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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1, 2014, 6:15:06 AM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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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4 12:03 PM PST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过十年风雷激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去世及他的心腹"四人帮"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抓而宣告结束。文革中幸存的中共元老重新出来掌权。那时的社会主旋律――除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是要建立民主与法制，防止文革卷土重来。比较典型的表述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讲的一段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然而，圄于权力高于一切的既得利益，中共并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罪行、及对制度根源的一党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只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冷冻起来。对于党内外的追究和不满，邓小平用"不争论"搪塞了过去。在官方文件上和舆论上毛似乎被淡化了，然而在名义上他仍是中共合法性的旗帜。六四枪响后，民间以所谓的"毛热"表达对一党专制的不满和抗议，而走入权贵资本主义歧途的所谓"改革开放"，不断以加剧贫富分化、官民对抗，为"毛热"的蔓延推波助澜。正是基于此，太子党的代表人物薄熙来通过"唱红打黑"汲取新的政治资本。 与薄熙来同样是在文革中浸淫毛思想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年多"新政"的主要标志就是毛被完全解冻了！他无论是想左右逢源，还是"以毛的风格走邓的路"，毛氏阴魂被放出魔瓶，争论公开化的实质是从上倒下、党内党外陷入了一个新的大分裂之中，……吊诡的是这在一帮习近平的拥趸眼里这成了习大权独揽、施展铁腕的需要。如今，作为毛信徒的习近平的权力在名义上已经超过了毛，不但要做皇帝甚至把宰相的大权也揽在手中，同时还开动宣传机器对自己歌功颂德，令个人崇拜沉渣泛起。 当外界惊叹习近平在短短一年里"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巩固了权力"时，其实也恰恰是他以同样的速度完成了一次"政变"：严厉镇压民间异议人士、对网络大V（意见领袖）亮剑，宪政和普世价值遭到大批判，以反腐败的名义带领"豪门"太子党清算"寒门"出生的各级官吏，不惜挑起外交争端以军人干政为自己拓清权力障碍，……基本上"复辟"了过去三十多年前将毛泽东捧上神坛、孕育和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温床与土壤，以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名义，毛二世的新文革准备启航了吗？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高锴在"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一文中披露：『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2013年12月《炎黄春秋》杂志） 只要习近平继续坚持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拒绝政治改革，黄炎培与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讨论的历史周期律，就会像幽灵一样始终笼罩在中共头上；国人就难以走出毛氏带给中国的分裂，毛当年可是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视为中共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动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习仲勋的担忧甚至就有可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应验。这莫不就是中共的宿命？ 【编辑者言】 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二十世纪的三大魔头，如今后两位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唯有毛不但幸免于被追责，且依然是世上最大执政党的合法性旗帜。这在客观上成为中共与普世价值为敌的一种根本性标志。毛诞120周年之际，习近平率众官员集体朝拜，发誓坚持高举毛旗，更是在世人面前大大突显出这一标志。 蹊跷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南海当下最头疼的对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不顾中共的警告在东京参拜靖国神社，海内外舆论将两者作了对比，咸认为是"拜魔祭鬼"。毛曾当面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达感谢，称赞侵华皇军帮助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夺得政权，还豁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变相将冲绳、钓鱼岛给了日本。当然，日本对中共也是投桃报李，六四后是日本率先帮助中共破解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从某种角度看，近代日本主流政客与中共真是一体两面，难分彼此，北京装模作样批评安倍的那些言论是一面镜子――里面照出的恰恰是自己的面目。持平而论，日本再不济仍有和平宪法、有民主选举、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绝非一党专制的"土豪"利益集团所能比肩。所以，世人感到的威胁恰恰是对日本口诛笔伐的中共――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不知恩图报，反而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 吴国光教授为本期撰写的特稿指出：北京"改革再出发"，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伴随这样的"中国梦"，必然导致全球生态大崩溃的"中国霾"。而『特辑：中南海权术』、『焦点：法治倒退』、反腐瓶颈、包子事件、"习氏"改革等栏目，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大陆政局的脉动。"访谈录"里，滕彪作为一个参与者介绍了许志永案与新公民运动，请不要错过。 读者朋友收到这期杂志时，马年春节降临，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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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4 12:06 PM PST  在学校教授社运课程，虽然难以实操，受着各种限制无法深度介入到社运实践当中，却因全球范围每天的社运发展为每周的课堂提供了最新鲜、丰富的素材，而有可能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即时联系，大大弥补了因国情对社运所产生的认识偏差。这周的课堂上，有学生问起，"曼德拉在狱中是如何成为领袖并且领导非国大的反抗种族隔离斗争呢？" 我的解释包含了多个因素，如白人政权建立的完备法律制度、相当的媒体自由、国际社会关注、梵二会议后的天主教转变以及冷战背景等等都对曼德拉的领袖塑造和影响力起到作用。特别是政治犯集中在罗本岛，曼德拉通过不懈地领导狱中斗争巩固了他的领袖地位。事实上，罗本岛变成了非国大的狱中执委会所在地、变成了大学校，然后直接影响了因1976年"索维托惨案"后进去的新一代青年运动骨干。 不过，大多数的威权转型其实非常困难，很大程度上系于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的长短。比如西班牙的转型，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勇气，反对力量也极其弱小，不是佛朗哥的死，转型无法启动。类似的情形相当普遍，改革或者反对力量通常只敢待政治强人尸骨未寒之际才敢采取行动，威权型的政治领袖的寿命往往决定了威权的寿命。甚至在国际社会介入开始民主转型之后，如智利，军队仍然只效忠活着的皮诺切特将军，而非民选总统。 国民性富有威权人格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活得长久对政客来说，意味着最终的政治地位，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张政治声望、荫蔽家族子孙。 对于抗争运动领袖来说，活得长久同样重要，不仅关乎个人的政治声望，这还是其次，更关乎抗争事业的成败。因为，抗争的历程，常常就是抗争者与威权政权一同比谁先死去的竞赛，这是一场政治生命的马拉松。纳尔逊・曼德拉，生于1918年，比1911年诞生的南非联邦和1912年诞生的非国大只小几岁，他的一生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垮台。抛开其他因素，如非暴力不合作、武装斗争、自由宪章等等，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曼德拉能够活着走出监狱并且继续领导转型谈判，活得够久，实在是个不能不提的关键因素。 在这场马拉松竞赛中，曼德拉的对手先后倒下，退出了。先是南非种族隔离的理论家、班图斯坦的设计人、纳粹主义者、1958年的南非总理沃尔沃德，1966年在国会遇刺身亡。他生前曾说，他从来不会有"丝毫怀疑我是否有错"。1988年在巨大国内外压力下启动与曼德拉秘密谈判的南非前总统博塔，在第一次与曼德拉会面前的1989年1月中风，见面后不久，8月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一位80年代以铁腕的紧急状态实行种族隔离统治的强人便这么仓促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曼德拉的队友，卢图利酋长，比曼德拉大20岁，196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67年病逝。曼德拉的小伙伴，先是奥兰治河殖民地总理的孙子布拉姆・费希尔，曼德拉的战友和狱友，1965年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在狱中被诊断出癌症，于1975年出狱，不久去世。奥利弗・塔博，曼德拉创建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的伙伴，1965年之后在境外事实上领导着非国大的斗争，却在1989年的转折点也患上中风，1993年逝世，最终没能看到南非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的健康身体支撑着他的斗争精神，熬过了27年的牢狱生活，并且有可能继续主导和平转型的艰苦谈判。 按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超过80%的国土属于不到20%的白人，公共预算和福利支出也是绝大部分用于白人，黑人被迫集中居住在十个班图斯坦和数目有限、缺乏基本公共设施的黑人市镇中，黑人的营养和医疗条件很差，平均寿命不高。曼德拉出生的1918年，正值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南非也有数百万人死亡。曼德拉家道中落，担任酋长参事的父亲在曼德拉9岁时就去世了，曼德拉在摄政王的抚养下成长，饮食与普通南非黑人差别并不大，以玉米为主食。 但是，纵观曼德拉的生平，他的体育爱好和坚持运动，也许是关键。曼德拉进入当时仅有的黑人精英教育体系后，爱好越野跑。195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在忙碌的非国大"青年团"和日常的律师工作间隙，很长一段时间，曼德拉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家条件简陋的拳击俱乐部锻炼。在罗本岛关押期间，尽管每日必须在石灰石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是汤和玉米粥，曼德拉仍然坚持每天原地跑步45分钟，俯卧撑100个……"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是他的偶像，也是黑人抗争的象征，这或许是他从非暴力抗争转向创办"非洲之矛"进行军事斗争的身体和习惯性基础，也是日后那张他与拳王阿里合影的政治象征所在。 用今天的观点，曼德拉是在对身体和自由都施以严酷规训的体制下，以身体进行自我组织，以每日的自我身体训练作为革命和反抗的方式。这种有限的但是积累性的抗争，与他在狱方禁止他及其他犯人读报、禁止借阅政治学和军事学书籍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法律专业的函授学习甚至与最高当局进行秘密谈判期间也不放弃，如出一辙。就是，最大限度地夺取和显示其抗争的主体性，并且为出狱、为和谈、为转型过渡做好身体和理论的双重准备。 然后，才可能保持精神的强大，不仅不屈服，从困难的禁锢中生存下去，而且发挥巨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宽容精神，感化每一个看守和对手，在狱中继续不合作的抗争。这或许才是他坐牢27年而能获得积累性的巨大政治资本的秘密。从而，他不仅没有被牢狱生活消磨了斗争意志，而且最终不得不被对手所接受。因此，正是他不懈的锻炼、身体的强化和意志的坚持，成为曼德拉在狱中唯一能够坚持的、以转化为目标的不合作抗争的基础。所以，曼德拉的斗争诀窍也许并不在于活得够久，而是坚定的身体训练和意志养成。 在纪念曼德拉的光辉岁月里，在与体制一起变老的马拉松竞赛中，我们同样需要发扬和继承曼德拉精神。在今天中国，以身体为中心的不合作斗争方式，自2012年"7・21"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六艺"运动，即以马拉松、翻墙、吃红肉、拒穿秋裤、聚会、演讲等身体训练为中心的社运拓展。这当然区别于孔夫子时代的儒家六艺，而接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青年无政府主义时期所提倡的"野蛮其身体、武装其头脑"，更切合当下中国社会运动发展的需要。 ――张伦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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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4 11:48 AM PST
逢年过节，是中国官员敛财、买官的"旺季"。据说今年的风气的确有些变化，至少官场吃喝之风收敛了许多，公开的买官卖官的交易也隐蔽了许多。此外，中国在利用公布现有领导人向"老同志"拜年消息的机会，巧妙地略去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外所有其他前常委的名单，更加推动了人们对包括前常委周永康在内的更大的老虎即将被惩处消息的猜测。 公道地讲，习近平全面接掌权力以来，在制约官场公开大肆挥霍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效果。但是他的努力截至目前仍然是以人治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不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实现的。换言之，他实行的是家规、家长之规。可是这个规矩将随著家长的变化而变化，也可能因为家长的想法变化而变化。 人们仍然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总书记胡耀邦，也曾经大力倡导过勤俭之风：领导人下县走基层轻车简从、减少地方领导人职数和专车等待遇、政府接待实行四菜一汤、甚至著手清理常委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家属的腐败事件，等等。不仅如此，他甚至大力提倡对媒体更加开放的政策，保护大胆揭露腐败官员的媒体从业人员，以便让官员们的言行受到舆论和人民的监督。 虽然胡耀邦在反腐倡廉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不比习近平差，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人去政息"，几乎所有他提倡得反腐创廉政策最终都"随风飘逝"。中国执政党官员们的腐败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至于在官场腐败的带动下出现令中国全社会病入膏肓的由内至外的机体性"溃烂"。 胡耀邦在反腐方面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力量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的根源，这主要是由于哪些手握军政实权的政治老人从中作梗。这些政治老人不愿意自己和家族失去特权，不愿意由于反腐而危及中国既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他们最害怕的是一个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一个在法律面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社会团体都平等的政治制度。他们不愿意看到深入的反腐斗争铲除维护集权制度的基本骨干。 与胡耀邦时代相比，老人干政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十分不得人心，老人们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习近平，进行制度性反腐的条件要成熟得多。他能够比较方便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去惩戒哪些不听话的官员，这也是他的反腐努力能够较快取得短期效应的原因。但是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表现出实现宪政、根除腐败的愿望。如果说胡耀邦没有这样做是实不能，那么习近平没有这样做似乎是不想为。 他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远逊于胡耀邦。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更加严厉和精细，对那些要求实行宪政、进行制度性反腐的公民的镇压更加蛮不讲理。近来，北京律师许志永仅仅因为要求公布官员财产便被抓捕入狱，还有大量的反腐媒体人和大学教授被迫离职。这些都为习近平的反腐蒙上了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中国政府能够再抛出几个大老虎来平息众怒，腐败仍然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官场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腐败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也根本性地损毁了中华文明。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根治腐败的机会；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假如他和他的同伴们不能够将反腐斗争看作是全面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仅仅是为了维持源源不断地滋生腐败的落后政治制度的一种权宜之计，他将辜负历史，历史也不会客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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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视春晚谈起：国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黄金时代（胡平） Posted: 31 Jan 2014 12:20 PM PST 我起码有20年不看央视的春晚了。去年有天读到一篇网文，说起春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颇有讽刺现实的意味，于是找到那段视频看了看；不能说一点讽刺现实的意思都没有，但实在少得可怜。据说在这些年的春晚上，就数小品最受欢迎，而赵本山已经被奉为艺术大师。这未免就让人啼笑皆非了。后来又听说上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风靡上海，很有些像美国的脱口秀，结合当下的时事新闻，解构加调侃，还模仿当今在位的党国领导人。我特地看了模仿温家宝的那一段，非常失望，演员虽有天份，但整个表演却相当“主旋律”，不过是变个方式歌颂罢了，和美国类似的脱口秀正好相反。至于相声，相声本以讽刺见长，但如今的相声却惨不忍睹。 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啊！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荒诞最可笑的时代，是大家明知其荒诞可笑、但仍然不得不继续荒诞可笑下去、所以尤其荒诞尤其可笑的时代；因此也就应该是政治幽默政治讽刺的黄金时代。 因为今日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又可恨又可气。然而今日中国毕竟又不同于过去的毛时代，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但早已彻底破产，而且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穿了共产党那套把戏。专制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干起坏事来没了底气，不但可耻，而且也很可笑。叔本华讲过，当人们突然发现一件事不协调，不般配，表里不一，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且又对比鲜明时，人就忍不住发笑。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昨天一套，今天一套；无处无破绽，无处不荒谬。今天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一部荒诞派的连续剧。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时代么？我看没有了。 再一次感谢互联网。幸亏还有互联网，民间的嬉笑怒骂好歹有了出气口。打开中国的互联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笑话、讽刺与幽默。其中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性，要么是直接针对专制权力，要么是针对专制权力下的种种腐败与丑陋现象。这中间既有古为今用，也有洋为中用，更多的则是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荒诞的现实把许许多多人造就成讽刺家幽默家笑话大王，而生活本身则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生猛素材，实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相比之下，赵本山、周立波那点货色算什么呀！ 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其合法性 是的，最好的幽默与讽刺总是触及现实的，尤其是触及权力的。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非要讽刺现实中的权力不可呢？只要好笑就行了嘛。不然。因为这涉及到笑的本质，笑的意义。 笑看上去很轻佻，其实它来源于我们的一种很深沉很严肃的情感：骄傲（孟德斯鸠和波德莱尔都指出过这一点）。笑使我们凌驾于引人发笑的事物之上。你笑某人，表明你比某人高明──起码是在某一方面比某人高明。怕被人笑话，就是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小看。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城里人取笑乡下人，本地人取笑外地人，健康人取笑残疾人，男人取笑女人，如此等等。有的节目，其内容本身并不好笑，只因为采用了某种方言，于是就很好笑了。这实际上是表现出官话对方言的优越感。 正因为笑表现我们的骄傲，表现我们高人一等，所以有不少笑话段子虽然很好笑，但却显得有些刻薄，显得不够厚道，甚至显得很势利。取笑穷人、取笑乡下人、取笑残疾人都是很容易的，但也常常是很招人反感的。理由即在于此。 唯有一种笑话没有这种问题，那就是针对权力的笑话。因为权力高高在上，有权力就有不平等，这就需要用笑去平衡。取笑权力可以表现出人的平等意识。所以取笑权力几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民主国家里的政治笑话总是爱拿掌权的大人物开涮，就是这个缘故。针对专制权力的笑话自然就更正当了。专制权力是专制者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专制者为了表明他们有统治我们的资格，必须要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如“伟大光荣正确”，“先锋队”，如“三个代表”）。取笑专制权力，就是否认他们在道德上和智力上有什么高明，这就等于否认他们有资格统治我们，因此构成了对专制权力的挑战。取笑专制权力就是不承认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就是捍卫我们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争取民主。 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 同样是在讲演时有人往台上扔鞋子，美国总统小布什可以很轻松地用一句玩笑话来打发，中国总理温家宝却不能不摆出庄重无比的神态，义正辞严地去反击。这不是因为小布什有幽默感温家宝没幽默感，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差别也没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处境不一样，是因为两人的权力的性质不一样。 美国人取笑他们的总统，这不会影响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因为美国的总统是在与对手的和平竞争中赢得多数选票而产生的，本来就有一大批选民投的是反对票，因此，承认批评者反对者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总统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再说，如果反对者的人数增加，到下次大选时你得不到多数票，想不下台也不行。因此，美国的总统不怕有人当面批评嘲笑，另外，他想压制也做不到，所以不妨在批评面前表现大度，在嘲讽面前保持轻松。专制统治者就不行了。专制统治者最受不了别人对他大不敬。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分明不是来自人民但又必须冒充来自人民，因此他们最害怕有人公开批评与嘲讽，他们必须对别人的公开批评与嘲讽反对立即迎头痛击，把公开批评反对或嘲讽的人打成敌对势力，起码也要暗示对方心怀恶意。如果他用轻松友好的态度对待批评者嘲讽者，那就会使人感到批评他嘲讽他是正当行为，没什么了不起，这就等于默许乃至鼓励其他人也出来公开批评嘲讽。“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一旦来自人民的批评与嘲讽获得了合法性，专制统治者自己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这个口子一开，那还得了？ 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只是我们见惯不经罢了 现代艺术史上有桩轶事：法国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把厕所里的小便池送去艺术展，于是这个小便池就被视为艺术。可见艺术和生活没有区别。生活中处处有艺术，只不过大家见惯不经，习焉不察，视若无睹罢了。一旦把它们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就像把小便池里取出来放在艺术展厅里，你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其实，不少西方现代艺术，都有点玩深沉、没事找事的味道。要说它们的那些构想，最合适的对象倒是我们中国。荒诞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常态。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片断，再平常不过的，只要被聚焦，就成了讽刺，就成了艺术，就震撼，就惊世骇俗。 例如前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了一所小学。有一位小学生问：“胡爷爷，你为什么要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小朋友，我告诉你，我本人不想当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选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这段问答自然很可笑。不过我相信一般人在读到这段报道时未必会产生强烈的荒诞感，因为我们对这类谎言早就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然而有天我从网上看到一段视频，里面正好有这段问答，顿时感到很荒诞，很可笑。我想，假如有人略做技术处理，让胡锦涛的这段回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播放，那造成的荒诞感一定会强烈得多。假如我们把这段视频放给来访的中国政府官员们看，给中国的大使领事们看，给胡锦涛本人看，连放三遍，我就不信他脸上还挂得住，我就不信那些官员们谁还不如坐针毡。 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到目前为止，民间流传的政治讽刺与幽默主要是文字形式，其次是图片，也有少量的是表演。由于音像录制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有一些讽刺作品采取了音像的形式。不过，自编自演自拍的具有政治讽刺意义的小品、相声或脱口秀，数量还很少。其实，要制作山寨版的小品相声脱口秀都很容易，因为它成本低，对布景道具的要求很简单，现成的素材或脚本到处都是，演员也不难找。有互联网作载体，传播应该不难（我在海外网站上看到过几个很不错的小品，但好像注意到的人不多，影响不大）。只是很遗憾，今天，我们还不能让那些政治笑话政治讽刺的节目在中国的大剧场公开演出，或者是在国内的电视台公开播放；换句话，由于这些作品无法在大陆公开演出，这就削弱了它们的效果。所谓削弱效果，不只是说观众少，影响小，而且还是说，由于你不能和更多的人一道欣赏，你获得的快感也会比较小。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以为那是和笑的社会性有关。因为笑需要共鸣，渴望共享。一个人也可能独自发笑，不过这种情形比较少。更多的笑一定是和别人同在时发出的，人越多的时候越容易笑，而且笑得越欢。因为笑会传染，像打呵欠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打呵欠的传染纯粹是生理上的。笑的传染还是心理上的。笑不只是感情而且是表情，笑常常是笑给别人看的，所以独自笑就意思不大。一个人独自笑，多少会感觉不自在，不好意思，甚至感觉有点傻乎乎，有点神经病，总之有点不对头，所以一个人独自不大笑得起来，偶尔笑起来了，也很快就止住了。有别人同在就不一样了。最好是和大家一起笑。广播里电视里播放相声、小品、脱口秀或其他喜剧节目，常常要有意地把现场观众的笑声也播放出来，有的节目本来是在录音室或录影棚里摄制的，现场并没有什么观众，制作者每每在合成节目时还要专门把几段早录好的笑声尽可能恰到好处地放进去。这就是为了让收音机电视机前的孤零零的你有种与别人同在，你是在和大家一起笑的感觉。这样你才能笑得畅快，笑得开怀。 另外，笑也是一种认同，大家一起笑，表明大家都有同感，表明大家是一伙的。别人高谈阔论，你插不进嘴，这还不算尴尬；别人讲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你却笑不出来，那才叫尴尬呢。因为那表明你在他们的圈子之外，你是异己是另类，你会有种被当众排斥的感觉。赫尔岑说的好：“笑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那帮当朝的家伙未必都怕你骂他，但没有一个不怕你取笑他。笑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所以构成对强权的有力颠覆。当一个个政治笑话迅速地流传天下并引起广泛共鸣，专制者不能不感到自己被大众所孤立，不能不感到自己权力的虚幻与脆弱。当专制权力成为万民取笑的对象时，那就离它的垮台不远了。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 是的，讽刺与幽默常常有地域性，有时间性，特别是针对权力的讽刺与幽默。给美国人讲中国的政治笑话，抛开语言上的隔阂不谈，那效果也会打折扣；就算是讲给在美国的中国人听，劲道也会小很多。因为你讽刺的那个权力不在跟前，或者准确地说，你在强权的控制之外。古代的笑话，今人就未必觉得可笑，至少是不会觉得有那么可笑。现在再去讽刺四人帮，就没那么可笑了。这里的道理是共同的。因为政治讽刺与幽默既然是对强权的反抗，因此，唯有这强权就在当下就在头上时才最有力量。如果这强权是存在于别处，或者是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没有亲身感受到它的压迫，因此，针对它的那些笑话不再具有解压和出气的作用，其反抗的意义也大为缩小，那么，由此带来的快感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如此说来，在今日中国，由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因此，那些最好的政治讽刺与幽默还无法在公开的平面媒体上以及舞台上电视上大放异彩，那固然令人遗憾；但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还处在强权的统治之下，因此，针对强权的政治讽刺与幽默才最为民众所需要，最能把其效力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今日中国，政治讽刺与幽默能大行其道，方兴未艾，一批又一批讽刺家幽默家应运而生，引领风骚。 马克。吐温说得不错：“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欢乐而是悲伤。在天堂是没有幽默的。”假如我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哪还容得这帮家伙在台上装腔作势，颐指气使？在今日中国，人民的处境很可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很无奈。这就和我们日益清醒的公民意识以及尊严感、正义感形成尖锐的矛盾。正是出于对这一矛盾的痛切感受，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它貌似玩世不恭，骨子里却极为严肃；看上去轻松愉快，实际上无比沉重；有的形式很粗俗，但表达的却是文明；它并非只是消解，它同时也在建构。我相信，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史、心态史、文学史，艺术史，不能没有讽刺幽默这一大块。有这份才情的人真应该抓紧现在，只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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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4 12:15 PM PST  由于国内的老百姓多年来兴起的毛泽东热；也由于近年来不断有人就文革中的狂热行为道歉。引起了大众对这段历史的议论和回顾。不过真正关心这段历史，并且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还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普遍不太关心，这就潜藏着危险。 文革是怎么回事儿，很多人各有不同的解释。以个人经历来划线的占绝大多数。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盲人摸象了，每个人说的都不错，但从整体来看全都是错的。甚至很多学者也是从非常局部的小事件入手，把文革描述得十分悲惨或者扬眉吐气。这都失之于偏颇。 毛泽东用他一贯通俗的语言说文革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这话确实不错，它确实是一场以意识形态革命为目标的大革命。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些知识分子把学习西方的潮流理解成为全盘西化。要彻底清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移植西方的文化，以便迅速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这种极端思潮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发展壮大成为主流思想。影响并指导了中国一百年来的政治走向。 所以当毛泽东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张时，中共领导层里没有人反对，而且是全力支持。因为这是他们大家从年轻时就具有的理想，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有些批判者认为文革就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看起来这没错儿。但这只是象腿，不是大象。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中学生而且鼓动暴力手段；同时把目标集中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边。 所以文革还有更多的目标和原因，这就是当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路线斗争”。毛泽东坚持要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官僚们比较实际。因为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带来的大饥荒，大家都认为搞一点市场经济比较实际。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共产党的政权都有好处。这就使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阶级和毛泽东为代表的真诚的共产党产生了对抗。 在文革前的几年里。毛泽东不仅受到了公开的批判；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受到了公开的冷落。刘少奇代表大多数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搁置和缓解了毛泽东发动的清除腐败的运动。但却没有削弱毛泽东的神圣地位。这就形成了专制体制中的最大危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两个司令部之争。这是发动文革的第二个动机。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甩开官僚集团发动中学生的原因。 当时的官僚阶级虽然没有现在那样腐败和专横，但欺压良善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也已经在老百姓里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愤慨正是毛泽东要利用和依靠的力量。但是导火索不能是胆小怕事而且很容易被瓦解的成年人。中共自己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很懂得如何瓦解群众组织。这就需要一批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大学的牛犊已经不容易发动了，所以选择了一批中学生。而且是胆子更大一些的红二代干部子弟。这在技术上确实很精明。 但这些既不怕虎也不懂事的初生牛犊，显然不足以成大事。而且他们的官僚阶级子弟的身份，也不符合毛泽东打击官僚阶级的目标。所以毛泽东在利用这批官僚子弟发动了全国性的运动之后，就迅速地抛弃了他们。改为培养了一批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的领袖。使得打击官僚阶级的运动进入了高潮。 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批被抛弃的初生牛犊在官僚们的暗中推动下，掀起了一场反毛泽东的小运动。并且闹得轰轰烈烈，它的后续效果和在民间的传播。导致了毛泽东死后的大规模反毛运动，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复辟。从这个反毛运动分裂出来的一支，形成了最早的现代民主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 现在有人拿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不比现在低，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比现在好。这看上去也不错，但也是盲人摸象。拿象腿和象鼻子比较做学问，比来比去差不多。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当时文化差不多，经济还不如中国的日本、台湾、韩国等等国家发展比中国快得多，很快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发展了半天还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呢？为什么无论是当时的平均还是现在的贫富悬殊，老百姓都不满意呢？这就要进行分析比较，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和毛泽东时代相同的地方是专制独裁和对老百姓的极度剥削。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都被政府或者官僚资产阶级拿去了，老百姓当然不满。当官的无法无天，老百姓饱受欺凌当然还是不满。现在已经发展到广泛的愤怒和仇恨，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征了。 现在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地方，是半吊子市场经济和半吊子计划经济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造成结果的根本区别，经济赶上了谁谁谁和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的总体感觉是还不如当年了。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了只要分配的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无论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结果必然是人家有权有势的份大；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份小。手法不同结果没啥大区别。 只有改变了权势分配的体系，才能改变财富分配的体系。所以必须来一场民主革命，而不是在专制政治里边修修补补。改革没有出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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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3, 2014, 6:37:24 AM2/3/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孙立平：脑残是如何发生的？
- 河南滑县：中国民间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先烈
- 胡紫薇：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为什么要读《古拉格：一部历史》
- @一代枭熊：迎战再次崛起的美国
- 徐水良：民众的反抗程度才是衡量文化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 王友琴：女性的野蛮
- 廖祖笙：悲愤于薛明凯之父的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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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06:32 PM PST
首先我要说，脑残是真实存在的。举个例子，在文革中，两口子由于政治观点不一致，加入了不同的造反组织，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如果放到今天来想，这算什么？还有比夫妻关系，家庭，老婆孩子更重要的吗？值得吗？但这样的事情就是真实发生过。 这还不是脑残吗？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支配了人们的行为？ 脑残不是一般所说的“傻”。因为一般的傻，往往是往里傻不往外傻，即一般的傻是自私的，也是为自己考虑的。因为这符合人的本性。脑残的特征是荒唐，是荒谬。由此说，脑残是一种被控制的思维。 如何控制一个人的思维？由浅及深地说，有三种方式。 一是把一种结论强加给你，不接受将会遭到惩罚。 二是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即提供给你特定的框架。 三是控制你想问题时所需要的资源或材料。 第一种很简单，不说了。第二种，改变你想问题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框架。人们在面对特定的情景的时候，都有一个加框架的过程，即有人所说的framing的过程。改变了这个框架，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意识形态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干这个用的。 但我觉得最具奥妙的是第三种，即控制你想问题时所用的资源。加框架是需要资源的，没有资源怎么加？当你用来进行思考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时候，只能集中在一根筋上。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搞的移风易俗，斗私批修等是为了什么，就是净化你想问题时的资源。当然，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控制。有什么米就只能做什么饭了。 当然，所有这一切起作用的条件，是形成一种大氛围。大氛围的作用是打掉自我。为什么在是否脑残的问题上，会显现出个体的差异，就在自我被打掉的程度不同。 下面具体讨论一下后两种方式。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庐山辩论。彭先说，大跃进错误是主要的。毛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正常辩论的过程。接着就有意思了。毛马上翻历史旧账，历数彭在历史上的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彭放下大跃进的话题，开始就历史旧账进行辩解。其实，彭这时最应该说的是，“历史的旧账和现在争论的问题有关系吗”？但他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人们共同接受的框架就是：历史上一贯错误的人是不可能说出正确的话来的。 控制资源的重要性。人们经常说，经常看电视的和经常上网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往往就不一致。所以，90年代初进行的国情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0年代的思想教育有两个重点，国情与国学。前者是材料，后者是框架。用国学的框架，使用国情的材料，就能思考出需要的东西来了。受过国情教育的一代，往往会根据教育中提供的国情特征来思考问题。你说这个问题如何如何，他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嘛。 洗脑，这是人类历史最精彩绝伦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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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03:11 PM PST
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一批中国民间人士汇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出生地河南省滑县，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先烈。拉开了中国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的序幕。参加者说，之所以选择大年初三，是因为，根据农历春节传统，这一天，是祭奠先人的日子。 公祭现场，树立起大幅喷绘展板，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众请愿的盛大画面为背景 ，并配以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头像。祭奠展板长6米，高4米；寓意六四；两侧花圈各八个，也寓意六四；绿、黄两色鲜花各八盆，也寓意六四。展板的正上方，书写着这次民间公祭的主题：“公祭64英烈 缅怀耀邦紫阳”。左右的对联是：“已闻惊雷含悲重沐浴春雨洗神州，莫道昊天阙悯曾洒碧血染长虹。”展板下摆满了鲜花和挽带。 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民间人士到场祭奠，两名赵紫阳的当地同乡，也加入祭奠活动。公祭活动吸引了当地数百村民到场围观。当日，当地气侯寒冷，气温下降到零下13度。参与者冒着刺骨的寒风，完成了全部祭奠仪式。气氛庄严而肃穆。 前广州八九学生领袖陈卫代表公祭者宣读《公祭词》，她说：“胡耀邦、赵紫阳等开创的八十年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锐意改革的时代，那时虽然物质上近乎‘一无所有’，却处处都是‘希望的田野’。耀邦与紫阳，力主真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彻底解放思想，全面改革开放。官民上下，齐心协力，九州四海，一派清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形成了空前的共识，凝聚起无穷的力量，激发出冲天的干劲。遗憾的是，这一切由于六四的枪声而嘎然终止。” 她指出：“今天的中国，高楼林立，市场繁荣，但精神不振，诚信缺失，共识难寻，腐败横行。反腐败已成当前时局的主要任务。六四的主题就是反腐爱国，六四死难者以生命的代价昭示了腐败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性，赤子之心，天日昭昭。为六四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耀邦、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返黄金的八十年代，超越黄金的八十年代，对于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以陈卫、于世文等牵头的这批民间人士，去年清明节前，曾到习近平仕途发祥地－河北省正定县，公祭六四先烈。那次事后，于世文曾被扣押询问24小时。同上次一样，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没有阻拦公祭活动，只是派出便衣警察在现场附近监视 。 42人在《公祭词》上签名，包括体制内外的人士。他们是： 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马少方、彭全江、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 附：《公祭词全文》： 公祭六四英烈 缅怀耀邦紫阳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来到孕育了中华文化、象征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之滨，在凛冽的寒风中祭奠一九八九年六四死难的英烈，缅怀与六四直接相关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先生、赵紫阳先生。 六四过去整整二十五年了——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记那些死难者，他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层出不穷、精忠爱国的千千万万英烈的一部分，他们是现代历史中为华夏反腐败、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杰出代表。 耀邦先生去世也二十五年了。六四有多长，耀邦离开这个世界就有多长。众所周知，六四因悼念耀邦的猝然辞世而爆发。耀邦一生廉洁自律、光明磊落，代表着一代共产党人的风骨和良心。 紫阳先生消失于中国政坛也二十五年了。紫阳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处理六四问题，宁愿失去权力也拒绝动用武力，宁愿失去人身自由被囚禁至死也拒绝屈膝检讨，彰显了一代政治家的现代理念和伟大人格。 今天是甲午年大年初三，是民俗上春节期间祭奠亲朋故友亡灵的日子。在这民族伤痛最深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当年参加六四的万千青年学生、天之骄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和主力，遍布于海内海外，分布在各行各业。时至今日，他们的心中都有着深深的挥之不去的六四情结，“胡、赵“情结，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情结。胡耀邦、赵紫阳等开创的八十年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锐意改革的时代，那时虽然物质上近乎“一无所有”，却处处都是“希望的田野”。耀邦与紫阳，力主真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彻底解放思想，全面改革开放。官民上下，齐心协力，九州四海，一派清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形成了空前的共识，凝聚起无穷的力量，激发出冲天的干劲。遗憾的是，这一切由于六四的枪声而嘎然终止。 今天的中国，高楼林立，市场繁荣，但精神不振，诚信缺失，共识难寻，腐败横行。反腐败已成当前时局的主要任务。六四的主题就是反腐爱国，六四死难者以生命的代价昭示了腐败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性，赤子之心，天日昭昭。为六四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耀邦、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返黄金的八十年代，超越黄金的八十年代，对于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建政四十年间总共四位最高领导人中就有两位即一半都与六四紧密相连。血染的六四与耀邦紫阳是留给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遗产，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红利。我们呼吁，社会各方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正视而不回避六四，献出最深的关爱，释放最大的诚意，运用最多的智慧，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继承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留给我们全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和纪念，也是对他们在天之灵最大程度的告慰。 这里是河南省滑县黄河大堤，是紫阳先生的家乡。千百年来，母亲河几经改道，九曲迂回，却始终奔流不息，汇入大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的爱国精神就像这滔滔黄水，抚育和滋润着中华儿女，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谢谢大家！ 2014年2月2日于中国河南省滑县 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少方、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彭全江、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 注：赵常青先生去年清明期间参加了我们公祭六四遇难者活动，随后不久他在北京被捕，截止目前将近一年仍身陷囹圄。我们祝愿他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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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紫薇：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为什么要读《古拉格：一部历史》 Posted: 02 Feb 2014 10:54 AM PST
大多数时候我们读一本书，是为了消遣，或者那跟我们的谋生相关。很显然，《古拉格：一部历史》绝不是一部有趣的著作，或者有什么实际可变现的用处。它的价值在别处。 一、"死去才是规则，活着则是意外。" 首先，请允许我稍微占些篇幅，摘录一段书里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来自一名名叫哈娃٠沃洛维奇的女性的自述。她是1937年被捕的政治犯，并于同年被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劳改营，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古拉格群岛。（P349--P351） 1942年，哈娃的女儿出生在一个没有母婴设施的劳改营里。"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象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转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都烂了。"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连拉带拽的把婴儿从冰冷的床上拽起来，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又打又骂。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她们像老人一样轻微的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过的声音在保育室里此起彼伏。已经大的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小膝盖抵着肚子，像鸽子一样咕咕的叫。 "保育员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个盘子里。它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她的胳膊扳到背后，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勺一勺把热粥灌进她的喉咙，也不给她时间下咽，就像在给火鸡填下饲料。 在这个"托儿所"，虽然可以利用自己在锯木厂干活常偷些木柴贿赂保育员，哈娃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枯萎消瘦下去。 "我发现她的小身体上常带青肿。一见到我，女儿就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呜咽：妈妈，想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天堂，那间爬满臭虫的小牢房。 很快，15个月大的女儿意识到，对于家的向往是不现实的。渐渐的，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默默的转过身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抱着一捆送给保育员的木柴来到托儿所，小床上已经没人了，她被剥光了衣服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放在停尸房。" 最后，哈娃说到："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一生最严重的罪行，我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曾经活着的一个一岁半的小生命，在她无辜生命的最后一天，挣扎着离开妈妈的怀抱，宁可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床，独自死去。她对于这个世界怀了怎样的深深的，深深的，绝望。 你不用是一个对于意识形态或者极权社会抱有独立见解的人，你只需是一个人，一个寻常的父亲或者母亲，把自己暂时代入到那个时刻吧，想象自己就是80年前那个叫沃洛维奇的女人，感觉一下你此时的心情。 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么。 让人锥心不已的故事在这部书里俯拾皆是。就像囚徒们在诗里写下的：在古拉格，只有死人笑得出来，因为他们终于解脱了。 古拉格的婴幼儿死亡率极高，但是勉强活下来的孩子的处境也许还不如早早夭折的同辈：孩子们都睡在地上，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碗和盘子，140人只有一个杯子，只有一盏煤油灯，但没有煤油。在同一章节里，一个保育员讲到她刚到古拉格时惊诧的发现，在那里四岁的孩子只会一些互不相连的单词。他们一般用模仿和哼哼来表达自己。她给孩子们画个房子问是什么，孩子们答：营房区。在房子旁边画了一只猫，没有孩子认得它。接着又画了一圈农村传统的篱笆。"囚犯区。"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在哈娃故事的两页之前，记录着女犯营房的噩梦：破败肮脏混乱不堪的小囚室里，每天晚上都人满为患。虽然有着男囚不许进入的禁令，但是没人在乎。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去里面破处。所有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几张床上同时进行。对于古拉格的女囚来说，只有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是仅有的防身手段。——别的什么也不管用。 极端残酷的现实，让囚犯之间同样充满了血腥的绞杀：两个试图逃跑的刑事犯，一般会戴上一个不谙内情的轻刑犯，他们管这第三个人叫口粮。如果吃完了这个人，还没有逃出人迹罕至的荒野，两个心怀鬼胎的朋友，就会一宿一宿的睁着眼，等待着对方先于自己睡倒了，以便下手；极寒的冬天，有人在晚点名的时候倒下，一群人马上围过来，扒走他身上的帽子靴子裹脚布外套裤子和内衣。衣服扒光了，倒地者的头和手却抬了起来，微弱但清晰的说：太冷了。之后，头又重重落地，两眼终于蒙上了一层薄翳。 什么样的痛是最深的痛？就是这样用了冷静的笔触，去白描这样毛骨悚然的现实。你穷尽全篇，希望找到一点亮色，一个意外。但是没有。只有无尽的残忍和超越想象的虐杀。作者说，在奥斯维辛，你将死于毒气室，在科雷马，你将死于绝望。 我想这时候，你会从心里认同这样一个判断：能够产生这样人间惨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邪恶的存在。能够产生这样人道灾难的制度，一定是一个非人的制度。对于古拉格，不需要哲学性的思考和一分为二的辨识，在古拉格的围墙之内，一切的恶都在坦然的毫无羞耻的呈现着。铸起它的每块砖石都在拷问人类心灵里最基本的善恶，最起码的是非。 二、"古拉格这个神秘的群岛如何进入？——唯一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安妮٠阿普尔鲍姆女士花费了十年时间，阅读了几乎所有现存于世的幸存者的回忆录，包括索尔仁尼琴那部驰名天下的《古拉格群岛》；采访了尚在世的几十位古拉格的幸存者；特别是查阅了几乎所有与古拉格历史相关的前苏联解密档案，于2004年写就出版了这样一部针对前苏联劳改营生活及其社会背景的客观翔实雄心勃勃的纪实文献——《古拉格：一部历史》。 你可以把这部书看做是按照一比一尺寸复原的关于古拉格的手绘模型。它几乎可以使你完全身临其境，从典型个案、人物命运到制度安排、历史沿革。在条分缕析中，静听惊雷。 也许你会问，一个历史遗迹的手绘模型有什么必要占据我们的视线？如今古拉格的囚犯区已经成为供游人猎奇的景点，这本书所描述的那一切也许就像旅游纪念品柜台里的镰刀锤子一样，对于我们的生活已不构成任何现实的威胁。真的是这样么？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政权的劳教制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流放和苦役在沙俄时代古已有之，列宁斯大林等职业革命家都曾经在流放地坐牢。但是，它的发扬光大和泛体制化却要托十月革命之赐，被索尔仁尼琴名之为"古拉格"的劳动苦役营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分，以实现针对真实和指控的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 实现一个"等贵贱均贫富"的无差别社会向来是道德狂想者们所寄托的美妙乌托邦幻想，而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所作的努力是，利用国家机器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一部分的公民，以实现美妙而纯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分公民被创造性的称之为为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建立古拉格之初的目的非常明确，这里并不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它将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灭绝营。 于是，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和哈萨克，在前苏联的广袤国土中所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苦寒之地，一座座灭绝营拔地而起，几十年间，至少有2870万苏联公民和外国人被投入其中，这个数字覆盖了全部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仅在斯大林时代的20余年间，档案可考的死亡囚犯人数达到2749163人。相当于整个蒙古国的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包括大量被直接处死的死刑犯。 也许你说，我不关心政治，我也不是刑事罪犯，这样的未来与我无关。这样的判断恐怕过于乐观了。古拉格的魔力在于， "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绝大部分被投入古拉格的公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属于某一类人。有些被劳教的人群相对明确，20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30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的外国人--这里就包括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和投奔社会主义制度而去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你并不会因为是马克思的信徒而幸免于难。有趣的是，二战前斯大林所杀害的德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甚至比希特勒还要多。 大规模抓捕中，大量没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平民百姓被投入古拉格。你可能因为太饿偷拿了商店的一条面包，或者办公室的一支铅笔而被捕，你会因为上班迟到或者没有完成工厂的工作定额而死在古拉格；或者只是因为有一个企图偷越国境的远房亲戚而被判刑，虽然这辈子你们连面都没见过。急性子的列宁曾经签署命令把所有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的乘客抓起来送去劳教，因为他们看上去象百万富翁。这里有拒绝陪党的干部上床而判刑的女演员，也有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们因为自己效力的球队不幸战胜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喜爱的球队，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而被投入劳改营。 当然了，古拉格的缔造者们有时也难逃请君入瓮的命运。参与亲手制造古拉格这部绞肉机的刽子手前党的高级干部叶若夫在临死前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 不要以为这是传说中的笑话或者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安妮.阿普尔鲍姆书里写的每一个字，都由当事人确切的口述历史或者文献或法条的记载。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随着古拉格的日趋膨胀，苏联渐渐成为了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 可笑么。再把自己代入一下当时的情境试试看。你还有足够的自信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因为我可以幸免么。 一位古拉格的遗孀在接受作者访问时说："你怎么还问为什么。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身处于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能直接感受到古拉格这个存在，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全都陆续被捕了。"而这个存在留给苏联人民的印记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获释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囚犯们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就彼此认出他们曾经来自于同一座地狱。"由极权制度所特供的特制条形码，就是这样烙刻下了一个民族眼神后面不能磨灭的恐惧。 可以说，20世纪每一次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事件——古拉格，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渊源：极权政治；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贬低、毁灭自己的一部分同类，把他们物化为为虱子、臭虫和毒草，把他们贬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恶的人，以便达到清除的目的。 相似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你是反右派运动或者文革的亲历者，你会有这样的记忆。你或者你的家人，你的至亲好友，你的同窗，你单位的同事，可能一觉醒来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游斗抄家，遭下放驱离，或者投入监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就问问你的父辈。目前官方的数据称，建国初，全国仅定性为右派的有317万人。如果按当时五亿人口来算，至少有千分之六的公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真相。这还不包括文革中被作为历反、现反、叛徒、内奸等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而遭到迫害的公民。当然，很多人死去了，而真相也随着时间的消逝日渐模糊。 但是，我们并没有一部这样700页的史诗般的文献，记载发生在祖国的浩劫。这将注定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记忆黑洞。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您属于哪一类人而被惩罚。——这就是来自古拉格的真理，是反右与文革的师承，也是那个作为本田车的拥有者，就只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爆头的意识形态的源头。这个记忆的黑洞将一直存在，成为日渐迫近的威胁，直到整个民族再次月迷津渡。 三、劳改营什么都造……当然造的最多的还是绝望 古拉格由纯粹的灭绝营转型成为前苏联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在斯大林统治之初"为什么要养着这些囚犯让他们白吃粮食等死呢。你要让他们干活。而且把食物的供应量和他的劳动量挂钩，能干的多吃，干不了活就饿死他。这样就减少了政府的负担。"这个天才的主义来自一个古拉格的囚犯。他在打给古拉格监狱方的报告里这样写道。当这份报告出现在斯大林眼前的时候，相信斯大林是喜出望外的。因为这位独裁者马上对于使用囚犯劳动建造伟大的工程燃起了澎湃的热情。迅疾地，斯大林把古拉格由司法部门移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契卡"手中。从此，契卡所属的内务部控制了苏联每年投资资本的9%，超过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古拉格生产的产品包罗万象，从采矿到肉食加工，从打鼓兔子的儿童玩具到鱼雷、导弹的研发制造。 为了维持这样疯狂的扩张速度，实现本部门利益，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对于苏联公民进行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外的抓捕和清洗行动，以便在自己的生意中纳入更多新鲜的血源。在契卡头子的回忆录中，把这个施加于全国的不停歇的恐怖行动，命名为"契卡主义"。而这个主义的真谛只有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对于秘密警察来说，最危险也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一个号称世界上完全消灭了剥削的政权，却靠着零成本剥削1/10的本国公民成就了斯大林时期伟大的工业奇迹。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没有能够实现斯大林赶超美欧的梦想，维系苏联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反而很快出现了停滞、民生的凋敝、经济的全面溃退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迸发，直至帝国崩塌，四分五裂，而这个由集权统治和恐怖手段维系的轮回，竟不过短短69年。 古拉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貌似聪明的劳教制度，如何把苏联造就成为了一个只能靠外生性强制力来粘合的警察国家。而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又是如何完成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自我否定终至自我衰亡的。这个过程堪称专制体制的经典轮回。 任何偶然的政权沿革都埋藏着历史的必然。当时，列宁极其政党希望通过消灭一个阶级来消灭阶级社会，这个看似理想的社会模型之所以以惨败告终，它在设计之初至少忘却了一个反映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指标--熵值。当一个国家成为一座监狱，当所有的强权压力和来自民间的零星的反抗越来越凝聚于一点，也就是说当你处于一个熵值极高的社会模式中的时候，也许，微不足道的一根火柴，就足以引爆整个世界。这根火柴，可能是一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古拉格囚犯的后代，也可能是来自突尼斯乡村的一个无照小贩。 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虽然古拉格的罪行有目共睹，古拉格的罪证历历在目，但是，对于前苏联的劳改营制度，却从未像德国纳粹政权的灭绝营一样被彻底清算。整个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戈尔巴乔夫大赦全国政治犯，古拉格才真正寿终正寝。古拉格瓦解不久，苏联及苏共的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作者分析，全面而真诚的讨论苏联历史将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瞬间崩塌。"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正如一位俄国媒体人士所言："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P563） 但是，没有阵痛，何来新生？不面对历史，就只能背对未来。我们无法正视古拉格，是因为我们曾在这个国家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结果证明，这种奢望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愚蠢。 尾声里，作者正告极权国家的人们，如果一个民族选择失忆，不去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就永远无法走出曾经噩梦般的渊薮。你或你的亲人还是会被投入到30年代同样阴冷恶臭的监狱；秘密警察还是会拆你的邮件，窃听你的电话，不经法院批准闯入你的家；以前的高干与人民公敌的关系置换成了如今权贵与贱民的称谓，你们的最高领导人仍然会给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敬献牌匾，并得意洋洋的自称为"契卡人员"。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罪恶的勾当换个名称将继续登堂入室，你将再度被投入到最惊悚的噩梦都无法触及的幽暗。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会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古拉格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宽恕，但那必须在末日的审判之后；我们需要和解，但那必须在彻底的清算之后。这本书告诉我们，铭记，什么也不忘却，并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 附记： 有些书是这样的，你知道你虽然拥有了它，今天并不会翻开它，这个月不会，这一年也不会。但是你终将在有生之年的某一天拿起它，翻开它，同时你知道，从那一刻起，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将从此不同。《古拉格，一部历史》就是这样一部书。 甚至于，你只是买了，把它放进书架，就此尘封。那么你也是在用这个小小的动作，使自己与那样一个非人的极权世界，远离了五公分。这五公分不仅是这本书的厚度，也是你的内心与那场20世纪人类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应该保有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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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03:29 PM PST 我们拿什么迎战再次崛起的美国、难道是影子银行和砖瓦吗？ 以前，一直认为国内消息闭塞，大家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现在，发现非止闭塞这么简单，我看到了可怕的傲慢与偏见。 奥巴马远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无能，情况可能刚好相反。甚至，奥巴马可能成为位列美国前十的伟大总统。当奥巴马政府因财政赤字关门的时候，极少有人赞叹奥巴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过人之处。作为一个财政专家，你不能不佩服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他在做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工作。 是的，美国财政赤字在暴增。但是，你要注意，那些赤字的用途。美国政府增加军费了吗？美国政府增加公务员了吗？美国政府增加公款消费了吗？没有！恰恰相反，奥巴马在勒紧裤腰带！那么，钱去了哪儿？请注意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美国的企业盈利水平在提升，企业投融资活动非常活跃，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在加速，全民就业水平在不断提升。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请注意，企业利润与联邦赤字的关系。这才是奥巴马的过人之处！奥巴马是有勇气的，他用联邦赤字扛下了企业融资成本，并大幅度提升了企业利润，他让美国企业在危机中得到发展。这就是治国的水平！  好吧，我们再看看骄傲的中国。我们的股市如何？GDP突飞猛进，股票市值屡创新低！是企业不努力吗？当然不是！与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企业是被金融成本压垮的！政府非但未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搞什么诡异的金融创新，搞什么影子银行，企业融资成本飙升，投融资基本被冻结，企业利润被蚕食殆尽！如此胡闹下去，中国股市能好吗？况且，中国企业还要承担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企业还要承担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级地租。试问，在这样悲催的大环境下，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存活？只有能够获得金融特权的企业可以存活！知道什么叫焚山狩猎吗？知道什么叫竭泽而渔吗？这难道就是治国的水平吗？ 我说过，美国财政具有金融特征，每一任美国财政部长都是金融大师。我还说过，中国金融具有财政特征，每一任央行行长只懂得向企业收取利差。现在倒好，自己收还不过瘾，还让七大姑八大姨统统来收取利差。什么放开金融，什么影子银行，不就是变相加息并变相转移企业利润吗？多好的中国企业啊！被高利贷吃的渣都不剩，甚至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倒闭。中国企业家们太难了，间接融资太贵，直接融资无门，他们怎样活下去呢？为什么就不能学习奥巴马呢？为什么不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呢？如果，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扭曲利率，中国股市是可以上八千点的。可惜，狗日们的却在打社保基金的主意了。 伯南克是金融家吗？它不仅仅是最优秀的金融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量化宽松加扭曲操作是为了美联储赚钱吗？是为了给美国金融机构赚钱吗？是为了给美国金融从业人员赚钱吗？当然不是！一切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利润，提升企业创造力和竞争力，进而不断提升全民就业水平。伯南克做到了普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伯南克才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政治家！同时，伯南克才是精通金融业务的金融专家，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企业融资。请问中国的同行们，伯南克是在搞利率市场化吗？他难道不是在强势干预利率吗？那些个玩弄金融小改革和金融小技巧的中国同行们不知道害臊吗？你们为国分忧了吗？你们为民解困了吗？你们知道金融的真正含义吗？你们对得起肚子里那套昂贵的下水吗？  我们的媒体很荒谬。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卓绝奋斗的奥巴马被描绘成小丑。而那些绞尽脑汁坑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小骗子们却被包装成了英雄。你们非要将倒下说成是崛起，你们非要将崛起说成是倒下。这很有趣吗？或有一日，危机重临，一个调整完成且生机勃勃的美国出现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准备用影子银行和砖头瓦块去迎接挑战吗？ 我本无意于解说奥巴马。重新认识奥巴马，是为了准确地认识美国，更是为了重新审视中国。中国的小朋友们很可爱，动不动就洋洋洒洒数万字，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天花乱坠，一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气魄。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中国的未来不是梦！活在当下，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少说大话，多做实事。要让企业活下去，要让微观经济好起来，要让孩子们可以充分就业，要让中国经济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我并不认为奥巴马有过人的智商。但是，他至少拥有正常的辨别能力，他不会被骗子忽悠得找不到北。中国的事情并不复杂，你必须想办法让骗子们都回家去。如果，全中国都听不到一句真话，又或者压根就不想听到真话，改革开放的结局还需要期待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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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10:37 AM PST 2014-01-31
（答萧峰）
89年中国人反抗规模，超过后来苏东天鹅绒革命一百倍，按萧峰先生的逻辑，中国文化似乎应该是比苏东一神教世界的传统文化好一百倍才对。
而且中国人的反抗，是在苏东变化之前。不能因为中国人反抗早，邓小平等第一代屠夫特别残暴，比苏东第几代后的屠夫残暴得多；相反，共产党第一代持有异议的忠实共产党员、至多是准叛逆者赵紫阳，比苏联第几代真正的叛逆者叶利钦又胆小得多，叶利钦敢于反抗，赵紫阳却不敢反抗。因此中国89民运失败了，苏联819反抗胜利了，就说中国文化造成的规模比苏联大一百倍的反抗，就比苏联小得多的反抗，其传统文化基础和文化质量，就比一神教世界的苏联传统文化要差得多。中国民众的素质和反抗精神，就比苏联民众差得多。这个逻辑不成立，因为实际事实和情况，恰恰相反。
实际上，中国传统强调人和天人合一的人文文化，要比一神教崇拜上帝极权专制不断屠杀人类甚至毁灭人类（除诺亚一家外的全人类）的极权专制反人类的神本文化，以及以无神论名义继承一神教极权专制反人类文化传统的马列教文化，要好得多、好得多。
人的反抗，是由传统文化和人的天性的共同作用来决定。但共产党领导，以及由共产党领导差别，包括邓小平们和苏联政变领导人之间的差别，赵紫阳和叶利钦之间的差别，以及由于领导人差别，由此决定的革命胜负，两国之间的差别，却是由共产党马列文化的内部演变和偶然因素来决定，与传统文化关系不大。
中国民众的反抗规模。是苏联的一百倍。中国大规模的反抗失败了，苏联小的多的反抗却成功了。并且，中国不仅反抗规模大得多，而且除了共产党上层领导的内部条件，共产党上层之外的一切外部条件，包括民众条件和共产党的基层条件，中国的八九民运都比苏联的819反抗优越得多。然而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的819反抗和革命却胜利了。那中国的失败，无论如何怪不到民众、以及对民众反抗起重大作用的中国文化头上，而只能怪到中共上层领导头上，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怪到邓小平们和苏联政变领导人之间，赵紫阳和叶利钦之间的差别上。是这种差别导致了中国的失败和苏联的胜利。
正像本人过去多次说的，如果叶利钦像赵紫阳一样不敢反抗，那苏联819反抗就必然像中国89民运一样失败。仅仅赵紫阳和叶利钦敢不敢反抗这个差别，就对两国完全不同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无论如何，不能怪中国传统文化质量差，不能怪中国民众素质和反抗精神差，不能怪中国人中国民众反抗不得力。
包括萧峰文章说的，波兰共产党不得不回答波兰人等等问题，也不是取决于传统文化，而是取决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作为苏联儿皇帝，国内威望低，不敢太过强硬而已。而且有重要决定意义的，是背后戈尔巴乔夫，不支持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当然，民风和文化也起一定作用。波兰和东欧儿皇帝都不敢太过强硬，因为历史传统强悍的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事件中，杀几十万共产党人的榜样挂在他们面前，使他们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而匈牙利人的强悍，也不是由于共产文化，而是由于他们的历史上征战传统。而且，波兰人也是一个强悍民族，波兰自己也有一个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使波兰领导人不敢胡作非为。但传统和文化决定的是民众的反抗；东欧儿皇帝的妥协，却更多地取决于背后苏联太上皇的态度。
所以，民众的反抗程度，包括89年的反抗规模，以及历次反抗次数和规模，才是衡量文化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共产党的文化，来自马列苏俄，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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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03:38 PM PST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１９６６年６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７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８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１７７２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１９８６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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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4 05:45 PM PST 在杀人和掩盖血腥已固化成了一种粗糙套路的"法治国家"，兽群要通过践踏生命庄严来毁掉一个家庭，那简直是易如反掌。虽然黛黑的荒野上早已是人死若灯灭，虽然我们谙熟于兽群的凶残和无耻，可当血雨腥风再次传送来惊天噩耗时，我还是不能自禁地悲愤于薛明凯之父的被"自杀"。 山东异议人士、民主党人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因其子坚持从事民主事业，春节前被曲阜的"维稳"者绑架到了一家宾馆，薛福顺伺机跑到曲阜检察院寻求保护，"维稳"者又追到了曲阜检察院。之后，薛明凯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她被告知28日他父亲在检察院四楼"跳楼自杀"身亡了。 薛妻此前亲眼看到丈夫被殴打。她说，警方叫她到太平间认尸的时间仅数分钟，并受到各种限制："在太平间，我说要看看，（他们）仅拉开脸，其余不让我看……"即使这样，她看到的丈夫的遗体也已是"脸和脖子漆黑，两个眼窝也发黑"。薛明凯认为这是又一起严重的"被自杀"案件。 曲阜古称鲁县，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国都，同时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当局在境内外到处张罗孔子学院，"弘扬中国文化"，岂料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就连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重要的发祥地，都不把人权当回事。连生命权都缺乏起码保障和尊重，还忸怩作态"文化"个屁啊！ 过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庆日。然而在孔子的故乡，"维稳"的兽群并没有因此就讲点祥和之气，或是讲一些孔孟之道，相反整出了这样的恶性事件，天若有知，情何以堪？孔子若魂归故里，是否还能认得他沦陷的故乡？荒野上已然沦陷的，何止是孔子的故乡？ 同样是在春节期间，我在墙外的网上看到了《范燕琼：请大家关注我的生命安全！》。范燕琼称：她在搬家后生命遭到严重威胁，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刑满释放人员在她门前踹门、叫骂，"将一只拳头打在我的胸口上，并重复叫嚣：要灭了我……"报警后歹徒在范燕琼和警察面前仍十分嚣张。 黑夜的供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摆放出了类似的祭品，不知人头猪脑的两脚兽们，究竟想在这个非人间"震慑"出什么。大抵只有无脑动物，才会相信浓重的夜色会永无止境弥散于整个荒野。它们在毁掉他人家庭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从它们作恶之日起，恐惧和懊悔就注定要伴随其余生。 薛明凯要求政府有事冲他来，不要迫害他和异议人士们的家属。对于薛明凯的悲愤，我感同身受；对于范燕琼的恐惧，我感同身受……种种血腥，不过是某种套路的简单重复。我一向品学兼优的孩子廖梦君已代我惨烈而去多年了，我年迈的岳母被人用竹竿绊倒后摔至大腿骨折，已成残疾…… 薛明凯的母亲去辨认丈夫的遗体时，"（他们）仅拉开脸，其余不让我看……"我和妻子那年去辨认爱子惨不忍睹的遗体时，被告知不许拍照，不许触碰尸体……警方其中有次背着我夫妻俩对遇害学子的尸体进行"尸检"，随后尸检结论公然造假，尸检报告成了至今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 薛明凯母亲促中央介入调查丈夫的死因。我夫妇俩奔走呼号的结果是发现没有中央，连"节哀"二字也没有，有的只是一大堆行尸走肉。我们找公安，公安要我们去找政府；我们找政府，政法要我们去找法院；我们找法院，法院要我们去找检察院；我们找检察院，检察院要我们去找公安…… 薛明凯寄望舆论声援能助其父讨回公道。然而明凯君啊，你又哪里知道，就是全天下的口水都化作了万箭齐发，也未必能穿透得了无耻的城墙。在和你一样"莫名其妙"家破人亡前，我本是一个与媒体互动频繁的作家，岂料当局能"统一宣传口径"，并以禁令将媒体采写的稿子给悉数尘封。 去百度搜索你的名字，看能搜出什么？只能搜出污蔑像子弹一样向你扫射。被豢养的网络水军，当年是"逢廖案帖必守"，这回肯定也会是"逢薛案帖必守"。杀了你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杀了你民主党人薛明凯的父亲，在"伟大的墙"内，没有例外，一样也会是指鹿为马，波澜不惊…… 高莺莺"跳楼自杀"如此，杨黛丽"跳楼自杀"如此，戴海静"跳楼自杀"如此，廖梦君"跳楼自杀"如此，李旺阳"上吊自杀"如此，钱云会"车祸死"如此……薛明凯之父的被"自杀"也一定是如此。从行凶杀人到掩盖血腥，已成流水作业状态，完全是固有的套路，多年来未细化套路。 呜呼！这就是"法治国家"所面临的法治现状。呜呼！这就是自我标榜人权状况至少比美国好五倍的"负责任的大国"，所给予你的人权，尽管人为强加的苦难今天还没轮到你头上。在专制的壁垒坍塌之前，在真正说人话、办人事的社会管理层出现之前，类似的噩耗将层出不穷，不会结束。 在夜色苍茫的荒野，恐惧是一种流行色，在诸如此类的暴行面前，你无法免于恐惧。人为强加的悲愤，同时也像荒野上遍布的瘟疫一般，吞噬的不只有成群的绵羊，也渐渐吞噬了身躯庞大的象群与河马……只要你的人性尚未泯灭，只要你还挣扎在这个魔窟里，你就无法免于日趋强烈的悲愤。 但悲愤并不一定就能改变什么。薛明凯，我苦难的兄弟，全人类苦难的兄弟！请节哀，请记得要走的路兴许还水远山遥，请一如既往秉持你可贵的坚忍以及内心的强大！请相信一定会有告慰令尊英魂的那一天！请代我也替令尊送行：薛福顺英烈一路走好！薛福顺英烈千古！薛福顺英烈安息！ 写于2014年2月2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邪党放任凶徒逍遥法外第2758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059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的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廖祖笙邮箱：liaoz...@gmail.com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liaozusheng/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5, 2014, 6:09:28 AM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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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4 06:43 PM PST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但兩國間邦交關係日益複雜，且中國在美國民間的形象惡化。丕優(Pew)日前公布2013年底全美民意調查，僅有33%美國人對中國抱好感。更讓中國警惕的是，2011年時，51%美國民眾對中國存好感，僅僅兩年之間下降高達18%；換算成實際人數，五、六千萬美國人改變對中國好惡，實在非同小可。 另一項數字也應提醒中國：70%美國人對日本抱有好感，比率高出中國37%。在中日邦交惡化，兩國都在競爭贏取美國人友誼之際，中日兩國在美國人形象的巨大差距，十分突出。最近兩年，中國人對美國觀感也同樣急劇惡化，雖然不如中日民間互憎情緒高達80%，令人生懼，但中國崛起對國際關係造成的衝擊、中美互信赤字在擴大，兩國「新型大國關係」的根基並不紮實，華府甚麼不想承認，有所謂「新型大國關係」。 聯邦參議院4日將通過新任駐華大使鮑卡斯任命案。中美派遣大使的傳統不同，中國一直以職業外交官出任駐美大使；而美國駐中國大使人選很多元化。鮑卡斯是有39年國會資歷的資深參議員，熟悉美國稅務和財政金融法律制定和運作，重視支持自由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在中美重新調整兩國扭曲的經濟依賴結構之際，他出任此職很適宜。 鮑卡斯上月28日在參院外委會任命聽證會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他要「睜大眼睛看住中國」，強烈表達其維護美國利益的意志。鮑卡斯3月1日將接下駱家輝的職位，但兩人展現截然不同風格。駱家輝顯出自然樸質的美式作風，體現真正公僕的本意，對照中國官場虛驕神秘、鋪張浪費，大陸民間出現「駱家輝迷」。他突出美國軟實力的吸引力，強化民眾對中共官場的反感。他的離職讓中共額手稱快。駱家輝或許可誇耀，他是習近平親民作風的先行榜樣，習去吃包子和不封路，與駱家輝搭乘飛機坐經濟艙位，精神是一貫的。 鮑卡斯恢復了美國任命駐華大使的傳統。他自認是現實國際主義者，對中國意圖的解釋，反映美國政界深刻的偏見。他在聽證會說，據他了解，中國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解釋圍繞著中國的核心利益打轉。就是「中國管自己認定的核心利益那一部分；而其他國家去管世界的其他地方」。他認為中國領導人正利用中國人民自豪(煽動民族主義)，在南海和東海試探美國的容忍度。鷹派參議員馬侃大加附和，認為美國與中國的行徑唱和很危險，中國想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和主導力量，暗示中國戰略意圖是「中國人要西太平洋，美國可以有東太平洋」。所以鮑卡斯「睜大眼睛」和中國打交道，語意充滿對中國的警惕。 鮑卡斯未出任新職前，即警告中國不要畫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等於事先已畫出紅線，把大使任務成敗押在紅線上，並不尋常。國會代表民意，鮑卡斯和國會議員的態度顯示，中美在東亞地區安全利益「零和」關係的衝突性，不是兩國密切的經濟合作利益可以化解。 美國駐華大使個人對中國的認知，往往影響中美關係的運行。歷任駐華大使中，老布希值得一提。1974年老布希出任美中未建交前的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實質上等於駐華大使，今年已是40周年，他短短一年駐中國任期，對復出的鄧小平印象深刻，這使後來擔任總統的老布希與鄧小平合作，緩和處理1989年天安門事件對中美外交危機的衝擊有很大助益，成為一段佳話。 鮑卡斯訪問過中國八次，對中國有一定認識，他雖不如前兩任大使洪博培、駱家輝對中國有特殊感情，但他也是中國的長期友人。1989年「六四」以後，他力排眾議，是支持中國享有美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的關鍵人物。但因美中存在結構性的互信赤字，兩國對新型大國關係認知不同，互有猜忌，北京如無法溝通好白宮、國務院和參議院領袖，想經營良性的新型大國關係將非常艱苦，而鮑卡斯無疑比駱家輝的先天包袱更小，更易施展，只是「睜大眼睛」對中國人來說不算是好話，接下來就看他如何發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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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4 03:56 PM PST
今年春节，有一种不同往年的平静。一方面是没有特别值得媒体渲染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和新的领导班子非常之低调。这种平静后面有什么特殊原因吗？我想恐怕是因为今年是甲午，而这个甲午有可能像1894那个甲午一样，成为大战之年，或者，是一个可能发生习近平所说的"颠覆性错误"之年。我认为，正是这种甲午可能出大事的心理，给这个春节带来了不寻常的平静。 这种想法不禁让我到网上查找一下，两个甲子之前的那个春节，中国的精英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今天的感觉呢？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正是在那年春节，孙中山回乡写下八千余言的《上李鸿章书》。 http：//www.baike.com/wiki/《上李鸿章书》 今天读孙中山的"上书"还是颇有趣味的。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次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样的见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李鸿章并没有像《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所描述的那样私下召见孙中山，而是没有理睬他。直到十六年后"拳匪"之乱，知道大清难保的李鸿章才有过与孙中山合作的想法。但那时，孙中山却犹豫了，并最终打消了与李鸿章联手的念头。 120年之后，读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最大感慨，不是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中国改不了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维。百余年间，中国有过两场大革命，当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如今则被尊为国父或英雄，但我们都知道，如今当局其实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都把孙中山这样的人视为危险的谋反者。又逢甲午，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政治的这种宿命般的轮回。 研究清末历史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怎么有效，真正搞垮大清的，是清末当权者自己。最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甲午之战中国遭到灾难性失败。这种观点初听让人感觉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甲午战败，究竟错在哪里？是一开始就不该贸然去打，因为完全没有胜算，还是说中国并非没有打赢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到了这个层面，中国的史家们就莫衷一是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之败，中国内部的腐败和不团结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即便是当年主和派胜出，或主动开展且一时占据上风，大清最终都逃不掉丧权辱国的结果。《环球时报》1月2号的社评不挑战这个基本逻辑，但认为现在中国国运发生了变化，中日实力彼消吾长，所以此甲午非彼甲午，中国将以非传统的方式，"战胜日本"。 真的是这样吗？日本现在确实没有能力也不敢再想征服中国，但中国的腐败和不团结问题还在，也不会因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就消失，所谓"战胜日本"，不知从何说起。 以国土之广，人口之众，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难题从来不来自外部，而来自内部，来自中国人不能善待中国人。中国的政治因此而难以开放，中国人的政治互信也难以建立。这个问题若不能突破，中国的所谓"国运"维持不了多久。 问题的主要方面当然首先在当权的一方，虽然这并不等于在野一方就没有问题。甲午年的到来，是对中国精英的一个提示，历史将对中国人进行新一轮的考验，看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场考验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就是香港。在这个甲午年，香港将决定2017的普选方案。 从目前的状况看，没有任何令人乐观的迹象。当权一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反对派打成国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爱国者。这样一种策略，从一开始就封闭了通往理性与包容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治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一就是逼反对派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就像当年孙中山那样。按照今天当局的标准，孙中山完全够得上卖国贼，但当局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另外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当权者迟早要犯所谓"颠覆性"错误。因为"颠覆性错误"，不是决策者考虑不周的结果，而是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格局的产物。世界上没有不出错的决策者，但缺少开放和包容的政治环境，不仅令决策者更容易出错，而且迫使决策者一条道走到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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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4 02:57 PM PST  给听众朋友们拜个年。该说的话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这话听着吉利，可是大家都知道是假话，不可能万事如意。但是作为一种祝愿，倒是没什么恶意，听着也让人高兴，这假话也就一年年的说下去，但说无妨。这说明人们心理愉悦的需要，有时候会胜过辨别真假的需要。 不该说的话，就是不吉利的话。报忧不报喜，大家听着心里膈应，说话的人常常是费力不讨好，好心不得好报。古往今来各行各业包括私人生活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得好报的可不仅仅是说话的一方，不喜欢听的一方也难免吃亏上当。这说明人类其实还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动物，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还是主流。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有。这就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好话坏说；坏话好说。说者有意，听者无心；或者是听者有意，说者无心。比如碰到一位老人，说您怎么越活越年轻了。这话有真有假，但听着都很高兴。真的部分是说你是个老人，否则就不是越活越年轻；假的部分是你毕竟是个老人，怎么可能越活越年轻呢。逗你高兴罢了。 正因为说假话人家都愿意听，所以敢说真话的人就少了。也正因为敢说真话的人少，说真话才成为一种可贵的品质。物以希为贵嘛。不但以稀为贵，真话往往能帮助人们趋利避害。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都能头脑清醒，多听不吉利的逆耳忠言，能够趋利避害。也不妨听听让人高兴的假话，愉悦愉悦心情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快过节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小的岛国，有很多免税的银行。不光免税，还有很多严格的银行保护法。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是干净的钱还是脏钱，都可以保密的存在那儿不怕调查也不怕被没收。有一帮黑客悄悄的进入到这些银行的电脑，发现了很多脏钱和客户。其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是官员们的亲属；存款高达几千亿美元。比中国的福利和教育费的总和还多得多。 大过年的这算是不该说的不吉利的话了。但是能不说吗？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因为没钱上不起学。教师们也因为教育经费不足而勒索学生以便增加收入。多少人因为付不起钱而不能接受治疗；多少年轻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不能成家；多少老人穷困潦倒；多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钱到哪儿去了呢？都到了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口袋里；都存到了外国的银行里；都变成了别人国家的投资和福利。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大大的不吉利。 学者们天天都在评论中国的经济。有的很有道理；有的一知半解；有的云山雾罩；有的胡说八道。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为大公司服务。都是从公司赚钱的角度分析经济，而不是从为社会服务的角度分析。所以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真正的危机，都不愿意说出危机的真相。倒是这次揭发巴哈马群岛银行的存款，碰到了这个真相。 不用学者们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用老百姓的大实话说。这些被调查出来的钱，和隐藏得更深没被调查出来的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些钱即使被剥削了，如果继续投在中国的市场上，经过一番周转还是会变成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至少其中的大部分最终会变成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 可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经济奇迹的真实内容就是极度的剥削。极度剥削造成了极度的贫富差距；极度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仇富仇官的社会心理。担心安全的中国商人和贪官污吏把钱转移到国外；想赚大钱的外国商人把钱转移到中国。所以才能维持缺乏国内市场的，经济量很小却很能赚钱的所谓奇迹。 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中国人拼命的工作，是在为中外资本家们赚大钱工作。中国自己仍然是个穷国，而不是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上；巨额资本被转移到国外市场。就证明了中国不是什么第二大经济体，而是第三世界穷国。经济体的概念不仅仅是生产量，而是生产和消费周转的数量。生产多而消费少的经济是畸形的经济，被外国剥削的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 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描述，就是中国的经济生病了。什么病呢？就像一个人不断被抽走血液和营养，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体弱多病面黄肌瘦勉强维持而已，而且有可能恶性循环越来越弱无法维持走向死亡。看看现在的中国经济不正是这样吗。 中国模式的病根就是超经济的剥削。能够创造出超经济剥削的，正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维持这个一党专政体制的，已经不仅仅是共产党这个团体，而且是中外资本家的联盟。他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政府，而且极大地影响着民主国家的政府。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了，西方的经济也被这个中国模式所连累，贫富差距也在迅速的扩大。 这是我在新年来临时要告诉大家的最坏的消息。没办法祝大家万事如意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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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4 12:54 PM PST  身患绝症久治不愈的王震长公子，七十六岁的王兵到底未能熬到他期待的八十四岁。 2008年4月习近平以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王震百年诞辰座谈会并亲自发表讲话后，与其亲属单独会谈时即被告之王兵已经被查出癌症。一位与王兵来往颇多的广东人士数月前专程去北京医院看望王兵时，王兵还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乐观，很自信地对周围的人说他七十三岁那年已经就教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告诉他"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叫自己去，只要能挺过七十三这个槛儿，就最少能活到八十四。" 这位算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给王兵的老子王震算过命，对当时距七十三岁生日还有几天时被查出癌症的王震说了同样的话，结果王震就顺利挺过了七十三岁，八十四岁那年医疗小组竭尽全力要力保他活过这一年，但天不随人愿，就在距九十五岁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那天，王震去世了。三天之后，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被安排给了"党外人士"荣毅仁，幕后的交换条件是荣毅仁把中国大陆的第一家正部级公司中信公司的一把手位置让给王震二公子王军，王军则把手中的好几个商务巨贾的职务分别给了王兵及邓家和杨尚昆的女婿们。 王震去世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将一份"王震同志遗言"签发给众常委阅读，其中内容是王震生前与邓力群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的多次谈话记录，其中一段被传抄到网上之后用了"王震提醒江泽民，有一事可乱国"的耸动标题，原话是："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收入差别太大。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搞两级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两级分化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就变了，就必然会有人造反，有人闹事，12亿人口的大国就混乱不堪。" 讽刺的是，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谋利，王震恰恰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典型的"口言善，身行恶"。 即使是从被中共政权允许公开披露的资讯中即可以得出再清晰不过的结论，那就是邓小平令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跳跃式进入到"两极分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最先进入了所谓"先富起来"的行列。 1993年王震去世的当月，被当时江泽民身边人员讽刺为"毛远新第二"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个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你爸爸通风报信,等你爸爸出来後,我们也得要个一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着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一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成为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全部"红二代"中暴富最早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请荣毅仁出面组建日后被称之为"十大官倒公司之首"的中信公司时即同时让邓榕让此信息通报给王震，于是王震的二儿子王军被委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王兵则出任中信深圳公司副董事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的王家两个公子分别是从军队总参和海军系统进入商界，而且日后仍然还都保留着军籍，甚至过份到一九八八年恢复军衔制时双双都抗上了一副大校肩章，中共政权当时的军商合一、军商不分，王震的两个儿子是始作俑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简称中海直），王兵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该公司自成立之后一直都是"不务正业"，当时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作"。而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作"，什么都敢买，什么都敢卖，诸多业务的重头就是走私军火。因为王兵当时的行为实在是太过招眼，王震在世时的深圳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在前述邓榕纪念她"胡子叔叔"的文章中，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後仍能势力不减,邓榕不惜把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文章中的原话是："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正是因为有邓榕的"两肋插刀"作保，此后的王家兄弟特别是这个刚刚去世的王兵为人处事比自己父亲在世时更加无所顾忌，在深圳公然持枪绑架，而被绑架者居然还是中共"官二代"之一，中共前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婿，时任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 回顾当年，乌兰夫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要比王震雄厚许多，被毛泽东称作"流氓无产者"的王震还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铁路工人时，乌兰夫即已经被中共地下党选送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而王震加入红军那年，乌兰夫已经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兼翻译了。中共建政之初，王震因为在新疆滥杀滥捕被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处参了一本被迫由新疆分局一把手改任铁道兵司令员时，乌兰夫已经被委以周恩来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说服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意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他两岁的王震，自己则回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自此王震一家对乌夫一家总是相当得礼遇，陈显旋娶了乌兰夫孙女乌辽娜本来就是王兵保的媒，日后两人如何会化友为敌，幕后的原因外界无人说得清楚。 也许是王兵的太过胆大妄为令他在"官二代"里的人缘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他去世之后追悼场面规模很是有限。他是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医院过世的，两天之后即被仓促举行了"告别活动"，化作青烟之后的三天之后，才有一家"毛左"媒体"中红网"发表了简短和消息和几幅照片，日后外界读到的各网站上的"王兵去世"的文章和图片全都是始出自这同一来源。海外一家中文媒体在转引这一信息时竟然以 《王震长子王兵逝世 重量级"红二代"齐聚八宝山》为题，但事实上如果把习近平和王歧山以及俞正声形容成"红二代"中的重量级的话，王兵告别活动的到场者中为数了了的三五个"红二代"成真得是连中量级都算不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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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Feb 2014 09:37 AM PST
2009年，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将两个人物推到公众眼前，一个是维吾尔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创办"维吾尔在线"的伊力哈木，他被"监视居住"45天，限制出境。另一个是暴力治疆20年，因该事件而丢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王乐泉。 五年即将过去，1月29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著文透露，习近平在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引发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因为1月15日伊力哈木被数十名警察抄家，被刑事拘留后下落不明。而十八大从政治局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任上退休，担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的王乐泉继续在高层出没。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会给新疆和中国民族地区带来什么影响？搞清楚这个重大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王乐泉给新疆带来了什么。 中共建制之后，王震带军队入疆，进行过屠杀。毛泽东派年轻的习仲勋去纠正王震和邓力群的错误，虽然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民族自治，民族政策也不完整，但还是有一个相对的民族融洽时期。典型事例是一个叫库尔班的维族老人，要骑著毛驴去北京看望毛泽东。维吾尔是大突厥游牧民族中唯一农耕化的一支，性情温和。王乐泉执行的恶政，仅仅20来年，就改变了新疆的风貌。盘点起来，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一，库尔班时期汉族干部进疆必须学习维语，无论州委书记还是县委书记，下乡要讲维语，这是在新疆主政的基本功。县级以维语为主，就连县级文件都是双语发。王乐泉逐渐把这些规矩全废掉了，县里70%是维族干部，只发汉语文件，维族干部看不懂，活该。 二，新疆一直实行双语教学，但是王乐泉把维语变成外语的一门选修课，选维语就不能选英语，维族孩子就不能考北京的大学。为了上大学，维族学生只能学习汉语和英语。这被认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毁灭。 三，维族孩子从小在清真寺出出进进，在做礼拜高昂的号声中跟著阿訇学习古兰经。但是王乐泉强迫清真寺有限开放，维族孩子和青年18岁之前不许进清真寺，这被看作是对全民信教的毁灭性打击。 四，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维族人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因为朝圣者中有逃跑的，有带回基地传单和东突旗帜的，官方就采取严厉管束措施。朝圣要求组团去，每个团进入沙特，护照就必须上交统一管理。发生跑的、违反规定带回违禁品的，领队要受处罚，家族要连坐，家族人被没收护照，不能再去麦加朝圣。 五，经济发展中，维族利益受损。喀什是有著上千年伊斯兰经典建筑的老城，但是强拆中，老城被毁掉一半，损失无法估量。王震时代在民族自治地区搞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戍边，胡耀邦时代撤了，王震告状，邓小平又恢复了，变成省中之省，中央文件抬头都要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自治区并列。从农1师到农11师，沿著水源上游到处建城市，把汉人弄进去。新疆农灌全部是雪水，是全国最干燥的省份，建设兵团在上游建城市，还让维吾尔这个农耕民族怎么活？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里，习近平选择内蒙古自治区做联系点，春节期间冒著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考察牧区，说明对日益上升的民族问题的充分重视。习近平"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大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是维稳不等于"严打"，"维权"首先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维护政权如果只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这个政权肯定出了严重问题。 多年来伊力哈木作为精通新疆和中东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优秀学者，无论教学还是网站，坚持的是对王乐泉的错误政策的理性批评。正是中共二十多年自己错误的的政策，引发了民变和分裂，这是导致两大民族近年仇恨，以至仇杀的根本原因。同样西藏也是如此，内蒙古也开始了。不纠正，国无宁日。惩罚伊力哈木，则是一错再错。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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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Feb 2014 11:21 AM PST 民生观察工作室今天发布的《二0一三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披露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官方不断强化对人民的严密维稳与监控手段，以大量的数据指出目前的维稳与监控呈现扩大化、经常化、滥用化、系统化、持续化、严厉化、特务政治加剧等特点和趋势，在网格化维稳下大规模侵犯人权已成为常态。 "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是在官民日益对立的严重政治生态下，为了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形成的强化控制社会、高度打压民权的极权体制。以"稳定"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与自由的合法要求，以强制性权力为倚仗，以意识形态控制和监控人民为手段，以警察国家、特务政治为暴力压制工具。 现行的维稳体制事实上是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把所有公民都纳入监控之中，公权力无限膨胀、肆意横行，公民权利荡然无存，《二0一三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曝光了官方维稳与监控手段的肆无忌惮：监听、监视、拦截、切断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的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喝茶、传唤、上岗、警告、殴打、非法骚扰、恐吓；跟踪、蹲守、上岗、围堵、拦截；强制旅游、强制失踪；殴打、绑架、软禁、关"黑监狱"、办"法教班"等等，内容触目惊心。 在维稳体制下公民权利和尊严甚至生命被无底线践踏。因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妻子刘霞迄今为止已被法外软禁三年多时间，长期的与世隔绝使刘霞罹患严重的抑郁症和心脏病，身体状况堪忧。而在本报告发布的前几天，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被曲阜维稳人员非法控制后离奇坠楼死亡。正如民间就薛福顺非正常死亡的声明中指出的："薛福顺之死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维稳体制之恶，维稳部门可以随意侵犯其人权和公民权利，甚至可以株连其家人，此类暴行蔓延已久并酿成诸多悲剧，薛福顺之死只是诸多悲剧中的最新一个。以侵犯人权、破坏法制、破坏国家正常秩序为特征的非法维稳不终结，悲剧还会不断重演。" 暴力压制的维稳之恶的实质是体制之恶。缺乏宪政体制的一党专政下，官权畸形强大，利益集团腐败丛生，为了保住政权和利益，维稳权力得以被广泛滥用。只要中国现行制度无以改变其极权形态，则维稳体制之恶仍将得以维系，公权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平，公民的公平则将继续是天方夜谭。 维稳体制现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暴力打压和侵犯人权不会解决社会问题，不过是在把矛盾往后转移，使其政权合法性不断丧失，从而导致更大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对暴力维稳的依赖将使暴力成瘾的政权最终成为暴力的牺牲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面对维稳的天罗地网，作为国内首份反映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的报告，我们见证了这张网下的疯狂与人性的沦丧，谨此，民生观察郑重声明： 当局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维稳与监控手段； 停止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终结维稳体制；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2-3 二0一三年中国维稳与人权年终报告概述 中国政府不允许中国公民公开的质疑、反对中共的执政特权，不允许任何可能会危及中共专政特权的力量出现。因此，中共当局坚持对中国社会进行持续而严密的维稳与监控，特别是在中国公民涉及政治体制、公民权利等方面的行为，中共当局更是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排除一切手段进行全力打压。2013年度，那些被当局认定为政治上敏感的人士，包括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公益律师、上访人员、被拆迁户、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等所有人权捍卫者，在以和平的方式行使他们各项的权利，表达和政府不同的意见时，都被政府看成是异议分子、不稳定分子、反对分子和政权颠覆者，进行严厉控制。据不完全统计，在2013年中已有超过160名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中国公民被拘捕，这种大规模的维稳镇压行动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和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挑战。 2013年，中共当局至今依然奉行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坚持"早发现，早制止，力争事前控制，把反抗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造成其维稳政策越来越严厉、越来越疯狂，表现出来的特点有：敏感时期越来越多 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经常化、维稳与监控越来越被滥用和扩大化、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没人性化、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系统化 严密化 全民"特务化"、 维稳监控反应与行动越来越快速化、监控越来越长期化 持续化 重点监控人物和地区越来越多等。 政权和利益是命根子，为了保住政权和利益必须进行维稳。维稳是政治刚性任务，为了实现维稳目标可以不择手段。2013年中共当局编织出了一张维稳 的"天罗地网"，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有：喝茶、传唤、警告、殴打、非法骚扰、恐吓；跟踪、蹲守、上岗、围堵、拦截；强制旅游、强制失踪；绑架、软禁、关"黑监狱"、办"法教班"；对异议与维权人士通讯工具的监听、拦截与切断等等。 网络将人类带进了自媒体时代，批评政府的声音多了些，这自然成了当权者的心头大患。2013年当局大大加强了对网络的监控与打击力度，对此我们进行了专门关注。 面对维稳的天罗地网，作为国内首份反映中国维稳与人权状况的报告，我们首要的工作是记录下这张网下的疯狂与人性的沦丧，为历史作见证，为下一步的抗争与行动打下基础，以最终终结这非法的维稳体制。 2013年当局维稳与监控的主要特点 一、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经常化 敏感时期越来越多 2013年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维稳与监控，呈现出了越来越经常化的态势。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党员干部都被要求对社会的综治维稳工作常抓不懈，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始终把稳定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抓好、抓实。2013年，中国当局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加强了综治维稳工作的检查力度，及时掌握各种维稳状态，严格落实预定的维稳措施，及时排查维稳"隐患"。维稳工作成为了中共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项主要日常工作，维稳成为一票否决的硬指标，成为官员升迁的必考内容，它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中国政府的"敏感时期"越来越多。"敏感时期"越来越多首先体现在原有的"敏感时期"的范围不断扩大。如全国"两会"是每年固定的"敏感"时期，但现在各省市区的"两会"，甚至市县级的"两会"也都"敏感"起来了。各地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因此受到各种监控，如2013年1月湖北省的"两会"期间，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因此被从家中带出在外非法拘禁多日。如每年的六·四，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原来只有北京等大城市和地区对异议人士进行维稳监控得比较厉害，但2013年的六·四维稳监控扩大到全国，全国几乎所有上了当局黑名单的异议人士都遭到"旅游"、上岗等各种稳控措施。 其次，除了往年的中央及地方的重要政治性会议、重大庆典等传统的所谓"敏感"时期外，2013年又新增了许多新的 "敏感"时期。包括： 1、 4月29日林昭祭日与12月16日林昭诞辰日，2013年4月29日全国各地网友赶到江苏苏州祭奠林昭，苏州本地的网友基本上都被警方控制了。例如：苏州市的顾志坚、袁雪成、戈觉平、潘露等很多人，此外还有外地的很多有意前来祭拜的敏感人士也被当地警方控制了，例如：湖北的石玉林、浙江的邹巍等。此外，2013年各地公民因祭奠林昭而有数十人被苏州警方抓进派出所以及被强制遣返，例如：陈宗瑶、吴旭光、马永国等，还有张圣雨、黄文勋等人还遭到了苏州警方的殴打。 2、公民同城饭醉日。每月的最后一周的周末是许多北京、上海等城市公民同城饭醉的日子，这一天已经成为中国当局特别敏感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国保都要监视、跟踪、阻扰本地公民举办、参与"公民同城饭醉"的聚餐活动； 3、湖南"被自杀"民运人士李旺阳的祭日， 2013年6月6日是〝六四〞工人领袖李旺阳"被自杀"整整一周年的日子，西安访民康素萍以及全国多位民主维权人士前往其墓地去祭拜，却遭到邵阳市公安局北塔分局茶园派出所等30多人阻止，其中部分人士的随身物品和手机被抢，并且还有多人被带到派出所去进行审问和搜身。 4、.赵紫阳的祭日。1月17日是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祭日。2013年的这一天他的故居北京富强胡同周围以及赵家府內，都增加了很多国保和便衣警察，对前来吊唁的人们进行驱赶与拍摄监控。有很多怀念赵紫阳的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遭到了控制，而以往则没有今年这么敏感和严厉。 5、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在这一天，各地政治异议人士被当局或控制或警告，不许他们在这一天举办任何活动，尤其是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们。同时，在这一天有至少数千访民聚集在北京，向国内外反映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准备到北京联合国驻京办、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共外交部、北京南站等地请愿，而北京当局早已派出大批警察、便衣严密把守，对访民进行稳控，阻止他们公开聚集。 二、维稳与监控越来越被滥用和扩大化 2013年，全国各地大量上马或完工了"天眼监控工程"。当局在利用这项工程对社会治安进行监控的同时，也对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进行了严格的维稳与监控。如： 2013年4月15日，合肥市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宣布，年内将确保"合肥市视频监控系统"启动实施；2013年5月20日，黑龙江哈尔滨电业局配合哈尔滨市阿城区公安局网监大队完成了"天眼"视频监控体系接电工程；2013年，苏州灵岩山上的林昭墓被重新安装了新式的监控探头，维稳与监控部门以此来监视和记录到此祭拜林昭的各地政治异议人士。 警方的身份证识别仪上，有对上访者设有特殊报警的装置。据维权网报道，在北京的老访民透露：北京警察手中的身份证识别仪对所有来北京的访民设置了特殊报警装置。识别仪对访民分三级稳控的标准。（1）新来的，只在指定的信访口上访的；他们也不能有一般的国民待遇，报警灯显示的是黄色，表明是访民，注意其行为，不采取其他的稳控措施。（2）在敏感地区有"过激言论、过激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报警灯显示的是红色，要带回留置室进行盘查，并通知地方驻京办，驻京办来接。（3）有过多次过激行为和言论、在境内外媒体维权过的访民，这些访民识别仪上显示的是网上追逃犯，是要严加稳控的，敏感时期是要被上手段的。 这种维稳与监控甚至发展到针对每个人的着装等生活细节。据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3-5消息称：3月4日和5日，武汉访民胡德宇连续二天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填表。胡德宇致电本工作室说，现在国家信访局对前来的访民不仅要求访民们将手机存包不能带进外，而且还要求访民脱衣脱鞋检查，连袜子也必须脱下来，胡德宇说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据RFA 2013年7月间消息，乌鲁木齐巿天山区的南大寺，自75事件周年前，门外不远处设有民警驻执勤点。 踏入斋月首个主麻日，新疆各地持续加强清真寺警戒，清查宗教服饰人士，并要求维族干部签保证书。海外维吾尔组织指，克拉玛依巿有17名维族人因服饰及留胡须被捕。 婚丧嫁娶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但维稳与监控也不放过这块。2013年8月11日是湖北武汉著名政治异议人士秦永敏年满六十岁的生日，武汉市一些朋友要在8月11日给他庆祝六十大寿。而武汉当局有关人员则非法要求他不去参加该生日宴会，并在8月11日当天派驻了数名警察守在他家中不让他出门，部分赴宴的朋友也遭到驱赶；2013年12月8日，秦永敏在武汉市举办婚礼，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非法稳控，各地遭到非法阻挠禁止赴宴的人士逾百人之多。 三、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没人性化 维稳与监控尤如一副春药，当局吸食上瘾；维稳与监控尤如一把利器，当局把它当作救命稻草；维稳与监控尤如一列战车，在中国大地上高速行使着，加上惯性，它越开越快，越来越疯狂，疯狂的背后是人性的丧失。 这种没人性，在国内众多群体事件中，尤其是那些发生了命案的事件表现得很突出。命案发生后，当局往往第一个启动的是维稳行动，即对受害人家属"做工作"、"陪伴"限制人身自由，实行威逼利诱，坚决不能让家属借机"闹事"，至于事实调查、抓捕凶手往往成为第二位的工作了。大家可以想象下，无视受害人家属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对受害人家属进行稳控，不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闹"，这还有人性吗？ 从监控的对象来看，当局不仅监控、骚扰、恐吓异议人士，连他们的配偶也不放过，甚至包括年幼的子女。这种状况尤其发生在异议人士被抓捕关押时，它们要让家属也"消声"，免得把事闹大了闹出了影响。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发生在安徽张林女儿张安妮身上的遭遇更让人愤怒。因为有一个异议人士的父亲，因为稳控需要他父亲从合肥回到蚌埠，张安妮无法再上学，年幼的她还被单独关押于派出所中。 、 从监控时间和过程来看，无论是春节，无论是周末，无论是你在陪伴父母，无论你是在照顾年幼的孩子，只要需要，只有上级和领导一声令下，你就得被维稳，你就得跟着国保同志走，没商量。即使明知你不会做他们不愿你做的事，你也得拎包跟着他们走。当他们启动了对你的维稳行动后，像生病就医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谈不上其它的权利。 从监控的手段来看，所有的监控都是没人性的，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入室监控"这种方式。所谓入室监控是指为了绝对实现维稳的目标，为了将被监控人彻底纳入监控者的视线中，监控者强行进入被维稳对象的家中肆意妄为，严重干扰影响了别人的么生活。 如：贵州74岁的民主维权人士糜崇标老先生在2013年9月初，通过网络发表了《贵州公民糜崇标第三次递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控告》一文。在文中，74岁的糜崇标披露了因他的人权活动，他及家人遭到令人发指的监控与打压。其中包括国保、保安等十多人住进他家中进行监控与控制的情况。这些人员在糜崇标家抽烟、谈嫖娼体会，甚至有吸毒人员谈论吸毒经历，而在监控期间糜崇标稍有不满和反抗还遭监控人员殴打。 2013年3月，由于中共即将召开"全国两会"，湖北省宜昌市民主维权人士石玉林从3月1日至3月20日，每天由一名协警在晚间进入他的家中，睡在他家的客厅中对他实施监控，白天则被协警带到他所在辖区的派出所"上班"。在这20天里，他的手机被警方暂扣，警方禁止他与网友通电话和上网聊天。6月初，由于89年64学运周年在即，石玉林于5月31日被宜昌市西陵区国保警察传唤至6月1日，到了6月2日他再次被平湖国保警方派驻协警晚上进入他家中对他实施监控，白天被带进派出所进行监控。12月5日至12月9日，由于石玉林的好友武汉市资深政治异议人士秦永敏要在12月8日举行婚礼，宜昌市国保警方再次于当日开始派驻协警进入他家中，对实施24小时监控，阻止他在此期间赴武汉市参加秦永敏的婚礼。期间，进入他家的协警晚上就睡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白天还有警察到他家吃饭或谈话对他实施24小时监控维稳。睡在他家客厅沙发上的协警，每天夜间都鼾声如雷，而石玉林的妻子又刚生下一名仅2个月大的婴儿，另一个10岁大的儿子又逢感冒发烧，他妻子上厕所也非常不方便，这种非人道的监控维稳造成了他们一家人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休息。 四、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系统化、严密化、特务政治加剧 2013年度，中国新一届政府不但延续了前一届政府的维稳理念，而且更加严厉的推行所谓的"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针政策。他们对维稳与监控部门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要他们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抓好社会矛盾排查和调处工作，化解影响稳定和安全的难点问题，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甚至不惜以违法的方式进行维稳；他们要求基层维稳部门及时上报有关信息备案；他们推出所谓的"防控结合"，强化安保工作，从城市的社区到农村的村组都进一步增加扩建了"维稳综治办"；进一步增加了"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在对公民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的事件上，中国政府动用巨额资金增加了维稳人员的数量与物资配备，同时也增加了高科技监控手段的投入，用以监听、跟踪、监视那些对政府有意见公民的言行；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政府还普遍加强了对维稳工作人员的应对培训和应急训练；严格实施节假日及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24小时值班制，由负责维稳的领导干部亲自带班。本年度，中国政府还对各个地方政府的维稳与监控工作加大了检查督查的力度，他们对地方的综治维稳工作，施行"目标责任制"，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督办，年终还要进行综合评定，凡综治维稳工作不力，带来不良影响甚至产生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都要取消相关责任人员当年的评先、评优资格和相关奖金，以此来绑架基层维稳监控人员，让他们出于顾忌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更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全力打压维稳"隐患"。 官方自己的文件是对维稳与监控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严密化最好的说明。如据《襄阳新闻中心》2013年09月03日报道，襄阳枣阳市环城办事处建成并启用了"网格管理制度"助推综治维稳工作。枣阳市环城办事处将辖区划分为多个网格，建立健全了综治维稳管理组织网络，并取得明显成效。该处充分依靠各村和厂矿企业，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普防普治，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办事处行政辖区为"大网格"，以31个行政村为单元划分"中网格"，以村组、企业、学校组成的责任片区为单元划分"小网格"。通过建立三级网络，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综治维稳管理网络，把网格化管理科学涵盖到整个辖区，力争实现"无缝隙、无缺口"的维稳工作监管格局。同时，落实三级网络维稳管理责任，成立综治维稳安全隐患排查小组，督促、指导辖区内"中网格""小网格"开展工作，"中网格"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为村委会主任，"小网格"由村组长、企业牵头人负责，并与各村签订了综治维稳责任书，严格落实包干责任制。环城办事处还完善机制，确保基层综治维稳工作有序运行。发动治安巡逻、村委会等多方力量，对全处辖区内的综治维稳安全隐患展开"地毯式"排查，重点对辖区内工厂、学校、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全面清查，确保综治维稳工作无死角，隐患排查全覆盖。据悉，在2013年湖北省内的各个城市都启用了"网格员"制度，各地方政府都招聘了大量的社会人员入编"网格员"。 2013年，中国民间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各种呼吁民主宪政事件、维权上访事件一再频发。由此，中央政府对各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地方政府则动用公共资源，发动并资助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公检法系统、信访、街道、学校、邻居、家庭成员，甚至还聘请社会无业人员、黑社会人员、黑保安公司以及掮客、说客各色人等，去不择手段的游说、欺骗、拦截、关押、殴打恐吓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他们在各个城市都开启了维稳"人海战"，采用"全民皆兵"的方式将维稳与监控进一步推向全民化参与。各地政府都招聘了大量的社会人员加入到维稳监控的队伍中来，让他们进入各个城市的街道、社区、工厂、学校等地进行"地毯式"的摸底排查，进而设计监控预案，安排监控人员及设施。他们在各个辖区都实施"无缝隙、无缺口、无死角"的高标准、严要求、全方位的维稳与监控措施，他们以试图罗织出一个维稳与监控的"天罗地网"，打造出一个表面上的"和谐盛世"。当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工作人员、你的邻居都主动或被动地从事维稳与监控工作，全民特务化的色彩就越来越浓了。 广东省云安县三级联防的"大综治维稳网络"就是一个全民化参与"维稳"的例证。据国内官方杂志《财经》《维稳机器》公开的数据， 云安县包括村干部在内，享受财政拨款的人员共有6700余人，参与维稳的人员总计就有1800多人，比例高达近百分之三十。其中县中心固定工作人员约20人，另有一支200多人的应急小分队，统筹应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8个镇维稳中心各有10多人。每个村的维稳工作站成员，亦按照人口规模配备人数。《财经》说，该县的维稳与监控工作已经实现了全民化参与，该县的政府机关，公检法系统、信访、街道、学校、邻居、社会人员等都参与进了维稳与监控的工作。据悉，为此云安县每年都会获得上级财政部门给他们的定期拨款约8000万元，即便如此每年还仍会有不定期的特别维稳经费划拨下来。此外还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入，用于8个镇的镇中心购买面包车、摩托车、电脑及办公桌椅等。 五、维稳监控反应与行动越来越快速化 2013年中共当局普遍建立和加强了维稳工作的快速反应机制与机构，普遍成立了"监控维稳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并由政府一把手、各（居）委会书记，派出所、党政办、财政所、计生办、劳保所、司法所、村建办、民政所、国土所、教管会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维稳信息的掌握和信息报告、特殊情况紧急处置等工作。他们要求在应急状态启动后，监控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立即获取信息（要求在几分钟至10几分钟之内必须要侦查到位）并派人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对事态进行控制。事后，还要事件记录在案，并对应急行动过程的活动进行综合评价，整理记录（包括谈话记录、摄像、照相及其它相关资料），及时写出工作总结，进行归档保存。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在《2013年"亚青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应急预案》中重点讲述了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措施1、值班。严格按照值班表明确一名镇领导带班，安排相关人员值班，遇有信访稳定方面的重大、紧急信息要迅速报告主要领导和区信访局、维稳办。2、接访。值班人员需做好每日接访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全局的安全稳定及职工群众信访事项。防止因处理不及时、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和蔓延，造成重大事件发生。3、排查。在全镇范围内继续开展滚动式集中排查行动，排查重点是当前的热点、焦点问题。各分管领导和所属分管部门负责工作职责内的矛盾排查、信息上报、化解稳控工作。每日上午11:30前，各村（居）、相关部门上报前24小时排查出的矛盾和问题。4、调处。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记录在案，必须及时处理，重大、紧急问题必须立即向分管或联系点领导及镇维稳办报告，必要时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共同处理。对发生在镇内的事件，要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处置。5、稳控。妥善处理信访稳定方面的问题，力求解决在镇内，加强对群体事件的防控，杜绝越级上访。对扬言、蓄意制造事端的人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教育稳控，随时掌握其动向，确保不脱控。6、责任落实。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一是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度，确保本单位发生的重大信访问题全部包案，落实到位；二是值班人员必须全力配合并处理发生在值班期间的各种事件。一旦发生不良事件，在开展妥善处置工作的同时，必须立即向主要领导报告。7、保障。一是经费保障。镇财政所准备备用金2万元随时备用；二是车辆保障。备车2辆。镇商务车（车牌号苏A4j980，驾驶员司开勇13952080788）、永阳派出所警车1辆，由所长王忠负责，做到随调随用。 当局对异议人士的行动反映尤为迅速。如2013年5月24日晚上9多钟，广州网友杨霆剑与邱华，在某QQ群发消息呼吁网友们在6.4学潮纪念日那一天，到广州街头参加"找手机"活动。然而仅隔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晚上10点多钟，他们二人就被广州市花都区的警方人员给抓获，并对他们实施了政拘留15日的处罚。 2013年8月23日，淄博著名维权人士孙峰由于在和朋友通话时，开玩笑说薄熙来近日将在济南受审，他可能会去济南围观，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数十分钟后，他就被淄博市国保、张店区国保、淄博市维稳办、淄博市信访办、张店区政法委书记、驻地派出所、张店区科苑办事处主任、居委会书记等十几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找到他，把他带到了星之旅假日酒店软禁起来，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三天。 六、维稳监控越来越长期化、持续化，重点被监控人物和地区越来越多 对于重点人物和重点地区，当局不敢有丝毫马虎，它们决不吝啬人力、物力、财力（实际上这是纳税人的钱）进行维稳监控，坚决对活跃人士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进行严格控制，使他们"活跃"不起来。对于异议人士比较多的地区，当局的监控体系更完备、反映更快，下手更重。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当局的维稳监控越来越长期化、持续化，2013年，媒体曝光的被连续监控数年之久者持续攀升，当然还有更多的被监控者的情况未公开出来。同时，2013年重点监控的地区也越来越多。 2013年被重点监控的人物 刘霞。刘霞在2013年6月12日的公开信中表示，因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自2010年10月起，她本人就失去了全部人身自由，至今仍被软禁在家中："没有人告诉我软禁我的理由。我想来想去，可能在这个国家，我作为刘晓波的妻子，就是一种'犯罪'吧？" 2013年12月2日路透社报道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罹患严重的抑郁症，据刘霞好友说，尽管刘霞病情严重，但她因为害怕受到当局的进一步制裁，坚持不肯寻求医疗帮助。目前她过着与世隔绝的痛苦生活。由于多年遭打压、自2010年被软禁家中的刘霞还患上心脏病，身体状况堪忧。刘霞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对路透社称，曾有好友与刘霞隔窗相见，当时刘霞默默地站在窗边哭泣。郝建说，"据我们观察，她的情况越来越糟。之前她还能讲话，现在她什么都说不出了"。刘霞曾对突破监禁采访她的外媒说"你可以想像，当晓波被抓走，我一个人面对敞开的世界和人，我是多么害怕和惶恐。但我必须也只能面对。我累极了。刘霞在她的一首诗的结尾中写道："未来对我而言是一扇关闭的窗户，窗内的夜晚没有尽头。噩梦从没有消失，我想去有光的地方。" 胡佳。自胡佳2011年6月26日出狱以来，他就遭到了当局花样繁多的长期不间断的监控上岗跟踪，不仅如此，胡佳还被经常软禁在家连门都出不了。2013年2月5日开始，到2月8日为止，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方连续三天非法软禁在北京市通州区的家中不得外出；2013年3月14日，胡佳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带离家门，传唤过程中遭到北京警方暴打，头部流血；2013年7月16，自6月28日胡佳被连续囚禁在家10天后，他自己并不清楚在某一天、因为什么理由会再被囚禁。自出狱后，三个最基本的底线正在被警方一一打破。第一、即使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也可以回家看父母；第二、在被软禁期间可以到附近的超市购买新鲜食品；第三、可以定期到医院进行肝病检查和拿药。 姚立法。家住湖北省潜江市的选举专家姚立法，长期推动、指导公民参与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为了阻止姚立法的这些工作，自2011年2月3日（农历大年初一）至今，姚立法一直被限制人身自由已达三年的时间，几年来，姚立法每天由专人接送上下班，节假日都无例外。在敏感时间，常常会被带往外地软禁或强迫失踪。 秦永敏。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从1970年到2012年，在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 ，入监22年。在2013年间，秦永敏多次向外界反应，他家楼下时常有安保人员巡查，警方人员三天两头的到他家"家访"，他家的网络及电话通讯也遭到监控和骚扰甚至多次被断网，有些客人来访还遭到了殴打。2013年11月29日秦永敏在他的剥夺政治权利期满的声明中写道，2010.11.29刑满出狱后，当局强行规定本人在剥权期内和两人（含两人）以上对话吃饭要提前24小时报批，不准在刊物上发文章，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离开武汉等等九条，本人家附近被专门安装了大量监控器，还专门在本人住处附近弄了一套房，由青山区公安分局驻守十余名警察、协警、保安，负责对本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任何时候出门都有一至数名特勤人员贴身跟踪，三年来一直如此。 徐武。徐武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一名消防员，因劳动纠纷讨说法被关精神病院四年多，2011年4月19日徐武绞断病房窗子逃出精神病院，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飞越疯人院的事件。尽管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但这种关注没有成为解决他问题的契机，反而使他陷入维稳的深渊之中。当年从广州抓回武汉至今，徐武一直遭到严密看守，武汉当局在他家楼下设立专门的岗亭，对来往人员进行盘查、阻止，徐武更是几乎出不了门，偶尔出门即被紧紧跟踪、监控。这种监控甚至扩大到徐武的父母。徐武严格说不是名异议人士，对他的这种监控说明当局对任何人都不会放过。 刘飞跃。刘飞跃是民生观察的负责人，近年主要从事维权工作，让人想不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些工作刘飞跃已被持续设岗监控达六年多。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前一个月，湖北省随州市当局派出三名社会人员开始在其居住的文峰学校门卫室驻守上岗，出门即对其跟踪监控。至今，这个岗哨已进入了第八个年头，一天都未断过人。在所谓"敏感"时期或当局对其不高兴的时期，"岗哨"内多达数人，在所谓不敏感时期，"岗哨"内也至少有一人。真是撤不掉的岗哨。在这些年中，刘飞跃还遭到非法拘禁、旅游、殴打等各种暴力对待。 艾未未。2011年6月23日，著名异议艺术家艾未未获释后至今，一直被限制出行自由，并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 2013年被重点监控的地区 1. 2013年北京地区的监控与维稳情况：2013年，由于全国两会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在北京市召开，北京地区的维稳与监控力度达到了空前严格的程度。2013年2月25日，北京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电视电话会议，对于安保维稳，郭金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保维稳专门工作，实现立体化、全天候防控；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北京由于是中共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然维权比其它地区搞得厉害，北京地区像胡佳、许志永、刘霞等等异议人士遭遇维稳监控的状况太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另外，北京像独立记者、独立作家、异议艺术家、访民等群体也长年累月受到维稳与打压。 2、2013年广州、深圳地区的监控与维稳情况：2013年广州和深圳市的维稳与监控力度也较上一年度大幅攀升。2013年，由于网民人数的大量增加，关心中国政治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人士也随之日益增加，而广州和深圳又是年轻人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年轻人血气方刚、一腔正气，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相互结识，共同发起了"南方街头民主运动"和"公民维权运动"，他们在广州和深圳的街头不断的举牌要求实现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要求当局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为此，广州和深圳当局极大的加强了对网络及通讯的监控力度，并且大量的增加了维稳人员对这些民主维权人士实施监听、跟踪、驱逐甚至殴打抓捕的维稳措施。如： 1月7日起，有数百以至更多网民分别自发前往广州南方报业门前集合、献花或高举标语声援《南方周末》；翌日，曾有数名聚集网民被便衣警察带走。其中包括坐在轮椅上举着声援标语的残障人维权士肖青山，被从轮椅上拖走。元月之后，广州当局开始秋后算账，南方街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中多人被警方传唤、拘留甚至抓捕，特别是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刘远东被当局报复性刑拘。2013年3月9日讯，袁奉初因抗朝核爆被广州公安拘留七日，刚出拘留所就被三四名国宝从广东强行送回湖北赤壁。2013年5月24日晚上10点多，广州维权网友杨霆剑、邱华因组建了一个QQ群，邀约网友在6月4日参加一个"上街找手机活动"被花都公安局行政拘留。据知情人士说：杨霆剑是被行政拘留15天。同时，番禺的刘兵也因在群里转发有关六四的信息被行政拘留15天。2013年6月23日，深圳市大批网友来到深圳中级法院声援深圳维权人士陈书伟的维权案件，结果有十一人被警方拘押，其中包括陈书伟、李小玲、肖青山、吴斌、夏世阳、林雪晖、王修求、胡伟等人，胡伟说他只是在围观，并没有干什么，也被抓去拘留。23日晚他们被带到莲花派出所后，不给吃饭、不给水喝，手机被收缴。抓他们的警察多数没穿制服、或有穿制服但无警号。 3．2013年上海地区维稳与监控的情况：2013年上海的公民同城活动非常活跃，全国公民同城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先生也长期在上海活动，并且由于上海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试验区，经济改革、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纠纷、公民维权事件也大量涌现，访民群体不断增长。因此，在2013年中，上海当局的维稳与监控工作呈现出趋紧的态势。李化平曾告诉博讯新闻网说2013年以来他被上海国保传唤或是"关爱"，超过二十次了。这样多次的传唤，至少十三次笔录，只有两次国保办理了正式的书面传唤手续与检查手续，其它的都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同时，上海民运人士杨勤恒、汪建华、高晓亮、张汝隽、胡可师、谢丹等人也一再被上海警察以传唤、软禁、扣押电脑甚至殴打恐吓的方式进行维稳监控。2013年4月10日2点多，上海异议人士黄小芹家里遭到上海数名国保的骚扰，并将黄小芹的一台电脑抄走。国保抄走她的电脑时对她说，抄走她的电脑是因为她有"网瘾"，老是在网上发一些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2013年也继续遭到严密监控。 4、2013年贵州地区维稳与监控的情况：贵州政法委在2013年上旬开展了"2013年上半年政法综治维稳重点工作督查活动"，主要抽查对各镇（乡）涉政、涉法、涉诉、信访的重点人员建档和稳控的落实责任情况；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情况。重点人员、反邪教阵地建设情况；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期间的维稳安保工作；重点人群管理情况；治安防范及专职治安巡防队伍的管理情况；"八一"期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安排情况等。 由于贵州省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比较多，更由于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自2012年贵州人权研讨会召集人陈西被当局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非法判处10年的徒刑以来，当局对贵州省的异议人士一直保持高压态势，生怕形成反弹。因此，每到全国"两会"等所谓敏感时期，贵州异议人士总是在全国率先被启动安保维稳，包括吴玉琴、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杜和平、陈德福、申有年、莫建刚、张重发、李任科、糜崇标等经常被"维稳"。 5、2013年杭州地区维稳与监控的情况：2013年1月7日杭州民主人士集体声援南方周末报社，于8日傍晚被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二名国保从家中带走。当时警察出示了传唤证，传唤证指毛庆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国保指毛庆祥和人聚会吃饭，还在网上乱发文章。浙江杭州另一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吕耿松于当晚七点左右正在被抄家，后来的一年中吕耿松又被多次抄家拘留。杭州其它民主人士的情况和吕耿松差不多。 2013年6月25日是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党十五周年日，浙江中国民主党成员原计划星期天在杭州吴山提前举行十五周年党庆活动。但自20日起，绝大部分成员都被警方以各种方式限制人身自由，陈树庆、吕耿松、邹魏、毛庆祥、高海兵、祝正明、戚惠民、、任伟仁、楼保生、王向晨等人的家门口有警方人员看守，陈开频更被软禁在一家酒店。 另外，杭州民主党人每周六的吴山聚会也成为当局重点监控对象。每到这一天，许多人就被上岗、堵门或跟踪，吴山聚会现场也遭冲击。 2013年当局维稳与监控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2013年，中国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维稳与监控方式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喝茶、传唤、警告、上岗、非法骚扰、恐吓；跟踪、蹲守、上岗、围堵、拦截；强制旅游、强制失踪；绑架、软禁、关"黑监狱"、办"法教班"；对异议与维权人士通讯工具的监听、拦截与切断。 1、 喝茶、传唤、上岗、警告、非法骚扰、恐吓阻扰 2013年新年伊始（1月1日），湖南岳阳市的刘东辉先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他们当地警方送给他的新的"新年礼物"（被警方威胁）。刘东辉因为他的一个网友，（可能是开玩笑式的）给他封了一个"中国人权观察负责人"的头衔，而在1日被岳阳市云溪区两位国保通知去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警方还赤裸裸的对刘东辉及其家人给予了威胁。 1月10日上午至中午苏州国保以涉嫌非法集会传唤2012年12月16日自发参加去林昭墓纪念林昭诞辰80周年的公民，他们有潘露、顾志坚、袁雪成、王健、戈觉平、吴其和、闻人贯达等人，公然践踏宪法赋予公民的集会自由的权利。顾志坚是这次悼念林昭活动的召集人，在网络上十分活跃，此前已经多次被国保喝茶。 2013-2-2日，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上午一开门就发现门口被街道等多名人员堵在门口，不让他们夫妇外出，他们知道自己被上岗了。事后他们得知，他们被上岗是因为有外媒记者要来武汉采访他们，所以国保队长就在她家小区门口镇守。另外，同样是武汉的被精神病者徐武当天被二名社区女干部上门吃饭，这二人是长期对他父母进行监控的人员。 2013-2-23日是本月上海公民相约"同城会餐"的日子，上海公民同城会餐多人被抓，其中，上海公民杨勤恒老先生（年约63岁）被国保带到辖区派出所，遭到了上海国保的威胁、恐吓、罚站。从外地回沪的谢丹，下午四点在聚湘阁被四个国保突然绑架带走，直到晚上21点才出来。胡可师则从前一天开始被国保控制威吓。 广东民主人士徐琳、孙德胜、陈剑雄、姜卫东，在2013年4月27日下午到上海曹溪路宜家二楼咖啡厅喝咖啡时，一帮穿警察制服和便衣的人过来强行把他们带走，未出示证件和任何法律文书。带到田林派出所后，被强行搜走 随身物品，包括手机、钱等。之后在派出所关押25小时，期间遭到警方人员的辱骂、殴打、戴手铐、坐刑具凳等，并且警方不提供饭食和睡眠床、被，使当事人又饿又冷又困。 据（（RFA消息）5月19日，一名珠海儿童被囚禁4年致痴呆，广州数名维权人士在广州火车站示威，对当局不人道的做法表示不满，结果全部被带往派出所。到派出所声援的广州网络人士野渡指，周日晚上约9时到火车站派出所，要求释放六人，当时约数名网友已在场，经发微博讲述事件，约三十多名网友到场，大家坐在大厅跟广州公安谈话，珠海一批维稳人员到达，想带陈芽离开，可能舆论压力，他们最后没这样做。野渡又指，早上返家后，发现被上岗，现时不能外出。另外，赖永献则被国保约谈。他说：我现在在家上岗软禁，跟着下午想外出，被国保拦住，我被上岗了。 2、 跟踪、蹲守、围堵、拦截等 四川省三台县景福镇蜜蜂嘴村五组的陈小青与吴吉伟、龙保军、赵德玉、冯中富、邓前银、羊衍伦、肖方礼、刘志琼、林俊生、唐有合、曾怀宪、羊衍全、左王庆、邓前银等15人，于2013年4月10日上午，在向国家信访局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后，被20多人跟踪。从公交车一直跟到地铁站。 跟踪的人对陈小青等人说："没办法，我们也是受人之托，必须跟踪你们，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对你们下手。"﹙有录音﹚。惊恐之下，陈小青等人只有跑到马家楼救助站，但跟踪的人一直在外面守候。 2013年4月4号，三十多名天津访民和六位在北京的艺术家先后到高度戒备的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为杨佳扫墓，结果都被强行送进多个公安派出所关押问话。北京诗人王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时与同行的艺术家追魂、吕上、张海鹰、张海涛、董晓利被保安跟踪和监视，最后，他们都被强行送进多个公安派出所关押问话。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13-5-1，福建维权人士屠夫（吴淦）周二在北京坐飞机到深圳之后，计划经香港转机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但在罗湖出境大厅的时候被当局人员拦截并被约谈，之后被告知无法出境，并称是福建方面做出的决定。屠夫下午被拦截之后告诉本台记者：本来去马来西亚，去香港转机，还有女朋友和孩子，本来想去玩一下，结果现在被拦下来去不了。 3、.强制旅游、强制失踪等 甘肃民运人士李大伟，曾以颠覆罪关押11年，在2013年两会期间，被天水国保于3月9日上午九点带离家门，到外地旅游。当晚到达文县住店，第二天直接去四川。据李大伟说，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没想到他们对他也这么客气了。原来只听说南方有这种好现象，陕西张鉴康律师也曾享受过这种待遇，在甘肃还从来没有过。 2013年武汉市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武汉三镇的访民继续到会场所在地武汉剧院围观请愿，汉阳拆迁户陈先国老人准备再次来武汉剧院的两会现场上访，却被汉阳维稳人员控制，并再次＂被旅游＂到湖北咸宁市，他以前曾因上访被"旅游"多次。 2013年4月10日下午约四点，江苏访民丁永红、杨剑艳从北京马家楼出来后，遭到无锡驻京办工作人员截访。4月11日下午3点多，丁永红与杨剑艳被押回无锡的火车上与家人失去电话联系，下落不明。 2013年8月2日下午2:00左右，著名媒体人笑蜀先生在北京学院路一个餐厅被国保带走。国保威胁他要他离开北京，否则让他"消失"。他表示他在救援好友许某某（估计是许志永先生），拒绝离开北京，结果被失踪。 4、.殴打、绑架、软禁、关"黑监狱"、办"法教班" 2013年5月17日，维权人士刘沙沙前往贵阳，贵阳当地国保疯狂控制贵阳人权捍卫者，以阻止他们与刘沙沙见面，其中维权人士李任科被几名国保反扭双手绑架上车，拉到荒郊野外抛下，抢劫毁坏他的财物，使其无法返回城中。 2013年01月18日下午，民生观察网负责人刘飞跃（湖北省随州市人），被随州市警方带走并软禁在某一宾馆内。据悉，此次刘飞跃遭到警方的非法软禁，是与湖北省近日要召开省两会（湖北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与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有关。刘飞跃从24日开始绝食抗议非法拘禁，于25日下午6点左右解除软禁回到家中。 ２０１３年２月９日除夕夜８点半，来自宁夏的访民王军亮正在北京市正义路上步行往住所走。路遇北京警察查身份证，警察得知王先生并非北京人氏，就将他强行带往马家楼黑监狱关押。据王军亮来电说，马家楼已经关满了人，和他一起拉的就有１０车，每车可坐７４人，他初步推测马安楼关了近千访民。 2013年2月20日傍晚，无锡上访维权人士陆凤娟被所在街道抓走，陆凤娟的家属向110报案。警察告知其家属陆凤娟已参加"法制教育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其实质就是限制访民人身自由的黑监狱。无独有偶，顾银英也在同一天被抓进黑监狱，这是第五次被关进黑监狱。其理由也是因为顾银英有可能上访。 10月1日，安徽省灵璧县访民梁茂荣再次进京上访，被灵璧县政府驻京办关押在位于北京大兴区黄村丽源路康乃馨城30号院三栋楼对面右侧原公厕改建的黑监狱内。 五、对通讯工具的监听、拦截与切断 2013年六四期间，安徽省蚌埠市维权人士李文革家中互联网被断，警察每天都要确认李文革没有离开蚌埠。李文革所建立的安徽亲友会QQ群近日被封。李文革所住的辖区派出所警察每天上午都打他家中固定电话，并在下午要见到李文革；李文革称国保要求他不得离开蚌埠，离开蚌埠要向国保报告，派出所警察的行为就是为了预防李文革离开蚌埠，如一旦发现李文革失踪或离开蚌埠，派出所就得即时通知国保。 2013年9月25日早晨，湖北省潜江市选举专家姚立法被专人接到所在单位潜江市实验小学上班后，即被学校教师等人带走软禁，三天来都无法回家。据事后了解到，此前，姚立法曾接到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电话，询问他27日是否有时间参加由总领事馆在武汉主办的美国学友联系会。 2013年12月8日，湖北省宜昌市政治异议人士石玉林，由于准备去武汉市参加异议人士秦永敏的婚礼而被国保警查派人从12月5日开始全天候监控，并且要求他在12月7日和8日不要出门。在12月8日当天11时许，由于贴身跟踪的协警下楼去买香烟，石玉林则由于在家阴冷就趁机下楼去了楼房傍边的草坪上晒太阳，期间他的妻子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开调侃的说了一句"正在去武汉秦永敏家的路上"。随后，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警方人员就多次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在哪里，并要求他立即回家。 2013年对网络和媒体重点监控的情况 中国宪法规定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但中共当局基本上不尊重这些权利。当局继续严密监控电视台、书籍出版、电子媒体，利用它们宣传政府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本年度，当局尤其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监控，对公民的言论进行了广泛而成建制的监控，那些发表含有对共产党政府不满言论者和有损政府形象的维权网络消息与网民等，都会成为被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并且他们往往都会被国保或国安警察约谈、警告、要求删除，严重者或屡教不改者甚至还会被以打击网络谣言、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涉嫌寻衅滋事等借口为由，实施拘留、判刑等处罚。 新华社北京2013年４月１２日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赵志国１２日就整治网络谣言的有关情况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绝不容忍利用互联网造谣传谣，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刘正荣、赵志国说，各类网络谣言经常出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刘正荣、赵志国介绍，有关部门对整治网络谣言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举措，除了依法查处和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疏于管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站，公安机关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６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清理网络谣言的行动已经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果。３月中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２１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４２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将进一步查处不落实责任，致使谣言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违法违规网站，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整顿的整顿；公安机关将对罔顾法律的造谣传谣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发动业界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对举报有功者予以奖励；将在全社会开展网络法制和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合理使用互联网，有关执法部门将毫不懈怠地履行互联网管理职责。 当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13年8月下旬开始，全国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网络大V的行动，秦火火、薛蛮子等纷纷落马，国内外媒体对此已有广泛的报道。而在这些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因网络遭受打压。 2013年1月19日，山西省委禁止人民代表转达百姓投诉。《山西人代会新举措：不准向代表发告状信》一文消息说，记者从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了解到，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1月23日在太原召开，本次大会提出的一项改变会风的新举措是：禁止非两会代表向向参会人员（两会代表）散发告状信、传单和小字报，不准通过手机短信或网络等途径散布谣言等。网民痛斥：人大会、政协会两会本来就是让百姓评价政府监督政府的会议，现在却明令禁止百姓发言，禁止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还美其名曰改进会风！ 2013年2月6日，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新浪、滕讯和搜狐三大微博上发布博文："本人实名举报：公安部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老同志周永康，祸国殃民！我认为，若想从维稳的阴影下走出，就必须清算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太多的人间惨剧悲欢离合，跟该周直接间接有关了。此人秉政十年，竟然荼毒天下，实民贼也！"浦志强的博文受到网友的广泛阅读和转载。但之后不久浦志强的新浪微博账号就被删除了，如今在新浪微博上已无法找到浦志强的名字。腾讯微博和搜狐微博上的浦志强账号虽然还存在，但相关内容均已被删除。 2013年2月20日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新浪开微博谈言论自由才一天即遭封杀，中国网民就此调侃习近平的"容得下尖锐批评"的新政豪言，泛蓝联盟声明直指中共做法愚蠢。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农历春节期间在新浪网开设了微博，并在（19日）获新浪实名认证为"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更被推荐上微博台湾首页，关注人数迅速突破六万人之后，周三（20日）下午账号突然遭到了关闭。而在此之前，官方媒体称赞谢长廷开设微博是与中国大陆的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他在微博多次发言谈宪政话题曾说"宪政是世界潮流，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有宪法，但有的国家宪法只是考试才用，并没有实施；有的国家只实施一部分，而没有实施的通常是限制政府权力的部分，这是人民痛苦的来源。 2013年2月18日，西安网友詹明松被当地国保约谈一天，国保表示，詹明松关于朝鲜核爆污染扩散的网络言论过激，说有煽动东北人的嫌疑，他们赞赏詹明松关注弱势群体，但是告诫一些言论私下聊聊可以，但是不能在网上聊，要以安定团结为主，不要参与陕西同城网友聚会的活动。2月20日，因为持续受到当局的压力，詹明松被迫解散了他是群主的两个陕西同城网友QQ群。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民法的杨支柱教授，他的部分博客和微博在2013年2月间被封号。杨支柱随后通过其他途径发出如下消息称：正月初四下午，我的网易、搜狐、腾讯、新浪、天涯5对博客和微博都失踪了，qq号被取消了，中华论坛和凯迪论坛也被禁言或消号了。连我在腾讯微博用另一个邮箱申请的"小号"也在启用12个小时后于初五中午被封。初六或者初七（我记不清了）我在新浪用手机号码重新申请了一个微博"地下室磨牙"（我2003年在上海三联出版的一本文集的书名），然后每日求一些粉丝比较多的老朋友关注，虽然我的粉丝总量还不大，但转发数、评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尤其是昨天傍晚被何兵教授推荐以后，粉丝增加数百，其中有许多是自身粉丝数万的。第二天早晨就无法登陆这个账号了。 推特用户遭黑客攻击。北京时间2月2日早上，知名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的信息安全负责人鲍勃.洛德（Bob Lord 推特账号为@Boblord）在推特的官方微博中发布公告："本周，我们发现了不同寻常的接入模式，企图在未经授权情况下获取Twitter用户数据，我们发现一次进行中的攻击并很快终止了这一攻击进程。"到目前为止，调查显示，攻击者可能已获得了约25万名用户的包括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临时交互ID及经过加密的密码等信息。包括网络作家安替在内的多位推特网友"中招"。推特官方微博还表示，他们已向可能受到影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进行提示重置密码，还建议用户禁止浏览器中的JAVA功能。黑客强攻推特事件发生后，有中国用户在推文中加注标签"#是蓝翔干的"，再将矛头指向近年黑客事件中曾被提及的一所"神秘中国技校"。 河南各级政协常委皆被禁止开微博。《南风窗》杂志昨日（2013年2月3日）一文披露： 河南省156名省政协常委皆被禁止开微博，这是中国各地政协的潜规则。题为《赵克罗：百姓坟都平了 当官的坟还保得住？》文章说，河南省政协共有156名常委，以前只有常委赵克罗一人实名开微博。但去年5月3日赵克罗以"河南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在微博上反对河南南阳的强制平坟运动后，惹得有些领导不高兴。省政协领导批评他不应在微博上乱发言，有意见应该通过统战部和省政协这两个渠道反映问题。逼其把那几篇微博删掉了，并连发3篇微博道歉。但赵克罗仍然在不久前被取消了河南省政协委员资格。 官方传媒记者遭粗暴对待。2月14日国内记者在采访时不时遭粗暴对待，近日连中央传媒的记者也有同样遭遇，新华社记者在河南暗访公款吃喝期间，疑遭民警非法扣押﹔人民网记者到深圳采访期间，被拒出席记者会。 社交网站"脸书"受到中国黑客网络攻击。2月16日总部设在此地的著名社交网站"脸书"表示，该公司最近遭受了网络黑客的攻击。据路透社报道，一些黑客攻击来自中国。"脸书"的官方博客表示，上个月，该公司雇员浏览一个被黑客攻陷的手机研发商网站时，遭受了攻击。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的博客遭"枪毙"。2013年3月间，山东大学孙文广发出消息说：我在博客上发文，三天就被枪毙，当局一再主张，博客实名，我的确实名了，请问枪毙我博客的人是否也要实名呢？2013年3月8日，我在开通的新浪博客上发文，次日又把今年在海外发的五篇文章挂了上去。结果不出所料， 3月11日我的第一个实名博客被枪毙，博客上出现："此博客已被关闭"的信息。我想公民有权开设博客，现在剥夺了我的权利，应该给个说法，否则该行为应是非法的。 女诗人潘婷因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发起散步，微博遭封锁。 2013年3月间，由于上海黄浦江出现漂浮死猪事件，女诗人潘婷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向上海政府提出质询，而此公开信在微博上不断遭到删除。紧接着诗人潘婷又发布微博，发起3月23日下午两点"猪江之约"，共同怀念曾经美丽的母亲河。要求网友不带任何道具、标语、口号等，自动集合、自由参加，纯散步。随后，诗人潘婷发布的关于散步的微博遭到删除，微博被禁言，私信功能也被禁，电话不能和外界联系。 中国官方在今年六四前净化网络，并暂停微博具影响力帐户。国信办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在微博转发谣言，暂停他在新浪及腾讯的帐号。何兵其后在微博指，国信办这次行政处罚违法。 据参与网2013年5月5日讯，2013年5月5日早上八时，成都网友上官乱（原名：凌怡）和六四天网义工蒲飞，被成都国保带到芳草街派出所。上午九时，蒲飞被释放。而上官乱一直被困在派出所，国保要求上官乱删除此前发布的微博文章。截止5日21时，上官乱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在此之前，媒体人士石扉客给上官乱打电话，其手机被没收。由于5月4日是成都市民准备发起反对PX的游行，四川当局启动了大规模的维稳，出动大量警察上街，并找了所有成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上访人士、活跃网友进行"维稳"。上官乱三次被国保警告。 湖南邵阳国保南下千里解散QQ邵阳群 。2013年5月8日，湖南邵阳国保南下千里找到在广州工作的QQ邵阳群群主刘俊军，强令其解散QQ邵阳群。据说，该QQ群是邵阳民主维权人士的交流平台之一。该QQ群的成员欧阳经华说，导致警方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邵阳的异见人士通过QQ邵阳群联系在湖南新宁县举行万城同醉活动，希望通过此活动去看望在此居住的一直遭受当局残酷打压的前"六四"学生罗茜。尽管由于邵阳国保的干预，参与同城活动的人被拦、追、堵、截，罗茜也被警方带离新宁。但此事引起警方警觉，最终导致警方采取解散QQ群行动。 2013年7月7日中午，江苏省无锡市法律事务所工作人员李荣华在家中受到无锡市公安局四名国保的威胁、恐吓及搜查电脑。李荣华当时在国保的威胁下被逼关掉了同城饭醉QQ群，被国保收集了所有同城饭醉QQ群的名单及所有同城饭醉的聊天记录。 朝日新闻中文网帐号遭四大微博平台同时封杀网站。截至中国北京时间7月17日晚，朝日新闻中文网全站已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访问，成为了最新一个被墙的外媒中文网站。据先前长期为朝日新闻中文网创作"晚安，哦呀苏米"创意字新闻系列的王左中右称，在北京时间7月17日11时左右，朝日新闻中文网在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微博的帐号突然同时无法登陆，现已查无此号。 《时代周刊》记者宋阳标因微博言论被刑拘。8月5日，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的大陆《时代周刊》记者宋阳标。北京知情人士表示，他被刑拘主要因为微博言论，具体是否挺薄言论则不清楚。 2013年8月间，中国记者刘虎因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官员被警方带走。据中国《南方都市报》报道，曾经在网络上举报官员渎职和受贿的《新快报》记者刘虎在重庆市家中被警方带走。该报援引刘虎妻子话说，刘虎被带走时被戴上手铐，而警员出示的证件显示他们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南方都市报》在其网易微博上发布消息说，刘虎被带走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警方也没有留下任何通知文件。今年7月底，刘虎在其个人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马正其。 2013年9月6日 "湖南同想会所"、"宪政梦—中国"、"SVTC—宝庆"、"凌晨三点半" 等QQ群，被湖南警方同时查封。湖南警方如此大规模关闭QQ群，显然直接侵害着公民的言论自由版权，从中可以看到当局对公民言论控制在进一步加强。 2013年9月初，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名初中生杨某因为在网上发帖称当地发生的一起命案可能是他杀，被当地警方认为涉嫌造谣，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被刑拘后又改为行政拘留7日，成为因为发帖转发超500被刑拘的"第一人"。 2013年10月18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报道上市公司中联重科财务作假内幕被长沙警方跨省刑事拘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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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Feb 2014 12:35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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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6, 2014, 6:03:25 AM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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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05:01 PM PST 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4年01月13日 发布 【编者按】：经过复杂的2013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2014年有何期许，对中国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许章润教授表示，2014年，应注意中国社会存在的四重紧张关系。本文系作者《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阅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连续三年参加天则的“新年期许”。每年此刻，几度期许，几度凄惶。说“几度期许”，是因为信心和希望尤在，则愿心愿景依旧，痴心不改。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可见转型跌宕，每多磨砺，需于长程谋划，故而“几度凄惶”。 今天把脉，2014年将会如何？可见的未来改革前景可能怎样？在我体察，不论最后实际结果如何，也许均与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的四重紧张关系脱不了干系。 第一重紧张关系，大家已经议论颇多。就是此刻的中国，一个高度空前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与高度的政治集权方案，同时出现。如果说此次“三中全会”有何新意的话，可能就是赋予“市场”以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以致经济学家们普遍欢欣鼓舞。 但是，与此同时，某种普京式的威权主义登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再度燃情，可能造就一种高度政治集权，怕是我们更应关注且忧虑之所在。可能当权者认为，改革走到关口，必须令行禁止，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顽症，一个强大的集权是必要的。 但是，以“中国问题”之复杂，转型之千头万绪，欲恃普京式的威权体制包揽一切来推导改革，是否真能恪尽所愿，说实话，在下颇怀疑虑。实际上，过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颇有成效，关键之一，就在于容忍地方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只要不脱宪政框架，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主权范围内生息，干就是了。而且，在此种紧张的深层，隐含的是“毛体邓用”式的理路。 换言之，邓式全力发展经济、有限放开社会，但却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不退步的路线，其所造成并暴露出来的体制性内在巨大紧张，不仅在此未曾有所克服，实际上于今加剧了。照此走下去，一路紧绷，愈绷愈紧，总不是个事。到那时，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以爆炸性方式解脱。但不论是哪种结果，皆非所愿则一。因而，在肯认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同时，逐步放开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三个市场同时建设，以缓解并终将纾解紧张，才是不二选择。 第二，当下中国，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推导下的吏治，雷厉风行，却与三十年来以法制建设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法治中国”这一主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运动式的整风，依赖强人的铁腕，可见效于一时，但如此行事本身可能就是在破坏规则，恰与制度建设上的法权主义整体追求自相矛盾。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来，清“四风”，娱乐业箫条，饭店鞍马零落，官员们不敢大吃大喝了，大家看在眼里，赞在口上，喜在心里。可是，明年此刻，也许又会出现宾客满堂生意兴隆的情景。盖因整风总是一阵风，风头过了，却无制度遗产，终究会反弹。倘若明年此刻还能维持今年的局面，乃至以后年年如此，可以说“整风”有成效，皆大欢喜。但在我看来，也许未必如此。 人欲是控制不住的，靠强权的控制也维持不住，因为强权本身就是一种私欲。只能靠制度，以及，以文明涵养来逐渐化育。说到底，富强、民主与文明，是百多年来转型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主流政治意志，就在于若无文明立国以为骨干，终究只见繁华，不见精神，脆弱得很。将“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合而为一，才能造就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目前基本的治道还是“以民生打发政治，以治安对付政治”，外加以行政吸纳政治，以政制反制政治。换言之，仅就前两项目来看，大众政治诉求焕然，要求循沿法权主义程序排遣，而现实政治既不愿、也不能提供这样的程序，于是，将它们归结为“民生问题”，结果出现了“以民生打发政治”这一治道安排。例如，从今年1月1日开始，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提高了10%，全民欢呼。昨晚接到老家电话，据说不少老人家奔走相告，絮叨一定要多活几年。为什么？因为钱多了，尊严仿佛水涨船高，舍不得，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也。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要说，这是典型的低人权情境下，以有限提升民生福利来转移政治关注，而终将政治打发掉的行政措置，近期有效，长期无效。为什么，因为福利和民生需求，是无底洞，永远不会餍足的。 至于打击“大V”以及对于自由派和市场力量的打压，表现的是“以治安对付政治”这一脉理路，说明的还是不曾、不愿开放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导致两相抵牾，有以然哉。 而无论是“以民生打发政治”还是“以治安对付政治”，暴露的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没有解决，则一切悬吊吊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凡此提法饱含善意，但是根本问题未曾触及，那就是“权为民所赋”无着落。 换言之，“主权在民”这一根本政治正当性如何落实为展现选举权的人民赋权方式，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权力一天不得安生。其结果就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但却无稳定的政权，而时刻需要维稳，使得政权时刻处在权力正当性的恐惧当中。本来，以经由选举而赋权的“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展现和换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是大众民主时代最为精辟的治道，其基本的预设则是：这国家是人民的，主权在民，而非私人的天下。在此不愿松口输诚，却抱定“永葆红色江山”云云，则一切没法谈！ 第四，由此造成的中国当下“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两相背离。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宪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总部在人民大会堂。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则在七人寡头政治，在中南海。由此造成“中南海”和“大会堂”一实一虚，一高一低的现象。这个问题来自于上一个问题，同样是一天不解决，则一天政权的政治正当性无着落。 自1978年12月启动“第三波改革开放”至今，转眼35年飞逝，而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势能和愿力，基本耗尽，亟需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此时此际，瞻望未来，我的新年期许是，尽快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其重心在于落实“权为民所赋”，解决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谨慎乐观”的文本依据，仿佛有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的架势，就看执行力如何了。果真照此走下去，善哉！ 问题在于，执行力愈强，则上述“毛体邓用”模式的内在紧张愈显，怕是一绷紧了，就会回头的。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却又是它的内在理路所决定了的。当然，“权为民所赋”的政制和法制落实，乃至于“人民出场”式的落地愿景，属于远景，十年之内恐无希望。但前景在此，终究要解决才是。不说不快，但愿彼此好自为之，则生民万幸。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ftchinese.com）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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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02:20 PM PST 新年伊始，北京市长王安顺为中国也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大新闻：在"两会"上回应委员提问时披露，中央领导为了限期改善空气品质，对他说了一句重话：如果届时实现不了，就"提头来见"。虽然这跟古代战场上立军令状不一样，不会真杀头，不过是句玩笑，但背後透露出局势的严重性，也有娱乐和新闻效果，因此各大媒体都及时报导，网上更是铺天盖地。祝贺王市长，一次成功的公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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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01:11 PM PST 去年11月的18届3中全会，宣布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都由习近平亲自出任第一把手。前者偏重政治、军事、外交，后者偏重经济、社会、民生，等于习近平囊括了各个领域的权力，确立了他的独裁。不管这个独裁是毛泽东式的"无法无天"，还是有些人所期望的"开明专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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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12:18 PM PST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8, 2014, 6:01:44 AM2/8/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廖祖笙：曲阜国公然宣告曲阜独立
- 余华：“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
- 胡少江：许志永是检验真假反腐的试金石
- 张思之：我所经历的历史――反思始于疑
- 晴朗：掀开央视春晚的大红帷幕
- 陈子明，王之虹：刘宾雁良知奖获奖词
- 余英时：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执政路线
- 高新：王震家族是否也“摊上大事儿了”？
- 蒙克：当今中国、战前德国与世界大战警告
- 纽约时报：美国参议员称中国对和平构成威胁
- 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 张戎：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毛泽东的失意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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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Feb 2014 11:37 PM PST 曾经的国都，有不甘做小伏低的壮志。曲阜古称鲁县，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国都。"新中国"成立后，曲阜成了山东省济宁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大抵是受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潜意识的驱动，曲阜胡天胡帝，在事实上成了国中之国。该国"维稳"者以无声的语言，公然宣告了曲阜的独立。 异议人士、民主党人薛明凯的父亲薛福顺被"自杀"后，曲阜官方不但沿用"法治国家"的惯用套路，控制了死者的尸体，而且千里迢迢赴京抢走王书清，再次控制了死者的遗孀。在这同时，赴曲阜声援薛明凯一家的围观者，不断被曲阜衙役给控制，被抓，被遣返，被扔在野外，被殴打…… 惨案当前，国中之国曲阜，不例外祭出了"法治国家"以强权压迫"协商解决"凶杀案的娴熟套路。据薛明凯披露，曲阜相关方面在案发后，提出了给王书清一套房子，外加每月5000元，直至王书清去世的补偿方案。王书清拒绝接受这等"协商解决"，坚持追问真相，所以也就被失踪至今。 赴京抢人，首都已被曲阜踩在脚下。曲阜公然宣告了独立，兹事体大，这有薛案中曲阜的再无官法如炉为证，有杀人后仍嚣张至此为证。国中之国曲阜，已俨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已公然独立于法脉准绳之外，已彻底独立于公序良俗之外，已完全奉行的是曲阜国自有的一套国法…… 你无需为曲阜国的公然宣告独立愕然。这些年来，在事实上公然宣告独立的，并不止于曲阜。宪法说公民有言论自由，"当今圣上"说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而事实如何呢？但见国中之国广泛存在，县官不如现管，"法治国家"的黎民百姓面对的往往是形形色色的土霸王、土皇帝。 中央明文禁止血腥强拆；刑法说杀人偿命；宪法说公民有通讯自由，有迁徙自由……可在国中之国比比皆是的"法治国家"，何时有过真正的"令出一门"？在国中之国的一亩三分地上，在权倾一时的土霸王、土皇帝眼中，中央和法律是什么？中央和法律不过就是一个屁，此外什么都不是。 严以律民、宽以待己的中共当局，何尝不知国中之国层出不穷？但往往是睁一眼闭一眼，兴许是觉得敢于公然践踏党纪国法者，多是"自己人"的缘故，于是宁可朋比为奸，甘于蛇鼠一窝。于是这个党渐渐也就这样烂了，宛若鲍鱼之肆，烂得就连高枝上也已是了然覆水难收，"民心尽失"。 曲阜国在薛案中的公然宣告独立，同其它省区在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中，以无耻的嘴脸无声宣告独立一样，缘起于高端权力对罪恶的默许和纵容。没有旷日持久的默许和纵容，就没有京城冤民的张袂成阴。暴政一边口口声声叫嚷"法治"，一边干的却是默许、纵容杀人、整人和抢人的勾当！ 曲阜当局横行不法，眼下不会付出相应代价，相反或有人官运亨通。这非臆测，而是有前例可循。廖梦君被"自杀"后，我被逼得连续数月行乞街头，被逼迫得"反党"……广东当时的掌门人不降反升，官拜荒庙权力中枢。这般用人体制，这般"伟大、光荣和正确"，天诛地灭，人神共愤！ 今天，我们在网上网下集体围观孔子故乡的嬗变和沦陷，围观曲阜国的公然宣告独立，深知痛并无奈着的，远远不只是薛明凯及其家人。当人性灭失的兽群能如此这般，将有形或无形的屠刀，一再指向我们无辜的孩子或是父老时，这意味着：置身事外，在暴政的铁蹄下，你一样是危如累卵！ 写于2014年2月8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邪党放任凶徒逍遥法外第2764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065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的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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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Feb 2014 11:40 PM PST  北京――如果想了解言论在中国的命运，我觉得"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去年年初是言论相对宽松的时候。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后，从北京到地方的很多官员都表示要倾听来自民间的尖锐批评。
当然，在官方媒体上是找不到尖锐批评的，只能去微博的世界寻找，可是那里往往也找不到，因为那里充满了"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 官员们嘴上欢迎批评，但行动上压制批评，这似乎很矛盾，其实很正常。对于大多数共产党官员，尖锐的批评越多就越会显示他们执政能力不足，所以他们欢迎批评（如果真的欢迎），也只是欢迎私下提出的批评。 这个"对不起"的微博删除行动，自微博2009年在中国诞生起就开始了，随着微博越来越活跃――据称用户已突破5亿，"对不起"的删除行动也就越来越兴旺。审查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指令，但另一方面是微博等社交网站的管理员在删帖。 什么原因？就是经济利益。中国的网络公司主要是民营的，他们不敢得罪政府，如果政府打压他们，那么滚滚而来的金钱眨眼间就会滚滚而去。所以他们总是主动去删除那些尖锐的批评，网民因此嘲笑他们是挥刀自宫的太监。 然而这些民营网络公司在删除微博和注销批评者微博账号的同时，又在悄悄鼓动微博上的批评声音。我的微博经常收到这样的提醒：某某的账号被"活埋"后变成某某"转世"了，建议我关注这个以新换旧的某某。 民众喜欢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所以经营微博的公司不可能完全让用户禁言。他们懂得把握批评的分寸，知道政府官员可以接受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努力将这些批评控制在政府官员容忍的范围内。好比是狼对羊说："允许你叫唤，但前提是不能引来猎人。" 可是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和响亮，这让我们的官员十分恼怒。 曾经有人问我，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我当时乐观地回答，当"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在微博的世界里消失之后，中国可能距离言论自由不远了。 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我嘲笑了自己。政府在去年8月开始了大规模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新浪微博有超过10万的账户被永久封号。 这些被封号的账户里有不少确实是谣言微博，也有不少是批评者的微博账户。政府声东击西，打击网络谣言是声东，封掉批评者账号是击西。 到了10月，我发现"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这句话几乎在微博里消失了。那时候没有什么批评的声音了，即使有，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 三年多来，我一直讨厌这句话，希望这句话消失，可是它真正消失后，我才知道不是言论自由来了，是更加严厉的言论管制来了。 到了12月，我突然看到"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在微博里重新出现，虽然不是过去那么大规模，只是零星出现，我也感到欣慰，仿佛可以冒出水面吸一口气了。我甚至开始希望这句话在微博的世界里重新泛滥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一直是紧一阵子后松一阵子，松一阵子后紧一阵子。我已经习惯了。 在近期的反腐运动中，很多官员可能又会口口声声说："党和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这样的话他们说了64年了，但我预感他们说得越多，"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也会出现越多。 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有个楚国人坐船渡河时，不小心把剑掉入江中。 他在船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当船前行到对岸停下后，他才从船上记号处跳入江中找剑，自然找不着。我们的官员欢迎人民批评的表面态度是在剑掉落江中时船上刻下记号的地方，实际态度是在让船前行到对岸后找不到剑的地方。那个地方说："对不起，原文已经被删除。" 余华最新作品包括《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等。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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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Feb 2014 05:23 PM PST  春节前，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许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其实，许志永所做的只不过是呼吁使用和平抗议的方式，要求中国的官员们公布他们的财产而已。许志永的被抓捕和被判刑是又一个活生生的事例，它证明了当今中国的反腐运动只不过是新领导人改朝换代的一个"立威仪式"，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根除蔓延全中国的腐败现象。 多年来，中国各级官员将手中的权力，变成货币、房产、外汇等财产的过程，与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随著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完成，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他们的亲属、朋友，也完成了由无产阶级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蜕变。中国的富豪阶层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与权力的密切关联，大部分财富直接来源于政治权力；二是富裕的过程超常的迅速。 中国的执政党在三十多年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许诺要"根除"腐败，并且还"过几年来一次"地推出几个"大老虎"开刀问斩，以平息民愤。其中位高者，甚至包括三位政治局委员和一位人大副委员长，至于部长之类的被抛出来问罪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由执政党发起的惩治腐败的运动始终效果不彰，"贪腐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已经成为中国腐败蔓延的一个铁律。 许志永们和由他们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就是为了在中国推行一种更为有效的反对腐败的机制。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收敛财富，从本质上讲，就是将人民共有的财产转变成个人的和家族的财产。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赤裸裸侵犯。唤醒公民意识正是为了从根本上阻止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杜绝权力侵吞公共财产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同时，要求中国的官员公布他们的财产，有利于民众对官员财产变化和来源的监督，更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反对腐败的一剂良方。 假如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同僚们真地希望根除官场腐败，假如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财产和肮脏的财产来源，他们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许志永的倡议，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并且通过法律，在全国推行之。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有要求所有官员公布财产的法律，官场的腐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那些侵吞国家资产的人，也更容易得到暴露和受到惩处。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不仅不支持许志永的倡议，反而将他抓捕入狱，然后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加以重判。本来，腐败的政府官员视许志永，和那些主张公布官员财产的公民们为仇敌是可以理解的；如今，通过惩治，力图通过法律途径反对腐败的许志永，中国的执政者表示了与腐败官员们相同的立场。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信誓旦旦的反腐运动，只不过是又一场权力游戏中的玩具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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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4 11:05 PM PST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真正从根本上考虑过往二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说，让我真正对历史开始反思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在温都尔汗之后。 "九一三" 我知道林彪出事算是很早的，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那时我还在北京郊区的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0月初，和我同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的朱平——他是我在北京市法院时的同事，来告诉我"林彪出事了"。 朱平是我们劳改农场唯一的经常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的人，他不仅外语很好，还有一项技能：会调短波。所以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当时我们能够每月进城一次，10月1号他回城里，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听了。 我从1954年就开始"偷听"敌台了。那年搞内部肃反把我软禁起来，这时我得到320元稿费，我们领导找到我说"你不要拿这笔钱"。我说这不是我愿不愿拿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人家给不给。 但是人家出版社根本不理法院，还是把320元稿费给我了。我去买了一台南京电子管厂的熊猫牌五灯收音机，能够听短波的。我就开始听敌台了。 尽管自肃反以来，我此生遭受的一连串的厄运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直把毛泽东当做神一样对待，直到林彪在沙漠中折戟了，一个写入党章的人"温都尔汗"了，肯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公开化了，这使我产生了思考：他的接班人，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怎么都公开分歧了？ "镇反" 我对1951年镇反的做法，当时就是不赞成。因为这样做不是依法办事，处决一个人起码得经过法律的审判，得给人有个说法。镇反的时候也不经审判了，一张布告几十个人命就没了；没有布告也可以杀人。尽管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但镇反是当时的大趋势，毕竟是个运动、是个政治运动，我也就认为应该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都应该服从政治需求。1979年平反后"归队"时我不愿回法院，也与这个有关。 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从1951年镇反开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历次运动，法院都很难严格地依法办事，都是服从政治。给我印象最深、刺激也最大的，是1957年反右之前，人大代表对法院镇反的做法很怀疑，于是有人大代表到法院来视察工作。法院对在此前没下过判决书的死刑，临时写了判决书，一看就是假的，怎么办？就有人出主意用醋泡。后来，法院的同事陈建国贴出了大字报："法院醋泡判决，良心哪里去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打老虎" 镇反以后，印象较深的就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前几年为了回忆这段历史，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每天都有指示，他是亲自指挥。他一定要在全国打出大老虎，包括部队里也要打出大老虎。 北京市的法院开始没有动，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机关没有成立打虎队。后来每个单位必须有老虎，哪个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必有问题。这个时候法院也成立打虎队了。 当时法院领导还很信任我，让我做打虎队队长。可是我什么材料都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我怎么打呢？ 当时的院长王斐然、副院长贺生高他们两位都对我很信任，他们让我做打虎队队长，我也不好拒绝。当时我的工作最忙，敌伪产的案子积压了一万件，工作忙又要打虎，怎么办？那就只能晚上打。 打虎打谁呢？既然反贪污就找财会部门吧。财会部门找谁呢？想来想去，就去找在旧社会法院工作过的财会人员。我们查了他的账，人家确实没问题，我们拿不下来他。于是就想方设法内外夹击，找他的夫人、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去闹。搞了很长时间，这个"虎"还是打不下来，人家确实没有贪污。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是法院宿舍，后来有人告诉我，听到他夫人在院子里跟人说："张思之没有良心，他结婚的被子都是我给他缝的，被子四个角上那花生、栗子都是我从山上给他找来的。他这样欺负我们、欺负老头子，坏了良心了。" 这场运动中，我也想到过，这样做对不住人家。但那是大运动，不是他家就是别人家，反正得找出大老虎来。 揭发 我们的院长王斐然，是1948年和我一道从解放区进北京城的老领导，他人是不错的。1951年镇反之后，北京市委以副书记刘仁为主的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充实法院队伍，于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了他们信任的贺生高来做副院长。 贺生高是位老陕北人，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他是刘志丹那时的人，他到最后走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几颗子弹。 正副院长后来对立起来了，两派之间弄出很多矛盾。 有一次我听到王斐然在下班后给一个女子打电话，而此前又听说过他进城后与原配离异态度很坚决。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观念：共产党员就是圣洁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能这样？再加上王斐然也包庇过道德和工作作风都不良的同事，这种情况下，我就成了"贺派"了。 到了"反高饶"的时候，空气已经变得很不一般，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一出来，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加强党的团结。我开了几天会都是一语不发，我知道我要是讲话，人家肯定不爱听。到最后会议要闭幕了，常真发难说："思之同志不发言不太合适吧。"那就讲吧，我一讲就搂不住火。 我讲王斐然曾经袒护某人不良作风和工作问题，还有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并且在那种场合批王斐然平时男女私情，气得他当场回了一句："无非是'房中术'嘛。"现在想来，我这样的批判属于低级趣味了，确实不应该。那个拉我起来讲话的人很凶恶，他说："思之同志讲话很重要，应该让市委派人来听。这个人经历过延安整风，他有经验，他知道怎么煽风点火。"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这样神圣的党，怎么能容忍你这样的行为，你既然是领导，你就要用非常圣洁、纯洁的姿态来领导工作。所以我不能容忍他的缺点。 肃反 很快，1954年的内部肃反，降临到我头上。 1955年"肃反"大规模开始后，法院常委在党内号召全部共产党员中县团级以上停止工作，来对付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法院骨干分子都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他们在整我时，用的手段比我们打老虎时恶劣得多了，有人给我写了一封"特务来信"，故意造成我与特务有联系的假象。我认为这是法院内部的人写了来陷害我，因此坚持让他们调查是谁写的，这很好查，但他们就是不审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不但不审查，到了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以后，他们又拿着信来找我，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是你写的，你承认就没事了。"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写特务来信？他们这种手段真是又荒唐又很拙劣。 我也不是那么好整的，虽然几十个人为了王贺之争来斗我，但我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过。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王斐然看到怎么整我也拿不下来，他就来找我了。他说："问题讲清楚也就告一段落了。老这样子僵着也不是办法呀。"我说："那我可以如实地讲，我该讲不该讲的都讲了，我已经讲清楚了。"他提示我说："那你可以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很明显是想让我把贺生高咬出来。我对他说："那你要早做这么个自我批评，我不早就没意见了吗？" 更早的时候，有人批斗我，是因为我参加过远征军，他们就批我参加过"伪军"。我从来都敢公开讲，我对美国是有感情的，二战期间美国这个国家对中国提供了多大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参战，德意日不是没有得逞可能的。但是抗美援朝时，我真是认为美帝国主义是野心狼。我刚加入远征军时就接触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了，并深受其影响，但在抗美援朝时，我认为是美国政府背叛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我就一直没有恐惧，因为我一直置个人的生死、荣辱温饱无所谓，我太无所谓了。早一天走晚一天走，都是走；吃好一点吃差一点，只要是温饱问题能够解决，都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整我，怎么给我不舒服，我都太无所谓了。知道他们是故意整人，但我并没有怀疑过他们整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对运动发展事态已经明白了，但是即使是1954年内部肃反肃到了我自己身上，我也没觉得是政策有问题，我以为是下面的人在执行中出了问题。 对斯大林的崇拜也这样。1953年内部肃反还没有开始，我是刑事庭的庭长助理，同时是敌逆产清管理组组长。有一件事我未曾公开讲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觉得我受到了沉重打击。我甚至觉得自己比毛比周都沉痛得多。人类的前途没了，不得了，这怎么办呢？我命令我领导的一个小组停止了工作，开追悼会，40多人一律站着。正在这时，出身北师大、我们一起工作的苟正华闯了进来。 苟正华一进来就说："老张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我"啪"就甩他一个耳光，"你也不看什么场合，汇报什么"。我在那种极度恶劣心情下，竟然抽了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一直向苟正华道歉，他对我很宽大，我们俩关系一直很好。我在当年对斯大林的热爱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太重大了、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去世时，我有的只是这样一个想法，人类的前途，怎么办啊？ "放卫星" "大跃进"我们参与了，我们还在南口北京市委的农场参加了放卫星宣誓大会。 南口农场放卫星的方法是，把已经快要成熟的30亩稻子拔出来放在一亩地里，当时所谓的密植，绝对是密不透气。庄稼不透风不行啊，后来经高人指点，在这块地的四个角安装了四个鼓风机来吹，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来视察过，因为这是新生事物。 我们也不是无知的人，30亩稻子眼看就要有收成了，你拔出来合成一亩？这不是糊弄人吗？但是当时我心里还有个疑问：《人民日报》上面小孩子坐在稻子上。《人民日报》能造假吗？《人民日报》总不会骗人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想不通，也不信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 南口农场当时有四个分场，总场召集四个分场开誓师大会"放卫星"，放卫星的方法很简单，一分场上去发誓，比如他们宣誓要产2000斤，二分场宣誓就要产4000斤，三分场宣誓就要产8000斤，到了四分场就是1.6万斤。当天就能长几十万斤。这很明显是在瞎吹，跟我在一起的周奎正，他说这一亩稻子长这么多，这装在麻袋里摞起来，得摞多高了呀？就为这句质疑的话，当时就按反革命来批斗他。 我们这时候就很明白这放卫星是怎么骗人的了。但我认为路线不会有问题，毛泽东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从心里觉得他说得多好啊！那些出问题的，一定是下面执行者不好。 "不驯服" 1979年8月份高考评卷，我们被封闭在北师大看卷子。那时是保密式手工作业，很辛苦，效率也不高。卷子还没看完，学校党委就来人找我，说市委通知你明天早晨9点到市委报到。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保密的，但是你必须来。 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市委决定要审判"五大领袖"。市委研究了分工。第一个是老佛爷聂元梓，第二个是蒯大富，好像第三个是韩爱晶，念到韩爱晶时，宣布审判员张思之。念完宣布散会，明天开始工作。 这时我只好找到法院带队的，我说对不起啊，这个任务我接受不了。当时我讲得比较温和，我20多年没办过案件，我怎么会审案子呢？他们就说："我们是反复研究的，我们研究了材料，因为五个人中，韩爱晶最难对付。我们觉得你能对付。"我说："对不起，我很难办。"当时我很强硬，我说谁决定的，我也不会去。 1979年"平反"后给我的前景是，你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原来你是哪儿来的，就回到哪儿去。当时我刚恢复党籍，他们就说："作为党员你得遵守政策吧？"我问："哪条政策啊？"他们说："归队呀。法院你实在不愿意回，那你得回律协。"我说我宁肯回律协。我说我是从律协出去的，我就回到律协来。 当时普遍的想法是律师比法官低一等。法官都是政治上过硬的人，有问题的人才去做律师。或者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政治上靠不住的人才做律师。很多人对我的决定很难理解。 我做出回律协的决定，是认真思考过的：经过这么多年反反复复所谓的斗争，人总要有所思考。 从这次开始，我也不那么驯服了。 本文为张思之先生口述，本刊主笔杨东晓整理。摘自《我们的历史》2014年1月11日博客中的《历史嘉年华2013年度特刊：由我而史――谁来书写小草的历史？》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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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4 09:26 PM PST
今年由冯小刚执导的央视春晚，在直播过程中已经遭到猛烈吐槽。这倒不奇怪，央视春晚等于是朝廷官办的晚会，换了谁去做导演都好不了。更加上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发出公开信，质疑冯小刚利用春晚谋私利，他身为华谊公司的大股东，把春晚变成对华谊旗下艺人的利益输送，以及为该公司营销战略服务。 这篇评论无意在这笔烂帐之中纠缠，冯小刚当然有这种考量，当今中国哪一个不变著法子谋私利？春晚不请冯小刚来，由央视自家人来执导就干净了吗？只怕要更肮脏。几年前央视大火，居然只抓了几个民工来顶罪，真相被死死捂盖子。如今周永康倒台了，人们才晓得央视的黑暗腐朽比起那场大火要厉害得多，周永康的亲信李东生已经把央视变成利益输送、情色输送的红色大酱缸，要说央视成了比"天上人间"还要高档的妓院，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不管谁来执导，不管有多少人看，不管有多少人吐口水。春晚总是要办的，因为央视春晚已经被定为国家文化品牌。什么叫做国家文化品牌？换言之就是代表著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试问春晚有这个资格吗？ 春晚的前身是1979年除夕的央视新春文艺晚会，1983年首次以全国直播的方式延续至今。1979年文革刚结束，那时党的形像很差，人民普遍信仰虚无。到了1983年，由胡耀邦、赵紫阳主导的改革使得满目疮痍的中国已经大地春回。那时春晚尽管有著洗不掉的政治宣传色彩，但不是对党的直接和肉麻的歌颂，无非是"四个现代化"和"中华腾飞"之类口味比较轻的口号，而且80年代的春晚一直都保留著对现实讽刺批评的节目。 转折点是1990年的春晚，那年刚经历过六四震撼，全国人民对这一历史创伤的疑惧，已经使得1989年的国庆50周年草草了事，这年春晚实在很难办。于是江泽民和李鹏亲自挂帅，直接介入春晚的安排，要营造气氛，抹掉六四阴影。所以从这届开始，政治宣传成了春晚的主旋律。也是在这一届，初登春晚的宋祖英受到江泽民的青睐，从此大红大紫。 春晚是怎样沦为党国的仆从和丫环，随便在记忆之中挑出几个例子，比如某年春晚雷人的老歌翻唱，这首《亚克西》新编歌词为："农民们一辈子种田地，上缴税费也合理，如今取消了农业税啊，阳光照在了心头里，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啊，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它比老歌词肉麻无耻了一百倍，擦鞋擦得如此拙劣，真能增添党的伟光正吗？审查节目的只管政治正确，党中央也受之无愧。 春晚台上台下那些人肉道具，一个比一个更具幸福感和自豪感，言谈举止严重不正常，彷佛人人都有智障。中国人真是那么弱智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如果这样的智商真是中国人的平均标准，这样的人民实在是全世界最忠顺、最乖巧、最好统治的人民。而春晚舞台所展示的集体人格和智商，正是当局精心打造出来的样板。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京奥时说："这个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是出于政治目的。"这句话用在春晚也非常合适。然而统治者还嫌老百姓不够弱智，央视某年春晚之外更要搞灯谜竞猜。那些灯谜简直就是侮辱人类智慧。比如："大二女生为何给温总理送围巾？""胡总书记委托李源潮到延安传达啥信息？""薄熙来的'原汁原味'为何亮人眼？"那时薄熙来还是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 春晚节目不能揶揄党国领导人，不能讽刺国家，不能批评制度，于是只好作践自己。历年的相声与小品无不充斥著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相貌歧视和地域口音歧视，曾红了十几年的赵本山，在小品中一如既往地羞辱农民调侃弱者，还用毒舌轻薄寡妇。为何这些在中国都不犯忌？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连权利意识都无从萌生。另一个关于整容的小品，老公说自己老婆丑，想拉她手都有损自尊，来访客人也说：你老婆真吓人！台上台下听了一片笑哈哈，这样的娱乐，这样的国民，有甚么尊严可言？更可怕的是，不但在舞台上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互相作践，互相欺骗，互相伤害。 这届春晚被吐槽为最恶心节目的是黄渤演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歌词努力为习总书记诠释"中国梦"，结果把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拉到纯属欲念追求与享受的基准线。这样的春晚被定为国家文化品牌，如果真能展示出什么软实力，那一定是负能量。一年又一年，它只会让党和国家的形象越来越丑陋。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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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4 09:4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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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4 06:24 PM PST  现在有许多人说他（习近平）走毛泽东的路，德国还有一家杂志甚至说中国又在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个当然是有夸张，是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举棋不定，有各种表示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他可能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但是基本上他好像要学习毛泽东怎么样能控制党。 最近《纽约时报》有一个很长长篇的报道。讲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又开始流行起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所以我现在先讲习近平的举棋不定的方面。为什么说举棋不定呢？因为现在表示他要出来进行改革，要把中国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被他看中。这里面至少有3派。第一派当然是亲左派，那就是希望他走文化大革命的路，重新把毛泽东的旗帜打出来，然后对贫富不均等种种好像要进行严厉的管制；第二就是老左派的，也是走毛泽东的路，但是基本上不是那么激烈，不像新左派那么激烈，而是近乎新权威主义的一种说法。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权威高度集中在习近平个人身上，然后在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第三派还有儒家一派，包括一些所谓新儒家。这里面很复杂，我们不必详细地讲，他们也想趁机而动。因为在去年11月，习近平又到曲阜跑了一趟，在曲阜呆了几天。曲阜孔庙里面的人送了习近平两本书，一本是《孔子家语》，我们知道这是一本伪书，不是真正孔子对家里面的人说的话，是后来汉代的人编造的。另外一本就是关于《论语》的注释，大概是一本旧的注释，新出版的。习近平拿到两本儒家的书就大谈'德'的问题。第一个他就认为没有"德"的话国就不能立，人也不能立。所以这是给儒家一个很大的诱惑，他们可以出来有所作为了。所以至少这三派都在争宠。 但是现在整个看起来习近平至少表面上要立毛泽东为正统，因为离开毛泽东他的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了。所以这就是他提倡自我批评的问题。不但提倡自我批评，他还在政治局里面还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这个新的口号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这是在什么场合的提法呢？就是在从曲阜回到北京以后他讲了儒家之德以后，马上又转向讲马克思哲学。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因为他一提倡而出现的就叫'马哲'，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个名词。从前讲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了，唯物史观啦这一套，现在改成'马哲'了。这个'马哲'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呢？是在共产党的十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提出来的。学习会是一个比较新的邓小平以后的东西。就是在1993年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提出要有政治局需要进行学习会。当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这个事情没有怎么特别注重，所以几十年来就马马虎虎地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是提出新的东西来了，要求用马克斯主义哲学教育武装全党。而且认为领导干部要把'马哲'作为看家本领。所以这样以来'马哲'这两个字就在全国流行起来。这就是他好像要回到马克思主义。 但是事实上讽刺的是，在同一个时期，日本的共产党就已经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贪污的团体认为跟马克思完全没有关系的团体，说他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要把他们开除出去。也不许他们叫'共产党'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所以这是一个很尖锐的讽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把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发动起来。自我批评过去并不是完全消失，但是每年都很难有几次进行，而且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在去年的9月他主持了一个自我批评的会，是在河北举行的，其中包括河北一些高级干部。大家都批评自己，有些人就公开出来说我怎么样浪费了，我怎么样用了公家的汽车，我给公家花很多钱买汽车是不应该的，这样的一种自我批评。其他人也跟着上来说自己怎么样滥用钱。从这以后，因为这个会议得到中央电台的广播，所以就影响全国。去年9月以后自我批评的会议在全国都流行起来，可是进一步发现这些批评都是没有用的。《纽约时报》也说中国已经恢复了毛时代的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好像是没有人受到伤害的，因为批评的运作基本上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机关的领导者由他领衔然后别人就跟着他讲，所以讲完了以后也没什么后果，所以这种批评最后变成一种形式主义。 但是共产党这个加紧控制却是不肯放松的。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新华字典去年2月出现了新版本。新华字典已经卖了好几亿了，一向很流行的，是人人都要用的。新字典的一大特色就是把'自由'两个字去掉了。从此你不知道中国有'自由'两个字。这在网上引起其他的愤怒，引起许多的批评，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共产党消灭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是到了怎么样的一个高度。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1月8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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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Feb 2014 01:51 PM PST  完成了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红二代”中最没人缘儿的王兵走得如此凄凉！》之后，又在海外中文媒体中读到一篇揭露王震家族的文章，说“王震家族是八老中首富， 王军在太子党中最出名”，文章原始内容居然是出自中国大陆境内的“网易博客”。文中说：“王震在世时有句名言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其所谓‘坐天下’，一是行使‘镇压之权’大肆杀人，二是对享受特权当仁不让。” 该文中关于王震当年在新疆“镇反”的残暴行径及与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因此结怨的故事早已经是尽人皆知，但他在担任铁道部司令员期间草菅人命的恶行至今还是鲜为海内外所知。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经过两次“镇反”，判刑关押几百万犯人，监所人满为患。一九五七年王震领导铁道兵修建鹰厦铁路，调集几万名犯人组成劳改工程队参与，为赶工期强迫犯人不分昼夜超体力劳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加之当地潮湿多雨、疟蚊多，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犯人累死病死2000多人。有人向王震反映，王竟说：“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大惊小怪干什么?”铁路修到福建省光泽县境内时，修路犯人不堪忍受而集体逃跑，王震将逃跑当作暴动，下令开枪镇压，打死几百人。 就是这样一个血债累累，即使在中共党内高层也普遍遭人诟病，甚至连毛泽东都提醒他不能“左”得太过，自称党内“大老粗”的王震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就是因为邓小平恩赐了一句“现在（你们王家）要什么都可以”，而迅速成为中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的八大家族中的首富。 早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笔者在修订《中共“太子党”》一书时即从国内朋友处得知，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傅锐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歧山分别于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七年调任广东省委常委时，到任之后都要先到王军和王兵在珠海和深圳的隐密住处“拜码头”。表面上看，王军当时掌管的中信总公司以及和王兵掌管的中信深圳公司，也还有王兵独霸的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都是所谓“国资企业”，但此二人分别在珠海和深圳所拥有的高级别墅却是整个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的老板们，甚至是生意已经在内地遍地开花的香港富商巨贾们都不敢奢望的。珠海和深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即有传闻说王震到当地视察多次，有时故意不住当地专为接待“中央首长”所建的“招待所”或“迎宾馆”，而是住在王军和王兵在当地的私家别墅里，当地官员都要到那里去拜见“王老”。 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当年在深圳的休养地是当地按照杨尚昆和江泽民的指示特别安排的，其规模和档次与王家在当的私宅无法同日而语。从公开资料中可以查找到习仲勋在深圳休养期间与王震的合影，照片上显示的会面情景那叫一个亲切和热烈。笔者虽然没有消息来源证实，但既然人家王震对习仲勋和夫人表现得是那样的“大度”和“不计前嫌”，在上个世纪整个九十年代里时常要从福建去深圳看望父母的习家长子习近平没有道理不代表习家登门对王家表示政治上的感恩，所以有理由相信当年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也曾经是王军和王兵在当地的豪华私宅的座上宾。 如今，习近平已经贵为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继而又多出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王歧山已经贵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上任之初即与习近平一唱一和，口口声声“反腐没禁区”，“打虎不设限”的时候，是否想过王军和王兵在深圳和珠海等地的极尽奢华与已经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前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陈同海绝对有得一拼。 前述“王震家族是八老中首富 王军在太子党中最出名”一文中披露说，在已经过去的薄熙来案件处理过程中，王震次子王军曾与中共元老、新四军彭雪枫之子彭小枫联手，进行“营救薄熙来”，并收集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2012年3月开始，王军等太子党及其幕僚多次在银行业的私人会所秘会，商讨如何将手中掌握的有关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曝光，为了保密，当时参会人员的手机都被统一保管。于是不久人们就看到《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习近平家族和温家宝家族贪腐多少亿美金的报导。这背后也有周永康、曾庆红的参与，但也有王军等人的谋划。 当时的出自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中说：随着习近平地位日益升高，其亲人拥有的商业利益也不断扩大，横跨矿业、房地产和手机通讯等行业。习家族财富高达3.76亿美元，包括：在江西一家稀土公司拥有18%的股份；在深圳一家投资公司投资近3亿美元；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投资2000余万美元；在香港 拥有7处房产，总价值超过5500万美元，其中一栋豪宅，位居香港知名富豪区浅水湾，价值3150万美元，长年空置。 事后有外界媒体追踪报道说：“彭博社的这则报道，引发中国社会极度不安。习家族大发横财，明显受益于习近平权位上升。民众抱怨：权钱交易，赚钱机会不平等。而中共当局立即屏蔽彭博社网站的做法，更让中国民众不满，认定那是做贼心虚的表现。” 外界的追踪报道中也援引了原赵紫阳幕僚、退休的前中共开明官员姚监复为习近平的辩护词，说是：“齐桥桥等人是独立商人，把他们的利益算到习近平名下是不公平的。” 与此同时，也有明显是为了维护习近平正面形象的外别界媒体特别援引“维基解密的美国外交电文”，说“习近平对金钱不感兴趣，没有腐败传闻”。分析认为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的所谓“习近平家族财富”被突然曝光，大抵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有人对外放风，出口转内销，借机狠踩习近平。放风的最大嫌疑人，是周永康。薄熙来倒台，是胡温习联手运作的结果，作为薄的靠山，周恼羞成怒，并不轻易认输；也只有主管情报的周，才最有可能对习家资产摸底。 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年左右，赶上了他的父亲习仲勋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时受邀到场的百多名中共“太子党”成员里，王震家族的代表是王军，这是否可以说明至少在去年十月之前王军还没有参与过对习近平家族的“抹黑”行动？当然，对习氏家族的“抹黑”行动，或者说是拉习近平家族“一起淌浑水”的阴谋举措都是在境外施行，都有哪些策划者和直接、间接参与者他习近平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未必能够调查的清楚。 笔者本人在这次王兵去世之前，也一直是倾向于相信对习氏家族的“抹黑”行动周永康的嫌疑最大，但一向都是在“太子党”圈内无所顾忌的王氏家族的长子去世得如此低调也确实令人不能不生发联想。外界一篇援引“中红网”消息的关于王兵去世的报道使用了《前中共副主席王震长子王兵去世，中南海无人露面》的题目。笔者到是认为中南海的现役领导人没有亲自到场实乃正常，因为王兵生前表面上的政治级别连个副部级都算不上，而不合情理的是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歧山，无论是俞正声还是刘延东，甚至连刘源、刘亚洲等居然连个“送花圈”或者“打电话慰问”之类的表示都不给一个。中红网的报道中贴出的“前往八宝山告别”的“重量级”元老子女一共只有六个，而且还包括了可能连习近平都不知其人的“曾涤将军之子曾豹”，那么仅从逻辑角度判断，象从习近平到刘亚洲中间的任何一位“太子党”的在位者如果对王兵的病逝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表示，肯定会被中红网突出报道的。如此说来，王氏家族莫非也已经“摊上事儿”，而且是“摊上大事儿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 王震家族是八老中首富 王军在太子党中最出名 王震在世时有句名言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其所谓“坐天下”，一是行使“镇压之权”大肆杀人，二是对享受特权当仁不让。 行使“镇压之权”大肆杀人 1949年10月，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在新疆“镇反”中表现出疯狂的极左。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亲赴新疆，叫停牧区的残酷“镇反”，王震不服，还发生争论。当时，王震甚至用大炮轰平维族村庄，造成大批维族人惨死。后来新疆人吓唬哭闹的小孩，就说：“王胡子来了!”于是小孩害怕而立刻停止哭泣。后来，中共高层出面招王震进京，王震被撤职。 1957年全国经过两次“镇反”，判刑关押几百万犯人，监所人满为患。王震领导铁道兵修建鹰厦铁路，调集几万名犯人组成劳改工程队参与，为赶工期强迫犯人不分昼夜超体力劳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加之当地潮湿多雨、疟蚊多，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犯人累死病死2000多人。有人向王震反映，王竟说：“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大惊小怪干什么?”铁路修到福建省光泽县境内时，修路犯人不堪忍受而集体逃跑，王震将逃跑当作暴动，下令开枪镇压，打死几百人。 享受特权当仁不让 王军在太子党中是“出名人物” 在中共八大元老中，王震家族应该算是“首富”，这与王震的腐败、堕落不无关系，王震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无论是为自己谋官还是为子女贪利，是最贪得无厌，最赤裸裸的一个。 港媒曾在1990年披露，新疆的天山脚下建有豪华的王震别墅;《当代》杂志同年也披露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庄挥霍的故事。王震在世时的特权不但福及儿女，而且孙子辈也同样跟着沾光。 王震有三个儿子王兵、王军、王之。王军在太子党中是最出名的人物，官场通吃，坐拥两大最赚钱的“国企”：中信集团与保利集团。 王军先被安排进入中信公司，出任该公司业务部经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很快升为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然后又是第一副总经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 王兵1987年被任命为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副参谋长。1983年组建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有消息称他还是中信深圳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的儿子王京阳与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结婚，育有一子。 当时熟知内幕的人都说，中信深圳公司才真正是王震家族的私家店，别号为“深圳王家铺子”。 三子王之当年用48,112美元建立了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自己当起了老板。 去年薄熙来出事后，王军出面积极活动“捞人”，妄图倚仗权势把薄案翻过来。 王军参与“营救薄熙来” 据悉，在薄案中，王震次子王军曾与中共元老、新四军彭雪枫之子彭小枫联手，进行“营救薄熙来”，并收集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 2012年3月开始，王军等太子党及其幕僚多次在银行业的私人会所秘会，商讨如何将手中掌握的有关习近平、温家宝的黑材料曝光，为了保密，当时参会人员的手机都被统一保管。 于是不久人们就看到《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习近平家族和温家宝家族贪腐多少亿美金的报导。这背后也有周永康、曾庆红的参与，但也有王军等人的谋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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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11:29 PM PST 更新时间 2014年2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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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11:00 PM PST
BRIAN KNOWLTON 2014年01月30日 、 奥巴马总统的驻华大使人选周二在华盛顿从头到尾听完了一位参议院同僚措辞强硬的演讲。那位参议员指责中国频频践踏人权，并且打算重新确立其历史上的地区主导地位。这名驻华大使人选随后表示大体上同意其观点。 这位被提名为大使人选的马克斯・ 鲍卡斯(Max Baucus)是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就其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做出了上述评论。听证会上的发言大都是支持他的，预计他的提名最早会在下周轻松地得到确认。 他说，美国在对华问题上需要“公平但态度坚定”，同时要“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但是，正当美国试图对付越来越咄咄逼人和自信的中国，同时努力设法扩大其在亚洲的影响的时候，鲍卡斯不得不专心听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激烈和批评性的长篇发言。 麦凯恩表示，如果认为中国领导人去年11月底宣布在东海划设有争议的空防识别区，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内部政治竞争的压力——正如鲍卡斯早些时候在听证会上声称的那样，那就幼稚得有些危险了。 麦凯恩说，“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像我们似的有自豪感，也不是因为中国官员想要保住自己的官位。” 他接着说：“这是一个关乎亚洲和平与安全的日益突出的威胁或挑战，因为中国领导人深信，中国必须、也一定会重新获得它曾在亚洲拥有过几千年的主导地位。” 麦凯恩直言不讳地说，除非鲍卡斯明白这一点——并认识到“他们长期践踏人权，从未间断过”——他就无法有效地代表美国。 也许是想避免与一位即将对自己的提名进行投票的参议员公开对质，鲍卡斯告诉麦凯恩，他并无异议，并表示，“我认为，你的观点基本上是准确的。” 他接着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体目标是与中国接触，睁大眼睛努力寻找共同点，”比如通过改善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但他承认，两国的整体关系相当之复杂。 一些参议员对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表示担心，该识别区覆盖的区域内有几个存在领土纠纷的小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已经公开批评了中国要求飞经这一区域的军用飞机提交飞行计划并识别身份的做法，称北京极大地增加了发生危险的国际事件的风险。 对一名大使来说，挑战派驻国家的政治可能是件极为微妙的事，正如驻日本大使卡洛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批评了日本最近大批屠杀海豚后所体会到的那样。但是，当另一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科・鲁比奥(Maco Rubio)问鲍卡斯，是否会以个人身份挑战中国对宗教自由的限制时，这位大使提名人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 共和党议员鲁比奥向鲍卡斯提了一个具体问题：他是否会考虑出席未在中国政府注册的教堂举行的礼拜活动，那将是对中国一项有争议政策的公开挑战。 鲍卡斯回答说，“我们的目标是起作用，”他补充道，“我将采取那些我希望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 鲍卡斯现年72岁，他是任期最长的参议员之一，去年他表示将不寻求再次当选。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的话，他将接替首位华裔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职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在下周对提名进行投票。 鲍卡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他对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贸易问题通常会占据大使的很多时间，他誓言要密切参与贸易问题。但是，正如周二他一不留神所承认的，他不是很了解所有涉华事务的细节。 在第一次被问到有关中国的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以这句话开始，“我在中国问题上不是真正的专家。” 事后，一位助理试图削弱人们对鲍卡斯犯了失言错误的感觉。 这名助理对《政治人》(Politico)说，“鲍卡斯参议员是在表示谦虚。那是蒙大拿人的做法。”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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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11:46 PM PST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研究“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的著作，本文为思郁的书评：我们都是平庸的人类 —————————————————— 2013年总结阅读心得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一年里读了很多关于德国问题的书，主要涉及到二十世纪的德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纳粹主义与大屠杀、德国的纳粹主义语言与二战后德国的地下阅读等等。 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德国的国民性研究是一个逃不过的话题，我们读到了数不胜数的哲学与历史著作，但是在我看来，大部分著作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谈学术与思想，而没有对德国问题更加细致入微的剖析——更具体来说，没有一本类似于研究日本国民性《菊与刀》那样的著作。 刚刚读完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这本小书可以弥补以上提及的某种缺憾，但是这本书主要的研究1933—1945年这个敏感时期的德国人，更为侧重德国纳粹主义与反犹主义特性，虽然对德国的国民性有很多精辟的观察，但囿于作者自身犹太人的身份限定，他更关心的是纳粹体制是如何侵蚀德国普通民众和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作者米尔顿・迈耶是德裔美籍的犹太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在美联社担任记者，1935年，他在柏林试图多方联系希特勒进行会面采访，没有成功。后在纳粹德国游历数年。二战后，为了更加了解这个国家，他搬迁到德国的一个小镇，深入到了德国普通人的生活。 本书的主角就是十位普通的德国人，有裁缝、教师、警察、面包师等，他们都是纳粹分子——如果按照我们对纳粹一般的认定，他们入了纳粹党，执行命令，参与小镇的纵火案和驱逐犹太人。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他们又是普通人，从这个词汇最普通的意思上理解，他们只是为了生活，他们的作恶只是在权衡生活的利益，他们的伤害并没有反人类罪的可怕，他们只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善良与邪恶的共同体，就如同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一样。 所以，某种程度上，阅读这本书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作恶，而在于他们作恶的时候懵然不觉，还有一点，他们作恶的方式，扪心自问，就如同任何一个人一样。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迈耶在前言中提到，他回到美国，“我对我的国家有点儿害怕，害怕在现实和幻想结合所造成的压力之下，它可能想要、得到和喜欢的事物。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碰巧在德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在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是我”。 对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各个层面，比如我们熟知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一系列对普通人的电击实验，还有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61年针对纳粹将领审判的观察写下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值得提及的是，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 我们不难理解，在1955年的解放和审判纳粹主义德国的语境之下，本书所呈现出的平庸而真实的德国人的国民性更令人失望：我们无法容忍他们与我们一样，我们无法融入这些纳粹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在路上遇到互相礼貌打招呼的同类。 但是这本书现如今仍然具备很大的警醒意义的原因在于，他深入到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内部。迈耶不但是观察他们，还融入他们的社群——某种意义上，他也在欺骗他们，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也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的出身。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所接触到的这十位纳粹份子与我们心目中沾满鲜血，进行杀戮和战争的纳粹战犯完全不同。按照我们平时的说法，他们属于被统治者，他们的选择都是被动的，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比如这十个人当初选择加入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入党能让他们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即使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他们也选择入党，要不是为了跟随组织，要不就是从众心理。 他们在战后回顾过去，仍然认为纳粹时期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有生活，有工作，有保障。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胜过关心别人的，胜过关心犹太人与恐怖的大屠杀。 你们可以说他们缺乏公民意识，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主流。那些看起来是正义而宏大的革命叙事对他们都是空谈和概念，他们谈论政治和元首的时候就如同谈论一个遥远的国王。 国王处理战争和国家大事，而我们只处理自己的生活就好。需要号召他们去革命，他们就听从革命的召唤。对他们而言，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正义与否，而是生活是否安好。 他们生活中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隔膜的。他们不关心大屠杀，正如他们不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一样。纳粹战败也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罪责，他们以为他们的罪已经通过战争来偿还了，他们在战败中经历的苦难就是赎罪和补偿。 迈耶总结德国人的国民性时说，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公民的勇气”，一种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被别人统治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正如这本书的醒目的标题：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统治和奴役，正义与邪恶，战争与暴行，罪责与忏悔，这些都通通与他们认识到的生活无关：“因为人们首先思考的是他们过的生活和他们看到的事物；而在他们看到的事物中，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 这不是德国人的平庸，而是人性的平庸，我们都是这样生活。  米尔顿・迈耶著：《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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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Feb 2014 06:20 PM PST  1973年，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他最后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后，面对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泽东已是力不从心，尽管他的大脑直到临终都很清晰，保持一个念头就是自己和权力，但他也无力改变文革破产的颓势。华裔作家张戎及其丈夫乔・哈利戴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披露：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三位成为盟友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并分析指出：“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以下为书中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全文摘录。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人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 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 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 “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哝，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对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房子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来源：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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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9, 2014, 6:22:47 AM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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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11:44 PM PST 康熙在位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和天主的译名看法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龙颜大怒，禁止传教，史称“礼仪之争”。自十七世纪中叶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修会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一百年（1643-1742）。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宗教信仰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主权范围内的事。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主权形象。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文试图就此争鸣一番。
一、殖民势力争夺地盘论
有些人以为礼仪之争纯粹起因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怀宿怨、互相嫉恨，争权夺利，贪得无压的恶劣本性，而他们的背后又分别是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传教权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争夺殖民势力范围的斗争。顾裕禄武断地说：“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竭力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他并声称：“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写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 不知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各国图谋”的目的。“图谋”什么？顾长声也以为：“传教士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
天主教各国修会彼此有矛盾，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礼仪之争的真正原因。这些修会在他们的欧洲母邦，本来就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宗教成因，因而存在着信仰分歧，在教理上各有偏重。他们对中国礼仪与名称的不同态度，主要出自个人或各个教派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乘著个人的良心和理性能力作出判断。由于具有不同宗教倾向，各国修会都力图坚持自己的主持，因而在争论中不够冷静，甚至互相嫉恨，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争论的双方的确都深信灵魂的永恒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决不能由此说礼仪之争的起因就是派别利益之争，更不能断言这是不同殖民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传教士并不是殖民主义者，这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至少，把传教士当作殖民势力的代表，是一个颇有争议，有待证明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缺乏支撑，则全部的议论便无效。
耶稣会士初入东土时，就对中国礼议产生分歧。 就是说，在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就对中国礼仪有不同看法。那时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没有进入中国。1610年龙华民接替利玛窦管理中国教务，使联合熊太拔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罗马一些著名神学家都赞同利玛窦所用的名称。耶稣会视察员与耶稣会总长也不同意龙华民的主张。1627年澳门会议曾作出有利于利玛窦的决议。1628年嘉定会议，对敬孔祭祖问题，决定沿用利玛窦的方案；对于译名，采用龙华民一派的意见。1633年再度集会，又允许采用“天”与“上帝”的名称。
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名会会士于1632年前后进入中国，加入礼仪之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士们掺合中国传统思想为一妥协行为。”他们认为，汉语的天是指“苍天”，“上帝”又是偶像的称呼，不宜用以指称基督教的造物主。当然，这两个修会也可能“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但主要是不满意利玛窦的妥协路线，及其容纳传统旧俗（如祭祀）的做法。 1664年杨光先发起教权，各省传教士被拘押到广州，其中耶稣会19人、多明我会3人、方济各会1人。他们会开会讨论过传教问题，谋求妥协与统一。最后通过决议共42条，其中一条是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命令。与会的教士——签字同意。这说明虽有分歧，传教士仍然希望统一。只有多明我会的一名传教士闵明我不同意，回到欧洲，攻击耶稣会。耶稣会在欧洲本来名声不好，这一来更招致谴责。然而在中国去不同：“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使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我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辩护的。” 而在耶稣会中的法国人，既有赞成利玛窦的，也有反对利玛窦的。如果说传教士代表自己背后的国家的图谋，那么，同一国家同一修会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
在康熙下令传教士只有领取佛教印票才能居留中国的命令后，领取印票的，即有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的主教，江西的奥斯西会主教。拒绝领取印票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满文行文档案，1708年时，共有48名传教士领取印票，其中耶稣会39人（意大利6人，葡萄牙12人，法国18人，其余国家3人）；方济各会9人（意大利4人，西班牙5人）；此外还有5名葡萄牙人未发印票，也不准传教。被驱逐的，法国人3人，西班牙8人，意大利2人 。由此可见很难用传教士所属国别的利益，来解释他们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
耶稣曾介绍孔子哲学到西欧，在宗教方面招致一片反对声。可见那些反对孔子宗教思想的人，却接受了孔子的哲学文化。赖赫淮恩说耶稣会把四书五经翻译出来，叫人学习，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恰好与基督教相反。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也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政情，中国反而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 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耶稣会士，却欣赏中国的学问，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以“本国利益”作为评价中国文化的标尺。他们反对耶稣会士，却一点儿也不仇视中国。
在礼仪之争中，既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也有同一修会内不同国籍的会士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国籍而棣属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不是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而是原来就存在著，更不是酿成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把礼仪之争中不同意见的分歧说成是“无不从属于西方殖民地国家（原文如此，应为殖民主国家一引者），争夺远东利益，和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教权两大主要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勾心斗角”。 是不合事实的，武断的。
有些人过分演染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漠视他们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的手足之情。1688年从广州逃到欧洲的那位闵明我，即Navarrette （那瓦菜托）本来是反对耶稣会的，后来做了圣多明名的总主教，却非常信仰耶稣会士，邀请他们去他的教区工作。
穆启蒙正确地揭示了争论的实质：“双方对对立的事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减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
二、禁教罪魁祸首论
有的学者认为礼仪之争是不智之举，是小题大做。王治心认为这是教会的“内讧”。罗竹风说，康熙和雍正禁止传教士活动，是天主教“咎由自取”（按：此乃方豪语）。 他们认为，由于传教士的鲁莽急躁，更由于他们上诉教廷，请求教皇仲裁，激怒了康熙皇帝，结果才有百年禁教。他们指责礼仪问题上的争论中断了天主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
中国之采取闭关政策和限教政策不自康熙始。康熙以后诸帝禁教也并非由于礼仪之争。早在礼仪之争以前，中国就有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沈催和杨光先两次发起教难时，耶稣会士恰恰奉行利玛窦传教方针。也许以沈催、杨光先为首的中国官僚士绅才真正看到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根本不同，而耶稣会士却不了解这一点。礼仪之争后的几百年，也有连续不断的迫害。雍正帝连奉教的皇帝宗视苏努一家也不放过，更不许国人信奉天主教。赖德烈正确指出：“设若没有礼仪之争，大多数数难仍将发生。造成传教的灾难日子的原因，大多数几乎同礼仪没有关系。” 他并且指出，礼仪之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都不能在中国工作和居住，不管他们对上帝这一术语和祭祖敬孔仪式的态度如何，因为他们被疑为外国间谍。即使是拥护利玛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也不能在中国畅行其教。
马克思博士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州鞑靼人征服人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中国自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清王朝明定国是，公开发布锁国令，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与国策。一切为了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利益，只要求臣民保卫这个皇中央，“皇”的利益高于一切。
诚然，康熙禁教的直接近因是礼仪之争，但礼仪之争纯属学理之争，文化之争。用行政高压手段封杀学术，信仰自由是毫无道理的。在康熙眼里，“西洋人等小人”不配谈“中国之大理”。在不能以理服人的情况下，“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果断有馀，而手段却也贫乏。
有人认为，传教士内部“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因素实在是违反基督教对中国来的精神”是“自己毁坏了传教工作。”说传教事业之成败完全取决于传教士的态度与品格，这是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这种异质宗教文化信仰，连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以及博爱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祀祖敬孔的教义，本身就构成对中国封建神权、族权、政权的障碍。传教士也许要容纳迷信仪式才会被视为“宽厚”、“仁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佛教徒出家就要改姓氏，不得敬拜父母国君。凡此即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基督教用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打压皇帝权威，这自然不能见容于皇权。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后的专利主义政权，必然要仇视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说他们也宽容过基督教，那并不是他们的真意，而是慑于世界各法制国家既成的律例与国际社会的舆论，且要努力营造自己的救世主形象。康熙说他之所以宽容天主教乃是“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会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信仰自由，传教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如果机会适当，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翦灭基督教。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 在雍正及其他不谙世界事务的人看来，一旦成为天主教徒，就等于是教皇国的公民而不是中国公民，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禁止传播天主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三、中国传统文化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主张中国风俗不合天主教教义，就是不尊重中国风俗文化，就是反对把基督教同中国习俗结合起来。江文汉说；另一派“蔑视其他民族的民俗习惯”，“不能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金鲁贤批判礼仪之争中一派传教士“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根据罗马禁令，做一个教友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可是反对孔儒学说，否定祖国文化，怎样去念书识字：子子孙孙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长辈，势必为社会，亲友所不齿。” 禁止教徒尊孔祀祖祭天，就是否定孔儒学说，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压制读书识字，就是敌视中华。这个推论在逻辑上不成立。
如前所说，中国的陈规陋习同基督教义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冲突在所难免。把敬孔、祭天、祀祖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视为不可触犯的“天条”，实际上是维护落后。这显然是一种“国粹论”而不是“国情论？”如果这样，则留辫子、缠小脚、守孝三年、讨小老婆、抽鸦片烟、养童养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便都是应当尊重的“传统文化”了。
某些神学家把基督教的福音在世界各地传扬的历史，说成用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风俗习惯来改造基督教的历史，这一看法忘记了基督教传播之处，有些民族还是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这一看法也忘记了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如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督教，那岂不是有无数个基督教吗？基督教传到北欧的时候，那里还是没开化的野蛮民族。16世纪的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及菲律宾人也是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大国来说，基督教既要同它的某些文化相适应，但也无可否认，基督教也禁止教徒信奉多神，崇拜祖先灵魂等迷信异端。
有些学者以为，西方传教士“妄自干涉中国传统礼仪”，“无视中国礼俗和社会特点”，“妄图干预处于科学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 这种说法不确切。无论是教皇的禁令还是嘉乐，八项都只涉及中国天主教徒，而不涉及中国一般读书人和普通民众。假如天主教真的对科学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触动的话，那么，谢天谢地，早在三百年前，中国科学制度就受到质疑，岂不甚好！江文汉先生说，教皇颁发通论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不能入教，因为敬孔是进仕得功名的必要条件，不敬孔就不能列身科学，读书人信教被认为“非我族类”。 可见，问题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上。既作教徒，就要放弃功名利录，就不能作官僚政客式的僧侣。
某些断言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的人说对了一部分。基督教本来就不是农业宗法制度下的宗教，它是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宗教与商业化希腊文化的结晶，对中国农业文明以忠孝为本的伦理无疑是具极大颠覆性的。忠君事亲，敬孔祭天，这种观念不知扼杀了多少有个性的思想！龙华民，黎玉范的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决定，多罗的禁令，这都是向衰败的中国惰性文化发出的檄文。他们早在五四运动前二百年就首先向中国旧文化，，旧礼教（吃人的礼教），旧风俗，旧习惯发出责难。而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势不两立，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混为一谈。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向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马勒伯朗士）。但这些“立在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恩格斯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认为，在旧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总解体时期，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并且指出，基督教是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成为世界宗教，取得胜利。 早期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神祗斗争的情形，同康熙时代中国礼仪之争颇有相近之处。与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印度的特殊礼节（Malabar）也遭到禁止，印度的种性制度也受到天主教批评。基督教的一神也曾同日本神道教的八百万神灵（比人还多）进行过斗争。这说明，基督教作为跨越种族、国家、阶级、性别、家庭、肤色的世界性宗教，势必同民族宗教和崇拜发生冲突。民间宗教永远无法走向世界成为万国万民的信仰，基督教的固有信仰决定了它对这种有害迷信要进行斗争。这同它在罗马帝国时期艰难地向四处传播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汉斯・孔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两难境地时说：“要么基督教责难民间宗教，那它就只能始终是外来宗教；要么它容纳民间宗教，那它就会失去其本身的特征。” 礼仪之争就是这两种倾向的一次激烈的冲突。从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出发，向孔子行礼，每年三次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举行的跪拜、烧香、贡献祭品，以及向祖宗祈福，民间的破除凶灾的魔法，都是应当加以反对的迷信。如果对它过份妥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如果忽视天主教义的纯洁性，强调调和，就会使基督教变质。罗博瑟姆（Rowbotham）指出：耶稣会的反对者表示“在这一点上妥协将会导致信仰死亡”，“如果耶稣会士的主张被全盘接受，中国天主教迟早会失去它自身的特点。” 赖德烈指出：“应当肯定，教皇的通谕有助于教会免于失去其特殊的使命和活力。教会如果同中国一些现存习俗和平共处，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教会的蜕变。不管少数有教养的人如何，对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奉行的礼仪大部分是万物有灵论。马上把一个民族全体从泛神论，引导到纯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有意地与那些明显的低层次的和不完美的事物妥协则是危险的。” 这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所可能说出的，最恰当最贴切的意见，也是一种真诚的看法，令人觉得言之有理。
我们愿意指出一个事实：目前大陆农村丧葬礼仪复杂，迷信色彩浓厚，一般农民感到“死不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纷纷转向信仰基督教，对简化的丧葬礼仪转为欣赏。用基督教的信仰仪式冲击旧式迷信，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四、国家主权内政论
有些人认为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内政的干涉。顾长声颂扬康熙“坚持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反对了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又说“康熙雍正禁止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从这一道防线基本上堵住了殖民势力的渗透达一百多年。” 连闭关锁国都加以称颂，禁止传教自由竟然和维护主权扯在一起，令人费解。
什么是国家主权？什么是内政？国家主权通常同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以及领土完整等联系在一起。卢梭认为主权在民不在君。宗教是信仰者一种个人选择，属于人们的良心。中国是个具有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人们信仰哪一种宗教，采取何种宗教仪轨，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并不违反主权利益。世界三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凡入教者都接受有关宗教的戒律规条，服从一定约束。佛教传入中国、日本，并不涉及该国主权问题。西方传教士是由民间宗教团体派出的，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不是国王的使团。宗教信仰不是由政府规定和强制推行的。因而宗教信仰仪式，礼规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内政。把宗教同政治，教会与国家混同，杜撰“宗教主权”的概念，没有什么益处。罗马教廷的指令，只对教徒有约束力，并不针对中国政治制度。所谓维护国家主权，是无稽之谈。从另一方面讲，由皇帝对宗教事务进行裁断，并不意味着主权的完整。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不会因为所辖范围内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而被削弱。主权国家保护一国公民的正当利益，而非相反。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本国的公民。这些国家的主权也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只要奉公守法，不会因为他在宗教仪式上与别人有区别而被认为犯法。做教徒与做公民并不矛盾。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许我汉人不肯剃 而被杀头。道教出家人（如傅山）反而照常蓄发。那时他们尚且尊重宗教徒的礼仪。更重要的是，礼仪之争是一批宗教学者围绕自己的信仰与中国习俗的关系，在教会内部进行的讨论，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这样做那样做，也没有要求非天主教徒这样做那样做。
有人认为传教士就中国礼仪与译名问题，上诉罗马教廷是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才下令禁教。其实，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舍此，便不能称为天主教。中国的传教士在争执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请示教廷，而不求助于中国皇帝，属正常之学。历任教皇都是在听取神学家讨论之后才慎重行事的。起初教皇想采取调和政策，所以才有1645年与1665年两个相反的通谕，而克来门特九世认为这两次通谕均有效，由传教士视情况自行决定。只有后来耶稣会士擅自将礼仪问题提交康熙皇帝，“各省传教神交争执益力，纷纷上书罗马教皇，求察明断决，以息群喙。历任教皇以神交所言不同迟疑不决者久之，至1704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克莱门特十一世）又详细考核，知以上诸礼，难免异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复迟疑即出论禁绝。” 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来看，教皇此举使“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尊教皇喻旨……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的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 这是令人欣慰的。康熙帝在教皇特使的公告上信手涂鸦，胡写乱画，进而驱逐外交公使，蛮横指斥教皇使臣“愚不识字”（指不识汉字），污辱人格，出言不逊，实在有伤大雅。他干涉宗教内部争论才是一种越权。萧若瑟说：“定断某事为异端，某事非异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无罪可行，系神权的事，应归教皇主持。国君掌管国政，只能治人外行，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为，未免越教皇神权。” 痛快斯言！今天，不仅天主教徒如此看，一般明理懂法的人也如此看。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教会应当分离。天主教徒在宗教事务上服从罗马教会，乃天经地义。王治心也说：“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以往工作，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这种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康熙、雍正所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维护的是封建君道巨节，三纲五常，对外部文化采取深闭固拒政策。康熙教训外国人说：“譬如上表谢恩必称陛下陛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跪起敬礼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之大道，以至圣先师之所尊敬也。” 可见，他维护的不是什么民族利益，仅仅是王权的尊严，皇帝的“权威”。他们防犯外国“宗教势力”渗透，纯粹出于一小部份人的私利，并不考虑教友和一般民众的要求。
1704年，康熙皇帝下谕，外国传教士“凡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得在内地居住。”只有“再不回去的人”并且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人才“许他内地居住”，破坏外国人来去自由的惯例。1706年，皇帝下诏，外国人领取传教印票后，“永远不得回西方”，并威胁说，要“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杀了，将头带于西洋！ 完全是恫吓手段。如此粗暴践踏传教自由，限制信仰权利，只有封建王权才能做出来。这种做法只能贻笑国际社会，显示自己的无知愚昧，焉能谈到维护“国家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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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7:43 PM PST
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颁行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尔后，在1988 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又有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宪法的修改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关键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急需广开民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行宪法，才能打开目前的政治僵局，保证国泰民安。 一、专政不除，国难未已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保留了专政条款。六十年来，中华儿女为专政牺牲了几千万条鲜活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专政了317万右派分子、143万中右分子，共计460万知识分子；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92%。1959年反右倾、整彭德怀反党集团后，又专政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不少党内干部，曾经是党的专政工具。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专政的闹剧，今天你对我专政，明天我站起来再把你打倒，对你实行专政，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斗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作为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专政对象，有口难辩、自身难保、死无葬身之地。像夏衍这样的文化老人，也难逃专政的整肃。他用切身体会写过这样一首歌： 整人歌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有人以为加强专政能保天下太平，结果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动乱不已。曾经的专政者林彪和王、张、江、姚等也前赴后继、身败名裂。虽然专政的理论强调打击面只是百分之五以下的“一小撮”敌人，但是几十个回合下来，被专政的人数便接近百分之百了。有这么一把利剑悬在公民的头上，随时落下砍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就成为虚设的一纸空文了。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方面来看，所有可能的专政受害者都应该是取消宪法专政条款的拥护者。为了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切“专政者”和“被专政者”都能永远免于专政的恐惧，还是让中国的宪法勇敢地告别专政、拥抱法治吧！ 二、别将公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 六十多年来深受政治动乱之苦的中国人，莫不痛恨动乱。而细心研究一下不难发现，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全国被强行分为人民与敌人两个等级。有权者不难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敌人”则是被专政者。按照专政的理论，鼓动人民对敌斗争要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乎公民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成为常态。（如江西的李九莲因写信给其未婚夫，被未婚夫出卖而于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枪毙）一个公民只要被划为“阶级敌人”，其公民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了。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还属于人民，明天就被打成阶级敌人，由人斗人的工具，变成了人斗人的靶子。以致于谁也不敢拍着胸脯夸口：“我永远不会成为阶级敌人。”就连曾经的国家二把手周恩来最后躺在病床上还担心地说：“我死后你们不要在我脸上画叉子啊”；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也曾对其助手邬吉成流露过自己的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可见对敌专政几乎威胁到了每一个人。国人被分敌我，相互之间虎视眈眈，没有了安全感。这样的社会不出乱子才怪呢！（以言获罪等等都是以所谓对敌专政为依据的。） “人民”一词本是人的集合名词，并没有什么政治性。但是在六十多年全党全民敌我斗争的专政实践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阶级色彩、太多的抗敌性和排他性。说“人民政府为人民”，就意味着只为一部分尚未被划为敌人的公民服务；而另一部分公民一旦被划为敌人，则不在服务和保护之列，这就制造了社会分裂。 因此，我建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尽量不使用“人民”这种已被弄得含义不清的概念，或者以“公民”取代“人民”。 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不妨就叫共和国、政府、法院、检察院；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改称“公民代表大会”更好。 有鉴于此，建议修改宪法第一条，删除专政，重新考虑国家名称，这里有六种方案可供选择，无论采用何种方案，简称均为中国。 第一方案 中华共和国 【突出共和制为国家的根本制度】 第二方案 中华联邦共和国 【明确以联邦制的形式统一全国各地区】 第三方案 中华全民共和国 【有利于消除以人民的名义制造敌对意识，剥夺部分公民的权利之弊】 第四方案 中华民主共和国 【突出民主诉求】 第五方案 中华民国 【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 第六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震动，但是究竟谁是敌人呢？】 三、主仆关系不容颠倒 “伟大领袖”何谓伟大？应该是他为全国公民服务的工作卓有成效。从角色上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领袖是公仆。不仅如此，国家所有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都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就是为公民服务，主仆关系不能颠倒。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四个一切”的口号响彻云霄达十年之久，叫做“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民与领袖的主仆关系。毛泽东健在之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理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公仆。作为职业，公仆受命于公民，服务于公民，应当是“公仆一切为着公民”，岂能号召公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为着公仆毛泽东呢？随着毛泽东逝世，“一切为着毛主席”的错误口号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一切官僚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不懂得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还在那里以其所作所为颠倒这种主仆关系，在继续祸害国家，侵害公民权益。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修改宪法的草案中对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建议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作如下表述： 第二条 主权在民 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源于和属于全体公民，公民直接或通过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 共和国全体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是为公民服务。 中华共和国范围内所有党政公款收支的账目，均须在互联网及时公布，公民有权查阅。 四、通过修宪，打开“六四”的僵局 当今中国，六月四日成了最为敏感的日子。每到这一天，三个疑问又重新涌上人们的心头： 一、 什么时候向全国人民公布“六四”伤亡人数？ 二、 今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六四“的事件？ 三、 从制度上如何防止类似“六四”的悲剧重演？ 这三个问题挥之不去，无人解答，甚至不许讨论。历史的包袱只会越背越重。我斗胆设想：立足向前看，通过修改宪法，从制度入手防患悲剧重演以打开“六四”的僵局。 我建议修改中国现行宪法中关于武装力量这一条（宪法修正草案第二十条），作如下规定： （一） 中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 （二） 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防，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 （三）除了军人和警察之外，任何人不得拥有兵器。 （四）军人和警察不得对非武装人员使用兵器，唯对现行凶手除外。 这四款规定中，第四款是关键。如果能严格执行这一宪法条款，就能避免出现军警向徒手平民开枪的悲剧。 前文已经阐明，共和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和军警都属于公仆。世界上哪有公仆向主人开枪的道理呢？可惜原宪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表述。付出了“八九六四”的惨痛代价之后，现在亡羊补牢，关于禁止军警向非武装人员动用兵器这一条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了。如果能成功地把这一条写进宪法，从根本制度上避免悲剧重演，也有利于唤起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对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信心，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打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六四”僵局，放下历史的包袱，共同建设法治中国。 2014年02月0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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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4:48 PM PST  《外交政策》 BY LEON ARON JULY/AUGUST 2011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 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专政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各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 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 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 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 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 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 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灭亡的论文集，标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 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 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 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 到1985年，该国GDP增长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却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 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 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在此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 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 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 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 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 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 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 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 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 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 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 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 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 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 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 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 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 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 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 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 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 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 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 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 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 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 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 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 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 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 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 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 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 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 ——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 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 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 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 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 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 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 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 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 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 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 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 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 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 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 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 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 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 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 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 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 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 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 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 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 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 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 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 “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 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 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 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 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 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 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 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 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 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 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 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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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4:15 PM PST  去年年底，中國國家審計署公佈了政府債務規模數據，中央政府債務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九點四八億，地方政府債務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九點四九億元，即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共二十萬六千九百八十八點六五億元；還有，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二萬九千二百五十六點四九億元，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六萬六千五百零四點五六億元。實際上「負有擔保責任」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最後都是要由政府承擔的，因此這三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九點七億元說到底還是政府債務。 對政府債務不准嘖言 審計署公佈了中國政府債務數據之後，大陸官方媒體聲音一邊倒，都說中國政府債務不算多。確實如此。去年中國GDP總值五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億元，中國政府債只佔中國GDP的一半稍過，較之美國政府債務佔GDP的百分之七十要低許多。 不過，中國政府債務規模這幾年逐年增長，其風險在提高，其危機在加大；而且二○一二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只有十一點七萬億元，政府債務佔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九，這就令人咋舌了。 這後一種聲音在大陸各媒體中是聽不到的。原來，審計署一公佈中國政府債務數據，中共宣傳部就通知大陸各媒體：媒體不得對中國政府債務尤其是地方債作負面報道及評論。 中央政府的債務連同「負有擔保責任」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大概是十二萬億左右。如果說，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還構不成危機，那麼中國地方債務危機的影子已經很清晰可見了。 現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土地財政佔了大頭，去年大陸各地賣地收入超三萬億，可是與二十萬億的地方債規模相比還是差了許多。地方財政其它收入增長極慢，營業稅改增值稅可能還會使地方財政收入有所降低。而各地的社會保障投入則逐年在增加。 今年各地政府必然也必須繼續賣地，但今年地方財政收入卻不能保證必定增長；而今年到期需償還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佔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九。二○一五年至二○一六年地方債務到期比重則分別為百分之十七點零六和百分之十一點五八，三年裡需償還地方債的一半。還有許多名義上不是地方債的地方債。 地方債是否會違約？誰也說不準。 事實上，地方政府在清償地方債的一年年過程中，還會再舉地方債，常常是舉新債還舊債。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最近明確允許地方債「借新還舊」。地方政府的借債衝動很難抑制，事實上，地方債規模逐年擴大就是不斷在「借新還舊」。 地方債幾近於龐氏騙局 在現代政府運作模式中，舉債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也是一種必要的手段，中國地方政府借地方債照理也是正常的。可是，長期來中國地方債一直比較亂。以政府為背景的融資平台，通過各種辦法募集資金，包括通過子公司滾動發行「理財產品」吸納投資，甚至通過私人渠道在香港等地募資，資金成本一度高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有許多地方債「高利短融」的融資平台是不透明的，包括一些高利貸或者是違規發行的理財產品、私募債還有信託產品等，很多類似於龐氏結構，持續滾動高息發行。 中國地方債為什麼會弄得這麼亂、這麼不透明？弄到要借利息高期限緊的短期融資的地步。按照慣例，政府債券有公共財政為後盾，基本上都屬「金邊債券」，可中國的某些地方債卻幾近於龐氏騙局。 政府負債的兩個原因 公開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趕超」思維下、在追求GDP熱潮中，在改善本地商業環境、增強本地經濟實力的追求中，不管不顧本地財政能力和償債能力，大肆舉債上項目。 隱秘的理由便是，只要有政府工程，政府官員便有合法的和「潛規則」的好處。中央政府自有雄厚的政府資金不斷搞各種各樣的政府工程，地方政府搞工程只能自想辦法了。 地方債這麼亂，中央政府似乎有與之劃清界限的想法。財政部和銀監會連續下文規定，省級政府可以設立一家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參與本地區不良資產的批量轉讓工作。最近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出準備建立地方主體稅種、發行地方長期建設債券等。 可是，根據中共一黨專政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中國的地方政府都不能獨立於中央政府體系之外，地方政府其實是無法獨立發行地方債的。中國現行的每一筆正式的地方債無不是由中央批准，甚至是代為發行的。因此，中國的地方債歸根結柢要由中央政府來兜底。 政府債務亦依靠印鈔機 現在看來，大部分地方債僅靠地方政府是難以償清的，可是中央政府將怎樣來最後承擔地方債務呢？先來看看中央政府是如何來應對中國經濟的。 中央政府有龐大的連續二十年大幅增長的財政收入，可是每當經濟下行或遇到經濟危機需要刺激時，政府採取的財政政策不是壓縮行政開銷、壓縮軍費開銷，不是主要依靠發行政府債券，甚至不是依靠財政赤字，而是赤裸裸地依靠印鈔機──超額發行人民幣。 在中共一黨專政下，中國政府發行多少人民幣無須向普通民眾交代，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每年發行人民幣的具體數目。中國的法律也支持了中共政府的這種做法，《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所以，世上各國凡有遇上經濟危機，資本無不受到重創，唯獨中國的權貴資本，即使遇到二○○八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仍然毫髮無損。因為超發的四十多萬億人民幣承擔了危機的損失，超發四十多萬億鈔票的結果就是長時期的高通脹。 地方債看來也將如此。 在既不明確地方政府是地方債的責任主體，又不明確中央政府是地方債的最後保底人，這樣含糊狀態下，地方債的主要債權人本來就是銀行，當鉅額的地方債嚴重拖累銀行時，最易順勢通過銀行的壞賬，通過國資的再注入，輕而易舉的稀釋化為流動性的增加，成為高通脹的誘因和結果。鉅額的地方債由全國每個人來埋單了。 這還不算是最壞的結果。如此規模的地方債居然沒有一個責任人，那麼地方債勢必惡性循環，規模會越來越大，直至真正的中國債務危機爆發而難以收拾。 ——争鸣杂志2014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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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4:02 PM PST
「老祖宗不能丟，大道理還要講。」這是中共十八屆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宣傳口的劉雲山一月三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這十二個字可以說是他這篇講話中的「神來之筆」。在馬年春節爭奇鬥艷的春聯舞台上，劉雲山這副「春聯」大概是獨佔鰲頭的「主旋律」了。 劉雲山應該是中國人。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外國護照。但他的「老祖宗」卻不是中國人，此人名叫「卡爾‧馬克思」，是個德國人。而且不止劉雲山，中共許多領導人都到馬克思那裡認祖歸宗，「去見馬克思」，就是這些人一生的最後歸宿。 其實中國共產黨人把外國人叫「老祖宗」，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個黨本身就是外國人到中國來創辦的，是共產國際派人拿錢到中國來一手組建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這個黨雖然身在中國，卻以蘇聯作為自己的祖國。一九二八年蘇聯武裝侵略中國東北時，中國共產黨就公開打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旗號。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之後，共產黨特地選擇十一月七日（蘇聯國慶日）在中國的江西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只是因為江西和蘇聯並不接壤，才無法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當時中國的國民政府剛剛結束了軍閥混戰，統一中國不久，中共卻置大片國土淪喪於不顧，又在中國境內建立起一個蘇聯的附庸國，使中國政府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只是當這個「國中之國」即將被中央政府剿滅之時，才打出「抗日救亡」的旗號來渾水摸魚。其實它的「抗日」是引火去燒中國的中央政府，以便掩護自己逃命；至於它的「救亡」，也不是救中華民族之亡，而是救中共之亡。 果然，這個策略獲得極大的成功。共產黨不但逃過了滅亡的命運，而且轉敗為勝。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三國演義」的如意算盤在中國的土地上完全實現了。他給共產黨制定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總方針：讓國民政府用全力在正面戰場和日軍主力浴血拼殺，而共產黨則乘機擴大地盤，擴大部隊，以便在國民政府打得筋疲力盡之後，好從他手裡奪取全國政權。 是誰幫助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取得勝利呢？一個是創建了中共的蘇聯，一個是侵略中國的日本。蘇聯在日本經不起美國的致命打擊，已經決定投降時，出兵中國東北，一面阻撓中國政府接收東北，而讓中共長驅直入，把東北建成「解放」全國的可靠根據地，一面把日本關東軍全部精銳的武器裝備，悉數用來裝備和訓練中共的軍隊，特別把他們從歐洲戰場帶來的一千枚美製榴彈炮也送給中共。這才使依靠「小米加步槍」只能打游擊的中共軍隊不但能打真正的陣地戰，而且在數量上和裝備上已經超過國民政府的正規軍了。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在中國掌權後要「一邊倒」，要「以俄為師」的背景，也是他要感謝日本侵略的原因。 現在共產主義已經遭到文明世界的普遍唾棄之後，中共用作刺激群眾的興奮劑，只剩下「愛國主義」了。其實恰恰是這個黨沒有資格高談愛國主義，因為它的「祖國」是蘇聯，它的「老祖宗」是馬克思。難怪蘇聯解體、蘇共解散時，中共曾嚎啕大哭，如喪考妣。不過傷心歸傷心，傷心過後還是舊情難忘，所以該賣國時照樣賣國。俄國歷年侵佔了中國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不論清朝和中華民國政府都沒有承認過，然而江澤民卻在自己任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簽字承認了俄國對中國領土的併吞！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愛國」嗎？ 如今劉雲山忽然搬出馬克思的牌位訓誡中共「老祖宗不能丟」，倒是把這個黨高唱入雲的「愛國主義」高調一下子戳穿了。原來他們能把外國人叫「祖宗」，如今把區區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送給當年的「祖國」又算得了什麼！ 共產黨把馬克思叫作「老祖宗」，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還要在中國共產黨內樹立一個神位作為「新祖宗」。至今還供奉在天安門的毛澤東，就是這個黨的「新祖宗」。日本當政者參拜供有戰犯的靖國神社，表明他們要遵循的是什麼道路。中共在天安門上掛著毛像，在紀念堂裡供奉毛的遺體，同樣表明他們要遵循什麼道路。 其實劉雲山「還要講」的那些「大道理」，並非那個德國「老祖宗」的遺訓，因為他和那些時常把「馬克思」掛在嘴上的高官一樣，多半不知馬克思著作為何物。他們最拿手的事情就是封殺言論自由，然而「老祖宗」恰恰是堅決反對書報檢查，堅決維護言論自由的。如果那位「老祖宗」轉世再生，聽說他的東方子孫如此違背祖訓，恐怕會立刻氣死。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今年將有多少「大道理」出台，不過從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所發的「九號文件」可以看出，這位「老祖宗」的東方子孫，除了竊用國家權力對中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套上七個枷鎖（「七不准」）以外，至少在撲殺網絡自由方面，一定會搬出不少新的「不准」來。 外界對中共十八屆班子內部的矛盾衝突早就多有議論。其中一個惹人注意的觀點就是所謂「劉雲山綁架習近平」，逼他向左轉。我們對這些議論無意置喙，但這個新班子一年多的動向，也確實讓外人捉摸不透，這輛車的方向盤究竟在誰手裡，連習近平要落實的憲法（也就是實行憲政）都被斥為西方的「反華」工具，真不知道十八屆班子裡到底是誰說了算？如今馬年伊始，劉雲山忽然貼出這樣一副春聯，顯然他除了繼續貫徹「七不准」之外，必定「還要講」不少「大道理」。共產黨一向強調「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如今劉雲山既然舉起了「大道理」，那麼，誰要是和他不一樣，自然都是「小道理」了。讓我們繼續冷靜地觀賞馬年的中國政局吧。 ——争鸣杂志2014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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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3:27 PM PST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這首表達既無奈又憤怒情緒的經典歌曲《一無所有》，由「中國搖滾之父」崔健創作，曾經在一九八九年中共六四屠殺血案之前爆紅。至於崔健本人，他曾經親赴天安門廣場為學生演唱多首名曲，鼓勵示威學生，港人耳熟能詳，而且深受感動。今年，中共一度邀請他在農曆除夕夜晚出席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獻唱，一改長期禁止他亮相官方場合演唱的做法（二○一二年元旦他亮相上海東方衛視跨年晚會不算在內），但是中共當局要求更改《一無所有》的歌詞，或者乾脆改唱描寫少年愛戀的《花房姑娘》一曲。崔健堅決拒絕，通過經理人尤尤對外正式宣佈他退出春晚。事件廣傳，國內微博網民支持者眾：「如果用妥協而取悅，是對崔健自己也是對那曾經用歌聲來吶喊的時代的褻瀆」；「崔健不上春晚，那個春晚還是春晚，但是崔健上了春晚，就不是那個崔健了」。正如尤尤所說：「堅持他想堅持的，改變他想改變的，反正他不低頭，他是崔健。」 搖滾樂之所以是搖滾樂，在於永恆的叛逆，通過激昂的音樂，乍現深刻的思緒，喚醒世人的冷漠，尋求精神的奔放。港人熟悉的港劇《天與地》，正是帶來如此清晰的訊息。然而，中共當局直指《一無所有》過於頹廢敏感，要求搖滾歌手換歌曲或改歌詞。這種要求本身正是對搖滾樂的全面褻瀆，對創作人的極大不敬。況且，硬要挑選一位專門創作所謂「頹廢敏感」歌曲的歌手出席央視春晚，然後又搖頭說他的歌曲「頹廢敏感」，難道不是精神分裂嗎？妄想統戰裝扮寬大，實則毫無容人雅量，要不然早應安排彭麗媛獻唱《歌唱祖國》就夠了。新年不准「頹廢敏感」，除夕也不准「頹廢敏感」，天天都不准「頹廢敏感」。河蟹賣藝，精神抖擻，觀眾無感，一了百了。還是內地評論人朱大可在微博上寫得一針見血：「崔健能否被上春晚，是一個很好的文化試金石。是不是裝大度、裝開放、裝繁榮、裝盛世，總而言之是不是裝逼，一試便都清楚了」；「都這年頭了，你們難道就不能學著擺出點『文化大國』風度？」 除了《一無所有》之外，筆者認為，崔健至少有三首歌的歌詞寫得相當感動，既是一種回味，也是一次反思。描寫六四屠殺的《紅旗下的蛋》，另外一首歌曲《最後一槍》就更加悲壯了：「一顆流彈打中我的胸膛，剎那間往事湧在我的心上。只有淚水沒有悲傷，如果這是最後一槍，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隱喻中國大陸人如何看待香港回歸的《超越那一天》，如今回味，拍案叫絕。去年，年過五十的崔健依然不改赤子之心，在深圳迷笛音樂節演唱《超越那一天》時，背影屏幕更播出大量香港反國民教育的遊行圖片，令人讚歎不已。 從這些優秀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崔健的創作才華和自由精神。從他抵受多年來被長期禁制在官媒上演出，但依然努力創作不懈，也可以體會崔健的剛強俠義和樂觀正面。從他這次昂然拒絕在央視春晚演出，我們更可以領略崔健不甘於妥協和諂媚的傲然風骨。一九八九年，當時頗具名氣的他為學生演唱加油，早已展現良知和勇氣。及至在二○一○年，當他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他更明確表示自己當年非常清楚應該站在學生的一方。試問這種對良知的忠誠和對信念的堅持，放眼今天，誰能做到？ ——争鸣杂志2014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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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04:19 PM PS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4，02，08） *张雪忠律师：2月7日得知郭飞雄案已于1月26日退回补充侦查* 中国大陆春节长假结束后2月7日公职人员第一天上班。受郭飞雄委托的张雪忠律师告诉我，他当天得知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案已于1月26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张雪忠律师说：“我是今天上午一上班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到的。他们是在年前1月26日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 *张雪忠律师：我猜测有可能是避免“两会”期间开庭引关注* 主持人：“您怎么看？” 张雪忠：“我想，退回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如果现在起诉到法院，法院时间有限定， 可能要在‘两会’期间开庭，大家可能关注这件事，他们很显然可能是希望避免这个情况，所以他们退回去，争取时间等‘两会’过后再送到法院进行审理，我个人猜测应该是这样的。” *郭案简况* 维权人士郭飞雄因2013年初在广州参与《南方周末》抗议事件而于2013年8月8日被以 “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后以同样涉嫌罪名被逮捕。郭飞雄被关押在广州天河区看守所，最初25天他以绝食抗议。郭飞雄案于2013年12月12日被移送检察院。 *张雪忠律师：上个月第二次会见郭飞雄情况* 我请张雪忠律师讲讲他第二次也就是在上个月会见郭飞雄的情况。 张雪忠：“第二次我跟陈光武两个人会见的。我记得应该是17日（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主要是详细讨论辩护方案的问题。” 主持人：“您看他情况怎样？是不是还隔着纱网？” 张雪忠：“还是隔着很密的纱网。他精神状态蛮好的，很好。” 主持人：“您看他健康状况怎么样？看上去。” 张雪忠：“健康状况还可以。” *张雪忠律师：未来走向很难判断，政治案件，郭飞雄根本不构成犯罪* 主持人：“关于郭飞雄案的发展情况，您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 张雪忠：“我真的现在也很难判断，个人的猜测，包括未来的发展……因为政治案件嘛，这个案件，郭飞雄根本就不构成犯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律师如果是从法律上来判断，没有太大意义，这个案子本身就不应该发生。未来到底是什么走向，那我想因为从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来看，政治性的案件他们一旦抓人，无罪释放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张雪忠律师：此案本身不是证据问题，主要是法律定性问题：郭飞雄做的事是否犯罪？* 主持人：“这个退回补充侦查，一般来说要不要给一个理由？” 张雪忠：“要明确。因为退回补充侦查的法定理由就是‘证据目前还不完全充分’。但是你给他时间他还是这些‘证据’，因为所有事实是大家非常清楚的，这个问题不是‘郭飞雄做了些什么？’大家要来证明，或者是有什么争议，而是‘他做的这些事情本身是不是犯罪？’ 所以这个案件本身不是证据的问题，主要还是法律定性的问题。补充侦查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前提，你现在的证据还不完全充分。这表明检察机关也初步认定，这个确实可能有犯罪，只是证据还不充分，如果说它认为没有犯罪，直接就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本就不要补充侦查了。” *张雪忠律师：2月26日之前公安机关应作出决定，撤销案件或再送检察院* 主持人：“退查按照法定时限是多长时间？” 张雪忠：“一个月。他1月26日退回去，就是在2月26日，公安机关应该要么再把这个案件送回检察院，或者就撤销案件，认为不构成犯罪。” 主持人：“那这时候‘两会’还没开完。” 张雪忠：“（如果）他起诉到法院，因为法院有三个月审限，就可以等它开完再开庭嘛。因为，上个月底要是送到法院，法院没有那么足够的时间来开展工作，这样就迫使它在‘两会’期间，或者在‘两会’之前就要考虑开庭。” 主持人：“这是您从时间点上所作的一个分析？” 张雪忠：“对呀。”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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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Feb 2014 12:04 PM PST 《世界日报》記者劉大琪／紐約報導  崔健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時而幽默，時而嚴肅。(記者劉大琪/攝影) 有著「中國搖滾教父」之稱的著名音樂人崔健6日亮相紐約大學，宣傳其編導處女作電影「藍色骨頭」(The Blue Bone)的同時，和喜愛他的朋友暢談音樂理念。他樂觀認為，搖滾在中國存在市場，但一定要脫離盲從西方、建立有著真正價值觀的搖滾。對於日前原訂登台但最終沒能登上中央電視台馬年春節聯歡晚會，崔健表示「時代還是沒有改變」。 崔健昨日一上場就感謝紐約大學「給沒有上過大學的音樂人，坐在大學講堂的機會」，另外感謝音樂、尤其是他一開始做的古典音樂培養了他成年之後判斷分析、自我表達的能力。雖然他很開心地與大家分享一路以來尋找、突破、接近邊緣又回到中心的過程，但他也直率地表示「音樂更多是為了聽，電影更多是為了看，能談論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還是需要去感知。」 對於崔健來說，音樂有太多的可能性，當他通過創作「一無所有」等歌曲看到社會和搖滾關係的時候，當人們通過音樂發現自我、嚴肅思考和表達的時候，音樂已經超越僅供一小群人互動的功能，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就連當時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駕馭。音樂喚醒了民眾的自我意識、喚醒了每個人心中的「我」，他所認知的新一個自己，也是被音樂帶來的。 在音樂創作上，崔健堅持認為音樂有一部分就是不能談的，是靠感受的、是自己的，要聽從自己的感受。如果創作的時候一上來就想著別出心裁，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搖滾並非西方獨有，但在亞洲確實缺乏主流支持。「去你媽的，現在你們都聽我的音樂」的這種率性，並不容易被亞洲文化接受。 崔健說，在日本和韓國，只要有藝人存在些許脫離群體意識的行為都會遭到封殺，「亞洲文化從審美上，就不接受搖滾。」但崔健依然樂觀認為，搖滾並非與中國無緣，且中國搖滾沒有必要盲目模仿西方的搖頭晃腦。真正的搖滾是有責任感的、是可以幫人建立價值觀的，真正的搖滾是「我今天晚上回家之後，覺得我人生觀變了，我要連續聽上好多天，這才叫震撼。」 受邀參加2014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崔健，疑因被禁唱政治控訴歌曲「一無所有」而辭演，一時間引起軒然大波。昨日他提及這一問題時稱，外界多認為他、王朔、姜文等一撥人都延續了紅色革命的精神，「覺得我們是共產黨成功以後的第一幫狗崽子、勝利者的第一代後代，身上有一股匪氣，同時又沒有在文革時代真正受到很多的苦，所以對我們反感，從感情上不接受。」持有這種看法的人對紅色革命本來就很排斥，一旦發現「狗崽子」、「第一代」有任何舉動，就容易用自己的理論去做判斷。 崔健說，文革雖然過去了，但浪還打在同一個方向、呈現同一種趨勢，其實文革還沒有過去，「只要天安門上還掛著毛主席像，我們都還是同一代人」，時代還是沒有改變。  崔健在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右一)在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時而幽默，時而嚴肅。(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右一)在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右三)在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時而幽默，時而嚴肅。(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時而幽默，時而嚴肅。(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紐約大學分享音樂理念，時而幽默，時而嚴肅。(記者劉大琪/攝影)  崔健(右一)在紐約大學為歌迷簽名。(記者劉大琪/攝影) ——世界新聞網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0, 2014, 6:16:17 AM2/10/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吴伟：“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
- 纽约时报：中国城镇化中那些消失了的乡村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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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04:13 PM PST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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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04:07 PM PST IAN JOHNSON 2014年02月09日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进香大道上的妙峰山口，装扮好准备到庙里表演的女孩在上山途中短暂休息。 北京——每周一到两次，十几个业余戏曲表演者都会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公路高架桥底下碰面，带着鼓、钹，还有对夷为平地的村庄的共同记忆。他们很快组成班子，然后开始表演一种几乎已经绝迹的戏曲，即使在当地也很少再听到这种曲子了——那些讲述爱情、背叛、英雄事迹，以及王朝的歌词被淹没在了持续的汽车轰鸣声中。 这些戏曲表演者以前住在雷家桥，高架桥附近一个有着大约300户人家的小村庄。2009年，为修建一座高尔夫球场，雷家桥拆迁，村民被分散安置到几个不同的住宅区里，有的距离原来的村子有数十公里远。
现如今，这些表演者每周在大桥底下碰面。不过，由于住得远，参与人数不断减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没时间。 “我想让表演继续办下去，”27岁的雷鹏说。他从祖父手中接管了这个剧团。“我们表演的时候，我会想到爷爷。我们演，他就活着。” 在中国各地，像雷家的戏曲这样的文化传统正遭受威胁。快速的城镇化意味着，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乡村生活正在迅速消失，而随之不复存在的还有传统和历史。 “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著名作家兼学者冯骥才说。“一旦村庄消失，文化也会随之流逝。” 而这，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根据天津大学的研究，2000年，中国有370万座村庄。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260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大约300座村庄消失。 数十年来，人们自愿离开土地，为找工作而迁移到城市。而过去几年，随着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通常情况下，村民除了进城别无选择，从而使这一转变加速。 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城镇化等同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则把出让农村地权视为弥补税基薄弱的一种方式，也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驱赶住户然后将长期租赁权出让给开发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平衡预算、官员中饱私囊所惯用的手法。很多地方官员正因和农村土地权出让有关的腐败而接受调查。 破坏村庄及其文化的现象也反映出更深层的偏见。在中国，一种侮辱人的常见方式就是称某人为农民，这个词等同于落后和无知，而最被重视的文化传统则是精英们的娱乐项目，比如山水画、书法以及宫廷音乐。 不过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认识到，乡村里蕴藏着巨大的文化遗产。一项浩大的政府工程收录了全国范围内约97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歌曲、舞蹈、风俗、功夫、菜系以及戏剧等易受破坏的传统，其中80%左右来自乡村。 比如，过去几年，冯骥才就记录了天津郊外南乡三十六村遭破坏的过程，而这里是著名的年画之乡。 “不知道它能否存活下来，因为这些人搬到新家后，他们就分散开了，”冯骥才说。“手艺不集中了，也不再被传给下一代。” 雷家桥的戏曲表演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座村子位于原来一条从北京向北通往丫髻山、向西通往妙峰山的进香大道上。这两座圣山当时在北京的宗教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每年，山上的寺庙都会举办长达两周的庙会。北京的信徒们会徒步朝顶进香，途经雷家桥时补充食物和水，还会观看表演。 雷鹏所在的这类剧团被称为“香会”，免费为上香者表演。他们唱的戏基于约800年前的宫廷和宗教故事，采取相和而歌的方式。雷鹏演唱主要的故事情节，穿着亮丽戏服的其他表演者与他相应和。其他村庄也有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但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保留曲目和当地特色。音乐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这些香会大多被取缔，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层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这些社团又重新活跃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遭到损毁的寺庙也得以重建。 然而，这些表演者却在不断减少，年龄也越来越大。在现代生活无所不在的诱惑——电脑、电影和电视的吸引下，年轻人渐渐远离传统艺术。这些表演者生活的场所也同样遭到了破坏。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雷鹏回到原来的村子里走了一圈。现在，那里已变成一堆瓦砾，野草灌木丛生。雷鹏两岁时就跟着祖父一起唱戏。他如今在北京公交公司做办公室工作，不上班的时候就全用来忙剧团的事。 “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那儿，”雷鹏指向一片长满杂草的碎石堆说道。“他们都住在这附近的街上。我们在庙里演。” 这座寺庙是当地少数没被拆毁的建筑之一。（党支部所在地是另外一座。）寺庙建于18世纪，木梁柱，瓦屋顶，周围有大约两米高的院墙。外面刷的亮漆已经褪色，饱经风霜的木梁柱在北京干燥多风的气候下裂开，屋顶有一部分塌了下去，墙体也开始剥落。 “寺庙原来还在历史遗产保护名单上，”雷鹏说。“政府说会重建，但好像没人知道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记者未能联系到政府的城市规划官员对雷家桥的事情予以置评。 傍晚工作结束后，这些表演者就会聚在庙里练习。就在雷鹏祖父那一代，这些人还能不重样地唱一整天。而如今，他们只能唱几个曲目。一些中年人加入了剧团，因此名义上他们共有45名成员。雷鹏说，由于很难组织大家聚到一起，新来的人学不到太多东西，而且，在高架桥底下表演本来也不怎么吸引人。 “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个爱好，”55岁的李兰（音译）说。李兰在剧团里负责敲锣和演唱。“就是现在出来练习太不方便了。” 过去两年间，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出资供外来打工家庭的23名儿童学习音乐与表演。雷鹏教他们唱戏，以及如何画上表演时的鲜艳扮相。去年5月，他们在妙峰山庙会上表演，让同样面临老龄化和减员困境的其他香会艳羡不已。 不过，项目资助于去年夏天截止，孩子们便作猢狲散。 “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得是我们村的人，才明白这有多重要，”雷鹏说。“不管怎么说，那些小孩都会走的，学的时间不长，成不了气候。事情是很好，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剧团的困境中还有一个怪异之处，就是一些传统艺人如今会得到政府的资助。政府将他们列入国家名录中，组织表演，并给部分人发放微薄的补贴。 上个月，雷鹏所在的剧团上了当地的电视，并受邀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中表演。这样的演出获得了合200美元左右的收入，对剧团的重要性也是一种承认。 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杜洋表示，这个剧团是辖区内69项受保护的遗产之一。 “我们的目标是保障这些文化遗产不会消失，”她说。“我们国家正走在繁荣昌盛的大道上，如果它们消亡的话，就太可惜了。” 雷鹏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他们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受影响。 在自家的新公寓里，他靠在椅子上说，“老村镇真是舒服啊。”他家的两居室在一个公寓楼小区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离原来的地方开车要半小时。“我们以前有1000平米的房子，把空房间租给外来民工。好多大巴车在附近停，进城很方便。” 与所有的农村居民一样，雷家和邻居们并非土地的主人。中国所有的土地均属于国家。因此，当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公布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搬迁。“没人反对，”他说。“我们知道没别的办法，只能随大流。” 每个人都得到了免费住房，以及价值5万到10万美元的补偿。 不过，奇怪的是，高尔夫球场并未动工，村里还是一片废墟。没人知道这到底是因为违法开发，还是可能牵涉到正在接受调查的一桩腐败土地交易。此类信息不会公开，因此村民们只能猜想。不过，他们通常是努力忘记此事。 “我尽量不想太多这种事，”雷鹏说。“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表演和传承上。” Mia Li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谷菁璐、黄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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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03:47 PM PST
JOHN ELIGON, PATRICK ZUO 2014年02月09日 Daniel Ac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杜邦先锋在艾奥瓦州约翰斯顿的玉米育种实验温棚。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这桩玉米种子失窃案要追溯到2011年5月。当时，位于艾奥瓦州中东部的杜邦公司(DuPont)科研农场的一名经理发现，一名男子正跪在地上挖土。被询问的时候，他似乎脸红了。他名叫莫海龙（音译），与同事王磊（音译）在一起。莫海龙告诉这名经理，他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工作，是来附近的地方参加会议的。联邦当局表示，当经理停下来接电话的时候，两人跳上一辆小车，飞快地驶过一条沟渠逃跑了。 接下来，联邦调查局(FBI)对莫海龙及其同伙进行了一年左右的监控。除了一人之外，其他人均为大北农集团或其下属的金色农华种业公司的员工。监控的结果是莫海龙于去年12月被捕，另有五名中国公民以盗窃贸易机密的罪名被起诉。联邦当局与农业专家称，这是一起非比寻常的、无耻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获取他人耗费了大量金钱与时间的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与航天技术、涂料配方和金融数据等领域的经济间谍活动有所牵连。中国仿制的时尚配饰也一直在主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莫海龙一案——他于上周在得梅因被传讯，做出了无罪抗辩，并继续遭到拘押——以及去年在堪萨斯州的另一桩案件表明，农业部门正成为更大的目标。行业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会同时损害美国农场主与大型农业集团的竞争优势。 “我们看到，农业是一个新的热点，”FBI反情报部门的助理主管小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 Jr.,)说。他还表示，过去两年里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趋势。“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国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敌对情报机构偷的都不是这些东西。” 当局称，莫海龙一案的被告曾前往艾奥瓦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多块种子试验田，而这些试验田的测试方为杜邦先锋(Pioneer)、孟山都(Monsanto)和LG种业(LG Seeds)等农业巨头。起诉书称，被告在伊利诺伊州购买了一小块自己的试验田，将偷来的种子藏在微波炉爆米花包装盒和赛百味(Subway)餐厅的餐巾纸等东西里。 他们想要的是自交系种子，也就是玉米植株的自授粉产物。自交系最终会与其他自交系杂交，培育出杂交种子，然后出售给农民。这种种子有能力抵御干旱和害虫的侵扰。联邦检察部门称，一种自交系需要耗费五到八年的科研时间，成本可达3000万到4000万美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 企业或个人可以移栽偷来的自交系种子，并且最终利用新种子来与另一种自交系杂交，以培育出杂交品种。这样走捷径能够省下多年的高成本科研。 “这些都是相当无耻的事实，”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专于知识产权与技术法的教授杰伊・P・盖桑(Jay P. Kesan)说。“我想，本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获得商业机密，这些实体似乎达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 现年44岁的莫海龙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家中被捕，但其他被告目前并未遭到羁押，当局也拒绝就他们的状态予以置评。莫海龙的律师否认自己的客户有任何不当行为，称其为种子经销商，15年前移居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在另一起案件中，家住堪萨斯州曼哈顿的张伟强（音译），以及阿肯色州斯图加特的严文贵（音译），被控将具有药性的专利稻米种子交给祖国中国的农作物研究人员。张伟强为总部在科罗拉多州的生物医药企业文特里亚生科(Ventria Bioscience)工作，是稻米培育员；而严文贵则是在联邦农业部从事研究工作的基因学家。 2012年，47岁的永久居民张伟强和63岁的归化公民严文贵都曾前往中国，当局称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探讨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去年，两人安排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作物研究所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们将该代表团带到了张伟强的工作场所——位于堪萨斯州的文特里亚农场、他的住所，以及位于阿肯色州的联邦农场，也就是严文贵的工作场所。 根据起诉书所述，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美国时，有人在代表团成员的行李中发现了专利稻米种子，在张伟强的家中也找到此类种子。张伟强和严文贵于去年12月被逮捕。 美国种子贸易协会(American Seed Trade Associati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W・拉维涅(Andrew W. LaVigne)表示，随着种子技术的研发需要耗费的成本与时间越来越多，“在一些人的眼里，这更有利于他们”偷窃种子，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借助别人投入的时间与努力，节省三到五年的研究时间。” 艾奥瓦州农业局(Farm Bureau)的研究主任戴夫・米勒(Dave Miller)表示，美国的务农者担心被盗的种子可能会给中国务农者带来不公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通过先进技术研发的杂交种子。 郭明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农业公司的玉米品种顾问，她表示，外国蔬菜种子在中国市场中占据80%的份额。根据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2011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的份额从10年前的0.1%增长至11%。虽然中国国内的玉米产量多年来不断增长，但玉米的单位产量没有出现大幅增长。 自2001年以来，中国没有研发出任何重要的杂交玉米种子，不过于2007年推出的排名第二的玉米种子是由杜邦先锋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研发的。 分析人士表示，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的种子产业是分散的。大部分育种研究工作由国家资助的大学及研究院完成，这些机构与买卖种子的公司之间缺乏沟通。因此研究工作常常无法带来丰厚的商业收益。育种顾问郭明表示，这种结构还致使中国种子市场内部出现偷窃行为。 “有的种子公司直接去种子基地偷种子，”她说。“有些育种公司把种子交给农民代繁，种子收获以后，农民不卖回给你，有种子公司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他们买回去，再高价卖出。” 郭明还表示，然后，这些贸易公司会以高价出售种子，赚取暴利，他们没有投入成本进行研发。 “风气就是这样，”她说。 一些人表示，这种态度可能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在从美国种子公司偷取种子，只是没有被抓到。随着中国政府鼓励种子生产商不断创新，这种窃取种植技术的欲望会更加强烈。 “事实证明，杜邦先锋研发的品种要优于中国的最佳品种，”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农业、食品及资源经济学教授卡尔・E・普雷(Carl E. Pray)说。“如果他们打算与跨国公司竞争，即便是在中国竞争，他们也需要获得跨国公司使用的基本原料。” John Eligon自堪萨斯城、Patrick Zuo自北京报道。 翻译：黄铮、许欣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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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专访张庆方律师谈许志永案一审：“领导说它是马，法院也不敢说它是鹿” Posted: 09 Feb 2014 02:41 PM PST
张庆方： 张庆方，男，1973年生，山东省梁山县人。1995年毕业于烟台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创办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合伙人，律师。 主要学术兼职：北京大学廉洁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恢复性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恢复性司法、死刑、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等。 艾晓明： 艾晓明，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妇女性别与文化研究学者、纪录片独立制片人。2003年参与为孙志刚案呼吁，与许志永、高耀洁等人同获广州《南方窗》“为了公共利益”社会良知奖。 访问时间：2014年1月23日下午，张庆方所在律师事务所办公室。 2014年1月22日，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审理。
次日下午我访问张庆方律师，他正在接受外媒记者的电话采访。我把他当时的回答一并记录在此。为阅读方便，电话中外媒采访的话题用括号标示出。这里的插图都是头一天庭审外的情形。 （电话中记者问有关王功权认罪视频）： 张庆方（以下简称张）：……许志永认为他无罪，人家王功权都承认他有罪了，并且表示要和许志永断绝关系。是这么一个烟幕弹，对。 （这对你们辩护有影响吗？） 张：对辩护没有影响。王功权对教育平权的过程讲得很清楚，他认为我和许志永都不希望这个国家乱，因为现在中国搞建设，还是需要稳定。我们都希望理性和平地推动社会进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志永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做法，让政府感觉到了压力。他说我们可能高估了政府的容忍限度，就是这么一个表态。他意思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去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希望这个社会乱，把社会搞乱，从来没有。 法律上，不是说一句我认罪伏法就叫认罪。法律上的认罪必须是对检察院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他自己也认为构成了犯罪。这一点很清楚，检察院所指控的新公民运动这几次所谓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活动，有五次，其中只有一次，就是去年2月28号家长们在北京市教委门前请愿的过程中涉及到了王功权。但是王功权也没有组织，也没有上街，也没有去现场。只是提前两天，许志永和他见面的时候说，我们想鼓励学生家长们2月28号请假一天，到北京教委去请愿。你是不是也发个微博，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就发了一个微博，他其实所有的参与就是发了一个微博。这个他也认为是不构成犯罪的，也没想过去搞什么乱子，没有。 （你们看到了录像吗？） 张：我们是在庭审中看到的录像，他承认许志永找他发呼吁家长请假一天的微博，这个他是承认的。这个过程他讲了一遍，大致也就是这样，别的也没什么内容。
（录像是真实的吗？） 张：是真实的，这个我能确认。 张庆方放下手机继续：最终它这种宣传策略不单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让政府更丢脸。因为它有一个基本的道义在里面，也不要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大家都明白王功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你觉得王功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功权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甚至他也不是一个企业家。王功权是一个文人，他很热情，有文人情怀。这个人不是那种处心积虑心思非常缜密的人，他是真性情，并且他的情绪也容易波动。过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垂头丧气，他就是这么一种人。但是不管情绪高涨还是低落，他都很真实，他不善于隐藏，他也不懂得隐藏；甚至他认为就没有必要隐藏。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说王功权认罪，我们看到的全部的证据只是说：他希望尽早获得自由，因为他身体有病。他也说了，我以后不想再参加政治活动。我希望能有时间多陪陪家里人，能够写写诗；还能够用我的专长,扶植青年创业。他搞投资的嘛。所以我认罪伏法，我也希望政府能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表达，因为我们也不能渴望每一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家有各自的考虑，各人有各人人生的安排。功权这么做我们很理解。再一个功权在里面这几个月，没有出卖任何朋友，就包括有一个视频事件—— 我做许志永的律师，刚刚见他的时候，我拍了一段视频，在看守所。许志永就讲了几句，提倡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他说，呼吁教育平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推动教育平权，在这个荒诞的时代，这就成了我的三大罪状。但是，社会进步总是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他有准备做出牺牲，也呼吁大家都要把宪法呼吁的权利当真。堂堂正正做公民，大家大声地呼喊出来。 这个视频当时被王功权发到国外网上，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官方非常不高兴，为此找过我好多次；说这个视频是怎么散发出去的，为什么要散发。后来王功权被抓以后他完全是自己承担责任。他说首先律师给了许志永的太太崔筝，崔筝觉得王功权是许志永的朋友也非常关心许志永就给了我，并且也再三地叮嘱我不要向社会公开。他说这都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和他们都没关系。警方就问张律师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王功权说我不了解。警方又问那他的态度是希望你公开还是不希望？王功权说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说不让我公开。 他说的所有这些在里面的表述都是自己承担责任，没有说推卸责任，或者歪曲事实，去分散、逃避自己的责任。没有。 不仅是王功权，其他的人，总共抓了十几个人。这些参加新公民运动的人，还都是有担当的。大家对这个过程讲得都很清楚，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能够走到一起？因为首先，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像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我们这个执政党太腐败了。如果能够推动财产公示的立法，有效地反腐败，其实恰恰能够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政府的廉洁程度。这对政府是有帮助的，因为中国现在好多问题都是因为腐败。
至于说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受许志永博士的影响，好多人也说得非常实事求是。他们说我们认同许志永博士的公民社会理念、新公民的理念，这并不等于说他指使了我或者说他让我做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是因为本身对腐败的看法，才去参与推动财产公示。这个说得也很清楚。 当然因为人多，大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在警方侦查终结的时候，也给两个人办了取保。其中有个人也讲过：我过去非常认同许志永的理念，后来就发现他应该是有政治目的的。他是反对一党执政的，希望中国将来搞多党制，废除现在的一党制。我是被他蒙蔽了，说过这些话。 尽管说过这些话，许志永也是非常理解的。包括我作为律师也非常理解。因为这个人，爱人没有工作，小孩当年要参加中考；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警察一直又在做他的工作。你说理念很重要，良心、正义都非常重要，但是家里人现实的需要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他做了这么个妥协。我们其实是为他高兴，毕竟他妥协了也换来了自由。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最关键就是他并没有在这过程中歪曲事实。他参加财产公示大家是怎么讲的，大家怎么一再强调要理性、和平，不要影响交通，不要影响其他人正常的生活；如果警察来了我们就不要和警察发生争执。他对这个过程讲得也是非常清楚的，并没有说许志永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使我们怎么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半句话大家在策划犯罪活动，大家通过制造社会不稳定向执政党施压。 所以看了我觉得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对采取了适当妥协方式的人，我们是充分地理解。
艾：你有没有听说？有传言高层领导跟任志强吹风，说什么反党集团？ 张：这个应该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可能是北京市的政协主席。他在一些会上可能就说政协主席找我了。其实我觉得，俞正声还不至于用这么一种愚蠢的方式来讲，不至于。但是我了解的是，这些企业家们确实是一直在呼吁。 （接采访电话，同样是询问有关王功权认罪的视频）： 我看到了王功权的视频。许志永在11月初也看见过王功权的视频。在这上面确实是讲过我以后不再支持许志永这些活动了。警方说不行，你必须要和他断绝关系。王功权说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让我太难堪了吧；不支持他就是了。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了解到是这样。 至于说他有没有讲过他作为法学博士为什么不认罪，我没有看到过。再一个就王功权本人，就许志永做的那些事情，我倒是看到过很完整的笔录证据。他认为许志永这么做都是怀着建设这个社会推动国家进步的目的。大家都不希望这个国家乱，大家都想着去建设，而不是去破坏。这个我手头是有证据的。我没有看到他认为许志永就构成犯罪。没有的。 十一月初这个案件整个侦查都要终结了。警方就大规模高强度地对每一个人连夜讯问，逼他们认罪，写悔过书。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顶不住压力写了悔过书，王功权也写了一个悔过书，说我认罪伏法，我希望能早日获得自由，多有时间陪家里人。但是这个悔过书只是说有一个我认罪伏法的表态，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并不认为构成犯罪。他也不认为许志永所作所为构成犯罪，这个很清楚。 这个视频昨天在法庭上也播放了。警方找他，向他了解情况。这个是有的。我没有看到他说断绝关系这个话，并且我刚才跟你说了；我们了解的情况，警方要求他声明划清界限，他说划清界限让我太难堪了吧。当时有这么一个话。 在给许志永播放的视频中，11月初的视频中是有这个的。我听许志永讲了。对对。警察是不是当场这么说的不知道，但是王功权确实是在录像中说的，你让我跟他划清界限，这个我太难堪了。这个确定是有的。
（电话采访者问及许志永的状况）： 张：他那一段时间情绪是不是完全没有受影响，我也不好说。那段时间是警方找了一个理由，说是看守所正在修水管。大概有三个多星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律师都没有办法会见。那段时间又对许志永进行连夜讯问，他也睡不好。有一段时间他不是特别适应，睡眠不好。但是很快他也就恢复了。对王功权他也是非常理解的，他认为王功权身体不好，如果有机会出去，不仅是王功权，其他的人如果有机会，哪怕用妥协的方式，能够尽早地自由，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所有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希望是这样。
（对同一天审判许志永和释放王功权您怎么看）： 张：它本身是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太明显了。昨天审许志永，突然放出来这么一个风，意思就是你们别以为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你们多有道理。人家王功权都承认有罪了。其实王功权所谓的承认有罪无非就是他承认他帮着许志永发了一条微博，呼吁家长们去北京市教委请愿。就是这么一个微博，是他承认的。我们都看到了视频。他别的没有，并不是说我就策划了犯罪。
我昨天庭审结束，就有三百多个未接电话，因为大家都比较关心。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哪怕重复讲几句，无非就是多说几遍嘛。 艾：昨天庭审是个什么状态？ 张：庭审是非常滑稽的，因为正常的庭审对被告人的讯问是很重要的，检察官要问，律师也要发问。现在少了控辩双方交锋的过程，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审判了；成了检察院的独角戏，他们自己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去念事先由警方写好的笔录。证人也不允许出庭，因为怕证人出庭，万一把真相讲出来，那不就不是犯罪了吗？就是这么一种单方的表演，演戏，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警方举出的这些证据，费劲八咧地有一百九十五份证据。这些证人证言、最重要的包括现场录像；我早就说过，它想找许志永犯罪的证据，其实没有找到。最初是2011年11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给许志永立的案，说明政府对许志永一直深怀敌意，认为他是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对执政党不满。但是经过一年多的秘密侦查，什么盯梢这些手段全都用上了，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但是风已经放出去了，他们还是要抓人。抓人总要找理由，当初对袁冬、丁家喜他们这些人，是用非法集会罪；说你们在西单搞什么条幅，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搞什么演讲。他们是以非法集会罪抓的人，抓了以后又发现用非法集会罪，其实也整不到许志永。因为非法集会是什么？你说多少人的集会叫非法集会？非法集会必须有阻碍、抗拒工作人员现场执法。那许志永从来都是说，我们不要和警察现场发生冲突。你套非法集会罪能不能把许志永定罪？它也没有这方面证据。最终，它又改罪名：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这个罪名一变再变，表明不是说许志永有罪，而是说他们一定要把许志永整成有罪的又去找理由。但是最终他们找到这些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最根本的就是你说他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什么时间？他怎么扰乱的？既然是公共场所的秩序，离开了人，是没有办法谈秩序的。秩序都是和人有关。只有妨碍了具体的人才能说妨碍秩序罪。它侦查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出一个人来，没有任何一个北京市民说妨碍我了，没有啊。他们找到这些证据是什么呢？都是官方的人，现场处理的警察，教育部的保安，说是他们这些人来了辱骂我们的领导，堵车堵门导致我们不能正常地办公。骂得不堪入耳，损害了我们领导、我们部的形象，教育部的形象。但是他又拿不出来证据，都是自己这么说。没有证据。 事实上这些家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的素质都非常高。再加上他们的目的很单纯，他们为什么要跟教育部门闹翻，他们的目的——因为我在这里工作，我在这里缴税，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参加高考的时候别再回到老家去。他们的孩子们也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了，一口北京腔，也在北京上了小学中学。将来高考的时候说你不是北京的，你是河南人你是陕西人。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要求。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希望引起主管部门的反感，引起反感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只是好声好气地说，也不行，因为他们们没有压力。他们只是希望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到场，施加一定的压力来达到自己善良的愿望。 现场的视频很清楚，我们一看，那明显和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也跟很多人讲过：检察院牵了一头鹿到法庭上说，说这是一匹马，并且要求法院来认定，这就是一匹马。就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法院会不会最终说这就是马呢？不排除。如果赵高说这就是马，那法院它也不敢说这就是鹿。 所有的事情都很单纯，因为他呼吁教育平等权，呼吁官员公开财产，这就要定罪。当然检察官也讲了，说并不是因为你的这些口号、你的这些要求给你定罪，而是因为你违法了。你扰乱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妨碍了公共秩序。 这个东西判断有罪无罪很简单，就是现场视频。这个现场视频我们也会向社会公开，也已经在通过一些媒体在公开。老百姓看了以后大家都会很清楚。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是鹿还是马？这个官方非得说是马。那就让官方成为历史的笑料去吧，就这么简单。 艾：您自己怎么评价许志永倡导的新公民运动呢？ 张：这是中国将来必然要走的路。当然现在很多人还可能觉得比较敏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他这么做。中国人受了多年专制的教育，大家骨子里就认为万一你这么搞搞乱了，影响稳定怎么办？我们正常的生活怎么办？那其实中国不能总是这么一种状态，你还是要逐步地吸引、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国家的管理。因为这个社会现在太复杂了，靠一个人哪怕他再英明，也不可能英明到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他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实际上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要在不断的碰撞之中，让不同的诉求都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大家在沟通甚至是争论的过程中找答案，期间甚至不排除有一些社会动荡，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强压着积累了太多矛盾。
你看中国现在城乡矛盾、户籍隔离、包括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这些光靠执政党自己，哪怕我们的领导人再有决心都没有用。用极权的方式解决不了，因为中国现在好多问题，都是极权产生的。所以极权它是原因，它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 这一点我们都能够看得透，只不过，现在要说许志永他被审判了，就一呼百应全国人民都站出来，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最终，不会太久，中国还是要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一个民族总要进步，特别像中国这样的民族。过去严刑峻法都阻挡不了人们去追求更理想的社会，都不能阻挡人们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你现在…… 说白了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法治。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法治已经发展了。政府对他再恨之入骨，也不能用绑架、暗杀，用这些摆不到桌面上的方式。还是要通过一个庭审，尽管这个庭审非常不公正，但是形式上它还是说在法制的框架之下来解决。并且最初他们希望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许志永，但最终能够收罗到的一点点证据也就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最高刑五年。五年的刑罚，不要说对许志永，对好多人，根本起不到一个威慑的作用。
据我了解，好多功成名就经济上也没有压力的这些社会中坚，他们为了追求理想，也会走许志永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判刑，对官方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在形象上、国际评价上，包括对国内这些进步人士的影响上，都只有负面的作用。
（再接电话，回答有关许志永最后的陈述的问题）： ……他在刚开始陈词一两分钟就被打断了，这个时候我就表示了抗议。我跟审判长说是不是庭审就结束了，如果结束了我们就退庭。审判长就让他继续讲了几分钟。
（记者：我听说是他在讲新公民运动的基本理念时被打断了？） 不是，他在讲到财产公示的时候。他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有财产公示制度，中国为什么不能引进？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究竟害怕什么？你们在担心什么？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被打断了。 我们是全程保持了沉默，我们会在庭审后陆续地把我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记者在电话中问对王功权的情况你怎么看？） 张：首先，所谓的认罪并不是说我写一个悔过书，我希望早日获得自由，我认罪伏法，希望你们早日给我自由，这就叫认罪。真正的认罪是对起诉书中指控他构成的犯罪和他的犯罪行为是不是真正有罪。王功权承认参与过一次教育平等行动，他认为家长们推动教育平等，许志永这样做，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并没有想到在社会上制造动乱。这是没有的。他们主观上就是为了社会进步。这一点上王功权一直是很清楚的。 艾：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 张：基本上都是，今天就是王功权。 艾：你们进入庭审之前就说到会保持沉默，你觉得昨天庭审，检察官对这一点有准备吗？ 张：有准备。我们早就说了嘛，并没有说突然之间做。他有准备，他们也是商量好了的。领导们也是研究过的，领导们觉得哪怕难看一点，这个事也得办；不能拖着，越拖越不利。老是拖着社会持续关注，他们受不了。难看一点就难看一点，反正不是丢个人的脸。我们也没有把矛头指向个人，其中的一些个人还尽量地表现出来一些善意；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案件。过去北京法院的庭审都是很不人道的，他们担心出问题。比如一审审一天，中午的时候，没有给被告人准备饭的。他担心我给他饭吃坏肚子怎么办，好多都是饿着审。但是昨天书记员特意也给许志永准备了盒饭，大虾什么的都有，还比较丰盛。许志永的爱人崔筝去旁听，法院事先给我打电话，说她刚生过孩子，对她是不是要特殊一点？我们不行给她弄个日本的快餐吉野家吧。我说定什么倒是都可以，但是不要太辣，刚生过孩子嘛，还在哺乳期。这个他们倒是都考虑到了的。从人道的角度他们不希望给挑出毛病。
艾：他们俩还是见面了？ 张：他就是在进来的时候见了一面。我们也提出来说，以前我参加了很多庭审，在庭审的间歇时间就让家属见一面的情况有常有的。法官他们合议了说，现在就算了；万一见了面情绪失控，审理进行不下去怎么办？其实像这种案子，他们怕承担一点责任。哪怕从人道的角度就应该安排，他们也怕承担风险。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状态，都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艾：我听说你和许志永是同学？ 张：对。 艾：你对他个人如何评价，特别是这次通过代理他的案件？ 张：我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没有变，志永是个有理想有担当也有能力的人。他不是一个书呆子，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社会的承受程度、不顾中国的国情硬来的一个人。他也知道，中国尽管存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但也不可能一步解决。必须通过渐进的方式，但是不能因为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就不做；所有的人都三缄其口，有问题也不指出来，有困难就不去做。这不行。 这个社会总需要有人站出来，社会才能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有宗教情怀的人，他也相信天命。这一点上，他心中还是有个上帝的。我也给他提出来，你的上帝究竟是第一推动力，还是说像老子那个道，在天地之前世界存在的本源？是这么一个第一时间、第一来源、第一动力，还是一个人格神？他说他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也认为有一个主宰宇宙、主宰人类发展的力量。这个力量更接近于人格神。有很多人，他的使命是注定的；他也有点相信。他认为哪怕遭遇再多苦难，对自己都是一种天命。他是相信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也给他提供了一种支撑。否则可能也像王功权一样，选择妥协换自由。你要没有支撑的话，在中国这个环境中你很难坚持下来。 但是他这个信仰你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也不是。他太太跟我聊过，她说她就不赞同。我也劝他，我说你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一定要慎重。因为宗教问题在中国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他还是很真诚的，他也没掩饰这个问题。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许志永如果不走这条路，他做律师，他搞社会活动，他在官场上，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这个人是不简单。 艾：他知道有孩子了但是没看到是吗？ 张：我给他……他看到了照片，给他看了照片。一段小视频也都给他看了。 艾：看了他什么表情呢？ 张：他当时还是流泪了。毕竟是，孩子出生嘛，他也不能尽自己的责任。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好多企业家包括国外的一些人，给他家里人表示，想捐助。他爱人还是比较自立，她觉得，我还是有能力来养家的；能够自食其力，不愿意接受。就这问题我也问过志永的意见，我说怎么办？志永也感觉到很愧疚。志永他不是一个搞钱的人，这么多年家里的房子还有六十多万房贷，每个月要还四千多。我也跟他爱人提过，四千多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数，你就把还款帐号给我，我安排财务给你还，他爱人也不接受。 我们现在也在想，怎么样通过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帮助她。因为你再自立，毕竟是一个人。她在媒体，收入也不高。孩子出生以后，这个花费也是很大的。我说你不要小瞧，在北京孩子花钱是很多的，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给许志永个别的朋友也谈过，我们准备以他夫人能接受的方式照顾她，不要让她有经济压力。至少要帮着志永照顾好家。因为能做到也就这么多。 其实昨天我是很难受的。他不讲话也就罢了。昨天在法庭上，他最后陈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长时间能够坚持，其实他的愿望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共同的愿望。他想做的事情，也是我们都想做的。但是大家都没有这种勇气，只有他站出来了。我们是想帮他，但是他所承受的这种压力和痛苦，我们是没有办法分担的。 昨天在法庭上他那么一讲就讲到了十年以来的过程，我控制不住，真的控制不住。在法庭上，当时也流泪了。法官也说了，张律师你怎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说你们可能觉得这不是多大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想到同学之间的感情，这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但是最终理智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觉得，他这个付出也是值得的。 因为，不需要太久，你不用考虑现在官场上的人是怎么考虑的、常委们是怎么考虑的。你就想生活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时代了，大家都是用的苹果，都是用的三星手机；这个系统都是微软的系统。通讯方式都是一样，微信这么普遍。特别八零后九零后，乃至新出生的这些孩子，他们接触的环境，和国际上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技术手段、生产手段、生活方式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管理国家的方式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想想二十年后，八零后七零后作为管理国家的主体的时候，大家能接受什么规则？我们就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肯定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来推动，它还是铁板一块。他做了一个推动者，这就够了。他承担了这一代人应该承担的使命。我们还是为他欣慰的，也骄傲。 （接电话，回答有关判决结果的问题）： 这个不太好预测，也可能会很快，而甚至拖上几个月也有可能。这就取决于最终决定这个案件结果的领导们怎么看。这是必然的，就是暗箱操作。因为昨天庭审中，很重要的其他被告人也不允许到庭。这就是暗箱操作。至于说最后的结果，肯定不是庭审的几个法官们决定的，肯定是领导们决定的。 （回答有关沉默的问题）： 中国人大都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沉默。西方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法庭是一个说理的地方；刑事法庭应该控辩双方激烈交锋，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见充分说出来，最终法院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中国的法庭显然不是一个说理的地方，特别是他这个案子。我们为什么沉默，因为这个案件，要把真相讲出来，必须要让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到现场。但了解真相的人或者现在关押着，不允许他们出庭；或者说被警方实际控制在家中。既然真相被阻挡在法庭之外，我们在法庭上又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真相揭示出来呢？既然法庭没有给这个机会，那我们是用沉默的方式来抗议。这是我们的一种意见表达，有一个谚语：辩解就等于承认了一半。面对他们这样一个不公不义的审判，说话反而降低了这个悲剧的力量。我们只能用沉默的方式，才能把我们的抗议和不满表达出来。 审判过程中，法官们关心的不是案件的真相是什么，不是有罪还是无罪；他们想的是匆匆地赶快把这场戏演完，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赶快过去。就是这么一回事。 艾：你见到许志永有没有告诉他家里的事请他放心，反正都会帮他？ 张：这个都给他说了，这个没问题的，大家肯定不会让他在这方面有什么压力。朋友们都会…… 艾：现在你们律师还有什么可努力的空间呢？我指对他的伤害能够再降低？ 张：这个是很难的，你这么想吧，这不止一个人。以他为首说是。如果要定罪的话，他肯定是最重的。如果给他定轻了，那其他人怎么办？ 艾：但是像陈平福、朱承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有撤案的。 张：是。但是许志永这个案件比较特殊，官方的意见在昨天也已经表达出来了。他们认为，在在转型时期，更加要维护社会稳定。意思就是说我们习近平也想变革，但是你不能来逼着我变。 艾：代理这个案子也有压力吧？ 张：体制内朋友都说，你要做，只谈法律问题，不要谈政治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我也打算，我这一年，就以休息为主，少和他们体制内的人往来。因为你往来，人家也有压力，自己也不愿意。休息一段时间再说。等到他判完以后，我就先沉默一段时间，不再谈这个事情了。现在一定要谈。因为现在就是让大家了解许志永嘛。等到做完以后，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帮着崔筝，把这段时间过去。就做这个工作，就是私人之间的一个帮助。 到现在我还是想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机还没有到。我劝过许志永和丁家喜，他们进去之前，我请他们吃饭我都劝过，我说你们要给新人时间，让国人观察他们是否真心改革。他们俩特别是丁家喜，很乐观，似乎民主社会马上就要到来。我认为还得有个七八年的时间，我比他们跟体制内的人接触更多一些。 我跟志永说我想过给你辩护，但我没想到现在就要站出来给你辩护。可是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有时该你担当该你出头露面，还是要担当。这个事情出来了，我们该做的要做，尽管有压力还是要做。但我还没有勇气做志永第二。 包括崔筝，她自己的想法也是。她理解志永也支持志永，但是孩子要和政治隔离开。所以我们也没有发布孩子的照片，不要让她成为一个政治小孩。她生活该怎么过怎么过。对志永我们也是，该怎么帮怎么帮。 但是我们不牺牲并不等于说没有其他人牺牲，我知道，现在的中国，愿意为政治牺牲的人多的是。所以他们想太平是很难太平的，因为你们做了那么多摆不到台面的事情，具体体制上那么多非常极端的不公正存在。你自己又不主动去改，你怎么能让人不抗争呢？ 包括体制内部也会变，我跟志永都讲了：不要着急，君子居安以俟命。他上来以后大家都在观察是吧，你要给人家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他不改，或者说他做的和说的不一样，马上他的威信就降下来了。我说你想一想胡和温，当时威信多高？持续了几年时间，甚至可以说2006、2007年民望都是可以的吧？那时候经济也发展，碰上世界经济上升周期了。好多人真的认为中国就按现在方式发展也有希望，不像西方乱糟糟的民主政治，我们现在不一样发展吗？胡温当时也很自信。但是一旦经济降下来，积累的社会问题浮现出来以后，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当然不怀疑他们有改革的善意和决心。但是他们上台前，在现有体制下并没有机会培养他们掌舵的能力。最怕的是自己没有头脑，也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就靠着一个家族、或者说一种势力的荫庇上来，却有强烈的马上要就掌控一切的欲望，四面树敌，这么搞将来肯定是要碰壁的。一旦碰壁以后，会不会进退失措？那将来究竟怎么办，这不好说。 后记：四天之后，判决结果出来，许志永博士被判处刑期四年。目前他已提出上诉。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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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02:31 PM PST 这年头还有傻逼警惕民粹主义，真是智力和道德的双重败坏。 一、统治需要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意思是统治权力须经过被统治者的授予，被统治者拥有定期授予和取消的权力，乃是当代普遍公认的道理。也因此，精英统治必须建立在大众民主基础之上，任何试图否定大众民主的企图，都是对普遍政治平等的否定，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从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警惕民粹指向的是反对大众民主制度，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主张。 二、对民粹主义的警惕，勉强能够成立的话，或许是一下两种情形：1、要么是指向非民主制度下的群众运动，如文革，2、又或者是转型期的突发群体暴力，如法国大革命。 三、前者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垄断权力，对民众加以欺骗、怂恿和操纵的结果，与其说是民粹的产物，不如说是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对此，更应该的是警惕专政极权而不是用民粹的名义，模糊混淆其根源。随着极权体制向后极权体制的转型，这种专政极权的极端形态出现的几率已经极大地降低，“用文革吓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意淫。 四、后一种情况作为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针对性。突发群体暴力的前景确实存在，而其发生，往往具有多重的来源：1、长期被压迫剥夺的心理爆发、2、特定意识形态的激发，3、以及突发聚集下的广场效应。在上述原因中，长期压迫剥夺和广场效应（缺乏组织）都是专政极权运行的自然产物，不是喊几声反对民粹主义就能避免的，也因此，所谓反对民粹主义的真实含义，不外是试图压制抵消有利于民粹主义的特定意识形态（如卢梭的平等主义），可问题在于，1、突发的群体暴力的发生，到底有多大比例是由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2、专政极权之下，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都被压抑，难道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就能传播并深入吗？3、反亲群体暴力的意识形态，对于阻止突发群体暴力真的有作用吗？ 五、在专政极权之下，一旦出现突发群体暴力，基本可以断定，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专政压迫剥夺，以及长期压抑组织化可能，而与亲群体暴力的特定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也因此，所谓的反对民粹主义，其实是树立一个稻草人作为目标，以满足自居精英人群的幻觉，同时也是为了向其目标人群推销虚假希望的需要所致。而其结果，则是模糊了突发群体暴力的真正根源，同时也回避了针对专政极权的抗争反对，才是避免突发群体暴力的唯一可能的事实，在智力上闪烁回避，在实践中则起到回避真问题，抹黑抗争反对的效果，实在是一种智力和道德的双重败坏。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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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02:17 PM PST
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10周年之际，2013年获奖者莫之许撰文指出，无论是早期的BBS，还是后来的博客和微博，在中国大概都只有"两三年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互联网的自由时代远未到来，而是必将迎来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  （德国之声中文网）1992年之后，有见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迅速崩溃，体制确立了面向西方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将建立在此之上的经济发展作为维持统治的根本基础，一时间，"与国际接轨"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此外，1990年代初，在西方，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景也开始浮现，各种舆论更是甚嚣尘上，对于急欲通过经济发展克服64带来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对立的体制而言，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94年4月20日，中国教育科研网(NCFC)与美国NCFnet直接联网,这是中国被国际承认为开始有网际网络的时间，仔细算来，2014年正是中国介入互联网20周年。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1995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向社会公众开放上网业务，可能才是"上网"的开始。 从一开始，体制对于互联网既有期待，同时也持有警惕的态度，担心把资本主义不良观念带入中国，此外，对于极权体制而言，任何不受控制的空间都是无法容忍的。1999年，笔者从当时信息产业部负责法规起草的某处长口中得知，公安部门曾要求所有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应有唯一对应的IP地址，只是由于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难度（没有充足的IP地址）才没有推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体制对于互联网的警惕和防范。只是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并不迅速，截止到1990年底，中国的互联网人群才不过10万之众，并没有带来立刻的影响和冲击，体制也就没有及时地推出诸多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互联网最自由也最宽松的时期，不仅给许多早期网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奠定了中国互联网空间发展过程中相对自由的底色。
三两年的自由 早期的邮件组和BBS时代，给予了在长期极权专政时代下艰于呼吸的人们一丝自由的空气。笔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BBS的情景，尽管没有几个点击，当敲击键盘进而目睹自己的文字呈现在屏幕上时，仍然如受电击。1999年5月8号，北约空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随即在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互联网网民之间掀起了可谓是第一次的网络舆论风暴。在具有一定人气规模的BBS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舆论生态，爱国左派和自由右派，是那时候主要的论战两造。 此后几年，BBS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一个个具有吸引力的论坛暂露头角，仅仅以笔者为例，就转战过自由撰稿人论坛、青年话题、强国论坛深水区、中青麻辣烫、世纪沙龙、思想评论、经济人俱乐部、关天茶社、江湖论剑... ...等等，此外不常出没而具有一定名气的其他论坛尚有许多，如西祠胡同的锐思评论、天涯杂谈，而在这些所谓时政思想论坛之外，各种文学、生活、情感、地区论坛，也是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的论坛也有管制和禁区，但相对宽松，就算一些敏感内容不能通过主贴发出，也常常可以隐藏在跟帖里面。然而，随着网络空间的扩大，管制的力度也相应增大，以关天茶社为例，就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历了多次版主的更迭，以及加强了审贴力度，其火爆程度迅速降温，活跃作者或远遁，或隐匿，或减少发言。不过，由于网络空间固有的开放特性，一个平台的沦陷，并不大可能会导致某个网友就此退出网络，而更可能如戏说的那样，犹如一群蝗虫，四处寻找着可以栖身的绿洲。 基于互联网开放天性的网络空间，就这样在管制尚未覆盖的时候，获得了"三两年的自由"，BBS如此，后起的博客空间同样如此，盛极一时的牛博网，就是这种"三两年的自由"在博客时代的代表，尽管几经开关，借着北京奥运前相对宽松的环境，牛博网从2006年中一直存活到了2009年初，成为那一时期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的博客网站，当然，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过被屏蔽的命运。 最新的例子则是这几年的微博空间，尽管饭否等小社交网站已先期关闭，新浪等门户网站推出之后，一度呈现出相对自由的面貌。受微博爆炸性增长和相对自由面貌的鼓舞，甚至有人提出了"微博改变中国"（李开复语）这样过分乐观的主张。但是，随着微博平台上的各类话语日益活跃，并逐渐成为各类维权抗争行动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管制也就如影随形，2013年8月，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中，薛蛮子等微博大V被抓，从2009年到2013年，微博也在经历"三两年的自由"后，步BBS和博客空间的后尘，进入到衰落期。
利用与限制的夹缝 很多人的疑问在于，既然总是要在"三两年的自由"后加以管制，那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限制新的网络应用的出现呢？在笔者的理解，这有两个理由，首先，正如前文所说，对外开放下的市场取向，是维持体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这当然离不开互联网的存在和发展，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算过分。而想要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各种新的网络应用也应该在中国存在和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互联网空间先发展后管制一再重复的逻辑所在。在这个逻辑之下，打个比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就像一个不断扩大，但又不断加密网眼的笼子。整体是在拓展的，但始终会被加上越来越严密的管制，从空间而言似乎不断在扩大，居于其中似乎还感觉到了自由度的扩大，但从日益密集的网眼而言，所谓的自由其实还是根本不存在的。 此外，中国的改革始终伴随着地方分权和部门利益化，地方和部门通过其掌握的信息和手段优势，对于中央权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包括越演越烈的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容许一定的互联网舆论空间，其实有利于中央权力管束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扩张，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地方治理失当和腐败行为。在互联网舆论不威胁到意识形态底线和冲击维稳体制的情形下，各种自发的爆料和批评，就可以为中央权力所用，成为事实上的网络上访。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空间，其实是体制利用和限制这双重目标约束下的产物，这十几年来空间的扩大和日益严密的控制，也是这双重目标的体现。
体制的根本担心 在利用和限制之外，体制对于互联网空间的存在还有更为深切的担忧。对外开放和市场取向，带来了两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首先，是民众脱离了单位制和公社制的束缚，自由流动，自我发展，与前30年相比，体制也因此失去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其次，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加上市场取向下新兴社会阶层的涌现，权利诉求、自由化的政治观念也开始涌现和传播，随着经济的发展，上述两个社会后果也越来越显著，体制开始担心，一旦观念和人群在特定情势下结合，出现类似1989年的场景。 从2004年一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以来，体制对于这样的社会后果可能带来的突发聚集也越来越警惕，对此，体制采取了若干复合的措施：首先，强化了维稳体制，直到如今刚性强硬的网格化维稳，以应对流动而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其次，则是针对观念的源头和传播，压制被称之为为"普世价值"的自由化观念，高校"七不讲"、新闻工作人员从业必须通过政治考试等等措施，皆属于此类。最后也最重要的在于，无论高校还是媒体，都还属于事业单位，有着各种严密的控制手段，掐掉自由化观念的源头和传播并不特别费事，互联网空间则不然，在互联网这个开放、流动空间中，自由化观念的传播有着先天的优势，微博兴盛时期的情况就足以证明，不夸张地说，对于拥有各种资源和手段的专政体制而言，互联网空间可能是其唯一不能彻底控制的领域了，也因此，如何防止其成为人群和观念的聚合平台，进而成为威胁专政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成为体制念兹在兹的核心课题。 2011年初，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又被称为推特革命，受此刺激，体制迅疾展开了以推特中文圈为重点的打压行动，推特中文圈在重创之下，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行动策源地和传播中心的地位，起而代之的是当时尚如日中天的微博，独立参选、东师古探村等行动的平台都建立在微博之上，在新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观念和人群的聚合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威胁，而更像是越来越现实的前景，也因此而埋下了2013年治网行动的伏笔，事实上，在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的背后，是体制对于互联网空间颠覆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一定要消灭这个最有可能隐患的决心。 未来 20年来，在对外开放的市场取向选择之下，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长足的发展，体制也找到了既利用又限制互联网的常规方法，但是，随着市场取向的社会后果的出现，新兴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和以普世价值为名的自由化观念也日益强劲，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和传播，体制开始担心类似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的场景在中国上演，对于互联网作为观念传播平台和行动策源地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担心，尤其担心互联网成为未来大规模突发聚集的纽带，也因此，展开了打击网络谣言这样的治理行动。 展望未来，体制对于互联网的利用和限制还将继续，而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体制也势必更加警惕互联网的聚合作用，而会对互联网加以更加严密的管制，中国互联网的自由时代远未到来，而是必将迎来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  Bobs获奖者莫之许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作者简介：莫之许（1969年－），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编辑、《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后为独立图书策划人，牛博等网站的blogger，网易等媒体专栏撰稿人；长期关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2013年获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最佳微博客奖。 德国之声Bobs新媒体大赛于2014年2月5日启动，在3月5日前，您可以推荐博客、社交媒体、网站、网络项目等。如果您有兴趣，请登陆Bobs大赛官网：https://thebobs.com/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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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Feb 2014 10:49 AM PST
王功权取保获释后，在企业家中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位曾经和王功权合作共事的企业家说：“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 此言非也。 （一）谁绑架了企业家？ 首先，绑架企业家王功权的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公知，而是国家的专政机关。他们仅仅因为王功权支持了“新公民运动”，就悍然抓捕了他，迫使他接受他们提出的有失个人尊严的屈辱条件。这种野蛮行径，何异于黑社会的绑架勒索？ 其次，少数媒体和公知就王功权被捕作出评论，支持王功权的正义行为，批判专政机关违反宪法，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媒体和公知的社会责任。对王功权如此，对其他遭到拘捕迫害的维权人士也同样如此，这和绑架风马牛不相及。把媒体和公知对王功权的支持说成是绑架，不仅是对媒体和公知的污辱，也是对王功权的污辱。 第三，企业家固然应该“在商言商”，但是，企业家同时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企业家。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比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更加重要。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但要具有公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能够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王功权支持“新公民运动”，正是他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表现，是他作为合格公民和合格企业家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第四，企业家要不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继，才积累起当代的科学和文明。所以，追求真理为社会发展所必需，是一个合格公民的责任，也是一个合格企业家的责任。不是谁“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而是企业家有责任追求真理。拒绝追求真理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也是不合格的公民。 第五，说“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只能”受资本绑架，就太绝对了。至少在现阶段，就我这个局外人的观察所及，恐怕受权力绑架的压力，远远超过受资本绑架。所谓受资本绑架，无非就是市场规律的束缚和金融机构的制约，这些问题并非绝对不可解决，一些出色的企业家就摆脱了资本的绑架，而且游刃有余地进退于资本市场；而权力绑架，则是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下，任何企业家都无法解开的难题。迄今为止，有哪个企业家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告他已经摆脱了权力的绑架呢？ 第六，官方宣称王功权已经承认违法犯罪，但我宁可相信王功权只是承认他资助了“新公民运动”的事实，“违法犯罪”是官方强加于他的罪名。即使他被迫承认“违法犯罪”，表示要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这种选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利剑威胁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被迫检讨的经历，知道在这把利剑威胁下，往往不得不接受勒索，违心地抹黑自己。王功权被捕和取保的过程，恰好证明了专制权力对他的绑架和勒索。 （二）为什么要绑架企业家？ 继许志永被判4年徒刑之后，袁冬被判18个月徒刑，侯欣被判有罪但免于处罚，王功权被迫同“新公民运动”断绝联系。对于“新公民运动”所遭受的这一系列严重打击，海内外舆论表示惋惜与愤慨，谴责当局对如此理性、温和的民主要求都滥施专政，岂非逼使民众以暴力抗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刚开始出现就被摧残了。 “8964”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政治前景绝望，纷纷下海，投入工商界，以致一位高层领导人惊呼“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992年邓小平南下讲话后，民营企业大发展，经营者中就有大量知识分子。我曾经乐观地预期，知识分子和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企业家两大群体的联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去年秋天我在得知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密切合作，两人且因此先后被拘捕，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发表在香港《动向》月刊去年第10期上），在强烈抗议有关当局倒行逆施的同时，欢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的出现。“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在争取公民权利、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就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意义，而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他们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预告着这两个阶层（或阶级）的联盟的未来。” “新公民运动”一贯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在前几年开展的许多活动，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讨论起草阳光法案；倡导公民的宪法权利，争取真正的民主法治；推动教育的平等权利，为随迁子女争取就地高考；介入“三鹿奶粉”、 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争取公正的赔偿方案；冬天给露宿街头的上访者送去棉衣、棉被、馒头；等等。这一切活动，既温和理性，又有声有色，大概同企业家王功权的支持不无关系。这个情况当然逃不出有关部门的视野。他们长期监视许志永的“公盟”和“新公民运动”的动态，不会看不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携手合作的情势，而这两个最具政治潜能的社会群体一旦结成巩固的联盟，势将构成对专制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他们不但将许志永、袁冬等人绳之以专政，而且以黑社会的方式迫使王功权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承诺不再和许志永保持联系。这样，就不但剪除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盟的幼芽，而且铲掉滋生联盟的土壤。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剥夺王功权的自由权利，更大的图谋是震慑所有企业家，使他们远离维权一类的政治活动。也许，这才是他们拘捕许志永等、绑架王功权的真正动机。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悬殊的博弈。现在，它的第一幕已经以“新公民运动”和联盟的惨败落下帷幕，第二幕、第三幕又将如何？我深信，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注定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2014,年2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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