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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4, 2013, 6:29:25 AM9/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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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10:3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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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09:26 PM PDT
众所周知，薄熙来真正的罪行是在重庆"唱红打黑"，践踏法治人权，让文革死灰复燃，由于事关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更由于这是中共太子党的共识和集体利益，在法庭庭审中被彻底回避了。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称中共此举是"政治问题法律化，路线斗争技术化"的惯用伎俩。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薄熙来当年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事实上背后有当时的王储习近平的高度肯定和鼎力支持。习近平2010年12月习近平亲赴重庆考察时对薄熙来和王立军当面嘉奖。习近平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构建维稳的长效机制。
薄熙来倒台，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掌控中南海的主导权之后，"唱红打黑"并没有消停，反而成为其治国之道在各地大行其道。前不久，《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云山作报告时，习近平插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这种文革红卫兵式的言辞风格，正是这位中共新当家人的思维方式的潜意识表露，也表明他与薄熙来根本就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可见网上流传的说法："习近平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毛泽东的孙子"。并非空穴来风。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群众斗群众"――用毛的话说是"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质是通过阶级斗争分裂社会，让权力斗争混水摸鱼，进而将党天下转变为家天下。六四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形成共识：维护毛的形象以防执政"合法性"崩盘，同时让中共红色朝代的党天下"制度化"，这种不同于毛时代个人独裁的集体专制，北京体制里的御用文人吹捧为优于美国的"集体总统制"。然而，权力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没有制约、没有公开的监督，就会陷入独裁的泥潭无法自拔。
党政军大权在握的习近平，连番拿党内石油系、四川帮开铡，即通过清洗平民出身"官二代"的腐败官员，以廓清"红二代"的敛财之路，同时也是向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当今真正的太上皇――曾庆红发出警示，迫令其交出公安政法系统的实际控制权，这是他当前的核心目标。根据习近平的"最高指示"，"维稳"的专政机器展开的"打击谣言专项行动"，使得反普批宪的文革回潮成为白色恐怖，各地都有成百上千的网络活跃人士受到惩处，有的已被捕入狱，20天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无非是让文革式的恐怖披上一块"法制"的遮羞布。
年初，习近平还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笼子"是建起来了，被关押的恰恰是反抗权力腐败的斗士。网友@冬眠熊披露：一共要对付200个V,策略是各个击破，能收买的收买，能劝和的劝和，能震慑的震慑，能抓嫖的抓嫖，能查税的查税，不续聘教授不发律师记者证，实在不行就来硬的，封博喝茶，最后一招莫须有。然后给左边加粉（已见几个熟面孔一周之内成百万大V了），骇客帝国成了。
明明是自己在大肆造谣，却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追查谣言的"真相"卫道士，这就是"唱红打黑"的真谛。清除民谣，为官谣鸣锣开道，这就是中南海权贵一统江山的"中国梦"。然而，在权贵眼里的屁民、愚民，自从手上有了互联网这个武器后，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的人无惧打压，借力打力，大晒中共自身和官方媒体的造谣历史和现实，把中共才是今日中国谣言盛行的祸源牢牢的钉在耻辱柱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三十多年前"四人帮"不是也这么兴师动众追查谣言来着？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的覆灭。
――原载《动向》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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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04:53 PM PDT
张家界、张家口、张家川，一下子齐名了。以前，只知道神舟大地有张家口张家界，不知道还有张家川。看了网络上曝光的张家川的政府大楼和领导会议室的气派，才知道，张家川真厉害。
但张家川真厉害的，却是把一个16岁的初中生给刑拘了。 为什么刑拘呢？是跟本地的一个群体事件有关。因为一件什么事儿，群众聚集在一起，开始"闹事儿"。与此同时，这个16岁的初中生发了个帖子，说了些"应该游行"的话。帖子点击率超过了500，于是初中生就被刑事拘留。 张家川那个胖胖的县委书记没有料想到，拘留一个16岁的孩子，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全国的网络群起而攻之，还有律师亲赴张家川去救人。无奈，改成了行政拘留。哪料到，行政拘留的相关规定中，未成年人是不能行政拘留的。唉，自打耳光。今天的凌晨，孩子被放出来了。 这是个有意思的事儿。如果没有全国网络界（尤其是微博界）的大力传播，没有几个勇敢的律师到张家川看守所去搭救16岁的初中生，那么，这个孩子真的就会被视为罪犯，被关几天。结果，全国网络界一闹哄，相关部门就坐不住了，最终只好放人了。网络对某些人而言，是个坏东西。但是，对更多的人而言，是个好东西。它是个无形的手臂，能让人手挽手，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拘留16岁的初中生，肯定是县里某个领导一拍脑门，就做出的决策。往往是，这种决策的制定者是县委书记，执行者是公安局长。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理由。冠冕堂皇之下，法律就成了能被乔装打扮的小姑娘。16岁的孩子，能给一个县的稳定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喊他过来，或者到学校，批评几句，吓唬一下，训诫一通，就OK了。可惜领导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小孩子，逮起来，杀一儆百，看看谁还敢在网络上闹。 这些不懂行的领导忽视了，网络不是他们机关大院里的马路，随便就能封住。看不见的电波，能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模样。这不，胖胖的县委书记的戴表、会议室开会、视察时的照片，都给翻腾出来了。你一个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你竟然建了那么辉煌的广场，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更倒霉的是公安局长。以前，他的上级被绳之以法，而他竟然行贿了5万元。网络上甚至把当时的判决书都公布出来了。这一下，公安局长的仕途，基本上日薄西山了。天啊，一个行贿5万元的公安局长，竟然没有被追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而且继续担任公安局长，并被称为五万局长。你如果还能继续当局长，天理何存？唉，真是庸人自扰啊。自己有短处，就别折腾了。这不，你当初用多大的劲儿折腾16岁的孩子，网民就会有一百倍的劲儿，折腾起你来。网民是外地的，你使劲抓也抓不过来。再说，你敢抓吗？ 仕途上日薄西山的，估计，还有那个富态的县委书记。那么大的广场，以及开会时的派头，只能是时下官场的潜规则默许，但是一旦被揭露出来，仕途的末日就会OK了。幸亏16岁的孩子，被放出来得早，否则，网民们继续曝光三天，他也许就成了陕西的"表叔"了。此人，仕途上至少会摇晃一下子。升迁的希望，基本不大了。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他三五年，就能耽误他一辈子的仕途。 今天，各大门户网，开始对张家川的领导们反攻倒算了。省纪委和审计厅审计张家川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其实，财政审计是正常的工作，每个县市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张家川的领导们，肯定会意识到网站编辑们的"不怀好意"――这个消息的潜台词就是，张家川的书记和县长肯定有问题，这不，省纪委来审查他们的事儿了。真无奈，你对16岁的孩子太霸道，那么，网络对你的报复，也就不会留情。全国人民们都在看着省纪委给你扒光了衣服洗澡，你身上能不搓下来几块泥？ 张家川的遭遇，给全国各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敲醒了警钟。记住，在你的一亩三分地里，不要觉得你管住了网民，就管住了网络。你不要觉得删除了几条帖子，逮起来了几个网民，就会天下大治了。要知道，如果你抓人的理由不充分，运用法律过于欺负人，那么，网络上的反响机会很激烈。打个比方吧，网络就是马蜂窝，你弄了一个马蜂无所谓，但是捅了马蜂窝，倒霉的就是你了。 也许，你总可以拿出法律条文来解释你的正确性，但是，一旦你有瑕疵，就会有人放大一万倍。 联想到，某个县，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也被拘留了。他发了个帖子，问，某某村里有了人命案，是真的吗？于是，就被视为违法了。想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有点倒霉。我想提醒所有看到这篇博文的那个地方的领导――千万不要出一点错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网络的马蜂们在盯着呢。要是领导有点错，网络上的报复就会开始。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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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04:45 PM PDT 
上节说到的“藏人整体迁移出所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眼下正在西藏高原广泛地实行。中国当局把江河上游的生态破坏归咎于藏人“过度放牧”。按照他们的直线逻辑，既然“过度放牧”，生态的敌人就是牧民，而理想的草原应该是没有牛羊的，只要把人和牛羊赶出草原，生态就会万事大吉。牧业的作用不就是为了得到肉奶产品吗？现代的工业化饲养足够提供相应产品，因此就不再需要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了。
把牧民迁出草原，当局采取物质吸引的手法——由政府免费提供如军营般一栋栋整齐排列的住房，每家一年还给几千元生活费。这种诱惑开始很起作用，牧民纷纷卖掉牛羊，进城当城里人。而牧民面对市场，如同小孩子进超市，什么都想拿。进城后的牧民买汽车、买电视，学城里人用手机、用化妆品，下饭馆，进娱乐厅，很快就把卖牛羊的积蓄花光。他们学会了在城市花钱，却不会在城市挣钱。他们接受了市场的规则，却没有能力在那规则中竞争和取胜。除了有些人做点小买卖，或是买辆便宜汽车拉活，很多人只是晒太阳，打台球，看电视，睡懒觉，一天天周而复始。原本勤劳的牧民变成了城镇里的二流子。 接下来发现，对于什么都要钱的城镇，当积蓄花光，政府给的一年几千元根本不够生活。何况政府的钱不会一直给下去。而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生产方式，牧民在市场上只能找到挖沟填土那类最低等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沦落到社会底层。他们的子女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将会继续留在底层，当构成这种循环，问题就更加严重，成为日益彰显的危机。 其实，藏人祖祖辈辈在草原放牧了几千年，为什么过去生态没有破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就得由牧民承担这个责任？我听过藏人环保人士描述国外专家做过的科学实验——用光照模拟阳光和气候变化，用割草模拟牛羊吃草，长期的观察对比显示，有放牧的草原比没有放牧的草原更有利生态的多样化，因此放牧对草原生态应该是有利的。 在当权者只看物质的眼中，放牧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其中没有文化，也没有人，因此随时可以用另一种经济方式取代。然而。牧业首先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人文生态。当决策者认定工业化饲养可以解决肉奶供应时，也许没错，可人的世界在物的层面之外，还有文化存在。牧业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也是牧民与生俱来的生存方式，草原是牧民的世代家园，是他们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们的能力和自信的立足之处。在草原上，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主人而非沦落底层的寄生者，这些都比肉奶生产更重要。尤其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西藏高原上，牧业是“天人合一”的藏文明的基础，因此对牧业的摧毁，实际效果等同于对西藏的“文化灭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
李江琳：何时叫停牧民定居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44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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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02:45 PM PDT
我不关心判薄。薄熙来认罪态度是好是坏，与我无关。法院对薄量刑是轻是重，我无法知道。
我关心的，是公诉人代表"国家"的起诉。 我注意到，起诉薄熙来贪污受贿，限于他在大连的2500万。由此看来，代表国家的公诉人认为，在商务部长、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内，薄熙来已经洗手不干，干净了。社会上所流传的，只是恶意攻击薄熙来的谣言，中纪委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确凿的证据。这到底是真是假，我无法知道。 我注意到，没有起诉薄熙来在"打黑"中无法无天乱没收、乱抓人、乱杀人的罪行。由此看来，代表国家的公诉人认为，薄熙来的"打黑"，是应该肯定的，甚至是应该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至少是合法的，没有罪。 我注意到，没有起诉薄熙来调动几十辆警车，武装包围外国领事馆的罪行。由此看来，代表国家的公诉人认为：要么所谓"薄熙来调动几十辆警车，武装包围外国领事馆"查无实据，纯属恶意攻击薄熙来的谣言，那就应该彻底查谣严厉打谣，绳之以法；要么"薄熙来调动几十辆警车，武装包围外国领事馆"是合法的，今后其他政治局委员兼省市委书记大家都有权效尤，统统都是合法的，公诉人决不起诉，法律决不追究，国家一概予以承认和保护。 我不关心审判薄熙来，因为此案和反腐败无关。因为就在处理薄案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要求官员（特别是要求领导人带头）公布家庭财产的公民。他们是反腐败的坚定的支持者。如果一面要打老虎打苍蝇，一面又巧立名目逮捕反腐败的支持者，那一定是犯了精神分裂症，而精神分裂者是不应该当领导人的。所以，我认为，审判薄熙来想必别有动机，和反腐败无关。 我不关心审判薄熙来，因为此案和"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的正路无关。就在审判薄熙来同时，当局先后逮捕了许志永先生和王功权先生。他们都是推进公民监督政府权力的倡导者。逮捕他们，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危险的信号，表明当局自食其言，公然违反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宣言，准备转入把民意关进笼子的非法的邪路。所以，我认为，审判薄熙来，对维护"宪法的生命"和"宪法的权威"不会起什么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至于会不会起消极的负面的作用，我现在还看不清楚，不知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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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3 12:06 PM PDT
习近平的开历史倒车，一下子就轰动了不仅是全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各国媒体都有恶评，甚至一些相当亲共的媒体也没有什么好评。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兔死狐悲吧。除了少数的朝廷鹰犬之外，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和在媒体上活跃的人，对于因言入罪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为什么会是本能的反感呢？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媒体人，或者说码字儿的人们想象一下。你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在网络上汪洋恣肆地评论任何事情的时候，时不时的要回过头来看看哪些文字会得罪了谁，弄不好还得进监狱。你别扭不别扭呢？恶心不恶心呢？这让人还怎么能写出心里话？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 所以，码字的人都会本能地反感审查制度，而当官的人都会喜欢审查制度。习近平重新掀起文字狱制度的运动，就是共产党专制体制的强化。这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本能，而不仅仅是文化专制运动。 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不仅是毛泽东、希特勒这些大独裁者，就是小的溜的恶霸们在作恶的时候，都会找些看上去挺合理的理由。这次文化专制运动从网络清理运动开始，而清理网络的理由听上去确实还有些道理。造谣是自古以来几千年最阴损的手段之一，也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恶行之一，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怕但是。但是中共治理网络谣言真的是维护大众的利益吗？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要说谣言，中共自己几十年如一日，任凭风吹雨打都不怕地造谣。怎么不说从这些最大最恶的谣言开始清理，反倒是把些个中学生入了罪呢？ 比毛泽东还牛气的是，居然把传播谣言也入了罪。传播者往往只是看着像真的，出于好奇而已。古语云不知者不为罪，如今成了不知者也有罪。这是什么逻辑？这比文革时钳制言论的尺度要严厉得多，和两千多年前以谣言诽谤入罪的周幽王有得一拼。 古今中外的所有社会都想制止谣言，也制订出了很多的法律和制度来防范谣言。难就难在如何界定什么是谣言。谣言的本来含义是民间传播的信息和说法。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有些有根据，有些没根据；有些损人，有些无关紧要。如果统统都拿来治罪，所有人都只好嘴巴上贴封条了。 各国早就有很多相关的法律，如侵犯名誉权、侵犯隐私权等等界定明确的法律，来保护人们的权利。而且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惯例，对官员和名人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他们离权势太近，最不容易被侵犯；而不像老百姓那样容易被侵犯。 记得有一次我和基辛格博士在公众场合谈话，被一群记者围堵。基辛格博士在驱赶记者的时候说：我们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这是私人谈话，如果你们不离开我可以去法庭告你们。陈水扁当总统之前我们有一次谈话也发生了类似的场面。我对官员不受保护有了深刻的印象。 可是习近平的清理网络谣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发现有保护老百姓的意思。甚至共产党的媒体明确说是要惩罚针对政府和官员的谣言。而且使用的罪名不是界定明确的罪名，而是概念模糊的谣言这个名词。看到这儿我们大家也应该明白，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哪里是在保护老百姓的人权。这是在明白无误地保护官权，侵犯民权。用偷换概念的手法让老百姓相信是在保护人权，免受恶意谣言的侵害。实际上则是在赤裸裸地保护官权，保护贪官污吏免受揭发的非法权利。 他们提出来一个很可笑的理由，说是网络谣言就像文革时的大字报，那口气好像文革时的大字报说的全是假的。这是欺负中青年一代人没经过文革不了解真相。大字报就像现在的网络言论一样自由，其中不可能全都是真相，全都字字是真理。 但是大多数大字报确实揭露了当时就已经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官僚们。这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地借助大字报运动打倒官僚阶级的原因。八十年代复辟的官僚阶级当然极端痛恨大字报，这确实侵犯了他们无法无天的专制的官权，也确实妨碍了他们违法乱纪、欺压良善的隐私。但他们还没胆量说大字报的揭发全是假的。 习近平这一代人确实比他们的父辈更有胆量，更无耻。他们居然敢假设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全是假的，全是谣言。然后以此为根据影射网络言论也是谣言，是针对政府和官员的假话。这个保护官僚资产阶级的目的不是太明显了嘛。这个保护一党专政，而不是保护老百姓人权的身段不是太巧妙了嘛。他们瞒天过海，然后再偷梁换柱的手法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习近平刚上台时假惺惺地说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实是记者听错了一个字；是把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关进笼子里。这样才能保障他们官僚资产阶级的江山。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0920FreeSpeech.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3年9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The Boundaries of Free Speech in China -- Wei Jingsheng Recently,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by the Communist leader Xi Jinp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Internet clean-up campaign. It has just begun, yet its scale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e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ere no cases when the police grabbed people and put them in jail. At that time, what they did was to use the guise of sophistry to cover up their unreasonableness, and the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being fully unreasonable. It was so shy to be unreasonable then, so they had to use the excuse of "people seize the bad guys and turn them in" to be lawless. It was not like now, where they break the law in the open. Xi Jinping's action of turning the clock back has received sudden attention not just within China, but even the world. Various foreign media have given him bad reviews, even including some media that are pretty pro-Communist. Why is this? Probably it could be described by the old Chinese proverb: "When the rabbits get killed, even the foxes are sad and scared." Besides a few hawks working fo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he media industry and others active in the media, have an instinctive antipathy against incrimination due to speech. Why this instinctive antipathy? We can put ourselves in their shoes as media persons or writers. When they cannot write articles or make comments on the Internet freely, when they have to examine their own words carefully and make sure their writings will not offend someone, even to result in jail time, would not they feel awkward? Would not they feel disgusted? How could people to write about truth? How could they write good articles? So these writers will instinctively dislike censorship, while these officials do it. This newly relaunched censorship movement by Xi Jinping i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in China. This is also the instinct of all authoritarian rulers, and is not just limited to a cultural tyranny movement. Looking back in history, we will find that not only the notorious dictators such as Mao Zedong and Adolf Hitler, but even bullies of small potatoes will find some grounds that look quite reasonable when they do evil. This time the cultural tyranny movement began with a cleansing of the Internet, even though the reasons seem to be reasonable. Since ancient tim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now, starting rumors have been the most sinister means, but also an evil act that the people hate most. However,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world are afraid of this "however". However, is this cleansing of Internet rumors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really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When we look at it closely, it just does not look so. To talk about "rumors", we know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has been making them for decades, without worrying that it could make the sky fall. Why doesn't the regime start its cleansing with these biggest and most evil rumors first, rather than charge som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guilty? To be more arrogant than Mao Zedong then, now the Communist regime also made "spreading the rumors" into a crime. The people who spread stories would think these "rumors" to be real, and do so just out of curiosity.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as: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it is not a crime." However, now, even these who do not know become criminals. Which kind of logic is this? This suppression of speech is much more severe than the sca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and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way of incriminated people of rumors by King Zhou You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n all the societ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re have been many laws and institutions to guard against rumors in an effort to stop them.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define what is rumor.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rumor" in Chinese was the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 spread among the folks. Some of this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 could be accurate, while others might not be. Some could be justified, while other might be baseless. Some could be harmful to the people, while others are trivial. If all the "rumors" could be used to punish, then people have to seal their mouths with tape. Many countries already have a lot of relevant laws, such as the laws regarding reputation infringement,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so on that are clearly defined to protect people's righ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e in most countrie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elebrities get relatively low degrees of prote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too close to the powerful and are the least likely to be violated, rather than the average person who is more likely to be easily violated. I remember one time that a group of reporters surrounded Dr. Henry Kissinger and me while we had conversations in a public place. While he was expelling these reporters, Dr. Kissinger said: "We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and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If you do not leave, I will sue you." There was also a similar event during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of Taiwan and me. These left me deep impressions about the officials' protection. However, the Internet rumor cleanup movement by Xi Jinping does not have the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peopl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urther, the Communist media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target of this movement is to punish any rumor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s. And the use of the charges was not for clearly defined offenses, but the vague concept of "rumors". By now we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n ulterior motive. It was not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s human rights. This is unmistakably protecting officials' rights while violating civil rights. The regime is quietly swapping the concept to mislead people that it is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to avoid the harm of malicious rumors. In fact it is clearly protecting the officials, and their illegal rights to avoid their corruptions being exposed. Th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d a ridiculous reason, saying that the Internet rumor is like the big post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tune made these big posters to be false. This is really cheating the middle aged and young generations of Chinese who did not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do not know the truth. The big posters back then were just as the free speech now on the Internet - it was impossible for all the writings with every word to tell the truth. But most of the posters at that time had indeed revealed corruption and lawlessness of bureaucrats. This was also the reason that Mao Zedong was able to overthrow the bureaucratic class successfully by the big poster movement. The bureaucratic class that was restored in the 1980's of course extremely hated these posters. That was because indeed the posters violated their lawless authoritarian official rights, and indeed violated their "privacy" of lawlessness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average people. They did not yet have the guts to say that the whistleblowers from these posters were all false. This generation of Xi Jinping does indeed have more guts and more shamelessness than their parents. They dare to assume that the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all false, all rumors. Then they used this assumption as a basis to alluding online speech as rumors and li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s. This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bureaucratic bourgeoisie is too obvious. The posture of protecting one-party dictatorship, instead of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is too clever. Their approach of deceiving first and then substitution could be rated as perfection. When Xi Jinping just took power, he hypocritically said that he would lock the power into a cage. I guess it was the reporters made it wrong: what he meant was to lock people's basic rights into a cage. Only this way, the Communist bureaucratic bourgeoisie is protected. To hear Mr. Wei Jingsheng's related commentary, please visit: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0920FreeSpeech.mp3 (Written and recorded on September 20, 2013. Broadcasted by Radio Free Asia.) ----------------------------------------------------------------- This is a message from WeiJingSheng.org The 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Coalition are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We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nd help in any means. We pledge solidarity to all who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on this planet. You are welcome to use or distribute this release. However, please credit with this foundation and its website at: www.weijingsheng.org Although we are unable to afford to pay royalty fees at this time, we are seeking your contribution as well. You may send your articles, comments and opinions to: H...@weijingsheng.org. Please remember, only in text files, not in attachments. For website issues and suggestions, you may contact our professional staff and web master at: webm...@Weijingsheng.org To find out more about us, please also visit our websites at: www.WeiJingSheng.org and www.ChinaLaborUnion.org for news and inform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Coalition and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movement as whole, especially our Chinese Labor Un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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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5, 2013, 6:36:33 AM9/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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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3 09:17 PM PDT   九岁的沈阳小屁孩夏健强，后来就不爱说话了。也不跟认识的小盆友玩。走在沈阳熙熙攘攘的大街，倘看到有一家三口走来，他会低下头。倘有记者给他拍照，他会转过脸去，说不想让小盆友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的爸爸。 他现在也许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轻易就可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而自卫，是这个国家自有皇帝以来就被允许的。我想告诉他，汉朝的皇帝跟人民约定了：伤人及盗，其时杀之，无罪。唐朝的皇帝也跟人民说好了的：窃及无故入户，笞四十，家主登时杀者，勿论。 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皇帝没有了，我们却分不清杀人和自卫。晴天朗朗，让人多哀伤。 九岁的夏健强在哀伤中长到了十岁。这个沈阳非法烧烤摊主的儿子，每天只闷头画画。我看过他的一些画，很有才华，但已从当初阳光纯真的《感恩的心》到后来崇尚武力的《大闹天宫》，画面也开始暗淡。对不起，我肯定多疑了，可法官大人，想必你也有孩子，想必希望孩子们尽量地画出这个国家的美好，而不是残暴。十岁的夏健强一定知道他爸为什么上街摆摊，一定知道他爸正是希望他画得更好，要多挣钱，才非法卖烧烤，才铤而挥刀……可想像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向两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城管挥刀而去，那情景，越决绝，越悲伤。所以法官大人，你不作为法官，我不作为写字者，我们同时作为一个父亲来担心，每当那孩子拿起画笔时，会不会想起那把刀。 就是父亲的社会问题，水果刀却成杀人刀。我看过死刑犯夏俊峰的简历，技校毕业第二年才找到工作，工作第四年就下岗，下岗八年发现卖烤串这个不错的生计，全家为月收入终于超过三千兴奋不已……多易满足的东北工人家庭。三千元，你我每逢堂会喝顿大酒，不止于此。可大街之上，却把他们杀到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我们都是看过城管追杀小贩的场景，城管大哥好似幻觉自己天兵附体，自南天门而下，那通掩杀，那份神武，那种先天而来的政治正确性，让他们忘了人性，忘了自己也是父亲，或迟早成为父亲。 所以我忍不住，就把这个标题取为"杀人者，父亲"。即使你们认为我这很没逻辑。 这一个违章摆摊的父亲，却是要努力养活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一个杀了人的父亲，却是为保住最后尊严才杀人的父亲。这个前技校生，后二级车工，再后的流窜摊贩，一切只是为了当好一个父亲，让儿子去画漂亮的画。而不是戴五道杠，看新闻联播、学习人民日报，摆出第六代核心领袖的架势去拍照。他从未想过让孩子当官，所做一切不过想让孩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辗转最后，竟至杀人。试想，一个小贩格杀当世两大城管之际，内心该多激愤。此时，可有专家为他辩护激情杀人？此时，羞愧的到底该是这名父亲，还是未能让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这条街、这座城、这国家。 我不把夏俊峰当成一个违章的小贩，我管他叫，一个父亲。这里对父亲是有歧义的，违法转移资产数亿，被称为父亲；少交规费五六百，叫不法小贩。将子女弄到国外名校读书的，被称为父亲；东躲西藏摆摊挣学费的，叫窝囊废。 法官大人，我们这些父亲，只是比更多数的那些父亲多读了些书，多学了一些蝇营狗苟，把上流和精英演得更像而已。我们发声勇猛，做事鸡贼，没一个敢像夏俊峰那样为保护家产和孩子挥刀杀人。可是得记住，这里有父亲手执燃烧瓶保卫孩子的婚房，有父亲为没医疗费的孩子去偷盗。我早年有一个邻居，姓兰，厂子里查夜时被小偷砍断手腕，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就残了，他痛苦之余，却忽然高兴，说：啊，反正再过几年就得退休，这算工伤一次性就可以赔我五万，以后儿子可做个小生意，退休后还是全工资，因祸得福啊……更多的年青男人都不敢去当父亲，他们是职场的全职儿子，银行的终生龟孙子，慢慢地爬啊爬，运气好的假以时日可坐在客厅里用水果刀削苹果，混得差的只得用水果刀削城管的身体。 我们的父亲，都那么不堪。出品了这么多不堪父亲的地方，有多少二百五条款。大家一直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的"管"，城管、交管、宿管、网管，你为什么总想着要管，而不是服务，你从城管变态到管城，你把人民当敌人，人民果真就会变成敌人。我还不明白的是，我们的长官总有股塑料味儿的审美情趣，他们喜欢整洁却肃杀的城市，而不是有趣而温暖的街区。他们常去巴黎旅游，却忘记香榭里舍大街两边都是露天酒吧。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却不知纽约自由女神下面就有一长排卖热狗的餐车。我们都喜欢美丽，可如果这美丽牺牲了普通人的生活，这美丽，该多邪恶。 写到这里，另一个父亲，辽阳市宏伟区的周晓明被城管围殴致死，老人倒在儿子怀里时，尿了一裤子。此时城管还低头问：你服不服？再叫就弄死你。这样让父亲到死都没有尊严的故事俯拾皆是。律师夏霖说这是地方团练，很神准。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人民是容易冲动的，出动警察是不太方便的，派出军队显得没人权的……所以城管就战无不胜地诞生。说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认识一散打队员，姓于，身高一米八三，手掌有常人两个那么厚。一夜跟队友在成都海鲜烧烤一条街正吃着，就来了城管踹摊。这些散打队员傲然说等会，没见正吃着吗……一黑瘦城管径直从面包车下来，一把又长又细的刀捅透其中一散打队员的胸……余者也瞬间被击溃。 散打队员们去报案，可遍查纪录不见有过城管出勤。他们找到我，我笑了：你们都干不过城管，丢中国功夫的脸，更别起诉，中国不是中东，中国城管不是突尼斯城管。 这么战无不胜的城管，却被夏俊峰秒杀，我心中有一丝诡异的快感。我并不确定这是否冤案，我也注意到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想想死去两名城管也有父亲，也为人子……是的，这说得很对，我同样为他俩的逝去感到无限悲伤，可正因如此，大家就得想想，如果一个制度总让父杀人子，子戗人父，父父子子杀来杀去，它就是一个很滥的制度，断子绝孙的制度。 百度上搜了一下社会新闻：山西运城有个青年，不过卖些大枣为生，却遭到有钱人盘剥和数十保镖围打，青年忍无可忍，怒杀之。他的名字叫，关羽。湖南有个青年不过卖些盐，被百般欺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拎了两把刀去杀了税务官员，抢了十几条枪。这个青年，叫贺龙。看到@胡适日记转发了更全的微博――大约同时代，一名男孩子因当地大户打死了他的伙伴，提着大刀抢了粮仓，他叫彭德怀。今年，一名小贩因不满城管的殴打，杀死了两名城管，而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结论是，如果你早生了70年，说不定也能当个元帅。 天下之事，油盐柴米。你让他们过不去，他们就不让你过得去。所以今天不跟法官谈法律，我跟你谈父亲，跟所有的父亲谈谈在中国当父亲的艰辛――不要让父亲，成为杀人者夏俊峰、崔英杰；不要让父亲成为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的武士刀客杨东明。我不知最高法院最后将在纸上进行怎样的判决，只想说，真正的判决并非纸上判决，而是内心，当棰落下，那声音，其实是内心在跳。 须知大街之上，多少杀人者。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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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3 12:16 PM PDT 
中秋长假刚过，中国经济就传来坏消息：不到3个月，钱荒又来了。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自9月6日以来，银行间拆借隔夜利率就一路攀升，到中秋节前 夕，已经从2.95％升至3.56％，而月利率则从4.48%飙升至5.91%。于是，当局已经决定对信贷经济刹车，尤其是房贷事实上已经全面停止。
http://business.sohu.com/20130923/n387024222.shtml 6月的钱荒，一半是货币 政策当局主动进行"压力测试"，看收紧银根后市场能否把利率稳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结果发现利率狂飙，经济有瞬时崩盘之虞。于是，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压倒了克强经济学对市场的迷信，当局决定以"定向"放松银根的办法，支持实体经济，稳住经济增长。这一次钱荒再起，说明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失败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地方政府看透了中央当局不敢放缓经济增速的底牌，于是再掀推高地价房价的高潮，于此同时，权势阶层已经普遍形成判断，中国经济，乃至中共政权大势 已去，于是大笔资金连最后再捞一把也顾不上，纷纷外逃。最有意思的是，对大量资金外逃，当局不仅不加阻止，反而畅通渠道，这自然加剧了国内资金的短缺。 这一回，"狼"真的要来了吗？种种迹象表明，确实如此。事实上，连当权者也在为此做准备了，刑拘王功权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未雨绸缪。甚至一些继续唱好中国经济的所谓专家，也是在为掩护权贵和资金外逃释放烟幕。 在 这个背景下，外媒"唱衰中国"也进一步升级。最新一期《FT周末杂志》英文版，借薄熙来被宣判之机，把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共还能生存多久"作为重头文章 的大标题。文章说，一位党校学者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中央党校举办了一个级别极高的内部研讨会，会上有高层人物直接了当地问党校学者："你们认为中共政权还 能坚持几年，一旦崩溃，你们有什么主意？" 这位不敢公开姓名的教授说，"老实讲，中国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 http://www.ft.com/cms/s/2/533a6374-1fdc-11e3-8861-00144feab7de.html#slide0 所有人都明白，只要经济繁荣还能持续下去，中共是不会垮台的。而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不看好中共政权，是因为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已经混不下去了。这一次中国经济为什么混不下去了？唱衰中国的人是否会再次遭到那些唱好中国经济的人嘲笑？ 要 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笔名"牛刀"的经济评论家值得格外关注。牛刀是何许人，网上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但多年来，此人对中共不顾后果，疯狂掠夺民脂民膏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坚持进行很专业的批评。博客点击总数已经接近一亿。最近一段时间，牛刀更以近乎每日一篇的频率，对中国经济的大势，进行高水平的分析，引起更多读者，也包括官方的关注。有些评论显然已经遭到"和谐"，看不到了。 本月16日牛刀发表的博文题目是"一线城市不跌80%就不是泡沫破灭"。这篇博文传播很广。牛刀在文中预言，"这一次危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前苏联的最大危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 实际上，苗头已经出现，目前还没有影响所有的人，因此在社会上还没有强烈的反应。那么，什么是苗头呢？其一，2013年一季度信贷增长68%，而GDP只 增长7.7%，这个数据说明，依赖投资在中国已经完全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潜藏在后面的危机是，银行烂帐坏账堆积如山，再多的信贷也不能用在实际项目上，只有这个潜藏的危机才会造成这种窘境；其二，2013年6月，美元微幅出逃新经济体国家，中国银行系统出现钱荒，可想而知，在美元大量出逃后会造成什么后 果，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刺破泡沫了。那么，什么是影响所有人的巨大危机呢？其一，人民币出现断崖式下跌，没有这个现象不能说明出现重大危机，因为本次危机是 滥发货币导致的，最后一定会影响到人民币走势出现逆转，从单边升值到狂跌，最后跌到什么程度谁都不知道。我在《货币狼烟》中建立的数据模型是人民币会跌倒 22元，而有的财经专栏作家说，兑美元会跌倒100元；其二，全国房价泡沫同时破灭，一线城市房价跌去80%以上，因为这是泡沫最大的城市，理所当然，在资金集中出逃时房价跌去更多，北京如果不跌去80%根本就不能称为是泡沫破灭。这才是经济危机。" http://m.blog.sina.com.cn/s/blog_48ea108c0102e4uu.html#page=6 当 然，还会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或者不愿相信牛刀的可怕预言。不过，当局悄悄删除牛刀的一些博文，以及发改委急忙与另外一位预言房价崩盘的金融专家国世平撇 清关系告诉我们，当局很怕老百姓相信他们的预言。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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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3 11:31 AM PDT
要了解中国，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一，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概念，历史只不过百多年。我们今天认识的中文，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产物，普通话也不是自古以来有之的事情。事实上，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产物，更是一个为了大一统而设计出来的政治产品。 作 为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定义也不断在变；一直由华北和黄河流域往南发展，到沿海一带就停了下来。往西和北就好像有度无形的屏障，而中国历史的其中一个大题 目，就是在中原居民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的互动。在历史长河中，西北游牧民族，不少最终都在地理上的中国定居。历世的统治者也意想不到，最终打开中国的门户的 所谓外族，竟然是从东边进攻。 有如史学家黄仁宇所提出，中国一直有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抗衡从西北游牧民族的进击；以国防作为大一统的理由，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此外，黄河泛滥也似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管治问题，集中资源对应天灾，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一直以来可以维持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要运作一个集权的官僚系统和政治结构，需要极多的资源。中国，是一个少有可以在过去二千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向最基层人民徵税的国家。也在公元六百年前，已经有诸侯国透过垄断资源及个别行业图利，并以这些资源去支撑国防和庞大官僚的开支。 从 一定角度看，中国的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甚至到今天仍然见到这个文化一直延续，没有中断过。但除了经济官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宏观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 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有时候，地方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质上自主经济政策；有时候则强干弱枝，财政统一归中央。 通常，中央越是强大，经济官僚的势力也越庞大，国家也越是封闭。当地方势大，不但只对外更倾向开放，各种货流人流也更频繁。 现 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甚么？人口结构问题，很多人都知。另外，地方意识日渐强大跟中央的利益也出现了矛盾。当年邓小平「让一小部份人富起来」的政策，就是让 地方有更大的自主，那时也是人口流动的频繁的时候。在过去十多年，政治上又再走集权路线，除了国进民退，北京也对地方的经济方针多加干预，似乎这是中国历 史的主调，到今天仍然是一样。 一方面是集权中央，另一方面是地方意识兴起，我忽然妙想天开地觉得，过去几年越来越多人要求开放户籍制度， 其实也是一个自然的调节。毕竟，当各地人口又再出现一次大融和，在未来的一代人的时间，理论上可以缓和地方意识的兴起。不过，这个趋势也有另一个可能，就 是现在才开放人口流动已经太迟，不同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和外人遇上，结果不是融和而是矛盾和冲突。 原则上，有自由总胜过没有自由，各方继续画地自限，只会令矛盾和冲突更明显激烈。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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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3 11:20 AM PDT  把薄熙來的事情搞定後，中國的下一個重頭戲就是18屆三中全會。 在中國，有關這次三中全會的消息，媒體的版本不一。不同之處在於三中全會將要推出 的所謂自由貿易區的數量與地點：有版本說自貿區的數量為三，分別是上海、廣州和深圳，也有上海、福建（某地）與廣東（某地）說；另有版本說數量為二，分別 是上海和廣東（某地），當然，也有上海和福建（某地）一說。而原始版本的數量只有一個，那就是李克強已經明確表明的上海自貿區。因此，無論如何，中央要在 三中全會上推出以自貿區為龍頭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當非子虛烏有之事。難怪中國媒體頂著造謠和傳謠的風險，為自貿區的誕生大造其勢呢！ 不 過，從李克強今年3月在中共兩會上剛剛宣示的以「城鎮化」為重心的經濟政策，轉變到11月18屆三中全會的以自貿區為龍頭的經濟發展路徑，八個月之內的經 濟政策的變幅也著實令人瞠目。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此等跨度的政策搖擺，拋卻經濟政策變化背後的政治博弈不論，其變動本身在映射了城鎮化政策出台草率性的同 時，也給其替代品的自貿區政策的紮實性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城鎮化政策的短命，其要命之處其實不在經濟，而在政治。以中國現有的政治格局，城鎮化無疑將把最近十幾年來的土地財政放大到極致。從現象上看，正是這個土地財政，造成了強拆強奪、民怨沸騰、訪民洶湧，以及腐敗盛行、寅吃卯糧、債台高築……毫無疑問，在政治格局不可更動的剛性約束下，城鎮化政策將以更快的速度為中國累積起填埋葬坑的沙土。因此，在城鎮化問題上，李克強的知難而退， 除了說明新政府急於出牌而導致的草率之外，卻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折射了中央當局的靈活性。 然而，問題在於，作為城鎮化政策替代品的自貿區政策，能否如願拉動中國經濟新一輪的增長，並在增長的同時，使愈益扭曲的經濟結構趨至正常呢？ 從 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自貿區政策帶動中國經濟實現新一輪增長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單以此一角度，城鎮化政策帶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又何須懷疑呢？實際 上，中國經濟在30餘年的高速增長期間，動力始終不缺，經濟能否增長已經不是問題。這就是說，從動力上講，自貿區政策和城鎮化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並無 大的區別。 只不過，由於中國土地的公有屬性決定了土地處置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城鎮化無疑將強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並在現有 權力狀態的催化下，加深政府的腐敗程度。反過來，從表面上看，自貿區政策為參與的主體搭起了一個自由的框架，但是，誰來畫定自由的界限，誰來享受這些自 由，卻絕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顯然，在現有的政治結構中，自貿區政策將幾無懸念地成為近水樓台者的一場盛筵——一如過去30餘年的雙軌制催 肥了眾多弄權者一樣。不錯，自貿區政策的誕生是以發展私營經濟、給私營經濟以國民待遇和與國企相同的發展環境為招牌，但是，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不也是 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為號召嗎？ 有謠言說，金融界某太子黨已經在擬定的上海自貿區中成立了私人金融機構籌備處，就等自貿區政策落定的東風。這個謠言，用來作為中國現時政經格局下的自貿區政策的註腳，再合適不過。 (作者為中國政治觀察人士) —— 世界新聞網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6, 2013, 6:13:56 AM9/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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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12:36 AM PDT  继开来嫂被"死缓"之后，熙来哥也被"无期"了，夫妻双双入住秦城宾馆（别名"秦城干休所"，与他们当初的打手兼面首，如今的仇敌加死敌王立军同志比邻而居。笔者曾经在本专栏的《薄熙来的下场可能比刘志军还要更好一点》一文中依照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预料到了因为薄熙来的演技要远远胜过陈良宇，所以与当年的"陈秀"相比，如今的"薄秀"肯定是剧情更为复杂，台词也更加冗长；同时也预测到了虽然薄熙来的被起诉书中不但强调了他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贪污数额巨大"，而且还用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字样，但因为当年最终只是被"数罪并罚"了十八年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志的被陈诉书中同样也有与薄熙来同样的被起诉书中几乎是原文照抄的耸动内容："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数罪并罚"云云。但相比于陈良宇，薄熙来毕竟还多了一项贪污罪，所以待"薄秀"被"公演"之后宣布的薄熙来的贪污和受贿总额肯定是比陈良宇的大，比刘志军的小，所以薄熙来更大的可能是刑期在陈良宇和刘志军之间，即无期徒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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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12:25 AM PDT 
吴稼祥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江迅采访时谈到，习近平近期释放部分左倾政治信号，是一种假动作，他不可能违逆父亲习仲勋的改革思想，父子一致是中国的传统。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吴稼祥以邓力群和他儿子邓英淘的关系为例，证明太子党都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他说老邓向左转，上大学期间一直活跃的小邓从此哑炮了。这个例子其实难以证明习近平和习仲勋的父子关系，因为邓英淘后来提出的"卷旗不缴枪"和父亲的政治理念，并无二致，谈不上背叛。"卷旗不缴枪"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在太子党中很有影响力，刘源等人就很买这个账。其基本意思是，无论中共改什么，根本信仰不能改，一党执政不能变，红色江山不能倒。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提到，"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这种说法和"卷旗不缴枪"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邓力群相比，习仲勋在政治理念和思想谱系上，处于不同的两端。如果说邓力群"左"，习仲勋就是"右"。而习仲勋的"右"正是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所不能容忍的。据高新披露，1985年，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党内左派向邓小平汇集胡耀邦黑材料时，曾特别引述习仲勋在书记处讨论学潮和自由化问题的讲话，指习仲勋有时甚至比胡耀邦还右；习曾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主导过立法工作，和胡耀邦讨论是否允许人大系统设立独立监察机构，胡耀邦下台后，习仲勋曾托杨尚昆就这个问题的可行性试探邓小平的口风，邓小平很不高兴地问杨尚昆，习仲勋提这种问题是政治天真还是别有用心？ 这两个例子证明，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上，习仲勋因"政治天真"没有和党保持一致，因此后来被邓小平早早地褫夺了他在党内的实权地位。习近平会不会重蹈父亲"政治天真"的覆辙呢？在父亲的理念和党的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孝子习近平，是遵循"父子一致的中国传统"，遵从改革派父亲及其政治理念呢，还是坚持共产党信仰，恪守"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使命？ 李光耀对习近平的观察，可能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2007年，李会见习近平之后称赞说，习"有强大的感情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现在看来，父亲习仲勋的遭遇，并没有影响习近平对共产党和造成这种遭遇的共产党领导人及体制的"判断"。毛泽东曾以他的独断专行，让习家受尽苦难，父亲还差点丧命，但他仍然不能否定毛泽东，因为否定毛，就是否定党。 效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确保父辈打下的江山，永远掌握在他们手里，这就是红二代的共产党DNA。共产党DNA，在红二代中普遍存在，而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过认真反思的红二代，则凤毛麟角。正是因为这个共产党DNA，尽管父亲刘少奇被毛泽东打为"叛徒、内奸、工贼"，匿名惨死在不明之地，刘源和母亲王光美仍愿意继续作"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是因为这个共产党DNA，薄熙来称，他还是要照毛泽东的方法行事，尽管父亲薄一波在文革时被毛泽东打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冷宫。 从"父子一致的传统"看，很多人都想不通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像刘源、薄熙来和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父亲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经历了那么多惨痛的变故，依然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关于这一点，李伟东和姚监复有类似的回答。他们说，毛泽东是红二代共同的教父，既是精神教父，又是真正的衣食父母；父母给他们肉体生命，党和毛泽东给他们政治生命，而对他们来说，政治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地位和共产党的存在也是分不开的。 这些红二代，首先是"红旗下的蛋"，是党的儿子，然后才是父亲的儿子。当父亲与党有冲突时，共产党DNA使他们忠孝不能两全。保江山、保政权是他们的共同历史使命，如今这一使命落在习近平身上。习近平在孝顺父亲还是效忠党的问题上，其实没有选择。红二代已经替他作了选择，扶他上台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系已经替他作了选择。习近平如果走父亲的路，就是和整个红二代作对，也是和扶他上台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系作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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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3 11:45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9月25日】今年九月十九日即中秋节，胡少安打来电话告知张显扬于昨日夜间因心脏病突发不治去世，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从大约一年前发病，医生宣称病情严重，后又转危为安，回家疗养，大家都以为他至少能再活五年、十年，不料病情恶化逆转，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我和显扬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五月到太阳城疗养院；最后通话在半个月前。史义军、滕彪给我送来显扬的新著《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我在收到书后，曾与他通电话，讨论了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提法等问题，当时绝不会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我和显扬是从七十年代末认识的。我们都参加了1979年的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时他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们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这样就熟悉了。张显扬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非常富有思辨精神，再加上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因此他在破除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理论贡献。1988年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成立了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我被推任所长，张显扬做了兼职研究员，可惜我们合作的时间不长。由于我同曹思源于1989年3月27日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了一个宪法修改座谈会，北京市委决定我们这个所撤销。这件事更证实了当时人们口中流传的一种说法：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开幕式上说，改革需要一批勇敢的闯将，而我们这些人后来却一个个中箭落马，失去了党籍和公职。张显扬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于1987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被开除党籍。我因在香港《镜报》发表文章，在1986年经上级批示免去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清除出党。我和张显扬都成为体制外的另类人物了。
显扬为人诚恳，率直，常好仗义执言，打抱不平。2005年1月，我在滞留美国十一年之后返国，他马上约了几个朋友来看我。在我八十寿宴上，他第一个发言为我辩诬，因为当时有人对我能自由返国无端生疑（好像我做了什么交易），知我甚深的显扬郑重宣称：“浩成是堂堂正正地出去，堂堂正正地回来！”胡绩伟当场也发表讲话，欢迎他在八十年代的战友胜利归来。他们那些亲切真挚的谈话，都给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显扬聪颖、勤奋、好学不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卓有成就，我时常就这方面问题如唯物史观等向他求教。现在有些不学无术的人占据了学术研究领导者的宝座，满口马列毛，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显扬这位天才的学者受到种种打压，未能一展其才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痛惜和遗憾！安息吧，显扬！祝你在天国安静地长眠，我们在有生之年会继续努力下去。
2013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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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7, 2013, 6:03:03 AM9/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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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08:08 AM PDT
图：钱钢 中共正宣传贯彻习近平"8.19"讲话。一个刺目的关键词――"舆论斗争"，在媒体上升温。有媒体甚至用"正面宣传，舆论斗争"八字概括习的讲话。这是危险信号。它的出现也存疑点。 最初官方报道没有"舆论斗争" 笔者检索了一个月来中国传媒上对学习贯彻习近平讲话的报道，发现奇怪现象。 习近平的讲话，8月20日晚由新华社首发。中共对领导人讲话的报道，有极严格审定程序。报道"8.19"讲话的电讯，决非新华社自己可以签发，而只能由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乃至更高领导拍板。 笔者当时从电视收看这条新闻的印象，似较温和，这和后来的杀气腾腾调子不同。当时报道的大标题是"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好"。导语是"他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重看全文，发现和后来报道最大的区别，是没有"舆论斗争"一语。 这当然不是疏漏。自8月21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8篇评论员文章，论学习"8.19"讲话精神。人民日报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规格极高（仅次于社论），这个系列评论具权威性，然而8篇文章均未使用"舆论斗争"的提法。还有 8月23日人民网发布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5个标题，14则提要，都无"舆论斗争"。这样的"解读"，当然也不可能随意拟定。 "舆论斗争"是怎样升温的？ 虽然作为"规定动作"的上述报道未含"舆论斗争"，但早在8月2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就发出学习贯彻"8.19讲话"的通知，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解放军报8月22日）。8月23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传达习近平讲话，也提出"一手抓思想引导，一手抓舆论斗争"（中国青年报8月26日）。 与同时段人民日报、人民网的调子不同，环球时报8月24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此文似暗指有人回避"舆论斗争"，但刊出不久就遭反驳。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8月27日在腾讯网撰文《"舆论斗争"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字眼》，认为"用'舆论斗争'描述当下的思想交锋，让人恍若隔世。"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民日报编委会"的学习"8.19"讲话文章《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科学指南》（这种署名方式是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首次），文章提出"有效引导舆论、积极开展舆论斗争"。让人不安的字眼，在人民日报阐述"8.19"讲话的长文中出现了。 此类长文接踵而至。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该文的观点"理直气壮正面宣传，旗帜鲜明舆论斗争"成为一些网站转载时的标题。9月16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发表《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他在强调"对敌对势力开展舆论斗争不能丝毫松懈"的同时，就"党性、人民性"问题，重申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对该报老社长胡绩伟的批判。文章发表之日，恰是胡绩伟逝世周年忌日。 人民日报上，1980年始有"舆论斗争"一语。从1980年到 今年"8.19"，33年，总共只在全文中出现23次，且几乎全部用于"国际舆论斗争"、"反邪教"舆论斗争，仅有一篇短文，所用的语义与当今相同。而今年"8.19"后，一个月内，"舆论斗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出现了4次，其语义，完全针对国内思想领域。 这波舆论潮中，必须提到北京日报9月2日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是"舆论斗争"的同义语。此文一出，"亮剑"之声四起。 9月4日，解放军报发文：《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动权》。9月6日法制日报报道，中央政法委提出"敢于舆论斗争"。9月10日起，新华网、人民网陆续刊发31位省级宣传部长学习"8.19"讲话的体会。这31位部长，至少有16位使用了"舆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提法。其中措辞最为激烈的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尹汉宁。他在求是杂志称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是"美丽的谎言"。 官员们纷纷表态，要强起来，不要"爱惜羽毛"，不当"开明绅士"。"8.19"后的一个月内，各省（自治区）的书记，至少有5位，或公开讲话，或主持会议，表态支持"舆论斗争"，包括张春贤（新疆）、袁纯清（山西）、王三运（甘肃）、骆惠宁（青海）、王儒林（吉林）。一些中央机关部门领导也群起发声。 笔者9月5日曾在联合早报撰文《"宪政"依然生死未卜》，指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尚未批宪政，现在他们的批判开始了。除了前面引述的湖北宣传部长在求是杂志的文章，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政治定力》一文，也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统统归入"要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 。 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四总部抓基层协调会，会议主题是落实习近平指示、将强军目标落实到基层。但许其亮讲话引人注目地指示"要积极抢占网络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筑牢防范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防线"。9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像朝鲜战争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 高压态势超过江、胡 "8.19"讲话一个月来，从最初官方正式解读回避"舆论斗争"，到"舆论斗争"杀到前台，再到军方"亮剑"，控制舆论的高压态势已十分清楚。笔者通过"慧科搜索"，发现关键词"舆论斗争 or意识形态斗争 or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这一个月中国媒体上的使用量，接近中共18大后至"8.19"之前8个多月的总量（前者为56，后者为64）。 中共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不多见。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1994年1月召开过一次（另有1996年10月14届6中全会，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胡锦涛任内，2003年12月和2008年1月各开过一次。可以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是最高领导人宣示舆论工作总方针的契机。 笔者检视了江、胡在上述会议的讲话。江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导向"。江曾就"反西化、分化"等，说过许多狠话。但1994年初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值14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紧跟邓小平改革理论，号召"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还提出"群众??在改革中由于利益关系调整而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需要疏导和解决"。这个讲话不算强硬，看得出邓小平当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指示对他的制约。江执政时，确定了融入国际的大方向，若非他当年决策发展互联网，中国互联网不会有后来的爆炸性增长。 胡锦涛时期，舆论工作的核心口号是"舆论引导"。16大后，2003年12月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号召创新，"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帮助人"。在他第一个任期，中共强调"三贴近"即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17大后，2008年1月的讲话，他提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还呼吁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这年6月20日，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胡的"舆论引导"与江的"舆论导向"有微妙不同。"舆论导向"明言严控，而"舆论引导"则试图以柔性手段掌握话语权。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社交媒体，迅猛发展。 江、胡无疑都坚持"党管媒体"，他们在任时期，媒体之灾屡见不鲜。不过他们提出的方针，至少有包装，顾及国际观瞻，未轻言"斗争"，他们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未成为反右宣言书。 习近平上任之初，看到他轻车简从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看到对中央领导的报道和会议报道一度少了些可憎面目，人们以为政改就在眼前。但事与愿违，"舆论斗争"来了。 事实上，公众至今都未见过"8.19"讲话全文。单看党媒最初的报道和解读，习的讲话与江、胡大同小异。报道中引述他所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并不能直接转述为"舆论斗争"。然而，从军委副主席、团中央书记的传达到各省的表态，联系到"8.19"之后对互联网和公民运动活跃人物的严打，可以相信，继"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之后，"舆论斗争"已成为当前中共的舆论控制总方针。"舆论斗争"的剑锋，已从过去主要指向西方、邪教、民族分裂势力，扩大到指向国内知识界和普通网民。 这使本届中共领导的政治高压态势，有超过江、胡时期，并有冲击经济工作（特别是18届3中全会将启动的经济改革）这个"中心"，使中国政治重蹈毛时代覆辙的危险。不知中共高层是否意识到，当他们信誓旦旦要反腐打虎的时候，"舆论斗争"却先期剿灭了大批武松，大大削弱了反腐的社会支持力量。 学者陈子明在德国之声撰文称："有人说，现在中国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很像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自由化'运动。我说，这个比喻不确切。我在一条微博中写道：清污、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在80年代底色上的斑点。最近层峰打通了前30年与后30年，官方就可以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了。"这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原载《联合早报》，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8, 2013, 6:12:50 AM9/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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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02:36 PM PDT
习近平借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整肃乃父所用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变通为“利用网络进行反党”，来扫荡言路，钳制异见，制造新的以言治罪，企图堵住老百姓的嘴巴，杜塞天下人对权贵集团的愤懑不满。
与近期大陆罕见的极端炎热天气相比，国内的政治气候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在中共高层公开表明反民主、反宪政、反对普世价值政治态度之后，并公然践踏法制、大肆抓捕因言获罪异见人士，几亿中国网民和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三十年来所未有过的政治寒流。济南那边装模作样地审着薄熙来，这边却把“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推而广之到了全中国，以“整肃谣言”为借口频频向要求民主自由的网民“亮剑”，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政治恐怖时代。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冤案
忆昔五十一年前的中共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年初“七千人大会”被迫作过检查心有不甘，又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形式、阶段、矛盾”的著名讲话，结果党内的中心问题又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转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上面。在8月26日到9月23日的预备会议上，又开始大批翻案风，小说《刘志丹》的反党事件也应运而生，有人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诬为“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于是，批判习仲勋成为会议上一个重要靶子。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反党小说《刘志丹》则成为他们的“反党纲领”。在9月24日会议上，毛主席正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上一个条子，毛主席就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毛泽东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这段最高指示也成为中共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把“尚方宝剑”。
这年9月27日，中共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自此被束缚于“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政治缧绁之中，开始了长达十多年年的痛苦生涯。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成为先后株连约六万人，致死上千人的现代文字狱。纵观习仲勋的一生，曾几次遭受党内“极左”路线的摧残与迫害。陕北肃反，险遭不测，几乎丧命；“习贾刘反党集团”，又蒙受了长达十六年的不白之冤与政治磨难。这样的政治经历，使得他对党内的“极左”势力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抵制。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了八十年代，重新复出的习仲勋在面临中共元老整肃胡耀邦和“八九”风波的两个重大历史关口，曾两次拍案怒起、挺身而出，所表现出的依旧是他那一以贯之的正直坦荡与仗义执言。
51年后习近平向网民“亮剑”
历史有它自身的吊诡悖论之处，半个世纪过后，谁都没想到的是，被毛泽东反复整肃的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却承继大统，荣登总书记宝座，成为另一个与毛泽东地位相埒的“九五之尊”。在中国，统治者讲究的是“屁股决定意识”，习近平也一样未能免俗，就是在被人称之为类似文革动员令“五一六通知”的“八一九”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毛左”的嘴脸不仅原形毕露，而且其杀气腾腾的凶相也显现无遗。据称，在刘云山会上向三十一省部级宣传部长发布向网络宣战的动员令时，习近平有一句恶狠狠地插话，在大陆流传甚广：“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今年年初因为“南周事件”闹得声名狼藉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更是紧随其后，首次提出“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斗争‘两个前沿’”，大有重提阶级斗争的意味；而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节目中，竟把政治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名字与蒋介石、美帝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不仅仅限于是网络，随着中共九号文件“七不讲”的逐步深入，整个大陆新闻界的严冬也来到了。
就在这次全国宣传会议上，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称作是党的一项仅次于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人分析，自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近三十年来，这还是首次有中共党魁把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提高到如此高度，也由此可见天天高唱“三个自信”的习近平，对共产党学说是如何的不自信，才如此要大动干戈地采取暴力手段来对付网上日渐增多的不同意见。此后，中宣部长刘奇葆高调表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两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显示中共将进一步严管意识形态。《北京日报》文章还杀气腾腾地说，要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论调，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一声令下后，全国各地公安警察，兴起钳制言路、滥抓无辜的浪潮，就连弱弱地问一声“某地发生命案了吗”的一个弱女子，都锒铛入狱。大陆网路一片风声鹤唳，这与当年毛泽东插了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后，中共大兴文字狱的政治气候，何其相似乃尔！稍为不同的是，前者是在中共高层，这次习近平却将重兵移师到了民间！
“习泽东” 倒行逆施、与民为敌
由此可见，尽管时光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中共领导人也从第一代换到了第五代，可这个政权剥夺公民自由、以言定谳的极权专制性质却一直未变。习近平要做“习泽东”，强迫十三亿中国人必须都入他中国梦的“彀中”这是普天下人都看得出来的。所以，他处处模仿当年毛泽东的一招一式，这也难怪他自小及大、所接受的也都是毛氏教育。毛泽东说夺取政权需要“二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习近平上任后于是先去掌控枪杆子，前大半年都一直在安抚与收买军方，等到“枪杆子”稳妥放心之后，又来炫弄“笔杆子”，这才有了“八一九”全国宣传会议。遗憾的是，这“习博士”的文化水平毕竟有限，很难和当年通晓古今、纵横捭阖的毛泽东相比，而中共理论库所贩卖的假货也早已告罄，很难自圆其说和以理服人，所以，习近平就借鉴五十一年前毛泽东整肃乃父所用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变通为“利用网络进行反党”，来扫荡言路，钳制异见，制造新的以言治罪，连他在此次会议上插话的政治现场，都像是历史的回放。不过前者是重提阶级斗争，是以中共起家的强势理论压人；而后者只能假借查处谣言，企图堵住老百姓的嘴巴，来杜塞天下人对权贵集团的愤懑不满。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政变记》一文中，开篇就谈到，一切巨大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马克思这样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再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既有的、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起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怯弱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的服装，说这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时而设法拉拢这阶级，时而又设法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设法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是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与它作对。”
这段话多么生动，多么形象，就像是在形容善于模仿秀的习近平一样。为了压制民意，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千秋大业，习近平眼下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据鲍彤老人文章披露，习仲勋生前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来容纳不同意见，这是多么具有现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可是习近平却把民间不同意见视为危及党国利益的洪水猛兽，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来加以防范，这种作为与其乃父生前的愿望，真可谓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可以想象，习仲勋九泉之下倘若有灵，得知有子不肖如此，焉能不为之伤怀，为之恸哭？！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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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12: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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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3 12:48 PM PDT 
近一个月来，薄熙来为维护自己优秀共产党形象的法庭翻供秀和梦鸽力争把自己儿子的轮奸犯身份改换为嫖客地位的庭外伸冤秀通过电视、网络和平面媒体让中国老百姓过足了戏瘾。中国人观戏大都习惯于无论剧情是多么的冗长和曲折跌宕以及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复杂和令人匪夷所思，大戏的结尾总要以"大团圆"的形式体现，如今薄熙来和梦鸽的"真人秀"却是分别以本人的无期徒刑和儿子的十年刑期为"剧终"，薄戏的结尾定格画面是男主角虽仍身着政治局会议的制式夏装但却是双手戴铐并因此而双眼泛泪，梦剧的最后一幕是宣称"文明执法"的法警们对梦/天母子的热情吻别或虎视眈眈或羞于一看......
笔者在本文里把熙来哥和梦鸽归类到一起，首先的原因当然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红歌"情缘。 如今一提起梦鸽，中国大陆的"戏迷"们都已经习惯称她为"李天一他妈"或"轮奸犯他娘"。因为李天一这次犯事儿的刑事处理过程正好与薄熙来的被"移交司法"过程在时间上基本重合，于是好热闹的外界媒体立刻总结出了薄熙来与天一他爹李双江的"十大共同之处"，包括都是共产党高干且都有过两段婚姻，前妻和与前妻所生儿子都是被无情抛弃，两人的现妻都是小三上位，两人都是因"红歌"而"红"但也是因"红歌"而被世人唾弃......
事后有曾经亲临此"唱红"现场的重庆市委官员透露说，薄熙来与李双江夫妇在舞台上"亲切交谈"时李双江动情地表示：老百姓都喜欢称我为"红歌王"，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名符其实，我唱了一辈子红色革命歌曲，今后不但永远是中国人民永不退色的"红歌王"，也永远是熙来书记的"红歌手"。 这位重庆市委官员评论说，在此之前，我们重庆市委的人私下都在议论薄书记十八大上会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就象李长春一样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口，但当场听了李双江那番表态之后，开始对外界传闻的薄熙来欲取代（当时的）党内王储习近平的说法感觉真有那么回事了。因为从总政系统下来的李双江耳目通天，他对薄熙来说的那番话象是在对党的最高领袖表忠心。 说到薄熙来与习近平，笔者一直坚持强调至少是在王立军出走导致薄夫人恶性杀人案东窗事发且再无法掩盖之时，薄熙来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仍然还是"革命战友"而不是权争对手，是基于有白纸黑字的中共自己的公开报道为依据。梦鸽携夫到重庆为薄熙来钻台之过十天，薄熙来即陪同习近平在重庆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当时的中共官媒将重庆日报的报道内容冠以《习近平肯定"唱红打黑"》的醒目标题，具体引述报道内容说：在习近平观看的一个半小时里，重庆学校、社区、机关的干部群众唱红歌、诵经典、讲故事，精彩纷呈。习近平等还走上舞台，与大家合唱《歌唱祖国》。在市规划展览馆，习近平参观了"唱读讲传"活动成果展，他语气坚定地说："'唱读讲传'活动，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也是生动的群众工作。重庆'唱读讲传'深入人心，值得称赞。今后要进一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笔者在此特别提醒读者和听众们注意习近平高度评价薄熙来发动"唱红"的这段话中的"深得人心，值得称赞"八个字。 当时的习近平由薄熙来全程陪同滞留重庆三天时间，最后一天是听取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习近平对到场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处以上干部们表态说：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很多经验具有示范意义。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习近平的这番表态再加上新华网上以《习近平肯定"唱红打黑"》的标题显示，并迅速获得大陆各大网络媒体转载，当时曾被外界媒体认定为"从而成为中共宣传体系力推'重庆模式'的最新体现"。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媒体一度推测其领导下的重庆市委和市府的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干部都会因此而受到严重政治牵连，轻则外调，重则丢官，但日后的事实却是曾公开阿谀薄熙来，称自己和薄书记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的黄其帆不但没有丢官，而且还在十八大上荣升中央委员，薄熙来时代被香港和美国的媚共亲薄媒体冠之为"重庆市委美女副书记"的张轩不但在十八大上被安排继任中央候补委员，而且还在十八大之后被晋级为正省部级待遇的重庆市人大主任，曾经是被薄熙来从国务院商务部推荐至重庆出任纪检委书记的徐敬业不但也能够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唯薄熙来马首是瞻之后继续保留官位，且在薄熙来被宣布由中纪委转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同时又被宣布晋升至正省部级的重庆市政协主席。基本上，所有薄熙来在位重庆时对他忠习耿耿但又在薄谷开来杀人案上未获牵连者，没有一个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而政治上走了背字儿。原因为何？与笔者过去文章中所分析过的定罪薄熙来绝不能牵扯他在重庆的"打黑唱红"之恶行源出同理，无论是否定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路线还是组织路线，都等于是否定了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王立军出走导致夫人杀人案败露之后居然还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向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叫板，徐明等人在王立军出走一度闻风出逃而后又因为相信薄熙来会被"平安降落"的"来自薄家的可靠信息"而主动回到内地没想到却是"自投罗网"的最主要原因，无论是当时的薄熙来家人还是徐明等政经马仔，一时间都曾坚信薄熙来安慰他们的话"天塌下来常委里的近平和永康书记顶着呢"，均没有预料到孟建柱在此关键时刻向全国全党政法干部及时发出训令"坚决服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指挥"，更没有预料到习近平居然只对前往府上说情的薄熙成说了一句"事已到此，我就爱莫能助了"，从此便在薄熙来问题上顺从了胡锦涛。 与薄熙来一度寄希望于习近平一样，李天一轮奸罪案发后，轮奸犯他娘和他爹也曾寄希望于习近平。早在二零零七年秋中共十七大上确立了彭丽媛的"备位国母"之地位之后，梦鸽就在自己赖以衣食的军、地演艺界里逢人便说"丽媛和我都习惯把天一他爸爸叫李老师"。但李天一这次犯案之后，梦鸽不但几次求见彭丽媛未果，据说还被总政领导人当面警告不许再把彭丽媛和名字和他们夫妇"硬扯"在一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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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9, 2013, 6:26:22 AM9/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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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3 08:33 PM PDT
9月20日中国城乡的中秋佳节刚刚过去。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市，中德两国的文学工作者、艺术家聚首一堂，共同探讨文学艺术和社会人生的关系，文艺的自由和政治专制的关系。对话的题目是“迷失的声音：与中国的另类对话”（Ungehoert: China im kritischen Dialog）。本次艺术节是由德国世界艺术学院和科隆文学屋共同举办的。
中国著名网络亿万粉丝的偶像李承鹏与德国青年一代最受欢迎的博主罗特展开对话，探讨网络写作、审查制度、社交媒体的社会功能和对个人生活的触动。李承鹏认为，虽然现在中国当局全面收紧言论尺度，并搜捕一些网络言论人士，但是他仍然没有畏惧。
旅德作家廖亦武先生指出，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政治改革，让独裁走向民主。于是，曾因六四屠杀而制裁中共的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跟 刽子手做生意。近年来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可是在政治上依然是一具侏儒。中共当局掌控了军警、司法、新闻，利用一切资源环境土地财富为权贵服务。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步步进行严厉的打压。
德国艺术家胡斯梯雅克用德语朗诵了廖亦武小说中关于老厨师和川菜的对话描写，别开生面地从饮食文化的细节中揭发 出了社会人事的沧桑和环境的变迁。廖亦武认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他使用了后现代主义“垃圾拼图”的方法来描写中国的现状。廖亦武在艺术节上还表演了器乐独奏。 9月21日下午，艺术节继续展开对话。旅德作家周勍和成都作家冉云飞与前东德作家卡特琳・施密特从本身的角度探讨了“记忆文化”。东德女作家说，他的父亲婚前曾被共产党当局关押多年，可是父母从未向子女们提及。直到她高中毕业想申请到苏联去留学时，领导才告诉她，“你的父亲有问题，不能去留学”，她才恍然醒悟。当父亲哭诉坐牢经历时，忍不住失声痛哭。平日家人都回避痛苦的话题。两位来自中国的作家强调，回忆并说出痛苦的经历是百姓的权利，是构成历史的细节，只有拥有这些口述的史实，才能重构真实的信史。两位中国作家在国内不断地收集当时亲历者的口述和音像材料。他们认为专制政权要掩盖历史，让人民遗忘历史，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挖掘历史，记录历史，对抗遗忘。 另一场对话的原定中方对话者是中国媒体作家戴晴女士。可是由于中国当局的阻挠，戴晴无法跨越海关飞来赴会；另行邀请的中国青年行为艺术家李心沫女士出席了对话会议。德方的讲话人是女权主义畅销新书的作者克林葛勒。李心沫在幻灯中展示了她的艺术作品。一幅是看上去是由女性的经血涂绘的女性残图，面貌不清，浑身赤裸，肢体不全，形容枯槁，象征女性生活现状的本质。另一幅是一支黑星手枪直插女性阴道，象征着刚性冰冷的强权，从上到下压制着柔性湿软的弱者。还有一 幅是一片蓝藻污染的沟水中，掩映着一具被奸杀的青年女尸，象征着中国女性今天依然生活在备受压制的生存环境之中。她的讲话涉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话题， 二奶、计划生育、人口男女比例失调、性侵犯和潜规则，向德国听众解释了中国女权主义的现状。 最后一场对话由三位中国作家出席。旅英作家马建，中国网路作家野夫和诗坛新星青年女诗人李承恩。德国艺术家朗诵了野夫的散文，野夫介绍了自己涉及国共两党历 史的家史，以及外祖母在文化凋零的文革时代用乡音向他传授文学的趣事。德国女艺术家格罗特用德语朗诵了李承恩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环境和历史人物 （例如索尔仁尼琴）的思考。李承恩谈到了她对诗歌创作的认识：不是为了在官方刊物上的发表，而是一种心灵的表达。她蔑视潜规则，走出了自己迥异于传统的 “诗歌创作”的新路。德国艺术家朗诵了马建的新作《肉之土》的尾声一节。故事中的历史镜头穿越时空，让血腥的六四屠杀和当今的野蛮拆迁，血肉横飞，墙倒屋塌，交织成一片模糊的景象……。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文学比历史更真实。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主持了会议，出席对话活动的还有：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民阵副主席、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德国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达赖喇嘛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旅德新闻评论家长平，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民阵总部理事张健、德国台商会会长郭琛、中国民主党德国分部主席张思利等。德国之声电台对国内的来宾进行了现场采访。著名律师滕彪也在访欧途中赶来聆听中德文艺对话。还有一些留学生和在德国工作的中国同胞到会。讲话人和听众互动频繁，掌声热烈。 （德国 彭小明）2013 9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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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3 07:44 PM PDT
在人性和党性出现矛盾时，他坚定地在党性一边，在民众和党魁产生冲突时，他坚决维护党魁的权威，把民众的利益丢在一边。他的反腐“棺材论”更是被人诟病“棺材经济”—— 老百姓进了棺材，当官的升官发财。
朱镕基出书不避六四
八月九日，《朱鎔基上海讲话实录》面世，还在人民大会堂首发，高调宣传推介受到热捧，发行百万册，风头盖过同日发布的《江泽民画册》。《实录》有两篇朱镕基在六四期间的讲话，有香港报纸赞誉说，在中共竭力回避六四时，朱镕基敢于引出六四话题，甚为另类。隐退十年的朱镕基一时又成了新闻人人物。网民对他的评介也近乎两极，赞扬者称他为一代名相，批评者斥责他是伪君子。而且论者都拿得出各自的依据和理由，听起来也都站得住脚。
到底孰是孰非？只有纵观朱镕基的官场生涯，听其言观其行，透过现象看本质，庶几得出客观的结论。
六四中的矛盾言行
朱镕基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在六四屠城后的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北京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当时，人们把它解读为朱鎔基不赞同武力镇压的委婉说辞。他还说“上海乱的程度与北京不同，我们从未想过要动用军队，上海有五百零八万工人，还要军管干什么？”也被认为他“拒绝军队进上海”。他同时在电视讲话中向学运领袖许诺，只要保证停止活动就不会秋后算帐。
但上海六四后的红色恐怖却与朱镕基的许诺背道而驰。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早上，上海高校学生在京沪铁路光新路道口设立路障。六日晚上，“一六一”次火车在道口撞死六人，撞伤十几人，引发三万多人聚众围观。此刻，乔装成市民的公安便衣登上列车，用打火机点燃车上的邮包和窗帘，纵火焚烧了八节车厢。
抓到“暴民”“暴乱”证据后不到十天，六月十五日，上海市中级法院就判决三名所谓“纵火者”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名还是智障者。上海早于北京两天用法律的名义从重从快杀鸡儆猴。
因抗议六四屠杀而受刑的孙宝强在她的《上海女囚》中例证，她所知的六四“暴徒”都是无辜的：一名男子在六月五号杀了一条狗，他举着血淋淋的手对邻居说：“北京杀人了，北京杀人了，北京杀的不是狗而是人……”为此被判七年；一位女青年只因在光新路事发处“半敞衬衫，情绪激动，挥舞手臂，声音高吭”被判四年；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因放汽车轮胎的气被判二年；一位老年妇女因拿工具给学生被判五年；一个说话不利索的弱女子，在广场上发了几张传单给学生几个面包被判五年；还有不少被判十五年或无期的蒙冤受害者。
谁都知道，军队进不进上海不由市长定夺，朱镕基不过是奉命传旨，倒是如何善后六四，完全由市长决定。因此，许多上海市民不由困惑，不知如何评介朱镕基的言行不一。
为何受邓小平重用？
不管朱镕基的真意到底如何，他处理六四的效果两头落了好。下面的注意到朱镕基“同情六四”的讲话，上面的看到了他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从重从快”平息动乱。
六四后，邓小平因六四镇压在政治上失去民心，急于从经济改革中挽回影响，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僵化保守，在他们领导下经济改革停滞倒退，于是，看中了“懂经济”的朱镕基。九一年，朱镕基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资历担任副总理，两年后任第一副总理，再到九八年登上总理宝座，可谓连跳四级，成为文革后中共官场迁升的异例，再加他敏感的右派身份，堪称中共政坛的奇迹。
邓小平是从来不错用人的。赵紫阳比朱镕基还懂经济，该废黜就废黜，他毫不含糊；胡启立的能力远在江泽民之上，因反对镇压而被他踢下台；乔石水平也高于江泽民，只因投了弃权票，也决不重用。相反，江泽民因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上位，胡锦涛因镇压藏民抗议当接班人。
朱镕基虽说凭“懂经济”被邓小平委以大任，倘若他在六四中心慈手软没经受住考验，大概也碍难上位。
好夸海口不尽兑现
朱镕基从担任上海市长起，就以能言善辩会著称，演讲起来常获得满堂彩，其中约法三章的自律尤其受到赞誉。比如他自我“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尽管他根本没做到“不登报、不上电视”，但相比只会说大话套话的庸官，他还是得到无数好评。
在九八年上任总理的记着会上，朱镕基如法炮制信誓旦旦地夸口，“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言一出，全世界立即刮起了一股“朱镕基旋风”，外加他在六四时“反对武力镇压”的传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呼之欲出。
次年，天津警察逮捕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引发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上访，朱镕基出面接待，听取学员的意见后让天津放人，说明他不主张处理法轮功。但是，一旦江泽民决定镇压法轮功，朱镕基忘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立即无条件地紧跟转向，对无数法轮功学员惨遭迫害也视而不见。在海外遇到法轮功问题时，他蛮横地强调，“法轮功是害人的邪教，”中国政府为保护人民利益而采取法律措施。
九八年，朱镕基在一次反腐会上又慷慨激昂地矢言，“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此言掷地有声，感动了多少民众，振奋了多少人心。
也是九九年，厦门远华集团大规模走私案发，朱镕基接到匿名信时下令，“不管清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对不讲情面”。不料，专案组查下来发现案件涉及贾庆林，如果较起真了，江泽民也脱不了干系。他找到了“大老虎”却不敢打下去，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经济沙皇”的作为
本来，所谓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都是不谙中国政治运作的外国人的妄议。社会主义是党国体制，党魁是第一把交椅，朱镕基党内排名第三，与苏联的戈氏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倒是朱镕基的另一个美名“经济沙皇”还算名副其实。
朱镕基用集权手段改革计划经济，弄成赵紫阳所说的“一半是市场经济，一半是计划经济”的体系。“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让央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把中小企业廉价卖给管理者。“国营”变成了“国企”，老百姓全民的财产变成共产党的私产，工厂企业的党委书记变成了经理、老板，近半数三千多万国企员工被廉价买断工龄下岗，为“改革阵痛”买单。同时，朱镕基实行两税制，把稳定的税源全部归中央，增加中央的收入，又用市场化的名目推行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以此增加收费，甩掉包袱减少政府的支出。
以上种种，因没有政治改革配套，促发了制度性腐败，在他的任内，官员的腐败以空前的规模发展。经过胡温十年的延续，权贵资本主义更加巩固，特权阶层富可敌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朱镕基的反腐“棺材论”被人诟病“棺材经济”—— 老百姓进了棺材，当官的升官发财。
壮志未酬的背后
朱镕基在上海市长的任上办了一些实事，在市民中赢得了不少口碑。从他上任总理的豪言壮语中也可看出，他似乎也想干一番千秋功业。但五年任期届满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没有兑现承诺，朱镕基也自知，除了中国加入WTO这项业绩，他仍有壮志未酬之憾，下台谢幕时只得低调地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复上台时的如虹气势，不再成竹在胸雄视天下。善良的人以同情的心情理解他的无奈，认为在党国体制下，他的才干受江泽民和李鹏掣肘，在没有政改配套的情况下，他的跛足经济改革处处受钳制，他的宏愿在的腐朽的国家机器中无法运作。
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尚有敢捋龙须的彭德怀，在邓小平时代也有敢于抗命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与他们相比，朱镕基发挥的余地要大得多。可惜，朱镕基偏偏不效法彭、胡、赵，却以周恩来附庸毛泽东为榜样，无原则顺从江泽民，甘愿同流合污。
事实上，朱镕基一直在受双重误解。五七年被误划右派，八七年又因此被人为地添加“异议”色彩。他自己却一以贯之。一九八八年，是反思文革最深入的时候，他却在上海讲话中宣称“我是个孤儿，党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他不过是另一个曲啸。所以，在人性和党性出现矛盾时，他坚定地在党性一边，在民众和党魁产生冲突时，他坚决维护党魁的权威，把民众的利益丢在一边。至于提倡政治改革，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他的追求的目标。相反，当有外国记者问及中国的民主问题时，他傲慢地说，我在年轻就在争取民主了，言下之意，当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呢？搞了六十年“民主”仍坐在专制龙椅上的人说出这话，不是有诡辩的嘴皮，而是有不知羞耻的厚脸皮。
名相乎？伪君子乎？
朱镕基无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之志，唯十分在意自己的个人清名，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古训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他期望自己像包拯和海瑞进入历史的清官榜。
为此，朱镕基卸任后虽自诩颐养天年不问政事，行事却并不低调，他出版一系列讲话录，用以注解自己推行的政策。面对指责他当政的过失及后遗症，他还直接出面辩解。二0一一年四月，他借母校清华校庆与师生座谈，怒目敛容地用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作者在书中攻击分税制造成农民贫穷，是无知透顶！他还特别说明，“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吹捧呢”。此语充分显露了朱镕基对待民主势力的立场。
朱镕基的清官形象早已大打折扣。尽管他本人没有贪腐的记录，但他的儿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的女儿朱燕来是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都是金融界的大鳄。没有朱镕基的荫庇，他们能轻易获得如此高位？对此，有网民写打油诗给朱镕基画像——
横眉立目，演技一流。
棺材反腐，泪撒滩头。
云来燕来，肥得流油。
笔耕不辍，稿费何愁。
综上所述，有关朱镕基是一代名相还是伪君子的争议还将持续下去，也可以说结论早就有了，就是：倘若在民主国家，以朱镕基的资质和才干完全可能成为一代名相；但在一党独裁的中国，朱镕基既想坚守党性维护中共的绝对权威，又想在民众中树立自己的清名，他只能是一个左右逢源又左右为难的伪君子。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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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3 12:36 PM PDT
【原题：我的救中国速成法(:)】
现在看来中国的社会风气愈来愈坏， 靠中纪会抓贪污愈抓愈贪，等民主遥遥无期，所以我这里提出一个临时速成法。
1。 不能知恩不报，如果每个上海人每人捐一元钱，有一千万，在上海外滩建一个像美国民主女神那样的杨佳像，一来为了纪念他， 二来让警察一看到这个像就老老实实，不敢乱来， 这就成了我们中国的千秋大计，使中国的警察永远记住杨佳，一个中国的民族英雄。 如果这个像不让建在外滩，我们可以考虑建在别的地方，使它成为上海一景，游人来了都要去看看。如果不让建在上海，可以建在苏北，或者其它城市，如果不让建在中国，可以暂时立在美国洛杉矶，等以后中国政府想通了再移回去。 2。 要将杨佳改变上海警察风气的经验， 扩大到其它领域中去。 我看现在法官乱判人命的现象对中国人民的安全威胁太大，所以不妨选几个罪恶昭彰民愤最大的法官一下子杀掉， 这里的关键是要一下杀几个，不是杀一个，这样才能让法官以后老老实实，兢兢业业，这样法界的风气可望改好。 3。 在法界的风气好转后， 我们来解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老百姓受害最深的贪官问题，选几个民愤最大， 贪污数字最大的贪官家族，包括国内国外的， 一下杀掉，然后勒令其它贪官报告贪污数字，否则概杀无论。 这些人都怕死，要钱不如要命，所以不怕贪污在中国不大大减少。 当然这是一个速成法，有人说这太残酷， 但是比起共产党天天在折磨几亿中国人，死几个贪官实在是不算太残酷的， 另外比起用革命的方法去推翻共产党那样死的人，这简直是代价太小了。 当然我只是建议，诸位大侠比我聪明得多， 有比我好的方法尽管提出来，如果没有，也不要将我当靶子打(：)， 我的总精神是救中国靠共产党是不行的，必须老百姓自己动手， 杨佳的经验比所有的毛泽东理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理论，胡锦涛理论都有价值，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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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3 12:05 PM PDT
谷开来和夏俊峰都因为杀人而被法庭审判。谷开来从容不迫地、优雅地用毒药在重庆的一家豪华宾馆里谋杀了前商业伙伴；夏俊峰则是在被十来个城管一再殴打之后，在辽宁省会沈阳的一间戒备森严的拘留室里仓促和愤怒地用一把小刀刺向凶神恶煞的打手。
谷开来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意味著她在若干年后会走出监狱，重新开始她的优裕生活；而夏俊峰则在上周被执行了死刑，当夏俊峰的妻子想与临死前的夏俊峰照最后一张合影的时候，被监狱当局断然拒绝。 谷开来犯的是谋杀罪，而且是利用其丈夫薄熙来作为太子党和执政党最高机构的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利用其"家臣"兼"性伙伴"王立军的公安局长的"方便"所进行的有预谋的凶杀。夏俊峰犯的是杀人罪，官方否认他是在被殴打之后进行合法自卫而"过失杀人"，但是无法否认他是在被城管的暴力执法后愤怒反击。无论是按照中国的法律还是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谋杀罪是重于杀人罪的。但是犯谋杀罪的谷开来的获刑却轻于犯因为被殴打而愤怒杀人的夏俊峰。 不少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社会舆论中的大多数都在为夏俊峰的不平遭遇鸣不平。这不仅仅是这两个判决的时间相隔不远，具有明显的法律上的可比性；更是因为这两个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情理的判决所表现出的一个被两极化的中国社会。这个对比提醒人们：这个社会里不同阶级的成员面对著完全不同的待遇。这种不同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得不返身自问：你是谁？你是属于谷开来所属的那个享有政治、经济、教育、医疗、甚至法律的特权的精英阶级，还是属于夏俊峰所属的的那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力的社会底层阶级。 当然，谷开来和夏俊峰分属社会两个极端：一个处在精英阶层的最高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最低端。在这两者中间势必还有一些中间阶层，其中一些人的权利可能多于另一些人。但是如果我们用法律的观点来衡量，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始终有一些人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利，他们在社会中是极少数；而另一些人则连法律文字所承诺的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当他们得罪了当权者的时候，任何印有中国国徽的法律条文都无法保护他们，这类人在中国占绝大多数。 谷开来免死，因为她是属于中国执政集团眼中的"我们"。这个集团要坚决地维持他们的特权，而绝对不容许他们的特权遭受到任何的挑战。他们不愿意因为杀了一个谷开来而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也不向通过处死谷开来而坏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在他们眼里，这个规矩一坏，就意味著他们特权的丧失，就会搞得特权精英集团的成员心有不安。 夏俊峰必死，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在挑战中国统治者们的特权。那些在街头凶神恶煞的城管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其实并不属于谷开来所属的那个特权阶层，他们只不过是被那个阶层利用的工具而已。当他们在残暴地殴打为生活奔波的夏俊峰们的时候，他们的每一通拳脚所击打的都是他们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的兄弟姐妹。夏俊峰被处死，决不是执政者们为了保护那些在他们眼中一纹不值的"城管"，而是在维护现有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说到底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权。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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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30, 2013, 6:26:53 AM9/30/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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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Sep 2013 10:20 PM PDT
9月27日世界日報家園版上，刊出作家孫愷愉的文章「中央公園的安徒生」，說的是熱愛安徒生（1805-1875）童話的兒童及家長，籌款7萬5000美元，於1956年安徒生誕辰150周年時，在紐約中央公園豎立了一尊安徒生銅像，至今每周都有孩子在此舉行講故事活動。
由此想到安徒生對台海兩岸華人，特別是兒童的影響。周作人是第一個向中國讀者介紹安徒生童話的中國作家，時為1908年。稍後有劉半農、孫毓修、周瘦鵑、趙景深、鄭振鐸等作家，陸續向中國讀者推介安徒生及其作品。 在華人世界，安徒生的一些作品，如賣火柴的女孩、海的女兒（美人魚）、皇帝的新衣、醜小鴨等，台海兩岸家喻戶曉，100多年來影響著好幾代人。 安徒生作品中文譯本層出不窮，還有很多介紹他的文章，以及研究安徒生對中國文學影響的論文或著作。迄今安徒生童話在中國已有200多種選本，10多種全集。 中國過去不重視兒童文學，截至清季的中國文學作品中，鮮有專為兒童創作的小說詩歌。安徒生作品引入中國最大的意義是，促使中國作家重視兒童文學，並因此尊重兒童的人權，兒童應該享有專屬於自己的文學作品。安徒生「進入」中國之後，葉聖陶於上紀20年代發表了童話「稻草人」，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開山之作，稍後又有冰心的兒童散文「寄小讀者」。從那時到現在，中文兒童文學雖然仍迭遭詬病，但不可否認已有長足進步。 因為安徒生對華文文學暨華文兒童文學的巨大影響，2005年安徒生誕辰200周年時，港台大陸都有盛大慶祝活動。2010年上海世博時，美人魚銅像離開哥本哈根海港，遠渡重洋，來到黃浦江邊。 安徒生是丹麥人，丹麥是一個小國家，現在人口才500多萬。但安徒生童話已譯成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文字，成為全球一代又一代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文學食糧。藉著安徒生，丹麥的軟實力，或曰文化實力，200多年來可謂無遠弗屆。 一個國家的文化實力，有時不用宣揚，只需一位傑出兒童作家的作品，就會自然傳遍全球，不必花幾千萬美元在紐約時報廣場上的超大電視螢幕上作宣傳廣告，不必花數十億美元在世界各國設立什麼學院，那都是浪費民脂民膏。 安徒生也告訴我們，要讓世界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政府燒錢是徒勞的。 ——世界新聞網
附：中央公園的安徒生
孫愷愉
這個安徒生雕像的成本是七萬五千美元，一部分由丹麥和美國的學童貢獻，其餘的由丹麥裔美國婦女協會募款，慶祝安徒生誕生一百五十周年。安徒生從一九五六年起就一直在中央公園，像一道凝固成銅像的陽光，溫暖著每一個人。
夏天的時候，這裡每周都有講故事的活動。孩子們成群地湧向安徒生，聚集在他身邊聽童話。孩子們喜歡爬到雕像上面，最受歡迎的攀爬目標是安徒生手中的書頁和醜小鴨身上。
無論是晴是雨，是暖是冷，有沒有人來聽故事，安徒生都會坐在這裡。即使在這裡聽童話的孩子們都長大了，他也依然會坐在這裡。他和他的童話一樣，像天使一樣，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我每次經過中央公園，都會來看看安徒生和醜小鴨，看看安徒生的故事講到哪裡了，看看醜小鴨變成天鵝了沒有。我仿佛聽見醜小鴨提著嗓門說：「鴨子也很漂亮！幹麼非要變天鵝！」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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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Sep 2013 10:42 AM PDT
从薄案的发生、发展看，中共高层的内斗势难摆脱美国因素，说美国政府已经捏住了中共高层的罩门也不为过，这是研究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绝对不可忽略的因素。
薄案中的"美国因素"
这个月中国大陆最热门的话题，非"公审"薄熙来莫属。看热闹者、出谋献策者、调侃者、评点者层出不穷，笔者十分佩服各路好汉的雄文艳笔，也想凑个趣，分析几句。
此次薄案审理中，最有意思但也最少人提及的重点，恐怕是该案背后的美国因素。此话怎讲？依笔者之见，薄案的爆发，起因于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如果没有这个因素，根本不会有此后的谷开来案以及薄熙来案，也不会引发中国政坛大地震。可以说，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既是王立军的伤心地，也是薄、谷夫妇成为阶下囚的起点。
然而，直到今天，尽管王、谷、薄三案已经分别审毕，而且有心人士也已经从王立军在谷案与薄案的证词中看出前后破绽，得出海伍德被害主凶未必是谷开来的结论，但王立军在美领馆内究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交给美国人哪些重要材料还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从2012年2月6日王立军逃入美领馆迄今，虽然中国政坛风暴不断、势力大洗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美国人却老神在在，气定神闲地一旁观风景，不出一语。一个小小的美领馆就将中国政局搅得天翻地覆，实在值得深思。
关键证人薄瓜瓜在美去留？
据现在知道的有限资料，王立军在进入美领馆后提出政治庇护申请，领馆紧急报告北京大使馆后，骆家辉原本考虑给予庇护，但上报白宫却被否决，因为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正要访美，此次访问得到美方极大重视，白宫、尤其是副总统办公室坚持认为在习近平访美前，绝对不可因为王立军闯馆事件恶化两国气氛，让习近平尴尬，因此才通过特殊渠道通知中共高层，让北京保证王的安全，最后妥善解决此一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推测，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提供的资料，足以保证他得到政治庇护，只不过因为两国高层的政治原因，王立军才被迫走出美领馆。而这些保证王立军得到政治庇护的资料，远远不止海伍德被害案那么简单，应该还有更多的惊人内幕。这些材料现在仍然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中，成为随时可以引爆中共内斗的炸药，也是悬在北京高层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
从薄案的发展来看，一审判决后，无论判刑轻重，薄熙来上诉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其在美国的爱子薄瓜瓜的命运就掌握在美国手中。依现在公布的庭审记录看，薄瓜瓜在薄案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关键证人之一，检方必然要在二审中考虑薄瓜瓜的证人因素，很可能要求美方将薄瓜瓜遣送回国。在这个过程中，美方可以答应中方的要求，也可以拒绝，理由及法律依据都很容易找到。从这个角度看，薄案依然摆脱不掉美国因素。
传周永康家人已出走美国
薄案庭审记录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吸引笔者的眼球，就是薄王对质时，薄问王："你觉得你有能力负责在美国来保护瓜瓜，你有这个能力吗？"王的回答是："让我保护瓜瓜，这句话你基本上每周都说。"从薄王的对质中可以看出，薄瓜瓜在美国读书，其人身安全一直是薄谷夫妇关心的要事，因此希望王立军来负责，但其实薄熙来自己心里清楚，王并没有这个能力，当时要王负责，只不过自我安慰、聊胜于无而已。从现在中国官场的现状看，类似薄瓜瓜这样的中共高官权贵子弟在美国的极多，非但如此，亲友中在美国居留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大部分在美国掌控之中，有些特殊人物还受到特别保护。这些人其实与薄瓜瓜一样，其父辈们虽然可以在中国一手遮天，呼风唤雨，但根本无力保护他们在美国的安全，而一旦父辈们卷入政治漩涡，便立刻成为美国手中的筹码，要想得到美国的保护，就要看美国的脸色了。
据最新的消息，与薄熙來關係密切的周永康目前的日子很不好過，中共已经對其展开调查。周虽然贵为政治局常委，比薄熙来官位更高，但他并非太子党出身，其狐朋狗友与薄熙来的发小哥们不同，在高层没有深厚的根基，很容易树倒猢槂散，据说周的家人也已出走美国，很可能成为是又一类薄瓜瓜。
从薄案的发生、发展看，中共高层的内斗势难摆脱美国因素，说美国政府已经捏住了中共高层的罩门也不为过，这是研究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绝对不可忽略的因素。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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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Sep 2013 10:33 AM PDT
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無所作為，而習近平正緊緊把握時機。中國正如同當年的蘇聯，但今日的西方，已經沒有里根，也沒有撒切爾夫人……
奧巴馬不是里根
我在上一期《動向》雜誌撰文《向普世價值宣戰——中共大外宣"和平演變"美國》，講述二零零八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對西方民主社會開展"大外宣"的戰略決策，五年來已見成效，在美國，大外宣無所不在，而西方社會對此並無有效的抵禦與反擊，令人擔憂。本文我要講述的是：二零一二年，美國總統奧巴馬開始第二個任期開始之際，明確提出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給人以希望和鼓舞，但一年多過去了，"戰略轉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執掌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人們還能感覺到些許"戰略轉移"的態勢，希拉里辭職，約翰·克里接任，美國的亞洲戰略基本回到往常，"戰略轉移"無影無蹤了。
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使人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總統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戰"計畫，這項計畫埋葬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使里根成為美國自羅斯福以來最具遠見卓識最有政治魄力的偉大總統。當今的中國與當年的蘇聯有很多相似之處，其危機甚至比當年蘇聯更為嚴重：都存在積重難返的經濟問題，都面臨尖銳激烈的社會矛盾，都積累著平息不了的民憤民怨，都好像是一隻疲憊的駱駝和一堆澆滿汽油的乾柴，只要一根稻草壓下去或者一根火柴劃著，便勢成摧枯拉朽。歷史的機遇給了奧巴馬，如果奧巴馬因"戰略轉移"結束了中共的集權專制統治，中共僅有的四個社會主義小兄弟也必然跟著瓦解，為害人類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就此便結束了。於是奧巴馬有可能與里根比肩，成為美國的又一位偉大總統。
但奧巴馬不是里根。所以關注中國前途命運、關注中共大外宣肆虐西方侵蝕人類普世價值的人們，此時都會不約而同的想念和呼喚里根。
看不見奧巴馬有相應的新思維
如今看來，奧巴馬的"戰略轉移"與里根的"星球大戰"難以同日而語："星球大戰"有著周密的設計，有可操作的實施方案，有一萬億美元做資金保證，獲得國會兩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得到西方社會多數國家的政治領袖，尤其是像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那樣的偉大政治家的全力的支持和配合。里根總統從不在言語上更不在行動上討好蘇共，也從不隱瞞結束共產專制邪惡帝國的政治抱負，他在莫斯科大學對著一群蘇聯青年發表演講，說道："沒有什麼比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俄羅斯成為繁榮、自由和民主的國家更讓我歡心的事了。"而奧巴馬的"戰略轉移"，一年多來，人們看到的只是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增加了幾艘軍艦，部分駐歐洲部隊調防亞洲而已。面對朝鮮囂張的核挑釁，美國仍然一籌莫展，繼續求助於中國對朝鮮施加影響。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當然是針對共產極權專制
的中國而提出，但我們看不見奧巴馬有相應的新思維。美國面對中共對國內民主和維權運動的殘暴鎮壓，對外部資訊的蠻橫封鎖，一如既往視而不見。美國的領導人訪問中國，照例發表滿篇阿諛之詞的演講。要求美國領導人在與中共領導人會見時，說上幾句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話，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中共大外宣經費已達一百億美元並且繼續追加的情況下，美國不是在加強而是削弱對中國的宣傳，有人竟然提出取消"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而仿照當年對蘇聯東歐廣播的"自由歐洲電臺"建立的"自由亞洲電臺"微不足道的經費也遭削減。
如今的西方，都癡迷中國廉價的勞工和十四億人的龐大市場，美國的政、經、學界，逐利者日多，仗義者漸少。美國的大公司幾乎無一例外為與中國合作賺取利潤而放棄了道義原則，因此發生雅虎向中國政府出賣網上資料導致中國政治異議人被捕判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中國的網路防火牆使用的是美國公司提供的設備，以致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忍無可忍要向這些美國公司提出抗議。而美國的學界面對中國的利益誘惑自甘墮落也慘不忍睹，有著良好學術聲譽的紐約大學，為了與中國合作在上海辦大學，竟然驅趕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紐約大學不是極端的例子，更加不堪的美國高校比比皆是。美國的一些學術機構和中國問題專家，已放棄了對中共專制政權的戰略研究，進而接受中共提供的經費，去研究中共指定的課題。
如果里根仍在，如果撒切爾夫人仍在，我相信上述這些事情絕不至於發生。當一根稻草或一根火柴尚不知在何處的時候，中共政權仍然強大。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制約中共政權越來越力不從心。美國的"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可能是歷史給奧巴馬，也是給美國，給整個西方社會，完成終結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偉大使命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再過若干年，中共政權將反過來制約美國以致整個西方，就像我曾說過的，中共建政之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的預言已成泡影，現在是中共的大外宣在"和平演變"美國。
习近平正把握西方不作为的机会
人們總以為，民主自由必然戰勝極權專制，那指的是歷史長河奔流到人類大同的海洋之時，而在歷史長河的流淌過程中，出現曲折和倒退，極權專制戰勝了民主自由，人類社會出現了短暫甚或較長時期的黑暗，短則一個年代、兩個年代，長則半個世紀、一個世紀，也不無可能。試想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未經民主啟蒙處於愚蠻狀態的中國人，在仗持強大國家財力的中國共產黨驅使下，大規模向全世界進犯，世界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一部人中國人富起來也只不過十來年的光景，他們就已經到全世界的商場、酒店喧嘩，在羅浮宮前的水池裡洗腳，在埃及神廟的浮雕上刻字了。
歷史從來都是英雄或領袖創造而群眾只是追隨者，美國出了偉大總統里根、英國出了偉大首相撒切爾夫人，便一舉埋葬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中國出了一個習近平，他便可能把中國拖回毛澤東時代。我們在觀察習近平未來的走向時，清楚看到，他的"中國夢"是中共野心勃勃的"世界夢"，他正比他的前任更加強勢的運作中共的大外宣。確切的消息是：他已下達指示並作部署，要把"中國夢"納入大外宣之中。奧巴馬的美國"戰略重點向亞洲轉移"無所作為，而習近平正緊緊把握時機。習近平何嘗不知道中國正如同當年的蘇聯，但習近平的自信來自於，即使中國正如當年的蘇聯，但今日的西方，已經沒有里根，也沒有撒切爾夫人。
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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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今天将举行颁奖仪式：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Posted: 29 Sep 2013 10:08 AM PDT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27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29日下午1点30分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旧金山国父纪念馆 836 Stockton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8）隆重召开，届时将有“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专题研讨。本次颁奖典礼及专题研讨会同时邀请了一位是在海外长期研究关注国内公民运动和民主建设的资深民主运动前辈及一位是来自大陆的著名维权律师同时也是近几年国内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两位嘉宾将有专题演讲并和现场朋友一同互动讨论。敬请广大朋友届时参加。
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会19日举行记者会，宣布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这三人都是中国现代蓬勃发展的公民运动的开启者与推动者。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向记者们介绍了三位获奖人。 方政介绍目前仍在中国的监狱中服刑的谭作人时表示：谭作人是一位作家、教育工作者和环保人士，是中国民主和维权运动的参与者。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谭作人前往灾区调查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与死亡学生的人数，遭到当局的阻挠、逮捕和判刑，他的名字更广为人知。方政说：“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中，谭作人以教师的身份、文化人的担当、公民的责任，发起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的详细调查，写出了公民调查报告，是非常有意义的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问责，也由此揭开了近几年来中国公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序幕。” 介绍朱承志的时候，方政表示：朱承志原为一个小矿主，因受政府欺压而奋起维权，由维护自身的经济权益而走上关注整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朱承志是法院审判福建三网友、审判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的围观者和抗议者。方政说：“尤其是2012年，‘六四’铁汉李旺阳被中共迫害死亡，最早曝光真相的就是朱承志。李旺阳离奇死亡，让朱承志不能沉默。朱承志面对酷刑和很多压力，说就是把牢底坐穿，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 关于艾晓明女士，方政称赞她长期以慈母般的心怀，关注中国发生的每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艾晓明是一位退休教授。方政说：“就是这么一位学者、一位女性，多年来，用她的笔，用她的摄影机，记录了大量维权、案例，从艾滋病人到女性工作者，从乡村选举到暴力拆迁，艾晓明女士都亲身参与其中。在这么多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中，艾晓明女士在中国是广受尊重的一位女士，她对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起到巨大作用。”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从1987年开始每年评选上一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于今已经27届，共评选出83位获奖者。“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会聘请十几位著名学者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被认为是最具权威、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 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定于9月29日下午在旧金山中国城孙中山国父纪念馆隆重举行。颁奖典礼后还将举行主题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 以上是RFA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附录】
四川好人譚作人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人，著名環保和人權活動家、網路作家，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曾任《文化人》主編、民間組織“綠色江河”副秘書長。因調查搜集四川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的死難兒童名單，2009年2月，起草題為《5.12學生檔案》的倡議書，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品質進行調查，並在網上發表《公民獨立調查報告》而聞名，亦因此觸怒四川當局。
2009年3月28日，成都市警方以譚作人曾經公開發表關於六四事件的文章之罪名，拘捕了他，成都市中級法院並於2010年2月9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譚作人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此案受到公眾輿論極大關注。一份網上流傳的要求釋放譚作人的呼籲書表示，“譚作人因遵循自己的良心去尋找真相，結果換來的竟是五年牢獄之災。” 呼籲書指出，“地震之後的雅安人民還在悲痛之中，而與此同時，汶川地震的英雄譚作人卻正在地震災區雅安監獄服刑，這就是現實的中國，既荒誕離奇，又有些滑稽可惱。”
譚作人因為他行事低調，恪盡公民義務，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尊重與推崇，並被譽為“四川好人”。譚作人在法庭作最後陳述時說：“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堅守常識，說出真話。”他在入獄後給女兒的信中表示：“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對得起這個社會。但我對不起你們——我最親最愛的人。你們，就是我的眼淚”。
譚作人是中國民間環保維權的先行者，從上世紀80年代起便投身環保事業，1985年發起創作電視劇《長江第一漂》。1987年發起組織《讓世界充滿愛》群星義演歌會。1998年參與發起創辦環保NGO“綠色江河”，註冊發起會員，副秘書長。1999年9月，前往可可西里，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參加為期二十多天的義務勞動。同年參與發起建造“長江源環保紀念碑”。他積極介入公共話題，為地方發展建言獻策。2000年在成都街頭張貼散發傳單，反對“貝氏天府廣場”。後“十點意見”被市政府採納。2001年被成都媒體評為“成都市文明市民”。2002年．在四川省人大立法諮詢會上，提出《大熊貓保護管理條例》的地方立法建議，被採納。2008年，就彭州石化專案發起“和平保城”行動，並向政府提交了《關於成都彭州石化專案的公民意見建議書》。
譚作人1989年因參加成都和北京六·四愛國民主運動，被四川省政府通報1989（第57期）。多年來，他一直以各種方式紀念“六四”。2007年，他在海外網站發表《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2008年，他在成都天府廣場義務獻血紀念“六四”。2009年，他發出《六四20周年紀念活動建議》，呼籲開展“六四全球華人義務獻血活動”傳承六四精神。
2013年獲頒傑出民主人士獎。
踐行「人民自救」的朱承志 中国湖南省邵陽市人，生于1950年10月18日，著名維權活动人士。他原為一個錳礦的礦主，曾擁有百萬元資產，其後其礦場遭拍檔侵吞，更被「惡人先告狀」反指他侵吞礦場，被法院判敗訴，多年積累的資財化為烏有。他多次向當局廳投訴均不獲受理，被逼進京上訪，卻遭關押40天。經此劫難，讓朱承志的人生與思想產生了巨大轉變，徹底放棄了對腐敗體制的最後一線希望，朱承志說：「正是因為這個官司，讓我鳳凰涅槃了，明白了人生還有另一種活法。」從此，他就把關心法治建設，關注人權危機，幫助更為悲慘的底層人士，參與民間維權行動與公民運動，當作他的人生奮鬥目標。 近年來，他沖在維權運動的最前沿，參與或聲援過大大小小的維權活動不計其數，如聲援揭破公安姦殺民女的「福州三網友」、王荔蕻溫榆河法院庭審，還聲援過陳光誠等。二○○九年冬，他響應「民間救助──讓天安門廣場不再有凍死的人」的倡議，一出手，就捐給了饑寒交迫的「天安門流民」一萬元人民幣。 自從得知林昭的事蹟之後，近年來，每到四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朱承志都要千里迢迢地去到蘇州林昭墓前祭奠這位偉大的殉道者，而且是大張旗鼓的去祭拜，他希望自己這樣能夠多少喚醒一些人去關注，去思考，去行動，從而改變這個腐朽不堪的體制！為此，他屢屢被請到當地派出所喝茶，祭拜行動遭到警察的阻難。 被稱為「六四鐵漢」的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獄中被迫害得近乎失聰失明，他是朱承志的同鄉兼同窗，去年六月六日，李旺陽在醫院病房突然「被上吊」，朱承志兩天前還同他親密交談，並盤算帶他進京治療失聰耳朵，當時朱承志不僅火速趕到李旺陽慘死現場搶拍了一段視頻及一些照片，而且還公然向當局提出了李旺陽「被自殺」的質疑。朱承志因此又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其實，早在李旺陽剛出獄之際，朱承志就時常冒著風險前往醫院陪其聊天，還在網上公佈了李旺陽的帳號，發出了給這位英雄提供人道援助的呼籲。 中共對李旺陽和朱承志的迫害，激起了海內外輿論的軒然大波，「朱承志回家」的呼聲響遍中文互聯網，迫於種種壓力，朱承志於2013年2月1日被釋放回家過年。但在今年年3月，朱承志又被邵陽國保秘密押走監視居住。朱承志被譽為「一個忠實實踐著『人民自救』的人」，他義無反顧地扛起了通往地獄的閘門……
2013年獲頒傑出民主人士獎。
博士導師艾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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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2, 2013, 6:10:38 AM10/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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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Oct 2013 01:13 PM PDT
【转注：林教授对台北政情的分析以及两岸力量对比的描述或比较到位，但对北京决策理性程度的判读尚有距离——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
2011年9月金溥聰在華府提「和平協議」。引來不少批評，有人猜測這是馬總統授意，但他否認。同年10月，馬自己又提了一次。國人反彈激烈，於是馬趕緊設了很多前提，沖淡其可能性。之後，馬對兩岸前景的發言開始萎縮。2012年馬連任之初，表示要爭取「歷史定位」。某國民黨元老告訴我，這就是「和平協議」。馬的配套有：派王郁琦掌陸委會、林中森掌海基會，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對於兩岸未來，馬一向抱企圖心。但民調不斷下滑，他謹慎退卻。
內部衝突拖累選舉
今年6月馬派吳伯雄去國共論壇，馬在吳去之前講「兩岸交流互動越多越好，層次越高越好」、「大陸還是我們《憲法》上的國土」，希望能鋪陳比較和善的氣氛。結果，吳伯雄在北京提「一中架構」，將台灣的地位稍做妥協，但習近平沒有對應妥協。從6月初至今，兩岸政治進展，似乎停滯。
不少人認為：中共在馬身上投資這麼多，一定急於在馬這一任回收。但我始終不如此想。其實，中共應認為：他們對台工作大方向正確，進展不斷。他們開始跟民進黨接觸，例如蔡英文在她自己的辦公室裡接見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民進黨的縣市長往大陸行走絡繹於途，這些以前絕無可能。6月16日中共政協主席俞正聲說：歡迎曾經主張台獨人士到大陸走走。他並未把「放棄台獨」當作與民進黨人交流的前提。同日，民進黨洪智坤在北京表示：「堅持台獨立場不變。」整體來說，中共對台灣工作更有自信。 中共對台灣放狠話的都是外圍的人。北京的作法有兩套，中央掌管全局，非常冷靜，而外圍有些人放狠話。如果你只是聽外圍的人講話，把這些當成中南海的思維，你一定會誤判。其實，中南海了解馬英九的困局，很清楚馬不能再往前邁進是因為台灣內部的衝突，而擔心拖累國民黨下一次的選舉。 有兩點要注意。一、兩岸對局中，千萬勿把台灣與中共比重相當；雙方一大，一小，我們差遠了。主動是由他們推的，若想由我們主動牽引他們跟進，太難了。我2005年12月19日在台北大學兩岸關係展望會就講過：我們是尾巴他們是狗，狗搖尾巴很容易，尾巴可能搖狗嗎？這情形不會改變。 二、習近平目前對台工作，重實質進展，而無說法進展。習在福建17年、浙江5年，遠超過毛鄧江胡歷任領導。他對台工作自有定見創見。但當今若談突破，時機不宜。關鍵在於，習目前第一優先是反貪，第二優先是經濟體質的改革，第三優先是經由美國解除周圍鄰居由美撐腰對中的圍堵。方法是「經美制日」「經美制菲」等。 與習見面仍有變數
馬英九有無可能明年在APEC與習近平見面？這個問題都在各自內部。習近平要處理反貪與經濟發展，馬英九的內政危機不斷。但馬派王郁琦去參加這屆的APEC，顯然朝這方向作準備。
無論就兩岸互動或馬的歷史定位來看，馬英九的根本工作還在於提升他的內政效率。否則以馬現在的支持度，即便兩岸有政治接觸，他都很難爭取對台灣最大的利益。在兩岸議題上，馬不像鋌而走險的人。就算他是，現在的國民黨接班群也不容許他冒進。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國民黨下一次選舉。（陳嘉宏採訪整理）
（林中斌：國防部前副部長及陸委會前第一副主委 ）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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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Oct 2013 12:15 PM PDT 
今天是"十一"。24年了，主旋律爱躲"64"。不过今天躲不开，因为是夺取政权的64周年。
曾经有过主旋律不讳言"夺取政权"的年代。
翻一翻毛泽东的笔杆子胡乔木1951年写的小册子《中共三十年》就清楚了。当年他们非但不迴避，而且兴高采烈地大谈"夺取政权"，因为离开了"夺取政权"，"伟大光荣正确"就没有着落了。
后来，显然出于深思熟虑，"夺取政权"这个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渐渐被弃置不用，而代之以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叫做"建国"。
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没有国籍，似乎改了国号等于亡国。不过，久而久之，连一些老人也听惯了，被同化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十一"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
早在辛亥（1911）年，中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在此以前，专制是中国的特色。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中国人，就得服从皇帝，受皇帝支配。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当时最大的军阀袁世凯曾经在短短几十天内自称为"洪宪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胆敢公然和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为敌。
1949年"十一"以后，中国"解放"了，倒退了。民权重新被视为异端。专政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又上升为天经地义。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远远超过了任何暴君或圣君。凡是"解放"了的中国人，都应该服从党，必须归党支配。
这些新的旧现象，或旧的新现象，在1911到1949年之间无疑是咄咄怪事，但在 "解放"以后却借尸还魂了――专制政体借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魂了。领导权是战利品。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当然享受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属于革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是"不可分享"（列宁语）和"不可须臾或离的"（毛泽东语）。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这个战利品的威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折腾。
先领导农民用暴力夺走地主的土地，随即要求农民把刚夺到手的土地贡献给人民公社或国家。先把私有者的企业充公而为国有企业，然后再把其中大多数企业交给有权有势者或寻租者，由他们象征性地"作价"瓜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私有企业。
诸如此类，都有极激动人心的名字，有时叫革命，有时叫改革，反正都属于那个"谁说得清楚"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不正确，没有不必要，符合宇宙真理和中国特色，符合"毛、邓、三"的教导。
1927年处在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国，虽然已经在下坡路上滑落，但是因为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劳动大军，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排位。在共产党的折腾下，中国经济干脆直线下降，坠入了濒于崩溃的深渊。直到毛泽东死后，好不容易打碎了共产党强加在生产者和所有者身上的某些过于显眼的枷锁，好不艰难地回复到了它在军阀时期早已"荣列第二"的排名。一俊已经遮住了百丑。由此可见，六十四年不是瞎折腾，这是有领导地"交学费"，是乃革命的正常状态，从而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非被共产党领导不可这一个宇宙真理。
"交学费"当然远远不止于瞎折腾走弯路。
生命是"学费"的必需项！多少人家破人亡！战死的，饿死的，斗死的，被无法无天冤死的，以及被引用法律条文故意错判的……。
异化也是"学费"的必需项。谁生活在中国，谁就得和普世价值不共戴天。"共和国"必须是没有选举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必须靠党统筹运作的经济。舆论只能是党的喉舌。教育应该是训练服从者的摇篮和炼狱。人民的天职当然是做党的工具。区别真话和谣言的试金石，不应该是事实，必须是党的利益。
至于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自然的全面污染――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无一不是学费，都是一代代公民必须为一代代领导人进行实验室作业而忍痛缴纳的学费。
这就是六十四年中打造出来的举世侧目的中国模式。中共的领导或折腾和学费组成了它的内涵，举国体制构成了它的外观。
我无意贬低它的存在。我只在想，容不下反对意见的制度是绝望的制度，进步属于有志于痛改前非的勇者。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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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Oct 2013 11:33 A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说道近一个月里，因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红歌"运动而走"红"于全世界的薄熙来为自己辨白的法庭翻供秀和"红歌王"他老婆梦鸽为轮奸犯儿子的庭外伸冤秀通过电视、网络和平面媒体让中国老百姓过足了戏瘾。薄戏的看点续见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谁给薄熙来戴了绿帽子？》，本文要说的梦戏的看点当然是围绕一个"性"字，具体就是要把情节严重的性犯罪改换成（接受）性服务。 梦戏落幕之后，内地又传出一直在竭力为李天一脱罪而不择手段的相关律师被调查的消息，说是李某某等人强奸案相关代理及辩护律师涉嫌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当披露案件信息、不当发表贬损同行的言论等行为，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及声誉。  虽然结论还应该得到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再下，但李天一被辩护期间所发生的案件被害人仍在一再被害的事实已经可以证明当时的轮奸犯罪嫌疑人李天一他娘与律师合谋的"辩护"策略就是极力抹黑受害人，只要能够达到令外界舆论及法庭相信李天一当时的行为只是"嫖娼"而不是犯罪的目的，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与李天一被辩护的同时期，北京地区恰好发生了另外一桩"名人案"――知名度与李双江同样很高很高的居京美籍华裔老人薛必群薛蛮子嫖娼案。如果不是案情主角的高度知名，无论是中国大陆的普通百姓还是随时关注中国大陆社情、政情的海外华人中，只要不是所谓"法律工作者"，没有人会特别关注"嫖娼"被抓的法律后果。薛老因嫖娼罪入狱的消息被特别授意给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北大教授，素有"政治娼妓"之封号的孔庆东率先在其私人微博上公开之后，京城律师们纷纷借机在电视、报纸及网络上抢夺露脸的机会，"专业说法"的中心内容不过就是在北京城区因嫖娼被抓后将会视作"案"情节轻重、犯"案"次数多寡和被抓之后对执法者的态度好坏还有交待问题时的诚实与否等被判处拘留、拘役或半年劳动教养。此其一。其二，因为薛老是"居京外国人"，所以在被判处半年劳教的同时还会附加"刑满释放"之后立即驱逐出境的惩罚内容。基于此，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共官方已经私下里与至今还在看守所里接受"外籍犯"优越待遇的薛老达成协议，只要他积极配合当局，想当局所想，急当局所急，当局就可以依"宽严相济"的一贯政策，对他"从轻从宽"而不是"从重从严"处理，比如劳教时间不必太长，"提前解劳教"之后可以不被行使驱逐出境之惩罚条款等。至于不与当局配合的下场，也已经有"法律界人士"替薛老设计出了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因为嫖娼情节不仅仅是"一嫖一娼"的话，就可以被定罪为"聚众淫乱"，那下场可能就是入狱数年而不是发送劳教半年了。 薛老是八月二十六日步入看守所的，次日即被孔庆东暴出"被捕后对所犯嫖娼罪供认不讳"的消息。此前一个星期，也就是八月二十日，薛老刚刚在微博上发布一条讽刺微博："笑死了!!!今年看见的最正能量的一句话：当上海的法官们想拼命甩掉'嫖客'身份的时候，李双江梦鸽夫妇在竭力为孩子争取一个'嫖客'的名份!所以：人活着要知足!" 受薛案的进一步启发，受雇于李天一他娘的律师们最明白即使是成年人在北京嫖娼，即使是赶到了新一波扫黄运动的当口，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半年劳动教养――何况李天一还是"未成年"。更更何况李天一犯案之前不没有来得及被爹娘送到国外"深造"，所以就算被劳教半年之后也不会面临薛老弄不好就会面临的"驱逐出境"的附加处罚。 接下来的故事是，"红歌王"李双江的接班人李天一最终被法庭裁定是轮奸犯而不是嫖客之后，浏览中国内地的官媒网评，最精彩的莫过于把梦鸽（歌）说成是"中国梦歌"，替轮奸犯儿子奔走呼号、游说诉冤的同时，仍然坚守"革命岗位"，及时且仍然是高质量地完成了替国母彭丽媛出场上阵，在总政治部为号召全军一起来做习主席之"中国梦"的盛大演出中"闪亮登场"的光荣政治任务。当时有境内的娱乐媒体报道说：8月28日，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案今天在北京海淀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而李天一母梦鸽在进行了一天庭审之后，又赶赴总政歌舞团60周年纪念演出演唱《祖国永远祝福你》，不仅神色如常，演唱也无异样，而且身着一袭白纱裙光彩照人...... 相关报道中没有或者是不敢提及的一重要背景是，在此之前，因为李天一他娘唱红的《祖国永远祝福你》被习总书记高度评价过，认为是对"中国梦"的最好诠释。所以，梦鸽女士卖力宣传习总书记"中国梦"的歌声和表演被中国大陆网友们讽刺为（中国梦的）"哀歌"、"悲歌"、"挽歌"。一个叫"波波金"的新浪网友在题为《梦鸽搅局"中国梦"》的评论中说： 这个叫"梦鸽"的女人，由于儿子的"小鸽子"犯下了过错，"因祸得福"成了"网络红人"，不但成了万炮齐轰的众矢之的，而且"爱子心切"，不断显示着在枪林弹雨里宁死不屈的"女中豪杰"之精神。对目前不管青红皂白、只要吸引眼球，受人关注就意味着成功的国人来说，为想出名的人提供了另一条"成功的途径"，作出了出类拔萃的"榜样"。以前只看到作为草根的甘露露的恶心母亲这样做，今天看到，"精英"也这么干了。 对"梦鸽"而言，长久以来她在中国音乐界始终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如果不是作为李双江的夫人，也许连不温不火都做不到。在过去的一些访谈节目里，从她的形象、神态、语言组织和表达各方面感觉到，这是个没什么格调的女人。正象她的真名叫"刘清娣"一样，咋一听是个很大众化，甚至有点俗的名字。在纺织女工或环卫工人里可以喊出一大堆。但她又明显缺乏纺织女工或环卫工人的朴实性格，所以便取了个有点浪漫的"梦鸽"当艺名。不过名字毕竟只是个符号，她哪怕稍有教养，为已有前科的儿子再次犯下的过错，即使还未定罪，出于公众人物、军人、艺术家、母亲的道义，先为给社会造成的不良观感致歉，然后再去求真相、提诉求。但今天她的所有表现，已经把她的小市民本质暴露得一览无余。完全妄顾了她的社会身份所应该维持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责任，其行为几乎达到了"豁边"的地步。 该网评中还尖刻地讽刺道：李双江是"红色经典"的最佳演绎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浓缩形象，给一个"功熏艺术家"的称号一点不过分。不过现在从李双江的低调沉默，到"梦鸽"恬不知耻、高调搅局、误导舆论的系列动作中可以看出，时代不同了，以他们为代表，应该可以拍一部"李家变迁记"来表达中国社会的蜕变过程。从红歌、军人、公众人物、师生恋、老来得子，到今天的豪车炫富、跋扈斗殴，学生对老师的不伦强奸，母亲为儿子摆脱强奸罪名，争取"嫖客"地位不遗余力等等，几乎集中了吸引眼球的所有元素。 如上是笔者至今读到过的所有评价梦鸽与李天一轮奸案的评论文章中最为到位的一篇，的确，以"护犊心切，不明是非"为表象的李天一他妈的表演与"力挺女儿'为艺术献身'"干露露她娘的出位的出发点高度一致，一切都是为了夺人眼球，提高个人的被收视率。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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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Oct 2013 11:14 AM PDT 
十几年前，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公开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如今想再版，内容不作修订，仅仅是再版，结果却未得到再版的许可。这是李锐作为“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再版需要送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审查，送审最快几个月，最慢可能需要好几年，但结果多本是送审不被批准。
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1989年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内部发行”，出版后舆论反响很好。广受欢迎。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此书的修订本。1999年，为了担心再版不被通过，出版社征得李锐同意后把此书改名为《庐山会议真面目》，作为“李锐文集”卷一由海南南方出版社出版。前前后后有20多年，如今无论是按着《庐山会议实录》的书名，还是依照《庐山会议真面目》的新书名，再版都不予批准，新闻审查机关和出版社不敢承担该书出版后的政治责任。1998年，李锐还公开出版了一部书《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如今照样不能再版，按照出版社的统一口径：敏感话题，最好不好碰，责任担不起。
如今，就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女学者刘渝，她的一本新书《观念的水位》，传出版该书的浙大出版社受到了来自上级的批评。该书谈及民主转型话题，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样的分析无疑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适合，也深受读者欢迎。在中国，一本书出版后，被叫好，往往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受到宣传部的关注，一旦关注，再版的机会就不大可能了。
宣传部的存在，不是控制坏书，而是控制好书，打压受欢迎的书。宣传部在顶层设计路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充当具体的打手，类似李锐著作这样受欢迎的好书，因为受出版审查控制的限制，多是很难通过报选题、送审、核发书号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道坎，很多好书半路上就死了，连面世的机会都没有。包括一些受欢迎的书，出版时已经审查过了，但再版时再一次审查，结果也不能成为漏网之鱼。比如时事评论员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编者把中共五十年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骂国民党的言论汇编一下，五十年后由汕头大学出版社悄无声息地出版了，结果还是躲不过宣传部的文字审查，不久被查禁了，出版社被警告，不得再版。如今的2013年，笑蜀把此书拿到香港再版，香港不是中共宣传部的势力范围，宣传部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其实，这书被禁，不是说那时共产党的话多么正确，而是那时说的谎言，如今被彻底揭穿了，历史真相还证实了那些写虚假言论的人里外不是人，都是骗子。可笑蜀居然给这本言论汇编起个副标题叫“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是编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共那时是想搞乱共产党，是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出版自由乱咬一通，根本不是庄严承诺，再说那时它没有夺下江山，还轮不着它承诺，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呢？谎言包装成真理，五十年前没人信，五十年后就有人信了吗？所以，笑蜀把该言论定位为承诺，是非常不恰当的，连中共今天也不愿意承认，索性把书一禁了之。
香港再版的《历史的先声》，副标题是“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大陆第一版时的“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大同小异。香港的出版是自由的，但出版这样的书，如果不强调当年共产党是如何用谎言欺骗大众的，反而强调是“庄严承诺”，恰恰还是不且历史实际，这些言论从来没有兑现过。如今，通过这些言论对比今天中共夺权后的实际情况，让中共自证说谎成性，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汇编一些言论，不说明自己的出版意图和观点，恰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谎言，就是谎言，不是“承诺”更不“庄严”，在一个出版自由的环境，应该把话说清楚明白，即这是谎言，不是承诺。
宣传部的图书审查，当然都是人治，历来如此，不要以为二十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禁书多，现在的宣传部长禁书少，丁关根就比现任部长好，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些差异。如今的特点是，那时图书内容审查粗放，现在更加精细化，甚至连书名都要审查，比如于建嵘的书《父亲的江湖——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原名是《我的父亲是流氓》，书名就无法通过，只好改了名字才能报出版选题。选题通过后，内容也审查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已经批准出版，书号都已编好，最后一刻还是不能出版，说于建嵘是敏感人物，他的书受影响不能出，结果已经印刷了也不能上市销售，最后书号及合同都作废。2011年，于建嵘的另外一本书《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大量口述和内幕调查直面工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以及底层社会的真相。按照作者的知名度，已经印刷的2万册发行没有问题，网上也已开始预售。可是，不知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最后被中宣部“点杀”，禁止发行。2011年间，于建嵘的书被禁后，别的出版社也效仿，不敢出版他的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本约于建嵘的书稿《给官员讲课》，准备出版，但里面提及信访和维稳问题，结果出版社不敢出只得退稿。
于建嵘的书是因人敏感的问题，可李敖就不一样了，他的书在大陆畅销了几十年，可是他的一本书《阳痿美国》，因为书名不行，在大陆出版必须改名，2011年经审查后改为《审判美国》，李敖自称没有审判的意思，但是大陆图书出版审查，李敖只能作让步。
图书出版审查，名人的大作审查更为严格，特别是一些敏感人士，这些名人的名字本身就是审查的对象，前面说李锐的书不能再版，刘晓波、余杰、廖亦武、王怡等，署名他们的名字的书也不能出版。王怡曾使用王书亚的名字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文章，还结集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果被宣传部下令“点杀”，结果江西人民出版社不再出版王书亚的书，《南方人物周刊》也停发了王书亚的电影评论专栏。北京时评人士陈永苗还著有《工人神圣》一书，但因为他本身敏感，结果书稿上报选题阶段就被否决，传受到中宣部长的点名批评。
现在大陆的图书出版业，“人治”进入精细化操作阶段，宣传部对出书的内容和选题要求更加严厉，内容不得有公民社会内容，不能有宗教内容，不能擅自出版领导人的传记、文集等，就连《陈独秀文集》也不能再版，条件是先送审，审查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史办、宗教局等等，送审时间很长，结果大多数不予批准出版，审查者担心有麻烦，出版社也不敢惹麻烦，珠海出版社2011年曾出版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传记《我是黎智英》一书，可能是黎智英的书禁止在大陆出版，还因为未送审等不符出版程序等原因，结果出版社遇到很大的麻烦。出版社最后被撤销，因出版一本禁书，结果损失惨重。所以，人治之下，毫无出版自由可言。一党专政，党同伐异，只能产生产生奴役文化。出版不繁荣，更无思想开放和政治开放的可能。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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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Oct 2013 11:06 AM PDT
最近的几条重要新闻，都让我想到了想像力。
第一条新闻，就是叙利亚的化武危机。这个重大的突破若没有普京的想像力，美国打叙利亚就成了定局。果真如此，不仅叙利亚的危机更加看不到出路，伊朗核武问题的僵局也难以像现在这样"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条新闻，就是习近平到河北，花了四天时间亲自督导河北省级高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相信许多人会和我一样，看到习近平这样做，不免感到意外。那么，他这样做究竟算有想像力，还是没有想像力，颇让我感到犹疑。还有一条重要的国内新闻，也让我有同感，那就是李克强坚持在上海搞的自由贸易区，29日正式挂牌了。我有点拿不准，李克强为了显示自己改革开放决心的这个举措，算是有想像力，还是没有。 普京提出让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来换取美国停止空袭，看来很可能取得成功，并且进而推动中东和平的新进展。果真如此，是世界的大幸，因为天知道美国打叙利亚会带来什么后果。普京此计一出，全球齐声叫好，奥巴马大概最高兴，因为普京帮了他一个大忙。 中国那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是各种政治的较量，既是价值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价值正确的一方若没有智慧，也不一定就会多助，因此，不一定就会赢。 那么，习近平让中共高官互相揭短的治官新招，究竟会不会成功呢？我和一些朋友交换了意见，看法很分歧。有人认为此举很高明，至少比薄熙来重庆高压治官办法要高明。薄熙来在重庆，重用王立军这样的酷吏，让官吏人人自危，确实一时有效，但事实证明，无法阻止自以为有靠山的人违法乱纪，根本不可持续。薄熙来用唱红来虚张声势，实际上不敢发动群众来治官。习近平也知道，现在官民势如水火，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挑动群众斗官来治官，于是才想到了这个挑动"官斗官"的办法。有外电评论说，此举说明习近平知道真问题所在，就是要管住官。问题是，这个办法灵吗？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可能灵，因为整个内外环境和政治生态，和毛泽东时代，甚至和改革之初，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些省级高官，个个腰缠万贯，都是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让他们演延安整风的戏，滑天下之大稽，完全不会有积极的效果。 我想到的问题是，习近平浸淫官场这么多年，他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他对于中共官僚的现状和心理，应该了如指掌。如果这个办法一点用都没有，他为甚么要用？ 一种解读，就是这个办法至少在现在可以镇住整个高官阶层，让他们感到恐惧，同时互相戒备，因而不易勾结起来对付中央，对付习近平。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我感到很信服。我感到习近平此举，不能完全从权谋和策略来解读，这样解读不符合他的性格。因此，我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逼著高官们进行毛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习近平又一桩堂吉诃德式的"壮举"。我记得在小说中，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做了几天总督。我们现在有可能在现实中看到这样一场大戏：堂吉诃德做了皇帝。  李克强绝对不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人，因此，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完全是没有想像力的产物，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搞特区的拙劣模仿。当时的深圳特区是有想像力的，而今天的自贸区是没有想像力的。深圳特区给想创业的人以自由，上海自贸区给有特权的人，制造了另外一个靠特权套利的机会。但是，中国今天的套利机会还少吗？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而遍地都是以权力来套利的机会。自贸区只不过在层层特权套利的阶梯上，又加了一层而已，他不能改变中国是全球投机资本的取款机这个基本事实，只不过让他们取款更加方便。 习近平的治官新招和李克强的上海自贸区，都是为了维护一种不公正的价值观，维护一种压榨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这样的价值观最终会输给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当一种价值观要输的时候，最明显的徵兆就是想像力的枯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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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10:44 PM PDT
11年的单独关押作为对王炳章的惩罚，已经超过了对国民党战犯的惩罚。今年6月27日，在王炳章被捕11周年纪念日，海外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们支持王炳章家人，一同发起了全球大请愿。
2013年9月3日，加拿大国会大厦新闻馆举行了救援王炳章博士的记者会，有六七家中英文媒体到场。这与报道热门社会新闻或追踪明星八卦相比，实在是不多。王炳章的儿子王代士首先介绍了王炳章背景经历，入狱十一年遭单独关押的处境，以及他患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女儿王天安只简单讲了几句。接下来，加拿大前司法部部长厄文考特勒、原加拿大国会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大赦国际加拿大主任尼夫以及笔者和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先后发言。
同一天，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在纽约民运组织举办的活动中，介绍哥哥王炳章的狱中遭遇，呼吁人们协助救援王炳章。纽约的五名民运人士并决定，9月15日国际民主日开始接力持续绝食一个星期。
齐心协力启动全球救援行动
王炳章家人从6月27日，也就是王炳章遭中共从越南绑架回中国判处无期徒刑十一周年纪念日起，开始了在全球多个地点的持续请愿行动，包括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温哥华，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以及澳洲、新西兰等地。
王炳章弟弟炳武说，这次对王炳章的救援行动，获得了全家人的共识，大家都行动起来了，王炳章姐姐王金环、妹妹王玉华和王梅、弟弟王炳武，轮流在渥太华、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请愿。王炳章共有四个儿女，大女儿王青燕是他在国内时与前妻所生，目前在美国生活。另外是与宁勤勤在加拿大生的儿子宁汉士、王代士，以及小女儿王天安。此前，家人在对于如何救援王炳章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应该温和一些，尽量顺和当局的要求，让当局良心发现，也免得给狱中的王炳章带来更多的伤害；有人认为，应该强硬一些，造大声势，争取国际社会各方的支持，给中共施压，迫使其让步。
而这十一年间，中共却始终没有改变对王炳章的单独关押方式。
暴政令受难者承受更大的伤痛
由于王炳章家人都在北美，每次去中国广东韶关北江监狱看望王炳章都是不小的举动，除了人力之外，还要花费大量金钱。有时，监狱方稍有不满，就会断然拒绝已经千里迢迢抵达监狱的家人和王炳章见面。北京举办奥运之前，王炳章以絕食抗議獄方多年對他的單獨關押，王炳章的妈妈致信胡錦濤，希望中國政府體現奧運人權承諾，釋放良心犯王炳章。当局不但不为所动，还變本加厲，從當年七月初後，一連幾個月禁止家人探視。這期間，家人兩次千里迢迢從北美到廣東韶關監獄，但都被拒绝在监狱大门外面。一次大姐王金環帶著王炳章的兒子去探視，因為王炳章在獄中絕食，被灌食，弄得渾身傷痕，獄方拒絕探視。王金环和炳章的儿子苦苦哀求，在監獄旁的旅館等了十幾天，獄方最終也沒有同意探視。另一次弟弟王炳武去探視，獄方断然拒绝兄弟见面。王炳武苦苦哀求，无奈之下給監獄管理處下跪，請求說：「求求你们，让我見我哥一面吧，回去好跟我媽媽說呀，我媽叫我來的，我沒見著我哥，我媽媽受不了，我沒法交待呀。」铁门紧闭，漆黑冰冷，没有人性的回应。作为暴政工具的监狱管理人员，比铁门还要冷酷无情。
2006年和2011年王炳章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家人多次向中共最高当局写信陈情，请求准许王炳章奔丧，见父母亲最后一眼。当然，家人最后都绝望了。
当局为维稳，忽悠受难者家属
王炳章家人介绍说，2011年11月，当王炳章母亲王桂芳老人在温哥华去逝时，家人通过中国大使馆给胡锦涛写信，大意是：希望中国政府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允许王炳章回加拿大奔丧。王炳章案是上届政府审理的，本届政府可以展示出更为开明的姿态，显示出人权方面的进步；而其母去世是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允许王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助其尽中华民族所重视的孝道。信中并说：王炳章年岁已大，已没有心思、能力与精力去从事什么民主运动了。
王炳章家人说，信发出约20天后，中国司法部两个人找到王在北京的亲属，说王炳章给当局的信收到了，正在考虑让王炳章回加拿大奔丧。但要求王的家属保证王炳章出狱后低调行事，不参与任何民运和政治活动。王炳章家人立即写了保证书，并通过国内亲友转交给了这两位司法部官员。大约半个月后，司法部官员再次对王的亲属表示，在完成有关的手续后，会在适当的时候释放王炳章。为此，王炳章亲属在为老人举办葬礼及追悼会等时，谢绝了各地希望出席的民运人士。笔者还记得，民阵加拿大已经为一位代表订好了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机票，但王家表示，所有仪式都只限于亲属范围。笔者当时就判断，是中共为了维稳需要，对王家提出了要求和条件。
王炳章家人当然期待中共真的能够兑现承诺，为此一直没有将王母下葬，等待王炳章从监狱归来，向母亲遗体告别。王家人一直等到3月10日，再也没有听到中共司法部官员的任何消息，只好将母亲下葬，入土为安。2012年10月底，司法部两官员再次找到王在国内的亲属，表示，2012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发生了王立军夜闯美国领事馆事件；之后，又是陈光诚夜逃抓捕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并且到了美国后就攻击中国政府。因此，领导决定暂时不考虑释放王炳章。
王炳章家人走上国际社会街头
中共的出尔反尔让王炳章亲属非常失望。2012年11月，家属再次写信给胡锦涛，表示，家属已按当局的要求，作出了王炳章出狱后不再从事民运的保证，为什么政府不信守承诺呢？但此后再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
2013年3月，中共领导层换届后，王家人再次给习近平写了信，请他考虑中国政府当初所做的承诺，并遵守释放王炳章的协议。信中明确说明，如果到6月27日，王炳章被捕11周年纪念日时，还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家属们将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王炳章家人同时将信寄送给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王炳章妹妹王玉华说，如果中国政府始终不回应王家的诉求，她们会考虑将所有同中国司法部官员的往来电邮、接触与承诺予以公开，那会让中国政府非常被动。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许多志士仁人都非常支持王炳章家人的请愿行动，海外民运协调会等团体，并配合王炳章家人在6月27日起，一同发起了全球大请愿。
接下来，王炳章家人于7月4日又致信习近平。痛陈"11年的单独关押作为对王炳章的惩罚，已经超过了对国民党战犯的惩罚。"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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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10:30 PM PDT
“宮廷鬥”國人愛看，但鬥不出一個新中國。中共越高階官員，“掀翻棋盤”的勇氣越小。不掀翻棋盤的窩裡鬥，哪怕再兇再猛烈，實質并不如人們看到的慘烈，反而有助於中共機體的維護。
中南海製片、薄熙來主演的《王的審判》歹戲拖棚，一年多後終於公映。此片原先并不被國人看好，大都預期它無非粗製濫造走過場糊弄人，沒想到精彩紛呈，情節狗血，完勝好萊塢大製作，兩天庭審拖成五天，信息量很大，經裁剪刪削的庭審記錄就有十幾萬字，單薄熙來個人的質證、辯論意見就有三萬來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八卦者見八卦，對中共抱希望的見希望，一場審判，N種解讀。
習薄有“默契”——鬥而不破
庭審是不是演戲？得看怎麼說。若說中南海完全掌握節奏，被告人苦背臺詞照本宣科，所謂翻供是劇本規定好的“包袱”，甚不可信。看看官媒頭天晚上潑婦般連發通稿謾駡，就知翻供如何令其神經錯亂了。明知薄翻供而特意給他表演機會，吃定民眾反應可控，大概沒有人冒這個險。當年毛澤東印發《五七一工程紀要》就砸了自己的腳。但若說濟南法官獨立依法審判，則侮辱人類的智商。合理解釋是當局當然要操縱庭審，而薄熙來也成功地裝孫子騙過對手，說好談妥才正式開機的，但他突然變臉來了個冷不防。艾未未評論道，“政治局今晚得開會合計合計了”。
薄熙來敢翻供，在於他看準對手棋形有缺陷。對手投鼠忌器，關鍵問題上切割處理，真正罪行不能觸及，誰都有份，端出的“指控”卻是薄熙來大可攪纏的。薄必須翻供，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政治領袖的形象，用滴水不漏的雄辯堅定支持者信念。對他而言，政治影響力若延續，未來仍有一線希望，若公開低頭，則永遠不得翻身。他的機會我看有兩種，一是習近平出大錯，黨內請他出山，一是中共崩潰，他吊詭地以“黨內反對派”領袖自居：我非亡黨（國）者，而是受害者。中共若亡，帳記在習近平（或其身後領袖）頭上，薄未來或能統領左派“遺民”。
被薄熙來擺了一道，已開始的 “文字直播”（雖說經過精心刪削）陡然停了太難看，潑出去的水，射出去的箭，硬著頭皮也得進行。但這不是主要的，我想關鍵在於經過習近平等人評估，認為翻供固然造成麻煩，但未必不可順勢利用。薄不過是想保持虛幻的“不屈形象”，而習近平可順勢塑造“善待對手”形象，盡可能安撫薄的支持者，接收薄所能影響的資源，另一方面也製造尊重法治的形象。用圍棋術語來說，薄想得“勢”，習趁機取“地”。有網友用“導演遇到了戲霸”評論，說陳寶國扮演的康熙帝曾不按劇本潑一位大臣一臉茶水，結果被導演喝彩。還有的稱薄熙來是“另一位導演”。後者更準確些。演出生變卻順利繼續，這在於習薄有“默契”，那就是鬥而不破，輸了的可以繼續心懷不滿，但不能掀翻棋盤。
習想做新政治強人“左右通吃”
薄和習，一個張狂跋扈，一個陰狠腹黑，但本質相似，有共同背景和思維方式。這固然導致“一山不容二虎”，卻是“人民內部矛盾”。習執政之路與薄的“重慶模式”若合符節，不過是加強版、改進版、升級版。薄權鬥失利，“薄路線”卻不但未否定，重慶這塊試驗田的經驗反而發揚光大。就此而言，習對薄不能做得太絕。搏殺爭權固然你死我活，贏者對敗者卻不能快意恩仇，斬盡殺絕，否則引起從黨內到民間的反彈，得掂量著來。同為太子黨的上將劉亞洲就發出“薄熙來應無罪釋放”之論。
司法不獨立，法官講“黨性”，犯罪指控刻意剪裁，社會輿論飽受操縱，對薄的審判和其他政治審判一樣，無論結果，從程序到實體都難談“正義”。根據邏輯判斷，薄案的一審判決書應該也會全文公佈，且篇幅可觀，加強“說理論證”部份。和認為薄將被重判不同，習當局可能繼續順勢而為，“充分考慮辯護意見的合理因素”。 允許薄發聲已向薄、更向薄所影響的人釋放“善意”，乾脆接著奉送“禮物”：打掉一項乃至數項的指控，審判效果更好更逼真，一面顯示“辯護是真實有效的”，一面彰顯“審判是獨立公正的”。但總的量刑大致不變，留下各自解讀的空間，仍是各取所需。
薄想樹立“左派領袖”歷史地位，習想“左右通吃”，做新的政治強人，但這都是黃粱一夢。薄因政治身陷囹圄，卻非政治犯（良心犯）。“唱紅打黑”劍走偏鋒，以之為工具，內心未必真以毛為然。即使身在高位時，對他心懷疑慮的左派人士就有不少，支持他的往往是基於一廂情願的誤讀。再者薄未與真正民間建立聯繫，他本人是公民之敵，他曾抓捕毛派的組黨者。薄走的路是自相矛盾的死路，習則在更高層次走類似死路，錯判時代也錯判自己。
“宮廷鬥”鬥不出一個新中國
讀過一篇文章，說作者寫“檢討”，怎樣都過不了關，有經驗豐富之人指點道，“你要讓支持你的人滿意，也要讓反對你的人滿意，還要讓不明就裡的人也滿意。”這“三個滿意”可謂極其高妙，充滿中國人智慧，堪稱理想境界，非但可用來寫檢討，更能推而廣之。習的處置是否支持者、反對者以及不明真相者都“滿意”？同樣的，薄“逆襲”效果如何？習的“今天”是薄無法到達的“明天”。薄的“今天”則是習最終的“明天”。 薄落敗對他來說是最大挫折，不過也有好處，就是“止跌”：失去繼續爲惡、做更大惡的可能，豈不是少背負一些因果？
這邊薄熙來事件的高潮已過，那邊關於周永康或其他“大老虎”的傳聞甚囂塵上。習若立志比肩毛鄧，肯定要做些非政治強人不能為的事。對外開戰，對內打虎，突破江胡時所謂慣例，很可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不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對毛鄧小平來說，沒有不能碰的人。如果薄上臺，也會向大老虎“借頭一用”。出身草根的貪腐官員最可能成為搪塞民意的犧牲品，這也屬於習薄太子黨們的共識。
“宮廷鬥”好看，國人愛看（君不見，各種“宮鬥戲”充斥屏幕？），但鬥不出一個新中國。有人認為宮廷內戰可能引發中共分裂，哪怕亂咬一通也好。我不以為然。中共越高階官員，“掀翻棋盤”的勇氣越小。王立軍夜奔，四面楚歌的薄熙來曾到昆明變相“閱兵”以示威，那又怎麼樣，不還是束手就擒？沒有他這種雄心者更不堪一擊了。不掀翻棋盤的窩裡鬥，哪怕再兇再猛烈，實質并不如人們看到的慘烈，反而相當於人體的新陳代謝，有助於中共機體的維護。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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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9:02 PM PDT
最近中共不断在吹嘘一个泡沫，名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著「自由贸易」的羊头，其实只是一个放松规管的狗肉，根本和自由贸易有无限远的距离，有如一些上市的「概念股」，只是贩卖泡沫。  甚么叫做自由贸易？就是自由做生意，自由定价，自由进出货物等等，在海中心找个荒岛，那也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地点；问题为何不在荒岛交易，而要在香港呢？原因就是交易双方的地理方便，以及法制能保障双方安心之选。 首先如今的所谓「自贸区」，根本不开放给全球的机构，而是指定36间企业，包括大陆四大银行在内的11间金融机构之中，外资行仅「星展中国」及「花旗中国」；仅此一点已经说明，连交易的对象都不自由，说甚么自由贸易呢？在香港，任何人都可以开公司，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公司，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做生意，而没有任何「指定企业」;没有自由竞争，就不会有合理的收费水准，甚么叫做有指定企业的自由贸易区？ 我们不妨先放下一些自由贸易的原则，从提供的服务来评断──自贸区开放一些金融市场，容许投资港股及A股，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人民币仍不是自由流通，一日未有货币自由，外人如何自由贸易呢？一个受控制的有限自由贸易区，则完全没有新意，为何别人要选择上海？反之一个真正在中国体制之内的自由贸易区，则必然令全中国原有的监管名存实亡，那么为何不全面开放？这个自贸区本身，就和中国的监管自相矛盾。 就当上海的监管放松到好似香港一般好了，问题则变成外资为何要选择上海？企业不开放，法制监管不可靠，资金进出没有保障，那么上海有甚么优势呢？外资之所以选择香港，就是因为香港有和西方社会标准的法制，有安全可靠的交易系统，资金进出有绝对的自由；反之一个依靠人治，靠关系甚至靠收买法官来判案，只讲自由也不如香港，那为何要去上海交易呢？ 更何况所所谓自贸区，居然不零售业务──有如目前大陆的奶粉荒，把外国奶粉运入上海自贸区，是否可以规避中国的关税呢？不，因为自贸区不设零售，也不设边关，如果容许奶粉免税运入自贸区，即可以再运入大陆其他地方，等如全国免税，所以中共亦不可能容许，结果就是和大陆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分别──同样要报关、徵税。 说到底全个「自贸区」只是「自谬区」，只是一个开放少许给大陆人投资中国大陆以外的企业及产业的金融中心而已；然而由于缺乏法律保障，也缺乏真自由，真正掌握大笔资金的大陆权贵，都不会选择这个「假自由」、「没保障」的「贸易区」，而只是提供一个新概念，给大陆那些更加没有选择自由，更加没有方法把资金送出中国以外的一般人，最终只属「塘水滚塘鱼」，依然和世界分隔；说到底，「自贸区」和「自由贸易」四字的意思，距离甚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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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6:00 PM PDT
“马上夺天下”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按照他们习惯的战争思维和战争动员模式，对森林、沼泽、草原大打“人民战争”，西部大开发的结果，无疑是比东部毁灭得更快。黄河流域差不多了，长江流域也快完了。这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藏人意味着什么？
斗到最后，天地都不管饭了
九寨沟如今是中国最有名的旅游热点之一，没有去过九寨沟简直就不好意思称自己为“驴友”。不管有没有去过九寨沟，差不多人人都听说过九寨沟。可是我还是想问，你真的知道九寨沟吗？我遇到的那些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九寨沟的人，没有一个说到九寨沟是在藏地，九寨沟是一个纯藏区，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九寨沟成为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的过程，对于世代生活在那里的藏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九寨沟县，原来叫南坪县。九寨沟之名源自九个寨子。那是九个藏人的寨子。九寨沟的特点是山上有密林，山下有水，即称为“海子”的高山湖泊。由于地处偏僻，对外交通不便，但是当地人在这块土地上至少已经生活了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国家在九寨沟建立了两个大型国营林场，开始大规模砍伐原始森林。当地藏民起来阻扰，经过官方调解，只能保住寨子前后的森林。于是，两个国营林场开始对千年原始森林的剃头式砍伐，把长满茂密森林的山砍成了光秃秃的山头。这样的破坏式资源掠夺维持了十几年。文革期间林场工人忙着搞运动，一度停止伐木，九寨沟相对平静了几年。但是，到七十年代末，九寨沟已经面目全非，林木枯竭，水土流失，海子干涸，已经无木可伐，大规模的国营林场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奋斗到最后，天地都不管饭了，几千林场职工的吃饭问题只好另想办法。国家林业部门有责任心的技术人员终于“发现”了九寨沟的风景，提出了保护和开发旅游景区的建议。几经曲折，总算得到了最高层的批准。九寨沟风景旅游区就这样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想到过，对于生活在这九个寨子里的藏人来说，这十几年意味着什么？
任取任用的“西部大开发”
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其实在中共执政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眼睛里，这是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就像进了阿里巴巴的宝库一样，森林草原都是财宝，任取任用。川西藏区往北过了刷经寺立即开阔起来，是大片湿地草原，那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在他们看来，那是大片应该开垦种粮的荒地。
于是，中共建政后，很快开始军垦和农垦，用这样的方式安置大批复原转业军人和城市闲散人口，同时也把“镇反运动”中被判刑的人赶出城市，让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边远地区自生自灭。
1954年，人数不明的服刑人员在这片草原上“与地奋斗”。他们开渠排水，疏干沼泽，建场一年后就播种了8千亩地。现属红原县的龙日农场的第一代领导人是长征亲历者，想来对过草地时的饥饿有深刻的记忆。那时候他们雄心勃勃，引进拖拉机组成机耕队，计划把整个龙日坝草原16万多亩的草场改成机械化大农场。次年开始，政府从成都和重庆招来一批“青年垦荒队”和复员转业军人，在红原、阿坝和若尔盖建立了阿坝、唐克、瓦切等大型农场，将上百万亩草原开垦成耕地，种青稞、甜菜、亚麻等作物。这些农场曾经导致藏族牧民强烈不满，并成为牧民反抗中共的原因之一。
在没有绝对无霜期的高寒草地种粮，只需常识就知道结果如何。可是1961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却刊登了一篇题为“草地大面积试种粮食成功”的报导，宣称唐克农场该年种植的一万多亩青稞，“一般亩产60斤到80斤；种植的油菜两万多亩，亩产30多斤；甜茶牧场1500斤左右。”而且“大面积种植的小麦、亚麻、蔬菜、饲料等，收成也很好。”
“马上夺天下”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按照他们习惯的战争思维和战争动员模式，对森林、沼泽、草原大打“人民战争”，结果粮产量连农场职工自给都做不到；其他经济作物由于运输困难得不偿失，各农场连年亏损，只好把农场又改回牧场。可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沼泽疏干后就难以还原了。高原湿地是黄河水源之一，湿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自然会影响黄河水量，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影响，而且造成了难以逆转的草原退化。
就在“试种粮食成功”两年后，“唐克农场”下马，改成了“唐克牧场”。几年后，唐克牧场又与茂县军马场合并为白河军马场，1979年后成为白河牧场。在作为国营农牧场的那些年里，原先的唐克部落驻牧地先是被开垦成得不偿失的农田，继而大片低洼草场又被改造，结果唐克地区成为严重沙化地区之一。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呼之欲出
若尔盖县曾有7个省属或县属的国营牧场，包括从农场改成的牧场。牧场最初都是1958年以赎买和没收的方式，将富有牧民的牲畜集中起来创建的“公私合营牧场”。这7个牧场共占有全县“可利用草场”的四分之一。在1980年代的资料里，这7个牧场都宣称自“民改”以来他们的牲畜大量增长，黑河牧场“粉碎‘四人帮’以来，牲畜总增均在20%以上”；阿西牧场建场时有6千多头牲畜，到1980年代中期增加到2万多头，增加了3倍多。这些国营牧场都是为国家提供肉食和各类畜产品的。现在，这些牧场所在地几乎都是沙化严重的地区。
除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人的际遇和命运。劳改农场建立在海拔3600多米的草原上，1950年代，这里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关押在这里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被押送到这里？ 他们中有多少人活过了那场大饥荒？ 劳改农场后来变成军马场，现在又变成种畜场，许多的人与事消失在历史云烟中，无处查询。那些从外地动员来的志愿垦荒者，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度过大饥荒的，没有人知道，也无从知晓。
而那片土地上的藏人呢？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本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是他们的部落放牧了上千年的草场，那些外来人强占了他们的土地，解散了他们的部落，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坏。在若尔盖政府官方网站上，“独特旖旎的自然风光、古朴多彩的民族风情、浓郁厚重的宗教文化、英勇悲壮的红军精神”，却只字未提该县草场沙化面积已达70万亩，“潜在沙化草地”91.5万亩，而且以每年11.6%的速度在递增。世界环保组织的警告是，如果这一趋势不扭转，这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草原，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
如今那一带和九寨沟连在一起，正在打造大九寨沟风景旅游线。到那里去的驴友们，你们去了，又走了。你们去了是可以走的。生活在那里的藏人却无处可走。你们真的了解九寨沟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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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5:43 PM PDT
中共在治藏政策上的左祸表现为夸大敌情，虚报危险，制造敌人，小事化大，然后向中央要钱要权要枪炮，用天下大乱来恐吓国家。这种左祸，何时到头？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到左的一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右转。
治理西藏的干部比赛谁更左
中共进藏以后治藏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转变发生在1955年底。后来遭到整肃的范明将军晚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讲述了这一重大转变前后，中共西藏工委中西南派和西北派之间的"内部之争"。这一内斗的结果是西北派的范明失利，两年后更以反党集团的罪名进了监狱。但是，对于这次内斗，范明至死也不认为是自己错了，他的回忆录就是要在盖棺之前为自己做一番辩白。他的这番辩白显然有人不服，于是西南派方面，一直在西藏工作到离休的张向明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张向明55年西藏工作实录》，就那次内斗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
不管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更符合主义，当代藏史学界得知的是，55年底中共内部的这场争斗，结果是最高层决定在四省藏区坚决搞"民改"，而且是立足于"打"，准备"大打"的暴力型社会改造，从1956年春天到1962年秋天，在整个藏区引发了一场流血和死亡的大灾难。
这场内斗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治理西藏的中共干部，西南派和西北派互不买账，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两派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治藏干部证明自己比同志们更正确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思路和言论调整得比别人更左。
如今西藏和四省藏区局势如此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细细往上追溯，就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左祸在西藏的危害。
中共内部斗争有趋左的先天性格
在中共历史上，左和右的路线斗争从来也没有消停过。中国的大学生有一门必修课叫中共党史，学生们就要背历史上几十次路线斗争，不仅要记住人名和年代，还要记住哪次是反左，哪次是反右。那是令学生最痛苦也最厌恶的课程。按理说，中央的正确路线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是中共从苏联学习和继承了一套词汇，也早早形成了同样的政治心理，左意味着革命，是正确的符号，只有极左，才是正确得过了头，需要反对，所以反"左"这个词汇里，"左"字上是要加引号的，表示反的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左"，而是形左实右；而右就从根子上不好，意味着反动，意味着几乎就是阶级敌人，所以反右的右字上是不需要加引号的。对于中共的干部，左的错误是分寸问题，右的错误却是本质问题。于是，中共干部的内部之争就有趋左的先天性格。
1955年底发生在中共高层和治藏干部中的这场内部之争，结果也是一样。表面上看，是左得出奇的范明将军和他的西北派失利，比较理性的西南派占了上风，可是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毛泽东其实是同意范明将军的，范明的失宠是人事斗争的结果。几年后西南派也遭到了整肃，其中第一任中共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的遭遇比范明更惨。而毛泽东等最高决策层在这场内部之争后作出的决定，就是1956年开始左得不能再左的对藏强硬政策，完全改变了他自己在入藏初定下的"谨慎"的政策方针。
中共是依靠地下活动和武装斗争而执政的，"对敌斗争"的需要决定了中共对外的斗争策略，也决定了内部的组织和纪律，所谓路线斗争。在每次内斗之后，重新占上风的，多半是比以前更左，而不会比以前更右，因为右的干部容易受到攻击，容易被淘汰而出局。这就是中共历来是极左比较得势的原因，也因此而形成了中共干部趋左的性格。
左祸必坏事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所以，纵观中共的执政史，就是一部左棍横行、左祸不断的历史。内斗的结果是左派得势，紧跟着就是左祸贻害。这部方向盘往左的庞大机器只有一个问题，左祸的胡作非为不可避免地会把事情干砸，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就像文革，到了后期已经是天怒人怨，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各地家家户户都受害，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这时候毛泽东的自然死亡立即就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齐步往右转，这就是随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下治藏政策的纠偏。中共承认了"民改"和"平叛"中的扩大化，调整了藏区的干部，改变了一系列政策。在八十年代前期，藏区出现了希望。在1984年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元老们齐齐出席，总的共识就是反左，在西藏工作上坚决纠正左的错误。
可惜的是，到八十年代末，当制度改革遇到瓶颈，中共又发生了一轮"内部之争"，内斗的结果是又一次右派失势，通过内斗把别人打下去才上得了台的新领导们，只有举起"对敌斗争"的旗号才能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不左是不行的。在治藏政策上就表现为夸大敌情，虚报危险，制造敌人，小事化大，然后向中央要钱要权要枪炮，用天下大乱来恐吓国家。
这就是最近二十年又一次贻害藏区的左祸。细数最近几届西藏党委书记，他们一个个在意识形态上左得出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们执掌治藏大权，是党内斗争的结果和延续，他们如果不左就根本上不去。所以这二十年他们把藏区弄得危机四伏，他们却只会越来越左，一个比一个更左。
藏区左祸，何时到头？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到左的一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右转。从2009年开始的藏人自焚事件，如此惨烈，外界有人以为人类史上罕见的一百多人自焚会促使中共重新检讨治藏政策，如今事实证明，中共的左派思维里没有人性和人道考量，只要左的政策还混得下去，再多人的自焚对它也不起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是左的政策混不下去的时候了呢？
也是经验告诉我们，那只有当灾难将降临到所有人头上的时候。左祸必坏事，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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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5:28 PM PDT 
去年年初起，西藏当局开始在寺院和乡村实施“九有”工程，其中第一个“有”即“有四位领袖像”，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网络上曾激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是被质疑和批评。民意认为这是严重破坏当地宗教信仰，学朝鲜走回头路；研究者认为这只会消磨藏人的耐心，酝酿更大的反抗，积累更大的矛盾。
许多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强塞“领袖像”的行为抱有恶感。固然中国社会有大量毛粉存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很厌恶毛，将毛称为“蟊贼”或“腊肉”的不在少数。中共在西藏的官员并非不知情，而且，并非不明白在21世纪的今日，以行政手段强行要求民众在佛殿、僧舍和家里挂“领袖像”纯属笑话。这不单单是洗脑的问题。不单单是糊弄外界，制造西藏人民是多么热爱共产党等类似假象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应该被如此简化。深究下去，会发现其中纠结着更强悍的用意和更长远的图谋，并透着一直以来的傲慢。 党的宣传员们或者党的研究“西藏问题”的智囊们绝非蠢货，很有可能是从当年毛制造的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认为继续制造这种精神原子弹将重新对藏人生效，当然这并不只是裹着糖衣的炮弹，更重要的是具有杀伤力、可以制造流血和死亡的炮弹。当年，毛的精神原子弹就起到了威慑和迷惑的双重作用，如今被他的接班人继续用来对付今天的藏人。 “领袖像”便是其中的炮弹之一。其强悍的用意体现在企图以“领袖像”来取代藏人供奉的佛像，以伪宗教信仰来取代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可能认为某种情境置换而且是持久的情境置换会有效果。所以说，党的那些思想刽子手们并非不顾一切地蛮干，他们很清楚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是一副被人诟病的蠢相。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为何他们一定会以为他们能达到目的？就因为当年毛时代一度取得的效果？继续深究下去，会发现今日的他们与过去的他们相比较，没有任何改变或进步。我想说的是，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把藏人视为另一种物种，另一种远低于他们、且未开化的物种。在他们的认识中，藏人无论对真的宗教有信仰，还是对伪宗教有信仰，都是一样的迷信。当他们用伪宗教来取代真宗教，藏人只会顺从而不会有异议，甚至会习惯，那将意味着党的胜利。说穿了，他们从来都对藏人报以藐视实则很无知。 换句话说，之所以固执地只在西藏而不在北京、上海或者河南省、四川省搞这类送“领袖像”的名堂，是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无信仰的人，除了物质和金钱才能吸引之。“领袖像”能吃能喝吗？除非印着中彩票的号码，才不会被扔掉。 “领袖像”无外乎是伪宗教的替代品，从当年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到处张挂毛泽东像朱德像，到如今的“四领袖像”不久将是“五领袖像”，还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你们是被我们解放的，是我们给了你们新生，因此你们必须要在言行举止方面，做出感恩戴德、效忠服从的姿势。 从“领袖像”的强行派送，到接受者在非自愿接受时脸上挤出的笑比哭还难看，必须吐出的感激之语更是证明了权力者的霸道，甚至连包括房屋内部的布置都被列入了党的管理权限，“领袖像”不但要放置在房间的中心，以构成“四领袖像神龛”，党的干部们还要经常来检查。如果有谁不挂或挂得不好，那这就成了不满的证据。 然而，“领袖像”居高临下地挂在佛殿、僧舍及每一户家庭，如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的生活。你抬头或转身都能看见他们被修饰得如同超人的脸。你即便佯装看不见，也无法挣脱这个感觉：“老大哥在看着你。”从一个“老大哥”，到四个或五个“老大哥”，人数上的增加仿佛是某种控制力的成倍增加，所有的僧俗藏人怎能喘得过气来？ 而拉萨城里的政府办公楼上更是高挂着巨幅“领袖像”，在夜色中被强烈的灯光照亮，似乎在宣示党的超人们连黑夜也有权去制服。 2013年8月-9月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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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4:54 PM PDT
在当今信息传媒时代，一个小概率事件常常引发革命性的社会变迁。但历史经验表明，偶然性事件的背后，其实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更新换代使然。社会观念与思想才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动因或能量。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田的一指手印，还是叶利钦跳上坦克的振臂一呼；中国经济走出计划管制的误区，苏共垮台柏林墙倒塌国家重生，无不是人们将违背理性常识的负能量转换为合乎人性道义的正能量的结果。正邪相博，风雨过后，能推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进步"新思维"，才是历史车轮向前的"正能量"。
从打"薄王苍蝇"到审查"周大老虎"，维稳的表象背后，则是刮骨戳心的厮杀；在官媒悄悄"七不讲"的背后，是民间"七要讲"的主流话语；在"官谣"统一管控的背后，是"民谣"的失控与泛滥。高层的抱怨、知识界的反思、民间的抨击，正在形成一股与世界普世价值潮流并轨的主流共识。中共在博弈中的处境被动尴尬，处处将自己置于社会主流价值的对立面，念念有词却仍然是 "阶级斗争"的歪嘴邪经。一些人更是将所有的宪政建言，对制度性贪腐的批评揭露都视作"敌对势力的颠覆"，严防死守，大打出手。而这种局面则是中共从来和斯大林主义划不清界限，死死抱着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和国内政治中的敌对思维不松手，以天下为敌的"老套路"。
其实，摆在习李新政面前的的选项只有一个：是继续沿着斯大林主义老路，沿着冷战思维应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局，还是面对现实，摈弃敌对思维，调整战略方向，开辟宪政改革的新思路？非此即彼。问题是，中共鬼打墙"老套路"背后的缘由有谁人能够捅破？
最近，捅开这层窗户纸的是中共高级将领刘亚洲。他阐述了为什么中共13大决议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此艰难："有两任总书记因此下台，又有两任总书记原地踏步了23年"，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执政高层还在用"敌对思维"处理问题。他提出的"新思维"，核心就是要抛弃"敌对思维"、"冷战思维"。中共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发挥社会正能量。面对现实，以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大局为重，释放被拘禁的异议人士，平反六四，鼓励流落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参与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社会的民间力量，拓展开放言论空间，实行公开平等的政党政治等等。提出了中共十八大新一届班子迎接时代挑战，以"新思维"启动政治改革的路线图。
至于是走草木皆兵、暴力维稳的邪路老路，还是走罪己诏、得人心、突围城的新路，皆取决于新旧思维之选择，取决于新一代政治人物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警钟在耳，前车之鉴，历史留给中共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能在未来的5至10年内，形成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新思维，协调、转换、消解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其境况可能比苏共垮台"更无一人是男儿"还要糟。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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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4:39 PM PDT
我读这篇论文，本来只想看看作者独特的推理方法，不料竟用它证明了和作者“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反对”理论相反的东西：合乎某个三十年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不能不与另一个三十年的互相“反对”。
據網訊，新領導習近平近來解釋他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論（通稱「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論」），說那是因為「現在一些人，把改革旗號當做老虎皮，不讓人民群眾說話和評價。我看是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反改革。」這個解釋實在高深，不知哪位大師能夠從否定「把Ａ當做老虎皮不讓批評」的因，推導出「所以『Ａ時期』不能否定『Ｂ時期』，『Ｂ時期』也不否定『Ａ』時期」的果來。請問看官你能不能？反正我不能。
我想我之不能或因我非博士，而他則是（雖是所謂「論文博士」即只交論文不到校上課的中國特色博士）。為了一窺這種博士獨特的推理方法，我在網上找到了他的法學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順便說，查找此文很費了我一番功夫，大陸甚多網站徒留其名或只見其（封）面而隱藏其詳，甚至乾脆宣佈「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習近平博士論文』搜索結果未予顯示。」好像其文一如其人，進入中南海以後就被錦衣衛簇擁保衛起來了。我既終於取得，自然不該學他們搞「未予顯示」，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以下鏈接觀賞到它（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861334.html?sudaref=www.google.com&retcode=0）。
習博士論文直接否定前三十年
我其實尚未細看其詳，只看一眼那論文的題目就大悟且大樂：研究「農村市場化」，這不就是直接否定那第一個三十年嗎！那近三十年間本黨在農村中也致力於搞「化」：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化，即現在當局一再宣稱當時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化到後來，連老太太養隻雞去趕場賣幾個雞蛋換鹽巴，都被當做大敵當前嚴加取締，更無論「市場」了。而該論文研究和倡導的「市場化」，乃是直接對前幾「化」的根本否定。前化的方向是「消滅私有制」並實行全國一盤棋甚至全球一盤棋的計劃經濟，後化的基礎卻是確立千百萬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獨立地位，以建立全國的並參與全球的市場經濟；前化建立的是名為「公有制」的（多數人的）「私無制」加（少數人的）「有公制」，後化則必須保護商品生產者的財產權以建立產權明晰的交換關係。這些對比雖然不是該文的主要內容而是它當然的前提，但是在其內文裡也有明白的表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這是農村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的基礎和關鍵。」（P.35）
「農村市場經濟是在計劃經濟的大環境中進行的，是大環境中的小氣候。……從總體看，國家的經濟體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只是通過這些來彌補計劃經濟的缺陷與不足。……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被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不可能形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和機制。」（P.38）
「計劃經濟體制已被實踐證明是一種僵化、缺乏活力的經濟體制，難以推動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雖然具有很強的生機和活力，但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和追逐眼前最大利益等副作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計劃經濟體制的頑症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痼疾，在一定條件下會形成劣勢組合，對農村市場化建設產生消極影響。」（同頁）
我們且把這樣明明白白否定一大二公計劃經濟的論文，放進「前三十年」的各個時期裡去，看它會惹出什麼事，會不會受到「否定」，或者受到怎樣的「否定」。
歷次政治運動必加之罪
先從作者出生那年的一九五三年說起。毛澤東正是在那年突然拋棄中共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約言，宣佈要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改造的重點之一就是農業，要把農民剛剛分得的土地歸「公」，實現「耕者無其田」；特別是規定了主要農產品糧食（以後又增加油料和多種經濟作物）實行國家「統購」，按照極低的定價把所有「餘」糧上繳國家。這就是使千年來貿易頻繁的農村突然沒有了「市場」以及該文所稱幾十年後才開始「農村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原因。在那個時候，假使作者從娘胎裡就帶來這篇論文且以嬰兒之身榮任省級幹部（根據現在已經有幾歲的官二代娃娃當公務員領薪水的事實，這樣的假設未必是胡扯），那麼這也並非他家之福；他犯罪了。
當時尚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以後很快就會有的），至少「反統購統銷」之罪是鐵定的了：你要搞農村市場化，要國家到市場上去和農民討價還價買米買麵呀？不過鑒於他的省級幹部之身，最有可能的下場是在次年的反對「高饒反黨集團」的大案裡做出一份貢獻，把高崗麾下的「五虎大將」變成「六虎」──那「五虎」裡面已有一位以後為國做出很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兼領導幹部馬洪同志了，作者參加進去，為那個集團再添一份經濟理論罪狀吧。
如果那論文遲幾年、譬如一九五七年提交，那就更糟了。查那年的冤大頭右派分子定罪標準的第一條，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要求在農村「根本改變」「國家的經濟體制」，當然是「反對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說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僵化的、缺乏活力的經濟體制」，當然是「否定社會主義成就」；宣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使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當然更是「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這個右派，作者該是當定了。
再往後走，且不說如果一九五九年會裹進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集團兼軍事俱樂部裡，提前幾十年取得黨政軍要職一身兼的可怕下場；就算躲過那一劫，跟著就有更加適合的罪名等著。從一九六三年起的「四清運動」中，有一幕針對「修正主義市場理論」的大批判，其靶子是長期主張在經濟建設中遵守價值規律的經濟學大師孫冶方。「遵守價值規律」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迷信人為「計劃」的荒謬聖旨而遵守商品市場的客觀規律。這條理論一時獲得經濟學界廣泛同情因而成為一股大逆不道的「修正主義逆流」，由康生、陳伯達等大佬出面組織思想鎮壓，罪名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連續批鬥了七八年，鬥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一九六八年，又關進監獄七年零五天。要是當年康生們又抓住了這篇「農村市場化」的反動文章，當會喜不自勝，把它的作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
迴避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是硬傷
我讀這篇論文，本來只想看看作者獨特的推理方法，不料竟用它證明了和作者「兩個三十年都不能反對」理論相反的東西：合乎某個三十年的思想理論政策方針，不能不與另一個三十年的互相「反對」。這對如今全黨的新領導，固然不算恭敬，可是吾固愛領導，吾更愛真理啊。
還有一點題外的話。我日前把他的這篇大作寄給一位理論界的朋友（姓名未予顯示），請他以內行的眼光評價該文的質量。昨天得到他的回信，全文如下：
「一龍兄：這是一篇典型的中國式博士論文，套話連篇，空洞無物，言不及義。農村市場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可以說囊括農業經濟中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個領域。論文實際上只講了農產品市場化問題，根本不談農業經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人（勞動力）和土地（所有權）。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土地的公有制限制了這一主要的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翻不過這道坎，現代化市場只是一句空話。你說呢？」
我說這位朋友是個只看試卷不問考生的閱卷嚴師，看來此卷的質量真無法使它的作者光彩起來了。不過這對他也非全無益處。假使「前三十年」突然於某日宣佈復辟（從新領導班子近來的舉措看，這樣的現實可能性是存在的），追查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那麼上面這封信倒可作為對該文的辯護依據，由辯護律師指出它的「空話性」即無效性，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未遂」的輕罪辯護。──假使那時還可以有律師，還容許作法庭辯護的話。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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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3:24 PM PDT 
延安整风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风；两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的封闭性，处在一种敌对的环境。这类运动无法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能成功。今天中共能发起整风运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依然是有相当的封闭性，但其已开放的程度又决定这种形式注定失效。
中共整党无果而终已成惯例
中共又发起整党。这不令人惊讶，从政治上看这几乎已是一个惯例，每届新领导人上任都搞一次类似的运动，前有江泽民，后有胡锦涛，都曾如此，只是每次所用的名目不一，不过结果却类似：除了借此整肃了个别党员和政治对手外，每次整党都不外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果而终。整党名义上要达到的目的如“反腐倡廉”，改善工作作风等也都在那干休所、宾馆里的闲谈和杯盏交恍中消失于无形。官员欺压百姓日甚一日，腐败也一切照旧。
此次整党，是在新领导人上任后，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与外交等都面临严峻局面的情形下展开的，这可能是与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整党的目的却依旧，不外两个，一是借此整顿一下党内腐败的党风，二是为新领导树威。过去二十年，官方在不愿做深度改革的情形下，一方面靠这种整党运动以及带有特务政治色彩的纪委系统来对党进行内部整合，压抑派系分歧，维护党内的权威和运作；另一方面靠发展经济来吸纳精英，平抑社会不满，也就是说靠赎买社会来缓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但这些方法能产生效果的前提是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蛋糕的逐步加大，使得官方在进行这种整合和赎买时能具有足够的金钱和机会上的资源。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发展模式的负面后果的逐一暴露，这个条件正在丧失。比如，最近官方宣布要进行超过一万七千亿的大规模投资来改善大气污染等问题，事实上是在给前一段毫无节制的恶质高速增长买单还账。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却在减少。
老办法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传统的发展模式无以为继，那种靠撒票子“人民内部矛盾靠人民币解决”的管治方式也就自然面临瓶颈。更糟糕的是，在过去这些年资源扩大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握有分配权力的官员的贪腐也相应恶性发展，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不满。此外，随每次整党成果的微乎其微，整党的效果也递减。在许多官员看来，整党只是一场做给上级的表演和游戏，只要程式走过，应付过去，甚至表演的好坏都不甚重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升迁和利益多半不是与这些相关，经济的增长，外来投资多寡，所谓的一些建设成绩，民众不闹事，这些才是获得提升甚至金钱等各种好处的关键。
一方面是老办法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是局势的恶化。人们期望新领导人能跳出巢臼，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探索新路。然而启动整党，打压公民运动，使人们在普遍的失望之余也对未来的忧虑日深。我们不知习近平等中共领导内心究竟如何认定这种整党形式的功效，如真以为会起到效果，那只能让人对他们的判断力表示怀疑，中国的下一步就显然极其堪忧。如果他们内心明了这种方法的无效，只是暂无良策，权做镇痛剂，收拾一下队伍，整人立威，以争取时间，再图改造，这从政治上我们能理解，但在无法阙除人们对其效果的极大怀疑的同时，也会危险地增加社会的不耐情绪，搞不好会丧失掉最宝贵的改革时机。
整风成败取决与社会封闭或开放
正如高华先生在其巨著“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所揭示的那样，整党这种由毛在四十年代创造的政治整合形式，之所以达到了毛当年预想的一些目的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时过境迁，中共今日面临的问题与环境与当年绝然不同，这是整党注定达不到效果，也是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多年来数次整党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延安整风是小文革，文革是大的延安整风；两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的封闭性，处在一种敌对的环境。这类运动无法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能成立。今天中共能发起整风运动的前提是这个社会依然是有相当的封闭性，但其已开放的程度又决定这种形式注定失效。信息来源和资源获取的多样性、利益的分化，思想的分野，权威的缺乏，党员与干部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与社会和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都使得靠那种内省和自我检讨，揭发批判和镇制的方式来达成思想的统一和队伍的纯洁的可能近乎于零。
因为，大规模揭发，以现在的腐败规模，党将没有宁日，只会加速党的分裂和党内对中央的反弹，这对试图借此建立权威的习李班子绝对不会有任何好处。不揭发批判，整党就只会沦为念报纸、读文件。至于内省和自我检讨，当年是以党员的信念、对党的忠诚和信任为基础的，今日对那些为牟利晋升入党，毫无价值支撑，习惯了官场文化和各种豪华享受的大小官员们根本就是无从谈起。而启动让毛当年整党成功的另一个杀手锏镇制威慑，甚至不惜对保持异端的党员进行人身消灭，就需要一个外在敌人的存在以及与此相连的敌对环境。无论官方今天怎样宣传所谓的敌对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都无法象延安和文革期间那样能证明展开一场大清洗的合法性。如硬要造就这样一个敌人和敌对环境，改革开放就会毁于一旦，政权也就难保。事实上，就连依法惩治犯罪事实明显的高官如刘志军，在各种利益的盘根错结的保护下都无法落实，展开全党大规模整肃又谈何容易！
当年延安甚至文革时整党的条件都已全部不再，病症又今非昔比后，却依然重操故伎，结果只能是药不对症，延误救治，徒增治疗成本。问题是，在浪费了诸多纳税人的公款和官员的时间搞这种不切实际的整党运动后，问题依旧，到那时，又要祭出何种办法呢？这倒是让人最关心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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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3:06 PM PDT
VOA 华盛顿 — 观察当今中国，总是能让观察家们遇到种种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一种哭笑不得、十分纠结的伦理和理智困境，无论观察者是学者、记者，还是普通的关心国事、有思想的中国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目前正在推行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就是这种让观察者哭笑不得、深陷伦理和理智困境的现象。 *荒诞可笑又危险的批评* 以习总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正在中国全面推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习近平为此多次高调发表讲话，并亲自挂帅筹划、发动、领导和参与运动。 在详细介绍、解说当下的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荒诞可笑又危险之前，不妨回顾一点历史。 中共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上进行了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历史学者们指出，中共历次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归根结底无非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和群众”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不用说，在一般理智正常、精神正常的人看来，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是绝对荒诞可笑的。但在比较专业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运动也是危险的，甚至是有致命性的危险。 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共发动的历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以残酷打击批评者而告终。例如， ---在1940年代，也就是中共延安时代，中共老党员王实味响应当时的中共领袖、也就是如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分崇敬的毛泽东的号召，对中共领导层提出了批评，结果是被用大刀砍头；后来中共承认王实味确实是不该砍头，但那已经是王实味身体和头颅被中共强行分离三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王实味的头已经找不回来了； ---在1950年代，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各地机关大力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改进领导作风；毛泽东宣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毛泽东的诚意，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随后发动“反右”运动，至少50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遭到延续几十年的残酷打击，被发配劳改，剥夺工资，家人也受到几十年的株连；在被批评是搞阴谋之后，毛泽东又表示他只是搞“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让毒草生长出来以方便彻底铲除；中共后来承认，“反右”运动的打击错误率至少是99%999，但“反右”运动依然是必要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共至今坚持拒绝对所谓“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做出任何道歉，拒绝做出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拒绝补发“右派”分子一分钱的工资； ---在196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瞎指挥，导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毛泽东于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整死； ---在2013年8月下旬，湖南网民杨盛显然是响应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以及响应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要摒弃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的号召，发帖劝谏习近平不要学不得人心的毛泽东，结果杨盛第二天就被警察抓捕，其罪名是“公然侮辱国家主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共的历史反复显示，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总是荒诞可笑又危险。就是这种荒诞可笑又危险的现象使观察家们深陷哭笑不得的伦理和理智困境。 一方面，中共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说法和做法极其荒诞可笑，看上去比小孩子过家家可笑不知多少倍。另一方面，中共又能随时、随意翻脸、动辄让批评者丧失脑袋或丧失自由，从而让观察家们不由得感到自己以鉴赏的心情和眼光看他人陷入危险是不道德的。 这种荒诞可笑和危险的组合，让观察家又想笑又不能笑，哭笑不得，纠结不已，陷入一种困境，让观察家感到难以挣脱、摆脱、超越、回避、或无视。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各种迹象显示，迄今为止，看来全世界还没有一个观察家找到一种理想的途径可以超越观察当今中国时难免遇到的这种伦理和理智困境。 *习近平成笑柄（1）*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发动的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中共以往历次的同类运动一样，其最明显的特征或标志也同样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在可控的范围和场合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假如说，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参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以往的同类或同名运动有什么重要差别，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大概就是，如今是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因此在中国公众眼中，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中共权威通讯机构社新华网报道说： “9月23日至25日，滹沱河畔，翠屏山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对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十分关心，要求会议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在习近平亲自领导和挂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批评周本顺：“对干部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够；”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批评周本顺：“希望（周）书记能够强力推进决策落实；” 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干事过于急躁，有时过于追求规模、声势和形式；” 赵勇批评周本顺：“对扶贫工作过问不够。” 在习近平如此亲自披挂上阵、亲自督阵之下，中共河北省委进行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习近平也由此成为大众笑料。 中国网民这种难以压抑、难以自制的笑声之大，显然连中国官方媒体和习近平本人也无法完全忽视或无视。 *习近平成笑柄（2）* 鉴于趋利避害是全人类乃至大多数高级动物（如猴子或狐狸）或低级动物（如蚯蚓或海蜇）的本能，鉴于中共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由头对批评者实行残酷镇压或打击报复，中国公众和中共干部早就学乖了，学猾了。众所周知，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耍弄，被别人“引蛇出洞”打死打残，或当成“毒草”除掉。 因此，每每遇到中共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所说的群众和干部）为了表示服从、服帖、对中共没有二心，或为了蒙混过关而自保，便向中共各级领导人提出“我对领导最大的意见是领导工作太拼命、太不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批评。 这种荒诞可笑的局面也导致许多政治学和文学研究者提出，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中国的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的荒诞剧；其演员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总导演是中共最高领袖，其舞台是整个中国大陆，其中没有非荒诞特区。 习近平本人显然知道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令全中国和全世界感到荒诞可笑。从习近平发表的有关讲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有关报道来看，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显然是力图避免让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再度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习近平到河北亲自督阵，领导和参与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对中共河北省委说： “我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于是，在习近平的直接统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成员做出了上述让全世界、全中国忍俊不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力争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看到中共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刀真枪、货真价实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荒诞剧。然而，习近平的一番努力显然只是使他本人、使中共河北省委以及中共政权显得更加荒诞可笑，让中国网民笑翻了天。 在当今中国，由于直接嘲讽或批评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权依然有现实和当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如杨盛以及其他许多例子所显示的），中国网民的嘲笑性评论只能是迂回曲折，大都不敢或不能直接提及习近平，但网民们的价值观和娱乐嘲笑对象清晰可辨。 这种娱乐嘲笑如今已经有两套版本，一套是现代的，一套是借古讽今的，其代表作如下： “听说河北兴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领导们相互‘严厉’批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这事小学的时候就做过了。当时班主任叫同桌互相写对方的缺点与自己的缺点，由于那个年代同桌椅子是长凳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义愤填膺的写下：『小婷缺点：屁股太大，总是挤到我坐的面积。我的缺点：长（得）太帅，让小婷过于自卑。』” “西门庆对武大郎说，我今天必须批评你，出门老是不关好门窗。武大郎委屈的说，大官人，我也提醒你一下，你来我家时，不要被隔壁的王婆看见好伐。潘金莲满脸娇羞，武大郎一本正经的批评，娘子，下次晒衣时，注意晾衣杆，高空坠物很危险滴。潘金莲说：死鬼，下次能再晚点回家么” 还有中国网民把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图片并列贴出，算是一种评论。 观察家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如今将习近平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强烈鄙视的金正恩相提并论，因为公众和网民认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越看越相似，其相似之处包括： 1）习、金两人都肥胖，而且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喜爱体育运动； 2）习、金两人都是靠自己的老子而不是靠选民的选票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元首； 3）习、金两人都是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但又刚愎自用，无知无畏，除了老调的宣传和铁腕的镇压之外，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政绩乏善可陈。 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表达的这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中共当局已经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张旗鼓地直接抓捕言论者，以威慑、震慑、恐吓其他胆敢发表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人（如抓捕湖南的杨盛）；再就是防患于未然，尽力封锁或阻碍网民有关的言论。 如今，中国网民假如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搜索“习胖”，便会立即得到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超荒诞可笑的告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一告示，显然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何荒诞的最生动形象的广告。 *前途未卜的认真批评 *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显示，他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可以一统天下、说一不二、万众仰从的毛泽东时代。 然而，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的评论，显示了如今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要将2013年的中国拉回到1976年之前不是非常容易。 那些嘲讽性的评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敢发表，无处发表。现在却有不少人敢于发表，而且也能发表，发表了之后又能广泛流传。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网民禁不住跃跃欲试，虽然明知中共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要真心实意要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但还是忍不住提出认真、半认真、或调侃式的、可能给他们招来切身危险的批评。 有网民对中共统治下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运作提出批评： “河北去年春晚请大腕花费330万，有关领导自我批评说是浪费了！想请教的是，宣传部花的是不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为什么不经人大审批？如果经过了，人大为什么不去监督，而任其浪费？如果人大只起到图章的作用，那纳税人养活人大起什么作用呢？” 有人对中共垄断权力、不准许反对党存在提出批评： “事实上反对党就是最好的监督机构，包脓养疮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本能。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填补了没有反对党的纠错机制，但自从‘统一思想’的歪理出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满园长草，河北省委的民主生活会，能否脚踏实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执政者的明天。” 还有人对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言不及义、回避公众强烈关心的司法正义问题提出批评： “17年前，一个叫聂树斌的说自己没杀人但被判死刑并执行了；后来，出现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坚持说被杀的人是自己杀的，交代的细节和警方查证的证据高度吻合，但检方坚决认为人不是他杀的。河北，今天刚刚批评与自我批评过，明天（9月27日）怎么判？” 观察家指出，上述这些认真的批评意见都是前途未卜的，提出上述意见的人甚至有可能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释，上述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类于涉嫌“寻衅滋事”、“诽谤损害国家形象”、甚至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顺理成章地“依法”予以拘捕和定罪判刑。 当然，是否入罪，定多重的罪，可以由中共最高当局和中共地方当局任意决定。 不过，关于聂树斌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王书金承认自己杀人，但河北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性，对中国全国瞩目的聂树斌案进行了长达9年的复查，依然坚持说杀人者不是王书金，对聂树斌判处和执行死刑没有错误。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9月27日作出裁决，提出在共产党国家十分反常的“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杀人者不是王书金，从而再次创造了当事人坚决认罪、司法机关却竭尽全力、拼死努力为当事人脱罪的荒诞可笑又可怕的局面。 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就此通过微博发表评论和呼吁： “今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了王书金杀死康姓女的嫌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该院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重审疑云密布的聂树斌案。我们也郑重呼吁：在聂树斌案重审结果发布前，最高法院不得核准执行王书金死刑！” 千百万中国人担心，河北当局和中国最高法院会迅速将王书金处死，以便让聂树斌案成为一件彻底的无头公案，从而保护当年将聂树斌定为死罪的一系列官员，使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追究；与此同时，聂树斌的父母将陷入终生的痛苦深渊。 *观察家的看点* 在观察家们看来，聂树斌/王书金案、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层层相套的荒诞，都是荒诞可笑又危险的当今中国国情。 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共所宣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谎言。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共荒诞可笑的谎言性宣传和荒诞可笑的运动，中国网民已经发明了一套可以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总是合适的评论。例如， “今天还恬不知耻的公然撒谎！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你明知大家都知道你公然撒谎的时候你依然撒谎！” “时代不同了，撒谎要增加技术含量！” 现在各方观察家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民智大开的时代，习近平当局如何能维持这种荒诞局面，或这种荒诞局面能维持多久。 观察家们正在兴味盎然又忐忑不安地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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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Sep 2013 02:35 PM PDT
"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于9月29日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城举行。中国公民运动的开启者与推动者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9月29下午，旧金山一群关注中国民主和公民运动的华人汇集在中国城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参加"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这里举行的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宣布：谭作人、朱承志、艾晓明获选为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方政说："我们这三位得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中国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中国的公民运动。" 谭作人是一位环保人士，89"六四"后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和维权运动，是中国公民运动最早的启动者。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他进入灾区调查在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中死难学生的真实人数，在网上发表公民独立调查报告，而被当局逮捕判刑。 朱承志曾是企业家，由维护受政府侵害的经济权益而走上了投身维护公民权力的道路。他参加"福建三网民关注团"，和关注王荔蕻"寻衅滋事"案，舍生忘死揭示民运人士李旺阳遭受政府迫害离奇死亡的真相。 艾晓明则是一位大学退休教授，他用自己的笔和摄影机，记录了中国公民近几年来在各个领域开展的维权活动。她的讲座屡屡被当局取消，原因就在于：面对他人的苦难，她无法转过脸去。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葛洵在宣读颁奖辞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2012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谭作人先生、朱承志先生、艾晓明女士，表彰他们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事迹各有不同，但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悲悯的情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不懈追求。" 谭作人仍在狱中，朱承志和艾晓明由于中共当局的阻挠也不能前来领奖。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代表丈夫，以及朱承志、艾晓明，分别向颁奖典礼发来"获奖感言"，并分别委托友人任松林、徐文立、肖国珍代为领奖。 任松林宣读王庆华代表谭作人发来的获奖感言说："谭作人多年投身环保，他对政府的一些不作为和错误决策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建议，最终被送进牢房。他渴望他无比热爱的这片土地美丽而且尊严，所以选择了坚持。" 徐文立代表朱承志宣读获奖感言说："回顾以往，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见证了太多太多的黑暗，让我从一个逆来顺受的臣民转化成一位关注社会进步的公民。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肖国珍宣读艾晓明的获奖感言说："我不认为我自己真的配得上这荣誉，但我知道这份荣誉是奖励那些在我的纪录片中为社会公正而不懈努力的人们；是奖励那些和我一起跋山涉水甘苦同行的志愿者们；是那些勇敢的人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艺术家以及普通的城乡居民；艾滋病感染者、强奸案受害人、土地被剥夺者、以及他们的亲人朋友。当他们挺身而出为公民权利呐喊的时候，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就喷薄欲出。"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86年，从1987年了开始，邀请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每年评选上一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如今已经27届，共评选出84个获奖者。 颁奖典礼结束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了主题为"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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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3, 2013, 6:22:15 AM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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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Oct 2013 11:04 PM PDT
ANDREW HIGGINS 2013年09月30日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Alexandru Visinescu)火冒三丈。“从我的房门外滚开，要不是你想让我拿根棍子揍你？”最近，当一名记者在他的公寓外敲门时，这位88岁的前典狱长这般吼道，他的公寓在位于首都中心一栋楼的四层。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
和其他共产党政府时期的前公职人员一样，维西内斯库不喜欢被打扰，他如今是一名孱弱的退休人员，背都驼了。不久前，他不是这样。那时他颇为幽哉，政府留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和一套舒适的公寓，公寓里挂满了他年轻时英姿挺拔、身着制服的黑白照片。他在附近公园里闲逛度过时光。
维西内斯库平安的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这是罗马尼亚自1989年12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这起案件引发了本地新闻媒体的狂热报道，并给受害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了希望，虽然把握不很大，但他们还是希望，罗马尼亚也许能最终步大多数中东欧邻国家的后尘，摆脱对残酷往事的集体遗忘，重新审视让害人者不受惩罚的文化，这种文化催生着猖獗的腐败、遏制着国家的进程，尽管罗马尼亚已于2007年就加入了欧盟(European Union)。
在许多本地人眼中，齐奥塞斯库倒台和被处决，仅仅是铲除了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干涉人身自由的独裁体制的领导人，他赖以生存的那个体制基本上毫发无损。共产党时期和后共产党时期的精英们一脉相承，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在罗马尼亚，对严肃清算过往罪行的阻力一直特别大，在罗马尼亚依然普遍存在着对共产党时代的怀旧情绪。
一直在努力倡导加强法治的布加勒斯特组织专家论坛(Expert Forum)成员劳拉・斯蒂芬(Laura Stefan)说，“这里的水极深，而且极脏。腐败现象与我们没有审视过去有着巨大的联系。”她对起诉维西内斯库表示欢迎，把其作为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她指出，“就连认为这些人有罪、应该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的想法，都很新颖。”
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Ion Ficior)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尽管如此，斯蒂芬对当局是否“真会严肃考虑”把维西内斯库和其他人送入监狱表示怀疑。她说，“我对此毫不乐观。”
助长这种怀疑的事实是，维西内斯库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而该罪名通常只适用于试图部分或全部消灭某个宗教或种族群体的行为，不适用于政治迫害行为。而且，维西内斯库被指控犯罪的时间覆盖半个多世纪，追溯到齐奥塞斯库从1965年到1989年实施独裁统治之前的时期。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时期，如今在政治上仍很敏感，这是因为，他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的许多成员，在旧体制跨台后，依然处于把持权力的地位。
很难在罗马尼亚法庭上证明种族灭绝罪名成立，即使能做到，仍会有来自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的各种法律挑战。定罪的难度已让一些长期推动司法公正的人士担心，在罗马尼亚反思过去所做的时断时续的努力上，这可能免不了又是一次不成功的开始。
罗马尼亚的犯罪学教授丹・沃伊内亚夫(Dan Voineaf)说，“他们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就是为了能以毫无结果的方式结案。”沃伊内亚夫是1989年12月25日审判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琳娜(Elena)的检查官，那是一场仓促的走过场审理。
沃伊内亚夫说，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层仍主要由前共产党员及其亲属和盟友把持着，“这些人希望确保，共产主义的罪行永远不被揭露、永远不以严肃的方式受到起诉。”
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东欧最专制、最斯大林体制的政府，那时的罗马尼亚是一场草木皆兵的噩梦，每30个人中，就有一人为残酷的安全机构(Securitate)充当告密者。齐奥塞斯库对异见者的迫害如此彻底，甚至到了如果没有警方批准，罗马尼亚人连打字机都不能拥有的地步。
位于布加勒斯特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拒绝评论维西内斯库的案子，总检察长当过兵，曾参与镇压1989年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抗议者，当局称抗议者为恐怖分子。
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对维西内斯库的起诉仍相当重要，它首次在刑罚系统中引入了一点问责，根据布加勒斯特一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看法，罗马尼亚的刑罚系统不仅对犯人滥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有时还会被用于寻求铲除政府的反对者。
位于布加勒斯特东北方95英里（约合153公里）以外的Ramnicu Sarat监狱就是用来干那个的，该监狱专门关押被挑出来处以严厉惩罚的政治犯。维西内斯库在1956年到1963年之间执掌这座监狱。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弗拉迪米尔・蒂斯默纳鲁(Vladimir Tismaneanu)说，“现在，邪恶在罗马尼亚有了体现。认识到邪恶这个抽象概念是一码事，但公众需要看到邪恶的具体面孔。”罗马尼亚政府曾在200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共产党时期的普通罪行，蒂斯默纳鲁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1951年，16岁的奥罗拉・杜米特雷斯库(Aurora Dumitrescu)遭到逮捕，被关押在米斯里镇一所由维希内斯库掌管的女子监狱里。她说他是个“野兽”，以把犯人关进“小黑牢”为乐趣。小黑牢是一个潮湿的、没有窗户的混凝土房间，用来殴打犯人和对犯人进行心理折磨。“对他来说，我们只是动物而已”，她说。
就维希内斯库而言，他被指控对6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他告诉罗马尼亚新闻媒体，他不该为执行上级做的决定而承担责任。
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杀过任何生命，连鸡都没有杀过。” 维希内斯库告诉罗马尼亚电视台，他只是按照监狱总局(General Directorate of Penitentiaries)颁布的监狱规定行事而已。
他说，“对，是有人死了。但其他地方也有人死。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都有人死。监狱的食物和其他条件都是按规定的，如果我不遵循那些规定，我就会被扫地出门。那我该怎么办呢？”
就连他的一些受害者也对他的自我辩护有点同情，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只对这么久以前的、一个作用相对很小的人追究责任。
“头头们的罪行比他的严重多了，那是体制的问题”，83岁的瓦伦丁・克里斯蒂亚(Valentin Cristea)说。他是Ramnicu Sarat监狱关押过的政治犯幸存者中唯一健在的。
罗马尼亚1989年发生的剧变的有些情况至今不明，除了一些直接参与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人(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外，没有共产党权力机构中的主要人物受过审判。阻止前政府官员进入新政府的努力也全部落空了。
蒂斯默纳鲁在2006年提交的调查报告称，罗马尼亚共产党当局杀害或迫害了逾两百万人，当时的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认可了该调查结果，他曾表示审判过去罪行的时候到了，只有那样才能消除“一种未治愈的疾病所带来的重负”。
他说这番话时，议会成员发出嘘声和嘲笑。之后未曾对任何罪行提出过起诉。
George Calin对本文报道有贡献。
翻译：张薇、土土
——原载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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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Oct 2013 11:10 PM PDT
自从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旨在规制网络秩序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之后，不但将公诉范围扩展到诽谤罪，而且使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成为一个巨大的口袋，网络发言稍有不慎即入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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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述――《八八忆网》一书的前言 Posted: 02 Oct 2013 08:50 PM PDT
岁月不饶人。想到今年我已是八十八高龄，心中不禁惊叹："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京戏伍子胥过昭关的唱词）。我国古时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前两者不好说，后者或者还沾点边儿。我从1956年十月起创建并主持群众出版社三十年之久，编辑出版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书，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和杂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的论文结集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两书出版；文艺性的杂文结集为《新绿收屋笔谈》、《鸣春集》两书出版。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已编成《权与法》，杂文集为〈谈风集〉，但因六四事件，两书遭禁，未能问世。1994-2004年旅美的11年期间，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了《人权与宪政》一书。这本《八八忆往》基本上是2005年返国定居以后的论文，也收入了选自《权与法》书稿中的论文。
言为心声。这本书各篇文字所贯穿的思想精神，恐怕以自由主义来概括，较为适当。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公平正义、博爱等被称为普世价值，也都包括其中。正因为我一直秉持并宣扬这些自由主义精神，我多次挨整，两次系狱。1947年就被定为反党分子，受留党查看处分。六四事件中，以参加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中共党籍。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以，九死其犹未悔。即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者也。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无不同所处时代环境、家庭、学校有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更同他是读什么书大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生在五四运动后第六年，我父亲是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之一。我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父亲书房中的藏书，我经常翻阅，如新青年杂志合订本，独秀文存，胡适文存。胡适的《藏辉史札记》、《四十自述》等。不管是否读得懂，大都翻阅了。我哥哥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先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被吸收加入中共。他的藏书都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其中我最爱读的是鲁迅和巴金的小说和杂文。我一九三二年考入北师附小，当时的课本都贯穿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我国的史实，如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北、乌苏里江东的大片国土；江东六十四屯，在我读的历史、地理课本中，都有讲述。同学中互相借阅的《爱的教育》等书，均给我以极大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离开北京，去当时所谓的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我哥哥董易也在1939年去了那里。我因在鲁迅杂文中读到的国民党杀害左联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等事实，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十分不满。因此，我坚持留在北京，并与一些同学组织了一个"萤火社"，刻蜡板，出版油印刊物"萤火"。我去解放区后，该社发展、扩大为海燕社，成为有一百数十人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开战，燕京大学也被日本兵查封接收。我父亲被软禁半年多后，获准回城内老宅中。此时有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人刘仁（我父亲在师大教书时的学生）派人来我家，敦请我父亲到边区。同时要我在京做地下工作，并吸收入党。1943年7月，我也离京进入晋察冀边区，分配到抗大二分校任教员。我到抗大二分校报到后的第三天，就有日军大举进攻围剿。这场战役至年底才结束。这场反扫荡战役的经过，我父亲在《游击草》中有详细的记述。其中一首诗中说："大儿南诏无消息，继子转战慈河边。"这里说的继子就是我。战役结束后，二分校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驻地是清涧。1944年春天，我被调往延安，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此时学校并未进行整风，但我读到了整风文件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对他讲的知识分子连杀猪猪会叫都不懂，连臭狗屎都不如，十分反感。我认为社会上人们都有分工，知识分子不一定都会杀猪。对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说法，我也有所怀疑。因为我看过鲁迅的"文艺家与政治的歧途"一文，后来读到毛泽东在文章中称鲁迅为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与我的思想是相通的。"但后来在文革中，毛和一些文艺家的谈话，当罗稷南问，如果鲁迅还活首，现在会怎么样？毛答：如果他还继续写杂文，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去。后又传出在延被批判的野百合花作者王十味，在蒋军进攻，延安撤退时已被当时中共警卫部队杀掉。我又想起在延安被整的作家肖军，在日本投降后回到哈尔滨，办了文化报，同官方办的另一报纸打笔仗，肖军公开揭露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强奸妇女，掠走大批机器，被批判为反苏。后来我在天津买到一本肖军批判，是195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编译的。刘芝明在反右时，在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下放东北后，曾找新凤霞谈话，逼她与吴祖光离婚。新凤霞不从，刘又下令禁止新凤霞演出，并罚她做打扫厕所等劳役。1953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他的罚状是上万言书，并在四人通信中议论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语中，还写了"论舆论一律"一文。后又自比秦始皇，自夸说他焚书坑儒比秦始皇更厉害。他在反右派斗争时规定了区分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也即画右派的标准。林彪在文革的前夕所说的"四个念念不忘"，以及邓小平1979年三月在全国理论务虚闭幕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来他又将这"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八二宪法的序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我青年时期在延对中共的一些感觉是正确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了不断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1949年1月我从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俄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外事处，后又转到天津市公安局。1950年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我被调到监狱进行清案工作，当时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内集体处决一、二百犯人。在处决犯人的当天，我们都到现场，在监狱门前，开来了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站满持枪的军警。在车前几十步的地方，设一小桌，当犯人被提出，在经过这一小桌前宣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由军警押到车上。我亲眼看到天津伪市长温士珍（即温家宝的伯父），伪驻日大使许世英被从监狱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来的全新的布鞋，但温士珍在被军警押上车前，一只脚上的鞋子掉了，他转过头看鞋，但军警硬把他架上车去。我看后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对反革命罪犯，何以这样予非人道待遇？后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中，胡适留在国内的大儿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亲的罪行，后来胡思杜被迫自杀。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的儿女都在会上揭发其父亲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个儿子曾经与我同班的陆卓元后在文革中还伸手打他的父亲。我想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被整为反党分子时，宣布我的罪状竟有与父亲的关系超过党的关系一条。他们举着"大义灭亲"、"对反革命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凶残"，对人道主义和孝亲的道德肆意破坏。我听说毛泽东有两次讲话都说到，我国有几亿人口，死了一半也没什么了不起。氢弹打来没什么了不起。我听了以后，很震惊。他居然对人的生命不加珍惜。过去的封建主义者就是视民如草介。孟子说过，君视民为草介，则民视君为寇头。毛泽东曾经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吃苦，牺牲，但是他自己却在深宫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时，他却在各地大建楼台馆所。我的哥哥董易曾属名于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人，要把人当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两次下放到山东、山西。1956年，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因为级别不够，我未能听到党内的传达，但我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报告的全文。给我思想上以极大的震撼。过去一切歌颂他的伟大、光荣等词汇，原来都是谎言。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问题文集一、二集，刊载了各国共产党领袖的表态、发言，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在于个人崇拜所由产生的制度。
早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都宣称社会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但到了53年，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我国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党内的干部大多思想不通，我也认为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是正确的。他说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有利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少了。后来，人们清楚地看到，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农民集体生产，记工分，吃大锅饭，结果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下降。1960年传出河南信阳等地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中央派了两个工作组分别去信阳和甘肃。我和公安部的一批干部都分配到甘肃的工作组。我和当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姚艮一起到清水回族自治县，除了亲眼看到大批人饿死，还看到地方干部与农民的严重分化。许多干部事实上成为新恶霸和土皇帝。他们占有当地一切资源和权力，贪污、滥权，欺凌农民，有的生产队要全村的农民都去搞水利，有的队长几乎将全村的妇女都霸占了。对于这种情况，后来在文革前的整风清社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调查也有记载。后来我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才清楚认识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兴无灭资"确实出现了一个新阶级――官僚资产阶级。1971年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三年后，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送往公安部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当时我曾写了一个字条，交给另一"黑帮"分子，我引述了稷康在"太师箴"中的词句："行本惩暴，今已胁闲"；"昔为天下，今为一人"。1975年获准回到北京探亲过春节。我偶然在厂甸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三册，作者在一篇论文中说，社会主义还需要解决公有财产的管理者是否实行民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还听到有一本哈耶克著的《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但一直找不到，直到我在1995年从美国到台湾开会时，才在一个书店中买到。我还买到福山（美籍日裔学者）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他说， 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的形式， 今后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了。正像丘吉尔所说， 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政治制度。自由经济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正像民主是纠错的一种机制一样，自由经济也是可以自我调节的。我因此认为斯大林关于人类历史上存在五种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1992年8.19事件，苏共垮台更证明了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破产的事实。人民一直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毛泽东一直讲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方向。看来，走什么人的路的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
个人主义在我国一直被误解为利己主义，其实个人主义是主张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人格。英国19世纪法学家梅因曾说过，从身份到契约，这是人类很大的一个进步。过去在我国，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我国主要的统治思想儒学所规定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说，你不是你自己，你是皇帝的臣民，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完全附属于他人。毛泽东也说，知识分子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孙中山也是重视群体，忽视个体的作用，他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无法抵抗列强的侵略。这是不对的。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确实是一个应该搞清楚的问题。胡适曾说过，在欧美等国流行一种说法："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我的国家，不管对还是错，总是我的国家。这种不问是非曲直，盲目的爱国主义， 是很坏的东西。希特勒就曾利用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大肆屠杀犹太人，并把德国人驱入战场，变成炮灰。有人说，国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后避难所。我国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主政以后，又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又恢复了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如《苦恋》（太阳和人）小说中主人公的女儿问他，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这是把祖国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国家至上还是人民至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爱因斯坦说过，人民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却是人民建立的。胡适也说过：一个文明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够建成的。宣传中强调，爱国就是爱党，在文革中大唱特唱红歌，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有些人把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说成是"娘打孩子"歪曲党和政府同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为党和政府的统治者的罪行和错误做辩护。1985年，我接受香港镜报主笔林文的采访，后来该刊发表我的"第三梯队的提法质疑"一文，当时中共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提出质疑，由当权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作法，还是"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套封建继承的方法。后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其中包括了此文以及我发表过的其他自由主义的言论。中共批示我必须调离原岗位，免了我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的职务。此前，邓力群曾找我到中南海谈话，他说，你的一些观点不一定是错的，但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要求我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我根本做不到。近年来，在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民众对统治阶层不满，统治者往往大肆宣传爱国主义，以转移民众的不满。多年以来，每年纪念"五四远动"所发表的社论都是强调爱国，而不是民主。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一向批儒尊法，常骂孔子是糟糠，自比秦始皇。但后来的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成为毛泽东的反对者。江泽民曾主张搞德治。近年来更大肆提倡尊孔，在各地，在外国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名，大办孔子学院。有一次竟将孔子的大型塑像立在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外，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的画像遥遥相对，一时引为笑谈。
几十年来，我的经历都说明，中共依靠镇压和欺骗这两手来维持其统治，毛泽东在将习仲勋列为反党集团时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论革命反革命，都首先要做舆论的工作。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直白的讲，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伪造历史，蒙蔽群众，更是中共主要的手段之一。苏联更是如此。托洛斯基早年写过一本书，叫做《伪造历史的斯大林学派》，最近在普金的主持下，将苏共历史写了一本新的教科书，其中不少材料是人们迄今所不知道的。胡乔木所著《中共建国三十年》以及前两年中共党史第一、二 卷都是伪造历史。粉饰现实之作。最近纪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仍然坚持过去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提法。事实上是金日成打了第一枪，破坏了三八线的协定，攻占了汉城，直逼釜山。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的军队才在仁川登录。所谓美国要越过鸭绿江，侵略中国，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志愿军牺牲了几十万之众，而且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大量被隐蔽的真实历史被公开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实，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以民主宪政取代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在我国古代，知识人被称为"士"，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字这里可以包括普世价值所有的思想意识在内。我国知识分子素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古代的且不说，以近现代来说，史学家大师陈寅恪一向倡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当郭沫若到广州中山大学敦请他回京，并担任历史学所的所长，他对郭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如果容许我在所内不讲马克思主义，即刻前往。哲学家和教育家梁簌溟，当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众对他辱骂，他凌然不屈（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他曾给我写有"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勉励我坚定意志，抵御强暴。我在1988年曾写有一首自寿诗，其中有一联云："颅顶犹悬达氏剑，腹中每动屈子忧"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我被关押在武警部队，作诗一首，其中有一联句为："人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再回顾我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也更加有道路自信，我深信我国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严冬即将过去，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2013年9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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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美国政府的美国（附：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或面临更大危机） Posted: 02 Oct 2013 05:50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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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Oct 2013 05:33 PM PDT
入秋以来，中国律政戏密集上演。判决薄熙来案，判决李天一等人轮奸案，处死强奸杀人犯王金书，处死沈阳烤羊肉串小贩夏俊峰等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秋决"。
中国古代执行死刑大都在秋季，所以叫"秋决"。这来自古人对自然的崇拜，春夏是万物生长的时节，死刑不宜执行。国家施政要顺天应人，除了"谋反罪"要立即处死，一般行刑都定在霜降到冬至之前这段时间。 中共建政三十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刑法，现行刑法关于死刑的准则是"罪行极其严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上述几宗案件。先看薄熙来案。无论当局为薄熙来隐瞒了多少重大罪行，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是公诸于世的。这还是因为王立军闯馆，使美国政府掌握此案内情，并且通报英国，否则中国民众能知道的不知是个什么版本。按谷开来的犯罪事实，不但刻意谋杀，而且情节骇人听闻，无疑是"罪行极其严重"。中共当局的通告也说谷开来杀人"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伤害"。但是谷开来判了个死缓。 犯人王金书被认定强奸四名妇女，事后残忍地杀死三人，一人欲杀而未遂。按照刑法"罪行极其严重"的准则，王金书理当处死。但他承认自己是1994年"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真凶，辩护律师因此提出他有立功表现，提请量刑时加以考虑。帮助司法部门纠正冤假错案，昭雪沉冤，可算作立功，但未必能免去他的死罪。然而王金书的坦白自首，却对司法权威构成了尖锐质疑和挑战。所以当王金书承认自己是真凶，并能准确无误地把警方带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发点，掘出死者尸骨，河北高院还是否定了王金书的说法。 被屈打成招的聂树斌早已被处决，他的家人19年来不断上访鸣冤，王金书和聂家毫无瓜葛，不存在为聂树斌顶罪的意图。但这一切都不被司法机关采信，甚至没有兴趣作司法复核。聂树斌、王金书强奸杀人案变成了"一案两凶"，其离奇程度，非但超过了"施公案""彭公案"的演义故事，也不亚于晚清四大奇案之中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已经被三曹定案通奸杀人，但杨家上访递状子给军机大臣翁同和，翁认为此案有疑点，上奏慈禧太后，慈禧下令重查。但当时的浙江巡抚为了面子官威，执意定为斩立决的铁案。此案从同治十二年拖到光绪二年，在此期间，民间报纸《申报》一直在客观公正地跟进报道案情，老百姓街谈巷议，舆论汹汹。朝廷再指定刑部尚书亲自重审，开棺验尸，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洗雪冤情，浙江巡抚等三十多名官员因此被撤职查办。 聂树斌、王金书"一案两凶"，在网民中沸沸扬扬的反响更胜过晚清，但聂树斌没有杨乃武那么幸运，他已经被处死了，王金书新近也被河北高院二审维持死刑判决，更否定他是石家庄奸杀案的真凶。中国的司法就是这样儿戏，居然连慈禧太后都不如！ 最后说到夏俊峰案，辽宁沈阳卖烤羊肉串的街边小贩夏俊峰，被城管没收赖以谋生的煤气罐，还被辱骂殴打，夏俊峰激愤之中用小刀刺死两名城管，重伤一人。此案比起聂王案脉络清晰得多。按照美国法律，一级谋杀是故意杀人，在少数保留死刑的州会被判处死刑，在多数的州会判无期徒刑；二级谋杀是没有杀人意图和预先谋划，激愤杀人就是二级谋杀，服刑15年或25年之后，可接受假释申请。中国刑法虽然没有一级二级谋杀的区分，但也有类似考量。夏俊峰案明显符合事先没有杀人意图的激愤杀人，连官方庭审也承认"两名受害者也有一定责任"。但夏俊峰在法律界和网民一片刀下留人的呼吁之中，还是被执行了"秋决"处死。 根据法律界人士统计，中国被判处死刑的超过90%都是底层百姓，所以死刑被称为"对穷人的惩罚"，前人有道是"法不责众"，在中共治下却是"法必责众"。这是专制主义的价值体系所决定的，到了习近平这一朝，拥有"三个自信"和"宇宙真理"的中共政权，更容不得对政府权力与权威的半点冒犯。聂树斌和夏俊峰只不过是国家暴力机器小得不能再小的牺牲品，然而在中国司法史上，他们将成为符号式的案例。在同样的专制统治下，晚清的两个小人物杨乃武和小白菜侥幸沉冤得雪，当代的两个小人物却命赴黄泉。毛泽东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现在却是"道士打伞――有法无天"，这算是中国的进步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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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Oct 2013 05:27 PM PDT 
本来吹得很响的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挂牌，与10月1日开始运行，却转而低调，连总理李克强都没有露面。可是本来已经被“看死”了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却在国庆日那天前呼后拥下出席中国石油大学的60周年校庆。不但如此，前军委副主席，相传已经被查的徐才厚也在国庆晚宴上露面，中共政局的诡异莫测，天天在变，由此可见。
这是说明习李体制出现困难，原先的计划无法贯彻，还是策略上的某种需要，还须观察。不过习、李这几天都要出国拼外交，家里和谐一点，或者也是需要的。 上海自贸区，本来被吹嘘为相当于30年前的深圳特区，是大步伐的改革，包括物流自由、投资自由、人员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尤其后者最令人关注，以致其他省份都眼红，纷纷也要争取，尤其传说广东自贸区面积达上海自贸区的40多倍。但是后来，可能除了对台湾统战需要的厦门可能搞一个“厦门对台自由贸易园区”之外，其他均已经收声，连据说已经成形、明年初会得到批准的广东自贸区也说是乌龙一场。 而在具体政策上，原来的一整套政策大幅缩水，最后是斩件出笼。那些“自由”仅仅是作为未来目标。而本来就没有大做文章的优惠税率则毫无声息。本来有上海市民认为上海两年就可以赶上香港。这个“上海梦”破灭了。其实就是十年，也不可能赶上，因为香港的司法独立与资讯自由，上海岂是短期可以赶上？ 至于原先传说的，自贸区会开放网禁，更被媒体奚落为“白日梦”。因为原先即使是最开放的规划，也是“去政治化”的经济特区。 但是即使是去政治化，也让我想起正好20年前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访问四川时，弗里德曼与当时四川省长萧秧的一段对话。其中他们在谈到金融问题时，弗里德曼重申改革要像斩牛尾巴，要一次斩，否则更痛。而萧秧则表示中国人有个习惯，喜欢一步步向前走，不想一步跳过去。 现在中国还停留在这个“国情”里。这个国情比当年的阻力更大，正是因为没有一次斩掉尾巴，导致垄断特权集团成形，改革更加困难。当时萧秧说，牛尾巴有好几条，反映斩尾巴的困难；而如今尾巴是几十条、几百条，而且是又粗又长牛鬼蛇神的尾巴。 而这种“政策红包”的落空，出现在开幕前的一两个星期，大有“急刹车”的味道，可见高层又有一番激烈斗争，在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如果李克强没有得到“习近平政治学”的支持，“李克强经济学”也就难以为继了。因此李克强没有出席开幕式，仅仅是因为诺言没有实现而不好意思，还是带着深切的不满，也就耐人寻味了。 说回周永康亮相，又在“石油帮”的摇篮石油大学亮相，是说明周永康没有问题，正在被查处的中石油等垄断企业也没有问题吗？恐怕没有那样简单。有可能是利益集团的反扑，习李败阵；但是也可能只是临门一脚还没有踢出而已。习近平正在处处学习毛泽东，包括那一套权谋，因此还要看一看。而习李敢于双双出门拼外交，应该内部并没有危机出现。 而未来的聚焦点，暂时得看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然而根据自贸区缩水，周永康露面的情况来看，这个会议应该没有多大的看头。除非习近平目前在使用欺敌之法，让对方麻痹，然后使出奇招。例如如同不久前他坐镇河北省委常委的内部批斗会，把三中全会开成内部批斗会，然后把大老虎揪出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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