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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7, 2015, 6:03:04 AM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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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5 02:32 PM PST
日前，在与二百多位县委书记座谈时，习近平对他们提出了"四有"的要求，即"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仅仅就这"四有"而言，本不过是中国执政党惯用的套话而已，不值得重视。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在提出"四有"要求后对"心中有党"的重点强调：他说："衡量一个县委书记当得怎么样可以讲很多条，但主要看这一条。" 在具体解释"心中有党"的内涵时，习近平讲得十分直白，那就是"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要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习近平讲的再明白不过了：只要听党中央的，就是好县委书记！ 这个说法直接反映了习近平的担心，他担心执政党的各级负责人没有把以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放在心中；担心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级官员对上应付，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客观地讲，习近平的担心不无道理。尤其是在他所发起的反腐运动选择性地"打虎拍蝇"，正在日益引起官僚系统内部的非议和抵触。他急切希望得到各级官员的效忠。 我们在此暂且不去评判反腐运动的是是非非，习近平这番情急之下说出的大白话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外人听起来势必是另一种感受。非常明显，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所谓的"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三有"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只是"心中有党"，而"心中有党"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直。显然，在习近平的心目中，只有以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才是最重要的。 在党的决策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是维护党的立场，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中国执政党历来试图回避的话题。共产党总是用一句"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含糊其辞，竭力掩盖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但是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虚拟的话题，而是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中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 党中央、党中央领袖的决策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对立的例子比比皆是：党中央曾经违背中国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导致了中国农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党中央也曾经发起了迫害中国政治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导致近百万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无法弥补的灾难；党中央还发起过"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民族、尤其是"文革一代"的厄运。 这些决策都是由党中央作出的。按照习近平的解释，那些反对执政党这些错误决策的人，那些没有对党中央错误决策步步紧跟的人，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据理力争反对这些错误或者罪恶方针政策的人，都是"心中无党"的不忠诚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如同习近平所讲的："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我在习近平接班之初曾经写过，与江泽民、胡锦涛那两茬领导人相比，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多一些基层的磨练，接班的意识更自觉，执政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更早，这些都为他们制定和推行对民众有利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但是更关键的要素在于：他们能否在党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站在人民一边；他们是否能够抛弃意识形态偏见，接受现代政治文明，完成中国现代性改造。 习近平在县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表明，他是一个坚定的"红色江山保卫者"。在他心中，这个红色江山是属于共产党的领袖的 。而党则是这些"红一代"、"红二代"领袖们的工具，党的官员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党中央），只要做到了这一条， 就是好官，就是自己人。我不得不说，习近平的这些理念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也是中国人民维护自己各项权利的障碍。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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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5 01:25 PM PST
中共政权在新的一年里公示出的首个省部级贪官杨卫泽自被"锦衣卫"从江苏省委直接押赴京城后，无论是中国大陆境内的官方新闻机构还是境外自由媒体对他的强烈好奇绝不亚于对令计划的尤其关注，原因就是杨卫泽不是象什么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之类的普通副省部级贪官，而是既挂靠了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现住址为秦城监狱的周永康，更牵连了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现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香港媒体东方日报旗下网站刊登的一则评论说：杨卫泽的出事和被拿下，进一步牵扯到胡锦涛的"团派大将"──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牵扯到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江苏省委"老书记"、"团派"核心人物李源潮。已经迁入秦城监狱的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和罗志军的迁升及发生问题都和李源潮这位江苏老书记有人事关连。何况季建业、罗志军青云路上，李源潮还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这个时期，李源潮不但為胡锦涛的"团派"大力培养提拔了一批官员，而且形成了一个以自己為龙头的"江苏帮"，在政坛冒起...... 该文章作者认为，中共十八大召开时，大家看到只剩政治局委员空衔的李源潮坐在主席台上表情十分尷尬，还要强顏微笑。这个镜头释放的讯息是明显的：李源潮不但失势，而且背后可能还有更大更多的麻烦。他在十八大上受到了和令计划同样的处理──先剥夺其实权，坐在冷板櫈上，等待慢慢炮製和处理。 尤其是李源潮被"揭露"為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之后的第五个"核心人物"。舆情纷纷猜测他是否会成為令计划之后被拿下的大老虎。李源潮是否已经被习近平和王岐山计划为下一只"大老虎"，笔者不敢妄断，假如是的话----无论是下一只还是下下一只，那么习近平在"锦衣卫"赴宁押解杨卫泽之前打发李源潮远飞南美，岂不就是"调'虎'离山"？ 杨卫泽被中纪委正式"公示"至今，尚未见到有提及李源潮的报道或评论文章关注到了李源潮的最新动向，那就是岁末年初，李源潮以习主席"特别代表"的身份飞赴巴西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杨卫泽被电召至江苏省委束手就擒的那天，李源潮还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被连选连任的巴西女总统罗塞夫安排观光游览。 按照中共官媒的报道，今年新年当天，杨卫泽还身着运动装，手持发令枪，以南京市委书记身份公开参加了第33届元旦健身长跑活动。跑完全程之后，杨卫泽还登上明长城，学着习近平的口吻朗诵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工作者，元月四日上午，杨卫泽还在主持主持召开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直到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杨卫泽才被电话通知立刻前往省委......然后"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四日当晚，中纪委网站便公示了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李源潮代表习近平前往巴西的消息是中共外交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那么李源潮是参加了当天召开的专门讨论"反腐倡廉"的政治局之后才飞走的，还是被故意安排"因公缺席"是次会议？要知道，落马之前最后的职务为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的杨卫泽因为还有一个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党内身份，所以对他的"立案调查"是要经过政治局会议批准这一程序的。 李源潮被安排远赴地球的另一端之后，"家里"就宣布抓了他的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隔代接班人杨卫泽，是时间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如果说笔者的这一质疑过显牵强的话，那么被多数中共官方媒体都特别关注的通报贪官"中纪委首次附简历"，应该是"别有用心"。 元月四日当晚的新京报网站刊登"快讯"说："2015年，在公布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似有新动向。今晚7点4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消息称，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这则消息中，还罕见附上摘自南京市委网站的杨卫泽简历。 "据新京报记者梳理，这是中纪委监察部在公布官员落马消息时，首次'附送'官员简历。" 中纪委官网发布的杨卫泽简历主要内容如下：1962年8月出生，1988年4月入党，入党六年后官至正处级。三十四岁升为副厅局级，三十六岁升任正厅局级。 笔者需要在此说明的是，中国大陆境内的合"法"网站上刊登的一些评论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了杨卫泽"年纪轻轻就官至正厅级"是因为有后来成为中央领导人的时任江苏省委领导作后台，似与事实不符。 杨卫泽官至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是1996年9月，升任正厅长是1998年4月，而日后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两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和李源潮都是2000年初调赴江苏，一个任书记，一个任副书记，而此时的杨卫泽已经是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兼江苏高速公路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头衔一大堆。可见这位杨卫泽当时的"伯乐"应该是在回良玉到任之前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职务的陈焕友，更可能是早已经被以受贿罪惩处的徐国建，此人从1994年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直到2002年落马，期间正好是杨卫泽从科级干部升任正厅级干部的过程。 不过，从回良玉和李源潮，特别是李源潮入主江苏省委之后，杨卫泽的官场继续发迹，而且被当成省长接班人培养的整个过程，李源潮绝对是第一推手。 李源潮从文化部副部长位置上平调江苏省委副书记后，开始一年多是专职副书记，组织工作是他的重中之重，当年底，杨卫泽被安排"换了跑道"，从机关干部变成"地方干部"，出任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卫泽的简历中特别说明他曾于2004年6月至9月参加中组部赴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人才培训班学习。当时这个赴美培训计划的学员资格都是"有培养前途的"厅局级官员，李源潮此前是中共官员中第一个到哈佛大学"受训"的学员，杨卫泽有幸步他的后尘百分之百是仰仗他的鼎力举荐。 杨卫泽的简历中清楚说明他的苏州市委二把手一直当到2004年11月。也就是说，回良玉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杨卫泽并没有被进一步重用。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李源潮虽然落选中央委员，但胡锦涛还是赶在十六届一中全会结束之后立刻宣布由李源潮接替出任政治局委员的回良玉的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两年后，杨卫泽被李源潮安排为无锡市委书记。2006年11月，也就是李源潮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前一年，经李源潮提名，中组部审查通过，杨卫泽官至副省部级，以省委常委之衔继续兼任无锡市委书记。 习近平于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之前虽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但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副省部级官员的任命和安排一般都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一锤定音，更何况是对李源潮担任过省委书记的江苏省委的干部安排和任命事项？于是，毫无疑问又是李源潮的亲自提名，杨卫泽被调任南京市委书记。虽然还是副省级待遇，但只要用从此前李源潮是以江苏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南京市委书记，当年习近平是以福建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例证来说明，看官们就可以明白李源潮安排杨卫泽出任南京市委书记，绝对是在为他晋升正省部级铺路。 接下来，由习近平主持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拟定过程中，江苏省的哪个人进中委，哪个人进候补中委，习近平自然会尊重江苏省委书记出身的李源潮的意见。 可见，如果说抓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之前，安排他们南京市委的"老书记"远飞南美当一回"特别代表"不是"调'虎'离山"的话，那么中纪委在公示杨卫泽落马的同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杨卫泽的简历，绝对会让李源潮难堪！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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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8, 2015, 6:49:49 AM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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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5 11:26 AM PST
前些天我写了几个字，表达对赵紫阳先生的思念："遗编在心，遗爱在人。在人在心，以念以存。" "遗编"是指先生三十多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改革历程》。赵紫阳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为同一目标而做的努力，无疑是对赵紫阳的继承、合作和纪念。 二十六年来，赵紫阳一直是个非被磨灭不可的名字。因此，推动中国当代历史真相在人们记忆中的发掘、保存和自由交流，都是对赵紫阳的纪念。 赵紫阳以持不同于邓小平的意见而获罪。人们有理由担心：如不废除以言定罪的制度，一切事情何从谈起？彻底解决人们心中存在着的这个大问题，应该是对赵紫阳的永恒的纪念。 因言获罪的中国悲剧，古已有之。进入当代，层出不穷。先在党内，叫一切对"核心"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一个个成为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的牺牲品；后来扩大到党外，叫一切拒绝接受党的领导的非党员，一个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又叫人民民主专政）的牺牲品。 赵紫阳不是第一个。胡耀邦也是牺牲品，其实彭德怀习仲勋早在文革前就是。不仅仅在党内，党外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同样是。更不限于上层，老百姓中的林昭，王申酉，李九莲，大家都是。事情也没有停留在以往，眼前就有被关押的于世文和高瑜和浦志强和郭玉闪…… 这张以言获罪的名单有可能被延长下去，直到包括你我他，直到无穷大——如果中国实际上存在着的言者有罪的专制制度永世长存的话。"不让悲剧重演"是毛泽东去世后黨内不断有人提出的议题，但只许嘴上说说。 习仲勋不停留在更不满足于说说而已。他经历而且目睹一个个同僚因触犯"核心"而获罪的过程。在担任人大常委常务副委员长期间，他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这是习仲勋独特的远见卓识。他所面对和总结的，不仅是1921年以来中共的教训，而且是1949年以来整个国家的教训，甚至是1903年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成千上万人用鲜血凝成的教训。这是从普列哈诺夫直到赵紫阳所渴望解决但都无"力"解决的问题。习仲勋用智慧，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简易可行的，用不着伤筋动骨，不需要任何投资，而一定能够使国家臻于长治久安之境的方案：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 《保护不同意见法》与其说是纪念赵紫阳所必须，不如说是中国每个人安居乐业所必须。除了桀、纣、幽、厉，再除了自愿"入瓮"的周兴和来俊臣这五六个人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人居然会自愿以言获罪。习仲勋的政治智慧应该能够凝聚朝野共识。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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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5 10:59 AM PST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他的名字，与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从80年代初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直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武力镇压学潮而被撤销职务的10年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近16年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经邓小平提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后的改革操作。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偿试。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党内左的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干扰，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1989年6月，改革因天安门广场那场镇压而被迫中断。
这场步履维艰的改革，从研讨到展开，也不过只进行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有益探索。 有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 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赵紫阳则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从政治改革研讨一开始，赵紫阳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提出，同时把邓小平提出的表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在改革的内容上，在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规定："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同样强调了"党政分开"，但他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它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性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紫阳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将它扼杀掉。 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回顾1980年代改革历史，可以看到，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高层中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在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回顾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从1986年10月研讨和方案制定的时候开始，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页） 政治体制改革阻力的来源还来自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比如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二是党中央各主要职能部门的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三是党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不足。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组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好处，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中共十三大以后，党内保守的老人集团在一线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等人不遗余力地阻碍、破坏十三大通过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开始"倒赵"。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站在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推动学潮一波波向极端发展，最后又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尝试。
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成熟。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成熟或不成熟，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杀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当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转变为一个以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经过这场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6年中对中国政治问题所作的反思，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建立起"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 据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刚刚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圈子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说过："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赵紫阳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赵紫阳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做了彻底的反思，他说："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第二，要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逐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主张，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当他离开权力核心成为一名囚徒，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应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就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第三，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他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 "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赵紫阳强调，要"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和各级政法委，以保证法院、检查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赵紫阳还主张，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 在建设法治国家问题上，赵紫阳特别注重强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为此，他在十三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在当时长期舆论管制、媒体管制的情况下，要保障公民权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公民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提出，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他说："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第四，通过制度化限制公权力，防止腐败发生 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不建立民主制度，不实行宪政和法治，执政者的权力受不到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执政者走向腐败就是必然。当时还在台上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说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 第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8年3月中旬，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赵紫阳再次指出："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赵紫阳之所以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 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1989年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 第六，用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在赵紫阳晚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 赵紫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第七，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的关键在执政党 在赵紫阳的晚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即便是在自己成为国家囚徒的晚年，赵紫阳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这个党仍然寄托着希望，他真诚地说："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9页)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第八，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向宪政民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 从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加剧。随着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腐败加速，也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这些情况，赵紫阳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的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这里概括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总的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注：本文作者吴伟，中国现代史学者，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鲍彤的秘书，《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鲍彤在80年代曾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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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5 10:54 AM PST
十月十七日是赵紫阳95岁冥诞，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的吴国光博士，以当年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亲身经历，撰文缅怀这位哲人。——编者 那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平房，这间编号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的房间，记忆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于内部的走廊。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三边落座，留出北边一侧的座位给领导人们。记得那天我和吴伟面西坐在会议桌东端，后来在我们这端落座的领导人是田纪云。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摆弄了一下带来的小录音机，因为我们两个人事先被安排负责整理会议的纪要，想借助录音详尽地记下会议内容。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年纪和姿态看，应该是便装的军人，制止了我们，说这里开会不能录音。好像是说中办、国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于这些会议有统一的录音——不过那似乎只是为了存档，并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笔记。这倒促使我在那些会议上不得不记下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已经整理成《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 根据笔记，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个小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赵紫阳主持，成员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全国人大主持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赵紫阳在当天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中说：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信中还说，小组下设办公室，"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而研讨小组应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我们这十几个人，就是所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以鲍彤为首；这天的会议，就是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首次向研讨小组汇报讨论内容。这次会议一个上午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个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汇报会举行了七次——实际上不止七次，因为有的会议编号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会议一样，一个上午或下午开不完，过些天还要接着开，讨论同一个主题。在那段时间里，主要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会议而比较密集地接触赵紫阳。这些接触，与此前或此后那些对于赵紫阳的观感和了解不同，都不仅比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大题目、大关节，决定着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和未来更长时间的命运；而赵紫阳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见解和立场，也可以说代表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品格与水准，总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当年赵紫阳的相关论述，我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已经尽可能地详细记载了，这里不想再去重复。这里只俯拾一些落在记忆深处的琐屑碎片，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谈谈对赵紫阳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个人印象。 如水平和，似水包容：赵紫阳的风格与脾性 那天的会议是上午九点钟开始。赵紫阳准时进入会场，一身当年常见的灰蓝衣装，普普通通。记得他一边拉开椅子入座，一边就发话说"开始开会吧"，声调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官僚气，也不拿领袖"派"。 "官僚气"大家都见过很多，在中国政府的随便一个办事员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范；领袖"派"呢，有人这样形容：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会议的场合，一进场，先停住脚步，徐徐环顾全场，待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在所有人的目光关注下从容就位。我没有见到过那种场合，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不少。 赵紫阳说话还是河南口音，他在这天的会议上首先注意到"办公室年轻人多嘛"。他要鲍彤把每个人都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也有些新鲜：以前参加过一些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日理万机，对来开个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谁并不在意。十几个人，介绍也要费一些时间啊。好在鲍彤语言简洁，往往一句到位。介绍到谁，谁就站起来，赵紫阳对每一个人都投以专注的目光，并且点点头，让人感觉亲切。介绍到陈晓鲁，虽然没有提到家世，但紫阳知道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评论说："和陈老总长得真像啊。"介绍到我，鲍彤夸了一句，紫阳微笑着说："也不能说什么文章都会写吧？"老鲍还回了紫阳一句："军事文章不会写。"大家都笑了。这样一轮介绍下来，大家都没有了那种初次和总理这么小范围地一起开会的拘谨。 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赵紫阳这种平和、谦温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观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仅是一个头绪繁复、涵盖广泛、任务困难的题目，而且更是一个矛盾交汇、利益冲突、乃至剑拔弩张的战场。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这半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局自"文革"之后、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几年当中，最为霜雪交加、风高浪恶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讨论政治改革，从来见不到赵紫阳疾言厉色，甚至也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会提高声调。 说到重点、要害的时候，我感觉，赵紫阳只是把句子组织得更为精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赵紫阳说："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空谈的所谓理论，更不会躲躲闪闪去绕任何弯子；虽然是极尖锐的观点，但却用最为平和的语气说出；实实在在的语句，对问题给出了准确、精炼的阐述——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辟"。 就是在这样论述问题的时候，赵紫阳也并不因为自己有了准确的阐述而忽视别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看法。就在他自己这样总结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之后，赵紫阳接着就询问大家："党校有什么提法？"来自中央党校、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办同事，马上做了简要的回答。对于回答，赵紫阳总是颔首示意。这样的询问，赵紫阳经常提出，有的实际上是当场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当鲍彤在第一次会议的汇报中建议撤销党组的时候，赵紫阳不是首先表态，也不是急着发表评论，他首先给在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党组讨论什么问题？"对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材料或观点，赵紫阳的反应，也不是居高临下地赞扬或批评，而是用平等讨论的态度，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记得有一次，讨论机构精简问题的时候，政改办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个数字，强调干部之中处级以上干部所占比例过高。赵紫阳回应说："这不能说明问题。总理办公室全是处长以上的干部，但其中也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些办事员，因为资格老，级别也比较高。"这就把相关问题的多种情况估计得更为全面、也更为接近实际了。还有一次，忘了是什么题目了，鲍彤对赵紫阳讲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看法，他大声说："紫阳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解释，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赵紫阳右手轻轻摆摆，说："老鲍，坐下慢慢讲嘛。"我看在眼里，心想：这比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更为和蔼、理性、平等啊。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在编辑《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的时候，看到深度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政策谘询的周其仁特为文集所写的回忆文章，说和赵一起开会，感觉就像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上讨论课一样。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当然非常了解紫阳，他也这么说。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赵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以设问、追问、驳问的方式把观点一层层地清理出来、展示开来。他们总结得非常好；回忆我所经历的赵紫阳论述政治改革的那些会议，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参加十次这样的会，那比听下一门课来收获还要大得多。这里讨论的是重大题目，参与者之中就有位高权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改革，甚至对赵紫阳本人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是，这在赵紫阳那里，都不构成讨论问题的障碍。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如水清澈，似水坚韧：赵紫阳的观点与立场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有高度争议的话题，既然持有争议的各方都在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那么，不论主持人赵紫阳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乃至在重大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出现，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赵紫阳的平和，不表示他回避争议，虽然他也不去激化争论；赵紫阳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他不会去强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当年那些会议上，我有机会亲眼见证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这些人怎样挑战赵紫阳，更看见了赵紫阳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今天回想起来，赵紫阳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质。 赵紫阳这种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清澈、透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搞政治的人，特别是中国官场上的人，阴阴阳阳、两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更是极为常见，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赵紫阳与这些东西都距离很远很远。我还记得听到他说"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背后计较，中国政治不可测"这句话时给我的震撼：不是震撼于中国政治的这种特点，而是震撼于这个话这样直白地从中国总理的口中说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些与总理少说也是势均力敌的政治老人。一句话，我为赵紫阳的清醒和坦诚所震撼。有些话，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听了，都心里打鼓说，这会不会引起误解呀，会不会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啊——贵为一国总理，也还面临被人打小报告的问题，真真让人叹息！可是，赵紫阳襟怀坦荡，丝毫没有这样的顾虑。那一次，是听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担纲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的温家宝的汇报，大家谈到了基层单位里的黑暗、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的为所欲为等这些现象，赵紫阳议论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一个单位里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在当时那种权力格局下，邓小平垂帘听政，刚刚把总书记胡耀邦搞下去了，"太上皇"这三个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谁敢随便乱讲？赵紫阳讲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针对时弊讲的。讲完了，他可能意识到有人会发生误解，于是补充了一句："这话不要传出去。"如果真是有机心的人，后面这句话，说实话，还不如不补充。我想，赵紫阳并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现实而已。 赵紫阳讲这个话的时候，邓力群在座。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被迫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势汹汹，说是"不仅要反说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头直指赵紫阳。谁都知道，胡乔木、邓力群就是那时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军师兼急先锋。这两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甚有口含天宪的权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那个时候比几个月前最初起步的时候更为艰难了；将来把研讨结果提交到政治决策层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命运更不可知。赵紫阳没有知难而退，他反而把这些反改革的头面人物请到研讨小组的会议上来，请他们参与研讨。从那个时候起，胡乔木、邓力群，还有当时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高扬，就开始列席研讨小组的会议。这样，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可以当时就提出来。 面对胡乔木薄一波的挑战 记得在讨论党内民主的时候，赵紫阳强调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规则，清楚地划分职责，胡乔木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赵紫阳回答说："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了轨道。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烦，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胡乔木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说："规定是没有用的。"面对这种情形，赵紫阳依然声调平静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得有个规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规则》讨论稿说："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我感觉，在面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赵紫阳的话讲得直接、明确、到位，但是避免了对立的情绪，也没有争吵的意思。赵紫阳的看法和相关说理，我认为，比号称理论家的胡乔木，不仅更为针对现实对症下药，而且也更有理论深度和辩证思维。就在制定规则这个问题上，胡乔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支撑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断地说"没用"，而赵紫阳不仅深刻地指出了这关系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绝对化地认为有了规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胡乔木再三重复"规则无用"的对立情绪中，赵紫阳回以柔和之中的坚韧，显示出他在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 年长赵紫阳十一岁的薄一波，不仅资历深，而且那个时候正当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胡耀邦的过程中很出风头，于是，在耀邦下台之后、十三大举行之前这不到一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监军"（这个角色，十三大之后则由杨尚昆扮演）。这位习称"薄老"的人物，有的时候说话蛮开明，可多数时候不是这样；而且说话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针对赵紫阳的。赵紫阳前面综括政治改革，他后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来超过马、恩、毛主席的东西"、"不要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赵紫阳强调了选举制度要改革、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乍听还听不出是赞扬还是批评。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总是不接那个茬，继续说正题。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的会上，彭冲提到《深圳青年报》登载了要求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薄一波大为光火，在发表了一通严厉的批评言论之后，见赵紫阳不表态，他就转脸对着紫阳说："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对这样直接的、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要求，赵紫阳竟然还是一字不答，这种定力当场就让我十分敬佩。赵紫阳是这样接话的："我还在想昨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的问题。后来，这句话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有问题，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民主政治"，这不仅是根本性的进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水之流，似水之溉：赵紫阳的眼光与关怀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开——这里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在毛泽东以前所居住的"丰泽园"的旁边。那个时候，丰泽园是开放给游人观览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游人，还有哨兵背后扯的一道绳把办公区和游览区象征性地隔开。到散会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到游人之中了。 那次一得知会议地点，我们就议论，看来紫阳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了。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胡耀邦被迫辞职，中国处于文革结束之后少见的政治低气压下，研究政治改革的这些人愈发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完新闻联播，有两位同事（我仍然记得是谁，不过这里不方便写出他们的名字）约上我，一言不发，走出当时我们办公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的楼房、院子及大门，直到上了地安门西大街，我们才开口，一腔悲愤冲荡而出。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栋楼房乃至这个院子里有监听设施，所以要避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监控装置所拍下的鲍彤与同事谈话的镜头，指控鲍彤泄露机密，这就证实了那种怀疑是对的。早就听说，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电话，是全部被监听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电话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帮助找人——一个秘书到别的办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这个串门的秘书给找到。我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南海当过半年秘书，了解这个情况，虽然不明白其运作原理是什么。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会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我承认，在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研讨、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鲍彤之前，特别是在没有这样接近地聆听赵紫阳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国有这样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比如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但我总觉得他们更多地是新闻人、知识分子，而不是党政官员。作为一个平民子弟，我从小生长在贫困地区的社会底层，见到和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时想，这些东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为中共高官不仅不关心民众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然而，我的这种成见，在赵紫阳那里，是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我会说，赵紫阳对于中国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从沂蒙山到中南海、从中国到国外的个人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稳固地占据第一位。就像水流低处一样，赵紫阳的眼光总是能够看到中国的基层；也像水能灌溉一样，赵紫阳的关怀总是给予了普通民众。 就在这第七次会议上，我记得，赵紫阳集中论述了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肯定方励之所说的合肥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中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而那个时候方励之刚刚被开除中共党籍，针对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全社会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尚未结束。薄一波在那里强调"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而赵紫阳却在展望如何在不远的将来过渡到县长的直接选举。事实上，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赵紫阳已经多次讲了，而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把相应的改革措施贯彻到了当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选举之中。对于原有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赵紫阳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说到那种所谓"戴帽"选举，非常不以为然："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那种做法"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也已经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学生抗议的例子，来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荒谬："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还有一次，赵紫阳以福建龙岩地区当时发生的事情为例，着重批评了不尊重选举人意愿、把群众提名当选的市长在选举之后马上调走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强奸选举人意志"。 直言批评基层黑暗 在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部署上，赵紫阳在注重中央层次的民主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发展基层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许多事不公，人民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基层黑暗的事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赵紫阳认为："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根本上，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十五年之后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赵紫阳对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号脉之准：很明显，这些问题，这些年不是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吗？有些不了解情况而又喜欢下结论的人，曾经指责赵紫阳是代表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所谓右派的东西的，似乎赵紫阳为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宁愿牺牲普通大众。他们其实是要赵紫阳为中共那种权贵化的市场改革的积弊负责。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事实上，就在中共高层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迅速壮大而心惊肉跳的氛围中，赵紫阳直指要恢复被毛泽东所批判的"工团主义"，要通过改革而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讨论基层党政分开的时候，当工作人员建议削弱党委的权力，并同时强化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权力时，赵紫阳马上敏锐地指出：那样厂长有可能取代党委书记而为所欲为，因此要发展工会而形成对于厂长的制约，要强调"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 我相信，类似基层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阶层，甚至在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认为这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面所引述的这样的话，在中共领导阶层，也只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很少几个人能讲得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中国无处不在的那种暗无天日、无理无法的人，你也许很难想象得出，当这样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听到了中国总理的这些话，他所感到的那种温暖与他所看到的那种光明。那个时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经至少四十多年，赵紫阳应该是生活在民众难以一窥的深宅大院，他怎么会这样深知下情呢？ 那个时候我就听说赵紫阳喜欢调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层是怎么对付上级领导来考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样的调查研究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这要到最近一两年之前，当我读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书时，看到赵作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年在农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调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农民的家里，我才找到了答案解开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朋友传来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一九七一年前后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亲身经历了当时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的赵紫阳多次下乡调查的实情。总共在内蒙古任职十个月的赵，在履职之后不久的几个月内，就走遍了整个自治区当时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说法，"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细节，包括记者巧遇秘书为冬天下乡的赵紫阳买皮帽子、赵紫阳到县里考察的时候晚上睡会议室等等，很感人。还有其他人的类似的第一手回忆，都帮助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更生动、真实地显示了赵紫阳实实在在地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似水之渊，如水之汪：赵紫阳的学养与胸襟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不解：赵紫阳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抵抗侵略者的戎马倥偬的生活，后来一直主政一方，直到总理全国国务，应该总是公务繁忙的，他的那些书本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要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末期才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对领先世界经济、科学、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开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时候，这种开放不过才有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当局还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赵紫阳的世界眼光、国际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赵的广博知识让我吃惊。我们都看过《战争风云》这部小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长卷，译成中文我记得是三卷本的篇幅，应该有八、九十万字的样子。有一次，说到西方国家办事有规矩，但是规矩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出现一些滥权的问题，赵紫阳就说到这部书，说书中有个女儿也是走了老爸的后门进了电台。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可是赵紫阳记得，他顺手就引来了。讨论精简机构问题的时候，赵紫阳用古语"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来概括情况，而且他还对古语作出新的解释，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之后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 当然，不光这类书本上的东西是知识。赵紫阳也善于从经历中学习，更汲汲于向世界学习。前一方面的例子，赵紫阳谈到选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选举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比较熟悉，至少要提供机会让选举者多方面了解候选人。他说自己当年调到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个所谓"选举"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刚才引过的石圭平的文章，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文章说，赵紫阳当时正在湖南的工厂里作为"走资派"劳动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来让他第二天赶到内蒙古任职并出席党代会。结果，赵紫阳连一身换洗衣服都没有，穿着从车间被叫出来时的劳动布工作服，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会主席台上。就这样，原定上午九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及时赶到，还推迟了十多分钟。石文没有说到选举的事情，因为，我想，谁都知道那种选举不认真。可是，显然，赵紫阳当时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这种选举的荒谬。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想过很多的问题，只是过去没有机会去探讨、去变革而已。 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我这样想着，感觉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渊博的知识了：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广泛，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那些知识和他所思考的问题有吻合，对他有启发，当然就很容易记住了。我还发现，赵紫阳对中共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这类情况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关联。比如说，前面提到，谈到工会问题，他会提出李立三、赖若愚当年被毛泽东批评的那些所谓"工团主义"的主张，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和借鉴这些主张。我当时就想：很可能当年在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赵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过几十年之后，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这样提出问题了。 至于向世界学习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进政改办的时候，听到胡启立和鲍彤给大家交代任务，专门提出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相关情况，我当时心里就想：好，看来这不是一帮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讨小组开会的时候，更是可以不断听到赵紫阳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关政治运作经验来讨论改革，比如引用美国国会开会的程序问题来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来探讨如何强化监督并推行廉政建设，等等。一九八六年、八七年间，正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段，也是东欧国家孕育历史性变革的前夜，赵紫阳对于那里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八七年春节刚过，赵紫阳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专题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听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体改委和政改办等七八个部门的相关汇报。平时，对于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先行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情况，赵紫阳也非常重视，经常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到。那些国家的改革，很多是他亲自去考察过的，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今天用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会说，赵紫阳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知识的重视，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和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说，但我们知道，这已经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在晚宴上见到了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旁边有人提起赵紫阳，邹教授马上热忱地赞扬赵的不同凡响的经济学造诣，盛称赵的知识、眼光、才智与能力。邹教授一九八零年代曾经和赵紫阳有过多次接触，我相信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判断。一个所谓"土包子"的共产党人，他的经济学水准得到来自当代第一经济大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赞赏和钦佩，撇开其中可能会有的政治隔阂不说，单从专业学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来看，赵紫阳的知识和学养，就不单纯是某种书本上的渊博和书斋里的修为；他那是一种格局，一种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探之内怀民生艰辛人类创造，瞻之但见天高地阔风云际会，学问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2012年7月，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0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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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0, 2015, 6:53:56 AM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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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an 2015 12:23 AM PST
2015年1月17日 已經去世的開明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於1989年反對軍事鎮壓天安門的抗議運動，而被指控為"分裂黨"和"支持動亂"。之後他被軟禁了16年直到10年前的今天去世爲止。 他的小兒子趙五軍說，在他全家繼續爭取骨灰安葬的權利的同時，也希望官方的結論被人們記住。當被問及到是否希望官方的結論被重新否定時，他說"我希望'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刻在他的墓碑上，對於我們家人來説，這不是什麽恥辱，是我們的光榮。" 趙紫陽反對軍事鎮壓學生運動使得他在很多中國老百姓中成爲良心的象徵。但是他的名字成爲官方的禁忌而至今在媒體中被禁止出現。 他的骨灰始終停留在北京的四合院故居，同政府關於安葬地點的協議始終沒有達成。他兒子說："這件事始終壓在心上，我們希望他得到合適的安葬。" 趙去世時，共產黨曾經提出將其骨灰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是家人則希望自行將前黨總書記安葬在公共墓地。 趙五軍說："我們不希望父親的安葬與政治或者官銜有什麽關聯。我們只圖一個安靜的家庭葬禮。" 這番話是他在一年前母親去世時說的。當時家人向當局提出希望自行將雙親予以安葬，但是沒有得到當局的回覆。 由於恐懼出現大規模的悼念活動，2005年趙紫陽去世時的喪禮對當局來説是個敏感事件。喪禮的當天，北京的主要通道長安街的兩側佈滿了警察和保安人員。 觀察家說，因爲趙所代表的政治開明和拒絕壓制人民的聲音，使得當局至今對在社會上引發對趙的記憶感到不安。 趙五軍說："只要六四問題一天不解決，我爸爸的名字就會繼續敏感。"他表示儘管家裏人對這位前總書記是否會翻案並不在乎，但是糾正這一事件的錯誤對整個國家來説是重要的。 "如果我們國家不去深入反思這件事，那麽我們還有什麽希望呢？"他問道。"我不希望六四事件成爲我們國家的負擔。只要這件事得不到解決，中國人民就不會有自豪感，一個沒有自豪感的國家就沒有希望。" 雖然趙的兒子認爲領導人造成了1989年之後中國的許多問題，他還是希望習近平主席會有所作爲。"我們希望他能夠….真正地進行政治改革。"趙（五軍）說。 他還呼籲當局對不同的聲音，包括關於香港的問題，要有"新的思維"。只要當局堅持普通老百姓只有服帖和忠誠，"總是會出現問題的"他說。 他的父親，1984年12月增經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該文件呼籲用開明的態度處理香港。他回憶了親身經歷的1980年代父親同中國派駐香港官員許家屯談（中共）官員不應該插手對香港的管理。 "他對許說，你不是香港總督，你也不屬英國内閣…1997年後，我們必須把香港交給香港人。" 香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始終應作爲政治上寬鬆的標誌。出生在廣東省的趙（五軍）談到。 "如果不是香港和臺灣，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會無法想像。" "有香港是中國的幸運。我認爲香港可以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榜樣。在香港實現民主程序對中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他說，"香港的現行制度必須加以保護。" 趙（五軍）說他欣賞香港人推進自由選舉和尋求保護他們核心價值的行動。"有些人還是會處於善良的本心去向不公正抗爭的。如果他們都成了奴才和順服的子民，那香港還有什麽意思呢？" 本文刊登在2015年1月17日《南華早報》印刷版，標題為《改革家的遺志是"我們的榮耀"》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1, 2015, 6:06:57 AM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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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an 2015 02:43 PM PST
在共产党专制国家，民主化艰难险阻，独裁化顺风顺水，千万不要以为个人集权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伟大事业，朝鲜金三胖都能得心应手顺利完成的事情，主要靠的是制度劣根性，并没有多少思想水平或技术含量在内。 集体专制滑向个人独裁 习近平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近二十年以来权力最大的中共领袖，威权直逼毛邓，江胡望尘莫及。而2014年就是习近平强化中央集权、实施个人独裁大获成功的关键一年。跨入2015之际，人们赫然发现，习近平虽无"核心"之名，已有核心之实（但习近平本人似乎并不乐意袭用江泽民的"核心"封号而更中意"新设计师"之称，以示其超越江胡、直承毛邓的历史地位），因为他已经整残了总理，玩废了常委，打散了山头，制服了"老同志"。 江胡时代一向颇有实权的总理一职（按照现行宪法，中国政体模仿西方议会内阁制，若真正"依宪治国"，就应该形成虚位主席+实权总理的格局）被习近平持续削权、去势，与朱镕基、温家宝两位前总理相比，行规走矩的李克强几乎变成了一个不显眼、不出众的政治闲人；除了中纪委扩权，纪委书记王岐山比其前任更有权威且更加引人注目之外，其余党国机构如国务院、人大、政协、军委、地方政府对党和党魁的附庸性均有所强化；王岐山之外的其余常委似皆在可有可无之间，与其说他们是习近平的搭档，还不如说是习的跟班、随从；刘云山之流自贬身份，以做习总跟屁虫为职守，致使政治局常委会已不复成为有效的集体决策机构。 不仅如此，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先王"面前，习近平也尽显主场优势。"打虎"运动旁敲侧击，江胡残部自顾不暇，老人政治已失去了人事支持，不得不偃旗息鼓，"婆婆"们终于放弃了干预朝政、制衡党魁、抵制个人独裁的权力——而这是"负能量"缠身的老人政治所拥有的唯一的"正能量"。习近平上台两年，"新政"仍无踪影，但新集权主义就这样轻轻松松炼成了。 两年前，人们曾普遍认为，习近平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条件，更没有能力做成"中国的普京"，尽管他对普京的霸气作风、强势性格赞佩有加，艳羡不已。现在，恐怕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普通老百姓都不能不承认，在个人集权与独裁方面，习近平一点儿也不比普京逊色，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不久的将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普京会反过来羡慕习近平、学习习近平，以做"俄国的习近平"为荣，也说不定。 集权成功的警示 反思此事，我们一方面既低估了习近平的政治权谋手腕，另一方面更大大高估了"中国特色集体领导体制"（即所谓"集体总统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我们忘记了，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比俄国的半调子民主体制离独裁政治更近，更缺乏抗威权回潮、抗独裁复辟的制度性屏障，更适合于孕育和诞生新的超级独裁者。毕竟，领袖独裁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一党专制的捷径——由一党专制走向一人独裁的道路即使不是畅通无阻，也会峰回路转。只要时机成熟，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适宜，当今中国甚至也未必没有走回毛化、意识形态化、极权化、文革化老路的可能性：薄熙来在重庆做得到的事情，难道习近平就不能在全中国普及开来吗？ 习近平两年成功集权的经历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只要不进行宪政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永远都存在着退回极权主义原点的可能性。体制内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非极权化、非独裁化"正能量"，竟经不起一个老红卫兵的三招两式，就已经溃不成军。如果八年之后，人们发现习近平的党变得更像毛泽东的党而不是邓江胡的党，那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习近平实现成功集权的政治手段其实并无创意，特别粗放、简单："打老虎"以集党权、军权，"拍苍蝇"以削地方政府之藩权，清网络、训文人、肃媒体、吓高校、整公民社会、亮意识形态之剑，以收社会分散之"第四权"——"第四权"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之外掌握在公共媒体和公民社会手中的监督之权。一旦这些权力尽归于一个专制机构乃至一人之手，接下来，那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事情——亦即"伟大领袖"曾做过的那些事情，就不是不可能再度发生。在共产党专制国家，民主化艰难险阻，独裁化顺风顺水，千万不要以为个人集权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伟大事业，朝鲜金三胖都能得心应手顺利完成的事情，主要靠的是制度劣根性，并没有多少思想水平或技术含量在内。 "打老虎"一俊遮百丑 2014年习近平风风火火集权，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014是很不顺心的一年。GDP增速下滑，经济形势、社会状况、民众生活大不如往年——糟糕的是，此种下滑格局已被习近平定义为"新常态"，这意思就是说，别指望来年还能好转，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年简直天昏地暗，一多半日子都笼罩在灰濛濛的雾霾之中，环境气候明显一年不如一年；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中国的边疆四境不安：藏人自焚不息，维人"暴恐"升级，台湾"太阳花学运"反服贸，香港"雨伞运动"争真普选。至于两次中央全会大张旗鼓隆重推出的所谓"全深改"、"依法治国"之类，本年度其实未见真章，跟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一样，习近平也是说的出、做不到，是当不得真的。 在周边邻国，中国的形像也相当阴暗，国际角色十分错乱：中日持续交恶，弄出了"臭脸外交"；菲越联合抗华，南海剑拔弩张；就连血盟朝鲜的小胖子也越来越搞不定了，过不了两年，可能就会向中国公开叫板了；除了泥菩萨过河的孤家寡人普京"大帝"之外，习近平皇帝在国际社会上没有交到一个真朋友——而老毛子够不够得上真朋友，中国人不傻，也都心知肚明。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公知"、"大V"、"砸锅党"的日子不好过，思想者、言说者、维权者、抗命者的日子不好过，中共贪官污吏们的日子也很不好过。2014年"苍蝇"纷纷碰壁，"老虎"接连倒地，官场一片狼藉，虽然与贪官污吏的庞大基数相比，被中纪委拿下的仍然只是"极少数"，但这一轮反腐毕竟刀刀见血，习近平、王岐山是动真格的了。贪污受贿者、卖官鬻爵者、养情人包小三者们全都"压力山大"，群情恍惚、集体怠政，以至于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连"中国梦"也都做不下去了。 在经济社会不景气、"改革""法治"无突破的2014年，人民的日子全都不好过，而习近平，也就只能全靠"打老虎"来挣面子、过日子了。"打老虎"一俊遮百丑，差不多是2014年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唯一亮点。"打老虎"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权威，习近平的人气来自于此，声望来自于此，集权独裁的合理性亦主要来自于此。虽然老百姓的日子大都不如往年，但落马贪官们的不幸正好拿来冲淡了老百姓的不幸。说实话，2014对于政绩平平的习近平，或者对于诸事不顺的中国人民来说，都算不上是一个好年份。"打老虎"虽然值得称赞，但这毕竟只是做减法，不能算政绩——正如开刀割癌不算锻炼身体一样。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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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an 2015 02:24 PM PST
这个看法深化了我对习近平的理解。也就是说，习近平虽然插过队， 在基层生活过多年，在官场上也混了几十年，但是在社会和文化身份上，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自己与红二代的认同，因此，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尤其是他的爱恨情仇，很难超越红二代。 不过，红二代内部的差别非常之大，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出国的，有经商的，在意识形态和对待中共革命历史的态度上，更是存在非常深刻的分歧，更不用说，许多人的家庭之间还有很深的历史宿怨。那么，习近平究竟与哪一类红二代交往更密，受他们的影响更大呢？ 现在看来比较清楚的是，对习近平影响比较大的是那些留在体制内，在仕途和财运上都不太得意的红二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与这些人的心情和想法高度一致。这二十多年来，留在体制内的红二代，眼睁睁地看著大大小小出身平民的的贪官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敛财，而自认是红色江山主人的他们，既不能阻止这些奴才监守自盗，也很难分到一杯羹，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失意、沮丧，愤恨，以致有些人精神失常。 有人会问，这些红二代为什么不也去经商发财呢？确实有不少红二代曾下海经商，但是，在供给制中长大的红二代中，真有经商才干的人并不多，多数红二代铩羽而归。更有意思的是，红二代搞行贿经商受到了平民官僚的普遍抵制，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平民出身的贪官，愿意和丁书苗这样的人做权钱交易，却不愿、也轻易不敢与红二代做这类交易，除非是少数极有来头和背景的红二代。这其中既有微妙的"出身意识"作祟，也有现实的风险考量。丁书苗们是绝对不敢反咬刘志坚一口的，因为衙门不会轻信他们的证言，红二代就难说了。 更不用说的是，那些留在体制内比较优秀的红二代，他们越是能干，越是清廉，处境就越尴尬。南通的好书记罗一民，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南方周末》曾提出过"罗一民现像"，罗一民高干出身，政绩突出，深得民意，却得不到重用，明显是因为江泽民有意排斥这样的红二代，因为江泽民早已从胡赵反贪的下场得出了教训，要保住权位，绝对不能用罗一民这样的红二代。 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能生存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习近平像罗一民那样显露德性和才干，如果习近平让江泽民知道自己的能量和野心，习近平就不会有今天。 那么，习近平能率领红二代上演一场现代版的王子复仇记，实现中共党国的中兴吗？这确实是习近平和一些红二代的中国梦。他们有一个主要的信心来源，就是中国现在国力空前强大，没有任何国家敢来干预中国内政。但是，对于庞大的中国文明来说，她的真正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只要中国人能团结起来，无人敢挑战这个文明。 中国人团结不起来，根本的原因就是太少人真把这个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帝制时代，经常连皇帝都懒的承当。党国的问题就更大了，实际上成了一个无主之国。中国的贪腐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与这一点实有根本性联系。许多红二代自以为是这个国家的主子，但在关键时刻，包括习近平在内，谁敢发声？邓小平若真的替国家著想，会用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人取代胡、赵吗？ 今天中国的国力看似强大，其中有很大成分是透支未来、牺牲后代造成的泡沫。中共若不还权于民，落实地方和社会自治，让更多人担当起国家兴亡的责任，已经解决不了基本的治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这个严峻的事实。我希望习近平不要等到四面楚歌之时，才从自己的中国梦清醒过来。 不管情愿不情愿，许多红二代将亲眼看到党国的终结。对那些还想替父辈和自己的尊严有所承担的红二代来说，真正的挑战，是他们还有没有能力和机会，为党国安排一个有尊严的终局。否则的话，海峡对面的国民党主席，连给这边发回电的机会都没有了。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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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an 2015 02:05 PM PST
内地朋友说不止一家网络媒体的里的"主事儿"的都告诉他，对这篇文章上级明令不但不准转，也不准评。 继而发生的故事是，对《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不但转载不行，原载也不允许继续存在了。日前《星岛日报》刚刚刊登出一篇发自中国内地的报道《影射江泽民秘书 炎黄春秋撤销网站文章》。文中说：原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张金昌在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撰文，揭发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腐黑幕，并且影射王守业依靠河南老乡、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贾廷安升官。由于贾廷安长期担任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秘书，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军衔，文章引发外界强烈关注。不过，本报昨天登录《炎黄》网站，发现在'文章精萃'栏目已经撤销了这篇文章，'本期目录'亦不见<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本报致电《炎黄》总编辑杨继绳查询，杨证实已经撤稿，'是上面要求的'，但不愿多谈。" 另外一家香港媒体的记者告诉笔者，他从北京的朋友圈里打听到了张金昌少将的住址和电话，但电话永远是无人接听，其住址更是无法接近。 《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文章的遭遇似乎能够证明中共高层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决心"在太岁头上动土"。 还是在《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被斗胆公开刊出之前，北京政界已经有传闻说，对江泽民一直还是保持敬重的习近平在决定把徐才厚恶行示众之前即已经向江泽民挑明了"只有如此才能'丢卒保车'"。所以下一步无论是抛出贾廷安还是王瑞林，从维护江泽民和邓小平本人仍然"伟光正"角度，都可以用"丢卒保车"来解释。 最近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已经引起外界强烈关注，中共官媒的统一报道文章中也择要引述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人民网刊登的署名"党报评论君"的《亲历者言：习大大究竟在纪委全会上说了什么？》中说：在京西宾馆大厅，人来人往之中，身穿军装的军人格外显眼。中央纪委召开全会，为什么会有军队的人参加？党报评论君咨询工作人员，答曰这次会议也邀请了军纪委参加；再问常年对口中央纪委的记者，答曰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联系到现实情况，这个细节释放出什么信号，那就不言而喻了。 2014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高官落马，让全党全社会看到，级别再高，也不是保险箱；违法乱纪，一样会受到惩处。2014年动作这么大，到了2015年，反腐势头是不是会减弱？会不会宽以济猛？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两句话可做回应。一句是"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 借用一句明天即将见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话说，"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败绝不封顶设限"。 一些人认为"反腐败只是刮一阵风"，有些人认为"反腐过了头"，还有人认为"反腐是自曝家丑"。杂音不除，则容易蛊惑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这就需要从思想上厘清：为什么要坚决反对腐败？对腐败分子姑息纵容，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才能赢得信任支持。这是一笔在思想上必须算清楚的"政治账"。 这里的"自曝家丑"的说法据说就是出自贾廷安对习近平的书面质疑。说的是贾廷安在徐才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即在一份书面报告上向习主席谏言：徐才厚严重违纪的具体事实扩散范围应该越小越好，都捅到社会上去，对我们整个党，对我们人民解放军，无异于自曝自丑。 "消息人士"说习近平读罢贾廷安的这份报告后回批了一句"江泽民同志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 笔者在北京的朋友说习近平在这三天的中纪委五中全会召开期间除了那一次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还有一次仅仅有本届中纪委常委到场聆听的"内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外界正在盛传的徐才厚在位期间对刘源的打压，甚至当面向江泽民"反映"刘源以前国家主席后代自居，看江主席不起。讲完这个故事后，习近平笑言了一句"刘源同志其实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听过习近平如此借古论今的人士应该都会明白习近平是在暗示无论是如今下狱徐才厚还是日后宣布"正在调查"贾廷安，都不会波及到江泽民本人。 也是这次中纪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被外界视为"习家军"最年轻上将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居然也在自己主持的军内反腐会议上"说古论今"，说"徐才厚与历史上'十大奸臣'惊人相似"。 据南京军区公开出版的《人民前线》报道， 1月16日下午，南京军区党委机关"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集中学习教育举行授课辅导。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以《深刻反思徐才厚案件惨痛教训，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恶劣影响》为题作了辅导讲话。 《人民前线》报道称，蔡司令员要求，深刻反思徐才厚案件教训、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影响是重大政治问题，南京军区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第一，用习主席重要指示统一思想，把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恶劣影响的极端重要性搞清楚弄明白。归纳起来，主要有案件定性、严重危害、问题根源、深刻教训、查办决心、肃清举措、整治重点、具体抓手、特殊要求、衡量标准等10个方面。 第二，徐才厚案件原因教训有七：（一）核心是丢了魂魄。（二）实质是乱军毁政。（三）祸根是私欲膨胀。（四）病灶是权力滥用。（五）关键是意志衰退。（六）要害是人格虚伪。（七）症结是纲纪不张。 最近，在反思徐才厚案件的教训中发现，其所作所为与我国历史上的庆父、伯嚭、赵高、董卓、李林甫、蔡京、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等"十大奸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奸"，无德无品、大奸似忠；"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霸"，无法无天、专横霸道；"假"，口是心非、"两面人"；"私"，结党营私、搞山头。 外界在转载《人民前线》这报道时都误以为把徐才厚与"十大奸臣"作比是蔡英挺的"反思"，殊不知这位蔡将军不过是在传达习近平的内部讲话内容。习近平已经不止一次在党内和军内的高层会议上用"大奸似忠"、"两面三刀"之类的语句形容徐才厚，批判徐才厚本人的用意之外，也是在为把徐才厚扶上军委副主席高位的江泽民开脱。 何谓"奸臣？"官修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弄权营私、残害忠良、不忠于君主的大臣"。一部中国封建帝王史，自古以来都是忠奸难辨、善恶难分，可见习近平一再把徐才厚与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作比，恰恰是要用徐才厚的"假忠"令党内党外相信江泽民的"情有可原"！如果习近平不是把徐才厚说成是"奸臣",而是用"佞臣"形容之，那就令当别论了。 至于习近平"铁帽子王"的说法，所指的恰恰也是"奸臣"而不是"皇帝"。详细的分析见笔者的下篇文章。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2, 2015, 7:07:08 AM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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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an 2015 11:24 PM PST
中共所说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列宁加秦始皇"，现代的"极权主义"加前现代的"法家"，是加强控制民间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若真正实行法治等于要了这个体制的命。 当局正在制造人权灾难骇人听闻 那些对中国共产党炒冷饭的"依法治国"兴奋叫好的人，恐怕忘了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的名言"法律不是挡箭牌"了吧。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只记得他们说的好听话，不记得他们赤裸裸地反对普世价值；为什么有人总相信他们所说的，却无视他们所做的。在他们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恐怖的极权统治之前，把"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吹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反对司法独立、反对西方式民主、反对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反对批准ICCPR，反对军队国家化，反对加入反强迫失踪条约，反对废除以党代法的双规制度，反对普选。 "依法治国"也不是什么新东西。1997年，"依法治国"被写入了中共十五大报告，1999年被写入《宪法》。正是在1999年，他们开展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惨绝人寰的镇压，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信仰者被非法监禁和施以酷刑，其中3700多人受迫害致死。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至少400名维权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强征强拆、钳制言论、镇压宗教、强制堕胎、司法黑幕、滥施酷刑、监听跟踪，从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在新疆和西藏，当局正在制造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但是国际国内理中客们愣是看不见伊力哈木的无期徒刑，看不见维权人士受酷刑的痛苦，看不见藏人一个又一个的自焚，看不见网络封锁和因言治罪。其实很容易做个实验来验证一下"依法治国"是真是假——你组织几个人上街举个标语"依法治国"，党控制的"盖世国保"和检察官、法官们马上就会告诉你"依法治国"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原来"依法治国"不是"法治"（rule of law）。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乃是"良法之治"，富勒（Lon Fuller）认为法治应当符合规则的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性、明确性、可遵循性、稳定性等形式要件，拉兹(Joseph Raz)又加上司法独立、司法审查、自然正义等条件。中国的法学家李步云把法治的具体内涵有十项：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不管怎样，法治所要求的核心要素——用法律制约公权力——恰恰是中共在理论上坚决反对、在实践中严厉防止的。他们所说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列宁加秦始皇"，现代的"极权主义"加前现代的"法家"，是加强控制民间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已。用党的语言说就是，公检法都是中共的"刀把子"。这从四种全会的用语上可以看出来。捏着鼻子读完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5000多字的黑材料中"党的领导"、"忠于党"出现了至少17次。他们要坚持党高于法治（rule of Party not rule of Law），这是毫无疑问的。 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意识形态花样 虽然中共控制的立法机构也制定了大量成文法律，中共控制的执法系统和司法机构每天都在忙碌地执法和处理案件，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得以恢复和发展，但问题在于，法律是否是统治秩序的内核？用傅华苓教授的说法，中国在法律秩序之外，还有大量的法律外（Extra law）秩序——比如劳教，双规，新闻管制，和法律外外秩序（Extra extra law）——比如软禁、黑监狱、强迫失踪等等。设想一下，如果取消了所有非法的治理方法——国保、国安、610、城管、计生、监视监听、跟踪软禁、喝茶查水表、黑监狱、法制教育中心、法外用刑、双规、网警、网评员、黑客、截访、牢头狱霸、黑社会打手、黑保安公司，——中共现有的统治能持续下去吗？ 依法治国不过是中共面临合法性危机所采取的意识形态花样之一而已，从"阶级斗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这些口号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欺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目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通过自由选举的"承认"，但中共希望维持的是一党制，完全拒绝普选，连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的普选都绝不容忍。也就是说，合法性的焦虑，将伴随中共专制统治的整个历史。不难理解：法治等于要了这个体制的命。这也是从1970代末开始的法律化进程无法逾越的局限。 不过"依法治国"还是不同于其他的陈词滥调，它至少给民间社会的"依法维权"活动提供了"话语空间"。十多年来，我和其他人权捍卫者一直在利用现有法律条文从事维权工作，偶尔也能取得个案的成效，但局限也是极为明显的，当局完全拒绝任何有意义的司法制度改革和民主化，当感觉到来自公民社会的威胁时，其镇压就越来越凶狠。我个人被吊销律师证、被大学开除、数次被绑架和失踪。在国保对我实施酷刑的时候，叫嚣到："不要跟我们谈什么法律！"（——国保的这句口头禅是"法律不是挡箭牌"的粗俗版本。） "习惯性谄媚""选择性失明" 有人举出死刑数字的下降、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劳教的废除、地方法院体系的改革、政府信息公开、反腐，来证明法制的进步。不要说这些事项中的大部分是否算"法制进步"上尚有不少争议，就算是，其主要的推动力也是民间，跟官方的欺骗性口号关系并不大。试问哪一项进步，是在没有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和千千万万底层抗争者的探索、施压和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取得的？ 习逼格逼格也曾说过"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这和魔术师用铁链子把自己锁住没什么区别。事实是，他们想做的，他们正在做和将要做的，是把人民关到笼子里。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也让人们见识一下依法治国的威力：怀柔有近9000所房屋被拆毁、全北京停课一周、外地车辆禁止入京、电动摩托禁止上路、会场附近方圆五公里内停止生火、牛奶公司暂停送奶、禁止快递发至北京、河北2千多企业被勒令停产、天津停止供暖、街头摊贩被赶走、大量维权上访人士失去自由，连北京市婚姻登记机关都暂停婚姻登记、火葬场也限制烧衣业务。 一帮国内外帮闲们能从党中央文件的字里行间里，意淫出根本不存在的"法治的春天"，却淡化或无视许志永、曹顺利、伊力哈木、高智晟、维族人、藏人、访民、法轮功、地下教会所遭遇的人权灾难，这种 "习惯性谄媚"和"选择性失明"，一直在阻碍着西方读者和政治人物对复杂的今日中国形成健康的现实感。毫不奇怪，这种貌似公允的论调，成了西方政府对专制政权采取短视的绥靖政策、重贸易轻人权的理论借口。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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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an 2015 11:10 PM PST
中共的司法無任何公信力可言，死刑案如同兒戲，所謂公檢法各自獨立辦案，其實是「哥仨」聯合辦案……中共政法政策不變，無論是哪一個最高領導人執政，冤案、假案照樣层出不穷，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還在上面、在制度。 驚天冤案最高法院沒有「問責」 中共政法委治下的各級公檢法到底爛到什麼程度？遠遠不是周永康、薄熙來動用權力索要幾個人的幾條命可言，比如穀開來殺死英國人、周永康妻子遭車禍而死，而是動用公檢法「集體有意識」地充當「殺人工具」，1983年鄧小平發起「嚴打運動」一年後，全國就有24000人被判處死刑。當時大約有兩千多個縣市，幾乎每縣都有死刑犯，都有「殺人指標」，一旦下達，便快速執行，不得拖延。 此後，「嚴打」一再被濫用，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冤死者不計其數。直到2007年，在地方「濫殺」的壓力之下，最高法院收回了原本下放到各省法院的死刑複核權。但即使現在執行的死刑案，誰敢說百分之百沒有冤案？仍然有不該判死刑的卻被判死刑了，比如薄熙來、王立軍用「借人頭」之計槍斃了本不該判死刑的重慶市司法局長文強，還有湖南企業家曾成傑因非法集資案卻被判處死刑並秘密執行，死前連其家屬都不敢通知。這說明，中共政法政策不變，無論是哪一個最高領導人執政，甚至是在最高法院在收回死刑複核權後，還照樣有冤案、假案，最高法院仍然在為各地決定的死刑案「畫押」「背書」，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還在上面，紋絲不動。 作為最高司法機關的最高法院，本身並不能獨立審判，而是和各省的法院構成上下級關系，甚至「穿同一條褲子」，對於下面出現的冤案，要麼是冷漠的看客，「觀棋不語真君子」；要麼是死不認錯，王顧左右而言他，甚至對於二十多年前發生的驚天冤案，最高法院至今都沒有一個「問責」，更別說督促賠償、問責和道歉了。 冤案中公檢法的「殺人犯」角色 1994年8月5日，石家莊液壓件廠一女工被奸殺，20歲的石家莊冶金機械廠工人聶樹斌被當成嫌疑人，1995年被判處死刑。2005年真凶現身，聶樹斌已經被槍斃了十年。據說他被槍斃後的器官被「名媛」章含之移植所用，他屬於「不得不死」。至今，河北公檢法和最高法院上上下下都知道聶樹斌案是冤案，卻沒有一個責任人被追究。那些臺上的，可以說是殺死聶樹斌的殺人犯，仍然無限風光，為非作歹。 幾乎同一時期，冤案還有更驚人的。1996年，內蒙古有一名18歲的報案者呼格吉勒圖，被當成涉嫌強奸殺人的要犯逮捕，公檢法聯合辦案，只用了62天就判處其死刑，「嚴打」時可謂從重從快。2005年真凶現身，內蒙古政法委人為阻礙和拖延重審，直到2014年12月15日，當初終審判處其死刑的內蒙古高院才再審，改判其無罪，這時他已經被槍斃十八年了。此外，還有安徽的張輝、張高平叔侄，2003年被指控強奸殺人，後被判刑死緩和無期，都完全是冤案，最後也是等真凶現身才得以撤銷案件，從被關押了十年的大牢中走出。 上述只是幾個個案而已，事實上只是冰山一角，整個公檢法在這些冤案中充當「殺人犯」的角色，他們一開始就是知道是冤案，卻偏偏不去糾正，一旦「滅口」、「銷案」就萬事大吉，邀功求賞了。正如有網友總結的那樣：「我們知道他們在做假案，他們也知道他們在做假案，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做假案，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做假案。」這段類似繞口令的話說明，中共的司法無任何公信力可言，死刑案如同兒戲，所謂公檢法各自獨立辦案，其實是「哥仨」聯合辦案，公安抓人，檢察院就批准逮捕，法院進而宣判有罪，判死刑或有期徒刑，不容分辯。若是公安抓錯了，檢察院和法院就將錯就錯，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敢公正審理，不敢為冤屈者鳴冤，聶樹斌和呼格吉勒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冤殺的，他們把辦假案視為理所當然，「殺人」後並都能立功。 虛幻的「中國夢」是緣木求魚 雖然呼格吉勒圖最近被內蒙古高院再審改判無罪，但卻沒有意義，因為呼格吉勒圖不但無罪，而且是優秀的公民，目擊有人被殺趕緊報案何罪之有？根本不需要一紙「無罪」的證明。公安部門偵破不了案件，就把報案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指控為殺人犯並辦成「鐵案」。無論是公安局，還是檢察院、法院，事實上都是殺死呼格吉勒圖的殺人犯，殺人犯是沒有資格宣布呼格吉勒圖無罪的，只有當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涉案人員全部被問責並判刑，以及取得死者家屬諒解之後，需要做的就是以國家的名義為其恢複名譽，恢複他的優秀公民身份，還他一個公道。 如果一個優秀的公民根本無罪，卻需要法院來宣布其「無罪」，实在是可悲之极，正如我們每一個合法的公民，隨時都有可能被公權力冤屈，隨時被「定罪」，是否我們也要事先向法院申請一張「無罪證」，一旦遇到聶樹斌、呼格吉勒圖那樣的事情，趕緊用「無罪證」來證明自己的身份，以求避免他們那樣的噩運？ 司法不獨立，制度不改變，中共的公檢法辦案，沒有最爛，只有更爛，類似佘祥林、聶樹斌、呼格吉勒圖、張高平叔侄這樣的冤案便無法根治，而且還會頻頻發生。所謂依法治國，只能說是虛幻的「中國夢」，不過是緣木求魚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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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an 2015 10:18 PM PST
民不畏死，则大威至，民不畏抓，是因为良心正义在被抓者一方，想通过抓人来建立威权，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徒劳枉然。当维权人士与良心犯们把被抓当成人生修炼、当成争自由的必要磨难，被抓就不再是恐惧，反而是一种荣誉…… 体制内外都被"抓" 热议2014年关键词，知名评论家笑蜀写出一个"抓"字，令人惊心，体制内抓了无数贪污腐败分子，体制外呢，抓了维权者、公民社会参与者、异见分子，一个抓字，从年头都年尾，可谓一以贯之。一个抓字还使人想到文革第一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是通过抓人，来搞路线斗争。 我给出的年度汉字是"禁"字，从对异见与维权人士的拘禁、软禁到禁言、禁网，无所不用其极，禁人与禁言，也是从年初到年末，从未停歇。年末之时党国政府送给中国网民的一份大礼，是封禁谷歌邮箱，四、五年前只是封杀了谷歌检索，现在连私人之间的通信联系工具也给封杀，可谓登峰造了极，如果按此路径，下一步应该禁的是国际间的电话电报了。 这一切应验了一句网上格言：没有网民想不到的，没有党国政府做不到的。 周永康被抓算是顶级大老虎（常委级），还有军中老虎徐才厚、地方老虎苏荣、大内行走的老虎令计划，副部级以上高官就有50多人，至于小狼小狐小苍蝇之类，更是不可胜数（数以十万计），二三年时间里，只是动用巡察方式，就抓捕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贪官数，当局显然不去思考制度根源或因素，仍然严打快抓，乐此不疲。 抓了周永康，但周永康的维稳路线与方式还在，对政治异见者、公民运动参与者、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的打压甚至更加严厉，著名律师浦志强是民间第一个公开举报周永康利用公权力作恶的律师，有关方面不仅没有予以表彰，反而在他参与纪念六四活动后，而将其拘审，进而搜查其律师所、动用一切力量寻找罪证，现在人们根据公开的信息能看到的罪证，就是所谓浦志强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被宪法保护的自由言论，居然被警方上纲上线，变成了分裂国家民族、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即便如此，检察院还是让警方退回重新查实其罪证。 著名律师刘晓原说，2014年被抓的良心犯中，罪名最多的当属浦志强，年龄最大的寻衅滋事者是老作家铁流（81岁高龄），而因言获罪被判刑最重的，则是伊力哈木，被判无期。 警方对浦志强的抓捕，显然是报复性的，也有一定的威胁性，就是任何人，不能与警方为敌（包括周永康的政治遗产），不能写任何敏感内容在网络上发布，否则就会以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行进行残酷打击。 对异见者和腐败者打击截然不同 对民主异见或维权人士的"依法"打击，与对体制内贪官腐败分子的打击截然不同，对组织内部的问题高官或叛变者的打击，先是海外媒体曝光传言，再是对其周边相关人物进行清除，最后才挖出硕鼠。即便是中下层级的贪官腐败分子，也是组织内部先调查出大量事实，然后实施抓捕。 但对良心犯们，却是先抓人再找罪名（或罗列罪名），从寻衅滋事，到颠覆国家政权，到泄露国家机密，无所不包，寻衅滋事本是为街头流氓而设的罪名，却套到了维权者与申张社会正义的人们头上，颠覆国家政权，是反革命罪的别称，要求民主人权者，要求党国还权于民宪政民主，却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国家机密都流传到普通记者手中，如果真的是国家机密的话，国家工作人员才是泄密者，而记者完全是一个传播者，泄露国家机密是罪行，而传播泄露出来的信息，是记者的职业行为。 还有就是，对社会异见人士或良心犯们进行恶意丑化，还没有通过司法审判，就通过电视予以公开其莫须有的罪行。而这种恶意电视曝光的行为，背后都存在警方对受害人的威胁、要胁。譬如著名记者高瑜被上央视，就是威胁要法办他的儿子，以此胁迫她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有罪错。 罪恶滔天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们呢，还有与他们通奸的央视主持人与歌星艺人们呢，这些人上电视应该更有轰动效应。显然，应该上电视认罪的，没有认罪，依法治国，这叫哪门子依法治国呢还是家法党法治异已？ 周永康倒了暴力维稳路线还在 极权政治的新政，多从制造恐惧开始，它要使人屈服，而非令人信服，信不信由你，反正，他们自己有三个自信，并相信专政的高压能使所有人臣服。对整体腐败的体制内，中共选取的是巡视组个案处理的方式，大面积官员腐败，无法尽皆处理，只有清除一部分影响恶劣或因内斗而曝光的官员，以减弱因打击腐败而带来的官场震荡。 而对维权民主人士的打击，则均是过线打击，既严重侵犯了公民基本人权，又公然违反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的法规，当局担心任何一起民间维权、上街举牌、有组织的公益活动都可能使社会力量逐步强大起来，并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安全，所以，即便像立人图书馆这样的公益项目，也会严加打击，如果一些项目有海外资金支持，则要上纲上线到国外敌对势力渗透这样的阴谋论高度，使他们对良心犯的打击合乎他们自己的逻辑。 我为什么强调说，周永康倒台了，其维稳路线还在，甚至变本加厉？ 香港市民为争取真普选而示威，出现雨伞运动，这完全是和平合法的公民运动，大陆维权人士与艺术家们或上街或通过上传撑伞照片，以示对香港市民的支持，但就是这些和平的行动，或象征性的艺术表现行为，大陆当局像周永康时代对付茉莉花运动一样，强行打击，不允许相关言行与图片出现在网络，这次有关网站公布的良心犯名单，许多与支持香港雨伞运动有关。 有人认为，如此严厉打击异见者、制造良心犯，是习近平新政为了树立威权，刻意制造的政治恐怖行为。另有观点认为，是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法系与警察力量，这些力量还在坚持周永康既定的路线，正是警方滥作为与恶意执法，才使社会愈发动荡，社会越不稳定，政法与警察系就越有经费，地位愈发重要。他们在制造恐怖气氛的同时，也使习近平政治形象受损并蒙羞。更有人认为，整个社会左转，文革之风再现，文革之时是群众斗群众，现在则是动用公权力来违法抓人，习走的其实是一条薄熙来的路线，与薄在重庆的唱红黑打，并无区别。 记住那些被抓的良心犯的名字 民不畏抓，奈何一抓了之？民不畏死，则大威至，民不畏抓，是因为良心正义在被抓者一方，想通过抓人来建立威权，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徒劳枉然。当维权人士与良心犯们把被抓当成人生修炼、当成争自由的必要磨难，抓带来的就不再是恐惧，而对被抓者则是一种荣誉，而网络全息时代，一切抓与被抓，都被全世界网民看见，人们因此更清楚看到大陆政权的本质，也通过良心犯看到国家的希望与未来。 2014年世界人权日当天（12月10日），中国民间的民生观察工作室和维权网公布了一批至今仍被羁押的最新"良心犯"统计名单，因言获罪仍在狱中的有83人，维权网列举了其他被关押的28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关注这些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获得自由而呼吁，为他们家的安全与生活而援助，或者为他们寄一张明信片，给他们一丝关怀与暖意。 新的一年，还会有更多的维权人士或政治异见者被抓，成为良心犯吗？让我们记住去年被抓（只有少数人已重获自由）的良心犯吧。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良心犯名单是：，中学教师，广东街头运动人士，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赵枫生，湖南省永州异议人士，因网络发文批评政府于2013年11月28日被警方抄家和刑拘。涉嫌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1月2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伊力哈木·土赫提，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反对暴力、弥合裂痕、增进理解、提倡宽容的知识分子， 2014年2月20日，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批捕。2014年9月23日被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家产；徐光，中国民主党人，曾在1999至2004年以"颠覆国家罪"入狱五年。2014年4月3日被刑拘，涉嫌罪名：颠覆国家罪；高瑜（女），独立记者，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曾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2014年4月24日秘密抓走，涉嫌罪名：泄露国家机密； 浦志强，北京维权律师，因参加六四研讨会，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罪共四项罪名移送检察院起诉；吕耿松，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涉嫌罪名：颠覆国家政权。 2014年，也是合法公民"寻衅滋事"年，许多维权律师与公益人士被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拘捕：丁家喜，知名维权律师，北京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协调人。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黄文勋，广东街头运动人士，已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袁兵（网名：袁奉初），维权人士，已被口头告知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赵常青，新公民运动参与者，曾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杜斌，摄影记者，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因拍摄马三家劳教所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在香港出版书籍《天安门屠杀》，于2013年5月3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秘密抓捕。6月12日确认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于2013年7月8日取保候审获释；许志永，法学博士，维权律师，新公民运动发起人，公盟创始人。2014年1月26日被法庭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林，异议人士，长期从事自由写作、维权和民运活动， 2014年8月29日被安徽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刘虎，前《新快报》记者，2014年8月3日取保候审；王功权，投资家。因参与"公盟"和"新公民运动"系列活动，于2013年9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拘，10月20日逮捕，2014年1月22日取保候审获释； 10月17日批捕；郑酋午，中学语文教师，因在互联网发表异议文章，于2013年6月4日被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7月5日确认逮捕时罪名更换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在被非法羁押四个月之后，于2013年10月1日取保候审。赵海通，新疆异议人士， 11月7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四年； 参与公民维权或表达政治异见，则被以寻衅滋事或非法经营等罪拘捕的良心犯更多： 刘远东，维权人士， 2014年1月24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与"抽逃出资罪"；杨茂东[笔名：郭飞雄]，民权活动家，涉嫌罪名：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孙思火[笔名：孙德胜]，南方街头运动人士，2013年8月被捕，涉嫌罪名：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李化平，安徽维权人士，于2013年8月10日被合肥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拘押；周维林，安徽维权人士，于2013年9月被合肥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谭春生（笔名：姚诚），安徽维权人士。被安徽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陈永洲，《新快报》记者，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事拘留，10月30日逮捕；姚文田，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总经理。多年来不惧压力坚持出版中国大陆异议作家和海外流亡作家的著作， 2014年5月7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期徒刑10年和罚款人民币25万元。梁颂基，人权捍卫者因涉嫌组织南周事件一周年纪念活动，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十个月。于2014年11月3日获释；沈勇平，作家，独立制片人。因募捐拍摄系列纪录片《百年宪政》和向捐款人赠送该片光盘，2014年4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6月5日逮捕（被判刑一年）。 媒体人、大学老师、公益人士因维权、街头抗议、曝光真相而被拘捕：向南夫，记者，因为博讯新闻网撰稿。唐荆陵，广东维权律师，长期致力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王清营，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教师；袁朝阳（袁新亭），前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推动者；徐志强，圣观法师；黄芳梅（网名：黄静怡），武汉市某药厂员工；姜力钧，辽宁省铁岭市自由撰稿人；于世文，1989年广州学运的学生领袖，民主异议人士；王爱忠，南方街头运动发起人之一；呙中校，记者，前《亚洲周刊》编辑；王健民，香港《亚洲周刊》前编辑。因出版的刊物专门披露中国政坛内幕信息，2014年5月30日，被广东省深圳市警方以涉"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赵牧，搜狐博客总监；殷玉生（笔名：雨声），原成都商报等多家媒体记者；陈剑雄，南方街头运动人士。冉崇碧（女），广东公民；姜流勇，北京维权人士；李冬梅（女），北京维权人士；姜家文，辽宁维权人士；凌丽莎（女）[网名：诗霖]，北大美术编辑；张启斌，某基金会工作人员；王永红，北京异议人士。 因声援香港雨伞运动与民间公益组织而被捕的人数很多，这里只是一部分： 汪龙，深圳维权人士，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罗亚玲，重庆维权人士，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韩颖（女），北京微笑公益创办人，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刘惠珍（女），维权人士，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李玉凤（女），维权人士，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徐崇阳，维权人士，因支持香港"雨伞革命"；颜克芬（笔名：颜伯钧），原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公民运动参与者；王藏，北京宋庄艺术家，诗人。因声援香港占中；张淼，德国媒体记者，因报道香港占中运动于10月2日被捕刑拘；朱雁光，北京宋庄艺术家；刘进兴[笔名：追魂]，北京宋庄艺术家；谢丰夏[网名：谢文飞]，南方街头运动人士；王默，南方街头运动人士；张圣雨，南方街头运动人士；陈堃，立人大学总干事；郭玉闪，传知行创始人；李磊，诗人，纪录片编导；张瑛[网名：张玮珊]，长沙公民；黄凯平，北京传知行所长；寇延丁（女），作家，纪录片独立制片人；余文生，北京道衡所律师，因参与支持香港占中；宋泽，北京道衡所律师。 周莉（女），北京维权人士（已释放）；纪斯尊，福建著名维权人士；苏昌兰（女），广东维权人士；许东，翻墙软件开发者；王应国、孙峰，维权人士，街头民主运动践行者；薛野，立人乡村图书馆原理事长；徐晓（女），作家，财新传媒编辑；柳建树，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何正军，北京传知行研究所行政主管，于11月26日晚被带走抄家，现仍无具体消息；陈启棠[网名：天理]，广东维权人士；胡俊雄，电脑工程师，人权活动人士；刘家财，湖北异议人士，新公民运动参与者；蔡从富，武汉公民；解丽（女），武汉公民；李文禅（女），武汉公民；马强（网名：西域武僧）；张毅，武汉公民；朱涛，武汉公民，因纪念六四；潘建敏，因长期参与武汉市街头民主运动；尹卫和，湖南维权人士。 （作者为中国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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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an 2015 09:27 PM PST
吴国光按：围绕今年的纪念赵紫阳去世十周年，很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政治现象；连《环球时报》都为此发表文章了，难道还不够奇怪？这背后有些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也懒得探究——流氓总是认为靠耍小手腕、搞小动作就能应对重大政治议题；我多年前提出中共现在在搞"精致化宣传"，已经用很客气的语言指出了这种"盛世"下的"小"来了，不必再去重复。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在网上闲逛看到的，可以作为某种"标本"，于是随手加了几句评论并予以转载。其实，我所关注的重心，不光是纪念赵紫阳，而是关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文信息世界的某种背后真相——暂且先把话说到这一分吧，等看得更明白了之后再说下一分。 非韩：纪念那个守住底线的人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2日 转载) 非韩 专栏作家 赵紫阳去世十周年，民间要不要纪念赵，引发了一些讨论。［吴按：民间纪念活动很多，而且有志士为前两年进行纪念活动现在正在坐牢。这样轻轻巧巧的一句"要不要纪念"、"一些讨论"云云，我佩服它有一些技巧。］ 最近因为纪念赵紫阳去世十周年，关于民间要不要纪念赵紫阳引发了一些讨论。当然，这些讨论都是从民间立场出发的，认为赵关键时刻背叛了党的五毛言论不包括在内。［吴按：最近学到一个读网上文章的诀窍：五毛说话，往往上来先声明自己不是五毛。当然，有人不是五毛，却也喜欢声明自己不是五毛——至于这是为什么，俺就不明白了。］ 觉得不能拔高赵紫阳的人认为［吴按：此话有技巧，等于先设定赵实际上被拔高了。］：赵作为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人，一路升迁也没少作恶［吴按：赵肯定做过错事，但说他"一路没少作恶"，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混淆视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混淆呢？好处有二：第一，你会相信作者很反共，所以也就很容易会相信作者的全篇文章；第二，这等于告诉你，赵从来不比中共其他领导人好——既然如此，结论也很明显了。］，更有人认为民间盲目称赞赵是一种明君意识，是自身丧失勇气的表现。而认为赵值得纪念的人则强调赵反对镇压的立场，并付出权位和自由的代价。还有人认为赵后来在软禁期间的思想有了重大发展，真正具备了民主思想，这是值得纪念的。 赵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他在软禁期间的很多思考，这时的赵紫阳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切割，转向了民主。这样的转变很可贵，但是并不值得拔高。一是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常识，尤其是第三波民主浪潮和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没有另外一种思潮能够动摇自由民主的地位；二是赵晚年的立场已经变了，前总书记已经成为了「国家囚徒」，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人的立场一变换位思考就很容易。众所周知，党在取得政权之初就会把敌人消灭干净，但之后又喜欢把自己的忠诚儿女教育成敌人。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之后也有不少深刻反思，和原来那个迫害举报人的他判若两人。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坐牢之后写出《新阶级》，还不远万里启蒙了中国的一些高干子弟红卫兵。就连鲁莽粗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也喜欢和异议人士混在一起，发表「反动」言论。除了这些大领导，一些知识分子也是在党的监狱中完成蜕变的，进监狱之前还怀着对党的忠诚热爱，在里面反思就深刻了。［吴按：不知为什么，作者不肯把话说完。他的意思是：所以，赵紫阳和程维高并没有多少区别，甚至也会和周永康、薄熙来没有多少区别——周、薄不是也进了党的监狱了吗？按照这个逻辑，当然也会"很容易"完成"变位思考"的。］ 赵真正让人敬佩的是89运动中及之后的审查始终守住了底线。不镇压这条底线并不高，但是在中共一条船主义的背景下，守住这不高的底线就意味着叛逆。叛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赵是清楚的，其在决定之前召集家人征求意见，说明他一开始就没有心存幻想。进入90年代之后，赵和其子被审查，他也不改初衷，即便镇压已经过去，认错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他还是坚持住了。仅从守住底线这一条，赵就值得大书特书。毕竟中国的政治人物圣贤不少，伟人更多，但有底线的太少，能不计代价守住的更少。就凭守住底线这一条，赵就值得纪念。［吴按：如果没有段话，全文的底牌就不起作用了。这也是此文的高明处吧。］ 民间很多人被赵感动，但又说不清为什么。［吴按：作者高高在上，指出：你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瞎感动！］而一些人编造赵领导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神话又在混淆视听，一旦数据显示所谓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镜花水月，赵的形像难免受损。在我看来，所谓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本就是贩卖虚假希望的人在自说自话，这样虚假的光环增之无益、去之无损。［吴按：这可能说到关键处了，于是不惜一笔抹煞历史。很明显，赵对某某东西的威胁，就在于他主张政治改革；赵在天安门的表现和晚年的反思，其实是他沿着政治改革思路的进一步逻辑发展。如果不谈政治改革，只讲1989，则赵就不过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就只有"感情的因素"了。写到这里，我真的很佩服类似《环球时报》那一类的当今写手，因为他们不管转多少弯儿绕多少道儿，脑子都不糊涂，最后总能把握住"底线"——本文的标题，其实不是"盲目赞扬"赵紫阳，而是一种自我赞扬。］即使没有这样的光环，赵还是中国政治人物中的稀缺典范。 我们看电影《投名状》，被其中的赵二虎感动，就因为他守住了不杀俘虏的底线。观众几乎忘了赵二虎是和庞青云、姜午阳一样的人，甚至比他们更混蛋，［吴按：作者重复强调他的观点：赵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一样，甚至比他们更混蛋，你们瞎感动什么！］在前面庞青云执行军纪的情节中，只有赵二虎一个人反对，而在拒绝杀俘之后，他却成了整部电影中最有正义感的人。其实观众应该知道这不是一部能够区分好人坏人的电影，但是一个守住了不高底线的人还是让人把情感寄托在他身上。［吴按：作者再三强化其论点：其实是没有办法区分赵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你们那感动和纪念不过是低级的情感寄托罢了。］ 做人的逻辑和政治的对错往往并不是同一个标准，而评价政治人物、尤其是离我们很近的政治人物也不能完全剥离感情的因素。［吴按：这就和《环球时报》的官方文章吻合了：即使明天"我党"重新评价赵紫阳，也不过将会承认他是一个"做过好事的老同志"而已——出于感情因素嘛，"我党"还是很讲人情的吧。但是，正如《环球时报》严正指出的：赵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好了，看到这里，我也大约明白了那些奇怪现象是怎样一种如意算盘了——这样一个赵，将是一个不再威胁某某东西的赵，套一句俗话就是"武功尽废"；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官方"定位，大约就是另一个"程维高"吧。］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吴按：这个"东网"，不知是个什么东东。开始的时候还发了几篇不错的文章，近来似乎越来越显示出"底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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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是查理？不是查理？——谈法美中三国对查理事件的讨论与思考 Posted: 21 Jan 2015 01:19 PM PST
法国人酷爱自由，可说是西方国家之最。自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查理周刊的为讽刺而生、为讽刺而死，就是法国人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亡的经典范例。对查理周刊的袭击，几乎所有法国人都认为，是对法国民主、共和精神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攻击。 这个事件是文明的冲突吗？当然不是！法国总理瓦尔斯说，这不是与某个宗教或某种文明对抗，而是与恐怖主义展开战争。瓦尔斯的说法无疑代表了西方国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大多数伊斯兰人也不认为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法国伊斯兰协会领袖谴责恐怖份子的罪行表示，恐怖份子没有宗教。美国的伊斯兰学者说，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不是伊斯兰恐怖分子。 用屠杀报复讽刺，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无论是策划者还是实施者，都把自己划入了野蛮的行列。可是中国官方却不这样看。他们称那些遇难者并非死于言论自由，而是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对立的牺牲品。一些左派学者称，新闻自由不应包括冒犯他人信仰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没有这样的新闻自由，实是各民族之幸"。官方和左派学者对查理事件的解读，实际上就是试图把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合理化。 他人的宗教与信仰该不该尊重？一项由Le Journal du Dimanche 主持的法国民意调查18日公布，结果显示，42％的法国受访者认为，令穆斯林感到受伤与威胁的漫画不应该在媒体上刊登，这些人同时支持言论自由；而57%的受访者认为，无论外界反响如何，杂志和报纸都应自由刊登这些漫画。这个调查显示，在所有支持言论自由的受访者中，有四成以上的人认为，应尊重他人的宗教与信仰。 有人说，言论自由之所以为自由就在于它在概念上没有边界，其真谛在于所有人都必须容忍冒犯的言论。这就是说，如果你支持言论自由，那你就必须容忍那些没有边界的言论。当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发生冲撞时，以容忍对应冒犯，可能是最好的对应之道。一项报道说，在法国的500万穆斯林里，有99.999%面对那些漫画是抱以平静心态的。 言论自由到底有没有界限？法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查理周刊，而美国的崇尚自由的主流媒体，却陷入左右为难的纠结之中，并出现了"不是查理"的声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版）、美联社、CNN都没有刊登穆罕默德的形像。《纽约时报》总编巴奎经过左思右考，最后决定不刊登，主要有三个考虑：1）员工的人身安全；2）读者感情，尤其是穆斯林读者；3）纽时长久以来坚守的准则：无端的侮辱和讽刺艺术之间是有界限的。在巴奎看来，展示那份报纸的"最具煽动性的图片"是不可接受的。 纽时此举招致绝大多数读者的批评。他们指责这个决定很"懦弱"，他们说，如果你是那份权威大报，如果你是美国新闻准则的最高代表，如果你指望你自己的记者遭到威胁时，其他人能站出来支持他们，如果你尊重你的读者自己作出是非判断，那你就该力挺《查理周报》，刊发他们的漫画。纽时此举被法国媒体指责为，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放弃对言论自由的忠诚与坚持，不但自己蒙羞，也让美国的媒体蒙羞。笔者也认为，纽时在查理事件上自我设限，失分了。 美国媒体面临的难题，在中国官方媒体那儿，倒是简单明了。新华社发表时评《新闻自由要有限度 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和环球时报的《怒斥恐怖主义不等于争议漫画》，都直截了当地指出，新闻自由应该有限度。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设限和中国官媒的言论自由要有限度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媒体自我决定，和美国政府无关；后者是中国政府行为。 言论自由应当坚守，宗教信仰应当尊重。但是当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遭遇碰撞的时候，如何拿捏？这场查理惨案引发的大论战，看来还将继续下去。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3, 2015, 6:03:21 AM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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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Jan 2015 11:37 AM PST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案例逐渐增多。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03年8月底到2014年4月初，自杀官员多达112人，平均每年大约10人。自杀官员涉及26个省份，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其中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总数的二成以上。 建国后最有名的自杀贪官，应该是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根据官方消息，王宝森贪污和挪用公款总共超过3亿元人民币，于1995年4月4日凌晨在北京郊区怀柔开枪自尽。最近的一个贪官自杀案例，是南京市六合区原区委书记娄学全。2014年6月18日，据中纪委网站消息，娄学全顶风违纪，接受化工园管委会的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六合区委书记和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9月18日凌晨，娄学全在家中上吊，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官员自杀，三成涉贪 我们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了近三年的数据，发现：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贪腐或涉嫌贪腐。综合最近三年数据，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占自杀官员的大约三成。与前十年（2003-2012）相比，贪官自杀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考虑到官员自杀后，涉嫌贪腐的信息对官员家属或者所在单位都非常不利，从而最有可能被官方掩盖，因此我们估计的涉贪官员自杀比例应该是最保守的数字。 与贪官自杀数量明显上升的现象相反，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却明显下降。按照《刑法》的字面规定，法律对贪官的惩处是相当严厉的。官员贪污或受贿5千元以上，即可判处1年有期徒刑；每多贪污1万元，就增加1年徒刑；贪污数额超过10万元，可判处无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死刑。 然而，一方面由于国际上"少杀慎杀"的人道主义原则开始在中国的司法系统被逐步接受，另一方面很多贪官有坦白、退赃以及立功表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贪官被最终判处死刑。根据媒体报道，从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里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只有15人，平均一年只有一个。而且，从2012年到2014年，这3年里只有一个贪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原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作为一个副处级官员，此人贪污、受贿金额近4亿元人民币，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典型，因此死罪难逃。 吊诡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然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官还要选择自杀？更吊诡的是，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可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显上升？一句简单的"畏罪自杀"实在难以解释，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贪官自杀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的确，这是一个冷酷甚至残酷的结论，但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一个贪官自杀的主要成本，莫过于自己的生命消失，从而导致本人的效用水平为零。因为死人是不能享受的。次要的成本，就是给自己家人、亲属或朋友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熟人离世导致的精神损失。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感情动物，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身边人突然离世，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也会让正常人在较长时间内感到痛苦。其二，是物质上的损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家族或者朋友圈中，一旦某人当官掌权了，其他人都希望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分享权力和利益。这也是近年来"家族腐败"频繁爆发的文化因素。反之，一旦贪官自杀了，亲朋好友从中得到的部分既得利益（如升职、找工作）恐怕也伴随贪官一同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树倒猢狲散"。 一个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由于反腐败法律和政策日渐趋紧，单个官员要想贪腐后不被抓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近年来集体腐败、"塌方式腐败"和"家族腐败"才日渐增多。在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中，处于最上游的贪官是最难抓捕的，因为权力越大，反侦查的手段和反"反腐败"的能力越强。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往往从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由外至内，抽丝剥茧。但是，根据《刑法》，一旦当事人死亡，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审理。因此，一个处于腐败链条下游或者薄弱环节的贪官自杀了，或者"被自杀"了，就意味着证据链条被破坏了，反腐败工作就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只拍死了"苍蝇"，却放走了"老虎"。一个贪官自杀了，多个贪官就漏网了，这叫"丢车保帅"。 第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贪官自杀虽然给家属带来了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却可能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穷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尽管合理合法，但是却不合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贪官生前用贪污所得为子女购房置地，又或者以家属名义在银行存下赃款，司法机关恐怕不太可能全部追回这些非法的金钱财物。甚至于一旦贪官自杀，其家属参与的违法违纪问题，也会从轻发落，因为怕再闹出人命，导致结局不好收拾。 第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在当前司法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一旦被抓，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至于被人栽赃或者被迫认罪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在庭审中陈述，自己被抓主要是因为得罪了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并认为自己遭受了刑讯逼供和威胁恐吓。预料到或者已经遭遇了这些情况，一些个人意志薄弱的贪官就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能接受各种凌辱。当然，不排除有一些贪官在被查处之前，觉得事情终究会败露，从而选择自杀来掩盖罪行。一般情况下，对于涉嫌贪腐的自杀官员，单位为了自己的声誉，会用别的理由掩盖过去——比如"抑郁症"、"绝症"，这样外界并不确知当事官员的贪腐情况，这实际上保护了贪官生前及死后的名声。 驱动贪官自杀的外部因素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一个贪官宁可自杀也不愿苟活，说明自杀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进一步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可能驱使贪官倾向于选择自杀？技术地说，如果自杀是贪官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比较静态学命题？ 首先，上级贪官施加的压力越大，或者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越大，贪官越是容易自杀。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腐败链条的最顶端会想尽办法斩断证据链条，因此会用各种手段逼迫处于下游的贪官自杀。逼迫的主要手段，往往是以保护贪官家属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级别越低的官员，在大贪官面前的谈判力越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也越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杀的贪官超过七成是处级及其以下官员。 再次，司法系统越不透明、公正，贪官越是容易自杀。一个透明、公正的司法系统，不仅能保护守法公民的合法利益，也能保护贪官的合法利益，即让贪官"愿赌服输"。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贪腐几乎没有死刑，贪官就不会因为折损自尊而被迫走上自杀的极端道路；否则，为了自尊，当初就不应该去贪污受贿。从这个角度讲，大规模、运动式、"不拘泥流程"的反腐败，会导致更多贪官自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三年判死刑的贪官极少，但自杀贪官反而大幅增加的异常现象。 最后，对家属的心理损失越看重，贪官越是不容易自杀。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都是影响自杀收益的，从影响自杀成本的角度讲，一个贪官越是看重家庭，越是看重离世对亲朋好友的感情损失，就越是不可能自杀。显然，女性相对更看重家庭和感情，因此这些年女贪官自杀的案例只有极少的一两例。 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贪官自杀对贪官本人和家属都是一种损失，对纪检机关反腐败也是一种损失，对法治建设也是一种减分现象。因此，减少贪官自杀的现象，遏制贪官自杀的上升势头，应该成为中国反腐败行动的必要议程。 根据我们的分析，要减少贪官自杀，就要提高贪官自杀的成本，或者降低贪官自杀的收益。为了实现前者，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贪腐线索，应尽量利用涉案官员的家属来做工作，使其既能提供更多线索，又可减少自杀倾向。 为了实现后者，构建一个透明、公正的司法体系，特别是提高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尤为重要。此外，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该向全社会表明决心，不管贪官本人是否自杀，贪腐必查，赃款必究，真正做到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 ——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4, 2015, 6:04:35 AM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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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an 2015 04:27 PM PST
藏人相信人有今生來世，生命是輪迴的，人死後，其意識將會進入另一個生命。這種觀念在古代印度教中就存在，佛教繼承了生命輪迴的思想，藏傳佛教則強調了來世的觀念。作為全民信教的藏民族，相信人有來世，相信"業力"和因果。 2014年底，兩週內接連發生了三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2009年以來，藏人的一百三十多起自焚抗議事件，無疑證明境內六百萬藏人精神上的極度痛苦。中國政府則堅決拒絕反省自身政策，把希望寄託在將來，指望達賴喇嘛之後失去精神領袖的藏人屈服於中國的統治。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成為中國政府治藏政策的強心劑。當今達賴喇嘛說過，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與否和如何轉世，最終是由六百萬藏人來決定的。他寄希望於民主化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境內外藏人僧俗將來能夠妥善解決這個困難的問題。他也說過，也許將來會中止達賴喇嘛的轉世，終結作為一種制度設置的達賴喇嘛轉世制度。中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通過《環球時報》表達強硬立場，宣稱達賴喇嘛轉世只有經過中央政府批准才能獲得合法地位，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決定達賴喇嘛世系的存廢。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在轉世問題上的分歧，在中國政府看來，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但是對藏民族和藏文化來說，這一分歧深深地植根於對人類自身本質的根本性認知。 轉世信念的來源 藏人相信人有今生來世，生命是輪迴的，人死後，其意識將會進入另一個生命。這種觀念在古代印度教中就存在，佛教繼承了生命輪迴的思想，藏傳佛教則強調了來世的觀念。作為全民信教的藏民族，相信人有來世，相信"業力"和因果。而修行高深的高僧大德和已經脫離世俗世界苦難的菩薩，能夠自己決定轉世的方向，一次一次地返回人間，以幫助他人離苦得樂。藏人的來世觀念深入到整個民族意識中，反映到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來世觀念認為，人一生的經歷積累於意識之中，在死後投生到另一個生命後，會在另一個生命的最初一段時間或明或隱地顯示出前世的記憶。這些來自前世的記憶漸漸地被生活經歷所覆蓋，最後終至消隱無踪，大多數人在成人前就不再記得前世的任何經歷。但是，有些人的前世記憶會強一些，保留的時間會長一些。另外，在某些條件下，特別是在冥想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掩蓋著的前世記憶有可能被激活，從而突然記起前世的某些經歷。 相信這一來世觀念的藏人和印度人中，有很多事例來說明轉世的存在。例如印度有一個女孩說自己前世是另一個突然離世的女孩，她能說出自己前世的名字，父母的名字，時間和地點。這些竟然都得到了證實，她前世的父母還在，聽說了以後前來認女。類似的神秘事件很多地方都報導過，包括歐美基督教社會，很難用其他理論來解釋。 藏民族的民間英雄史詩《格薩爾》篇幅浩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格薩爾專家降邊嘉措在帶領專家小組到草原上收集《格薩爾》史詩的時候，也發現了一些神秘的格薩爾說唱藝人。這些了不起的藝人，男女都有，沒有受過現代文化教育，也沒有得到系統的傳承，有些原是普通的牧人，在發生了一些個人的變故，例如走失迷路在野外昏睡很久後或者生了一場大病後，突然開始說唱，能夠把篇幅巨大的史詩滔滔不絕地背誦出來。對這些個人來說，如此龐大的詩篇來自於何處，為什麼能記憶這麼多詩句，至今是無法解釋的謎。對藏人來說，這不難理解，記憶來自於前世，這些人前世就是說唱藝人，只是記憶被突然激活了而已。 人類意識的本質 對於大多數不相信來世的人來說，轉世觀念只是一種信仰，誰也說不出轉世是怎麼轉的，誰也沒有證據來證明。然而，達賴喇嘛說過很多次，佛教不只是一種信仰，還是一套知識體系，因為佛陀教導說，任何信念和判斷都應該用事實與邏輯來檢驗。關於來世的觀念，其實涉及對人類意識本質的理解和認識，它提出的問題是科學問題：意識是什麼？意識和人體是什麼關係？ 當代西方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也在緊張地研究這些問題。腦電圖等技術的發明，遺傳工程、生物化學、人工智能等等新學科的出現，多學科跨文化的合作研究，使得當代科學家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以後前所未有的勢態投入對意識和情緒的研究之中。但是，至今為止，科學家們承認，對於人類自身的意識的本質，我們所知甚少。意識是什麼，我們仍然不知道。 達賴喇嘛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和當代科學家對話，一起探討這些問題。在達賴喇嘛倡導下，以"心智與生命"為名的跨文化跨學科對話，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十年。參加對話的西方科學家發現，藏傳佛教寺院的瑜伽和冥想等修行，能夠僅僅依靠人的"心智"即意識來影響人體，對大腦產生物理性的改變，這些改變可以通過科學儀器得以證實。這些都可能幫助科學家發現和理解意識的本質。 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僧侶，向科學家們提供了佛教經典中關於人類意識的認識。古代佛教大師們早就指出，意識是分層次的，人在白天的意識只是表層的粗的意識，在這層意識下面，有一層一層更深的更精細的意識，而最精細的意識，就是佛教所說的"空"的意識，它是一切意識的根本，它是能夠脫離肉體而存在的。這個觀點，就是佛教轉世觀念的依據。 達賴喇嘛的科學態度 對於朱維群這樣的共產黨人來說，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眼下的利益和策略，除此之外他們什麼也不信，什麼也不在乎。所以他們會在金瓶掣籤遴選班禪轉世靈童的時候作弊，而且事後公開吹噓作弊的成功。 可是對於達賴喇嘛來說，轉世觀念不僅是藏民族佛教信仰的一部分，意識的本質是佛教不應該迴避的科學問題。所以，達賴喇嘛熱情地參與和當代西方科學家的對話，資助"心智與生命"的科學研究。我在旁聽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第26次和第27次"心智與生命"對話時，聽到西方大腦神經科學家仍然堅持"沒有大腦就談不上意識"，達賴喇嘛對科學家說，我們藏人和印度有一些實例，似乎說明人的記憶轉移到了別的個體，這是我們相信人死後轉世的原因。如果將來西方科學研究的發現，能夠證明意識的轉移不存在，轉世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會修改佛教的教義，這樣做是符合佛陀教誨的。 這就是身為藏傳佛教根本上師達賴喇嘛的科學態度。這是一種認真、誠實、負責任的態度。而在目前，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是作為一種有組織宗教的制度設置而存在的，它理所當然地應該由相信這一轉世觀念的佛教僧俗信徒來決定。中國政府應該對人類的精神世界持起碼的尊重。我在四省藏區旅行，進過很多寺院和藏人家庭，見到供奉著的無數前世班禪喇嘛的照片，而中國政府強行作弊選出的"班禪大師"照片，一張也沒有見到過。中國政府難道不應從中得到一些教訓嗎？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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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 9 8 0年5月2 9日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Posted: 23 Jan 2015 04:12 PM PST
【本刊首次獨家披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一九八零年在拉薩關於西藏問題的秘密報告，是中共繼一九五九年在西藏實行"平叛、民主改革"方針政策以來，關於西藏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次講話，它標誌著中共對西藏政策又一次歷史性大調整，影響至為深遠。胡氏本人後來也為此飽受政擊。 胡耀邦的這次講話，盡管為國際國內有關方面高度重視，但海外從未見諸報端。本刊特此全文發表這份歷史文件。為便於讀者閱讀，我們加上了小標題。】 同志們： 在我講話之前，我首先代表我們的黨中央、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各位副主席和我們中央書記處的全體同志們，向保衛和建設西藏的全體人民，向黨和國家的藏族、漢族全體幹部和全體工作人員，向英勇捍衛西藏人民進行和平建設的、光榮的駐藏部隊全體指戰員、公安幹警，向同我們密切團結合作的愛國民主人士表示親切的慰問！ 這一次，我和萬里同志，還有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也是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的委員長阿沛同志，還有政協副主席、國家民委的主任楊靜仁同志，還有黨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趙振清同志，大概有幾十位同志，受黨中央的委託，來西藏考察。你們知道，黨中央在四月份，經過多次的討論，制訂了一個加強西藏工作的文件，即三十一號文件。你們看過了吧。那末，我們來還是什麼目的呢？我們是考察一下究竟三十一號文件符不符合西藏的實際？有沒有不完滿，甚至還有不妥當的地方，還需要補充，還需要修改。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 我們是二十二號到的。楊靜仁同志比我們早來了八天。萬里同志的身體很好，阿沛同志的身體也很好。我這個人考試不及格，第二天，就發了高燒，燒到三十八度九。會不會鳴乎哀哉？我想沒有這可能。這一點我還比較沉著。感謝大夫同志的幫助，精心地料理，燒就下去了。現在身體有點四肢無力，所以沒有很好地調查研究。萬里同志、阿沛同志、楊靜仁同志他們出了很大的力量。我今天的講話肯定有許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要求同志們一條，允許我經過再補充修改，過幾天以後我再整理一個稿子，印發給你們。 我今天講點什麼東西呢？ 西藏已成祖國不可分割部分 我想首先講這麼一個問題，就是西藏的解放，西藏同全國完全統一起來已經二十九個年頭了。二十九年我們應該怎麼看？我們應該統一一下思想。我們幾位同志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我、萬里同志、阿沛同志、靜仁同志，還有區黨委的同志。總的來說，我們的西藏是已經成為我們的偉大祖國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了。總的來說，二十九年來，我們的西藏的成績是主要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說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具體他（地）說，可以分成四個階段：頭一個階段是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叫和平解放的階段。西藏名副其實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而，實現了祖國大陸的統一，加強了藏漢之間的民族團結。這一段，西藏是比較安定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這一階段每一個步驟都是在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過問下處理的。第二階段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這一段主要的工作是搞民主改革，也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指導的。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面，發展了生產，相當大地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們黨和政府的威信有很大的提高，西藏的翻身農奴衷心地擁護黨和人民政府，成績是很大的。 當然，我們有一點缺點。平叛是需要的，正確的。我們在平叛中間有些地方有點擴大化。傷了一些好人，現在還留下一些後遺症。第三階段，是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現在來看，文化大革命做得對不對？我們有些同志到現在還有糊塗思想，還叫文化大革命有偉大成績。中央都寫了決定嘛！四中全會都寫了決定嘛！五中全會都寫了決定嘛！葉帥的報告都講了嘛！中央全會通過的嘛！文化大革命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是一場浩劫嘛！當然啦，是林彪、「四人幫」利用了我們黨的錯誤，我們廣大幹部沒有責任，你們沒有責任。在西藏的廣大幹部是努力的，是辛辛苦苦努了力的。可是，同志們，我們全國受了很大的損失。你們西藏也受了損失。這個歷史是鐵面無情的。同志們！我們對待任何問題都要實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能含含糊糊。我再三說明，西藏的幹部都努了力的，是好的。但是我們的生產受了相當大的損失。當然可能也有個別地方比較好，增了產，比如說你們的阿里就比較好！但是總的來講，我們全國多數地方受了破壞，受了損失，還有我們的民族團結受了破壞。第四段，粉碎「四人幫」三年半以來，我們全黨都是努力的，你們也是努了力的。你們藏族的幹部，絕大多數也是努了力的，成績也是主要的。 但是，我們某些地方，某些同志，對黨中央的指示、決定理解得不及時，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認識得不及時，跟得稍微慢了一點。我上面不是講了嗎，工作是努力的嘛！勤勤懇懇的嘛！成績是主要的嘛！但是，有這麼一個缺點，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三中全會以來，對中央的文件理解得不夠深刻，跟得不及時，我是講全國某些地方，至於你們有沒有這個缺點，請你們想一想。我重複一遍，總的來講，二十九年來，西藏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絕大部分同志都是好同志，這一點我們要充分肯定。我們對二十九年的看法，我建議就此為止！不要再算細賬！細賬算不清楚。中央同志經常講，歷史舊賬宜粗不宜細。我們的事情多得很！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我再重複地向你們建議，我首先從區黨委建議起，歷史賬不要算細賬，算細賬同中央的方針不符合，宜粗不宜細，要同心同德向前看，同心同德，面向未來。安定團結的局面來之不易。我希望同志們把我們這建議，討論清楚。如果你們加我們一頂帽子，說胡耀邦、萬里是和稀泥的，開水泥廠的(聽說你們這裡只有兩個水泥廠)，說胡耀邦、萬里來了又開了第三個水泥廠，我們承認。我們還是高標號的，五百號的水泥。你們有些同志，你們區黨委的負責同志都是從小當紅軍嘛，谁沒有個錯誤話嘛，講個錯誤話嘛！有個缺點嘛！但是全面來看，總是辦了好事嘛！所以這一點我希望同志們討論清楚。 3 0年西藏生活沒有多大提高 但是我要說：我們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我是把兩個問題分開的，一個是歷史，一個是現狀。現狀我們九天考察的結果，西藏人民的生活沒有多大提高，部分地方有些提高，但有些地方還下降了。許多地方人們懷念互助組時期。這個我們要不客氣地提出來！西藏人民的生活沒有多大提高，有些地方甚至有點下降，中央的同志、華主席、幾位副主席聽到這個消息是非常難受的，感覺到我們黨對不起西藏人民！同志們！我們也難受哪。同志們！我們共產黨唯一的宗旨是為人民謀幸福，辦好事。我們辦了三十年，難道我們不要好好想想嗎？我再三講了，我們中央同志的心情很難受。華主席同我談過這個問題，鄧副主席同我談過這個問題。西藏人民生活沒有顯著的提高，我們要不要負責任？首先我們負責任，首先我們中央負責任。百分之八十的責任我們來負，中央來負。但是我們有些同志是否也有點責任？這一條如果我們含含糊糊講，那人民不答應。全黨不答應。如果我們這些來西藏考察的人，講假話，我們對黨就沒有負起責任。所以我們這次來，唯一的目的，是同同志們，首先是同區黨委的同志們商量，也同今天到會四千多位同之商量，我們能不能夠同心同德，使西藏人民在物質上、文化上，比較快地提高起來，或者是說，黨前，我們總的奮鬥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努力奮鬥！我們漢族幹部、藏族幹部、各族人民還有什麼別的目標呢？我看不能再有脫離全局的、個人的、小單位的奮鬥目標了。這是我們大家的一個總的目標，人人都不能違背這個口號！首先是我們的共產黨員。水違背這個口號，就不夠格！共產黨員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福利，辦好事的嘛！黨的生活十二條，一共一萬五千字，記不住，可記六個字就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辦好事，這就叫合格的共產黨員。 為了盡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快地提高起來，我們幾個人商量，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解決六件大事。 六件大事行使自治權為首 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利。西藏是個自治區，而且是個相當特殊的大自治區。西藏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八分之一。沒有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自治就是自主權：沒有自治就沒有因地之宜。不是我們現在提倡生產隊有自主權嗎？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自主權，個人的積極性。你們藏族同志喜歡吃酥油糌粑，我這個南方人吃飯喜歡吃大米，你取消他吃糌粑的自主權，你取消我吃大米的自主權，我們就團結不了嘛！不曉得我們有些同志就那麼主觀主義，總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要取消人家的自主權。所以統一集中同自主權密切結合的，這是辯證法。沒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團結。請你們考慮這麼個道理。所謂一刀切，一個樣，我看那是主觀主義的工作方法，不符合客觀規律。毛主席講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大敵。我們怎麼能搞主觀主義呢？為什麼不尊重這個條件，來統一領導呢？不能夠推翻統一領導，把自主權放在第一位。要在統一領導下面充分行使自治權。三十一號文件上說了的：中央和中央各部門發的文件、指示、規定，凡是不適合西藏情況的，你們不要執行。中央定了這一條，凡是不利於西藏民族團結的，不利於發展西藏生產的，你們變通辦理，你們可以向中央提意見，你們可以不執行。這一條你們自治區有權根據中央的統一政策制訂你們自己的規定。這一條我主張你們從理論上、從思想上考慮清楚，這一條考慮不清楚，西藏沒有特點。我們幾個人跑到這裡一看，除了那個布達拉宮有特點以外，別的沒有多少特點，連跑到區黨委吃飯都沒有特點，還是那個饅頭啊，稀飯啊，照顧不了民族特點，都是內地的民族特點。我的意見，這條必須討論清楚，不討論清楚，西藏的工作不可能大的進展，漢族有漢族名字，藏族有藏族的名字，阿沛同志這個名字就很好麼，我反覆地強調，第一條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面，充分行使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權利，這是六條裡面的第一條。我今天沒有講得很仔細，因為萬里同志召開了許多座談會，他講得很好。今天在座的縣委書記以上的都在這裡吧？你們根據你們自己的特點，制定具體的法令、法規、條例，保護你們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們都要搞啊，以後你們完全照抄照辦中央的東西，我們就要批評你們啦！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懶漢思想。這是第一條。 休養生息減輕群眾負擔 第二條，從當前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出發，要堅持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要大大減輕群眾的負擔。黨前西藏最大的事實，就是群眾生活水平還相當貧困，這個同志們了解得比我們多。我們的意見是，要大家建請群眾的負擔。我們可以相當做主的。我們回去當然要向中央報告。我們確定在幾年之內，多少之內還沒有定下來，或者兩年，或者三年。或者五年，免去西藏人民的徵購任務。就是免去派購免去分配任務，還要取消一切形式的攤派任務。今天你去修個路去，發給你半斤糧食，無償或半無償勞動，要廢除一切無償的額外的攤派任務。有的同志提，有些牧區美有糧食怎麼辦呢？可以實行自由議購嘛，你願意賣就賣嘛，他不願意賣就不賣嘛，我相信有多餘糧食的，他肯定要賣，自由議購。他自由議購，他換購，他互相調劑。要廢除那個分配任務。那麼，沒有糧食怎麼辦呢？沒有糧食你們庫里還有糧食，我們查了，這是一個辦法，挖庫存。第二呢？我們從內地調進糧食來，第三呢？我們已經確定了方針，我們從尼泊爾、印度搞點對外貿易，從尼泊爾、印度進口量是比內地掉兩是便宜得多。必要的時候，我們還要減點人，我這個下面還要說。議購、換購、集市貿易、等價交換、農牧民完全接受得了嘛！同志們，你們不要擔心嘛！我們有些同志做糧食工作的做了幾十年，不要擔心。我們最近兩年全國糧食大增產，前年，去年我們一共增產八百億斤。去年安徽走後門賣糧食都賣不出去，沒有倉庫。你們每年辛辛苦苦千方百計搞半年，七、八個月，辛辛苦苦搞了多少糧食呢？去年搞了一億四，算個啥啊！得罪那麼多的老老百姓。老百姓拼命地說，叫做四百斤以上的先徵，他說我沒有，我只有三百九十八斤，少兩斤你不要徵購我的。你何必搞那麼緊張幹什麼呢？下個決心，至少兩年，免除徵購任務。同志們，這點我們是說了是算話的。要堅決實行這個辦法！要堅決實行這個政策！不是你們先實行的，好幾個省市實行了的，內蒙古實行了，陝西實行了，甘肅現在也實行了，你們是第四、第五。幾千萬塊錢怕什麼呢？我們負責，犯了錯誤中央處分我(萬里插話：絕不推，我們決不推)，我們決不上推下卸，好漢做事好漢當。任榮同志告訴我，只要採取這個辦法，兩年就可以翻身，兩年就可以大大好轉。(萬里插話：打點折扣就是三年。)是啊！三年嘛，三年要大大好轉嘛！改變那個貧困面貌嘛。(萬里插話：至少是不少人不要飯了吧。)至少是沒有要飯的嘛。這是第二大措施。 實行特殊靈活政策 第三個大政策，要在所有的經濟政策方面，西藏要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靈活政策加上個特殊，所有政策，包括工業、農業、財貿、外貿、牧業、手工業、交通，在所有的經濟問題上面實行特殊的、適合於西藏的靈活政策。你們不要忘記我那個「特殊」，適合西藏情況的呵！我們要向中央報告，目的是為了較快地促進西藏的生產的發展。同志們，剛才我不是講了嘛，你們西藏佔全國領土八分之一，你們平均每個人有多少土地呢？平均啊，我是連雪山算進去了。有點誇大啊，我們內地每個人只有兩畝，你們二千二百五十畝，當然了，有些地方是不毛之地，缺氧啊，石頭啊，物資是豐富的，自然條件基本上好的，可得好好地搞啊。我說你們這個地方啊，在我看起來，沒有什麼純農業區，一個是農牧區，一個是林牧區，一個是純牧區，主要三種區，單單地搞農業是沒有出路的。譬如說江蘇有個典型的縣，叫常熟縣，它是農業三分之一、手工業三分之一、副業三分之一。單單靠糧食要富裕，一千年都翻不了身。要搞多種經營，要搞農業同牧業結合，要搞同副業結合，要搞手工業，要把政策放寬，不要一想到糧食就是小麥、青稞麼。 我三十五年以前到過你們藏族區，是四川的藏族區，這個藏族區，除了青稞麥以外，還有蠶豆、豌豆、蕎麥、土豆，一顆大羅葡二十多斤，南瓜也特別甜，還有什麼元根等等。為什麼老是想著這個麥子呢？藏族種的辣子那麼長，(萬里插話：他們說一畝地的辣子可以收回千把塊錢。)大蒜、蔥，聽說還有蘋果也是很好的，我沒有吃過你們的蘋果。那個糧食有幾十種，生產隊願意種什麼就種什麼，你們干涉他幹什麼嘛，東方不亮西方亮，政策要放寬。這方面，萬里同志和縣委書記談得很多，他說要搞責任制，生產隊要劃小(萬里：個別的隊可以包產到戶)，有那麼個村子只有一兩家，我看也不叫包產到戶，他幹多少就幹多少。有同志怕「資本主義」，他靠勞動怎麼叫資本主義呢？資本主義是剝削人家才叫資本主義，自己勞動有什麼剝削價值。他幹多少就給他多少，我是講單家獨戶，我不是講所有的地方，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啊！(萬里：不要誤會了，提倡包產到戶那不行啊！)你誤會我就糟了，說胡耀邦五月二十九號在西藏提倡包產到戶了，我不是這個意思，(萬里：提倡按實際情況辦事，提倡實事求是，提倡多勞多得嘛。)對！多勞多得嘛，你們把它放開嘛，把手腳放開嘛，(萬里：就是讓群眾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他那個房前屋後，讓他種南瓜嘛，我們國家拿出一點錢來幫助他種草嘛，種樹嘛，(萬里：發展家庭畜牧業。)把草籽給你，把樹籽給你，你五年八年以後有了收入，你再還我種子錢，行不行？你們要想出一點辦法，我提倡你們七十三個縣，每個縣委一定要自己種一塊草坪，種幾畝，種幾百棵樹，你們做示範。自留畜、自留地多發一點，一個家庭有一頭到兩頭奶牛，有那麼幾十只羊，你還有什麼牛、黃牛，還有什麼兔子，還有什麼蜜蜂。農民富了，我們國家才能富，你怕人家富幹什麼啊，我的意思放寬，放寬，再放寬。(鼓掌)犯了資本主義，不要你們檢討，我們檢討。這一條你們想清楚沒有？我剛才講包括副業、包括手工業，有困難時，國家幫一些，貸點款，不要利息，五年、七年再還，你們的財政局、計委要定出計畫來。(萬里：對手工業、集體辦的工業，適合民族特點的，有原料的，辦起來不要搞大的，大家伙不行，不適合你那個地方，上去下不來…….)下面我還要講這個， 萬里同志提議，還要和尼泊爾、不丹、錫金、印度發展地方貿易，這個我們去辦，去交涉。但是你們要採取積極態度，不要老是槍對槍，你來我就揍你，搞緩和唄，這個政策我另外再講。這是我講的第三條。 國家撥款要用到農牧業 第四條，要把國家支援你們的大量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上面來，這是一大政策。同志們，我報告你們一個數目字，二十九年來，國家給了你們多少錢哪？不算國家直接投資的，不算軍費，給了你們四十五億三千多萬塊錢，你們記住這個數字，四十五億三千多萬。你們自己收入工商業稅、農業稅一共多少錢呢？二十九年來，你們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萬。你看嘛，給了你們四十五億，你們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萬，我何必要那個五千七百多萬呢？ 中央最近還有進一步的決定，今年給你們四億九千六百萬，從明年開始，每年遞增百分之十，遞增到一九八四年，就是八個億。全國二十九個省，沒有哪一個省像對你們這樣優待。給你們的優待是正確的，不是錯誤的，因為你們這裡重要嘛，地方大嘛，你們同六個國家接壤嘛，因為你們這個地方是高寒區嘛。國家支援你們的，比最多的省多一倍半。所以，這一條我覺得你們要公開宣傳，中央對西藏人民是很關懷的，是很照顧的。但是同時要指出來，多少年以來，錢用得是不得當的，浪費很大，把錢丟到雅魯藏布江里去了！話要講回來，我們不去追究責任，不要算老賬了，因為過去我們沒有經驗，但是要總結經驗。從今年開始，今年四億九千六百萬，明年就是五億五千萬，你們怎麼用？我發愁你們怎麼用，假設你們谁不負責人，有那個閉著眼睛一開，今天拿一個五千萬，明天拿一個四千五百萬，那還行啊！我的意見，你們區黨委要認真討論，(萬里：錢來之不易，要計算計算嘍。)這個四億九千萬是全國人民的血汗，是勞動人民的血汗啊，所以要認真討論，不許一個人做主，要負責任，要精打細算，要用得恰當(萬里：要用在一個發展，兩個提高上)，簡單地說，就是一年要真正辦好幾件好事，現在我們有些事情，阿沛同志告訴我的，萬里同志告訴我的，那個藏族同志連木頭碗也沒有，酥油桶也沒有，連毛紡廠氆氌呢都沒有嘛，都是搞那個大和洋，人民適合的、需要的，腦子裡沒有想，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怎麼行呢？陰法唐同志，你現在是第一書記啊，阿沛同志，我也同你說啊，如果西藏用錢不當，我們就找你們啊，這個不客氣啊，朋友是朋友，原則是原則啊，大家做證啊，要真正為人民每年辦點好事，有幾億嘛。一九八四年有八個億嘛，用到發展農牧業生產，用到人民日常生活迫切需要的東西上面來，這個你們要開動腦筋，你們將來要向中央寫出報告來，四億九千多萬你們要統一地使用。你們不要聽上級有些部門那一套，叫作打醋的打醋，打油的打油，我統籌兼顧，不能這里撒點胡椒面，那里撒點胡椒面。因為中央三十一條文件規定了嘛，你們具體統一安排嘛，這個問題我講不清楚，萬里同志講得很多了，所以我就簡略地說一下就行了。就是每年一定要辦幾件好事。(萬里：我補充一點，將來中央在長遠計畫當中，再給你們安排兩大項，一項水電，一項交通。)那就是中央另外給錢的，比如說修大飛機場啊，修大公路啊，修大水電站啊，中央另外給錢，我說的是給你們地方的，你們自己開支的，這是第四個大事情。 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藏族科學文化教育 第五件大事情，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這里有個前提，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我們漢族有些同志，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說是藏族落後，我不贊成，這是錯誤的。藏族的文化是十分豐富、歷史悠久的，布達拉宮三百多年，大昭寺一千三百多年，西藏有悠久的歷史，有很高的、世界上聞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經學，西藏有很優美的音樂舞蹈，有雕塑，有繪畫，有建築，有藏醫。我絕的西藏的音樂舞蹈，比我們漢族高明的多，當然嘍，我們也有好的嘍，一棒子打死也不對嘍，不要妄自菲薄。一個藏族，一個蒙族，一個維吾爾族，一個朝鮮族，他們的音樂，他們的舞蹈，總的來講，我覺得比我們漢族高明。我們漢族吃了一個大虧，吃了孔夫子的虧，「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的聽都不要聽，非禮不能動，這是孔夫子的兩句名言。輕視西藏的歷史、語文、藝術是完全錯誤的。但是，現在我們的教育事業發展的不好。我昨天同洛桑慈誠、多吉才旦、彭哲扎西同志談，我向他們建議要好好辦一所西藏的綜合大學，歷史、語文、神學或者經學、藝術、法律、雕塑，人不一定很多，有一兩千就夠了。考試，谁有資格就進來，谁沒有這個資格，你暫時不要來。藏族為主，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學生，漢族學生到哪裡去呢？到內地去，要下決心為藏族人民服務一輩子的才來，否則你跑到這裡來當橋梁，過渡啊，這個不行，這個沒有什麼客氣的，今年辦不成明年辦。國家包起來，包也包不了幾個錢，一百萬就行了麼，四百元錢一個人，三千人，三四一百二十萬。辦點中學，辦所大學。考試不合格的，學習不好的就退學，擇優錄取，真刀真槍。那麼漢族學生到哪裡去呢？我們也不要一腳把他踢開，一腳踢開，你們也得罵我們。我們送回到內地去安排麼，還是上大學麼。我們保證麼，各得其所，公公道道麼。因為西藏大學要培養西藏的人麼。中學、城市裡的小學，經學，聽說現在廟裡面的文書圖籍都搞壞了，我們這幾年沒有什麼多少好聽的音樂，過去有好幾首歌，叫什麼「逛新城」，還有什麼獻上哈達，青稞酒什麼呀，還有那個北京的金山上，有多好聽啊。為什麼廣播電台現在不放啊。我覺得很好的，我現在年紀大了，也唱不出來，那個舞蹈也搞不出來。我覺得西藏的舞蹈好。我覺的漢族幹部在西藏工作的必須學藏文、藏語藏文，搞它一二十年，同我差不多，只曉得一個什麼吉祥如意，「扎西德樂」。你不要學我這個落後分子。為什麼不學？我覺得漢族幹部在西藏工作必須學藏語藏話，作為一種必修課，否則得話就要脫離群眾。所以要熱愛少數民族不是講空話，要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語言，尊重他們的歷史，尊重他們的文化，沒有這個就叫空口說白話。這個話很尖銳，你們聽了不要見怪了。我反覆地說，任何漢族幹部，任何忽視和削弱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錯誤的，都是對加強民族團結不利的。這是我講的第五個問題。 撤出絕大多數漢族幹部 最後一個問題，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極大加強藏漢幹部的親密團結。我重複說一遍，我們進藏的漢族幹部，對西藏人民的解放事業是有貢獻的，是艱苦奮鬥的。所有進藏的廣大幹部對西藏的解放是艱苦奮鬥的、是勤勤懇懇工作的、是有貢獻的，這要充分肯定。但是，是不是也有某些同志，某些人或者極少數人，有一點點不正之風呢？區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給了我一個不正之風的幾個表現的材料，我本來不想唸，因為共產黨員不能講客氣，必須要唸一唸。這不正之風的主要幾個表現是：第一條，違反民族政策，損害民族團結；第二條，利用職權安插私人；第三條，鬧派性，搞小圈子；第四條，不負責任，浪費國家和集體財產；第五條，作威作福，打罵群眾；第六條，搞特殊化，到處請客送禮。個別人或者極少數人，有沒有這個不正之風，我覺得應該講。共產黨員嘛，是就是，非就非，那麼，至於是藏族有些同志，個別同志也講了一點錯話，作了一點錯事。我覺得主要不能怪他們，主要是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是老師嘛，我們是老大哥嘛。二十九年以來，我們的藏族成長了，培養了，鍛鍊了一大批優秀的、很能幹的藏族幹部，一大批能幹的、同群眾有聯繫的，這個台上包括很多：你比如說阿沛同志這個人是有功的，幾十年以前就是有功的。還有熱地、巴桑同志啦，好多縣委書記啦，還有楊東生同志啦，還有多吉才旦同志啦，還有彭哲扎西，還有帕巴拉同志，還有洛桑慈誠同志，一大批吧，幾千幾萬吧！這是我們黨的民族政策的一個最大勝利之一啊。同志們，我們漢族同志要為他們 ── 藏族幹部的成長表示高興啊！這是我們的很大成績之一啊！我們要建立這麼一種思想：經過這麼多年，他們已經成長了。中央不是號召我們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嘛，新情況呢，就是他們成長起來了，那麼解決新問題呢，就要把擔子多給他們，他們挑這個擔子比我們挑得好。所以，我們決定這麼一條，聽說有些同志不通，不通也得通，先決定後打通。這也是毛主席、周總理生前的教導，藏族幹部先佔百分之六十，漢族幹部佔百分之四十，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講的。作天我們商量的結果，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萬里插話：我那天提了個二八開。)他比我還要激進一點，我也贊成。他說藏族幹部佔百分之八十，漢族幹部佔百分之二十，(萬里：我指的是縣級幹部二八開，區級幹部百分之百，至於科技人員，這些問題，只要藏族歡迎，有多少佔多少都可以，我沒有意見。)軍隊幹部不在內，咱們講清楚呵！軍隊幹部，兵也好，幹部也好，要漢族幹部為主。地方幹部，我的意思，兩年，最多三年，脫產幹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開。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歷史任務嘛！我們身體又不適合，工人、服務人員，為什麼要漢族來幹？我還告訴你們一個材料，毛主席在四二年為什麼提倡大生產呢？陝甘寧邊區二百二十萬人口，養了五萬多人，就是百分之二多一點。那個時候供應緊張得很。雞也買不到，肉也買不到，那個票子一天一天地漲。老百姓有意見，毛主席當時是非常實事求是，後來一調查，公糧重了，徵購了二十六萬擔。毛主席下個決心，減少十萬擔。搞大生產，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現在西藏怎麼樣啊？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萬，但連部隊有三十萬漢族同志，這怎麼行呢！我們回去以後第一條就匯報這個問題。我在小會上講了一下，萬里同志也講了一下，有同志不贊成，說這麼一下子百分之百的漢族同志要回去怎麼辦哪？我說也好辦。百分之百報名，然後組織下命令留下百分之十五不許走，共產黨員聽命令嘛！當然也要說清楚，回去的時候，我們負責安排，絕對負責安排。你們在西藏作了貢獻，你們努了力。我們不會把你們一腳踢開的！那我們就叫沒良心了。我們現在把組織部副部長留下來，專門辦這個事。但是，話也要講回來，你們的要求也不要太高了，也不要使我們太為難了。如果實在安排不合理的，你們寫信，寫給中央組織部，寫給中央書記處也可以。我們這些人是看群眾來信的。但是，我不是反覆地說嘛，你們要提得合理。比如說，有一條我就不贊成，你們有人要一個立方米的木材，把什麼家具都要用汽車搬回去，搬回去要兩千塊錢的運費，家具値一千塊錢，這個還行啊？我們給你們一點錢，你們到內地去買行不行呢？這個慢慢地商量嘛，這些事情好商量嘛！都要搞得合情合理嘛，對不對啊？這樣做會不會引起幾萬個漢族工作人員幹部的動亂？我們都要走啊，看你們怎麼辦？我們總有一些好共產黨員、好樣的，我相信這一條。所以，傳出去不要怕，郭錫蘭同志最怕啦，陰法唐同志也有點擔心，巴桑同志擔心不擔心我就不清楚啦，也擔心哪，你怕什麼呢？我就不擔心。你鬧翻個天哪！我相信大多數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後一班崗。我相信你們好同志是會佔絕大多數。這個方針我們是把它定下來了的。要有計畫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們沒有算這個賬，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賬？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面，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呀！這麼一來，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那麼將來你們年紀大了，你們回去走走親戚，來找找阿沛同志、來找找帕巴拉同志、洛桑慈誠同志、巴桑同志，他們不請你們吃點好東西啊。這一條是堅定不移的，你們把它討論清楚，不要刮什麼風。刮妖風我們也不怕。只要我們是一心一意為黨工作，為人民辦好事，我們就不怕。 五到六年扭轉貧困局面 我要講的六條，就講到這裡為止。我還要想講幾句結束的話，所有的六條，目的是為什麼東西呢？希望兩到三年，扭轉西藏人民貧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轉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過三十年來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較大幅度地富裕起來。 每個共產黨員，不為這個目標奮鬥，我的意見叫不合格！就是不合格的共產黨員！我們的共產黨員沒有什麼私利，我們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宗旨，就是為西藏人民，為全國的人民，為全世界的人民謀福利，辦好事！ 最後，我祝賀我們的藏族人民同我們的漢族人民和解放軍，親如骨肉，情同手足，永不分離！我祝賀我們藏族的同志，在兩三年、在三五年，在八十年代，同心同德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為西藏人民大翻身努力奮鬥！ 2015年元月16日轉載於(《中國時代》1998年四月份雜誌) 转自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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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an 2015 03:26 PM PST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6, 2015, 6:08:13 AM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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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晋：中国在非洲“逆向移民”——从《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一书说起 Posted: 25 Jan 2015 11:36 PM PST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殖民"让人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深入中国腹地的西方传教士，不过中国移民为的是钱财，西方传教士为的是信仰。 《纽约时报》2014年度100本值得关注的书于岁末时揭晓，霍华德·W·弗兰彻（中文名傅好文）所著的《中国的第二块大陆：一百万移民怎样在非洲建立新帝国》一书（以下简称《大陆》）排名非虚构类书籍第五名，中国向非洲大规模"殖民"一事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被遗忘的富饶大陆 非洲总面积超过三千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0.4%，为世界第二大洲；2010年时非洲总人口约十亿三千万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5%，是世界人口第二大洲。富饶的非洲拥有十四种重要的矿产资源，其中储量居世界首位的矿产（以占世界总储量的百分比衡量）分别为：金40%、鉻87%、铂族89%、锰56%、钴50%、铝土矿30%、磷62%等；金刚石、铀等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等储量居世界第三位；煤、石油、铁等储量居世界第四位。此外，非洲至少有40,000种以上的植物，森林面积占非洲总面积的21％。 非洲还是世界古人类和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就是在非洲发现的；北非的埃及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然而非洲却是地球上人类聚居的大洲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一个洲，全非洲一年的贸易总额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除了最南端曾长期由白人统治的南非和最北端地中海沿岸接近西方文明的几个北非国家，除了伊波拉病毒之类能吸引世人眼球的重大事件，偌大的非洲经常被世人"选择性地"遗忘。 《大陆》独特的角度和"亮点" 《大陆》的作者傅好文在1980年代早期就远赴非洲的科特迪瓦，在当地教英文兼做翻译。他的新闻生涯从为《华盛顿邮报》和其他西非出版物当自由撰稿人开始，后来《纽约时报》雇用了他。2004年，他写成了《免费奉送的大陆：非洲的悲剧与希望》一书。傅好文也曾长期在中国工作，这些经历对他写作《大陆》颇有助益。 如今国际学术界的一大热门或显学，是研究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与世界最后一个待开发洲非洲的关系。这一领域的专著和文章如汗牛充栋，它们或精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析，或着重论述非洲人对中国投资的正反面反应，但傅好文的《大陆》另辟蹊径。他走遍了非洲的莫桑比克、赞比亚、利比亚、几内亚、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加纳、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等地，不过这位当代徐霞客的非洲游志在人而不在山川地理。傅好文实地采访了遍布非洲各地的形形色色很草根的中国人——餐馆老板、农民、修理工、店主、酒店经理甚至性工作者。或许是在非洲和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缘故，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戴有色眼镜，也没有过分纠结地缘政治的利益和中非关系中孰输孰赢的老问题。不过傅好文认为中国提出的"双赢"口号很大程度上低估了非洲人的世故。不管是非洲上层精英还是普通的非洲人，都不期待天上会掉馅饼，他们知道所有外来者都带有明确的目的。 对中国人而言，《大陆》的两大"亮点"是：一.针对在西方甚嚣尘上的"中国殖民非洲"论，傅好文认为：殖民的定义是输出政治和改变原住民文化。欧洲移民输出政治所以构成殖民主义，但中国人从不向非洲输出政治；他也没有看到因大批中国人出现在非洲而在当地发生特别大的文化层面的变化，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移民非洲不构成殖民主义。二.尽管中方和非方之间存在着各种争议和冲突，但真正可能改变非洲面貌的，还是像郝胜利（一位在非洲的河南籍农民）这样吃苦耐劳、深入广袤非洲的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和改变这一浪潮。这让人想起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深入中国腹地的西方传教士，不过中国移民为的是钱财，西方传教士为的是信仰。 "新殖民主义者""逆向移民" 人类历史上的移民大多是从贫穷、战乱、饱受宗教歧视和迫害之地移民到富裕、和平、没有宗教歧视和迫害之地，但非洲的中国移民显然与历史上的多数移民不同。他们为什么愿意这种"逆向移民"？傅好文给出的解释是—在人口庞大和竞争激烈的中国，非洲越来越被认为是一块对普通人而言充满了机遇、又带着点冒险色彩的地方。为了更美满丰富的人生，这些普通中国人愿意在非洲辛勤工作并坚持下去。故非洲的中国移民中很少有精英，他们是21世纪自愿的"卖猪仔"，与美国19世纪时开拓西部的牛仔没有不同。 一些西方人和非洲人将出现在非洲的大批中国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者"，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中国并没有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以欧洲人殖民亚非拉的模式衡量，中国人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与非洲建立一种更有利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中国是强势的一方，非洲人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无论是在中国给予非洲的援助方面（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主宰非洲市场的廉价中国货方面。按照这种观点，中国人有点"经济殖民"非洲的意思。但这种"低端"的殖民方式显然是欧美不屑也无力仿效的。 中美日在非洲的争夺日趋白热化 目前在非洲有意愿也有能力与中国竞争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日本造汽车早已遍布非洲的大街小巷，其它日本造中高档产品在非洲也十分畅销。对急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日本而言，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54张选票更是日本紧盯的"猎物"。因此日本在2013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内将向非洲提供320亿美元的开发援助，包括援助非洲10个主要国家的公路、码头、电网等颇受当地欢迎的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月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年首场外交秀——访问中东和非洲前说了句颇为雷人的话："对日本外交来说，非洲是边疆"。一直有消息称：因国土狭小、地震频仍，日本政府一直在推动一项在非洲购买或租赁土地以移民非洲的秘密计划。虽然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该计划难以成功，但日本人锲而不舍的韧性、矢志不渝的精神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与非洲有悠久的历史渊源。2008年10月美国组建了非洲司令部，许多专家认为该司令部的目标是中国；2014年更是美国的"非洲年"。2014年8月4日至6日，美国破天荒地首次在美国举办了美国与5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奥巴马在峰会上说："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以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电信市场之一。"奥巴马还宣布：包括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沃尔玛和黑石集团等在内的美国企业将在非洲投资140亿美元。"美国之音"中文网也特别以《年终报道：2014美中逐鹿非洲》一文分析报道了中美博弈非洲的新动向。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争夺对非洲影响力的较量正日趋白热化。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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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an 2015 11:26 PM PST
达赖喇嘛了不起的是，他比别人视点高，看得远。他曾说过，政治上看得清现实，是一种智慧。如今，新疆维吾尔族正在学习和采纳达赖喇嘛的智慧。 据美国之音报道，2015年新年前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接受专访，谈论了多项话题，其中之一是明确宣布，世维会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愿意和中国政府对话。她说，虽然中国政府加大了镇压维吾尔人的力度，但是世维会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指责，已经做好了和中国政府对话协商的准备。她说："中国政府应当明智地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我们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获得正确的思路，了解维吾尔人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努力寻找机会，向中国政府介绍维吾尔人真实的思想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一道努力，创造好的机会和条件，让所有民族都生活在和平和和谐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所想要的。"世维会的这一立场，很接近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对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主张，值得注意。 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异同 西藏和新疆是中国西部边疆两个最大的非汉民族地区，这两个地区的非汉民族都指控中国政府制造文化灭绝性质的人权问题，抗议事件不断。但是两个地区的政治态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西藏问题上，自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来，藏民族在精神上和政治诉求上一直是统一的，他们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的政治代表一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支持。藏民族的领袖和西藏流亡政府，始终得到境内外藏人的一致拥护。所以，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面前始终存在着一个谈判对手。一旦和这个对手谈判达成协议，西藏问题就解决了。西藏问题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说难很难，但是说易也易，经过谈判达成妥协的希望一直存在。达赖喇嘛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寄希望于"民族和解"，提出了放弃独立、只追求藏民族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主张，这个主张几十年来没有改变。而中国政府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里明文规定了民族地区的自治，但一直没有付诸实行。可见，按照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本来并无障碍。西藏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的症结，是中共无意实行自己制定的法律。 相比之下，新疆问题比西藏问题更为悲观。新疆维吾尔地区长期以来遭受政治压制和残酷镇压，民族政治精英不是遭受镇压，就是分散转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维吾尔民族没有一个像达赖喇嘛那样得到全民族一致拥护的精神领袖，也没有一个像藏人行政中央那样积极、开放、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政治代表，维吾尔和新疆其他非汉民族的政治诉求缺少一个引起国际重视的政治代言人。由于这个原因，分散的民众抗议和政治诉求的力量无法显现，民众中积累了更大的沮丧和绝望情绪，就更容易发生社会大众层面的暴力冲突。这就使得新疆的抗议事件更容易被镇压下去，同时又更难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付新疆比对付西藏更加无所忌惮。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疆问题的前景比西藏更黯淡。然而，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想和新疆的非汉民族谈判解决问题，却会比西藏更难谈，因为缺少像达赖喇嘛那样的谈判对象。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主张的影响 热比娅最近的表态说明，新疆问题的情况在改变。首先，维吾尔的政治领袖正在出现。热比娅在新疆遭受不公正的迫害，使得她具有别人没有的道义力量优势。在流亡海外后，她和世维会参与了西方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和包括欧美各国、汉族和藏族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积极交往，正在迅速地学习现代政治知识和政治活动经验。他们虽然被迫流亡海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也得以率先看到了现代政治文明，比本民族民众更早一步学习现代民主政治，并且在锻炼自己的民主政治能力。他们的变化和进步不可小觑。这次热比娅代表世维会明确宣布和中国政府谈判，摆明了必得世人心的道德姿态，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 热比娅和世维会的政治态度，显然受到达赖喇嘛的影响。一年多前我在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就说起，他和热比娅有过很好的交流，热比娅向他表示，新疆维吾尔民族也要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一样，争取和中国政府对话，通过谈判解决争议。因为这是最可行的，最可能被双方接受的双赢的道路。 达赖喇嘛几十年来一直主张，人类的冲突要诉诸于对话来解决。他说，二十一世纪的关键词是"对话"。对"中间道路"主张，他一直抱持良好的愿望和信心。中国政府内吃维稳饭的人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中间道路"，他们以极大的力量阻止境内人们了解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开动庞大的宣传机器污蔑"中间道路"是"半独立"、"变相独立"，是"分裂主义"。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植根于他所推崇的佛教"中道"观念。达赖喇嘛了不起的是，他比别人视点高，看得远。他曾说过，政治上看得清现实，是一种智慧。如今，新疆维吾尔族正在学习和采纳达赖喇嘛的智慧。热比娅说："我们和中国政府对话有两个条件：首先中国政府应当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再者，中国政府应当把我们视为商讨问题，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不是试图清除维吾尔人，视我们为敌人。" 这番话可圈可点。视非汉民族的政治代表为伙伴还是敌人，就要看中国领导人是否有起码的政治智慧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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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an 2015 11:44 PM PST
最近河南爆出新四军给地主开的借据。有人说借条是假的，也有说你地主的财产就该没收瓜分，你还有脸来要？你不想活了？你有几个脑袋？我们的炮弹大刀可不是吃素的。借了人家东西不还，还有理？借东西要还，天经地义，还能说，借地主的东西可以不还？现在应该分两步走——先让老赖还钱，再打土豪分浮财，把银子分给穷光蛋，大家吃大户。河南省光山县村民张志良要求政府兑现68年前的新四军3万元借款，信阳市文物管理局鉴定"借粮款收据"为赝品。看来，伪造借据的人绝对是反党反革命分子，应该代替他爷爷吃枪子。可是他们家人胆子再大也不敢伪造共产党借条呀。借东西要还，借地主的东西是借东西，所以也要还。 土改，打砸抢烧，所谓"民主革命反封建"，实则恢复封建皇权思想。还没有登基就成为万岁爷。土改那阵把人拉出村外用石头砸死，狂欢暴民眼里闪出激动欣快的泪花。革命，把人性中最黑暗龌龊的一面呼唤出来。任何群众运动都是邪魔附体。人类最惨烈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从快从速从严从众从重。"严打"，历史的沉痛教训。非法制概念。放着欧洲先进文明法治不学，怎么偏爱封建把戏？流氓无产者恶棍败类的发明。民，就是氓。民粹，纯粹的民，祸害也。永远不要寄希望于百姓。你百姓，民众，要等万里紫阳来拯救。把人光腚吊在大树上毒打，打得屁股拉屎，"噗嗤"，我听大人说，自己就扑哧一声笑了。暴民们眼里闪耀欢快的光芒。一个社会，如此心态，还说自古中华,人权伟大，文明古国。有人喊"打死他"，那就是法院终审"判决"。把人拴绑在铁轮车后拽拉，脑浆崩裂至死。到地主家小姐牙床上躺躺，可那是人家的财产。 大集体时，河南我的岳父虽是贫农，但却时常夸赞地富东家的好处和慈祥。他倒是常说生产队长如何欺男霸女云云（昨晚我妻做梦偷吃集体地里花生被抓写检查，应是儿时公社化时代潜意识乘机作乱沉渣泛起成梦魇）。说到阶级斗争，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南常村未能摆脱时代共性通病和局限。革命应该是请客吃饭，从容不迫，和占领华尔街一个样。那个时候斗地主可不像现在"斗地主"好玩。把人拉出去打死，是无需乎证据和公审的。我后来宣扬，革命不一定是暴动，不一定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可以像作文章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和平演变是未来社会前行的必由之路，不一定要革人家的命杀人家的头专人家的政。和平演变计划是伟大的发明。 土改是中国社会和人心倒退，浩劫灾难，颂扬暴虐，颠倒是非，勤劳质朴、节俭善良的人被打入冷宫。地主富农，农村的精华，道德的精英，财富的积聚着，治家理财的榜样，惨遭屠戮车裂。愚昧懒惰靡费野蛮粗暴恶劣无知横蛮受到歌颂和奖掖。起早贪黑，不误农时，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积善之家，收到玷辱。戴高帽游街，吊打车裂，酷刑戕贼，受到欢呼。地契债券付之一炬，诚信良知被亵渎，没有天良，没有羞耻之心，牛大水和地主婆婆睡觉。长工娶地主婆，反了天了。地主富农是农村的旗帜，积善成德，笃信诚实，节俭敦厚，殷实富足，坚韧不拔，不幸成为颂扬贫困怠惰的牺牲品。在地主富农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劳节俭向善的美德。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均贫富，则代表野蛮迷信落伍守旧不文明。地主富农代表财富繁荣丰赡富足进步开化文明礼仪尊敬诚实笃信虔敬。仇恨怨怼被书写到革命的大纛上。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皇权思想严重，人民做了人家改朝换代工具，又被卸磨杀驴，还乐呵呵的。民就是虻。蒙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国学大道理千年中华丰厚遗产灿烂辉煌足以打败美国野心狼，目前正发扬光大。民打败了资本家，贫雇农斗垮富裕农民，学生斗老师，群众斗干部，皆为自相残害。但民不旋踵就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计"、"划"经济下，农人最苦，卸磨杀驴。50年代以来农民是全国最为悲惨的群体。农民还被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说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加"倾向"，真会拿咱们穷苦农民穷开心。咱农民知道华尔街华尔兹是甚嘛东西？咱农民见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如今，农民只有离乡离土，把自己变做城里人，屁股上的封建主义尾巴才会脱落。农民若果果真成为市民阶层第三等级企业家，那就是社会的福音。 咱一个农民的儿子，忽然对压根儿就不认识的资产阶级恨之入骨，这才叫神经病脑子进水。你见过资产阶级嘛样儿？你过过一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吃过西洋大餐穿过燕尾服swallow-tailed coat？你见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你带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人家拿着公款吃喝完毕谩骂美帝苏修尼基塔赫鲁晓夫奥巴马Obama写文章宣言假大空，你一个农民工人教师跟着起哄？炎黄农民，我，我一家，我父母童年伙伴发小，没有见过牛头马面碧眼隆準西装革履肥头大耳的资产阶级，更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搭界，没吃过没穿过象征资产阶级的"牛的奶、面的包、西的装、革的履、洋的楼、外的车、山的珍、海的味、金的发、女的郎"，天然地走封建主义道路，三十亩地一头牛，做梦当个土地主，皇权思想，甘做顺民，怎么会有办企业攒利润买股票债券剥削剩余价值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侵略扩张搞通货膨胀发动第X次世界大战的主张呢? 说吾侪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忒抬举吾们了。这是给我们脸上贴金呀!我从来沒见过资本家，也没有和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轧马路，又不富有腰缠万贯，不是大腹便便，没读过一天资产阶级的书，怎么可能不教而能，凭空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三权分立——老子要掌权就把反对我的人打进地牢，大权独揽——他妈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我和人家一起痛骂"资产阶级思想"，我成为大傻子一个。我常想，我要是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沾一点儿边，那就好了。我的远房叔叔怎么当年不逃到台湾呀，怎么咱家不出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洋教授呢？最近听说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全民大选多党竞争忽然又一次成为大敌洪水猛兽席卷神州南常村落——你就那么不允许别人和你竞选？你就喜欢独霸天下万里河山怀里搂抱所有美女让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民打光棍？咱们这个封建主义大国忽然主要危险不是皇权专制贪官愚民以逞，倒是生活富足民主自由成为了大敌当前的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就觉着这是拿穷人穷开心，说讨饭的甘油酸酯高应该减肥，说农民工应该在跑步机上锻炼。 刘少奇一天也沒搞过资本主义，他"白色恐怖50多天"也是长封建阶级威风!在家乡，老家的亲友凭什么猛地长出一条长长的粗粗的资本主义尾巴?牛能长出马尾巴?共产党宣言批判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是臀部烙有秦二世大名的假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饿肚子的大锅饭敲钟上地。文革批判彭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批判资自由化，可他们哪里有半点资产阶级"影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被大多数人认同接受。他们分明正和我们携手同行互相访问祝酒干杯。人家高官和资产阶级政要亲嘴搂抱出入白宫，凭什么你，一个月二百五块钱，就成为反美反资先锋战士？社会主义明明是建基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以资本主义为前提。你抽掉了这个基石，自己就轰然坍塌。资产阶级政要并非恶棍暴徒，一点也不青面獠牙，怎么他们在吾华的"影支"就该做南冠囚徒黥面囚服? 巴黎城市公社（先进的工业国），原始氏族公社，农村人民公社（落后的农业国），三者迥不相侔。农村人民公社和巴黎公社是狗尾续貂，它更承续的是古代农村原始公社、村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票证满柜就是朝鲜式的假共产主义。中华货币经济不发达，商朝并非如毛说的就是因了"商品经济"故也，更不能以此歌颂纣王。他自己就是纣王无道。读书不能毛公乱点鸳鸯谱。此东方公社不是彼巴黎公社。当然马克思也设想在巴黎公社，货币这资产阶级法权和家庭、政府、国家、军队都行将消失。老婆是大家伙的，想睡就睡。1958年我与伙伴们一道持油印单张leaflet，pamphlet宣传共产主义业已破晓，"三要五消失"快来到。巴黎未进入共产主义，南常倒捷足先登了。我国仍农村保持自然状态，农民手头无货币，肉食果蔬实行分配凭票证供应，说明我们大踏步后退了：还叫大跃进呢。而今农村牛奶面粉食蔬瓜果丸子馒头石头饼油条面条要购买，这不起眼的变化，是迈向文明的巨大进步。 马克思在世不搞个人崇拜，未上神龛祭坛，他死后在天安门被涂抹成小丑巨幅画像，在会堂教堂展览供膜拜。巴黎公社龙种变跳蚤，城市公社共同体被专制和原始氏族公社代替，被农村穷摆渡打摆子替换。毛妹妹坐船头，马哥哥岸上走。最早奔社会主义"糠脏大道"的农民最先最早最快穷下去(反义词：富起来)，下去和上来是对立的。中国农村是柬埔寨式试验田，它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行经路线往东走下坡路：俄-中-朝-越-柬-古-阿巴，斯-毛-金-胡-波-卡-霍查，卡扎、萨达、阿萨德。 不过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村，南常专业户、企业家，是很有前途的新兴资产阶级产业阶级。他们雇工盈利，成本核算，投资放贷，属于第三等级，造福于社会众生，前途无量。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市民，而不是在南墙根下晒太阳。他们进城唱卡拉OK，逛超市，用购物卡购物，下馆子，子女读研究生，出洋留学。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国社会起根儿巨变。消灭三大差别当然是消灭农村农民消灭体力劳动消灭愚昧落后，不是大学教授到昔阳大寨干活。你的宅基地成为商场，大家动嘴皮子，机器人就做我们按摩小姐——你不要一听就不高兴。消灭贫富差别，不是大家都去讨饭，而是大家都不去讨饭。消灭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是大家都能够上大学做白领吃大米白面玩电脑，大家都成为脑力劳动者，能够评论国是。只有小家子气的大学老师才觉得这么多人上大学挣工资，我自己的尊严就没有了。在他们脑子里，中国几千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扎下了根。读书，那是我们少数人的事儿呀。 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全世界全中国同步前进。恐惧有罪一一世界有的国家害怕中国威胁，这是别有用心，原因是他们胆小，责任不在中国，责任在他们，胆小者应枪毙。南常村不是世外桃源，不可以在联合国另立山头，搞山寨版人权，无视国际公准，蔑视普世价值，仇恨共和宪政，践踏良知平等。如今，宁死不屈的价值，变换为宁屈不死。必要的时候就签字画押写悔罪书。活命哲学得到首肯。个人利益合法合理。十几岁的娃娃与地主婆还乡团殊死搏斗，还好像生的伟大，不再受褒奖。死的光荣，是人家光荣而已。十几岁的娃娃替人家火中取栗被夸为生的伟大——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就知道是伟大天才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完全彻底为公，不计私利，不计报酬，这光怪陆离的原理被抛弃。利润挂帅，奖金挂帅，金钱哲学，享受生活，又不是贼寇。个人隐私得到保护，半夜敲门"咚咚"防止知青春节流窜回城查户口，你可以拒绝开门。刑讯逼供这玩意儿老祖宗虎头铡都不能用了。随地吐痰解便、不敲门进家，风言风语议论邻家姑娘怀孕的陋习悄然逝去。上公判大会去用鞋底打死刑犯的脸，肯定不行了。见面不再问"吃了没有"。"早上好""拜拜您哪"挂在嘴头。婴幼儿流口水尿液横流，大人随地解便不复出现。有病不出村，难产夭折，几近消失。你过上体面生活，得感谢普世国际标准度量衡联合国对外开放。犯人可以保持沉默，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撕掉。国家赔偿，哈哈。疑犯从无。重证据，单纯口供无效，你得感谢世界标准进入大华。婚丧嫁娶，新风卓然，西装革履，非为稀罕。电脑手机，随处可见。一口乡音土语方言粗俗俚语让位于翼城普通话。南常人不再只是和翼城人山西人交往通婚。"蹬蹬（头）""爬爬（脚）"让位于"洗头理发"。等等，不一而足。 蔚然新风，吹散旧俗陋习污泥浊水。彩礼万贯，好像很体面，可那其实是把自己当做牲口经纪人的买卖货品卖给人了。那证明你还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贪官们行贿索礼，咱农民应该痛恨这种腐败。你不能助长邪风，跟在人家官宦的屁股后面学人家索礼受贿。学人家推波助澜——可你一辈子也赶不上人家。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贪官起于民间。咱百姓是贪官的温床，咱农家子弟可真的不是世外桃源吧。念了书还脱不掉封建尾巴，那叫丢人。你一介大学生还索要厚礼，分明贬低己个儿。咱们的人不该是贪官的后备军温室温床肥料。咱们应该洁身自爱。咱们过去穷，所以一有机会就捞一把。令政策令计划令方针全家覆没。他们是平陆农村的，可真的和咱们一个样儿。我不止一次对人说，我要是当官，保准是贪官一个（不会是两个），因为制度使然，本性使然，大潮使然。咱那个勤俭才应该是摇钱树聚宝盆。诗云，改造农村消灭村庄让农民也过城里人生活： 农民长乐知足，远离贿赂贪腐。向往平等竞争，追求权利自主。 往昔穿衣食宿，更思夏葛冬裘。温柔小康果腹，蒙昧愚弄千秋。 老婆娃娃炕头，三十亩地一牛。官家唇摇舌鼓，终老葬于田畴。 大粪横流泛臭，揩拭只用石头。茅房屎溅屁股，苍蝇蚊虫乱舞。 粗瓷钵碗吃饭，惬意蹲在门口。风沙蔽日灰暗，泥泞崎岖道路。 脏话吐痰恶习，大小便在随处。难哉改造国民，传统势力强固。 粪坑垃圾塞阻，地下管网难修。邻里一家一户，个体封闭怀旧。 鸡犬之声相闻，自家种瓜点豆。愚公受到讴歌，讽刺归于智叟。 全民下乡上山，五七干校扛锄。知识青年喂牛，名曰修理地球。 亚非拉美落伍，反以为荣愚鲁。镰刀棍棒斧头，痞子运动糟透。 昔日联产承包，脱贫即已饱肚。忽焉天翻地覆，突降权利天赋。 普选多元竞争，平等博爱自由。办报集会欢呼，不再旁观袖手。 切勿回归曩日，闲饭余暇悠悠。倒退反诩进步，马翁蒙耻害羞。 毋庸讳言，农村，农民，曾是落后愚昧不开化的别名。野心家、强人、匪类、社会骚乱者、鼓动家、打家劫舍为害人群势利之徒，利用无知暴民制造动荡攫取权柄，为害人寰。他们制造浩劫，都是依靠了文盲法盲暴民。我出身农民，不否认农村的积重难返的旧习惯。 我希望故乡早日实现都市化。我对于有些文人鼓吹前现代的吃莜面糠窝头住土窑洞卧土炕老牛拉犁没炭烧的"低碳生活"就是光辉灿烂的"后现代文化"的说法，极为反感。一个留学美国学成不归的人胡说山西雁北吃莜面燕麦就挺好的。人家牛奶面包吃多了，说你的牛车驴粪蛋很"后现代"，你就喜滋滋乐呵呵？我小时候过的是前现代文化，没有"三高"。有病无钱医治吃一把草。酸汤面治感冒，可你愿意穿土布衣服不穿内衣内裤吗？你愿意吃上顿没下顿吗？你愿意糠菜半年粮吗？交领右衽，长袍马褂，裙裾拖地，窈窕淑女，你好下地干活吗？一个吃屎喝童子尿的民族。前现代中医巫术草药装神弄鬼巫婆神汉多鬼杂交性混乱，欲与西方先进文明争高下一决雌雄。人家进入后现代，你拿土窑洞土炕石磨石碾长袍峨冠博带跪膝盖孝道寡妇烈女节男义士与歹徒搏斗，让人民死节效忠输诚殉国赴难守贞。这封建玩艺沉滓泛起雷锋塔下又压白娘子。 —————————————— 敌后根据地，青纱在帐里。假抗日之名，游而不出击。 拥兵以自雄，藩镇割土地。延安大整风，座谈为文艺。 烽火虽遍地，毛泽树旗帜。下山摘桃者，倒颠著青史。 李谷阿姨，奶声奶气；装嫩发嗲，娇娇滴滴。 身段轻盈，讨嫌顽皮；老而弥软，岁寿七十。 受宠若惊，年逾古稀；红粉傅面，膏腴厚积。 细声尖语，小妹可喜；难忘今宵，半夜交子。 蛾眉朱唇，可餐秀气；煞白恐怖，红里透紫。 —————————————————————— 王关戚，小爬虫，杨余付，变色龙。 江张姚，批周公，反回潮，水流洪。 大老板，毛泽东，轻轻拨，入彀中。 真活该，莫心痛，后继者，不离宗。 虽万变，仍愚蠢，落水狗，休宽容。 陈伯达，遗疽痈，只记吃，鳖入瓮。 狗狺狺，使人恐，丧家犬，瘟神送。 —————— 四面树敌几十年，最恨曾经尼赫鲁；人民公敌蒋介石，九评剑指乃赫秃。 内奸工贼刘少奇，彭定康罪传千古；金家霍查乃蜜友，卡察叙利萨达姆。 人以穷分物类聚，敌人反对我拥护，是非颠倒无准绳，跳梁毕竟是小丑。 斗争哲学奉圭镍，阶级分折莫余毒；万国普世我背离，花香不辨狗屎臭。 是非颠倒黑白淆，勤劳艰苦方致富：惰农痞子作依靠，打砸抢烧靠贫雇。 糟得很成好得很，聚义群雄占湘湖；国军受敌有背腹，聒噪喋喋起妖雾。 阶级分析用毛著，马恩自愧实弗如；神士豪门遭荼毒，吊打拉屎斗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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