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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6, 2012, 6:05:08 AM10/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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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Posted: 25 Oct 2012 10:11 PM PDT

图为温家宝的家庭照

作者：DAVID BARBOZA   报道 2012年10月26日

上海——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曾是东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曾被派去养猪。去年，温家宝在一次讲演时说道，他的童年打着“贫穷、混乱和饥饿”的烙印。
然而，公司与监管记录显示，现年90岁的杨志云不仅不再贫穷，而且绝对富裕。记录显示，仅她名下对一家大型中国金融企业的一项投资就曾在5年前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
没人知晓丈夫已经去世的杨志云是如何积累这笔财富的。但这一过程发生在她儿子被提拔进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之后。温家宝先在1998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五年后他出任总理。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温家宝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的很多亲属变得极为富有，其中包括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弟弟及妻弟。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在总理的亲属中，有些人的生意风格十分强势，他们掌控了价值不低于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很多情况下，这些亲属的名字都掩藏在多重合伙人和朋友、同事、商业伙伴与远亲的投资载体背后。此番财务解析细致而不同寻常地揭示出，在经济高速发展、政府影响和私人财富重叠交错的中国，拥有政治人脉的人物是如何利用自己沟通政商的能力谋取利益。
资料显示，与大多数中国的新企业不同，这个家族的生意不时从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其他时候，这些企业得到了一些亚洲最富有的商业巨头的支持。《纽约时报》发现，温家宝的亲属在银行、珠宝公司、度假村、基础设施项目和电信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部分股权是通过离岸机构持有的。
他们的资产包括位于北京的一处别墅开发项目、连接上海和杭州的收费公路的部分路段、一家靠近香港的飞机租赁服务公司、一家曾参与修建包括标志建筑“鸟巢”(Bird’s Nest)在内的一些北京奥运场馆的公司，以及平安保险，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
今年70岁的温家宝，作为一个仍然严重依靠政府带动的经济体的总理， 在为其亲属带来巨大财富的主要行业中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中国公司如果不经过他手下的机构审批，就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他在决定是否批准能源与电信等战略行业中的大型投资项目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
由于中国政府甚少公开自己的决策过程，所以还不清楚温家宝在大多数政策或法规决策中是否施加了影响，或施加了什么影响。但在一些情况下，他的亲属却试图从这些决策带来的机会中获利。
例如，根据基于政府记录进行的估算，他弟弟的公司曾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价值超过3千万美元（约合1.89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补贴，负责处理几个中国大城市的污水和医疗垃圾。这些合同都是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之后宣布的。当时，温家宝下令对医疗垃圾处理加强监管。
2004年，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解除了平安保险等公司在经营范围上的限制，随后该公司在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募资18亿美元（约合113亿元人民币），其当下的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而由温家宝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同事控制的合伙人公司在公开发行之前对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2007年是对相关持股进行公开披露的最后一年，《纽约时报》一份经过外部审计人员核实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些人手中股票的总价值在当时高达22亿美元（约合139亿元人民币）。
中国平安保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不知晓股东背后投资实体的背景。声明还说，中国平安保险无法获悉股东买卖股份背后的动机。
中国共产党的条例一直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自己和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却没有法律法规对哪怕是最高层官员的亲属做出禁令，禁止他们成为交易撮合者或者主要投资人，而这一漏洞实际上让一些人可以打着家族的名号做生意。一些中国人认为，允许共产党领导人的家人从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利，对确保精英阶层支持市场化改革十分重要。
但是，提交给中国监管机构的资料显示，温家宝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时被掩盖了起来。其运作方式暗示，他们急切地想回避公众的关注。调查发现，他们拥有的股权通常掩盖在错综复杂的股权网络当中，其所有权可能距实际运营的公司有五层控股公司之遥。
在温家宝母亲的案例中，《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公开记录和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对三家中国投资公司的所有权进行追踪之后，估算出她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持有的股份在2007年价值1.2亿美元（约合7.6亿元人民币）。他母亲在平安持有的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控股公司名下，该公司注册地是总理的故乡天津。
这些看上去是在掩饰自身财富的作为显示，围绕着中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政治氛围相当紧张，很多人坐拥巨富，却不愿引人注目。6月份，彭博资讯社(Bloomberg News)报道，中国下届国家主席的既定人选、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属积累了数亿美元的财产，中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
“高层领导中，没有哪家不出这样的问题，”与温家宝相识20多年的一位前同事在不具名的条件下表示，“他的敌人正在有意泄露这些消息给他抹黑。”
《纽约时报》已将调查发现交给了中国政府，并请求置评。中国外交部拒绝回答有关这些投资和涉及总理及其亲属的问题。温家宝的亲属也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或根本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段伟红是一名女富商， 她的泰鸿公司就是总理母亲与其他亲属持有的平安股份的投资平台。但段伟红说，这些投资都是她自己的。段伟红是总理的同乡，也是总理夫人的好朋友。她表示，这些股份之所有放在总理亲属的名下，是为了隐藏她自己持股的规模。
她表示，“我在投资平安的时候，不希望被媒体关注，”段女士表示，“所以我让亲戚找了一些人代我持有这些股份。”
她说，自己的公司选了这些亲属作为名义股东，只是一个“巧合”。在登记股票的过程中，股东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与签字。直到《纽约时报》向她展示了这些投资者的姓名，她一直表示，她不知道这些人和温家宝有亲戚关系。
此次调查的公司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到2012年，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财产。从这些材料中无法看出，温家宝是否曾对任何可能会给亲属的财产带来影响的决定进行回避，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在任期内的很长时间里，温家宝一直被关于其亲属试图利用其职位谋利的谣言和猜测缠身。但截止到《纽约时报》此次调查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这个家族财富的详细报道。
他的妻子张蓓莉是中国珠宝与宝石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一，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纽约时报》发现，她通过管理后来被私有化的国有钻石公司，帮助几位亲戚将一些少数股权扩充为价值十亿美元级别的投资组合，涵盖保险、科技和房地产行业。
温家宝夫妇唯一的儿子曾将自己开创的一家科技公司以1千万美元（约合6千3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香港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家族，并利用另一个投资平台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相关记录与对银行业人士的采访显示，目前，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 其投资合伙人包括了新加坡政府。
记录显示，总理的弟弟温家宏(Wen Jiahong)掌控着2亿美元（约合12.6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其中包括污水处理厂与回收企业。
作为总理，温家宝阐明了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立场。他平易近人，经常接触普通百姓，尤其是在发生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危急时刻。官方媒体将他爱称为“人民的总理”和“温爷爷”。
尽管还不清楚温家宝对自己家族的财富知道多少，但在维基解密(WikiLeaks)2010年公布的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电文中，有一份电文显示，温家宝对其亲属的商业交易有所了解，且相当不满。
根据这份2007年发送的电报，一名在中国出生并供职于上海一家美国公司的高管告诉美国外交官，“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但他无力或不愿限制他们。”
中国的钻石女王
在中国的精英圈子里，总理夫人张蓓莉很有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的珠宝贸易，这一点不是秘密。但《纽约时报》在查阅了公司和监管记录之后发现，只是在她丈夫步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后，她那些利润丰厚的钻石生意才变得异常成功。
张蓓莉是一名专门研究宝石的地质学家，普通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她。她很少和总理一起出行或公开露面。目前几乎没有几张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正式照片。尽管曾和她共事的人说，她喜欢翡翠和精美的钻石，但他们也表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亲属很像，她的着装通常都很低调，并没有表现得魅力四射，而是宁愿在幕后施展影响。
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还表明，温家宝曾因张蓓莉在钻石贸易中利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考虑过离婚。也有中文媒体猜测称，两人关系疏远。部分报道显示，两人曾在2007年因张蓓莉对贵重珠宝的喜好而发生争执。台湾的电视台2007年报道称，张蓓莉在北京的一个贸易展上购得了一对价值约为27.5万美元（当时约合200万元人民币）的翡翠耳环。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透露此消息的那名台湾展商后来否认了该说法，中国官方新闻审查部门迅速封锁了国内对该事件的报道。
一位曾和温家宝亲属合作过的银行业人士称，“在领导层的圈子里，她的商业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银行业人士还表示，张蓓莉的办公室常常会打电话给商业人士。“如果是你接到了电话，你会说不吗？”
张蓓莉最初得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还是地质部的一名监管人员。那时，中国的珠宝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
当她丈夫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中南海任职时，张蓓莉正在制定珠宝与宝石贸易的行业标准。她协助在北京成立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钻石交易所。这是该行业内权力最大的两家机构。
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控制着市场，珠宝行业监管部门常常决定着哪家公司可以开设钻石加工厂，谁可以获准进入珠宝零售市场。国家监管部门甚至还制定了规则，要求钻石出售方要为在中国售出的钻石购买鉴定证书，而那些认证书就来自北京那家由张蓓莉管理的国营检验中心。
因此，当卡地亚(Cartier)和戴比尔斯(DeBeers)的主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中国，并希望能在这里销售钻石和珠宝时，他们经常拜访的对象是张蓓莉。在宝石行业，她被人称为中国的“钻石皇后”。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的主席加埃塔诺・卡瓦列里(Gaetano Cavalieri)已经认识张蓓莉很多年了，他表示：“在中国，她是最重要的人。她就是中外合伙人之间的桥梁 。”
曾和张蓓莉共过事的人说，她早在1992年就开始游走在官员和女商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了。作为国有的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负责人，她开始用国有资金投资新兴企业。在1998年她丈夫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她正忙着和亲戚朋友一起开办企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她经营的那家国有企业投资了数家下属钻石企业。在这些公司当中，有好几家是由张蓓莉的亲戚或她在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的前同事经营的私有企业。
比如，1993年，张蓓莉负责的那家国企帮助成立了北京戴梦得宝石公司，这是一家大型的珠宝生产商。股东名册显示，一年后，她的一个弟弟张剑鸣和她的两名在政府的同事以个人的名义购得了该公司80%的股份。北京戴梦得投资的深圳戴梦得宝石公司则是由她丈夫的弟弟温家宏所控制。
中宝戴梦得是她最大的成功之一。这家企业的出资方包括，由她担任一把手的国有企业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和她弟弟张剑鹍管理下的另外一家国企。张剑鹍曾是浙江嘉兴的一名官员，那里也是张蓓莉的家乡。
1999年夏，在达成了从俄罗斯和南非进口钻石的协议后，中宝戴梦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募集到了3.25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文件，这次募股为张蓓莉的家人带来了大约800万美元（当时约合6600万元人民币）。
尽管她从未被列为股东，但她以前的同事和生意伙伴表示， 张蓓莉早年成立的钻石合伙企业最终成为了一系列企业的核心，她帮助自己的家族和同事获得了那些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对亲属所投资的钻石公司进行关照。然而，之前的生意伙伴表示，温家宝家族在钻石行业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往往都得到了富有商人的资金扶持，那些商人试图借此讨好总理一家。
“温家宝成为总理后，他妻子出售了部分钻石相关的投资，转而进入新的领域，” 一名同该家族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高管说。 因为怕遭政府报复，这位高管请求匿名。公司记录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群富商轮番买进这些钻石公司的大量股份。出售方通常是温家宝的亲戚，然后，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他们将所得再投资到房地产和金融等有利可图的项目中。
根据公司记录，富商通常会向由这些亲戚部分控制的投资合伙公司提供会计人员和办公地点。
“当他们合伙成立公司时，”一位和温家成员一起成立过公司的商人说，“张蓓莉留在幕后。这就是他们的模式。”
唯一的儿子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晚上，总理的独子温云松坐在一个名为“秀”的雪茄吧里，这是一间位于北京柏悦酒店的顶级酒吧。在场的两位客人透露，他当时正喝着鸡尾酒，身边围绕着北京的新贵们。这些人提着名牌包，身着昂贵的西装。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高层领导人的下一代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人称“太子党”。这些人往往持有常青藤(Ivy League)名校的文凭，享受贵宾待遇，甚至能在热门股票发行时以优惠价格获得股票。
在市场准入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都认为太子党好办事。而近几年，还没有几个太子党像年届不惑的温云松这样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温斯顿(Winston)。
经过调查温云松的各种投资，并采访了与他相识多年的人士，《纽约时报》发现他涉足的交易领域极其广泛，获利甚丰，这即使是在他太子党同辈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诸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有大机构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温云松还和好莱坞(Hollywood)制片商就融资活动展开洽谈。
苦恼于中国尚无精英级别的寄宿学校，温云松最近雇佣了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中学(Choate)和霍奇科斯学校(Hotchkiss)的校长来负责成立一所位于京郊、投资1.5亿美元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目前正在建设中。
另外，根据公司记录及熟悉其家庭投资情况的人士的陈述，温云松与其妻还拥有珠宝公司、网络公司和动画公司的股份，他们甚至通过非直接的方式，拥有政府鼎力支持的在线支付企业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来，他们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总理官邸内。
一位与温云松经常见面的风险投资家说：“他不会对用自己的影响来办事感到不好意思。”
温云松拒绝接受采访，但他的妻子杨小萌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针对自己丈夫的交易活动的批评并不公平。
“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是错误的，”她表示，“他真的已经不怎么做生意了。”
温云松毕业于北京的精英学校，并在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工科学位。他后来出国，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熟悉温云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国后，在五年时间里和别人一起成功打造了三家科技公司。随后他将其中两家公司出售给了香港的企业家，其中包括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的家族。
经查阅香港与北京的公司注册信息发现，温云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优创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启动资金为500万美元。资金来源于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与他母亲以前在政府和钻石行业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的家长郑裕彤(Cheng Yu-Tung)身边的一个人。这家公司的最早客户是一些国有证券公司和平安保险。总理的亲属持有大量平安保险股份。
2005年，他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开始进军私募股权行业，和一群西北大学的中国同学成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公司很快从各方投资者募集了1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人中有日本软银集团(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淡马锡(Temasek)。
在温云松的领导下，新天域迅速蹿升为私人股本行业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阳能、风能和建筑设备制造领域投资。思佰益控股称，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4.3亿美元，相当于逾四倍的获利。
香港行业出版物《亚洲私募股权评论》(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编凯瑟琳・吴(Kathleen Ng)说：“他们的第一个基金就一炮打响。这使得他们可以募得更多资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着逾25亿美元的资金 。
然而，温云松的一些交易却给总理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关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为四环医药的企业公开发行股票仅两个月前，新天域收购了该公司9%的股权。香港证交所做出裁定，这笔后期投资违反了相关规定，并强迫新天域出售了股权。即便这样，该公司还是在这笔交易中获利4650万美元。
不久以后，新天域宣布，温云松已经不再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他转而加入了国有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家公司和中国的航天项目存在关联，目前，他已经成为了该公司的董事长。
富豪们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段伟红通过自己的泰鸿地产公司在总理的家乡天津管理着一幢办公楼与几处房产。她当时还不到30岁，拥有南京理工大学的工科学位。
在2002年，段伟红与几位温家宝的亲戚展开了商业合作，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转换成为了同名的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最终使段伟红变得非常富有。
现年43岁的段伟红与总理的关系尚不明朗。在数次采访中，她先是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温家任何人，但随后又承认自己是总理夫人张蓓莉的好友。与少数几位中国企业家一样，在她和这些亲属以及他们的关系网中的朋友与同事展开合作后，她的财富规模急速上升。她表示，自己和这些人的在平安股权上的关系只存在于纸面上，并没有真正的金钱往来。
段伟红与另外几个商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温家宝家族，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启动大型项目，以帮助温家宝家族成员设立投资平台，并从中获利，这些生意伙伴里包括6位来自中国各地的亿万富豪，一些与双方都合作过的投资银行家说。
成立于天津的泰鸿有着巨大的利润。公司披露信息与段伟红的研究生论文显示，2002年，在平安保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泰鸿以6500万美元购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后，这些股票的市值为37亿美元。
随后，通过自己管理的泰鸿的香港分公司，段伟红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附近购得了一大块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不断壮大的货运物流中心。去年，泰鸿将这一项目中该公司拥有的53%股权出售给了一家新加坡企业，售价为近4亿美元。
《纽约时报》通过查阅公司披露材料发现，这笔交易，连同她对豪华酒店、北京的别墅开发项目，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段伟红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国最大建筑材料企业之一。
通过查阅报表还发现，在过去10年中，泰鸿有着三十多位个人股东，其中很多人要么是温家宝的亲属，要么是张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与总理的亲属合作过的富商拒绝就本报道置评。段伟红强烈否认自己与总理或其亲属存在任何金钱往来，并表示，将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为避免媒体关注。“投资平安的资金全是我自己的” ，平安的监事会前成员段伟红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与温家宝的亲属进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着香港集团企业新世界发展公司的郑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数据显示，他的身价为150亿美元，是亚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国内地为一家专门经营高档珠宝的姊妹公司寻找落脚点。1998年，这家名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连锁珠宝零售企业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相关记录与对当事人的采访显示，郑裕彤的手下向背后有温家宝的亲属支持的钻石企业进行了投资。还与这些企业一起，共同投资了一系列企业实体，其中包括生命人寿 (Sino-Life)、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险。企业披露的报表显示，郑裕彤作出的这些投资现在至少价值50亿美元。连锁珠宝企业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天，该公司42亿美元的年收入中，60%来自中国市场。
本报未能联系到87岁的郑裕彤。新世界发展公司也没有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对温家宝的影响
2007年冬，就在温家宝开始第二个总理任期之前，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打击腐败，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腐败。
“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内高层官员参加的会议上，温家宝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讲话，与温家宝较早前推动对公务员实行更严格的财产申报规定，要求高级官员公布家庭资产的行动是一致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并不公布此类信息，并不清楚温家宝是否进行过关于自己家庭财产的申报。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发现的温家宝亲属持有的资产中，很多可能并不需要进行披露，因为那些资产并不是以温家宝，及他的妻子和子女的名义持有的。
《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并经由外部审计人员核查的27亿美元资产中，约有80%是由温家宝的母亲、弟弟、弟媳、温家宝妻子的两名兄弟、温家宝的儿媳及亲家等人所持有的。他们都不受中国共产党公开财产的规定所限制。《纽约时报》对相关亲属的中国平安保险持股总规模进行了计算，其结果得到了审计师的确认。总额包括亲属曾经持有但在2004年至2006之间售出的股票，以及2007年末剩下的股票。在此之后，他们平安保险的持股状况就没有再进行过公开披露。
法律专家表示，估测准确的价值并不容易，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并不对外披露、指定真正受益者的附加协议。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克提斯・米尔哈特(Curtis Milhaupt)曾研究过中国公司架构，他表示：“复杂的企业架构并不一定有阴谋诡计。但在企业所有权和政治权力紧密交织的中国体制之下，壳公司就会放大资产所有人不明、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
在温家宝的家族所控制的企业中进行投资的人里，有很多长期的商业伙伴、前同事，以及大学同学，其中包括温云松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于剑鸣，以及温家宝的弟弟温家宏长期以来的同事张玉宏。这些人都没有回复就本报道置评的请求。
披露温家宝家族持有的财富，可能会给温家宝带来政治上的打击。
下个月，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召开，共产党将宣布下一届领导人人选。但是这个筛选过程却已经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试图进入最高层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在北京，因已到退休年龄，温家宝即将卸任总理一职。数位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在离任之后，作为党内老领导，他还将在幕后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这些显示其亲属曾在他任期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材料，几乎肯定会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
“这将影响他手中剩下的政治力量，” 研究中国领导层的专家、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政府学教授裴敏欣(Minxin Pei)表示。
温家宝的支持者表示，他本人并没有从家族的商业往来中获利，甚至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些商业往来的规模。
今年3月，温家宝暗示，他至少是知晓自己的亲属引发了不少传言。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向全国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坚称，自己担任公职期间“没有谋过私利”。
“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温家宝动情地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英文版】

Billions in Hidden Riches for Family of Chinese Leader

By DAVID BARBOZA October 26, 2012\

BEIJING — The mother of China’s prime minister was a schoolteacher in northern China. His father was ordered to tend pigs in one of Mao’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during childhood, “my family was extremely poor,” th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said in a speech last year.
But now 90,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Yang Zhiyun, not only left poverty behind — she became outright rich, at least on paper, according to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Just one investment in her name, in a large Chi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had a value of $120 million five years ago, the records show.
The details of how Ms. Yang, a widow, accumulated such wealth are not known, or even if she was aware of the holdings in her name. But it happened after her son was elevated to China’s ruling elite, first in 1998 as vice prime minister and then five years later as prime minister.
Many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including his son, daughter, younger brother and brother-in-law, have become extraordinarily wealthy during his leadership,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shows. A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indicat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some of whom have a knack for aggressive deal-making, including his wife, have controlled assets worth at least $2.7 billion.
In many cases, the names of the relatives have been hidden behind layers of partnerships and investment vehicles involving friends, work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Untangling their financial holdings provides an unusually detailed look at how politically connected people have profited from be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s state influence and private wealth converge in China’s fast-growing economy.
Unlike most new businesses in China, the family’s ventures sometimes received financial backing from state-owned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a Mobile, on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phone operators, the documents show. At other times, the ventures won support from some of Asia’s richest tycoons. The Times found that Mr. Wen’s relatives accumulated shares in banks, jewelers, tourist resorts,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ometimes by using offshore entities.
The holdings include a villa development project in Beijing; a tire factory in northern China; a company that helped build some of Beijing’s Olympic stadiums, including the iconic “Bird’s Nest”; and Ping An Insurance,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As prime minister in an economy that remains heavily state-driven, Mr. Wen, who is best known for his simple ways and common touch, more importantly has broad authority over the major industries where his relatives have made their fortunes. Chinese companies cannot list their shares on a stock exchange without approval from agencies overseen by Mr. Wen, for example. He also has the power to influence investments in strategic sectors like ener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arely makes its deliberations public, it is not known what role — if any — Mr. Wen, who is 70, has played in most policy or regulatory decisions. But in some cases, his relatives have sought to profit from opportunities made possible by those decision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for example, has a company that was awarded more than $30 million in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subsidies to handle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medical waste disposal for some of China’s biggest cities, according to estimates based on government records. The contracts were announced after Mr. Wen ordered tougher regulations on medical waste disposal in 2003 after the SARS outbreak.
In 2004, after the State Council, a government body Mr. Wen presides over, exempted Ping An Insurance and other companies from rules that limited their scope, Ping An went on to raise $1.8 billion in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f stock. Partnerships controlled by Mr. Wen’s relatives — along with thei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 made a fortune by investing in the company before the public offering.
In 2007, the last year the stock holdings were disclosed in public documents, those partnerships held as much as $2.2 billion worth of Ping An stock, according to an accounting of the investments by The Times that was verified by outside auditors. Ping An’s overall market value is now nearly $60 billion.
Ping 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company did “not know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ties behind our shareholders.” The statement said, “Ping An has no means to know the intentions behind shareholders when they buy and sell our shares.”
While Communist Party regulations call for top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wealth and that of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no law or regulation prohibits relatives of even the most senior officials from becoming deal-makers or major investors — a loophole that effectively allows them to trade on their family name. Some Chinese argue that permitting the families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to profit from the country’s long economic boom has been important to ensuring elite support for market-oriented reforms.
Even so, the business dealings of Mr. Wen’s relatives have sometimes been hidden in ways that suggest the relatives are eager to avoid public scrutiny, the records filed with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w. Their ownership stakes are often veiled by an intricate web of holdings as many as five steps removed from the operating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review.
In the case of Mr. Wen’s mother, The Times calculated her stake in Ping An — valued at $120 million in 2007 — by examining public records and government-issued identity cards, and by following the ownership trail to three Chinese investment entities. The name recorded on his mother’s shares was Taihong, a holding company registered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The apparent efforts to conceal the wealth reflect the highly charged politics surrounding the country’s ruling elite, many of whom are also enormously wealthy but reluct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ir riches. When Bloomberg News reported in June that the extended family of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to become China’s next president, had amass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asse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cked access inside the country to the Bloomberg Web site.
“In the senior leadership, there’s no family that doesn’t have these problems,” said a former government colleague of Wen Jiabao who has known him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who spoke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His enemies are intentionally trying to smear him by letting this leak out.”
The Times presented its finding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comment. The Foreign Ministry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investments,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Members of Mr. Wen’s family also declined to comment or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comment.
Duan Weihong, a wealthy businesswoman whose company, Taihong, was the investment vehicle for the Ping An shares held by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and other relatives, said the investments were actually her own. Ms. Duan, who come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and is a close friend of his wife, said ownership of the shares was listed in the names of Mr. Wen’s relatives in an effort to conceal the size of Ms. Duan’s own holdings.
“When I invested in Ping An I didn’t want to be written about,” Ms. Duan said, “so I had my relatives find some other people to hold these shares for me.”
But it was an “accident,” she said, that her company chose the relatives of the prime minister as the listed shareholders — a process that required registering their official ID numbers and obtaining their signatures. Until present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investors by The Times,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y had selected the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review of the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which covers 1992 to 2012, found no holdings in Mr. Wen’s name. And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from the documents whether he recused himself from any decisions that might have affected his relatives’ holdings, or whether they receiv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n investments.
For much of his tenure, Wen Jiabao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rumors and conjecture about efforts by his relatives to profit from his position. Yet until the review by The Times,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accounting of the family’s riches.
His wife, Zhang Beili, is one of the country’s leading authorities on jewelry and gemstones and is an accomplished businesswoman in her own right. By managing state diamond companies that were later privatized, The Times found, she helped her relatives parlay their minority stakes into a billion-dollar portfolio of insurance, technology and real estate ventures.
The couple’s only son sold a technology company he started to the family of Hong Kong’s richest man, Li Ka-shing, for $10 million, and used another investment vehicle to establish New Horizon Capital, now one of China’s biggest private equity firms, with partners like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bankers.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Wen Jiahong, controls $200 million in assets, includ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and recycling businesses, the records show.
As prime minister, Mr. Wen has staked out a position as a populist and a reformer, someone whom the state-run media has nicknamed “the People’s Premier” and “Grandpa Wen” because of his frequent outings to meet ordinary people, especially in moments of crisis like natural disasters.
While it is unclear how much the prime minister knows about his family’s wealth,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WikiLeaks organization in 2010 included a cable that suggested Mr. Wen was aware of his relatives’ business dealings and unhappy about them.
“Wen is disgusted with his family’s activities, but is either unable or unwilling to curtail them,” a Chinese-born executive working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n Shanghai told American diplomats, according to the 2007 cable.
China’s ‘Diamond Queen’
It is no secret in China’s elite circl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Zhang Beili, is rich, and that she has helped control the nation’s jewelry and gem trade. But her lucrative diamond businesses became an off-the-charts success only as her husband moved into the country’s top leadership ranks, the review of corporate and regulatory records by The Times found.
A geologist with an expertise in gemstones, Ms. Zhang is largely unknown among ordinary Chinese. She rarely travel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r appears with him, and there are few official photographs of the couple together. And whil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with her say she has a taste for jade and fine diamonds, they say she usually dresses modestly, does not exude glamour and prefers to wield influence behind the scenes, much like the relatives of other senior leaders.
The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released by WikiLeaks included a suggestion that Mr. Wen had once considered divorcing Ms. Zhang because she had exploited their relationship in her diamond trades. Taiwanese television reported in 2007 that Ms. Zhang had bought a pair of jade earrings worth about $275,000 at a Beijing trade show, though the source — a Taiwanese trader — later backed off the claim and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 moved swiftly to block coverage of the subject in China,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t the time.
“Her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known to everyone in the leadership,” said one banker who worked with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he banker said it was not unusual for her office to call upon businesspeople. “And if you get that call, how can you say no?”
Zhang Beili first gained influence in the 1990s, while working as a regulator at the Ministry of Geology. At the time, China’s jewelry market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While her husband was serving in China’s main leadership compound, known as Zhongnanhai, Ms. Zhang was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jewelry and gem trade. She helped create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Diamond Exchange, two of the industry’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s.
In a country where the state has long dominated the marketplace, jewelry regulators often decided which companies could set up diamond-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which would gain entry to the retail jewelry market. State regulators even formulated rules that required diamond sellers to buy certificates of authenticity for any diamond sold in China, from the government-run testing center in Beijing, which Ms. Zhang managed.
As a result, when executives from Cartier or De Beers visited China with hopes of selling diamonds and jewelry here, they often went to visit Ms. Zhang, who became known as China’s “diamond queen.”
“She’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there,” said Gaetano Cavalieri, president of the World Jewelry Confederation in Switzerland. “She was bridging relations between partners — Chinese and foreign partners.”
As early as 1992, people who worked with Ms. Zhang said, she had begun to blur the line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businesswoman. As head of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she began investing the state company’s money in start-ups. And by the time her husband was named vice premier, in 1998, she was busy setting up business venture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 state company she ran invested in a group of affiliated diamond companies, according to public records. Many of them were run by Ms. Zhang’s relatives — or colleagues who had worked with her at the National Gemstone Testing Center.
In 1993, for instance, the state company Ms. Zhang ran helped found Beijing Diamond, a big jewelry retailer. A year later, one of her younger brothers, Zhang Jianming, and two of her government colleagues personally acquired 8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shareholder registers. Beijing Diamond invested in Shenzhen Diamond,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her brother-in-law,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Among the successful undertakings was Sino-Diamond, a venture financed by the state-owned China Mineral and Gem Corporation, which she headed. The company had business ties with a state-owned company managed by another brother, Zhang Jiankun, who worked as an official in Jiaxing, Ms. Zhang’s home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summer of 1999, after securing agreements to import diamonds from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Sino-Diamond went public, raising $50 million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e offering netted Ms. Zhang’s family about $8 million, according to corporate filings.
Although she was never listed as a shareholder, former colleag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say Ms. Zhang’s early diamond partnerships were the nucleus of a larger portfolio of companies she would later help her family and colleagues gain a stake in.
The Times found no indication that Wen Jiabao used his political clout to influence the diamond companies his relatives invested in. But former business partners said that the family’s success in diamonds, and beyond, was often bolstered with financial backing from wealthy businessmen who sought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family.
“After Wen became prime minister, his wife sold off some of her diamond investments and moved into new things,” said a Chinese executive who did business with the family. He asked not to be named because of fear of government retaliation. Corporate records show that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90s, a series of rich businessmen took turns buying up large stakes in the diamond companies, often from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then helped them reinvest in other lucrative ventures, like real estate and finance.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interviews, the businessmen often supplied accountants and office space to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partly controlled by the relatives.
“When they formed companies,” said one businessman who set up a company with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Ms. Zhang stayed in the background. That’s how it worked.”
The Only Son
Late one evening early this year, the prime minister’s only son, Wen Yunsong, was in the cigar lounge at Xiu, an upscale bar and lounge at the Park Hyatt in Beijing. He was having cocktails as Beijing’s nouveau riche gathered around, clutching designer bags and wearing expensive business suits, according to two guests who were present.
In China, the children of senior leaders are widely believed to be in a class of their own. Known as “princelings,” they often hold Ivy League degrees, get V.I.P. treatment, and are even offered preferred pricing on shares in hot stock offerings.
They are also known as people who can get things done in China’s heavily regulated marketplace, where the state controls access. And in recent years, few princelings have been as bold as the younger Mr. Wen, who goes by the English name Winston and is about 40 years old.
A Times review of Winston Wen’s invest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people who have known him for years, show that his deal-making has been extensive and lucrative,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his princeling peers.
State-run giants like China Mobile have formed start-ups with him. In recent years, Winston Wen has been in talks with Hollywood studios about a financing deal.
Concerned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an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Chinese students, he recently hired the headmasters of Choate and Hotchkiss in Connecticut to oversee the creation of a $150 million private school now being built in the Beijing suburbs.
Winston Wen and his wife, moreover, have stakes in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an electric company, as well as an indirect stake in Union Mobile Pay, the government-backed online payment platform — all while living in the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 in central Beij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family’s investments.
“He’s not shy about using his influence to get things done,” said one venture capitalist who regularly meets with Winston Wen.
The younger Mr. Wen declined to comment. But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his wife, Yang Xiaomeng, said her husband had been unfairly criticized for his business dealings.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him has been wrong,” she said. “He’s really not doing that much business anymore.”
Winston Wen was educated in Beijing and then earned an engineering degree from the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went abroad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ndsor, in Canada, and an M.B.A. from the 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Evanston, Ill., just outside Chicago.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2000, he helped set up three successfu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five year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ose deals. Two of them were sold to Hong Kong businessmen, one to the family of Li Ka-shing,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in Asia.
Winston Wen’s earliest venture, an Internet data services provider called Unihub Global, was founded in 2000 with $2 million in start-up capital, according to Hong Kong and Beijing corporate filings. Financing came from a tight-knit group of relatives and his mother’s former colleagues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diamond trade, as well as an associate of Cheng Yu-tung, patriarch of Hong Kong’s second-wealthiest family. The firm’s earliest customers were state-owned brokerage houses and Ping An, in which the Wen family has held a large financial stake.
He made an even bolder move in 2005, by pushing into private equity when he formed New Horizon Capital with a group of Chinese-born classmates from Northwestern. The firm quickly raised $100 million from investors, including SBI Holdings, a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group SoftBank, and Temasek,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investment fund.
Under Mr. Wen, New Horizon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ing private equity firm, investing in biotech, solar, wind and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kers. Since it began operations, the firm has returned about $430 million to investors, a fourfold profit, according to SBI Holdings.
“Their first fund was dynamite,” said Kathleen Ng, editor of 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 an industry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And that allowed them to raise a lot more money.”
Today, New Horizon has more than $2.5 billion under management.
Some of Winston Wen’s deal-making, though, has attracted unwanted attention for the prime minister.
In 2010, when New Horizon acquired a 9 percent stake in a company called Sihuan Pharmaceuticals just two months before its public offering,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aid the late-stage investment violated its rules and forced the firm to return the stake. Still, New Horizon made a $46.5 million profit on the sale.
Soon after, New Horizon announced that Winston Wen had handed over day-to-day operations and taken up a position at the China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a state-owned company that has ties to the Chinese space program. He has since been named chairman.
The Tycoons
In the late 1990s, Duan Weihong was managing an office building and several other properties in Tianjin, the prime minister’s hometown in northern China, through her property company, Taihong. She was in her 20s and had studied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ound 2002, Ms. Duan went into business with several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transforming her property company into an investment vehicle of the same name. The company helped make Ms. Duan very wealthy.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Ms. Duan, now 43, is related to the prime minister. In a series of interviews, she first said she did not know any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but later described herself as a friend of the family and particularly close to Zhang Beili, the prime minister’s wife. As happened to a handful of other Chinese entrepreneurs, Ms. Duan’s fortunes soared as she teamed up with the relatives and their network of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ough she describ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involving the shares in Ping An as existing on paper only and having no financial component.
Ms. Duan and other wealthy businesspeople — among them, six billionaires from across China —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getting multimillion-dollar ventures off the ground and, at crucial times, helping members of the Wen family set up investment vehicles to profit from them, according to investment bankers who have worked with all parties.
Established in Tianjin, Taihong had spectacular returns. In 2002, the company paid about $65 million to acquire a 3 percent stake in Ping An before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ccording to corporate records and Ms. Duan’s graduate school thesis. Five years later, those shares were worth $3.7 billion
The company’s Hong Kong affiliate, Great Ocean, also run by Ms. Duan, later formed a joint venture with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acquired a huge tract of land adjacent to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day, the site is home to a sprawling cargo and logistics center. Last year, Great Ocean sold its 53 percent stake in the project to a Singapore company for nearly $400 million.
That deal and several other investments, in luxury hotels, Beijing villa developments and the Hong Kong-listed BBMG, one of China’s largest building materials companie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to Ms. Duan’s accumulation of riches, according to The Times’s review of corporate records.
The review also showed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ve been nearly three dozen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of Taihong, many of whom are either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or former colleagues of his wife.
The other wealthy entrepreneurs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relatives declined to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Ms. Duan strongly denied having financial ties to the prime minister or his relatives and said she was only trying to avoid publicity by listing others as owning Ping An shares. “The money I invested in Ping An was completely my own,” said Ms. Duan, who has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ing An board of supervisors. “Everything I did was legal.”
Another wealthy partner of the Wen relatives has been Cheng Yu-tung, who controls the Hong Kong conglomerate New World Development and is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Asia, worth about $15 billion, according to Forbes.
In the 1990s, New World was seeking a foothold in mainland China for a sister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high-end retail jewelry. The retail chain, Chow Tai Fook, opened its first store in China in 1998.
Mr. Cheng and his associates invested in a diamond venture backed by the relatives of Mr. Wen and co-invested with them in an array of corporate entities, including Sino-Life, National Trust and Ping An,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ose involved. Those investments by Mr. Cheng are now worth at least $5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corporate filings. Chow Tai Fook, the jewelry chain, has also flourished. Today, China accounts for 60 percent of the chain’s $4.2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Mr. Cheng, 87, could not be reached for comment. Calls to New World Development were not returned.
Fallout for Premier
In the winter of 2007, just before he began his second term as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called for new measures to fight corruption, particularly among high-ranking officials.
“Leader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the antigraft drive,” he told a gathering of high-level party members in Beijing. “They should strictly ensure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close subordinates do not abuse government influence.”
The spee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earlier drive to toughen disclosure rules for public servants, and to require senior officials to reveal their family assets.
Whether Mr. Wen has made such disclosures for his own family is unclear,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lease such information. Even so, many of the holdings found by The Times would not need to be disclosed under the rules since they are not held in the nam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immediate family —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2.7 billion in assets identified in The Times’s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ed by the outside auditors were held by, among others, the prime minister’s mother, his younger brother, two brothers-in-law, a sister-in-law, daughter-in-law and the parents of his son’s wife, none of whom is subject to party disclosure rules. The total value of the relatives’ stake in Ping An is based on calculations by The Times that were confirmed by the auditors. The total includes shares held by the relatives that were sold between 2004 and 2006, and the value of the remaining shares in late 2007, the last time the holdings were publicly disclosed.
Legal experts said that determining the precise value of holdings in China could be difficult because there might be undisclosed side agreements about the true beneficiaries.
“Complex corporate structures are not necessarily insidious,” said Curtis J. Milhaupt, a 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professor who has studied China’s corporate group structures. “But in a system like China’s, where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shell companies magnify questions about who owns what and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Among the investors in the Wen family ventures are longtime business associates, former colleagues and college classmates, including Yu Jianming, who attended Northwestern with Winston Wen, and Zhang Yuhong, a longtime colleague of Wen Jiahong, the prime minister’s younger brother. The associates did not return telephone calls seeking comment.
Revelations about the Wen family’s wealth could weaken him politically.
Next month,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Beiji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But the selection process has already been marred by one of the worst political scandals in decades, the downfall of Bo Xilai, the Chongqing party boss, who was vying for a top position.
In Beijing, Wen Jiabao is expected to step down as prime minister because he has reached retirement age. Political analysts say that even after leaving office he could remain a strong backstage political force. But documents showing that his relatives amassed a fortune during his tenure could diminish his standing, the analysts said.
“This will affect whatever residual power Wen has,” said Minxin Pei, an expert on Chinese leadership and a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in California.
The prime minister’s supporters say he has not personally benefited from his extended family’s business dealings, and may not even b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extent of them.
Last March, the prime minister hinted that he was at least aware of the persistent rumors about his relatives. During a nationally televised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he insisted that he had “never pursued personal gain” in public office.
“I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people and to face history,” he said in an emotional session.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appreciate what I have done, but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will criticize me. Ultimately, history will have the final say.”
——纽约时报

姚监复谈赵紫阳：坚守道德伦理的伟大政治家

Posted: 25 Oct 2012 11:55 AM PDT

图为赵紫阳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与绝食学生对话

（法广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10月5日和6日 两天，美国“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纽约举行“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研讨会”。记者以个人名义应邀参加了这场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中有一位来自中国 大陆的八十岁姚监复先生，他在会上作了“继承胡赵思想遗产，勇闯中国改革之路”的发言，其中讲述了赵紫阳如何坚守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伦理。
2004年3月到5月，姚监复曾多次前往北京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家看望赵紫阳。89“六四”屠杀后，赵紫阳被罢黜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被当局软禁在家中长达十六年。那时赵紫阳的生命已走进最后时日，离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姚监复讲述了其中一次看望赵紫阳的情形，他说：“2004年3月 我去看他的时候，十一点半，我说紫阳同志我要走了。我最后告诉你一句：李锐同志跟我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是以作违心检讨下台的，但是只有两位总书 记，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你，没有做违心的检讨。这个时候他鼻子里塞着氧气管，听我讲后，他拔下氧气管，两只手对着天花板说：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这 个细节，反映出他的心态：他希望历史最后认可他。把一个党史专家的评价告诉他，他心里非常满意。”

 姚监复说道，“六四”后，赵紫阳不是没有复出的机会，但他拒绝以检讨认错换取复出：“1991年，邓小平派人带话，说你出来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你要认错。但赵紫阳说，重新认识不必要，我的认识到此为止。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国那种传统的英雄。”

 姚监复还讲述89年5月19日 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前的一些细节。姚监复说：“他去天安门广场看学生的时候，去之前在院子里转，他的秘书在后面跟着，就听见他说：我不入地 狱谁入地狱。他早就做准备了。而且他给家里人开会说，我要做这样的选择你们都要受影响，你们同意吗？家里人都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种世俗社会，追求 名利权位的情况下，应该学习赵紫阳的道德风格。”

 二 十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赵紫阳在坚持政治家的道德伦理上做出的选择。对此，姚监复指出：“政治家要坚持道德伦理，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责难赵紫阳：你那个 时候为什么不去主持戒严会，把总书记的职务保住，至少天安门事件以后不至于改革派全盘皆输。陈小雅就有一个观点，说赵紫阳只考虑道德伦理，不考虑责任伦理，就是为了自己的身后名。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都学邓小平，永不翻案，然后一上台再永远翻案，那有什么意思啊。如果人人都变成这样，那中国的道德那里去 了？所以赵紫阳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尊敬，值得学习，宁可被软禁，我还是坚持我的。”

 姚监复原为1980年代赵紫阳主政时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虽年届八十，但思想活跃：去年，他在香港出版了根据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口述整理的《胡赵新政启示录》一书；今年又在香港出版了根据与89民运期间北京市长陈希同谈话记录整理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书中证实只有邓小平才有权下令“六四”开枪镇压北京和平情愿的学生。

陈光诚获人权奖 重申必回中国（图，视频）

Posted: 25 Oct 2012 11:49 AM PDT

（独家采访）RFA 2012-10-25

多年致力人权事业，在老家山东饱受折磨的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在美国连获两个为推动自由民主及人权事业而设的奖项，以肯定他过去在大陆为人权的奋斗。陈光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奖项是属于所有致力推动民主自由的人士。他又重申必定会返回中国。陈光诚抵达华盛顿后，将会到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姬励思报道）

陈光诚夫妇到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总部访问。（粤语部图片）

美国时间周四晚上，陈光诚将在华盛顿的民主基金会，接受希腊裔团体OXI日基金会授予的自由民主奖。他的妻子袁伟静陪同前往领奖及参加相关活动。

陈光诚在前往领奖途中接受本台粤语组专访时表示，对获奖感到心情复杂，认为并非他个人的荣耀，而是属于所有致力推动民主自由的人。

他说：“一言难尽，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对于人性善的东西还是非常在意。无论得甚么奖，都不是给我个人，而是给中国为人权法治努力的同道。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处于独裁国家，正在争取权益的群众。”

陈光诚说，在美国的生活还在适应中，语言是最大的困难和障碍。到美国后，经常挂念山东家乡的亲人，特别是被关押的侄儿陈克贵。虽然当局把他的罪名改为较轻的“故意伤害”，但仍然阻挠家人委托的律师介入，表明他们死不悔改。

他说：“他们这种改并不等于认错，还是对我家人实施报复，阻止律师的见面，然后两头骗。他们违反法律的事实清楚，在众人的注目下，仍然知错不改。”

对于有舆论认为当局扣押陈克贵，是有意把他当为人质，牵制陈光诚在美国的言行。陈光诚坚决表示无论他们的动机为何，都不会让他们得逞。他绝不会屈服。
陈光诚又说，他肯定会返回中国，他亦坚信中国会迈向民主。

他说：“我将来肯定会回中国，中国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等我回去的时候，中国肯定离现在的台湾不远。我现在还没适应过来，还谈回去的计划。”

陈光诚在美国时间周三，于纽约获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权至上”(Human Rights First)颁发的2012年度人权奖。陈光诚由曾到东师古村声援他的好莱坞影星贝尔手上接过奖项。

贝尔发言时表示，希望大家永远把人权放在首位。他说： “ My hope is that all of us ,as we go forward, will make human rights a priority.”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陈光诚获奖时表示，在陈光诚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明确，但被问到是何种态度时，他没有作进一步补充。

陈光诚因揭露山东临沂当局粗暴推行计生受打压，其后被判刑，出狱后被软禁，期间他及家人遭虐待。他于2012年4月成功逃离山东抵达北京，并躲进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美其后达成协议，让陈光诚赴美留学。其侄儿陈克贵，于地方政府闯进其家搜捕陈光诚时，因自卫用刀伤人被以 “故意杀人罪”逮捕。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罪名更改为 “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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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造访本台总部 两天接受两项人权奖（图，视频）

2012-10-25
现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星期四到本台华盛顿总部作短暂访问,和本台台长,副台长和工作人员交谈并合影留念。

Photo: RFA
图片：陈光诚夫妇造访RFA华盛顿总部



星期四晚上，他将在华盛顿智囊组织民主基金会举办的颁奖仪式上，领取希腊裔团体OXI日基金会授予的自由民主奖。
10月24日，陈光诚在纽约还接受了美国民间团体人权第一组织授予的人权奖。颁奖人是美国知名演员克里斯汀•贝尔。
在陈光诚被软禁在山东东师古村时，贝尔曾在去年12月试图前往探视，不过遭到看守的阻挠。
人权第一组织表示，颁给陈光诚年度人权奖的原因是，陈光诚为维护中国公民的权利而努力，致力于反对中国当局强制堕胎，因为对抗当局而遭受迫害，引发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陈光诚今年4月突破山东地方政府对他的严密软禁，前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一度引发中美外交上的危机。随后中国政府同意他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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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相关文章

郁从周：西藏行见闻

Posted: 24 Oct 2012 09:45 PM PDT

郁从周 （美国自由撰稿人）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3

青藏线沿途所见美景
青藏线沿途所见美景
靠两台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在安多-卫藏高原奔驰了整整一天后，傍晚 终于抵达终点拉萨站。在站台只觉得车站建筑雄伟高大，又糅进了藏式建筑的褐红色，正是笔者偏好，急于出站想到站前广场合影，便与同伴相互提醒准备好车票以供检查。
不料需要检查的不是车票，而是身份证。查票的也不是铁路人员，而是武警。
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
合影也是奢望，站前广场完全封闭, 武警把守, 到停车场要绕一大圈。我苦笑说，哪有中国的火车站会站前广场空无一人？
乘坐青藏铁路的中国旅客往往以为离开青海省后才算入藏，事实上到此时列车已经在藏人的土地上跑了一夜。从青海（藏人称安多）的西宁开始就反复核对身份证，这个范围倒是与吐蕃的历史疆域暗合。
我们下榻的酒店在大昭寺前步行街中段，从那里到广场入口处短短50米间，就停有特警标志的装甲运兵车一辆、消防车一辆、公安大巴两辆；每晚午夜时分大巴会开走。导游事先警告过，不要拍摄军警，否则轻则呵斥、删除照片，重则惹祸上身。
早知道 八廓街是藏人宗教信仰的重地，但实地目睹煨桑（焚柏枝祈福）、 转经队伍的规模，还是令人感到敬畏。
八廓街每隔几分钟就走过一队这样的武警巡逻队
八廓街每隔几分钟就走过一队这样的武警巡逻队
很快发现，通往八廓转经道路的所有巷子都有检查站，专查身份证。大一些的叫“110便民警务站”，有规格一律的标志。朋友注意到，对藏人的检查比对汉人严格，需要的证件更多。
导游说，拉萨只有三家酒店被允许接待藏人，都在较远的地方。具体他也不清楚，外地藏人还需要什么证件才能顺利过关。听后不觉相当讶异。
之前在我们住的酒店的咖啡厅，目睹出来旅游的一群中国95后小朋友跟藏人服务员小姐姐淘气，玩闹得很开心。当时只觉一片和谐欢乐，不曾料想在这家旅馆，藏人虽然可以工作，但不能和汉人一样住店，不由得让人想起大导 Ken Burns 纪录片《Jazz》中 Duke Ellington 在种族隔离时代 的遭遇，今夕何夕，不免一阵尴尬。

拉萨无外宾

七月虽然是西藏旅游的旺季，但整个旅途中遇见的外国人居然屈指可数。除了火车上遇到过几个丹麦人，酒店中有些日本游客，在八廓转半天也看不到一个西方游客模样的人。
导游说，外国人入藏许可在拉萨5.27自焚事件后已经停发了，偶尔看到几个外国人应该是用的旧的批文。
外国游客受阻也不要紧，我说，国内多吸引客源弥补好了。结果导游说，正相反，铁路班次也减少了，每列少挂几节车厢，“这样当然买不到票”。
这样旅游业收入下降已成定局，连八廓街也盛况不再，导游说他自己的收入大致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他既没有责备藏人也没批评政府，只是反复地说“真的不要再有自焚了”。
深谈一下才发现，导游所说的自焚事件只是5月底发生在大昭寺广场的一宗，对之前已经发生的40起藏人自焚事件一无所知。
拉萨市关于大昭寺自焚事件的“传达”称，两名藏人都来自四川（实际上一位甘肃一位四川）都是僧人（其实都不是），但一般人也没有其他消息来源，倾向于认定“都是西藏以外的事”。

“我们”还是“他们”？

与大多来自四川、重庆的导游不同，我们的导游小阳来自湖南。“这里川渝的人太多了，我的湖南话现在都被同化了。”
小阳是科班出身的专业导游，自谓高中就爱好地理，大学毕业后先在张家界接待台湾团，后来就到了西藏。“2008年拉萨骚乱？我已经到了，外面风声紧就不出去，打电话给藏人朋友让他们给送吃的来。拉萨的藏人很友好，绝对没问题。”

大昭寺广场的每一顶凉棚下都有执勤的军警，并不允许游客拍摄。
看得出小阳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热忱，凡是他如数家珍的海拔高度、公元年代，他恨不得你也得记住。景点更是一个不拉。
在布达拉宫广场，小阳热心地让我们去看“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我实在不想去，便随口敷衍道：这造型不是一把枪么？哪来的和平？小阳说：“是一把枪，有枪才有和平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背对着我，一时看不出他是认真的还是反讽。
在介绍雅砻王朝历代君主时，小阳常会说“我们”，例如“我们松赞干布”。那天我说想看达扎路恭纪功碑（注：纪念吐蕃帝国为惩罚唐王朝背信弃义，而于公元763年攻破长安的胜利），不知道在哪里？小阳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纪功碑纪念吐蕃攻破长安，是我们国家的耻辱，现在围起来不让看了，导游也不给游客介绍。
我心想，不是连赞普都“我们”了嘛，是一家人，怎么又成了“他们”？看来这个“我们”、“他们”的问题，对藏人相当友好的小阳还是有些纠结的。
至于对另一些中国人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纠结，“我们”和“他们”，两者的界限清晰而不容混淆。
曾听到北方口音的游客大声地谈着：“……不行就镇压！怕啥？” 镇压谁？恐怕是“他们”吧？
来自河南的出租司机，则一见面就把我们当成了“我们”：“藏人拿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转转经，喝喝甜茶，还要闹独立，我一天不干就没钱，还有天理吗？”
一次闲聊时小阳提起，西藏现在暂停办护照了，而且范围已经从藏人护照难办扩大到所有人。重庆司机接口说，有位多年前来拉萨的重庆高考移民，早已落地生子，最近因办不出护照又在活动恢复重庆户口，但这很不好办，叫苦连天。
看来眼下护照停办这件事上，总算没有了“我们”和“他们”之分，大家一起尝到了苦头。

检查站酿祸

旅途中唯一一次听到武警说谢谢，是在拉萨西郊堆龙德庆县的一个检查站。那是一位娃娃脸的藏人武警，礼貌地检查着身份证，始终笑容可掬，不过，他的另一只手始终停留在冲锋枪扳机套上。在他身后的另一位汉人武警更年轻，没有携带武器，显得手足无措的样子，似是在见习。
不止一个司机、导游提到，检查站“出过大事”。月前一位当雄（拉萨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于开车南下前往拉萨就医，忘带身份证，在检查站不获通融，等折腾了三小时送到医院不治。
牧民悲愤下失去理智，事后回到检查站将武警刺死。
这样的检查站几乎立刻就让人想起以色列纪录片《检查站》。从约旦河西岸到西藏，类似的人间悲剧仍看不到尽头。

永恒的仓央嘉措

无论发生过什么，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
无论发生过什么，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
就连小阳也承认，拉萨城关的西部大多住着汉人，建筑和中国内地城镇没有什么区别，缺乏特色。林廓以内硕果仅存的拉萨老城，则因其藏式楼房、寻常巷陌、鲜花盛开，成了旅游者的最爱。
岗尖吧书屋就在老城不起眼的角落上，藏人女店主沉默寡言，小伙子则比较健谈，看到读者在找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会在旁介绍哪些其实是后世汉人的伪作。
书屋没有CD部分，让我有些失望。这时女店主表示，可以给我拷贝一些MP3到U盘。
女店主让我试听的歌曲，在数天“翻身农奴歌唱党”这类歌曲不绝于耳之后，让我顿觉一亮。“这些歌是为仓央嘉措诗篇谱曲的。”
想到有一首藏歌几年来遍寻无着，我斗胆哼了几句，请女店主开示。她一听就说，这个没有，这个歌手叫普布朗杰，是境外的。
境外？是说印度吗？“是的。”
那她刚给我复制的歌曲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女店主没有直接回答，只轻轻地说：“给你的这些歌很难找得到的。”

人间至美

旅途结束前，我将陪伴我整个行程的攻略《寂寞星球-西藏》 留给了一位藏人朋友，这本在中国 被查禁的书恰好由友人的精神领袖、根本上师作序，序文结尾写道：“无论怎样历经风波，相信读者会同意我，西藏仍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之一。” 我由衷信服，这次旅行已经印证了这段话。
（本文中人名、店名使用了化名）


 ——BBC中文网

胡平：从为薄熙来维权的公开信谈起

Posted: 24 Oct 2012 09:48 PM PDT


RFA  2012-10-23

日前，由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等数百人联名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对当局处理薄熙来案件的若干做法，从法律上，从程序上提出质疑，并要求对薄熙来案件公开公正审理。李成瑞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并非为薄熙来的所谓罪状辩护，而是为他维权。
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大多数是所谓左派，有的还可以归为毛左。过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公民权利、程序正义这一套都嗤之以鼻，认定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用来颠覆中国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如今，他们也学会了强调公民权利，强调程序正义，站出来维权。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读李成瑞们这封公开信，使我想起二战后，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勒牧师在犹太人墓碑上写下的一段话：当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抓共产党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他们抓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要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问题就在这里，有些人，除非自己也受到专制暴政的迫害，否则他们就会对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等普适价值不屑一顾，对别人遭受迫害无动于衷，甚至还拍手称快，落井下石。远的不说，就拿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运动来说吧。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黑打，其践踏法制，刑讯逼供，无视基本人权，罔顾程序正义，在当时就有人在网上予以揭露，很多恶劣的做法即便从重庆官方自己的报道中也能看出端倪。但是这并不妨碍那些新老左派们为之喝彩助威。那时候，你跟他们讲公民权利讲程序正义，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还觉得你居心叵测，大有问题呢。

这就是为什么当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爆薄熙来事件，不少维权人士要幸灾乐祸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发现，除非让这些人自己也尝到苦头，否则这种人就永远不会觉悟。记得那时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唱红唱到美领馆，打黑打到薄书记。”说来也是，搞打黑的薄熙来到头来自己被打黑，天下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么？

不少老右派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这些老牛鬼们照例是挨整的对象，统统被关进牛棚，饱受打骂欺凌。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原来整他们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们，先先后后也被扣上“黑帮”，“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被关进牛棚，于是免不了幸灾乐祸，觉得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些了。

不过，要让那些整人者通过自己被人整的经历而觉悟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文革一开始，罗瑞卿就被打成反党黑帮，不久就被关进秦城监狱。当罗瑞卿得知他的隔壁关着彭德怀时还很不服气，抱怨说“怎么把我和他关在一起”。那时候罗瑞卿还以为整自己是错的，整别人是对的。再到后来，罗瑞卿才觉悟到这么整人法都是不对的。

现在，很多新老左派开始认识到公民权利和程序正义的意义，他们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反思过去的事情，例如薄熙来搞的打黑。从公民权利的标准来看，从程序正义的标准来看，打黑无疑是黑打；就其滥施酷刑，大开杀戒而言，他甚至比其他很多中共官员更黑。

早在薄熙来事发之初，我就写文章指出：薄熙来事件说明共产党是黑帮。这既是指被打倒的薄熙来，也是指仍在台上的中共当局。还要补充一句的是，在今日中国，区分左派右派新左老左，其实都没多大意义。真正的区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到底是认同人权民主还是认同共产专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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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台灣，別讓香港人失望！

Posted: 24 Oct 2012 09:47 PM PDT

图：王丹等在台北举行[声援香港反洗脑国教]座谈会


香港有關台灣選舉的新聞與評論不斷。選後11家報章有9家作為頭條新聞。圖為台灣《蘋果日報》的頭版。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落敗，支持者傷心落淚。

每次台灣的總統選舉與立委選舉，香港各界都會有代表團到台灣觀選，這次總統選舉當然也不例外。由於台灣選情熾熱，香港的選舉完全無法感受到那種氣氛，所以即使飛機票自費，香港的政治人與媒體人，對到台灣觀選還是非常雀躍，尤其這次適逢復活節假期。

台灣選戰反射到香港

台灣的這場藍綠大戰，它的光譜自然也反射到香港。香港幾乎是「藍」的世界，原因很簡單，因為國民黨長期在香港經營，民進黨只關注本土，從來不把香港當一回事；加上香港主要是從傳統親藍的媒體吸收資訊，尤其是97年後中國下令香港媒體不准為「台獨」宣傳，為此甚至還鬧出風波。所以綠營的形象在香港很「爛」，甚至到了不忍卒睹的地步。

雖然如此，選舉期間，香港還是出現一絲比較持平的言論，這是因為台灣的民主對香港來說，實在是太吸引了。例如，投票前夕的《蘋果日報》發表〈中國大陸該向台灣學習！〉的社評，說：「台灣的民主實踐的確還有很多不善之處，台灣過去8年的經濟發展的確不像中國大陸那樣蓬勃。但是，絕不能因此而低估台灣的民主成就，更不能因此而認定民主對經濟發展有負面作用。」當藍營攻擊民進黨執政下，台灣如何「民不聊生」與「哀鴻遍野」時，這篇社論說：「過去10年內世界上沒有任何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可以媲美中國大陸，最接近的印度、俄羅斯、巴西都瞠乎其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增長率更遠遠不及。台灣早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發展水平已逼近發達國家水平，她在過去8年的經濟增長率比中國大陸慢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不能算在民主制度的帳內。」「北韓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羅、已故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是不受任何人或制度約束的政治強人，他們推行的經濟政策比阿扁錯的厲害得多，為害深遠得多，並且無法自我修正。相反，阿扁的失敗只是短期的、局部的，在今次大選後將會迅速得到修正。」其實在阿扁執政八年間，除了2001年外，經濟成長率並不低；這裏說阿扁經濟政策錯誤，是有待商榷的。至於政治與族群問題，「經過十多年的實踐及考驗，省籍矛盾雖然未完全消弭，但台灣民眾已逐步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認同；甚至各大政黨也逐步走向中間，面向全台民眾。換言之，台灣的民主化實驗至少令省籍矛盾不再升溫，人民內部矛盾得以有制度的解決。」對照西藏新疆，此言甚是也。

《蘋果日報》是「壹傳媒」屬下的報章，壹傳媒老板黎智英到台灣，與台灣財經專家謝金河作對談時，這個被認為是台灣偏藍媒體的老板，他對台灣的說法是：「台灣就是一個國家嘛，有主體感，有一份永久、安定的感覺，……我不排除全家搬來台灣。」他甚至說：「國民黨到現在還叫中國國民黨，中國干你什麼事？這個黨怎麼會有前途？」而他對陳水扁總統有再多的批評，也不得不承認：「台灣被阿扁執政八年，民主機制完全不受影響，也沒有把民主搞壞，可見這套機制多麼堅固，這也是阿扁執政帶來的意外貢獻。」

港人重視台灣民主選舉

在投票當天，香港《蘋果日報》的頭版頭條是「馬英九勝算九成九」。選舉結果，果然是馬英九大勝。第二天，香港觀選團也基本班師回港。但是有關台灣選舉的新聞與評論不斷。就以投票第二天來說，香港的華文報章，除了星期天沒有出報的以外，11家報章有9家作為頭條新聞；8家社評中有6家評論台灣選舉。

在有關台灣選舉的評論中，中共喉舌與目前香港媒體生態，自然大作統獨文章，似乎這就是台灣民眾傾向與中共統一的民意；這個太一廂情願了。還有一種是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有憧憬；這恐怕也要失望，因為美國經濟放緩，中國總理溫家寶也承認今年將是中國經濟非常困難的一年，台灣能獨善其身嗎？何況中國對台灣的經濟收買，背後怎麼不會有政治動機？對自己老百姓殘暴的共產黨，對台灣則表達善意，人們應該要問「為什麼」？還有評論認為，比起台獨，北京更難對付馬英九；這種說法也不對，因為在「一中」立場上他們基本一致，分歧點小，不是更容易彌合嗎？

一些發自民主派的評論，非常羨慕台灣的民主選舉。例如《蘋果日報》的李八方短評說：「台灣大選恨死港人」，這裏的「恨」，是極愛或很想得到的東西的意思。文章說：「馬丁（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爭取香港民主多年，佢慨嘆話，論受教育程度、論法治，香港都唔差過台灣，但由88年爭取直選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有普選，2017年阿爺（指北京中央政府）只係話『可能可以』普選特首，諗落（想想）都要嘆十聲。」立法會議員、前線召集人劉慧卿也發表〈台灣、不丹見民主，香港普選應可期〉的文章。

「台獨」言論在香港鳳毛麟角，唯一見到的，是出自王岸然（香港著名時事評論者）的文章：〈祝福台灣，別談統一〉。他直言說：「接受台灣款待到台觀戰的泛民主派，沒有人吃喝玩樂歸來之後，敢講出心中的說話，因為這是政治自殺的行為。心中的話，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得這樣好，已經是第四次直選總統，人民已經有當家自主的實權，又何必要去與中共這個專橫政權共談統一？」他還說：「今天大家分開，不是很好嗎？統一帶來的麻煩，根本是比分裂更大，知識分子天天在想如何令到中國統一（筆者從前也是這樣以為的），這不見得是很有智慧的事，想想如何令中國分開為不同政體，但同時大家保持團結互助，互惠互利，共同富強，不是更有挑戰性的思想問題嗎？」

台灣，別讓香港人失望

此外，前《信報》老板、號稱香港第一健筆的林行止，發表評論文章〈民主政體堅如磐石港人移台或成潮流〉，說：「民主台灣不會變，香港的民主則遙遙無期（即使有期，亦是已知結果的選舉），而且在可見的將來2047年必然要和內地合體同制，這種前景，加上如果未來台灣經濟再次起飛，香港也許會掀起新移民潮，這次是向台灣移民！筆者常說中國的香港政策徹底失敗，回歸11年了，香港不僅起不了『封雍齒』的示範作用，台灣和平政黨輪替，更令香港政治改革黯然失色。過慣自由生活的香港人，在適當時機必會作出對本身最有利的明智選擇！」他這個看法，或受黎智英的影響。不論如何，台灣，別讓香港人失望！

其實，年輕人才是臺灣未來的希望。3月29日﹐我參與這些青年網民的自發集會﹐要繳200元入場費作為租借場地與聘請保安維持秩序之用﹐我去晚了﹐竟有六百人參與﹐所以
他們不願收我的錢。在那裡體驗到台灣年輕網絡世代的活力﹐加上他們的純
真表現﹐這就是台灣的未來希望﹗

2008.3.30
——《看》雜誌 第9期  2008.3.30

梁京：薄熙来的罪与罚

Posted: 23 Oct 2012 11:39 AM PDT

英国卫报漫画


2012-10-23
十八大之前，中共开始了对薄熙来的治罪程序。无论最后的罪名和刑罚如何，有一点毫无疑义，那就是薄熙来将不可能得到公正审判。正因如此，总有一天薄案会回到历史的审判庭。不过，除了司法程序不公，薄熙来案终将被历史重审，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是非和历史功过。

从现在知道的事实看，在严格的刑法意义上，薄熙来是一个罪人，应无置疑的余地。尽管对薄熙来的审判程序不可能公正，但从谷开来案的结果看，对薄熙来刑事罪的惩罚，不大可能罚不当罪，而很可能罚不抵罪。这一点虽有争议，但与另两个层面相比，可争议的程度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在政治层面，薄熙来的罪与罚会极有争议，原因很简单，因为左派与右派对重庆模式的解读不仅今日水火不容，未来也不会达成共识。使这个问题更富争议性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薄熙来垮台，并非直接缘于重庆模式之实践失败，而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害怕他成功的政治力量之谋略有关。对此，不仅薄熙来深感不平，左派们也愤愤不平。尤其是为了政治上把薄熙来搞臭，他的政治对手不惜使用卑劣手段，把自己并不在意的“男女关系”也“拿来说事儿”，让不同情薄的人都难以接受。谁都知道，现在中共高官腰缠万贯，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者大有人在，但这些高官不仅不会被治罪，而且十八大后继续高升也不乏其人。因此，薄熙来被治罪，政治原因大于司法原因，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面对这个事实，左派的感觉和右派的感觉自然大不相同。

不过，左派们对薄熙来的倒台痛感伤悲，理由其实并不见得充分。薄熙来真是左派吗？从他在大连的所作所为看，甚至从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看，薄熙来的左派身份并非不容置疑。在我看来，薄熙来的本色并非红色，更不是体现自由的蓝色，而是随时准备变色的机会主义。为了获得个人权力，他既可以演左派，也可以演右派，既可以开红灯区，也可以唱红。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机会主义的本色。

问题是，一个疯狂追逐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客是否一定会扮演负面的历史角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像政治层面那样简单了。这是因为，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个疯狂追逐权力的政治野心家，既有可能成为希特勒那样的恶魔，也可能成为拿破仑那样极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品性，还取决于他本人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历史因素。

就薄熙来个案而言，我们现在知道，薄熙来在得知谷开来杀人案有可能东窗事发，因而有可能毁掉自己的政治生命之后，他一面不择手段掩盖这桩罪行，同时也比从前更认真地考虑，推动基层和地方选举，用更激进的政治改革来支持自己竞争最高权位。

如果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失败、薄熙来得以保住权位，如果薄熙来果真推动基层和地方选举试验，重庆会如何，中国的政局又会如何？我们现在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可以推断的是，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定让左派高兴，也不一定让右派高兴。

我们还可以断定，由于薄熙来不甘心于做一个平庸的贪官，不论他能否掩盖谷开来的罪行，只要他不满足腰缠万贯，也不满足“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而是想借社会不公和社会危机，玩一把“唱红打黑”，玩一把“均平共富”，以夺取大位，薄熙来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薄熙来的野心虽未实现，却引爆了中共高层的政治危机，这就有可能加速中共专制的覆灭，从而加速宪政民主的到来。果真如此，未来的史家们，该不该给薄熙来记一功，而不过多计较他的罪行？当然，薄熙来“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很可能造成王立雄所忧虑的局面，即中共全面“机械化”，官员无人敢出头，个个善“维稳”，以致中国社会大溃败，中国文明不可救药。后世的史家该不该因此对薄熙来罪加一等，还是应该为之叹息？

如果是前一种而非后一种情境成真，即便薄熙来落一个名实不符的英雄头衔，也还是中国人的福气，而后一种情境成真，才是大灾大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Posted: 23 Oct 2012 11:44 AM PDT

　　（征求意见稿）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 厉有为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复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侯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
　　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协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 ，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

　　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
　　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
　　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
　　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
　　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
　　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 、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厉有为
　　2012年8月1日终稿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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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Oct 2012 11:54 AM PDT


美国总统大选是在十一月六日，两天后中共十八大召开，两国权力交接诚有天壤之别，却要指出，按天朝「国情特殊论」，自邓小平首创「隔代指定」，已成了聊备一格之中国特色制度。公道而言，在专制体系万古不移的前提下，隔代指定比起在位君主亲自指定，毕竟略有制衡作用。不妨设想，如果江泽民传位给江系人马，胡锦涛交棒团派，俨然近亲繁殖，如此政治乱伦，中国只能比目下更糟。故而隔代指定的帮规离文明宪政无比遥远，甚至比越南共党的党内直选总书记还差一大截，但在中共而言，已属独家「制度创新」。

习近平虽非江泽民直接指定，但规矩方圆却由老江划定，就是约六百人的党内高层票选，却规定必须是和党的革命斗争史有血缘关系，这一下就把团派踢了出局。结果选出习近平，虽未必为江泽民最属意者，亦不远矣。以中共家天下的祠堂族规，习近平要比胡锦涛自己选的人要好些，这点笔者也同意。

讽刺的是，中共对隔代指定食髓知味，品出其妙处，竟觉得亦可在香港试点，比如曾荫权传位给政务司长唐英年，便属近亲繁殖，不如另觅一位藩镇，掂量之下，何不让董建华代为物色推荐？这就闹出香港版的「隔代指定」，唐英年运势霎时逆转……

再来看看美国大选，美国二战之后仅得两个在任总统未能连任，一是民主党的卡特，二是共和党的老布殊。按此概率，奥巴马连庄机会颇大，他的民调也一直稳定领先，却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后被逆转。本来奥巴马是口水滔滔的善辩之人，但怀「井绳」之忌，当年戈尔何尝不善辩，却现场表演过火，被小布殊以德州牛仔的直率风格所击败。於是奥巴马宁取收敛守势，却又因丹佛海拔高，普通人到此有高原反应，精明的罗姆尼先到埠两天闭门操练，奥巴马临时杀到，辩论时果然状态欠佳。此后民调从领先到落后，逆差竟达十个百分点！好在奥巴马在第二次辩论小胜一场，扳回少许。

一般而言，总统候选人辩论对选情影响有限，驴象两党的基本盘不会被左右，除非该届选举有大量摇摆不定的选民，这次显然正是如此。主流白人社会对奥巴马的种族肤色的心结，毕竟未淡化到完全消失的地步；问题是罗姆尼的摩门教背景，在主流社会中也相当边缘化，这点两人算是扯平了。这些说不出口的文化禁忌，在投票日对选民影响有多大，殊难断言。只有一点可以预知，中共十八大的改元大典，一定是「团结」、「胜利」和「圆满」的，而且必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苹果日报

陈季冰：作家与现实政治

Posted: 23 Oct 2012 11:56 AM PDT

网络漫画

10月11日，瑞典方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我在自己主编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同济大学文学教授张生的专栏文章。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做访问学者的张生也是国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强烈希望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赢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立场，并对村上近日就中日钓鱼岛冲突所发表的“领土争端劣酒论”表示了赞赏。
说实在的，在当下这种只讲你我、不论是非的紧张的舆论空气之下，我有些担心文章见报后我们与作者一同被贴上“文化汉奸”的恶毒标签。在那篇文章里，张生几乎一边倒地赞美了村上，而对同为竞争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只字未提。这是不是相当于在“保钓爱国者”们决心誓死“抵制日货”的时候，我们却在一边大声嚷嚷“日本制造”就是比“中国制造”强？
所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莫言获奖的消息当晚传遍国内后，就我所见，几无网络留言为中国文学在万里之遥的斯德哥尔摩国际文化舞台上力压日本文学而亢奋喝彩；相反，几乎所有争论都是指向一个焦点：诺贝尔奖应不应该授予莫言这样政治品格的作家？我对手下的责任编辑说：看来，在中国关心文学的人士当中，“民族主义”敌不过“普世价值”。
围绕莫言的争论几乎全部是沿着政治而非文学的维度展开的。
事实上，早在莫言被海外博彩公司预测有可能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争议就已经在微博上弥漫开来。以下这些事实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莫言不仅是共产党员、退役军人，还是官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也许还享受着副部级的特权）；莫言曾因为戴晴等几位中国异议作家的现身而公开抵制过法兰克福书展，他冷漠地拒绝了知识界要求其对另一位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的身陷囹圄发出呼吁的邀请（很凑巧，两人同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友），却欣然参与了“百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党献礼”的活动；此外，还有人晒出了他在一年前通过腾讯微博发表的疑似赞美重庆“唱红打黑”的打油诗……
在自由派立场人士看来，莫言是一位他们所不齿的体制的顺从合作者，甚至就是一体制中人。作为一个本该代表“人类良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不仅缺乏抗争的勇气，或者像村上春树那样“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就连“不主动作恶”的底线都没能守住。上海学者许纪霖在微博上的短评很具有典型性，他用“平庸的乡愿”来形容莫言所代表的“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以为，莫言获奖在内地知识界掀起如此巨大的争议，仿佛这是一件非但不值得自豪、反而还很可耻的事情，也许与诺贝尔奖授予者此前给国人树立的独特心理标杆有关——如果不算上年代久远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最近20多年来，与中国有关的几位诺奖获得者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不知道该不该再加上身份难以归类的李远哲），不是持异见的流亡者，就是持异见的自我放逐者，或者干脆就是持异见的抗议分子。一旦用刘晓波这把尺子去丈量，那么当今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经受得住，包括莫言的批评者。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莫言的获奖，令一直以来早就视瑞典和挪威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同道中人”的中国国内的体制批评者们产生了一种遭到背叛的巨大失落感。许多人批评瑞典的评选委员会已经“堕落”，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贬值”；而一部分阴谋论者甚至怀疑这是瑞典政府为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作出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和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时中国官方的反应有得一比。外交部发言人当时称：那是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在政治上攻击中国，“这个奖项已丧失其权威和声望”。此后，中国对挪威政府一直爱理不理。
而在这场争论的另一端，许多莫言的辩护者连日来忙于教导那些非专业读者：莫言小说达到了多么高的文学成就，他在当代中国文坛享有多么崇高的专业地位，在国际上赢得了多么多的翻译、阅读和好评……他们尤其要求那些很少或从未认真阅读过莫言作品的评论家们停止“政治挂帅”的道德攻讦，将重点放在对莫言的具体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上。
换句话说，他们并非不允许人们批评这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而是希望对莫言进行专业的“文学批评”，而非空泛的“政治批判”。因为在他们眼里，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将文学政治化是他们所反感和反对的。瑞典文学院有关人士在回应媒体质疑时也坚称，这是一个文学奖项，评奖依据的只是文学成就，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瑞典文学院也并不在乎作家的政治观点。
上海年轻学者张闳的微博发言精彩绝伦地概括了这个“文学非政治化”阵营的意见：“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
那么，文学（或者作家）与政治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真的分得开吗？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为莫言辩护的评论都将重点放在了莫言小说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上。他们恰如其分地指出，莫言绝不是政府的辩护者，更不是党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他的作品涵盖了从文革到计划生育等许多当代中国最为敏感的主题，其社会批判性几乎无所不在。不仅如此，莫言的一部分作品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批评，其中有些曾因内容“挑衅和低俗”而被禁售。例如，创作于1988年、讲述农民以暴动反抗政府渎职贪腐的名作《天堂蒜苔之歌》，就因官方最初认为它过于尖刻讽刺而未批准在中国内地出版，台湾版面市以后很久才终获在大陆出版的机会。
还有人无奈但又不无道理地说，要求每一个中国作家都像廖亦武那样，既不现实也无益处。中国言论空间的边界恰恰需要像莫言这样懂得灵活妥协的知识分子不断往外拓展。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辩护辞不仅没有将莫言的文学从政治口水中拯救出来，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涂在文学身上的那层政治油彩。事实上，声称“只依据文学成就”评奖的瑞典文学院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却称，他的许多作品“曾经被判定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尖锐地批评了当代中国社会”。对此，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伦德(Peter Englund)还详加解释：“你翻开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激进言论。但是，他并非一名政治异见分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
如此说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重要理由岂不正是由于政治——他的作品“对共产党精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莫言自己稍后在面对媒体时所发表的一番说辞显得更加苍白无力和令人失望。当他宣称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的时候，仿佛是附和了文学应当与政治分开的理想；但当他坦陈自己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反击他的批评者中有很多人“本身也是共产党员，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的时候，似乎又是想提醒人们，自己的政治品德绝不像批评者们描述得那么低下；而当他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出版空间的进步辩护，并表示自己至今不因为抄写了“延安讲话”而后悔的时候，表现得又像一个称职且与时俱进的作协官员……
这些剖白可能都是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事实的一个部分，但它们堆在一起，逻辑上就多少显得有些纠结和气短。即便算不上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至少也是非常缺乏说服力的。但这恰恰反应出政治在当下中国对文学的无处不在的影响。
当然，至今仍奉“延安讲话”为圭臬的中国最高文化管理当局并不会为此尴尬别扭，对他们来说，文学理所当然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因此，与之前的刘晓波获奖后的反应截然不同，莫言的获奖在第一时间便得到各界的广泛庆祝。莫言的同事、中国作协的另一名副主席何建明对新华社说，这是莫言的喜事，也是所有当代作家的喜事，这是几代中国作家的梦想。而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认可，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力增长的自然体现。
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理想的文化传统中，在一个从小被教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社会里，期待文学与政治完全分离是多么不现实的奢望！
莫言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和辩护者们争论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文学究竟应当为现实政治鼓与呼，还是去批判现实政治？在那些认为莫言不配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的批评者眼里，一个人如果在道德上有重大缺陷，那么怎能指望他写出完美无瑕的文章呢？古人云，“立德”须先于“立言”和“立功”。而在那些认为莫言获奖当之无愧的“现实主义”的辩护者看来，“仅仅认为我没有站在大街上喊口号，仅仅因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的、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境况再次印证了当代最具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美国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中文译名亦称詹明信）的一句名言：“第三世界文学永远都是民族寓言。”
事实上，自萨特、加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经常引发巨大争议，正是因为它的判断标准常常赤裸裸地呈现政治化面目。而在中国，这就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艺术家艾未未最初曾激烈抨击莫言的获奖，但当他听到莫言在得奖后公开表态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并得以自由地探究他想要探究的那些问题”后，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批评，转而欣然表示“欢迎莫言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企盼诺贝尔奖能够激发更多国人的勇气……在这里，艾未未已经完全把文学奖当成了人权奖，把小说看成了檄文。
有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文学是“人学”。的确，文学所呈现的是人的境遇和人性本质，而人类生活从来都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因此，那些简单地认为文学可以与政治分家的人实际上是在幻想李白、杜甫不是生活在中国唐朝的现实社会中，而是生活在并不存在的诗性真空里。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或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现实，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真正的文学却完全可以从特定时空中抽离出来，因为它的力量可以穿透那些纷繁的社会故事而直达人性。假如我们认同艾未未这样的“政治挂帅”论者，那么恐怕就不得不承认，李白、杜甫的全部价值都只存在于他们写给朝廷的奏章里。
至于每一个生活于现实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中的真实的、具体的个人，都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首先是“社会人”，其次是“专业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就必须恪守一定的政治和道德底线，其社会地位越高，这条底线也就越高。不止作家这一比较特殊的职业，其他专业领域里的权威和明星也都如此。而一个杰出的专业人则需要展现出杰出的专业天赋。“政治挂帅”论者取消了专业分工，却将社会底线无限拔高；“文学与政治无关”论者则干脆以“专业”取消了“人”。
我们甚至不必扯得那么远，只要对比一下同属汉语文学阅读圈内的台湾和港澳舆论对莫言获奖相对单纯的反响，就明白：尽管莫言小说里那些残酷的政治现实在港台读者的视线里并没有丝毫改变，但转换语境，莫言其人同其作品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陈季冰是上海媒体人、专栏作者，著有《下一站：中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

林和立：遥看江泽民 等待习近平

Posted: 22 Oct 2012 11:56 AM PDT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World Peace Forum in Beijing Saturday, July 7, 2012. (Foto:Ng Han Guan, Pool/AP/dapd).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对中国政治运作仍拥有令人惊叹的持续的影响力，这给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启动改革带来了困难。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的精英政治中正在发生一件奇怪的事。86岁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虽然已在8年前卸下了政治职务，却似乎仍在最高领导人的遴选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最晚从2011年中以来，有关江泽民健康状况恶化的传言不断，但过去一个月，江泽民频频出现在公众媒体中。
例如9月底，江泽民偕夫人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10月9日，这位被称为"上海帮"领袖的老人和上海海洋大学的两名官员在一起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10月21日，江苏《新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江泽民为母校扬州中学庆祝建校110周年所写的题词。
以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可以被解读为江泽民在中国最高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即将举行的中共18大上，这一点将得到证实。
Staff members walk past the communist hammer and sickle emblem at the press center for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Beijing Wednesday Oct. 10, 2007. China's leading communists met Tuesday in final preparation for the five-yearly congress at which President Hu Jintao is expected to entrench his power through new appointments - including a possible successor. (ddp images/AP Photo/Greg Baker)
常委布局
实际上，江泽民已与他所提拔的接班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形成合力。2007年习近平倚仗江泽民的支持得以进入政治局常委，旨在给胡锦涛施加压力。其结果形成了目前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即习近平、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
除了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和接任总理的李克强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具体主张和立场还未最终成形。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习近平、张德江和刘云山三人都是接近江泽民的。而胡锦涛只能寄希望于李克强和李源潮的支持。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他被认为是胡锦涛的亲信，被视为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被视为极端保守派，他的"入常"可能使政治自由化进程出现倒退。
不过，胡锦涛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可能性很大，这意味着在他18大后退出政治局后的至少两年中，仍将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支持者指出，鉴于中国与日本、美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党需要一个有经验的领导处理对外和安全政策。
此外，对于胡锦涛而言，他的一大人脉优势是，将在18大上得到晋升的所谓第六代领导人（指1960年后出生的高层官员）中的多数都属于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
老人干政的时代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at left and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arrive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7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Monday, Oct. 15, 2007. The congress, held once every five years, is a crucial test of strength for president and party leader Hu, who is expected to open the meeting with a speech laying out the policy agenda for what is expected to be his final five years in power. (AP Photo/Greg Baker) 两代领导人"垂帘听政"?
面对即将到来的"习近平时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59岁的太子党代表习近平的背后，将有两位前国家主席"垂帘听政"，在此情况下他是否能推动迫在眉睫的改革，解决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
北京的政治观察家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17大上被选为接班的"王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被视为一个安全的"赌注"，一个不会引发争议的团队合作者，能够被所有的派系所接受。
如果仔细审视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17年和在浙江主政的5年时间，就会发现这位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和雄心的人物，不同于他曾任副总理的有自由派倾向的父亲习仲勋。
新瓶装陈酒
考虑到胡锦涛在2014年或2015年从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前，习近平不可能有大的施展，因此"第五代领导核心"是否能立即拿出决断的行动来解决一系列问题，还是个未知数。
国内政策方面，涉及到寻找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以及应对平均每年15万起抗议示威等"群体性事件"。外交方面，北京面对来自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的升级。
In this photo released b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front right, attends an activity to mark this year's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ay a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Beijing, Saturday, Sept. 15, 2012. China's presumed next leader Xi made an appearance Satur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dropping from public view earlier this month, a two-week absence that fueled rumors about his health and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s succession process. (Foto:Xinhua, Ding Lin/AP/dapd) NO SALE 能被各派系接受的人选
此外，围绕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丑闻暴露了中共内部的腐败和派系斗争等长期积累的问题。薄熙来不仅在太子党内，而且在解放军系统内也有大量的支持者。尽管已经被扳倒的薄熙来日后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共党内的很多人仍然坚信，比起性格沉闷、缺乏活力的习近平，拥有个人魅力、敢于冒险的薄是更好的总书记人选。
过去几周，习近平的支持者透出风声称，在权力交接后，这位新的领导人将推出一系列体制性的改革，包括提高法治程度、打击高层腐败等。
而即将被送上法庭，面临包括巨额受贿等多项指控的薄熙来则很可能成为习近平"清廉政府"行动的第一声礼炮。
只有少数人相信习近平有胆量查处涉及中共高层其他权势家族的腐败案件。而他在此的不作为只能让人得到这样一个偾世的印象：中共18大只不过是用新瓶装陈酒。
作者：Willy Lam 编译：叶宣
责编：文木
――德国之声

李兆富：中央集权的迷思

Posted: 22 Oct 2012 11:42 AM PDT

网络漫画


2012-10-22
欧盟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讽刺，不止是因为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已发展国家，不少都有各式各样的经济问题。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究竟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制，是否和平稳定的一个保障。

相信政府的人，当然会相信权力越集中，规模越大的政府就越好。

根据学者卡路．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欧洲大陆历史发展的主线，就是公共机构的演变。事实上，由封建到现代，欧洲大陆一直是公共机构范式的摇篮。法国由路易十四到拿破伦，在法国衍生出来的集权官僚。德语系国家，就实验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两套意识形态，再混和民族主义，成了廿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集权式的计划经济。

两次世界大战，除了是狂热民族主义在推波助澜，就算本来是开放的民主共和国家，也因为战争而变得独裁集权。哈耶克1944年写成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讲本来自由的民主国家，怎样在战争的压力下，变得更集权和趋向独裁。

政制和国际关系，有个概念叫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简单解释，就是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机会比较低。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但到20世纪才被验证。

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究竟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还是欧盟的存在？民主，不单是代议政制和选举，最重要是对政府的制衡。

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僚，其实没有太多民主约束。事实上，自从欧盟成立之后，欧洲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

几个月之前，法国和希腊的选举结果，都说欧洲泛滥左翼思想；甚至有人话，全世界都向左走。

不过，我对左、右的二分法，其实有点抗拒。在世界各地，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叫做右派；但是在欧洲，右翼，就是要求竖立贸易壁垒，撑民族工业发展的。

欧式右派，跟左派一样，都是要政府搞干预，只不过出发点不一样。左派，要政府免费提供教育、医疗、房屋、福利，总之就是照顾普罗大众。右派，要政府加强国力，甚至不惜由政府去出资搞工业，用工业去支持军事等。现在我们说的欧洲极右，其实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都致力去建构一个泛欧的身份意识，再配合欧盟和经济一体化，目的就是要避免两次大战的悲剧重演。

泛欧的大政府，在过去十年急速膨胀，一体化的概念变质，政治主导经济，崩溃是迟早的事。与此同时，随著欧洲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深，政府各种负担也越来越大。大家没有想到，左翼政策的不可持续，竟然是右翼的伏笔。不过，其实无论左右，欧洲式的大政府，结果都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果。

将和平奖颁给一个由政府组成的超级大政府，是讽刺。说到底，欧盟的问题，是政府大到不能救，不能倒。这个结局，绝对不和平。作为中国人，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果连欧洲都不能够维持一个统一的大政府，中国的中央集权，又可以长期持续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黄翔：向终生封杀言论出版自由与践踏公民合法权利作殊死抗争

Posted: 22 Oct 2012 11:38 AM PDT

黄翔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文前两句诗引自我于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高峰期中愤怒写下的《野兽》一诗的最后两行，现借以作此文题目。

         自上世纪1959年起至今，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就受到禁毁、封杀，至今已53个年头！而我今生已近边缘，无异于终生剥夺我来到世间的人权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並不上网，最近有人在美国上网搜索无意中发现，国内“民间中国”或“文化中国”网刋《诗歌周刋》五月份第7期竟出奇地出现以我作封面照的专辑，诗之外並公开附有真实简介与系列评论摘录。心定神静的年岁，这使我几乎有一种陌生和几近幻象的不真实感。其中诗歌作品是从1959年选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当下正值“文化体制改革”，此异象是人文现实动态变化？还是纯属无惧于“引火烧身”的精神有棱有角者“知识分子良知”的高度凸显？是此类“人中君子”精神意识的大胆“超越与突破”？还是出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旗帜鲜明的认同与坚守？！不仅如此，该周刊第25、26期也先后公开转发了一份从未与我谋面的诗友与我的对话《敞亮阳光的精神访谈》和我的一封相关信件。这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空前的精神勇毅？尽管我今生岁月早已被糟踏净尽？然而，其后我却获悉，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和精神独立的文化新人此举却震动和感动了许多网友和知情的目击者。其中有熟知我的美国和西班牙艺术家和经纪人、包括我曾任“驻市作家”的匹兹堡的人们都为之表达关切，有外国友人率先把它推上脸书，在所有信息获悉者中，我只是其中知晓信息几乎最晚的一个人！
         其实，此专辑早已在网上安静存活近半年，然而其结果却因此事“太敏感”似不稳妥？或意外受人关注或引发某些人不安？在中共十八大前却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至少海外再也打不开网页究其内里？这就是酝酿“体制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网上信息一开一闭、动不动屏遮。但尽管如此，在我备受打压的今生大半个世纪以来却是从未出现过的异常举措。其实质我确信理应为“民间中国”与“文化中国”精神认知和思想立场的体现，还远非享有“社会特权”者“还政于民”一类政改举动的姿态或先兆？！这样理解是否太天真、乐观抑或嫌太保守？只能是各说兼容、见仁见智。小我一两岁的胡温行将辞别政坛、回返山林，小我十几岁的习李呢，是否又会是一个“十年空耗”、还是必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什么？是沿习或重现前头人的“政治”场景，还是“从己开始”勇于开创新政、破纪录地刷新中国当代历史画卷？中共十八大在即，对中国未来前景，人们各持已见、解读纷纭！
       习李行将开局，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不由联想到“政治体制改革”热议中的中国当下仍然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应综合种种“表象”和涉足多国的“人物”戏剧化安排，探究和警觉诸多事物的深层本义而不受其浮面迷惑？！此事为因应国内年青一代要求，我经由纽约NES ( Northern Express Station )  快递站(网址：www.express-station.cn)分别寄出我在国外出版的书给北京和湖北新生代年青朋友。邮件经检查，书的内容为东方精神文化内涵：“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人体宇宙精神意识”。网上查询号码为888111440。书名分别为《今生有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出版）、人体宇宙情绪哲学《沉思的雷暴》（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桂冠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梦巢随笔》（台湾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荆棘桂冠》（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书到权力或权斗中心的北京就“被失踪”了?!是谁干的？受哪个团伙或派别指使？从10月3日以国际邮政“快件”寄出，收件人至今未收到也无从查询？！这国家是“依法执法”还是如黑道“无法无天”？！此事该怎么理解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非泼污于人？是当局作为还是海关邮检者私吞？在向海内外社会公众披露实情的同时本人也必依法追询结果？！
         北京，你向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究竟要传播什么样的精神文化？难道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菁华的承传和拓展也是你今日的“审查”、“取缔”、“打压”和“严禁邮递”的对象吗？！中华民族文化仅仅等同于“一党意识形态”还是理应为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的本真意义的“东方文化本身”？你要向整个国际社会推出和传达的仅仅只能是“党文化”精神意识？是党的“驯服工具”们受命制作的“优秀作品”，还是超越党派精神框架的具有普世意义和价值的人类精神文化？！
          从毛泽东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有过真正的言论表达自由和“非政治审查”的出版自由吗？！面对中国社会包括整个世界，中国敢于出版以“自由精神文化”确立价值取向的“异议”作家或“超前”思维者的作品吗？！敢于将自由作家的作品和体现“党的旨意”的体制内作家作品公开在光天化日下任人互为对比、自由取舍和公正评估吗？！而今日世界是否也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一切以现实功利为转移？西方世界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乃至瑞典等一些国家也难免出现某些喜欢並翻译中文作家作品的人，他们並非严格意义的汉学家，有高度的精神鉴别力和极深的人文研究功底，此一类型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人文举措往往只是出于一己政经利益考量，而远非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层次与内在品味的严格比较与鉴别，从而作出客观、公允而实事求是的判断！此类人极个别但潜在的精神危害极大，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自视为人类道义与精神文化的裁判员或审判官，然而却不惜有违公义、良知与他们本身从内心轻蔑和鄙夷的专制者及其“文化”互为配合与默契，对包括当代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起到“精神文化”的湮灭、遮蔽、误导而远非“引领”和“提升”作用？！至使时至今日，对中国封杀和打压言论和出版自由、公然践踏天赋人权，他们的反应或选择竟是一付“无关痛痒、漠然视之”的麻木的“纯文学”姿态？！敢问这类人中有几个人能真正对起自“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伟大东方文化“具深度解读力”和“语言转换力”？！  其翻译的中文作品也只是求眼下蝇头小利的类“新闻报导”的“民俗文字”而已，同承传于先人的东方“自由精神文化”的智慧与文彩、层次与内质天海之隔，纯属蒙混不解平行于西方文化而巍然独存于世的东方人文精神的西半球普通读者！！！
         今日世人的天理良知是否均为世俗权力和利禄“慑魂”与腐蚀、早已从人类心灵世界中丧失殆尽，至使我们星球上人类斑斓多彩的精神世界正日趋暗淡、濒临毁灭？！？！？！

         我在此再次表达，今生无论血肉生命和精神生命，纵使在双重意义上被专制社会体制“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然而，我的人文精神坚守始终至死不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一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2012年10月16日纽约泊居中

格丘山: 没有出场的中国政治明星

Posted: 21 Oct 2012 08:54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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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皇储习近平失踪了，他取消了一系列包括与美国国务卿在内的会见，连续
二周毫无音信，引发世界媒体各种揣测和传言：有的说他背部受伤；有的称他患心
脏病、中风、接受肝肿瘤手术；还有怀疑他籍病撂挑子了，因为要从和谐大师胡锦
涛手中接的这个摊子实在太烂了，加上日本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凑热闹，咄咄
逼人，真是烈火烹油，内忧加外患，习皇储可能要知难而退了；也有人猜测十八大
临近，共产党党内权力斗争到了白热，联想到自古以来当皇储的凶险，刘少奇、林
彪、胡耀邦也都是前车之鉴，所以习皇储可能被管治起来了。

最悲观的估计甚至认为他活着不活着都是问题。(：)


让我们现在回看当时哪一个说法最正确呢？应该说，每一个都对，因为从当时的情
况来看，每一个说法都是有可能的，那个最后押中彩的说法和人并不一定比其他人
高明。一个新闻不透明的专制国度的政府，就像一个狗笼子里关着一窝狗，里面的
狗咬来咬去的，外面什么也看不到。能够知道的就是狗笼新闻发布狗每天发布的狗
屁消息，譬如说黑狗咬了白狗等等，没有人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于是出现了很多狗
笼观察家的判断。有的说，是白狗咬了花狗，有的说根本就没有咬，有的说跟花狗
白狗一点关系没有，是黄狗咬了赖皮狗，这种情况下说谁对谁错有什么根据呢？反
正大家什么也看不见。应该说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是里面狗是在咬狗，因为狗笼子震
颤得很厉害，响彻着扑通扑通的声音，狗笼观察家根据扑通扑通声音的方位，音调
推测出来的胡(WHO)咬了胡(WHO)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是无法反对，但是也无法证实
的。

可是海外的有些有学问的狗笼观察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如果断言是黑狗咬了花狗，
要是有人说是花狗咬了黑狗，他们就会勃然大怒，说他是受了黑狗钱的五毛。如果
五毛不服气，也要顶回去，于是狗笼外面的人也像狗笼子里面的狗一样咬起来了。
这大致就是现在笼内狗咬狗、笼外人吠人的每天发生的情景。

问题是这些狗咬狗的精确性对中国老百姓的现在民生和将来的民主有什么实际意义
呢？为什么这些狗笼观察家这么认真和叫劲呢？

其实大部分狗笼观察家并不是狗笼观察家，他们的真正身份是狗笼革命家。他们梦
寐以求的目的是要撤换这些狗，自己钻进去，或者像他们反复发誓的，不但狗换，
连狗笼也要换，以后用玻璃狗笼子，或者换成鸟笼子，这样笼子里的咬嚼活动就透
明和清楚多了。

海外狗笼革命家又可分为二个阵营，暴力派和非暴力派。无论暴力派和非暴力派目
前都没有找到有效办法将现在狗笼里的狗拖出来，自己钻进去。于是观察狗笼里的
狗活动就变成狗笼革命家的主要革命活动了。虽然这些狗咬狗的活动确实无聊，狗
笼观察家还是想从中发现一些与自己革命理想有关连的迹象。譬如暴力观察派会常
常兴奋不已的看到狗咬狗中出现暴动迹象，断言共产党的寿命最多只剩下三个月了。
(：) 民主观察派也常常会兴高彩烈的发现其中有一种狗(这条狗的名字在刘百温的
烧饼歌中出现过(：))如果咬成功的话，中国的狗笼子肯定会换等等。正因为这样狗
笼观察的内容常常会被赋于不寻常的意义，狗笼观察的工作也就不完全是死气沉沉
而带有感情了。海外的狗笼革命家日夜睁大眼睛等待着哪天狗笼里的狗通通互相咬
死，狗笼大开， 狗民敲锣打鼓迎接他们进去。有时等得不耐烦了，有些狗笼革命家
也会披头散发舞蹈作祟发发“狗笼向哪里去”类的咒语，但是实际效益甚微，狗笼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纵观这种大势，本文选取不能被证明是错的都算是对的立场，尊重每个狗笼观察家
的意见。不管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具体到这个题目，就是习皇储背部受伤，
心脏病、中风、接受肝肿瘤手术，籍病撂挑子不干了，或者被胡皇帝废立了，都是
对的。只有一条习皇储死了，暂时划入不对，因为习皇储现在已经出来露面了。

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笼内狗咬、笼外人吠人的形势还得继续一段时候，继续到
什么时候呢？ 继续到中国真正的政治主角上场。

真正的主角是谁呢？是现在在中国政坛上的九常待吗？是习近平吗？是太子党吗？
是团派吗？是海外流亡者吗？是民运分子吗？是台湾政府吗？ 显然都不是。

其实这个真正的主角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不愿说出来，或者不肯承认，学者、 教
授、官员、民运分子、学生、 市民、等等都心照不宣使尽浑身解数，让世界，让人
类，只看到他们自己，中国就是他们，由他们控制，由他们学问，由他们享受，其
他都是垃圾，应该忘得干干净净，或者根本不存在。

但是就是这个发不出声音的默默存在的群体确确实实的每时每刻影响着中国，影响
着世界。而且也正是它们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虽然在充满名人英雄圣贤
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记载中， 它们连一点记载和地位都不能得到。

它们到底是谁呢？

它们就是上一世纪中叶， 在毛泽东的咒符下，像密密麻麻的蝗虫一样向中国政治的
大厦冲去，一片片，一排排的倒下去，而更多的又冲上来，最后 用血肉躯体冲倒了
国民党铜墙铁壁，让毛泽东坐上金銮殿的群体。

它们还是用自己生产的粮食供奉中国的官僚，知识分子， 工商和城市居民，而自己
挨饿受冻，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几千万，用生命和苦难催生了低效的中国
工业系统和二弹卫星的群体。

它们又是被邓小平当法宝祭到世界，扶养起全世界的老少男女，成为世界衣食父母，将
世界经济结构冲击得七零八落，让中国的官员风光地树起中国经济撅起大旗的群体。


它们为什么威力这强大呢？凭了两点，数目巨大和廉价。毛泽东用它们的生命廉价
得到了政权，然后巩固了政权，邓小平利用它们的劳动力廉价搞乱了世界经济市场。
使中国一夜间产生了数以千记的世界级富翁。

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政治家们恐怕怎么也想不明白，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个像蝗
虫一样密密层层的对手。因为不管他们的政治才能多么杰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让
他们的人民在吃苦耐劳的能力上退到几百年以前，去与这个群体竞争的。何况，就
是将他们国家死去的七姑八姨全部拼凑起来，也达不到那个群体数目的一个零头。
西方人要与中国的这个群体竞争，除非他们哪天能够制造出像人一样灵活聪明的机
器人。

所以这个群体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宝，是牛，是马，是羊。鲁迅说自己吃的是草，吐
的是奶，纯然是自我标榜，他差之十万八千里，没有影子的事。而中国早就存在一
个达到这个道德高度的巨大的群体，却被匿名藏影，无人表彰，更无人歌颂。

中国所有寄生在这个群体上的众生相无论在才具上，在智慧上，在知识上都是没有
什么可以炫耀世界的， 因为他们全部的荣耀，全部的财富，全部的成果都建立在这
个巨大数目的不能发声的群体的血汗之上。

洋鬼子也不傻，尽管中国人不提它们，他们也慢慢发现了中国的秘密所在。所以这
次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去奖给中国的什么教授学者什么文人，奖给了莫言。为什么呢？
是因为莫言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吗？或者莫言的故事特别动人吗？或者是莫
言的作品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吗？ 显然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是因为莫言来自于这个
对外国人非常神秘的巨大群体。是莫言描写了这个外国人一无所知的群体，尽管莫
言给他们描写的这个图景，让他们如雾里看花，看得糊里糊涂，所以他们说莫言将
现实与魔幻主义结合起来了。但是他们还是要将奖奖给这个他们看得莫名其妙的东
西，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忽视这个人数巨大被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藏起来的对于世界
正在起着巨大影响的魔影。现在的世界一想起中国的这个群体，脑子中恐怕就会浮
起一个个莫言创作的魔幻，这一个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人莫言为了得到诺贝尔文学
奖苦心弄出来的玄虚，令熟悉中国农村的人看了啼笑皆非。

中国狗笼的现状改变等待的正是这个群体，它是一个不公开出场的世界级的政治明
星。这个国家说到底，就是一个依巨大人数农民堆积起来的国家，它们的色彩是这
个国家的基色，正像基督教徒是美国的基色一样。毛泽东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当陈
独秀张国焘这些洋秀才被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非要将这个魔头
激活，他的革命才有希望。也正是这同一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到处煽风点火，要
大家造反，他知道这些人再闹只是小孩闹着玩，但是当农民一起来的时候，他马上
就发令禁止农民进城，禁止农民武斗。他知道这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关不上
了。

巨大人数的中国农民是养育着中国民族的土壤，它们以它们的坚韧不拔，刻苦耐劳，
像骆驼一样，驮着这个古老的国家走过一程灾难又一程灾难，它们依他们与当代政
治完全脱节的习性在影响这个国家，走着它古老的路。所谓中国的一流政治强人，
文化强人，常常是从这个土壤中脱颖而出，去带领这个民族走上新的苦难和短促的
繁华。等到他们的子孙，虽然得到比他们好千倍的教育，而基因活力一代不如一代，
慢慢被酒色财气吞没和掏空的时候，这个土壤中又会冒出新的嫩芽，慢慢长成新的
草莽英雄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什么中国社会大震撼的动力蕴涵在农民之中，而不在其他群体中呢？是不是在这
个群体中的人平均智力要超越中国的其他人呢？ 不是，事实是这个群体中的人的平
均智力也许还低于其他的中国人的好多倍，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强人反而会从这个群
体中产生， 就像梦寐以求了几十年的文学诺贝尔奖最后还是靠农民去得到的呢？
答案还在于它的巨大数目，正像它以它的巨大数目将世界经济搅得乱七八糟一样，
它也以它的巨大数目根深蒂固的将中国这个国家绑系在它的根蒂之上。一根从荒原
的十亿乱草中穿越出来的枝桠，与一个在千万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茎枝，生命力孰强
孰弱， 顿见高下。

虽然中国民族的生命和动力确实蕴涵在农民之中，但是这个群体像它的坚韧不拔，
刻苦耐劳一样，它与西方的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它的专制，它的残忍，它的愚昧相
形与西方的文明会时时凸显出来，它一方面在以它的韧性在与西方文明对抗，不被
它们所吞没， 另一方面它也在默默地变化， 向文明靠近，它与西方文化的生存斗
争，和伊斯兰教为维护生存独立的斗争， 仍旧将是这个世纪和下一世纪世界政治的
主要内容。其实政治形式的分歧和斗争说到底，往往还是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生
存冲突。

我们无法预言将来出来的枭雄是毛泽东？还是朱元璋？ 但是绝对不会出现华盛顿，
也很难是戈巴乔夫，他会钻进狗笼中， 做些什么，天知道。 就像从农民出身的莫
言将中国的农民写得不但让外国人如堕烟海，在魔幻中转昏了，连俺这个中国人都
看得精疲力竭，所以或者他向西方文明靠拢， 弄出一个中国特色的民主，让大家皆
大欢喜，或者也像莫言一样，弄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制度来， 让外国人如堕五里雾中，
愈看愈糊涂 ，最后到了瑞典人也实在无法懂的时候， 就会以他将中国的现实与魔
幻主义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狗笼的名义，给他一个诺贝尔奖和平奖。

劉開平：《金山人語》上海紐約大學

Posted: 21 Oct 2012 12:12 AM PDT

图：1980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第一次回国的陈树柏教授


上海紐約大學日前宣布成立。據傳媒報導，這是大陸第一所中美合作的國際化大學。遙祝這所全新的大學，能有助於推動、改善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而不會迷失在教育成為權貴的附庸，以及教育市場化的彎路之中。
1831年成立的紐約大學，是美國最大的私立大學之一，迄今有33位教授獲諾貝爾獎。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12年評比，該校綜合排名全美第33位，世界第44位。

上海這所新學校的誕生，也令人想起，至少有兩次，美國華人爭取在大陸興辦大學，以貢獻故國，最後都鎩羽而歸。

第一次是現居灣區的陳樹柏先生。陳樹柏是「南天王」陳濟棠的兒子，曾任教聖他克拉拉大學電機電腦系。1980年代初，陳樹柏當面向鄧小平建議，在深圳建立一所實驗大學，先後獲鄧小平和胡耀邦首肯。

陳樹柏1984年與廣東省政府簽署協議，在深圳創辦「中國實驗大學」，1986年建校之夢破滅。

陳樹柏1986年在灣區接受傳媒採訪時說，建校失敗的一個原因是，他希望新大學是一所不受政治影響的獨立大學。但中國教育部認為不妥，教育部官員對他說，「這所學校受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和監督，必須遵守我國憲法、法律和法令，黨、團組織要在學校進行活動。」

就是說，學校必受黨的監督，而非專家、教授治校。

陳樹柏當時說，他父親在香港和東南亞的一些門生故舊，聽說他要在中國興建大學，表示願意捐助。「我不明白，為何鄧小平和胡耀邦同意的事情，最後無法成功。」

另一所是天普大學數學系教授程君復，於1985年在河南鄭州，與河南省政府共同創辦的黃河大學，據說是中國第一所中外聯辦綜合性高等學府。

與中國實驗大學不同，黃河大學確實辦起來了。但到1991年，因種種原因，辦學遇到困難，人才嚴重流失，學校整體併入鄭州大學。黃河大學壽終正寢。
創辦黃河大學之初，程君復曾到舊金山舉行記者會，並在此為學校籌款。當時程教授躊躇滿志，要把黃河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沒想到還是「出師未捷」。彼時教授在費城，未請教黃河大學關閉的真正原因。現程教授已駕鶴西去。

中國的大學，60年來在極權制度下，早已失去「學術獨立、思想自由」，而淪為統治階級培養新奴隸的工具。上海紐約大學是否能為中國高教界吹進新風，並且不會在新環境中淪落，只有拭目以待。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人社區新聞 - 《金山人語》上海紐約大學

法学专家科恩教授评发课税案：这是一场闹剧

Posted: 21 Oct 2012 12:16 AM PDT

Posted: 20 Oct 2012 06:51 AM PDT

英国《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杂志邀请艾未未担任客席主编，在2012年10月特别推出中国专刊，提供中文网络下载以应对中国审查制度。下载地址：http://www.newstatesman.com/sites/default/files/files/AWW%20New%20Statesman.pdf

其中，著名的中国法学专家Jerome A 科恩对发课公司税案做了评论。

                    发课公司税案简介

                   （发课公司律师团队）

介绍

Jerome A 科恩

《新政治家》杂志以英文刊登中国政府以税收手段迫害充满创造力和勇气中国艺术家、活动家艾未未事件，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在中国警方严厉地、明目张胆地非法关押艾未未近3个月后，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才将艾释放。中国政府决定改用经济手段来制裁艾，这种手段的非法性，在中国国内民众和国外看来，不那么明显。

幸运的是，感谢下文对税案的介绍，揭露出了将该案主要特点：不公正和权力滥用。正如艾的律师所揭示，该案无论是在行政，还是在司法层面都是一场闹剧。用以指控艾未未的证据大部分都是由警方和税务机关非法收集和保存的。行政复议程序本应用于确认艾的纳税义务，但却仅仅走过场，明显地违反了法定程序的国际标准，随后的诉讼阶段也是如此。

我个人为此感到难过，理由并非仅仅基于我与艾之间的友谊及我对艾的钦佩。中国政府正以滥用刑法和税法来损害自身的司法声誉，目睹这种伤害令人作呕。作为一名致力于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的国际律师、法学教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一直与中国那些努力建立司法体系以赢得国内民众和国外商业机构的的信任的官员们保持合作关系。1979年以来，在好几年时间里，我一直与中国税务总局保持一种特别的密切联系，该机构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带动了其它政府机构通过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法规和程序，来履行政府职能及发展值得尊敬的法律程序。


对艾未未案的处理与中国早期的司法进步完全相悖。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无法承受忽视对艾进行迫害的丑闻带来的后果。如果艾成为中国刑法和商业不公的牺牲品，那么，任何在中国或与中国打交道的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Jerome 科恩（孔杰荣），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律专家。


一、经过概述



2011年4月3日上午，艾未未在首都国际机场出境前被警方带走。
2011年4月3日中午，北京公安对艾未未住宅搜查了近12小时，扣押了电脑、光盘等127项物品，10名人员被警方带至派出所询问至凌晨。
2011年4月3日中午，艾未未助理文涛被四名便衣绑架失踪，被非法关押在某一秘密地点，6月24日才被公安机关送回家。此前，家属不知其下落，未收到任何官方手续。
2011年4月6日晚，北京市公安机关到发课公司委托记账的北京互信公司，查抄了发课公司自成立以来记帐凭证、财务报表等所有资料。随后，新华社发布英文报短讯：“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正依法对其进行调查。”
2011年4月7日，北京公安将正在兰州探亲的发课公司出纳胡明芬带回北京，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转送到某一秘密地点继续非法关押，直至6月13日被“取保候审”。家属未收到任何官方手续。
2011年4月8日，第二稽查局及北京公安查抄并扣押了发课公司2005年至2010年的所有财务会计资料、合同和印章等物品。
2011年4月9日，发课公司股东、经理刘正刚被4名便装男子绑架走，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转到某秘密地点继续非法关押，直至6月11日被“取保候审”。家属不知其下落，未收到任何官方手续。
2011年4月10日，司机张劲松被带走，被关押在看守所1个月后转至秘密地点继续非法关押，直至6月23日被“取保候审”。期间，家属不知其下落，未收到任何官方手续。
2011年4月12日，北京地税局第二稽查局对发课公司法定代表人路青进行了第一次询问。
2011年5月20日，新华社发短讯称，“经公安机关对艾未未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进行侦查，现已初步查明，艾未未实际控制的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缴纳巨额税款、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犯罪行为。”
2011年6月22日，被关押81天后，艾未未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家属没有收到任何官方手续，无法知悉他的涉嫌罪名，被采取何种强制措施、被羁押何处。
2011年7月14日，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举行了不公开听证。
2011年11月1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作出税务决定，认定发课公司构成偷税，需补交税款5，263，756.61元，滞纳金3，190，331.52元，罚款6,766,822.37元，三项合计共15,220,910.5 元。
2011年12月29日，发课公司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2年3月29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驳回复议请求。
2012年4月13日，发课公司起诉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年6月20日，开庭审理。7月20日，法院驳回发课公司全部诉请。
2012年8月3日，发课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尚在审理中。

二、税案争议焦点

发课税案无论在程序还是事实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与争议。
（一）   程序争议焦点
程序是实现公正的必经之路，尽管发课公司一再提出本案存在严重程序问题，但税务机关和法庭却避而不谈。不同阶段的主要程序问题如下：

1、北京市公安局

1）公安机关介入发课税案，超越职权。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相应行政前置程序的规定，只有拒绝执行税务行政处罚结果，税务机关将税案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才可立案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第二稽查局是在2011年11月1日才对发课公司做出《税务决定》，可见，公安机关在2011年4月即以“逃税”为由秘密关押艾未未等5名人员，搜查、扣押发课公司财务资料，属于超越职权，违法办案。

在发课税案中，税务机关完全依赖公安机关调取证据，将警察机关推到了执法的前台，激化了矛盾，人为制造了“重大影响”案件。将警察行政协助纳入到政府行政运行机制中，实质上弱化了依法行政和责任行政的功用。

 2）“先抓人、后办案”违法。在2011年4月3日，公安机关带走了艾未未，随后羁押了发课公司股东、出纳等其他4名相关人员。但现有卷宗中，由公安机关形成的证据材料，其取得时间无一早于2011年4月3日。“先抓人、后办案”，其实质就是推定有罪。

3）扣押公司全部账簿资料拒不归还。在发课税案复议、一审、终审阶段，发课公司所有账簿被北京市公安扣押拒不归还。

2、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该局负责作出本案行政处理与行政处罚。在行政执法中存在如下问题：

1） 95%以上的证据均来自源于公安机关，且是公安机关违法办案所得。

第二稽查局在其做出税务决定证据的构成和来源的“证据目录”作如下陈述：“1、账簿、凭证及有关纳税资料系公安机关向原告委托的记账公司调取后，向被告提供；2、第三方的账簿、凭证、说明等有关资料系公安机关调取后向被告提供；3、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由公安机关向被告提供；4、银行单据等系公安机关向银行调取后，向被告提供；5、检查程序文书、笔录系被告制作；6、税务档案查询资料、税务机关的证明材料等系被告调取。”这表明，被告承办发课税案并作出决定的证据，主要来自公安机关。

发课公司认为：一、公安机关“移交”的证据，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的，属于非法证据，应当被排除。第二，《征管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了税务机关税务检查的权力，也是税务机关的职责，不应由公安机关代其调查。

第二稽查局辩称：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依照《税收征管法》第57、58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向包括向公安机关在内的单位调取相关资料，据此，从公安机关所调取的证据材料为合法。

发课公司认为《税收征管法》第57、58条是赋予税务机关权力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这种情形与公安机关对纳税人直接进行调查并移交证据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被告答非所问。

2）所有证据都未经过质证，该行政行为应视同为没有事实依据。在听证程序中，该局仅出示部分复议件，未进行质证；在庭审中，原告质证的权利也被法庭剥夺。

     4）配合公安机关，以胁迫方式取得证据。第二稽查局联合公安机关，以“取保候审”为条件，逼迫监禁中的艾未未于2011年6月22日签署《涉税事实认定意见书》，以让其自证其罪，以此作为发课公司构成偷税的有力证据。殊不知，《涉税事实认定意见书》本应是税务稽查审理阶段的法定文书，却出现在了前一阶段——税务稽查检查阶段，如同人造卫星出现在了秦汉时代。

（5）税务检查工作法定环节缺失，缺乏法定内容。
第二稽查局缺失《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税务稽查报告》、《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税务稽查审理报告》等文件。《处理决定书》内容不完备，始终未告知“偷税”金额及滞纳金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6）听证程序违法。第二稽查局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不公开听证，该理由不能成立，其后事实也证明所谓商业秘密为子虚乌有。

3、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为本案的复议机关，发课公司于2012年2月2日向其提出查阅申请和听证申请，3月27-28日开始阅卷，3月29日，该局就作出复议决定。该局不仅拒绝了听证申请，且在律师阅卷结束不足12小时内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剥夺了代理律师的陈述权与申辩权。

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发课公司诉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至朝阳区法院。2012年6月20日开庭审理。

1）名为公开审理，实为秘密审理。如此引人注目案件的审理，安排在仅能容纳五名旁听人员的小法庭内，安排了五名内部人员占领旁听座位，发课公司未能申请到任何旁听席位。

2）法庭未履行调取证据的义务。发课公司之前已向法院提出调取原告被公安扣押的账簿凭证等的调取证据申请，但法院在开庭前既未决定调取，也未向原告送达不准许调取的通知书。发课公司向法庭询问，合议庭答复“开庭后再答复”。

3）法庭未履行通知证人出庭的义务。发课公司向法院申请刘正刚、胡明芬等证人出庭，但法院并未通知，声称认为通知义务属于原告。发课公司申请被告执法人员尤鹏南等10人出庭作证，法院也未安排。相反，开庭后发现，尤鹏南却作为被告代理人出现。发课公司提出异议，合议庭答复等开完庭后再说。

4）法庭剥夺原告举证权。发课公司开庭前向法院合议庭调取关证据，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发课公司于6月20日上午到三影堂文化交流中心调取到部分足以推翻其决定的证据，于6月20日下午开庭之前、开庭过程中三次向合议庭提交，但都被法庭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接受。

5）法庭拒绝对证据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被告根据职权本应自行调取、收集证据，却全部由公安机关代为履行，被告所出示的做出行政行为的证据95%以上由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非法介入税案，非法关押相关人员而取得，不具备合法。因此，原告要求排除上述证据。但法庭却称“公安机关侦查的合法性不在本案审理的范围之内”。

6）法庭拒绝原告核对证据原件的正当要求，非法剥夺原告的质证权利。庭审中，被告方未能出示任何证据的原件，针对原告要质证原件的诉求，审判长武楠多次敲击法槌训斥“关于证据原件的问题，法庭已经做出决定，不许再说了！”；法庭采用“概括方式”质证，不合理地限制质证时间，长达千页的每组证据只允许用5分钟质证，平均每页证据不到1秒，如超过5分钟则视同为放弃质证。

7）法庭剥夺了原告的辩论权。原告方的发言一再被审判人员打断，不断倒计时。法庭辩论阶段，仅给原告三名代理律师共10分钟时间，原告无法充分表达意见。

8）由于以上种种，原告认为合议庭成员已不可能公正审理此案，故当庭提出回避申请。合议庭休庭后驳回。原告提出复议，朝阳区法院随即口头驳回，拒绝给予任何书面文书。

9）法庭拒绝当事人及代理人复制庭审笔录。庭审结束时，该院行政庭庭长答应原告第二天下午2点来法院复印庭审笔录，但第二天原告去法院复印时，却以内部规定为由拒绝。

10）开完庭才驳回调取证据的申请，程序颠倒。2012年6月7日，发课公司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法庭未做任何答复，却在开庭后，于7月4日方作出不予调取证据的决定，理由是“不符合调取证据的条件”，但却没有按法律规定告知“哪一组、哪一项证据，不符合哪一条调取证据的条件”。

（二）   案件事实争议焦点

     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针对艾未未税案，发表了题为「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的社论，称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机构”在没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用激烈的评论攻击中国。艾未未税案的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发课公司分别由股东路青、刘正刚发起设立。路青任法定代表人，系艾未未妻子。刘正刚任业务经理，负责公司经营事项。发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设计服务，艾未未并不是发课公司的员工，而是以独立艺术家身份为发课公司设计服务提供指导、顾问。

发课公司自2001年开始营业，在10年经营期间（至2010年），税务机关认为发课公司隐匿了三个项目的收入，总计15,823,724.36元。由此追缴税款5,263,756.61元，课以滞纳金3,190,331.52元、罚款6,766,822.37元，共计15,220,910.5 元。

就事实方面，各方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一）三个涉税项目的纳税主体究竟是谁？



判断纳税主体的标准并不取决于表面形式，而应取决于实质。即所谓税法上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是这三个项目的真正控制者？判断实质控制者，一般以支配权与收益权为测试标准。就税法而言，支配权、收益权的测试对象即为款项收入。无论公安机关、税务机关还是发课公司律师均认可：刘正刚实际支配、控制涉案工程款项。但遗憾的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二）
究竟是不是偷税？

无论纳税主体是艾未未、发课公司还是刘正刚，涉案三个工程项目收入未申报缴纳税款，这一事实没有争议。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未申报缴纳税款的行为究竟是不是偷税？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之规定，对未申报缴纳税款行为之定性，一般存在三种情形：
1）偷税。指虚假申报或故意隐而不报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属于违法行为，若达到一定比例，则构成犯罪，即所谓《刑法》第二百零一条逃避缴纳税款罪。构成要件必须具备后果要件，即存在少缴税款，且数额明确。

2）漏税。指不存在欺骗、隐瞒情形，但因行为人过错造成少缴税款的行为，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不涉嫌犯罪。

3）补税。指非因行为人原因（包括课税要素不全）造成的少缴税款行为，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例如，虽查明收入，但不能核实支出，税务机关通过核定利润率方式补足课税要素，实现征税目的。这类少缴税款行为，是税务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不属于违法行为，因而不能课收滞纳金或处以罚款。

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偷税”与“补税” 之争，简表如下：



根据法律规定，在成本难以核实的情形下，应该采用核定征收方式，而不应按偷税处理。在项目成本、费用不能查清的情形下，不能断言当事一方是偷税。

（三）    三个项目的成本支出的核定问题

第二稽查局称“被告在确认原告应纳税所得额时，已按照规定确认了与原告所取得应税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并准予扣除”

原告认为：税务机关认定的“偷税”三个项目收入与成本严重不匹配。第二稽查局核定“博雅园”项目收入为1,107,716.00元，成本支出为“零”，违背常识；“三影堂、上院”两个项目收入为14,716,008.36元，认定的成本支出近为1,047,349.39元，利润率达到92.88%。

成本畸低的原因在于公安、税务联手刻意隐瞒成本证据。如，已证实“三影堂”曾应公安机关要求，将3,738,551.06元项目材料款支出发票资料交给公安机关，但税务机关从公安机关提取的三个项目总成本仅为1,047,349.39元，不足三分之一。通过如此刻意取舍证据，人为夸大项目利润，进行构陷。

三、总结
纵观该案整个进展，是一个明显的错案，怎能如此畅通无阻呢？因为所有过程都被既定安排，无论税务执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还是代理律师，都是一个既定轨道上的匆匆过客。行政监督、独立审判、律师参与均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发课税案在中国具有普遍性，通过税收手段达到制裁当事人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但绝大部分当事人都选择消声以换取税务部门减少处罚的恩赐。发课公司穷尽手段据理力争，将各环节违法行为曝光，是从未有过的。希望通过发课公司付出的沉重代价，通过一个不合时宜、敢说真话的人付出的自由代价，能够换得些许中国法治的进步。

李怡：被中共逼出來的「去中國化」

Posted: 21 Oct 2012 12:28 AM PDT


梁愛詩在批評法律界的講話中，指法律界有人搞「港獨」，意圖「去中國化、想香港獨立」。梁振英在最近講話中將香港守護本土的意識指為「閉關鎖港」。親共輿論也對「去中國化」和「港獨」等大張撻伐，這說明港共政權對香港護土意識增長極為關注。


香港人過去從沒有「去中國化」的傾向，不但沒有，而且比之大陸，香港可說是最中國化的地方。內地青年作家韓寒在今年五月寫的訪台觀感文章的末段說：「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他的文章主要講台灣人的友善和為他人着想，而這種源自孟子倡導的「與人為善」的美德，正是香港和台灣仍然保持而大陸幾乎已消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粹。在大陸「革中國文化命」這幾十年，香港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以至習俗的命脈。

香港原來也沒有「港獨」的傾向。回歸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人儘管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一再下降，但對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曾經是相當高的。

香港人關心中國，百年來一脈相承。六四23年，每年維園燭光都顯示香港人的中國心。香港人關注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在外地人眼中，尤其在台灣人眼中，香港人毋寧太中國化了。

香港人近年崛起的本土意識，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共化」，去大陸的「惡質社會人文」化。

中共對香港政治的干預早已超越了《基本法》的限度。梁振英在立法會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交往等多個方面，例如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這些話不盡不實。一個地方實行甚麼政制，從來是憲法亦即《基本法》的規定，既非中央亦非地方的權力；中央的任命權也決不等於中央有事先決定權和同意權。即使如梁振英所說，中央也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進行自行釋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等權力。

政治上的粗暴介入一般市民不一定有感覺，但開放自由行後，大陸人對香港市民的民生侵害卻越來越嚴重，奶粉、雙非、上水站、旺區商舖迎合內地客等等都毋須多說了；香港新樓盤大陸客佔兩成從而搶高樓價，使香港多數人置業上車無門，生活倍感艱難，這就不能沒有感覺了。

特區政府配合內地權貴對香港的侵蝕，用數百億公帑建高鐵以利內地人來港，發展新界東北以配合大陸早已宣佈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大陸人顏昌海去年底在他的博客發表一篇題為《被內地權貴逼出來的「港獨」》的文章，精準而詳細地分析中共權貴如何對香港進行清洗計劃，為他們自己準備大陸「變天」時全家移居香港留後路。

美國前總統布殊說過：「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大陸博客岳海在他的長篇評論中從台灣選舉談到香港，他說：「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今年四月香港《號外》雜誌到北京對艾未未專訪，被問到他怎樣看香港這個地方？艾未未說：「香港社會是一個讓我刮目相看的社會……她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意志，然後有她表達的能力，她有大量的年輕人的自主性，以及她對基本價值的堅持，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社會。無論是他們過去所做，或者是在我這一次事情以後的表現，都讓我難以置信。在那裏，公民可以給出自己價值的判斷，甚至發出聲音，我認為她仍然是中國可能實現民主的一個非常好的借鏡。」

今年一月，廣州《新周刊》總主筆蕭鋒在網誌記台灣行，在讚美台灣社會的人文風景之餘，他談到台灣人越來越不認同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小悅悅被車撞倒而18途人視而不見絕非個別事件，「各種道德淪喪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

在大陸權貴強勢壓境而特區政府又事事配合的情況下，我們忍受無疑等於自殺，唯一出路只有以我們對基本價值的堅持予以抗拒。在中共「把中國人這塊招牌給弄臭了」的時代，我們能做的，是與被中共騎劫的「中國」這塊招牌區隔。而且惟有這樣，才能在這時代貫徹我們百年來傳承的中國心。

李怡
——苹果日报

曹长青：马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Posted: 21 Oct 2012 12:35 AM PDT

图为马悦然 陈文芬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马悦然自己报价的程度（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利。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个大概，所以他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于在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其实早在当年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我采访时说，“差不多高行健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很自豪地对我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带来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前，马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时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热卖。



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当时连美国《洛杉矶时报》也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功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电视台这样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么“愤怒回应”，他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把自己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给他的版税丰厚到要他自己开价。



除此之外，另一个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莫言写的序。莫言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商业交换了吗？



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了中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悦然说他写了60篇）。



这部小说集我没有看过，但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马悦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么“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更有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形的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所以有评论说，在当今中国，“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当然，像这种利益交换在中国不仅比比皆是，而是常态。但在西方，则难以想象。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水、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象。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着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么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么剩下了。



2012年10月19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caochangqing.com）
作者供稿

达赖喇嘛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与中国学生对话

Posted: 19 Oct 2012 09:35 PM PDT

2012年10月19日，尊者达赖喇嘛受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校长Jennifer J. Raab的邀请，在亨特学院与华人学者、学生、作家、艺术家、西藏学者、学生以及对西藏问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近600名人士对话，主题是《寻找共同立场：道德在中国》。讨论会结束后，尊者接受亨特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共有约2000人出席。这是尊者第二次到访该学院，第一次是在2010年5月。










19日上午尊者结束在康涅狄格州的行程后，搭车前往亨特学院，在抵达学校门口时，校长Jennifer J. Raab、邝治中教授、夏明教授、孔诰烽教授以及汉藏学生代表以西藏传统方式欢迎尊者的到来。
讨论会首先由Raab校长致辞，她代表亨特学院向尊者赠送一顶有校徽的棒球帽，尊者欣然戴上。亨特学院的邝治中教授随即发表欢迎词，他称赞尊者为“爱好和平的人”，并描述尊者向来致力于向众生宣扬善心、爱心、慈悲心和非暴力。邝教授认为实践非暴力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开展对话，正是这一目的把在场的所有人带到一起来。
尊者随后发表讲话，他称呼所有人为“兄弟姐妹们”。尊者自嘲说，上次来亨特学院时还有政治职务，现在已从政治职位上退休了，但不可能从达赖喇嘛一职退休。
尊者强调，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这就是全人类的基本共同点。论到汉藏关系，尊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和西藏关系一直比较紧密，关系不那么好时有争战，其他时候则有和亲。尊者强调藏人需要汉人的帮助，汉人也需要藏人的帮助，而藏人千百年来强大的宗教传统，就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面对听众中的众多华人学生，尊者说，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我们是20世纪的人，时代已经过了；你们是21世纪的人，未来属于你们。
讨论阶段，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提问，如何诠释“世俗”（secular）的概念。尊者认为，印度人理解中的“世俗”，就是尊重其他宗教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尊者解释道，以往的各种激进革命，不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都是制度化的宗教，而不是宗教本身。宣扬爱心和慈悲心的宗教永远不会成为反对的对象，否则人就好比反对自己的母亲。
提问阶段，有学生问尊者如何看待爱国主义的情感。尊者认为，要实践无分别的慈悲心，首先就要练习除去执念，因为执念都是带着偏见的。他提到日前在中国甚嚣尘上的反日情绪，说他近期有去日本访问的计划，因此引起一些华人朋友的不满。尊者向台下的听众发问：“让我问一下我的汉人兄弟姐妹吧，我去日本纯粹为了宗教，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可以去吗？”观众中爆发出掌声，尊者连连称谢。
尊者说，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认为平均分配是很好的道德，而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则可能被贪婪利用。他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中国领导者打交道时的情景，称赞早期的党员都是很好的，到1956年开始“百花齐放”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原本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毛泽东也不再听得进去他人的意见。
提到现任政府，尊者认为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是很好的提法，他非常赞同，但认为达成这一和谐社会的方法却用错了。
尊者说，13亿中国民众有权利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审查制度是错误的。他呼吁在海外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都能善用自己的“双耳和双眼”，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并得出自己的看法。
讨论会结束后，尊者接受了亨特学院颁发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约有2000位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刻。
贡噶扎西

曹长青：顾彬批莫言实在到位

Posted: 19 Oct 2012 04:41 PM PDT

顾彬（Wolfgang Kubin）Foto: Volker Lannert


2012-10-18
莫言获奖后，在西方学者的批评中，最批到点子上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他对“德国之声”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思想，形式老旧，语言也差，他的东西“能把人烦死”（Mo Yan bores me to death）。
在此之前，顾彬也批评过另一个诺奖得主高行健，认为高的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对其作品相当熟悉。

几年前，顾彬还尖锐批评过一些中国的当红作家，指出那些所谓“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等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于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丈夫）所写的《狼图腾》，顾彬批评说，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对于莫言，顾彬当年就毫不客气：“莫言的《生死疲劳》(46万字）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中国作家“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顾彬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质量做了这样的划分：1949年之前，中国文学有很多上乘之作， 但中共建政后，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多是“垃圾”。

他的说法遭到中国官方作家和评论家的抨击后，顾彬把其调整为：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现在是二锅头。
那么顾彬是不是有资格批评那么多中国作家、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总体的评价？从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来看，他可能是西方汉学界中最有资格的一位。

首先，顾彬跟马悦然不同。马悦然的专业是中国古文和方言，研究中国古籍《公羊传》《左传》等，是古文字专家。众所周知，古文和文学评论是两个领域。所以中国古汉语专家王力等不会被邀请去做“茅盾文学家”的评委（更不会是唯一评委）。而顾彬主攻中国文学，自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主编和翻译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 还出版过中国散文史、诗歌史等，2009年推出十卷本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评述。他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

顾彬非常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他对中国目前当红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语言性也不高。他曾直率地说，“其他人有权利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这次对莫言获奖，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莫言是中国作家中他批评得最厉害的一位，现在获奖了，他的观点也不会改变。他认为莫言的东西是靠写感官刺激（sensational）哗众取宠，“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莫言曾公开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顾彬说：莫言的小说不是集中塑造一个人物，而是写一大群人，而且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莫言的东西“烦死我了”，琐碎得难以读下去。这跟人们读高行健的《灵山》一样，也需要非凡的耐力。有评论说，高行健的作品应该放到“健身房”，做耐心训练器。现在又多了个莫言，一左一右，测试耐力、毅力，不被烦死不罢休的心力。

对于为什么是莫言获奖，顾彬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的翻译特殊，不是逐字逐句翻译，甚至不是逐段翻译，而是整体rewrite，等于是编译。中国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这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美化了原来的中文。顾彬说，这也是不少中文小说是从英文版译成德文的。估计其它语言版本也多译自英文。

广东《南方周末》几年前采访葛浩文的文中说，“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因为莫言根本不在乎葛浩文怎么译，莫言对葛浩文多次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这里葛浩文无意泄漏一个天机：如把莫言原文照翻，那就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东西。

这种情形跟当年马悦然翻译高行健的书一样。高行健也是这种态度，你随便译，怎么删改、增加都可以。这是典型的伪作家的做法——反正你给我出了外文版就行，随便怎么改我的意思都没关系。

任何一个真正拿自己当回事儿的严肃作家都绝不可能这么做。昆德拉经常被翻译者乱译他的东西气得昏天黑地，最后自己去用法语写了。纳博科夫更是对他的早期俄语作品的英译亲自校对，回答记者提问必须verbatim（一字不差）地引述。当然，这个前提是他们自己必须懂被翻译成的文字。莫言不懂外文，即使看重自己的作品也没用，更何况不在乎。高行健会法语，他那几本书的法文版是怎么被“美化”的，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如果他的法文不像《灵山》那么伪的话。

在网上查到一篇国内的硕士论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其中就分析了葛浩文的这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

顾彬认为，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得不到葛浩文的这种美化翻译，甚至找不到英文译者，自然就很难有莫言这种（得奖）机会。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该文是批评葛浩文翻译得不好，他以为中国名作家们的中文原文肯定要比葛浩文的翻译好多了！许多西方评论家、读者对高行健作品的评论完全类似：翻译翻得烂透了。他们同样以为能得诺贝尔奖的原文一定比英译好多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

12年前我为了写评论，用了一生看书经验中都没有过的忍耐度，看了《灵山》的英文版的主要部分。那个烂翻译实在烂，但要比高行健的中文原版好多了！真是幸亏99.9%的老外们蒙在鼓里，否则中国作家得一个奖，一个裸体中国皇帝出去亮一圈相，可真要把中国文学的脸都丢尽了。

除了文学以外，莫言得奖后，很多批评是针对莫言担任中国官方作协副主席、在法兰克福书展跟文化官员集体退场（因同台有异议作家）、抄写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及他的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有人为莫言辩护，说其小说也针砭时弊，并特别举例说，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就是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但顾彬的批评非常精辟：“莫言的作品批评了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不批评制度本身。”

顾彬看得很准确，莫言批评计划生育，但他绝口不提背后的“共产制度”问题。没有共产党专制，哪会有强制一胎化？哪会有那么多由此造成的人间悲剧？

今天，只要不否定、抨击制度本身，就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失去任何利益。而批评一些社会黑暗面，还会赢得大众欢呼。这其实是许多所谓批评政府的作家的做法，中国文化人里太不缺此类的精明！那个靠欺骗和别人代笔而一度大红大紫（也骗到了国际上的）韩寒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谈到制度吗，还得靠共产党领导。

以“骂社会不公”著称的韩寒，都以“韩三篇”来维护制度，作为官方作协副主席的莫言，抄写毛泽东扼杀写作自由的讲话，而且不后悔，就完全不足为怪了。

所以顾彬在回答“这次莫言获奖对中国作家是什么样的影响”时，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负面的”（Only a negative one）。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审薄熙来的要害：是颠覆（曾伯炎）

Posted: 19 Oct 2012 04:39 PM PDT

英国经济学人漫画


【新世纪特稿2012年10月19日】审判薄熙来，已是中南海经半年多的争吵、缠斗、磨合达成的决定，也是从江政权到胡政权由陈希同、陈良宇到薄熙来，审判的第三位政治局委员。全民观注，举世瞩目。

中共专制中国63年，真正要夺权窃国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毛泽东唱红打资的文化革命，以四人帮用文革领导小组窃到政治局权力，再窃国，变党天下为毛氏家天下也。称毛的文革是什么史无前例，其实，也与慈禧辛酉政变同类，慈禧这女强人借恭亲王之力，毛泽东借林彪之助，去夺权窃国的老戏耳，若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来保卫他，是大手笔，那么后来慈禧女皇利用义和团保她大清帝业，岂非如出一辙同演一戏吗？只是东山再起的邓亲王小平，破了毛氏家天下之梦，恢复了康熙时八大王爷主政的寡头格局，这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集团，在耀邦头上，重演慈禧太上皇角色，顽固地把要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再经邓小平的垂帘听政，使他们重复光绪之悲剧角色而己。今天的毛粉们既不读史究史，习惯臣民思维，无公民意识，精神受专制政治基因的遗传，在尊皇愚民意识未自拔自觉，还在把个人崇拜，从毛泽东延伸到薄熙来这种党二代，不可笑又可悲吗？
再次窃国夺权的戏，就是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仿毛泽东的唱红打资了。薄在重庆制的小文革，毛泽东把杀反革命几百万，整右派百多万，他的大跃进跃死饿死近4千万，由这些罪孽激起的怨气，转移到他手下的官僚集团和基层干部，如给知识分子戴右派帽子，就给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县级乡级干部都栽个"走资派"帽子来打倒。薄熙来也发现权力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在民众中积怨颇深，但他不敢去清查那些凭权力非法暴富之罪，那就会伤寒到自已与亲属了。却把民怨转移到凭市场开放获得有限自由合法致富的民资头上。毛泽东把走资派恣意加诸有权者，薄熙来把唱红打黑的黑帮，随意加罪有钱者。毛泽东给民以斗走资派让人们获政治平等的假象，欺世盗名，薄熙来以打黑夺钱来作他枪班夺权的基金，也散点财给困难民众，也学毛的欺世盗名。这也是某些薄粉如文革受愚弄，又被薄三公子再愚弄了哩！他的诡计：是挟假的为民，真的抢班夺权，编造伪"重庆模式"为他入主中南海造势造梯，他这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薄粉却被蒙蔽么？虽然，他仿效的毛泽东，却没有毛的大手笔大野心，要在世界称领袖，他可八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薄熙来只能靠网络王立军这种武的打手，收买张宏良孔庆东等乌有之乡类文的乌合之众，重演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作乱，明朝燕王朱棣夺帝的角色了。他捡的毛泽东已破产失效的那点政治魔术，毛已落败，把老婆搞成死缓判刑，他老婆不也正步后尘吗？挺薄派想想：把自已捆绑在薄身上，他真是你们利益的代表吗？他的家臣王立军也被他一耳光打入牢15年哩！

回顾历史，毛泽东是已夺到最高位了，要窃国来保身后的千秋名与万世业，他不是自诩秦始皇吗？而薄熙来还处于以重庆作毛氏偏安延安，觊觎着中南海那极权高位。但他已在维稳公安系统、枪杆子与笔杆子系统，北京的权力层与海外，布署好了他夺权窃国的准备，不可轻视其野心妄想哩！最近维稳系统组织的籍抗议日本的游行，打出的标语口号是：钓鱼岛是中国的，薄书记是人民的！63年来，以游行示威来力挺狱中之囚，无论囚刘少奇囚四人帮都未出现过呵！

若翻开中共几十年最忌讳最痛恨颠覆其政权的阴谋者，无论当年打击的右派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极大多数是卫党卫国的爱国者。后来以路线斗争打击的那些党官党棍，说他们反毛，就是颠覆，多数是栽诬的罪名，就是文化革命中，打击党内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思想反叛，也只是直言效忠。就是今日打击与清除的异类与异议者，判刘晓波上书零八宪章之罪，不过是康梁公车上书挽国家政治困局，指点出路而己，那纸上写的，能颠覆吗？与有权有势通天通军还可挟民意的薄照来相比，文章报国的知识分子，与欲开历史倒车来颠覆国家的薄照来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了
这几十年，中共因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枪杆子夺权，不是民众选举授予，心中有鬼，便长期疑神疑鬼，再过度警惕防范，制造假想敌，已闹到用限访截访去与全民为敌了。而此时，薄熙来这个能呼风换雨挟民挟军来夺权真敌人出现了。你们还能如叶公好龙一样对待，真龙来了回避，真闹颠覆你们的薄三公子，也能如叶公那么回避乃至敷衍吗？

你们不是已建几百孔子学院于世界各国吗？孔子如下的一段话，很值得你们中南海的技术官僚们学习：《论语・季氏》"今.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萧墙，就是你们中南海的宫墙，就是你们军队的营墙，包括你们权力圈所圈的围墙。若再对比，孔子说的颛臾，也就是外患，今日你们紧张的假想敌矣！

中南海的王公们请想想：你们用超军费的巨资，今天去镇压异议者的颠覆，明天去镇压冤民的上访。把许多文弱书生，从刘晓波、刘贤斌、陈卫到少数民族学者，都以颠覆政权罪下狱，甚至晓波太太刘霞这种弱女，也如大敌监控。如此草木皆兵制造的假想敌，不正是为薄熙来这种真敌真颠覆者，在创造他颠覆的条件吗？

审判在即，几十年假的颠覆罪罪人，已成一笔旧帐，如果真的颠覆大罪大案呈现你们面前，再回避或切割。笔者敢断言，比薄熙来更凶狠更狡诈的颠覆者，一定会在你们萧墙之内，不断涌出。你们就别拿他那些贪腐与男女问题去说事了，这些脏污丑鄙，你们那些党官谁不存在呢？薄熙来是上挟毛泽东遗孽下挟民粹主义来与你们玩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戏本是你们极权制不改，就会永存的角色与舞台哩！

龙应台：幸福

Posted: 19 Oct 2012 04:38 PM PDT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
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
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
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
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
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
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沈沈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晶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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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之敗：國權不爭，國賊得逞（奉己）

Posted: 18 Oct 2012 10:10 PM PDT

阿平漫画


釣魚島主權爭端引發反日浪潮，然而政府一系列反制措施，民間一通通"愛國打砸"下來，清理戰場，中國非但沒有繳獲任何戰利品，醜態畢現的癲狂，反倒暴露了這個社會內在的潰敗。


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

在政治方面，抗議歸抗議，日本政府對尖閣諸島的國有化卻業已成為事實。雖然連日來，國內媒體大肆報道野田佳彥首相承認對中方反應估計不足的消息，但這充其量是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而已。打砸本國民眾的汽車、餐廳、商場……藉以表達對他國的強烈憤慨和強硬立場，這邏輯，別說日本首相"估計不足"，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應該都無法理解的吧？就算中共當局沒有指揮操縱各地的反日示威，可警方對"愛國暴民"打砸搶燒的犯罪行徑處置不力，的確導致了平民百姓間的紛擾與對立。攘外必先安內。禦侮未遂，轉而製造內亂，這不正應了中共的老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再說，拿刀子捅自己的大腿，用酒瓶砸自己的腦袋，不過是地痞流氓逞兇鬥狠的伎倆，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玩這套，既上不得臺面，更不可能贏得世界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當年抵制家樂福而今打砸日系車

在經濟方面，"愛國打砸"固然導致日系汽車銷量下滑，但蒙受損失的主體，歸根到底還是生產銷售日系汽車的中國廠商。此外，野田首相警告中國，刻意拖延從日本進口貨物的通關檢查，拒絕發放簽證等非正式貿易制裁，可能嚇跑外國投資者，絕非危言聳聽。以行政手段干擾外資企業合法的經營活動，進而向外國政府施加壓力，這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應有的作為。中國一直努力塑造自身開放且負責的大國形象，遺憾的是，權大於法，仍舊是這個社會不爭的事實。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已經迫使部分外資企業撤離中國，行政與司法改革卻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任何外資若要繼續進入這樣的中國，恐怕都難免失足落水，甚至遭遇滅頂之災。當年抵制家樂福，而今打砸日系車，連中國的億萬富豪都紛紛拿外國護照做護身符，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可持續的嗎？

國權不爭，國賊得逞

在文化方面，中共當局的態度更加決絕。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統統中止，日本電影、電視劇一律停映、停播，就連一些大型書店的日本圖書，也全部下架處理。同樣反日，韓國歌星朴載相一曲《江南風格》，眼下正風靡世界。反觀中國，根據當代著名小說《白鹿原》拍攝的同名電影幾經波折，終於上映，結果卻被審查機關刪改得七零八落、不知所云，引發眾多批評之聲。沒文化不可怕，怕只怕閉關鎖國，拒絕接受文明的教化。當然，凡事皆有例外。"共產黨宣言"一詞就是正宗日貨，這部革命經典的第一個中文版本也是由日文翻譯而來，但其並未遭受池魚之殃，被官方查禁，被民眾焚毀。這至少從側面證明，和諧社會的示威遊行，一切盡在党國收放自如的掌控之中。
拿愚蠢的暴民當槍使，將外資企業作為人質，把文化看得無足輕重，肆意封殺查禁……政府的無能且無賴，必然導致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全面衰敗。所以，反日——反日，不過是一場國權不爭，國賊得逞的鬧劇罷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艾未未访谈录：改变，一定会到来（戈晓波）

Posted: 18 Oct 2012 08:36 PM PDT


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司法体制的巨大缺陷，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生存本身。今天，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这种"前崩溃现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节点，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能是顺应改变或者政治改革。


图1、艾未未在北京法院等候……

在中国，但凡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之人，大抵上是不会对艾未未这个人感到陌生的，你或许不知道中南海那九个常委都姓甚名谁，但你肯定会把鸟巢、草泥马，以及瓷瓜子等事物，与大胡子艺术家艾未未联想在一起的。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北京第二中级法院35法庭不开庭审理，就直接宣判了艾未未状告北京税务局上诉案的败诉。此桩荒诞复荒唐的司法个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成为了全球媒体的聚焦点，然而，在中国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道。输掉官司的艾未未在想些什么？艾未未将何去何从？他将怎样玩下去？这些，不仅是那些慷慨的"债主们"所关心的，而且也是所有心系这个国家命运与前途之人士所关心的问题。
中秋节后的次日上午九时，本人就下面若干问题专门采访了官司的输家、人心的赢家艾未未。

国家有事儿了你就会下不了台

戈：明知你在这个国家是不会赢得官司的，但三万多素不相识的网友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借钱给你，让你凑齐了845万的担保金，可是，当一位推友问你以后有何打算时，你却回答说："没有以后了"。你这么说，岂不是辜负你的那些债主了吗？
艾：我亲身所经历的最大奇迹是，在我被关押了八十多天后刚出来时，政府给我开出了一个一千五百多万元的罚单，此时我心情很沉重。作为一个因政治原因，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政治，主要是因为我看不惯它的做法，政府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容不得我们的态度，而对我采取了这种惩治。
在里面时，提到是要以煽动颠覆收拾我；而放我出来时，新华社最开始说我涉嫌税务的犯罪，还有一个销毁账目文件的名称，扔下了1522万的一份税单。这时，我的心情比较沉重，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来这种态度，政府的这个税单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非常惊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设陷阱抓我，抓我的同时，还抓走了我们公司的两个人，会计和经理，那个会计被抓去已一年半了，至今仍然不敢签字。当公安系统构陷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证明。直到今天，公安都拿不出理由，连税务机关都有看法，说他们看到的是复印件。公安清楚地告诉我：艾未未要去香港，国家有事儿了你就会下不了台。在我们国家，你就活该，你就是不能出境。
但我没想到这个（涉税案）事情，在互联网上传开后，不到十天时间里，三万多人几乎是抢着借给我钱，近九百万元。
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和他们谈公平和正义，简直就像看好莱坞片一样。我觉得，我能做的，基本上都做到了，对此，我是不会放弃的。他们的这个错误，说得难听点，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个谎言。在这个社会，他说你有罪，所以你就是有罪，然后呢，就被扔大的罚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
我没任何信仰，只是一个艺术家，但是我却尊重中国法律，如果我不尊重法律的话，是不会吃这一套的。可是，他们却对我如此的厌烦，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事。
我是否对得起我的债主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债主的，虽然我很感激任何一个人，包括为艾未未或他人的苦难伸手，或者为着某种共同信仰做出付出的人而作出行动，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不存在对不起任何一个人的问题。

艾未未面对的玩家与他的玩法

戈：九月二十七日，艾未未状告北京税务局案的上诉，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驳回了，现在你的那些债主们想对你提问：接下来，"艾未未将怎样玩儿？"
艾：这个事情，好像是我对债主的义务吧。我觉得我的玩法没那么多，其实，我没有什么太高超的玩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应对，只是我的应对方式比较个人化一些而已。
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玩家，他也制定了一定的规则，但他不断地在改规则，或者，他又完全不按规则打牌。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无论是在做杨佳、还是汶川、公民调查，或者我们所遇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上，无论我们指责他也好，发报告也好，还是做记录片也好，都是在想方式有所交流，形成一种表达，或者交流机制。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除了网络，只能发海外，因为我的名字，在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当中，就是说在这个案子的终审判决后的十几个小时内，就有六百多篇的报道。这六百多篇的含义是，在中国以外的所有主流媒体，全部都报道这件事，但是在中国境内，没有看到一个字，没有一个字！偶尔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字，马上全都被删除，不存在！对吧？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国家，不像是一个无神论、唯物论国家，是吧？在这种前提下，空间非常小。我可以做的、可以玩的空间非常少。
图2、艾未未与刘晓原律师（左）和摄影师赵赵（中）去法院的车上

没有法制任何社会都难以维持

戈：你通过路透社的报道表示"虽然有一定压力，但已经准备好继续对抗中国的司法系统"。你还说"我不会停止，如果我不承担，输掉的将是整个社会。我相信最终我会赢得胜利，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无法实现公平和正义"。请问：你的信心建立于何基础之上？
艾：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的能力上的，而是建立在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伦理标准和一个法律法规尺度的话，它是否可能维持？对吧？从近来的王立军私奔美国的成都领事馆，到薄谷开来被指控给外国人所谓的灌毒事件，再到薄熙来的政治生涯的坍塌，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司法体制的巨大缺陷，而这个缺陷，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生存本身。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对前途抱有乐观的想法，那是因为我坚信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不能让司法独立于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不能够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的话，它是无法维持的。

戈：请你谈谈中共当局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前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双开决定这一事件的看法？
艾：通过我个人的司法经验，或者我身边与公检法打交道的朋友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认识的律师，或者维权者，以至于所有和司法有接触的人，他们在接触层面上的看法是，中国是不存在所谓的"公平"和"正义"的，它一天都不存在。同样，在薄熙来与王立军这个案子上，无论他们多么罪大恶极，无论他们负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如果整个审理过程不能做到公开，就无法做到公正；那么，这个审理本身，就是对这个社会公平机制的又一次侵犯，那么这个侵犯的本身，对司法践踏本身，它们的害处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犯罪的实体或者某一人的犯罪。

中国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能

戈：你在回答一位推友的问题"理想中的公正结果应该是什么样的？"时说"必须公开"，可是这个国家何曾向他的人民公开他们所做过的过任何一件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呢？你一贯坚持的这一要求有可能实现吗？
艾：我觉得，实现一个社会的公正，不是一个政治理想，而是实现一个人可能行为的一个基本的守则，或者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实现，那么，我们只能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是疯狂的；那么这种疯狂，或者说在这么一种癫狂的情况下，它的生存的可能性，是非常脆弱的。它们随时可能崩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我管它叫"前崩溃现实"，就是崩溃之前的现实。今天，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或者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这种前崩溃现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顺应改变或者政治改革，是中国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能。
公民社会或者每个人的生存质量，要和国家前途形成一种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正在形成，无论是谁这个社会层面当中，都清楚的知道，这一个改变，是一定会到来的。

戈：在你官司败诉后，有个最近被新浪微博逼到推特上来的漫画家，一口气给你画了近十幅漫画，漫画中的你和他这段时间里的一个漫画主题"你怎样看中国的未来？"纠结在了一起，他还说："这问题最好问艾未未，你见过陶葵花籽会萌芽吗？如果没见过，那只好认命了。"你怎样看待他的矛盾心理以及他所思考的问题？
艾：我觉得每一个人，或者说关心自我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人，都在不断的绝望和希望当中挣扎着，我们都是有情感、有幻想的人；同时我们都是有恐惧，有着种种顾忌的人，但无论怎么样，这个社会的伦理，第一来自于个人的觉悟，第二来自于个人的参与，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最终品质不能和每个人的生存有关的话，那么，它将毫无意义。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所以，我认为，参与、关注和提出任何一种建议、批评或赞誉，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基本需求。

图3、艾未未对法院作出的裁决感到失望，他说：这一裁决对中国法制的发展而言是一个"不良兆头"。

只要有新的生命改革必然前行

戈：有学者最近再次发出了改革已死的声音，当人们普遍对这个体制内部的改革感到已经绝望之时，你认为中共自身内部还能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吗？
艾：我认为，所谓的改革绝不是一个政体或执政党本身的，因为执政党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有真正提出改革的愿望，即使任何政党提出改革的愿望，那也是政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些手段方式而已。因为这个集团本身，是不会产生和自己的基本利益相对抗的这种改革派的。我觉得，多数学者谈到的改革已死，或者政治改革发自内部的观点，是陈词滥调。改革，是来自于一个刚出生的儿童的呼声，或者母亲看待这个儿童的眼中的期待，这个，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只要有新的生命诞生，改革就必须、必然前行。

按理说，此篇访谈录，应当先由艾未未先生过目审定后再发表才对，然而，就在我们访谈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条消息，"2012年9月30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给发课公司送达《行政处罚通知书》，称拟吊销发课公司营业执照。"然后就去应对这一突发的具有挑衅色彩的事情了，因此，便无暇顾及此访谈录文本的定稿。不管他本人对当局的此一行为有何看法，也无论他本人的情绪如何，本刊对北京有关当局的这种旨在报复一个被无端构陷的、持独立异见立场的艺术家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与谴责。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蓝无忧：王雪梅与王立军

Posted: 18 Oct 2012 07:02 PM PDT

图1、王雪梅将骷髅搁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中国這個一党专制的不正常社會，專業人才王雪梅想工作而不可得，專業人才王立軍則賣身為奴、為虎作倀以謀求高位。
九月二十九日，北京同時宣佈兩條重大新聞，即十八大確切召開時間和對薄熙來的黨政紀處分。加上此前已審結薄谷開來、王立軍兩案，中共要為十八大清理障礙而迅速了結薄熙來，意圖明顯。薄案不是普通的黨紀和刑事案件，關係到最高權力的爭奪，故不容許社會有質疑之聲。然而悠悠之口怎能隨心所欲的堵，近日一篇署名“王雪梅”的網路文章從法醫學角度質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亦作海伍德）死因，由於作者身份特殊，一時間更是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


誰也不能被黑打

《尼爾·伍德真是死於氰化物中毒嗎？》一文認為官方結論缺乏事實與科學依據，“我對涉及尼爾海伍德死亡事件的偵查、起訴、審判活動最終所認定的事實與結果深表遺憾”。作者稱，死於氰化物毒殺的屍體，其尸斑和血液必然會呈現明顯異常的鮮紅色，而庭審并未提供海伍德出現相應中毒癥狀的證據。王雪梅表示她無意質疑薄谷開來具有殺人的動機、預謀和行為，但對海伍德真正死因有所懷疑。她在此文後半部份認為谷開來精神狀態不佳，這種情況下可能受到他人影響與操縱，推測海伍德被杀或許另有其人。

許多網友欽佩這位有著“最高人民檢察院技術中心副主任”身份的王雪梅法醫敢於說話的勇氣。某些挺薄人士大受鼓舞，有人興奮地說，“王雪梅和王錚（註：一位北京高校教師，薄熙來倒臺後曾公開聲援）是中國的巾幗英雄，對之胡溫不寒而慄”。 這恐怕是會錯了意，表錯了情。另有些人則猜測她有意袒護某些涉案人員。對此，王雪梅強調自己與涉案人員均不相識，發表看法是因“我看到了就不能不說”。

公共事件誰都有權發聲，何況薄案疑雲密佈，信息披露極其不充分，無人質疑是不正常的。如此舉世矚目的案件，所謂公開審理徒有其名，旁聽者都是刻意安排的人，獨立媒體和普通大眾一席難求。從新華社的壟斷報導得知，“安徽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尹春麗”、“安徽省政協委員王秀琴”之流參加了旁聽。但他們唯一功能就是充當喊“讃”的龍套，沒有任何獨立的觀察和評價。案件處理神秘化、不透明，判決的公正性無從談起。薄熙來、王立軍等人一手遮天時，也是用這種手法對待他人，昔日黑打別人，現在自己被黑打，真夠諷刺的。但是，任何人都不應該被黑打。

專業高於政治，人性消毒黨性

從法醫學角度看海伍德的死因，這篇文章的推理和結論是否可靠，筆者沒有置喙資格。但這位王雪梅法醫本身卻值得關注。她1956年生於西安，1986年進入最高檢從事法醫工作至今，是中國大陸第一位法醫學碩士，也是最高檢首位專職法醫。她性格張揚，工作認真，自稱“叛逆、反骨、抗上”，有“真理面前不讓吾師”的氣概，因為專業問題和學界前輩爭論，和檢察院領導爭論，甚至叫板最高檢的檢察長，“用生命做賭注，和曹建明的烏紗帽賭一把”。 由於忤逆上峰，她近十年來被束之高閣，實際剝奪工作權利，近年更被某些領導宣稱是精神病。她廣泛關注諸如黃靜案、北海案等案件，以個人身份發表專業意見，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有人稱之為“女福爾摩斯”、“當代宋慈”、“女神探”。

王雪梅出身紅色家庭，很早就加入共產黨，但難得的是其人性沒有被侵蝕掉。究其原因，我認為這與她對專業的忠誠以及人性的豐滿相關。共產黨要求專業人才為“政治”服務，做馴服工具，同時摧毀個人信仰，希望人們只膜拜金錢、權勢等所謂現世的好東西。王雪梅則异於是。她曾說自己不可能以身殉情，但可以以身殉職，要與亡靈對話，為亡靈盡忠，破解死亡密碼，替天行道。她有宗教意義上的信仰，聲稱“我們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我們誓死要做真善忍自然法則最忠誠的執行者”，并成立了名曰“自然之子”的私人修行工作室。她浪漫活潑，愛唱愛跳，寫小說和科普文章不輟，愛美愛打扮，五十多歲的人神采奕奕。如此種種，都不像是共產黨官僚所當爲，然而正是這種赤子之心使她成為一個異數。

體制之惡不能解脫個人的責任

相比王雪梅，王立軍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此人曾以“打黑英雄”之名出盡了風頭，而今年的大戲更是家喻戶曉。說陌生，他和幾乎所有中共官員一樣，在位時“偉光正”，倒臺後臭狗屎，公眾面前永遠欠缺真實形象。瞭解王法醫，她發表在網上的幾百篇有聲有色的文章是第一手資料。而搜遍網路，王前副市長的真實心路仍如霧裡看花。但有一點似可斷定：王氏從警三十餘年，其名聲固然主要是政治宣傳所致，但剝去這一層，應該是有一些刑偵專業才幹的。至少對薄熙來的拼死一搏，顯示此人并不是酒囊飯袋。王立軍是怎樣毀掉的？有人指出，“沒有原則的上進心，沒有制約的權力，不跳出中共的絞肉機，誰都會成為犧牲品”。在正常社會，如果一個人想做公安部長，這有什麽僭越的？而在這個不正常的社會，專業人才王雪梅想工作而不可得，專業人才王立軍則賣身為奴、為虎作倀以謀求高位。

王雪梅證明了一個人堅持理想和信仰，即使在邪惡體制下也能有所為、有所不為。人們通常說，壞的體制把好人變成壞人，把壞人變成惡魔。但這不等於可以用“體制之惡”開脫個人的一切責任。個人還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這是人的尊嚴之所在，是人能承擔責任的基礎。王雪梅不是通常意義的民主、維權人士，但做的事對社會有益。她符合許志永提倡的“新公民”概念。秉持良心，在各自的崗位上恪盡職守，這就是公民精神，就是對專制希望塑造的奴才人格的抵抗。

但僅僅堅持專業也是有局限性的。看王雪梅法醫的相關資料，在欽佩她的才能的同時，越發痛恨中共屢屢犯下的毀屍滅跡惡行，其惡性不亞於殺人本身。專制不僅是自由的敵人，也是科學的敵人。王雪梅法醫認為“與亡靈對話”，“屍體是不會說謊的”，但如果屍體本身被搶被毀呢？從根本上說，一個有真相可言的正常社會是最為重要的。這需要人們在忠誠於本職的同時，再向前走一步，自覺地有所為。
图2、王立军在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留影（2011年3月14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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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7, 2012, 6:03:03 AM10/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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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思道：教育投资是让国力更强大的良方

Posted: 26 Oct 2012 10:27 AM PDT

纪思道 2012年10月26日


两位总统候选人激烈辩论怎样才能让美国更强大。也许他们应该向老鼠学习。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神经学家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发现，他实验中的一些老鼠妈妈会花很多时间舔它们的孩子，为它们理毛。另一些老鼠妈妈的则不会与它们的孩子过多亲昵。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纪思道

这种自然差异会带来长期的后果。米尼的研究小组发现，当小老鼠长大后，那些经常被妈妈舔、梳毛的老鼠在迷宫中能更快找到出路。

它们更喜欢社交，好奇心更强。甚至可以活得更长。

米尼的小组对成年鼠进行解剖，发现舔舐会改变大脑的解剖结构，因此经常被舔舐的老鼠能更好地控制压力反应。

那么，与舔舐理毛相对应的人类亲密行为，如拥抱、亲吻孩子，读书给他们听，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的后代，乃至整个社会，更强大呢？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从70那年代起开展了一项将近40年的研究，他们跟踪了267个孩子，母亲是低收入人群、第一次生育子女。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在人生最初几年受到的来自父母的关爱至关重要，几乎可以像智商一样帮助预测这些孩子能否取得高中文凭。

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贫穷往往会一代传一代。在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经受更多压力。他们更多是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而这些妈妈本身也承受巨大的压力。其结果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大脑结构，使他们很难在学校或工作中取得成功。

但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打破的。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解决贫困问题最事半功倍的方法，未必是住房补贴、社会福利，或者盖监狱，而很可能就是幼儿早期教育和父母关爱。

一些学者，如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杰克・肖可夫(Jack Shonkoff)博士，已经率先开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们持续几十年的卓越研究都被收入了保罗・图赫(Paul Tough)的新书《孩子如何成功》(How Children Succeed)。希望这本书能长期跻身畅销书排行榜！

图赫认为，我们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保守派在一些扶贫的关键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首先，我们不能只谈福利或者税收政策，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文化以及性格的塑造。

图赫写到，“对很多弱势群体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消除贫穷的手段”比勇气、韧性、坚毅、乐观“更重要”。

然而，很多保守派错误地认为这就是结论了。

图赫写道：“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事实。年轻人成功所需的坚强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奇迹般地出现，和运气、基因无关。我们也无法选择。它们植根于我们大脑的化学构成，是可以通过可以度量、可以预测的手段加以塑造的，和儿童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这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对孩子性格的发展有不可限量的影响。”

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子，来自我最喜欢的一个美国反贫穷组织——护士家庭合作项目。该项目派护士定期走访一些有问题的、初次做母亲的妇女，从她们怀孕一直跟踪到孩子两岁。护士们会警告母亲酗酒、抽烟的风险，并鼓励她们养成关爱孩子的习惯，例如给孩子读书。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对比成长于同样环境但未参加该项目的青少年，这些孩子至15岁时犯罪被捕的几率要小一半。

也许，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美国家庭问题的金钥匙。图赫引用证据显示，不良压力和缺乏关爱会在婴儿期损伤孩子的脑前额叶外皮，而这种损害往往在青春期才可以修复。

他提到了克瓦娜・莱尔马(Kewauna Lerma)的故事。克瓦娜来自芝加哥，她刚上高中时的成绩是C-，被捕过一次。后来，一个叫“同一目标”(One Goal)的组织开始帮助克瓦娜，培养她树立人生的目标、发掘潜能。“同一目标”正是这一系列研究催生的一个组织。

奥巴马总统和米特・罗姆尼，你们听着：克瓦娜的故事告诉我们，增强国力不仅仅需要投资建造军舰，也需要为我们的孩子投资。

在一场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测试练习中，克瓦娜的成绩在最末的1%中。然而，她开始集中更多精力在学习上，她的表现和考试成绩都开始突飞猛进。中学的最后一年，她的成绩就再也没有低于A-。

她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她的弱项是生物。老师在课堂里讲的克瓦娜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她每次都坐在前排，下课后盯着问老师每个词是什么意思。克瓦娜常会缺钱。有一次因为没钱，她两天没吃饭。但是她的生物学得了A+。

欢迎读者在我的博客On the Ground（英文）对本文进行评论。请在Facebook、Google+和Twitter上关注我，并关注我的 YouTube视频。

翻译：曹莉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10/26/c26kristof/


附英文稿：


OP-ED COLUMNIST


Cuddle Your Kid!


By NICHOLAS D. KRISTOF October 26, 2012

AS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ebate how to strengthen America, maybe they can learn from rats.

A McGill University neurologist, Michael Meaney,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mother rats he worked with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licking and grooming their babies. Other rat moms were much less cuddly.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Nicholas D. Kristof

This natural variation had long-term consequences. Meaney’s team found that when the rats grew up, those that had been licked and groomed did better at finding their way through mazes.

They were more social and curious. They even lived longer.

Meaney’s team dissected adult rats and found that licking led to differences in brain anatomy, so that rats that had been licked more were better able to control stress responses.

So, could the human version of licking and grooming — hugging and kissing babies, and reading to them — fortify our offspring and even our society as well?

On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udy that began in the 1970s followed 267 children of first-time low-income mothers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It found that whether a child received supportive parenting 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life was at least as good a predictor as I.Q. of whether he or she would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This may illuminate one way that poverty replicates itself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Children in poor households grow up under constant stress, disproportionately raised by young, single mothers also under tremendous stress, and the result may be brain architecture that makes it harder for the children to thrive at school or succeed in the work force.

Yet the cycle can be broken, and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address poverty isn’t necessarily housing vouchers or welfare initiatives or prison-building. Rather, it may b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arenting programs.

Scholars like James Heckma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Dr. Jack Shonkoff of Harvard have pioneered this field, and decades of fascinating research is now wonderfully assembled in Paul Tough’s important new book, “How Children Succeed.” Long may this book dwell on the best-seller lists!

As Tough suggests, the evidence is mounting that conservatives are right about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relating to poverty. For starters, we can’t talk just about welfare or tax policy but must also consider culture and character.

“There is no antipoverty tool we can provide for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that will be more valuable,” Tough writes, than grit, resilience, perseverance and optimism.

Yet conservatives sometimes mistakenly see that as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is science suggests a very different reality,” Tough writes. “It says that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that matter so much to young people’s success are not innate; they don’t appear in us magically, as a result of good luck or good genes. And they are not simply a choice. They are rooted in brain chemistry, and they are molded, in measurable and predictable ways, b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kids grow up. That means the rest of us — society as a whole — can do an enormous amount to influence their development.”

Here’s an example: the Nurse-Family Partnership, one of my favorite groups fighting poverty in America. It sends nurses on regular visits to at-risk first-time moms, from pregnancy until the child turns 2. The nurses warn about alcohol or drug abuse and encourage habits of attentive parenting, like reading to the child. The results are stunning: at age 15, these children are less than half as likely to have been arrested as kids from similar circumstances who were not enrolled.

Maybe we’re beginning to crack the code of how to chip away at so many of America’s domestic problems. Tough cites evidence that while toxic stress or unsupportive parenting damages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infancy, this damage can often be undone at least through adolescence.

He tells the story of Kewauna Lerma, a girl from Chicago who started high school with a C- average and an arrest. Then a group called OneGoal, which has emerged out of this wave of research, began to work with Kewauna and nurtured her ambitions and talents.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listen up: Kewauna’s story underscores that strengthening our nation means investing not only in warships but also in America’s children.

On a practice ACT standardized test, Kewauna scored in the bottom 1 percentile. Yet she began to focus on schoolwork, and her grades and test results soared. In he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she didn’t have a grade lower than an A-.

She made it to college, where her toughest class was biology and the professor used words that Kewauna didn’t understand. So she sat in the front row and after class asked the professor what each word meant. Kewauna was short on money, and once when she ran out of cash she didn’t eat for two days. But in biology, she earned an A+.

I invite you to comment on this column on my blog, On the Ground. Please also join me on Facebook and Google+, watch my YouTube videos and follow me on Twitter.

黃哲斌：再見黎智英

Posted: 26 Oct 2012 10:19 AM PDT

2012/10/17    

黎智英要回香港了，他的離別語，很像羅大佑的名句「台北不是我的家」。同一時刻，臉書上許多朋友疑惑，一名唯利是圖、現實冷酷的香港商人，拋下打拼十年的上千名員工，為何還有如此多人，排隊熱擁，索取簽名，熱情送別這位過氣老闆？
我想，除了壹傳媒員工心底，或多或少的惶然感，更重要的答案是，在台灣，黎智英樹立了另一種媒體老闆的典型，他的現實冷酷，某種程度正是媒體極其珍貴，但在台灣被關說文化、鄉愿文化取代的特質。
他唯利是圖，但他懂得圖媒體品牌的大利，不圖置入行銷，或拿廣告換新聞的小利，他將壹傳媒的形象與市場利基操作極致，藉此吸引讀者與廣告主。
最重要的是，他是現有台灣報業老闆裡，唯一敢作大夢的經營者，他不像其他老闆，將媒體作為企業集團的脂粉盒，或政商利益的黏著劑，他確實想經營一個跨平台，跨世代，虛實整合的媒體集團，並從中獲益。
因此，他敢投資，投資人才、投資器材、投資未來的夢想，即使以失敗告終，但留下一個，台灣媒體工作者在本土電視或報紙經營者身上，看不到的壯志雄心。
說來悽涼，這才是黎智英讓台灣人懷念的真正理由，因為台灣的媒體集團經營者，連這些卑微標準都遠遠不能及。
當然，黎智英走了，港媒對台灣媒體風氣的負面衝擊並未離開，台灣媒體近十年來的庸俗化、市場化，也不會因他抽身而改觀。但我常形容，「台灣報業最悲哀的，不是因為一家蘋果日報，而是台灣剩下一份成功的蘋果日報，以及三份不成功的蘋果日報」。
未來，台灣會不會只剩「四份不成功的蘋果日報」，就看接手經營者及員工的智慧與決心了。

维权网：敦促政府遵守宪法切实保障基本人权

Posted: 26 Oct 2012 09:29 AM PDT


随着中共十八大召开日期的临近，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在"保卫十八大"口号下威胁、监控、软禁异见学者、独立作家，殴打、遣返、查抄维权人士，绑架、传唤、拘留上访民众的事件，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表达、信访等基本人权，给行将召开的"十八大"蒙上阴影。"维权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宪法，切实保障基本人权，立即停止违宪违法侵权行为。

10月24日晚7点左右，在北京打工的湖北省郧西县维权人士郑大靖，突然被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南苑（金星）派出所的4名警察以查身验份证为名带走。一小时后，4名警察押着郑大靖返回住处，将其电脑抄走。家属问为什么要带人，会带往何处，警方未作任何说明。25日，家属到派出所询问郑大靖下落，警察说已将人送去专门关押访民的久敬庄，同时指控郑大靖参与报道访民维权的消息，称将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10月23日晚，河南籍在京的维权人士刘沙沙被北京国保与河南国保联合遣送回河南郑州，被关押在河南油田驻郑州办事处。途中刘沙沙被戴黑头套，她实在气喘不畅时，将黑头套掀开，随即遭到押送国保的殴打。国保警员一路上不断掐刘沙沙，听到刘沙沙痛苦叫声，在场国保则狂笑不已。目前刘沙沙在关押地绝食抗议当局的违法侵权行径。

北京著名宪政学者、维权人士张祖桦不仅长年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住所楼下一直有多名警察和协警24小时驻守盯防。近一个多月来，警车就停在楼门口，出门则受到警察、协警、警车贴身跟踪骚扰。北京维权人士胡佳一个月前已被严密软禁在家中，近日胡佳还将被迫与父母返回安徽老家呆一段时间。10月21日，北京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告诉朋友："从昨天起包括彻夜，始终几个人守在楼道外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也不准朋友进门。今天告诉我，前段时间活动太多，危害很大，所以从现在起严管严控"。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徐永海10月24日被片警告知："快开十八大了，最近要少出门，开始上岗了"。中国民主党成员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也已被警方明确告知将送到北京郊区或带往外地暂避，等十八大结束再回来。维权人士王荔蕻、曹顺利等人的家门口都有警察值守，出行需警察贴身跟踪或在警方的默许下由警车"护送"。警方对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和独立作家焦国标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外界到现在也不知道焦国标的近况。异见人士李海、维权律师黎雄兵、李方平、自由作家马萧等人，都陆续受到了警方的约谈警告，称十八大期间不要参与活动。据悉，北京许多异见学者、律师、维权人士近期都已受到警方行动上的限制与发言上的警告。

在广州，独立作家野渡于本月15日被当地警方请"喝茶"6小时，警察明确宣布：从现在起到十八大结束，不准离开广州，不准接受采访，不准见客。受到同样限制的还有维权律师唐荆陵、学者艾晓明等等。另据了解，广州不仅对当地的学者与维权人士提出限制，同时从今年4月以来，就陆续将外地在广州的一批民主维权人士如肖勇、杨崇、欧荣贵、罗守恒、黄文勋、徐青、孙德胜、张圣雨、王阳宁、唐海丁、聂光、刘冰、李铮然、柴金元、吴斌、袁奉初、刘辉等等遣送回原籍。

在湖南，今年6月5日发生李旺阳离奇死亡事件后，当局借机将邵阳的朱承志刑拘，将李旺阳的亲属软禁，将怀化的黎建军、张善光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囚禁于山庄，据传得到十八大后方能释放。在贵州，从今年5月底一批民主维权人士举行对"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后，就纷纷被软禁、隔离，至今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都被严密监控，有的被看守在家中，有的被带往外地控制。在四川，维权人士刘正有近月以来被严密控制在当地，不许外出；维权人士陈云飞不断受到警方警告、干扰。

与此同时，公民的言论、通讯等也受到严重干扰与限制，不仅一些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学者受到明确警告（如网名"天涯刀客"苏州中学地理教师潘露，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两篇呼吁政改的博文，10月19日接到所住辖区胥江派出所的电话约谈），本月以来网络也遭到严密封锁，广泛为大陆人士使用的动态网经常难以登陆，近日工信部还发布消息称十八大期间"封网"，更是引起人们对网络使用是否能得到保障的疑虑。

各地方政府在为"保卫十八大"的口号下，近月来发起了疯狂截访活动。北京纷纷清理外地访民，将大批访民抓到久敬庄交给各地截访人接回，近日还大肆拘传全国到京上访的蒙冤警察；上海不仅至今将维权人士冯正虎囚禁家中8个余月，近日还不断出现上访维权者被殴打、拘留、软禁、关黑监狱情况。在各地不断传出访民受打压消息中，整个全国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惶恐状态。

五年一次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原本应该广开言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让人们充分表达自身诉求，以便制订出真正符合民意、顺应历史的国策；现今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软禁异见学者、打压维权人士、严控上访民众的违宪违法侵权的"维稳"模式，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诸项明文规定；同时与中共中央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相背离。同时，也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也违反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提出的："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中国政府应自觉遵守国家宪法，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立即停止打压异见学者、维权人士和广大上访民众的违宪违法侵权行为，依法惩处违宪违法侵权的责任者；

二、广开言路，保护并鼓励公民充分表达各自诉求，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以便为执政党和政府制订出真正反映民情民意之国策提供可信可靠的依据；

三、真正开启政治改革，彻底抛弃不得人心的维稳模式，以实行民主宪政和法治的方式来赢得人心，冲破时下困局，消除制度性腐败，以便凝聚民力，唤起民众信心与希望，使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文明主流。

维权网

2012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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