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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7, 2013, 6:07:43 AM4/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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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歷史是由記錄者書寫的——序《一场被堙没的国内战争——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 Posted: 16 Apr 2013 01:33 PM PDT
歷史並非全然由勝利者書寫。只要人類公義尚存，歷史就是由記錄者來書寫的。這就是記錄、研究、書寫歷史對一個人類群體至關緊要的原因。
我們人類是一種有天生良知的生靈。能辨善惡、知對錯是我們對自己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極大地依賴于我們的記憶能力。對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來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們的集體記憶。如果沒有集體記憶，人類群體就談不上對自己的認識，也就談不上辨別善惡，知曉對錯。歷史，就是人類群體的集體記憶。特別是當代史，也就是在我們和我們的父輩有生之年里發生的種種事件，是我們自我認知最重要的集體記憶。一個對自己當代史集體無知或集體失憶的人類群體，就可能失去提升整體道德水平的基礎 。
只有結論、沒有細節的官方歷史
然而，研究當代史並非易事。由於種種原因，發生在當代的許多重大事件往往被人為地掩蓋和扭曲； 當事人也常常對自己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三緘其口，使得一些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面貌不清，真相不明。然而，當代史之所以重要，恰恰在於這些事件就發生在距今不遠的年代裡，其影響仍然在繼續，並且極大地影響着當前的局勢和我們的認知。很大程度上，當下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可以在距今不遠的事件中找到前因。對當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缺少真實的了解，必然深刻地影響我們對當下事件的理解。
過去六十多年的中國當代史，經常籠罩在迷霧之中。有太多的歷史事件被長期掩蓋，被列為“禁區”，禁止討論和研究，又有太多的政治宣傳在塑造種種似是而非的假象。中國當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如土改、肅反、反右運動、大饑荒、文革等等，都曾是嚴格的禁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許多研究者和當事人的努力，這些禁區在不同程度上被打破，相關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和成果。
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青藏高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至今依然是禁區。這個時期在藏區發生的事件有一個顯著特點，即一些決策者和執行者在事情發生之初就開始掩蓋真相。不管是出于怎樣的動機，很多參與者在當時就知道，這些事情是只可做，不可說的。于是，那個時候在藏區發生的事情，翻遍當時當地的報紙，幾乎不著一字，只見鶯歌燕舞的宣傳。當年的大量文件、會議決議、上級指示，都被迅速地收回，再也不見蹤影； 加上強大的政治壓力，許多親歷者至今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因此，那段距今並不遙遠的歷史依然隱藏在 “民主改革”、“平息反革命叛亂”等空洞的政治詞彙之下，只有結論、沒有細節的官方歷史敘述依然左右著我們對藏地事件的認知。
老干部著述藏區當代史可靠资料
如今，在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以后，當年的年輕人都已垂垂老矣。雖然很多親歷者依然健在，他們卻大多繼續保持沉默。我們能夠讀到的一些回憶文章，絕大多數仍然是政治教條規范下的敘事。在這種敘事中，有很多刪免、文飾和掩蓋。藏區當代史仍然是一個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領域，這個領域太缺乏原始資料，太缺乏未經修改的親歷者回憶，導致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困難重重。
這就是我們面前這本書特別寶貴，特別重要的原因。本書作者是一位長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干部，他曾參與过青海藏區“平叛擴大化”的糾正過程。這本書引用了當年的一些原始文件和公開出版的志書文獻，結合作者對當事人的采訪和談話，為讀者提供了研究藏區當代史的可靠資料。這是一本冷靜、平和的史書，書中引用了許多罕見文獻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因此這本書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這是一本將被后來的研究者不斷引證的書。
這也是一本需要讀者小心閱讀的書。書中引用文獻資料中的數字或許相當枯燥乏味，可是讀者不難明白，這些數字意味著無數像你我一樣普通人的生命經歷，無數像你我一樣普通家庭的破碎消失。那些數字后面是無數的眼淚，難言的悲傷。書中親歷者的敘述，有些或許殘酷、荒謬得難以令人置信，但是讀完本書后，你不難相信，這些事情曾經發生過。這些慘痛的事情不能被遺忘，也不能被迴避，因為它就是我們的歷史。不了解這樣的歷史真實，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與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認知，為什麼達賴喇嘛尊者會流亡境外半個多世紀，為什麼50多年來藏區形勢一直動盪不安，為什麼藏人一代又一代地反抗，為什麼近兩年來，有近百位“生在紅旗下”的年輕藏人不惜以烈火焚身來發出自由的呼喚。
祈愿更多親歷者寫出他們的見聞
我們常聽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事實並非全然如此。除非受難者放棄了對苦難的記憶，知情者放棄了對人類良知的叩問，研究者放棄了對歷史真相的挖掘，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放棄了追究善惡的道義責任，歷史才會任由勝利者隨意塗抹。只要人類公義尚存，歷史就是由記錄者來書寫的。這就是記錄、研究、書寫歷史對一個人類群體至關緊要的原因。
寫這樣一本書是需要勇氣的。作者说，“鉴于大环境对此事的敏感，多年来一直未敢动笔整理，也曾想就让它们尘封到底，烂却在自己肚里。但又觉如此行事有愧于心，对不起与我有深厚情誼的藏、蒙兄弟。故而在此古稀之年依然鼓起勇气，将我以一己之力搜集到的材料，编选出来‘公诸于世’。”熟悉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的人都明白，寫這樣一本揭開歷史真實面目的書，必須面對多大的壓力。作為多年研究這段歷史的獨立研究者，我深深感佩作者的道德勇氣，感謝作者為後世提供了這些寶貴史料。我祈愿有更多的親歷者寫出他們在這段歷史里的所見所聞，有更多的原始文獻資料“重見天日”，讓歷史的真實顯示在陽光下，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都知道都記住，我們這個社會是怎樣走過來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才能直面我們的天生良知，才能有信心讓自己做個好人，讓子孫一代一代變得更好，也讓我們的社會和民族變得更好。
僅以此文表達對本書作者的敬意。
2013年1月15日于南印度哲蚌寺 注：《一场被堙没的国内战争——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将由香港田园出版社4月底出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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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01:17 PM PDT
——西藏三区（即大西藏）问题分析
北京为什么赖掉邓小平的讲话？
2009年六四期间，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中国大使馆组织一部分华侨和留学生在机场抗议，所举的标语是“反对达赖来撒谎！”当时我写了一篇短评“到底谁在撒谎？”发表在网络上。短评说：到底谁在撒谎？我们早就听说，邓小平说过，除了西藏独立，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时在互联网上很容易都可以查到，例如社会科学院纪念西藏解放50周年网页和香港凤凰周刊网页（记者段宇宏）文章所引用的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新华网2008年10月17日刊登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引用了李鹏前总理1991.5.19讲话：“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他问题都可以谈”。邓小平若没有指示，李鹏绝不敢胡乱造次。可是2008年11月10日，各方期待甚久的中央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谈判宣布破裂。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发布会上答各国新闻记者问时却公开否认邓小平有这一说法。而且说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世界大国的政府，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一名中共中央的常务副部长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不让世界感到震惊？此后我发现，社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网页和凤凰网的相关内容都被删除了。唯有《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其中的李鹏前总理讲话作为政府正式文件，已经无法更改。李前总理的讲话决不会没有来由。就算撇开邓小平的讲话，李鹏作为当时的总理所讲的同样的话难道就不代表中国政府了吗？中国党政当局讲话前后 不一致，实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北京为什么要抵赖邓小平的承诺呢？因为他们难以抵挡国际舆论的追问。国际舆论都知道达赖喇嘛已经明确表示，不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寻求真正的自治。既然这样，中国当局面对国际舆论就被动万分。于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就是抵赖，让统战部的副部长朱维群出来否认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代价相当的大，邓小平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中国模式的理论创立者，也是六十余年中国发展建设中后三十年道路的开拓者。如此重要的领导人讲过的话，那么显赫地刊登在国内外各大网站上，而且当时的总理李鹏也重复过这样的意见，忽然间又在邓小平去世十余年后否认说他没有讲过，这种抵赖在国际上完全是无耻的流氓行径，典型的恶霸嘴脸。
凡是参加反达赖喇嘛访问的示威活动的华侨和留学生同学，还有许多不了解中间道路的汉族同胞能不能想一想，毛时代就不说了，从改革开放以来，非典、躲猫猫、邓玉娇案、钱云会案、小悦悦案、动车案……国内出了多少假案、冤狱，党政官员和公检法干部官官相护、文过饰非，有过多少前言不搭后语的言论？数以千万计的网民已经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笔笔记录的都是含着血泪的故事。汉族地区的法制如此不完善，藏族地区的法制就那么可信赖吗？我们汉族人民在党政领导下享受过什么自治？我们选举过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吗？党政领导采取什么决策，签订什么领土条约，告知过我们这些老百姓吗？汉族人民从来没有享受到起码的政治权利，藏族人民更没有享受过自治权利。一国两制的香港还能港人治港呢，为什么藏族同胞就不能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
中间道路为什么十分难能可贵？
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里程碑。或许不少中国人至今还对此缺乏认识。随着历史的推移，中间道路的意义将越来越彪炳史册。为什么呢？汉藏两个民族在青藏高原和黄土地上比邻而居，曾经有过友好的交往，也发生过相互的侵略和欺压。尤其是近百余年的频繁交际，以汉族为主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导致了血腥的政治运动，土改、平叛和文革，面对这些反人类的政治暴力，汉族人民自身都怨声载道，何况是并非血亲的少数民族人民！经过了仓惶出走、长期流亡和国际打压的苦难遭遇，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反复地权衡了藏族文化、语言、宗教和种族的命运，决定公开地放弃追求独立的要求，寻求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真正的自治。这样的承诺是庄严的。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的观念中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至尊的法王。他的承诺不会像某些党政领导人那样忽然加以否认或抵赖，而是掷地有声，白纸黑字。达赖喇嘛的政策宣示，对于汉藏两族人民，对于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都具有非常的意义。1951年的北京《十七条协议》载有“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大家庭”的词句和藏方代表的签字。但是长期受到质疑的是，十七条协议是暴力胁迫下签订的，是否有效等等疑问。现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等于再次作出了明确的妥协，肯定了西藏对中国的主权归属。作为依然流亡在外的藏族领袖重申主权归属中国，它的意义更加非同小可。达赖喇嘛的宣示大大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前景。流亡的藏人团体已经摆脱了中共当局的压迫和监控，既可能选择争取独立建国之路，也可以选择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的多民族共处的前途。经过了反复的苦思和权衡，达赖喇嘛做出了中间道路的抉择，绝不是轻率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印度达兰萨拉和海外流亡地的数十万流亡藏人中，存在质疑（能否成功？为什么不再追求独立？）却没有强烈的大规模的抵制活动。说明达赖喇嘛的抉择是代表了流亡藏人的意愿的。他为汉藏人民的团结史，为中国多民族共和的和睦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要看今天中国当局对于达赖喇嘛的言论不屑一顾，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今后什么党派和集团执掌中国政坛权力，都将不断地引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言论来促进民族和解，越来越珍惜达赖喇嘛的这一段论述，甚至把它拿来当作护身符。一句“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一句“不是看重土地和边界，而是看重保护西藏文化”，将省去今后各种统独争议，汉族人民应该由衷地感谢达赖喇嘛的审慎抉择，在维护祖国统一，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前提下，今天我们更加体会到将达赖喇嘛称之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个中国人”所包含的重大意义。
大西藏的心理和历史基础
中国当局躲避中间道路强劲冲击波的另一个借口就是所谓大西藏问题。中国的党政宣传谴责达赖喇嘛的时候，总是拿出大西藏的说法来挑动汉族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情绪。我们不妨冷静地对此作一番分析和思考。先说所谓大西藏的说法是什么意思。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文本中，根本没有大西藏这个提法，而是西藏三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的要点，第一点就是：“不寻求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第七页）”当前的西藏自治区只是藏人居住区的主体，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与自治区接壤的地方还有大片的土地，那里也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藏族人民，却长期以来分属多个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按照藏族的传统惯例，青海一带称为安多，四川西部和甘肃、云南一部分称为康区，西藏自治区则称为卫藏。在达赖喇嘛提出的备忘录中，主张将安多和康区一并合并到西藏自治区，成为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为什么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我们汉族自己的大一统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热心于祖国统一？为什么我们主张香港主权回归，台海两岸最终统一？说到底，就是曾经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应当生活在同一种文化风俗的天地之间。其中的根源，不外是血缘、地缘、传统、语文、民俗和伦理（宗教或文化心理）等等。所以我们不会跟以色列、德国或南非人民讨论统一的问题，却关怀香港回归和两岸统一。同时，统一情结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特点，而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性。例如德意志民族，也具有强烈的同意情结。德意志民族哲学和科学思维发达，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举世瞩目。也是在经历纳粹、共产两大专制体制成功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族典范。恰恰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非常看重民族的统一事业。1848年的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充分表达了民族统一的愿望。1871年终于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陷于分裂，但是德意志民族没有放弃统一的愿望（波恩仅为临时首都），1991年在东德垮台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的国歌沿用了传统的旋律和部分歌词，国歌的第一句话就是“统一、正义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
藏民族也是一个具有大一统情怀的民族。由于中国当局长期的片面宣传教育使得中国人民对于藏族文化的历史辉煌缺乏起码的认识。西藏政策研究所主任土藤三菲先生曾经非常形象地比喻说，多少个世纪以来，西藏的精神文明曾经是亚洲腹地最辉煌的文化重心，拉萨曾经是从东北亚满蒙到喜马拉雅诸多山国所有藏传佛教信众心目中的文明圣地，拉萨的寺院和学府是青年学子向往求学的目的地，就像今天人们趋之若鹜的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一样。西藏的经学、哲学、梵文翻译、建筑学、医学都曾有过冠盖群伦的创造。直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钳制了西藏的思想文化，更以武力实行了全面的专政，拉萨骤然失却了她夺目的文明光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开始兴办学校，重续拉萨经院传法讲经的传统，为藏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的僧侣和经学知识分子，以及到印度或西方大学学习的现代科技文化人才。在培养青少年方面，这些学校不仅培养了流亡到海外的藏人子女，而且吸收了许多来自藏南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被占领的地区，印度改称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人子女，待遇一视同仁。在藏人的心目中，喜马拉雅诸多山国，拉达克（克什米尔境内）锡金、不丹的藏传佛教信众都是一家人。
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藏族人民的理念。西藏三区的藏族都在中国境内，也是同种同文，地域毗连，同教同神。他们当然更有愿望，想要生活在统一的行政管辖之下，统一的宗教氛围之中，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性的基本诉求，或者说人之常情，是藏族人民的大一统情结。
在藏人行政中央编写的《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一书中关于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的理由第四点说：“西藏民族人口不过六百多万……，即使根据历史恢复主权独立，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藏人处于这个范围以外（指处于青甘川滇等地方的藏人），故不论从长远或眼前而言，与其寻求西藏部分地区与中国分离，不如寻求整个西藏民族统一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更为有利。”注意，这里再一次强调了“西藏民族统一”。达赖喇嘛和海外藏人并不愿意仅仅实现目前的西藏自治区的独立（类似于内蒙和外蒙），他们宁愿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三区的统一，在中国境内高度自治。“与其……不如……”这一句表达了海外藏人为了三区统一，宁可愿意放弃（一区）独立的追求。
在古代，中原汉族政权和拉萨西藏政权对于这些边远地带的统治都不能跟今天的现代管理相比拟，在理论上都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统治之内，实际上当地的人民主要还是按各自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表达他们的政权认同。中原政权的行政划分势必将这些地区划成了互相分离的区域。对于把自己视为同一族群的西藏民族就产生了被生硬切割以分而治之的感觉。“既然我们不再要求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自治，那么所有的藏区人民都统一在一个行政管理之下自治吧！”这样的要求是包含很大的合理成分的。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沉痛的历史原因。1951年汉藏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从那时起到1959年，北京当局是基本遵守协议的。也就是说没有在西藏自治区实行“改革”，即政治运动。可是青甘川滇等其他省份的藏族居住区，并不在十七条协议范围内，所以那里的社会先后受到了政治运动的猛烈冲击。各地土改、镇反的恐怖行为直冲藏族上层社会而来。政治运动是什么？就是枪杀、捆绑、吊打，剥夺财产房屋，剥夺领主贵族的地位和尊严。汉族地区的政治暴力迅速将地主乡绅打翻在地，至死不得翻身；藏族地区的政治暴力却不足以完全冲破民族维系，不少地方的藏族贵族和牧民选择了反抗。而反抗遭到了坚决的镇压。许多贵族领主逃亡到拉萨，把恐怖的消息带到了并未开始“改革”的西藏自治区。极度的震惊、恐怖、怨愤和仇恨逐渐积聚，终于在1959年三月爆发，也就是所谓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达赖喇嘛率领十万军民逃往印度，流亡达兰萨拉。吃一堑长一智。悲剧再不应重演。西藏人民再也不希望本族人民的一部分不能得到族群的保护而备受打击。藏族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在政治待遇上被分而治之。作为藏族人民的兄弟民族，汉族人民应该充分理解藏族人民的合理要求，体谅他们的想法。兄弟和睦，首先是谅解。要让兄弟把想法说出来，尽量体谅他们的想法。中共当局一上来就把藏人的要求说成是“大西藏，假自治，真独立，搞阴谋”，去恫吓汉族人民。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是兄弟民族之间的以诚相见，而是以大欺小的霸道言行。达赖喇嘛把这些要求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正是坦率真诚的表现。关于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大小完全是双方可以协商的事情。中国历朝的行省划分代有变更，（据专家统计，中共时代竟是历史上地理区划和地名变更最为剧烈的朝代），为什么涉及藏区的划分就不容商议？反过来说，汉族也可以在商议中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如果西藏自治区扩大到三区全部，是不是地域过大，反而不便于管理。美国比中国面积小很多，却划分了五十二个州，德国国土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左右，也划分成十六个州。再说现在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更加复杂，区划的问题务必需要各族人民全面商议，才有可能找到最佳方案。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能避免五十年代的政治悲剧和文革浩劫以及嗣后的不幸冲突。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哪怕建立了大西藏自治区（或者青藏高原省），人民的自治权利依然没有保障。总之一句话，不论如何划分地域，必须保障藏族僧俗人民完全在文化和信仰方面心向拉萨，以拉萨为他们信念和道德的圣地；文化上精神上完全实现藏族的统一。具体地说，地方的藏传佛教教务，文献经典、寺院传承、学术考核，全部都服从拉萨的统一规范，不受外来意识形态（不论是马列毛邓，或是孔孟老庄）的干扰。藏文教材也完全由拉萨文教部门依宪编订颁行，自治区、州、县藏汉各族学童一律以藏汉两种语言为母语，（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和学习对方语文是巩固和发展民族友谊的重要环节）……。说到底，即使有十七条协议的存在，西藏自治区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暴力。甚至逃出了国境，北京的暴力还是如影随形。行政区划毕竟还是形式，只有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才是根本的保证。从流亡到今天，海外藏人是中国各族人民中最有民主历练和民主素养的族群，是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国内参与维权活动的人们都知道，中国的问题不是专政的力量太弱，而是人民的监督权和制衡权太少。藏族人民追求宪法赋予的权利，只会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享受权利，实践民主。
在民族问题上，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仗势欺人。共产党政权财大气粗，有钱有枪，就不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备忘录当一回事。当面撒谎，两面三刀，毫无诚信。这样对付少数民族，到头来是要吃大亏的。达赖喇嘛提出不追求独立，愿意依照宪法谈判，中国当局故意泼脏水、扣帽子，不断地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把汉藏人民团结和谐的前景推入黑暗。一党专制才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魁祸首。现在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继续希望与北京谈判，但是更加寄希望于中国人民。他们不断地跟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意见，表达团结的愿望。希望留学生和华侨更多地关心西藏问题，了解达赖喇嘛和中国当局的实质态度，独立思考，从客观的报道中了解真相，为汉藏人民大团结，为民族统一共建民主中国作出努力！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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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2:44 PM PDT
《财经》传媒旗下的《Lens》杂志4月号报道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虐待被关押人员的骇人听闻细节。对大陆政治敏感的人士马上就意识到，这篇报道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有些评论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报道是高层斗争的产物。这个判断的逻辑是，《财经》传媒背后的政治靠山是王岐山，而中共主管宣传的常委是刘云山，因此，《财经》爆料"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显然是得到王岐山的支持，是王岐山在挑战刘云山代表的守旧势力。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否一定是王岐山主动出击，则无从判断。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如果《财经》没有王岐山这个靠山，绝对不敢发表如此敏感的文章。那么，有王岐山背景的《财经》杂志为什么要爆料"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呢？他们这样作仅仅是出于扩大影响和发行量的考量，还是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倾向于认为，《财经》爆料"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是有政治考量的。问题是如何解读。有评论认为，这个爆料是冲著江泽民来的，是要翻法轮功的案。由于"马三家"劳教所一定是迫害法轮功人员的一个重要机构，这种猜想有其道理。但我认为不管是不是王岐山主动策划，《财经》杂志爆料"马三家"劳教所的黑幕，更可能与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治困境和形象恶化有关系。 习近平在国内政治方面一直不能打开局面，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的形象也在迅速恶化。薄熙来的案子明显陷入僵局，一方面是因为办案过程出了问题，有些证据经不起拷问，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势力，包括一些红二代要求习近平从轻处理薄熙来。 习近平试图通过反腐来打开政治局面的努力很可能受到了巨大阻力，主要表现为整个官僚阶层的怠工甚至阳奉阴违。现在各省治理，比起薄熙来垮台之前要死气沈沈很多。当时薄熙来在重庆，汪洋在广东，两人唱起对台戏，至少还让人感到中国政治尚有一点活力。现在的地方大员没有一个敢出头，背地里都在算计中央。基层官员甚至变本加厉地掠夺，特别是以所谓城镇化为名，更疯狂地徵地。 习近平对整个官僚阶层的"软实力"看来毫无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基层的人权状况很可能正在急剧地恶化。导致基层社会人权状况恶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整个官僚阶情绪不好，层发泄不满，因为习近平上台后，一方面要求官员严于律己，同时又发出反贪的威胁，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虽然大家都知道贪官如云，习近平根本打不过来，但官员们过去的享受和灰色收入不能不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比如私用公车就不能那么明目张胆了。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习近平、王岐山试图通过反腐来打开局面似乎没有希望。要打破官民对立，贪官遍地带来的僵局，必须要另找突破口。暴光'马三家'劳教所严重践踏基本人权这件事让我想到，王岐山有可能想以维护基本人权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当然，也许根本没有任何人往这方面想。不过，这件事让我想到，从推动法治，维护基本人权入手来打破僵局，应该是一条比通过反贪来破局更有效，也更有利的思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维护基本人权的标准比较客观，因而也比较容易公正，而反贪则很难做到公正。在官员几乎人人皆贪的情况下，选择对谁开刀，或者放过谁不放过谁，不可能没有政治考量，这就使得反贪不成反而会引发更多的民愤。从维护基本人权入手，深得人心，且有利于打击品行最坏的官吏，从而提升正气。毕竟，酷吏的比例大大小于贪官的比例。 习近平若从维护基本人权入手来推动新政，对于将来的政治转型也有积极意义。因为在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搞民主化，很容易引发政治暴力。反之，普遍保证基本人权，则能够减少政治民主化的风险。 因此，我希望对'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报道，背后的政治原因是因为王岐山乃至习近平已经都认识到了上述逻辑。当然，走这条路也不是没有政治难题和政治风险，法轮功就是一个，计划生育是另一个，更不用说六四了。这就要看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政治智慧。不管怎样，习近平必须明白，如果中国基层人权的状况继续恶化，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大难临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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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0:56 AM PDT 
有那天真烂漫或别有用心者，还在盼着习总打"大老虎"呢。其实呢，习总身下骑的，就是中国最大的大老虎，那就是中共的党国机器。不打这只大老虎，不瞄准当前这套党国权力制度来进行反腐，说的再好听，也只是"忽悠"。
上次我写"习近平反腐一箭六雕"（见本刊2013年1-2月号合刊），说那"真是一单大赚的买卖"。我也说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到底赚得来赚不来，还是个问题。原来打算二月就撰文分析这后半截说法的，可是，不料想，这个年一过就过长了。春节喝得大醉，睡了两个月才醒，醒来发现形势发展很快。形势怎么个发展很快呢？咱直说吧：不是反腐的形势，而是应对反腐的形势。你那里反腐败才刚刚"喊破嗓子"，尚未"甩开膀子"呢，人家文武百官这边，国省市县乡五级干部，都已经闻风而动，积极主动地行动了起来，采取了种种应对反腐的对策和举措。要是我党干部们落实中央领导的美丽言词有这个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那咱国得比花儿还美，咱国人民的生活得比蜜儿还甜。可惜，现在只是一部分人过得美而甜，而且是很少一部分人。不错，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是我党干部，或者他们的三亲六故、狐朋狗友。这习近平要反腐败，人家这些人也不想从此就弄得自个儿的生活不美不甜了，也得想点辙儿不是？本文将首先梳理并分析他们的这些"辙儿"，再看看这些对策反过来会怎样影响反腐运动的章法与实质，由此大约可以分析一下习近平反腐的前景究竟将会如何了。
官员的嘴巴和鸡巴是我党面临的新挑战
衣食住行，人生必须。习近平反腐，很赢得了一些掌声，大约因为他也是从这些平易处入手，"八条"等等就是这么个意思。咱这里不按四个字的顺序，而是先说吃的。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焉不知官亦以吃为大？过去二十来年，我国进入食品不安全的盛世，但官官民民们那个吃的热情与水平却空前高涨，只有盛世气象，绝无不安全的阴影。小民混个吃香喝辣，尽管不免浪费，到底是人家自己花钱，咱不好说他。这官员们整天山珍海味、胡吃海塞、朱门酒肉、醉生梦死，那就不同了，从腮帮子到腚沟子，上上下下那都是刮的民脂、流的民膏，因此也就招了民怨、积了民愤（当然同时也还积粪，有益农业生产，不过这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这一点还是头脑很清楚的，上来就看见了这个问题。别的高调也唱，但党中央一动手，就打算首先要管理管理我党几千万干部的嘴巴、舌头和肠胃。这很符合我国文化传统的，当然也甚为应和民心。可是，但凡顺应民心的事情，不知怎么搞的，在咱国那是必定违反官心。你还是我党的总书记尼，是俺们八千多万党员"选"你到那个位子上的吧？可你小子上台没三天，先卡俺的脖子，断俺的营养，你说这帮觉悟很高的党国干部能不心里烦烦的吗？当然，干部们也体谅新任总书记要做人、做秀、做样子，咱先歇菜数周，借机醒醒酒、消化消化积食，看看你风头能刮几天？这不，二月春节一过，三月"二会"一开，各地干部都恢复正常工作节奏了，上班之后寂寂寥寥，没有宴会可赴，这咱还能干点儿什么呢？说话间嘴里这就淡出个鸟来，还能真的就如此这般天天中午馒头小炒没有茅台五粮液了不成？不让咱下馆子、上酒店？那好，于是乎，家家机关重新装修，先弄个豪华厨房，再聘个一级厨师，这不就把酒店、馆子搬到办公楼里来了吗？更方便，更自在，更舒适，更惬意。
当然，领导办事思虑周密，并没有忘了招上多个美女服务员。吃饭时端茶倒水，喝完酒叠被铺床，这些姑娘们都很内行。本来嘛，你以为领导干部真的那么在乎一点儿口腹之欲？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男女之间也；"酒是色媒人"嘛，圣人还说"食色，性也"。据当年伟大领袖的服务员们说，到底是伟大领袖，身上的什么玩意儿都伟大！今天的盛世官员，也是什么玩意儿都"盛"滴！且慢，二十四番花信，三十六套春宫，很不适合在办公楼里演练唉。早有那发了大财的哥们，一向不分彼此的，孩子在美国上学也是人家护送、资助的，现在不就又来帮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了：兄弟我来开个"私菜馆"嘛，咱不对外营业，弄个土墙小院，糟糠其外金玉其中，张书记、李市长请到这里午餐！顺带还把政府的招待费赚了，这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高，实在是高！
以上所说，其实是个小意思。形势就是这样发展的：你要管理人家，人家自有办法；就嘴巴管嘴巴，你是管不住的。嘴巴往下，还有鸡巴，那个玩艺儿能伸能屈，惯会软硬兼施那一套，更是不容易管的。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管理这"两巴"上狠下功夫，虽说是平易、踏实的群众观点，也有明察秋毫的英明领袖范儿，但毕竟平易得更近猥琐、英明得将要裸透了，总归似乎不大适合写进十九大政治报告和我党指导思想似的。更严重的是，就这样狠下功夫，伟大英明光荣正确的党，它还真就管不好、也管不了这两块肉！这年头，连生殖器也要挑战我党，可见形势严峻，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不怕百姓造反，就怕干部外逃
好不好习总将痛下决心，全数或者至少部分阉割我党干部，以保证党的纯洁性？据中南海可靠消息，已经有党中央的智囊上了这样的条陈，有关方面将之概括为"要当官，先割蛋"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了对于技术支持条件、具体实施步骤（此条陈建议先行试点，并将试点地点选在重庆市某区）、对外宣传口径等有关可行性的各个方面的论证，可是新的领导层经过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决定此条陈留中不发。
原因何在呢？这个就是政治考虑了。事实上，党中央、习主席大张旗鼓地部署反腐，第一担心的并不是各级干部下有对策――连对策都不去想、不会想，那还有资格做我党干部吗？搞得干部连对策都不敢想、不能想，那还是我党的优秀制度吗？我党"三个自信"，那不仅是为了谦虚，也是因为那是理论概括，必须简约，其实，在实践中，我党和我党干部，一百个自信也有，一万个自信也有。其中一条，就是不管什么政策，"自信"干部有对策。那么，第一担心的是什么呢？第一担心的就是，这些党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干部，与党离心离德，窝里反了，这叫自己拆自己的台、自己造自己的反，那还不整个一个亡党？！习近平反腐败，怕得就是这个！老百姓造反，不怕，随便几个国保、警察、解放军还不就把他们灭了？怕就怕在干部和中央对抗、造反，那可就是天大的麻烦。知识分子不满，还不是连个屁也不敢大声放？富人不满，扔块政府啃剩的骨头给他们，他们还不是尾巴摇得比谁都欢？老百姓不满，娘的，老百姓什么时候满意过？历朝历代的皇帝还不是照当？我党的干部要是真的不满了，你说说那会怎么样？
所以，这"割蛋当官"的政策建议不仅不能实行，也决不能试行，而且，第一，消息十二万分地高度保密，官员们一旦听到风声还不恨死了习总？第二，那个智囊最近已经被停职，表面上就说是因为他在北韩问题上乱发言。这也是万全之策，为了消息一旦走漏，要让官员们明白中央其实是向着他们的，决不会听那些什么智囊的馊主意。
在这同时，反腐的高调，其实已经开始降调，王岐山早些时候的讲话已经明确透露了这个讯号。本来，反腐采取的是"衣食住行"一起上，可是，"住"的方面，现在不能不打马虎眼了。中纪委要查干部住房的消息一传出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马上大批二手房产上市，许多空置多年的豪宅急切寻求低价抛售。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加拿大温哥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等地，华人房产经纪大把有活，春节前后中国长假期间，他们忙得屁不在腚里，一天花十八个小时伺候国内来的购房客。政治上看，这是党的权力基础在外逃；经济上算，上千亿的资金哗啦啦地流往国外。党中央又不能干脆收手，于是来了个偷天换日，搞了那个什么"国五条"，把老百姓购房的事情也扯进来，扩大了打击面，算是曲线地稍稍安慰了党政干部一把。
"穿"的上面，本来是个小事，没有多少可以折腾、可以反腐的。可是，架不住这帮刁民弯钻，瞄准了官员的手表做起了大文章。一霎时，各地纷纷发现大牌"表叔"，网上照片、跟贴、评论、人肉搜索一应俱全，还因此出了个什么"花果山总书记"，要和我党总书记分庭抗礼的架势，弄得我党官员动不动就人赃具在地被网民逮住，各级纪委机关因此陷入了严重的被动状态，不是我纪委想查谁就查谁，而成了网民要查谁纪委就得查谁。更有甚者，这帮网民得寸进尺，用这个办法搞倒了一些司局级、副部级官员之后，居然把眼睛盯在部级官员、省委书记、甚至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局委员手腕子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者，他们居然枪口对准了我党"第六代"的两位核心接班人，胡说孙道，硬指胡春华、孙政才二同志为当今最大的"表叔"。这不是明摆着要搞颠覆吗？党中央当然就要收手了：同志们，不要紧张，我党的敌人是所谓"新三反者"，干部腐败相比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党反腐，逼腐入骨
好了，到了这个地步，习近平反腐的真相也差不多原形毕露了。你说他假反腐，他本来可是真想借着反腐一箭六雕，认认真真搞出点儿名堂，一则邀买民心，二则威慑百官，并不只是做做样子。可是，你说他真反腐，这一旦官心动摇，干部反弹，他就已经草鸡了，而一旦民众帮忙，有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反腐大好形势，他就更紧张了：这不是授人以柄、亡我党国吗？于是也就只能做做样子了，甚至连样子也常常做得不象样子了。别说你心里想着真反腐，你那反腐不敢反得官员紧张、害怕、步步惊心，反而官员风吹草动你就知冷知暖，你那能叫真反腐吗？别说你心里不想走过场，你那反腐却最害怕老百姓来帮忙，连老毛的"人民战争"都不敢讲，更不敢用，那岂不是连过场也走不出什么道道来？鸡巴不能割掉，嘴巴没法缝上，该吃吃，该日日，我党干部照样横行乡里，霸道天下，恶蛮无忌，为所欲为。一些不准大吃大喝的表面文章底下，只能逼得个腐败进一步深入骨髓（其实已经腐败到深不见底了――不过，按照习主席的说法，"没有最深，只有更深"），这恐怕才将是本次反腐的最终结果。
有那天真烂漫或别有用心者，还在盼着习总打"大老虎"呢。其实呢，习总身下骑的，就是中国最大的大老虎，那就是中共的党国机器。不打这只大老虎，不打这只万虎之母、众虎之祖，也就是说，不瞄准当前这套党国权力制度来进行反腐，说的再好听，也要么是天真烂漫，网语叫作"sb"（傻逼），要么是别有用心，民间称为"忽悠"。就光前些日子咋呼了那么几声"反腐"，习总自身现在就已经骑虎难下了。前胡总书记的公子还在那里说今年将会"清党"，这到底是帮助骗人呢，还是把习总往火坑里推呢？如果习总看穿了那是后者，恐怕习总早晚要和腐败同流合污，十年之后（如果我党还有十年的话）我党腐败只会更加兴盛发达；如果民众能看穿那是前者，我看咱们从此不必再劳神费力谈什么反腐败了，大家洗洗睡吧。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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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0:40 AM PDT 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指近期中纪委的会议上没有官员支持“财产申报”制度。就在昨日，法国内阁官员集体晒了财产。评论人士表示，官员不公示财产，反腐承诺皆是空。
（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15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文章"中纪委避谈官员财产申报"，指近期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领导层通过强制官员公示财产这一制度的希望，有可能落空。上月举行的两会并未推出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二月底中国一个两百多纪委官员参加的中纪委会议上，也没有官员支持这一举措。
一位消息人士向《南华早报》表示，一位中纪委官员与广东省官员进行了多个约谈后，指他约谈的每个官员都拥有惊人财产，这位中纪委官员随后发出党内警告，称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消息人士称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听取了这位官员的意见，但未予置评。
这次内幕消息在当时并未见诸报端。中国官媒新华社在这次会议后发布了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讲话，表示中央正在加快起草国家《反腐败法》；王歧山本人曾在1月份表示，反腐当前以治标为本，为治本赢得时间。习近平也曾在1月份作出表态要"苍蝇老虎一起打"。
该报还披露更多内幕，指不少于三个内陆媒体人向该报记者证实，现任中宣部长刘奇葆向媒体下达封口令，指官员披露财产一事与媒体无关，媒体不应再多问。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杜光对此表示失望，认为中央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任何反腐承诺都属空话，且民众会对中共失去信心。上月底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举牌要求中共七常委公示财产时遭警方拘留。
就在该文章发表之际，法国政府网站上公示了38位部长级官员的财产。这也是法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公示官员个人财产。据法国IFOP民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有63%的受访者支持官员公示财产。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回顾，早在1989年5月，赵紫阳在中共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公示财产"，鲍彤当时主管此项工作，却遭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李锡铭以"官员除了工资还有什么"为由的明确反对，随着赵紫阳因"六四事件"被免职，中共本有希望启动的财产公示无疾而终。"赵紫阳提出来'是不是我们定个规矩，领导干部公布财产？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办法，如果不实行这条，社会上会有很多疑虑、猜测我们没法说清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常委没有一个人说紫阳的意见是对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
鲍彤认为在赵紫阳当政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官员子女借助父辈权力经商或谋一定利益的迹象，但根本未像现时官员出现的整体性贪腐这么严重，而这种整体性的腐败也是财产不能公示的最大障碍："当时在高级干部中，没有很大的腐败。后来不一样了，他们以经济体制为名，把国营企业都瓜分了，成为官僚所有、官僚的子女所有、或是官僚的亲属所有，都是亿万富翁了。哪有现在一送就是一片住宅、送子女、亲戚央企高管、一批土地就是多少个亿。现在谁敢公布，有些纪委的同志，他心里也许想公布，但不敢得罪官员。"
"中国特色就是不能公布财产"
鲍彤也认为，包括俄罗斯、法国等国家的官员先后公示财产，曾批评"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无一人是男儿"的习近平，反腐表态之后也未能率先公示财产，而中纪委官员的沉默和回避，都显示出这个体制目前尚不能真正做到公示财产："公布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公布是掩盖问题的方法。公布得罪的是腐败分子，不公布得罪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国特色就是不能公布、中国特色就是公布不了、中国特色就是掩盖起来才是男儿。但我认为中国不敢公布财产的没有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个有反腐败的决心，没有一个人敢得罪腐败分子的爹或祖父。"
去年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分别曝出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分别涉数亿至27亿美元财产丑闻。4月15日，《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stow）对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调查奖。鲍彤对该记者表示祝贺，同时他也表示也许记者报道因为中国官方数据封锁而不尽详实，但他的报道敢于触碰中国权贵的勇气令人钦佩，更触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民意的爆发。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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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1:25 AM PDT 
4月15日，号称"中国首家思想论坛门户"的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官方网站人民论坛网发起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主题是：信心，信念，信仰。
问卷一共有4个问题： 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 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么？ 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 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 答案有四个选项：完全赞成，赞成，不知道，不赞成。 截止于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半，已有3000多人投票。其结果是：对这4个问题表示完全赞成和赞成的只有10％左右，表示不赞成的分别是：75.36％，82.38％，83.81％和81.45％。 这个投票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它是对中共当局自吹自擂的三个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当头一棒。 考虑到人民论坛网是个官气十足的网站，一般异议人士平时根本不去光顾，那么这次投票的意义尤其不可低估。 怪不得有网友说："赶快关闭投票吧，不然各种不赞成要上90％了。"果然，大约半小时之后，这次网络调查就关掉了。 应该说，这次投票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倒是，人民论坛网为什么要搞这样一次问卷调查呢？莫非是他们撒谎撒得时间长了，自己都信进去了吗？ 据《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说，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很愚蠢。那意思大概是说，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也不是成心想搞垮苏共；只不过戈尔巴乔夫太天真，居然不知道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经受不起言论自由的冲击。 我想，戈尔巴乔夫未必不知道言论自由对共产制度会造成巨大冲击。他的前任，曾经担任过克格勃首脑，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就在私下讲过："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 不错，戈尔巴乔夫确实有天真的一面。记得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位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和平演变第一功－－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其中就提到"戈尔巴乔夫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共产党人，他既相信自由民主，又相信共产主义"。他既倡导公开性，决心结束政治迫害，同时又希望能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但是，他和邓小平的区别就在于，当他意识到这两者难以并存时，他宁愿放弃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也要坚持自由民主；而不是象邓小平那样，为了坚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宁肯大开杀戒，残暴镇压自由民主。 在这一点上，胡耀邦和戈尔巴乔夫很相像。文革后担任党国要职的胡耀邦，决心再不搞政治迫害。在民主墙时期，胡耀邦就反对抓魏京生；后来他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是的，直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然离世，我们并没有听到过他对议会民主制度的理解和认同，但是，根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回忆。胡耀邦曾明确表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如果人民认为共产党应该下台，那就下台。 习近平感慨，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偌大的苏共居然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捍卫，"更无一人是男儿"。习近平这话刚好说反了。在苏共内部，男儿多得很；他们只是没人愿意用坦克机枪镇压人民而已；不是"更无一人是男儿"，而是"更无一人是屠夫"。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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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2:12 PM PDT 
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去世，连左派旗舰《纽约时报》讣文的第一句都这样写道："这位英国政坛的铁娘子，把她的国家从35年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回来，领导她的国家打赢马岛战争，引导着美国和苏联渡过了冷战的最后岁月。"
这个评价很准确，不仅突出了撒切尔夫人最重要的贡献是扭转了英国的社会主义局势，也一语点出了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当年美国跟英国打了一仗而独立出来，但是，英美却是全球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盟友，不仅在政治军事等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价值领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这个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强大，最根本的原因是其确立和实践（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价值。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麦迪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被视为立国之本，其主要精神是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这个重要的思想价值的源头是在英国。所以人们谈到西方，常自然地提到"英美"，而且是英国排在美国前面。 几天前，人们纪念手机发明40周年。今天电脑和手机的普遍应用（全球已有70亿手机，平均人手一机），是人类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象征。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绝非偶然。标志工业革命的突破性发明"蒸汽机"，表层是科技产物，本质是思想革命，是英国建立保护个人产权制度的结果。正是有了以保护个体权利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激发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有了蒸汽机等各种个体的发明、创造。包括今天的手机、电脑等等的发明，都是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的制度产物。 所以英国的蒸汽机工业革命被普遍认为是一场制度革命：更进一步确立保护个人发明和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 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革命。在蒸汽机出现一百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就写出《政府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财产权。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得到人民授权，并保护这三大权利。政府如果做的相反，人民就有权革命推翻政府。美国《独立宣言》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理论；《美国宪法》更缘于洛克思想：限制政府权力（其目的仍是保护个体权利）。 洛克的《政府论》写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之际，而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进一步确立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其实早在13世纪初（中国宋朝时），英国就有了《大宪章》，其中最重要条款是：不经过法官和司法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不可被剥夺。包括美国目前正在激烈争论的枪支问题，也早在八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中有明文体现：个人拥有持枪权。 由此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近代史，应该从英国的《大宪章》开始，因为人的值得推崇并高歌颂扬的历史，应是个体权利和尊严开始确立并被保护的历史。 个体权利得到了保护，真正的民主制度才开始。人类的民主历程二千年来主要走了四站：雅典，罗马，伦敦，费城。古希腊民主和罗马元老院只是民主的雏型；真正革命性变化是在伦敦，即大宪章、政府论、光荣革命――开始确立个体主义、保护个体权利这个根本价值，最后走到建立了美国政府的费城，并在美国的实践中达到了迄今为止人类保护个人权利的最高点。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独特性（美国例外论），最主要体现在重视保护个体权利上。而这些思想都主要来自伦敦。所以，美国的伟大，是因为其站在了英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是美国的思想老师。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最大灾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这一重大事件，英国再次给美国做了样板，因为英国最初是独力抵抗纳粹德国。当时（民调显示）美国多数人不同意参加二战，即不赞成出兵抵抗纳粹。直到美国本土珍珠港被袭击，二千多美国官兵丧生后，美国才宣布参战。 虽然美国参战起到重要作用，这也被列入罗斯福总统的政绩，但史学家认为，二战中最重要、最杰出、最勇敢的西方领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对纳粹的坚定抵抗，他对共产苏联的警惕（大声提醒世人），他的演讲天才（发表很多震撼人心的演说），他的写作能力（写出近一千万字，并由此获诺贝尔文学奖），都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给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西方政治领袖树立了样板。 二十世纪另一重大事件是"冷战"，在人类打赢冷战、战胜共产苏联的过程中，英国又是作出重要贡献。当时是撒切尔首相，根据她和戈尔巴乔夫的接触，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共产党人的苏联领袖，可以对话谈判；然后她说服了美国总统里根，促成他跟戈尔巴乔夫交往、会谈，最后促使苏联帝国的崩溃。这次又是英国牵着美国的手，取得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内部自世纪初就开始的另一场"战争"走向更加激烈的厮杀――这就是西方的左派、右派之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严峻程度，其对保护个体权利的意义，绝不亚于二战、冷战和今天的反恐战争；而且，这将是一场人类长久（如果不是永久）持续的战争，而在这个战场，英国又是先走一步，给美国做了样板。 撒切尔夫人七十年代末出任首相时，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左翼工党二战后掌权，推行大政府、高税收的政策，结果导致英国的社会主义程度远高过美国，所以英国的改革比美国更加困难。当时英国债台高筑，失业率达13%，通货膨胀接近20%，被认为其社会主义程度快赶上共产东德了；英国甚至被称为"无法管理"（ungovernable）的国家。 撒切尔的改革不仅面临工党的杯葛，更有左翼工会（煤矿、印刷、交通等行业）的反对，还有本阵营（保守党）的妥协派制约。但撒切尔夫人不仅敢想、更敢做。她不畏阻力，强势改革，大幅减税，把个人所得税从最高税率的83%（以及非直接所得税率98%）合并降低到40%，一下子砍去一半多！同时推行私营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通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用撒切尔自己喜欢的用词，叫做"市场化、自由化"。她这场战胜工党左翼势力（包括工会）的大战，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不亚于她后来领导的从阿根廷夺回马岛的跨洋大战（八千英里外）。 经过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的失业率从13%降到5.7%，也是砍掉了一半多。英国的大国营企业被私有化后，很快有了活力。在整个欧洲经济萎靡不振时，英国能够独树一帜，成为最好之一，主要就是因为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推行充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撒切尔执政一年后，里根当上美国总统，开始了英美二十世纪后半叶最融洽、最卓有成效的亲密合作。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致力在经济领域往私有化、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方向推，但撒切尔夫人面临的局面更艰难，而且她比里根早走一步，也从来不曾是左派工党成员（里根曾是民主党人）。所以说，这等于是英国又给美国做了样板。 不仅如此，在最能体现男性特色的战争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智慧和勇敢不仅超过她本国的男性，也超越美国的里根总统。在马岛之战上，里根并不赞成英国用兵，而是主张谈判解决（事实上谈判根本不可能解决）。在英国内部，不仅有左翼工党的反对，在保守党内部，也五十对五十，有一半的人不支持用军事手段解决马岛争端。但撒切尔夫人鹤立鸡群，坚持用兵，独自作出决定，更誓言自己承担后果。结果当然是打败阿根廷，赢得马岛之战，更赢得英国人的敬佩；在随后的选举中，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 除了经济和军事之外，撒切尔夫人还有另一超越里根之处，那就是她不把宗教带入政治领域。里根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宗教信仰应限于个人范畴，尤其对政治家来说。但里根时常宗教不离口，甚至把宗教引入白宫政治，被批评有损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而撒切尔夫人则鲜见在政治领域谈宗教，她最看重的是个人的权利，是每个人的本次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虚幻的来世）。所以说，撒切尔夫人所做的，实质是一场思想革命，是清晰的恢复和强化英国《大宪章》和洛克等的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和原则的革命。或者说，她是把美国《独立宣言》所强调的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再次实践，把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的《美国宪法》精神在英国发扬光大。 撒切尔最后是因失去保守党主席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英国是内阁制，哪个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其党主席自动出任首相）。而丢掉党主席，主要因为她提出"人头税"（head tax, poll tax, capitation tax） 即按人头平均收税，这不仅极度简化了税率，更重要的是，它更为公平合理。 说"人头税"更公平合理，是因为它不再按个人收入多少而定，连单一税率（flat rate）都不是（比如10%的单一税率，年收入一百万的缴10万，年收一万的只缴一千，已经是很大差别，并不公平合理，因为富人并不比穷人使用更多的公共设施，或得到政府的警察和军队的更多保护）。但这种明显最公平合理的人头税，迄今在西方民主国家，除撒切尔夫人之外，还没有任何国家元首在任时敢提出。连实现单一税率都比登火星更难。 例如在美国，在税率改革方面走得最远的，其主张被视为"最激进"的，是《富比士》创办人、曾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富比士，他提出把等级税率简化为"单一税率"，以及上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黑人政治家凯恩提出的"九九九"税率，即把个人所得税等都削减到9%。即使连他们（还是在野）都不敢提出人头税，因为提出这种主张，别说在全国大选，即使在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中都不可能胜出。而撒切尔夫人敢在首相期间提出"人头税"，并致力推动，即使遭到左派暴动杯葛，本党内部强烈反弹，也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理念，勇往直前，这在近代人类历史上，不要说女性，即使男性政治家中，也是从没有过的！ 撒切尔所以这样坚持，因为她在大学时就熟读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信奉自由经济。她曾把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放在桌子上对政治同行们说，这就是我们信奉的。 撒切尔信奉自由经济，实质上是信奉"自由人"的原则。因为只有自由市场，自由经济，自由制度，才为"自由人"提供平台和可能。所以撒切尔夫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具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左派总是用"社会"和"公众利益"等抽象的概念（实质是群体主义）来剥夺个体的权利（包括用税收剥夺私有财产）。撒切尔夫人对"社会"这个概念的否定，是从根本上来强调个人价值、个体权利不可被所谓"集体利益"而取代的地位。 撒切尔夫人致力推行的自由经济和个人产权等原则理念，被称为"撒切尔主义"。这种主张，据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研究数字，已被全球50多个国家采用。约翰逊说，撒切尔主义不仅响彻20世纪，也走入并影响21世纪。近年美国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即强调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的运动，其实就是在信奉和实践"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夫人证明了"穿裙子的照样能当国家元首"。在东方"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和西方"女人是男人一根肋骨"的歧视女性的文化历史中，撒切尔夫人不仅脱颖而出，鹤立"女群"，在全球范围大幅度地提升了女性的形象地位，甚至超越"男群"，成为令无数男人对女性刮目的指标、旗帜性人物。 但远比作为女性典范更重要的是，撒切尔夫人给男性政治家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原则、无畏对手、迎战群体、勇敢地实践自己理念的榜样！她甚至在面临自己的内阁要求她妥协、顺应局势的阵势下，都毫不畏惧地连喊三句："No，No，No！"人们常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却是："我不是要共识的政客，我是坚持信念的政治家（I am not a consensus politician, I am a conviction politician）" 。在全世界一批又一批指望用妥协而赢得选举的政客们对面，是靠毫不妥协理念而成为英国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撒切尔夫人！ 难怪，英国人几年前用投票，把撒切尔评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相（丘吉尔排第二，布莱尔第三）。而且连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贝克特（Francis Beckett）也作出相同结论，把撒切尔评为英国"最佳首相"，说她"政绩显著，能力高强"（也是把丘吉尔排在后面）。 丘吉尔像美国的罗斯福一样，都因领导打赢二战而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伟人。但抵抗外敌侵略，在哪个国家都很容易得到万众支持。而对内经济改革，打赢"内战"，击败社会主义思潮和势力，事实上远比战胜"外敌"更艰难。对此深有体会的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内部的敌人，他们（比马岛的敌人）更难对付，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 "他们对自由的威胁更大"，一语道破最明显、却最被无视的天机！ 英国首相卡麦隆悼念说，撒切尔夫人"拯救了英国"。非常准确。撒切尔夫人不仅重塑了保守党，而且她改变了对手工党，迫使他们从左翼走向"中间道路"，等于体面地向撒切尔主义靠拢。后来布莱尔靠走中间道路（美国的克林顿也如此）当选首相，这位工党领袖已信奉自由经济，成为撒切尔的崇拜者了。布莱尔当政时曾制定方案，一旦撒切尔夫人去世，将为她举行"国葬"。在英国历史上，国葬是皇室专享，20世纪只有丘吉尔例外，得过这一殊荣。布莱尔不是随便说说，他甚至制定了国葬蓝图和出殡路线等；此举虽遭党内强烈反对（认为不该给对手党魁这种荣誉），但布莱尔坚持己见，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对英国政治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长河将会更加证明，如果二十世纪只评选一位最伟大的领袖，那会是撒切尔夫人莫属！如果两位，那会加上丘吉尔。两位最杰出的政治领袖都出自英国，这是英国的骄傲和伟大，也是继承英国个人权利至上理念传统的美国的幸运！拥有过一个撒切尔夫人，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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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10:10 AM PDT
中國的沉疴不是簡單由主政者的性格所致，不是個別人品質甚至能力問題，而是一黨獨裁的制度所決定；官吏只是制度的具體人格化，制度之惡放大了其人性缺陷，凸顯了他没的醜惡。
日前友人餐敘，席間某君講了一個十幾年前的老段子，名曰「五子治國」。大意為，江澤民是個戲子，李鵬是個傻子，朱鎔基是個瘋子，李瑞環是個痞子，胡錦濤是個孫子。大家聽了哈哈大笑。然而他做的補充更有趣：「其實，江澤民哪是戲子？分明是個婊子！朱鎔基也不是瘋子，他分明是裝瘋賣傻，乃是一個真戲子。」大家又都大笑。
戲子、傻子、瘋子、痞子和孫子
這則老段子之所以還新鮮，一是江時代離今不遠，這幫人所造的孽還都在繼續影響國人，二是「五子」之說精闢，抓住了具有共性的某些本質東西，完全可以舉一反三，套到其他人身上。胡錦濤在江澤民時代自然是忍辱負重當「孫子」，然而在他執政的十年中又何嘗有一天真正擺脫「江核心」的烏雲罩頂？溫家寶，人送雅號「中國影帝」，似乎比江澤民的「戲子」提高了不知多少段位。吳邦國，什麼「五不搞」六不碰的，流裡流氣。李長春、周永康一文一武，滿嘴謊言，殺氣騰騰。
習李政權剛上路，其團隊諸公尚待充分表現，但其德性已有端倪可尋。習近平看來是兼具「五子」的狠角色。他的表演才能出眾，善良的國人不用說了，連西方媒體都有稱讚他教養良好、平易近人。歌唱家「第一夫人」彭麗媛終於派上了大用場，成為中共裝飾臉面的新道具。習近平二○○九年出訪墨西哥時曾有段譴責「某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中國事情「指手畫腳」的名言：「我們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痞子相十足。宣稱「堅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他是要帶共產黨沿著死路走到底。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等人未必是真糊塗，但身在大位，裝瘋賣傻裝孫子難免。
所謂五子，好比影片《七宗罪》用一個人或一類人象徵一種「罪」，「戲子」代表虛偽，「傻子」代表愚蠢，「瘋子」代表瘋狂……御用文人胡鞍鋼吹捧中共「集體總統制」之優秀，這些「總統」們的確把最惡劣的個人品性都佔全了，而且有分工。以黨魁和總理為例，近二十年的常態是「戲子」搭配「瘋子」或「傻子」。如江澤民吹拉彈唱樣樣行，李鵬則又蠢又笨。如胡錦濤既呆且狠，人稱「面癱帝」，溫家寶作秀功夫精湛。現今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是這種結構，這樣比較和諧。君相如果都是表演型的，則有衝突齟齬之可能，例如江澤民和朱鎔基共事那一屆。
壞制度抑善揚惡逆向淘汰
醜態劣性絕不限於這幾個大頭頭，從上到下的大小官員無不沐猴而冠，罕有德才兼美勝任其位的。《三國演義》中諸葛孔明罵死王朗的那段精彩之語，恰可作為今日中國的寫照：「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蒼生塗炭。」那麼官員就沒有正人君子，「洪洞縣裡無好人」了嗎？這倒不是。但不正常社會逆向淘汰，劣幣驅逐良幣，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個體制容不得良心，正人君子難免沉淪下僚，邊緣化，被排擠。
國外「領導」也常被民眾斥罵得狗血淋頭，比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甚至現任歐巴馬，又如阿扁和馬英九，但恐怕不至於像中國這樣，民眾打心眼厭惡官吏，甚至刻骨仇恨。不是國人刻薄，而是下廚房就別怕熱，既然是人治不是法治，就別怪人們挑剔你們人品。洋人罵就罵了，不爽上街，還可以用選票懲罰，而中國人只能積累怒火。我們知道，中國的沉痾不是簡單由主政者的性格所致，也不是個別人品質甚至能力問題，而是一黨獨裁的制度所決定。平情而論，每人性格閱歷不同，各有特點不足為奇，但制度之惡放大了人性缺陷，凸顯了官員醜惡。權力來源不合法，民眾對官吏沒有制約力，他們肆意而為，焉能不無惡不作，醜態畢露？
官吏醜，是因為制度邪，官吏的嘴臉就是制度的嘴臉，他們的臭德性就是制度的臭德性，他們是制度的具體人格化。中共不僅是「人治」，而且是最糟糕的人治，是最壞的人在統治。聖賢治國尚且不可以依仗，何況是貪婪卑鄙如斯的強盜集團！習近平說「鞋子」合不合適，只有「腳」知道。然而人民何嘗被允許發話？人們如何不把帳記在這些惡官頭上？
公民運動重建社會文明
壞制度下官吏大面積卑劣，而民眾也大都有其弱點，市儈、冷漠、犬儒、逆來順受、互相傾軋，習慣於妾婦之道……有人說，「國產影視劇演什麼的都沒有演太監的更像那回事」，這自然是憤世嫉俗之語。反思國民集體性格中某些缺陷大有必要，某種意義上，統治者肆無忌憚是被壓迫者屈服忍讓所縱容的。習近平感歎蘇共亡國時「更無一個是男兒」，而我們要說，是我們懦弱才被你們強暴幾十年還不罷休。如果男兒英雄漢多起來，中國早就不這樣了。人們嘲弄憤恨官員之時，也要檢討反思自身。
但有種傾向是錯的，即大而化之的道德批判。有人把問題歸結到「民族劣根性」，甚至用「逆向種族主義」自我唾棄，認為中國人天生習慣被奴役踐踏，是下等的。中國這樣，民眾有道義責任，但有罪的是專制下積極作惡者。秦暉說得好，「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制度造就了醜官，同時將民眾塑成順民。一面要恢復歷史真相，推動制度轉型，追究暴政罪行，一面要重建社會道德，作育新民。新民，就是現代公民。官員是公民的一部份，公民運動不僅培育健康的公民，也培育正常的官員。
近年來中國民間抗爭熱度日益高漲，從成千上萬人的群體性「散步」到孤膽勇士上街舉牌，還有各種在法律框架內的維權，越來越多人湧現出來。手段有激烈與溫和，但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前不久廣州和北京等地都有公民因上街呼籲政改而被抓，卻激勵了更多人覺醒和行動。當公民不被花言巧語所迷惑，戲子就沒有市場。當公民運用理性在每件公共事務上發表意見，那麼傻子就被淘汰。當公民不被淫威暴行嚇倒，那麼瘋子就破功。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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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3 09:50 AM PDT 
中共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一场自我革命，让自己还俗，成为一个通过合法登记的正常政党；顶层设计，从为自己设计笼子开始……
中共用人民的名义神化自己
传说中的黄帝登基，就有登基大典，为什么要有登基大典？通过仪式，来强化其身份地位，并使其身份地位具有神圣性与合法性，以此昭示天下。当代社会，民选政府的总统就职时，也会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我们看到美国总编奥巴马就职时，手抚圣经，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履行神圣的使命。当代统治者，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要接受其宗教经典教义的精神制约，而在社会行为上，接受宪法制约。
古代传统社会与当代文明社会中，最高统治者都在接受权力制约，古代统治者接受的是虚拟的天或神的意志制约，一定程度上接受道德律或宫廷规则制约，传统皇权时代，上有天意，下有民意，皇帝身边有饱读诗书的儒家博士，即有儒家经典道德文献制约，我们要问的是，中共核心集团受什么力量制约呢？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经典中，没有道德体系，只有革命与斗争的理论，那么，中共只有完全依赖组织力量与暴力维稳，不断地刺激经济，来使自己的政权获得某种表象的稳定。
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一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律，而这两项内外敬畏，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层设计，儒家的道德律、传统社会天人观或儒家体系中的天人相应，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自我民意，将皇权置于天命之下，天道之中，毛氏坐定天下之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唯物主义无所敬畏，“人民”也只是一个工具化概念，从货币到公园、从道路到警察，无不标榜“人民”，但人民没有任何力量制约公权，没有任何机制改变制度，人民在信仰、道德、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部被执政党代言，当政者垄断了一切权力与资源。
顶层之上的设计，传统中国有天，天意，西方社会有上帝、圣经，道德力神圣化了，而在中国，被神圣化的力量过去有毛领袖，共产党，还有人民，三位一体，现在呢，两样力量还是神圣的，一是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另一个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共自己一直没有改革与开放
共产党是一条龙，中央或共产党领导人就是舞龙人，毛时价舞龙时，龙身上刺着斗争二字，邓舞龙时写着改革开发致富，而江泽民在龙身上写着三个代表，让权贵共同舞龙，胡时代在龙身上写着科学和谐稳定，现在这条龙在习时代叫梦龙，龙身上写着中国梦。这条龙的梦想从来不是民主自由宪政，而是发展或致富，从来不以主持人间正义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某种意义上，这条龙可能是财神爷的化身，但它口吐莲花，总是口含天宪，梦想带领全中国人民一起富起来，结果是一部分权贵富了起来，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占有了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我们要问习总书记，谁来制约公权力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我们现实生活中总能看到听到许多通知，都是“组织决定”的，“组织决定”超过宪法规定。理论上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制约中共中央，但不幸的是，全国人大归属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只是中共中央的下属机关。
古代的皇帝是真龙天子，精神理论上受制于天，所以天下灾难或动荡之时，皇帝要下罪已诏，反思自己的过失，但中共到现在对自己的罪错从来没有对人民谢罪过，中共只对毛的过错或其它领导人的过错有过文件认定，但对整个执政党的罪错，从来没有反思与忏悔，所以，所谓的顶层设计，只能是权贵们设计笼子，设计人民，人民的权力被设计进党的权力笼子之中，各个省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市行政首长兼任政协主席，就是一种制度设计，把民权民意机构圈入自己股掌之中。
真正的顶层设计，应该是制约顶层或极权的制度设计，毛氏因为自然生命的限制，他自然走下了神坛，结束了一人独裁的时代。而中共自己，并没有走下神坛，从伟大光荣正确的三个自许，到三个代表的自我认定，再到三个自信的自我迷信，这个当政党一直没有完成自我的合法化、正常化或世俗化，国家改革与开放了，而中共自己一直没有改革与开放。
从为自己设计笼子开始
党支部设在连队上，党支部设在村庄上，现在习总书记更是将临时党支部设到了出访的团队上。中共仍然保持着战时的习惯，思维上没有进入和平时代，仍然用组织控制的方式对待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整个社会都是开放竞争的，但中共自己拒绝开放与竞争，任何独立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与公民组织，都对中共的竞争性挑战者，而这些组织与个人，完全是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范围之内活动，却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是在经济与社会日常生活中部分地回归了常识，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或信仰领域，完全没有改革与开放。
世俗的政治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公开的，只有属于信仰领域的神，才可以是神圣的、保守的、不可竞争的。只要中共不改革不开放，那么中共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执政方式，这样的执政方式，不可能实行真正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制约公权，也许可以将公权涂上防腐剂，但这样的防腐剂也只有短期的效果，不可能长治久安，个人的腐败可以定点清除人，但当政党整体的权力纵欲则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
不喜欢外国人对中国问题指手划脚说三道四，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外国人不可能知道。但中国人民走什么道路、中国人穿什么样的鞋子，不是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而是领导中国人民的神圣力量说了算，为什么中共可以为中国人民制定合适的鞋子、指定合适的道路？因为中共发现了这条道路适合中国人民，因为中共是先进的组织，还因为中共对自己的理论、道路与制度，具有完全的自信。中共的理论绕口令，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它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中共是神圣的，中共的领导权是神圣不可改变的。
中共由人组成，但人的组成的组织却通过理论或自信，肆意地将自己神圣化了。
中共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一场自我革命，让自己还俗，成为一个通过合法登记的正常政党，并主动接受全国人大的权利制约。顶层设计，从为自己设计笼子开始，而这只笼子应该由真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计，钥匙应该交给权力独立的全国人大保管。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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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10:07 PM PDT
今天又到胡耀邦先生的忌日。24年前，他含冤而逝，激发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声势最为浩荡的一场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向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向独裁者邓小平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挑战。邓小平残暴地用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完成了武装政变，罢免了支持学生纪念胡耀邦，推进政治改革，反对腐败的总书记赵紫阳，也结束了胡赵领导的十年中国改革。
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共权贵阶层向国有资产、民营资产疯狂掠夺的开始，用经济学家刘力群的话说：“枪声一响，变偷为抢。”
进入新世纪，最高当局在纵容权贵资本疯狂攫取GDP高速发展的全部红利的同时，对邓小平不共戴天的政敌胡耀邦开始松动。2005年，据说是党魁胡锦涛提出中央举行胡耀邦90周年纪念大会（后改为座谈会），媒体透露胡锦涛三次到共青城悼念胡耀邦，胡耀邦陵墓那面飘扬着他的头像的花岗岩旗帜，已经人为地企图改变成为“团派”大旗。
2010年，西南五省发生严重大旱。总理温家宝踩着梅花桩视察旱情的电视画面惊诧人心，但是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署名的《再回兴义忆耀邦》，是中共职务最高的领导人对胡耀邦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紧密配合发表评论《新领导集体传承了胡耀邦啥作风？》，没有人再追究大旱的责任。
今天，解放日报率先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赞扬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的功勋，和他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很快成为门户网站的通稿。请问中共现在还有这样品质的领导人吗？胡耀邦时代没有编织过中国梦，但是他以行动和品质给中国人带来最美好的期望和信心，他为共产党选择了一位最好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与知识分子结成最友好的蜜月。胡耀邦属于人民，现在政权和权贵把他作为资源，为巩固政权、化解社会矛盾，掩盖无法消除的党的腐败服务，早已被老百姓识破。
虽然胡耀邦至死都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没有赵紫阳十五年软禁中的觉悟期，但是他是真正有人性，有道德、有理念的领导人，他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和错误，他所作所为都是在改正这些错误，真心为人民谋福利。人民今天纪念他，，为他送花圈，写悼词，更多地是表达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廉洁的渴望，访民已经成为主体。
1989年绝食的学生们要求中共政权为胡耀邦平反，已经成为永留历史的绝唱。今天胡耀邦、赵紫阳将作为人民的伟大朋友，以他们伟大的品质和精神鼓舞人民去争取宪法保护的权利，去实现宪政的社会理想。
——苹果日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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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05:44 PM PDT 
4月15日，是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
在我的记忆中，胡耀邦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政治气氛最宽松，人民心情最舒畅，政府满意度最高，文化生活最活跃的时代，同样，也是全民理想主义高涨的时代。一个时代的面貌，往往也是主导这个时代的领导人的性格的反映：有毛泽东的残暴，就有“文革”时代的荒谬；有勃烈日涅夫的昏庸，就有苏联七十年代的沉闷；同样，有胡耀邦的理想主义的人格，就有八十年代中国理想主义的勃发。 我们平时看惯了中共领导人那种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衣冠形象，那种动不动就皱起眉头，充满敌意的目光。而胡耀邦是个例外，他的活跃，他的不墨守成规，他的随性的言论，曾经让党内外对他议论纷纷，甚至说他“不稳重”。但是，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天真”，这种“没有心计”，使得胡耀邦成了少数让人民感到亲近的中共政治人物。这也是为什么一九八九年他的猝然去世，引起全国震动，引发学生运动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胡耀邦是个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格者。 正是这样的人格，符合了时代的特性，符合了民间的需求，才使得胡耀邦的去世与人民对民主的愿望产生了共鸣。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十万大学生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外主动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仪式；这既是对一个被我们认为是党内的民主派领袖的人的敬意，更是对胡耀邦的理想主义能够化为现实的期待与呐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即使是逝世，也能推动历史的车轮，这种荣誉是无与伦比的。当年那些在1987年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围剿胡耀邦，一心拉他下台的人，后来也逐渐凋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过世，引起过象1989年这样的巨大反响。他们在1987年赢了那场“宫廷政变”，但是在1989年输给了胡耀邦。 今天我们说“八九一代”，这个定义是与胡耀邦分不开的。因为正是他的去世引发了培养出八九一代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也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脱离对当局的心理依赖，认识到公民以及公民社会的重要意义。 今天纪念胡耀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纪念的就是胡耀邦的理想主义人格。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现实主义者，有足够的城府深沉的聪明者，但是我们太缺少理想主义，太缺少人格者了。但愿胡耀邦这个名字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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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04:45 PM PDT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调子十年一变。倘若中共仍囿于一党私利，坚持一党专政，所谓"中国梦"就是内里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层包装而已。
中共调子十年一变不离其宗
新领导接任，"甩开膀子"干实事的成效尚不清楚，"梦想引领未来"已嘹亮唱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摇身一变，"中国梦"在新世纪里翩然而至。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调子十年一变。如今，有"爱国主义"作装饰，镶嵌所谓"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至少在表面看来，似乎真是要超越政治、超越于党派了。然而，它的基本旋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来还是万变不离其宗。
共产党及其政府以作梦为号召，不能不说很有些新意。不过，梦境与现实之间毕竟有距离，而领导人的智慧，可以表现在阐释梦境，更须体现于深刻理解与把握现实。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期表达为富国强兵，而当时，有识之士即已认识到，唯有维新变法，方可图强。然后，从皇权帝制框架内的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又是一个飞跃，共和宪政赋予"中国梦"以时代性涵义。
习近平李克强作出忠于宪法、实施宪法的姿态，但是，民间人士将"中国梦"引伸为"宪政梦"，却遭到中共严厉压制。这种状况看似矛盾，实际与现行宪法本身有内在联系。
一党专政伪共和阻碍民族复兴
中国现行宪法，对一党专政有宽容，对共和宪政有规定。这样一个奇妙的结合体，在实施之中，对一党专政宽容，看似虚却有其实，其实际权威不容置疑，而对公民权利的规定，看似实却虚无缥缈，因其对一党专政不利，仍为一纸空文。
民间"宪政梦"，是以民权为出发点，同时争取修宪，去除一党专政余孽，使宪法走向共和。而庙堂之上，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中国梦"，还是以一党专政为纲，将共和宪政、公民社会禁锢在虚境之中。
一党专政建立在国有体制之上，而国有体制借助于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化，恢复了元气，更加壮大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尉为奇观，其点睛之笔即为权贵阶层的顺势而起，盘踞于扭曲的市场，无所顾忌地攫取财富。于是，市场化、资本化展开之际，财富增长已是实境，而国家强大半实半虚，民众富裕仍为虚境。
辛亥之后，历经百年，其中"社会主义"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且基本为和平时期，但民族复兴迟迟未能实现，且经济几度濒临崩溃，经济增长代价之高全球瞩目，同时，政治封闭，腐败之风愈反愈烈，已蔓延到全社会。这表明，"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一党专政，名为共和，实为伪共和，阻碍着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在习近平眼里，严肃批判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他的视野里，谈论政治改革，谈论民主宪政，属于不合时宜，意味着走"邪路"，据说，那是以"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来"偷换概念"，"曲解"中共的改革观念。
不过，马克思学说原本也是来自于西方，先前还说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微妙的是，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更为强劲，昭示着以国家政权力量建成所谓"一国社会主义"，于是，中国共产党对北方"一面倒"，对那两位早已去世的德国老人不那么在乎了。岂料，北方居然陷入解体绝境，而且那些楷模们"竟无一人是男儿"，实在令中共伤心。
马克思否定了"不断革命"，但共产党人不以为然，坚持实践"不断革命"。到上个世纪末，这些实践纷纷失败，列宁所谓"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未能成功，又变了回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不服气。它一面灵活退让，接纳市场经济，一面坚持一党专政，将国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嫁接，构造出一个东方的权贵资本主义，它的官方名称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当然一不做二不休。中共干脆将那来自于西方的"普遍真理"束之高阁，将自己实践的心得体会、宣传口号，各种陈词滥调，融汇贯通，加以学术化提炼包装，加工出一种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一来，东方社会注重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以一种貌似发扬西方普遍真理，实则敌视"西方普世价值"、与北方十月之风暗通款曲的形态，实现了它的与时俱进。
在胡温任内，这一套表面功夫已经大有成效，不尽如人意的是，这一所谓"理论体系"与现实之间，实在离得太远，"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沦为世人笑柄。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中共新领导习近平李克强辈，面临干实事、说人话的严峻考验。
在当今中国，若谈论"中国梦"，且不求虚幻而求其实，则须正本清源，实实在在地走向共和，构建宪政，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开放公民社会，开放政党政治。
"文革"失败之际，一些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表现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他们干实事、说人话，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就，中共对于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又恢复了老样子，不再感兴趣了。
倘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仍囿于一党私利，坚持一党专政，那么，所谓"中国梦"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内里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层包装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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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05:40 PM PDT 
一、毛泽东热的又一面
英国广播公司在毛的冥寿百年之际，推出电影《毛泽东——最后的皇帝》披露了毛泽东的一些私生活丑闻。这类有关私生活的新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热的一个组成部份，不妨称之为“感性批判的毛泽东热”。对於这种感性的批判，许多即使主张批判毛泽东的人，也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出发，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应该“淡化”。
如全球性电脑中文杂志《华夏文摘》，不久前就有读者在第一三五期上载文指出，“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等在这方面似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毛泽东，各种传闻也很多。但这毕竟都是他们的私事，只有三流小报上的花边新闻才会热衷于此。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需要后人永远分析、研究的巨大课题。如果只是写一些死无对证、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黄色秘闻’硬充‘党和国家的机密’，显然既有悖研究历史人物的严肃态度，又有失为历史高度负责的慎重精神”。
二、低级无聊吗？
对此，首先可以指出，毛泽东和罗斯福、肯尼迪等人的情况是不同的。首先，诚如新闻界的一句名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而，那些公认的道德家，例如西方社会电视里的布道家，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模样，开口闭口道德、贞洁，一旦被揭发出有生活丑闻，就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显然，毛泽东思想本身极富道德说教色彩，毛泽东生前也一再号召八亿人民 “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号召乃至强令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因此毛泽东本人的低级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就因凸显了他言行间的巨大反差而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人们对此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也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知道罗斯福、肯尼迪都没有对老百姓作如此道德的苛求。
其次，罗斯福、肯尼迪固然有生活问题，但那一般属於个人隐私问题，还没有到触犯法律的程度。而毛泽东的生活问题则牵涉到滥用权力和触犯法律的程度。毛泽东的性趣怪僻，已远远超出了“浪漫故事”和“个人隐私”的范围，以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法律来衡量，已属“事实重婚”乃至“淫乱”流氓活动的范围。老百姓中如果有人这样，那就要受到“批判、斗争”乃至判以重刑。某些人对此义愤填膺，那也十分正常，恐怕也是“淡化”不了的。
西方国家元首往往在执政时，在活着时，就被民众议论纷纷，他们死后老百姓也就没有对发掘那些轶闻有特别的兴趣。而毛泽东生前，议论他的私生活属於最严重的“恶毒攻击”反革命罪，要处以极刑的。在他死后，老百姓终于渐渐解脱了这种恐惧，特别是来到言论自由世界的大陆人士，终于能够自由地接触到那些在大陆至今还属于“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毛的私生活资料，对此会因新鲜而感到较高的兴趣。这也是很值得同情和理解的。要说低级趣味，那毛泽东的性趣怪僻才是最大的低级趣味呢。至少干低级趣味的人，比起议论低级趣味的，是否更低级一些呢？
另一方面，对於那些同“供小市民在饭后茶余，消愁解闷用的”“花边新闻”、“野史”相对而言的“严肃的”正史，也要加以具体分析。中共毛泽东时代的党史，够严肃的吧！多么道貌岸然、言正辞严的说教，可是有多少可信度呢？完全是公然强奸历史的作法，比起小道消息、花边新闻和“野史”来，不知“野”多少了！
事实上，“野史”往往是对“官方正史”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尤其如此。即使在言论相当自由的美国，野史的大量存在也没有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仍然对於正史有一定的补充作用。至少“野史”具有“录以备考”的功能。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国内成立了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消息，感触良多。不知何时才能成立“文化革命”研究会、“大跃进”学会、和毛泽东时代学会？在这些严肃的学会成立之前，关于“文化革命”、“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时代的“野史”恐怕是少不了的。巴金等知识分子关於建立一个“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建议，至今不能落实。若干年后和再一代人以后研究“文化革命”，当然比现在研究要困难得多，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似乎太多地用在考据历史方面了，实
在可惜！在严肃、真实的史实还被封杀的中国大陆，如果再封杀小道消息和野史，那今后历史研究的难度就会极大地增大。
无疑的，现在深刻研究、分析毛泽东错误、罪行的主要障碍来自中共的材料封锁和“研究禁区”的设置，而不是来自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民间的“热衷花边新闻”，也恰恰是对禁区设置的逆反心理，所以，要消除“黄色秘闻”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那些有关毛泽东私生活的“党和国家的机密”。当然，个人隐私还是要保护的，但一般来说，死者的许多私事就不必再当做隐私。其次，历史人物的私事也往往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控制程度自然应该进一步放松。这正象西方国家老百
姓的隐私是隐私，公众人物的隐私就往往牵涉到公众事务而往往不再成为隐私。
当然，我们不主张完全依据道德标准去衡量、苛求历史人物。许多历史伟人按照常人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很有缺陷的，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也。但是，巨大的虚伪终究是为人处世的大忌。某些历史伟人私生活“不检”，但可能他们原本就对这方面持有开放、宽容的态度。如布哈林等苏俄早期的一些领导人，性生活也相当浪漫，因为他们推崇绝对的自由感情，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道德观，因此他们还是言行一致的。在历史人物中，就言行不一致，对人民动则上纲上线的无限道德苛求和对自己低级欲望的无限放怂之间的反差而言，就“对人是马列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而言，古今中外著名领袖人物中，恐怕毛泽东实在算得上“据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第一人了。不要不承认嘛，这也是世界第一 ，反映了中国的大国气派嘛！
三、没有严肃的学术价值吗？
把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仅仅看作没有历史价值的逸事、野史，这种对待毛私生活的观点，虽然比之看作低级趣味要缓和一些，仍然十分片面。即使西方有关领袖人物花边新闻真是全无价值的野史，中国的国情也是不同的，因此这类比附往往也就不成立。无疑地，西方国家元首的特权比毛少得多，其私生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扰也就比毛小得多，因而也就不象毛的私生活那样具有如此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私生活，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苦难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就不能视为个人生活问题。我们不能就事论事的局限于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失误等等。要想想在这些表面的政策制定和变动之下，是否还有什么深层的个人心理在起作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人物的心理，显然对于我们深刻了解那个时代是会有启发的。有人曾分析指出，毛泽东早年在北大时的落魄是他后来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可尝试地提出几种关于毛私德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如此耽於享乐，这样上行下效，显然对于中共上层普遍的追求享乐、意志衰退有相当程度之影响。今天我们或许会感到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明显荒谬的政策为什么（除彭德怀外）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反对，看来，党内普遍的耽於享乐、意志衰退是原因之一。
由于毛泽东自知在私生活上有欠缺，他对于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生活上比较清廉的同志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忌恨的心理。一方面，毛需要这样生活清廉、有威信的同志去执行他的决策和维护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这些同志的威望超过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恐怕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人事多变、内斗不断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政治决策中，肯定有许多个人自私的动机。据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意见书害得毛泽东严重失眠。有一次毛在吃了三次安眠药后还睡不着，突然对身边的田玉云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的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华！”这里，毛恐人觊觎神器的帝王心态不是很明显了吗？这样的生活细节对於我们理解庐山会议的实质不是很有帮助吗？现在大陆的毛泽东研究，总是把毛的错误（罪行？）看作是好心办了坏事，是认识问题。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这种心理障碍，对於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对生活问题的双重标准，延伸到政治上，也就成了出尔反尔和不择手段，这一点对於中国社会影响甚大。例如他一方面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对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仁人志士残酷迫害、围剿屠杀。这比“莫谈国是”，仅仅钳制言论的专制，要厉害得多。这种“诱民入罪”的残忍政策，弄得人人自危，民气萎靡，暴政之苛，莫过于此也！既然不关心不行，真关心也不行，结果就是人人被迫去假装关心国家大事。这同政治笑话中所说的“共产党假装爱我们，我们就假装爱共产党”互相补充，形成举国上下普遍的双重人格。致使民风纯朴不再，暴政之害，莫过于此也！
毛泽东人格上的巨大矛盾、混乱则是他政策的矛盾的认识根源之一。除上面说过的言行不一致外，他人格的矛盾还表现在如下多方面：想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而不爱读马列的书，相反，终生酷爱记载帝皇权术的《资治通鉴》及描写封建腐朽生活的《金瓶梅》等线装书。许诺人民富裕的生活而又讴歌贫穷，大谈“富则修”和“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仇视斯大林的趾高气扬而又觊觎斯大林的权势地位。自称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而又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想试验“大民主”而又放不开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自称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声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无法无天”，却又深信道家的“采阴补阳”说，津津於研习道家的“房中术”，后来竟到了每逢房事必同性伴侣一起虔诚地拜读道家房 事经书《苏奴经》的迷痴程度。他本人酷爱读书却又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气质中富有浪漫主义情怀而却陷于低级趣味不能自拔……。这些，也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政策中充满矛盾、混乱。
毛私生活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关系，还突出表现为江青的从政经历。江青强烈的参政、干政欲望，多少同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有关，是家庭生活失落、受挫后产生的某种补偿需求。假如江青是一个幸福、满足的妻子，她的参政欲望必不致如此强烈，即使参政也不会有疯狂的报复心理。心理学家认为“妒忌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江青的政治疯狂多少可从她同毛的关系中找到部份答案。而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在毛和江之间有一种默契，作为江青对毛私生活不干涉的补偿，毛也对江的政治活动采取不多干涉的态度。这显然是“四人帮”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王光美的家庭生活比她幸福得多，这或许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间残酷斗争的潜在原因之一。
现代西方选民对国家领袖的家庭生活相当重视，这在政治权力严格制约的法治社会，或许可说是有些将公务活动过多纠缠於私生活的倾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有道是幸福的人往往对人是宽容的。
据某些历史学家分析，东方文明的一个弱点是皇帝妻妾过多，因此帝王们往往将过多精力用于处理家庭矛盾，无暇管理国家大事。作为中国末代皇帝的毛泽东，显然重蹈了这一历史错误：性生活耗去了他过多的精力，於是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他本人所一直强调的“调查研究”，以致严重脱离现实，做出了“大跃进”、“亩产万斤”一类显然荒谬绝伦的决策和去考虑“粮食吃不完怎麽办？”一类的愚蠢问题。
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有各种角度。而从个人的早期经历、心理素质去分析后期作为，向来是文学作品探讨中的一个严肃领域。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为什么不能成为严肃的研究呢？按照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连婴儿时期的经历对人的后期行为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能说佛氏的研究是不严肃的吗？
四、对毛泽东生活丑闻的态度和中国文化
对於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毛泽东——最后的皇帝》影片，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诉这一影片，“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搞移花接木”，对“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民族英雄和世界人民尊敬的伟人”毛泽东“进行恶毒毁谤和中伤”，“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该公司缺乏新闻道德的表现”。这种对待感性批判毛泽东的极端态度，也是需要作点分析的。
这个抗议相当软弱无力，完全没有一点具体的反驳，只是空洞的大帽子一顶，用的基本是中国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何其毒也”式的大批判语言。至于是否“画面和文字解说毫不相干”那样的技术问题，完全可以由观众去判断，不是一个政府所应该干涉的。
说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问题倒是可以具体分析。首先，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私生活丑闻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人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去这样干，毛泽东是毛泽东，人民是人民，中国人民不必为毛泽东的丑闻受“连坐”、背黑锅。从这个角度讲，揭毛泽东的丑闻谈不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毛私生活丑闻的曝光，对那些至今视毛泽东为革命导师、一代师表、民族英雄的人，无疑会有一种发觉自己受骗上当后的深深的羞耻感；对於那些至今还沉浸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种“无限幸福感情”中的人，无疑也是十分无情的一盆冷水；而对於那些至今还高举毛的大棒作大旗的人，更是残酷的当头一棒。从这个角度说，说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一举动“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这种场合下，受骗者应该把怨恨指向欺骗他感情的骗子，而不是迁怒於揭露骗子的人，这才是勇敢的觉悟者的作为。如果说英国广播公司这一影片揭露了中国人的“家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去追究制造家丑的人，而不是揭露家丑的人。
须知主动暴露和批判自己国家的丑事，这正是一个国家自信心的和道德勇气的表现。联系到英国新闻媒介对自己王室“丑闻”的穷追不舍，我们对人家新闻媒体那种高度的敬业精神不能不表示深为折服。而今英语文化能发展到雄视全球的规模，这恐怕同他们的向来不太忌讳、害怕自曝其丑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自曝其丑才能不断去丑、改进。
其实，英王室的所谓丑闻，发生在平头小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所谓。这也许正反映了中西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总是对小老百姓作过多的道德苛求而於上层执政者过于放纵；西方则往往是相反。对毛泽东丑闻的掩饰，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
从功能的角度两相比较，应该承认对小民宽松而对统治阶层、执政者严加制约的取向略胜一筹。因为对老百姓宽松，可以保持、生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力；而且国家的衰弱，总是由上层的腐败引起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们认为青年人的留长发、穿短裙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需要各级党组织密切关注的动向。这种观点不但不对，而且可以说事实上是相反：政府将行政力量用於限制人民的一举一动，致使人民唯唯喏喏，失去生气，国家岂有不衰弱的。
毛泽东之为千古罪人，恐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这看看斯大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而毛泽东所犯错误、罪行比起斯大林规模和程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要将这只黑锅长期背下去，实在是极为不智而缺乏远见的措施。真正明智且勇敢的措施，是庄严宣布将毛泽东——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浩劫和给中共带来巨大耻辱，混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者，永远开除出党！这样一刀两断地同封建余孽划清界线，才能讨还自身清白，才是保全面子的根本办法。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谅解，从而轻装上阵地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此，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绝后的悲剧，才终于有了一个喜剧的句号。
原载《北京之春》94年3月号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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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04:55 PM PDT
你们眼看到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如此﹖”但是我梦见到从不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不如此﹖”
---萧伯纳---
一 来到X星球 我梦见自己流浪宇宙﹐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我的理想之邦。 我终于来到X星球的某个美丽的社区﹐当地的居民极其友好﹐彬彬有礼﹐还有其它许许多多令我惊叹的优秀品行。我问该星球的居民﹐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居住。回答是： “我们欢迎任何前来旅游的人﹐但是如果你要长住这里﹐长期工作和享受我们社区的其它福利﹐那你需要付钱购买居民身份。因为我们为建设本社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不能无偿地享有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问了一下价钱﹐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当地居民解释说﹐“在我们社区成立的早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地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成了许多人向往的富裕之乡。根据伟大的供需价值规律﹐我们的居民籍也自然不断上涨了。” “不过既然你准备成为我们这里的长住居民﹐你不妨放弃自己在原住地的居民籍﹐你的原住社区应该按其居民籍原始股的目前市场价格退还你钱﹐你可以用此钱来转买我们的居民籍。”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遥远的地球﹐那里采取“出生国籍制”而不是“选购国籍制”。即使少数人在成年后要求移居外邦﹐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爱故国的堕落例子﹐又何谈能从故国得到赔偿的原始股份。因此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你们的居民籍﹐但是我确实热爱你们的社区﹐能不能有变通的途径呢﹖ 当地居民回答说﹕“很遗憾﹗因为想移居这里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我们不控制移民的话﹐本社区很快会人满为患。而控制迁入人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经济手段调节居民籍价格。此外﹐我们必须用出售居民籍得到的钱去购买那些经营不当而破产的社区的土地﹐及那些品味太奇特或太阳春白雪而居民逐渐减少的社区的土地﹐从而舒缓我们移入人口的压力﹐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们的祖先也很贫穷﹐所以我们绝不会歧视穷人。我们的居民籍可以通过份期付款来购买。你只要通过某些就职考试和面谈﹐我们觉得你能为本社区服务和作出贡献﹐有信用﹐就可以用贷款和分期偿还的形式来购买这里的居民身份。” 二 这个星球上商品化的平淡政治 于是我成了X星球该社区的公民。 X星球的人们的工作时间大约只有地球人的四分之一，大致上是每周三天工作，四天休息，因此我能积累足够的假期去其它社区旅游。X星球人往往工作三、年就休息一年，许多X星球人利用休假年周游全球，寻找是否有更适合自己居住的社区。 我发现同我的故乡地球所不同的是﹐这个星球的政治生活﹐不论在哪个社区﹐都极其平静﹐没有激烈的没完没了的﹐往往是无聊的辩论﹐没有几年一次的热闹选举﹐没有执政党替换的震荡和混乱﹔当然﹐更没有为争夺领土等等而发生的流血的政治－－战争。 相反﹐一切政治活动都以个人选择的方式静悄悄地进行。每个人在成年后﹐通常经过一个时期的全球旅游之后﹐根据自己对生活方式的爱好选择﹐用自己原籍的居民籍的市场价，假话是哪个劳动所得和信用贷款去选择和购买某个地区的公民身份﹐然后在该社区去定居。这里任何人没有遗产可继承﹐所以起点更平等﹐富人们死亡后只能将其遗产捐献给自己所指定的社区﹑机构或某项事业﹐换取死后名声和推进自己的理念﹐如此而已。个人一生所能享受的物质毕竟是有限的，这种遗产捐献制度，很大程度上能限制了富者的私欲膨胀。 这个星球上﹐那些需求大而热门的社区﹐其居民籍就比较贵﹐那些社区就得以逐渐扩大规模。社区和政府已经完全成了市场上供顾客自由选择的商品﹐其价格和规模也根据市场需求而调整﹐根本不需要革命和战争参与这一调整和选择过程。 年轻人也可以集资自组新区﹐就象地球历史上欧洲新教徒移民美国一样，或者说象组织新公司一样。而不愿意改变或者无法适应新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念的老人尽可以留居老区，直至这个社区的自然消亡。 因为组织社区政府是如此自由﹐免不了产生某些生活方式极其奇特的社区。例如有一个全由虐待狂和受虐狂互补组成的社区。某些外区人对此及其厌恶﹐因为这个社区充满暴虐。但既然其居民是成年后在充份掌握各社区信息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这种生活的﹐外区人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不便去干涉其内政了。据X星球科学家研究统计﹐在X星球人口中﹐约有千分之一点二三的人天生具有显性虐待狂和受虐狂基因﹐而这个社区的长住人口也恰好大约相当于全球千分之一的人口﹐看来这个规模很自然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不过﹐外区来旅游的人可不少﹐旅游业是该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据说﹐常人也或多或少有隐性的受虐狂和被虐狂的倾向﹐因此这个社区永远有好奇的旅客来作短暂停留过过瘾。 事实上，X星球人的选购社区是终生的。前面说过，他们有大量的休假年周游全球，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就会重新选购生活社区，或者是比较好坏的结果，更多知识为了换换口味而已。很明显的是，老年人喜欢的社区跟年轻人喜欢的社区是不同的。这是生理决定的，跟政治毫无关系。 X星球人告诉我，他们的工作时间之所以如此少，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他们曾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失业，后来某些社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成比例缩减个人工作时间，这样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并且由于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自然有更多时间来消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我们X星球人认为经济发达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可支配金钱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 三 实体社区跟虚拟社区的并存 X星球上，在各种实体社区之外，还存在网络虚拟政府。很显然，由于人性的极大丰富，个人需求必然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很难有一个社区，在所有方面，都满足具体个人的所有需求。这样就有网上虚拟社区，以弥补此种不足。 比如说某公民对于所处社区的一切规则，除退休金制度外，其他一切都满意，他就可以很容易在网上购买到其他地区的退休金制度服务。假如他不同于所属社区某规则的另类选择对于他是非常重要，他甚至可以移居该社区而保留其原住社区的居民身份，也就是成为移民，正如我们地球上在海外工作的外籍人士一样。他们在远距离享受本国政府福利、保护并且克尽对本国政府的义务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原属社区外实现自己另一追求的机会。 所谓“自由”，主要就是选择权。选择越多，意味着自由越多。X星球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多元化和自由，大得出乎想象！ 四 民有﹑民购﹑民享的政府 我对他们的政治形态的发展历史很好奇。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切起源于他们一 位先哲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我很奇怪﹐我们地球上不也有一位先哲林肯说过同样的名言吗﹐这个名言也为地球人的多数所赞同﹐为什么地球人不能发展出这样的社会结构呢﹖当地学者向我解释道﹕ 更确切地说﹐我们先哲的意思是“民有﹑民购﹑民享”（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trad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中﹐关键是“民有”。但是真正的拥有﹐是应该可以出让﹑出售的拥有﹐否则就是“被拥有”了。这正如你拥有能自由处置﹑出售的股票﹐才是你拥有这个公司一部份的证明。我们的先哲之所以不主张天赋权利﹐而主张有代价的﹐需购买的权利﹐还因为觉得天赋的东西﹐因为来得容易﹐并不会真正为人所珍惜﹐难免被滥用，即你们地球人所谓的“多数暴政”或“民粹主义”政治…… ……政府的商品化来自于其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给人民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税收就是服务费。任何有偿服务本质上都是商品﹐政府也不例外。因此何不直截了当用经营商品的方式经营政府？！在完整的市场经济中，顾客就是上帝。一旦政府成了商品﹐人民作为顾客﹐自然成了政府的主人。历史上我们也象地球人一样﹐曾经强行推行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推行任何具体的乌托邦设计都如同计划经济一样﹐是不会有效的﹐因此我们决定让各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进入市场竞争。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因奖罚分明﹑立竿见影而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和平竞争的规则而已。我们认为竞争规则比制度设计更重要。这正如良好的市场规则能自动促使各种优质新商品、新服务出现一样…… ……选择现成的服务机构和制度，比选择承诺某种制度的政治家，是更直接的选择。从政治承诺到具体的落实，中间的差距太大了。想必你们地球人也有这样的深刻教训和体会，许多政客、政党原先作出的承诺，以后不论是通过选举执政，还是通过革命获胜，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往往反其道而行。他们很容易把许诺当作长远目标，而把反其道的作法当作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借口和遮羞布……选择承诺是极大的风险投资，好比听了社区开发商就去购买房屋一样。当然，社区成立之初，都有风险投资的性质，但是本星球上更多在进行的，不是这种风险投资，而是看到一定实效后的投资，即购买自己喜欢的社区公民身份……而你们地球上的选举，都是风险投资。当然，据我们这里的地球专家说，那里兴起的全球移民浪潮，特别是投资移民等，跟我们这里的购买社区身份交易已经有点相似之处…… ……但是你们无法做到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彻底市场化，因为你们地球人把领土看得太圣神，认为是不可买卖的。其实，领土土地，不过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一，并无圣神之处。地球人把领土看得圣神不可变动，你们历史上的战争多数更争夺领土有关，那说明地球人还没有进化到足够的程度。说得不客气点，就是对动物性的摆脱还不够。动物始终都为争夺栖息地争斗不息…… ……地球人中的智者亚当-斯密斯说过，“人是唯一会进行交换的动物，没有两只狗会交换它们的肉骨头”。其实，交换能力，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因为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并且有复杂的类语言交际系统。 我追问道，“可是，再好的规则也难免会有疏漏，会有灰色地带。你们的社区竞争中，也难免会象商业交易过程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发生争执。谁来判决这类争执呢？”。我被告知：我们X星球上当然有个全球政府，其构成方式倒是类似于你们地球上多数国家的两院制。一个类似于你们地球上美国的参议院，每个独立社区都可以选出一个代表。另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众议院，每一万居民可以民选一个代表。你们地球上联合国只是美国国家委派一名代表，忽视各国人口巨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因此就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实际上作用不大。当然地球联合国有类似参议员作用的联合国安理会，但是由于代表数量太少，并且不是选举而出，权威性自然也远远不够……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非常彻底，全球机构所起作用不过如同商会，因此这种选举中没有激烈的竞争，代价极小…… 五 X星球之地球专家如是说…… 看来X星球的人由于政治折腾少而休闲时间极多，都有充分的时间发展自己种种享受人生的爱好，包括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所以其中不乏对地球的历史和现状的了如指掌的专家。 接着关于超社区全球组织机构的话题，某地球专家问我，“地球上的中国人口占全地球五分之一，跟人口只有1400左右的梵蒂冈，同样享有一席代表位置，这不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不公平么？”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地球中国人向无民选传统，让他们选举联合国众议院中自己的代表，恐怕难以做到。”地球专家说，“但如果这是好事，这不正是学习民主选举的好机会么？这比选举本国领导人容易得多，因为跟本国政治的关系较间接，跟当政者利益冲突比较少，选民比较容易做到理性和超然……当然，前提是贵球的联合国组织法要有实质性改革之后……并且对于没有选举传统和经验的地区来说，应该由联合国有关机构指导进行…… ……我知道地球中国的体制状况很成问题，当局虽有改革之愿但步履艰难。但他们不是已经开始了很成功的“经济特区”这一步吗？只要再走一步，允许搞“政治特区”，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国当局也知道改革是试验，因此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既然自己也没有绝对把握，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为何要垄断“实验权”，而不让别人和地方上在河流的其他地段，用别的方式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如同贵球谚语所说，“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么…… ……我相信，在中国这个有着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中，能够治理好一个县、一个省的人才是很多的，但是能够治理好如此庞大的整个国家的人才，恕我直言，已经几百年没有产生过了。因此，中国近几百年来，就是由一个不能管理好整个庞大国家的人，束缚了本来可以管理好小政府的人才的手脚。政府规模过大，任何细微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得复杂无比。权力过于集中根本上限制了地球中国之人民聪明才智的发挥…… ……地球中国人向以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为自豪，但同时也批判那个时代的战乱频繁并因此高度赞扬统一。他们不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悖论吗？没有政府多元，哪有文化繁荣？解决这个“战国悖论”的方法是有的，这就是用经济竞争、辖域买卖来代替争夺辖域的战争。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开放“政治特区”，那么，应该是开放的模式，即搞得好的特区，因为吸引来的人多，可以通过出售居民身份来购买出走人口多的社区的土地。这就使改革成为渐进式的，多元的，民意导向的，而不是一个中央政府指令下的一窝蜂式的一边倒……一旦实行政治特区多元化的竞争局面，中国必将再次出现一个伟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自春秋战国时代结束进入秦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以来，中国人的原创性几乎消失贻尽，再也没有伟大的思想创造。地球上的诺贝尔科学奖，中国本土人一个也没有。如果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思想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根据德国获诺奖的人口比例，中国应该有一千人次获奖（德国人口是中国为中国的十五分之一，获奖者有七十多人次）。这说明一元化中央集权制度及由此导致的思想一元化，对于中国人的原创能力的摧毁是多么彻底！…… 我说，地球中国的体制改革恐怕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里面牵涉到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基因因素。地球中国许多流亡到境外的政治异议分子，都提倡民主，但是他们所搞组织，鲜有民主运作成功的。这些人都是精英分子，连精英分子都搞不好民主，遑论一般广大民众？ 地球专家莞尔一笑，回答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们星球的社区商品化是超政治意识形态的，我们并不认为民主就一定好，专制就一定不好。事实上你可以留心到，我们这里也有很不民主的虐待狂和受虐狂组成的社区，有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社区，类似于地球上主要有中国人后裔组成的新加坡。根本的问题是社区际市场开放，让人们选择。愿意让专制政府代理个人事务的人尽可以组成自己的社区，然后聘请善于管理他人事物的能人去专制。或者善于专制者号召到一定数量的愿意被专制者，组成社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开放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能够存在的专制社区必然是开明专制，否则人都跑完了……行政管理，其实也是就业市场上的一个专业性行业，没有必要让全体民众关心。他们只要关心实际管理效果，即消费产品就是了，没有必要知道产品的生产过程等等…… ……近代中国的租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就是政治特区么，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这里面有租界的历史因素，因为租界给中国带来了异质的和多元的新文化。其一，今天中国最进步的城市，都是从前租界较多的地方。其二，百多年前的香港，租让给英国时也是一个边缘荒僻地区，在英国人管理下，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如今的中国的一国两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大陆改革的作用，包括提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思想的自由…… ……当然，由外国人管理特区，并且外国人比当地居民高一等，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难以容忍，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如果现在特区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种心理障碍就不存在了。并且在地球当代“官员是公仆”的普世价值观看来，即使聘请外国行政专家来管理也无不可，不就是雇佣一个外国公仆吗？在本国官员流行贪污的情况下，聘请外国公仆代价肯定低得过。如今雇佣外国公仆，主权仍在自己本国和社区公民，那种不平等就不复存在……当今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向外族人开放从政方面，也是最开放的，各国移民和移民后移担任州长和联邦政府高官的比例，超过任何国家…………两千年来大一统专制的一个结果，是独立管理人才，特别懂得现代管理的，严重缺乏，因为高度中央集权下，地方当政者也不过执行中央指令而已。这种情况下，雇佣外国人（包括华裔）不失为一种过渡期间变通措施…… ……当然我知道中国文化是很强调“夷夏之辨”的，在其文明的萌芽时期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至今恐怕还难以消失。但中国古代也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是说法吗？知己者如果是外族呢？这不又是一个悖论么！这两个说法比较起来，应该说前者是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后者是具有人权和个人价值观念的，比起前者不知进步多少！……当然，在传统种族主义还很顽固的情况下，不妨聘请在海外有从政经验的华裔回来担任公仆。我知道中国的移民遍于世界，其中不乏有丰富从政经验的，他们回国可以获得更大的发挥能力的机会，他们显然是很愿意为“知己”和能让自己发挥能力的政府而尽力的…… ……我也完全了解地球中国人有做事一边倒、一窝蜂的传统，这是长期大一统中央高度集权的历史所造成的，这给实现多元化会的政治特区会带来相当的困然。但是这可以采取“社区专利期限”的方法来解决。任何一个新社区中采用的原创性新制度，如同其他专利一样，这一定期间内，不准其他社区模仿。这里面除了有保护专利的考虑之外（以为管理模式也是一种创造性商品，还因为新制度的利弊后果，并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出的。许多短期奏效的制度会留下长期恶性后果，所以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还没有听完他的话﹐就醒了过来﹐却又陷入了更深的遐想…… <原文载《枫华园》279期(2001/2)，修改于2012/12/31岁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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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0, 2013, 6:27:28 AM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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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06:43 PM PDT
北京城眼下的政治情势：“一边倒”其来有自，“中国梦”恶梦频频，“倒春寒”冷风阵阵！
“越来越凉”中共执政风向
正如大陆《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力主宪政民主的老人杜导正在看到习近平“新南巡讲话”之后，心里有种“越来越凉”的感受一样，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习近平的首次出访时的种种言行，也同样有着“越来越凉”的感受。且不说中国媒体所称的第一夫人是那样花团锦簇、新装频换，让全世界都看花了眼睛；也不说作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是何等的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张口就送人家200亿美元的红包贷款；还不说中俄战略结盟，要与西方强硬抗衡等等。最重要的新闻焦点，是国内高层把习近平首次出访的莫斯科之行与普京会见，高调定位与六十多年前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一样重要，说是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其间习近平发出的为大陆民众所广泛诟病的“鞋论”，和他打破常规、不同寻常地去拜谒中共六大会议的旧址，中共的执政风向，可见端倪，那就是政治上回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坚持自己的“中国特色”，这正是今后十年习近平所要奉行的大政方针，也是他构建所谓“中国梦”的理论基础。
六十多年前，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公开对全世界宣称“一边倒”的政策。到了中共建国、毛泽东荣登大宝两个多月后，他就亲自到莫斯科去拜见斯大林，全盘接受、并超常发挥专制独裁的斯大林主义那一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反对西方世界的马前卒和排头兵，并驱使上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替斯大林流血卖命，培植出一个连胡锦涛都要号召学习的“家天下”金氏封建王朝。而中共当年曾经许诺的要学习仿效西方民主、结束一党专制的那些“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平等选举”的口号和欺骗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在“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下，统统被废除不算，成为欺哄世人、玩弄权术的弥天大谎。纵观中共建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前三十年，凡是“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如镇反肃反、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输出的外交政策等等，都是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荡尽了家产的祸害灾难；而到了新时期的后三十年，中国之所能够从贫穷落后中迅速崛起，成为满世界夸豪斗富的第二大经济体，则是得益于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管理模式。没想到，六十年风水轮转，习近平不仅又重蹈“一边倒”的老路，连对中共舆论都通常认可的道理，是改革开放才带来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对比区别，都要大唱反调，予以推翻，对“一边倒”时期所造成的种种灾难，说是“不该改的，也不能改。” 居然想把中共在前三十年所犯下种种罪错，都一笔勾掉，消于无形。
“习泽东”的春秋大梦
熟知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义扶植下得以喘息、继续发展的一次大会。六大以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比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更激进的“左倾立三路线”迅速形成，没几个月，更左、更猛烈的“王明路线”再占上风。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六大才成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唯我独尊，为了清算政敌，专门编撰了一本几十万字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六大以来》，就是要把中共六大作为左倾路线的罪恶源头。所以，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过六大的中共高层人员如周恩来、李立三、王若飞等人，对六大避之唯恐不及，都尽量少提和不提此次会议。而习近平此次异乎寻常地造访六大旧址，绝非偶然，他是抱有重新打造和正本清源的目的，要重新塑造一个完完全全地、毫无瑕疵的“伟光正”中共政党形象，这也是他前来拜谒六大旧址的真正意图。
据圈内人士透露，中共高层感觉良好，认为再过八年，也就是2021年，照现在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国内的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华复兴的成功，指日可待。而中共建党一百年的纪念日，也恰逢此时。百年奋斗，百年辉煌，方显出汉唐威仪，中共的一切过去史，也都将营造成为可歌可泣、光耀千秋的历史。更有人爆料，在形似毛泽东的习近平心里，也有一个梦想，是要成为造就千秋伟业的人物，只有“一边倒”，回归马列毛，施展霹雳手段，才能完成这春秋大梦。到那时候，在中共建国史上，彪炳史册的将是三个人，一个是开疆建业的毛太祖、另一个是奠定国基的邓世祖，再一个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习圣祖。这也凸显出习近平身上带有毛泽东式的行为举止，无怪乎京城人称其为“习泽东”。就在习近平归来的前一日，民间四处传闻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内中有五点宣传基调，除坚持先前的新闻是党的“喉舌论”、今后不能允许反对马列毛的言论在媒体公开出现外，还界定了所谓“新三反人员”，即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人不能继续从事媒体宣传工作，如不换立场，那就就换人。也就是说，新一轮强硬的政治整肃可能即将来临，给人倍增倒春寒之感，也正如杜导正所讲的那样，“心里越来越凉”。
这就是京城眼下的政治情势：“一边倒”其来有自，“中国梦”恶梦频频，“倒春寒”冷风阵阵！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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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06:22 PM PDT
美国对中、俄的外交政策都是以经济交往为主，通过贸易往来，使得中、俄都离不开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对俄的经济外交将大大增强，从而在三国外交互动中掌握先机。
中国刻意营造中俄关系“升温”
习近平接掌大位后，以国家主席身份首次出访，选择的第一个国家便是俄国。中共控制的传媒对习近平访俄大肆报道，竭力渲染中俄友好，中央电视台甚至不惜造假，称习近平访俄前中俄签订了意义重大的军售协定，俄方将向北京出售24架苏—35战机，并同中国合作建造4艘“拉达”级AIP潜艇。由中国方面营造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似乎再次升温。
习近平在访俄前接受俄通社等媒体时明确表示：“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都占据优先地位。”对于中国高层惯性思维力图拉拢俄国对抗美、日的做法，中国国内有识之士甚为不满，认为在长期的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从来都是将中国作为一颗棋子使用、没有真正将中国当作朋友对待。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多的历史表明，只有通过与美国的交往，中国才得到实惠，国力也随之大增。从网上反映的民意看，赞同中国与俄国结盟的只是少数人，大部分人持怀疑观望态度，部分人则坚决反对。
对于中俄关系的升温，美国的动向颇值得关注。就在习近平访俄之前，从美国传来了最新的消息：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于3月15日表示，将冻结在波兰的导弹拦截系统的部署，取而代之的是本土防御系统。美国在波兰部署导弹拦截系统，是整个欧洲反导系统的重要一环，也是最靠近俄国的军力布局，一直被俄国认为对其有重大的战略威胁，俄罗斯政府早已表示不满。现在美国宣布停止部署，显然是对俄国示好，美俄关系由此可望转好。这个局面的出现大出中国政府的意料。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解释为何莫斯科接待习近平外热内冷，普京在与习近平会谈时，甚至有意避免涉及敏感的军事话题，使得整个访问华而不实。而俄国传媒则公开澄清两国首脑会谈时，根本没有谈到军事交流以及军售协议等，在世人面前给中国政府难堪。
美国“橄榄枝”四两拨千斤
美国政府在习近平访俄前夕，抛出一颗小小的橄榄枝，就拉开了中俄的距离，这说明在中美俄三国互动中，美国毕竟是头号强国，掌握着主动权。除了政府以外，民间传出的声音就更有意思了。习近平刚离开俄国，四月二日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就举办了一个重要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包括四位美国前任驻苏、驻俄大使，以及俄国前任驻美大使等重要外交界人士。四位美国前任驻苏、驻俄大使先后出使苏、俄超过二十年，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在美国目前对俄外交政策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均认为目前美俄虽然在人权、叙利亚内战以及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等方面有严重分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美俄关系实质上在各个领域都比过去好。
2008至2012年担任美国驻俄大使的约翰•贝勒(John Beyrle)在会上表示，美俄两国关系的最大变化是贸易成为首要以及最重要的内容，他说：“我们大多数人从事对俄外交是从控制战略武器开始的，但现在被在一个更健康、更正常的内容所取代，就是一个强大和直接的经济关系。”
曾在1993至1996年担任驻俄大使的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则表示，他和他的同行会见了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以他个人的体会来看，俄罗斯并不像表面给人的印象那样死板强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是十分灵活的。
美国掌握三国外交互动先机
从这几位美国外交官的言谈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美俄关系的评估，并没有掺杂任何中国因素在内，其实这也反映了美国官方的看法，即不担心中俄会结成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原因有二：首先，美国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俄，所以中国根本离不开美国，对于中国来说，中俄关系看似牢固，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北京频频向莫斯科示好，充其量是向美国施压，最终目的还是希望美国不要将中国作为敌手。为此，美国已经一再向北京表示，美国十分重视对华关系，不会将中国视为敌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三月十一日在亚洲协会上发表演讲时，对美国的亚洲重新平衡战略做了新的明确阐述，指出重新平衡战略的几大支柱之一，便是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多尼隆特别指出，再平衡战略不意味着遏制中国。
其次，美国正在加强与俄国的贸易伙伴关系，正如当年与中国增加贸易交往一样，随着两国经济来往的频繁，美俄双方关系的紧密程度也不断增强，所以美国并不担心俄国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与美国重新为敌。
大致来说，美国对中、俄采取的都是以经济交往为主的外交政策，通过贸易往来，使得中、俄都离不开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对俄国的经济外交将大大增强，从而在三国外交互动中掌握先机。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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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06:03 PM PDT
普京上半身热情拥抱习近平，下半身早就把腿借给别人绊着中国！此时，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为摆脱内外困境，不顾领土被掠的国家欺辱与民众普遍不满俄罗斯的感受，首访莫斯科朝圣寻根，与普京勾肩搭背，无疑是在饮鸩止渴。
2013年3月22日，中共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首访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共官方报道称，中俄两国在"涉及主权、领土等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聚焦。
习近平出访为江泽民卖国背书
众所周知，历史上俄罗斯通过不平等条约野蛮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至今未还。习近平访俄前，中共官媒《新华网》报导，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19日表示：21世纪的前十年，中俄双方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
中国官方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表态，是想掩盖1999年底，江泽民、李鹏和叶利钦秘密签订的《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黑幕。此条约把俄国历年来侵占的30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拱手出让。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又与普京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承认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永远不再为中国的领土，非法出卖了连北洋军阀政府都没敢放弃索回的被侵占领土。江泽民说："中俄边境问题已彻底解决。"2008年7月21日，中共外长杨洁篪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再次签署了《中国俄罗斯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标志着中俄4,300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引发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公愤。然而，不幸的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刚刚接班国家主席，就出访俄罗斯，认可中俄边境无纠纷。这是对江泽民卖国行径的又一次背书。
中共孤独到只能倚重俄罗斯
习近平出访为何首选俄罗斯？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发出社评《中国已强大到在世界上显得孤独》文章，声称要习惯美国为中国刻意制造的一些"孤独"场合，这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第二"后的正常境遇，并称是崛起的代价云云。眼下，随着中国东海、南海问题的迭起，不仅周边美日韩围堵北京，东盟各国纷纷结盟，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各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达成一致。中共的传统盟友缅甸由于政府更新，也开始"远中亲美"。如今，中共的"老朋友"们，除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外，都已不在人世了。北京现在没有谁可称之为"朋友"的了。 虽然，俄罗斯暗中也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但中共意识形态骨子里，一向把美欧为代表的民主阵营视为"敌对势力"。因此习近平作为中共红色传人，基于一党之私价值观，要想摆脱孤立困局，牵制美国，敲打日本，抗衡美日韩为主轴的亚洲"小北约"，甚至在联合国重大问题表决时傍"大块头"搅局，就只能倚重俄罗斯。
来源于"苏维埃"的"中国梦"
2013年2月17日，北京环球时报、新华网等喉舌媒体突然同时转载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16日文章《中国的苏联教训》文章。该文引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习近平虽外表温和，但实际上是个强硬派。习近平上台之始就感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竟无一真男儿抗争。近来，习近平逢场必谈他的"中国梦"，当习近平踏上俄罗斯土地后，更是刻意寻找复兴前苏联那种红色帝国梦。因为习近平的太子血缘，就来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的"中国道路"，也来源于"苏维埃模式"；而中共长期以来践踏人权的政治司法制度，更来源于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为此，习近平在此次世界瞩目的首访之旅，刻意效仿毛泽东形象高调亮相，象征性的会见俄罗斯共产党书记日久加若夫，相互打气，惺惺相惜。并向世界兜售绑架人民的"鞋子论"。
习近平认祖归宗感恩普京
习近平此访的另一个政治宣示，是3月23日，在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这是习近平莫斯科朝圣，寻找海外"红色记忆"的标志性活动。这个纪念馆的修建，是他3年前访俄时向普京提出要求，并由普京为他今天认祖归宗一手操办、安排的。为此，习近平在该仪式上建馆启动仪式发表所谓"重要讲话"表示，"此时此刻，我们举行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意义非常特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8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向普京总统等俄方领导人和所有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的俄方朋友致以衷心感谢。"普京这位前红色苏联克格勃官员，之所以愿意满足习近平认祖需求，也是由其共同的政治传统决定的。为此，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称，中俄两国至今还是在坏的方面一唱一和，配合紧密。甚至习近平22日在与普京会谈时肉麻地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普京玩弄中共于股掌之中
普京早就洞悉了习近平的红色寻根梦，修建中共六大纪念馆仅为举手之劳，就能让习近平感动得手舞足蹈，将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前苏联红场上的列宁塑像早已倒塌，如今的俄罗斯对中国这个站在身旁的暴发户，感觉很不舒服，一直都在暗助印度牵制中国。此据俄罗斯国防纲要显示，他们不仅要维持自己的武器领先中国两代，而且保证印度的武器领先中国一代。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更是积极出口先进武器给越南，最近还卖给越南大量高精装备，如导弹，潜艇。普京上半身热情拥抱习近平，下半身早就把腿借给别人绊着中国！此时，中共新党魁习近平为摆脱内外困境，不顾领土被掠的国家欺辱与民众普遍不满俄罗斯的感受，首访莫斯科朝圣寻根，与普京勾肩搭背，无疑是在饮鸩止渴。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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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06:00 PM PDT
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外是牛二当道，痞子横行。习近平的"鞋论"，是在讲凡事要有一定之规，光脚板政治搞不得了！穿鞋总比赤脚好，至于这双鞋合不合适，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说， "我们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人们把习近平这个比喻称之为"鞋论"，褒贬之声皆有。反对者称此为 "拒绝宪政民主的政改，继续走其'特色路'"辩护。肯定者则读出"旨在提倡以民意为导向，不是号召人民去顺应领导的需要"的新意。（鲍彤）
如果简单地将这个比喻看做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护，这个比喻确实不值一提。在苏俄社会主义已经破产的今天，任何辩护在历史的参照下，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十月革命催生的怪胎，从一开始就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一次大倒退，更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大灾星。社会主义是什么？邓小平讲得很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搞不清楚，今天也未必清楚。既然如此，谈它作甚？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其实就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模式。建政之初，中共走的是苏联道路，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制度都是如此。而这个苏联模式究竟是什么呢？当今俄罗斯的领导者称之为"令人发指的"，"建立在人的牺牲基础之上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个令人发指的模式，在中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把这个模式比作鞋，也被中共视为敝履。因为苏联人还有那些表面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条文在毛泽东那里却被称为条条框框。在他看来，任何约束都不可以；哪怕只有一点。他要的就是我行我素，无法无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连鞋都懒得穿的光脚板政治家。
文革中刘少奇被批斗，他以为手执宪法就能捍卫自己的尊严。其实那不过是废纸一张。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就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此，具体的法律又如何呢？
陈云对新闻法有这样一段妙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如果说毛泽东是有鞋我也不穿，而陈云则是我连鞋子都不要。至于他说"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至少不会挖祖坟"一类的笑谈，哪里有革命家、政治家的一点影子？连满清的部族首领都不如。
什么是中国特色？其实就是毛泽东给斯诺讲的，我就是和尚打伞；就是不讲规矩，蔑视法律。拿中共的选举制度来说，最荒唐的莫过于"等额选举"。等额何来选举？选举岂能等额？这就如同沙漠中游泳，真空中呼吸，秃瓢的头发，婊子的牌坊一样不可理喻；比赵高的指鹿为马还要无耻。由此看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外是牛二当道，痞子横行。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在宪法框架内的活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由此看他的"鞋论"，我倒觉得他在讲凡事要有一定之规，光脚板政治搞不得了！穿鞋总比赤脚好，至于这双鞋合不合适，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原载《动向》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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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关於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党――再论刘云山最好引咎辞职 Posted: 19 Apr 2013 12:47 PM PDT
十八大已濒於被遗忘，但我仍想郑重指出它的精华。十八大文件中关於建设"学习型丶创新型丶服务型的党"的提法，在我所知道的有关"党建"经典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前无古人的。它言简意赅，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结束语》；超过了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联合政府》；超过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在七大和八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至於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那是"党建"中的败笔。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即所谓既代表了"最广大"，又代表了这个和那个"最先进"），是三个笑话，三个自封，三个垄断，它以三个"骄傲"，应验了毛泽东"使人落後"的预言。所以，尽管在破除八股（无产八股，革命八股，马列八股）方面可能起过三种作用，但也给自己拉开了夕阳西下之幕。 十八大宣布要把自己建设成为学习型丶创新型丶服务型的党，没有倚老卖老的暮气，却有年轻人那股如饥似渴的进取心。学习的前提是知不足，创新的前提是不自满，服务的前提是甘为孺子牛。这，既不是救世主的精神，也不是骗子精神官僚精神，而是自强不息的小学生精神，探索者精神，公仆精神。以此为目标来救党，还有什麽沉疴重病不能起死回生？以这种精神来做好事，还有什麽人间的事情不能成功？反过来来，若以官气十足的三个代表精神去办事，好事也非办成坏事不可。 举两个实例：一，反腐败；二，做中国梦。 反腐败是好事。但如果摆出救世主的架势去反，结果势必是：一，只准我官方反，不准你们民间反；二，把要求领导人公布财产的公民当做"刑事犯罪分子"抓起来；三，宣布揭发腐败的记者丶媒体和律师，是"泄露机密颠覆国家"的敌对势力；四，明明是本道路本制度制造出来的腐败，还要自欺欺人提高什麽"道路自信"丶"制度自信"。在主旋律发出的信号中，已经多次出现了以上四种与反腐败背道而驰的怪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还谈得上什么"标本兼治"？ 做中国梦本来也应该是好事。但是，如果以救世主或三个垄断代表的身份勒令全国，规定大家一律来做标准版的中国梦，结果肯定是：一，在全国范围内洗脑封嘴；二，继续大幅度提高维稳预算在国家开支中的比重和绝对量；三，在网络上删掉关於不要专制独裁的言论和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一切建议；四，也许还要在古典中删去可能导致某些联想的梦，例如南柯梦丶黄粱梦乃至红楼梦等等；五，从娃娃抓起，提高对产生腐败和污染的土壤（即有关制度和有关道路）的"自信"，提高对实现举国体制的强国理论的"自信"等等。也许我在杞人忧天，但这些都是目前正在一一露头的事实。 "三个型"好。可惜身为党建小组组长和宣传小组组长的刘云山常委对此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虽然戴着三个型的新帽，仍在做三个代表的旧梦。如再不醒悟，改弦易辙，势必耽误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学习型丶创新型丶服务型的党的大事，使全党八千万人坐失良机，到了那个时候，徒然悔之晚矣！所以我想，为刘云山先生计，也为中共计，现在是他引咎辞职的最好时机。晚辞职不如早辞职。在一切可能的结局中，我希望刘云山选择一个最好的丶而不是最糟的结局。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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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12:32 PM PDT
四月十四日，根据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命令，法国的三十七位内阁成员公布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其中包括房地产，银行存款，投资，汽车，字画，古董，以及其它所有值钱的东西。这一举动是为了挽回一位部长的非法收入所造成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不久前，一位内阁部长被披露在境外有非法经济活动，并且有七十七万美元的国外存款。政府的诚信危机迫使总统下令所有的成员公布财产。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该国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出版自由法》，要求"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瑞典公民由此获得了查阅包括首相在内的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随后，瑞典又立法要求所有公民和团体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这更使得瑞典官员无一不处在"阳光的监督之下"。 除了瑞典、法国之外，至今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实行这种"阳光法案"的国家不仅包括成熟的欧美民主国家，也包括不少后来采纳民主制度的新兴国家，甚至包括民主和法治还不甚健全的俄罗斯。中国的邻居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也都实行这一制度。 奥朗德下令内阁部长公布个人财产的最新举动本来是为了解决法国国内的诚信危机，但是无意中也给中国领导人出了一个难题，当然同时也是给中国领导人开创反腐局面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中国，由执政党主导的"反腐"一直成效甚微，甚至是"越反越腐"；要求中国官员们公布财产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大。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立法措施来满足公众的这一合理要求；由执政党控制的各大新闻媒体对此也讳莫如深。 在中国的高级官员中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官员公开财产的制度。甚至那些非常不情愿引进这一制度的官员们，至多也只是哼哼唧唧几句"情况复杂"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更多的官员则是向上推卸责任，例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振声就多次公开表态，只要有制度，他个人随时可以公布个人财产。由此可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知道抵制"阳光法案"是多么不得人心！ 中国的执政党越是在官员财产的问题上遮遮掩掩，中国的百姓和国外的媒体越发在这个问题上穷追猛打。网民们通过官员公开活动照片中的服装、手表和其他装饰来揭露他们的不明收入。这种方式十分奏效。著名世界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彭博新闻社等更是盯住中国主要领导人及其亲属的财产大作文章。对此，中国的执政党是防不胜防，非常被动。 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已经五个月了，在社会对他们众多的期待中，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假如中国能够实行这个制度，就能够在制度上先发制人，让官员们在开始腐败之前三思。历史证明，对公众知情权的畏惧之心能够有效的遏制腐败。同时，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中国主席习近平能受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公开财产令"的启发，快速启动中国的"阳光法案"，否则所谓的"习李新政"很快便会成为舆论的笑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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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12:18 PM PDT 
我要以十二分的热忱，向大家推荐一本我刚刚看完的书。这本书是俄国记者是玛莎.葛森的《普丁：沙皇再临》2012年在台湾由时报出版公司翻译出版。
坦率说，总体来看，这是一本颇为无聊的书，对於普丁的介绍没头没尾，叙事也比较混乱，资料性在我看来也不是很完整。但是，为什麽我还要怀着十二分的热忱推荐呢？这完全是因为本书的最後一章，题目是：《尾声：十二月的一个星期》。 这本普丁传记用前面所有的篇幅，讲了普丁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克格勃官员成为俄国的统治者，作者主要描写了普丁上台之後，是如何把俄罗斯的民主制度逐渐消解，并用特务手段，重新建立了沙皇一般的恐怖统治。整本书的基调，是灰暗的，令人难过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看了前面的内容，读者会想，不知道俄国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但是，但是！！ 这本书的最後一章，用日记的形式，逐日记录了2011年12月普丁再度当选总统之後，以为严重的舞弊，人民终於无法忍耐，而重新开始大规模抗议的过程。作者把这个过程写得可歌可泣，令我看了热血沸腾。 在此前的俄罗斯，因为人民的不满都压抑在心中，所以大家都以为抗议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有少数人觉得实在不能不表达抗议了，於是在网络上号召上街游行。一开始，他们以为只会有四五十人参加，然而到了现场，却发现，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来了”。最後的人数到了五百。作者说，那一刻，他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革命的热情，往往一旦点燃就会顺风蔓延。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已经面对俄国当局出动的军车和警察，主办方只申请了三百人。结果，他们在脸书上号召参加以後，12月6日，有三千人表示要参加；12月7日：五千人；12月8日，两万人；12月9日：两万五千人。12月10日是游行的当天，早上，表示要参加的人数达到三万五千人。当天下午，游行开始，参加者的人数是：十五万人！仅仅半个月前，组织者还以为不可能的人民觉醒，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就这样爆发了。 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它表明，人民不会永远忍耐的。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坚信，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时刻，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不管有多少人对此表示怀疑，都丝毫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心，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刻在俄罗斯能够发生，就必定会在中国发生。 那些不相信的朋友，也许可以看看这本书的这个章节，你会被历史说服的。你将会看到，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革命为什麽一定会发生。
——RFA
附录：
《普丁：沙皇再临》简介
一位好勇斗狠的低阶KGB特务， 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得权力，统治了俄罗斯？
这是一本惊悚犀利的写实报导， 也是作者就算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揭露的真相…… 弗拉基米尔．普丁，一九五二年生，俄罗斯圣彼得堡人，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丁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之后成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特务，并担任过圣彼德堡副市长。 拥有这样背景的他因缘际会被叶尔辛的智囊团看上，而被指定为叶尔辛的继承人。普丁因此在一九九九年以政坛新星之姿一跃成为俄罗斯总理，并于二OOO年担任俄罗斯总统。由于俄罗斯宪法对连任的限制，使得他无法参与二OO八年的总统选 ??举，他便在总统卸任后，二度出任俄罗斯总理，并推动修改俄罗斯宪法，将总统任期由四年改为六年；而在二O一二年，普丁再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在未来可见的十二年内，普丁将会继续统治俄罗斯。 本书是由国际知名记者玛莎．葛森为俄罗斯「新」总统普丁作传。葛森于九O年代以来，长期定居于莫斯科，亲身经历了普丁当权以来的变局。透过她第一手观察、采访，并精心收集诸多过去未被披露过的资料，以惊骇的事实及引人入胜的笔调，描绘出普丁如何从一位低调、曾派驻东德的特务，摇身变为一位专制集权统治者的过程。 作者简介 玛莎．葛森Masha Gessen 一九六七年出生于莫斯科，同时拥有俄国与美国国籍，并可以俄文及英文写作。她曾任俄罗斯主要新闻杂志《总结》（Itogi）的首席特派员，并担任俄文杂志 Snob编辑，且为Vanity Fair、The New Republic、Granta、Slate等美国杂志之特约记者，现居莫斯科。着有《消失的天才》(Perfect Rigor)、《血缘本位》（Blood Matters）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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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11:56 AM PDT 
很难将我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平凡但具有启发性--的个人记忆从压倒性的历史判决分开。我曾以保守党研究主任的身份在她麾下做事，并担任部长职务15年，随后赴任英国末代港督。她是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者，因此在我的任期内，她频繁到港访问，大受欢迎。
撒切尔总是鼎力支持维持香港的法治精神、公民自由和民主诉求。她同情--也表现出喜爱--民主运动家。我还记得，尽管我们的官邸成员无不出色而努力（对于我们，她总是和蔼而谦恭），但她是唯一一个自己铺床的访问者（访问者不计其数）！她的工作的仔细和精确与大饭店相比毫不逊色--铺盖整洁，有棱有角。
当她以公务访问北京时，也总是会坚持先为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买件礼物。赵紫阳是和她谈判香港回归事宜的人。
作为国家领导人，撒切尔的主要成就是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她于1979年首次就任首相）英国的衰落之势。在她逝世后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中，鲜有人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年英国的状况上。经济一蹶不振，工会的滥用权势让英国几乎变得无从治理。
反常的是，她之所以能让政府重新变得负责而权威，部分是通过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实现的。她的改革为一个时代打下了基础，英国的人均财富增长比大部分竞争对手都要快。
撒切尔的改革振兴了私人部门、促进了房屋所有权、降低了企业税、减少了对经济大部的监管，并遏制了工会动用其行业能量的实力。她以决心推动改革项目，但在执行方面相当务实--至少在其首相生涯晚期之前是如此。她步步为营，不懈地朝一个方向前进。政府上下没有任何人怀疑她的目标。
她所推出的改革还掀起了国际反响。在她的执政生涯中，欧洲苏维埃共产主义瓦解了--其高潮便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她一直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毫不掩盖的批评者，一如她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和同志罗纳德・里根。她拥护自由市场--事实上，她直白地大声宣扬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联系--这启发了苏维埃阵营中的人民，促使他们摆脱了40年的枷锁。
她反对德国重新统一，这是她的重大误判；但她对更伟大的欧盟一体化能否与成员国的民主问责相协调的怀疑在多年后赢得了更多的同情者--不光是英国人。她推进了欧洲单一市场的进一步一体化，但同时也质疑这是否真的需要将更多的政治主权割让给欧盟委员会。
许多人认为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是撒切尔爱国主义的顶峰。这只是她政治冒险的又一信号。
收复福克兰群岛是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福克兰群岛是遥远的英国属地，其人民在被阿根廷侵占后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它可能成为巨大的错误，让她和她的政府黯然下台。即使是里根政府，也逡巡不前，没有支持英国的军事行动。但幸运青睐勇敢者，胜利巩固了她果断和果敢的名声。英国出租车司机总是说，她是政府里最棒的男人（man）。
撒切尔对英美关系的强度信心十足，这可以从她和里根的友谊中一窥端倪。他们的个性绝不相同，但人生哲学相近，总统的表达更加优雅，而他相当仰慕她的直率和对古老真理的单刀直入甚至话糙理直。"她真是个可人儿，"据报道他曾这样对助手说。当时他一只手握着电话，听着她在伦敦向他斥责美国的政策失误。前去聆听她卸任后演讲的许多美国人也有同感。
我最仰慕撒切尔的地方是她的政治风格。她从来不会要专家小组告诉她应该信什么，应该怎样说。她认为思想是政治的核心，她为她所信的思想而战。她不会对两个相反的观点作"三分法"而取折中；她厌恶中间道路政治的思想，而被空泛的精英共识先入为主的大部分选民正是如此。她认为，作为领导人，雷厉风行可以通过让人们相信真相及其与他（她）立场的关联改变政治地图。
在行事方面，撒切尔比她的仰慕者后来所显示的更加谨慎。但是，说到底，她对自己所拥护的思想的热情为总是灰蒙蒙的政治界带来不少鲜明的色彩。
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是完人。与其他人一样，她也犯错误，也捅娄子。但毫无疑问，她是20世纪政坛的巨人，主宰她和我们的世界的人--让我们和世界更美好。
彭定康（ChrisPatten）是英国末代港督，前欧盟负责外部事务的委员，牛津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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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11:51 AM PDT
一则关于政治体制的笑话。一个苏联克格勃（KGB）特工和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互相吹嘘各自的机构是如何的杰出。那个KGB特工得意地说到：“我们拥有你们美国过去15年里所有导弹发射的详细数据。”CIA特工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不算什么。我们掌握着你们苏联未来15年里所有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在民主政治下，只有等到选举结果出来，才能知道谁是国家领导人。在非民主体制下，领导人是内部提拔制定的，在走过场的投票前就已毫无悬念。自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世界上有三分之二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差额选举方式产生的。在当今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22亿人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这22亿人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有三分之二集中在一个国家。 尽管民主化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民主化时代仍然可能是动荡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个世界上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一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潮流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两者之间还没有可见的正式关系。 中国能够长期地置身于民主化的潮流之外，这与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在中国遇到的阻力，常常来自下面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配不上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配不上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成立，而很可能是同时不成立。 “民主配不上中国”这个观点由两个相反的看法组成。一种看法认为，共产主义早就超越了民主，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当然配不上中国。民主是个贬义词，象征着低级与落后，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中国要实现的是共产主义。民主党派这个称呼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跟共产党相比，民主党派要整整低一个等级。民主党派的党校被称作社会主义学院，而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原名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按照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低级的西方民主，当然配不上最高级的共产主义。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太古老，民主太年轻、太天真。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其独有的政治传统和价值观。而现代民主发源于英国这个历史不长的蕞尔小国，而美国历史更是不足三百年，他们的东西怎么能跟天朝相比。民主是西方的东西、是舶来品，谈民主是崇洋媚外。民主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必学，也不值得学。 这两种看法，一个认为中国很新，在意识形态上最先进，一个认为中国很古老，文明最悠久，但是它们的结论却是一样，中国不需要民主，民主也配不上中国。问题是：这两种观点能同时成立吗？ 如果说“民主配不上中国”这个观点是以反对民主的面貌出现的，那么“中国配不上民主”的观点则是以认同民主的面貌出现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太认同民主了，以至于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理由是中国人素质太差，只配专政。 如胡适先生所注意到的，许多国人太热爱民主了，以至于主张专制独裁：“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个结论已被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史一再证明。民主虽好，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民众缺乏民主素质。中国人没救了，什么都搞不好，什么好东西来到中国都会变样。就算是中国有了民主，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也必然令民主政治在中国完全走样变形，在民众素质差的地方推行民主会带来混乱。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作家柏杨也有著名的“酱缸理论”。 民主配不上中国与中国配不上民主，这两种观点表面上自相矛盾，但在根本点上却是高度一致，有谋而合的──这就是中国不需要民主。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违反常识的。 我同意胡适先生的判断：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所谓常识，就是寻常人都能理解、并且掌握的知识。专政基于的是反常识，民主基于的是常识。有懂得常识的人，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只要公民有常识，就能实行民主政治。 以中国优越论为例：中国是文明古国，号称文明从来没中断过，可几千年积累下来，为什么老百姓的素质依然太低呢？很显然，漫长的专制要对国民负主要责任。许多现代国家的历史才几百年，为什么人家的老百姓素质却比中国国民的素质高呢？很显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熏陶，改进了国民素质。说中国因为历史悠久就不需要民主政治，在悠久与优越之间划等号，显然是违反常识的。中国民主进程的缓慢，这让不少认同民主的人产生了绝望情绪。但问题是，你不能用绝望来治疗绝望。 再以素质论为例。所谓素质，是在特定制度下长期训练养成的。素质低，这是专制的结果，没有民主，老百姓的素质就会越来越低，那么，何时才够实现民主？确实，公民的素质对民主政治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下，臣民才能变成公民。公民素质的真正提高，离不开民主政治。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人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事实上，素质并非民主的障碍，也不构成不需要民主的理由。国民素质并非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非民主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换言之，要想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先有民主实践。 还有人担心民主会带来混乱，可民主政治会带来混乱吗？在一些国家，确实出现过议员打架、百姓对立的事，但应该正确看待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纷争，议员打架、百姓争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而不是反对民主政治本身。在民主政治初期，议会中出现肢体冲突，恰恰说明议会所审议的议题非常重要，议员们非常在意。议员打架，固然不妥，但总比会场上一片昏睡好。再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大乱，哪次是民主造成的呢？依我看，都是因为不民主才混乱。当民主政治缺席的时候，越维稳，结果越不稳！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怪圈，即治乱循环。每当文明达到一定高度、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社会便会出现动荡，将一切清零。导致治乱循环和混乱的正是因为没有民主。 百年以来，甚至连文化素质很高的人士都认为；强权是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他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他们相信，没有由来已久的那种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然而，每个王朝的结局都告诉人们，终究有一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强权自身会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强权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人们可以向往强权，但是不能阻止强权辜负人们的期望。我要说：强权不是答案，威权不是答案，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强权，因而也没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强权。 有人说，中国需要戈尔巴切夫，但是，没有索尔仁尼琴，没有萨哈罗夫，没有团结工会，没有冲破柏林墙，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有人说，中国需要蒋经国，但是，没有美丽岛，没有一波接着一波的争取解除党禁与报禁的公民运动，就不会有蒋经国。不要问中国的蒋经国在哪儿，也不要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儿，要问造就蒋经国与戈尔巴乔夫的公民态度与公民行动在哪儿。 什么时候中国没有民主党派了，中国就有民主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用绝望来治疗绝望了，中国就有希望了。什么时候能回归常识，上述反民主的调调就不攻自破了。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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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5:49 PM PDT
中国1～3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仅增长7.7％，中国经济复苏出现放缓迹象。收入差距扩大和工资上涨缓慢，个人消费领域难以扩大，而反腐的“节俭令”也对消费构成了打击。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则难以支撑经济整体复苏。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显示，1～3月新车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13.2％，约为542万辆。此前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增长率仅为5％左右。考虑到这一情况，可以发现个人消费整体上正在复苏。
相比被认为不可靠的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用电量被认为更能准确反映经济实际情况。1～3月用电量较去年增长4.3％，但如果仅观察3月，则仅增长2％。而如果考虑到处于经济放缓局面下的2012年增长5.5％、2013年用电量预期为增长9％以上，可以看出个人消费和企业生产增速有所放缓。 经济复苏之所以欠缺强劲势头，是因为个人消费领域迟迟无法扩大。 而其理由之一则是收入差距巨大。在中国，由于看好经济复苏，一部分富裕阶层进行的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过热，而整体工资水平却并未提高。城市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3月实际增长6.7％，低于2012年全年的9.6％。 春节期间赠送用的高级茶叶，去年500克卖到800元，而今年降到400～500元。上海的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高级品不好卖。 以习近平为首的领导层为推进反腐败运动而推出的“节俭令”也打击了消费。规模以上餐饮业（全年销售额在200万元以上）1～3月销售额下降2.6％。一名外资服装企业的高管称：在内陆地区“高价商品销售放缓”。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拉动经济复苏，这将推高企业业绩，进而通过工资上涨等路径，促使消费出现扩大，这是一般的复苏模式。但是，中国企业的盈利复苏却容易姗姗来迟。 据金融信息服务商大智慧统计显示，在截至4月15日发布2012年度财报的1568家上市公司中，最终损益为下滑或亏损的企业达到726家，接近一半。一家国有大型汽车厂商的相关人士感叹说，“今年的奖金估计难以提高了”。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对制造业的拉动效果也很有限。以本应因基础设施投资而大赚的液压挖掘机市场为例，自去年秋季起需求开始复苏，曾有观点预测，企业业绩有望在3月时隔约2年出现同比增长。但是，结果却是下降约5％。 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的过剩设备。在看好需求复苏而一直在强化增产态势的钢铁行业，库存很早就出现膨胀。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显示，3月中国22个城市的冷轧钢板等5个主要品种的库存相比2月增长2成以上，库存量创历史新高。即使需求出现复苏，也很快陷入产能过剩，然后库存随之增加。目前中国仍未摆脱这一怪圈。 中国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还可在商品市场中看到。例如用来加工建筑材料、汽车和家电产品零部件的热轧卷，上海市内的交易价格为每吨3700元。相比1年前下跌2成以上。 而在石油化学产品领域，丙烯纤维的原料也在下跌，东亚现货（即时合约）价格在最近1个月里下跌约6％。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服装需求疲软。 中国经济要走向稳定增长，必须缩小收入差距和消除过剩设备与产能。在摆脱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的同时，能否扩大经济？这将考验中国领导人的能力。 （菅原透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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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4:39 PM PDT
最近想到这个问题是由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的各种看法引起的。 以史为鉴，鉴什么？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中国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的《武帝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写列传。还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怀抱，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是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 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按：这部通史写了19年，当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面，包括校对的、刊印的，但是司马光是主要编撰者），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不论如何，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因为孔子维护的是正统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乱。例如臣杀君，叫"弑"，君杀臣叫"诛"。前者是大逆不道，后者是罪有应得。 大家应该都知道文天祥的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两个能坚持原则、坚持说真话的史官，齐国的太史简因为大臣崔杼把齐庄公给杀了，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崔杼说不能用弑字，他坚持用，就被杀了。那时候职位常是一家继任的。他死后他弟弟接手他的职位，也坚持用弑字，结果也被杀了，另一个弟弟再接替这个工作，照样坚持用"弑"字，也被杀了。三兄弟前仆后继，就为了这一个字。最后崔杼手软了，觉得不能再杀下去，就认了。所以在《春秋》里记载是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说明：第一、他们非常在乎用哪个字；第二、当时的人还是有血性的。他们认定的原则，不惜以身殉。据说另外还有一个别姓的南史氏，听说此事后还准备去接着干，去撞刀口。后来崔杼罢手了，他才没有去。那时候的人确实较真，把坚持他们认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还重。我们今天的是非标准和那时不同，看起来很可笑，为了用哪个字而牺牲性命。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是他们的道统。晋国董狐的事迹也差不多，不过没有被杀，就不细说了。通常有"殉国"、"殉职"、"殉道"之说，而写历史成为一桩惨烈的职业，要牺牲性命，"殉史"应该算是中国特色。不论如何，这两位史官为后来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古代修史以此为榜样，坚持写真事，不能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编，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其实齐太史记录的是当时眼前发生的事，应属于新闻，而不是历史。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统治者的言行载入史册是给后世看的，关系到身后的名誉。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的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 历史都是史官写的，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史官。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许就是从齐太史之后立下的规矩（我没有考证），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记载他的言行，这样，史官就可以无顾虑地如实记载，为后世提供真实的史料。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的就逐渐多起来。不过总的说来，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唯我家历史不可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常是以得势者的是非为是非，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观一些。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而且史官们特别希望当朝皇帝能吸取经验教训，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写真实的动力。赞扬前朝的开国皇帝，揭露过去亡国之君的弊政，都不会冒犯当今的在位者。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当可信度。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只有到了本"共和国"写前朝"民国"，却一味贬之，不能客观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异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早已荡然无存！大饥荒的年代，刘少奇曾告诫毛泽东："人食人是要上史书的"，还希望借助对身后名敬畏的传统力量。但是写史的权力已被垄断，连饥荒事实本身根本不许载入史册，其能奈何！？ 所以近现代史的官史可信度还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2011年对近代史来说可算是丰收年，比起十年以前，对于民国史的认识，就大大的不一样了。还有一些业余喜好者，也参加进来，促进了"野史"的繁荣，是大好事。但教科书还没改，还在继续误人子弟。 世界历史进入视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的。比如你要学英国历史，你得看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克伦威尔革命，以后又有光荣革命，又有工业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图亚特王朝或都铎王朝怎么样了为线索。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及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日本"明治维新"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这样，不知不觉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器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成为手段。这是倒过来了：不是说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是为了巩固当权者的统治，而是说为了国家繁荣、人民福利、社会进步，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被"替换"。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十九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这就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竟无忠贞之士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流血、丧命在所不惜。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苏共作为一个政党还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党，还有比苏共更左的政党也合法存在。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俄国人自己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制度。他们总结这段历史，著作林林总总，对十月革命本身作彻底检讨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种著作对原来的苏共的功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留恋惋惜过去的政权和制度的。连已经在野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自己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都说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打破这种垄断当然是进步。为什么我国一些人如此"看兵书落泪，为他人担忧"呢？大约本是同根生。尽管曾经反目，昔日"老大哥"被冠之以"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种种罪名，甚至兵戎相见，但是到头来还有兔死狐悲之感。过去以俄为师，老师自己都意识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辙了，其实作为学生，也早已脱离师门自行其是了，为什么二十多年之后，还要替俄罗斯人捡回人家不合脚而扔掉的鞋子，替他们奉前朝为正朔呢？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如果对别国的历史只是学术讨论之争，还则罢了，如果手握重权者以此"教训"为基础，决定治国方略，那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为保"江山"不择手段，后果不堪设想！民族难以复兴，却会走向灾难。 最近有一位将军声称要"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引起网上一片哗然。谁是"国贼"？由谁来定？这原是五四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国贼"是指当时的最高执政者。因为学生怀疑这个政府要签署危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学生手无寸铁，只是喊喊而已。而军队如果这样做，就是军事政变了。如果说"国贼"是指贪官，那应该是法律的事，如果由军队来决定谁算贪官，而且可以派兵来惩治，那是什么景象？今天说是惩治贪官，明天就可以对准任何有不同意见的，或是上街情愿的民众。总之，正规军枪口对内为现代国家所不允许！一旦在执政理念中包含了可以动用军队对付内部威胁（不论是实际的还是假想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论是苏联还是埃及，军队在大变动中保持中立，守住底线，是广大民众之幸，也是文明社会军队的基本"军德"。 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还有一种说法，"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灭史"之说可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官史"还是定于一尊，但是野史非常发达，许多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来。前面讲的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国史大丰收就是例证。这是一大进步！ 中共党史原来是不能碰的，只有一部官史。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至今南京二档馆民国史的档案可以开放，而中央档案馆中共的档案是不能开放的。不过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录，是野史，很有价值。例如何方老人的《党史笔记》，不能在内地出版，只能在香港出版。于是又有一些以权威自居的"学阀"出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界对某一段历史的不同解释可以不断争论下去，是正常的。随着档案的陆续开放，有些本来"公认"的事实也被否定。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言之有据。而今披露历史真相的，改变过去偏颇的结论，拨乱反正的，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以愚民为目的的谎言反倒是"正史"，那是颠倒是非。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蒂是不同的国家观 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的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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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1:49 PM PDT
本文以习近平为例分析讲政治的人物讲真话，认为真话既然发自肺腑，它也必然反映讲话人自身的经历、学养、脾气和这样那样的“梦”想。须弄清它的意义，再来决定感动与否。
政治家或政客講的是政治。講政治就須權衡利害、照顧影響、貫徹謀略、樹立形象，難得傾心吐肺講真話。所以對於他們，自然不可聽其言而信其行，甚至連聽其言而觀其行、以其言去促其行都是白費精神，只好當他沒有說吧。如果偶爾出現個把人物，不讀文稿，不說套話，直抒胸臆，口吐真言，總會引起轟動，並且感動。我以為轟動事屬必然，感動則須慎重。因為那些虛假不實的政治宣言，無論說好說壞，說了等於沒說，所以可以不聽。而掌握大權的政治人物說真話了，那可是立即化作物質力量的，關係著你我平民的禍兮福兮啊！所以，對於這樣的真話，必須認真學習領會，弄清它的意義，再來決定感動與否。
新上任的習近平總書記（黨）兼主席（國家）就對我們講了好多真話。上任講的就是反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而且言出法隨，已經有老虎蒼蠅陸續落網了。這就是真話的物質力量。尚在網外的更多的老虎蒼蠅宜聽我的勸告，一改他們過去把領導的宣言只當「星空」看看就了事的故態，認真對待他的真話，準備好自己何去何從吧。
這是說真話的「正能量」，話既真實，又很正確，落實起來，人民之福，也是黨國之福。不過真話既然發自肺腑，它也必然反映講話人自身的經歷、學養、脾氣和這樣那樣的「夢」想。這就需要分析了。
「打鐵還須自身硬」的翻譯風波
話有文野之分。真話出自自己，未勞秘書班子智囊集團千錘百煉，自然難於十分講究文采。這倒未必就是缺點，反而常常能收與平民拉近距離之效。不過因為講話者位高權重，有的話「野」到某種程度，也會產生負面影響。例如習氏發表於他當選當天會見記者的「打鐵還須自身硬」語錄，那立意想必不錯。可是仔細想想，他是要求誰的「自身硬」呢？──這不是老夫吹毛求疵，而是轉述此語從發表起就給翻譯界造成的困擾。且說當時官方的現場翻譯（英語）是這樣的：
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直譯：要變成鐵，金屬本身必須硬。）
好些外國媒體也跟著轉播，例如英國BBC也只在語序上作了調整，還是要求被打的鐵「自身硬」（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hard to be turned into iron,──金屬必須自身硬才能煉成鐵）。這些翻譯家們想來根本沒有見過打鐵；打鐵的前提恰恰是要把它加熱到「自身軟」的可塑狀態，以便鍛造成型。而且習氏這句話是說在必須解決黨內腐敗等問題之後的，他自然不會要求被「打」的腐敗分子「自身硬」起來。也有動過腦筋的翻譯，英國《每日電訊報》就譯作：
To forge iron, you need a strong hammer.（打鐵得有硬錘子。）
原來要硬的不是鐵，而是鐵錘，就是說反腐得有先進手段了。但是這是講話者的本意嗎？原來他接下來的一段話乃是「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就是說，要求打鐵者自身手腳乾淨了。比較起來，還是美國佬瞭解總書記，CNN和《紐約時報》的譯文都是：
To forge iron, one must be strong
（要打鐵，打鐵的人得強壯。）
和總書記的原意是符合了，但是遇到了邏輯問題。打鐵自然要求鐵匠身強力壯，可是要求主事者身強力壯的活動多矣，為何身體條件一定影響於打鐵而不影響打球打架打秋千呢？這個問題還是以新華社後來發佈的譯文把它敷衍過去：乾脆不說鐵匠打鐵，把它譯成──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must first of all conduct ourselves honorably..（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自己必須首先行為端正。）
其實所以造成這場翻譯風波，完全是因為習氏背錯了一句民間諺語：「打鐵還須砧礅硬」。不是說鐵匠，也不是說鐵錘，而是支持打鐵的那個鐵砧，必須堅牢。須知諺語雖然出自底層民間，卻是千百年間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要理解和運用它是需要一點頭腦的，不可隨意。如果習氏真懂得這句話並且正確地引用了它，那麼它的意思應該是，要解決貪腐等等問題，不僅需要鐵匠即黨的領導硬、鐵錘即反腐手段硬，還要反腐的根本條件即制度過硬。但願他真是懂得這句諺語的深意，當時只不過口誤罷了。
以己之腹度人之心徒增國際笑柄
為了一句可能的口誤，浪費這多筆墨，乃因看見不少吹捧總書記的話兒深入他心坎的肉麻文章，不得不指出他們是在把那「鐵匠」引入歧途，居心可疑。不過總書記還有另外的真話，就不能歸因於馬屁精的誤導了。例如在他尚任國家副主席時指責「有些人吃飽了沒事幹」專對我國說三道四的名言，那話說在他所指之「有的人」的大門口，也引起國內聲聲喝彩。那是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也是一句民間諺語。可是那諺語產生的背景卻在我們民族最悲慘的時候，那時幾乎全民以吃飽飯不餓死為最高追求，吃飽了也就無所事事了。大面積出現這樣的心態，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僅是特例，而非常例。作為一個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領導人對自己的人民這樣看，已經自損尊嚴，還對一個歷來相信吃飽了飯以後還有自己的尊嚴自己的權利需要保衛還有別人利益需要尊重的民族說出這樣的話，以己之腹度人之心，不過增加國際笑柄罷了。近年來我們年年花費鉅額經費去搞「大外宣」，領導人的這樣一句話，就可使天天在紐約時代廣場的燒錢表演付諸東流，可惜不可惜！
以上幾則，算是「質勝文」的例子，雖有瑕疵，影響總有限度，野就野一點吧。但是，有的真話就大大關係我們切身的利害了。以下是他南下深圳的談話，總結蘇聯解體教訓的：
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
此處不評他對那個被「毛澤東思想」判決為「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的眷戀之情來自何處，只說這句話裡暗藏的重大機關，就是在總書記心裡，一是所有的政黨「手裡」都須有「黨的武裝」，絕對不能「非黨化」「國家化」；二是它們的作用首先是（或只是）對內鎮壓的「專政工具」，絕對不能「非政治化」；三是有了這兩條，任你有多少人要求民主反對復辟如蘇聯人民在當年「八一九」後那樣，他都有辦法對付了。怎麼對付？黨內的上層的，把他「弄起來」，黨外的民間的，絕不「保持所謂的『中立』」，那就是重演二十四年前的天安門故事了。話已說得如此明白，哪裡還能期望他「平反六四」啊！至於他的深圳之行還講了蘇聯解體而人民不救「更無一個是男兒」的名言，因為和他最近訪俄的另一名言「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明顯抵牾──他並無穿蘇聯「鞋子」的履歷，不會知道那鞋是否合那邊「男兒」的腳，所以前後必有一句不是真話，暫不置評吧。
你只在乎吃飽，他就不為難你
或問那麼你怎麼看總書記首次接見記者那一段十分親民的話呢？難道那些不是他的真話嗎？──那段使得聽眾熱淚盈眶的話正是在說「打鐵」的話同時講的。請仔細再聽一遍：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沒有理由認為這段話是假話。不過橫向一看，他對人民的所有這些許諾，美好的生活，滿意的收入，可靠的保障，高端的醫療，舒適的居所，優美的環境等等，很多優雅的主婦早已對她們的寵物一一兌現了，甚至也送它們上寵物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哩。人民的需要和貓狗的需要不同之處，就在──而且只在於──前者還有他們自身的人格尊嚴和公民權利而後者沒有。習氏的奮鬥目標和主婦們的已遂恩賜都不包括那兩者，這應該不是偶然的一致。只要人民不在乎自己的尊嚴自己的權利只管「吃飽了」，我相信總書記也不會運用他「手中」的專政工具去為難大家的。否則呢，他已經說過了。
分析講政治的人物講真話──以習近平為例──就分析到這裡。要聲明的是即使如此，我還是愛聽政治家或政客講真話，而絕不相信那些口吐印刷體宣講政治話的人。真話即使最恐怖者例如「我要殺你」，至少可以令人有所警惕有所趨避，總比懷揣利刃卻與你稱兄道弟說我的權為你所用呀危險少些。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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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1:33 PM PDT
在藏文明的存亡危機的歷史關頭，達賴喇嘛在寺院中引入正式的科學教育，讓藏傳佛教主動面對當代科學的挑戰，把古老佛教浴科學之火而重生的機緣掌握在藏民族自己手里，以寺院僧團領頭，帶動全民族，接受科學，達到現代化。
和歐美科學家持續對話的25年
美國南方最重要的城市亞特蘭大，有一所私立大學，艾莫瑞大學，這是美國東南部最好的大學，創建于1836年。美國第一流的老牌名校大多兼有深厚的人文和科學傳統。在艾莫瑞大學校區里，有一座藏式建筑，門口停車場上高高地飄著經幡。這是一個藏傳佛教的寺院。我曾經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美國人通常上教堂禮拜的時候，來到這所寺院，聽一位仁波切講經。小小的經堂里，各種膚色的人們席地而坐，聽仁波切用帶有印度口音的英語講解古老的東方宗教。
艾莫瑞大學和達賴喇嘛的合作關係已經有25年的歷史。1987年達賴喇嘛應艾莫瑞大學宗教學教授費頓的邀請，第一次訪問該校，1995年第二次訪問，接受了該校授予他的校長金質獎章。1998年達賴喇嘛第三次訪問，接受了該校的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十年后，2007年再次訪問，達賴喇嘛成為該校的校長特別榮譽教授。
這25年，也是達賴喇嘛和歐美科學家持續對話的25年。參與對話的歐美科學家是來自于美國和歐洲第一流大學的物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等等，艾莫瑞大學也有教授參與了這一構筑東西方文明之間橋梁的對話。就在這一過程中，達賴喇嘛和艾莫瑞大學一起制定了一個為藏傳佛教僧侶提供現代科學教育的計劃，即"艾莫瑞-西藏科學規劃（The Emory-Tibet Science Initiative）"。
這一計劃從2008年就開始試驗，艾莫瑞大學的教職員和來自西藏流亡政府圖書檔案館的翻譯，用了六年時間，翻譯和編輯了英語和藏語對照的科學詞匯，編寫了十卷將用于西藏寺院教學的科學教科書，招收了兩批來自印度的流亡僧人在艾莫瑞大學學習，一方面積累喇嘛學科學的實際經驗，另一方面為將來全面展開僧侶科學教育培養師資。
2012年，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召開了由最高法座甘丹赤巴主持的會議，通過一致決議，從2014年開始，格魯派寺院的未來高等教育中，將包括五年制的現代科學教育。從此以后，格魯派僧侶獲取格西學位，必須先通過科學教育的考試。
這是藏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
將根敦群培引為前輩知己
在藏民族現代史上，第一個提出西藏僧侶必須接受現代科學的人，是著名的西藏安多僧人根敦群培。根敦群培早年在寺院學佛，以出類拔萃的才華折服全藏僧俗，也以其打破傳統禁律、批評保守體制之愚昧的言行而驚世駭俗。他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旅行十幾年，通曉從古代梵文到現代英文的多種語言文字，有多種著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在動蕩融合，西藏卻仍然沉入封閉停滯，失去了登上現代性末班車的機會。那個時候，也有為數不多的一些藏民族精英看到了現代化的緊迫性，提倡向外界開放，改革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體系和傳統社會。這些人中，有的"親英"、有的"親漢"、有的"親共"，其實本質上都是在為藏民族現代化尋找出路，絕地求生。根敦群培是其中最明確、最堅決、最孤獨的人。而且，他是這些人中幾乎唯一的僧人。他看到了西藏佛教僧團現代化的必要性，看到了西方科學與佛教現代化的關係。
幾十年后，流亡中的達賴喇嘛讀到了根敦群培生前寫下的公開信，將他引為前輩知己。不同的是，根敦群培當年遭到了西藏傳統僧侶階層的排斥，晚年曾被自己的政府囚禁，死于孤獨潦倒。而今天的達賴喇嘛，在半個世紀的流亡中，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和世界性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身體力行，和科學家展開長達二十多年的對話，以此為開端，要把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礎上的現代科學引入東方古老的藏傳佛教寺院，要讓喇嘛們學科學。
走出這一步需要勇氣和膽識，因為佛教僧團作為歷史悠久的西藏社會的核心，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和世界觀，引入具有技術吸引力和物質滲透力的現代科學，這樣做不是沒有風險的，在佛教界也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
猶太人流亡近兩千年復國的启示
但是，達賴喇嘛倡導將科學引入佛教寺院，有更為長遠和深刻的思考，是在多年和西方科學持續對話，也和基督教、猶太教等其他宗教領袖交流，在對話實踐基礎上作出的決定。
藏民族在上世紀下半葉遭受了巨大苦難，故土被占、領袖出亡，這讓達賴喇嘛不得不思考藏民族的存亡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有些民族曾強大一時，后來卻消亡了，比如滿族，只剩下星星點點的文明遺跡，向后來人提醒世事"無常"；還有一些民族，比如猶太人，流亡了近兩千年，失散世界各地，卻不會消亡，終于迎來了復國的機會，甚至復活了自己的古老語言。從比較中不難得出結論，能否保住和堅守自己的宗教信仰，顯然是民族生存的關鍵。
對于藏民族來說，面對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強鄰，這個強鄰具有壓倒性的物質力量，而且把藏傳佛教視為科學不昌明時代的落后現象，認為從外界把科學灌輸到西藏，就能改變西藏的落后，藏傳佛教就會作為一種落后現象而消亡。如今中國政府以"施恩"心態實行的"援藏"政策，就有這樣的指導思想在內。
所以，藏民族既要保持和堅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又必須讓全民族經受現代科學的挑戰，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民族。既要學科學，又不能讓外部政治力量借科學技術的解構力來摧毀宗教信仰。藏文明的存亡危機，既來自于內部的封閉保守，又來自于外界的沖擊破壞，尤其是以"先進"為外包裝而以"同化"為目的的外界沖擊。
就是在這樣的歷史關頭，達賴喇嘛作出了在寺院中引入正式的科學教育，讓藏傳佛教主動面對當代科學的挑戰，把古老佛教浴科學之火而重生的機緣掌握在藏民族自己手里，以寺院僧團領頭，帶動全民族，接受科學，達到現代化。這樣，不管外界有怎樣的變端，藏文明將不會消亡。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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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1:28 PM PDT
尊敬的华西村村民：
通过公开信的形式给素不相识的你们写信，并且希望你们能看到信。这多少有些冒昧，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我是一名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保持浓厚兴趣的独立学者，自从2002年参观了华西村，我就对华西村很有兴趣，有关华西村的各种新闻，一直都在留意，在以后的数年，也有机会多次参观华西村，对华西村的经济社会概貌，我自认为是有一定了解的。
基于我得到的公开信息，这些年来，我陆续写过几篇文章，对华西村的经济发展成绩有过质疑，对华西集团很多不符合经济合理性的项目，有过嘲讽，对吴仁宝，我也有过尖锐的批评。 如果你们恰好看过这些文章，认为我的批评不恰当，或者伤害了你们的荣誉感，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以前写的有关华西村的博客文章中，有很多匿名用户以华西村村民的口吻，对我进行嘲笑谩骂，说我批评华西村是出于妒忌，或者居心叵测等等，说实话，妒忌之心我真没有，至于是否居心叵测，则只能各执一词了。我无法断定这些匿名帐号是否真是华西村的村民，以我惯常的思维，我认为这些肯定是五毛。而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评论者，我是真诚的希望听到来自华西村村民自己的声音。虽然多次参观华西村，但是没有机会认识一些华西村的村民，没有机会和你们深入交谈，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因为有关华西村的真相或者故事，你们最有发言权，华西村的未来走向，也和你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华西村的利益是华西村村民的，作为华西村村民，你们才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那些属于你们的巨额财富，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的后代的幸福，都和华西村的未来发展有关，因此你们有十分的理由，希望看到华西村的健康发展。
坦率的说，我真的希望我对华西村的论断是错的，我真的希望华西村的光环和它所宣传的一样真实，那样，作为华西村村民，你们所享有的财富就有了保障，而我最多只不过在知识上出一次丑而已，这个代价是可以承受的。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种担忧，那就是因为网络上持续的批评（这其中，也有我的声音），导致华西村的形象提早破灭，影响了华西村数千村民的经济利益。
不过，坦率的说，网络上各种争论本来稀松平常，华西村村民的利益必须靠你们自己来争取。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觉得有必要向你们做一个风险预警。以我对华西村并不全面的了解，和基于多年以来对商业，企业的理解，我认为华西村下属的很多产业是不健康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龙希大酒店（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我以前写的相关文章）， 那些属于你们的巨额财富，可能面临重大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企业管理风险，由于很多信息被掩盖，很多内部交易不为你们所知晓，那些属于你们的账面财富，完全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愿意借助这份公开信，呼吁华西村村民提高风险意识，通过正当的方式来恢复你们对属于你们的财富的控制权。
华西集团是集体企业，属于华西村村集体所有，华西村村民才是这个集体企业的最终权益归属人。华西村村民可以通过选举者村委会或者代表来代表全体村民，对集体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保障你们的财富安全。华西村党委是中共的基层组织，不能代替全体村民管理和控制属于村集体的华西企业集团。
根据国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每三年就要换届。如果华西村村民对目前这一届村委不满意，那么完全可以在下一届选举中另选他人，村民的这种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是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法剥夺的。
如前所说，我毕竟不了解华西村人的日常生活，我不清楚这种权利的行使将会面临哪些障碍，也许你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获得这种权利。但是我想，在这点上，外人是帮不到忙的，必须依靠村民自身的意愿，勇气和能力，才能维护你们自己的财富。
当然，也许是我多虑了，也许你们内心也都非常认可吴仁宝带领下的华西村模式，你们也完全相信“新书记”的能力，继续把你们的财富和对未来寄望于他们。那么，就请完全忽略我的警示，就当我的那些批评意见完全是放屁吧。无论如何，我愿意重申下我对华西村村民的良好祝愿，我也希望吴仁宝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在今后一段时间，除非有华西村村民站出来描述更多的华西村内幕，我将不再对华西村做新的评判。华西村真相到底如何，就让历史去告诉未来吧。
顺颂春安！
温克坚
201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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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01:02 PM PDT
华西村不过是微缩版的今日中华帝国而已，"吴皇帝"的驾崩，不仅预示着华西转变机遇的到来，整个帝国其实也来到了"升级"的关口。
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吴仁宝在华西村干的一番事业，动静不可谓不大。作为一个把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嫁接的尝试，"华西模式"的成功与失败一直备受关注。那么，吴仁宝去世，"华西模式"还能走多远呢？
吴"皇帝"驾崩华西天该亮了
2013年3月18日，85岁的华西村"老当家"吴仁宝因病去世。有五十九万粉丝的袁裕来律师发表了微博【吴仁宝逝世感言】："1、对吴有两种说法截然不同，主流评价说是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非主流评价说是专制腐败社会的微缩版。2、我曾接到村民咨询，说吴利用公安打击持异见村民。3、能否允许媒体深入地挖一挖呢？华西村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我们希望是红旗，但担心是黑旗。4、图片是亮点。"有跟帖为此发出欢呼："吴"皇帝"驾崩了，华西的天该亮了！"。
袁裕来律师所附图片展示，吴仁宝家族在华西村党、政、企部门任职的情况是这样的：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是党委书记，老大和老二吴协东、吴协德都是副书记。吴仁宝的女婿缪洪达、女儿吴凤英，以及吴仁宝的三儿子吴协平，都是党委常委。在第三代人中，老大吴协东的小女儿吴芳，是江阴市委常委、副市长；大女儿是华西村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老二吴协德的儿媳妇周丽，是村委会常务主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二儿子吴浩，是从副书记上退下来，是党委常委。老四吴协恩的儿子是党委委员。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有一子一女，女儿缪华是党委副书记；女婿吕苏君也是党委副书记；他们的儿子缪令华是党委委员。
这张家族图证明，吴家成员控制和掌握着该村大权和经济命脉。除了"家族统治"的指控外，华西模式最受病诟的是它的分配模式。华西企业的工人，每人每月只能领取30%的工资（大约一千元）其余的70%必须存在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到年底一次性兑现。对承包企业的超利润部分实行"二八"分成，二成上交村里，八成归企业分配。留给企业的部分，10%奖给厂长，30%奖给管理人员，30%奖给职工，30%作企业积累。奖金通常是工资的三倍，但并不发给职工，而是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承包者个人所得的奖金以入股形式留在企业，作为风险抵押金。尽管华西最初的村民都家家有汽车，户户进别墅，但是这房子的产权并不是个人的。村民离开，房子便被视为自动放弃，仍归集体。而数倍于华西村民的外来打工者，只有工资不拥有股份。
访问过华西村的作家北村在微博中说，"华西村民财产权受限，自由非源于经济独立反而受限于财产，并与道德挂钩"，堪称哈耶克笔下的活标本。"哈耶克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人是否自由看他有否充分选择权。"对于这种组织整个社会及资源以达到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单一目标，他称之为"政经合一的集体主义"。
为华西村辩护：吴是聪明大师
上述观点在微博中引来强烈的批评。微友林岳芳说："如果华西村在吴氏家族代领下，民众富裕安康，经济蒸蒸日上，村民们少有所乐、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室敞亮，这样的生活有何不好？难道，袁大状就喜欢看乌坎这样的混乱模样？"吉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朝批评袁裕来"就见不得人民过得安生，见不得农民富裕……有一些农民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你说人家民智未开；农民有钱了 你说人家管理方法有黑幕。我看你不是精神病就是有利可图才说这些话"。
用曼德拉做微博头像的南山北陶峰说："吴是非常聪明的农民，也是利用和发挥现有体制下各种明、潜规则的大师。按照传统观念，吴的成就无论是作为乡村领袖还是吏，都称得上是造福一方了。只不过华西村的成功途径和财富分配产权模式不见容于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假以时日应该给吴一个公正的评价。"
华西模式能复制吗？
不少人认为，撇开"华西模式"姓社姓资的问题看，国外成功巨型企业在发展之初大多采取的是"家族经营"模式，资金积累也充满血腥。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而"积累与分配"的比例，在缺少融资渠道的中小企业那里，确系关乎发展的大问题。即便它的制度有缺陷，但不是不可以升级改造的。而它创造的经济奇迹――由60年代负债一万五千元，到2011年净利润达4.49亿元――总是实在的。
不过，那些金光闪耀的报表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深谙中国政经运作的微友认为，"华西业绩"根本离不开国家在土地、融资等方面的一路绿灯。它实际享受的是"如同央企的超国民待遇"。
周蓬安
 在微博中说：看到华西村广场上的天安门和毛主席"就想到南街村。也不知道南街村欠银行那几十亿贷款，近十年是否还过利息？有知情的税务人员，按照华西村公布的销售收入，公示一下华西村的税负情况。"
而作为一个乡镇企业，华西能获得这些别人无法得到的资源，与吴仁宝个人的精明和算计和数十年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故而有人认为，华西村的"成功"取决于吴仁宝的个人因素。因此，"华西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曾颖在《吴仁宝，不易复制的传奇》一文中说：他的体内，既流动着属于中国农民特有的务实、勤劳和善良的血液，同时又有着为应付艰难生计的种种应变智慧和小小狡黠。有媒体用书面语言总结，他和华西村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改革精神"、"共富信念"和"实用主义"，这其实就是以上诸种品性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而已。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吴仁宝和华西村始终走在每个时代的"典型"行列。在"学大寨"时代，它是亩产过吨"的先进大队；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时代，它又能将全村的所有粮田交给30户种粮大户，而让其余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在严禁农民搞工业时，他能将小五金伪装成铁匠铺；为应付不同要求的领导，它将水渠做成三种规格，以应付检查。
所以，曾颖认为，吴仁宝的成功不能归结为传统集体经济的胜利，而是一种特殊的股份制公司。说特殊，是高管和村民对村办公司的股东权利并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村民的收益权和个人财产权以"积累"的名义受到了限制，村民也难以根据公司法有效制约高管。
这，也是目下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故而有微友称，华西村不过是微缩版的今日中华帝国而已，"吴皇帝"的驾崩，不仅预示着华西转变机遇的到来，整个帝国其实也来到了"升级"的关口。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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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12:05 PM PDT
趙常青競選首煽顛
張 裕
趙常青（1969年4月6日－），教師、自由撰稿人、編輯、社會活動家；1998年因參選人大代表並寫信舉報地方選舉中的違法問題被捕，被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成為1997年修改《刑法》納入此罪名後判決的首例。
參加「八九民運」
趙常青於1969年出生在陝西省山陽縣板岩鎮紅藤村，四歲時父親去世。
1988年9月，趙常青高中畢業後考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1989年「八九民運」期間，趙常青從胡逝世次日起就開始參加本校和西安的悼念活動，及隨之而起的學生運動。5月16日，他參與發起成立「陝西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並擔任宣傳部長。
1989年5月19日，北京宣布戒嚴，趙常青於次日參與組織該校四、五千人抗議戒嚴的大遊行，後辭去自治會職務，另組織學生成立一個「赴京聲援團」，於5月23日到達北京，隨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剛成立幾天的「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外高聯」），一度任聯絡部祕書長。
「六四屠殺」後，趙常青於6月7日在北京大街上被戒嚴部隊士兵抓捕毆打，6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關入秦城監獄。9月25日，他被陝西師範大學公安處接回學校釋放。
1992年7月，趙常青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陝西省南鄭縣的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八一三」廠子弟學校高中部任教師。1993年4月，他被陝西省國家安全廳立案偵查。
199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趙常青撰寫了〈改革政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致中共中央並各省省委的公開信〉，詳細地列舉了「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給國家、給人民、給中共本身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詳盡地論證了民主政體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奉勸中共順應民主朝流、效法臺灣國民黨的做法，及早地在大陸施行民主改革，並具體地提出了六條政改建議，如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還趙紫陽以政治自由，允許海外流亡人士回國，修改《選舉法》，允許縣市級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長官實行民主競選制」等等，全文計一萬六餘字。隨後將信分寄給中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參選人民代表
1997年12月23日，趙常青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宣布參選陝西省南鄭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獲得「八一三」廠六十一位選民提名，被列入該廠初步候選人名單。
1998年1月6日，趙常青散發題為〈民意就是真理〉的競選公開信，並公布了上月對「八一三」廠多方面問題的職工民意調查結果及調查過程中遭遇的阻難。針對他被該廠「選舉指導小組」排出在所謂「醞釀協商」後的四名正式候選人之外，他繼續以「獨立候選人」參選，於同月11日又散發〈為了心中的那份良知，我請求支持──致八一三廠全體職工的第二封公開信〉，揭露「選舉指導小組」違反《選舉法》的一系列規定和做法，如發文件公開規定：「男性人民代表候選人必須是中共黨員、廠級幹部」等。在競選過程中，趙常青遭到多方面的施壓和騷擾，有關方面負責人在「八一三」廠中高層幹部會議上公開指責趙常青，指明他有「八九學潮」背景，競選人民代表是「打著合法性旗號公開與共產黨進行較量」。
1998年1月14日為投票日，趙常青在前一天下午就被傳喚到漢中市公安局二分局扣押，並於當晚被抄家，投票當天則由廠方把投票箱送到公安局供他投票，下午釋放後又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監視居住。因該廠選民在壓力下投票有大量棄權，兩名代表席位無一候選人得票過半當選；雖然趙常青因名字不在正式選票上而導致得票中出現數十張因選民填寫錯誤導致的廢票，但仍以九百六十多票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正式候選人僅少幾十票，比排名第三的另一位正式候選人多二百多票。當局為了避免他很可能當選，取消了《選舉法》規定應有的第二次投票選舉程式，結果使該廠失去了那兩個人民代表席位，南鄭縣僅指派一位該廠領導人作為列席代表。
同年1月19日，趙常青被漢中市公安局拘傳，次日以相同罪嫌刑事拘留，三十天期滿釋放後又改為監視居住，同時，他也被學校解除教學工作。3月25日，趙常青再次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正式逮捕。逮捕後的提審中，警方承認他的參選活動合法，但卻轉為追究他前一年8月所寫的那封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7月10日，他被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涉及國家祕密」為由不公開審理，7月25日判決書認定：
趙常青無視國家法律，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書寫〈改革改治體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開信，攻擊共產主義體制危害了國家、危害了人民、危害了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危害中華民族的未來，煽動多黨政治，驅中共下臺，向境外反動刊物和反動組織和個人傳播，與境外敵對組織聯絡。
因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這是1997年修改《刑法》在名義上「取消反革命罪」，實際上包括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換名以來，已知的首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決。
1998年9月，趙常青被送到陝西省漢中監獄服刑，同時被「八一三」廠開除廠籍。
串聯連署公開信
2001年2月底，趙常青刑滿釋放後被警方押送回原籍山陽縣農村。不久，趙常青為謀生到西安打工，先後在民辦西京大學教務處、《人生導報》社採編部工作。
2002年4月26日，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楊建利化名回國考察東北工潮後被捕；6月28日，趙常青起草〈還楊建利自由，還「良心犯」自由──我們的呼籲〉公開信，在電話徵集連署後通過互聯網轉送美國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後以〈釋放楊建利 廢除黑名單──中國170名異議人士致中共當局公開信〉發表於《北京之春》八月號。
自2002年8月下旬起，趙常青開始在美國《民主論壇》陸續發表政論和時評，並起草〈中國公民運動宣言〉（草案）徵求朋友意見。10月，他修改了由四川民運人士歐陽懿起草的〈歡迎一個「與時俱進」，推進民主政治的執政黨十六大的召開〉的公開信，並徵集全國各地一百九十二人連署，於11月5日由《中國人權》以〈十七省市反對派人士連署致十六大公開信促重新評價六四〉為題的新聞稿全文發表，主要有六點意見和建議：
重新評價19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撫恤「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
允許海外流亡者回歸祖國。
籲請執政黨恢復趙紫陽先生作為國家公民的所有權利。
努力改善國內人權狀況，釋放一切政治犯和良心犯，逐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保障《憲法》三十五條所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居住、遷徙、通信和資訊傳播的自由。
批准中國政府早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據此修改相關法律法規，使之同兩個人權國際公約相一致。
在縣市級（包括縣市級）以下政權機關實行公開直接的民主競選制度，……並通過修改《憲法》和《選舉法》等相關法律，……用五到十五年時間逐步完成大陸重要公共職位的全部開放（包括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全國人大代表等）。
兩天後的11月7日，在陝西省公安廳直接督辦下，趙常青被西安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支隊祕密逮捕並抄家。
2002年8月4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認定：趙常青在《民主論壇》發表〈一個美麗而光榮的夢想〉，「誣衊中國的政權是『極權專制體制』，叫囂『造就一個東方的美利堅』」；在上述兩篇連署信中「誹謗中國政府」，「誣衊中國共產黨對『六四』事件的處理『使大批愛國民主青年及和平公民或流血犧牲，或入獄受難，或流亡海外』」，誣衊並造謠「中國社會正處在危機四起的邊緣」；「撰寫具有綱領性、組織性的〈中國公民運動宣言〉，公然提出『以結束共產主義極權體制，建立現代公民社會為己任』」；11月3日，「在得知四川的蒲勇因患病死亡的消息後，串聯全國各地二十八人簽名在互聯網上發表所謂中國政府迫害『政治犯』的〈緊急呼籲〉，以損害中國政府形象」；「趙常青之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係累犯，依法應從重懲處」，因此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此後，他被押送到陝西省渭南監獄服刑。
在監獄中，趙常青因拒絕認罪，不服管教，曾遭四次「嚴管」虐待，被單獨禁閉總計長達十個月。
國際筆會等人權團體對趙常青案一直非常關注，將這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的已知首案作為中國當局侵犯言論自由的典型案例，獨立中文筆會於2005年12月授予他「榮譽會員」稱號。
2007年11月27日，趙常青刑滿獲釋。2008年起，在友人主辦的《華商》雜誌做編輯，同時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之春》、《民主中國》、《博訊》、《民主論壇》、《議報》等海外華文媒體發表回憶錄、政論、詩評等文章。2008年12月，趙常青參加首批三百零三人簽署〈零八憲章〉。2009年10月，他前往北京打工，次年6月加入獨立中文筆會，10月因慶祝獨立筆會榮譽會長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被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八天。
參考資料：
1. 劉青，〈釋放楊建利 廢除黑名單──中國170名異議人士致中共當局公開信〉，《北京之春》2002年8月號。
2. 趙常青，〈趙常青小檔案》，《民主論壇》2002年8月24日。
3. 趙常青，〈為民主辯護──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民主中國》2010年4月14日。
4. 趙常青，〈神聖的一票──我在1998年的民主競選〉，《議報》415至418期（2010年5月8、15、22、29日）。
5. 趙常青，〈「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民主中國》201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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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11:33 AM PDT 
本周，4月15 -21日，是中国第十九个肿瘤防治宣传周。这次的主题是"保护环境，远离癌症"。肿瘤医学界已经确认连年高涨的癌症发病与日益恶劣的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年初，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了《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年报的数据是：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按国际惯例，所公布的登记年报数据是三年前的，即2009年数据。它所覆盖的人口面积相当有限。实际上，有超过十亿人口未在监测统计范围之内。特别是中小城市和乡村，癌症数据无从得知。
人们的日常感觉是，每个家庭都摆脱不了癌。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第一疾病死因早已是癌症，代替了从前的心脑血管疾病。2012年的新发癌症病例肯定远远大于2009年的350万，癌症人口总数则有数千万之多。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刻，最坏的时刻尚未来临。钟南山说，这样的环境污染，癌症将呈几何级数增长；还有医生说，肺癌将发生"井喷"。肿瘤专家预计癌症达到高峰的暴发期在下一个十年。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这，绝对是非常保守的数据。
然而，即使以保守数据估算，如果平均每一位患者治疗花费50万元，都是数万亿元。如此庞大的开支，无论对于家庭还是社会，都将不堪承受。 具体地看中国癌情，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眼下发病率在世界上尚不是最高一类国家，但是，死亡率高。发现即晚期；第二，患癌低龄化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发病并存，各个年龄段癌症患者普遍上涨；第三，出现一个又一个癌症聚集发作区，比如癌症村、癌症县，与当地污染企业直接相关。今年2月，国家环保部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承认："因受有毒化学品污染，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而在三年前，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就有一项研究，题目是"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第四，癌谱中，既有发展中国家特征的"穷癌"，像胃癌等，又有发达国家的"富癌"，像肺癌等等。在中国称得上环境好的杭州市，在4月14日发布的2012年最新癌谱显示，肺癌居恶性肿瘤首位。虽然在2003年中国就签署了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2011年的《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显示，中国控烟效果微弱，远远不及格。第五，与发达国家癌症发病率和治愈率都在下降的情况相反，二者都急速上升。 诸多调查显示，癌症高发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直到1980年代末期，肿瘤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肿瘤科还是相对轻闲的地方，然而，二十年来，肿瘤医院愈发人满为患，住院部永远有排着长队住不进去的病人。它与中国经济的畸型高增长两相映照。 在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下，中央拿走好的税种，使地方财政枯竭。地方政府为了出政绩，创造GDP，便极力发展污染产业，导致空气、水源、食品、土壤受毒害。而污染企业的产值和上交的排污费，反过来养育了地方环保部门和政府。于是，官商勾结，坑害百姓。受害人维权艰难，人财两空。有人总结：是权力之癌，导致环境之癌，继而身体之癌。 中国政府的维稳费用高过军费，严防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丝一毫对政权可能的"威胁"。究竟什么是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来势凶猛的癌症，说不定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所谓"现代化"、"城市化"、GDP高增长的恶果，除了人民失去家园，就是失去健康。然而，一个癌症国有未来吗？谁说癌症不是政治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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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3 10:26 AM PDT
 
千古的浩叹——张元勋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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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3 06:38 PM PDT
文革风云人物，前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先生于2013年4月18日于上海新华医院病故，享年67岁。17年前，本刊编辑亚衣先生曾采访潘国平。现将这篇采访重新发表，以示对潘国平先生的悼念。
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
——访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潘国平 亚 衣 
潘国平先生
潘国平，文化大革命中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後被中共当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满释放後又被判处六年徒刑。潘国平先生不久前来到美国，在阅读了本刊关於文革的一系列研讨文章之後，他与记者颇为详细地谈论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重要经历和对中国工人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些思索。 毛泽东知道“潘司令” 亚：最近本刊连续刊登了一些关於文化大革命的探讨文章。您是文革初期名显一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作为直接当事者，想来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有独到的了解和见地。我想先请您说一说当时是如何起来造反的。 潘：我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後应征入伍当兵，後因训练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一九六五年，就在我进厂不久，我们工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厂里的干部，从党委书记、厂长到科长、车间主任全部成了“四清下台干部”，被工作队批判审查，还有几个人被迫自杀。一九六六年初，我对“四清”工作队的一位领导提了一点意见，说现在的这种作法不大符合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文件中说的“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变成“打击一大片”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恶意，只是提提意见，没想到工作队却给我扣上了“反对四清工作队”、“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帽子，发动厂里的职工开会批斗我，把我作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 亚：您那时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潘：本来在车间当木模工，後来被借调到厂工会做工人福利工作，发发票子，不过我还不是干部编制，只是一般工人。工作队这样对待我，我当然不服，那时我才二十岁出头，血气方刚，就与工作队顶牛。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扬浦区公安分局，要求关押我这个“反革命”，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亚：您是如何参与成立“工总司”的活动的? 潘：“八一八”之後，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我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回来之後，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十一月六日下午，北京“首都三司”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召开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化革命情况的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有十几个工厂的代表到会，王洪文也来了。座谈会刚开始并没有说要成立组织的事情，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进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在大家的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的发言，他揭露上海市委在他们单位树立的“红雷青年学习小组”是一个假标兵。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而当时大家对市委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另外一个是铁路装卸修理厂的蒋周法揭露了他们在工厂遭受关押和毒打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两个发言使得大家群情激愤，但还是没有人提到成立全市性造反组织的事情。 亚：成立全市工人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据说是首都红卫兵出的? 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包炮在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否代表首都红卫兵组织，我不知道。因为後来中央文革对上海“工总司”不表示支持时，首都三司曾经说包炮不是三司代表。包炮那次讲话有一定的煽动性。他说在上海的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应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要求北京红卫兵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如自己成立组织。那时上海市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包炮说，上海文化革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三级干部会议的当权派手中，而是掌握在你们这些工人造反派手中。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并准备召开成立大会。在座谈会上根据包炮的提议，只选举了大会的主席团，有我、王洪文、叶昌明、陈阿大、范佐东、蒋周法、徐美英七个人。主席团再选举一个人负责筹备工作，主持会议，大家选了我，我就成了主席团的主席。组织的名称开始有人建议叫“赤卫队”，理由是继承上海工人几次武装起义的革命传统，後来给否定了，组织名称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顺便提一下，在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其它人写的一些文革回忆录中说这个名称中的“总”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我和王洪文都赞成的。 亚：这样，您就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了? 潘：是的。所以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连得後来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作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但没有找到；第二，我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作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後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北上告状和安亭事件
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事，这件事情也是由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引发的。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潘：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在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人少了一个。因为在六日的座谈会上，负责做记录的炮司红卫兵提出要组织上海造反派的联合调查团，对我们工总司主席团的七个人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造反动机都进行审查，他们到派出所、工厂、街道去调查。成立大会那天上午调查结果出来了，查出陈阿大的父亲为资本家隐藏黄金，所以陈阿大就被从主席团中除名了。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由我主持，到会人数大大超过我们的估计，有将近三万人。广场里挤满了人，周围的马路上也坐满了人。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是有一个女青年上台揭发一个“大阴谋”，说这个会议不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会议，而是首都红卫兵操纵的，说我潘国平不是工人，而是北京的红卫兵，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复员退伍证件都拿出来让大家看，风波才平息。在会上我和王洪文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请参加会议的各工厂造反组织派一个负责人到会议秘书处开会，提供他们厂的造反队名单，包括负责人和联络电话。可以说工总司这个时候才真正组织起来。各个工厂的代表用各种各样的纸，写了一大堆名单，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我记得当时有四百七十多个工厂，名单上有五万七千多工人造反队员。 亚：当时你们是否要求上海市委派人来出席会议? 潘：是的。尽管我们一直在对市委施加压力，但是市委最後只派了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到会。张文豹说不发言，也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这样就造成了群众情绪的对立和激化。会场上有人高喊：“我们到市委去!”这原来并不是我们主席团的安排。我看这个样子就说，大家到延安西路市委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走，於是队伍就向市委开了过去。市委工作人员说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我们，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友谊电影院，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见到曹荻秋。下一步作什么，我们也没有计划，正在碰头商量的时候，有一辆广播车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的广场上广播“中央来电”，说周总理打电话来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我接见你们”。群众就一下子轰了起来，大家高喊：“到北京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弄不清真假。我和王洪文就跟了队伍到火车站。那时已经有先来的人登上了一列火车。戴祖祥带了“工总司”的大旗，领一批人先出发，後来被困在南京；我和王洪文登上另外一列火车，不久被困在离上海不远的小站安亭的卸货场上。 我们乘火车北上是无意的，而把我们锁在安亭，上海市委确实是有意的。粉碎“四人帮”後当局对我进行审判时我说过，对安亭事件我有责任，上海市委也有责任。如果上海市委负责人早点在市里接见工人或者同意我们上北京，根本就不会有安亭事件。 亚：我想知道的是，既然你们造反了，为什么还要求已经作为你们造反对象的市委领导来参加你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你们呢? 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这些造反派成员的思想基础中还有正统的东西。如果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承认，对自己说有一种安全感，也容易争取群众。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在心底里还是有一种“强盗”与“官兵”对抗的思想约束的。至於後来造反派得势了，有些人吹嘘自己当时路线觉悟如何高，那不符合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後，又有人把造反派说成都是自觉的反对共产党的份子，也不符合事实。
张春桥的政治赌博
亚：应当说，安亭事件的发生，在“工总司”方面说来并非是一种主动行为。 潘：是的。被困在安亭的那么多工人又冷又饿，为了去北京申诉，拦过北上的火车，十四次特快国际列车被拦的时间较长，事情就闹得更大了。我当时并不主张拦火车，也没组织拦火车，更没有後来有些文章所说的“卧轨事件”。主要怕给人借口来攻击造反派，因为拦火车在社会上总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上海市委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跟我讲，是他直接打电话给陶铸的，那时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陶口头指示不能支持我们；以後陶铸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共同作出的决定也是不能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组织，而且要求我们回上海，由市委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上海市委还专门派人送报纸给我们。不久市委将陈伯达的电报送到我这里。陈在电报中讲“大道理管小道理”，“抓革命促生产”，要我们回上海。这个电报给我的感觉是陈伯达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就面临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有些工厂代表看到电报就回上海了。电报是我收的，我叫丁德法、徐美英他们把王洪文叫来，王洪文说，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我与包炮商量，包炮大骂陈伯达右倾，还准备打出反对中央文革的旗子。我和包炮说，我们不能反对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们也不能回去，回去了谁知道市委会怎样处置我们?那时我想出了一个注意，说现在是不管真假，我们都说市委送来的电报是假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这样了。後来上海很多工厂的工人造反队之所以拥护我，就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的关键时刻拿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迫使当权者作了让步。 亚：张春桥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派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他主要作了哪些事情? 潘：在我收到的市委送来的陈伯达的第二个电报中(也可能是同一个电报的第二个版本)，说到中央文革要派张春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似乎觉得有了一点松动的余地。十二日凌晨，张春桥一到现场就要我们回上海，而我坚持要他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组织，否则不回去。在事件的现场最多时有一万多工人，很多人睡在列车与铁轨之间。我对张春桥说，你知不知道工人又饥又饿，你一来就要他们回去，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我当时很激动，确实有点感情化，也流了泪。边上陪同张春桥的红卫兵责问我对中央领导是什么态度。张春桥则叫我冷清一点，说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不要意气用事，也叫边上的红卫兵不要发言。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他不了解情况，怎么能肯定工总司是什么组织呢?张还问我对这么多工人的情况是否了解，我说当然不能说很了解，但是他们在工厂中都是受资反路线的压制的，这一点可以肯定。我对张说，要了解情况，最好也到现场去。边上的红卫兵就说要考虑到首长的安全。我说我负责安全。张实际上并不想去，我就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口口声声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的吗?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王洪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自始至终都是我与包炮商量的，有时我们还走出会场到外面商量了再进会场。当时与张春桥的谈判就是两点，第一，要他承认我们这个组织，他说不了解情况；第二，要他与群众见面。在要他下去这一点上我是施加了一点压力的，话说得比较重。经过一番考虑，张答应去见工人。我们就弄了一辆卡车一起到工人集中的广场上去。为了要在张春桥面前显示我们工人不是乱七八糟的，我让大家递条子，一个一个发言。基本秩序还是好的，发言从凌晨四点多一直到下午两三点。发言完毕，我就问张春桥能不能表态，“如果你觉得情况还不了解，那么我们就继续发言；如果你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了，就请你讲几句话”，我说总要表个态。张春桥就讲了话，他表示一定把上海工人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情况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他要求大家先回去。在大家的要求下，张春桥表示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支持大家的。张说完後，我和王洪文也简单讲了几句。我让工人们回上海，但是队伍不解散，到文化广场。我请张春桥让市委给我们工人送点被子和食品，张很惊奇，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家里的人都等着你们”。我说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书面的东西。 亚：您是否认为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赢得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您对张春桥总的看法如何? 潘：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後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後工作要提供方便。(亚：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後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後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帐。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後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後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後，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後有慨念，可以先斩後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在陶铸被打倒之後，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王洪文的整人与发迹
亚：在王洪文与你之间，张春桥是比较喜欢王洪文的。 潘：是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讲，从处理安亭事件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用王洪文而不是潘国平，张说潘国平很难驾驭。王洪文後来把这个话讲给王秀珍听，王洪文的司机原来是我的司机，就把这个话传到了我这里。 安亭事件确定了张春桥与我的关系。一些红卫兵後来对我说，张春桥像佛一样敬我，像贼一样防我。“敬”我是因为我在安亭事件中逼他下注，结果使他大赢了一把。防我是因为我不大听话。张後来在要我处理复旦大学三派红卫兵的大联合时，也对徐景贤说过，上海不光是工总司听潘国平的，红卫兵也听他的。实际上我与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确实很好，像红三司的安文江，红革会的李功佐，交大“反到底”的严步东，炮司的邱励鸥，周谷声等等。所以张一直想利用我，不愿意得罪我，同时又想用他人来取代我。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与很多人发过脾气，对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张与我的这种关系连得王洪文也一直没有弄懂。王洪文几次要把我整下去，在他当了中央副主席之後，又把我隔离起来，写报告要把我当做反革命逮捕。张春桥为此事向他大发脾气。他对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我现在要叫你王副主席，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潘国平打成反革命，把我放在什么位子?主席肯定处理安亭事件的谈判，难道我是跟一个反革命谈判，签订协议?”这话是在毛泽东批评王张江姚时，许世友的儿子许建军告诉我的。因为张春桥的态度，王洪文整我就不了了之，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张春桥这个人搞政治，不管正面还是反面，是很有能力的，也有点学问。他的特点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他对王洪文这些人说过，为什么老是要把潘国平整下去?不是说要重用潘国平，而是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他後面有一大批人，他的能力不一定在你们之下，让他在市革会担任一个职务，没有实权，把他褂起来，使他有力用不上，因为本身是市革会领导，就不能反对市革会。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张春桥这个人的权术。 亚：可不可以说说王洪文的情况? 潘：在工总司成立之前，我与王洪文原先就认识，因为我所在的工厂与他所在的上棉十七厂同在杨浦区，相距不远。他也是复员军人，文革前在厂里当保卫科的干事。当时他们厂的造反队在工厂里处境不好，特别是老工人都反对他们，而我们在工厂里的处境还比较好，很多老工人同情我们。王洪文问我怎样争取老工人的支持。我说我们从来不公开指责老工人是保皇派，不把他们推到对立面去。後来我还到王洪文的厂里去过。从工总司成立到安亭事件，王洪文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也因为这样，我始终没有把王洪文放在眼里。一九六七年聂元梓到上海来，对我说王洪文有野心，背後搞小动作，要我设法清除他，我也没有在意。即使在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我还是这个态度。六七年二月造反派全面夺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後，我是领导成员、常委，还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六八年初张春桥提出在市革会和工总司里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後，因为王洪文是党员，才由他担任了主要负责人。六九年我与王洪文在工总司会议上发生一些争执，我一气之下回工厂劳动，三个月没有到工总司上班。我自己年轻，在权力斗争中没有经验，因为正是我这样一走，就把权让了出来，王洪文就着手精简机构，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各个岗位，事後又与张春桥一起以市革会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决定我下厂劳动，但是保留我在市革会和工总司中的职务。王洪文陆续把当初一起造反的伙伴整下去，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他当上副主席後，王秀珍还跟我说过好几次，让我写信给王洪文“表示表示”，我一直没有理会。当时王洪文是很希望我写信向他表示忠心的，因为他觉得我後面还有一大批人。一九七五年有一次王洪文回上海，市革会开全委会欢迎王副主席，很多人围上去与王握手，我没有走过去，後来王走过来跟我点点头，我理也没有理睬他。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只会整人。 亚：您对王洪文总的看法如何? 潘：王洪文有一种保卫干部的小计谋，但是没有宏观上的雄才大略，文化水平一般，理论素养也比较差。但他比我成熟，在抓权、整人上有些办法。不过，尽管他后来的地位比江青、张春桥高，但是他还是听命於江和张的。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悲剧人物。
毛泽东掌控上海文革大局
亚：说起江青，您与江青有没有什么接触? 潘：张春桥曾经在私下说过江青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话说得不错，我与江青也吵过架。在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之前，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负责人会议，那时因为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我就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是反所谓的“经济主义妖风”的，这是我和陈丕显在上海一起搞的。在我到北京之前，我们在锦江饭店开会，决定由我招集造反派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陈丕显提供一个可以主持上海工作的原来干部的领导班子名单，因为当时周总理要陈出来主持工作。这样我就在北京的会议上就说现在有一股接管风，我不主张全面接管，考虑到造反派缺少专门的业务知识，可以成立一个监督机构，由中央决定哪些干部是比较好的，可以用的，由中央任命，造反派监督他们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江青就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叫我不要讲了，下去。我当时气得头脑发热，我想你江青当这么多人的面这样对待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就说，“中央文革不是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讲完嘛，你也要让我讲完呀。”江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顶撞她，就对大会说：“你们说他的观点对不对?”下面的人就大叫：“不对”。“要不要让他说下去?”“不要”。我被赶下台，心中当然不服气，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在会场的周恩来，要求继续发言。周恩来确实是中庸到家，收到条子，他就拿了话筒说，“潘国平同志，你的意见我知道了，过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讨论夺权的问题，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今天你就不要发言了。”这样也就不得罪江青了。 开完会，江青说“上海的潘国平留一下”，这把我吓了一跳。在休息室，江青和我握手，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说上海来北京上访的工人很多，造成很大压力，全国各地来的人也很多，“你这个司令能不能把他们带一点回去，减轻一点压力?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个任务。”总理也和我说能不能做做工作。我当然答应。江青就给了我她在钓鱼台的电话，总理给了我国务院的电话，还说给我派车和联络员。过两天我把上访工人的事情处理好，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他回去了多少人，他说感谢我，还说已经给我准备了飞机票，因为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全国夺权，上海正在筹备，要我马上赶回去。这样我就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执行主席。现在想来，我这个人在他们的眼睛里作为一个工具大概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 亚：上海造反派的许多行动在当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发动“一月革命”直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您是否认为在大局上都是毛泽东驾驭的? 潘：一九六七年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毛泽东。毛对我说：“潘司令，久闻大名，如雷灌耳，未谋其面”。我觉得毛泽东对上海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点基地。当然，整个文化革命也不是完全按照毛自己预想的图纸进行的，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党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在斗争，而毛是非常善於利用群众组织的一些行动，把它引到自己设定的方向上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肯定了《紧急通告》和《告全市人民书》，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都是这样。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上，周恩来开始打电话让陈丕显出来，陈丕显和我原先策划的方案与毛的设想不一样，就不能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人也是看毛泽东的颜色行事，想办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出毛的意图。最好是毛心里想的还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能做出来，然後得到毛的肯定，安亭事件就是这样。 亚：从全国范围的文革来看，上海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地区，武斗的规模最小。一九六七年八月工总司砸烂“上柴联司”的武斗，是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据说当时毛泽东也在上海，还支持和表扬了王洪文指挥的这场武斗。 潘：那时毛泽东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是在武汉的七・二�事件之後，据张春桥事後对我们说，当时上海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砸“联司”的电视记录片，毛泽东看了这个记录片，表扬说“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主要认为这样有利於稳定上海的局面，他希望上海的局面稳定，至於武斗和死人，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毛泽东是不在乎方法问题的。 亚：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泽东让王洪文进京，主持中央工作，後来又批评他与江清等人结成“上海帮”。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潘：“上海帮”或者“四人帮”的兴盛与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不说张春桥、姚文元是毛泽东从上海要去的，王洪文也是毛亲自点名到中央的。记得有一次张春桥在康平路开会之後与我们这些工总司常委打了个招呼，说我们的材料都从原单位调出来了，是主席要看看，让我们不要紧张。汪东兴有一次在上海也和我说起这个事情。毛後来调看了王洪文、我和耿金章三个人的材料。张春桥後来说耿是流氓无产者，在国民党汉奸部队中当过兵，说我太年轻。我估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张还说有一次毛主席问他，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张说他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们多读书写文章。我自己写文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们还请了一些大学教师来给我们上课。我想毛那时调王洪文进京，是有意让他作为接班人人选的，後来王与张春桥那么紧密，不合毛的心意。
工人造反与人权侵犯
亚：在工人造反派起来时，学生红卫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後来，“工总司”紧跟张春桥和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组织，比较典型的是镇压了上海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这是什么原因? 潘：红卫兵与工人在社会地位上本来就不一样。红卫兵、学生是社会的准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稳定。他们可以冲冲杀杀，但是不是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对中央文革来说，学生的思想比工人活跃，可以被利用来冲锋陷阵，但是不好驾驭。工人造反队本来是为了反对当权派的压制而起来的，但是它又在维护这个制度。在保卫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过程中，我认为工总司成了当权派压制他人的一种工具。 亚：那时的工人造反队又是如何对待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 潘：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是在维护自己已有“劳动模范”、“积极份子”和党团员的地位。文革中“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的形成，并不是後来人们所说的那么理想化的。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变成了造反派，都有我们的个人的原因。目标开始都很简单，想提级，想加工资，想有一个公平的对待，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些基本的人权。当这些要求受到不合理对待时，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认同了毛泽东当时提出的造“走资派”的反的方向，所谓的“路线斗争觉悟”，“保卫毛主席”，“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是後来为了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得不唱的一些高调；甚至还有人因此反过来去迫害不应当受到迫害的人，以此表明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双方的斗争中，都有侵犯对方基本人权的现象。不过，文化革命中最早的大规模的侵犯基本人权的现象是从初期的红卫兵“扫四旧”开始的，受害者是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情况很惨。工人造反派，至少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没有参加这一时期的扫荡活动，但是我承认，在工总司后来组织的一些批斗资本家的运动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国范围中的武斗就更不用说了。 亚：您是否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运动，也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後在中国大地上的人民民主运动、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阶段? 潘：可以这么说，但它是很不成熟的一个部分。无论从理论上，认识上，起动的目标上，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与後来的八九民运是不能相比的。当时的运动只是基於十七年中自己受到官僚体制的压制而对直接的压制者所作的反抗，没有人对这个体制本身提出疑问，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疑问。我认为值得肯定的是这场运动所表现的老百姓对自己应有权利的维护，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样的方向我觉得应当肯定，其中包括出版自由——大字报和各种群众组织的报刊；结社自由——工人造反队和红卫兵。 亚：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文革的正面意义? 潘：文化革命的一个正面意义就是那些在官僚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有了一个机会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我一样，可以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到迫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结果就是工作队把我作为反革命抓到监狱中去，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由於文革，我这样的伤害就没有受到，就这一点来说，是文革保护了我，保护了像我这样的情况的一大批人，他们有可能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我觉得这一点不能说是错的。当然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上很多的功利目标和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的争斗，在极权体制下，在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中，高级领导人为了击退自己的政治对手充分利用了群众，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样。 亚：您很早就与王洪文他们保持了距离，但是在“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後，您仍然被逮捕，这是什么原因? 潘：这是托邓小平的“福”。七零年我被隔离审查後，我就与王洪文他们不再有联络。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许世友的儿子把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很高兴，很快通知了周围比较要好的人，我那时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那时有人告诉我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准备武装暴动，我马上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找汪东兴，汪不在，我请办公厅副主任周启才作了电话记录，说上海市委要武装叛乱，我坚决支持中央对王张江姚采取的措施。上海市委原来的一些老干部，如王一平，韩哲一，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也知道我与四人帮关系究竟如何。苏振华到上海市委当第一书记的时候，许世友也与他打了招呼，还叫田普来上海找我，那时中央工作组已经明确宣布不处理我了。粉碎四人帮之後的一两个月，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差不多全被抓了进去。而我是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才被抓的，主要是邓小平视察上海，彭冲向邓汇报说对我不作处理，邓小平说潘国平怎么可以不处理?王洪文原来还是他手下的，後来我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
亚：您在文革中造反，风光一时，後来被排挤，监督劳动；“四人帮”垮台之後又受牢狱之灾。人生沧桑，感慨万千。请您择其要者，谈谈自己的感受。 潘：我想先谈谈我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光靠毛泽东、林彪、江青，要将中国在十年中搞得这么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像我这样一类人承上启下，十年动乱不可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文革中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害，我有责任。在文革之後当局审查我的时候，我说不管判我几年徒刑，我都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有人要说我在主观上原来就有搞乱社会，伤害他人的意愿，那绝对没有。我只有希望自己不受伤害，而没有伤害别人之心。再有，在我掌权的时候，我也没有批准逮捕过任何人，关押过任何人，我也没有打过人。这一点我与王洪文不同。但是在工总司组织的社会功能和影响上，作为“司令”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亚：除了个人责任外，在文革的大局上您有什么想法? 潘：这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怎样看待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上台取消四大自由，理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实际上这是又一次明目张胆地剥夺中国人的许多人权，剥夺了很重要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邓小平也提出法制，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法制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建立的法制，又只是保护特权阶层而不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我说邓小平对文革的反动不是一种社会进步。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也好，八九民运也好，都是共产党的极权体制造成的。只要这种体制存在，就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民意的正常表达。根据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它始终是把群众运动中发生的各种举动都当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对待的。在八十年代民运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很耽心文革中的造反派参加到中间，他们一开口就是防止四人帮的余党和残余份子“混入”群众之中，共产党的领导人这样讲，我觉得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民运队伍里的人也这样想，我就觉得不太好理解了。像我这一类人，也是群众运动的参加者，在参与反对专制体制的群众运动方面，也许经验还要比後来八九民运中的学生或者工人的经验强得多。邓小平这些人把我们这些人排除在群众运动之外，很正常；本身是搞民主、自由、人权的人也把我们这些当年争取自己的人权的人看做洪水猛兽，我就不太理解。我在监狱中接触过一些民运人士，总的感觉是他们受邓小平对文化革命的反动的影响很大，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了。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造反派没有一个是好的。 我想作的一个小小的呼吁是：请给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应得的人权。首先这是对政府当局说的。在我刑满释放之後，我这样的人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常常被人忘记。法院里的干部甚至对我说，在别人身上不算犯罪的事情，在我身上就算犯罪。这是什么法律?记得在一九八二年，上海有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刑满释放，他的一批朋友到监狱去接他出狱，点了几个炮仗“消消晦气”，结果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向人民示威”，又被重新抓起来，加判了十年。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似乎也在拥护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这种处置，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我的呼吁也是对民运队伍里想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的朋友们说的，至少也应当给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一点民主、自由和人权。看了《北京之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这方面的感受很深。
加强中国工人的人权意识
亚：作为一个工人和工人组织的领导者，您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否真正在依靠和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 潘：中共成立以来的领导成员中有几个工人?其实对共产党说来，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稳定，服从领导，容易控制，也必须控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人造反，天翻地覆。共产党敢於镇压学生组织，因为学生组织被镇压对社会的震荡不大。文革中多次利用工人组织镇压学生，向大学派“工宣队”就是一例。文革中是这样，六四事件中也是这样。共产党镇压学生是不大有顾忌的。如果八九民运有两百万工人上街，局面就大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历来对工人中间的反抗、异议活动一点也不容忍，对工人中的持不同政见个人或者小团体的镇压特别严厉。比如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份子”，在工人中如果有出格的言论，那就一定是反革命份子。 亚：从中国工人运动的角度，您对八九年中国工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情况有什么评论?在未来中国民运中，工人有没有可能成为运动的主力? 潘：八九年的运动以学生为主，听说有个“工自联”，但是没有太大影响。说到未来，当然有可能。在文革中上海的工人後来就替代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我觉得工人一定要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主力，也一定会成为主力。问题在於中国工人的自我认知和理论素养。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和人权意识也需要提高，可惜现在的官方的工会组织不这样做。 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为本刊撰写一些文革的回忆和研讨文章。□ 原载《北京之春》1996年9月号，后收入亚衣著《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5年。
——胡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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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06:43 PM PDT
习近平这鞋论，不外想以中国特色的鞋，去抗御普世价值而已。若不脱下专制独裁的鞋，不仅永在世界孤立中，也难走进现代世界文明国家之列。
习近平讲鞋子是否合脚，不必外人去说三道四，应问穿鞋的人。这话，不错。关键在这问吧？那么：做鞋的统治者，问穿鞋的民众，有规则与制度去输通吗？没有这程序与规则，或有了又不实行，能让做鞋的代替穿鞋的说合脚不合脚吗？
当年，中国人穿你们的毛式鞋奔天堂，却走向乌托邦，付出8千万人命代价，才改穿邓式鞋，再用实践来检验，这邓式鞋最合部份权贵的脚，权贵们说今天这鞋合脚，未必可代替大众。现在，习近平上台，从现实主义回归浪漫主义，去给中国人做了一双中国梦的梦鞋，是否合脚，但愿不是新的乌托邦鞋哩。
穿过你各式鞋有权来评鞋吧
既然合脚不合脚的定论，由穿鞋者回答，我这穿了中共60多年鞋的人，就有资格与权利来说一说它。
毛泽东给中国人做的鞋，用马克思的招牌，列宁的样式，苏维埃的符号，而且还是一双跑鞋，他吆喝当时6亿人大跃进去超英赶美，跑着叫我唱的歌也是"赶上那美国，要不了十五年"却山砍光，人逃荒，饿死3千7百多万（新华社杨继绳调研数字）。毛的战友刘少奇想换一双搞生产的草鞋，发展生产力，便批他去穿赫鲁晓夫那修正主义的鞋，要中国人坚持穿毛这继续革命的鞋，这一坚持，到毛发动的文化革命，读红书唱红歌拜红神时，老毛还给红卫兵和一切造反者，穿一种红舞鞋，跳疯狂的忠字舞，使中国造成红魔乱舞。舞到书尽焚、心尽黑、经济败 到崩溃的边缘，才将五人帮惩罚四人来收场。再一盘点，穿他这全面专制的鞋，不但未进，还退了百年。
这毛式鞋，直到今天，公开问过中国人：合脚不合脚吗？可当年穿它神气过的显耀过的获利过的，或者听误传误导不明历史真象的，不是还有人说那鞋很合他们的脚，也妄称合中国人的脚，还闹着再穿吗？
再看邓小平的邓式鞋，称改革鞋，他没勇气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国人走的弯路迷路绝路，把不合脚走错路的鞋，改得合脚，却只把老毛那失败的鞋，改了一只生产力的，保留那只生产关系的，让人们穿着计划经济的鞋，去走市场经济路，就走出一些垄断者和权力资产阶级，眼看官倒横行市场了。胡耀邦开明，想扼制官解放民，邓小平就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他。赵紫阳想放一下权，分离一下党政一体制度，也用分裂党的罪名废黜他，这两个想把中国人不合脚的那只旧鞋，改得一样合脚，两个明白人都遭清除了，害得巳经明白的，也装糊涂了。中国的改革舞，就只那一只换了鞋的脚在跳，毛泽东的红舞鞋跳出众多政治暴发户，邓小平叫人跳的滑稽可笑独脚舞，只跳出众多经济暴发户，而且暴发的，如人们早看在眼里的垄断者是：江家的电讯、曾家的能源、李家的煤和电、周家的石油、贾家的京城房地产、李（长春）的文化产业、陈云后人的银行金融、朱镕基后人的证券融资、王震后人的金融投资和军工贸易。要讲今天中国这"中国特色"鞋穿得很合脚很舒适很气派者，应是这批快速暴发的红色家族呵！习近平回避了现实这批太子党暴发户最满意他们穿了合脚鞋，能用他们的脚，去代替中国人的脚，说今天中国人穿了很合脚的鞋吗？
问过那些上访喊冤涌向北京的上访户，你们的鞋，合他们的脚吗？灰霾（钟南山院士说雾霾应改称灰霾才科学）将半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上万头死猪，把黄浦江漂成一江死猪向东流，这生态鞋，也合中国人脚吗？南非的种族隔离早取缔了，你们的城乡隔离制仍坚持，农民穿你们的歧视隔离鞋也合脚吗？更别说官员财产的公示，推行不了，三公消费的特权，仍雷打不动哩。
不脱旧鞋走不进现代世界
再说破说穿一些，这鞋论，不外想以中国特色的鞋，去抗御普世价值而已。我理解，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制度，恰有最灵敏的反应脚的痛痒机制。因为那些代表民意的议员，是民选的，天然就要反映民意民声。他不代民发声，民众的鞋不合意，脚被挤痛夹痛，议员就会罢免下台。而中共却是相反的，人民代表是任命的，只对任命自己的上级官僚效忠，怎会去关注与反映民众的痛苦与需求。那么，这民众不合脚的愤懑与怨恨，就只能陈积到难以忍耐时去上访，人家有宪政民主，传媒舆论也可为民发声，而中共传媒全面垄断，只许充党的喉舌，只准发一种伟光正声音，于是，民怨沸腾，群体事件蜂起，又形成今天统治者维稳，与被统治者维权的矛盾，习近平要说很中国特色专制的鞋，很合中国人的脚，台湾也是中国人，怎么穿起民主的鞋，甚至专制的国民党也浴火重生，他们在山穷水复疑无路时，又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呢？
就是习近平钟情的俄罗斯，人家也脱了列宁史大林的旧鞋了，你还能把毛泽东邓小平的鞋样改装成什么中国特色的鞋，走出什么复兴的路中国梦的路吗？若不脱下专制独裁的鞋，不仅永在世界孤立中，也难走进现代世界文明国家之列。
【作者简介】曾伯炎、1932出生四川中江，长于成都。建国初报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罗祸，失去自由21年。退休后作纸媒网媒自由撰稿人。出过两本诗集及《天涯晚札》随笔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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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06:36 PM PDT 
还记得当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不知谁喊了一嗓子：“让领导先走！”于是，领导们成功撤离了，留下200多个孩子葬身火海。直到现在我也在嘀咕：“那些人怎么就当上领导了？”
不过细想想，这些人根本不能算是领导。就是在全中国，想找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也是难上加难，尽管中国被称为领导的，世界最多。
为什么这样说？
按照美国著名学者伯恩斯在他的《领导论》中对领导者的定义，领导关系建立的条件，一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双方自愿，二是两者有要共同实现的目标。
他这样定义领导者：“领导者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导者以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愿望和需求、抱负和愿望。领导者的才能在于领导者看问题及行为方式，以及追随者的价值观和动机。”（伯恩斯）
伯恩斯在给出他自己的定义之前，列举出历史上其他学者对领导者的定义。我之所以认为他的定义最好，就在于他把领导者与追随者放在一个平等、自愿的位置上，追随者的目标不是领导者强迫给予的，而是被劝导发觉的。这个定义符合社会文明发展的潮流，使人性在自由而不是扭曲的状态下彰显。
按照其定义展开，真正意义的领导关系，必须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来保证。在施政者上台之前，起码要让潜在的追随者们知道候选人的施政目标与其利益和价值观是否一致。这样选出的施政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虽然不能保证其竞选演说完全没有欺骗性，但至少比被统治者在施政者上台前后做盲目猜测强得多。民主选举前后，人们在讨论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怎么样；而内定的继任方式，只能让人们猜他可能会做什么。何谈自愿？何谈共同目标？
所以按照伯氏定义，中国起码在体制内，很难找到真正的领导者。
那么中国人口中那些踩着孩子逃出火海，或拿着纳税人的钱，包N个奶、买N套楼、办N个户口的所谓“领导”，其正确称呼是什么呢？伯恩斯答曰：“掌权者。”
他在《领导论》中指出领导者与掌权者最基本的区别：
领导者与追随者的需求和目标是紧密相连的。领导者致力于满足追随者的愿望、需要以及其他动机，同时也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掌权者，一旦有必要的动机，可以置追随对象的动机和权利于不顾。他们用权力将受害者物化，同时将权力执行者也物化了，使他们丧失了人性。
在掌权者权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只有他们的意志才能合理存在，被统治者被看成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物而被随意处置。比如中国那些暴打小商贩的城管。
伯恩斯还提醒大家，掌权者还可巧妙利用某些形式，将一个人的人格消融于他人的人格中，使其看上去他们有共同奋斗目标。这并不是建立于互相尊重基础上的真正融合。
大跃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时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宁可砸烂家中铁锅，使自家无法烧火生饭，也要完成赶英超美的中国复兴之梦。那时，某些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被偷换成整个国民的意志。
目前国富民弱的中国，是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以牺牲百姓人权造就的所谓强国。人们用几代人的心血去为高房价买账，去填补虚涨的GDP，自己却过着打折的生活。基于此的“民族复兴”梦也不知将要复兴谁的梦。中国的百姓与政府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关系。
中国那些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人哪去了呢？我想金庸先生早在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给出了答案。
富有人格魅力和人情味、被江湖朋友爱戴的令狐冲，在中国只可能成为民间领袖。他这样的人，是无法从官方选拔体系中脱颖而出的。
由于他善于打破既定格局，不被满嘴礼教又守旧的一把手岳不群看好；他更不像城府极深，实则阴险的二师兄劳德诺，能得到重用；就连小师妹岳灵珊也不爱他。毕竟，女人会根据社会的价值取向去判断一个男人是否为潜力股，而令狐冲在她眼里显然不是。他的创新精神和正义感反被看作是阻碍他在江湖中升迁的幼稚。
令狐冲的转运从他离开华山开始。他通过民主推选当上了恒山派掌门，他的个性被不受中原礼教影响的魔教圣姑欣赏，并终结连理。这一切，他在华山得不到。
不过，在《笑傲江湖》的大环境中，不论在名门正派还是魔教，得到权力的主流方式还是一把手认命，而不是民主选举。这让不爱服从的令狐冲觉得没有尊严，最终，还是选择退隐江湖了。
大环境造就不了领导者，倒是为了掌权而“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人被筛了出来。阉掉的是什么？是人性、是原则、是羞耻感和尊严。于是就有了包养一百多个情人并写进日记的神奇官员，就有了房姐、表叔和8岁参加工作的神童。这些人群众深恶痛绝，却屡禁不止。而令狐冲们，要么是不愿进体制内，要么是被岳不群们压着出不了头，要么，以现代方式退隐——出国了。
中国需要的是领导者，而不是掌权者。只有民主才能产生真正的领导者。不然，那些潜在的可能成为领导者的人，只能被迫精神阉割，把自己的以及所能反映的人民的意志，消融在上级的个人意志之中。
难道在中国大地上真找不出你情我愿，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领导关系吗？我冥想苦想，还是有的。如中国丈夫在对外介绍自己太太时会这样说：“这是我们家领导。”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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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06:15 PM PDT
肯尼思・罗斯, 土井香苗 2013年04月16日
东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访问日本之际，安倍晋三(Shinzo Abe)首相正在国内掀起不少波澜。他为复苏日本经济采取的激进手段，他的民族主义措辞，以及他谈及军事实力时的坦率，都分外惹眼，此外他还试图让日本在人权问题上建立一种新的自信。
虽然在国内有着畅所欲言的民主，主导日本外交策略的外交官们在人权问题上却是出了名的谨慎。由于担心阻碍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或引发对日本战争历史的批评，他们极少谈人权，即便要谈也是关起门来悄悄谈。在联合国的人权问题决议中，东京通常和西方盟友保持一致，但因为害怕做出头鸟，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出什么。
安倍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上台后没多久，他就指示日本外交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发起呼吁，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收集朝鲜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证据。
几十年前发生过多起日本国民被朝鲜政府绑架的案件，朝鲜方面当时的动机似乎是为了给朝鲜间谍找日语老师，日本政府为此一直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压力。但是如果要支持在联合国的提案，安倍实际上就等于要承认，这些被绑架国民的遭遇反映了朝鲜无视该国所有民众的权利。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论，但此前的几届日本政府都不愿意这么说。
其它许多国家对成立委员会调查朝鲜一事态度冷淡。有的不愿意花这笔（数额不大的）钱。有的则对它的实效性存有质疑。还有的担心这会分散对朝鲜核项目的注意力。
日本和韩国联手驳斥了这些怀疑，并且获得成功。人权理事会上个月一致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朝鲜领导人现在知道，国际社会将开始正式收集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再不改变行事方式，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国际法庭的审判。
安倍在1月的一次演讲已经显露了这种坚定的人权问题立场。他主张外交政策的建立要围绕着“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制等基本价值观”。日本领导人极少发表这样的言论，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但是要实践这样的构想，安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上个月在联合国一项针对斯里兰卡的决议中，手握重权的日本外务省官员就拒绝投下赞成票。决议涉及四年前斯里兰卡军方造成平民伤亡一事，当时政府军与叛乱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交战已近尾声，政府军发起的恣意袭击导致多达4万平民伤亡，而政府事后没有对此展开有力的调查。
决议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得到通过。但日本因循它一贯的谨小慎微，选择了弃权。
我们曾就此事询问了日本负责斯里兰卡事务的最高级别外交官，为什么日本会如此不合群？他给出了多个理由，但看起来主要的一点是希望和斯里兰卡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的低调外交可以形成比联合国的明确施压更大的影响力。
日本在人权问题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中国。由于在过往的战争行为，日本在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时显得格外艰难，但战争已经过去将近70年，是时候让一个铁腕领导人来扫除这些障碍了。
和很多国家一样，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仅限于一年大概有一次的“人权对话”。通常是一些官僚开个会，没有外人参与，也很少公布会谈内容。接下来一年里政府高官就可以拿这个装模做样的对话说事，避谈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
这对中国人的人权状况或日本的声誉是不利的。中国人会因此觉得，日本关心的就是窃取“他们的岛屿”，而对他们的权利现状无动于衷。在这个新浪微博（一种中国版的Twitter）的时代，当日本大使馆遭受着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攻击时，中国的舆情是很关键的。
几十年来，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树立一个捐助者的形象，且很少有附加条件。日本一直非常慷慨，但中国现在也可以打这张牌了，而且荷包甚至还要更鼓。
看来安倍意识到日本没有利用好它最强的外交财富——民主。以促进民主进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权利为核心，构建外交政策，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外务省官僚的僵化思维。日本此次就朝鲜问题发起倡议所得到的反响表明，很多国家是乐见东京担负起这方面的领导职责的。约翰・克里应该对此加以鼓励。
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为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执行董事，土井香苗(Kanae Doi)为该组织日本代表。
翻译：经雷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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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06:09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4，13）
*听证会前采访中方证人* 4月9日下午2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举行"陈光诚和高智晟：中国的人权"听证会。中午，中方证人陆续到达，我开始了当天的采访。在国会山前，对从美国各地专程前来作证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现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在浙江第四监狱服刑的异议人士朱虞夫的弟弟和妹妹，以及听证会协助单位对华援助协会主席、证人傅希秋牧师作了视频采访。 *傅希秋：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美国会"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这次听证* 我先请傅希秋牧师介绍一下这次听证会的背景。 傅希秋："这次听证会是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高智晟律师持续的被囚禁，现在没有任何获得自由的迹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陈光诚先生从去年来到美国已经近11个月，中共当局却变本加厉还在继续逼迫他家人，尤其是光诚的侄子陈克贵先生不仅仅继续被系狱，而且家人还受到骚扰。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是为全面检讨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希望众位听证证人向美国国会和美国的民众来解释过去的状况，而且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希望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去努力来改善这个状况。" *陈光诚：狱中陈克贵透露被酷刑、被威胁，他4岁的孩子险被别人接走，仍有危险* 去年逃离东师古村后来辗转到达北京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暂避、后经中美协议，去年5月来到美国现在纽约大学学习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是今天听证会证人之一。 主持人："陈光诚先生您能不能先谈谈现在陈克贵、您的家人目前的处境？" 陈光诚："克贵已经被送进监狱很长时间了，现在陈克贵战战兢兢透露出他在看守所受到酷刑后，他的4岁多的孩子受到威胁。好像是在3月7日，当地党委指派计划生育办公室一个叫徐西才（音）的人，到幼儿园要接走这个孩子，幸好在此之前一点点时间我大哥已经把孩子接走。后来追问徐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说'这是领导安排'。 那么，这个处境是非常非常危急的。因为，当时在看守所，沂南县政法委书记马成连和公安局政委尹川东（音）就多次威胁陈克贵，说'你的父母、孩子小命都在我们手里攥着呢，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做，你去申诉或上诉的话，你从监狱出来就不能见到你的孩子和家人了'。所以，也就出现了陈克贵当庭表示不上诉这样一个结果。陈克贵说出在监狱受到的一些虐待后，马上就面临了这样的威胁。 而且这样的威胁......在3月11日陈克贵的父亲送孩子去幼儿园时，又有人戴着头盔、穿着军大衣，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来回威胁。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 ，小命都在他们手里攥着的一个真正含义吧。所以我觉得现在陈克贵的处境应该说非常的危急。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说，共产党仍然去威胁他说'如果你申诉的话，有可能被判无期'。" *陈光诚：中方承诺调查山东对我和家人的迫害，无进展。不能欺骗美国和全世界* 主持人："您今天来参加听证会，会上就您和您家人的经历，准备提出哪些特别迫切的要求和您对中国目前人权状况的看法？" 陈光诚："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要求他们兑现当初的承诺。因为，这个承诺当初说是写在中美协议当中。现在看，近11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那么，中国当权者不能随意欺骗全世界，欺骗美国政府，欺骗任何一个正义有良知的人士。这样公开向全世界作出承诺的事都可以自食其言，不去兑现的话，我想将来我们不能指望他在其它方面能够改善人权，或者说负起公共责任、社会责任、国际责任，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求他兑现当初的承诺。而且现在应该公布当初达成协议的一些内容给大家看。" *陈光诚：当局对敢于要求当权者实行法治的人打击是统一行动，且株连家人* 主持人："您怎么看当前中国人权状况？您有没有特别的关注？" 陈光诚："我想，目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都在关注，包括西单的四君子，包括张安妮在学校被国保接走威胁这样的事情，而且接走张安妮的时间跟要接走陈克贵孩子的时间只差八、九天，也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整体的行动。从威胁高智晟的孩子上学的问题，以及张安妮的事情，陈克贵孩子的事情，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对于敢于要求当权者负责任、实行法治的人的打击是统一行动，而且株连家人。" *陈光诚：希望国际社会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坚持原则* 主持人："此时此刻您在这个地方准备参加听证会，您对美国方面、对国际社会有些什么希望和要求吗？" 陈光诚："我希望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去推动这样一个事情，让美国政府能够督促中共当权者兑现当初是给我，也是给他们的这个承诺。" *耿和：担心高智晟身体。5年缓刑6次以上强制失踪酷刑又入狱，身体无法获调整* 下面我请准备参加听证会的耿和女士谈谈现在家人有没有得到高智晟律师什么新的消息。 耿和："最新情况是今年1月12日 我爸爸和高智晟的弟弟去见了高智晟，这是经过10个月努力才成功的。见的时候他们（狱方）禁止问高智晟的任何情况，吃喝拉撒都不能问。" 主持人："您能简要回顾一下高律师近年来所受到的迫害，当局是怎样对待他的吗？" 耿和："高智晟是一位律师，始终为当事人维护权利，尽其所能地为穷人提供免费帮助。金钱诱惑不了他，权力压倒不了他。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好律师被中共当局迫害，判3年、缓5年的徒刑。在缓刑期间，就有6次以上强制失踪，最长一次达20个月，每次失踪都伴随各种酷刑。 失踪一结束，紧接着新华社对外的媒体就说，未来3年高智晟将在监狱度过。也就是说，他失踪时与在监狱就是换了不同的方式，都是控制在中共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高智晟的身体状况，因为在长期失踪状态下没有办法获得身体方面的调整，也可以看到公开的他（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的照片也是受到各种酷刑以后的照片。他现在在监狱里，我们非常担心。他有没有体检？他的身体状况怎样？" *耿和：从警察入驻我家到不让孩子上学* 主持人："后来您和孩子选择逃离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 耿和：" 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突然被绑架以后，警察住进我们家，成了我们家的'主人'。外面人来敲门我是没权利开门的。24小时警察吃住在我家，我们上洗手间他们都要看着。我们睡觉他们也要每个房间坐一个人去看着，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在他们视线中。孩子上学要坐警察的车到学校，学校老师跟警察三方面对孩子进行孤立打击和辱骂，造成孩子精神压力非常大，精神崩溃。最后到2008年不让孩子上学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孩子求学，我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了中国。" *耿和：高案具标志性，高情况不好转，推行法制民主是白说，希望美国救出高智晟* 主持人："您今天来参加这个'陈光诚和高智晟：中国的人权'听证会，在会上特别想说的话是什么？" 耿和："我特别想说的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上任，许多人对他们有许多期待和善意。但是我必须强调的是，高智晟案在中国是标志性案子，如果高智晟的情况没有好转，在中国说什么'推行法制民主'那是白说，那是瞎说。 我必须强调，非常感谢美国政府救出了陈光诚先生，我希望美国政府也用营救陈光诚的方法营救出高智晟，以及受迫害的人权人士。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接受采访！" *朱乔夫：因一首诗被判刑7年的朱虞夫累计坐牢已进入第12年，生命堪忧求助* 我采访的下一位是朱虞夫先生的弟弟朱乔夫先生。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哥哥朱虞夫先生做过些什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朱乔夫："我哥哥朱虞夫从1978年就参加追求民主，1998年因为创建成立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出狱后，2007年再次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2年，他的儿子被牵连判刑1年。2011年因为朱虞夫支持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写了一首诗《是时候了》，结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7年。实际上他在监狱已经累计坐牢（进入第）12年。" 主持人："目前情况怎么样？" 朱乔夫："目前我哥哥情况非常糟糕，从去年11月底，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全身浮肿，路都不能走。他告诉我，他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在监狱中死亡，希望我们进行呼吁，我们家人也希望他不至于在坐了共产党十几年牢以后，最后还孤独的死在共产党监狱里。我们希望中国民主的火不要息灭掉。" *朱乔夫：普世价值不可阻挡，希望美国政府伸出援手* 主持人："朱虞夫先生还有4年多将近5年刑期，能不能请您讲讲这次来国会山参加听证会，对国际社会有什么希望？" 朱乔夫："从我们个人角度，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对中国的民主党、民主事业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跟美国的价值观不违背的。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陈光诚、高智晟先生的案子，无一不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凡是对共产党提出一点点疑问的，哪怕就是一点点怀疑，或者提个建议，都没有好下场。我觉得普世价值在全世界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像这样，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不可能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朱小砚：家人受牵连无法工作生活离中国，出席听证会为朱虞夫获释就医呼吁* 主持人："您和您的两位姐姐在不久前先后离开中国辗转到美国，向外界更多说出朱虞夫先生的情况，你们离开也是因为本人也受了一些牵连，您看是您还是您的姐姐讲一讲？" 朱乔夫："这是我的姐姐，朱虞夫的五妹。"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讲讲这次离开中国辗转到美国，你们个人的处境是怎么样，为什么会作这样的选择？" 朱小砚："因为哥哥的事情，不光哥哥家庭受牵连，连姐妹兄弟都受到牵连，我们在国内已经无法生存下去，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像我哥哥的儿子因为我哥哥的事，2003年也被牵连进去，判了一年刑。像我，自从哥哥1978年开始搞民运，我家就一再被抄家，我自己的婚姻和我的工作全部都被毁在这些牵连当中。工作不能延续，每次有了工作，几个月后都被辞。因为迫于共产党的压力，那些企业不敢留用我。我的弟弟因为是新闻工作者、记者，一次次被迫下岗。又去找工作，每次只让他做些浮面工作，不能做一些深入的报道。" 主持人："今天您想对关注这次听证会、关注朱虞夫先生和家人的人有什么话要讲吗？" 朱小砚："作为家人，我觉得哥哥的生命很重要。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很自私，我就是想让我的哥哥不要死在监牢里。因为我发现他好像快要死在监牢里，所以我很着急，我想在国会里如果我有发言机会，我一定要向他们说'让我的哥哥快一点出来给他治病'。" *傅希秋：作证重点包括中国宗教迫害、强制计生、打压异议人士和危急案例* 主持人："傅希秋牧师，能不能请您谈谈对今天作证的案例和中国目前人权状况的总体看法和您今天作证所要讲的话？" 傅希秋：" 好。我今天作证要点是说中国在过去一年中，整个......尤其是中国的宗教自由、法制，包括强制计生方面有很多恶化。宗教自由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迫害......无论从案例和 程度上，都出现了严重倒退。我们所掌握的中央政府发布的秘密文件显示，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打击运动。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就看到在全国十几个省许多的迫害案例，包括对牧师的拘押、对信徒和平聚会的取缔，甚至有的被判刑。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法制状况也出现恶化，包括对异议人士、对访民的打压，都出现可以说很严重的恶例。对一些强制堕胎的案例，出现了几个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会特别强调最新的、我们刚刚收到的贵州基督徒异议人士陈西的妻子辗转给我们传来的消息，因着2011年'茉莉花'陈西先生也被判重刑（10年）。最近他在监狱里被连续抽血，根据惯例，抽血是对一些狱中可能面临生命危机的人采取的措施，可能给他一个被死亡的境地。这些都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傅希秋：呼吁建议西方国家大使陪同良心犯家人探监，安排朱虞夫家人拜会议员* 傅希秋："在过去几年，中国的良心犯、基督徒家庭教会，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上百藏人的自焚，都显示出这是非常值得国际社会忧虑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会呼吁美国国会和西方政府、良心人士应采取具体行动。包括我提出具体建议，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大使和在华领事馆，应主动陪同这些良心犯家属去探访这些良心犯在监狱的遭遇。 尤其是，朱虞夫的太太姜杭莉也告诉我们，本月14日就会有一次探访，所以我们明天会陪同朱虞夫的家人前去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国务院官员，让他们能够安排这些行程。我们这几天也特别会安排朱虞夫的这三个弟、妹一起去国会拜会，以及采取一些进一步行动，促进朱虞夫先生的自由和生命。" *美国会"陈光诚和高智晟：中国的人权"听证会现场录音片段* 4月9日下午两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陈光诚和高智晟：中国的人权"听证会。 陈光诚作证----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会上作证，这是他来美国后第一次在国会作证。 <现场录音> 陈光诚："尊敬的国会外交委员会全球人权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各位外委会议员，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房间让我记忆犹新，今天和去年不一样，我站在这儿，坐在这儿，首先我要求将这份名单上的恶官依法列入禁止入境美国的人员名单之中，并得到切实执行。名单中的恶官酷吏是（当场展示）......这份名单中的官员长期参与对我一家人的残酷迫害。2005年12到13万的强制暴力堕胎中，以及60多万对家属的株连，都与这些恶官有关......" 陈光诚在证词中谈到他的侄子陈克贵因他的缘故卷入其中的案子事发的经过、判决的结果和现状。谈到陈克贵的父亲和陈克贵4岁的儿子所受到的威胁与面临的危险。陈光诚还要求美国方面公布中美就陈光诚事件达成的协议，以敦促中国方面兑现承诺。 傅希秋作证---- 本次听证会协助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在听证会上作证。 <现场录音片段> 傅希秋牧师在证词中谈到中国在宗教自由、法治和基本人权方面的恶劣状况，他以强制计生、强制拆迁为例，说明公民生命财产权受到的严重侵犯。傅希秋牧师谈到长期关注的一些代表性案例，如高智晟、陈克贵、朱虞夫案等，他也提到王炳章，彭明，刘霞、阿里木江*依米提、刘贤斌、杨荣丽、郭泉、李必丰、陈卫、陈西等人的案例或处境。 傅希秋牧师呼吁美国政府强调普世的人权价值观，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法制状况。 耿和作证---- 现在被囚禁在新疆沙雅监狱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在听证会上作证。 <现场录音>耿和："尊敬的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各位外交委员议员、各位来宾们大家好！感谢国会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大会上能为我的先生----人权律师高智晟讲话，也感谢诸位关心高智晟的案例。自2005年起......" 耿和女士在证词中回顾了高智晟律师为基督徒和法轮功等受迫害群体办案，八年来被停业、吊销执照，判刑，长期失踪和酷刑的经历，以及包括儿女在内的家人受到的迫害。耿和担忧酷刑和长期关押对高智晟律师生命的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对高智晟律师的持续关注。她也提到今天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下，胡佳、郭飞雄、郭泉、许万平、王登朝等人的悲惨经历，说明目前中国人权和法制状况，希望国际社会营救高智晟、营救他们。 *两天后。傅希秋：美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说关注狱中陈克贵受折磨、家人受威胁* 听证会开过两天后，我再次采访了傅希秋牧师，想了解一些后续情况和各方反应。 傅希秋："这次听证会上，陈光诚是赴美后第一次在国会作为特别证人作证。 今天，也就是4月11日，我也注意美国国务院透过新闻发言人，再次回应陈光诚先生证词里提到的关于他侄子在监狱里受到虐待和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别说，他们非常非常关注关于陈克贵在监狱里受到折磨，甚至威胁他的家人的报道。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对所有公民，包括陈克贵都能够合理的、有尊严的对待。" *傅希秋：美律师提出希望总统直接出面营救高智晟，国会两党几位议员当场支持* 傅希秋："高智晟律师的案例美国民众并不陌生，并且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我上次来华盛顿时，也跟白宫负责人权事务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助理见过面。这次听证会上，高智晟在美国的作为国际代表的律师杰瑞.根瑟尔先生证词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特别公开提出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直接出面营救高智晟，采取一系列行动。包括会见高智晟的太太耿和，会见陈光诚。国会的几个负责人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都当场表示了支持，为高智晟的自由，现在是到了行政当局行政首脑美国总统起来行动的时候了。 我相信美国民众不会坐视不管。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民众起来向民意选出的行政领导人施加进一步压力。最主要的不是会见问题，是努力不努力真诚推动高智晟、朱虞夫获得自由。这也是我想下一步应该会有更大的行动出来，包括我们也会联合其它行政部门。" *傅希秋：七个国际人权机构联合发表给克里国务卿公开信，敦促他访华直言人权* 傅希秋："今天（4月11日）下午，我们已经发出去与另外七个国际人权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对华援助协会，有大赦国际、自由之家、中国人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记者无疆界、美国维吾尔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几个国际机构联合发表一个给克里国务卿的公开信，现在已经递到他那边去了。其中特别强调，克里国务卿作为美国最重要最高级的外交领导人，任国务卿第一次去北京访问，要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我们特别敦促他要采取具体行动，公开直言不讳、毫不妥协地提到对现在人权状况的恶化的担忧，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国现在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释放良心犯。 这个文件发出了，我想这也是进一步的行动之一。" *傅希秋：听证会后，为救助朱虞夫与美国政府和国会密切联络* 傅希秋牧师还提到在听证会之后，为关注救助朱虞夫先生所作的一些努力。 傅希秋："我们在听证会之后，也跟美国政府和国会相关委员会密切联络， 分别拜访了美国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议员麦戈文的两个主要助手，也特别又拜访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夫议员。也与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这次听证会的听证主席史密斯议员。我们同时也去美国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跟他们的主任和副主任以及负责朱虞夫案例的相关官员也有会见。 我同时陪同朱虞夫弟兄的3个弟弟妹妹，去了美国国务院，会见了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司的还有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局的主要负责人。所有这些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能更多的了解朱虞夫先生的案例，能够把朱虞夫先生的最新近况介绍给大家。现在，朱虞夫先生的生命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傅希秋：深感中国良心犯受迫害案例太多，尽力让更多人了解* 傅希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主要感觉到，因为中国的良心犯因着中国这种极权的迫害，真的是太多了。朱虞夫先生长期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做出这么大的努力，作了这么大的牺牲，前后已经坐了11年监狱。其实，如果包括强迫失踪，远远超过11年。但是在美国，即使我看到的美国民众，美国的议员，还是有许许多多人根本不熟悉他的案例、他的名字。虽然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里也提，府会中国工作委员会也有专门的人在跟踪他的案例，但是我想，这次给我印象深刻的......当然我自己作为牧师，深深感觉到我们尽一点点力量只是作一个桥梁。这么多人透过听证会直到这一系列的会见，有更多的人，还有很多的媒体透过这样一个渠道，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很多人愿意了解 。我们现在见到一些普通民众听到这个故事都含着眼泪，跟朱虞夫先生的三个弟妹拥抱，表示对他们的支持。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朱乔夫：沃尔夫议员致信四百三十多议员成立救助小组。感谢所有关心朱虞夫的人* 接下来我采访了马上要离开华盛顿正准备赶往车站的朱虞夫先生的弟弟朱乔夫先生。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谈谈听证会开过之后，10日、11日两天与美国有关方面接触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进展，您有些什么感受？" 主持人："这几天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下，参加了陈光诚、高智晟的听证会后，我们跟好几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见了面，有众议院议员史密斯、弗兰克.沃尔夫议员。沃尔夫先生已经给四百三十多个议员全部都发了信，特别成立了一个救助我哥哥的专门小组。几天下来，我觉得从方方面面看，发现美国这个国家对我们一家的善意，所有接触到的人无不为救助我哥哥竭尽心智心力。我们几个流落到海外的兄妹感激莫名。所以，我特别要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关心我哥哥，关心中国人权，关心所有被迫害的异议人士的人，表示我内心真诚的感谢！"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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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01:31 PM PDT
4月16日上午9时多，云南籍现居北京的维权人士欧阳小戎赶到合肥，当他来到家春秋宾馆门外，见宾馆门口已经被几名便衣把守，超过二十名便衣警察正往宾馆内涌入；同时，还有数十名疑似便衣警察和联防队员的人正在从停在街边的中巴车上跳下，紧随着警察冲进宾馆。小花园附近及宾馆附近，共有中巴车七八辆，及大量警车。当欧阳小戎回头向声援安妮上学的琥珀小学前的小花园走去时，小花园路口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把守，禁止行人靠近。
上午9点半左右，居住在家春秋宾馆中的张林的房间被多名国保撞开，张林在抗议中，双手及脖子受伤，由于当时张林与女儿并不在一个房间，张林极为担忧女儿的人身安全。在另一个房间中，几名女国保要求张安妮"赶快走"，张安妮质问"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在争执过程中，张林听到居住于隔壁的南京维权人士孙林夫妇的房间里面传出尖叫声及抢夺物品的扭打声。下午2点，张林、张安妮父女被合肥的几名国保押送回蚌埠老家。数十名在宾馆及琥珀小学前声援的维权人士全部被警方强行带走，期间所有在场维权人士的手机遭到屏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当地派出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却被警方拒绝。十多个小时后，一些维权人士才陆续被释放出来，但仍有孙林夫妇等几名维权人士至今下落不明。当维权人士赵海通等人回到酒店时，看见酒店一片狼藉，多个房门被撬开，他们放在宾馆的现金和物品居然不翼而飞。 合肥维权人士周维林16日上午遭合肥警方口头传唤，但被周维林拒绝。上午11时多，周维林家忽然冲进一批身穿黑衣的特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口头说明任何情况，就将周维林强行带走，并将他家的电话线和网线全部从屋外扯断，阻断他家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下午，安徽省的一批维权人士前往周维林所在地派出所询问情况，派出所否认是他们所为，并说不知道周维林的去向。16日中午，安徽异议作家、维权人士沈良庆忽然发现家中网络、电话均无法使用，打手机报修时发现手机也没有信号。直到当日下午5点左右才自动恢复正常。周维林被强迫失踪超过24小时后，警方才宣布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对其行政拘留10天。 这次合肥警方强力镇压维权活动，起因是安徽省蚌埠市民主维权人士张林年方10岁的女儿张安妮，今年初已经在合肥市琥珀小学报名上学。2月27日，安徽合肥国保忽然强行绑架张林父女，并将他们交给蚌埠国保押回控制。在遣返关押期间，还出现警方一整天不给张安妮吃饭，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审问安妮及将安妮单独关押于一个房间制造恐惧的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情况。如此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维权人士和广大网民的愤怒，于是在4月8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赶到合肥送小安妮上学，展开了维护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民间抗争。 这次赶到合肥的各地维权人士完全是在依法、和平、理性的原则下进行争取受教育权活动的。维权人士居住于家春秋宾馆中，先依法向学校提出让张安妮复学，在遭到学校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接收的情况下，维权人士依法向安徽省公安厅提起上访；在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自山东省的刘卫国律师率先发起在琥珀小学前24小时接力绝食，以声援小安妮；各地维权人士还在琥珀小学前召开儿童权利研讨会。这些活动均没有任何违反现行法律法规之处，更没有给合肥市的社会秩序带来任何危害。维权人士要求合肥当局保护儿童受教育权利，也是响应中央政府倡导的建设法治国家、实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因此，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正义之举。 安徽合肥当局对张安妮的受教育权和儿童权利受到侵犯不闻不问，却对维权人士的合法合理声援、关注、报道，采取抓捕、非法关押、阻断通讯、抄没财物等行径进行打压，这是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三条"㈠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六条"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㈢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也违反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6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第9条"为了同一目的，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通过诉状或其他适当手段，向国内主管司法、行政、立法当局或该国法律制度授权的任何其他主管当局，对个别官员和政府机构的违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政策和行为提出申诉，有关当局应对申诉作出裁判，不得有不当延误"；第12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并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也与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大会上强调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等精神相违背。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周维林等所有因声援张安妮上学而被拘留和扣押的维权人士，归还查抄他们的一切物品，向他们赔礼道歉，并进行国家赔偿； 二、立即责成合肥市琥珀小学恢复张安妮的上学资格，接受她入学，并切实保障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三、切实启动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依宪依法严惩侵犯人权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维权网 2013年4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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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3 12:07 PM PDT
到今年三月为止，中共元老陈云长子，整整三十年前即已经以北京市委常委兼西城区委书记身份开始享受副省部级待遇，一九九八年被明确为正部长级之后分别在自己一手经营组建的中国开发银行行长和董事长位置上坚持到六十八岁，虽然期间先后经历了落选北京市委委员故未能当成北京市委副书记，连续落选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中央委员故只好屈居了两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元先生终于在中共政坛内修成正果，实现了在退休之前一定要当上一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从政夙愿。
参加完宣布自己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两会"之后，陈元立刻受到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是因为有中国大陆左派网站的站长声称清明当天去薄一波墓地替其儿子薄爱熙来哭"冤"时亲眼看到了落款为"国家开发银行陈元"的巨大花篮;二是因为陈元在《人民日报》撰文，"重温"江泽民1993年讲话；三是因为陈元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职务被正式宣布解除。 集中在四月上旬接连发生的这三大事件被外界媒体故意炒成"因果关系"，给读者以陈元因为所言所行与习近平政权很不合辙才招致被剥夺失权职务的强烈印象。但事实让用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副国级待遇换取已经在正部长级岗位上超期服役了近三年时间的陈元交出国开行实际领导权的政治交换条件应该是在去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达成的党内政治默契之一，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伺机给邓、陈两家后代各安排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席次早已经是江泽民在位时就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商量过并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给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待内容之一。仅此一事就已经构成了陈元对江泽民感恩戴德的足够理由，所以如今的陈元写篇文章夸夸江泽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陈元为何对薄一波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留待下篇文章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本文专谈陈元与江泽民之间的不了情。 说起陈元与江泽民之间的交往，就不能不提及李锐先生对笔者讲过的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九八四年陈元已经官到北京市委常委之后，陈云在家中召见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和时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两人落座之后，谈笑风声之间,陈云漫不经心地指了指旁边陪坐的陈元冒了一句:"我看陈元同志该归队了吧?"接着便又顾左右而言他。当时初入官场高层的江泽民尚还处在政治上的发育期,在陈云面前除了腼腆就是畏怯,岂敢多嘴多舌？ 召见过後,陈云那句漫不经心的问话弄得江泽民茶饭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领,祗好硬着头皮问李锐:"陈云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提及动提出来换陈元同志来当电子部长？" 而当时李锐在中组部工作的任务就是按陈云的旨意专门负责"第三梯队"培养工作,自然深知陈云安排自己子女入仕的"阶梯"步聚。当时陈元刚刚跳升至北京市委常委不足一年，故陈云的"归队"说法即使有心,也只是在暗示李锐和江泽民安排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出身的陈元出任电子部副部长。 在李锐以"陈云同志高风亮节"回答江泽民後,江泽民仍然担心如果陈云怪罪下来,自己吃罪不起。於是李锐只好拍着胸脯为江泽民打包票,安慰江泽民如果有"怪罪"之事发生,还有中组部在前面顶着。此後不久,李锐即不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职务,陈元"归队"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一九八七年陈元落选北京市委委员之后，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的铁杆心腹之一宋平未等陈云亲自出面打招呼便及时伸出援手，任命陈元为央行副行长，但也因此种下了日后的陈元连续三届全国党代会落选的祸根，第一次是十四大召开之前在中央国家机关落选了党代表，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分别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两次被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均遭到党代表们的无情羞辱，只好屈就了两届中央候补委员。 自中共政权从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先后落选者过百，本届中央政治局里至少有李克强、李源潮和刘延东三人都有"名落孙山"的经历，但连续两次落选的经历大概只有陈元和邓小平长公子邓朴方二人独有。 不过，虽然在党代会上不被党代表认同，当时的江泽民自有办法让陈元官至国务院系统的正部长级却不需冒着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被与会者再用选票羞辱的风险，那就是专为陈元设立一个负责人任免不需要通过人大系统的国务院正部级机构。熟悉中共中央一级党政架构的人士都知道，当年除了央行也就是人民银行，连堂堂的中国银行都是副部级机构，但一九九八年由陈元出面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之初即被确立为正部级机构。 而当时的江泽民如此厚爱陈元，当然是对其父陈云前生恩惠自己的政治回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共各省级领导班子为实现年轻化而大调整期间，陈云听取了时任上海市委和市府主要负责人陈国栋及汪道涵的汇报之后，非常支持他们从国务院调江泽民去上海的建议。 日后外界评论文章大都认同了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排挤走了胡耀邦派去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的说法，但事实上江泽民在上海市长任职期间与芮杏文常常尿不到一个壶里虽是事实，但芮杏文一九八五年与江泽民前后脚从国务院调入上海，仍然还还是陈云拍的板。 在此之前，芮杏文曾在任职国家计委副主任期间颇得陈云好感，那段时间的中共内部人士无人不晓陈云对自己家乡上海市的绝对主控地位。另外一层重要原因是这位芮杏文和江泽民一样，都是中共建政之前的华东地下党出身，是中共建政之后才被派往北方地区工作，日后又进入国务院部委的。 关于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是陈云向邓小平力荐的结果，对外界来说早已经不是新闻。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直到陈云和邓小平二人先后去世的那七、八年时间里，说江泽民对此二老时刻怀有敬畏之心十分准确，但敬的是陈云，畏的是邓小平。 一九九五年上半年陈云去世时，中共政权对这位党内二号元老人物的丧事处理之低调曾令外界十分不解。但是，只要注意到日后陈云文选的被增补的内容，就会发现江泽民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玩了一个人们轻易不能觉察的，"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把戏。一九九五年五月间，江泽民亲自出席陈云文选及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席间讲话虽然内容不长，但对陈云的评价实际上比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对邓小平的评价内容来得实在。 回首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因为邓小平把军委主席位置让给江泽民，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中,对邓小平的一生作了在当时来看实在是非常高的评价,故被人们认为是一份事实准备好的给邓小平的悼词。但日后看来，这份评价邓小平的东西在一些关键内容上虚的成份多，实在是不如江泽民对陈云的称赞来得精彩，特别是把陈云说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这一句，据说连当时的邓家人都觉得抬得太高。 留心过邓小平文选的人士都知道，其中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一九九二年春的南巡讲话，与之相比，一九九五年陈云去世後不久即新增补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一九九四年初，即陈云"1994年2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从江泽民亲自审定的该文的编辑题目《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更可以看出江泽民的"别具匠心"。其明显用意被当时北京政界人士总结成两条： 第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後一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对巩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负面作用，即使是经过整理删节後对外公开发表的这部分，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从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对江泽民和李鹏的不满。所以，这次要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最後一篇文章为江核心正名。虽然当时即已经有人提出陈云文选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时间比小平同志文选在时间上整整迟了两年，是否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响，江泽民仍坚持"就这样决定"，用意显然是要表示上一代领导集体对他江核心的评价要以陈云的文章内容为准。 关于陈云在世时对江泽民的政治恩德及江泽民知恩图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上内容已足够说明陈元在职务安排上如愿以偿之后特别撰文夸赞江泽民，不过就是念及江泽民对他陈家的政治回报的感情回馈而已。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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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pr 21, 2013, 6:22:11 AM4/2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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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3 12:05 AM PDT 
作为第一批去汶川的人，对于"志愿者"三个字有很多感受。有人对主动去救灾的人颇有微辞。其实我部分赞同他们的苛责。在去往重灾区的路上，的确看见过一些志愿者车抛锚了，身体出状况了，搞不好救人不成反被救，也偶有志愿者的车辆堵路的情况发生。但总体来说，在512那样大的灾难前，志愿者带去的帮助远比他们造成的麻烦多得多。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谣言，举个实例"当年我们开着跑车什么物资都没带到玩，结果车坏了堵住了救援队的路"，更有不少是针对其他志愿者的，我不知道编这种故事的人是什么样的微妙心态。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一定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去救助的，在救助的过程中，定会有不周全。灾难越大，越需要社会共力。有些人，对着这些原因是热心而造成的麻烦不愿理解并且死缠烂打穷尽挖苦，反而对一些明显的公权力失职监管缺失造成的悲剧坐视不管甚至助纣为虐，我宁愿他在家里看跳水比赛。
但志愿者也有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包含我也是。2008年，我和朋友一腔热血，到了那里，发现其实我们能派上的用场并不大。网友们原因是信任，把很多的帐篷和物资寄给我，我和几个朋友一开始会选择有目的的发放，后来发现这工作如果没有专业对口的基金会，你干到奥运闭幕都完不成，而且容易一笔乱账。后来我让上海的朋友直接把物资给了壹基金。至于到四川的那些物资，我们两台车，白天拉满，一趟趟去往不同的受灾区，对于灾民的帮助其实有限。更大的帮助就是是能最准确的知道灾区所需，发布给大家，以便于网友们在捐物资的时候更加有针对性。在汶川时，我就收到了很多的赞美。其实根本就不配。很多冒死救助灾民的真英雄被媒体忽视，我一个拉货发物资和传达消息的志愿者却被人夸奖，其实羞愧。真正见识过巨大灾难救援现场的人，都会觉得本身的渺小。越往后这种羞愧感越重，以至于我一直戴着口罩，一看见有媒体来就避开，也没有发布什么我在灾区的照片。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专业救援和热心救助之间的区别。好在我开车水平还行，没添乱，也招募来一些物资，不至于完全是个废人。配得起赞美的是那些乐观的灾民，很多专业救援队，志愿的救援者，一些专业基金会的志愿者，部分敬业却不过度消费灾民的记者，还有我们平时所挖苦和批评的部队及警察。 网络虽然对救灾帮助巨大，但网络谣言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当时传播信息靠博客和论坛，这种困扰还不算大，无非是一些网友夸大事实。我们在汶川地震期间，常常看到网上帖子，说某地已经不行了，断粮缺水少药，广场满地伤员，快救救我们。在我们飞奔去的一路上帖子还不断更新，直播惨况。等我们到那发现该镇受灾很小，人们在广场上歇息聊天，甚至旁边餐馆和商店还有不少开业着。很多志愿者都闻讯赶来了，物资堆积如山。一周内，我们被这样的网络帖子牵着到处走，很多次到了现场才发现与描述不符。灾难面前，谁都不愿被遗忘，谁都想有更多的物资，但资讯传播的偏差，往往让由民间力量积蓄的重要的物资没有能去到最急需的地方。最后我们的经验是，往往寂静无声的地方，灾情真的很严重，叫得此起彼伏的地方，也许可以先缓一缓。 如今有了微博，甚至有人借灾难骗转发关注甚至骗钱，捏造了不少信息。一些朋友无法分辨，一心急都转发了，然后变成热门，民间志愿者甚至专业救援队都往那赶，等发现是假的已经浪费了大把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求助微博都不敢转发，原因是在汶川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不少教训。在灾难面前，网站对于类似求助信息在被广泛传播之前最好有基本的核实。至少ip地址完全不对的第一人称微博要格外注意。 我也建议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时内，名人明星暂时不要前往。不少人能认出你的脸，一旦排场比用场更大，再多的热心和善良都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是在地震后的心理创伤恢复期，愿更多的明星可以去那里，哪怕就是宣传，也是件好事。这点和我08年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08年汶川地震的后期，很多明星去往现场。在那里呆了一周多的我那几个朋友对此有所不屑，都言作秀，说，为什么你们在最危险的那一两天不来协助。到了09年我就觉得，其实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这72个小时，应该留给专业救援队和有经验的志愿者。 还有一个感触。当灾难来临，最好的救援者其实是你本身和你身边的人。自救和互救往往是灾难发生后最有效的方法。建议学校能够开设或者强化救援课，教授各种情况下的自救互救方法。 亲历过几次灾区，更知道所谓道德两字，不能用来高挂。灾难各种，人心万千，境遇两极，也许谁都是高尚者，谁也都是卑劣者。面对自我的苦难，他人的生死，很多时候，你和你以为的你并不一样。我们都愿拥有一个更好的本身。每个人都有本身行善修行的方式。善举A和善举B之间不该互相责难，也不要用动机论去解释那些善举，更不可道德绑架。我一个朋友，做了不少善事，很多不愿言说，饭桌上也不愿意谈起，更不会网络平台上有所表示。早年玉树地震时，不见他有动静，结果有另外几个朋友觉得他冷血。其实他的企业是第一批捐款捐物的，很多平时我们和媒体根本关心不到的慈善，他都会参与。人心肉做，有些苛责和绑架其实会伤害到行善者。对我所不理解的他人进行道德审判是我们内心隐藏的另一种灾难。话退万步，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就算不捐任何东西，甚至不关心灾情，只要自我为善，不害他人，就是对世界做的慈善。在对远方苦难的万千声援热血热心之后，我反而会看见身边有很多默然不显的困苦需要协助。众善够重，诸恶才能被诛；重善够重，困难才能不难。 祈福雅安。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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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pr 2013 09:43 PM PDT 
"四川雅安7级强震156人遇难"、"李克强：要逐户敲门查伤亡"，这些消息是真的吗？我最初确实怀疑又是"习打的"。
不断有人提醒我们："救灾压倒一切，先不要忙着吐槽调侃反思；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不传谣，不造谣；不要擅自前往灾区，把道路和交通资源留给救灾运输的车队。"哥们，1976年唐山地震时中国人遵守你这三条最模范，结果如何呢？ 每一次自然灾难，都成为五毛侮骂、打压异己的机会，不长脑子的愤青甚至某些"公知"也跟着随声附和，中国人就是这样不长记性！每一次自然灾难，也成为伪慈善机构和灾害地区官员发国难财的机会，中国人就是这样不长记性！想必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这个体制下，大地震之后，"政府大楼变白宫，百姓生活进非洲"是必然的。 我不喜欢战争和自然灾害不仅仅是因为不忍有人受难，也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通常都有利于政府集权、集利。 2008年汶川地震时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当时我给它改成了"多难兴党"。不过时至今日，恐怕连"兴党"都难了，只能兴党内共产帮、中国红（十字）帮和五毛帮。所以灾难一来，共产帮、中国红帮和五毛们的表演总空前活跃，"义愤填膺"的外表遮盖不住内心难以掩饰的兴奋。 有人说，"中国政府动辄就向外撒出几十亿美元，当自己的国民遭受灾难急需救援的时候怎么却依赖临时募捐？"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减少中国人口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地震是基本国策可靠的同盟军。援助外国则可以让外国更快地因人口爆炸而灭亡。不矛盾啊！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又出来忽悠了，这个以减少人口为职业的前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说要救人，你信吗？ 因为上街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被捕的赵常青的幼子（1岁）跟灾区儿童一样需要帮助，但是在中国，他得到关注和帮助的可能性比灾区儿童低得多。他们家是妈妈上班挣钱爸爸在家看孩子（劳改释放的政治犯工作不好找啊）的，现在爸爸被抓，妈妈只好辞职回家了。救灾压倒一切？那意味着"救灾"可以用着继续作恶的幌子。 据说因为执意调查汶川地震死亡学生人数而被判刑的谭作人被关押在雅安。监狱的房子结实程度估计可以跟县委书记办公的大楼相比。如果谭作人在地震后不见了，那一定是被蓄意谋害了。 雅安地震在周六爆发，极大地减少了儿童伤亡。连地震都不忍伤害中国儿童了，残害中国儿童的计划生育还要继续下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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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pr 2013 05:34 PM PDT 香港将在2017年直选特首，这是香港人民特别是泛民主派在香港回归后多年坚持斗争得来的胜利成果。但一直要把一党专政制度推行到香港，中共已经迫不及待的设法控制五年后的重大选举。北大人乔晓阳最近声言不应当让反对中央的人充任特首。一个亲共的香港政客说：中共的领导已经写入宪法，反对中央的人当然不能当特首。常识告诉我们民主选举应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什么人当特首，什么人被选为特首，都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力。现在中共提出宪法没出现体制，这是完全反民主和法治的。 上个世纪制定八二宪法时邓小平提出应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由彭真召集法学会会长张友渔、宪法学研究会总公干事王叔文、副总干事肖蔚云、许崇德起草宪法（宪法学研究会另一副总干事于浩成未被约参加）。他们考虑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比较合适，并得到邓小平、彭真的认可。八二宪法通过后，法学界就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问题，发生一场争论。主张有法律效力的人理由是，宪法序言与正文是一个整体。序言应与正文同样有法律效力，包括笔者在内的反对序言有法律效力，其理由是宪法序言实际上是一篇政治宣言，是由非法律规范性的文字写出的。举一事例来说：有人说你犯法了，你会反问我犯了那一条，如果说你犯了宪法序言了，这是很可笑的，后来张友渔在位，宪法有法律效力，辩解时说至少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应有法律效力。最后一段文字是：“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笔者当时答辩说张老的辩解更说明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这段话内容又写入宪法第五条，这段话有必要写入宪法正文正说明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笔者提出上述理由后，这场辩论宣告结束。最后没有人再提任何理由与笔者争辩。
笔者此刻重新提出上次的争辩，希望那些蓄意剥夺港人民主权利批虎皮举大旗不要再唬人欺骗人，他们这一切手段都是不能得逞的。
2013年4月1日
注：“一论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写于1995年5月《中国宪法简史》一文内，关于八二宪法一节中。（见于浩成著《人权与宪政》一书第341-342页)
作者简介：大陆著名法学家于浩成，满族，生于1925年，1942年5月加入中共，曾任抗大教员。在中共执政以后，1956年起担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1980年起兼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杂志社长，被选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1985年因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和政府领导人，被迫辞去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职务。后又担任南开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民间机构）所长。1989年六四事件，因同情和支持天安门广场的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被开除党籍并关押一年半。出狱后又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1994年应邀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参加中国宪法与宪政研究项目。现居北京。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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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pr 2013 05:03 PM PDT
「中港融合」即為「大石砸死蟹」，是香港單方面「融入」大陸體制，就是大陸化、中國化、更悲哀的現實，就是「中共化」。
近兩年有嘗試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人，當發現潮流變了，香港主體意識開始抬頭。
三十多年的香港民主運動，主軸從來都是「建設民主中國」，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不但要追求香港民主，同時更追求中國民主，多年來幾乎未遇任何挑戰。原因無他：這批領袖都屬於七、八十年代的「認中關社」，以至八九六四的催化，他們是一批理想家，希望中共好似東歐各國般一夜變天。
事實卻和理想相反，中國不但沒有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更藉著經濟的強大令共產黨變得更橫蠻，不但在國內維穩，更把巨資送往海外收購傳媒，操控華文輿論，令有識之士對中國的前途愈來愈悲觀，也令香港年輕一代感到心寒，難道香港最終要變成大陸般，連 Facebook 也不能上，Youtube 也不能看嗎？
亦因此，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自 2008 年的四川地震、北京奧運時在香港達到了顛峰──即有近四成人於港大民調自認是「中國人」，之後就隨著毒奶粉案急轉直下。
中共在香港製造了很多問題，而且長期不願檢討，第一，政治體制是四不像，由特首、行政會議以至立法會都沒有民主，於是完全沒有民意授權，也沒有民意支持，去執行任何改革；第二，中共根本不懂法律，基本法一些生硬的條文，如基本法廿四條造成的大陸孕婦產子「雙非」問題，或公務員福利不能變動問題，都嚴重影響特區的穩定；第三，僭建的「中港融合」理念，完全違反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安排，以至江澤民的「河水不犯井水」論，令香港在「融合」時受盡折磨；第四，中聯辦與親共組織明目張膽破壞一國兩制，令年輕一代對將來愈來愈不抱希望。
香港舊有的民主派也認同「中港融合」，他們一直以為「融合」是純經濟問題，卻不知道一旦經濟要融合，政治與法律必然緊隨其後；有如當年純是經濟的歐洲共同市場，最終也步上了政治融合的「歐盟」。規管經濟的就是法律，掌握經濟的就是政治，再加上「中共大、香港小」的情況，用廣府俚語說明之，即為「大石砸死蟹」，結果就是凡「融合」，根本不是歐盟那種合作的模式，而是香港單方面「融入」大陸體制，簡單而言，就是大陸化、中國化、更悲哀的現實，就是「中共化」。 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中港融合」不但沒有利益，反而對兩地人民帶來傷害；香港之所以獨特，就是和大陸的不同，而非相同；如果香港變得和大陸一樣，那麼也就失去了其獨特的地位與價值──還去香港做甚麼？
亦因此，香港主體意識抬頭，實際上對兩地人民都是一件好事；如果再繼續執行港共政權的「大陸化」道路，不用很多年香港就會和大陸變得一模一樣，這不但是七百萬香港人的損失，更是十三億中國人的損失，此點是很多大陸朋友所忽視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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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pr 2013 05:04 PM PDT
十年前，一位中國網友假托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提出 “把統治者關進籠子”。十年後，候任中國主席的習近平正式提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可喜可賀，還有一絲可惜。
可喜可賀者，是把 “統治者”改成 “權力”，又在“籠子”前加上“制度的”，以免誤解為把某特定的個人置於某物質實體之中。足以證明習先生更加嚴謹。
一絲可惜者，是尚未説明什麽制度才能把權力關起來。不過留點讓讀者想象的空間、討論的空間也好。
公權力是社會成員爲了調節各成員之間的利益糾紛以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而讓渡給管理者的帶有某種強制性的權力。權力是社會成員（公衆）授予的，自然應屬於公衆；應承擔公共責任並為公共利益服務；其運用應符合公正和正義的原則。管理者剛開始還心有惕惕，然而在運用權力的過程中，自信心逐漸膨脹，彷佛自己就是公衆的代表、公正和正義的化身，自己的理想抱負與公衆的利益完全一致，自己的責任就是去擴大權力，權力越大，自信心和自我滿足越大，進而又增加了權力欲求。權力和欲望相互作用、自我膨脹。公衆授予的力量便變成了支配公衆的力量。
其實，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專制政體以來，早已造出一套頗具中國特色的“制度的籠子”，運用至今未曾懈怠。那便是上級管下級，一級壓一級。州官管縣權，督撫管州權，而所有的官權都歸皇上管，皇權高於一切，皇上派出都察御史巡視八方，監督地方官吏。皇權同樣有自我膨脹的屬性，閙到天怒人怨，老天爺就被請出來，總有人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經過惡鬥，舊天子被“革除天命”，然後，新王朝再步前塵。這就是黃炎培先生所說的“周期律”。
這種“制度的籠子”儘管適合大一統的中華帝國的國情，與現任委員長提出的幾確立幾不搞也相容不悖，但是這種制度，是用更兇猛的惡獸制約較遜的猛獸，後者只須取悅前者，爲虎作倀，無論怎麽為非做歹，都可安然無恙。這種制度關不住權力只能造就絕對權力。大一統或者叫“一元化領導”，把公檢法統一於政法委，把黨政軍民學統一於黨的集中領導，沆瀣一氣，沒有權力分立不可能有權力制衡，沒有制衡的權力就是絕對權力，這種具有通天策地的神通的猛獸必將吞噬一切，包括那個滋生它的天下。
籠子就是制約。制約公權力要從源頭開始。既然公權力源於公衆的讓渡，那麽公衆也就有權確定讓渡的内容，有權選擇由哪些人來施行讓渡出來的那些權力。什麽可以讓渡，什麽不讓渡，在什麽條件下讓渡，在什麽條件下收回讓渡物，如何選擧管理者，這些都應當由公衆經過協商簽訂契約。上面說的經過協商制定的契約就叫憲法。憲法是用來約束統治者的。凡是憲法上沒有授予的，統治者都無權行使；凡是憲法上明定的統治者行爲準則，統治者都必須遵守。這種制度就叫憲政。採用憲法來治理國家就叫行憲。當然，憲法未必完美，不完美之處，可以再協商修憲，總比沒有規矩強。
秦始皇不要憲法。有聖旨就行，予取予奪，朕説了算，把民間的兵器統統收繳，就可高枕無憂。皇上從黔首手裏奪來的公權力自然用來支配黔首，為朕服勞役。直到吳廣從魚肚子裏掏出寫著“陳勝王”的白綢子，局面終于失控。
到了晚清，皇權搖搖欲墜，不得不預備立憲。但要等老佛爺死後才行憲。老佛爺一死，拖不下去，於是搞個皇族内閣裝樣子，那是假立憲，結果武昌出事了。
不立憲或假立憲都不能長治久安。要長治久安，只有真立憲。真立憲的標誌有二：一是讓民衆説話，大家都說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不是別人的喉舌替自己發聲，才有真協商；二是讓民衆投票，真能挑選掌握公權力的人員，而不是在只寫著江青、王洪文兩人的選票上圈圈，使管理者更在意取悅民衆而不是一味取悅上司。只有這樣，權力才能進籠子。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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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pr 22, 2013, 6:12:26 AM4/2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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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3 11:12 AM PDT 
从各种角度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目前都是深陷所谓的可以收入传播学、公关学教科书做典型案例的（textbook case）公关危机之中。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媒*
中国官方媒体先是宣传习近平"微服私访"：习以普通人的身份在北京搭乘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交谈了解民情，并大力宣讲中共的治国哲学和方略；在被认出之后，又欣然给那位司机写下"一帆风顺"的祝福词。
然后，官方最权威的媒体新华社再突如其来地郑重、断然又神秘地宣布：那则引发了无数的官方媒体赞歌、高声赞美习近平亲民的官方大新闻是假新闻。
于是乎，大批的官媒一下子显得傻得不得了，公众纷纷笑谈它们怎么会傻跟风傻到这种地步。而假新闻风波的主角习近平也显得傻得不得了，公众笑谈他手下的宣传机关怎么会这么笨，这么蠢，这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善于生产令专家和读者佩服的好新闻，却这么善于给他出洋相。
习近平最近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公开承认，他爱读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今，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和记者正在忙于研究习近平的公关危机是怎样炼成的。
*危机深重，难以自拔*
评论家们说习近平深陷公关危机难以自拔，首先是说在中共统管、统治、管制媒体的中国特殊国情中，习近平及其统领下的中国官媒难以摆脱所谓的"撒谎者悖论"（liar paradox）。
典型的撒谎者悖论（以及让陷入其中者难以摆脱的逻辑以及逻辑学的陷阱）是：一个人说，"我是一个一贯说谎的人，我现在说的话也是谎言；" 作为旁观者，人们无法确定这个自称说谎的人现在说的话，以及他所说的"我是一个一贯说谎的人"的陈述是否是谎言。
同理，习近平统领下的中国官方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先是发出报道，证实中共在香港办的《大公报》所报道的习近平在北京以普通人的身份打的（叫出租车）确有其事；然后，又是同一个新华社庄严而决断地宣布，那条消息是假新闻。
在4月18日一天之内，新华社两次发功，作出如此不俗和惊人的表现/表演，不但使它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也使它自己深陷难以自拔"撒谎者悖论"之中---新华社说自己有关习近平亲民打的报道是假新闻，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它发布的关于假新闻的报道不是假新闻而是真实的呢？
在将自己变成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过程中，新华社顺带把习近平推进深重的公关困境和危机之中。
中文世界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胡平为习近平和中国官媒的公关困境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概括："横竖都是笑话，反正都是不对。"
*当今中国无罗素*
在这里顺便可以再提一句，"撒谎者悖论"一度给严密的西方逻辑学造成了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巨大的漏洞。只是到了20世纪，英国著名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设法补上了这个大漏洞。
当今中国显然没有罗素。就算是有，也有众多的评论家担心罗素会被封口。评论家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罗素用高超而复杂的数理逻辑证明，必须跳出"撒谎者"的话语系统，才能解决撒谎者悖论；否则，撒谎者悖论就是无解。
罗素的道理翻译成当今中国政治话语就是：必须打破新华社是唯一的权威消息来源的局面，另外再建立其他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才能解决新华社的"撒谎者悖论。"众所周知，习近平及其领导的中共没有展示出任何打破这种局面、放弃媒体控制的意愿或动作。
再顺便说一句，到了4月19日，就在中共宣传部门穷于应对其统辖下的官媒给习近平造成公关灾难之际，互联网上流传出一条配有图片的真假莫辨的贴子，题目是"假习近平现身"。
帖子的原作者写道：他长得酷似习近平，在《大公报》所报道的时间在北京打的，被出租车司机错认为是习近平；于是，那假习近平便将错就错，跟司机应答，并给他留了"一帆风顺"的手书祝福。
由于"撒谎者悖论"的作用，这个 "假习近平现身"的帖子显然对深陷公关危机中的真习近平帮助不大。在经历了印象深刻的官方最权威的通讯社自打嘴巴的教育之后，众多的网民显然是感到难以相信那个"假习近平"说的是真话，或那个"假习近平"不是当局的托儿。
*习近平危机连连*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包括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难免时常会有言辞不当的事情，给自己、给自己的政党带来难堪，甚至带来公关危机。连向来以善于言辞而著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过这种事情。
但中共党首和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上台几个月来，则是经常性地、甚至是习惯性地发出不当言辞，给他自己、给中共及其政权带来难堪，甚至带来严重的公关危机。
习近平这种给他自己、给中共带来尴尬和大小麻烦的言辞在观察家们看来可谓比比皆是，例如，
---在作为国家元首和中共党首首次出访，首次访问俄罗斯期间，习近平大谈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我年轻时就读过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斯大林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拙劣吹鼓手，而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斯大林政权如今连继承了苏共衣钵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也不好意思赞扬。
习近平在俄罗斯人面前将如此不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普希金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相提并论，造成公关灾难或大笑话。这种笑话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人对中国人说，"我从小就爱读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欧阳修、苏轼、司马南等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中国官方媒体后来采取紧急措施，在习近平讲话的正式文本中删除奥斯特洛夫斯基。然而，不受中国当局控制的互联网显示，给习近平和中共造成难堪、招来鄙视的大笑话已经造成。
---苏联共产党政权腐朽残暴，最后在难以扭转的腐朽中垮台。对苏共政权的腐朽残暴，连被普遍认为是钟情于苏共独裁做法的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好意思公开称赞，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对中共干部发表内部讲话，叹息苏共政权垮台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去力挽狂澜保住苏共政权。
习近平有关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讲话传出之后，又给习近平本人和中共造成了一场公关危机。中共控制的媒体随后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发表文章说，习近平的真实意思是说，中共要正确接受苏共垮台的教训，要勇于改革，避免像苏共政权那样垮台。
然而，给习近平和中共造成难堪、招来鄙视的大笑话已经造成。虽然中共控制的新闻媒体不能报道，但人们在互联网上用不受中共控制的搜索引擎谷歌搜索关键词"习近平，竟（或，更）无一人是男儿"，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网民对习近平及中共发出的嘲弄和抨击。
---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久之后发表讲话，表示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0多年的历史是有连续性的，不能用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习近平那番奇妙的讲话立即受到众多的质疑：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是什么意思？是不能否定在那三十年里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祸的"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吗？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一度也险些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丧命。
习近平的"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言论显然对中共宣传机关也是过于离谱，过于闹笑话，过于匪夷所思，过于难以处理对付。截至目前，中共宣传机关只是采取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处理做法，即全力封杀和删除中国网民有关习近平要为"文革"平反的网络议论，没有组织人写文章给他打圆场挽回损失。
*习近平与金三并列*
习近平上台之初，有不少人对他抱有希望、抱有好感。几个月下来，习近平的言行显然让许多人失望，并使越来越多的人把习近平跟中国公众和网民所鄙视的朝鲜独裁者金三金正恩相提并论。在谈论习近平微服私访打的的乌龙新闻的时候，一个中国网民用金正恩来暗讽习近平：
"@探探探探儿：今天我在西安街头打的，司机忍不住问："您出来坐车就没人说您长得像某个人？没人说您像金正恩？"我一听就怒了："你是头一个把我认错的司机！"司机听完简直有点懵了，至少有3分钟满头是汗止不住地哗哗地流，接着说："您得给我留下点墨迹。"我在纸上写道："思密达"！（新浪微博）
将习近平与金三相提并论的网民对习近平显然是有至少两重的批评：
1）习近平跟金三一样是独裁者，其权力来自其老子，而不是来自选民；
2）金三不堪还情有可原，因为金三的父亲金二金正日就很不堪，但习近平不堪则难以原谅，因为他的饱受迫害的父亲习仲勋被认为是一个不喜欢专制独裁的正派人。
在习近平成问题的言论招致众多的中国公众和中外观察家皱眉的时候，中国互联网上四处流传他父亲习仲勋的一段名言：
"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另一条就是法治。"
从上台之始许多人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把习近平跟非常不堪的朝鲜统治者金三相提并论，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公关危机，公关失败，甚至有可能是公关灾难。
研究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正在密切关注和分析，这种公关危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习近平本人缺乏经验或缺乏知识又喜欢蛮干造成的，还是他统管下的宣传机构无能造成的；还是两者互为因果，祸不单行，相辅相成。
分析家们不清楚习近平及其班子将如何以及何时才能摆脱这种公关危机或"说谎者悖论"。但他们大都认为，只要中共现行的制度不变，在可见的将来，习近平将会继续被这种危机所缠绕。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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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pr 23, 2013, 6:24:08 AM4/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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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3 11:45 PM PDT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正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反革命罪”，“反革命罪”退出了法律的范畴，这个自1949年以后时时“威胁”着每一个国人的罪名终于作古，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有数百万人死在这个罪名之下，还有更多人背负着这个罪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因惧怕这个罪名而小心翼翼地说出每一句话、胆战心惊地去做每一件事。这个罪名扰乱了过去几十年这个新政权下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个罪名的含义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代名词！
自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打击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运动一直不曾中断，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七十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可以说，执政党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这样一个强势打击之下，“反革命分子”还是层出不穷，各地破获的反革命案一起又一起，在一些特殊的年代，专政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政权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生活水平下降，一些人对现状不满，于是发些牢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些牢骚话往往被认为是对现政权不满而被定罪为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的证据；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政权是以暴力革命获取的，为了稳固政权也必然会用暴力的手段来镇压一切危机政权的行为和言语，特别是当一些政策和措施有失误的时候，更是提高警惕，以防民众由强烈地不满情绪而引发出激烈的社会变革，危机到政权，严厉的镇压，无情的打击，无限的上纲上线，成为当政者必须要采取的行动和处理的手段。
五十年代，通过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该管制的管制，基本上肃清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到了六七十年代打击反革命分子活动进入到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上，有大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当政者的专政，更有甚者，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中，很多的案件是以群体状态出现的，是被冠以“反革命集团”案来处理的。笔者最近几年收集到不少有关“反革命分子”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三份是关于“反革命集团”的资料，一份是1966年6月河南省南阳专署公安处党组公布的《关于内乡县破获反革命集团——“幸福党”案件的总结报告》，一份是1971年江西省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对“反革命集团”——“卫军”的刑事判决书，另一份是1966年4月贵州省公安厅编印的《公安工作请况简报》上刊登的《关于打击反革命集团“百姓党”的几点意见》。这三份资料分别讲述了三省“幸福党”、“卫军”、“百姓党”三个反革命案件被破获的情况，通过这三份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对打击“反革命集团”的一些基本情况和手段。
一、“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
关于“幸福党”的材料有三份，一份是打印的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吗分子贾俊德参加“幸福党”的活动情况通报》，并附有《师岗公社王岗大队原民兵营长贾俊德参加反革命组织“幸福党”活动事实材料》一份，一份是手写的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民兵参加反革命“幸福党”情况的总结报告》，还有一份就是上述所提到的南阳公署公安处的总结报告，手写并盖有“机密” 印章。
根据材料，这个名为“幸福党”的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案情概况”是：这个案件是以新生反革命分子时应国（22岁，高小度，下中农成份，其父系伪连长，已死）、刘聚良（25岁，贫农成份，高小程度）为首。62年七、八月间和64年八、九月间分别在内乡县师岗公社王岗大队和乍曲公社李营大队先后发起的。在当时，前者是一个没有名称的反革命小集团，后者是一个名为“救民党”反革命组织，两者总共不过十几人，相互并无联系。至65年四月在发展活动中，勾连在一起，两股合一，并且经过老反革命分子杨培林（蒋匪军准尉，51年搞反革命暴乱判刑三年）、思想极端反动的老兵痞贾中权（当过九年蒋匪军）从中操纵策划，正式形成了“幸福党”这个反革命组织。一年多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先后在内、邓、淅、西四县（笔者注：内乡、邓州、淅川、西峡四个县）、12个区社、41个大队，发展反革命成员143人，其中有我党党员15人，团员19人，国家干部职工15人，大队和包产队干部42人。此外，还有被串联发展、暂未表态、正在动摇犹豫和包庇的70人，设立反革命军事组织一个师、五个团，阴谋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里迎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在上述地区内，这伙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的大队党支部4个（内乡的王岗、杨井、春景、西峡的德胜）、基层事业单位一个（师岗供销社食堂），受其瓦解浸融、有严重问题的企事业单位两个（师岗粮管所、瓦亭信用社），、大队党支部两个（内乡的符王庙、乍曲）。
看这样的案情，似乎这个反革命集团已经渗透到当地党政军机关里面，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那么他们又有哪些反革命行动呢？在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反革命活动情况和特点”提到：
62年七、八月和64年八、九月正是蒋匪帮叫嚣反攻大陆、美帝侵越战争的加紧升级以及苏美联合反华正在嚣张的时候，加之国家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在某些地区尚未完全克服的情况下，这伙新老反革命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就针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新发展，由酝酿准备、谣言煽动到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他们的口号是“中国已经四面受敌，毛主席江山已经到头”，煽动反、坏分子起来“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叫嚷恢复私有制，土地分到一家一户，（或是）单线发展的手段（或）是威胁欺骗软硬兼施，同时还用了封建迷信的欺蒙，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具体表现为：
1、一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弟，在这些猖狂地反革命口号鼓动和督战下，觉得变天复仇的时机已到，就迫不及待地而响应。正如毛主席在论述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决不甘心失败时所教导我们的，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在大地主出身的右派分子郭铭仁参与这个反革命组织后，觉得有了靠山，四处去拉线串连网络信徒，并且扬言修正主义七个月内就要在全国举行政变。被镇压的大匪霸子弟靳伍付、靳金成均分别担任了反革命的营长、秘书等职，叫喊要“继承父业，为父报仇”，放肆地收集我党、团员名单进行杀头排队。地主分子杨瑞芳（女）公然在群众中威胁，要把全村杀光。更狡猾更阴毒的分子则积极地为首犯出谋划策，什么“单线发展，等待时机”，用政变代替军变等。另一名右派分子江书谱看到23条上“有些领导机关中也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这一段话，沾沾自喜，断定中国迟早要变，晚参加不如早参加，总计怀着阶级仇恨加入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各类分子共29名，占全案成员的20.3%。
2、用“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都杀完”进行威胁，并且指名道姓地吹嘘，从中央、省、市、县直到公社，各级党、政机关内都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人，不参加或者参加而暴露消息，全家都要被电枪和无声手枪打死。这些无耻的谰言，又确实在一部分政治思想脆弱的年轻基层干部和一些胆小怕事的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瓦亭公社信用社会计何国高（党员）、北郑家大队民兵营长张建义、李营大队的小队会计郭中旭（团员）等，都是在“蒋介石反攻了争取不戴帽子、保住命”，“得罪人多，不如趁早兵随即转”，从第24批被杀名单上得救的胁迫之下，向反革命分子表了态或者向这个反革命组织写了反对共产党的决心书。女社员朱兰翠听说不加入要全家被杀，因而又哭又劝反复纠缠，把自己的丈夫杨元甫（小队会计）拉下了水，跟她一同参加。属于此种情况者有27名，占全案成员的18.8%。
3、污蔑三面红旗，诽谤三个大办（钢铁、水利、食堂），大肆攻击什么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大办钢铁是一扫光，拔钉子、小四清是共产党无情、是卸磨杀驴，当干部没有下场等。这些猖狂地反革命宣传，正符合了某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处分，心怀不满抵触情绪的基层干部和反社会主义口味，他们在敌人这种恶毒地煽动瓦解之下，而参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就有33名，占全案成员的23.09%，大对支书王绍鼎（在整风整社中集过训受过处分）、石其全（严重四不清，小四清中受过批评），民兵营长贾俊德（在整风整社中集过训）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反革命道路的。这些拒绝改正错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戴着“党员帽子”，披着干部外衣要比公开的敌人厉害十倍。这个案件之所以能蔓延这么大的地区、涉及这么多的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心中起确定的作用。革命分子贾俊德披着“老干部”的招牌，用所谓“卸磨杀驴”的亲身体验，四下去献身说法，他一个人就先后发展17人，并且要被发展的每个人写反革命决心书，决心书上又必须特别写明“打倒共产党，活捉毛主席”。他充当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师长，利用职权，布置全副武装的民兵为这伙反革命的集会作保镖警戒。杨井大队支书石其全，曾一再向主犯表示他和共产党“不共戴天”，因而积极活动，先后把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团支书、会计等主要干部一一拉下了水。
4、用封官加职、发财致富进行诱骗。首犯时应国、刘聚良知各种场合先后正式和非正式地封了近40名的官职，什么师长、团长、县长、特派员等，在这种反动名利诱使笼络下，加入的分子就有54名，占37.72%，这部分人主要是兵痞流氓、落后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职工和少数的回乡知识青年。兵痞出身的陈保聚被加封为团长后，得意忘形，次日就去串联他的妹丈为其当护兵，并且又在其亲友中发展了一个营长、一个连长。贫农出身的国家干部供销社经理屈荣德，一贯的腐化堕落，认为共产党制度严，管的宽，搞个（男女关系）认个干亲、吃点喝点都要管，我现在是个经理，这么大的生意，还得担着挑子下乡送货，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后洋洋自得，成功了，把老婆搬到街上，雇几个伙计，立个大门面，想干啥干啥。粮管所办事员贾克昱，骄傲自大，认为自己有“才”，几年来都未转正式干部，觉得人生几十年干啥都是穿衣吃饭，既然共产党的工作没混头，有能升官发财的组织何不参加。因此，当敌人去串联他并委之“秘书”时就毫不犹豫地以身相许，并在同类分子中一再宣称“怕事别干，既干别怕，应沉着气，要顶住”。
通篇两千多字的反革命活动情况，里面没有提及一起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也没出现有任何有针对现政权的具体的反革命实际行动，仅仅是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和这些人的言语中来找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推断出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且不说作为罪证的那些“反革命”话语的真实性，是不是屈打成招，单就仅仅利用这些话语而没有实际活动证据来定罪就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
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反革命集团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干部和职工（至少42名），根据内乡县武装部的《关于民兵参加反革命“幸福党”情况的总结报告》中统计的，民兵中有61人参加。（这样一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多见，一般出现这样情况的反革命集团案都是与当地党政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因为没有更深入详细的资料，这一点也仅仅是一个猜想。）
对于这个“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件的“破案情况与收获”，报告中写道：
这个案件，由于参与的成员之身份和原因十分复杂，因此，我们在侦查调查的过程中，主要是采取了“由内而外，秘密争取，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方法。在对敌分化瓦解在一定程度搞清了案情的基础上，逮捕了首犯，揭开盖子，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揭发、批判斗争。同时，审讯和查证工作紧密结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推动了生产。
1、彻底摧毁了这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了首恶分子刘聚良、时应国等七名，其余主要骨干分子，依法管制四名，戴反革命帽子六名，交群众监督暂不戴帽六名，参与活动120名一般分子全部进行了坦白登记，被串联发展、正在动摇犹豫和有意包庇的70名也绝大部分作了书面或口头的交待说明，收获了各种反革命罪证31件。
2、教育提高了干部群众，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6万人左右，周围影响所及不下十余万。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这次的阶级教育，觉悟大大提高。正如毛主席指示的，“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是坏事，给我们的干部、群众敲了一次警钟、擦亮了眼睛，看到了敌人，积极的行动了起来，自动自觉地监督敌人，向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在此期间，同时揭发和查清反革命标语2起，发现和查清反革命集团线索7起，查破各种刑事案件3起。
案件破了，罪名定了，该处理的处理，该管制的管制，该逮捕的逮捕，同时这个案件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同时间又发现了反革命集团案线索七起，不知道这之后这个县还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起反革命集团没有造成一人死亡，但在破案过程中自杀三个人（成员1、知情包庇2）。
二、“卫军”反革命集团案
这份关于“卫军”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是附在这个集团成员魏照华1978年“劳改犯出监评审表”中的，是1971年的判决书。判决书内容如下（节录）：
江西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刑事判决书
景保判字（71）第14号
案由：现行反革命集团
主要犯罪事实：本案于1968年4月由红卫、峙滩、江村、蛟潭人民公社依靠群众，缴获了该反革命组织的“会议记录”“申请书”和伪造的我市储田公社公章等反革命罪证。现经本部审理完结查明：
富农子弟袁毕田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于1964年纠集了思想一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丁长水、丁盛蓬等人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称“卫军”又称“卫军联络站”。1965年曾被公安机关发觉将袁犯拘留审查，当时他们为了保存反革命势力，一度停止了反革命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专某些地区由于阶级敌人的挑动而发生武斗，他们却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重整其反革命旗鼓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我市红卫、峙滩、江村、蛟潭公社地区发展反革命成员57名。在丁长水家中设立了反革命联络站，并预谋在峙滩公社侈溪大队和英溪大队以及江村公社的柏林大队设立反革命联络站，建立反革命据点，多次召开了反革命会议，制定以“推翻共×党为目的”的反革命纲领；提出了发展反革命成员，行动、计划和策略方法，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书写反革命集团的申请书、决心书、要求书、成员名册以及会议记录等反革命文件，进行反革命分工，还大肆进行造谣、煽动，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属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集团。
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教导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犯分别依法判处如下：
主犯：丁长水，别名：丁万蓬，男，现年5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安徽省怀宁县人，家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现在押。
该犯系“卫军”反革命集团策划者之一，1964年4月在其家中成立反革命联络站，并任该反革命集团“排长”、“站长”职务，直接发展刘振全等反革命成员十余人。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大肆造谣说“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久，国民党马上要回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修正主义买卖自由，分田到户，不卖余粮，不搞统购统销，买东西不要计划，所以大家都喜欢它”。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案后再关押期间仍造谣说“共产党不久了，国民党7、8月要反攻大陆”，实属罪恶严重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主犯丁长水有期徒刑十五年。
主犯：丁盛蓬，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安徽省怀宁县人，家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现在押。
该犯系“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者之一，任反革命联络站的“负责人”兼任“班长”。亲自发展王根发等反革命成员12人，多次召集和参加反革命会议，竟嚣张地说：“卫军组织的目的是推翻×××保卫刘（贼）少奇以蒋（匪）介石为首，以刘少奇为代表待蒋介石反攻大陆里应外合……”。又说“要依靠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打共产党。……”。指使反革命成员伪造我储田公社公章一枚，窝藏和销毁反革命罪证，破案后又不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实属死不悔改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主犯丁盛蓬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施金安，男，现年57岁，江西景德镇市人，家庭出身中年，本人成份农民，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施金安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沈中蟠，化名：余明钧，男，现年58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沈中蟠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施于天，男，现年43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施于天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朱来银，化名：朱来方，男，现年3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手工业者，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朱来银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王宗林，化名：王柏桃，男，现年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王宗林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林云祥，化名：二姐，女，现年50岁，家庭出身反革命，个人成份流氓，……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林云祥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丁士衡，男，现年4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伪兵，……据此依法判处罪犯丁士衡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魏照华，化名：魏光远，男，现年28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魏照华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郑新民，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系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郑新民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胡松柏，男，现年54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系地主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胡松柏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刘振全，化名：刘狗仇，男，现年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判处罪犯刘振全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洪锡银，化名：李锡银，男，现年27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洪锡银有期徒刑八年。
罪犯：叶普年，男，现年5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系坏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叶普年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黄尧林，男，现年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黄尧林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胡松荣，男，现年5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系坏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胡松荣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郑治平，别名：郑正林，男，现年5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系带帽子的坏分子……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陈金贵，别名：陈家弟，男，现年4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解放前曾任伪警察，……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朱日元，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父亲在1934年被我红军镇压，与我们有刻骨阶级仇恨，……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朱振久，男，现年31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给朱振久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强制劳动。
罪犯：蔡其安，男，现年42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罪犯系外流人口，……据此依法给蔡其安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强制劳动。
罪犯：李金海，男，现年28岁，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据此依法给李金海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首犯：袁毕田，男，现年38岁，安徽省长丰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农民。逮捕前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祖庙里生产队。1968年9月4日逮捕，1969年1月9日子狱中病死。
罪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贯不满，好逸恶劳，子1960年起长期在外流窜，1964年纠集丁长水、丁盛蓬等人组织“卫军”反革命集团，1965年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审查，后因患急性肝炎被保外求医，出狱后不仅不痛改前非，相反乘我文化大革命之机，又重整其反革命旗鼓，继续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卫军”反革命集团形成后袁犯又积极制订反革命纲领，计划和策略方法。大肆造谣，胡说什么“蒋介石已从福建登陆，打到了浙江……”。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领导同志，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胡说什么“×××不行了，所以要推翻他，明年选举要选上刘（贼）主席就好了”。“现在浙江不挂×××的像了，挂的是刘（贼）少奇的像”。还歪曲地说：“修就是好东西，如桌子坏了修就好了”。并指示反革命集团成员打进我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妄图破坏和篡夺我基层政权。破案后拒不交待罪行，实属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罪犯：张维正，化名陈东成，男，现年4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历史反革命分子。……1968年9月4日逮捕。1970年8月16日于狱中病死。
……
对于一般现行反革命成员，破案后坦白较好，又有悔改表现的王根发、……等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群众进行批判。
对知情不报破案后又能交待自己所知道问题的施国良、……等14人交单位和当地群众批判教育。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
（注：除首犯、主犯以外外其他成员的罪行未录）
这是一份完整的判决书，对“卫军”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25人（两人在判决前已死于狱中）进行了判决，从刑期二十年到管制、强制劳动不等。这起反革命集团案与“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没有任何实际反革命行动的证据之下被作为反革命集团来进行处理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大多数是五类分子或者是五类分子的后代，他们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时时刻刻被监督的对象，而此时中国正处于最为疯狂的文革时代，也是五类分子处境最为艰难的时代，他们被人为地认为最具有反革命动机的人群，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和同类人多说些话也被认为是有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嫌疑。因一两个人的不满言语就会连坐到一批人，所谓的“卫军”反革命集团就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另外，判决书上多次出现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为刘少奇说话的反动言论，且不论这些人是否真的对刘少奇有多少好感或者支持他，就一般百姓而言，对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的内幕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孰是孰非更是只有听信于广播和报纸的，而用这样一个主要的罪名来定这些人的罪，实在是牵强附会，试想如果这个判决于1971年“913事件”之后，估计还要网罗一些为林彪说话的反革命证据。
对于这个判决，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魏照华并不接受，在他的《劳改犯出监评审表》中的“劳改期间主要表现情况”一栏中提到：“该犯从投入改造以来思想上是不认罪，多次向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能安心改造自己”。多次上诉，其结果还是坐满了十年牢，按照时间来判断，还有三个集团成员要坐牢到1988年了。
三、“百姓党”反革命集团案
这份材料来自于贵州省公安厅编印的《公安工作情况简报》1966年第8期上，是转发了“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关于“关于打击反革命集团“百姓党”的几点意见”，并在转发时编了“编者按”： “中国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案件的侦破情况报告，前已刊登载本刊今年第一期上。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兴义县活动比较久，牵涉面比较宽。目前，该县捧鲊区的几个地方，经过社教运动已将这个反革命集团揭露出来。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为了彻底打击敌人，已经进行了安排部署。他们的这个部署意见很好，现刊载于此，供各地参考。
通过省公安厅的编者按，这个所谓的“百姓党”反革命集团案件还是正在侦破中，作为经验交流而向全省推荐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的做法，而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般情况，转发的“几点意见”中是这样介绍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所谓“党”、“军”两套组织，“党”叫“百姓党”，“军”叫“救国军”，也有的地方叫“救民军”。根据现有的材料，他们的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其骨干分子都是惯匪、伪保长、劳改释放分子、帮会头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地主、富农分子、右派分子及个别混入干部队伍的坏分子；2、他们有不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不少是支持“当权派”的阶级敌人；3、他们发展人的方法，主要是制造战争谣言、散布“变天思想”，威胁利诱、封官许愿；其次是采取亲连亲、友连友、打干亲的办法，投其所好，拉拢人搞投机倒把、唆使人贩毒、赌博和大搞迷信活动，煽惑人心。有三段时间，他们的活动最为猖狂：一是一九六二年新华社公布蒋匪企图窜犯沿海大陆的时候；二是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的时候；三是一九六五年我们宣传备战的时候。直至这次四清我们入村，他们的活动才处于守势，互相威胁、控制，订立攻守同盟。
无容置疑，这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还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在加上当时被毛点名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叫做“走资派”的这些人，而与前两个反革命集团相同的是都是他们反革命活动主要集中于当局内忧外患之际，似乎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要配合“蒋匪”和国际反华势力反攻大陆的。
对于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如何来进行斗争和揭发，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的做法是：
二，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几个地方陆续被揭发出来，大体有如下三种情况：
1、已经揭开了盖子，其骨干分子基本上都已暴露出来；
2、已经揭露出组织线索，也揭露出个把骨干分子的名字；
3、已经揭露出一个影子。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幕后敌人勾结起来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百姓党”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关系密切。
三，我们打击这个反革命集团应采取的方法：
1、坦白大会，体现政策，分化瓦解。在有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交代之后，即可适时召开坦白大会，让他当众坦白交代，并宣布从宽处理，会后乘胜追击，争取瓦解其他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这主要适合于第一种情况。
2、顺藤摸瓜，突破一点。对已经发现的个别骨干分子，应从其本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揭发斗争，或个别说服动员，迫使他交代。这主要适合于第二种情况。
3、大会斗争，小会交代政策，个别动员交代。大会、小会，主要是斗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也要有意识地揭露他们与反革命集团的联系，然后个别谈话，启发他们交代反革命活动。这主要适合于第三种情况。
4、对被敌人拉下水的国家干部，利用坦白大会或斗争大会的机会，把他连带揭发出来，然后进行个人谈话，动员他交代。
5、为了分化敌人，制服敌人，考核敌人的坦白的程度和更好地发动与教育群众，有的地方可以搞“三部曲”：（一）打击敌人的头子。即根据其罪恶，予以逮捕；（二）坦白大会；（三）以毒攻毒，使其内部开花。即让自首悔过的骨干分子再次斗争他们的头子。
这样的做法继承和发扬了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做法，大会批斗、小会交待、个别谈话，搞一场群众运动，让所谓的阶级敌人无处可藏。在这期间，如果一旦被某人说到或牵扯到，那么被提到的人也就成为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无限的上纲上线，宁可冤枉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形容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是在恰当不过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个材料，这次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似乎并不是由公安机关来破获的，而是四清运动中的社教团来组织工作的。文革前夕，中国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已经到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阶段，所谓的清组织、清思想正是要深挖藏身于组织中的阶级敌人，肃清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当时全国各地各党政机关除自身进行“四清”以外，还纷纷组团到各地来进行以“四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社教团犹如“钦差大臣”一样，取代当地党政机关，对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清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百姓党”反革命集团被挖掘了出来。
上述三起反革命集团案件，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同于党内斗争中所出现的“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党内斗争出现的这些“集团”基本上都有平反昭雪之日，而这些“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或黑五类分子，平反昭雪极其难，当文革结束，左的路线被纠正，对于被判“反革命罪”的这些普通百姓来说刑期未满的还要继续坐牢，甚至这个时候还有像李九莲、钟海源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杀的。迟至1986年5月才有一份《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抓紧复查处理政法机关经办的冤假错案的通知》文件提到了对这一类案件的复核平反，“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要继续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过去确实搞错了的案件，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都要坚决平反纠正。对因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般违法行为而被错捕错判的，或虽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不应以反革命罪判处的，均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有些案件从原判案卷中就可以判断属于一般错误言行，构不成犯罪的，应及时予以改正，不必再去做繁琐的查证工作。对一些虽经复查仍维持原判的案件，但本人一再提出申诉，经审查又发现主要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要重新查证，不要草率作出结论。”根据这样一个文件精神，并不是所有反革命罪都是可以平反的，只要当时“反革命罪”还存在，“反革命分子”就一定还有。“反革命罪”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使用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被称为“反革命暴乱”的运动，又有不少青年学子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分子”。
“革命”一词就社会领域来说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革命”本身就不具有进步意义的话，“反革命”之说也就不存在实际意义，“反革命罪”也就是无中生有，为以往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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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来自科斯、王宁《变革中国》的启示 Posted: 22 Apr 2013 10:2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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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3 09:56 PM PDT
中共不主動實行民主轉型，就會由突發事件導致崩潰：啟動民主轉型，就可能像洪水決堤，還是會導致政權垮臺。不管各族裔人民屆時作出何種選擇，民間都要盡最大努力開始族裔間的理解、溝通，並支持彼此爭取自由、人權、民主的奮鬥。
中共以國家政權為主體，操控國家機器，盜用政府權力，變公權力為暴力，剝奪人民權利，對社會實行全面恐怖統治。中共暴政對其勢力所及的所有人民，都實施的是恐怖主義統治和手段。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是蒙、維、藏等地區民族災難的源頭。
本人于2002年為新唐人電視《時事論壇》作系列評論時，曾經一連四集分析、評述中共的恐怖主義性質、類型、特徵及危害。
製造恐怖是恐怖主義核心
由於2001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了震驚世人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恐怖主義”這個名詞被廣泛的使用。什麼是“恐怖主義”？ 確切定義是什麼？的確，對於“恐怖主義”一詞的界定，世界各國，以及各個時期有著不同的闡釋。筆者認為，恐怖主義的定義是：個人、組織、國家政權針對無辜者的，有社會性、政治性目的的恐怖暴力手段，或威脅使用恐怖暴力手段。 大致可分為四類：個人恐怖主義、集團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
在各種恐怖主義形式中都有三個要點：一是有一定的社會性、政治性目的；二是針對無辜者，以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脅為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手段）；三是製造恐怖。而其中，製造恐怖是核心。也就是說，恐怖主義的實施和結果都是為了讓人感到恐怖，從而屈從於某種勢力。而不使用暴力的政治行為不能劃歸為恐怖主義，比如：集會、請願、罷工、示威、抗議等等。
中共對社會進行全面恐怖統治
中國共產黨的起源、理論和實踐，都充滿並貫穿了恐怖暴力：早年的許多共產黨人就是恐怖分子；建立政權之前的共產黨就是恐怖集團；共產黨建立的國家政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政權；共產黨在全球推廣的共產主義理論和幫助其它國家建立的共產黨武裝和政權，就是國際恐怖主義。
共產黨在暴力恐怖理論指導下，通過暴力恐怖手段，特別是經過暴力恐怖實施的積累，建立了歷史上最為血腥恐怖的政權——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對其治下的人民實施了長達六十幾年的恐怖統治。
中共對社會進行全面恐怖統治，持續不斷的製造恐怖暴力事件，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壟斷經濟利益、封鎖文化資訊、控制日常生活；對人民扭曲心靈、剝奪尊嚴、控制思想、限制行為、引導觀念、消滅肉體，採取監視、監聽、脅迫、收買、人質、酷刑、侮辱、公審、連坐、關精神病院等等，可謂不擇手段，極盡暴虐。
實行恐怖主義統治的民族迫害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政權對蒙、維、藏人民進行更加嚴酷的恐怖統治和民族迫害。 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中共在蒙、維、藏等族裔地區，進行過多起大清洗式的屠殺。中共對這些地區的人民剝奪基本權利、控制精神信仰、侮辱和傷害基本尊嚴、蔑視和羞辱民族文化、限制和削減民族語言、干預和強迫生活方式，進行跟蹤、恐嚇、威脅、酷刑、甚至失蹤和處死等等。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人，實行國家恐怖主義專政。
特別是在美國的9.11事件之後，由於美國發起的全球反恐需要中共的配合，中共順手扯起反恐大旗，對以維吾爾族人民為主的少數族裔群體，採取全方位的恐怖主義手段，並倒打一耙，將任何反抗暴政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都定性為恐怖主義。
以維吾爾人為例：這些年，中共在境內任何地區都可以對維吾爾人隨時檢查身份證，禁止其進入一些公共場所，拒絕入住酒店，不讓使用公共設施，不准許上公共汽車，計程車可以拒載，不許親屬留宿。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人，可以任意羞辱打罵，任意使用武力和暴力，任意破門搜查，任意拘押和酷刑，並動用法律，將無辜者投入監獄或處死。
中共對維吾爾人使用的手段，比納粹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迫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新動向
近年，中共開始進行所謂的反恐立法，意圖為其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建立法律依據。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題的決定》。該決定表示：“恐怖活動是指以製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為目的，採取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圖造成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公共設施損壞、社會秩序混亂等嚴重社會危害的行為，以及煽動、資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協助實施上述活動的行為。”
顯然，中共急於出臺這一“決定”，是要對付民間越來越高漲的抗暴情緒和行動，特別是針對蒙、維、藏地區的民間抗暴趨勢。中共將沒有傷害任何人的藏人自焚事件，也扣上了恐怖主義帽子，可見其邪惡。
“百度百科”對恐怖主義定義為：“恐怖主義是實施者對非武裝人員，有組織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通過將一定的物件置於恐怖之中，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行為。”從中共自己對恐怖主義性質和特徵的定性看，中共是徹頭徹尾的恐怖主義。
暴虐統治將導致國家分崩离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民族聚居區可以實行民族地區自治。但是，在國家恐怖主義統治下，哪裡有什麼民族自治？ 共產黨在製造階級歧視、區域歧視、貧富歧視、教育歧視、待遇歧視等等歧視的同時，最大的罪惡是製造民族歧視、對立及仇恨。
中共挑動階級對立和鬥爭，製造區域分化和敵對，拉大貧富鴻溝，進行教育歧視，用待遇收買和豢養為政權唱讚歌的暴政工具。同時，賦予非少數民族群體更多的權力和權利，在族裔之間製造壓榨、欺辱和仇恨。
中共對其他族裔的暴虐統治，造成這些民族的獨立訴求越來越高、越來越堅定。
中共當前所處的形勢是，不主動實行民主轉型，就會由突發事件導致崩潰：啟動民主轉型，就可能像洪水決堤，還是會導致政權垮臺。中共政權一旦垮臺，中共高層的各派利益集團，很可能希望割據一方；原有的區域貧富和資源差異，會進一步凸顯出來；在中共嚴酷迫害下，多年積聚下來各種怨怒戾氣，都可能趁勢狂瀉。所以，那時，不單是蒙、維、藏地區會加緊獨立步伐，就連中國版圖內許多其它地區，也極有可能出現高度自治甚至獨立訴求。
不管各族裔人民屆時作出何種選擇，民間都要盡最大努力開始族裔間的理解、溝通，並支持彼此爭取自由、人權、民主的奮鬥。政權常演變，版圖有增減、國家會興衰，而人民之間的人性關愛、人道支持，是恆古不變的。
2013年3月3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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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3 09:36 PM PDT 
震驚世界的波士頓馬拉松恐襲爆炸案，在經歷了六天的驚心動魄後，隨著車臣裔兄弟檔嫌疑犯一死一傷被抓而落下帷幕。波士頓地區的民眾在第二號嫌犯佐哈被抓後，在街道燃放鞭炮，揮舞標語慶賀，因為經歷了數日震盪不安，甚至體驗了禁止外出令的民眾，終於可以睡一個好覺了。但是，與波士頓民眾的興高采烈形成反差，白宮的歐巴馬總統，恐怕在事件宣告結束後更加難以入睡，這一點從他在嫌犯被抓後發表全國講話時的神情上，可以讀出一二。歐巴馬臉上沒有勝利的喜悅，語氣也缺失了往常的高昂，不但沒有與人神采飛揚的感覺，反而有點落寞寡歡。
歐巴馬的心事重重，完全有跡可尋。因為波士頓爆炸案的突發，雖然難以預測，但其對白宮的打擊甚為嚴重，而隨著事件真相的進一步釐清，這種打擊會愈發嚴重。首先，這次爆炸案一爆發，就讓人們的記憶拉回九一一恐怖襲擊的狀態。在兇手未明之前，人們都再發問：是否美國本土再次遭到恐怖分子有組織的襲擊？這種不安，對歐巴馬是一種嚴重的不信任體現。在小布希執政時期，人們對他政策的諸多批評，但他總是強調，絕對不會讓九一一事件在美國本土重演。如今，波士頓爆炸案讓人們對歐巴馬治理產生懷疑：這個反對布希強硬政策的和平主義者，真的能確保美國本土安全嗎？很少有人懷疑，如果波士頓爆炸案發生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那歐巴馬將會確定落選。這種對歐巴馬信心的喪失，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無法改善。
不僅如此，就在爆炸案發生後，美國參院針對歐巴馬強力推動的槍管案進行了表決，很慘，這個可能成為歐巴馬最大政治遺產的槍管案遭到封殺，胎死腹中。而這個被歐巴馬稱為美國國會歷史上黑暗恥辱的表決，與波士頓爆炸案密切相關。因為在這個爆炸案中，查納耶夫兄弟倆沒有使用大火力的槍枝進行無情的掃射，而是用了中東恐怖分子常用的壓力鍋自製炸彈，就在多處引爆，由此產生的恐怖感，比在一個地點使用槍枝暴力大很多。而這種情況，對強調維護擁槍者權利的組織和共和黨右翼有利，因為波士頓爆炸案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槍不是壞事，關鍵是壞人，壞人可以用任何手段製造暴力傷亡事件，槍管非但於事無補，可能會助長壞人鋌而走險。
槍管法案夭折以外，因著這個爆炸案，歐巴馬推動的大赦非法移民，改革移民政策的諸種措施，也將因為波士頓爆炸案而遭遇激烈的抨擊。因為爆炸案的兄弟倆，一個是申請難民進入美國，並擁有公民權，一個持有美國綠卡，但是，哥哥曾經遭到聯邦調查局的問話，卻在當局眼皮底下溜了過去。對此，美國的輿論和民情，可能會改變原來的立場，轉而主張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來對付非法移民和背景不明的難民，這對歐巴馬的改革極為不利。
歐巴馬的麻煩還不止於本土，這次爆炸案讓美國在國際上也遭遇挑戰。首先是俄羅斯。總統普亭靠著鐵腕鎮壓車臣分離主義勢力贏得俄羅斯民意支持，但美國一直質疑莫斯科的車臣政策是「種族清洗」，並對車臣人給予同情。如今，波士頓爆炸案的嫌犯就是車臣裔，美國民意對車臣人的反彈勢必興起。俄羅斯總統普亭不但第一時間致電白宮，慰問爆炸案受害者，同時也與歐巴馬電話商討如何聯合反恐。如此一來，美國在車臣問題上的反普亭政策，將會被迫大幅修正，普亭成了爆炸案的以外贏家，白宮自然不會很爽。
其次就是中國。中國留學生呂令子在爆炸案中不幸喪生，增加了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不安全」的印象，而中國官方輿論也借此抨擊美國，把所有資源傾注在圍堵中國之上，而使自己的本土安全出現巨大漏洞，因此要求美國改弦更張。同樣，北京也會像莫斯科要求美國停止在車臣問題上指責普亭一樣，藉此要求華盛頓不要在中國的新疆反恐問題上指手畫腳，白宮的被動也可以預見。
還有就是在輿論風口浪尖上的車臣，面對輿論把矛頭指向車臣的「激進主義」，車臣總統卡德羅夫竭力反駁，謂嫌犯兄弟雖為車臣裔，但世界觀卻在美國形成，因此「必須在美國尋找罪惡的根源」。
由上所述，波士頓爆炸案的結束，恰恰是歐巴馬煩惱頭痛的開始。而隨著爆炸案真相調查的進展，歐巴馬承受的壓力將有增無減，而這一切造成的政治代價，將在未來的美國期中選舉中付出。
――世界日报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pr 24, 2013, 6:38:29 AM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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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1:17 PM PDT
【本報訊】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位五年，送禮137次，共值近22萬元，當中大部份送贈內地官員，其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更是高價禮品「大戶」，收過多份價值約2,000元的禮物，包括2,082元的圍巾和1,890元的電子相架。而全場高價禮物為價值4,140元的花坑石擺設，亦是送予最高人民檢察院，廉署更曾向一名中聯辦官員送贈一部價值1,650元的照相機。
記者：張婷婷 陳雪玲
廉署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詳列湯在任廉政專員期間以公帑支付的禮物清單，當中多數是廉署紀念品，如價值十數元至數百元的廉署別針、領帶、紀念筆、手錶、盾牌和水晶廉署大樓模型。逾千元的禮物則有紀念筆和香港景水晶擺設。
不過最高人民檢察院卻收過價值4,000多元的花坑石擺設，曹建明更分別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身份收到名貴圍巾，和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身份收到價值1,890元載有紀念相片的電子相架、價值1,665元的廉署紀念筆和價值2,352元的香港景水晶擺設。 廉署回覆查詢表示，花坑石擺設為老虎造型擺設，作為合作機構禮物，至於相機則是湯和其他廉署人員獲邀出席中聯辦一名官員榮休宴會時送贈，作為其退休禮物。但圍巾則沒有解釋在何場合及為何揀選，只稱是條保暖圍巾。 廉署發言人又表示，廉署送贈禮物方面，並無明文規定及指引，做法應與政府相似，專員會就訪客身份及活動場合作出合適的決定。廉署已就有關事宜完成檢討，正在制訂指引，以減少耗用資源及送禮須有廉署象徵意義，並訂出金額上限。 被指利用公帑「拉關係」
不過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表示，對湯顯明過去曾向內地官員送贈貴重的花坑石和數碼相機，以及向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送上逾2,000元的「保暖圍巾」感到憤怒，又指湯若用現時規管公務員的準則規管自己，湯一定要受到懲處，「湯顯明今次真係好過份，用廉政專員身份打爛香港的廉潔招牌」。
何秀蘭質疑，湯顯明向中聯辦官員送贈貴重禮物，是想藉此利用公帑「拉關係」，並與湯期後獲委任為全國政協有關。何秀蘭認為，湯顯明在任時的送禮手法已令政府蒙羞，政府應該予以懲處，包括扣減其退休金，會要求湯顯明到立法會解釋事件。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議員涂謹申亦批評，難以明白湯顯明向中聯辦即將退休官員送贈貴重相機的原因，認為湯顯明實屬「濫送」，「中聯辦咁多人退休，咁廉署咪仲有大把禮要送？」表明將會去信廉署，促當局交代湯顯明做法是否違規。 內交不斷 禮品親疏有別
【本報訊】愛搞「內交」的特首梁振英，有湯顯明這位「同道中人」。廉署提交的文件揭示，湯顯明在位五年間不停到訪內地，如10年5月至9月便每月一行，北京、成都、上海、廣州、哈爾濱去勻；而公帑送禮清單中，內地部門更佔大部份，高價禮物類別佔逾九成。
湯顯明離任廉政專員後，旋即獲委任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或與其在任時搞好內交有關，因為他在2007年7月至2012年6月的五年間，合共外訪34次，花近400萬，當中有19次以內地城市為目的地，花費公帑逾150萬元。 送禮清單方面，價值逾500元的禮物共48份，其中45份「獲禮者」是內地官員，餘下3份則送予廉署訪客、內地大學教授和澳門廉政專員。他送禮時也親疏有別，送給印尼反貪局局長和毛里裘斯司法部部長的禮品，只是價值400元的水晶廉署大樓模型，其他外國反貪部門首長和各國總領事亦只獲價值290元的廉署盾牌或紀念筆。 價錢上限 僅由部門自決
【本報訊】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期間，分別在不同場合送出電子相架、圍巾甚至相機等禮物予不同人士，有政府官員透露，政府人員送禮有一定要求，主要透過兩個途徑揀選禮物，一是各部門按其需要訂購或訂造紀念品，但要經過公開招標，而禮品價錢的上限由部門決定；其次是以有本地特色的「香港品牌」，在貿發局轄下的香港．設計廊出售的產品，多用於較高層的外訪送禮之用。
該政府中人指，就連2008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曾蔭權都是送上一本相簿，而湯顯明送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禮物，竟是價值近2,000元的電子相架。 另外，以同樣用公帑支付外訪、送禮開支的立法會為例，議員用於公事用途的紀念品清單，價錢介乎10元至300元之間。根據立法會紀念品店的資料，立法會綜合大樓水晶模型價值300元，立法會會議廳磁石貼則售1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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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0:32 PM PDT
"智慧而敢说真话，而且为此受了不少苦的先生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人！老先生80高龄了，还愿意和年轻人一起推动民主事业，真感动！！"
――天使向莉的推文
"中国文化漫谈"公民聚会
2013年3月23日是个周末，这天的北京城，尽管春寒料峭，但天气却非常好。下午三点多钟，青年女网友"天使向莉"受邀来到位于木樨地的一家餐厅，她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个名为"中国文化漫谈"公民聚会活动，聚会将于下午四点正式开始。
提前来到的这个姑娘细心地观察到：陆续到场的30多位听众中，竟然有20多位和她一样的年轻人。她，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前并不认识，但是却凭着共同的信念，与得知将有一位他们共同仰慕的老人将会到场，于是彼此陌生的他们便走到一起来了。
隔着前面就坐的人头，天使向莉看到了前面位置上的有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的嫡孙陈泽真、"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等老先生。报告主讲人是陈泽真先生，所以，打头炮发表主题演讲――"漫谈中国文化"。
鲍彤演讲：梦不是公有制
紧接着发言的报告人却是鲍彤先生，鲍老先生刚一开口，听众席上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天使向莉后来向其朋友如是介绍了她对鲍彤先生的第一印象："鲍先生很精神，头发半白。虽然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但头脑却非常敏捷，讲话也很诙谐。"
鲍老演讲开始后，姑娘便迅速在其笔记本上做起了记录，不知是由于激动所致，还是记录速度赶不上鲍老的语速的缘故，天使向莉只记下了鲍彤先生的如下讲话要点：
一、 中国文化本是多元的，所以就应当有不同的声音；二、个人主义很重要，要让每个人都做可以独立思考的人；三、要让人民有民主意识和活下去的勇气；四、所谓人 道主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五、不要轻信任何别人的蛊惑，要相信自己的良知；六、梦不是公有制，每个人都有权做自己的梦。
在 演讲中，鲍老多次引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经典个案阐述了他的观点，譬如，他在展开"要让人民有民主意识和活下去的勇气"这一话题的过程中，他就恰到好处地引 用了《论语》中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故事，而且从对子路 "个人之勇" 的分析的角度，阐发了他关于"要给人民活下去的勇气"之主张。
鲍老说，他非常喜欢杨朱这个人，更欣赏杨朱的个人主义观点，这就是"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因此，他赞成每个人有自己做梦的权利。
回 到家中后，兴犹未尽的鲍老，针对习近平的所谓"合鞋"论，又把他在这次即兴演讲中的最后一部分观点，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作了更完整的阐述，"关键在于， 当习近平说出这句话时，不知是否更能明白中国现实下的'鞋子与脚'的深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这话讲得很对，但嘴巴表达出来的和脚感受的 并不一定一致；另外鞋子合不合脚，脚有权利发表意见，嘴巴不能代表脚。另外别人认为这双鞋好不好可以发表意见，比如从审美、是否保温的角度等发表 意见。"
与听众互动鲍彤回答为何入党
鲍老演讲时，年轻的听众们都把注意力放到了仔细倾听与记录之中，尽可能保持相对的安静让他老人家酣畅淋漓地讲话；然而，在他的全部演讲过程中，听众们还是情不自禁地鼓了三次掌，最后的一次，时间当然最长。
鲍老演讲结束后，便立即开始与听众展开了互动。天使向莉当然没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毫不客气地发问道 "请问鲍老您何时入党？为什么要入党？"
鲍彤先生回答："1949年那年，有个人问我：'你想追求什么？'我说：'民主，和自由。'那个人就对我说：'共产党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我和你一起入党吧？'。后来我才得知这个人早就是地下党员了，而且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天使向莉还向鲍老讨教了另一个问题――"家长关起门来打孩子，邻居是否应该干涉？"
姑娘说，她的这个问题，先是向陈泽真先生提问的，可当她从陈老那里得到"我不理会西方那套，我的孩子就要听我的。"的回答后，感到非常不满意，于是，她逮住机会，把此问题再向鲍彤先生提问了一次。
坦率的鲍老是这样答复天使向莉的："家长如果把孩子往死里打，邻居听到了当然要管，因为这是家暴！"
据这位姑娘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鲍彤先生对大家的提问，都是用一两句切中要害的话干净利落地回答的出来。听众们听后都非常满意，也感到非常痛快。"
鲍老身上有古代文人的气节
聚会的演讲活动阶段一直从下午四点持续到六点多，这之后，便是大家一起围坐在餐桌边以茶代酒，一边用餐，一边继续恳谈。席间，鲍老和姚老不时地给大家讲了许多非常精彩与智慧的小段子。
据 天使向莉观察，精气神十足的鲍老，一点儿都不像年逾八十的老人，不仅谈兴甚高，而且"抽烟有点儿凶"，几乎一支接一支。"我还在餐桌上得知鲍老平时有抽几 口雪茄的癖好呢，据他说，抽了之后，感觉甚好。后来，我才从网友'海不辞水山不辞土'那里另得知，鲍老身上有着很多中国古代文人的气节，他不仅喜欢武侠小 说，而且还能阅读英文原版小说，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识得敦煌古乐谱……"姑娘滔滔不绝地说。
这顿愉快的晚餐，边吃边聊一直从下午六点半延续到了晚上九时许。临分别时，与鲍老依依不舍的那些年轻人个个都争着与他老人家握手，而每人与鲍老握了五次手后，仍未走出餐厅大门。
天使向莉与另一个网友都向鲍老表示，希望用自己的私家车送他回去，可是，脖子上挂着"老年乘车卡"，执意非要乘地铁回家的鲍老，皆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最后，在年轻人的好说歹说下，鲍老只好以接受一个小伙子将他送至地铁口为条件而达成妥协作罢。
天使向莉说，其实，那天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在他们活动现场的大门外，一直都有国保暗中"警卫"着鲍老，而鲍老却对他们一概视而不见。
回家后的天使向莉，于次日零点到来前，在其微博上发了一条配有她与鲍老合影照的微博，微博中写道：
"智慧而敢说真话，而且为此受了不少苦的先生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人！老先生80高龄了，还愿意和年轻人一起推动民主事业，真感动！！"
此条哑语似的微博，很快在那些聪明的网友们手中被转发了四百多次。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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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2:46 PM PDT
雅安地震一发生，许多人就料到，中共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把这场不大不小的天灾变成一次展现国力和领导力的机会。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到48小时，这场自然灾难就给中共带来一场公关灾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共政府的形像和公信力大不如前。一方面，雅安地震给民众一次表达他们对中共不满和不信任的机会，另一方面，雅安也勾起了人们对汶川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许多极不愉快的记忆。中共在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善心和善举，给予了最粗暴的践踏和羞辱，对巨额的善款和捐助物资，则发生了最无耻的贪占和滥用。 近几年的维稳，让中共当权的精英们，包括那些粉饰太平的"宣传部门"，对民众的真实情感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在乎。结果是，他们的表演和宣传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李克强在芦山的早餐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李克强的演技比不上温家宝，因此那些工作照已经很做作，发表的效果并不好，而李克强在灾区的这张生活照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没有必要发表，因为它让所有人都看到，这是李克强在"作秀"。 为什么会犯这样明显的错误？要么就是中国的上层庸才蠢才越来越多，要么就是到处是"皇帝新衣"的氛围，明明知道这样的照片会让李克强出丑，他身边的人却装著不知道，结果是没有人阻止发表这张愚蠢的照片。 另一个当权者无视民众心理的愚蠢宣传，就是"中央组织部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下拨救灾党费300万元"的消息。中共在这个时刻向灾区党员发放特别党费，究竟能不能调动基层党员"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因为这至少说明中共领导明白，基层党员已经没有信仰，只是为了捞好处才入党。但无论如何，把发放特别党费的做法公之于世界，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灾区的民众还正在挣扎之中，发布这样的措施，让普通百姓感觉不好。此时党应该首先关怀的，不是自己的党员，而是灾情最重的民众。灾区的党员未必就是受灾最重的灾民，这个道理谁都懂，但中组部的官僚却不懂。 说明雅安地震给中共公共形像和公共关系带来灾难的另外一条消息，就是香港和台湾的民众拒绝向中共当局捐助钱物救灾。 周日，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促请立法会本周内开会，拨出善款作雅安地震赈灾之用，款项将交给四川省政府自行使用。 该动议一出，马上就有评论，认为港府应汲取5年前汶川地震，善款被滥用的教训，确保善款用途受监督。多名常年采访中国内地的资深记者则在Facebook上发言表态，绝不向中国官方捐款。 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诚写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钱；所有涉及大陆政府部门的，绝不会！ 资深传媒人潘小涛则写道，往后找机会直接捐给灾民、或及找一个可信任及熟悉的民间机构捐款，千万不要经官方之手。 记者吕秉权更是告诉网民，自己2009年采访四川豆腐渣工程报道时，地方官员为了阻止他采访，试图拿善款收买他。他还列出多个内地当局滥用善款的往例。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观看央视对灾区的直播，与将近五年前观看汶川地震时的报道相比，我感觉央视的记者们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真诚和真情。观众也没有了那种真实的感动。 有一篇博文代表了我和许多人这次观看中国当权精英作秀的感受： "我不反对演戏，但是你最好演的到位一点，屡屡穿帮就没啥意思了。我知道你们不怕被百姓看出穿帮，因为你们本身也不是演给百姓看的，你们是演给上峰看的。你们要演出社会清望、演出政治资本，从而丰富你们的乌纱翅。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历史上很多被送上断头台的暴君昏官都是穿帮次数太多的结果?" 汪洋在镜头面前说，有了当年汶川地震的经验，这次救灾和重建一定能做好。但是，这五年来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表明，这个政权的学习能力是很差的。在具体的救灾技术和装备上，中国有了进步，但是在观念上，甚至在演技上，中共的当权者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明显在倒退。这将带来比天灾可怕得多的灾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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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2:37 PM PDT 2013-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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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地震之后，官方呼吁民众不要自行到灾区救援。很正常嘛，是不是？救灾这回事，应该留待政府处理，对不对？这个既有的观点，不易改变。
2005年美国东南一带被巨风卡特里娜（Katrina）吹袭。在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机构（FEMA）仍然未来得及去反应时，零售业龙头沃尔玛（Walmart）几乎在风暴平息之后的一天，就将紧急物资，运送到灾区分发。 另一个案例，就是2004年圣诞节前夕发生的南亚海啸。当时，最先到达灾区的物资，特别是食品药物等，都是由跨国大企业如美国的可口可乐（Coca Cola）、辉端（Pfizer）、法国达能（Danone）的捐出；分发运输，由物流公司如DHL和联邦快递（FedEx）包办。整个救援组织，背后的管理和技术支援，有国际商业机械（IBM）以及许多投资银行金融机构等等去负责。 如此紧密的协作，神奇吗？不。这些企业，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 市场，就是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交织出的一张关系网。在这个市场的网络里面，每个人，每间企业，存在的意义，都是在于寻找别人的需要，亦同时寻找资源和方法去解决问题。用现代的说法，市场是有机的组织；优点，就会灵活和弹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亦有动机去隔绝其他国内外的各种公私营机构的救援协助，因为人民越是依赖政府，行为上也越会服从。当然，要是一个政府绝对地慈悲为怀，有无边法力，依赖就依赖。可惜， 政府经常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社会的需要。 毕竟，满足人的需要，是市场的专长。市场虽然不是完美，但总比政府优胜。天灾时，市场和商业机构的能力，就更加难能可贵。 “企业只管捐钱就是。”有不少人都如此相信。 对不起，捐钱，不等于做善事。企业的能力，绝对不止是赚钱。事实上，在个人层面，道理也是一样。任何人，抑或企业，做善事不单是将财富分出来，最重要是出于善心去明白别人的需要，在过程中也带动更多人行善助人。 将捐钱当做完成了善举，其实是一种很懒散的行善心态，甚至可以说是扭曲善的本意。香港，就是因为福利的过份膨胀，而且香港的官僚非常有效率，资源也多，导致民间慈善组织自七十年代起，存在空间荡然无存。 这是政府垄断慈善救灾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行善没有行动，只有募捐。香港的慈善基金，例如公益金，实在没有人知道它在服务甚么人，只知道它的功能是分派资金。最讽刺地，像公益金等的存在，变成了一种“赎罪”的慈善；任何企业或个人，赚取了公众眼中的不义之财，许多时就说句：“全数拨捐公益金。”就好像洗清了罪孽，再没有任何责任。 社会的善心，是一种集体的习惯。一个国度的人民，要是惯了依赖政府，善心也会渐渐变得薄弱。有人说，在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慈善组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每个社会问题的背后，却有一个政府官僚部门。 在中国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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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2:24 PM PDT
陈元与朱镕基的师友情谊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政权恢复高考同时也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之后。当时，中共决定由胡乔木出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是在陈云的特别关照下从无到有，首任所长马洪更是陈云亲自点的将。这位马洪青年时代本是薄一波在山西领导的牺盟会的骨干之一，被派到延安汇报工作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赏识，陈云将他当时使用的化名牛黄改成了马洪。
抗战胜利后陈云被派往东北，当时已经被称之为党内青年经济学家的马洪随之前往。陈云离开东北后，马洪因为参与主持当地工业经济建设恢复工作的需要被高岗留在东北局参加由高岗亲自兼任主任的东北人民计划经济会员会的筹建工作，当时进入这个委员会的还有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中共北平地下党推荐前往的朱镕基。一九五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主持筹组中央政府计划经济委员会并兼任主任职务，马洪、朱镕基以及当时在东北局总工会担任副主席职务的宋平等人被高岗调入中央计委。马洪出任了秘书长职务，成为高岗的第一助手，朱镕基则以秘书长办公室负责人身份直接服务于马洪。
高岗受毛泽东暗算呑枪自杀后，马洪被毛泽东点名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日后被长期下放在基层工业经济部门工作。
一九七八年马洪奉命组建社科院工经所并出任社科院副院长兼工经所长后，立刻将已经在石油部工作的朱镕基重新招回自己门下，委以该所的第一个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室的主任职务。与此同时，陈云长子、“文革”中从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的陈元成为该所招收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也被宣布开除党籍的朱镕基正是在马洪和陈元等人组成的工经所党支部内被宣布恢复党籍的。
朱镕基在工经所任职、任教的时间并不长，随后即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从马洪门下强行挖走。因为当时马洪即使把朱镕基立刻提拔为副所长，也不过相当于国务院系统的副厅局级，但康世恩手的国家经委却可以令朱镕基从副局长到正局长再到副主任一路升迁上去，所以马洪也乐得让当时才五十岁出头的朱镕基仕途广阔。
在工经所期间，朱镕基以研究生导师和清华学长的身份与陈元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情谊，陈云当时身体状况还好，时常会让陈元通知马洪等党内经济专家上门或清谈，或讨论具体经济政策，而马洪每次都会带朱镕基同去。朱镕基到经委工作之后，也仍然还是陈云和陈元父子的常客之一，当时的陈云对国务院经贸系统的情况了解，根本不用通过康世恩及他的继任，朱镕基的情况反映一直都被陈云认为是言简意赅，说得明白。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被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海内海外人人都相信就是邓小平拍板的结果。话是不错，但当时在邓小平在自己已经于党内“沉痛承认”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接班人都选错了，本人因为把党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已经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份交给了江泽民并因此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对外宣布“完全退休”的前提下，怎么可能在不征得当时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的同意就擅自任命一个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要知道当时被朱镕基顶替工作的姚依林一直都是陈云幕后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第一代理人，仅因此，如果邓小平当时提名的不是一个让陈云中意的国务院经济副总理人选，是不可能最终进入任命程序的。外界更有所不知的是，岂止是一九九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就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后被决定调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也是首先得益于陈云对他的特别器重。
如今早已经对外公开的赵紫阳生前留下的谈话录音内容已经证实，当时的赵紫阳及所有在前台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们也好、书记处书记们也好，对重要的人事任免是没有决定权的，赵紫阳先生的原话是：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
另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中共政权组织系统的潜规则之一就是省级主要领导任命要根据党内元老的势力划分范围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干脆就是由他们亲自决定，比如广东是叶家父子说了算，湖北是李先念说了算，万里因为主政安徽有功所以对安徽省有话语权，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农垦兵团都是王震说了算，陈云则是牢牢掌控着自己的家乡上海直到去世。
曾担任过中宣部文革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先生曾撰文指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没有把上海及早开辟为象深圳那样的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其实他的这个检讨并不实事求是。上海的并未开辟为像深圳那样的特区,并非由于邓小平的无意的疏忽,而是由于陈云蓄意的抵制.......当时的上海是国营经济的巨镇,中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陈云要控制住他那个计划经济的鸟笼,必须首先抓牢上海这个笼把。”
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朱镕基被派往上海，既不是赵紫阳的率先提议，也不是邓小平的“慧眼识珠”，而是陈云认为朱镕基的经济管理，特别是工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多年实际工作经验是执掌上海市府的难得人选。进一步分析下去，假设没有“六四”事件的发生，江泽民应该会在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坐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止，而朱镕基则应该是把上海市长的位置坐满一个整届后回到国务院系统，升任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至少也会是国务委员。
一九九一年朱镕基奉调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之后，正是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出主意让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取代了“外行领导领导内行”的李贵鲜。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之后，陈元被从第二副行长位置上又前进一位，成为党组副书记副行长。
日后朱镕基接替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后，设想让陈元出任央行行长的计划因为陈元的落选中央机关党代表而阻力重重，于是，干脆另起炉灶的陈元筹组的国家开发银行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有朱镕基鼎力支持，组织架构上有江泽民的正部级机构的特许，成了国务院属下的一个地位最为特殊的金融独立王国。
有接近陈元的人士透露说，对邓小平和陈云身后的这几届中央领导主要领导人，陈元打心底里敬重有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朱镕基。至于他最看不上的也有两个，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已经去世的黄菊。前者是因为对陈元国开行事业支持的力度不够，后者是因为“外行领导内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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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3 11:20 AM PDT
『蝶恋花』人生再历练
人生历练多考验,
八九秦城, 热血曾无眠;
癸巳春遇胃癌变, 医、友关怀助度险。
十字路口今又现, 中华宪政, 莫再误百年!
孙辈能否无浩劫? 责在本朝我辈肩。
2013.4.19.凌晨5点于301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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