意思是，黑色革命是自我革命，如果任其黑色革命進行下去，共產黨就會自我倒台。如果此推論成立，那麼其他色的革命就不需要了。 王佔陽教授的觀點也在蘇聯共產黨那裏得到部分證明。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倒台，與蘇聯共產黨搞腐敗、搞特權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原來在大陸的國民黨失敗與潰逃，也與國民黨的腐敗有著重要的聯繫。但是，腐敗是蘇聯共產黨倒台的重要原因，而不是決定性原因。如果權力能自我更新、自我糾錯，如果權力能得到內外的制約，那麼腐敗就會得到及時制止，黑色革命就不可能發生。 絕對權力是導致腐敗的根本原因，哪裏有絕對權力，哪裏就必然有絕對腐敗。蘇聯共產黨行使的就是絕對權力，他們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文化，使經濟沒有活力，使政治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使真理變成僵死的教條，使文化不能創新，變成死水一潭。 從邏輯上看，黑色革命使蘇聯共產黨倒台，黑色革命也會使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重挑戰。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黑色革命導致的後果，就必須反黑色革命，反黑色腐敗。這既可以說是對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倒台經驗教訓總結，也可以說是對中國反腐敗形勢的一種判斷。反腐敗沒有回頭路，否則腐敗就會形成新的浪潮。 從事實上來看，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一些人頂風作案，共同對抗反腐敗，建立腐敗共同體，搭建反腐敗同盟，使腐敗難以深入進行，反腐敗與腐敗進入膠著狀態。與此同時，社會參與反腐敗渠道不暢通，形式單一，反腐敗人士受打壓的情況時有發生。社會反腐敗與公權反腐敗沒有形成合力、向心力、凝聚力。社會看客心態形成，有些人坐山觀虎鬥、坐山看打蒼蠅的遊戲。反腐敗的紅利又沒有及時向社會發放，看戲的高潮一過，終會曲終人散。觀戰的心態一旦形成，就會回歸黑色革命。中國人的看客心態是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這傳統的力量一旦跟進，反腐敗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叫人人不理了。 與黑色革命相對，就是白色革命。白色革命不是紅色革命，也不是綠色革命。如果說紅色革命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政權，綠色革命是指國民黨的選舉下台，民進台及無黨派人士的選舉上台的話，那麼白色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自我更新，自我糾錯。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改革是一場革命，是對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這種根本性變革是對蘇聯體制作根本性的告別，是對現代文明體制的根本性呼應。現代文明體制必須體現公平正義、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是讓體制在文明中獲得永生。 現代社會，有兩種政治，一種是戰爭的政治，一種是和平的政治。紅色革命與黑色革命都是戰爭的政治，這種政治是輸者全輸，贏者通吃，是零和博弈。白色革命是和平的政治，是和平的革命，是漸進的革命，也是公開的革命。它與綠色革命在和平方面相一致，又具有自己的獨特之處。無疑，大力反腐敗是白色革命的一部分，但還不是主要部分。反腐敗為白色革命做準備，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通過反腐敗的治標為制度上反腐治本做準備。白色革命以公民為主體，讓所有人都參與到反腐當中來，讓所有人都參與到制度建設當中來，讓所有人都參與到法治建設當中來，讓所有人都感受到政治的尊嚴。白色革命才是真的革命，才是值得向往的革命。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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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Dec 2014 10:05 PM PST
什么是颜色革命？根据维基百科，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是指20世纪末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及中东的以颜色或花朵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 中国官方最近谈得热火朝天的颜色革命，指的是香港占中。自从占中发生以来，官方媒体就变换著各种说法为占中定性，先是称它为"动乱"，然后说它是"港独"和外国敌对势力所为，最后定为"颜色革命"。在占中接近尾声时，官媒纷纷著文，称香港占中是失败的颜色革命。他们说，要求特区政府下台、人大常委会收回决定的政治诉求，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英美运作的颜色革命，其本质就是要夺取香港管治权，挑战中央，颠覆中国。 就在官媒义正词严地谴责香港的颜色革命时，大陆民间口耳相传溢出另一种颜色革命。这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满朝文武藏绿卡，下联是：半壁江山养红颜，横批：颜色革命。上联和下联对仗工整，寥寥十四字，形像地概括了目前中国官场普遍之怪现状，知者无不拍手称绝。那些满嘴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的官员们，私下里都将妻子儿女情人转移到西方国家，自己怀揣绿卡，一旦有事，随时开溜。 这两种颜色革命，内容截然不同，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景观。一个是官方谴责的西方主导的旨在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一个是老百姓讽刺的以"绿卡"和"红颜"代表的普遍的官场贪腐现像。这两个政治景观，究竟哪个是颜色革命呢？ 如按维基百科的定义，香港占中不是颜色革命。因为它的方式是和平非暴力，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要求共产党兑现承诺，给香港人以真普选，这和政权变更有何干？可是按照中共的定义，要求真普选，就是挑战共产党，挑战共产党就是颠覆共产党政权，所以香港占中就是颜色革命。对此，中共当局一步也不让。 中共对颜色革命的僵化定义源于当局僵化的执政思维。这种思维认为批评中共的人就是拆共产党的台，砸共产党的锅。同样还是这种思维，习惯性地把造成冲突的原因，推给敌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以推卸或规避执政者的政治责任，回避政治变革。 其实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官场贪腐倒更像是一场颜色革命。中共广大官员的绿卡和红颜，即"裸官"和"二奶"现像，到处泛滥，它们所代表的老虎和苍蝇，从共产党内部侵蚀共产党，颠覆共产党，其严重程度，连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承认，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这比那些官方抨击的无中生有的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更接近政权变更。 民间流传的这个颜色革命，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呼应。12月6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举办了一场年会，题目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出席者有学者和几位解放军少将。学者王占阳发言说，颜色革命不是离我们有多远，而是已经发生了，而且非常严重，只是它正在被挫败。这种颜色革命就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王占阳还说，香港占中被指摘为颜色革命没有根据，反而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王占阳的这番话，让几名少将极不受用。他们反驳说，是西方主导的和平演变似的颜色革命而不是军中腐败分子对中国威胁最大。《环球时报》称会后做了个调查，一万多名被调查者中，有80%以上的人支持少将，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支持王占阳。但是在其它网站上，支持王的占大多数，他们都认为，王占阳说的是真话。 显然，关于什么是颜色革命，官方和民间几无共识。关于和平演变和官场腐败，哪个颜色革命对共产党威胁最大，官方和民间的认知更是势不两立。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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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19, 2014, 6:24:11 AM1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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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Dec 2014 11:26 PM PST
周案仍是以权力斗争为焦点，周案办案方向是对敌对派系的政治清洗。直到18大的权力格局被颠覆，19大上建立起习近平能绝对掌控的新的权力格局。此案是为了建立新威权，而不是法治。 2014年12月6日零时，新华社公布一则五百多字新闻：中纪委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周将被移送司法机关法办。 至此，王立军-谷开来-薄熙来案件之后的最大案件有了初步结果。尽管人们普遍对此感到人心大快，但坊间热议从新闻的字里行间分析周的案情时，大都以八卦传闻的黄色、黑色和红色故事，补充周案细节，并推测周的下场。少数讨论周案的意义者，也以此赞美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的决心和成就。笔者认为，周案是中国政局走势的指标案件；我们可从周案办案的过程透视中国政坛的权力斗争状态；周案办案方向更决定中国未来政治体制选择的方向。 周案显示习近平集团执政方向 中国政治中不论哪一派都会这样认为: 周永康罪大恶极，百死难赎其罪。但各派对于周案罪行关注点有所不同。从周案定罪罪名和侧重点，可以看出习近平执政集团为什么法办周永康，周永康案件之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周永康办案方向和定罪罪名表明中共执政核心的建国理念 中国大众关心的是周永康案件的反腐取向。从中国民间道德看，周永康腐败至极，纵容亲属和部属贪腐千亿资产以上，玩弄三位数情人，私藏军火，滥用暴力。他们认为，法办周永康可以严惩腐败，澄清吏治，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确实看到，在办理周永康案件中，如此众多的高官落马，媒体演艺女星被抓，似乎展示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的决心。他们希望，查出腐败是办理周永康案件的重点；中央在办理周永康案件过程中，实现中国百姓心中做了两千年的清官梦。 中国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推动中国进步的独立民间力量看来，周永康的腐败应当惩治，但周永康的最大罪行是为中共政治需要，滥用暴力，践踏人权和法治，建立一套维稳体制。周永康的从政之路就是中国暴政不断完善之路；周永康的每一次升迁，都让暴政达到新的高度和广度。自由派不是不重视反腐败，而是认为，腐败是结果，高度极权、零容忍异议的专制体制才是腐败的根源。因此，自由派希望，清算和严惩周永康集团践踏宪法和法治的罪行作为主要办案方向；通过周案推进宪政进步。 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长期关注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因为在中国这类高度极权体制中，谁掌权比民意对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和国际政治安危有更大影响。由于权力在高度保密的黑箱中运作，周永康大案往往是难得的分析铁幕之后的权力斗争和分布的线索。因此，他们更关心周案中的高层权力变化信息。他们普遍关注的是，通过查处周永康集团谋逆罪行，中国政坛整肃清洗到什么程度，以及周案后的派系权力分布。 周案更像权争恶斗后的政治清洗 就目前周案透露的信息看，周案仍是权力斗争为焦点，周案办案方向是对敌对派系的政治清洗。我这里说的信息包括新华社等权威喉舌正式发布的文字和现中共核心在海外媒体传播的信息。 首先，从案情细节侧重看，虽然周案涉及腐败，但在报道中，执政党处理他的问题首先强调的是他违背党内纪律。中纪委是否有权对违纪党员直接做开出党籍处理姑且不论，显然违背党纪至少在国家政治范围内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最重要的还应当是违法问题。仔细分析，违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周所违背的党纪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其实，在习近平查处薄熙来和周永康之后，境外关于对他不利的小道消息来源基本堵死，但他对政敌抹黑及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占支配地位。他也违背指责周违背的党纪。 其次，处理周永康基本上不是为了反腐。因为，如果查周是为反腐，应当彻查周的所有腐败和所有人的腐败。但从现在办案和查处方向看，显然是周案中牵扯到其他常委及亲属的案不查，而周案之外的案件更是在查处力度上远不如周案。选择性反腐的标准还是权力斗争，只要协助周永康政变危及现领导权力的人和事，就彻查狠查。查处周永康不仅是清除异己，而且是为了立威。周案刚公布，立即就出现各地表态，大有回到文革毛的权力斗争的风气。这使得中国高层政治风气很不正常。 最后，查处周永康也不是为了维护法治，建立制度。对于周永康一些指控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例如，违背党纪是该组织内部事务，不能采取隔离审查和司法办案方式进行调查和处理。查周案的方式就是违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此外，不是所有的男女关系问题都是法律管辖范围；有些还是法律保护的隐私权。那这些问题做文章，是为了彻底毁掉周永康的形象。尽管习近平的核心在18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强调要建立法治，但周永康案件的公告中甚至没有薄熙来案公告时的底气：宣布严惩一切腐败和违法的决心。这不全然因为周案明显是选择性反腐，更是因为习近平为了做大事要集中更大权力在手，采取了许多将自己凌驾于党章国法至上的做法。在查处周永康案件的同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对异议人士的镇压突破周永康维稳机制的限度。这也说明，查周不是为了法治建设。 也许，查周的目的是权力斗争而不是反腐的法治建设的最具指标性事件就是，令计划案件正在提上日程。对令计划的指控开宗明义，就是政变。具体罪行就是在18大以前妄图改变习近平接管最高权力。问题是，政变是采取违法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这与和平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不同。 新的权力斗争开端 查处周永康集团和查处令计划集团，都是对18大建立的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查周突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震慑那些已经离职的元老。公告说，周案还查处一些新线索，其实是威胁其他离职领导人不要再与习作对；否则会沿着那些线索查处下去，对敢反习者毁灭性打击。而查令则是为了拿掉18大上位的大量在职高层领导。据说，会牵扯到200位在职正部省级以上领导。这表明，移送周永康案件至司法机关，不是这一轮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始。 习近平能否真的通过继续深挖和扩大对周永康案件的查处实现18大后的权力结构重新洗牌，这还是未知数。周永康案的查处过程一波三折，说明习近平和王岐山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办案，还有许多掣肘因素必须考虑，还要做妥协。按照习的计划，周本该在去年北戴河会议后就查处，但一拖再拖，几次决定结案但又反复，最后结案也不是高调祭旗，张扬严惩腐败的决心。 周永康案件折射出的是中国未来政局走向。权力斗争会继续，直到18大的权力格局被颠覆，19大上建立起习近平能绝对掌控的新的权力格局。权力斗争没有好坏，关键是新的权力格局做什么。从周永康案件目前办案模式和方向看，这是为了建立新威权，而不是法治。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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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Dec 2014 11:10 PM PST
一心要做大事的习近平上台，就不再韬光养晦，越来越咄咄逼人、剑拔弩张，特别是对周边国家呈现"近攻"之势。鲁莽行事难免陷入困境，这就需要某种"微调"。即中共所谓外交"微调"，其实只是在争夺区域霸权遭遇困难之际，再度表现几分"韬光养晦"。 习氏的内政外交方略基本成形 十一月末，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就外交方针讲话，强调"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标榜中共"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于是，习氏的内政外交方略基本成形，而他此次讲话，明显地不再"韬光养晦"，转为积极进取，同时又尽力避免像先前的咄咄逼人，被视为中共外交的所谓"微调"。 习近平掌握权力，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寻求外交突破。先是搅动"反日"浪潮，东海局势骤然紧张，对钓鱼岛似乎志在必得，至少逼迫日本承认存在主权争议，随即在南海兴风作浪，对越南和菲律宾施展强硬手段，对印度，则在展现合作姿态的同时，边境那里动作频频，甚至习近平访印之际也不安静。 显然，习氏外交，只有对非洲"真实亲诚"可以说是沿袭中共一贯态度，对周边国家，则剑拔弩张，以"崛起"的国力为"自信"之源，大张旗鼓地申张主权。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倾注力量于东海和南海，它对那些地方的主权要求，都不免理亏或理短。在东海，本来有理之事，因中共先前的种种作为，它早已陷入被动，现在要争取主动已非易事。在南海，中共延续中华民国先前提出但从未实现的要求，在国际上一向被视为"地图主权"，它要变虚为实，但当今国际通行"陆地控制海洋"原则，其要求本身的合理性争议很大，与多国的主权要求及海洋通行要求冲突也很大。 试图外交突破而未能实际突破 中共施展谋略，致使菲律宾在黄岩岛控制权上吃了亏，越南也在争端中失利，其国内出现反华浪潮和排外骚乱。但是，对习近平而言，真正有突破意义的应该是在钓鱼岛，在那里一度也似乎真有成功的迹象。然而，到现在为止，中共只能做到经常派舰船或飞机去宣示主权，使得那里的紧张局势成为某种常态，更多的实际突破尚未出现。 费了老大的劲，争取到日本人的说法似有松动，但是他们不承认主权争议的态度实际未变。于是，在国际社会注视之下，习近平老大不情愿地与日本首相见了面、握了手，虽然不无失礼，也算是有他的道理。意思的是，日本人不承认东海那些岛屿有主权争议，而中共不承认南海海域有主权争议，他们的外交理念，倒是颇为一致。 试图外交突破而未能实际突破，但激发出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内政方面高调反腐败，则打了几只已经失势的"大老虎"，打了一群中小"老虎"和众多的"苍蝇"。这样比较一下，外交与内政都有某种欲罢不能之势，似乎也还算得上平衡。 反腐败欲罢不能，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明显的好处，而权贵集团有担忧有抵触，就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使其进展和深度都受到很大限制。而外交上争主权欲罢不能，就大为不同。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制约很弱很小，而主权要求即使不合理，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甚至其要求越不合理，越蛮横粗暴，越是有人鼓噪响应，会导致再次出现义和团式的排外狂潮，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之路。 这样来看，习近平转变外交语调，以所谓"微调"安抚国际社会，应该说有其正面意义。至于他所谓"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似乎先前的咄咄逼人、剑拔弩张都是别人误会了他们，其实中共一贯如此，倒是难以较真。 "微调"更可能徒具表面意义 或许，习近平真的已经大权在握，外交突破对他掌握权力不再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人们可以期望，他现在可以从长计议，依据公平进步的价值观和现实的国家利益，从"微调"到更大调整，塑造相应的外交格局。 不过，即使真是如此，所谓"微调"也许更有可能徒具表面意义，而习近平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真正体现他的"中国梦"、"亚太梦"，甚至"世界梦"。习近平以红二代身份掌握权力，他的梦有"中国特色"的印记，其底色为中共一党专政。它有"解放全人类"的本能冲动，不过与马克思所谓"解放全人类"不同，它的本性只在乎它权力的扩张。 实际上，中共所谓"韬光养晦"，本来就只是它的一种谋略。它意味着，暂时淡化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将其隐藏在"和谐"亲切的面具之下，意味着以实力为准则，实力不足时可以低姿态，可以迎合对手，一旦实力增强，即翻脸不认人。 以环境生态为代价，以及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低投入，中国的"崛起"，是以中共的国家力量之迅速增长为突出特征。这时，一心要做大事的习近平上台，就不再韬光养晦，越来越咄咄逼人、剑拔弩张，特别是对周边国家，呈现某种"近攻"之势。但是，如此鲁莽行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面临困境，这就需要某种"微调"。也就是说，中共所谓外交"微调"，其实只是在争夺区域霸权遭遇困难之际，再度表现几分"韬光养晦"。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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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冲：普京，出來混，早晚都要還的（附易宪容：俄羅斯完美風暴的反思與應對） Posted: 18 Dec 2014 11:00 PM PST
這個冬天，普京的日子不好過。 盧布暴跌，美國制裁，俄羅斯迎來了類似1998年金融危機的夢魘。說俄羅斯迎來寒冬算是客氣，對於這個國家而言嚴酷的冬天只是剛剛開始。 對俄羅斯而言，一切光榮歸於普京，一切磨難也歸於普京。這個從葉利欽手裏接過權杖的「真男人」，兩屆總統任期內對外修好與西方關係，對內打壓石油巨頭充盈國庫，民望甚高。以至於挾民意而修改憲法，捲土重來，讓民主化的俄羅斯走了個回頭路。 無論你是否喜歡普京，無論你把俄羅斯定位為獨裁國家或民主國家，應當承認普京確實是俄羅斯人選出來的。用《華盛頓郵報》的話說，普京執政的理念就是，讓百姓放棄一些自由和權利，政府給你們穩定和面包。而今，盧布暴跌，面包快沒了，而沒有面包的國家是難以維持穩定的。 普京到今天的境況，印證了一句話：出來混，早晚都要還的。 二戰後，通過武力或武力威脅，拿走一個國家的部分領土（指克里米亞），普京是第一個。之前薩達姆入侵科威特換來的是聯合國軍的打擊，導致自己最終崩盤並喪命。你可以說美國入侵伊拉克是非正義的，但就結果而言，美國最終完成撤軍，也沒有把伊拉克劃為美國的一個州。普京在克里米亞之後不收手，繼續挑動東烏克蘭的脫離運動。以至於參加G20峰會都沒人給他好臉色，只得提前打道回府。 對於俄羅斯的現狀，用多少陰謀論來分析都不為過，這背後有著政府、大佬們的密切配合，貨幣戰爭、能源戰爭的所有理論都可以用來推導。控制著石油定價權並能操縱貨幣的那些人，才是掌控這個世界的人。 很遺憾，普京不是，在國際市場上，賣家通常是沒有地位的。 俄羅斯受打擊，確實怪不得別人，當馬航的飛機從烏克蘭上空被擊落的那一刻，這個世界的多數人就更加認清了俄烏爭端意味著什麼。對內，俄羅斯威權加強，獨裁傾向明顯，媒體、獨立聲音受到壓制；對外，迷戀武力或以武力威脅獲取利益。這或許有成果，但不符合二戰後世界發展的潮流。 作為一個大國，俄羅斯不會很快崩盤，因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如果不改弦更張，它面對的將是漫長的冬天，這個冬天將是穩定的缺乏、底層的貧困和精英的流失，這對一個民族的精神是摧毀性的。問題在於，至少外表看來有民主機制的俄羅斯，能不能通過選舉做出調整，選出溫和的領導人，然後逐步緩和與西方的關係。 如果不能，或許是因為普京控制能力太強，或許是因為外界壓力還不夠大，或許是因為俄羅斯人擁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悍性格。普京的心思我們猜不透，俄羅斯人的選擇我們也猜不透。 面對執政以來史無前例的危機，普京會不會通過對外的戰爭的來轉嫁危機？這或許是一個選項，因為這符合他的個性，也符合俄羅斯通過製造更大危機來掩蓋既有危機的歷史傳統。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是劇烈擴張、劇烈收縮的歷史。 當然，出來混，早晚都要還的，因為危機是掩蓋不住的，只能從根上解決。 【附录】 易宪容：俄羅斯完美風暴的反思與應對 國際油價暴跌，首當其衝的是俄羅斯，因油氣佔該國出口比重達75%，並貢獻超過一半以上的預期收入；再加上烏克蘭危機，美元強勢及歐美制裁，使得俄羅斯的債務危機日益加重，國際資金逐漸撤出，金融危機由此引發。俄羅斯央行在十二月十六日突然於凌晨宣布大幅加息650點子，把基準利率從10.5%調高至17%，無疑是以服毒來醫經濟病。這場危機會否蔓延全球，目前仍然相當不確定。 對於俄羅斯的完美風暴，市場上更多解釋的是陰謀論，是美國與俄羅斯的貨幣戰爭，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風暴主要原因有三，即國際油價暴跌、烏克蘭危機之後的歐美制裁及美元強勢。國際油價在短時間內暴跌，看上去很突然，但供求關係變化早就發生了，只是俄羅斯一直有一個心態，認為石油供應國能與以往一樣把油價控制在一個水平，可惜這只是總統普京的一廂情願。如果俄羅斯能夠調整心態，針對油價暴跌提前準備，尋找應對方式，便不會輸得這樣慘重。 至於美元強勢已持續了兩年多，在去年中，當美聯儲透露量寬政策要退出之後，全球新興國家就開始了股匯市場一波又一波的震盪，意味着資金將回流美國及美元強勢。從時間跨度來看，應有足夠時間讓經濟轉型及經濟增長速度調整，但俄羅斯並沒有這樣做。 對於歐美經濟制裁，這主要是與普京的「俄羅斯帝國夢」有關，是一個相當政治化的問題，無法通過經濟手段解決。如果普京改變對烏克蘭的做法，歐美逐漸解除經濟制裁，便能恢復市場信心，可惜普京看來不願意這樣做。 俄羅斯經濟是否會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黑天鵝，其實早就有迹可尋，化解危機的主動權一直在俄羅斯手上，問題是願意不願意做。如果普京堅持政治問題優先，我們更應該考慮這場危機的溢出效應及應對方式了。 首先，原油價格是否會企穩在現有水平是個問題，何況油價對盧布貶值壓力巨大。盧布貶值愈是嚴重，俄羅斯的「貨幣替代」規模就會愈大，資金逃離規模也愈大，只要國際油價持續低迷，盧布要走出當前貶值的困境並非易事。 其次，俄羅斯央行試圖重手加息來遏制盧布貶值、資金外流，一夜之間把基準利率從10.5%升至17%，依然無力令盧布止跌。有市場分析認為，俄羅斯有可能實施資本管制，但這樣做的後遺症不可低估。 第三，盧布暴跌不僅引發金融危機，更使得俄羅斯6,000億美元債務負擔雪上加霜，債務的違約風險大增。比如，自油價暴跌以來，反映主權違約風險的信用違約掉期（CDS）價格已經急升超過兩倍。不過，與一九九八年俄羅斯債務違約危機相比，現在還有一點喘氣機會，就看普京是否想化解，焦點應該是改變對烏克蘭的做法，並逐漸與歐美和解。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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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Dec 2014 10:57 PM PST 2014年12月18日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8月，新疆喀什一名戴头巾的女性在市场的小吃摊前。 雷国俊(James Leibold)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政治学与亚洲研究高级讲师，现居北京。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他最近从西部的新疆访问归来。新疆名义上是中国维吾尔人的自治区。维吾尔人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语言属突厥语族。最近几年，政府对文化和宗教表达的限制在新疆激起了怨恨，不时以流血暴力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我们的采访中，雷国俊谈论了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起源、政府对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的种种控制措施，以及政府提出的穆斯林妇女摘下头巾的要求。 问：中国是从何时开始划分民族的？
答：根据语言和文化划分不同群体的做法从帝国时代就开始了。近期对人口进行"科学"划分的尝试始于民国时期游历了中国南方各地的外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这种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采纳，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学理论进行了融合。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这种划分变得更加复杂和制度化，不过还是在反映清朝以来奉行的通过地方习俗来进行统治的政策——承认民族头领，以提供官职和金钱的方式来让他们融入政权。 如今的体系仍然建立在民族收买的基础上。"我们会承认你的少数民族身份，如果你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就将为你提供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你要抵抗，就等着挨揍吧。"这就是被清朝称作"恩威并施"的民族统治政策，或者也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问：你目前的工作如何体现了这一点？ 答：眼下，我正与美国的一名同事共同研究共产党在新疆推行的不戴头巾运动。党为那些摘下头巾的女性提供免费前往上海或乌鲁木齐旅游的机会，把她们树为摘下头巾的典范。但是，那些不摘的人，就会失去一些优惠待遇，或者要受到行政拘留。 这种恩威并施的模式一直是汉族（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族）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所采用的政策。改变的只是其复杂性和渗透程度。清朝的时候，山高皇帝远，帝国由大约2万名官员管理。如今，共产党有8600万党员，有能力驻守在中国的每个边远角落，并深入到基层中去。 问：我们可以从目前的政策中看到这一点，对吗？ 答：最近，党开展了"群众路线"运动，目的是让官员们深入基层社区。西藏的群众路线是第一个，始于2011年，并于2013年结束，期间共有2万名官员进驻各个村庄。新疆的运动始于今年3月，计划在三年时间里，派20万名官员参加下基层活动。今年，共有将近7.5万名党员被分成五人至七人的小组接受了派遣，其中三分之一去了位于南疆的农村，将在那里驻留一年。他们就是党的耳目，要确保政策在地方的执行。 问：你觉得这种政策的效果如何？ 答：需要一名优秀的人类学家前往这些村庄并住在当地，观察发生了什么情况。[描述该政策的]文件谈到了各种具体的安全措施，要求他们不要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之外随便活动，除非有武警的护送。这可谈不上什么社区建设，是吧？ 在中国，党会开展多种多样的运动，张贴亮闪闪的宣传海报，公开各种"严打"目标，但官员们通常是走走过场，设法熬过这段时间，或是给人塞钱以便回到乌鲁木齐。这种群众路线真的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吗？我很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帝国时期和民国时期相比，政府的力量已经呈几何级数增长。 问：你认为暴力事件与这些运动有关吗？ 答：是的，这些政策会带来一种反弹。暴行事件与政府渗透到基层有关。你可以不干涉他们，让他们走自己的路。但如果你将他们逼到角落里，有些人就会进行反抗。 问：共产党是怎么看待那些非汉族的干部呢？ 答：在上世纪80年代，共产党提拔了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后来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领导下，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入党。如今，共产党有600万名少数民族成员。但北京方面认为，这中间有很多人可能没在积极推行党的政策。 例如，最近有很多有关根除党员宗教信仰的讨论。我认为，党越来越意识到，虽然八九十年代边疆地区有很多党员，但他们并没有贯彻党的规定。 问：政府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答：没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承认错误和问题。习近平只是在9月末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民族关系基本和谐。这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每条声明一致。但是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民族问题，你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承认缺点，你才能谈论它们，并寻求解决方案。但在中国，连第一步也无法迈出。没有人谈论它。 但是，党的压制工作做得不错。 问：这是否会导致爆炸？ 答：我不相信高压锅理论。 问：为什么？ 答：就是因为人数太少，问题太遥远。法轮功[一个被取缔的灵修团体]或家庭教会的严重程度要高很多，因为这涉及汉族核心中的大批人员。 同时，共产党还投入了大笔资金用来收买大量少数民族的某种默许。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一些过于激进或边缘化的人或许会这么做，但大多数人只是会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内心或许存在怨恨，但同时也屈从了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尽管问题肯定难以解决，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此事。民族问题太敏感了。很难让人们畅所欲言。 问：这就是你最近一次去新疆的结论吗？ 答：是的。和田[新疆西南部的一个小镇]的情况尤其紧张。和田是汉人营造现代性的一个奇怪的据点——工业化程度很高，而且没有太多特色。那里大约有100名汉族人在中心公共广场上跳舞，旁边还有士兵在保护他们——他们很多人都带着狗。士兵们带着机枪和警棍——有像长矛一样的尖头的。你必须通过一个检查站才能进去。 这是一个奇怪景象：汉族士兵保护着汉族平民，而这座城市将近90％的人都是维吾尔族人。我拍了几张照片，人民武警就拿起了对讲机。当我试图离开时，大约五名警察过来围住我，把我带到了一个警察局。他们不相信我不是记者。一分钟前，他们还告诉我，这里有多么危险，我应该好自为之。然而，当我说我是游客时，他们的反应就变成了："哦……好的……当然，我们欢迎游客。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欢迎来到和田市！" 但是，对于我拍的那些照片，他们并不开心，还想删了它们。 问：他们很担心。 答：对。但是他们的政策太被动了。自习上台以来，北京、昆明和乌鲁木齐都遭到极具轰动效应的袭击。这些让他们非常尴尬。不过，他们不会采取主动，因为他们没有解决方案。他们不愿意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想想一些可能更有成效的新方法。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似乎根本无解。我讨厌自己这种听起来很悲观的说法，但是从目前的政权来看，情况似乎的确如此。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2月1日。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许欣、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20, 2014, 6:03:01 AM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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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中国模式”在“三个中国”的破产——港、台最近政局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浅析
- 夏明：香港城邦革命
- 胡少江：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滑难以逆转（上）
- 魏京生：失败还是胜利
- 王丹：狼外婆还是狼
- 杨光：“呲必中国”砸饭碗与美国百年前的“扒粪运动”
- 宋永毅：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写在《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系列完成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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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光：“中国模式”在“三个中国”的破产——港、台最近政局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浅析 Posted: 19 Dec 2014 06:47 PM PST
一个"中国模式"，在"三个中国"有三种反应。其中的强烈对比，深刻揭示了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一个社会只能要么沉沦、要么爆发，那个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渊之间强力维稳。票子固然重要，选票却更重要；没有选票，只要票子，最终落得两者皆失。 所谓"三个中国"，我指的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台湾是不是可以称为中国，这个当然是有争论的；不过，至少它近年来已经被圈进了所谓的"中国模式"，那就是以力促经济增长来反制社会不满，强化权钱联盟以推动物质繁荣。香港更是早就被融入了这种"中国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经济上的"大中国"（Greater China），实质上就是"中国模式"从中国大陆放大、延展，进而涵盖港、台等地。 "中国模式"在港台湾遭滑铁卢 现在，从香港"雨伞革命"的兴起与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看，可以说，"中国模式"在香港和台湾都遭遇了抗议和失败。香港和台湾的最新政局发展，可以从多个角度、多种层面来分析，但是，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可缺位。事实上，舆论已经多有指出港、台政治发展背后的经济社会深层原因；我这里愿意进一步强调：这些经济社会的深层原因，都根植于"中国模式"对香港和台湾的渗透和笼罩。 香港融入中国经济的进程开始得很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之后加倍提速。大陆与香港"更紧密经济伙伴协议"（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CEPA）在2003年当年签署并实施，大陆居民港澳"自由行"（即个人旅游）项目也在2003年七月底（即反二十三条立法大游行的当月月底）开始大幅度放开——这是台面上看得比较清楚的两项相关措施，更多的大陆香港经济一体化措施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措施除了增加香港对于大陆的经济依赖等长期效果之外，明显是针对香港居民在"萨斯危机"和二十三条立法等问题上对回归中国主权之后的政治状况强烈不满的一种经济收买战略，意图通过繁荣香港经济来弱化和对冲香港居民的政治抗议。当然，与此同时，北京也加紧了对于香港社会在整体上的渗透和控制，特别是对于那些一般自由社会中比较具有自主性的行业的掌控，包括新闻媒体、大中小学教育等。这种经济收买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的做法，与中共政权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在大陆的作为一脉相承，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精义所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香港被圈进了"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是权力和金钱的联盟，对于民间的经济收买和政治控制不过是其外展的两翼。而权力和金钱联盟的社会经济后果，就是大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不正常地获得超额巨大利益，小资本和一般民众因此沦为牺牲品。随着中港经济的加速融合，也就是随着"中国模式"应用于香港，这种经济社会症状也开始在香港呈现并蔓延，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而且剥夺了香港新一代的经济机会。当然，权力与金钱联盟也必然恶化政府腐败，向称廉洁的香港政府近年来丑闻迭出，从行政长官到行政司长（也就是香港政府的第一和第二把手）都被揭发有巨额的不法权钱交易。如果从2003年算起，则不过十年光景，"中国模式"即在香港恶性发酵，普通民众不但在经济上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而且在公民权利上被步步剥夺。一个自由繁荣的香港，迅速沦为大陆权贵阶层和那些依附大陆专制政权的香港权贵们挥霍奢侈的乐园，本来在经济自由环境中依靠辛勤劳动能够做到丰衣足食的一般民众则开始失去起码的经济和福利保障。 港台青年抗命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然而，香港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甘心做"中国模式"的牺牲品，他们要发声，要反抗，要权利，要民主——在我看来，这就是"雨伞革命"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有人把香港民众的不满归结为对于"大陆人"的不满，这是别有用心的。香港民众的不满，当然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但是，大陆是大陆人的大陆吗？今日大陆，是中国权贵的大陆；大陆人不满中国权贵横行的现状，只是无能改变而已。大陆之外的人不满"中国模式"对自己生活的笼罩，这和大陆民众的不满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个大陆人无条件认同"中国模式"，被"中国模式"所劫持而自以为得意，那也就怪不得其他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看不得这位的嘴脸了。 无独有偶，台湾的故事与此类似。为了"拼经济"，国民党马英九政权汲汲于陆台经济一体化；为了家族经济和政治利益，国民党老权贵阶层更是数典忘祖、丑态百出地争相向中南海叩头。这些其前辈（甚至本人）曾经与共产党刀枪相见的败军之将的子孙，打着中华文化的幌子，以为这可以为自己的掩耳盗铃遮羞。岂不知，中华文化讲究孝道，台北处处可见当年国民党蒋介石治下所留的"礼义廉耻"路标——到自己的杀父仇人胯下摇尾乞怜，这算什么忠孝节义？对这些人来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不难，只要有足够的金钱介入交易，只要有足够的利益涉入勾连。 于是，在他们的努力和主导下，台湾也开始分享"中国模式"的后果了：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失序，权贵横行。如果有经济繁荣，那是权贵的经济繁荣，小民分一杯羹的机会只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愈见其小；如果有社会成本，那是小民所要付出的成本，而不是根据收益进行分摊。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模式"在台湾，倒没有政治高压这一条啊。这是忽略了两岸关系中政治高压的特殊表现形式：大陆对台湾的赤裸裸的武力恐吓。自从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对台湾的两手策略，本质上是"中国模式"在大陆的国内版的延展：政治镇压加经济收买。当然，如前所述，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同样的。 民意真表达让中国模式碰壁破产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起源，就是天安门加邓南巡：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规定了政治框架；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释放出经济机会。在这样的政治框架面前，绝非人人平等，保持"政治正确"的是那些党国权贵；面对这样的经济机会，更非人人有份，经济自由给了党国权贵利用原有的政治特权而大肆攫取财富的不世良机——两者结合，成就"盛世"。 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至山河凋敝、日月无光，但这套体制、这一"模式"不仅安然生存，而且愈见崛起，已经深度吞化香港、台湾，正在跃跃欲试行销全球！但是，"雨伞革命"和"九合一"选举，宣告了香港和台湾的民意不接受这种"中国模式"。显然，只要民意得到表达，这样的权贵腐败＋畸形发展模式就必然碰壁并破产。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政局发展的差别，更凸显了一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和自新能力是如何紧密地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安排相联系：在台湾，有民主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选票周期地表达意愿，通过宪政程序更换权力执掌者，从而有可能和平有序地以民众的喜恶来影响政府、改变施政；在香港，还有相当程度的公民自由，民众可以通过游行抗议来表达意愿，但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即使持续两个多月的坚韧民主抗争，也不可能得到当局的正面回应，强大的民意竟然敌不过一个小小玩偶行政长官的愚顽下作；在中国大陆，这两者都没有，所能看到的只是言论的收紧、镇压的加剧，是民意被压制、被愚弄、被强奸、被阉割，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升级换代，权贵要以此取得更大的利益收获，社会要为此付出更大的长远代价。 一个"中国模式"，在"三个中国"有三种反应。其中的强烈对比，不正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吗？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一个社会只能要么沉沦、要么爆发，那个政府只能在火山和深渊之间强力维稳。票子固然重要，选票却更重要；没有选票，只要票子，最终落得两者皆失。试问那些仍然沉迷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避权利、抗议与政治唯恐不远的愚昧国人，面对这样的对比，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港人行使自由抗议权利？又有什么本钱抵制台湾人心倾向独立？ 2014年12月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附：吴国光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学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并兼任六种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史等，出版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论文见于Asian Survey, 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e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 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学术期刊。（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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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Dec 2014 05:49 PM PST  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上所有的華人，我們有智慧和勇氣不做屠刀下伸得長長的脖子嗎？我們能夠"保衛香港城邦、建立中國民主"嗎？我們還會選擇坐在CCTV前，讓六十多年的專制悲劇、兩千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全權政治繼續推出下一集嗎？ 香港一股強大的本土革命衝動 早在三年前，一位香港的年輕學者就向我推薦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並預言一股強大的本土革命衝動正在香港暗湧。今天持續兩個月的香港"佔中運動"證實了陳雲和我的朋友的先見之明。 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大爆發當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事件和訴求互動而成。但如果我們從長程的大歷史觀之，這種衝突完全是由一對古老的政治邏輯先定的，而且它只是兩千年城市革命史的一個環節。 二十五年前為了完成我的研究生學位，我在復旦大學做了一篇碩士論文：《城市革命與西方民主制》。我注意到西方民主史上一個有意思的規律：每一次大規模的城市勃興，都會跟隨著民主體制的突變。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革命造就了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後來的羅馬城邦運動建立了羅馬共和國。一千多年以後，大約十五世紀前後，以威尼斯為代表的地中海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後來北歐漢撒同盟的出現，宣布中世紀的終結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到來。荷、英、美、法的城市市民革命創立了現代代議民主制。到十九世紀西方工業化產業大城市的擴展，又推動了爭取普選權的運動，選舉真正成為程序性民主的核心。 今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大都市正在彌補民族國家在治理上的捉襟見肘，塑造出一個全球化、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模式。用我校（CUNY Graduate Center）著名教授本傑明ˑ巴伯在《如果市長統治世界》裡的話來說，"城市在地方和全球範圍為民主治理提供了真正的希望。" 香港作為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的一個國家大都市、作為珠江成長三角洲的龍頭，也正是中國民主治理和地方民主治理的一盞希望明燈。 皇城北京與都市上海的較量 不是說城市就一定培育民主希望和未來。馬克斯ˑ韋伯曾說過，"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中國在幾千年以前就已建立過長安、洛陽等世界最輝煌的大都市，今天的北京也列在世界十大都市之列。但是，北京的空氣不僅無法使人自由，它的政治霧霾足以使人窒息。因為北京和香港體現了不同的城市精神，顯示出不同的城市功能，所以出現衝突。 馬克思、韋伯、魏特夫都曾注意到，西方的城市首先是因為商業集市而出現的，而中國的城市更多是皇權政治所在地、行政控制中心、軍事重鎮等。中國的都市缺少一個活躍的商業社會和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就無從談起。佔據霸權地位的是專制皇權、層層的官僚機構和為他們服務的官營工商業。沒有形成獨立的資本力量，沒有擺脫專制王權和官僚政治的控制，就不可能發育出公民社會。所以，巴林頓ˑ摩爾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斷定："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在中國的所有大都市中，如果以1949中共奪權年為分界，在此之前，上海是中國最具有布爾喬亞氣息的都市。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帶給中國的洋氣還是要比其他所有的中共領導要多一些。在此之後，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國版圖上最有自由氣息的商業城市。當中共新黨魁"習大大"（"大大的壞"）熱衷於把中國人帶回窯洞時，吃包子的土氣和喝拉鐵的洋氣在"一國兩制"的包辦婚姻中，自然會鬧出彆扭。 北京皇城與上海的較量在五十年代很快搞定。就連青紅幫的頭頭黃金榮最後都不得不服服帖帖、出門掃地，抱著掃帚頭孤苦伶仃死在他曾呼風喚雨過的昔日"十里洋場"街頭。上海被美國學者稱為"打開近代中國的鑰匙"，成為中共建立封閉社會後關上的最後一扇門。香港作為中共法權治外的一個英國殖民地，成為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橋樑，也因此存活和興旺起來。 警惕"東方水利專制主義" 但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儘管在近代資本主義史上發展出了不同於京城內地專制官僚控制的亞細亞城市特徵，也還主要體現的是買辦資本主義，所以表現出對東方全權政權和西方金融資本的雙重高度依賴，本土資本、本土意識和地方自治都未取得決定性優勢。香港的工商界被紅色資本家掌控，他們熱衷於與中國權力寡頭勾兌以獲得牙慧，勢必成為沒有脊樑的群體。香港內力的孱弱導致港中衝突的膠著狀態。用印度聖人室利ˑ羅摩克里希那的比喻來說，中共新教主習近平色厲內荏，像是一條已喪失前輩強大毒性的青蛇，緊緊咬住香港，而香港市民又像頑固的牛蛙，死不從命。結果，青蛇與牛蛙形成互為折磨的困境。 擺脫港中目前的困境，可以有兩個辦法：一是中國國內和海外的力量能做出實實在在的事來，打蛇打擊三寸，讓中共放棄徹底吞併香港、扼殺自由法治的意志；二是香港人能繼續擴大佔中努力，上升到"城邦革命"的水平，捍衛殘存的自由、擴大更多的自治。陳雲在他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必須爭取成為"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通過提升城邦開放共融的精神、多元主義、市民的政治文化參與和強化中西交流互動，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和利益。但陳雲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青蛙還未嬗變為王子時，"放棄民主中國、保衛香港城邦"只會是得其其一，不得其二。 香港本土主義顯然在動員民眾參與、爭取民主自由過程中有積極意義。但如果因為有了它，香港人把自己變成井底之蛙，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的哲學，也因此期盼大河不會洪水滔滔，那就只會落得"溫水煮青蛙"的結局。魏特夫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明確指出，"東方水利專制主義"的全面實現必定是絕對權力、全權控制、全面恐怖、全部服從和完全孤獨。 北京上演和導演了半個多世紀的屠城悲劇系列，中國人就像是電視機前的觀眾，甚至就是魯迅筆下描繪的一百年前的華老栓和圍觀女傑秋瑾被殺頭的那群人："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1989年中共血洗長安街、天安門絕非空前絕後，它只是中共暴政系列的一集。新一集的序奏已在香港開場。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上所有的華人，我們有智慧和勇氣不做屠刀下伸得長長的脖子嗎？我們能夠"保衛香港城邦、建立中國民主"嗎？我們還會選擇坐在CCTV前，讓六十多年的專制悲劇、兩千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全權政治繼續推出下一集嗎？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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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Dec 2014 05:48 PM PST 二零一四年年终将至，从已经发表的前十一个月经济运行的官方数据看，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滑已经成为今年经济形势的一个主要特征。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外贸出口、外商投资、还是居民收入等等，二零一四年都记录了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增长纪录。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新一轮的明显减速并非始自今年，从中国领导集团换届的二零一二年起，最近三年一路走低，今年是三年中的最低；而明年则非常可能比今年更低。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记录看，除了因为六四事件而遭受国际制裁时的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以及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九九八年，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三十年来的第四低位。 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减速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现像并不健康。它是一种短视的"资源破坏型"和贪婪的"财富掠夺型"增长。通过对大量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对空气、水源、土地等资源的毁灭性污染来取得非自然的高速增长。在政府控制和官商勾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下，极少数人享受著最大份额的增长红利，这种不合理的利益结局反过来又进一步驱动结构扭曲的高速增长。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来没有愿望来主动地停止这种破坏性和掠夺式的高速增长。相反，他们不断地采用滥发货币、政府投资、加快出售公有土地等各种方式为这种非自然的增长方式输血，以期延长他们掠夺国家和社会财富的时间。而大多数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却不得不长期承受这种破坏性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所有负面后果。这样的增长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好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终归要发生作用。扭曲增长带来的环境危害已经由隐形变成显性，环境对人民健康的损害也越来越浮上台面，政府无法再自欺欺人地遮盖下去了，人民也无法再容忍下去了。那种依靠买地盖房和政府投资来推动的增长也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供求关系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无法维持下去了。民众望洋兴叹的房屋价格、私有企业无法承受的融资成本等等，这些作用的综合效用，开始了中国经济被迫调整的过程。 中国经济今年和明年都仍然可能保持百分之七以上的增长速度，虽然这个速度的增长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可能是难得的高速度，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任何增长数度的下滑都会形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质量高的低速增长虽然无法与质量高的高速增长媲美，但是仍然足以支撑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而质量低的低速增长则将会给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 在中国，遭受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冲击的首先是大量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村人口和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还有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与此同时，那些没有政府背景的中小型私有企业也面临大量倒闭的风险。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风险，这也正是最近以来中国总理李克强反复强调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原因。问题是，中国政府尚未有效地提出系统性接触这些风险的方案。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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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Dec 2014 05:39 PM PST  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以政府暴力清场的方式结束了。有人高喊着；失败了，失败了。其实早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软骨头精英们高喊着；失败了，失败了。用台湾流行语形容，这些人就是唱衰派，不是什么精英。甚至可能是共产党的马屁精英。 按兵法也按常理，战斗正在进行中，唱衰喊撤退动摇军心者，应该论斩。现在第一阶段战斗结束了，反倒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的时候。争普选运动以警察清场结束，二百多人没有撤退而是被捕。我大笑着赞赏这个退场机制，在最后一刻只做不说。这就是坚持了抗争的精神；这就是留有后手，这就是没有结束。 倒是中共做了一个小小的妥协，没有立即算账而是等待秋后算账。抓了人之后很快就释放了，符合国际社会的惯例。所以也应该小小的表扬一下习近平，他确实比邓小平、王震那些土匪脑瓜明智一些。没有搞到鱼死网破，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顺便挽救了香港的民主运动。 当然有人不满意甚至愤怒。像梁振英、张德江和一众既得利益顽固派，是非常的不满意。习近平妥协了，他们没办法只好等待秋后算账。但是习近平不会傻到给他们机会。这场运动不是一个两个领袖，人人都争当领袖，遍地都是领袖。秋后算账再抓人，就是给再次上街制造机会。 而且下一次比这一次更有准备，肯定会更有声势。我倒希望习近平傻一点儿，向秋后算账派让步。让他们折腾，看看共产党是不是万里长城永不倒。见识一下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正义的事业从来就是失败努力；再失败再努力，直至胜利。这话说的很对呀，不能因人废言，只要他说得对我们就照他的办。 正义的事业确实就是这么一种规律，没有一下子成功，达到最终目的的。但是要保留精神，保留气势，以利再战。不能像那个什么三子，还没开战就在那儿唱衰，和梁振英一个口气说什么非法。不是奸细就是软骨病，反正不是什么正常人。 除了保留精神、保留气势之外，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忽悠相当一些老百姓，降低了人民参与的热情。民主派自己犹犹豫豫首鼠两端，再加上没有很好地利用媒体宣传。是这次险些败北的主要原因。 民主派犹犹豫豫首鼠两端，说明这次运动是仓促应战，思想准备不够，而且没有形成领袖。这主要应该由成年人负责。港台流行的垃圾政治文化也起了很大的负作用。人人都争着作秀，而不去花时间和精力传播正面信息，自愿丢掉了舆论阵地。 在民意强烈支持下，让共产党的负面宣传渐渐地占了上风。这才是最大的失败。起最大作用的恰恰是港台流行的垃圾文化；认为政治就是阴谋诡计，就是交易；英雄都是炒作出来的。这种垃圾文化也大大地影响了大陆的民主运动，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作秀炒作上面，自然就会忽视默默无闻的案头工作，放弃了舆论阵地。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只想当英雄不想付代价的心态，是成年人首鼠两端的原因。这些都影响到舆论战的失败，是运动险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好，最后坚持不退却保留了理想主义的精神。 有人会给种种不利因素找理由，说媒体都在共产党手里。这话不假但也不对。包括海外中文媒体在内，共产党确实收买、渗透掌握了绝大部分媒体。但是还有网络媒体他们不能完全掌握；脸书、推特等等正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工具。香港人号称先进，为什么不会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呢？这不是疏忽，是不成熟。包括垃圾文化的影响。 以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经验；即使政府掌握了所有的媒体，也不敌网络的宣传效果。这里边还有一个传媒学不重视的基本原理；就是受众愿意相信还是不愿意相信。戈培尔的谎话说千遍就成真理的规律，其前提就是人们还愿意相信。他的补充前提就是人们听不到谎话之外的舆论。 而电子网络恰恰打破了这种舆论垄断；多年的经验也使得大部分老百姓拒绝接受真理部的谎话。就是他们说了真话人们也不相信，这更增加了网络媒体的力量。也正因此，共产党不得不像披上羊皮的狼一样，花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去收买曾经的自由媒体，包括西方人办的自由媒体。但是网络太自由了，除了封锁和豢养五毛，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与其按照某些人的指点去一个一个说服老头老太婆；不如利用网络媒体说服一大片愿意接受的民众。而且在网络上更容易联系志向相同的同志，不必在个别脑瓜不灵光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多快好省，何乐不为呢。 如此，为下一波很快就会到来的民主运动积累气势，是真正的制胜之道。和人家西方人、阿拉伯人的革命相比，香港人确实不成熟，像小孩子过家家。居然相信共产党是可以撒娇的老伯伯。 而人家共产党却很认真，如临大敌，如履深渊。虽无理，却有利有节，最终没有一败涂地。这种敬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民主派学习，效仿。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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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Dec 2014 05:32 PM PST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他们问得有道理。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一切都很糟糕，中共的一些政策不仅是有效的，而且甚至是进步的，这一点我当然承认。我来举一个例子：北京市交通警察大队，要求交警在执行检查酒驾的任务的时候，必须佩戴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执法过程，一旦有执法纠纷可以作为依据。值得肯定的是，该大队还专门规定，如果警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一旦出现群众投诉现象，则一律认为是对方说的正确。坦率讲，这样的规定，在平衡警方执法权利和人民的权利保障这一点上，是相当具备人权观念的做法，政策的出发点是站在保护人民，限制警察权力的立场上的。我看了这个规定，都有点吃惊：这，跟我们平常认知中的那个警方过当执法，国家权力横行无阻的中国政治现状，不是有很大的冲突吗？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中国？ 我想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本来就不应当有一种认知，觉得中共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错误的，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邪恶的；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麽，要在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中找出进步的因素，是并不太困难的。这就是当我们批判中共的时候，有些中国的学生不服气的原因。但是，这些学生没有想很多的，是其次。 其次，我们在承认中共有很多政策是理性的，进步的，甚至是符合人权保障的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另一点，那就是，中共也有很多政策是非理性的，是反动的，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对互联网的管理，对报纸言论的管制就是典型的例子。那麽，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共，它既有在不断进步的一面，也有不断倒退的一面，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整体的判断呢？关键在於第三。 第三，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共，应当做的，是整体的评估，而不是执着在某一个具体的政策和做法的评价上。尽管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中国在政府管治上已经采取的进步措施，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其执政和制度的主体部分和基本规则来说，无论是军队接受党的领导，还是完全没有真正的选举，无论是言论的管治，还是司法无法独立，这些不仅是无法否认的存在，而且是更加本质的部分。这些本质的部分，才是我们用来评判中共统治的性质的根本标准。而那些零七碎八的现象，都无法掩饰这个本质，那就是：不管中共表面上做了哪些改革和进步，但是，它一党专制的极权本质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不变，对它的批判就没有理由改变。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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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Dec 2014 05:37 PM PST 专制国家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皇帝一句话，太监跑断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一句"中国梦"，全国媒体铆足劲鼓噪了两年多，仍然意犹未尽，最近又扯出什么"亚太梦"、"世界梦"来，若来年登月成功，岂不是要升格到"月亮梦、星星梦"了？ 众所周知，胡锦涛的口才不好，正式讲话照本宣科，千篇一律，非正式场合也表情僵硬，语言乏味，十年间发表"重要讲话"无数，却只留下"不折腾"三字稍显个性，其余不足观。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专制国家里，最高领导人拙于言辞是一种"美德"，希特勒口若悬河，列宁出口成章，此二人蛊惑、祸害了多少人啊！若非口才超群，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也许不会有那么飞速的成长、那么惊人的"成就"吧。无怪乎孔夫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造新词也成了皇帝特权 很不幸，习近平的口才也算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了薄熙来慷慨激昂、能言善辩，但比起胡锦涛来，则要强出许多。其嗓音浑厚，神态自如，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虽无精深之论，不乏警句俗语（奇怪的是好讲俗语的习近平却讨厌郭德纲、赵本山们"低俗"，看来是我俗得、你俗不得），在中南海诸公之中，口才堪称上等。什么"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什么"（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什么"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什么"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什么"传承意识形态是一场接力赛"，什么"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些习氏"妙语"，想必胡锦涛是想不出来、更说不出来的。人们原以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在外国领袖面前，善于表达的习近平比胡锦涛更拿得出手，更有大国气派，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专制国家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皇帝一句话，太监跑断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一句"中国梦"，全国媒体铆足劲鼓噪了两年多，仍然意犹未尽，最近开了两场国际峰会，又扯出什么"亚太梦"、"世界梦"来，若来年登月成功，岂不是要升格到"月亮梦、星星梦"了？ 习近平一句"正能量"（能量是标量而非矢量，本无正负可言，习近平生造此词，倒也不无创意，而日前广电总局却明令禁止使用新造双关语和"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网络流行语，看来造新词也成了皇帝特权，大大造得、大V造不得），害得那些"高度一致"略显低度、"掌握主动"略嫌被动的地方纷纷出事：南周事件秋后算账，传统媒体噤若寒蝉；微博大V造谣的造谣、嫖娼的嫖娼，差不多集体沦陷；"文艺工作者"重排了座次，"凤择高枝胜往常"（范曾语），"秋风送爽带鱼香"（小乔语）；最近《辽宁日报》又公开指控大学老师"呲必中国"（东北话"呲"的原意是恶狗对生人呲牙咧嘴，表示仇视），随即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便"砸"了王守田、张雪忠两位老师的"饭碗"。从此以后，恐怕不仅挺香港占中的杜汶泽们很难再吃到"我们的饭"，内地大学课堂里胆敢"呲必中国"的老师们若为饭碗计，也最好改成"颂必中共"才是。凡此种种，可见"正能量"与好口才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拿吃饭说事儿，通常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家长哄小孩时会说："乖一点，给你好吃的。"在习近平，这话是说给周小平、花千芳们，"爱国爱港"的香港富豪们，拥护"九二共识"的台商们听的；第二种，家长训小孩时会说："不听话，就别想吃饭。"在习近平，这话是说给"砸锅党"、"体制婊"，传播"负能量"的内地媒体、网络大V、"文艺工作者"们，"呲必中国"的大学老师们，以及香港占中分子，台湾台独分子们听的。 "吃饭砸锅"乃不祥之论 但是，拿吃饭说事儿从家长对小孩变换到政府对人民，只在两种社会有立竿见影之效：一是中古农耕社会，二是近代极权社会。中古农耕社会因为技术水平低下，大多数人力、物力资源不得不投入粮食生产领域，却仍然食物匮乏、难以自足，所以，"吃饭是一件大事"（《毛主席语录》），有余粮的人就可以拿吃饭之事收买人或欺负人。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进展，吃饭问题在大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彻底解决，唯有极权社会因为垄断了一切权力和利益，方有拿吃饭说事儿的政治资本——用十月革命领导人、红军之父、斯大林头号政敌托落茨基的话来说，当极权主义制度使政府成为全社会唯一的雇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便由"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原则所取代。 问题在于，意识形态逐步淡化、极权体制逐步退却，是中共从华国锋、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这三十多年里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儿"正能量"，拜其所赐，中国好不容易告别了全民饥饿且政府是唯一雇主的中古极权毛时代，如今，即使是贫穷家庭的父母亲也不愿意再用不给饭吃来吓唬自家小孩。习近平此际提出"吃饭砸锅"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市场经济里，各人凭本事吃饭，即使在官方媒体、体制内大学供职者，也都是靠市场供养，除了贪官污吏，谁也不曾白吃共产党的饭；再者，共产党不是农场，不生产粮食，习近平又吃谁的饭呢？让人十分不解的是，习近平出此"妙论"，实乃不祥之论，他难道是想让中国退回到全民饥饿且政府是唯一雇主的中古极权毛时代吗？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某日忽发奇想，作出了"必须坚决反击'呲必美国'"，"绝不允许吃我们的饭，砸我们的锅"（此处"我们"可改为"民主党"或"美国"、"西方"、"人类"）的"重要指示"，并向全美各党政军机关、各新闻机构、各大专院校予以传达、贯彻，且亲自召开文艺座谈会向包括"网络作家"在内的数十名美国顶级"文艺工作者"面授机宜，那么，这句没头没脑的狠话——美国的周小平当然也可以阿谀说这是一句奥氏妙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当然，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愚人节到了，奥巴马隔空恶搞了一次习近平。无论如何，奥巴马的"重要指示"吓唬不到美国的议员、法官、公务员们，影响不到美国报纸、电视、网络的记者编辑们，更绝对波及不到美国的大学老师们——即使他们在课堂上以"呲必美国"为荣。 美国百年前的"扒粪运动" 说到"呲必美国"，美国历史上倒是确有其事——著名的"扒粪运动"（或曰"揭丑运动"）便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垄断资本日益壮大，出现了官商勾结、腐败横行、社会道德滑坡的丑恶现象，诸如当下中国极其流行的不正当竞争、劳资冲突、黑心食品、群体性事件等等，在当年的美国亦曾大量产生，且广泛受人诟病。其时，正好是杂志这一新闻出版新生事物的兴盛年代，亦如当今之互联网络，以《麦克卢尔》、《大西洋月刊》、《角斗场》、《世界主义者》等杂志打头阵，在美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续数十年的以负面新闻调查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揭黑运动。那才真叫"呲必美国"啊，期刊杂志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美国各行各业的负面报道，石油、银行、保险、药业、血汗工厂、各大城市、联邦议员、总统都被媒体所"呲"，"政府与黑道的勾结、金融保险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监狱里的虐待、街道上的卖淫、甚至连教会中的黑暗"，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大人物都受到了杂志的无情揭露和谴责，甚至"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形像、道德水准、民族素质也受到了作家们的冷嘲热讽和严厉鞭挞。怎么说呢，给当今中国的大学老师一百个胆，他们也不敢像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扒粪者"那样无情地"呲必"我们"伟大的党"和"亲爱的祖国"。 像习近平一样，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扒粪运动"所传播的"负能量"也不大高兴，这位老罗斯福总统正好也是一位语言生动、口才出众的人物，他引用一本英国小说，嘲讽揭黑者为"扒粪者"：一门心思只收拾脚下的污秽，却看不到天上的光明。没想到，正是总统的颇为不雅的辛辣嘲讽为这场新闻调查运动赋予了一个名垂史册的"高贵的尊称"。与习近平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虽然讽刺了"扒粪运动"，但他是一位开明、善良的好总统，对"扒粪者"其实并无恶意，他不仅没有滥用总统权力——比如威胁要查封杂志、砸"扒粪者"的饭碗，或者干脆起诉作家、记者们"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反而公开声明"揭露丑闻的人是社会繁荣昌盛所必需的"，"对总统言听计从是一种奴性，不仅不爱国，而且也违反了美国公众的道德标准"。试问，以习近平之大德与高才，他说得出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话吗？ "呲必美国"的"扒粪运动"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美国丑闻，但美国的社会秩序和综合国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更没有像"伟大领袖"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个高级社一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恰恰相反，经此"扒粪"一役，美国人民受益巨大，美国的诸多社会痼疾得到了有效的根治："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受到抑制，公共交通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政治老板的风光不再，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弱势群体得到保护。"一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事实是，"扒粪运动"结束之时，即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当今第一强国，这就是"呲必美国"的后果之一。"呲"得好胜过管得好，怪不得杰斐逊说，若在政府和报纸之间二选一，宁舍政府而取报纸。美国"扒粪运动"的政治意义，以习近平的才学，他理解得了吗？ 2014-12-3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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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写在《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系列完成之际 Posted: 19 Dec 2014 04:09 PM PST
这一史料系列已经是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关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集体记忆的数据库。此外，它又是一个以现代图书馆学和信息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完全动态开放的电子数据库。 动力：不仅是职责，更是良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第八年始，七名旅美的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一起，于无声中启动了一个名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的构筑。伴随着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和星转斗移的，是我们整整十六年的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的努力。随着这最后一个数据库 -- 《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出版（香港中大出版社发行），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终于初步完成了。迄今为止，整个数据库系列收集了共约32,000份原始文献，大约107,460,000中文字 （一亿七百四十六万字）。 其中中共的文件和内部档案，约占了总文献数的40%左右，读者可一瞥如下的简表：
今天，我们可以无愧地说：这一史料系列已经是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关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集体记忆的数据库。此外，它又是一个以现代图书馆学和信息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完全动态开放的电子数据库。 回顾十六年前这一历史工程的起因，主要还只是想向海外学术界提供文革研究的方便。身处美国中国研究圈和图书馆界的我们，深知研究文革研究的原始资料的匮乏。于是就有了第一个数据库、《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在2002年的出版。但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又一发而不可收地投入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乃至土改、镇反等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史料工程中去的呢？简言之，不仅是职责，更是良知。 当代中国史是一部政治运动史 在我们挑选、编撰文革数据库的近七千份原始资料时，首先震惊于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恶性重复。它们非但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之间又一脉相承。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的"地富反坏"的大屠杀的档案里，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某种发展：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野蛮的私刑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了受害者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财"——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合作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这些发现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仅仅把我们的史料工程局限于文革便会切断历史的源流关系，无法反映出整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政治运动的全貌。 一部当代中国史， 其实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毛泽东和中共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颠覆常态化的国家治理—制度、法规和合法程序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运行机制上完全借助于领袖和中央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动的大规模暴力型的群众运动。这不仅一次次地引发常态社会秩序的混乱，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暂的。 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年初发动"三反运动"，想籍此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确实也打出了几百万只大小"老虎"，还公审枪毙了近五十名党内相当级别的干部。虽然当时党内的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其他的腐败现象却此起彼伏了起来。为此，毛又只得在1953年初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再如，当代中国史上同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常常重复出现。自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如"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没有停止，但党内的风气却越"整"越坏，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1952-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外，1960年初毛泽东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内容完全相同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那两次"五反运动"是1952年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和1963年3月的全社会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解决了党内的腐败和派系问题，其结果是命中注定般地走向了规模更大、内容更广、手段更激烈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政治运动酿造巨大的人道灾难 我们从文革数据库起步，延伸到编撰整个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史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震秫于这些政治运动的数目之多，间隙之密， 以及它们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和由此造成的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就政治运动数目而言，以1949-1956年中共建国初期为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便有四十种之多。它们分别是：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党内整风、推销公债、抗美援朝、全民捐献、镇压反革命、反政治谣言、反地方主义、宗教三自运动 （自治、自养、自传）、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倾向、清理"中层"、"内层"、司法改革、清理积案、对党忠诚老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补课、审干、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增产节约、批判《武训传》、新三反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四反 （反行贿、反欺骗、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统购统销、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李四喜思想、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换言之，仅在中共建国初中期的六年里，平均每年的政治运动就有六、七种之密、之多。尽管上述运动不少是在经济和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但在毛泽东时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们都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形式展开的。 在本数据库中收集的三万二千多份原始文献，有着警醒和揭示因年湮代远而为人遗忘了的真相的功能。 例如，大多数人都以为"土地改革"是中共解放后农村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其实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新解放区的"征粮运动"才是。 从1949年到1950年初， 中共在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征粮运动"。这次运动罔顾刚刚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征收了整年的粮赋的事实，用武力强迫农民重复缴纳一年的公粮。对于富裕农民和所谓的"大户"，粮税更是加征到了200%到300%的不合理的程度。在邓小平主政的云、贵、川三省，就对不满的民众更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征粮"的手段，人为地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其结果是"官逼民反"——激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民变，连不少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也重新"反水"。这些"暴乱"当然被当时在军事上已经占了强势的解放军镇压了下去。在一年后中共中央的不少文件中也对过激的征粮运动做了反省和纠正。但是凡参加了这一抗粮运动民众却仍无一不被打为"反革命"被镇压。余下者也一一在其后的"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清算杀戮。如果读者看完我们数据库中的近百份有关"征粮运动"的原始文件， 便不难得知： 其实中共农村政策的失衡，并不起源于人民公社或农业合作化，而是早于土地改革的"征粮运动"。 大规模处决"前朝遗民" 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 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七十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见：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 了。 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到五亿计算，应当大略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不管是在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还是在近代世界的革命史上，如此高人数的大规模处决"前朝遗民"的运动都是少见的。以十九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虽然内战中的双方也都曾杀红了眼、牺牲了约七十五万名士兵。但在南军投降后北军并没有在南方大举"镇反"，残杀已经放下了武器的南方奴隶主"反革命分子"。 十多年来，我们几乎都是在极其痛心、恐惧和荒诞交织的心态中阅读和编撰这数万份档案和文献的。因为它们记载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那些政治运动里所经历的无数的斗争和被斗、自杀和被杀，乃至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除了无休无止的监禁杀戮，这些政治运动还以"革命"的名义人为地制造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饥荒"， 迫使数以千百万的农民或卖儿鬻女、流亡他乡，或饿孚旷野、人竞相食。尽管今天看来这些举国疯狂的"运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是一份作为华裔学人的沉甸甸的良知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些历史文献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忠实客观地保存下来：为今人和后者都提供一个以史为鉴的机会。这样，这一数据库的意义就又有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到保存民族集体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升华。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史上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它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毕竟不远。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性的重复并非是不可能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22, 2014, 6:08:03 AM1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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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Dec 2014 10:31 PM PST
当佛教从印度向周边传播的时候，青藏高原成为一个以灵性为文明核心的高原佛国。只要你有灵性，只要你对人间的苦难保持着人皆天生的慈悲心，你不可能不感动。 寻找藏人的苦难记忆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独自前往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居住地，寻访第一代难民。我是研究当代藏史的，前几年的关注焦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藏区发生的人为灾难和冲突，从解密或半解密的文献、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等资料中，梳理出半个世纪前的史实真相。在流亡藏人中做口述历史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文献中通常忽略细节，缺少底层民众的遭遇和命运，而且官方文件和档案经常隐瞒一部分事实，或者掩盖和歪曲对他们不利的数据。这些细节恰恰是无数人在历史大潮之下的命运，只有这些细节才能帮助我们还原历史，理解史实的本质。所以，访谈资料和口述历史能和文献资料形成互为补充、互相对照驳正的关系，缺少了口述历史的当代史研究，我认为是不够完整的研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境内藏区旅行和访谈非常困难。 至今为止，去过印度很多次了，每次短则一月两月，长则超过半年。我使用过印度的几乎所有种类的交通工具，对在印度进行田野工作的衣食住行十分熟悉。我很喜欢印度。贝特兰·罗素曾指出，作为世界三大文明传统之一的印度文明，长于"内观"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具有深刻灵性的文明。古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佛国。当佛教从印度向周边传播的时候，青藏高原成为另一个以灵性为文明核心的佛国。 这些年我在印度次大陆旅行，都是从一个难民定居点到另一个难民定居点，我连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和闻名世界最美建筑泰姬陵都没有去过。我想在印度寻找的，是藏人的苦难记忆。而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西藏三区的地名，山川河流，我却无法像前往印度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一样，订一张机票就能束装成行，来到藏区，我梦中的另一个佛国。 "自驾游"在周边藏区走个来回 2012年夏，《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2-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定稿后，我回老家江西南昌陪伴老母亲。我向有关部门提出前往藏区旅行的申请，当即遭到婉拒。中国政府眼下的政策，外国人在获得批准后，可以参加旅游团前往西藏自治区旅游，条件是必须按照预先批准的日程和地点游览，所谓"团进团出"。周边四省藏区没有这样的限制，我是可以去合法旅行的。但是，所有的朋友都告诫我，中国政府，特别是涉藏和维稳部门，具有强大的监控手段。以有关部门对我的了解和关心，我要在藏区做访谈极其困难。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亲临现场的诱惑力是无法阻挡的。我梦寐以求的是，站在我研究过的事件发生的地方，草原上、黄河边，向半个世纪前在自己的家乡遭受杀戮的无辜牧民、僧侣、妇女、老幼，献上一条哈达，对着蓝天喊一声："我来过了，我已经把你们的遭遇写进了书里，告诉了全世界，你们不会被遗忘了！" 我的一对朋友了解我的愿望，他们帮助我实现了前往四省藏区旅行的梦想。 我把手机留在南昌家里，悄然离家。我们以"自驾游"的形式在周边藏区走了个来回，到了20多个县。一路上在乡间小客栈住宿，都是我的朋友去登记，我从没拿出我的护照。遇到各种检查站，也都是我的朋友去应付，我从不下车。就这样，这一个多月成了我在藏区的秘密旅行。 这一个多月，我和许多萍水相逢的藏人交谈，他们中有体制内各级干部，有生意人，有僧侣，有失地农民，有定居点的牧民。在他们面前，我的"通行证"是我对当地历史的了解。有多少个日夜，我面对浩瀚分散的史料，梳理一个个地名，记住一个个部落和头人的名字。我对那些早已失落的历史记忆了然于心。特别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藏人，只要我说出一个人名地名，就立即被他们引为自己人。我在朋友的手机里保存里几张我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的工作照，我还有达赖喇嘛在一次采访中送给我的一些藏药丸。只要我在适当时机拿出来，我就可以提问任何问题。我知道在藏人中间我是安全的。 见证藏区制造的人道和环境灾难 藏区，真是一个高原佛国。只要你有灵性，只要你对人间的苦难保持着人皆天生的慈悲心，你不可能不感动。 此刻，当我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我在青海的一个偏僻寺院角落里偶遇的两个喇嘛，他俩是从藏区的另一个省，步行前往各大名寺朝圣而经过此地。他们饱经风霜露雪的削瘦脸庞疲惫不堪。在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布包里，是小心翼翼保存的《喇嘛证》，没有这样的喇嘛证，他们连如此卑微的旅行都是不允许的。当我给他们看我保存在朋友手机里的尊者照片时，他们的脸上出现了我所看到过的最为谦卑而快乐的笑容。阿卡啦，现在你们在哪儿？ 我在藏区亲眼看到了，亲耳听到了，有中共在藏区制造的人道和环境灾难。我无法保持沉默，在我的文章中对这种政策提出了质疑。随后，我需要回美国处理一些家庭事务，于是购买了回美国的来回机票，打算处理完就立即飞返中国。如果有可能，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想在藏区做更深一点的访谈。就在我飞返中国的前两天，接到中国领事馆的通知，我的签证被取消了。我不能回中国了。 这时，我能真切地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国际藏学家、藏史学家，在评论中共西藏政策的时候会吞吞吐吐，言不由衷，因为他们的研究需要在藏区进行，他们需要中国签证。失去中国签证对他们的研究是严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可是，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我是独立研究者，我不需要学术体制内的一切世俗考量。 我立即动笔，写出我在境内藏区的见闻。《藏区秘行》在2014年12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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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Dec 2014 10:08 AM PST
盧布暴跌，俄羅斯經濟異常頹廢。中國的微博上一片叫好之聲。 這個時候，《環球時報》又出來跟大家唱反調了，連續發出社論說：中國不希望俄羅斯倒下，中國有在關鍵時刻和關鍵領域向俄提供幫助的能力，中國需要高度尊重俄羅斯，維護普京在俄社會的威望。 《環球時報》的文章，總是一副拿自己當國家主席的腔調，動輒中國長中國短的，但從來不說清楚，它所說的中國，是「中國人民」還是「中國政府」。假如是「中國人民」，那麼，微博上鋪天蓋地的反俄聲音顯然證明《環球時報》在撒謊；如果說是「中國政府」，那麼，請問中國政府何時授權《環球時報》代表政府了？ 無論是中國人民，還是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希望俄羅斯倒下？為什麼要向俄提供幫助？為什麼要高度尊重俄羅斯？最奇怪的是，為什麼要維護普京在俄社會的威望？這分明是干涉別國內政。 甚至《環球時報》公然說：「中國不能趁火打劫要回被俄所佔領土。」這個觀點令人瞠目結舌。我越來越覺得，《環球時報》不是蠢，而是高級黑。因為我們知道，利用俄危機，搶俄土地，那叫趁火打劫；如果是利用俄危機，索回我們祖先的土地，那叫抓住機遇。胡錫進總編不會連這個都分不清吧。 俄羅斯陷入今天的境地，完全是普京一手造成的。武裝干涉烏克蘭，搶走克里米亞，以為西方不能把他怎麼樣。結果，美歐聯合制裁，再加上石油價格暴跌，資金外逃，終於讓俄羅斯人為普京的強盜行徑付出代價。 在西方制裁俄羅斯的時候，中國方面反其道而行之，與俄羅斯簽訂大筆石油長期供貨合同。這種策略未必不可行，問題是，在俄羅斯四面楚歌的時候，中國在與俄羅斯的石油談判中本應佔據主動，可以要求對方低價供石油，或者歸還從中國搶走的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可是，兩樣都沒有獲得，中國以每桶101美元的價格簽訂了巨額合同。 現在，國際油價比101美元下跌了一半。不管此次石油價格暴跌是否美國操縱、用來打擊俄羅斯的，中國在購油協議簽署僅半年後就遭遇了重大損失。以當前價格計算，丟掉了上千億美元，可謂損失慘重。如果今後石油價格能夠在多數時間裏維持在100美元以上，中國或許可以挽回損失。但是，很不幸，國際石油價格長期走低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在中俄石油協議剛簽訂時，我就撰文指出中國這筆生意肯定虧本嚴重。 用上千億美元的慘重損失來證明中國有援助俄羅斯的能力？有錢就是任性啊。 中國應該挺俄還是反俄？這個問題在中國國內一直有爭論。民間反俄情緒一天天高漲，遲早會替代那個莫名其妙的反日。官方沒有明確表態，但一些官員的行為，透露出挺俄的意圖。 我們來分析一下。 1，從領土爭端來說，俄羅斯是掠奪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 2，從中國傳統的「遠交近攻」來說，應當反俄。 3，從實力來講，美國遠遠超過俄羅斯。挺俄反美，是腦子有問題。 4，從價值觀來說，美歐代表了人類先進文化，俄羅斯則從骨子裏掠奪成性，幾百年來對鄰國都是掠奪土地、輸出戰爭、輸出邪惡理論。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中國都應該聯美反俄。 在今天的局勢下，中國的上策是：加入到對俄羅斯制裁的陣營，削減俄羅斯實力，甚至肢解俄羅斯。中策是：坐山觀虎鬥，等俄羅斯垮塌時，落井下石，給其致命一擊。下策是：支持俄羅斯，與美歐為敵。 即便不談價值觀的文明與野蠻，只談經濟利益，也要與俄羅斯切割。如果國際石油價格長期維持在每桶70美元以下，俄羅斯經濟只有崩潰一途。中國如果硬要去跟俄羅斯綁在一起對抗美歐，那是賭博，並且是結局必然失敗的賭博。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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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藏木大坝工程和与邻国的争水战——班禅大师生前反对西藏水电开发 Posted: 21 Dec 2014 09:51 AM PST
十世班禅大师生前极力反对中央政府开发西藏水电资源，他担忧对西藏高原生态遭受破坏，后患无穷。藏木大坝工程投产发电，吹响了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冲锋号，也意味着中国和邻国的争水战争已经开始…… 对藏人来说是乘人之危的抢劫 由华能集团投资的藏木大坝工程是雅鲁藏布江干流上规划建设的第一座水库大坝工程，2014年11月23日开始投产发电。至此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一条没有被大坝截断的大河。中国政府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规划了五级水库大坝工程，藏木工程为第四级。藏木大坝工程的目标为发电，防洪、灌溉等。 中国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明认为藏木水电站的投产，将从根本上解决藏中电网的供电难题。其实藏木大坝工程发电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西藏高原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如金矿、铜矿的开采，同时为西藏电力外输做技术准备。藏木大坝最大坝高116米，水库容为0.866亿立方米。仅从工程的经济效益来分析，其装机容量51万千瓦，总投资96亿元（资金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拨款），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为19200元人民币，为投资昂贵的三峡工程单位投资额的两倍。 高额的单位工程投资额将导致高额的电费，按照百分之十的内部投资利润计算，藏木工程的电费成本（不计算水电站运行成本和输电线路成本）将高达每千瓦小时0.384元，远远高于内陆电费成本每千瓦小时0.25元的水平。这对藏人来说是乘人之危的抢劫。对中国纳税人来说则是不公平的。其实西藏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资源丰富，如果用96亿元发展太阳能发电，年发电量将大大超过藏木大坝工程的25亿千瓦时。如果用96亿元支助藏人建设绿色住房，利用分散的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和地热取暖，不但可以家庭净能源使用为零，还可以向电网供电。 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GDP的快速增长，主要靠的是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的投资，包括对水库大坝工程的大规模的投资。中央政府有个西部大开发的计划，其中最主要是水电大开发，前期主要集中在西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如四川、云南等地。 当时没有直接开发西藏自治区的水电资源的原因是藏人的反对，特别是当时班禅大师表示反对西藏水电开发，担忧水电开发会对西藏气候以及高原生态带来的负面变化，所以只好作罢。班禅大师一圆寂，李鹏把羊卓雍水电工程项目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西藏自治区政府，接着武警水电纵队作为施工队伍进入西藏。 为藏水外调做充分的技术准备 西部水电大开发，规模大速度快，再用不了几年除西藏以外地区的水电资源将计划开发殆尽,于是就早早把眼睛盯在西藏高原核心地区的水电大开发，目的是藏电外送，利用大坝水库控制西藏水资源，为藏水外调做充分的技术准备。 为藏水外调做充分的技术准备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西藏自治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亿千瓦，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仅雅鲁藏布江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1亿千瓦，占全国1/6，其中干流水能蕴藏量近 0.8亿千瓦，仅次于长江居第二位。这些数据中共热血沸腾，几大国有电力公司开始瓜分西藏的水电资源，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藏人的眼中，西藏的山水是神山神水，是西藏人生存和延续藏文化的基础，而在汉人的眼里，西藏的山水就是钱。有文章说，"西藏水源足全国用千年而不竭" （为藏水外调做充分的技术准备没有污染，水质极佳，有利生物生长，人类健康），文章又说，每年有6000亿立方米藏水外流。当今世界淡水资源比黄金还珍贵，让6000亿立方米水白白外流，是极大的浪费。国际水价1立方米1美元， 我们等于每年把6000亿美元白白扔了。并有"中国人真傻大头，自己干渴水外流，一旦觉悟大调水，中华大地胜老美"一说。如此的认识，还有谁能阻挡西藏水电大开发和藏水外调工程？ 其实，西藏自治区境内拥有2亿千瓦的水能资源和没有利用的6000亿立方米水资源都是错误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将导致与邻国的争水战争。 西藏水电开发即与邻国争水战争 难道在这么重大的事情还存在错误的信息吗？如果不健忘的，三峡工程上马后，张光斗才告诉少数中央领导，三峡工程的最基本技术数据——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量计算出错，没有宣传的那么大，但不能告诉民众。同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完工时，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承认，南水北调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没做好。当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冲锋号吹响的时候，中国政府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基本数据出错！事实西藏自治区境内没有这么多水能资源，西藏也没有这么多水资源！ 资料说，藏木大坝所在的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最大的河流，干流全长约2070公里，流域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654亿立方米（出境水量），居全国第四位。干流水能蕴藏量近 0.8亿千瓦，居全国第二位。 雅鲁藏布江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干流水能蕴藏量都是按照中国地图的中印边界的巴昔卡计算的。谷歌地图显示，巴昔卡位于位于藏南地区，目前为印度所管，属阿鲁纳恰尔邦。事实是雅鲁藏布江的近500公里的干流河道在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地区内。中国实际控制区的最后一个水文站是奴下水文站。奴下水文站测得的1961年至2010年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96.87亿立方米。换句话说，雅鲁藏布江的一半多的水资源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同样，水能资源的一部分也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 2亿千瓦的水能资源和6000亿立方米外流水有很大一部分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不想做傻大头，要让中华大地胜老美，西藏水电大开发就必然要到印度实际控制区内去，西藏大调水也只有到印度实际控制区内去实现。所以说，对外，西藏水电大开发意味着中国和邻国的争水战争已经开始。 低估对西藏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 西藏高原形成年代短，是地震、滑坡、泥石流多种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很多水库大坝和矿产开发正处在或靠近一些断裂带上，有破坏岩体和引发地震的危险。2013年3月29日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造成83名工人被埋,就是一例。藏木大坝附近的熊玛沟泥石流就直接威胁着大坝工程的安全。水库大坝的建设，抬高水位，增加水压力，破环峡谷河岸的稳定，会促使地质灾害更大规模地频繁发生。 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降水主要来源于印度洋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受到流域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流域，是世界上水量最丰富的地区，藏南的巴昔卡多年平均降水量达6000毫米。中国实际控制区内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主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部，其降雨则是依靠暖湿气流沿着雅鲁藏布江干流河谷上溯运动而形成，从东到西随着河谷地势的升高而迅速递减，至上游仲巴一带约为200毫米左右，为干旱地区。藏木大坝高116米，将可能将部分暖湿气流阻擋在大壩以下，减少大坝以西15.8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降水量，使其变得更加干燥。如果考虑藏木等五级大坝的梯级开发，五级大坝的层层阻挡暖湿气流，大坝西部的中上游地区的降水量将减更快，会致使中上游地区的荒漠化加速。水库大坝的建设将影响水库以及附近地区的降雨，这个现象最早在丹江口水库就被发现，后来在三峡水库也被证实。 中国的一些专家以为，水库的出现会使水库周围地区的冬天气温上升，而使夏天的气温下降。他们认为三峡水库就是个冬暖夏凉的大空调。但是实践证明，三峡水库出现后，重庆夏天的最高气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连续创造纪录。这是因为高坝蓄水，发电机取深层温度低的水，而上层温度高的水不动，致使热量富集，水库上面空气温度上升。 真如班禅大师生前所担忧的，水电开发对西藏气候以及高原生态将带来的很大负面变化。而西藏高原的气候和生态的负面变化，对中华大地是灭顶之灾，它不但破坏西藏人生存和延续藏文化的基础，也破坏中国所有人的生存基础。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24, 2014, 6:07:52 AM12/2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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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Dec 2014 03:00 AM PST 第三次全国法院援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刚刚结束。据媒体18日报道，会议提出，"昭示法律既是底线也是高压线，无论是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它符合四中全会决议。 媒体还报道，最高法院党组书记兼院长周强在会上强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理涉及民族、宗教的案件，必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大新疆法院的审判力度，并依法从重从快审理。"我认为这些话不正确，不符合四中全会决议。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依法审理。从重从快，或者从轻从慢，那可以叫做指挥自如，随心所欲，肯定能合乎山寨版的法律，可惜越看越不像国家的法律。只是因为说惯了，干惯了，习惯成自然，你懂我也懂，就上升成为惯性了。 "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样是惯性。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就把中国劈为两半。人民内部的杀人犯，和敌我矛盾的杀人犯，从此有了区别。红二代的腐败，和非红二代的腐败，大概也因此有了区别。如其不然，，毛泽东发明的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还顶什么用？我认为，它的妙用，全在于叫人心安理得地不依法治国。那么，依什么治国呢？依党的是非治国，依领导人的好恶治国。毋庸讳言，也无法讳言，六十多年就这样过来了，无怪乎冤假错案堆积如山。 否则，为什么四中全会一宣布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就使那么多久旱盼甘霖的公民激动不已，奔走相告呢？ 但激动归激动，那是老百姓；坚定的照旧坚定，这是百炼成钢的最高法院党组书记。老百姓阅读的，是写在纸上的文件；党组书记执行的，大概是党的意志。 记得早在四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纪委就有一位副书记，讲"反腐败的重点是十八大以来……"等等。这说明，反腐败基本上不是依法反腐败，而是依领导规定的范围反腐败，总之是按照领导意图反腐败。如果真的依法反腐败，腐败分子一律平等，检举揭发者也一律平等。大家一律平等，哪里还有谁是重点，谁不是重点？哪里还管谁检举的时机和对象符合不符合领导的胃口？ 所以，有重点反腐败，就是选择性反腐败，就是按照领导意图反腐败，反正不是依法反腐败。 也许有人责备我：你为什么几个月以前不早说？我的回答是，如果早指出这一点，我岂不反党了——反对依照党的意图反腐败？ 那你为什么现在说了出来？为了响应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号召。什么两类矛盾，什么领导意图，统统不应该是"底线"或"高压线"！在中国，不讲依法治国则已；既然举起了"依法治国"的旗帜，就不应该堕落到搞文字游戏糊弄人。 刚才提到的那个会议说得好，"无论是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是的，无论是谁，即使是最高法院党组书记兼院长。他应该不是法盲吧！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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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Dec 2014 02:53 AM PST
无论是总结即将过去一年的中国，还是展望明年的中国，都绕不开如何评价习近平一年来的政治得失。政治上，我认为习近平今年之得在于他继续巩固了个人权力，习近平之失，在于他在"中国末世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离政治危机的爆发越来越近，以至于明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同时面临著非常大的不确定性。2015年将会是中国一道难过的坎儿，习近平将遭遇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所谓"中国末世政治漩涡"，我指的是最高统治者面临这样一种治理困境，即不得不"靠贪官治国，靠奴才谋国"。也就是说，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处在它最糟糕的状态。不难理解的是，这种最糟状态是逼良为娼和逆向淘汰双重机制积年累月导致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接班后两年来的作为说明，他对自己面对这一治理困境，有相当的精神准备，也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为此，他赢得了很普遍的民意支持和很高的期盼。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也对习近平能否硬挺下去产生了疑问，因为大家都看到，习近平的反腐并不能真正帮助他走出"靠贪官治国，靠奴才谋国"的困境。习近平与普遍贪腐的官僚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官僚集团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很大的爆炸性。 对于身处海外的人来说，读一读上周《南方周末》关于基层法院的乱像的一篇报道，能够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这篇报道以黑色幽默的笔调，让我们知道了湖北广水市"法院塞进大量关系户，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内外勾结办假案的情况。" 这个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反腐力度再大，也不可能解决地方和基层的官员普遍损公肥私，侵害百姓的问题，更不可能立即消除普遍的贪腐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个两百多人的法院，竟有一百多人是超编人员，而且不具备司法资质和能力。更可怕的是，这些超编人员为了生计，只能选择贪赃枉法，在那些寻求司法公正和救助的穷人身上打歪主意。习近平的各种改革口号和措施，对这种极为普遍的问题其实毫无办法。 最让我感到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当记者采访法院官员的时候，那位恼羞成怒的官员居然"反问记者，'你花这么大精力了解我们的情况，那你说怎么弄？'"。这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官员对记者提出来的，更是对习近平和那些天天叫喊"顶层设计"的智库提出来的。 这一年来，习近平在坚持反腐的同时，加大了迫害维权人士和敢言人士的力度，同时也加大了意识形态反击战的力度。但这样做并不能回答这位基层官员提出的尖锐问题，也就是如何重建基层治理基本秩序的问题。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到，广水市法院的乱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像，否则，那个官员绝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质问记者"那你说怎么弄？" 内地知名敢言人士冉云飞即将上市的新书取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看来也是针对基层普遍失序的危机。 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基层治理危机的紧迫，但是，只要他走不出"靠贪官治国，靠奴才谋国"的困境，他就没有办法有效地化解基层的治理危机。问题是，习近平有可能走出"靠贪官治国，靠奴才谋国"的困境吗？ 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指望贪官们主动进行有利百姓的改革，因此，很多人寄希望于习近平能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但谁来给习近平的改革出谋划策呢？今年以来，我相信有更多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靠奴才谋国，只能添乱，而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顶层设计"。奴才的主要心思，就是猜测主子的想法，他们可以不断创造一些迎合主子的新说法，却不会有改革的创意。 因此，以我对习近平性格的理解，他在2015年不会坐等更多人得出"皇帝没有新衣"的结论，而更可能推出风险极大，考虑极不周全的改革举措，以图打破"靠贪官治国，靠奴才谋国"的困境。这样做的后果是完全无法预料的。 即便习近平不敢在明年投出"胜负手"，这一年也不会是一个稳定的"新常态"。因为石油价格的暴跌，已经放出不止一只黑天鹅。普京将如何应对卢布危机？人民币将面临什么压力？更不用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带来的就业压力。 这一切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2015年，对中国将是一道不轻松的坎儿。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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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Dec 2014 02:12 AM PST 我现在要回顾一下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的学术趋向，这个题目当然很大，主要是讲人文方面。人文方面最重要的我所看到的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各方面的研究。只是中国人文学跟中国有关的部分的趋向，我所能见到的。我的看法不一定周全，可是我是有一点感想的。 比如说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这类的东西，还有些专门的学报，那上面有具体研究的文章，研究具体的问题。等于中国过去清朝以来的考证学，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考证，从头到尾常常看到很有原创性的创作，所以我很高兴。但是这是具体方面。问题是我们研究人文学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宏观是指整个大体看法。因为宏观的建立是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一流的学仁提出整体的看法，对整个时代甚至于整个历史或者一部分的历史提出整体的看法，那宏观方面不能空话，从前就是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是讲论根本不讲史，是以论代替史，所以那是很荒唐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教条拿来反复宣传，与实际上的具体研究配合不上。具体研究也是在大的框架之下勉强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宏观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过去最早的毛泽东时代的30年是没有进展的。 只有到8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邓小平指导下好像有一种开放的趋向。这个时候学术也趁机而起，好像也开放了，有一度开放还很多，当然到了1989年的六四以后又整个封起来了。但是在封起来中间，学者就转向一个东西就是研究中国，比如说国学的研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所说的学术其实大概就是从20世纪初，就是六四以后不能再讲很大的文化问题的时候提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间就恢复到许多清朝以来的，民国以来的考证之学。这些研究很有进步，可是大的问题上，宏观方面就不必要谈了，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学报上的成就，专属的成就从具体上讲都是很有用的，在教学研究方面都是可以参考的。可是对于建立整个中国历史是不是有提出一个马克思以外的新的看法？这个还没有任何进展。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还是以马列主义为号召，马列主义为号召之下，它的框架是不能动的。所以大家只能在小的具体事情上做深入的研究，做比较仔细的考察，可是不能讲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趋向。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这个学报上所能看到的，各个大学在进行的。许多大学我所知道的像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还有南京大学文史各方面都进行很深入的研究，也有好多学者在里面，可是都是不能正面讲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还是受了马列主义框架的限制。有了这个马列框架的限制还可以看出来现在还在流行之中，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最近就提出要重新集体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因为中国思想史大概从是80年代开放以后，大概主要是受了外面的影响，受了港澳、西方研究的影响。所以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一种研究方式。把马列主义并不当回事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今天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就要提议由一两百人好像要合作来写一部新的思想通史，我们先不管他的构想将来的成就如何？可是他提出的这个第一个原则就值得注意，就是他们是要回到马列主义，回到从马克思回到历史的五阶段论，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五阶段论，这是斯大林钦定的。从马克思那里面找出线索来钦定的五阶段论。这五阶段论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院院长所提倡的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架构。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能写出什么样的中国思想通史？很大的集体创作？这是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就表示现在党对于80年代以来的，比较自由的人文研究有很多不满，想提出新的方式，然后可以用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起主要作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一个相当坏的趋势。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过去80年代开创以后大陆学者做的80年代以来把民国时代的大的学者一个一个地做了重新的全集，重印了。包括像王国维、梁启超再加上民国以后胡适的全集，钱穆的全集，汤用彤、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受到极端的重视，甚至于把他们捧到超过于神话的程度。可是民国的成就因此在80年代以后的学者中间认为是不可超过的，是学习的目标。但是现在因为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发展，在党的方面好像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现在就不甘心对于民国学术这样尊重了。所以现在就有人提出对民国学术加以贬斥。也不是完全消灭但是觉得也不过如此。认为民国学术甚至赶不上清朝等等。实际上清朝的考证跟民国以来的人文学术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以后不但新的资料、新的社会科学观念、西方的观念都到中国来了，这是清朝所没有的。所以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来讲这是第一步，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超过清朝，在整个整体方面是超过清朝的。但是在考证方面又延续了清朝。所以说民国之学术不及清朝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甚至于认为共产党几十年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民国时代了。那换句话说1949以后的学术成就应该在民国之上，这是现在一个很明显的新的趋势。这个趋势我觉得也是很危险。 有一种夸大狂慢慢进入中国学术，实际上1949以后的学术我们已经说过了从毛泽东时代讲起，从1949年到毛泽东死1976这是整个的教条主义的时代，当时发表人文研究今天没一个人看，没一个人参考。80以后的几十年当然有进步，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很多的具体的进步是不少，可是是不是一定超过了民国？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80年代以后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传世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学术研究的？这是可以具体考察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拿西方几十年所谓汉学研究来讲，他们所根据的研究都是民国时代王国维以来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等的研究。在西方、在日本受到发挥也受到质疑，但他们是学术的中心，影响到全世界。 可是80年代以后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学术界有指出哪些人的东西是他们必须注意的，可以说没有。我想民国学术还是不能被轻易地贬斥，这是我们注意中国当前学术趋向的时候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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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5, 2014, 6:43:22 AM12/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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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Dec 2014 03:20 AM PST
12月22日是中国时令冬至，长夜里传来了令计划"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令计划被调查，实则势在必行之事。从2012年——中国政坛进行领导层代际更替的敏感年的那起法拉利车祸起，令计划的命运就嵌进了那个倾覆法拉利的车辙里。据北京当地媒体是年3月18日一则简短的消息称，目击者看到在凌晨撞击桥柱而碎散的法拉利甩出一下身赤裸的男性当场身亡，另有两名女性重伤不醒，其中一名全身赤裸。尽管这起极具新闻价值的事件再无大陆媒体追踪，但事后不久坊间便风传赤裸下身驾驶那辆价值人民币五六百万元限量版法拉利的身亡者是令计划之子。此正可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在干，天在看"。 现在看来，令计划之子在撞柱而亡的同时，也为令计划自己指定了留名之柱，更为中国政坛添加了关键而有效的变数。这样令人唏嘘、看似偶然的父子命事和家庭变故，尽管在令计划那张似乎输入了固定表情程序的脸上无甚表露，但实际上，天知、地知、令计划知，法拉利倾覆的车辙已经预现了令计划及其家庭、家族的命运轨迹。数尽历史风流人物，究竟有哪一个逃得过留名于或丰碑或耻辱柱？ 然而，令计划之被调查，其因绝非仅在其子天价限量版法拉利的可疑出处上，也绝非仅在其兄其弟狐假虎威张狂且疯狂的腐败劣行上。令计划所为，怎一个腐败可道？将令计划列入窃钩者的盗行里，无异太轻慢了令计划。 令计划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以令天下的10年，是中国官场纲纪弛败失序、腐败蔓延至髓脊以致从历史上看已经命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归宿的10年。虽然人们一般都以"名字+时代"如"胡锦涛时代"，作为某段任期的领导人与历史进行"结算"的"结算单位"，但是，令计划却以一人之下他人之上的地位，直接参与塑造了其10年间的中国政治品性乃至中共党及其国家形象。令计划必将与薄熙来、周永康一道，成为"结算"这段历史时绝对落不下、首先就要涉史其中的人物，是这段历史的史记列传中的必书人物。 令计划身处中国政治枢纽且控制这个枢纽10年，堪称中国上层政治实际运作的总导演。其身至如此高位却并无政治道行，所致结局已不仅是其本人不幸、家庭不幸、家族不幸，更展示了其委身寄生政治制度的无药可救性。没有现代政治规范，令计划不可能修其自身、齐其家庭，不可能管好下属及身边人。当然，其本人作为胡锦涛的下属和身边人，也不可能被管好。缺了现代政治规范，再无昔日传统之修身齐家的政治操行，所谓治国安邦就是一个玩笑。 在中共政治结构中，监督、制约令计划这样的人，难度极大，成本极高，非经权力更迭或非程序化的政治斗争而不能。这其实正是人们本应对无论因何种原因而丧子的令计划投以人性之同情，但实际上却难捺庆幸的根由所在。正是这样的政治运作程序和操作规程，不禁让人起疑：如果没有令计划之子的法拉利之撞，或者说没有令计划之子恰在政治敏感年的彼时一撞，令计划及其家庭、家族的政路、经途和财运之辙还将延伸到哪里呢？ 亡令计划之子者，其子自作孽也，非法拉利也；毁令计划者，令计划自毁也，非其子也。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些中国当代史列传中避不开的名字，其人或根红苗正，或草根成材，但全以毁灭终。这样的悲剧，怎一个腐败可道？这样悲剧，难道仅仅属于他们自己？ （作者是大陆政治观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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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6, 2014, 6:44:01 AM12/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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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弥留前后：巍立在人权精神史上的雕群——纪念林希翎逝世五周年（朱毅） Posted: 26 Dec 2014 12:52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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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Dec 2014 12:50 AM PST 曾两度主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的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虽重病缠身，仍被囚禁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目前再度面临起诉。该案最初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亲自批示："固定证据，依法处理。"河南地方当局不得不谨慎从事，遭羁押的"郑州十君子"中，包括陈卫、常伯阳、殷玉生在内的七人已经先后获释，只有于世文、董广平和侯帅两人仍然在押。 检察院两度退回公安局提请起诉于世文的要求，认为证据不足，促后者补充侦查。知情人披露：检察院与公安局来回踢皮球、两度拉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内部温和派与强硬派的较量。日前，公安局再次向检察院提请起诉，让这一敏感案件再度引发各界关注。于世文辩护律师张雪忠向检察院紧急提交"建议不起诉"的律师意见书，全文如下： 建议对于世文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律师意见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 在第二次补充侦查之后，郑州市公安局二里岗分局又将于世文等人所谓寻衅滋事罪一案，再次移送至贵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指控的案件事实是：于世文等人事先购买买花圈等祭祀用品，制作祭祀所用的背景喷塑，并于201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在河南安阳滑县赵紫阳老家附近黄河大堤15坝处举行"六四"公祭活动，通过宣读《公祭词》等形式，"公祭六四英烈，缅怀耀邦紫阳"；随后，于世文等人还将公祭现场照片予以公布，并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 作为于世文的辩护律师，我认为，当事人于世文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死者为大"是我们中国人普遍而长久的观念，正月初三祭拜亡故者亦是河南的民俗。郑州警方仅仅因为有人依传统习俗祭拜亡故者，就指控他们有犯罪行为，这不但是对法律的践踏，而且也是对人伦的亵渎。鉴于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我建议贵院依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依法对于世文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是指行为人为寻求刺激，无事生非，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于世文等人于201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在赵紫阳老家附近的黄河大坝边举行的公祭行为，依照河南当地的民俗悼念已故之人，是一种极为严肃和庄重的寄托哀思的活动，根本不是为寻求刺激而起哄闹事的犯罪行为。并且，于世文等人的公祭行为，是在僻静的郊野，而不是在人员众多的公共场所进行的，并未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 二、 诚然，依照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亦属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向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但于世文等人行为并不属于此种情况（姑且不论这种扩大刑法定罪范围的司法解释，其实已经违反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于世文等人在公祭活动之后，将活动照片发至网络，或者就公祭活动接受采访，都只是将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予以公开，既没有编造虚假信息，也没有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予以散布，因此并不构成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 三、如果我个人的推测不错的话，公安机关对于世文等人进行刑事追究，或许是因为公祭行为涉及"六**四"这一"敏感"事件，以及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敏感"人物。但无论这些事件与人物是否敏感，于世文等人依当地民俗拜祭亡故者，都不应以犯罪视之。 我国目前并无任何法律规定，禁止人们拜祭于世文等人拜祭的那些人。"死者为大"，本是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普遍观念。哪怕是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在他们去世之后，人们都可以予以悼念和拜祭。更何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都是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爱国学生；而胡耀邦、赵紫阳亦非罪恶之人，他们都曾是执政党的高级领导人，至死仍保有中共党籍。 另外，如果当局真的认为此案涉及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那么，司法机关就更不应该背离刑法的规定，去追究于世文等人莫须有的刑事责任。因为，于世文等人的拜祭行为，其社会影响本已消退，而一旦案件被起诉至法院进行审判，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人去关注、讨论这些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 四、众所周知，作为执政党新任领导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充分尊重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世文等人在正月初三拜祭亡故之人，本属合乎中国传统习俗和人伦常情的行为。对这种正当行为的定罪处罚，既是对中国正当伦理的背弃，也是对中共最高领导人文化理念的嘲讽，并可能让更多的人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谓的"依法治国"精神产生怀疑。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的当事人于世文并无犯罪事实，请贵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我衷心希望贵院通过刚直不阿的检察工作，及时纠正侦查机关的不当指控，从而让人们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与可靠，避免出现使公义沦丧、让法律蒙羞的司法笑柄。 辩护律师：张雪忠 2014年12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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