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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3, 2013, 6:10:58 AM4/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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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一夫：我要到美国上大学了
- 茉莉：上帝去西藏对谁有利？
- 石汉、张远博：“中国梦”是拼搏还是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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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 钓鱼岛争端：昔日权宜之计铸成大错（管见）
- 吕朴：对西方（和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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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07:05 PM PDT 
愚笔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外界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近些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在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趁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还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当时那场学潮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八九镇压决策过程中肯定也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却忽视了他习仲勋早在八九学运爆发之前即已经没有党内职务了。
时至今日，一提起中共建政之后的中国学运史，除了“八九风波”，人们大都也还记得八六学潮，而一九八五年秋季发生在北京等地的一场反日游行演变成反专制示威的“八五学潮”已经越来越不为民众所知。 事件的历史起因是，早在1980年年底，日本政府对内对外宣布其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大臣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非违反宪法。继而，该国自民党又于1894年上半年通过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决议。1985年8月15日，在位日本首相中曾根和其它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消息传出，中共当局立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 本来就是一个单一的外交事件，当时的中共当局怎么也没有想到北京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学校的大学生们居然给个棒槌就认真，模仿着中共党史教科书上描绘的当年中共地下党动员和号召激进大学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样子，在“九一八”纪念日前后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渲泄“爱国情操”。 一开始，参与游行的大学生们只是跟着手持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半导体话筒的组织者呼喊“抵制日货”、“勿忘国耻”之类的单纯反日口号，但随后便有以“五四运动”发源地为荣的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认为既然要模仿“五四运动”就不能只有“外争主权”，还要有“内诛国贼”才算得上是“爱国民主运动”，于是，在此之前曾因宣布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而受到质疑的时任总书记胡耀邦首当其冲，游行队伍里先是喊出了“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的口号。紧接着又加进了“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等内容，引起了执政当局的高度警惕。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酝酿赶在党的十三大之前就进行一次党内大换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本来就因为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的叛逃美国而受到邓小平的当面训斥，这次因为事先没有预料到大学生们的反日示威居然会演变成反共游行而深知邓小平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抱有信心，干脆自己先行请辞，主动要求只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再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
据早年曾经在陕西服务过胡耀邦的中共党内自由化分子林牧先生生前的回忆文章披露，在研究如何处置“大学生闹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时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对胡耀邦不以为然的态度很是生气，手指胡耀邦说：“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邓小平当时还要求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
按照林牧先生的说法，由邓小平一九八五年九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这番针对大学生闹事的杀气腾腾的讲话，就可以找到一九八九年时他为什么会下令开枪的原因了。 林牧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还透露，被外界公认为党内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李先念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表现反而不象邓小平那样杀气腾腾，甚至提醒邓小平“我们宪法上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 接下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 当时还是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当场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於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林牧先生在他晚年的相关介绍文章中评论说：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六四”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而林牧先生相关文章中没有提及的内容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党内左派在向邓小平汇集胡耀邦黑材料时，曾特别引述习仲勋在书记处讨论学潮和自由化问题时的讲话，指责习仲勋有时甚至比胡耀邦还右，认为胡耀邦正是因为在书记处里有习仲勋这样的党内右派分子的支持，才敢于不把小平和陈云同志放在眼里，等等。于是，习仲勋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邓小平赶出了中央书记处，只剩下政治局委员一项虚职。 在习仲勋因为比胡耀邦还右而被赶出中央书记处的二十八年之后，他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同时接掌了中共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登基之后没过多久，他在一份内部讲话内容便令一度设想习仲勋的儿子应该可以效法卡达尔的党内党外民主派们彻底幻灭了。无独有偶，习近平这份内部讲话中也提醒了党内高层“注意历史的回顾”，不过与他的老子推崇卡达尔的思路完全相反，按照习近平这份讲话内容的思路，当年匈牙利的卡达尔不但不值得效法，反而应该和前苏共的最后一任领袖戈尔巴乔夫一样为本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灭亡负有罪责。至于习近平在这份内部讲话中对毛泽东甚至毛时代的充分肯定，更是令许多深切怀念习仲勋的人士失望至极。正是习近平的这份内部讲话内容被传播开来之后，一位在北京的记者朋友向愚笔感慨了一句“真没想到这个习近平居然比胡锦涛还左！”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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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06:32 PM PDT
美国时间3月28日（中国时间3月29日）是“常春藤日”。这一天，布朗(Brown University)、哥伦比亚(Columbia University)、康奈尔(Cornell University)、达特茅斯(Dartmouth College)、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耶鲁(Yale University)这几所美国“常春藤盟校”宣布了它们2017届本科生的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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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04:47 PM PDT
据不久前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共当局破例容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其用心险恶之处在于：他们想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反作用力。这是中共使出祖传的“以夷制夷”老手段，以西方的基督教制衡亚洲的藏传佛教。西藏在古代被中国人称之为“羌”，也被中国中心论者视为“蛮夷”一类。
当新一代传教士在中共允许下奔走高原传播基督福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督教和西藏百年交往的历史，思考现代基督教将给西藏带去什么，是否会让中共如愿以偿。
◎ 两百年被逐今返上帝失落之地
西藏曾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失落的基督教王国”。自1624年葡萄牙人在古格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后，为了把迷路的羔羊赶回羊群，一批批西方传教士忍受高原的严寒与缺氧，千辛万苦地长途跋涉，前去西藏传播上帝的声音。然而，传教士的一切努力都宣告败北。
尽管清朝政府曾有条约保护西方人的传教事业，但他们管不着藏地。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一批批被驱逐，甚至发生过传教士被杀死，教堂被烧毁的事件。民国时期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汉地的影响大增，就连蒋介石总统也受洗为基督徒，但当时的西藏，仍然是基督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个独立王国。
导致基督徒从西藏败退的原因何在？首先是西藏全民信佛，人民深受佛教影响，难以对洋教发生兴趣。其次是宗教的排他性，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藏传佛教作为正统宗教具有极高的威望，而传教士所带来的异教，被认为与地土不宜、与佛教不合。
再次是西方传教士本身的问题。和西藏独尊佛教一样，基督教传教士也自我中心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圣土”，他们视西藏佛教为异端邪说，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传播其教义的同时抨击藏传佛教，这就不为当地藏族僧侣和佛教徒所容。此外还有西藏的气候、交通、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等各种原因，致使基督教传教士难免失败的结局。
无论在西藏还是在中国，西方传教士豁出生命来从事的传教事业，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嘎然中止。宗教在专制政权的严厉打击下被灭绝，传教士销声匿迹。直到八十年代，基督教会才被允许重新开放。今天，中国汉族地区的基督教徒据说已经高达一亿人左右。与此同时，有一些传教士以学生、教师、医生和商人等身份作为掩护，在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西藏，千方百计地为上帝传福音。
◎ 为什么基督教必然与中共愿望相悖？
由于基督教和藏传佛教一度互不相容，也由于一些中国基督教徒大讲“顺服在上掌权者”，这就让中共当局产生了“以教制教”的想法。英媒报道说，中国当局在政治上信任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不愿公开批评中共的政策。而藏传佛教却在西藏民族抵御外来压迫的抗争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
那么，中共对于基督教入藏所抱的期望，是否能够实现呢？换言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会去西藏帮助中共？对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当今基督徒在中国温和妥协的表现，例如一些教会对中共的罪恶刻意保持沉默，更要看到这个伟大宗教的本质，看到它在当今世界上的整体形象和作为。
尽管西方基督教曾在西藏遭遇了极大挫败，但绵延了两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有裨益，它开创了“藏学西渐”的时代。正是欧洲传教士带回去的独特见闻和报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巨大兴趣，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性的“藏学热”。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就有天主教救济机构前去救助藏族流亡者，并协助成立了“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达赖喇嘛曾在自传中说：“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
在政治上公开支持达赖喇嘛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已故的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在波兰对共产党制度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对西藏问题有清晰的理解。至于南非新教圣公会主教图图，他和达赖喇嘛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对流亡藏人坚定而有力的支持，更是众所周知。又如，拥有1300万基督徒的印度全国基督教会理事会在前不久发表声明，呼吁全球基督教组织继续支持西藏自由，并督促中国政府与西藏展开对话。
虽然目前已经进入或者正想进入西藏的基督徒，大都有所顾忌。为了换取中共的容忍，他们对西藏局势三缄其口，但只要他们不是亲共的、虚伪的基督徒，只要他们还真诚怀抱“爱与公义”的信念，他们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就必然违背共产党的期望，在客观上推动西藏走向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
为什么基督教入藏必然与中共的愿望相悖？这是因为，基督教在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例如，在政治体制上，基督教要求政教分离；在经济发展上，资本主义和新教精神是共生关系；基督教的原罪论，导致对政府的制衡原则的出现；基督教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组织，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此外，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精神在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自律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即使入藏的基督徒为获得容忍，表示服从中国政府，但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会很自然地以西方现代观念取代中共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影响将会是间接的、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将会是中共始料不及的。
◎ 藏民族与世界精神融合之契机 那么，基督教入藏，是否会使藏传佛教产生危机呢？各个宗教之间会有竞争，每一个宗教都企图证明自己是最好的，从这一点来说，藏传佛教面临着挑战并不奇怪。但藏传佛教自古以来在西藏根深蒂固，其宗教文化渗透于每个藏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它仍然会长期在藏区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为止，西藏境内的基督徒大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
在笔者看来，今天西方人入藏传教，不会再遭遇藏民太大的抵制。其原因有：西藏人天性慷慨大方、与人为善；不再和政治权力结合的藏传佛教本身具有包容性；西方传教士大都吸取了在藏地传教失败的历史教训，学会尊重当地的信仰和文化；由于西方人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事业，藏传佛教在西方广受欢迎，这就使当今藏民对西方人的态度较为友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本质是超越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所有的宗教都面对着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的苦痛和社会公正。佛教讲“慈悲”，基督教讲“圣爱”，它们的目标都是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和平。达赖喇嘛曾在其自传里谈到他的基督教朋友墨顿神父，说墨顿神父教他了解：“所有叫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由于这两种伟大宗教都具有内在品格的普世性，这就使它们有成为“好邻人”的可能。那么，中共想要放他们昔日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入藏，借他人之手去制衡藏传佛教，很可能适得其反。开放了宗教竞争的西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互益模式”，使各方都获得成长的机会。
西藏将会是两大宗教“互益模式”的受益者。第一，基督教作为西方外来文化，它所标举的普世价值，对共产专制的意识形态有消解作用，能促进西藏人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增长。第二，进藏基督徒虽然不问政治，但它为了自身的信仰和传教自由，必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会带动藏区的维权活动。第三，基督教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他们建立了新型独立、有能力的组织模式，将会促进西藏民间公民社会的活跃与发展。第四，基督教的济贫精神，对西藏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会有所帮助。
总之，基督教入藏将会在西藏形成宗教多元的局面，给西藏人带来更多的信仰上的选择。这也将给藏传佛教带来新的挑战，促使藏传佛教更新、完善自己。达赖喇嘛就多次说过，藏传佛教徒有很多应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例如基督教慈善机构积极的行动。达赖喇嘛还认为藏传佛教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例如沉思打坐把思考集中在一处的技巧。
无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多么辉煌，我们衡量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要看它背后是否有一种世界意识，即是否符合普世价值。今天，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已经在西方遍地开放，被认为是东方给予西方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我们期待真正的基督教入藏后，更能促进西藏民族与世界精神的融汇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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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四月号，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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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2:22 PM PDT 
习近平去年11月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提出中国梦
中国新一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官方话语的新关键词。作为政府口号，"中国梦"的意义非常广泛，但是官方声明中却总是强调对国耻的记忆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
新的中国梦应该是"人民的梦"。《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说：中国梦是"'宏大叙事'的国家梦，也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
"中国梦，最终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想汇聚而成。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然而与官方号召人们努力工作实现梦想不同，不少中国民众通过赌博来实现他们的梦想。赌博，以及一些类似赌博的活动，已远远不能被视为中国新繁荣的副效应。相反，赌博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者，普通民众已不知不觉地被迫参与赌博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中国的赌博
在毛泽东时代，博彩、投注以及外围下注都被严令禁止。参与这种"封建"和"资本主义"活动的民众将被揭发甚至入狱。然而，改革后随之而来的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促生了多种形式赌博的传播。麻将，扑克，作为市井的赌博方式依然火热。与此同时，网络赌博市场逐渐成形，介于合法与半合法之间的赌博市场从澳门传入，在边境地区也流行起来。无论是在足球比赛，商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赌博的影子无处不在。
在许多中国农村地区，赌博是主要的娱乐活动。除了小赌注的扑克与麻将，一些大赌注的赌博也同时存在。在一些地区，非法六合彩猖獗。严重的地方，全村参与投注，许多村民因此倾家荡产。
合法的投注和福利彩票也增长迅速。澳门（中国唯一合法的赌博地）的赌博收入在今年三月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在中国其它地区，高赌注的赌博是被禁止的。但是在诸如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商业领域，投机而不是投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商业行为，与低赌注的麻将与扑克相比，更是一种高投资高风险的赌博。
投机
中国的政治也有类似赌博般的风险，"跟错人"、"站错队"则有很大风险。
在中国证券与房地产市场，许多投资者交易是以短期利益，也就是投机为目的。当房价在诸如北京和上海的大城市迅速飙高时，政府通过诸如对房屋所有权的限制和增加购房者的税收负担等措施努力限制投机行为。
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地方政府掌握了资源分配的权利并控制了市场。通过内部交易，官员（抑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房产并兑现巨大利润。同时普通民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获得内部信息以买到低价房产。无论如何，在中国急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潜在投资回报已远远超出了固定的薪水，甚至是公务员的薪水和福利。
赌博行为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也许体现的更为明显。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九十年代早期建立并快速发展。与房地产市场一样，由于法制与规范的不健全，两者同时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这也直接导致了其中巨大的风险回报。在证券市场，政府参与和内部交易也屡见不鲜。
观察者指出政府对于抑制投资者"赌博"行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只取得有限的成功。与房地产市场相似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普通民众试着通过正式渠道和与证券公司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关系获取信息。与此同时，官员和基金经理也常常无法抵御利用内部资源谋求私利的诱惑。
政企牵连
政府与企业界的私人关系网促进了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同样的关系为政界和商界人士进行一系列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性。也正因此，对于这些市场许多抑制投机的措施往往流于形式并且具有误导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在限制非法赌博上的努力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依照官方的说法，高赌注的赌博与妓女和毒品（黄赌毒）一样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与品质恶劣的。同时，这些半合法的娱乐产业与当地政府的紧密联系也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什么是中国梦难以界定，每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梦。
准确地说，这些联系在反对官员腐败的运动中被暴露出来――正如文强的事件所示。文强，原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在2010年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对其指控中的其中一项为包庇纵容经营赌场与妓院的黑社会组织。
许多重庆普通民众推测，如果文强确实包庇纵容重庆的黑社会势力，党内与其有联系的官员必定对其行为有所了解。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党和政府在打击腐败，事实上文强也只是在另一个赌桌上的输家。
"关系"的赌博
这个赌桌不是麻将桌，而是中国的政党政治游戏。在中国政治的赌博中，赌注不再仅仅是钱，而是权力与政治前途。也许把政治与赌博类比有些夸大，但事实上如果赌博被定义为一种低投入，高回报与高风险的游戏，那么中国的政治在许多方面就是赌博。
在中国官场，如果你想得到升迁，你并不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关键需要跟对领导并做好一个人的工作。
与学习专业知识或满足民众的需要相比，谄媚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收益却是巨大的。但问题是，政治赌博的风险也是很高的，如果"跟错了"领导，那么结果将不仅仅是损失了钱而已，在最不妙的情况下甚至会入狱或丧命。
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文强的身上，而后也发生在打倒文强的薄熙来身上。薄熙来去年被撤职的事件成为了中国近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薄无疑是近年中国政治赌桌上最大的输家；薄倒下后，一大批与其牵连的同僚与盟友也相继入狱并被清算。
在中国，各行各业怀揣梦想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都不约而同地参与了赌博。农民打麻将，城市居民炒股炒房，官员则玩着政治游戏。
当然，依然有那么一小部分保守的民众，他们没有梦想，不敢参与冒险，每日勤恳工作，换来的却是少之可怜的薪水。如果他们是农民，则不会富裕；如果他们是市民，则成为房奴车奴；如果他们是官员，则政治前途黯淡。
在不公平竞争环境下，对于处于资源占有优势的群体来说，赌博，为其创造了快速获利的渠道；而对于处于资源占有劣势的民众来说，赌博，也成为其改变命运，摆脱生活窘境，获取竞争优势，最终实现个人梦想的最佳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许多中国民众被迫参与了赌博。
"中国梦"也许会成为中国新政权中最重要的政府宣传词汇。但是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指出，"没有实质改革谈何中国梦？"。不然，"中国梦"仍将是一个千千万万个个体被迫参与赌博才得以追求的个人梦想的集合。
本文作者：石汉博士（Dr Hans Steinmüller），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讲师，中国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主管；
张远博， 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中国比较研究硕士。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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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2:17 PM PDT
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建立新中国后，共产党开始清除封建主义的东西。
文革时的破四旧运动将此推向高潮。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物和寺庙是封建主义的，端午、清明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也是封建主义的。
北京的东来顺和全聚德属于封建主义的名称，同仁医院改名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名反帝医院，我小时候在浙江县城居住的杨家弄改名为向阳弄。
1976年，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另一个时代。被批判和破坏的封建主义的四旧转瞬间成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瑰宝。东来顺涮羊肉和全聚德烤鸭已是北京的城市名片，各地的文物得到修复和保护，各地的寺庙重新香火旺盛，端午、清明和中秋成为法定假日，我小时候的向阳弄改回杨家弄，曾经销声匿迹的看风水和算命如今随处可见。有趣的是，曾经被共产党批判为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在成为一些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地方官员的管理手段。
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已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010年中国发生18万起群体性事件，比2000年增加四倍多。共产党早就意识到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开始失效了，为此培养官员的中央党校和各地的党校都在调整教学计划，而且每年派送高官到哈佛大学学习西方的管理。
但他们往往发现，反而是毛泽东痛恨的封建主义那一套成效显著，让现有政权在危机四伏里仍然稳固。
我认识的南方某城市的一位区长，告诉我在他管辖的区里，一场大雨引发了洪水，洪水冲掉了一千多座老百姓的祖坟。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祖坟位置的好坏影响子孙后代命运的好坏。这一千多座祖坟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城镇化进程而迁移到一起，这个过程本来就充满矛盾，中国的传统是祖坟不能动，除非后代连遭厄运才可以迁移。
如果这些祖坟没有被迁移，是在原来的地方被雨水冲走，老百姓会认为这是一场天灾，可是被迁移到一起的祖坟被洪水冲掉，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他们愤怒了。
这位能干的区长知道一场群体性事件将要爆发，他没有动用警力，而是派出了十几个风水先生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听命于政府的风水先生用风水去说服他们，说他们的祖坟被水冲了，他们日后就会发财。在中国的风俗里，水为财，遇到水会发财。他们不相信政府，可是相信风水先生。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湖南一位官员告诉我，他在当县长的时候，要盖一幢政府办公大楼，购进的木材、钢筋和水泥堆在一块空地上。附近的老百姓每天晚上都去偷窃，准备以后给自己盖房屋。当地老百姓有个观念，偷政府的财产不算偷，偷邻居的才是偷。县里相关部门开会商量，准备建起围墙，再在围墙上装电网，还要派出警察去守卫。
他知道后说，不用建围墙，不用装电网，不用派警察，只要在四周立上几个木牌，木牌上写着"建庙用"就行了。这一招果然有效，老百姓一看这些木材、钢筋和水泥是用来建佛教寺庙的，不仅不再去偷了，还趁着夜色的掩护把此前偷回家的还了回去。迷信的观念让他们觉得偷窃寺庙的东西会遭受报应的。
一位加拿大记者曾经问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还能挂多久？
我回答：如果毛泽东知道他的中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会很生气地要求取下自己的画像。
余华是中国作家，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等。他是《纽约时报》特邀专栏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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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1:50 AM PDT 
号称"天下第一村"的中国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不久前过世了。这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褒奖者称其为能人，带领华西村的村民致富，使该村由一个贫穷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集镇，家家有汽车、别墅，人人是千万富翁，村中不仅竖起了象征财富的高耸入云的楼塔，甚至还有象征现代化的直升飞机。这一幅景象正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所梦寐以求的。
也有人称吴仁宝为典型的中国封建式农民，他的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和狡讦的政治控制更多地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而不是村民的利益。在华西村现有的制度下，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员实际上控制着村中所有的资源，且不说华西村的村民们分为"原住民"和"后来者"，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等级，即使是权利较多的华西村原住民，他们的福利甚至财富也是随时可以被吴氏家族剥夺的。 毫无疑问，吴仁宝是一个能人。在一个原本贫穷的地域，他能审时度势，想尽方法，将村中的经济做大做强。从治理的角度看，他能够稳稳当当地统治这个村落数十年，在去世之前，还能够顺利地将村中所有的重要岗位全部交给自己的子孙和亲戚。没有相当的智商和情商，没有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刻苦耐劳和在困境下养成的善于专营的狡讦，他是不可能获得如此非凡的成功的。 吴仁宝和华西村现象在中国极具象征意义。华西村的发展明明都是利用市场经济大环境发展的结果，但是却从一开始便被描绘成"集体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典型。从其开始发家的小金属作坊，到发展之后的豪华旅游景点，无一不是吸着资本主义的奶汁长大的。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招牌却使得华西村成为对市场经济恨之入骨的中国极左派们乐于接受的典型。 华西村强调社会主义的属性，强调集体经济的属性，在开始的时候固然有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的动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聪明的吴仁宝却发现了强调集体经济的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帮助权力的持有者控制集体资源。既然是集体的，那么由集体的领导者来控制便理所当然。事实上，中国的许多资源的控制者早已将这种注重"控制权"的游戏玩得炉火纯青。 在谈到华西村的时候，我也不由得想起中国在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得好处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现象。没有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没有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努力，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中国却始终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的精髓：资本主义。虽然中国的劳动者享有最少的权利，中国的统治者具有最方便的攫取财富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执政者却始终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这样做大概也是为了便于控制资源的缘故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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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1:14 AM PDT
【原题：习近平不许公安再凌驾于高法、高检之上】
人们都还记得胡锦涛时代的先后两届中央政法委都设有副书记职务，而且都是由时任公安部长出任。与此同时，当时在位的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与司法部长、国家安全部长等一样，都是屈居书记、副书记之下的普通委员。 中共政法委是一九八零年成立的，当时只是宣布了由彭真出任该委员会的书记，并没有任命副职。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宣布由乔石接替了陈丕显的政法委书记职务的同时，宣布了时任公安部长刘复之兼任副书记，同时还设有一名专职副书记。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总书记赵紫阳顺应时代潮流，借党政分开口号的落实，在乔石的支持下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动议，同时宣布成立党内工作的协调机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由乔石继续兼任该小组组长，中央公检法及相关部门都是该小组的单位成员，领导小组即不设副职领导人，也不设专门的办事机构。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在江泽民的动议之下，一九九零年三月又恢复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乔石的坚持下，委员会的副书记不再安排时任公安部长，而是由时任最高法院院任建新兼任。 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届一中全会上的高层人事安排全部是由邓小平一人拍板，但也并非是所有重要干部的任命都是他邓小平一人提名，比如任建新接替政法委书记的动议就是乔石提出的。不过任建新不但未能象乔石那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在十四大上连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被安排，只是和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一样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时还被安排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接掌了中央政法委之后，任建新又在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继任一届最高法院院长，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被决定离开一线岗位，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间，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党内的组织规格被降回至陈丕显时代，此前的陈丕显兼任政法委书记期间是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从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十四大至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五大这五年时间里，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任建新是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兼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但也可以理解成他当时是以最高法院院长身份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任建新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副书记是由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兼任。 在一九九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第一次独立主持党国高层换届工作的江泽民安排罗干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接替任建新的政法委书记职务，虽然此时的罗干比其前任任建新的党内头衔多了一项政治局委员，但从组织规格上依然还是副国级，次年三月，罗干又在前述党内职务的基础上继任了一届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日后，这位罗干竟然成了中共政法委自成立至今专职主掌该机构历史最长的一位，一干就是十年两个整届。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时，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内的七名常委在十六大上只留任胡锦涛一人，同时又决定将政治局常委会的编制从七人增至九人，于是，包括胡锦涛在内依年龄资格无需在十六大上随江泽民等人退位的共十位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女性代表吴仪而外，其他九名男性全部进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其中的罗干自此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整个机构自然也水涨船高，成为和中央书记处、中纪委平起平坐的正国级机构。 从罗干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权力和权限恶性膨胀的十年，身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因为身兼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但在欲左右公检法时却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身兼政法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于所谓的"党内分工"。更过分的是，这两届政法委的副书记都是公安部长，形成了公安部长有权命令和指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荒唐局面。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法只有"治"，所以历任公安部长都是位高权重，从罗瑞卿到谢富治再到华国锋，华国锋甚至一度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公安部长。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整个邓小平时代都没有令公安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再度恶性膨胀。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其中只有兼任一段时间公安部长的王芳是国务委员――前提是当时的政法委被宣布撤销，王芳实际上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在国务院内分管公安、司法和国安等部门。除了这位王芳，上述其他几任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接替贾春旺的周永康则大不一样，在内部被决定为公安部长继任人选的同时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次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其权位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 五年之后，周永康官升一级接替了罗干的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之后，继任公安部长孟建柱虽然在党内职务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在政法委内部的职务仍然是凌驾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之上的政法委副书记。 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中共十八大之后，我们外界看到了习近平登基之后约束政法委的对策之一就是让整个机构从正国级降至副国级，对策之二就是让公安部长的党内职务仅仅是普通中央委员，甚至连政法委的一把手都只给安排政治局委员，不给安排书记处书记职务。如今十二届全国人大开过之后，随着高法、高检和国务院所属其他政法类机构的一把手各就各位，我们又看到了习近平政权规范中央政法系统的措施之三，就是不再让公安部长在政法委内部凌驾于高检和高法之上。此举当然不是从淡化党管政法的角度出发，但相对于胡锦涛时代的公安部长以党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凌驾于高法和高检之上的倒行逆施，也算得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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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0:34 AM PDT  本网获悉，北京维权人士袁冬、侯欣（女）、张宝成、马新立等四人，3月31日下午到北京市区西单打出"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结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以涉嫌"非法集会"的罪名刑事拘留。"维权网"对公民行使言论、监督、集会等宪法权利而遭到北京公安机关肆意拘押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拘押的四公民！
3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北京公民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等四人在北京市西单文化广场，打出"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和"贪官、裸官不杜绝，中国梦只能是白日梦"等横幅，在横幅下还留有"签名："姓名+居住地+职业'发邮件至caichan...@gmail.com或发短信至15810050900"等小字。四公民之一的袁冬还在现场作了演讲并征集签名，袁冬呼吁市级以上所有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和家属的国籍。当袁冬正在陈述两个官场贪腐的案例时，警方上前制止他演讲并强行将四人带走。其中张宝成和袁冬被带到西单大街派出所，侯欣和马新立被带到二龙路派出所。
4月1日上午，在京的维权人士袁文华、彭中林、刘力、董奎红、赵广军、俞大姐、沈立秀、从东明等人到扣押四位公民的派出所与警察讲理，一直坚持到下午5点多。午后，维权人士张顺、王永红、李学会等和艺术家追魂、张海燕、吕上等陆续有40多位在京维权人士和访民来到西单大街派出所和二龙路派出所，袁冬的爱人也来到西单西大街派出所，要求看望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四人，并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四位被关押的公民，同时还要求警方解释关押、拘留四位公民的理由、出示法律手续。结果遭到西单大街派出所和二龙路派出所警方的无理拒绝。警方人员还与前去声援的维权人士发生肢体冲突，警方人员抢夺前去围观者的相机，不准围观人员拍照，而警察却肆意拍摄围观者。最后，西单大街派出所告诉前去围观的维权人士说，袁冬、张宝成被以非法聚会拘留三天，但拒绝给袁冬爱人有关袁冬的拘留证手续。而二龙路派出所警察一度欺骗前去围观声援的人士，谎称侯欣、马新立转移到西单大街派出所，后在声援者一再追问下，警察只说出侯欣、马新立被送去拘留了，拘留期限不明、未知。后来证实警方在撒谎。事实上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四公民在被带走传唤后，就遭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其中侯欣被关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另外三人被关押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令人惊奇的是，四位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刑拘的公民的家属至今没有接到相关法律文书告知，后来虽然允许律师前往会见在押的四公民，但警方以"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为由，于4月5日拒绝了马新立的代理律师在4月3日所提交的取保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直到4月11日凌晨，被刑拘的侯欣因在拘押期间突发心脏病而被警方允许保释回家，而另外三位公民至今仍被拘押。 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四位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上街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这是顺应我国反腐败严峻形势的需要，也是响应新一届中央领导一再公开声称要依靠人民严惩腐败的精神，同时也是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行使公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所以四公民所行于法于理都是顺民心、守法律、合政策的体现现代公民精神的义举，是应该受到鼓励与褒奖的行为。 北京政法机关对于四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合法合理行动悍然采取刑事拘留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㈠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违反中国政府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2条"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第8条"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还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也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在实施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当事人家属的规定。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遭到刑事拘留的四位公民，撤消对他们的刑事拘留，并对他（她）们给予赔礼道歉和国家赔偿； 二、顺应民意，尽早颁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政策法规，启动官员及其直系亲属财产与国籍公示的制度； 三、切实开启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实行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华民族早日迈进民有、民治、民享的文明发展之路。 维权网 2013年4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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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0:13 AM PDT
京剧主人公出场，必须踱台步，亮眼神，念上场诗。这叫亮相，目的是赢得满场彩声。这次换届，亮相圆满成功，神采飞扬，威武雄壮，无懈可击。唱词也设计得非常之好，把服务人民、实施宪法、反腐败三者，提高了八度，产生了振奋人心的效果。至少说明，新领导不是不明白民心所向，不是不熟悉普世价值，更不是不了解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足以亡党亡国的地步。随即唱出了"中国梦"，这是中国人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生态文明的力行者者和GDP拜物教徒，腐败分子和廉政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大家都应该可以接受。最后是三个自信和一声叹息，感叹苏共解体时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是安党布告：请党的各届和各级领导放心，我党不会亡，我党九十多年的思想、道路和制度，将继续发扬光大，永垂不朽。唱到这种程度，应该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梦其梦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了。 做功也不凡，有点像全本"三岔口"，都是惊险动作，又在黑夜里摸索，没有透明度，但出手过招，点到为止，兵不血刃，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从容不迫，气不喘，面不红，不容易啊！你看：这壁厢，换届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根据上级指示"，照旧不准悼念历次冤假错案的受难者；那壁厢，在网开一面的河北省正定县，仅仅没收了祭悼的录像。这壁厢，在草签后连续第十五年不批准国际人权公约；那壁厢，既不宣布十五年前的草签有什么错误，也不说明今年继续拒不批准有什么理由。这壁厢，高呼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壁厢，把"要求七常委带头公布财产"的游行者一个个拘留起来。这壁厢，宣布要废除劳教；那壁厢，被拘留者只进拘留所，不进劳教所。这壁厢，令人鼓舞的是，由辽宁省宣布将对"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进行调查；那壁厢，令人沮丧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有关这一酷刑所的信息和评论，立即在网上消失，使人们无法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居然存在着严刑拷打远远超过了文艺创作中的"渣滓洞"。至于这类人间地狱，到底是由于偶然原因而没有大规模推广；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确实也是我们中国特色制度的必然产物，那就更加不得而知了。倒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国政府历次人权白皮书所宣布的"人权最好时期"，这种"马三家、马四家……"之类伤天害理的酷刑，是一贯被主旋律和当时的政法委隐蔽起来，忽略不计的。 五个月值得小结，六个月也值得小结。一届五年，能有几个五个月、六个月？ 结论呢？我目前的小结仍然是：老眼昏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怎么办？继续看，继续各做各梦，各尽其责。侵权的侵权，维权的维权。看到好，说好；看到不好，说不好。这也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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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pr 2013 11:49 AM PDT 
2013年4月11日，魏京生与黄慈萍应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邀请，与包括宇航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在内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最高官员在沃尔夫的办公室会谈。
美国宇航局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带有军事目的的"国防科技"的航天项目合作。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管商务、司法、及科学分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先生，则非常熟悉高科技对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多年来，沃尔夫先生一直是为包括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的人们呼吁的人权领袖。 魏京生先生和黄慈萍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节知识向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介绍中国的真相，尤其是中国政府热衷于获取高科技的真实性质，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魏京生先生告诉美国宇航局官员："中共偷窃美国技术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派人混进美国公司或者科研机构，或者收买其中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就是通过合作项目直接偷取技术。这些技术除了增强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之外，还被出卖给北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国，间接地威胁世界的安全。" 魏先生说："一些美国公司故意把技术偷偷地输送到美国的敌对方。敌方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他们就有理由申请经费研究更新的技术。但像宇航局这样的国营单位也搞合作输出技术，让我很不好理解。" 黄女士就她过去的两个不同角色与宇航局官员交流。一个是她作核科学研究的角色。作为一个高中没毕业就跳级上大学的孩子，她曾以玛丽・居里夫人为榜样来攻读核物理学。 "我大学毕业后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曾是中国政府研制原子弹的地方。但当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一个是中国政府积极出口核技术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到了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另一个就是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有个秘密的的'武器部'。尽管那还是出国很难的阶段，但相关的科学家们却可以很容易地出访美国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最终研制出中国的中子弹。" "我的学生领袖的角色则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我曾任全美学自联主席和全球学联主席。我得知一些中国学生因某些原因不得不对中国政府做出为之获得高科技信息的承诺。当然，他们自己也常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其实，在某些情况下，相比较美国自身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损失还不是最糟的。" 作为自1984年起就使用互联网的老用户，曾任计算机网络管理的黄慈萍还向美国宇航局官员谈及中共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封锁及追踪持不同政见者。高新技术是好，但不能为一个邪恶政权所用。"过去，持不同政见者从公共电话亭给我们打电话，中共需要好几分钟才能跟踪上。但现在，由于美国科技的帮助，中共可以马上找到。" 黄慈萍还讲述了她自己在1998年中共秘密警察打交道的往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与中共合作，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包括发财的机会。我过去的一个熟人，也曾是全美学自联的成员，已经成为亿万富翁，是排位76的中国最有钱的人。他帮助中共建造了用于限制自由和镇压人民的网络防火墙。" 宇航局局长博尔登叙述了他在中国的经验及他对中国的看法。黄慈萍女士回应说："中共政府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共政府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它压迫人民。" 其他几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负责人、国际声援西藏代表等也出席了会议，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人权人士与沃尔夫议员合影：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1/WolfF130411WeiJSetc-cc-4.jpg ----------------------------------------------------------------- 魏京生基金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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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3 06:24 PM PDT
中共十八大開過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也開過了。作為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和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的習近平已經作為黨和國家以及軍隊三位一體的領袖人物「君臨天下」。
我們用「君臨天下」來表述他全面接班後的首次亮相，並無諷刺之意，而是如實描述事實。按照共產黨人自稱「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本是群眾創造的，而且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個人崇拜。然而共產黨一旦掌握政權，卻毫無例外地推行個人崇拜。事實上共產黨所奉行的一黨專政制度本身，就是以領袖獨裁為核心的專制統治。在這種制度下。黨的領袖就是一個現代的皇帝。不管他願不願意，都要「君臨天下」，都要被捧為神人。這是因為在中共一黨專政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結構是一座金字塔，塔的頂端是黨的領袖。不論誰被放到這個位置上，便都成為現代的「君」，便都有權對億萬臣民發號施令。不是他個人有什麼「特異功能」，而是客觀形勢使然，是制度給了他權威和力量。
果然，習近平在十二屆人大接任了國家主席，也就是完成了全面接班之後的講話，立刻與他在去年十八大閉幕後接見記者時的隨和口氣大不一樣了。這個全面接班的講話，已經儼然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承前啟後的旗手。他不單面對中國大陸，而且面對海外華人，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發出號召，要帶領全世界的中國人踏上一條新的征途了。
像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一樣，習近平也提出了自己的新概念：「中國夢」，全稱叫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自從十二屆人大閉幕以後，「中國夢」已經成為響徹中國大陸的主旋律。「黨的喉舌」已經開足馬力。人們從媒體上看到和聽到的，都離不開「中國夢」。各行各業，男女老幼，紛紛在鏡頭前大談各式各樣的「大國夢」、「強國夢」，以及個人的種種美夢。
應該說：人們對習近平這次接班所抱的期望，遠比十年前胡錦濤上台時要大得多。這裡有客觀條件，也有習近平個人的條件。習近平本身的最大優勢是習仲勳之子，習仲勳是中共老一代中廣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工作穩健，從不整人。主政廣東時為改革開放披荊斬棘。最得人心之舉是他在老人幫發動反胡耀邦的宮廷政變時，敢於獨自一人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譴責那群卑鄙政客的無恥陰謀，成為這場污濁險惡的逆流裡面的中流砥柱。秉承這種家教的習近平，只要天良未泯，難道能沾污父親的英名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家庭背景是許多人看好習近平的最大砝碼。
不過「有其父」未必就能「有其子」。習近平如今已被放在一黨專政金字塔的頂端，既不是當年下鄉的知青，也不是一般的「紅二代」了。共產黨全面統治下的中國這艘巨輪，已經在鄧小平安排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航線上航行了二十多年，從大副到水手，也就是一黨專政的整個操控系統，都已習慣於按照慣性運行，習近平即使有心把這條大船的航向從鄧小平路線上扭轉到民主憲政的航道上，也不是易事，何況他已經清楚地表明：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且他還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發佈如下指示：「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着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
我們在中共十八大之後曾和廣大讀者一道，靜觀習近平等新上台的人物如何書寫自己對歷史的答卷。現在習近平已經正式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這個「答卷」當然出自中共專職「筆桿子」之手，但它經過習近平之口念出來，便有了不同凡響的政治意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三個「自信」，即「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當然就是鄧小平那條已經走到盡頭的鄧小平路線。「制度自信」自然是一黨專政的制度。至於什麽是他們滿有「自信」的「理論」，恐怕連起草這個講話稿的「筆桿子」們自己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害得習近平也只好交了白卷。
習近平去年上任之初就提倡實幹，反對「清談誤國」。誰知中共「筆桿子」給他準備的這樣一份重要的講話稿，卻恰恰回避了迫在眉睫的實際問題政治改革，而是從傳說中的五千年前就誕生了的中華文化說起，一直說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通篇講話充滿了中共歷屆秀才班子慣於使用的華麗辭藻排列成的新式黨八股。如果說有什麼新特點，那就是圍繞「中國夢」喊了不少空泛的口號。
為使讀者了解中共專門給領導人起草講話的「筆桿子」的水平，特將這個講話稿照抄一段如下：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鬥，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我們每個人為實現自己夢想的努力就擁有廣闊的空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記使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十三億人的智慧和力量滙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礡力量。」
習近平去年上任之初的一些言行，曾給一些人留下較好的印象，甚至還博得「百日新政」的美名。不過那些「新政」全都是些作風問題，尚未涉及政治上的實質問題。現在他這個「君臨天下」的講話實在令人失望。而且還不只是失望，因為這篇講話的實質乃是用空洞的「中國夢」煽起民族主義狂熱，以轉移人民對政治改革的渴望。這是一條極為危險的道路。它必然使二十多年「維穩」所積壓的矛盾越發尖銳，從而醞釀更猛烈的爆發。難道中國和平實現民主轉型的希望，將在人們寄予厚望的習近平手上泡湯嗎？
我們說「習近平是人」，是針對中共宣傳機器正在開足馬力發動的造神運動而言的。這種造神運動不但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而且尤其是麻醉領導人的鴉片。一朝大權在手，有幾個人能經得起臣子們不斷地山呼「萬歲」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以維護一黨專政為最高「核心價值」的中共，正在用「黨文化」來塑造習近平。這篇講話稿乃是在把習近平塑造為新領袖過程中的一筆重彩。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一般人都有可塑性。習近平當然不是「下愚」，我們相信他自己也不會以「上智」自居。不過總是浸淫在造神運動的鴉片煙霧中，能不飄飄然嗎？習近平當然還要繼續用行動書寫自己的歷史，讓我們冷靜地觀察他後續的答卷吧。
——《争鸣》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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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3 06:35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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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3 01:34 PM PDT 
习近平履新之后，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所谓的"中国梦"。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梦想？习近平是这样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不错，主张维新变革、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个梦想；主张共和革命的孙中山也有这个梦想；蒋介石也有这个梦想；甚至不能说毛泽东完全没有这个梦想，只不过在他的潜意识里，先是夺取政权后来是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远远压倒了民族复兴梦；到了邓小平，他是强国梦毫不含糊的鼓吹者，在他以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和现在的习近平，都是这个梦想的香火继承者罢了。 只不过，自邓小平时代以下这几代中共核心，对"中国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是邓小平时代的话，那时候的强国梦是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轴。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赵紫阳。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都记得，那时也是大讲爱国主义和"中华腾飞"的，但是那个年代的爱国主义，几乎没有九十年代至今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暴戾之气。这是因为，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是内省型的，特别是刚刚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从中共领导层，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都有各自的反思，在不少方面这种集体反省还相当有深度。所以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 另外一个显著不同的标记就是，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激励自己的民族精神去发奋图强，而不是像后六四以来的民族主义那样，总觉得满世界都是敌人和阴谋，都在盘算著坑害中国。可以说九十年代至今的民族主义是外向型的，是咄咄逼人的。反观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除了苏联一家所谓霸权主义，中国没有那么多假想敌。而且那时候中国政府的外交态势基本上都和国际文明的主流站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和西方阵营站在一起。从中美联手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到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等。如果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令爱国主义热潮达到沸点，就要同时看到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受欢迎的程度，那是多么令人难忘，令人感动。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的国际敌人很少，就算是苏联这一家，那时候正在急剧走下坡路。此消彼长，中国正在崛起。不管怎么去评价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它都没有仇外色彩，因而也是无害的。 可以说，正由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集体反思，还要加上爱国主义，才孕育出八九民运。很不幸，六四事件作为历史分水岭，"中国梦"从此走向另一条道路，这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的语境已经变了，那就是以九十年代出的《中国可以说不》、《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类的精神垃圾为代表的仇外、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 就像这次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所谓鹰派的解放军大校戴旭在微博上指控是"外国对华阴谋"，他呼吁中国当局面对疫情"一定不要高调，否则就会像2003年的非典那样上当"。戴旭认为，2003年美国为了打伊拉克，怕中国有别的行动，"所以对中国使用了生物心理武器。中国举国乱作一团，正中美国下怀，现在美国故伎重演。"云云。这种离奇的阴谋论，除了戴旭本人，网络上也有不少现代义和团相信。可以这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已经被带专制印记的"中国梦"所毒化，其智商沦落到何等地步！ 当然中国并非"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正常思维和常识判断的人都会明白，从雾霾、水和土壤污染，非典和H7N9禽流感，都是那个走火入魔的"中国梦"的副产品。像中国这种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卯足全力去追逐GDP数值和大国崛起，怎可能不招致环境和大自然的报复？但是凡有这种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被"中国梦"高分贝强有力的梦呓所接受。 一方面是竭泽而渔地去"强国"，造成海陆空立体重度污染，一方面公共卫生事业却相当脆弱。面对各种稀奇古怪的疫情，专制政府的老方子首先是瞒与骗，实在捂不住盖子，就用"打人民战争"的老一套去把疫情压下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两年前的两会上表示："中国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每年要花费一千六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而同在那一届两会上，温家宝的工作报告强调："维稳要放在政府工作首位"。那此国家预算维稳费用猛增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五，首次超过军费。现在维稳预算更厉害了，超过了七千亿，但依然没有钱实行全民医疗。 看看漫天雾霾，满江漂猪，遍地污染和层出不穷的疫情，这样的"中国梦"，到梦醒时分会是什么样子？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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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3 11:18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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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Apr 2013 11:11 AM PDT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这一次，歌词要改为：阴道在咆哮。看完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长篇报道，我相信，每一个人性尚存的中国人都听到了来自阴道的咆哮。 阴道，人类享受性爱欢愉的隐秘之处；女人孕育和产出生命的地方；这一次，带出的是暗无天日的摧残、羞辱、虐杀——而且，是以国家权力的名义。 这一卷秘藏在受害者阴道里的信稿以及上一次同样方式带出的女子日记，把劳教制度的暴虐和受害女性的痛苦无告，赤裸裸地展示出来。 而且，这篇报道的发出正是在今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7次会议后不久，全世界的妇女团体都在呼吁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在各种暴力形式中，最为残忍和强大的，是来自国家的、有着制度性保障的针对妇女的暴力，例如战争中针对女性的强奸等。但是，这样的暴力形式，就发生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它在管制劳教犯人的名义下展开的。中国是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相对于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对内对外承诺的妇女权利地位，“马三家”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挑战了中国人人性的底线，而且挑战奥斯维辛的大悲剧后重建的人类文明。 在LENS记者的报道发出之后，昨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辽宁省高度关注，迅速成立了由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驻地检察机关组成的调查组，并邀请相关媒体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将据实公布调查真相和处理结果。” 同时，在LENS网页上，已经变成“404错误”……“您查看的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http://www.lensmagazine.com.cn/reporting/focus/7607.html 为什么要删除原文网页？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疑问是：如果原文不容存在，那么，我们真能得到“据实公布”的真相和结果吗？ 再说到辽宁的“迅速成立”——这个迅速，对于许多受害人来说，别说刻不容缓，可能已经太迟。有多少人还在承受“死人床”和“大挂”的创痛，有多少人还在酷刑的噩梦中颤栗？而那些死不瞑目的牺牲者，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再也看不到了。 略作检索即不难发现，“马三家”早就臭名昭著。其对劳教人员的残忍虐待，数年来都有亲历者的控诉、举报。较详细的资料披露又见于在2010年6月初，“民生观察工作室”发布了长篇的控诉材料，在按语中，编者写道：该材料由受害者本人亲自撰写，文中详细揭露了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种种内幕及“邪恶罪行”。包括被劳改人员动辄遭受铐打、上大卦五马分尸、上死人床，女关押者被往小便处桶（注：应为“捅”原文如此）等各种酷刑；劳动教养院强迫劳教人员做武警服装，并销往全国；劳动教养院购买劳教人员套取国家款项；劳动教养院收受劳教人员家属礼金等等）。 这一报告分为四个部分连载，其中描述劳教队长王艳萍等人毒打被劳教女性的残忍状况，比LENS 记者的报道更具体，且留有受害人的手机号。 LENS记者袁凌、实习生徐宵桐以及支持发表这篇报道的杂志主编，以其罕见的勇气完成了一次破冰之举。因为，他们首次在国内媒体上曝光“马三家”发生的罪恶。顺藤摸瓜，这种针对劳教者的施暴自何时开始、如何发展出一整套对待劳教者的酷刑方式；如何开始以及持续地动用相应的酷刑工具、建造出施刑场所并致死致残不受追究，对这一切的调查把一个巨大的难题推向了中国新一届高层领导人，也推向了公众视域。 “马三家”的暴行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首创；更早一些时候，知名律师高智晟给中国高层领导人写过信，强烈地要求制止暴行。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句子：几乎每一位受害同胞的性器官都遭受到攻击……那封信披露的事实让人恐惧，写信人的遭遇更其悲惨。暴力威胁之下，公众包括我自己，沉默着。 没有卡廷森林，没有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和枪口；但有安元鼑，有这里那里的“马三家”。在一个群体之后，更多权益遭到侵犯而渴望司法公正的普通民众，由于上访影响地方政绩，在“维稳”的名义下，一个接一个被送到各地的“马三家”。十来前，我参与过对孙志刚事件的呼吁。那年，国务院作出结束收容遣送制度的决定。十年中，各地都“创设”了收押上访者的黑监狱；更不用说还发明出直接送精神病院以及关押劳教的实践。在如此巨大的人权灾难和频繁袭来的环境危机之前，沉默意味着什么，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经历了“马三家”恐怖的阴道打破了沉默，有关“马三家”记忆拷问着我们属人的良知：假如我们都不说话，我们和向同胞姐妹的乳房和阴道捅电棍的恶警有区别吗？没有。 女人肉体之脆弱，莫过于阴道。它没有拳脚和牙齿，无法抵御入侵。女人的阴道是暴力的战利品，承受侮辱，流血牺牲。但阴道也很强大，它孕育生命，这一次，它偷渡记忆。藏匿于阴道的日记和控诉，一旦出世，便是一条命。这一次，阴道的记忆能活多久？ 我再次想到了卡廷森林和奥斯维辛。 1940年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苏联当局枪杀了四千多波兰军官。1943年德国纳粹发掘了这些遗体并对苏联作出谴责；1944年，苏军夺回卡廷地区后，转手将这一罪行栽赃给德国人；整个世界都把这个谎言当做真相接受了。一直到1989年之后，这一秘密被正式揭开。现在在英文网页上http://www.katyn.org.au/可以查到已经解密的前苏历史文件，还有遇害的波兰军官的简历和照片。2007年波兰导演安吉依・瓦伊达拍摄的《卡廷惨案》中直接采用了德国人挖掘受害军官遗体的影像资料。 前几天我写了有关林昭遗稿的文章，其中我没有写到的有这样一件事。去年冬日，我在提篮桥监狱，不得其门而入。有资料说林昭的档案早已转移，根本不可能查阅。就在提篮桥监狱对面，是犹太人在上海的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照片和资料，提示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遭遇。在二楼一个展厅，电视中不间断地播放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景象。遗忘和记忆，在同一条街道对峙。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提篮桥、“马三家”……诸多惨遭屠戮的受难者的纪念室。但我期待着辽宁省政府部门对“马三家”调查的据实真相报告。而在此之前，公众应该以更多的证据支持这次非同寻常的调研。它关乎历史的走向，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关乎女权和中国宪法所彪炳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一个被囚禁的女子一无所有时，她还能用阴道保藏记忆文件，那么，在目前状态下依然享有自由的人，能做的不是更多吗？不要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后释放劳教妇女时，必须要检查其阴道是否夹带物品——如果是那样，请容我假设——如果哪个民族的女人阴道干涸，创痕累累，饱受蹂躏；嘴不能发声阴道被检控，这个民族的生命还可能延续吗？我还要问：它还有必要延续吗？ LENS的报道目前还在不同的网站上流传转载着，我愿“马三家”所有的警察都读到这篇报道，并在受害人的证言面前扪心自问：当初做过什么？为什么？将要承担何种责任？也许你会说，你不过是执行命令，完成维稳任务，你不动用酷刑无法管理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女性。那你在LENS的报道中终于听到了受害者的感受吧？你会不会像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战犯那样，终于停止伪装而坦白内心的触动：“独裁体制的可怕危害只有在它行将就木时才愈加清楚。现在，我们能看到盲目服从命令意味着什么。这次审判所证明的一切……我们的毫无质疑机械执行命令的社会体制，最终被证明是错的。”你们中间也有曾经站出来制止暴行的人或者曾经出手帮助减轻受害人痛苦的人，在一位受害人的陈述中，她说到当恶警挟着她拖行时，一位警察抬起她的双脚以免乳房和腹部在地上磨砺。就此而言，这些难得的人性闪光在这次调查中也应得到彰显。 我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调查的官员、人民代表，切记你们的身份和使命，并以为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完成这次工作。愿你们的耳边响彻二战结束时纽伦堡审判中法官的开场白：“我们这里试图谴责和惩罚的种种暴行，都是精心策划、极端恶毒并充满毁灭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它们的忽视，因为假若它们重演，文明必将毁灭。”（有关引文见知行《<纽伦堡审判启示录>：被抹去的电影》，《看历史》2013年1月刊） 附：写完这篇文章，我才看到另一个信息。有关马三家被劳教女人遭受的残暴经历已经被独立纪录片导演杜斌拍摄成口述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2013年4月10日
——《阳光时务》
【附录】报道原文：
走出“马三家”
LENS记者 袁凌 实习生 徐宵桐
2013年2月初，一位新近解除劳动教养的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这是一封从劳教所发出的废除劳教公开信，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眼下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
这位女访民告诉王振，“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教养院大门的。
这个情节，像是一年多前王桂兰经历的回放。
2011年9月，62岁的王桂兰走出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铁门。出门之前，她的身体经过了搜检，防止夹带违规物品。无人想到，王桂兰在阴道内藏匿了一卷同宿舍学员刘华写的《劳教日记》。 “过关”之后，她一身冷汗。 这份写于防雨绸上的日记字体密麻，依稀可辨以下几天的记载（括弧内为补正错讹）：
2011年6月22日
因盗（入所）劳教学员温暖没完成定量产量，赵兰（注：从学员中选拔的带班人员）连续打温几天，脸头部柴块黑一块伤，晚上回号加班代活干（到）晚十点，罚坐（做）执（值）日打扫厕所，残酷折磨。6月22日割腕自杀未成。罚执（值）日，加期，晚加班（到）10点多。
8月18日
学员张亚华（被）赵兰拉去车间后面仓库脚踢，张亚华阴部肿，无法便尿。
此前一年，马三家劳教人员陆秀娟用棉大衣空白商标布缝成的小本子上，如此记录自己“上大挂”的经历（这本日记被藏在挖空的肥皂中带出劳教所）：
——走到一个空屋里张拿出她早以（已）准备好的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在右边的两层床的顶干（杆）上，把我的左手铐在左边底层干（杆）下，把我的两只手扣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用脚很（狠）踹床一下，把我坤（抻）在两张床的中间，当时我的双臂坤（抻）得特别疼，当时古（骨）头就像散了架子，坤（抻）我长达6个多小时，从早8点多坤（抻）到下午2点多钟，我被坤（抻）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时我的脑袋特别疼，麻木，嘴里都是药味……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走出来的上访者们，对此都不陌生。劳教所里的经历，加添了她们自认为遭到的不公，从走出马三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再次上访，并面临再次“入门”的风险，多数人不免“二进宫”。和那些秘密的证物一块带出来的，还有身体上难以褪去的印痕。
2013年2月的一天，北京南郊东高地的一处民宅里，几位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者们做了顿“团圆饭”。其中两名残疾人的拐杖倚在门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她们近九十度地弓着肩背，一步一步挪动。门牙松动，桌上稍有嚼头的菜肴都剩下了。为遮丑焗过的头发之下，所有人的发根都已花白。难得一聚的几位“学友”背后，是望不到头的一长串名字：刘华、陆秀娟、朱桂芹（注：http://www.boxun.com/news/gb/yuanqing/2013/02/201302010837.shtml）、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以及尚未走出劳教所的刘玉玲……
直到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年内停止劳教制度，以及对上访者不再批准劳教，她们才看到了彻底走出马三家的希望。但马三家仍在接收劳教人员的事实，以及尚在教养所中羁押的同伴的境遇，却使她们心有余悸。
马三家女子教养所，是辽宁全省女性教养人员集中羁押的地方。在高墙铁丝网与紧闭的大门内，学员们亲历了延续56年的劳教生态。个中情形，远非“劳动教养”四字所能传达。
她们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借助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约略得以还原。
入院
2007年8月初，王玉萍在拘留所关押10天后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她患有子宫肌瘤，裤裆和留到腰际的头发都被出血浸透了。入所时要体检，王玉萍自述扶着墙勉强接了尿，医生眼皮不搭就说这是尿，“我说这是血啊不是尿，她就说‘扔了！’”
按照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教养院不能接收。锦州医学院附一院在2007年3月出具的一份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教养院没有为其治病。10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是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因为哥哥朱传清在被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
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两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教养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身患疾病或者残疾之下“入院”的，还有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血红蛋白很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马三家教养院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大多是参与盗窃），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教养院而送钱的情节。
为了顺利送上访者“入院”，公安机关颇费心思。经过艰苦说服，绝食的盖凤珍在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签了字，但释放证明上随即被写上了“转教养”字样。进了教养院之后，她才拿到了自己的拘留释放证。李平则是被告知到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局领取45万赔偿，警察穿着便衣开普通小车直接拉到马三家教养院。到了门口，李平得到了一张教养决定书。
现行劳教体制下，决定劳动教养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公安部门法制办，由司法部门管辖的劳教所只负责执行，并无动力细究其程序。刘玉玲于2012年8月13日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她收到的劳教决定书日期却是7月30日。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往往劳教决定书也是事后补齐，甚至未加盖公章。在上访人员的解除劳教出院书上，绝大多数也没有编号。
湖北女子梅秋玉“入院”的心情和别人有异。因早年婚姻破裂，梅秋玉远赴东北，却遭遇强制引产。2008年1月底，因为上访中小孩高烧无人理会，梅秋玉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爬上一棵大树，随即被带回大连刑拘。5月15日，梅秋玉从大连看守所上着背铐，由四人押送到马三家，“别人到马三家都是哆嗦，我是蹭一下跑进去了。”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备受折磨的她，看到这里漂亮干净的楼房，大院里矗立的雷锋像，以及马三家镇路口国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牌，“以为进了那个大门我逃了一条活路”，梅秋玉说。
但闪闪发光的大铁门后面的经历，并不符合她的想象。
进门第一步是搜身。下岗女工李平被“四个吸毒的按地上，把头发先绞了。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凶器。简直懵了没见过这阵势。”李平不服，提出自己没有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管教说，你进来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公安局送来你就是罪犯，至于什么手续和我们没关系。”
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入院之初，她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很快纸笔和书本被没收了。她意识到这里需要的是服从和恐惧。“第一次看他们全副武装带上警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身上背着警棍，报警器，手铐。我就想你是人民警察吗？这些女人犯了多大的错啊？就差拎起鞭子抽我们了，那种心痛难受。”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劳教所的楼房是2000年新建的，看上去宽敞明亮。宿舍是架子床，每舍20人左右，比之以往的小平房、稻草土炕、烧苞米杆取暖，硬件大为改善。但宿舍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用于外界检查参观，晚上并不能打开来睡觉，被劳教人员们称作“假象被”。真正盖的被褥每早打包放在仓库，晚上取来。
肖溪介绍，劳教所供暖经费不足，冬天暖气不热。规定一个月洗一次澡，但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夏天能提供热水浴，其它时间用冷水擦身，女学员大都患上了痛经。直到最近才给了女学员擦洗用的热水。
更成问题的是伙食和医疗。
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司法部条令规定，劳教人员的伙食和医疗由国家承担，劳动教养人员的口粮、副食品按照当地国营企业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近年实行了经费人头包干制，要求劳教人员生活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水准，辽宁省是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伙食费160元，这笔钱并不足以吃上过得去的伙食。
主食是两顿窝头一顿米饭，有一阶段有混合面的馒头。菜就是煮白菜萝卜。中午的米饭总是煮得不熟，剩下来掺上水，做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往往都没有煮热，窝头也发凉。只有晚上的窝窝头和菜汤是热的，被称为“救命的一顿”。梅秋玉说，伙食牌子上写的标准是有荤腥，“实际什么也没有”，只有过年吃一顿小饺子，星期天有很小一片咸鱼。上访人员梅秋玉、陆秀娟、赵敏等人被编入“特管队”期间，伙食更差，9个人只有一小盆大头菜，主食只有窝头。由于维生素和盐分严重缺乏，几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灰指甲，向管教队长申请买咸菜，也没获允许。
2013年初，王振在探妻子刘玉玲时得知，在订单空档期，她们的伙食减为一天两顿。
劳教人员家属送的钱由所里统一管理，每个劳教人员有一个户头，凭卡支取购买零食日用品。劳教所里开有小卖部，价格奇贵，一块劣质肥皂卖到5块钱，一个鸡蛋两块。近来在司法部一再严令下，在大楼底层开办了明码标价的平价商店，但据劳教人员说是摆货应付检查，真正买货是在另外的小卖部，仍旧是价格奇贵。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释是，“这好比飞机场，顾客是特定的，东西的价格总要贵一些。”由于劳动量大，油水薄，明知价格贵，不少劳教人员也不得不购买补充营养，家中无人送钱的就只能硬熬了。
亲情餐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劳教条例规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与劳教人员一同吃饭。相比起正规的接见，这种方式限制较少，因此家属和律师会见往往采取此种做法。但亲情餐的价格，却量少质次价高。贾凤芹回忆，每次丈夫和女儿探望她，点两三个菜就要花一百多元。
看病是劳教人员的大宗支出。按照国务院规定，劳教人员的医药费由教养院全部负担，但实际上，马三家劳教所里都是学员自己付费。陆秀娟保留的卫生所和劳教院医院药费单据显示，从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钱的西药费，都要当场支付，此外还要收取10元一次的注射费等。此外，还有一张2008年11月26日由管教队长陈秋梅草拟、陆秀娟签字的“一大队三分队陆秀娟欠药费”的欠条。在陆秀娟的劳教日记中，只有一次她从值班的一位周队长处得到了几片去痛片。
卫生所和劳教院附属医院的设施简陋，碰到需要动手术或转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劳教人员的负担更为沉重。原马三家教养院副院长彭代铭介绍，遇到劳教人员重病，一般是办个院外就医，自己回家治了事。
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教养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入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教养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今仍在教养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干活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绞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军大衣6.4万件，武警大衣9.6万件，武警裤3万件，其他工作服两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森林武警制服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森林武警制服四件套4万件。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最低10小时，一般12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5点。如果遇上赶工期加班，就说不准了，据肖溪透露，时间可能会超过午夜12点直至一两点。司法部劳教局规定，劳教人员劳动每天不得超过6小时，因季节、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经劳动和教育部门审核，每天最多不超2小时。流水作业，手脚慢影响了下道工序，就面临罚款、体罚、加期。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刘华干的是画线、绞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我一天要过手1800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三千的衣服。”缝制成衣的人，任务量是320件。《上访日记》记载，2010年7月20日，刘华完成定量后，带班（从劳教人员中选拔的生产管理者）要求刘华再加50件案板工，刘找值班队长评理，被带班当着干警的面打伤，此后去大北监狱医院做了CT。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没有周六的学习或休息，常常也没有周日和节假日。陆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妇女节，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们干了一整天又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后来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干活干到迷糊是寻常现象。王桂兰本身是开成衣铺的，车间的活儿比较内行，动作比别人快，还能指导别人和修理机器。但是她年过六十，好几次干着就睡着在机台上了。王桂兰由于有技术，不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学员可能被带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铁板尺抽打头背。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为了保证干活时间，防止借故怠工，车间的厕所也被锁起来，一天只准上三次，这成了劳教人员和带班、值班队长之间冲突的诱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于劳动的理由。贾凤芹保留的劳教所卫生所注射通知单显示，她因为“昏迷待查”和“眩晕待查”输液，得到的优待不过是“照顾劳动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
彭代铭回忆，“素质差一点的干警、带班，认为有人装病怠工，你说干不动活也拉过去，到现场呆着。”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示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却冒不出血来。
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罪错，她们入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肖溪说，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最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入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超强劳动是马三家多年的传统。彭代铭回忆，作为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和分管生产的副院长矛盾很大，他想保证教育时间，但课时都被干活挤占了。肖溪称，由于劳教人员干活时间长，干警也无比辛苦，加班加点盯着，“玩命干”。
马三家教养院地处沈阳市西郊，根据《院志》记载，总面积近三万亩，在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1.5万多亩耕地。直到数年以前，这些耕地全部是由劳教犯耕种，栽种玉米、棉花。此外劳教人员更长年外出做劳务，挖沟修路，“在沈阳街头，那时看到一群群穿黄马甲干苦活的，就是劳教。”曾经在司法局涉及劳教工作的律师王力成说。女学员则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艺品。劳教院拥有自己的被服厂、加工厂、机械化养猪厂、烧结厂，还有服装公司。《上访日记》中提到的欣誉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业务联系地址就在马三家教养院，员工人数标注为5至10人，实际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劳教人员。
高峰时期，马三家劳教人员超过5000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彭代铭说，当时一年外出劳务的收入就过千万元，加上种地和工厂的收入，总产值一年近1亿。
近年来，国家停止了劳教机构自筹一半经费的政策，保证了从干警到劳教人员的日常经费，干警由事业编制一律改为国家公务员，伙食费、医药费落实到学员个人。但“人头费”的保障，没有取消“劳动”的名义和消除创收动力，超强劳动并无改观。肖溪称，直到最近，废除劳教呼声高涨，上级部门加强了对超时劳动的监督，有时深夜抽查，劳教车间安装了摄像头，劳动时间才有所下降。但王振最近去探望刘玉玲，一天上工9个小时的情形并无改变。
创造了庞大产值的劳教人员，本身却没有劳动报酬，也缺乏劳保措施。彭代铭回忆，他在任时劳教人员干活没有任何报酬。近年来，劳教所开始给予学员一月10元的象征性补贴，这一区区之数仍常遭克扣。
彭代铭一直认为，劳教人员有别于罪犯，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权利获得工资。国务院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教人员从事的生产类型、技术高低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发给适当工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形同虚文。1950年代初创时，教养院归属民政局管理，劳教人员曾经有过工资，但很快成了明日黄花。
相比于真正的罪犯，由于没有劳教法律条款，劳教人员在劳动安全、健康上更无保障。长年重度劳动使劳教人员普遍患上了脊椎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却无从医治。
早年马三家劳教院发生过烧结厂工人意外身亡的事故。彭代铭透露，当时如果劳动中产生工伤，并不存在赔付，只是提前解除劳教院外就医。现在要解决类似问题，劳教人员作为劳动者的地位仍需明确。相形之下，《监狱法》则明文规定了罪犯劳动受劳动法保护，发生工伤参照国家劳动保险法规处理。
劳教工厂的产品部分用于出口，有时会引发意外的国际事件。2012年12月23日，美国《俄勒冈报》登载了有关马三家的一则报道。报道说，一位美国居民一年前订购了来自中国的万圣节工艺品，拆封时发现了夹藏的一封来自辽宁马三家劳教院二所八大队劳教学员的信件，里面说“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几乎没有工资。”这则报道引起了关注，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被要求与中国合作方中止合同。
这起事件在马三家也引起了波澜，肖溪证实信件确实出自马三家男子教养所。使用劳教人员从事无偿劳动，使中国劳教制度长期受到外界诟病。
劳教产生的庞大效益，也引发了腐败效应。劳教生产车间的效益无需上缴财政或司法厅，教养院自身即可支配，却没有财务公开制度，“几千亩地和厂房的租金、车间加工收入，干警没得到福利。” 肖溪说。
2004年，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办理了马三家劳教院曾洪光贪污案，判刑12年。更受教养院干警关注的，则是检察院对时任教养院长张某的立案调查，这起案件以后不了了之，张某调任司法厅某企业任职。网络上马三家教养院干警的举报材料称，教养院家属院“河畔人家”小区工程收取干警每平方米1000元的成本费用，决算成本费用为800元／平方米，差价达2300多万元，却未退还给干警。张某即因此事下台，却免予刑责。
包夹、“小号”、电棍
马三家女子教养所分为三个大队，实行分级而非分类管理，对外虽然有强戒大队的名称，实际是和普通教养人员混合居住管理。上访人员在分级中属于“严管”，甫一入院即被安排“包夹”。
“包夹”是劳教系统的一个专用名词，意谓对于“严管”的重点人员，安排可靠的人员对其监视控制。“用两个表现好的负责看护，睡觉、吃饭、干活在一起”，彭代铭说。但实际上，包夹的人数有可能远远超过两名。梅秋玉有段时间由于身上藏有物证，被重点照顾，“在车间是七个人看我，回去吃饭是四个人，走道里是四个人。”
“包夹相当于承包式的，专门管你了，一举一动，上厕所，说的话都要向上汇报。有的罢工搞横幅啊就有四个包夹。包夹没什么好处，干也要干不干也得干。那些普教不干就要加期，他们也是无奈。”刘华回忆说。
参与管理的劳教人员还有“坐班”和“四防”。
“坐班”协助室长管理22人的大宿舍，“坐班不干活，不进车间，就是打扫卫生，组织上厕所，洗脸，每个礼拜洗一次衣服都要管。”一个被教养人员说。
“四防”的含义则更为复杂，据彭代铭介绍，原意是防逃、防火、防自残、防事故。
眼下“四防”成了无所不管的警察助理，也是被“严管”的劳教人员最畏忌的人。“四防”管理的程序之一，是每天下班后的“卡齐”。
“卡齐”属于教育内容，但在劳教人员看来，它和教育搭不上边，只是一种变相体罚。
下午五点下班后到教室，“一人一个小塑料板凳，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对得整整齐齐了，有时候还背三十条。这个板凳要坐一个多小时，星期天也要坐。两个小时也正常。”郝威说。这足以使本已疲劳不堪的劳教人员难以忍受。“三十条”指劳教人员行为规范，也是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
教育内容还有学习劳教各种相关法规等。据说因为劳教人员用学到的知识写举报信要求各种权利，后来改为学小学课本，一般是由得“红旗”的先进分子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其他人在下面抄写。上访人员往往拒绝抄写。
刘华回忆，2010年“七一”，劳教所曾经请中央党校教授前来讲课，她提问《宪法》上是否有劳教的规定，教授无法回答，被周围包夹人员捂住嘴不让讲话，此外也有人呼喊打倒腐败，讲课草草收场。
周六本来是规定的教育时间，但实际中所有的天数都是劳动日，因此教育只好安排在收工后的晚上，成为劳教人员的又一负担。陆秀娟说，有人为了减期，晚上加班回来，还要抄作业到半夜。由于上访人员拒绝抄写作业，每到考试的时间，劳教所不得不安排别人替她们答题交卷，以应付劳教局要求。
没有教育课时的问题，彭代铭在任时就很头痛。他曾经主编了全国劳教系统专门系列教材，还试验了“走读”的方式，建立了总数达一二百人的“试工大队”，对于表现好的被劳教人员，允许他们晚上回家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组织干部家访，了解该人员在家中和社区表现情况， “社会反响很好。”但这种费时费力的措施，以后并没有持续下去。
教育感化必须与惩戒手段结合。如果被关进惩戒室（“小号”），可能被要求整天“卡齐”，反复背诵“三十条”，直到精神崩溃。
惩戒室是司法部有明文规定的惩戒措施。它的使用范围和关押日期，都有严格限制，惩戒不能超过10天。但现实中的使用方式，往往远越出条文边界。
女教所的“小号”不止一种。据劳教人员说，最狭小的惩戒室宽一米多，长两米，原来只用于特定类型人员，后来却使用在普教身上。2009年6月12日，陆秀娟因为同管教队长发生争执被关进了“小号”。“小号”在四楼，是大房间中的一个小空间，据劳教人员讲述，面积约4平方米，没有光线，昼夜点灯泡，门上只有一个小气窗。由于气窗被堵上，陆秀娟进去后感到窒息，一天中多次昏迷，不得不趴在地上，把鼻子凑到门缝上呼吸喘气。管教队长通过监控看到陆的情况，批准她到走廊上换气。陆秀娟在走廊里休克，两位干警赶来做按摩人工呼吸才缓过来。此后陆秀娟被挪到稍大一些的新建“小号”，面积约6平方米，与梅秋玉一同关押。这间小号很潮湿，两人在其中一共被关了4个多月，后来又被移往“特管队”（对外称直属队，关押上访人员）。“小号”的窒息休克经历，让陆秀娟从此患上了头痛和心脏病，多次去马三家医院做心电图，在她保留的收费单据中，有多次心电图的记录。
赵敏在2008年至2009年一年的劳教期中，曾经三次被关进“小号”。第一次时长13天，第二次15天，期间在“小号”里度过春节。第三次时长近5个月，从2009年2月26日一直关押到7月7日，后期被转至“特管队”。第一二次关押期间正值严冬，不给被褥，赵敏和衣睡在地板上。不让出外上厕所，只能使用便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狭小空间里完成，赵敏曾经绝食。肖溪对记者证实了赵敏长期关“小号”的经历。
由于 “小号”地面潮湿需长时间站立，赵敏的双膝盖后面起了大包。解除教养后沈阳第五人民医院的影像报告中写着双腿静脉曲张、双侧腘窝囊性回声，建议手术切除囊肿。2011年11月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对赵敏的申诉出具复查意见，其中提及医生称“常年站立，下肢活动少，引发症状”，却认为赵敏在劳教期间的经历不是致病病因。
盖凤珍2009年2月25号到4月份被关在“小号”，透气窗也被钉死了，换不过气。“躺在地上，地板上都是水，大便尿全在地板上拉。等到第三天，才给一个尿盆。”盖凤珍由于此前被上过“大挂”，晚上连水带血吐，第二天又吐血，“哗哗吐的全是黑血。吐了三回”。
朱桂芹是少见的长年被关押在“小号”的人。2005年3月17日她进入教养所，4月30号因为拒绝劳动被关进惩戒室。由于呼吸困难，朱桂芹和陆秀娟一样趴在地上，鼻子凑着门下方缝隙透气。没有被褥，直接睡在地板上，朱家人送来的海绵垫子被取走。
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2005年12月17日的一份调查笔录显示，当年8月受命护理关在特殊“小号”里的朱桂芹的劳教人员林景云作证，“护理三天期间，看到朱桂芹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睡在水泥地上，只有一个草垫子和一套被服，没有床。”朱桂芹还称，当年11月来暖气时，她小号里的暖气片被拆除。
由于不让出去上厕所，有段时间又连自己的脸盆也不让用，朱桂芹大便撒在地上，又被她糊到墙上，小便尿在娃哈哈瓶子里。以后当检察院接到家属报案前来查看，教养所不得不专门洗刷了“小号”。
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45条明文规定，对被禁闭的劳动教养人员应当实行文明管理，应按规定标准供应饭菜和饮用开水，保持室内卫生，对疾病患者应及时给予治疗；被禁闭人室外活动每日不少于一小时。
在“小号”里，由于不肯顺从和拿脚踢门，朱桂芹遭到了多种惩罚，其中一种是将双手扣在小号门的铁栅上，连续13天，朱桂芹不能坐卧，跪一会站一会。司法部劳教执法细则明文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 2005年9月，朱桂芹家人报案，律师介入，检察院前来查证，当时朱桂芹的腿已经肿得快要齐腰，脚面肿胀2寸高。
辽宁省检察院监所处2008年4月8日出具的一份复查报告（办案人刘兵、李文渤）称，经城郊检察院调查证实，2005年4月30日至5月8日期间，管教副大队长王艳萍“经请示汇报，对朱桂芹关禁闭和使用戒具措施，开始将朱的双手用手铐铐在禁闭室的活动拉门上，后改为单手铐在拉门上。”5月27日，朱桂芹被关禁闭和使用手铐5天，“此间朱桂芹双手被铐在禁闭室的铁拉门上，睡觉时打开手铐。”但代理朱桂芹申诉案的律师调查笔录却显示，负责“包夹”朱桂芹的夏宗丽作证，5月8日以后，晚上朱桂芹同样被铐着站立，无法睡觉。
7月21日，因在王艳萍的办公室发生冲突，王让两名“四防”人员将朱桂芹摁在地上，用透明胶布将朱的嘴封住。该复查报告认定王艳萍有不按规定使用戒具的行为，但以“事出有因”为由不予立案，只是向司法厅劳教局发了检察建议。马三家劳教所（以后改称院）对朱桂芹姐姐朱贵芝的信访答复意见亦承认，王艳萍“不按规定使用戒具，违反了规定”。
除了关“小号”和上手铐，检察院调查还认定，2005年5月8日，副大队长王艳萍等人在“小号”门口与朱桂芹发生冲突。王艳萍“一气之下打了朱桂芹两个耳光，经请示女所领导使用了电警棍。”
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明文规定，使用警棍限于发生逃跑、骚乱和暴力袭警等情形。对老、弱、病、残以及未成年和女劳动教养人员，一般不得使用警棍。但朱桂芹遭到电击却并非只此一次。根据朱讲述，她在关入“小号”的当天已经遭到电棍捅面部、太阳穴。5月8日之后，朱再次遭到电击。直到9月29日，朱桂芝和律师一起会见朱桂芹，用手机拍下了朱桂芹的面部照片。这些照片显示，朱桂芹面部布满小红点和红斑，神情萎靡衰弱。一同前往会见的辽宁锁阳律师事务所张源律师称，“第一感是电棍捅的”。朱的手指上也有出血的伤痕。
会见中，朱桂芹交给姐姐自己在小号里穿过的带血衣服。这件血衣一直保留至今。
张源和同事此后走访劳教人员进行了笔录取证，这些人先前都接受过城郊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曾被安排“包夹”朱桂芹的劳教人员李玉杰作证，队长王艳萍5月8日将朱桂芹双手铐在铁门上，用大号电棍捅朱桂芹的“脸、身上、脖子、脑袋，脸边一条条地都出血了。”电击时间“挺长，能有20分钟左右”，在场的李玉杰被吓坏了。打完之后，朱桂芹的双手仍被扣着，她正好来例假，只能由李玉杰帮忙料理。另一名“包夹”人员夏宗丽写材料证明，朱桂芹双手被向后铐在铁门上殴打，之后用两个扣子扣在铁门上，大小便由包夹人员轮流收拾。
另一份由抚顺市法律援助中心高洋律师取证的调查笔录显示，曾经护理朱桂芹的劳教人员丁英作证，她在6月16日前往接朱桂芹到一大队时，发现朱桂芹住的“小号”墙上有血迹。另外在给朱桂芹按摩头部时，发现朱的双太阳穴有瘢痕，她询问朱桂芝，朱回答是在二大队时被电棍打的。
朱桂芹不是唯一遭受电棍的人。上访人员曲华松2008年9月被送入马三家劳教1年，在所里被上铐电击，面部烧成红疙瘩，曲华松的亲属在接见时拍下了照片。直到今天，曲华松仍不愿让外人看到当时自己“被毁容”的惨象。电击给胡秀芬留下了至今手指尖、双腿麻木的症状。
劳教人员胡秀芬描述遭受电击的感受是“特别疼，浑身颤抖”，随即又摇头说“无法形容”。刘华也曾经被扒光衣服电击，甚至被电杵舌头。她描述说：“一凛一凛的，过电的时候心嘣嘣地跳。心不稳。电打在舌头上，跟针扎似的。站不稳，我也没硬撑。”
盖凤珍有次眼看要受电击，一个队长劝阻说“她心脏不好，上电棍会出人命”，才得以幸免。
“大挂”、“老虎凳”、“死人床”
“小号”、手铐、电棍是见于劳教规定的物品。此外马三家劳教所里尚有各种名目的发明。
“大挂”是手铐的延伸使用，但其复杂的程序和人体效果，已远远超出“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的字面意义。
根据劳教人员讲述，大挂有十字挂、斜挂、平铐几种方式。十字挂中又分为两脚悬空或落地。朱桂芹在“小号”里受到的，是最轻的平铐。
梅秋玉入院后不久提出要申请行政复议，被管教一再拖延过期，梅哭喊而被上“大挂”：双臂被用手铐分开十字铐在两张床头，拉伸到臂长的极限，双脚用一块夹板固定住。管教再拿脚一踹床，“筋就一抽，感觉胸里面都碎了。”悬挂的时间不长，“因为我身体不好，一挂我没气了，又赶紧放下来，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间才醒过来”。
盖凤珍在2009年6月2日被上“大挂”，“挂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样子。嘴也歪了脖子也歪了，出的汗不像水，像一层胶黏在脸上。”
6月19日，盖凤珍因为不答应息访，又遭到了更厉害的“斜吊”和悬空十字吊。“一个手撑在上铺的栏杆，一个手扣在下铺的栏杆……斜吊完了给我十字吊，两个腿还悬空，只有脚尖能踮着一点地。”
赵敏称她被上“大挂”的时间达到连续28小时。“先是吐水，后吐血。地下全是血。”值班队长担心出事，将赵放下来，由于赵敏不肯承诺下车间劳动，不久又再次被挂。赵敏的大小便都拉在了裤子里。吊久了之后，双臂血液不通，这时会解开手铐，让其抡一会双臂继续吊。
肖溪就劳教所内“上大挂”解释，这并非合规的处罚，是个别干警的私自创意。“人体承受能力有限，到一定时间，使你屈服、服从。好比家长体罚孩子。这和干警的个人性格有关系，有人就认为她是管理者，就一定什么都对，对被劳教者没有一种理解。”
由于上“大挂”的地点并非是在生活区或有监控设施的惩戒室，而是一间库房，因此可以任意施行。
赵敏及其家人一再就其被虐待之事申诉。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暨控申科进行了调查取证，负责人姚科长承认存在类似情节。他对本刊记者解释，“因为她闹，给她控制住一个地方，达不到虐待的程度。针对管理需要采取措施。和故意虐待还是有区别，是违反行政纪律和违法犯罪的区别。”姚科长说，处理违纪是司法厅劳教机关的职责，检察院可以发检察建议处理，但由于劳教机关已经介入，因此没有必要。
赵敏称，从“大挂”上下来后，她被送上了“老虎凳”。这个称呼来自于影视剧中对民国监狱刑具的了解，但形制并不相同。后者是以人体韧带拉伸的原理来反向压迫腿部，前者则是一种全身控制措施，械具顾名思义是一把特制的铁椅子。“老虎凳”的使用不像“大挂”那样普遍，赵敏却在2009年坐了三次，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3天，半年多时间里反复使用。
赵敏描述，“老虎凳”的样子是一个铁凳子，铁板有10厘米厚，两边有搭扣将手扣住，脚也上锁，扣的高度使人无法伸直只能半弓着。一按机关，手脚就扣上了。搭扣都像手铐有伸缩功能，越动越紧。时间一久，粗糙的铁板会磨坏从尾椎到肩背的皮肤，手腕脚踝更会被铐齿啮伤。5月12号赵敏在“老虎凳”上坐到半夜，原有冠心病的赵敏心脏疼痛，满脸全是汗水，身上穿的棉裤内外湿透了。赵敏的双腿脚踝上，至今留有当年口齿留下的伤痕。同宿舍的梅秋玉描述，赵敏从老虎凳上下来时，一条腿已变黑了。
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在2011年给赵敏的答复意见书中提到，赵敏申诉的“被关队长打后上大挂”和“被王艳平等人拽坐老虎凳”问题，经劳教局组织复查，“未发现干警对赵敏采取过激行为、实施虐待和动用刑具证据。”针对赵敏提出的调阅事发时监控录像的要求，答复称生活区内安装的监控设备硬盘容量有限，仅能保留一个月左右的录像资料，已无从提取。
“死人床”用于对绝食的劳教人员灌食和控制。根据劳教人员描述，“死人床”是一张皮革面的铁床，从床头到脚有多道铁质搭扣以及带索，可严密固定束缚绝食者全身。被缚者身体赤裸，下身臀部部位有一个大小便口，绝食者可被长期绑缚不下床不能活动，灌食和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朱桂芹于2005年9月27日至10月6日在“死人床”上被灌食10天。她自称，马三家女所劳教人员使用“死人床”被灌食是从她开始的。10月2日，朱贵芝在接见日前往探望，朱桂芹还被绑在死人床上无法会见，朱贵芝报案，110出警到现场。此后朱贵芝向检察院举报，10月18日沈阳市检察院人员介入，朱桂芹得以下床，并搬往条件稍好的房间。由于身体严重虚弱，朱桂芹此时需要吸氧维持生命。朱贵芝会见时拍下的照片显示，朱桂芹居住的房间里放有一只用床单蒙住一半的氧气瓶。
在电击、小号和“死人床”多种处罚之下，朱贵芝出现精神症状，被送入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接受了“比电棍还厉害”的电击治疗，此后又被送回劳教所。在张源提取的律师调查笔录中，多名证人证实朱桂芹在劳教所里精神已经很不正常，“白天黑夜喊叫‘我要回小号’”，被派去护理她的劳教人员丁英也“身体受到严重影响”，“睡眠不好、心脏不好”。
2007年3月16日朱桂芹三年劳教期满解教，因其在所内受伤致病，劳教所和抚顺当地派出所担心家属不肯接收，将其带至长春街道安居社区强行丢下。不通知其家属亦不告知社区工作人员，开车跑掉，导致精神不正常的朱桂芹打砸社区电脑和玻璃门窗。安居社区为这一事件出具的证明称，社区蒙受损失7000元，在没有交接手续的情况下，出于人道被迫于第二天出资将朱桂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朱桂芹住院治疗七个月，2007年6月6日，抚顺市第五人民医院对朱做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诊断书。2010年，朱贵芝因替妹妹奔走上访，又被送进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羁押一年半。
盖凤珍回忆，她2008年4月16日至19日被束缚在死人床上，脖子、胸部、腰部、大腿、小腿、脚脖被捆绑七道布索。梅秋玉的记忆中索扣也是七道，她说，索扣是带弹簧的，能拉伸。由于大便口是方型的，边缘铁棱粗糙，硌烂腰部和背部，阴道感染。朱桂芹曾在“死人床”上被缚了10天，衣服上身露到腰，下身裤子被剪破裸露到膝盖以下，双脚八字形扣住两边床脚，每隔24小时灌食或鼻饲一次。
灌食之时，使用妇产手术用的子宫口扩张器撑开绝食者嘴巴。灌食完毕后，扩张器仍然留在口腔里，盖凤珍说，有时她自己舌头蠕动把扩张器顶出来，值班队长发现又塞进去。经过灌食，盖凤珍的牙齿全部松动，龇牙咧嘴，并落下了胃出血的病症，以后在“小号”里吐血。有两个值班队长不忍目睹，说干不了灌食的事，要求改上白班。
赵敏由于要求看病被拒绝，2008年9月2号开始绝食，到第4天被弄上“死人床”灌食。赵敏不肯张嘴， 被两男两女持扩宫器硬摁，又用抹布塞牙齿，使牙齿松动，导致灌食时门牙脱落，哽住了喉管，险些窒息。至今赵敏的门牙仍旧缺一颗，其它牙齿也整体松动，那颗被塞落的牙齿被她作为物证保留下来。
赵敏就她在“老虎凳”“死人床”上的遭遇向驻所检察室提起了申诉，城郊检察院姚科长组织了调查取证。他对本刊记者称，强行灌食导致赵敏牙齿脱落的情节确实存在，赵敏腿上也确实有伤，劳教所上级机关应当认定并做出处理决定。由于灌食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并非故意打掉门牙，检察机关也不好以虐待罪立案起诉。
对于劳教人员举报的“老虎凳”、“死人床”等刑具，姚科长说相隔时间长，这些东西没有找到。监控录像只有3天到一星期，看不到当时的情形。劳教人员的说法则是，教养所藏起了这些东西。检察院来取证时，要求提出举报的劳教人员提供这些物证。肖溪则对记者证实，“老虎凳”和“死人床”都是劳教所里使用的器具，前者本是专用于特殊群体的，以后被用在普教身上。后者则是应付犯人绝食的装置。
肖溪说，近几年来，在“维稳”名义下大批上访者被送进劳教所，劳教所的压力空前增大，成为干警和劳教人员冲突的主要来源，“他们不承认罪错，不劳动，我们左右为难”。
在上访人员看来，她们的处境相比起“普教”来还好一些，院方多少会有所顾忌。普教人员除了超时劳动、“卡齐”、抄作业之外，还要承受干警和“四防”时常的体罚。在刘华和陆秀娟《上访日记》中，有多处盗窃、卖淫、传销等劳教人员因为完不成任务或生活细故被殴打的情节，其中称一个卖淫劳教人员王素芝被带班人员按头打成精神错乱，盗窃劳教人员温暖更是因劳动不合格而被打得臂青面黑。照料朱桂芹的普教人员林景云也在抚顺市148法律所的调查笔录中作证，她本人挨过两次打，“这里的管教都狠”。
在女子劳教所警卫室的墙上，端端正正张贴着《司法部劳教局关于加强劳动教养警察文明执法的若干规定》，但教养人员看不到这一纸公文。
诉讼
2013年3月4日，劳教人员刘玉玲的行政诉讼案件在马三家女子教养所内开庭。专程前来的法院人员和律师在规定时间后等了近半个小时，家属被禁止旁听，刘玉玲为此拒绝出庭，交涉之后劳教所方才允许家属入内。代理律师金昌东提出，刘玉玲被劳教依据不足，要求撤销劳教决定书。
金昌东是第一次代理劳教案件，由于刘玉玲被劳教依据的北京警方训诫书只是一张无人签名的复印件，劳教委拿不出原件，他自认证据确凿，胜诉在望。但此前他同行们的经历并不令人乐观。
孙宝岩律师代理了曲华松的案件。证据显示曲华松在京期间并无违法行为，一张所谓曲华松到领导人住地的照片有嫁接嫌疑，他觉得法院理应判决撤销劳教。但现实中“公安局也找我，法院也找我”，两边压力都很大。最后劳教委以曲华松签订息访协议为条件，用曲华松孩子患抑郁症需要照顾的名义，下达了所外执行书。
劳教委下达所外执行决定后，孙宝岩领着家属按日期去马三家女所接人，却被置之不理，理由是劳教人员加期减期的权利在劳教所手里。事情陷入僵局，以后经过公安局、司法局信访部门参与协调，才得以领人出来。孙宝岩在劳教所会见曲华松有人监视，送达委托书、起诉状和证据材料都要经过检查。“劳教所和监狱不一样，会见时是否允许监视没有明确规定”。劳教案件也成为他代理的行政案件中最棘手的一种。
贾凤芹于2004年6月28日因到玉泉山周边被劳教三年，但朝阳市劳教委据以做出劳教决定的笔录却是6月29日取得的，另外在下达劳教决定书当日，由同一人在同一时段讯问不同证人提取了两份笔录，明显违反常识。贾凤芹在劳教所里请人代理的行政诉讼得到了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劳教决定。但朝阳市劳教委提出上诉称，“尽管上诉人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对被上诉人决定劳动教养并无不妥，是从维护大局稳定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是符合朝阳当地的执法实际的，对被上诉人劳动教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要求维持劳教三年的决定。在此期间，正值贾凤芹的父亲忧愤去世，家人手持村委会证明和法院判决书到马三家教养所，要求允许贾凤芹回家奔丧，却被要求缴纳5000元押金。直到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贾凤芹才得以走出马三家。
2004年朱桂芹入院之初，家人委托张源律师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朱在京期间并无滋扰等行为，一审法院曾经判决胜诉，撤销劳教决定书。但抚顺市劳教委随即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法院改判，维持劳教决定，理由是朱桂芹曾与外媒联系攻击政府。张源律师直言，“判决没有证据，政府干预太多”。此外，就朱桂芹在劳教所内所受伤害申请国家赔偿的诉求，也不了了之。张源此前做过六七起劳教案件，一般是证据确凿，“打不赢的不接”，朱桂芹案的意外败诉让他深感受挫，以后再未代理劳教案件。
盖凤珍的遭遇更为曲折。2004年10月11日，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盖凤珍从劳教所被背上了沈阳市和平区法庭，参加自己案件的第三次审理。此前在教养院羁押的盖凤珍起诉了劳教委，经过沈阳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劳教决定，并限令其半个月内重新做出行政行为。然而沈阳市劳教委并未执行，反而在判决后第5天，以“妨碍公务”再次决定对盖凤珍劳教3年。盖凤珍及其律师起诉劳教委违法，案件引起关注，当地媒体做了“三告劳教委”的报道。然而法庭审理的结果却是支持劳教委的第二次教养决定，盖凤珍没能走出劳教所。在盖凤珍及其律师看来，劳教委以同一事实两次做出劳教决定，法院态度前后迥异，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彭代铭从教养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改做律师后，遭遇了意外尴尬。原马三家教养院一位领导的侄儿在辽阳被判劳教，该领导找到彭代铭代理。彭代铭去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相识的人告诉他，你还不熟悉情况嘛，行政复议肯定行不通，改走诉讼吧。彭代铭又去辽阳市法院，法官又告诉他，你还当过教养院长，人已经教养了，我们还好改判吗？最后只好变通减期出院。这次经历，让彭代铭对自己的老本行有了新的认识。
2012年3月6日上午，辽宁省司法厅信访接待室门扉紧闭，仅有的一个值班人员患有心脏病，无法接待上访者。多批上访人员从一早等到11点半，一位接待干部才露面。由于前任调离，他仅是代理工作，对众人案情全不了解。这里的信访办公室三天两头不开门，接案人员频繁轮换，以致信访老案无人跟踪。
马三家教养院的驻所检察室设在院部，女所里只有一个举报信箱，检察人员定期开箱，接到举报后介入调查取证。城郊区检察院控申科姚科长称，劳教立法不明确，检察院是“受委托监督”劳教所，驻所检察室的监督职责缺乏细则，落实起来很困难，他往往感到很迷茫。检察院无法对劳教所的每一次具体行为进行监督，重点只能放在构成刑事犯罪的事件上。
2004年，马三家教养院发生了干警殴打劳教人员头部导致其成为植物人的案件，经过城郊检察院起诉，犯罪干警最后被判刑12年。彭代铭也提到了这起案件。但此后检察院未对劳教所干警有过刑事立案之举。
姚科长称，干警的一般违规情形，更适合由劳教所的上级机关去认定处理。如果检察院起诉干警，面对的其实是整个劳教院。一旦被判无罪或撤案，检察院会被追究责任，因此很慎重。
事实证明，依靠上级机关处理违法违纪往往是无力的。劳教所里除了监察室的信箱，还有一个劳教院纪委的举报箱，但学员们惮于使用，“反过来就会整你”。检察院前来调查取证，学员们也大多不敢说真话。
前述辽宁省劳教局2006年1月给朱桂芹的答复意见称，针对王艳萍违规使用戒具，“我所对于王艳萍的错误行为，认真总结教训，并责令王艳萍在女所全体干警会议上做书面检查，以教育警示干警的执法行为。” 姚科长也对记者谈及，多名劳教人员的申诉中涉及到管教警察王艳萍。
但肖溪称，王艳萍从未在公开场合检讨过，反而得到领导信任。王艳萍于当年调任劳教所管教科，此后又回到大队任副大队长，至今仍在任。2013年2月25日，马三家教养院副院长杨健在电话中对《视觉》记者称，王艳萍的事情，检察院和上级机关都解答过，虐待学员的事情都不存在。他还否定王艳萍曾经当众做检查。
为了给自己在劳教所高墙后的境遇留下证据，或者仅仅是一份见证，劳教学员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竭尽所能。
李平在劳教所里写好了遗书，被搜检出来，挨了打。后来李平将再次写的遗书缝在棉鞋底子里。开春换季，交给来探视送衣物的姐姐带出去，又将劳教胸卡藏在棉鞋垫里带出。以后解教之时，李平又在衣服领口和下襟衬里写上学员的号码，方便出去联系。在李平保存的一件衣物的下襟，至今仍可看到当年写的电话号码。李平在劳教所里拍的证件照，则藏在一包湿巾里带出。
为了在出院后保持联系，劳教人员解教前夜，都要努力背诵很多电话号码，出院之后誊录。
梅秋玉为了收藏两份物证穷尽了心力。起初劳教所开始追查，梅秋玉委托别人藏匿，以后无人敢应承，怕被搜出受罚。梅秋玉将棉裤拆开，把通知书缝在裤裆底上，一个夏天都穿着棉裤。为了应付随时遭到的搜查，梅秋玉故意不洗内裤，也不洗澡，一解衣服身上一股臭味。第一次上大挂，两个队长要扒梅秋玉裤子搜查，“我就说我来例假了。他们嫌脏就没继续，这关我过了。”
后来梅秋玉被关进小号，赵敏出小号时留下几件劳教服和棉靴，梅秋玉把棉鞋的线拆开了一点，用塑料薄膜包了释放证和另外一个教养票子藏在鞋里。由于随时会遭到搜查，最后一年半梅秋玉穿鞋不敢绑鞋带，以避免怀疑。
2010年底，梅秋玉、陆秀娟和刘华来到研究劳教问题的学者于建嵘家里，穿上设法带出来的劳教服一起留影，作为她们被劳教生活的见证。
劳教制度是中国法治体系中长期为人诟病的短板。作为一种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仅有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和公安部的试行办法，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1982年恢复劳教制度的31年来，劳教一直是“试行”，直到眼下面临退出的局面。2013年初，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年内停用劳教制度。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劳动教养改革方案会在年内出台。眼下，全国300余座劳教所面临何去何从的疑问。有57年历史的马三家，试图转型为强制戒毒所。但在赢得一个未来之前，它仍需要面对现实，走出阴影。
3月5日是学雷锋日，马三家行人稀少，像长年一样荒凉沉寂。这座有57年历史的劳教城，日前又接收了新的被劳教者。女子教养所的门口，高高矗立的雷锋雕像下面，凝结着一个冬天存留的积雪。
详细图文报道见《Lens视觉》杂志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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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3 06:21 PM PDT <img src="http://www.yidian.org/attachments/month_1304/7_ubdBnNA2WqLL.jpg" />  前几天在楼道里认识了一个中国人，林先生。 林先生，原籍山东，已经八十五岁了，可是像大部分夏威夷的老人一样，眼明耳灵， 步履轻盈，看起来最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 林先生退休前是美军的中文翻译官，到过朝鲜战场，越南战场。提起往事，他重复 得最多的是当年美国将军当年怎么喜欢他。像所有美国退伍军人一样，林先生的福 利极好，但是从林先生的嘴里并听不到他对美国和美国制度的热爱和感激，却是像 大部分早年漂流过海的中国人一样，心境深处还揣着一份遥远的模糊的对乡土的依 恋， 那是当年他们离开中国时的人文环境给他们留下来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 历经沧桑，不管当官的和不当官的，都在中国人生浮沉中大彻大悟。爱国情也罢， 乡土情也罢，民族自尊也罢，而今大家都敬而远之，只剩下了满嘴的谎言和利益盘 算，这是林先生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的。所以当林先生还停在中国的那个时期，不 断表达着对日本人的憎恨，对侵略中国的列强的憎恨，这些我们似曾熟悉和陶醉过 的“义和团”感情时，我与林先生中间已经隔着共产党统治的整整六十年的时空， 这是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了。 我打断了林先生对中国民族自豪感的抒情，和对小日本的鄙视，直接问起朝鲜战场 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亲历朝鲜战场的人，从他那里听到的故事一定真实和有趣。 没有想到林先生随口告诉我的是俘虏分队的时候，他说那个场面紧张肃穆，杀气腾 腾。美国人在两边架起了机枪，俘虏的队伍从他们的营房走出来，先是朝鲜俘虏， 排成了队远远走过来，踏着整齐的步履，唱着朝鲜军歌，声音雄壮高昂。但是愈临 近美国人的机枪阵的时候，声音愈来愈低，唱的人愈来愈少，到了阵前，被那个肃 杀的气氛摄服，最后完全没有声音了。 然后来了中国俘虏，比较起朝鲜俘虏，这些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一看都是四川 两广兵。不少中国人知道这些不起眼的侏懦比起气宇轩昂，体格魁梧的东北兵山东 兵来，才是真正令敌人感到鬼见愁的杀手。他们像吉普赛的游艺人一样唱着南腔北 调的歌，拉着用罐头盒子做成的二胡，和吹着用杆子制成的笛子，欢迸乱跳的过来 了，歌声七上八下，不知有几个部。他们旁若无人的走过了美军的机枪阵，面无惧 色，声音丝毫不减。林翻译眼泪都快出来了，他对我说他衷心敬佩毛泽东，将过去 一盘散沙，在外国人面前唯唯诺诺的中国人训练成这样坚韧不屈的勇士，他说他从 美国人的脸上也看到了敬仰的神色，这时候的林先生感到自尊和自豪。我心里说事 情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时候我不愿去反驳林先生对一个虚幻巨人的崇敬，不仅仅这 是无法用三言二语去说清楚的，更重要的有这个幻觉的并不是持幻觉人的错误。 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将这些视死如归的兵士的行为说成愚昧， 但是这种祖国终 于在世界上站起来的自豪感， 确确实实曾经真正控制过五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中国 人，那时候很多人愿意为民族献身，为祖国献身，为主义献身，为人类的解放献身， 国内的年轻人自愿离开城市，去到边疆，海外的中国人自愿回国参加建设，国外的 学者放弃高薪回国工作，难道这些真诚的对中国的热爱和无私的献身的本质是愚昧 吗？ 如果历史上给中国的毛泽东是真正的那个在报纸上，电影上告诉中国人的毛泽东， 而不是后来暴露的那个搞女人杀战友的魔王，如果共产党是那个他们用各种办法在 中国人耳朵边天天灌的真正吃苦在先为中国富强前赴后继的大公无私的共产党，那 么所有我们这些感情，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自豪不就不愚昧了吗？看来错的不是 那个爱， 那个感情本身，而是中国人很不幸，将伟大的纯洁的感情献给了一群骗子。 可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恨屋及鸟，由恨骗子到了恨那种感情了。 就像女人上了当要付出青春和贞节，中国和中国人上了当，就要为这个骗子的所作 所为买单了，那么中国和中国人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已经付出和还要付什么代价呢？ 作为受骗的直接代价，是在中国不管真话假话再没有人相信了，只有华国锋这样的 傻瓜当年还不明白对一个已经不相信你的人再骗就是自取其辱。邓小平当机立断， 干脆撕下骗子的面具，从骗子变成了强盗。此后任人骂，任人抗议，老子不跟你们 罗嗦， 老子发财享乐就行，要老子下台，拿百万人头来换。因此受骗的第一个代价 就是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个持强盗逻辑的共产党肆无忌惮穷奢极欲作威作福的乐园。 作为受骗的第二代价是在一个强盗横行的土地上，百姓要生存下去，也只能非骗就 抢了。这就像一个家庭，父母是强盗，不管孩子的死活，孩子要生活，不仿效父母， 又怎么办呢。父母大抢， 大孩子中抢，幼小的孩子就在地上爬着检他们掉下的碎片。 这个图景更像一群狼围着凶猛的狮虎，在官员吃完的猎物的尸骸上去撕啃骨架，而 那些什么也啃不到的最无能的动物，只能作为被啃的鹿羊和猎物去殉牲，然后在心 里积蓄仇恨，去等待。等到苍天变色，风云变幻的时候，那时候每一个备受屈辱和 伤痛的鹿羊都会朴向垂死的狮虎狼，将他们撕得粉碎，中国的土地将再一次人烟断 绝，兽游鬼哭。因此受骗的第二个代价就是使中国又一次成为一个播种仇恨的土地， 而在大掠夺中敛财红了眼的共产党最终会将被掠夺红了眼的潜在强盗逼上拼命的不 归路。中国又要面临一次狮虎和鹿羊较量，来决定是否交替位置的血光之灾。 不过上面说的两个代价在中国历史上毫无新意，中国历史过上百把年总要来上一次。 中国不像世界上的大部分民族那样能够自我调整，而是王八吃称砣一样待在这个杀 戮大治杀戮的怪圈里此起彼落，不肯自拔。说起来这两个代 价都还不应算是真正受 骗的代价，应该是强权，野蛮，民族智力低下所遭的报应。 这两个代价就像共产党在中国土地上乱伐乱采烂用造成的代价，这些代价再巨大， 尚是可以计算的。而最彻底的破坏并不来自乱伐乱采，而是由乱伐乱采过量造的自 然破坏，河流酱化干枯，甚至消失，土壤沙化碱化，甚至干裂，气候酸化雾霾化， 甚至见不到太阳月亮和蓝天，这种破坏毁坏了中国人自来生存的生态和环境，它比 中国人前面付出的二个代价要更为沉重，以后中国人要化百倍的力气才能恢复。而 这个破坏是中国的列祖列宗都没有做到的，这是中国人要为它付出的第三个代价。 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代价。 可是这个代价仍然不是中国人要为共产党统治付出的最沉重和最本质的代价，而且 就字意的本意来说它也不是受骗的代价， 而是这代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的无知和妄自 菲薄所造成的代价。 什么是真正受骗的代价呢？ 真正受骗的代价是共产党说谎的代价，是他们打着救人民，救世界，甚至救人类， 否定上帝的招牌来的代价，打着他们是真正唯一的大公无私，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特 殊材料做成的人的招牌来的，是他们将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代价。问题出在中国人 那时候确实诚心诚意地相信了他们，共产党说杀富人，中国人就杀富人，共产党说 抓反革命，中国人就举报朋友，伴侣，甚至父母，共产党说反封建迷信，中国人就 烧古籍，砸古迹，共产党说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就无怨无悔 的饿肚子，饿死人了还在唱社会主义好……。想想吧，除了共产党自己是伟光正以 外，还有什么东西共产党没有反对过的，等到共产党将自己贪得无厌荒淫无耻的面 目裸露出来时，中国人发现这个伟光正是个骗子不能相信的时候，中国人岂止是不 相信共产党，而是： 共产党不能相信了，而过去相信过的东西又被共产党糟蹋和反对光了，所以中国人 没有东西可以信仰了；吃苦是可以忍耐的，不公平是可以等待的， 没有信仰，没有 希望，没有理想，没有对明天的期待，对一切美好东西的看透， 才是中国人最彻心 透骨的悲哀，他们像被砍了头的苍蝇，密密麻麻地在天空乱转，不知向哪里去了， 只能跟着共产党大偷去当小偷。 什么都不相信的，没有信仰， 没有理想，没有道德的中国人失去了灵魂。沦落为动 物，这才是中国人为共产党所骗的， 旷古未有的最大代价。 在今天中国土地上人们再看不到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当年的一个个阿Q，孔 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一个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没有头脑没有道德没有希望没 有理想没有信仰的动物。 鸣呼，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如果你们一定要到中国来走这么一遭，何不像 张献忠朱温那样来大抢大烧大杀大享受一趟就完，你们为什么要骗呢？须知， 你们 像过去历朝历代的强盗百把年来一次，来了后， 后面还会大治百把年，可是你们当 骗子，将中国人弄成没有灵魂了，就像你们砍树乱伐乱采也罢，非弄得看不到太阳， 看不到月亮河干地裂，这种伤表及里的劫掠，将人骗成了动物，偌大的一个破烂不 堪的中国叫动物将来去回复，又怎样回复呢？ 只有林先生这样没有亲身经历后来的共产党历史的人，仍然沉醉在当年的感情中， 毛泽东在他们心中仍是让他们崇敬的巨人。我实在不想对他说上面的话，就让他沉 浸在那个梦里吧，那个中国人不运气，没有得到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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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pr 2013 01:13 PM PDT  从各方面来讲，国五条都是一场政策灾难。决策者的初衷是抑制房价上涨，但结果反而是房价涨的更快，因为卖房者成功地把新增的20%所得税转嫁给了买房者。这样的反应，本该在预料之中，但这个愚蠢的政策还是出台了。更糟糕的是，这个愚蠢的政策在全国引发了一个离婚避税潮，成千上万的夫妻连夜排队登记离婚，让中国成为全球的笑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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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3 04:42 PM PDT 
孔子学院在北京的总部。（法新社2010年图片）
自从2004年在韩国首都首尔成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出钱资助在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中设立了近五百个孔 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单位向世界输出的速度都无法与中国的孔子学院的扩张速度相比。以英国文化协会为例，该会成立于一九三四年，经 过近八十年的发展，才在世界各地发展到二百多个办事处，远远比不上孔子学院短短九年的发展规模。 几天前，从加拿大传来消息，该国的一所大 学已经作出决定，停办与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合作的孔子学院。多年来，外界对中国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的方式和战略图谋一直有所疑虑，这一事件当然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在接受采访中，停办孔子学院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副校务长法夸尔就停办决定作出了解释。他表示，这是因为该孔子学院的员工的聘用过程不符合加拿大校方规定的标准。 麦克马斯特大学似乎刚刚发现，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既不符合加拿大社会的人权标准，也 "不配合"该大学关于招聘员工的标准，因此不得不停办。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该校的公关应对措施而已。根据孔子学院的章程，几乎每一所孔子学院都有从中国大陆派出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 "从来都是由中国政府通过官方的渠道单独招募的，而且是由中国政府根据其所派驻国家的生活标准发放津贴的。 对这个招募和管理"志愿者"的过程，那些参与合作的外国单位从来都是无权过问的，而且他们也从来都是乐于不闻不问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出钱出人，帮助他们教授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的汉语课程，而由他们向学生收钱，这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这一次事情搞砸了，据说是因为一位法轮功学员向政府指控学院的歧视和压制。为了避免招致社会舆论的反弹，校方不得不作出停办该孔子学院的决定。 这个事件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通过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向西方输出意 识形态以及有违人权标准的行事风格。与此同时，也反映出西方国家的不少大学为了争取中国的财政支持而宁愿放弃价值标准。中国的孔子学院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 外进行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资单位是政府，而中国的政府是以意识形态作为立国之本的，这些国家怎么会有人天真到以为中国政府会花钱到他们哪 里只是为了教汉语呢？ 这家加拿大大学出面叫停孔子学院虽然是被迫的公关反应，但是至少表明了他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那就是对法律和人权的尊重，被迫纠错比顽固坚持要好。希望民主国家的其他孔子学院能够通过这个事件也有所心得，反省一下他们那里的孔子学院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尤其应该明 白，作为受人尊重的教育机构，不能够对中国政府机构向海外输出违反人权标准的做法装聋作哑，而应该利用此事为契机，真正地将孔子学院办成受人尊敬的当地民主社会的文化机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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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13 04:13 PM PDT
中国出现了一位"梦想"的传教士。他就是3月中旬刚刚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式讲话中，他9次提到"中国梦"这个词，倡导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中国梦"译成英文就是"Chinese Dream"。是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American Dream"一词。不过倒是很少听到"Japanese Dream"或"European Dream"这样的词。除了中美两国以外还其他国家的名字后冠以"梦"字吗……看来（中美两国）不该称作"G2"而应称之为"D2"。然而，这两者还是有些不同。
中国官方媒体连日来紧随新领导人脚步，制作了专题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而且，这位传教士的说教对象不仅局限在国内。
俄罗斯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个外访对象。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面前谈及年轻时曾读过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俄罗斯文豪们的著作，习近平还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接下来在非洲访问国――坦桑尼亚，3月25日习近平抵达中国援建的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继续发表演讲，"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
按照这个趋势，"Chinese Dream"似乎大有扩散至全世界之势。然而与官方媒体的热闹报道不同，私下里我认识的中国朋友对此都反应平平。对于"中国梦"的概念，不管是男女老幼，从知识分子到居住在内陆地区的普通农民，大家普遍反映它"太过抽象，不太懂"，紧跟着一句"跟我没关"。
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名村妇（30多岁）因计划生育强行接受了人流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令其痛苦不堪。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样说道，"梦想这东西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不应该是由国家来替我们决定的"。她继续语带讽刺地调侃道:"而且，是因为明知道实现不了，所以才称为'梦'的吧。能实现的政策那叫'计划'。"
她过去曾多次上访，希望政府能支付其手术费和医药费。然而在当地她却被当做"维稳对象"，每次外出都会受到地政府的暗中监视。她的梦想是:"希望身体恢复健康。盼望附近的环境污染能得到解决。市场上不要再卖有毒的食品了。"
"希望我家附近的镉污染能够想办法尽快解决。"这是湖南省一位40多岁女士的梦想。她因重金属污染患病在身，症状类似于"痛痛病"（日本历史上因工业污染造成的一种公害病）。
这个村子里曾经因污染死过人，工厂被关闭后未经处理的污染物依然遗弃在那里。据说每逢下雨天，有毒物质就随雨水四处流散。这位女士深受其害，关节痛得钻心，还经常感觉头痛和呼吸不畅。卧病在床的时间日益增加。就在她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村里又有3名妇女患上了与她相同的症状。
她曾因打算向前总理温家宝上访请愿而被当地警方扣押，尽管如此，她表示将继续向新政府诉说自己的苦恼。她一边叹气一边说道:"上面（中央政府）说得再好，下面（当地政府）也不好好执行。就连从北京来采访的记者也被当地警方逮捕过。"
我认识的一位北京的知识分子对此更是泼冷水。他告诉我，"新一届政府打出新的口号嘛。别把它当真啦"。这位朋友将"American Dream"定义为"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以自由公平的机会，只要努力梦想就会实现"，并且认为"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梦"。
在网络上也有这样的意见。这位朋友说，"上网一查就知道，中国人的梦想就是能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呼吸新鲜清洁的空气、渴望公平的机会。而这些一定能从美国找到。所谓的中国梦其实就是美国呀"。"如今当官的都在把大量财产往海外转移，什么才是中国梦呢？"
习近平在谈"中国梦"的时候一定会和"民族复兴"这个词搭配使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习近平，首次公开召集7名常委集体进行"学习活动"是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想到这一点，最近我去了一趟久违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复兴之路"展览，大致可以分为5个部分。归纳为:（1）"屈辱历史"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前；（2）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3）觉醒的人民进行抗争；（4）新中国的成立；（5）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和此后的时代。展览中陈列了41份中国人眼中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与英国和俄罗斯签署的最多，各占11份。然后是法国和日本，各有6份。展览中还有高坐在紫禁城皇帝龙椅上的美国大兵照片。讲解词中写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破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梦想"等内容。与日本有关的内容主要出现在上述的第3部分中。
"将人民从屈辱历史中解救出来的是共产党"――展览主要目的大概是为了宣传这一点吧。我不知道一般参观者是否会如宣传预想的那样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但是看完全部展览后，展览中所揭示的"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这句话也被习近平经常提起。
"中国梦"就是这样历史之后的"民族复兴"，也就是"强大的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扩大军力的中国，其具体的目标究竟何在？邻国日本自然会比较关心。据中国媒体报道，3月22日，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也表达了和笔者同样的疑问，他说:"希望他们(中国)能像说的那样和平地进行崛起"。对于佐佐江的一系列发言，中国媒体怒称这是"给中国梦抹黑"，是"在煽动中国威胁论"，"揭露了日本的企图"。
那么，"D2"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笔者认为，包括将资产转移至国外并想把孩子送进美国大学的高官在内，中国人其实已经有所察觉了吧。美国经常在世界某地开战，贫富差距也很大。在"全民皆有保险"的日本看来，美国的社会保障也不到位。
但即使这样，仍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去美国打拼，梦想能抓住机会加入追逐"美国梦"的行列。不只是企业家，还有人抱着音乐、学术研究及体育等梦想奔向美国。美国对各种梦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的印象是共同分享自由、平等、公平的机会。这正是美国软实力的源泉。
另一方面，如今的"中国梦"已经超越了通过巨大市场积累财富的模式，开始从正面提出富国强兵。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加入这样的"中国梦"呢。何况，中国报纸《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里"宪政梦"一词都被改写成了"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梦想"。如果用权力对国内的言论或是弱势群体进行打压，那么自然会有人把强盛后的中国视为威胁。对于"梦想"的传教士习近平来说，向世界"传教"的重点之一，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国内的改革。
人物简介
吉冈桂子（见图）:朝日新闻编辑委员。1964年生于冈山县。曾在山阳电视台工作，1989年进入朝日新闻社。历任和歌山支部、东京和大阪的经济记者，后远赴上海支局以及中国北京总局。曾在美国进行研修。2013年4月起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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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pr 2013 10:3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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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pr 2013 08:15 PM PDT 易富贤博士好心邮了一本《大国空巢》（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给张耀杰先生，张先生连书都没看，至少没看完，仅仅看了一下广告词和序言、目录，至多跑马观花翻阅了少量章节，就挥笔写了一篇3720字的文章发在"腾讯大家"上。可见张先生维护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心情有多么急切！要不，凭张先生的智力，应该不会写出这么一篇拙劣的文章来。有人说，"笨是一种人品。"这话在张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张先生说，"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难道就意味着必须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吗？"严格地说这话已经是在篡改的基础上质问易富贤，因为易富贤不但不担心人口增加，还认为人口增加是好事。撇开这一点不论，也不拿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所造成的人口惯性和养老难题来为难在这个领域没有研究的张先生，只说小学数学，张先生应该懂吧？如果人口下降的趋势持续下去，人类是终究要灭亡的。那么为了不灭亡，就不能总是下降，得一会儿增长、一会儿下降，如果幅度过大，不就成了打摆子吗？201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04。这种生育率持续一代人时间，对于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近60％。在这种情况下呼吁鼓励生育还是"危言耸听"？别说摆不回来，就是摆得回来，如此大起大落的人口变动也绝非国民之福。连"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这样举世公认的人口发展理想目标也反对，只能证明张先生自己是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俘虏。 更能证明张先生是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俘虏的，是他把人口看作垃圾制造者。他说， "十多亿中国人的生活垃圾以及对于氮肥过度依赖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土壤板结、水体败坏，包括大气、水源在内的毁灭性污染连同地下矿产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当真持续维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么？"凭张先生的智识水平，当然明白把中国分裂成一万个国家人口总量就立即下降到不值一提了，也明白光G8中就有日、德、意、英四个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但是他不会去想：日、德、意、英怎么就没那么多垃圾呢？日、德、意、英的环境怎么就没遭到跟中国大陆一样的破坏呢？观念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人就变成了睁眼瞎。 张先生毕竟以自由民主斗士自居好多年了，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支持旨在减少中国人口的强制计划生育，相反声称"坚决反对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问题是张先生既然接受了计划生育的意识形态，那么当民众不接受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制定的减少人口的目标时，张先生有什么高招？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都遇到过这个两难选择，他们一会儿呼吁尽量减少强制、一会儿呼吁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导致政府对生育的控制时松时紧，但是1984年最后一次放松之后，就再也没有松绑过了，因为他们都明白减少强制就无法控制人口增长。事实上，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时代，82－91年的整整10年，除了1984年相对宽松外，其他9年的堕胎数就高达1000－1400万，绝大部分是强制或胁迫堕胎的。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张先生比这几位党国领导人更高明或者更仁慈。 即使张先生真能做到为尊重个人的生育权利而舍弃自己减少人口的理想，在强制少生的计划生育大敌当前的背景下，鼓励少生那一套仍然有为虎作伥之效（国家计生委就经常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公民自愿的），而鼓励多生（易富贤从来没有主张强制多生）则旨在对现行的计生暴政有釜底抽薪。如果主张鼓励少生的人不是将矛头指向强制少生，而是指向鼓励多生，那么他为虎作伥的意图就更是昭然若揭了。 鼓吹自由民主却支持计划生育，其实就是中了计生邪教的毒，视人口为包袱、为垃圾，有仇视人类的倾向。他们当了权很可能会同样把权力伸到公民的裤裆里。果真如此，则自由民主就成了为夺权而打出的幌子，就像当年的"新华日报"。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自由却又主张剥夺公民的生育自由？ 我推测"他们当了权很可能会同样把权力伸到公民的裤裆里"是有理由的。根据他们的孩子是包袱、人口是垃圾的意识形态，现在多生孩子，即使不考虑他们所欣赏的抗争因素，应该也是给党国添包袱、添垃圾（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是谁养活谁、谁污染谁）吧？就是这样他们已经深恶痛绝了。如果他们当了权，多生孩子就变成给他们的"民国"添包袱、添垃圾了，那还能饶了你？我看只能是堕你没商量、扎你没商量。当张先生借用恩格斯发明的术语把中国目前的芸芸众生称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男女个人"时，他已经为被我们剥得体无完肤的强制计划生育制造了一件"皇帝的新衣"。 那些反对生育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常说的一句话是："生孩子并把他养成奴隶，难道就是成功么？"照他们的逻辑，似乎奴隶把自己的孩子杀光了就变成成功的奴隶或自由民了。张先生比这些人更痛恨多生孩子的人。作为一个曾经研究并痛批鲁迅的人，张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奴隶"和"奴才"的区别，但是他质问易富贤："生育足够多的甘受奴役的奴才，难道这个大国就成为'世代更替'的正常社会吗？" 张先生这话已经假定了奴役人的制度至少还会维持一代人之久，或者中国人天生就是奴才――那样奴役人的制度就几乎是永久存在的了，要万岁万万岁了。否则他何以能够断定，别人现在多生孩子就是多生奴才？ 如果现在多生孩子就是多生奴才，那么张先生的父母那一代多生孩子就更是多生奴才了，就更不该生了。这意味着中国人应该彻底灭绝，张先生声称要追求的自由民主当然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也意味着张先生自己就是不该出生的人。张先生在微博辩论时指责我没有自杀的勇气，可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自杀，不存在敢不敢自杀的问题。倒是他自己，根据他的逻辑是不该出生的，最好去自杀，所以他才存在有没有勇气自杀的问题。 在各种奴役人的制度和政策中，计划生育应该排第一位。政府不让生孩子，就乖乖地不生，还反对别人多生，这才是奴才。考虑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奴才的孩子确实成为奴才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所以我非常同情张先生，他不愿意多生奴才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我决不相信我的孩子会成为甘受奴役的奴才，我更不相信计生暴政及其支持者能坚持一代人之久。 先灭了家族，再限制生育，屁民就没有能力反抗，只能任官宰割了。我看倒是独生子女，更容易成为奴才。这不但因为他们的父母害怕风险，也因为他们从小受到更好的"听话"和"出活"教育。 张先生还用蒙古灭宋、满清灭明来驳斥易富贤"人口决定着文明兴衰"的观点，这恰恰说明是他自己，而不是易富贤，信奉"成王败寇"，崇尚暴力。张先生还追问定居美国的易富贤是哪国人、哪族人。这些都是国族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易富贤说，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永久的。"跟易富贤相比，张先生自己更像国族主义者――不过是那种"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国族主义者。 2013年4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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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pr 2013 11:59 AM PDT
我们抵抗者所面临的抗争困境，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整个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的有效抵抗手段，都已经被共党预先防范。即使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手段，同样是如此。极权主义政体，给带来的困境，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消灭一切行动，任何火星，把抵抗的人驱赶到黑暗的角落。
人心作为决定政治方向的原则，在中共面前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被冻结运行，中共让很多人类的政治根本原则失效或者在一特定时间内失效，强大的政治强力，确实有本事让地球的运转停顿一下，短时间内日月颠倒。这是敌基督的力量，对普世的自然准则或者原初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因此把自己当作前无古人的例外和特殊，因此觉得自己更靠近神。在中共这种可以“暂时停顿地球运转”的敌基督之前，我们抗争的命运，是人类前无古人的命运。
别在想当然的地方想当然。已有过的人类抵抗手段，都在共党手上做了防范。如今要找的路，一定是土共不熟悉的荒芜之路，就像过去的十年维权，搞一些他们摸不清头脑或者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共党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都硬，把我们所有的进步积蓄搞没了，89就是一次。然后再储蓄，共党再动一下，又没了。就像韭菜，长了一批就收割一批，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长了一批，然后再被收割，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若非教育产业化和网络的兴起，原来的那一点储蓄方法，搞民主运动的方法，还真能保障千年原地踏步。共党只会瓦解于超人的力量，例如经济危机。
底层的，未来的，过去的，都是中共国内殖民的殖民地。在权贵官僚之外的，都是被征服掠夺的自然。中共牛逼得连时间，过去和未来都要殖民，最大程度的攫取，最大程度的走宽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类似基督的权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敌基督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和僭越基督战胜一切的权柄。
敌基督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然而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敌基督的秩序一个建构即自我瓦解，具有自反性的，就像神仙小说动物的修炼与渡劫，毒性在渡劫时总体爆发。没有秩序是永恒，总是与瓦解它的反坐力同在，是一种七伤拳。越用力的秩序，反坐力越大，越短命，如强秦暴隋。统治秩序，也是一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比较，也不是先验存在的，所以是一场永远的拉锯战。革命与秩序同在，有秩序则一定有反秩序的革命，秩序要战胜革命，就要不断再生产。就像法院判决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强大的敌基督秩序，就一定有着看不见的内伤，无法自愈的内伤积累起来，最后瓦解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尸体的腐臭之气。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内在的，被延迟被镇压到地下的地火，继续革命的地下河流。暗中的革命，为将来的终结一战，进行预备。这是内在于49年秩序进程的“革命”，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散装革命，正是长时间的秩序存在，也同时有长时间的海量民间抵抗，冲涮地现秩序，只剩下一个空空壳，一旦终局一战来临轻轻一碰，就烟消云散。
由于改革无能完成现代性需要解决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问题，那么先前被掩埋下去的革命因素就会暴露出来，成为主宰性因素，需要再次命名和正视。我把二十世纪至今的革命，包括文革在内，积累到今天，甚至延伸到将来的，在未来几年之内绽放在出来的终局一战，命名为新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激进革命，包括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和共党的革命内战，因为已成为历史，其暴力性不再作用于当下，已经被过滤，因此也可以纳入一个新辛亥革命的范畴。
这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今天的革命，是基于改革失败的，或者改革已死的革命，也就是改革自身问题造成的革命，而过去革命所遗留的问题，只有在叠加依附于改革时期而存在，也就是作为改革时期“改革革命”范式的附属而存在，其本身并没有主体性。也就是说，将来爆发的广场或者暴力革命，是过去历史的延续，而并不是将来“天国”的降临，它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革命。对于大陆人民的未来美好宪政国度的到来，并不是过去和当下历史的断裂，而是民国奠基就预定的，就预备的，本来就有的，再次修复出来，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这种新辛亥革命是内生于49年秩序进程的。其终末的终局一战，肯定是轻而易举的。是烂透之后，轻轻一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共死于内生性，如维稳，因为其痛恨内部叛乱甚至敌人，而且其全民党和极权主义总体性把社会经济矛盾大包大揽在其内部，并且要以最强的政治强度，以类似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克服征服。就像拳王泰森，年轻全胜的时候，留下的致命伤害被掩盖了，等走下坡路了，新旧伤齐发，就特别短命。
中共还不止新旧伤启发，因为它极力防止旧伤复发，这种防止的举措，还是带来新的伤害，就像维稳。到了终末，它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面具，面具之外一无所有，也就除了一个被完全掏空的中共这个政治符号。
中共与清王朝一样是外来政权一样，一直存在合法性危机。建政六十年来，属于极权，中共的掌权始终处在合法性危机，在内部被压里民众内心，无法公共表达，在国际关系中，则通过倾全国血汗结友邦欢心，以获得承认。对于他们来说，掌权是至高无上的，什么民族国家和民生云云，都是浮云，有害于掌权，就消灭之，这是自我摧毁掌权的根基的统治方式。
辛亥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延绵几十年甚至两百年的预备，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来看，甚至可以回朔到清室是外来民族夺取天下的。当太平天国爆发时，是一次从地下上浮到地表，然后通过改革开放变法，最后抵达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理想。辛亥革命是那个历史进程的终局一战，轻轻一推，没有死多少人，就取得了胜利。
这是先于专制瓦解之前的革命。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革命，当民众零星抵抗或者没能成势力的时候，总被知识分子定性为叛乱，当知识分子看到块成事的时候，就投身进来摘桃子，把自己的民粹主义套在民众头上。维权运动试图改变这一历史格局，拯救夺权成功之前的民众抵抗，知识分子为之背书，不再是叛乱，而是天赋人权之抵抗权的行使，或者知识分子自己提前参加到维权运动中来。有了维权运动，中共瓦解之前的抵抗，自然而然就是革命。这是一种长期积累珊瑚最后形成珊瑚群那样的革命。
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我们目前的改革—革命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因此需要看到一个超越知识分子主导的夺权革命范式之外的革命存在，也就是新辛亥革命作为地下河浮起出地表 。在知识分子视野觉得不可能的，往往有可能。觉得很可能的，往往不可能。因为知识分子的眼睛，注定看不到自己渴望之外的地方。
这需要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一个被理想目标和意识形态遮蔽的真实世界。 如何改变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如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如房奴。
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是民众为了自我保存而出现的防守反击，革命并不是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常是革命的手段。把夺权当做革命的目的，是知识分子的分赃逻辑所致。要夺权的革命很难，没有经济危机，几乎爆发不了，但不夺权的革命早已存在了。
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所以并不是没有完美或勉强符合的之前，就认为革命性力量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很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一年十多万起群体事件。只是知识分子要的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夺取江山的革命，没有这个之前，都会认为没有革命。:改革已死就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在文革后期，其根本性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认，直接要求宪政，干掉毛泽东和专制，如有着底层的人民文革。后来邓小平用改革扭转了，歪曲了，转移了。就像他在89之后转移的一样，用收买转移知识分子，用市场经济转移民众。
总是很多学者以体制加上其延伸部分如城市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人心作为是否会革命的依据，这其实是不对的。分赃怨气引发不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这一些人是摇摆动摇分子。在舆论领域中，他们不过把话语权当作自己财产的一个部分，当讨论场合众人反共成强势的时候，他们就拥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当拥共成为强势的时候，他们就反共，故意唱反调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总之是在需要拥共的时候拥共，需要反共的时候反共可以不惜人格分裂对立，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正是因为当下的革命是新辛亥革命，其革命结果必然是大陆回归于民国。正是因为民国当归为大势所趋，这场转型变革一定是新辛亥革命。就像辛亥共和的再次重复，在大陆沦陷区的再次重复。这是一种轮回的格局。
为什么要采用革命话语
我这几年在想，像马克思那样，以一种极端的革命思想，把改良和革命所蕴含的目的，问题和手段，全部攫取进来，统一起来，一揽子搞掂。其实进入政治，必须下赌注，有偏见，总得占一个。
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就像禅宗五祖之后两大徒弟神秀“渐悟”与慧能“顿悟”的争论。“渐悟”认为宪政是没有的，是慢慢修炼而成的。而“顿悟”则认为宪政是本来已经有的，是通过长期的努力，然后一下子顿悟绽放出来的。新辛亥革命的提出，就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的演变，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以及改革与革命对立的思潮辩论，一下子最终成型跳出来的。
绝大部分人被1949年秩序所塑造，致力于拓展改革共识。改革共识是不可能形成的，因为权贵是不可能是被启蒙的，民众也是不可能被启蒙的。在利益这个层面上来看，并不是和解的可能性，而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在主宰塑造改革时期，不过是“潜规则”。而革命共识是有可能形成，因为它恢复了民族国家人民主权的原初力量，恢复共同体的同一质，排除了异质，把知识分子权贵集团分裂开来，把其中的太子党五百家当作外来的敌人，这样有敌我之分，就能最大强度实现整个民族团结。
新辛亥革命，以保守主义和尽可能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面目出现，在律法之下革命，在宪法之下调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辅助以尽可能少的暴力，是最大可能实现民族团结的。而且法律之下面目出现的革命，也会给敌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性，孳生其侥幸之心，不会极大放大其恐惧感，而带来拼死抵抗。
从改良到革命，言论的分量越来越轻，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言论作为行动的改良，是一个与民众无关的，高门槛的，大多数人没法参与的，有等级的政治，而包括维权运动在内的革命，则是一个以民众为主导，知识分子打下手，以太子党五百家为敌人的，低门槛的，大多数人可以参与，瓦解等级制度的政治。
从改良到革命，行动的分量越来越重，那么在改良中言论推动和目标之间的鸿沟，被抹平，行动本身足以承载总体系，目标在行动中被内含，被中保，二位一体。行动就像一把枪，只要你一勾手指头，就射中目标。
如果改良不解决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改良只会带来革命，从属于革命，那么改良没有中国出路的含义。如果有真正的改良，那么改良与革命所致力于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差不多，但是改良本身对民众的号召力不足，不足以动员底层民众支持，革命口号则具有最为强大的动员力，来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塑造真改良。
有人担心革命带来一个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局面，其实不必担心，在这样一个利益极端多元化的热兵器时代里，且加上全球化体系之中，几乎没有可能出现过去国共内战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局面。过去关于革命的认识，什么革命必然导致专制，用来否定过去的革命和抵抗将来革命，这种腐朽臭味的思维方式可以休矣。
只有言论而没有行动，只会日积月累心中的怨气，造成心灵扭曲，那么一旦夺权，就会疯狂报复，对于底层民众尤其如此。而包括维权运动的新辛亥革命，则赤裸裸诉诸于堂堂正正的行动，为底层民众的参与，打开大门，甚至可以从中收复被掠夺走的微薄利益，那么就容易走向政治成熟。邓小平说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本身也有着暗中的革命性，维权运动的出现，剥离攫取了改革自身的革命性，是先于革命的革命，造成专制瓦解民间力量夺权的广场或者大规模暴力，不外乎是最后一站，最后一次完成，而不是新的革命的起点。
一个界标的移动，本来在夹在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的阿拉伯之春广场运动，就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意味着革命的内涵在变化，也说明，界标的移动和革命话语侵蚀囊括改革领域在当下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新辛亥革命的范式转变，就不会出现千禧年革命那样，把所有的希望，出路和心理压力，要求有新天新地，都放在终局一战中，这样会造成新的专制出现。推特“草榻组织”说，把肉身此刻的存在及言行视作革命的一部分，其就拥有了当下，排空了希望与绝望的言说，精神为之一爽啊。
这样你举手投足之间，就是革命，只要你持有良心，暗中有着抵抗性立场，或者明白地抵抗性立场，都是革命。即使不是革命，也会被专制的全能专政塑造定性为革命，从而有了革命性。
新辛亥革命的命名，是民间主体性的体现，是民间力量涌入历史政治舞台，成为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要求，因为在改革中，民间仅仅是边角料，甚至连边角料都不是，而是改革的对象，是“自然客体”，邓小平之后，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个体，在改革格局内想推动政治改革，都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空心化。而只有在革命海潮中，连最边缘的民间人士都会成为历史主体，实现解放。
由于纳入革命的象征体系中，就克服了当下的绝望，挫败感，获得激励，就会出现加速度，量变变为质变，千禧年主义的心理渴望，就被分散到每一个环节，不会集中到最后终局一战中聚变爆发。这样终局一战就是一种技术性，世俗性的，而不再是政教合一的。
“改革已死革命无能”是一种简单的表述。在革命很难，改良更没概率情势下，鼓吹暴力革命有着很多正面价值，其一是与现体制切割拒绝效忠。其二，制造统治者的恐慌和不确定性，迫使移民跑得更快。其三，在民众中间获得道义资源，在没有条件实行暴力革命热兵器时代，暴力革命的呐喊随心所欲不逾矩。第四，承载创造新开端，承载与1949年秩序断绝的渴望。
考量二战之后革命，必然是与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不同的革命，如东欧天鹅绒，1989年的世界性革命，阿拉伯之春，是一种暴力较少不流血和少流血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更近于一次广场行动，却被命名为革命，可见革命的内涵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必须是宪政化和自我限制的。正如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辛亥革命建立了宪政共和国，都是有限暴力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的革命，而不是改革起了作用。虽然说革命往往导致独裁专政，但没有革命却没有宪政共和，这里只有一线天，必须从天险狭缝而过。
革命的范式已经被根本性的超越，那种把人民革命必然造成专政的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腐臭范式，早就过时。
改良不过是革命的替代品，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都是世界历史精神的道具或手段。可以简单的说，革命就是现代性，就是世界历史精神本身，而改良不过是革命中特殊的，偶然的例外的和平时期，是一种条件特别苛刻才能存在的替代品。
大陆社会运动，都会深深嵌入宫廷政治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或者一开始就陷入运动领导层的争权夺利造成的内斗中。社会运动成为权力政治的延伸。而在香港反洗脑运动中，就活脱脱就是社会运动本身，利用组织，但不被组织和权力所利用。何时大陆运动才能出污泥而不染，例如清丽脱俗的香港“紫荆花革命”。
如果不是为了政治目标的实现，而是为了攫取统治权，或者攫取统治权为了目标的实现，认为没法革命的道理会大一点。只可惜，后者在当下，经过二十世纪的失败和代价，已经毫无公信力，当下的革命只能是政治目的直接在场的实现。 就像我们的维权努力，每一次群体性事件，如果都参与背书的话，他就在增长，在增值，意义在发酵，那么革命的目的就直接在场，每一次的维权，都在于努力解决革命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了维权运动这种先于革命的革命，中国转型不再遵循以夺取统治权为中心为前提的范式，不需要等候垮台做为前提，当下行动就是革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而专制的垮台统治权的转移，不过是一场长久战争中水到渠成的收官子，小战役。这样的革命同时具有改良的性质，改良与革命统一起来。
政治应该是步步为营的，尽可能做好的，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以维权运动的精神来摄取包含整个近代历史，可以视为前美国革命建国式的预备和努力。这是新辛亥革命的呼唤。因此，新辛亥革命的异象在升起。
为什么是新辛亥革命
前中宣部长朱泽厚说：“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这是文革之后的普遍共识，并且把中共独裁等同于封建专制。那么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改良话语的普遍氛围，塑造了被迫革命的新辛亥革命。一谈到转型，就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所以新辛亥革命揭竿而出，就承接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正能量，和“把当下中共王朝当作后清”的正能量。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性革命，没留多少血，有什么不好。以后要是可以再来一场新辛亥革命，那真是天佑中华。
正如晚清改革没法成功导致立宪，正能量用来推动改革，完全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但用来推动新辛亥革命，则如和氏璧归赵。中国改革与晚清改革比附，是一只癞蛤蟆想吃的天鹅肉。晚清民国或者辛亥革命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来影射当下强力要求改良，那是外星人在说话。思潮格局的相似，以为就能起作用，那是一种巫术跳大神。
例如晚清的官僚知识分子会参与改革与改良，而且对国家政治结构，利益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其立场变化，就意味着政治利益格局的变换，如袁世凯加入革命，就意味着最尖锐军队站在革命一边。今天的官僚在政治之外，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之外，只有一张嘴巴。公共舆论不是决定性的战场。思想路线背后没有军队，没有实力，亮出舌苔空荡荡。
晚晴有改革派与革命派，真实地存在，有着政治利益、格局、军队、地盘、钱财、阶层力量作为支撑。当下只有想改革派与想革命派，除了嘴巴之外，一无所有，活在意淫当中，不胜幸福。一个想革命派，通过那喊革命解除效忠，抵得上一千个想改革派。
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是埋怨党妈妈吗奶水给的不够，满汉一体，没有辛亥革命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没有把现统治者当作外敌。 满汉矛盾是晚清那时候是主要的矛盾，是总体性，把其他的都包括进来。汉官借改革立宪要权，也是很大因素，没有满汉之争那种巨大撕裂，哪会有变革或者辛亥革命那样的保守型革命。如今缺了这种幸运。
清末的分化与地方自治，与太平天国的打击关系重大，也与满汉对立关系极大。现在的财税联邦体制，能起不大作用。
若谈暴力革命，形势远不同于清末，那时武器差别不大，清廷在基层控制薄弱，而现在中共握着几百万万党卫军，各种先进武器，势力范围更是触及社会各个角落，本身擅长阴暗暴力的中共其组织严密铁血，对于思想的控制成熟把社会上所有可能集结的力量完全扼杀在萌芽状态。晚清军队可以渗透进去，当下中共的军队就别想了。
我们今天民间抵抗力量处在最边缘和最黑暗的虚无地带，这一点也与晚清不同。在晚清，那一些革命者放到地方去，都是受保护的，今天连一个居委会老太太都可以尽情欺负我们。
与晚清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改良绝望与革命崛起之间，我们塞进了维权运动这个海绵，延续了改良的时间，也为革命立法做准备。因此我们今天的革命形势，虽然有利条件要差很多，但是靠长期的维权运动是可以弥补的。
新辛亥革命的政治任务
回到辛亥革命的原初目标，回到民国奠基的政治理想，回到三民主义，并且对比以当下的政治格局，就可以看得出来新辛亥革命必须解决一下三个目标。
1，联邦制
在孙中山看来，联邦制是可以用来终结治乱循环和分分合合的格局的。民国初年与美国革命相似：联邦分权，如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这一雏形在国民党北伐之前都在发展壮大。国民党北伐极端邪恶地打断了联邦制，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后来的国共都走向中央集权，联邦制趋于黑暗没落。甚至连已经宪政转型的台湾，起主导的民国宪法，也不采用联邦制框架，而是默认屈服于中共对大陆的割据，把法定国土疆域区分为行宪区和非行宪区。
民国宪法必须恢复为47年之前的联邦制，打散自由区与沦陷区的区分，变为地区联合，各省独立建立中华民国，以及后面的连省自治。
阿伦特的抵抗形成联邦说，也可以找到依据。阿伦特在《政党，运动和阶级》中说，首先，抵抗运动同时发生在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抵抗运动是独立。而且，他们还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之内，各自独立地形成并发展了欧洲联盟的观念。其次，他们努力地互相了解，相互认识，并最终由于相似的需要和相同的经验而相互联合起来，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全欧洲运动的众多支部，在德国几乎占领整个欧洲的状况下，他们居然达成了多样性的统一。面对直接面临问题的深刻洞察，促使人们自发的产生联邦化的设想。这一点，也正是阿伦特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过程中所看到的的情况。
辛亥革命，也是各省抵抗，塑造辛亥革命整体，形成联邦。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替代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威廉.利文斯顿写到：地方官员只要与他的政治权力相悖行事，就无法胜任地方官员之职；而必须被视为未经授予合法权力而施加力量的人，更具自然法，拥有较强力量的每个人显然都有权力去反对。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反对他的权威，而是反对非法的未授予的力量。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容易也大量发生在地方，必然形成地方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改革所提供的财政联邦制，没有触及政治性，没法完成，只有依赖于维权运动完成。如果说晚清是太平天国帮助塑造的，而当下就是无数次“新太平天国”维权运动帮助塑造的。近十年的无数群体性事件和民间抵抗运动，相当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很多次同盟会兴中会发动革命暴动或者暗杀。
长期的维权运动，镶嵌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中。那么就将中央权威暂时留了出来，用来虚拟结盟，或者满足底层民众的安全秩序感，等时机成熟，地方完成了革命，中央就轻而易举的，轻轻一推就换了过来。
回归到民国初年的联邦体制，对于解决当下的民族与地域分裂，是一种根本出路。1949年之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很多西藏高层为之自杀殉国。汤志敏女士在《愿意恢复中华民国国籍》活动中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透露说，达赖喇嘛实际上也有类似的看法。“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和达赖喇嘛讨论过这个问题。达赖喇嘛也说中华民国是最理想的中国。这个恢复中华民国国籍的倡议很快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欧洲的蒙维藏汉协谈会的所有的成员，也就是各个民族的成员也都支持这个倡议。这就是说，我们拥护的不是哪个党，哪个人，我们要维护的是中华民国。最初的那个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是五个民族平等。”
地方自治必须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中寻到妥当性 。如烤火，太近则灼伤，太远则寒冷，与专治制拉开距离则能更好统一国家，香港自治其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民国。与其港独 ，还不如归于中华民国。如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北京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2、民生问题
新辛亥革命三大政治任务中的联邦制，已经为美国成功试验所证实。美国革命建国之后，欧洲革命所艳羡的，所主力学习的，正是美国联邦制。联邦制只要学习美国就要，这个通过例外实验拯救世界的荣耀属于美国。但是民生问题，美国只是幸运的偶然的解决，对其他国家没有示范意义，因此民生问题的解决，三民主义在建国之后以民生为首，以及二十世纪中共吃饭权的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特色，为世界革命的例外和超前实验性。
民族国家之后的革命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辛亥革命基本没有社会革命内涵。但其实社会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仍在，结果变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社会改造。不改造还好，中共越改造越糟。
不解决好民生问题，任何美好的宪法，都不会造成稳定。解决好民生问题，没有宪法也很稳定，有一个坏的宪法，也不会造成不稳定。阿拉伯之春革命，首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肯解决，肯定有第二三波底层革命跟上来。
三民主义在民国奠基成立之后，就立即转变为以民生为主。我在民国诸国父的政治思想和民国之至今的民生政策中找到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让人民受益的国家社会主义，与1949之后征收掠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截然对立。
民生与共产主义不同，民初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大政府乃至控制经济，并不屈取决于有否民生目标，而是取决于官僚体制自身扩张的逻辑和民族国家竞竞争军事化的背景。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并不是作为党内思想路线斗争，而是塑造未来的秩序。
在中国，民生仅仅是政府饭桌地下的喂狗的面包宵。不要直观地看改革时期生活好起来，辛苦干了六十年，总比干了三十年积累的财富要多，好起来不过是面包宵多起来。越努力掠夺越大，面包宵当然也会多起来。还真不是改革的功劳，还是自己干长时间的功劳。
在将来的动荡中，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民众必须从政治翻身解放中，获取政治权利，以获得生存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倒专制，民众将无法存活。同样当下权贵的也受到政治清算而无从逃避，其政治权利也将必被冻结，打为政治贱民。一切围绕着生存展开斗争，而其他的，如自由诉求，都作为辅助或者副产品出现。 仅仅有民主革命或者政体改革远远不够，还需要民生问题和反腐败的解决，甚至需要作为前提或者同时进行，才有平稳的过渡。
我在《民生革命带动民主变革》 将来的革命，决定不是自由为先导的政治革命，而是以民生为主导的社会革命，顺便完成一些选举等政治革命的内容。总之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政治革命，不过是皮之毛也。凡是改革意识形态中认为不重要的，通过政治变革可以自动解决的，在今天，都已演化为例外状态，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且很通过政治变革无法自动解决。相反，凡是改革意识形态认为重要的路径，都错。
底层革命的动力在于生命的防守反击，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免于强制免于剥夺。所以如果是基于生存的革命，一定是保守主义的革命，革命者搞完革命回家睡觉。基于承认的危机，如文人知识分子的革命，有问题。我觉得祸害就在于知识分子的参与。我小的时候看姚雪垠《李自成》，知识分子牛金星一来，革命领袖李自成就糟了，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美国革命是基于保守主义革命，也就是为了捍卫已有自由或者古代以来已有的自由与权利的革命。所有革命的爆发，都是复辟。我相信新辛亥革命，会是一种以民生革命为主导，附带完成政治革命部分任务，如普选，政党轮替，司法独立等等的一场革命，由于不存在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混合，不需要通过无限攫取的自由，来保障底层民众的生存，也就是能够基本实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分割，成为一种有限的，保守主义的革命。
法政系
对付民族国家外在的敌人，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现代政治思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是对统治官僚的形成，无能为力。黑格尔一生就对官僚体系矛盾不已，往往复复，一方面官僚体系可以维持稳定，并且为精英提供上升，另外一方面就意味着自由的散失和癌症的强大。而且权贵官僚对外敌的好办法，会被用来对付人民。
辛亥革命承担一个世界历史使命，就是对秦制之后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进行革命。之所以说成，不仅是中国史的，而且要说成世界历史的，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官僚体系，而现代性危机的病源就从此开始。官僚体系是现代性不可承受的重负，几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成型成为巨祸。辛亥革命进行了议会制克制权贵官僚体系的实验，其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文革，对此进行了议会制之外的实验。二十世纪的其他革命，如俄国革命德国革命，都没有如此清晰的渴望。
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神意与当代文明的混乱》中说在任何人类社会的社群中，都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和平与秩序，不过，在某一些时候，被社会传统尊荣，被个人教养与道德支持的尚可容忍的正义，能够给社会带来较长时间的稳定，在另一些时候，父债子还，父辈的罪会落到子女们的身上，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会成长起来，作为神的复仇去反对传统的非正义。这个时代曾使我们得做出如下判断：曾经保证了上能容忍的正义能够实现的人类社群的体系和结构，使自己成为社会混乱和非正义的源泉。
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就是这种经验。当下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统治，就是重复了过去王朝的政治结构，因此孙中山毛泽东所致力于避免的治乱循环再次光临，而其反对的努力，成为对治乱循环进行抵抗的无形性延伸，更大的更加不确定风险更大的一个治乱循环圈。
知识分子——官僚体制美国在二战之后同样趋于政府集权，可见对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制的议会制解决，还是有着不足，这在孙中山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尝试”中已经感受到。美国二战之后，承接美国革命和奴隶解放战争，是一个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的衣钵，通过司法审查体系之下的人权运动弥补议会制的不足。而我们的新辛亥革命，正是承接美国革命的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的，在宪法之下的保守主义革命。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得知美国承担文化精神领导权的阶层，是法官是律师，也就是法政系。那么政治司法化运作，行政权从其其原来说，也是从司法权中蜕变出来，同样也纳入司法宪政主义中去。那么法政系取代英国国教会政教合一，政治统治权与文化精神合一的框架，实现政教分离，成为贵族。
中共的最新领导人很多是法学博士，预示着一种报复和轮回。晚清通过公费私费留学和国内设立大量法政学堂，培养了法政系掘墓人，主导了民国。毛泽东一上台，就调整院校消灭法学院，镇压法政系，反右就是对准法政系的。毛泽东死后，法政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回到晚清民国格局。98年之后教育产业化培养出来的法学院毕业生，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也是一种民国当归的格局。
新辛亥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而言，具有一种例外性，与美国政体科学实验一样，承担了去组织化无领导独裁革命的政治实验使命。没有组织化，并不一定没有社会运动。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来看，扁平化的网络，承担了组织化的任务。不需要精英的领导，已经是一个不需要领导，只要帮助就能成事的时代里面。
我最近在海外发表一篇《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就是试图说明从东欧转型以来，对启蒙革命的超越，对20世纪政党主导革命模式的抛弃。二十世纪就已经比较明显，政党在政治上，已经被社会运动所取代，所以现在秉持组建反对党模式的，是一种可疑的刻舟求剑。恩格斯说，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我看到一个超越政党主导模式的革命。 世界革命的潮流，从天鹅绒革命开始，到阿拉伯之春，就朝无组织无领袖发展。在埃及，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领袖能算得上是示威抗议的领导者。其组织联系依赖于互联网，Facebook与Twitter成为埃及示威者联系最大阵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潮流，就是去组织化去领袖化。例如埃及变革中穆斯林兄弟会，也承认不是领袖。
这些“无领袖”运动具有象征性的标志：可以是一个挑选了主要攻击目标和对象，但并没有实际操纵或执行任何计划的一个公众人物，或具有启发性的作者。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做出宣言，一些运动分子可能对这个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联系。
香港“紫荆花“革命””的“领导“，是代表发言人或关注组，或者几十个影星，他们为民众提供的是帮助。
乌坎抗争中的林祖銮接受明报采访，他把乌坎村的胜利，归功於村民空前团结和空前的维权意识，“临时理事会在此次的事件中仅是配角”。民众凝聚，就会产生“无权力者的权力”。 像豆腐花但不压成豆腐。
乌坎抗争中的组织化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社会革命中像有堡垒的，由捍卫自己能力的，消灭不掉的例如乌坎，组织化起了很大作用。
大陆政党政治毫无空间，而建设公民社会空间却很大。不可以能否建立起组织作为要求，来作为批判标准。有否反对党党，有否NGO在网络时代的政治运动，已经无足轻重。去组织化是一种无数中心和无数增长点的，就像家庭教会一样，就不容易形成革命独裁体系。
在中共洞尽所有人类已知抵抗手段的前提之下，没有抵抗手段的创新，有新的屠龙术，而迷恋于组织化维权之说，不外乎撞鬼墙不死心，浪费时间。
固然没有反对党和政改的空间，怎么会没有公民运动的空间，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且随着各种条件如网络和当局不断制造敌人，如今已经相当大了。现在的群众基础很好，只是抵抗成本太高，不敢行动而已。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但是在现有无比可怕的统治机器面前，无法凝聚政治意识，无法表达政治意志。也许我们的宿命注定如罗马帝国之下的基督教，不需要有足够抗衡的组织性，长时期就足以战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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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pr 2013 10:24 AM PDT
戴维・A・斯道克曼
纽约时报（2013年04月04日）
上周四，道琼斯（Dow Jones）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都冲破纪录，股市自2007年上一次高峰以来遭受的损失被一扫而光。但我们不该为此雀跃，反而应该十分担心。
过去13年中，股市曾两次崩溃并引发衰退：美国家庭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损失了5万亿美元，又在2007年房地产崩溃时损失了超过7万亿美元。我预计，近来的华尔街泡沫也会在未来几年之内破灭，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真实商业投资的年增长率只有0.8%；正式就业岗位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微不足道的0.1% 。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增长下降了8%，中产阶级全职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6%。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真实净值下降了四分之一。领取食品补助券和残疾救助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达到59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由此看来，实体经济仍在不断下滑，而华盛顿还在不断给后代堆积债务，没有能力控制战争预算或者福利支出，也没有能力提高偿付国家债务所需的税收。自然而然，美联储乞灵于未曾用过的激进措施，开始大肆印钞。然而，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银行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
这轮泡沫一旦破裂，美国银行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这种失调前景源自政府的胡作非为。过去80年来，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以外，美国一直在奉行越来越疯狂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试图以此对抗自由市场的周期性问题，及其减少工作机会和经济产出的可能趋势。这样做的代价十分惨重。
联邦政府及其央行伙伴美联储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理顺商业周期、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降到最低、铺开巨大的社会保障网、提高住房拥有率、提供医疗补贴、扶持传统产业（农业、汽车行业）并促进新行业（"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华尔街提供救援。如今它们已经被过重的负荷、过大的压力和强势利益团体的外围紧逼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仪式咒语中，奉行现代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已经破产、瘫痪、陷入烂泥，哪怕它孕育了一种让最有钱的1%人口定期坐享投机暴利的异型裙带资本主义。
两党都是罪魁祸首，但你永远不会从那些被大家视为当今政治议程的连篇废话中猜到这一点 。政府的胡作非为始于1933年，当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选择了不兑现货币（不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经济民族主义和工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
在二战（二战对结束大萧条的贡献远远强于新政）的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变得极为臃肿膨胀，但很了不起的是，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掌白宫和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掌管美联储的20世纪中期，美国迎来了健全货币和财政清廉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膨胀由此得到了短暂的遏制。
接下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带来了"大炮加黄油"的过激政策，到了1971年，在一个背信弃义的周末，这一倾向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时，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最终决定黄金和美元之间不能进行兑换，实质上等于赖掉了本国的债务。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比水门事件更严重的罪过――意味着国家金融纪律的覆灭和长达40年的狂欢的开始。在这40年间，我们生活奢侈，将经常账目赤字累积到了8万亿美元之多。实际上，美国经历了一次内部杠杆收购，把总债务（公共和私人）和经济产出之间的比率从约为1.6的历史水平增加到了约3.6。由此而来的是30万亿美元的超额债务（超过了总债务56万亿美元的一半），至今还威胁着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债务爆炸是流动资金把戏的产物，这种把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发明的。弗里德曼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英雄，实际上却为货币供应的无止境扩张播下了种子。今年庆祝百年华诞的美联储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货物和商品的极度通胀，全靠保罗・A・沃尔克（Paul A. Volcker）的钢铁意志，这样的局势才得到了控制。沃尔克是1979到1987年间的美联储主席。
在他的继任者、蒙羞的英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美联储把弗里德曼的那些孱弱的货币扩张规则抛在一边，在过长的时间里，美联储把利息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并向华尔街注入了大量新发行货币。最终以"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命名的央行理念由于美联储1998年对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的援助这一不可原谅之举，而得到了强化。"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美联储的不成文承诺，即如果市场资产价格下跌，它将会介入，就像他们在1987年的股灾发生后做得那样。
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仅仅是因为国内的商品和劳动力价格被来自亚洲工厂的大量进口产品所压制。通过离岸外包美国的可交易货物业务，美联储遏制住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可是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也导致金融资产领域的价格飙升。格林斯潘的纵容态度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股市，自1987年发生股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的股指上涨了五倍。
美国人很快停止储蓄，花掉了他们所赚到的每分钱和能借到的每笔款。受到1997年的金融危机重创的亚洲国家也非常配合。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它们的中央银行变成了一系列的货币"捕蟑盒"，主权债务在那里只进不出。我们一直在靠借贷度日，而且是在花亚洲人借出的钱。
这种变化强化了里根派的陈腐观念，即"赤字不要紧"，它还强化了一个现实，即美国 "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实际上是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的。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实施的多个引人侧目的举措中，远离谨慎财政是后果最严重的一项，这也是身为里根政府预算主管的我在1985年辞职的一个原因。此举为共和党人彻底抛弃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平衡预算政策打造了一个样板，也让乔治・W・布什走上了不归路，他用两场师出无名的昂贵战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大肆扩张，以及针对富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把美国送入了破产境地。华盛顿的说客们变成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共和党的确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只不过这是针对富人的凯恩斯主义。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有诸多翔实记录。虚假的信用评级、证�化欺诈、以及抵押贷款放贷人、原始债权人和经纪人有意为之的不当操作都帮助引发了这种增长。更鲜为人知的是，截止到2008年的八年中，华尔街十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规模扩张。尽管银行的微薄股本几乎没有增长，可是他们对不稳定的"热钱"的依赖度却在飙升，这是因为，来自大萧条（Depression）时期的优秀监管利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彻底废除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华尔街把枪抵在华盛顿的脑袋上，后者几周之内就开始给哀鸿遍野的金融业输血，实施了一番惊慌失措的混乱救援和印钞行动。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与2006年起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发出的严重警告相反，当时的威胁远不到"新版大萧条"或"金融核冬天"的地步。"大恐慌"（Great Fear）纯属华尔街一手造成的，它在众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之后，导致股市狂跌，众议院后来做出让步，最终通过了该救援计划。假如布什总统和他的高盛（Goldman Sachs）顾问（即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立场坚定，这场危机会自行平息，并让投机者承担他们罪有应得的损失。实体银行体系根本从未陷入严重危机，自动取款机不会关停，金融业也不会从内部垮掉。
然而，刚好相反，白宫、国会、美联储、布什和接下来的奥巴马总统铤而走险，采取了一系列不计后果的举措，这不仅毫无必要，还会带来恶劣后果。比方说，汽车行业的救援无非是在工作岗位上拆东墙补西墙――尤其是往人口老龄化、但有重要选举意义的"铁锈地带"补――但并没有保住岗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绿色能源"部分基本是把近10亿美元拱手送给裙带资本家，比如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自诩为太空梦想家的埃隆・马斯科（Elon Musk）之流，目的是给富人打造新玩具。
奥巴马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仅有不到5%流向了真正需要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等形式的扶贫计划的人群。其绝大部分却成为了撒向州级和地方政府的大笔金钱、政治分赃式的基础设施项目、营业税漏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与他们的共和党同仁一样才智枯竭（尽管不及后者那么伪善），他们把借来的钱送到消费者手中，希望他们买个除草机、平板电视，或者至少去红龙虾（Red Lobster）下个馆子什么的，除此之外根本无计可施。
但即使是奥巴马无可救药的轻率政策也无法与美联储的肆无忌惮相提并论，后者把利率降为零，然后以每小时6亿美元的惊人速度印刷新币。多亏了美联储，短期投机者一直在"购买"大量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用的几乎全是以实际为零的利率借得的短期隔夜资金。伯南克叔叔让他们收入不菲。
美联储如今誓称，只要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5%，他们就能把失业率降到6.5%以下，但该机构哪怕只是暗示要缩减资产负债表，也会引起沽盘的狂潮，因为债券价格即使是微微下降也会彻底消灭套利者的利润。尽管伯南克保证最终会逐渐平稳退出，美联储已经置身自己打造的货币政策囚牢之中。
在美联储进行盲目调整之时，国会则心急如焚。自诩的财政鹰派人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D・瑞安（Paul D. Ryan）不敢透露真相：10年期赤字实际上在15万亿美元到20万亿美元之间，大大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7万亿美元。根据国会的最新预计，未来10年将会涌现1640万新工作岗位，而在过去10年只出现了250万个新岗位，这个数字只是华盛顿较为极端的妄想的一个例证。
就连所谓的"大胆"措施――把社会安全福利金的生活费调整和另一种通货膨胀指数联系在一起――也只能在10年的时间里节省2000亿美元，还不足填补赤字的1%。瑞恩的最新预算无耻地放过了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虽然用于这两个社会福利项目的将近19万亿美元的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富有的年老阶层享用。同时，他提议在未来10年对价值7万亿美元的安全网――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进行30%的苛刻削减，这是共和党针对美国99%人口的又一个战场。
在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在接下来大约10年里，目前接近17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总额，将冲高至30万亿美元，并从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5%，飙升到150%。因为美国的政治系统的僵局排除了任何"大妥协"的可能性，这个国家的财政崩溃将逐步发生，就像希腊/塞浦路斯的悲剧一样，其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可以预见到的关于举债上限的危机、后续解决方案和临时的预算补救措施。
美国的前景相当黯淡。中国曾在过去15年里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此造就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热潮正在放缓。巴西、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和所有其他增长中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无法弥补这个需求上的缺口。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机制已经到达了极限。日本正在陷入老年破产期，欧洲也在沉入福利国家的衰老期。在北京，去年上台的新掌权者们明白，在经历了20年的疯狂放贷、投机和建设之后，即便是他们也终将面对好日子终结的那一天。
未来的国家凋敝惨景与伯南克在2004年宣布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可谓有天壤之别，当时他预测经济繁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美联储已经掌控了商业周期；直到2007年3月，他还在证言中说次贷危机的影响"看上去可以得到控制"。可现在的经济并非是"缓和"而是"大畸形"，其制造者正是一个怂恿华尔街大肆赌博的央行，它走入了邪路，把储户钉死在"零利率"的十字架上，并引发了全球大宗商品泡沫。这个泡沫通过提高食品和能源价格来侵蚀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对于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在计算通货膨胀率时不负责任地将之摒弃一边。
这些政策已经使得美国病入膏肓。而解决的方案太过激进以至于不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让国家和市场经济彻底脱钩，还将需要放弃裙带资本主义及其近亲――所有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个国家必须摒弃其极端自满的心态、经济刺激及社会保险，并将其关注点转移到对一个高效、廉价、审查资格的安全网进行管理和融资。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治系统大幅缩减其覆盖范围，并要废除总统连任制，因为政府机构和竞选连任者的团队已经变得密不可分。分离这两者将需要对宪法做出大幅修改：添加修正案，赋予总统和国会议员单一的六年任期，不能连任；为候选人提供100%的公共资金支持；严格限制竞选活动持续的时间（比如，最多八周）；并且终生禁止任何曾效力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人士从事游说活动。此外，还需要完全推翻对"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并要求国会通过平衡的预算方案，否则就面对自动开支削减。
我们还需要清除掉具有腐蚀性影响的金融化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金融化已将美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型赌场。这也就意味着，要让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像自由企业一样去竞争，并承担风险，而不再为它们提供廉价的美联储贷款或存款保险。银行可以接受存款，并发放商业贷款，但应该被禁止进行交易、担保及各种形式的理财业务。
最后，我们还需要让美联储的核心决策者走下赛场，恢复这个央行原本的职责：在危机期间提供流动性，但绝不能购买政府债务，或试图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将美联储从金融市场上剔除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转向自由市场和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然，这些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美联储压低利率的做法已经人为地撑起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财富》（Fortune）1000强的股票，再到最近的楼市"复苏"。 在财政、道德，及学术理论层面，美国都已破产。美联储已经点燃了一场将颠覆自身的全球货币战争。日本已经报名参加，巴西和中国都十分愤怒，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元区正摇摇欲坠。一旦最近这次泡沫破灭，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场崩溃。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逃离市场并储备现金的建议，它的确如此。
戴维・A・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是密歇根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曾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最近著有新书《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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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pr 2013 10:37 AM PDT
中国政府在东海、南海都显示其强硬姿态，在国内受到好评。国人希望中国对外强硬之心不难理解，而若能收回钓鱼岛，或对南海的主权能够获得国际承认，人们当然乐观其成。 不过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主权要求，在国际社会遇到很大的怀疑与反对的声浪。中国人大女新闻发言人傅莹公开承认，她听到的外国人的看法与在中国听到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存在着差距"。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应该说，只要中国的主权要求有道理，那么强硬的态度也有道理，然而，倘若这些主权要求不那么有道理，则强硬态度就会让人觉得是强词夺理了。 以钓鱼岛之争为例。中国政府声称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对其拥有主权。去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白皮书《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理由。不过，这份白皮书记载的两件事，很是微妙。 先是，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六个月后，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然后，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阐述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那白皮书没有记载中国政府对此事有过什么反应。 也就是说，在美国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之时，中国政府在半年之后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看上去其实不大在乎这一变化，而当几个月后日本外务省发表阐述政府立场的文件，中国政府干脆没有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或许，看看当时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有助于弄清楚其中的奥妙。 美日之间签署协议之后不久，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而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翌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2月28日，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然后，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尼克松访华，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国际形势在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中国当时称其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此事在日本则形成重大冲击，迫使日本追随美国，对中国转变态度。 然而，表面上，日本人陷入被动，抢先与中国建交，似乎是日本"有求于"中国，实际上却不尽然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中日建交谈判时，日本人本来准备与中国谈判钓鱼岛问题，然而中国总理周恩来明确说，这个问题不谈。于是，两国顺利建交，建交公报对钓鱼岛问题只字未提。而这样一来，也就好理解，在中日建交之前，也是半年时间左右，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日本外务省发表文件没有反应，连表示反对的外交姿态也不作了。 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对台湾问题作了交代，中国政府进一步的期待是中美两国建交，但是事情偏偏拖了下来。中国政府显然希望在中日关系上取得突破，而且，它似乎比日本政府更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因而有意回避了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日本人则顺水推舟，于是形成了中国政府"默认"日本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局面。 这样，1972年发生的事情，使得"自古以来"或"固有领土"的说法黯然失色。 在当时，中国政府回避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应该说是权宜之计。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除上述之外，显然还因为，钓鱼岛实际为台湾附属岛屿。保卫钓鱼岛主权，一向是香港人最为坚决，呼声最强烈，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较为谨慎，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相比之下更象个旁观者，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转变。这样的状态，表明着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 金门岛在大陆附近，钓鱼岛在台湾附近，而中国政府先前似乎无意将钓鱼岛弄成一个它的在台湾眼前的"金门岛"。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一旦中国政府真的收回了钓鱼岛，它可以对台湾形成某种进逼态势。当然，它也可以将钓鱼岛划给台湾，显示对台湾的友好。 然而，正如上述，中国政府毕竟在两个重要时刻，先是为营造某种良好气氛而对日方的动作不作反应，然后在建交谈判中主动回避了钓鱼岛问题。在其后四十年时间里，中日之间的问题似乎只是日本对历史的反省，中方以"搁置争议"的姿态，坐视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 日本政府基于其对钓鱼岛的基本立场，为避免地方政府购买钓鱼岛之举形成挑衅中国的局面，将钓鱼岛国有化。对它而言，这已经是很顾及中国了，不料，中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 中国政府先前对钓鱼岛不屑一顾，很象当年大清帝王对小小的香港岛蛮不在乎，而目前它的动作，又让人回想起了当年的珍宝岛事件。珍宝岛在中苏两国国界河之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本属于中国，却实际控制在苏联手中。当中国有意收复该岛时，中国军队打了一场伏击战，将苏联军队赶了出去。现在对钓鱼岛频频动作，当年的故事似乎又要有新的版本了。 但是，当今世界已经大不相同，而且中国政府一向主张以谈判解决争端。看来中国政府是以巡航促谈判，那么，它应该在准备谈判方面做更多的事情。一味强硬，并非明智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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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pr 2013 11:56 AM PDT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资本化阶段进入社会化阶段。简单描绘的话，在资本化阶段，为了资本的充分发展，完成了把权力（封建王权）关进制度的笼子的任务，但是由于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取得垄断的地位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病，包括形成为帝国主义。不过资本在追求更大利润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经济因素----社会化。正是这一因素和社会各种反盘剥、反压迫的因素（包括理性思想）的共同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又进入了社会化阶段，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即各种发展进步因素开始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不过关进笼子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肯定是先在实体经济领域里实现，这一点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已经基本完成。"关笼子"现在开始进入金融领域，以后会逐渐进入信息业、传媒业。
目前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危机，就是资本在金融领域还未被关进笼子、盘剥实体经济（包括国际部分）的结果。西方各国目前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实际都是在清除"资本未被关进笼子"的结果，但是能否建立"把资本关进笼子"的机制。就看社会理性和资本在金融领域里博弈的结果了。这个过程，西方国家的进展不尽一致。德国和北欧大部分国家走得比较快，国家经济比较健康，所以金融危机现象就不显著；而美国由于资本化阶段走得比较远，资本力量比较强大，所以金融危机就比较深刻。像爱尔兰、冰岛金融领域畸重的经济结构，受影响则比较严重。
具体政府债务危机，那是在本国片面强调人道主义，未能把"福利主义关进笼子"的结果。原来有殖民地经济的支持；经济全球化还未能形成规模，发展中国家还未能崛起，后发力量对于西方的牵制力量还行不成势头。即使有些"绝对人道主义"和"福利主义"倾向，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先是上世纪中期，殖民地经济支持的逐渐失去；西方的经济结构对于全球化的需求大增，进而在世纪后期的时候，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形成难逢的机遇。先是亚洲四小龙的风气之先。而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以不顾资源、劳力、环境代价的原始、野蛮经济发展方式，以低价实体经济在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一方面为西方和世界提供了大量便宜的商品，降低了他们的生活、上产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冲击了他们的实体经济，把他们实体经济的价位拉下。就这样，低价位的实体经济再加上受到金融资本盘剥，再也支持不了高价位的"绝对人道主义"、"福利主义"。因此政府债务危机必然随之爆发。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清醒认识政府债务危机的深刻根源并协调出被社会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在他们的体制里肯定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一向以"人道主义"、"福利国家"标榜的西欧更为突出。目前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
不过相衬的在中国，对于不顾资源、劳力、环境代价的原始、野蛮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能够取得清醒的认识，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当务之急。至少在十八大上，未能看出丝毫。反倒是高调宣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思想自信"，突出表明了当局的沉醉心态。
可以明显的看出，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账。但这肯定是新的一场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竞赛，谁能先走出来哪？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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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4, 2013, 6:06:14 AM4/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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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pr 2013 09:45 PM PDT （维权网信息员郑珏、熊菲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民主维权人士孙德胜、袁奉初、李勇霖4月12日发起街头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运动，从武汉南下至岳阳，在岳阳街头宣讲时，遭到警方抓押。 分析人士认为：纯正的公民权利进军，已在中国大陆兴起。 4月12日上午9点，在武汉光谷，广州民主人士孙德胜和袁奉初，联手武汉民主人士李勇、童斌拉横幅向市民宣传，横幅上写着：“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武汉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摄像师李勇霖在旁用镜头记载了这一行动。 这是孙德胜、袁奉初发起的公民权利进军第一站，这一站进展顺利。下午1点，他们和摄像师李勇霖坐车离去。 下午4点半，他们来到第二站岳阳，和岳阳民主人士刘东辉、赵子奎、奇峰会合。众人来到岳阳市著名的景点步行街宣传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正要拍照，却被赶来的岳阳市东茅岭派出所警察当场抓捕。 笔者随后拔打岳阳市东茅岭派出所电话，却无人接听。但随后一位值班警员回复来电。笔者询问孙德胜等的下落，这位警员说，孙德胜等人已被岳阳国保控制，正在被国保调查。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新浪微博上活跃的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朱日坤、知名自由人士戆夫子和隋牧青律师发布了这一消息，网友反响强烈。热心人打电话给孙德胜、袁奉初、李勇霖三人，但电话一直不通。人们为他们的安全感到忧虑。 中国国务院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使该公约完成了在中国发生国际法效力的第一步。但执行该国际公约的关键法律程序，全国人大的批准实施，却迟迟没有进行。而批准并实施该公约，使国内法与之顺接，对推动和促进中国的法治、人权和政治民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今年的二月以来，民间各界人士发起了公民建言和敦促呼吁书两个版本的联署签名，要求全国人大尽快批准该国际公约。这两大公民联署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而孙德胜、袁奉初、李勇霖更是用直接行动来向全社会宣传公约。 孙德胜，广州著名街头民主斗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力行者。原籍湖北，退伍军人。2008年开始接触网络，眼界一开，立志反抗极权。2011年茉莉花事件期间，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与唐荆陵、袁新亭、野渡、刘士辉、刘正清等，被关押在广州番禺大石民警培训中心，共计失去自由133天。2012年7月11日，上街举牌要求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撤销政法委，还司法独立。2013年2月23日参加广州反核爆游行，被行政拘留15日。 袁奉初，广州著名街头民主斗士，原籍湖北。曾多次参加广州公园民主聚会和举牌活动，为此一再遭到警方的强制遣送和驱逐。2013年1月7日，他和独立作家笔会副秘书长野渡在南周抗议现场打出了“庹毒不除，广东自宫，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帮助促进了献花事件走向真正的政治集会，为此在数日后遭到广州国保的报复性殴打。2013年2月23日参加广州反核爆游行，被行政拘留7日。 李勇霖，四川绵阳青年，民主人士，公民行动参与者。现任北京著名纪录片独立制作人朱日坤的助手。他与朱日坤相识于什邡抗争现场，而后结为同事。曾参加郭飞雄、朱日坤、隋牧青、郭春平声援江西选举三杰行动，也是南周现场民主集会的参加者和记录者。 孙德胜联系电话：18688458140 袁奉初联系电话：13145745505 岳阳东茅岭派出所：0730--8222468 值班警员：18873081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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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6, 2013, 6:24:16 AM4/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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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扼杀出版和结社等自由权利就是慢性自杀――现行宪法的迷思和解读之三 Posted: 15 Apr 2013 01:58 PM PDT
近几年来，民间关于实施宪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日益强烈，其中最强烈、最迫切的呼求，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权利的规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化专制主义的管制不断收紧，以“维稳”为名的政治迫害不断加剧，民间弥漫着普遍的不满和激烈的抗争。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呼声，就是在这种社会矛盾持续深化、官民对立日趋尖锐的形势下，高涨起来，强烈起来的。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满足人民对于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的渴求，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和朝野对立，而且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也是走出难关、摆脱困境的一条光明大道。因为，目前共产党所处的难关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而造成的。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就可以有效地监督权力的运行，扭转滥用权力、贪腐遍地的现象，克服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把国家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共产党自身也可以由此摆脱困境，获得继续前进的动力。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共产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却背逆这个趋势，对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不但没有认真落实，反而加紧剥夺，加强控制。为此而制定的有关条例，不是为了保障公民顺利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为了便于权力机关约束与控制公民行使自由权利，实际上扼杀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这就不仅违背了广大公民的意愿，而且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以下有关出版和结社的法规，看看它们是怎样落实宪法、“加强”对出版和结社的管理的；同时也看一看行使这些自由权利的公民受到何等严酷的打压。
（一）出版自由是怎样被扼杀的
2001年12月由国务院公布、2011年3月又经国务院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请看，这个“根据宪法”制定的条例，在第一条里提出四个目标或理由，第一个就是“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第三个才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且非常巧妙地嵌进“依法”，依的什么法呢？就是这个“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而制定的《出版管理条例》。这么一绕，就把公民出版自由的权利绕进“加强管理”的框框里去了。
这个条例的全部条文都体现着“加强管理”的精神。首先，要成立办报办刊或出书的出版单位，必须具备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一条就堵塞了民间办报办刊出书的可能，普通公民，到哪里去找“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呢？即使这一条有了，还有一条：要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法规多如牛毛，你知道还有哪些“其他条件”等着你去“具备”呢？他们却可以用不具备某个法规来卡你。除这些苛刻的条件外，最后还有一道关卡：“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就是说，你具备了那六个条件，审批部门还可以用是否“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来卡住你，说你不符合国家规划，拒绝批准你设立出版单位。这个“加强管理”，真是天衣无缝啊！
其次，设立出版单位的申报审批手续也十分复杂，先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经批准后，回到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然后，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登记，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属于企业法人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这几个环节都顺利畅通，才算完成出版报刊图书的“依法”程序。此外，从事出版物印刷、复制的单位，也须向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许可，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从事出版物的印刷或者复制。发行、零售出版物的单位，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再次，第二十条规定，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年度出版计划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均须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尔后再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涉及重大选题，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连期刊的重大选题，也要按照前述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复次，最能体现“加强管理”的，是那些禁止和惩罚的条文。如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包括十项的有害内容，前九项都比较具体，第十项是“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前九项挨不上的，这一条就管住了。第四十条规定“不得印刷或者复制、发行”的六类出版物。第八章“法律责任”有十三条，都是禁止和处罚的条款。当然，其中有些是必要的，但也一些是可以随意解释，入人以罪的。
最后，有些条款仅从文字上看还是值得肯定的：如第二十三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第七章“保障与奖励”里还有几条规定：国家支持、鼓励优秀出版物的出版，包括那些“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科学价值或者文化艺术价值的”出版物。“对为发展、繁荣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非法干扰、阻止和破坏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但这些条文也可以作出符合于传统思想观念的解释，加上诸多“加强管理”的条文，难免使这些正面的承诺化为乌有。
如此严酷的管理条例，扼杀了民间的出版自由，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地下刊物”、“山寨出版物”。许多很有学术价值、很有历史意义的专著、回忆录、调查报告，有些适应民众需要、很受民间欢迎的刊物，都因无法正式出版发行，只得自费印刷，分寄亲友，却又被禁寄禁发，成为多年来“扫黄打非”的主要对象。即使是已经正式出版的报刊书籍，有些也难逃被查禁的命运。如新闻界的“冰点事件”、最近的“南周报事件”，就是扼杀新闻自由的典型事件，日常的打压干扰，就更多了，一个电话，一项指令，对一篇文章的申斥，就可以带来停办整顿、检讨处分，甚至开除走人的恶果。至于查禁“非法出版物”，更是屡见不鲜，甚至连一些正式出版的书，也作为“非法出版物”加以查禁。比较突出的如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其内容完全是辑录五十多年前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文章，居然也被列为“非法出版物”而遭查禁，不许销售，不许邮寄。又如北京“扫黄打非”领导小组2004年11月9日召开“专项治理整顿动员大会”，宣布“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并且通令各单位，凡是家中有《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怀念李慎之》、《晚年周恩来》等书的，一律都要上缴。2007年1月，又发生了著名的“八本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通风会”上宣读了一份2006年出版的“违规图书”名单，包括《沧桑》、《伶人往事》、〈〈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年代怀旧丛书》、《如焉》、《新闻界》等八本书，引起社会震动，遭到普遍的谴责，进一步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
连正式出版的书籍都被加上“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的头衔而被“坚决取缔”，民间自费出版的著作就更不用说了。如在五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革命家庭》等优秀作品的作者何家栋，2006年10月病入膏肓，家人亲友为他编印《何家栋文集》上下册，想让他在去世以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得到最后的安慰。不料就在文集编就印完后，印制文集的印刷厂竟被突击查抄，印好的书籍全部被没收。第二天何家栋就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见到自己的文集问世，遗憾地离开人间。
禁书是封建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从秦始皇的“禁书令”到满清政府的“文字狱”，不知有多少文人遭难，多少书籍被毁。上述遏制、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政策取向，本质上就是承袭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为巩固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
这里有必要指出，这些违反宪法、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禁令，大都出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中宣部的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见解，并以切实遵守宪法、积极维护宪法的模范行为，为落实公民的新闻出版自由创造条件。而现实的中宣部却反其道而行之，扮演着扼杀新闻出版自由的文化刽子手的角色，成为千夫所指、众口唾骂的社会罪人、民族罪人，同时也成为败坏共产党声誉的罪人。
（二）结社自由是怎样被扼杀的
关于公民的结社问题，也有一个“加强管理”的法规。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这里把“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列为条例主旨的第一条，比《出版管理条例》好，但下面的条文却没有充分体现这个精神。首先，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按照第六条的规定，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指的是县以上的政府有关部门或由它授权的组织。实际上是限定只有官方半官方才有资格成立社会团体，普通老百姓哪里找得到政府部门或由它授权的组织来做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呢？即使你有幸找到了，就意味着把自己纳入政府或准政府的管辖，还有什么“结社自由”？
其次，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六个条件，第一条是“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这就排斥了大量民间组织成立的可能性。公民有共同志向或兴趣相投，结成团体，人数或多或少，十来个，二三十个，都应听其自然。条例限定50人以上（更不要说是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了）才可以成立社会团体，把门槛设得那么高，高到普通老百姓难以跨越，扼杀结社自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再次，结社也有一套严格的审批、登记、备案的程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章程草案及有关材料，提出申请；申请批准后六个月内举行会员大会或代表会议，通过章程，选出负责人和法人代表；再到登记管理机关登记或备案，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才算完成成立社会团体的正式手续。在这些审批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不被批准的可能。
第四，被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每年都要接受主管业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或被认为违反规定的，就可能受到登记管理机关的警告，限期停止活动，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甚至撤销登记，封存或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在如此严密的监督管理之下，民间的社会团体还能有多少自由活动的空间？
有这样一个“加强登记管理”的条例，能够成立并顺利通过审批的，就只有体制内的社会团体了；民间要成立什么团体，简直难比登天。我国目前有十几万个社会团体，其中多数是半官方的机构，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会、妇联、青联、作家协会、工商联、文联等等，他们的干部由共产党的组织部门选派，经费由政府供给，甚至活动也由党的组织控制，这就使这些群众组织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执政党的工具，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团体的应有功能。即使原本是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也因为管理机关的严密操纵，成为政治权力的御用工具。如2008年4月，有18位北京广东等地的律师表示要依法为当时被捕的藏民辩护，有关当局按照最高政法领导人的批示，对这些律师和他们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进行打压。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指责这些律师“跳了出来”，表示要砸掉他们的饭碗。结果，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了律师执照。
目前在社会上活跃着一些民间的社会团体，多数是没有经过登记的，包括大量民间研究机构、绿色环保组织、公益慈善团体、各种兴趣协会、读书小组、义工小组、宗教团体、支农组织等等，他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但由于他们没有履行登记备案等手续，就一概被认为是“非法组织”，一旦触犯禁忌就会遭难，轻则查抄处罚，重者甚至会将组织者判刑入狱。最典型的是十年前的“新青年学会”冤案。当时北京有8位在不同单位工作学习的青年，因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兴趣相投，便在2000年8月成立“新青年学会”，相约每人每月写点学习心得，以交流思想，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成立后曾请刘军宁和曹思源来作过讲演，朋友相聚座谈三四次，有些人还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这个学会充其量也只是松散的学术小团体，类似普通的读书会。它的8位成员都是满怀热血的青年，为了探寻救国救民之道，走到了一起。不幸的是，他们才活动几个月就遭到了严酷的镇压。2001年3月13日，学会的5名成员被捕，另3人也多次被审讯，并被迫在有“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内容的笔录上签字。于是，小小的学术研究活动便转化成了刑事犯罪。2003年5月18日，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靳海科、徐伟各十年徒刑，杨子立、张洪波各八年徒刑。法院判决书指控他们“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只指斥他们说过“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张“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连筹备创办互联网和刊物，也成了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另一种民间团体遭受厄难的类型，可以2009年的“公盟”事件为代表。“公盟”全名是“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些热心公益的维权律师许志永、滕彪、张星水等在2005年创办的。它名义上是公司，实际上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他们在2003年曾成立“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从事依法维权的咨询活动，但因没有“业务主管单位”，无法登记，不能取得合法地位。为了争取能够公开合法地开展活动，他们被迫以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注册。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承受许多不必要的限制和麻烦。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以涉嫌偷税，勒令“公盟”交纳税款和罚款149万余元，否则，法人代表许志永将面临监禁七年以下的刑事处罚。这就是他们以公司名义从事公益活动而无奈吞咽的苦果。作为公益社团，他们曾为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陕北民营石油案、三鹿奶粉案、邓玉娇案等提供法律服务，组织关于法治社会、公民权利等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进行任何经营活动，不应该承担纳税的义务；但作为公司，却使有关部门可以利用税务问题来进行打击。他们把“公盟”为研究项目而接受的资助，说成是必须纳税的企业经营行为，没有纳税就是偷税。接着，市民政局派出20多人，以“公盟”下属的“公盟法律研究所”未经登记为借口，查抄了“公盟”工作地点，“公盟”的所有案卷资料，8台电脑，连同会议室的桌椅，都被劫掠一空。一个成绩卓著、为社会作出很大贡献的民间社团，就这样被扼杀了。
（三）扼杀公民的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无异于慢性自杀
新闻出版和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两大载体，也是共产党和政府同广大民众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更是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目前的中国社会极不正常，表面的繁荣昌盛，掩盖着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危机的总根源是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凭借权力，可以换取金钱美色、威势尊荣，这才腐败丛生，出现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理性泯没、社会分裂的局面。近来社会上大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而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首先就要改革政治体制，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的社会局势相比，目前的条件更为恶劣，更为艰难。二十多年来，由于权贵资产阶级的形成并日益牢固地掌握着政治权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面对如此强大雄厚而且遍布上下的反改革势力，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步骤，从决策设计到具体实施，都将寸步难行。
在改革和反改革实力悬殊的形势下，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最佳选择是开放报禁社禁，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出版结社等自由。民间舆论和社会团体一旦放开，就会形成强大的动力，扫除障碍，推进改革。因为权贵资产阶级尽管嚣张跋扈，却害怕民众。他们多年来滴水不漏地控制新闻出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不择手段地以“维稳”为名镇压群众，推行政治专制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公民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消除民主法治的社会前景。实现新闻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就等于解放了民间蕴藏着的无限活力，引来改革和进步的源头活水，冲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障碍。有了民间舆论和社会团体的广泛支持，在朝的改革力量就可以由弱势转为强势，排除反改革力量的阻碍和破坏。首先是进行比较彻底的反贪污运动。一般说来，权贵资产阶级都是凭借权力，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起家的，民间所谓的“无官不贪”，指的就是这些权贵。他们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必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对派。所以反贪污就成了政治改革的前哨战。当然，过去官方反贪污的成绩不应抹煞，但也有不少的贪污案给人留下反未彻底、除恶不尽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权贵官僚盘根错节，形成了贪污的利益共同体，反贪污者投鼠忌器，备受掣肘，使反贪污的战果大打折扣。通过民间舆论和社会团体，实现朝野改革力量的联合，就使反贪污斗争有了可靠的基础和进行到底的保证，从而扫除反改革的主要障碍，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对于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1989年，邓小平对呼求民主和反腐败的学生滥施镇压，使专制和腐败日益泛滥，横行无阻，共产党的威望随之一落千丈。虽然对外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兴旺，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改革成果大多被权贵掠入囊中，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和政治现状严重扭曲，普通劳动者难以承受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重压，苦不堪言，所有不满，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垄断政治权力的共产党身上。再加上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政法机关对维权群众和上访冤民的残暴镇压，民众的怨愤和戾气空前浓烈。尽管官方舆论仍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实际上共产党的威望已经空前低落。十八大后，从上到下，人们或满足于表面的辉煌和绚丽，或沉浸于渺茫的希望与期待，网络上虽有人揭露危机四伏的社会真相，却很少受到重视。
应该承认，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是全面的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社会危机，更是共产党的危机。它一方面表现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出现巨大的鸿沟，已如上述；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共产党内大量权贵的腐败堕落。许多党员擅权敛财，毫无理念；不少组织涣散，各行其是，以至“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此严峻的局面，单凭共产党自身是不可能摆脱危机的。最好的选择，无过于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开放报禁社禁，通过这两类广泛的社会渠道，认真听取民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大众的帮助下清洗党的肌体，才能克服危机，浴火重生。
当然，开放报禁社禁，应该有计划有秩序地推进。开放报禁的步骤，首先是取消中宣部对新闻出版的既无理又非法的干预，让现有的新闻出版从业者独立自主地进行编辑采访与出版。与此同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起草《新闻法》、《出版法》，并由国务院修订现行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步，取消所谓“非法出版物”的概念，允许民间自费印发、邮寄文章、书籍和不上市出售的报刊。同时放宽境外出版物入境的限制，除了诲淫诲盗的著作外，原则上都应准予在大陆销售；当然，初期可考虑经过审批，限量进口，经过一定时间后再全面放开，有关问题可在〈出版法〉里加以规范。第三步，允许民间按照〈新闻法〉和〈出版法〉，成立报社、杂志社、出版社。
关于结社自由的步骤，首先，应该取消官方对群众性社会团体的控制，例如各行各业的协会，有的是由主管部门派人担任领导，有的虽经过选举，但候选名单却是主管部门审定的，选举结果不符合领导意图，就要推倒重选。民间组织的章程，也要按照官方的统一格式套，这些做法都是违反宪法的。实现结社自由，就应该让民间组织自选领导，自订章程，自筹经费，自主活动。同时，修订或废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起草《结社法》、〈政党法〉、〈农会法〉。第二，扩大可以直接申请登记的社会团体的范围。据马凯3月10日在全国人大发言时说，今后协会商会、科技、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等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需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但政法类、宗教类社会组织，申请登记前仍需业务主管单位审查。这意味着只有与官方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才可以直接申请登记，仍然排斥民间的结社自由，显然是不妥当的。应该全部放开，由民政部门按照〈结社法〉登记管理。第三，在全国农村，普遍组织关于〈农会法〉的学习，按照〈农会法〉，有重点有次序地建立地方农会。第四，现有大量半官方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联、妇联、文联、作协等等，都应该逐步退出官方序列，按照前述“四自”原则，改造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
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实现公民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不仅可以为反贪反腐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强大的动力，而且也为共产党清理自身、摆脱危机所必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党内腐败的严重程度，应该引起领导层的高度警觉。遗憾的是，十八大开过已经四月有余，虽然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一再强调实施宪法、建立法治社会，但扼杀新闻出版和集会结社自由的违宪恶行，依然层出不穷。此类专制暴行多年来已经给国家民族和共产党自身造成严重危害，如不赶紧刹车，听其继续，无异于慢性自杀。现在的共产党，貌似空前强大，实则内外交困，百病缠身：内无理性的凝聚力，外无真心的拥戴者；沉疴积疾，经久未治，尤其是贪腐恶症，已入膏肓，唯一的自救之方，是果断地停止违宪悖理的扼杀新闻出版和集会结社自由的恶政，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开始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通过在野舆论和民间组织，调动民众的爱国情怀，推动反腐败的彻底查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朝野之间的信任，治愈共产党自身的重病。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希望有识者明鉴。
2013年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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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pr 2013 12:45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15日】2011年，当时正在访问美国的胡锦涛在回答“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问讯时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
这个“中国模式”是一个什麽玩艺儿呢？这就是用“两会”（人大和政协）装饰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
那麽“人大”又是一个什麽玩艺儿呢？有这麽一个典型的例子：同一个胡锦涛，在某一年回答一个日本女孩问他如何当上国家主席时，居然恬不知耻地会答说：“我是被人民选出来的！”你不是被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盖出来的吗？不要说选举国家主席，就是那选国家主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也是一团迷雾。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在国内时还是一高校教师，但是从文革结束到我2007年出国，我一次也没有（被通知）去投票选举我所在区的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大代表也从来没有向我征求过对当地和全国事务有什麽意见。如果我真有自己的一票，即使我对胡锦涛候选国家主席投了反对票，我也能承认胡锦涛的国家主席是“人民选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胡锦涛在美国表演之后两年，18大开完了。“中国政治模式”又全面自我调节了一番。这就是2013年3月份的“两会”。这次“两会”较之历史上的历次“两会”更能暴露“中国政治模式”的虚伪：人大最富有的5名代表，其资产超过美国国会全体议员的总和。两会83位富豪平均财富33.5亿美元（而美国众议院及内阁最富有83人平均资产仅5，640万美元）。但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3月8日却在离职报告中说：“我们自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你看，共产党领导的人大是保护谁的利益的呢？人民能从这次人大开会除了买单以外还能得到什麽好处呢？
“政治花瓶”政协的表演更为露骨。（附及，我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当过一届我所在市的政协委员，亲身体会过所谓政协开会不过是鼓鼓掌，给你几顿饭吃，说点空话而己）。其实那8个民主党派的党员总人数可能也不到80万人，即不到中共党员人数的1%。而且它们的经费是中共赐给的，怎麽谈得上分庭抗礼呢？但是3月6日，新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主席集体亮相，当有外国记者问他们有否可能竞选执政时，这9个主席马上坐直了，几乎要紧张出精神病了。他们最多只能鼓起“胆量”向中共乞求“雅量”。其实上世纪毛泽东已经回答过梁漱溟说他没有这个“雅量”的。3月12日，新政协主席俞正声（他的父亲黄敬是江青的前夫，1958年被毛泽东吓死了。他仍然对上海大学生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无可厚非，足见其无耻）宣称：“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决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什麽是当前中国的国情呢？北京霾雾和沙尘暴，天津大火，上海人喝黄埔江死猪（已达13，000头）水，中国人到香港和荷兰等地抢购奶粉！中国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吃不到安全食品。现有的“政治模式”符不符合国情不是你俞正声说了算的，而是14亿人民说了算的。
当权者以为把行政机构作一些调整就算是改革了，也就是改革现有的“政治制度”了。于是搞出什麽“大部制”，例如把铁道部改名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继原铁道部2万亿贷款。又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人民戏称为“出局”）。但是这些“大部”不是还得由中共党组领导吗？效率能高到哪里去呢？能扼制住贪腐吗？
新皇帝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要求人民对霾雾“淡定”，只引起代表们一片谄媚的陪笑，而没有一点批评。（有的代表对政府个别部门或官员不满，也只敢在投票时对之投不记名的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不敢公开发言）。这叫什麽人大会议呢？自由，人权和宪政这几个词在两会上都听不到，听到的只是“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坚持。你越强调“坚持”就越“坚持”不住了。习近平在3月17日的讲话中许诺“有理想，有机会，有奋斗”。“理想”吗？大小官员都在往国外跑找“理想”。“机会”吗？机会在国外哩!“奋斗”吗？人都跑光了，你和谁奋斗呀？你已经上台半年了，空话说了不少，到现在一个大老虎也没有打出来。薄熙来也没有开始审判，刘志军还在监狱休养。你捡起已经被国际上抛弃了20多年的马列主义，救得了中国吗？
从实质上说，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和清末张之洞等人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什麽不同。都是要坚持专制政权，不过换了词句而已。但清末最终“中学为体”坚持不住了，也宣布要政治改革，但为时已晚，“武昌起义”发生了。
胡锦涛在2011年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到现在又两年多了。在这两年中世界形势大变。从非洲的茉莉花革命到卡达菲，查韦斯先后见阎王，表明世界民主的全球化已走向最后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社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专制阵营对峙的结果或许将比当年美苏冷战的结果更为顺利。
“中国政治模式”的原形毕露了。人们对于“两会”从过去的冷漠已变成热讽，出了不少段子。今后的问题就是人民何时用何种方式彻底抛弃这个政治模式了。不管中共怎样修补这个政治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其实，只要有“党的领导”，你就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不仅不能要“党的领导”，连“不领导的”共产党也不能要了。其实“取消党禁”的提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初期，有一个党是应该被禁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对国家和人民近百年的伤害有必要被清算（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对前苏共的清算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哩！）。只有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人民才能创造出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
2013年4月1日于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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