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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5, 2013, 6:20:23 AM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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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ug 2013 02:32 AM PDT 
最近，美國有一條大新聞：著名的汽車城底特律七月十八日宣布破產。因為市政府負債一百八十五億美元。
底特律自從一八九六年出產第一輛汽車以來，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它的黃金時代，一九二九年，美國經濟危機，但底特律出產了佔美國八成、世界七成的汽車：二千六百萬輛。使美國家家有車，深刻改變美國社會的生活方式，並影響世界。二戰時期，汽車改坦克，成為「民主的兵工廠」。大量的南部黑人湧來就業，一九五○年人口接近二百萬。三大汽車廠都設在底特律地區 。一九七一年美國汽車達到一億輛。
但是，今日底特律人口下降到七十萬，產業萎縮，市政不景，失業率、犯罪率上升。以前這裡是工人階級晉升中產階級之地，現在很多房子空置，甚至「叫價一元」的房產，也無人問津。據說中國的暴發戶，聞訊底特律破產，房地產無人要，想來大撈一把，了解到很多房屋破舊不堪，修理拆建麻煩之至，便畏難而退。
究竟底特律衰敗原因何在？有人說「醞釀六十年的問題終於爆發了」。有人說是敗於日本、韓國崛起的競爭，市場縮小；有人說是社會福利太高，退休金、醫療保險支出太大，支不敷出……這些解釋都有道理。但是，有一個歷史原因被人忽視。也許年深月久，今天的學者缺乏洞察力。他們知道「美國的汽車業從七十年代開始走下坡路」，卻忘記了一九六七年令全世界震驚的「底特律騷亂」。最近美國世界日報，有密西根州學者描述了事件及其影響：擴大民族矛盾，破壞正常秩序。令人深思。
那年七月二十三日，因白人警察逮捕酒吧一些黑人，引發連續五天的全城騷亂，成千上萬黑人搗毀白人住宅、商店，砸爛警察局，不僅全城商店停業、學校停課，連三大汽車廠也停產。黑人和軍警武裝對抗，底特律市區六分之一夷為平地，二千幢樓房被毀。四十三人死、一千人傷，七千人被捕。政府出動軍隊和國民兵平暴，否則騷亂蔓延，不可收拾。一個火上澆油的因素是中國文革的暴力影響──那時正是紅衛兵大亂天下之際，黑豹黨領袖卡麥克說，很多參加鬥爭的黑人都手持紅彤彤的（中國出版的英文）毛語錄，還說，毛的教導正在幫助黑人覺醒起來。
當暴亂逐漸平息時，主張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之死，美國爆發百多個城市的種族騷亂，毛澤東又在北京發表趁火打劫的《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其後還在天安門接見美國黑人暴力派領袖。要求美國黑人運動和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相結合，推翻美國資產階級罪惡統治……但三年之後，毛和「罪惡的統治者」尼克遜握手言歡，美國黑人才真正「覺醒」了。請讀者回頭看看本期首選楊奎松教授的文章，就明白毛澤東的「有槍便是草頭王」方針，不僅禍害十億中國人及亞非拉，而且流毒民主自由的歐美。毛一生「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歷史，不是很值得中共黨人記取嗎？
（2013年八月號開放雜誌，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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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ug 2013 02:29 AM PDT
《破产打油》
曹思源
彼岸破产底特律，
震惊华夏地市乡。
我发博客献对策，
网友十万点击忙；
客观规律不可阻，
优胜劣汰放眼量。
神州侧畔千帆过，
普世价值终有光。
今年7月18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申请破产，震惊全美和全世界，同时也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关注地方政府破产问题，我试以此文飨读者。
地方政府债务缠身
"破产"一词所表达的优胜劣汰、相反相成的哲学寓意，国人是在最近三十年逐步体会出来的。先前不知破产为何物，后来视破产为洪水猛兽；及至1986年12月2日，共和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在一波三折的"议会辩论"中火爆登场，人们渐渐发现它还真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终于见怪不怪。现如今，在七万多家破产企业身旁，又冒出一个"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的问题。
其实，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案例，国外多有。日本已有过884个地方政府宣告破产；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小镇夕张（Yubari）政府曾宣布它计划于2009年申请破产，因为该镇政府负债630亿日元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还债能力，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45亿日元。
根据日兴花旗银行（Nikko Citigroup）信贷分析师的计算，日本地方政府借款数额巨大，其未偿还债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高达34%，而英国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比例仅为5%，美国也只有13%。
美国纽约州政府曾多次濒临破产。目前金融风暴之中，纽约州政府又到了破产边缘。
美国加州南部的橘县曾于1994年12月宣告破产。破产后县政府改组，裁员12%，该县17000名公务员被裁减2000余人；然后不得不紧缩开支，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公共服务项目；最后是由新的县政府就新的还款协议与债权人进行谈判，承诺以未来若干年内的地方税收偿还债务。
考察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案件，并非隔岸观火。太平洋此岸亦有此火苗，只不过我们觉察较迟，但国内媒体上也已有所反映。
据测算，2002年，全国2860个县（市）中，预算赤字县共计706个，占比达到25%；而41040个乡镇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到177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30多万元；我国全部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
应当说，地方当局在政府职能范围内、在还债能力限度内的举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譬如某市财政节余财力平均每年只有1亿元，但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建设的整体工程需要投资10亿元，才能一次性配套完工。其中城市道路下面必须预先埋设的给排水、供热、供气、通讯、电力管线等等系统工程，不可能分10年施工，每年挖一次路面。为此，该市政府一次举债9亿元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尔后九年中逐年偿付债务及其利息；同时因投资环境改善带来社会经济效益还能享受税收增加的成果，实乃一大善举。
目前由财政部牵头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的方案，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程序和范围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现在不少地方政府负债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越出了政府职能范围，发生了角色错位，由市场经济的服务员，篡位充当市场经济的运动员。有的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投资谋利，投资失败便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市场承担的风险，落得负债累累；有的不惜违规，以政府信誉作担保为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方便，在市场风云变幻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损失惨重脱不了干系。山东某乡镇2000年财政收入1136万元，而各种对外担保借款就达1.2亿元。还有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一边大肆举债，一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每到年终，宾馆酒店、施工供货单位的老板就会拿着厚厚一沓"签单"，前往政府各衙门去催债，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蔚为壮观。
地方政府负债超过了自己的偿付能力，还不起债怎么办？
从逻辑上说，办法有三个。
其一，赖债不还。
譬如说，政府搞开发，拖欠开发商的钱；开发商就拖欠"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则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有的上吊、有的跳楼、有的找国务院总理。其中还真有一位重庆农妇幸运地于2003年10月遇到在地方调研的温家宝，反映自己丈夫的工资被拖欠。更多的民工则没有那么幸运，有的走上了暴力讨债的路子……地方政府赖债已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潜在杀手。
其二，下级政府欠债由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还钱。
这是个大锅饭的老办法。地方政府比赛花钱、全国纳税人被迫埋单、中央财政集中承担无限风险的办法，显然也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最后只有一个合理的办法，就是破产处理。
逼出一个廉价政府
俗话说：欠债还钱。还不起债怎么办？――破产。
由于我国目前的破产法并不涵盖政府机关，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不可能在这方面执法。地方政府财政濒临破产时的破产程序，作为一种变通办法，性质上属于各方当事人（债权人、债务人）在法院外的自愿调解协商程序。自愿调解协商的基础，是有关当事人对于破产程序的成败利害关系的权衡。成，则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维持，政府信誉得到保护。破产事件虽然不幸，合理的破产处理程序却能令人信服。
如果没有破产程序或破产处理程序失败，债权人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回；地方政府作为濒临破产、赖账不还的债务人威信扫地，地方投资环境恶化、恶名远播，当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损失都将惨重无比。
按照各国破产法的共同原理，一个人破产了，其高消费要受到限制，高档消费品（豪宅、汽车等）要拍卖用以还债，但生活必需品（诸如御寒的棉衣等）不能拍卖，破产程序不能剥夺破产债务人的生存资料。
同理，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地方政府还要生存、工作下去。破产后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廉政，而且还必须廉价。除了警察处理紧急公务需要保留少量公车外，至少80%以上的公车应当拍卖抵债；政府办公当然还需要办公室，但若原先是花园式、宾馆式的办公楼，那毫无疑问要拍卖还债，可以去租用廉价的旅社或收购因有乔迁之喜而腾空的旧居民楼或旧厂房、旧校舍。这样既不扰民，又能大幅节省办公经费，挤出钱来还债。破产之灾也许有助于逼出一个廉价政府。
问题是，如何按破产程序处理？
破产的具体程序
破产的含义并不复杂。债务人不能还债，客观上便处于破产状态。
这里的债务人，既包括商人，也包括非商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也包括政府。凡是债务人还不起债，人们就可以说他实际上已经陷于破产。对于诸多破产事件该如何处理，则要依破产法的立法状况而论。
破产法在世界上源远流长数千载，中国从1935年公布破产法算起，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古今中外的破产制度，细节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基本原理大同小异，形成了一套全球普适的破产程序。就破产法的适用范围而言，绝大多数国家涵盖所有债务人，少数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上则只适用于商人或企业。
譬如说，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破产法适用于所有债务人，1949年10月1日之后，它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继续有效。中国大陆1986年12月2日诞生的企业破产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后经修改，自2007年6月1日起，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企业法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也有破产案件，那时没有破产法，就是采取变通方式，按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破产程序处理，各有关当事人均能接受。
如今，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变通需要。我国现行破产法并没有涵盖企业之外的债务人，更没有制定"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法"，而某些地方财政丧失偿债能力的现实问题，却已摆在面前。不承认不行，躲也躲不过去，赖也赖不掉，只能积极变通，按破产程序处理，并在逐步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破产法的修改完善。
根据破产制度共同原理和我国现实情况，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程序可以简括为以下五项要点：
一、债务人（地方政府，下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构成客观上的破产原因。
债务人一旦停止偿付到期债务，即视为濒临破产；债务人否认自身濒临破产的有效行为只能是及时清偿到期债务。
二、在出现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债务人、债权人均有权就债务人破产问题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该级人大常委会指定特别小组协调此项工作。
三、地方政府破产本身属于地方财政破产，并不等于政府职能破产。任何地方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地方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改组、改选的问题，只能根据宪法、选举法、政府组织法等处理。
四、鉴于破产案件的客观基础是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因而地方政府破产后，破产债权人不可能得到100%的清偿，破产程序旨在使债务人尽最大可能履行偿债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五、地方政府财政破产程序的主要环节是，债务人拟出还债协议草案（含拍卖资产并以一定年限内的地方税收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等），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在执行还债协议之后，债务人未能清偿的债务宣告豁免，债权债务关系及时了结。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要匹配
我国已经实行分税制，各级财政分灶吃饭，各级债务由本级财政偿还，上级政府不替下级政府还债，也不能为下级政府的债务担保。
应当说，各级财政各负其责的方向是对的，但要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应当相匹配。现在从全国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让地方政府很为难。地方政府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得不多头抓钱：一是"跑部钱进"，向中央政府大搞公关要钱，这有违分税制的初衷，同时也败坏了中央某些部门的名声；二是变着法子提高地方税费收入，激起民怨，威胁政局的稳定，譬如垄断土地交易，人为割裂城乡房地产市场，蓄意推高房地产价格。就是当今社会一大流弊；其三便是超出偿付能力十倍、百倍地负债。
若要釜底抽薪、根治弊端，亦需多管齐下。办法之一，就是分税制改革继续往前走，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科学划分。
人大应安上"财政破产警报器"
任何破产案件都分前后两个阶段。破产事实（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还不起债）发生在前；承认破产，按破产程序清理债权债务在后。如果能设立一个破产预警装置，在前一阶段出现破产苗头的时候就发出警报，采取对策，就可以减少破产事件。那么，警报器安在哪儿好？安在中央政府吗？全国四万多个乡镇政府、两千多个县级政府都靠中央政府拉警报肯定不行。据我看，这个警报器安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最合适。
地方各级人大本身就有监督和审批本级政府财政的职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职责过去履行得很不理想，今后要改进，尤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和管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地方政府债务超负荷以致濒临破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张市长上任后发生的破产事件可能是其前任李市长欠下的巨额债务所致，上一届市人大如果监管到位，就可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至少能使责任比较明确，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选民下次选举市长时心中有数。
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转型时代，立法往往落后于新形势。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濒临破产的现实既然已经出现，中国就应抓住时机，探索实施相关的破产程序，使法制建设和更多领域的改革再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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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ug 2013 12:48 PM PDT
在香港发行的《南华早报》昨天的一篇报道称，获得一份某省省委宣传部门的文件，该文件要求全省各媒体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转发新华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这篇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作者所称的主张自由民主的“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这份文件还专门强调“这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作出的重要指示，各地网站必须严格落实”。 虽然无法通过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这份党内文件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示”的真伪，但是《南华早报》的记者通过网上搜寻发现，包括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在内中国的各大网站果然都在首页刊登了该篇评论。看来中国的确正在开展一个由上而下的、而且是官方网络媒体全方位参与的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批判”，从势头上看，这个批判源自某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说法也的确“事出有因”。 如此备受中央领导同志推崇的文章其实不过是一篇完全不讲道理的党八股。只要仔细阅读原文，就不难发现它充满了东拼西凑的道听途说。为了支持事先设定的论点，作者不惜对数据在时空上进行置换，或者任意地编造故事和数据。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描述成十八层地狱，并且将之归结为俄罗斯实行民主革命的结果，以此“批判”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恐吓对独裁制度不满的中国民众。 我不向对这篇文章的荒谬一一列举，因为对俄罗斯民主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对比和评判，没有任何人比当地的人民更有发言权。那场推翻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革命发生在二十多年前，自那时以来，俄罗斯进行了多次议会、总统选举，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支持主张倒退的共产党，而是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择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也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对革命前后状况的判断。 中国的王小石们对苏联独裁政权倒台的惋惜恐怕无法得到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共鸣；中国民众对他们的这一套也早就不买帐了。其实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甚至连他们自己真正的信仰也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所真正想到得到的仅仅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青睐，以及随后而来的北京中南海所给与的政治和物质赏赐。 中国人民并没有自由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更谈不上选择自己想要的政治制度，他们甚至连自由浏览国外网站、自由发表评论而不被删改的权利也没有。不仅如此，强大的警察系统也在无时不在地监视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随时对敢于公开反抗的民众进行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对王小石的这类文章如获至宝，这充分地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现存的制度缺乏自信。 随著新领导人的上台，这种不自信不仅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显得更加的强烈了。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当政者不断地在意识形态上主动出击，通过内部文件、网络控制、新闻媒体频繁地发起对主张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剿，大有向毛泽东主张的“全面专政”回归的迹像。这样的政治和思想专制四十年前无法获取理性的民众的支持，最后被人民所摒弃；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拾这一套更不会奏效，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料。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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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ug 2013 12:28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8，03）
1. 卞仲耘校长“文革”被殴打致死47周年祭 *今年8月5日是“文革”中被女学生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遇难47周年忌日* 20013年8月5日是“文革”中北京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长遇难47周年忌日。卞仲耘是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2007年12月22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了致北京师大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提出他的要求，并表示等候收信人回音。5年多过去，仍无回音，王晶垚先生呼吁千万不要忘记卞仲耘遇难惨案。 *92岁老人王晶垚的呼声：过去和现在的师生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那个惨案* 5年多过去，当卞仲耘校长遇难忌日到来前夕， 我再次采访了现在已92岁高龄的在北京的王晶垚先生。 主持人：“您写了信，到现在有没有回音？实验中学那边有没有什么音信？” 王晶垚：“没有回音。” 主持人：“47年，再有3年就是半个世纪了。当这个忌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您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王晶垚：“师大女附中这些年，‘文革’以后几十年了，后来的校长袁爱俊他们把‘文革’以后的时间也当‘文革’来过。”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能提供一点例子吗？” 王晶垚：“师大女附中成立9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专门纪念90周年，当时的校长袁爱俊，她在‘文革’以后很多年还当作‘文革’时来纪念‘文革’的事情，好像迫害卞校长还是正确的。他们实际上还把卞校长当作‘文革’的对象来对待。” 主持人：“后来您写了信……” 王晶垚：“现在袁爱俊不是校长了。” 主持人：“她退休了。后来的校长他们有没有……” 王晶垚：“后来的学校领导对于这件事情从来不提了，而且从来同家属没有任何联系。” 主持人：“据您所知，现在 实验中学学生有没有机会知道卞校长这回事情？” 王晶垚：“他们根本不提这件事。” 主持人：“您今年高寿？身体怎样？” 王晶垚：“今年92，身体可以。” 主持人：“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您看中国现在的事情，有什么话说？” 王晶垚：“习近平总书记谈了很多关于共产党整党的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谈‘文革’的问题。‘文革’是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是现在没有人谈‘文革’。今年的8月5日，希望你们电台能够继续发出声音。” 主持人：“您现在是怎么样的心情？” 王晶垚：“现在是希望女附中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不要忘记这一天，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期。后来的学生也不要忘记，都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惨案。” *王友琴：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从台上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3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王友琴：历史特别事件——卞仲耘之死与毛泽东“8.18”天安门与宋彬彬对谈* 王友琴博士认为：“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这样被一群人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8.18”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8.18”毛泽东“要武”说与其后教师被打死人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个死亡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王友琴：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 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女附中的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为‘光荣与梦想’ 。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友琴了解到：“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3点40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件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王晶垚：致信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各方置之不理，我强烈抗议，要求有关部门表态* 2007年9月9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庆祝九十年校庆。同年12月22日，王晶垚发表了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并要求给予回音。 5年前的2008年8月4日，王晶垚先生谈到这封信的时候说：“ 我写公开信强烈抗议，现在他们居然置之不理，有关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 到现在我仍然强烈抗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应该表态。这就是我今天在卞仲耘校长惨遭红卫兵杀害42周年的前夜，表示我最强烈的抗议。 我希望中国民主化，改革开放能够做得更好，关心这个案件的正义人士都来关心这个情况。” 又是5年过去了，王晶垚先生已经92岁，他仍然没有等到任何回音。 2.再忆卞仲耘之死 *王晶垚：1966年 8月5日早上预感危险，夫妻握手告别* 王晶垚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王晶垚：“当时在共产党最高领导的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暴行，是‘红卫兵’中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进行这个暴行，残杀了自己的校长。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垚：“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王晶垚：8月5日前后三天，接连死3位同我有关的人 *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垚：“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集体谋杀》，她出过一本书。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那时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3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3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在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 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 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 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垚：“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我回家（5日）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王晶垚：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垚：“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早在学校已经完全被打死了。这个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讲得很具体。” *林莽：听到嚎叫，见游斗被墨汁涂脸的人们* 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 林莽：“当时我是个‘右派’嘛，还在劳动，‘学校专政’二十几年，我被划成‘一类右派’，劳动教养，送到茶淀劳改，饿死过去救转来，这样才回到单位，是作为病号回来的，就在资料室、图书馆。 8月5日那天，听到外面鬼哭一样嚎叫。我一看，外面人排成队，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胡志涛，校领导，其他几个是教务主任，副校长啊，刘致平等人。那个情况实在……我们历史上几千年……今后怎样我很难说，搞成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场面—— 卞仲耘、胡志涛，她们的脸用墨汁全涂黑了，就看见眼睛和牙齿。嘴巴还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是走资派！我该死，我该斗！……’每个人都这么喊。 卞仲耘手上拿着扫地装垃圾的铁簸箕，胡志涛拿着个脸盘，另外还给他们个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断挨打，就是因为要他们声音大些，要他们嚎，喊得不够响就打。他们就拼命鬼一样嚎叫，不停挨打。 这时，其实在大操场我没看到的情况下已经批斗过了。批完游斗，游到后面小操场上来。” *林莽：被学生踢打，终于倒下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打来打去，下午终于倒下的是卞仲耘，因为卞仲耘比较胖一点，打她最厉害。因为她是学校的书记，又是副校长，人都已经倒下了，‘红卫兵’踢她，说‘你装死’，让她起来，当时起不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再踢…… 这些‘红卫兵’就在这一、两天之间，变化很大。过去没有哪个穿草绿色军服，还箍了个‘红卫兵’袖章，脚上过去也从来没见过一下都穿翻皮军用皮靴。用穿着军靴的脚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林莽：“劳改”捉弄与折磨* 林莽：“后来‘红卫兵’打累了，就改个办法‘劳改’。发现有一堆砖，还有沙，就捉弄他们。让他们把砖搬到这边来，搬完再搬回去，来回折腾。 这时卞仲耘还倒在地上，她稍稍苏醒一点点，还重新慢慢爬起来，她也想来帮助，就走不动了。这时我就没再看，因为我还要打扫厕所去，这边情况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扫完厕所，‘红卫兵’又来叫我，这时已过了相当长时间，跟着她们到了女生宿舍。因为她们让我平时打扫女生宿舍厕所，我知道扫把等东西在什么地方，宿舍楼厕所外间是盥洗室，里间是厕所，我到那里发现她们已经把卞仲耘弄到这儿，她没倒下，可是也站不住，扶着靠着墙。让我递笤帚给她，让她打扫，她没接住我递的笤帚，倒下来。一倒下就再也没爬起来。 ‘红卫兵’到盥洗室装了一盆水，朝她头上泼去，泼得她一身是水，还不能醒。这时我跑开了，没有心情看一个人受难，我又回去了。” *林莽：目击口吐白沫和后来死亡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没过多久，又来叫我。这次是在女生宿舍楼中间对着操场的门台阶上，已经挪到外面来了，卞仲耘躺在那里，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还没有完全死，她的眼睛还翻动，说不出话了。女‘红卫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来，放到平板车上。我就抬，她两脚上的鞋子、裤子都湿透了。 就在我把她两脚刚刚抬起的时候，一抬头，很多女‘红卫兵’、学生都在围观，她们为什么还哈哈哈哈笑？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不是个‘右派’吗？让个活着的‘右派’，抬个快死的‘走资派’，她们觉得好笑。这时我突然感觉耻辱、愤懑、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当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两脚放下来。结果有穿着军靴的脚朝我后腿上猛踢了一下，没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后校工老白他们怎么把她弄上车去，抬到后面小操场厕所的门口，有棵树，我还要在厕所干活，才发现卞仲耘在树底下（车上），这时已经完全死了，身上盖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放了把长笤帚，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主持人：“当您看到大字报上压着笤帚的时候，是大概几点钟？” 林莽：“相当晚了，大概三、四点以后。她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陶洛诵：那天特别特别热，他们跪在高台上* 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原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陶洛诵回忆1966年8月5日下午—— 陶洛颂：“卞仲耘挨打是那天在操场上，天特别热特别热。‘红卫兵’让他们一些人跪在那个高台子上。我对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实际是一种抗议。几个‘红卫兵’提着棒子在台子上，后来那些我就不知道了。 白天看见这一幕，我想‘坏了’，因为我母亲是教师，‘打人风’一开始，回去我跟母亲说，母亲说‘前景不好’，因为高干子弟他们这种行动，有什么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会，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边支持和指使的。” *当年在校一高中学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动了没人管* 一位现在北京已经退休的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说：“那天我到学校去，看到一队‘红卫兵’押着卞仲耘他们几个人，挂着牌子弯着腰，往前走，游街一样。她们就在后边扔糨糊瓶、炉灰，往他们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里发抖，觉得她们怎么这么狠毒，这样打人，这样折磨人，我心里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是什么坏人。 后来我们出身‘右派’什么的几个人，找了个特别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没人去的地方呆着去了。后来等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操场上没人了，卞仲耘一个人躺在操场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动了，没人管。” 主持人：“那是几点钟？” 当年学生：“记不清楚了，过后听说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么折磨，给折磨死了。” 王晶垚先生：卞仲耘遍体鳞伤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当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医院。 王晶垚：“女附中对面的邮电医院，在场的就是7个人——宋彬彬、刘进……我有名单，这名单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就是当时他们叫什么委员会负责的，掌权嘛。刚一上来，他们很慌张。后来名单是我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的4个孩子也去了，他们让我的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大女儿当时大学一年级，在中国科技大学，20岁。学校通知我的时候，我们先到医院，后来才通知她从科技大学赶到医院的。二女儿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师大一附中。老四，女儿在师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长那年多大年纪？” 王晶垚：“50。” 主持人：“您当时见到这几个人，让他们留下了名字，这时候您见到卞校长遗体没有？” 王晶垚：“见到了。” 主持人：“是什么样子？” 王晶垚：“遍体鳞伤，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还睁着的。在殴打过程中，有女生踢她头、身上、手上。还有个学生到最后站在她头上。我们看的时候，她的脸上、头部有伤。后来到了医院太平间、脸上就发紫黑色。到了火葬场，9日火化之前，她的脸全部变紫黑色了，那真是惨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为孩子们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儿找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照片上脸上盖着布。” *王晶垚：当时买相机拍照，存照片、遗物至今* 王晶垚先生当时买了照相机，照下很多照片、连同卞仲耘校长的遗物保存至今。 王晶垚：“到医院以后，看她遗体时，她上身的衣服就没法穿了，就给剪开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王友琴：高层得知卞仲耘校长被学生打死，可是没有人制止这样的暴力行为 * 王友琴：“我想，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不但对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样大规模暴力事件发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是北京第一个发生的‘红卫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来办公室等等都已经来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饭店，当面向当时北京的第二号负责人吴德汇报这个事情。可是没有人来制止这样的暴力行为。” *王友琴：毛泽东了解这些，这正是他想要做的，高干子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友琴：“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他们有非常著名的谈话。 毛泽东了解这些。其实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为在他发动文革的著名的‘5.16通知’以及后来8月8日的‘十六条’里边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分子’。‘8.18’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这样残酷的事情，即用一些当时年龄从14岁到19岁之间的青年，用拳头、棍棒把大概是两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和残忍。 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有非常多的高干子弟。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特别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时候，这个学校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大概占了百分之五十。 我们也看到‘红卫兵’运动都是在这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开始形成的，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大女附中……这些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地方，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有内部消息，也知道‘文化大革命’指导的文件和方向，他们也以革命的主导力量自居。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对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谈不上忏悔。 假如我们到现在还认为，杀死校长是一种‘光荣’，那么今天怎么可以有我们现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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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6, 2013, 6:18:20 AM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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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直：既有習近平 何須薄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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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1:16 AM PDT
7月11日，習近平來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聖地西柏坡。在西柏坡，習近平稱「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要不斷學習領會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使「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自此，習近平以其上任八個月來的言行舉止，為人們描摹了一幅比較完整的政治自畫像。
這幅政治自畫像，其實正是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以來所要極力塑造的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形象。習近平在西柏坡的言行，為其政治自畫像留下了可謂點睛之筆。對此，如果毛澤東水晶棺中有知，也當含笑於人造真空當中。
延安、西柏坡也好，其他革命聖地也罷，都是中共政權臍帶一部分。習近平到西柏坡，乃是向世人宣示其革命血統的純正與嫡傳。「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實是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直至改革開放前的流行語，其在中共傳播介子中的密度，簡直到了目不暇接、俯拾皆是的地步。
當然，中共的江山究竟變沒變色，還是不是傳統的血色紅，這是外人無從置喙的事情。因為什麼是本色的血色紅，以及變色與否的標準都掌握在中共當政者的手中。套用中國大陸流行的一句話就是，「說你變你就變，不變也變；說你沒變你就沒變，變亦沒變」。
頗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在毛死後不久的劇烈變動期，中共反倒沒了變色的焦慮與警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返朝掌權。在此，如果按照毛的標準，習仲勛翻案上台，這絕對稱得上是資本主義復辟，也絕對是紅色江山變了色的顯著標誌。不過，也正是因為習仲勛的翻身，習近平才得以重又漆上了中共的正統色——紅色。正是因了這個保護色，習近平才有了後來的紅色接班人地位，也才有了要保證中共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歷史責任……歷史的弔詭之處真可謂盡在其中。
中共對所謂變色的焦慮，實際上就是其對失去政權的恐懼。這樣的恐懼，在建立中共政權的一代人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因為中共政權之得以建立，不是靠數人頭，而靠砍人頭。依照「砍頭只當風吹帽」（歌頌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紅色歌劇「洪湖赤衛隊」中的一句歌詞）的血色邏輯，中共自然恐懼江山變色易手後的清算和報復。「只當風吹帽」，當然只是中共在砍別人頭顱時的隨意與灑脫。
及至習近平這輩紅二代，砍人頭雖已不是他們的恐懼，但丟掉政權卻仍是他們不絕的夢魘。經過不管白貓黑貓、不問姓社姓資、因而也不論紅色還是什麼色的改革開放，巨量的經濟利益已成為紅二代保證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自覺動機。對於紅二代而言，失去政權，就是失去了獨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地位，並且，這種失去，也同時意味著永不再來。因此，可能的顏色革命所導致的江山易色，不也同樣是非同小可嗎？
說到以「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傳統思路來保護當下的巨量既得利益，紅二代的另一大員薄熙來真可謂是先知先覺。現在看來，薄熙來的唱紅以及「唱（革命歌曲）讀（革命經典）講（革命故事）傳（革命箴言）」等路數，與習近平的西柏坡宣示，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遺憾的只是，既有習近平，又何須薄熙來呢！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新聞網 - 名家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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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1:35 AM PDT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将于2013年10月22日对中国人权情况进行审议，审议涉及的人权议题非常广泛，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公约、各国政府主动作出的承诺以及相关人道主义法所涉及的人权保护。 尽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对话机制，但却给各国公民社会参与在国内与政府的人权对话、向联合国人权机构表达与政府不同或补充的意见、游说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对本国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大会上对本国人权状况发表评论、参与落实以及监督各国政府落实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的各项建议、开展人权教育和培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成员国给普遍定期审议递交国家报告，由各国政府负责，但却需要政府广泛听取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把民间社会的意见纳入其国家报告中，也吸纳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国家报告的准备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在准备国家报告时，没有公开和广泛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为此，希望向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反映情况的访民团体和访民们近日来持续在中国外交部门前静坐，要求参加外交部主持的国家报告准备中去。 遗憾的是，尽管没有听取民间社会的声音，目前中国外交部应该已经向联合国递交国家报告。那么，民间社会可以有其它参与影响对中国人权审议的策略吗？有的。 民间社会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向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独立或联合其他民间团体递交人权报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会根据各个民间社会的报告，编辑一份十页纸的各个利益相关方意见总结，提交参与普遍定期审议的各国政府参考。在对中国第二轮审议中，联合国接受民间报告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3月4日，截至日期早已经结束了。 那么，那些希望发出自己声音的团体或个人，在10月22日对中国人权审议之前，可以尝试游说各国驻华使馆或驻日内瓦的使馆工作人员，因为普遍定期审议将由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代表参与，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意见。 就中国人权审议而言，已经有人权团体安排递交民间报告的团体和各国使馆人员在日内瓦进行一次对话，进一步提出自己关注的问题。各个团体也可以在日内瓦参加或召集晚会、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影响各国使馆的意见。不能去日内瓦的团体可以委托去参会的团体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同时，人们可以在本国或其他地区试图影响各国使馆的意见。为影响使馆的意见，民间团体需要准备一份简明扼要的问题清单，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普通邮件发给使馆。同时，人们可以约见使馆人员，特别是使馆负责人权、政治或民间社会的官员。人们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社交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召开记者会，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作成视频节目，提供他人观看。和使馆人员的交流，不仅可以影响该国政府参与普遍定期审议时的意见，也可以影响该国政府在其双边合作和对话活动，提出共同关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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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1:38 AM PDT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2012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 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中国版水晶之夜的法西斯冲锋队
“老红卫兵”是 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1938年 11月9日纳粹冲锋队制造了柏林水晶之夜，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公开非法冲击犹太人家庭和商店，焚书、抄家、绑架、歧视和虐杀犹太人，成为持续的官方行为。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1949年开 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 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1966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10,275人 ；被抄家为92,000户 ，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125,000户，《1985年 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动向》2011年9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老红卫兵负责人皆已触犯刑律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 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陈毅之子） 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该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 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 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谳；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1960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 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笑的辩白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曾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 完全不足采信。难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50年代开始每 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12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 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 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1946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候选人，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 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 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 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 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县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 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发现了一份70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 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Lucifer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 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 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 供。2008年德国导演甘塞尔Gansel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 “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 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 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 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1970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的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 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 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1974 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 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 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 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常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侪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 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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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ug 2013 02:20 PM PDT
王小石文章（见附录）的出台是一个大动作。有人说，这篇文章的支持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话我信。一篇信口雌黄之作，能够在四条巨型喉舌和四个大网站上同时亮相，没有最高层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
这篇文章提出两个判断。判断一，苏联解体“惨”，中国若动荡，“只会更惨”；判断二，中国的社会动荡，是被宪政模式“造谣”、“煽动”、“痛骂”所“引发”出来的。这两个判断，都具有欺骗性和恐吓性。 苏联解体惨不惨，要由一个中国人来感受，这已奇了；这个人又先验地作出了“中国只会更惨”的历史性判断，就更奇了。为什么“中国只会更惨”？我们且听这个人怎么说。从开笔到结束，他只有一句话：“中国的人均资源比苏联贫乏”。第一，如果人均资源不贫乏，必然“惨”于实施宪政；第二，如果人均资源贫乏，“只会更惨”于实施宪政；所以第三，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必须远离宪政！——这篇奇文的任务，就在于晓谕这几句宇宙真理。能够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垂青的，大概不可能和这个宇宙真理无关。 中国正在生一系列大病。制度性污染，制度性腐败，制度性冤案都是病，包括王小石骗局在内的制度性谎言也是病。用短短二十年时间高速掘开了举世无双而且与时俱进的贫富鸿沟当然是病。整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怨气冲天，全出自一个病根。在王小石看来，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惹的祸，是《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出路在于坚持一党专政，把法定的公民权废掉，使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可能监督官员，不可能要求公平公正和公开，就可以确保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永远是特权者和腐败者的乐园。这些话，尽管没有被说出声音来，但构成了这篇奇文不言而喻的前提，不证自明的公理。 用不着说作者设置的骗局有多么荒唐，也用不着说这种吓人战术有多么拙劣。我只想说，能够骗得了、吓得倒“主要领导同志”的东西，一定骗不了、吓不倒中国的公民。
——原载RFA
【附录】
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
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
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 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民主化”后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现在沦为了靠卖资源为生。俄罗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一样去工业化，你觉得中国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卖资源的话恐怕还不如印度人的生活。
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又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吃什么？中国会惨几倍？你准备好棉衣了吗？你和你的家人，能撑过漫长的冬天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源对比，石油储量是中国的40倍。天然气：193倍。煤炭：7倍。人均国土面积：17倍。请问，同样的崩塌，中国会惨多少倍？
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场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至少我们现在在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觉醒！
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稳定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轨，哪个敢否认？
我父母需要安享晚年，我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在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都要让你们功败垂成！
普京：“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
★寿命
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
2007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
★人口
俄连续15年每年人口缩减60万至90万人。
★宏观经济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
★工资
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国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凄惨。
★食物
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到2000年只有215升。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
★货币
在苏联解体之前，卢布很值钱的，但是在三次兑换货币之后，卢布的价值接近废纸，许多人毕生的积蓄毁于一旦，沦为赤贫。
★贫富分化
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
★粮食产量
苏联1991年粮食产量3.2亿吨，2008年左右俄罗斯粮食产量8000万吨。苏联是粮食进口国，而现在成为粮食出口国，因苏联时期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现在俄罗斯人生活条件下降，肉类、蛋类等消费减少。
★国债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债务是649亿美元。
2008年俄罗斯的外债是5600亿美元。
★腐败
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在一百二十多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的科学正在走向死亡
俄罗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变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整个科研体系完全被破坏。
★俄罗斯去工业化
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
整个工业基础都毁掉了，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基础，你怎么参与工业竞争？
★俄罗斯沦落为资源出口国
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就是资源出口以及初级加工工业。靠着疯狂采油，疯狂开采天然气，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而现在世界原油储量第一大国还是沙特，俄罗斯储量连委内瑞拉都比不上。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有多少资源？最困难关头靠什么托底？
★黑社会
俄内政部长称十分之一国土受黑社会操控。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1/4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军队早已不象样子了
没落的海军军舰已减少了一千艘，而核潜艇也减少了三分二。目前俄军的开支预算，每年只得50亿美元，仅是美军开支预算的百分之一。
空军在苏联解体后监控领空能力丧失近五成。
★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
★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
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
★灾难之后，俄罗斯人被迫选择极权领袖
10年灾难后，俄政治巨头清一色是极权色彩。选票比较多的有普京（极权人物）、久加诺夫（俄共）、普里马科夫（极左极权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极右极权人物）。再看看那些自由派的候选人，有几张选票？戈尔巴乔夫也仅仅有不到千分之五的得票率。
★戈尔巴乔夫:
“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
★俄国部分民主精英的忏悔
写过《古拉格群岛》、全盘否定过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将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2003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曾与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交谈了4个多小时。他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胜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振兴等六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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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ug 2013 01:58 PM PDT  中国要进行都市化跟工业化，要把多数的农民迁到城市来。但不一定都是大城市，因为他们造了许多小的城镇。这个计划规模的浩大可以看出一点，第一是人数，据说要在2020年以前要把两�五千万的农民从农村大批地搬迁到城市来。他们就变成城市人了。 城市人就一定要有某些消费的增长，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如意的算盘。我想政治考虑、经济将考虑都有。政治考虑是把农民搬到城市附近，那么像以前那种农民造反的事情就不会有了。 总而言之，这个计划之大是惊人的，因为它要在未来十年到十二年之内用两千亿的美金来支持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在实行了。《纽约时报》报道的是西安总部负责人叫李勇平（音），他要在陕南一�，都是山区，山东也有很多人，要把他们搬到城市来。陕南这一�就有两百多万人先搬到城市来，这是陕南的一部分。另外，在宁夏在贵州也都有。这可以说是自三峡工程以来最大的一次迁居。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大规模的迁居， 比如汉朝以后把许多地方的人搬到长安附近来。也是动辄几十万，规模也很大， 不过那不是全国性的。并没有改变全国性的以农村为主的模式。这就是共产党的计划：要把原来农业国家的中国，要以工业国家自居了。要以工业国家自居，那农民就占很少。像美国这种国家只有5% 的人口是在农村。这无所谓农村，农地也可以做其他用途，主要是做买卖，是商业化的，所以共产党想用这样的方式很快在十年之内到2020年以前完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 这听起来很好，但是问题很多。我们现在就西安的情况来讲，西安的负责人叫李勇平（音），好像这个人很健谈，也很开放，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好像他说并不是盲目地服从中央的计划，而是常常出外考察， 先考察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再调整。可是就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计划的困难非常多， 不但如此，像这种城市的问题非常大， 而且找工作极为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说他已经45岁，已经找不到工作， 因为现在所有工厂都要用年轻人。像他女儿本来可以上学的，现在也不能上学了，现在临时到深圳等等这些大城市去打工。去打工的结果就变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这里引起的问题之大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纽约时报》在报道的时候说，好像共产党表示是要整个中国， 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十三�人都完全掌握在手中，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所谓的极权政治之可怕，计划经济之可怕。所以共产党没有脱离大的计划经济。它虽然说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现在基本上还是由党控制的。对私人开放的机会还是很少。私人企业在这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最近一再说要改头换面，让私人企业进市场。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发展，新的头绪。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共产党就把整个中国当成可以控制在自己手上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非常荒唐的。 计划经济之所以要带来灾害，就是它因为是唯一的集团，唯一的政体。号称：对整个世界的情况，不但是中国的情况，对整个世界的情况都有最新的了解，因此在这个计划中可以毫无疑问地照顾到方方面面。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一直迷信自己是唯一的一党专政的党，这个党是万能的，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所以这种迷信在他们还是很深。因为有这样深的迷信，才可以有这样大的胆子要把整个中国从一种当初的农业社会，改变为他们随心所欲的城镇化社会，以便于控制。 我们知道共产党，一旦有城市他们就要管理。所以有城管。城管在到处造成危害，所有的人遇到城管常常就会抓起来；受到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育。劳教也是他们在城市里面进行专政的主要工具，这个工具现在虽然遭到一些疑问，已经受到许多挑战，但是共产党方面好像只是谈到要进行改革，但始终一步不行，一步都没有做。所以劳教制度还是依然如故。而且共产党还用其他的方式，它是根本没有法律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共产党的这个城市计划在十年之内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7月19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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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Aug 2013 02:27 PM PDT
一放暑假我们就直奔泰国，想要以浪漫的热带风情，慰藉自己在北欧冰天雪地里工作了半年的辛劳。然而，身为政治流亡者，我们无法对他人的命运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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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7, 2013, 6:02:53 AM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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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购买“中国制造”的代价
- 【台湾新公民运动】萬人送仲丘 最後演說內容
- 梁京：李克强经济学为什么不如习近平政治学
- 顾颉刚何以变成一条虫？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 高新：政治主导司法，薄瓜瓜说出了他娘被免死的原因
- 曹长青：美国大报为何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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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3 01:08 AM PDT
作者：彼得・纳瓦罗 2013年08月07日这是中国侵入美国经济的一个象征：连接布鲁克林和史坦登岛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这座地标建筑于1964年投入使用，是北美最长的悬索桥。它同时还是一座急需整修的桥。不幸的是，这项3400万美元（约合2.08亿元人民币）的钢铁生产与建造工程已经被外包给中国。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都会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称，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建造商是因为两家前来接洽的美国公司都缺乏工程所需的生产空间、特殊设备和财力。但是，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声称，它很快就找到了另外两家可以接下这个工程的美国桥梁建造商，距离纽约市不到100英里（约合160公里）。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次交易没有考虑购买“中国制造”为美国带来的全部额外代价。实际上，这个未能考虑所有代价的错误，与我们作为消费者每次只根据价格选购中国商品的问题一样，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总是更便宜。
考虑一下安全问题：这实在是个可怕的问题，因为中国在生产劣质、往往还很危险的产品上可谓臭名昭著。这样的产品多种多样，包括含铅玩具、含硫石膏板、掺入三聚氰胺的宠物食品，以及被多硫酸软骨素污染的肝素。
在桥梁这一特定领域，自2011年7月以来，中国各地已有六座桥梁坍塌。官方媒体新华社承认，豆腐渣工程和劣质建筑材料都是促成因素。此外，还有一个令人警醒的故事与美国关系更大。
在2002年启动的一个项目中，加利福尼亚州购买了中国钢材来维修和扩建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中国钢铁厂家造成的焊接缺陷等问题让该项目延误了几个月，导致了巨额成本超支。加州本指望通过选择“便宜”的中国钢材，来节省成本，结果这些延误抹去了大部分成本优势。
不买“中国制造”产品还有另一个理由：就业机会。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是，钢铁生产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人工操纵的偏低汇率带来的巨大利益，到人为降低的能源、土地、贷款和水资源成本。
由于中国的补贴政策——按照国际贸易协议，其中大多数可以说是非法的——该国生产商能够以生产成本价或者更低的价格向美国倾销钢铁制品。这一问题目前尤其严重，因为中国的钢铁行业正在遭受大规模的产能过剩问题。
当然，每个通过向美国市场倾销而产生的中国就业岗位，都意味着一个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而每个美国钢铁工人的工作机会又能够在经济中创造出额外的工作机会，同时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如今有2000多万美国人没法找份体面工作，我们肯定需要这些维修韦拉札诺大桥的就业机会。
大都会运输署不仅忽视了社会代价，还忽视了在环境和人权方面更广泛的影响。中国钢铁企业的吨钢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超过了美国工厂。这不仅会对全球变暖做出贡献，还会对美国本土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污染物正通过高空急流穿越太平洋。
最后，当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弃美国钢铁而选择中国产品的时候，它们是在间接支持一个禁止组建独立工会的威权政权，而禁止独立工会不过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黑色讽刺中的一例。结果，美国工人被迫与常常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六七天的中国工人竞争。两国的钢铁工人最后都成为了牺牲品。
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购买“中国制造”，无论是修桥的钢材，还是孩子的玩偶，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多数消费者进行购买的时候没有考虑这种代价，悲哀的是，就连我们的领导人也没有。这不仅会损害我们的国家，还会毁掉我们的经济。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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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3 12:54 AM PDT 
原文逐字稿：http://ppt.cc/RRV2
今天，我們大家一起創造歷史，這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不由任何政治人物或名人領導，單純由公民發起、公民策劃、公民參與的一場公民活動。而在座的每一個你，你們參與並且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今天大家來到這邊，不管因為你是什麼原因，最重要的是，你站出來了！為了捍衛自己的想法和價值，你選擇在週末的夜晚，不在電影院，你用自身的行動來證明你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這一整個事件，代表的就是我們的政府沒有把人民當人看，它可以領我們的稅金，殺我們的孩子、拆我們房子，再編出一個爛劇本，逼大家相信。接下來，軍法審判也是它的人，讓大家氣到吐血之後，它再跟大家說：「我們一切依法辦理，謝謝指教」。接著，它趁著人民的健忘，繼續亂搞。
但是，我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阿！如果政府不把人民當作主人，它擺出一副「你們是民，我才是主」的態度，這個國家有民主嗎？如果一個履行國民義務的阿兵哥，在部隊被虐死，從頭到尾他們都完全漠視他的求救，這個國家還有人權嗎？如果我們的孩子被國軍虐死，政府跟軍方沒給我們一個交代，我們以後去當兵的孩子，還是一樣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家，這樣我們有免於恐懼的權利嗎？如果這個國家連最基本的民主、人權和免於恐懼的權利都沒有，那我們還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嗎？
大家在公民課都學過，我相信在（舞臺）後面那個bumbler也學過，憲法是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書，自由、民主、人權、免於恐懼的生活，都是所以臺灣人的基本權利，當這個國家（…這幾字聽不清楚）毀約，逐步侵犯我們應有的基本權利，我們要不要站出來對抗！我們要不要給這個政府一個教訓！我們要不要用選票，給這個政府一個警告！
這陣子很多人很好奇，公民1985行動聯盟到底是什麼人，有很多極端份子急著把我們貼上藍綠標籤，其實我們就是一群普通人，跟現在台下的所有人一樣，我們可能在一棟建築物裡上班，或是在大街小巷中奔波謀生，這個國家裡面有太多短視近利的人，他們的近視眼確實需要一副眼鏡，但是他們偏偏又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鏡，所以看到人就說別人有顏色。
我想問大家，正義有顏色嗎？人權有顏色嗎？公理有顏色嗎？我最敬佩的一位法學前輩林山田教授，他的所有著作，封面都是他自己設計的，我以前覺得很難看，因為顏色永遠只有黑與白兩種，後來我才發現，其中有他的立意在，他說：「我們心中唯二該有的顏色，就是黑與白，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我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就應該如此，堅持到底，別無其他！不管我們的敵人再怎麼黑，他們都沒辦法玷污我們心中的白。不管這個世界再怎麼黑暗，我們都要把那道光、那份白留給自己，再傳給別人！
今天大家和我們留到現在，有些話可能很深，大家不一定聽得下去，我希望大家聽我說。這個社會有很多公民運動，現在都被抹上藍綠，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其實我不是很清楚什麼算藍綠，現在不管是支持維持現狀或是獨立的朋友，比（支持）統一的多很多。但是今天就算讓我們獨立了，沒有偉大理想的國民，如何建立一個偉大理想的國家？就算獨立了，我們也只是一個政府橫政暴戾、財團恣意妄為、民眾貪財傲欲的小小島國，但是我們都希望，臺灣成為我們的理想夢土，不是嗎？我們就是一群公民，我們不是專職的社運份子。我們要說，世界上沒有什麼人叫做社運份子，唯一有區別的，只有關心社會與不關心社會的人兩種。
今天，這個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在各個角落為了他們堅持的價值奮戰，卻沒有得到關注。我們也要思考，我們對公眾議題的關心，是不是有太多的選擇性？如果一件事情違背我們對正義的價值，我們會為它奮戰，就像今天大家為仲丘，還有所有在軍中受害的年輕生命站出來一樣。但是這個社會還有很多很多，完全不符正義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們有沒有一樣去關注過？你有嗎？
大埔的四戶被拆遷，政府當初保證不拆，有一個縣令趁著民眾北上抗議的「天賜良機」，把人家家裡拆了，說要補償人家二十四萬，結果還要人家付強制拆遷費二十四萬，大家可以思考，這樣有沒有正義？大家還記得嗎？當初有一位大埔的阿嬤自殺，喚起民眾注意，大家抗議，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的熱情。那個時候，有一個說海豚會轉彎的人，說保證不拆，但是你們記得嗎？就是今天，今天就是三年多前，那位大埔朱阿嬤的忌日，你們還記得她嗎？我們可以忘記她嗎？大家跟我一起喊：「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近期，大家也很關心服貿協議，不管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但是政府偷偷去簽訂之後，連國民黨自己委員都搞不清楚的狀況下，就逼我們全部吞下去。這樣有沒有正義？
這個禮拜本來就要修軍事審判法了，馬總統對修法這件事情表示，他不能做一個「強人總統」去破壞國家的司法體制，他很委屈地跟我們說，再怎麼急還是要照程式走。為什麼我們看到他對其他事情就很「強人」？服貿協議，他有照程式走嗎？核四的鳥籠公投，他有照程式走嗎？大家知道嗎，現在就在我們旁邊的立法院，還有一群（反核四）朋友在那邊努力撐住，等一下散場如果你有經過，請一定要給他們加油好不好？
我們今天罵了很多政府、罵了很多馬英九，不代表我們就是綠色。我知道，現在台下有很多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到場，我們也要給他一個警告。之前幾十萬人上街反核，我們的共識這麼高，但是民進黨委員現在除了在國會死守以外，他們很難過，為什麼支持他們的民眾這麼少，昨天蘇貞昌還跟一群民進黨大老，辦了一場五十桌的核四募款餐會。
我問問今天台下的大家，你們有哪個人，是拿了公民1985（酬金）的走路工嗎？我們有幫大家包遊覽車嗎？我們有發便當給大家嗎？今天所有的一切，包含工作人員，全部都是公民自動自發地完成。民進黨，如果你真心誠意要捍衛價值跟理想，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誠意，只想著下次選舉，民眾不會站在你這邊，今天這個晚會，有這麼多朋友來參與、出錢出力，就是最好的證明。今天我們站出來，絕對比民進黨站出來，更讓馬英九政權感到畏懼。你們知道嗎，現在在場的人已經比當年的紅衫軍還多了！
馬英九他必須感到害怕，因為他要驚覺，人民已經不再願意繼續當他的奴隸、牲畜。我們期盼以後這個社會，是公民的白衫軍來綁架政黨，而不是公民被政黨綁架。剛才大家都看到，很多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都必須跟著我們的腳步走，剛剛有很多立委到了台下，我們不讓他上臺，他們必須跟著我們的腳步走，這就是我們公民力量的最佳證明！
我們今天很和平理性地收尾，因為我們希望活動的最後，大家抱著懷念、祝福的心情，向仲丘的家屬致上最大的哀意，我們幾十萬人來送仲丘最後一程。但是如果這個政府不願意改革，繼續做出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我們會不會再回來？我們下次回來會給它好過嗎？今天，我知道在場有很多朋友，你們對政府的氣憤，已經無法再忍受。但是今天晚會的和平、理性的基調，是我們公民1985和所有現場朋友的約定，我們絕對不能跟大家說「我們和平理性上街頭」，然後現在吶喊叫大家衝總統府。
在場有很多女性朋友、年長的長輩，甚至是母親帶著孩子出來。現場有多少人是你這輩子第一次上街頭的，舉手給我看好不好？這麼多人都是第一次上街頭，我們給他一個鼓勵好不好？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義務保護他們，今天絕對不能讓他們受傷回家，這是我們的堅持，請大家能夠諒解。
公民活動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我們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也謝謝所有朋友的批評。我們知道現場有許多不同社運組織的朋友，希望你們今天配合我們，理性和平讓這場活動結束。我們都會記住你們的訴求，接下來和我們一起，持續用各種方式繼續努力。所有的社運組織，也許方向不同、訴求不同，但是我們相同的是，我們都是一群不冷漠、堅持理想的人。所有的社運團體應該互相支持，一起監督這個政府好不好？
同時，我也要向所有社運團體說，這個公民社會欠你們一份支持和鼓勵，剛剛我們提到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覺得那件事情有正義嗎？那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了？就是因為大家不敢、不願出來，所以陳為廷跟楊儒門才要去潑漆，引起社會關注，然後再被政府說他們是暴民。大家看看服貿協議，有正義嗎？你們有多少人站出來？就是因為大家不敢、不願意出來，所以這兩天，一群大學教授、學生跟公民朋友，才必須衝立法院，流血、哀號，然後我們就在電視上看到，說社運份子都很暴力，我們就轉台、關電視，繼續過自己開心的生活。我在電視上看到這群不為自己私利、努力獻身公益的朋友流血，我們的心裡真的很痛、很難過，如果你也感到心痛、難過，是不是大家給他一個掌聲，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有很多人支持他們、關心他們。
每個人都應該要關心社會，除非你是跟（舞臺）後面那個一樣冷血的人。但是每個人能夠投入的程度不一樣，我們欽佩所有為了公益，犧牲自己的工作、生活，甚至不惜拼上生命的朋友，但我知道，現場也有很多人跟我們1985的工作人員一樣，我們都是小老百姓、都要養家餬口，我們都在這個社會上討一口飯吃而已，你沒辦法去拋頭顱、撒熱血，但是你還是可以用很多方式表達你的意見，讓政府知道你的不滿。
今天我們三項訴求，不管是給洪案真相、重啟冤案調查，還是讓軍督全面回歸司法，這全部的關鍵，都卡在一個人，大家都知道是誰！接下來如果他還是一意孤行，堅持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他一覺得大家都不懂他、一覺得很委屈，我們公民的白衫軍，就遍地開花！我們不一定要衝撞，我們請大家站出來，在所有他會出席的場合，不管是頒獎典禮，或是任何公共活動，穿著你的白上衣，舉起今天發給大家的「公民之眼」，我們用最厭惡的表情盯著他看，我們讓他知道「人咧做，天咧看」，我們讓他晚上每天都睡不著覺，我們讓他知道，他現在是我們全民的公敵。
今天，一整天的所有活動，都是公民能量的展現。所有的活動、所有的道具，包含你頭上那條「國防布」、你手上的「公民之眼」，還有悠遊卡上的貼紙，都是我們所有夥伴，這段日子不眠不休拼出來的。今天很多文宣還有影音的創意，都是網路上很多無名的朋友默默提供的，因為有你們，今天才有十幾萬人站出來阿！
7/20那天晚上，我們跟大家講了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我們還要再講一次。超級英雄，我想說的就是超級英雄，像超人、蝙蝠俠那樣的超級英雄。這個社會，我們都期待超級英雄的戲碼，我們都期待超級英雄。電影裡面的超級英雄，在平常都是上班族、學生、公務員，但是在需要他的時候，他就會瞬間挺身而出，在打敗了邪惡的敵人之後，拯救了整個社會之後，他不居功、他不需要掌聲，他只是轉身隱沒在人群裡面，繼續進行他原本份內的工作，一直到下次這個社會需要他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再次挺身而出。
剛剛傳進一個新的消息，行政院正在進行修法的研討！我們站出來有沒有用！在現場的所有朋友，我們都是超級英雄！現場已經超過二十五萬人，當這個社會還有那麼多的超級英雄，我們的國家一定有救對不對？在這個充滿憤怒、失望、不公義的國家，各位的出現，證明瞭公民社會的能量。我們發起這個活動，從一天網路上的一篇文章，到隔天的三十九人，到7/20包圍國防部的三萬多人，再到今天凱道上面，不只凱道，（還有）仁愛路、信義路、中山南路上面幾十萬人！
我們就是跟各位一樣的普通人，憑藉著熱情跟「不信公理換不回」的信念，我們走到今天。現在，我們行使合法的公民權利，在總統府前面向我們的總統、我們的三軍統帥，表達最強烈的抗議：「馬英九，不要說謊！」（國語）、「馬英九，我是主人」（台閩語）。我們都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因此這場活動我們一開始成立，就是強調公民性，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從今天起，不再是全由政治人物，或是台下的媒體來主導議題，而是由像你和我一樣的普通人，用憲法賦予我們的公民身分來主導議題。
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聰明的公民，統治者永遠不希望有太勇敢的公民，但是勇敢有智慧的臺灣人哪！我們一起站出來，為公理正義發聲！我們要讓我們的統治者知道，你們很顢頇、你們很無恥，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要做的是，把我們的精神，傳遞到這個社會更多角落。今天有二十五萬人，明天我相信就有五十萬人、一百萬人，日後如果還有更多不公不義，絕對會有更多的超級英雄，跟我們一起站出來！
我們很努力策劃這個活動，但是我們不是專職的社運團體，我們只是來自各個領域、為了共同理念聚集的夥伴，因此整個活動中必定還有許多瑕疵，我們在此深深向大家致歉，希望大家能夠諒解。（白衫軍：加油！加油！……）大家不要為我們加油，我們不重要，我喊公民你們喊加油好不好？「公民，加油！」、「公民，加油」……。
個社會，只要我們站出來，我們就改變了我們自己。我相信參與今天晚會的大家，某種程度上，你已經改變了你自己。我們因為我們真誠、善良、勇敢、不為私利的精神，就算沒有感動別人，我們有感動了自己對不對？人民到底會不會贏，要看我們有多想贏！我們一定要贏好不好！
今天活動的結束，絕對不代表社會就要遺忘。希望大家抱著祝福的心情，明天送仲丘好走之後，是我們追求真相跟一個美好的社會的下一個開始。今天政府不給我們真相，讓黑暗持續籠罩這個社會，我想請大家把自己手上的手機，或者任何可以發光的物體，打開、高舉，請大家把你手上所有可以發亮的東西，打開、高舉。大家往你的前後左右看，看你身邊每一個人，看每一道光芒。政府給我們黑暗，我們公民自己照亮這個國家，好不好？我們一定要讓洪案，還有其他的所有冤案，真相大白！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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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2:23 PM PDT  5月底到6月下旬，中国经济面临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下行压力，尤其是6月20日发生的"钱荒"，让李克强再也无法回避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他是否会为了阻止经济"硬著陆"，出手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措施。这是李克强上任以来一直很头痛的问题，因为他原来打算以城市化名义，推出大规模城市设施投资的计划遭遇了重大阻力。有人注意到，李克强甚至连城市化也较少提了。因为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已经处于失控状态，"鬼城"比比皆是，继续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风险显然非常之大。 而且，"钱荒"的出现让决策层大吃一惊，因为这表明继续放松银根也未必刺激增长，而很可能让影子银行套利的行为更加疯狂。于是，决策层中一直就存在的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乾脆主动刺破泡沫，即不出台经济刺激，让经济减速的压力倒逼制度改革，激活市场配置资源。李克强越来越顶不住这种声音的压力，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主张符合他学过的经济学理论，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某种程度的硬著陆可以让温家宝制造的问题"水落石出"。当年朱熔基就是用这个办法立威，让地方政府知道厉害，不敢乱来。 主张这套逻辑的经济学者，看到李克强越来越上自己的路，乾脆给这个思路带上"李克强经济学"的高帽，来坚定他的信心。一时间，国际资本唱衰和做空中国经济的势头大增。新任财长楼继伟，多年来对温家宝不负责任刺激增长的政策持严厉批评态度。他在中美战略对话时的讲话，也大大增强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决策者甚至不怕增长速度跌到7%以下。 但是，不久前习近平主持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以及他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则传出了相当不同的信息。习近平在自己亲自调查研究，并与地方大员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并没有支持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而是坚持了自己的"底线思维"。习近平显然作出了不同于楼继伟的政治判断。他认为主动刺破泡沫，让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风险太大，因此不能接受。因此，要主动采取措施"稳增长"。李克强在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立即推出了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等重大投资措施。有人称此为"新4万亿计划"。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立即发表评论对习近平的这一重大决策表示支持，评论的题目就是"政府不该刺破大泡沫"。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95-56954.shtml 叶檀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现在主动刺破已经非常大的泡沫，无异于自杀。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判断，这个判断比鼓吹李克强经济学的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主动刺破泡沫，不会带来什么倒逼改革，激活市场的效应，此一时彼一时，中国今天的情况，与当年朱熔基上台主持经济决策已经大不相同。 那么，在存在巨大泡沫的情况下继续用增加投资来"稳增长"，风险不是也很大吗？习近平自然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北京紧急派出审计队伍，摸底地方债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一次稳增长，北京的投资方向很明确，而且，要防止地方政府趁机扩大债务。 习近平没有被李克强经济学所惑，体现了他对中国经济的危局相当清醒。紧急派出队伍审计地方债，很可能说明他开始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以防出现大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他的介入，尤其是他对中国经济危局的认识是否也有点太晚了？尽管习近平已经明确了他的底线，那就是他不能接受中国经济增长低于百分之七的速度，但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跌破这个底线。习近平的政治学逻辑就在于，即使中国经济一定会跌破百分之七的底线，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主动让人形成硬著陆的预期，也是一种情商不高的表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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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何以变成一条虫？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Posted: 06 Aug 2013 01:42 PM PDT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历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而一般的中国青年学生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仅仅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被鲁迅痛骂过的人。
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记日记。《顾颉刚日记》始于一九一三年，终于一九八零年，共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余英时指出：“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祇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余英时为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写序，洋洋十万言，成了一本独立的小书。以“未尽的才情”名之，“才情”一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才，二是情。以“才”而论，顾颉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让他无从治学，至多就是为毛泽东标点一批古籍而已。以“情”而论，顾颉刚对谭慕愚“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半个世纪。这段单相思的精神之恋，一改人们对顾颉刚固有的“迂腐书生”之印象。不过，两人的性情与经历少有交集，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鼎革之后，顾颉刚半推半就地进入中共的学术体制之内，在家人的压力和个人功名心的驱使下，逐步放弃独立思想，趋同于当政者，依然不免遭受鄙视、羞辱和迫害；而谭慕愚当年被闻一多形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联合政府”，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她面对毛泽东的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还是女子比男子更加坚韧刚强。 你遭遇的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在三十四年代的历史学界，较为左倾的学者有陈垣、吕思勉、翦伯赞、吴晗等人，较为右倾的学者则有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顾颉刚一度是国民党员，受到过蒋介石接见，与国民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诸多高官关係良好。他曾考证出大禹的生日为六月六日，国民政府遂订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 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对中共与苏联配合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动深恶痛绝。日本投降后第五天，他便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跋扈鸱张，存心割据，要日军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刻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惧，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祸中国也。”两个多月后，他又分析国内政治情势说：“国民党唯知保守自己地盘，固已腐化。共产党欺骗民众，攫夺地盘，亦为恶化。各党各派及民主同盟不过乘势造成自己地位，为浑水摸鱼之计，所求者仅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党如是，民众之痛苦可知。”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顾颉刚一度也想赴台，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他闲居于上海五年，一方面新政权对他颇为冷澹，另一方面他也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希望新政权能够“行仁政”，而毛泽东决然地宣佈“不行仁政”，于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新政权滥杀无辜的情形。如：“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馀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闻三五反期中，上海商人之跳楼者达八千人。”、“解放后四川死者者二百万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帮会中有力者皆死，乡镇长无一免者。” 一九五四年，顾颉刚应邀北上，两个月还不满，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乐”，聊以解忧之事是读《梅村集》。余英时发现，在重庆的吴宓两年前也是读《梅村集》。吴宓以文化遗民自居，欲做顾亭林不得，只好降格为吴梅村。一九五二年，吴宓被迫撰文批判胡适，内心极为痛苦，中秋节作诗自嘲，其中有“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絶秦资”之句。因“学生皆讚扬苏俄社会主义，并歌颂斯大林”，吴宓沉痛地预言：“今后中国将永非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国矣。”依照顾亭林“亡国”（改朝换代）与“亡天下”（异族文化征服中国）之辨，吴宓自以为所经历的是后者，因为他认为中共为苏俄之前驱，中国亡于中共犹如亡于异国。 这种感觉，在顾颉刚的身上恐怕更为强烈。对此，余英时追问说：“顾参加过国民政府的制宪与总统选举，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北上进入新政府系统下的科学院，他难道完全没有一点旧朝换新朝的感觉？”顾颉刚在日记中频频将自己描述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屈辱心态，与当年明朝覆亡之后，不得不与满清异族统治者敷衍周旋的吴梅村何其相似！ 《一九八四》提前到，半生为奴究可哀 一九五零年年初，友人汪叔棣来访，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叔棣来，谓共产党有三个原则：谎话即真理，奴隶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余英时解读说：“最后一句话最值得玩味，我们不难想像他当晚失眠时的心情。”顾颉刚未尝不羡慕友人远赴香港，躲避已经开始张牙舞爪的新政权，而他本人却进退失据、无可奈何。此种境遇，有点像当年因家累太重，不得不留在北平，以至于落水当了汉奸的周作人。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汪叔棣所谈及共产党之“三原则”，正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名言。《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所写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创作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于一九四九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的生活描写，投射出现实中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在奥威尔去世前七个月，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解释写作此书的初衷：“这本书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非天生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在奥威尔去世后，共产极权主义裹挟半个世界的世界格局被其不幸言中。 《一九八四》这本书进入更多的中国读书人的视野，却要等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已然一一上演过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了。而在当时，在这本小说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居然有中国知识分子同步阅读到，并摘录出该书的精髓之处互相分享，让我不禁歎为观止。我更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位目光如炬的汪叔棣是何许人也？原来，汪叔棣曾任《申报》特派员，二战期间赴英国伦敦工作。他曾亲自目睹东方战场，亲历卢沟桥事变和沪淞抗战，并目睹欧洲战场、非洲战场的战况。他勤于观察、搜集、记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在顾颉刚的督促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全球最早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的经历、学识与视野，使汪叔棣在《一九八四》刚一出版，就注意到了其独特的价值，并迅速将书中的批判对象与正在席捲中国的共产党联繫起来，所以称之为先知亦不为过誉。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中共夺取政权与《一九八四》的出版是在同一年。顾颉刚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三十一年，“老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可谓“半生为奴”。一九五四年，他接受科学院历史一所的聘任北上，科学院出资帮他将藏书运到北京，并分配给他一处宽敞的房子。顾颉刚“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以安置书比安置人更优先考虑。当他为此去感谢当局的安排时，历史所所长尹达却毫不留情面地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此后，顾颉刚一直认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也许上过他的课的尹达，对他抱有极深的成见。殊不知，尹达的反应即党的反应，正如尹达自己所说，“我只知执行党的政策”。可见，在共产党眼中，顾颉刚引以为傲的学术根本一钱不值。留下他来，一是对外有一定的统战价值，比如让他写信给在香港的钱穆，劝钱穆回来；再就是他精通古典文本，“毛看中的不过是有关文本处理的技术部分”。 勉为马前卒，梦见毛主席 余英时发现，一九五四年定居北京以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上海的五年划下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其中再也找不到“反苏”、“反共”的记载了。余英时分析说：“与其说这一界限象徵了一种思想上的变动，不如说它精准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彻底改变了。在上海的时期，他游离在体制之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因此经常听到种种杂音。入京之后，他已归属于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平时来往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同类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单位制度的可怕之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没有自由职业者，再没有党掌控之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国家宛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将人民当作无数细小的铁屑紧紧吸附在其上。连陈寅恪都无法抗拒这一“举国体制”，更何况性格内敛而软弱都顾颉刚呢？ 对于顾颉刚而言，除了单位的控制以外，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他的续絃妻子张静秋及其兄长张雁秋与国民党关係深远，当年都曾有意竞选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处劳改十二年。从此，张静秋成为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肉跳。她更不断逼迫顾颉刚追求“进步”。顾颉刚未能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静秋遂责骂不止，顾颉刚只得在日记中感叹说“生当此世，人人自危”。到了“文革”爆发，四个儿子均与之划清界限，冷若冰霜，妻子甚至出手殴打，日记中有记载“静秋打予五次”。众叛亲离之下，顾颉刚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从顾颉刚的日记中可以梳理出他与党及领袖关係的演变轨迹：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投靠、从附和谎言到大声颂扬，这是一个由量变影响到质变的过程。一开始，顾颉刚还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不进步”辩解：“以余年龄之长，精力之差，业务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书；即看新书，亦未必有进步。若实未进步而表面冒充进步，以期当局之赏识，此乃投机分子所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实不能为也。”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日记中便很少出现“良心”和“品性”二个词彙。因为，在这个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越是有良心和品性的人，越是难以活下来。 顾颉刚与毛泽东同龄，二十年代，他已名满学界，而毛尚是流寇一个；但此时此刻，毛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顾只是“奋力进步的遗老”。一九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诗为毛祝寿并全家吃麵庆祝。一九六七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余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想，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余英时认为，这些细节都是顾的“真情流露”，顾对毛已“心悦诚服”。但在我看来，这些表达未必就是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当年友人汪叔棣告诉顾的共产党的“三原则”，顾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了。顾颉刚在外边的会议上和在日记中大肆颂扬毛，更多是一种他曾经不齿的“投机分子所为”。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赢得了“天下归心”，不如说毛用暴政让大部分人不得不过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的生活。这此意义上，顾颉刚的悲剧，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在重演的、共同的悲剧。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2007年。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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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1:57 PM PDT 
最近几天，正在泉城济南老老实实地配合习近平当局抓紧彩排审判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委员、重庆市委前书记薄熙来同志的独生子薄瓜瓜因为一句“中国大陆司法仍不成熟，政治力量仍起主导作用”的议论招致舆论界的又一次强烈好奇。一家海外中文媒体援引薄瓜瓜朋友透露的消息，说是已经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薄瓜瓜以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马布瑞诉麦迪逊案为例大发感慨，评价说“中国大陆的法院还未成熟，政治仍然主导司法，正如马布瑞诉麦迪逊案（Marbury vs Madison）前的美国司法。此前法院只能按照议会通过的法案判决，无法决定法律是否违宪。”
报道文章还透露说，过去一年里，薄瓜瓜常常和亲朋好友探讨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别。他说，（中国）大陆司法仍不成熟，政治力量仍起主导作用；自己虽然很佩服美国法院，即便如此，美国法院还是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
拿二百一十年前的一桩美国讼案说事儿是否有卖弄学识之嫌并非这里的讨论的重点，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薄瓜瓜的这句中国大陆上“政治仍然主导司法”恰恰是对为什么他那犯下恶性杀人罪的母亲仍然能被他的近平叔叔刀下留人的最准确解释。所以该篇报道的小编应该以“薄瓜瓜不经意透露了自己母亲被免死的原因”之类为标题才是。
愚笔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里曾说过恰恰是因为无论是外界舆论还是中国大陆内部甚至是中共党内的左派势力都在无意有意地把薄熙来美化成“政治犯”，反而会令习近平即使象当年的邓小平仇恨江青一样恨薄熙来恨得牙根痒，也绝不敢下令对薄熙来处以极刑，更何况无疑也是由他习近平亲自拍板定夺的绝对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那一档的薄谷开来杀人案都已经被网开一面。
自打满清开始至今的中国历朝历届专制政权从来都是令在自己境内犯案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洋外国人罪轻一等，而对在自己境内加害外国人----尤其是西洋外国人的刑事犯罪者罪加一等，更何况是亲自下手直接向受害者的嘴巴里强行灌毒令一英国商人当场七窍出血、气绝身亡的情节极为恶劣、手段极为残忍的涉外杀人犯！如果不是因为“政治仍然主导司法”，如果加害外国人的恶性杀人犯不是“二品夫人”薄谷开来而是其他随便什么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命抵命是唯一的可能，被刀下留人的可能性半点都没有----无论依什么样的理由。
前文引述的薄瓜瓜评论中国司法的相关报道中还透露说，薄瓜瓜还说“若不是怕弄巧成拙、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他非常想纠正父母的负面价值观。”
这份报道已经陆续被海外的大部分中文媒体转载、转贴，相信已经是读者无数。不知其他读者是否读懂了“非常想纠正父母的负面价值观”这句话，笔者相信薄瓜瓜的本意应该是肯定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相反。
说起来，瓜他爹一生中已经坐了两次共产党的监狱，第一次的结局是典型的政治主导“司法”，而如今的第二次肯定更是。
笔者在几个月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薄熙来的一位小学同学当初为巴结薄熙来而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曾不经意地提到薄熙来读小学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一辆凤头牌自行车。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随便一台国产自行车就已经是相当贵重的奢侈品，而英国进口的凤头牌自行车先不说价格上可能要花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小半年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整个被中共政权彻底对外封闭的中国大陆，贵贱都没处去买。而就是这位能够享有凤头牌自行车特权的既富且贵的花花公子，居然会在自己十七岁那年因为偷窃自行车入狱。
外界有报道说，文革初期薄熙来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期间响应当时造反派的“革命潮流”，声明和被打为反革命的父亲薄一波断绝父子关系。报道中还引述薄一波的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 这类的内容显然是为了糟蹋薄一波父子编造出来的内容，而关于薄熙来是因为偷开一辆海军的吉普车撞死了老乡一头驴而入狱的说法，笔者也曾经向自己刚来美国时的一位室友，薄熙来当年在北京男四中的同班同学求证，该人士说偷开吉普车的说法是这几年在网络上出现的“新故事”，不足为信。而偷窃自行车入狱的说法应该是不编造，因为他当年，也就是薄熙来被押送到天津茶甸农场服刑的时候即已经听说此事，与其他几位同窗议论起来的时候，大家也都奇怪成天在同学面前，特别是在女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凤头牌自行车的薄熙来为什么要去偷一辆普通的国产自行车。
2007年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官媒上公布“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同志简历”中说他“1968--1972年 ‘文革’中进‘学习班’，参加劳动”，1968年之前，也就是他19岁之前的经历一句未提。 事实上薄熙来是在1967年上半年因为偷盗自行车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抓获，被在市局预审处所属的看守所内关押数月之后即被判处两年劳动教养，随即押赴天津茶甸劳改农场。几个月之后仍在为自己的秘书、薄一波的夫人胡明自杀一事而内咎不已的周恩来得知此事，下令关照，于是薄熙来被提前解除劳教，送回北京，安排进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改造思想”。当时的那种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们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其待遇有点象如今被共产党各级纪委强制“双规”的对象，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变相关押。薄熙来在自己的简历中强调自己“文革”中被迫进入“学习班”，目的就是要令外界相信他“文革”中曾经被关押是政治原因而不是刑事犯罪。有意思的是，如今的薄熙来仍然是因为刑事犯罪而二次入狱，外界舆论又在有意无意地把他美化成当今中共政权治下的“政治犯”，中国大陆境内的毛粉、薄粉和“文革”遗老们更是拼命渲染薄熙来与胡锦涛、温家宝二人之间的所谓“重大路线分歧”，意在证实薄熙来的入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
毫无疑问，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中共党、政一把手胡锦涛和温家宝与薄熙来之间是有严重政治分歧的，人们也都还记得去年三月的两会上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利用自己最后一次召开中外记者执行会的机会强调“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无疑是针对当时的薄熙来在重庆主导“打黑唱红”的“文革”式的政治变态。但是，如果不是因为薄熙来一个耳光把个王立军扇进了美国领事馆，胡锦涛和温家宝肯定是仍然奈何不了他薄熙来。
说起来，如果那个英国商人海伍德不是那么贪得无厌，他会继续还是薄瓜瓜的洋干爹(教父？）、瓜他娘的洋情人，而瓜他娘的身份则自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以后就已经从二品夫人升至一品夫人，王立军已经是公安部长（至少也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明则很可能已经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为中国致公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一想到这里，目前正在泉城济南老老实实地配合习近平当局彩排审判秀的薄熙来肯定是不胜唏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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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3 02:05 PM PDT 
三天之内，美国有两家大报出售，成为瞩目新闻：一家是全美发行量排名第25的《波士顿环球报》上周末被贱卖，另一家是排名第八的《华盛顿邮报》昨天出售。两家大报隶属不同，但出售原因却一样，都因发行量大跌、广告锐减，陷入财政困境。
《波士顿环球报》隶属"纽约时报集团"，《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的龙头老大，近年发行量也"跌跌不休"，股票缩水，财政艰难。虽然该报采取断腕措施，包括裁减编辑记者，把报纸版面变窄（以节省纸张成本），甚至变卖家当，把报社的飞机卖了，总部大楼抵押借贷，向墨西哥电信巨头借款（2.5亿美元），去年（2012）卖掉下属16家报纸等，但今年上半年广告收入仍减少7%，财政仍无根本性好转。 20年前（1993）纽约时报集团花了11亿美元的天价，买到《波士顿环球报》。所以说"天价"，因为当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报价，可见当时《纽约时报》之财大气粗。但今非昔比，现在售价才七千万美元，只是当年买价的6.4%，《纽约时报》亏死了。由此也可看出，《纽约时报》的财政艰困到何等地步。 纽约时报集团显然是断尾求生，以求保住"旗舰"《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原为当地一家族拥有，20年前发行量50万份，可到了纽约时报集团手里，十年就流失10万读者。网络兴起，《波士顿环球报》更江河日下，今天已跌至24万份，不到当年的一半。 这次从《纽约时报》手里购买《波士顿环球报》的是著名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老板，但到了大富豪手里，这家连年亏损的报纸就能起死回生吗？关键在于这位富豪是否知道《波士顿环球报》别说在"环球"，就是在本土都卖不出去的原因。 当然现在很多报纸关门是因网络兴起，抢去市场（读者和广告），但却有报纸不仅没关门，反而发行量上升，例如《华尔街日报》（发行量238万份，全美第一）、《纽约邮报》（发行50万份，全美第七）。这两家报纸都是媒体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拥有，它们跟《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报纸的理念不同，走的是保守主义（conservative）路线，或者称为"大众常识"路线，跟左翼报纸的"意识形态"路线形成对比。它反映的是美国"左、右"博弈的现实：大众常识Vs.意识形态。 如果红袜棒球队老板还是继续原来的左报路线，那么这张报纸就很可能在他手里关门，他的七千万美元就扔到水里了。这样的先例有过，曾隶属"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美国两大政治周刊之一的《新闻周刊》，就是被一个富豪买去之后，没法起死回生，现已接近关门。购买的富豪后悔不已，说该决定是"一个错误"。 当初"华盛顿邮报公司"出售《新闻周刊》，跟现在"纽约时报集团"卖掉《波士顿环球报》的原因和做法一样，都是想甩掉下属亏损媒体的瘦身，以保自身。《新闻周刊》销售时，还扯上中国，因当时广东"南方报业集团"联手成都博瑞（A股上市公司）等"财团"来美国投标，媒体报道说"他们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一心要把《新闻周刊》拿下来。"但美方却不管多么有诱惑力的报价，就是不卖给中国的"大财团"。华盛顿邮报公司老板说，他们要找一个"合格的买家"。为什么中国的官媒和公司"不合格"？因为担心他们把这家老牌周刊变成共产党宣传品，砸了牌子。最后"华盛顿邮报公司"用一美元的象征性价格，把周刊卖给了美国一位富豪。这位富豪把它变成电子版（当时还有150万订户），但还是继续亏损。这个买主大呼后悔，因维持电子版员工薪水和开销，他赔进一大笔，而且这个老牌周刊还要在他手里举行"葬礼"。《波士顿环球报》会不会步《新闻周刊》后尘、被同样没有办过媒体的棒球队老板"一棒"打到寿终正寝？也是未知数。 华盛顿邮报公司卖掉《新闻周刊》，断了"尾"却没求到"生"。该报过去六年营业收入下降44%。今年上半年又减少7%。 20年前，该报发行量83万份，现降至47万份；去年就亏损了5300万美元。2007年默多克新闻集团购买《华尔街日报》花了50亿美元，前年"美国在线"收购网络报纸《赫芬顿邮报》花了3.15亿美元。如今以挖掘报道"水门事件"而全球知名的《华盛顿邮报》只以2.5亿美元出售，证明这家有2000名员工的报纸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华盛顿邮报》的买主是以创办亚马逊网络书店而暴富的贝索斯（Jeffrey Bezos）。贝索斯以商业眼光独到著称，1993年他跟女友父母借了30万美元创办了亚马逊，一炮打红。随后他把亚马逊扩展成各种物品都销售的综合性网络商店，其销售额自2004年以来增了10倍，股票价格过去五年翻了四番，去年营业额达610亿美元。据《福比士》排名，在全美400名富豪中，贝索斯以个人资产232亿美元排第11位。 但是贝索斯跟买了《新闻周刊》的富豪一样，也是从没办过媒体。他能使这家连年亏损的报纸"复活"吗？令人质疑之处至少有两个： 第一，贝索斯过去四处投资，有很多失败。例如1999年他以近四千万美元购买的宠物网站（Pets.com）和花六千万美元到手的Kozmo.com（想跟eBay竞争），最后都血本全无。贝索斯兴趣广泛，奇想联翩。例如他建立太空旅游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建构火箭发射基地，要带人去月球旅游；他还投资4200万美元在得州的山里设计据说能运转一万年的钟表。这次购买《华盛顿邮报》，是不是这种"奇想"的一部分呢？ 第二，《华盛顿邮报》之所以江河日下，除网络兴起的原因外，也跟《纽约时报》走下坡路、《波士顿环球报》要破产，以及美国西海岸最大报纸《洛杉矶时报》要出售的原因大同小异，就是"意识形态办报"，立场左倾，所以遭读者扬弃。那么新买主贝索斯是什么派？从他政治捐款来看，多是捐给左翼民主党，他们夫妇去年捐出250万美元，帮助华盛顿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通过。《纽约时报》说，这是全美对同性婚姻的最大笔捐款之一。 贝索斯宣布，《华盛顿邮报》易主后，其编辑方针不变，原来的主编、记者等都不解雇，包括报纸原老板、家族企业第四代掌门人，凯瑟琳的侄女Katharine Weymouth还是当"发行人"。但一切都不变，报纸怎么可能转亏为赢？办报可不是"变戏法"。贝索斯可能要求索苦思，才能找出报纸回生之路，成为他的"亚马逊"钱河的一部分。 家族报纸《华盛顿邮报》易手后，在全美国的大报中，只剩下《纽约时报》还是家族掌控。它还能维持多久？六年前出手50亿美元收购了道琼公司（下辖《华尔街日报》）的媒体大亨默多克曾对写他传记的作者说，你写得太早了点，应该等我收购《纽约时报》后再写。那么《纽约时报》跟默多克等买家们的比赛，前景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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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9, 2013, 6:08:14 AM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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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3 02:14 AM PDT 近日，法国经济报纸《回声报》内页发表一篇关于薄熙来案的采访分析文章，声称薄熙来这个月里将会被审判，因为北京希望在中共秋天召开中央全会之前结束审判，以低调结束这个延时一年多的案件。愚笔依照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分析此问题，窃以为若与以往相比较的话，薄熙来案不但不太可能会在本月内结案，整场审判秀如果能够在今年秋季一定会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完成的话，就已经从时间和速度上打破历史记录了。 前不久才落幕的刘志军案的整个持续过程读者听众们都还记忆犹新，更何况刘志军虽然也被中共媒体称之为"党内贪腐大老虎"，但与薄熙来相比仍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老虎，所以中国大陆内地的一家媒体只是把薄熙来和陈良宇以及陈希同这三个前政治局委员的案件一并提及，开列出一份"领导人案件处理程序"，其中关于薄熙来案的"正在进行时"和陈良宇的"过去完成时"内容缩略如下： 薄熙来案：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2012年4月10日中共公开宣布中央已经决定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2012年9月28日，薄熙来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对薄熙来开除党籍的处分；2013年7月25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经指定管辖，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向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陈良宇案：自2006年7月5日开始，中纪委在调查上海社保案时发现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2006年9月24日被宣布免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纪委立案检查；2007年7月26日，被宣布开除党籍（2007年10月确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8年4月11日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和滥用职权两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相比较而言，1995--1998年前后江泽民政权对陈希同案的整个处理过程，其前后所延宕的时间比陈良宇案长出一年多。1995年4月从他被中共政权高调对外宣布"因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到被宣布"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继续审查经济问题"，再到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最后又到被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1998年7月31日，最最后再加上上诉未果被告之"维持原判"的时间，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又五个月。 笔者坚定地认为，薄熙来绝对是一个新型的刑事犯，而相比于薄熙来，当年被江泽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陈希同至少可以算是一个"准政治犯"，所以他的整个被处置的过程自然更为复杂，在没罪也得找点罪的前提下无论是专案组还是检察院都需要付出比处理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此说来，仅仅从结案时间长短的角度，拿薄熙来案与陈良宇案相比更为恰当。 前面已经例举，陈良宇从被中纪发"发现问题"到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过程所花时间整好一年，从被移送司法机关到被宣布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相隔时间是八个半月。 2008年3月25日陈良宇被从秦城监狱押往天津二院，庭审持续两天，十七天后宣判。据陈良宇案的辩护律师高子程先生回忆，当年陈良宇案从移送司法机关之日起，检察院和法院也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缜密准备。中国大陆内地的媒体报道说：据高子程了解，检法为陈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演练。"从2008年3月25日当天开庭时的衔接和流程上来看，庭前预演一定很严密，整个流程都衔接得很完美，据说连什么时间让陈休息或去洗手间都有严格的预案。" 相比于陈良宇案，薄熙来从被宣布移送司法到被宣布提请公诉的时间是整整十个月。如果把日后的"庭审"（无论是一天还是两天，甚至比刘志军的时间还短也不是没有可能）比作"公演"，那么薄熙来案的处理过程截止目前仍还处于"彩排"阶段。陈良宇案彩排了八个月，因为薄熙来的演技要远远胜过陈良宇，所以彩排过程相对要短是非常有可能的，可再短也不能短到连"台词"都没有背熟就匆忙上演，更何况与当年的"陈秀"相比，如今的"薄秀"肯定是剧情更为复杂，台词也更加冗长。 薄熙来的被起诉书中不但强调了他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贪污数额巨大"，而且还用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字样。笔者在此前的专栏文章中为了说明该起诉书的措词如此"严厉"并不能证明薄熙来的下场会比刘志军惨，特意引述了刘志军的被起诉书内容，证明其与薄熙来的被起诉书相比，最重要处的文字表述大体一样。 在与刘志军比较之后，我们不妨再拿受贿数额比刘志军也比薄熙来小得多的陈良宇的被判决书内容作一比较，陈良宇的被起诉书当初中共官媒没有奉命原文公布，但相比于刘志军的被判决书没有被原文公开，当年陈良宇的被判决书却是被原文公布了，缩略内容是：被告人陈良宇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违反规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数罪并罚。 说起来，陈良宇最终被认定的数额还没有刘志军的零头，但被判决书中也说他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和"致使公开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由此可见这几句套话被用在肯定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制裁的贪官们身上，只是为了说明"若不制裁实在说不过去"，而不是为了说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当年陈良宇的被判决书中还说：鉴于被告人陈良宇具有悔罪表现，退交全部受贿赃款，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此，陈良宇被判了十八年。他的辩护律师日后回忆说，当时的陈良宇从抵触到决定认罪是有一个过程的，决定认罪之后的底线是不判无期就行，于是当局就给了他一个十八年。再往后发生的故事是，刘志军向"组织上"要求的底线是老命得以苟延，于是当局就给了他一个死缓，对外的解释与前面引述的对陈良宇轻判的理由措词完全一样。 比较完了刘志军和陈良宇，薄熙来不会被砍头的分析就更有说服力了。最终被比较陈良宇，也只判十八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相比于陈良宇，薄熙来毕竟还多了一项贪污罪，这就是笔者过去为什么认为薄熙来有与刘志军相同志相同下场的可能。但是，如果与另外一位太子党出身的贪官陈同海类比的话，就又是另当别论了。 中共前中央政法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陈伟达之子、前中石化正部长级老总陈同海最后被认定的受贿数额是1.9573亿元，其被判决书中说他"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陈同海在因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此外，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罪，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以及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处罚情节，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未来"薄秀"被"公演"之后宣布的薄熙来的贪污和受贿总额肯定是比陈良宇的大，比刘志军的小，而与陈同海相比，尚不足四分之一，所以若单从这个数字类比的话，薄熙来更大的可能是刑期在陈良宇和刘志军之间，即无期徒刑。笔者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因为受贿罪和贪污罪被判了无期或者死缓之后，另外一项滥用职权罪判多少年都没有意义，"合并执行"的刑期还是无期或者死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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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郁玉：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读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 Posted: 09 Aug 2013 01:47 AM PDT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8期）
今年2月，香港出版了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置身当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研讨过程，参与介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以对其所亲历的改革研讨、设计、决策和实施的回忆，为中国改革、尤其是80年代短暂的政治改革留下了尚不多见的史料性记叙。
总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日有所新、月有所进的狂飙突进期。正是在80年代，中国于世界范围内一马当先的改革，缓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突破了共产主义原教旨教条和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革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同样受困于宏大理论与逼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走出社会政治经济窘境的样本。
30多年过去，在昔日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存在的许多地方，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不是通过改革、但改革的终极结果也无非如此的“多数决定”，已经成为这些地方的基本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地方，政党依“多数决定”而成为执政党，政府的政策亦须得到“多数同意”方能形成和实施。如是，政府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及其目标达致，均须循程序化之途而图之。如此，改革的意义就大大弱化了。
由此回观中国，至少在当下，改革仍是执政党政策宣示和政府施政说明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这种现实，既映照了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位置，也说明了即使中国在最近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立于潮头之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改革来描述其政策措施之选。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在那些以社会主义蓝图为制度摹本的地方落地以及展开，并非自然顺当，而是一路坎坷。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流意识形态，曾视任何稍有创意的实践性操作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紧箍咒所要防范、限制和制裁的，正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原教旨有所怀疑、变动、乃至冒犯和突破的种种企图。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自上世纪50年代始的“离经叛道”之途中所遭遇到的挫折，无不说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行进之艰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以作者的亲历，向人们部分地展现了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看似突进的背后，改革决策形成和推行有多么艰难。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尤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中国上层政治决策和操作过程的窗子，把中国政治运作中历来隐秘、从不公开示人的“硬球”的玩法公之于众。
（一）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改革实属资本主义的发明创造。对匡正社会正义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改革的最典型代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改革的风潮逐渐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直至今日，“医疗改革”和“移民改革”也仍是奥巴马政府最显著的政治标识。
不过，在“多数决定”的制度约束下，改革的主张能否被接受，这主要取决于选票之争；这之后，改革的主张能否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则取决于立法之争。选票之争也好，立法之争也罢，这都是公开交流、交易与交锋的政治过程。在法治原则之下，这个政治过程自有法律的束缚。任何自认为再好不过的改革主张，也必须通过这一政治过程的认证。在法治环境中，如果有谁把政治的“硬球”运到了规则之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及其改革主张的出局。
改革意味着重塑，意味着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因此，改革就意味着对其所要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的东西的否定。问题正在于，在法治原则与责任政治中，改革所导致的否定并非抽象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人、政党或政府为那些被否定的东西负责，并由此为之付出法定政治代价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否定。简言之，成为改革对象的政策及其措施，在其被否定的过程中，将伴随着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党由执政到在野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实施这些政策的政府由台上至台下的过程。
改革的这种“天性”，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导致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落脚之时即遭遇抵抗并难以深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导致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充满张力的先致性因素。
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形态，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剥削阶级当政的制度形态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是人类“社会形态”进化至“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前的最高级社会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宣示，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以及运行实际高度吻合。这种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社会形态特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永续执政合法性的自洽逻辑。
当然，再完美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什么“主义”的，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无“最高”、“最好”、“最完美”之类的限定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现实、社会现实的颠覆性，首先体现在其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颠覆上面，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则属其次，意识形态的修正只是政府更迭的后续效应。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设计“之最”的脆弱性，就在于其一旦自认为瑕疵存在，或在制度的竞比中被认为瑕疵存在，都易导致为“之最”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改革的合理性，却正蕴含了这种否定“之最”的前提。
在此，资本主义经得起颠覆的“弹性”，还在于其国家制度中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更替的必行性和合法性。这就是说，在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失败的政策，必有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为之埋单；而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必是因失败的政策而导致被选票抛弃的结果。
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则始终被缚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永续执政这一政治前提的不可移动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境况，尤其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遭遇到的挫折，就不能被解释成整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错误，而总要被归结为党内路线斗争。这种归结的妙处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可以由少数在“路线斗争”中失败、并注定要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来承担，而党的永续执政地位却没有被动摇。
但是，在资源似乎永远处在稀缺状态的世界，人的行为、尤其是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必定要与行为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具体的后果。这种行为与责任的对应性，是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自然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道德的逻辑支点之一。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但终究不能解构已经根植于人性的这种正义观。也正是这种“自然正义”，支撑和建构着在当今世界普行着的所谓“责任政治”。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失误所带来的政治责任问题，固然可以通过“路线斗争”的说辞或理论来规避和化解，但这样的腾挪方法不可再三。实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逻辑环链的断裂、共产主义信仰的裂解、“自然正义”观念的复归乃至改革终于可以大行其道的现实，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不断的“路线斗争”之后。
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地和施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承认改革、施行改革，就要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的必要性，又天然地带有否定以往——即使不是全部以往——的性质：显然，如果一切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就沿着既定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径直前行罢了，还改什么、革什么？
其次，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中，被否定的社会治理，都必然意味着某些政策失误；而有政策失误，就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责任。再次，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后果，而在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则相关政治权力。于是，与政治责任相关联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其与政治后果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一旦成立，则抽空了一个政党永续执政的逻辑基石，最终也一定会导致永续执政所依托的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坍塌。
因此，从根本上讲，改革的话语体系并不相容于“路线斗争”的话语体系。没有“路线斗争”的腾挪大法，执政党就有可能由改革所产生的政治责任及其相应后果，丢掉永续执政的先赋性地位。改革的行进逻辑及其潜在但却确定的后果，是上世纪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改革欲迎还拒、明喜实恶以致拖延阻碍的真正原因所在。
（二）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因缘，但也大体不出上述改革的逻辑与历史脉络。而《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则为这个脉络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节点。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采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国际上，在以冷战为背景的制度竞比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颓势明显，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问题凸显且持续增加。而责任政治不行的可见结局，则是社会道德无底线地下降以至瓦解。在保证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阶级斗争”中，几乎所有人——不论是执政党成员还是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在中国，铁腕专政屏蔽了社会乱象的出现，但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以致小至火柴和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甚至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严酷现实，则无声宣告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的破产。对此，甚至连执政党也在稍后坦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上述执政党对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结果的自我评价，也并不必然导致执政党对改革政策的采行。
经济危机是逼迫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仅此还不足以启动改革。在苏东以及中国，改革破冰而进的过程，往往是在执政党及其政策的化身——党的领袖的生命终结之后。一个已逝的执政党领袖，常常可以充当执政党难以为继的政策——尽管党的领袖往往是这些政策主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制定者——所带来的政治责任的承载者。政治责任有了安放之处，就大致不会引发执政党当下的统治危机，否定以往政策所 产生的即时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而此时，就堪称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的限制性约束还不止上述。由执政党永续执政体制所必然带来的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后任领袖的做法，从人身关系和体制两个方面保证了执政党政策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加大了启动改革的困难。因为延续而不否定早前的政策，除旧布新的改革就无立足之地，由此也就更谈不上踏地前行了。这就不似在由选民授权的权力交接体制中启动改革那般容易。在“多数同意”、选民授权的体制中，出自新上台执政党的领导人，可以不必理会前任异党执政时的政策，甚至还就是以否定和攻击这些政策并许诺实行改革为资本而上台，因此能不费周折地迅速启动多数选民投票同意了的改革。
显然，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党的后任领袖的做法和体制，并不以普通道德为根据。但是，一旦被指定者甚至并非被指定者就位，就自然会在延续前任的政策、做法和体制方面受到普通道德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抨击斯大林时，会从听众中收到发问“那时你在哪儿？”字条的原因（赫鲁晓夫回答“那时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这就是说，被圈选和指定的领导人，受限于体制和私德，是最没有可能启动改革的执政党成员。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任何被前任领导人圈选和指定，但却要以否定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措施为前提条件才能开始的改革。
回顾改革的历史，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为“文革”所空前深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别无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上层的权力斗争，迅速撤换了毛泽东圈选和指定的其后任领袖，在稍纵即逝的历史当口启动了改革。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对中国改革启动前后历史的记叙，正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上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启动改革、推动改革上的矛盾与纠结。
其实，在一个由执政党控制了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一声指示便可号令“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国家，相对而言，启动改革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如何把控改革，让无可借鉴的改革始终在巩固和增进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地位与利益的范围内进行，以及防止改革脱缰至执政党不得不放弃独享权力的地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中国改革初始，在释放既存体制潜能所形成的短暂的“帕累托效应”的振奋下，中国共产党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此时，这种人人受益的改革效应不仅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拥趸，也让改革成了执政党的“良性预期”，并“诱使”执政党继续向前迈出改革的脚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改革尚未触碰体制时所产生的所谓改革正效应，暂时遮蔽了改革所内含的自律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之间的必遇冲突。甚至正相反，原有体制的潜能释放，还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竞比得分，为“制度自信”垫付了物质基础方面的欠账。
这样的结果，以原有意识形态的理论完全解释得通，也完全可以作为先前在执政党内开展“路线斗争”正当性的实际证明，并被用来作为“路线斗争”胜利成果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可见的物质释放效应，也真正“误导”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和执政党成员、甚至是执政党的领导成员，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原有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宝库，而这个宝库之所以不能释放出财富，则是因为打开宝库之门的咒语没说准确。这样，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咒语来使用的“改革”，其声不绝于耳，成为主流话语中的关键词。
改革在释放原有制度设计潜能的同时，也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且把社会物质产出与制度设计更具体、更准确地挂起钩来。但是，囿于既有意识形态而被理想化的改革，随着原有体制潜能的释放殆尽，很快显现出了其对既存体制否定与颠覆性的一面。而快速增长的刚性的物质欲望对体制设计的要求，很快把改革推进到了必须触碰体制框架的硬碰硬阶段。
应该说，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看出了改革这柄双刃剑对执政党的永续执政地位的现实威胁。还在1979年3月——无论以什么为标志，改革开始尚不到一年，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此明确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由此给改革套上了笼头。关于这篇讲话的来龙去脉，《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做了较为翔实的交代，其中细节，得以让人们一窥中国政治运作的究竟，并可据此形成中国政治现实的真切概念。
（三）
从1979年3月到1989年“春夏之交”，其间整整10年。从改革之初执政党内就有人预见到改革对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到已全面启动了的中国改革在1989年以血的代价收场，这段峰回路转的改革之路，堪称是共运史上相对最完整的改革演绎过程。
实际上，中国改革刚一开始，就和既存体制碰撞得叮当作响，且擦出了火星。显然，当年小岗村农民的18个血手印，其预期的风险正是来自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来自其他方面。不过，值得中国农民庆幸的却是，他们“要吃米”和“要吃粮”这一基于原始生存需要的要求，得到了执政党的首肯，虽然其过程也始终充满波折。
小岗村农民暗中包产到户，在当时体制下，确为可招致杀头之罪的举动。因此，他们订立的按有18个血手印的生死契约，其实正是对既存制度的一种决绝反抗和冒死突破。今天，这份已经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中国改革的证物，而被摆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文献，虽然地位已然尊赫，但那血色纹路所述说的，却依然是“草根”原创在改革启动中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执政党控制一切资源的国家，让改革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只有“草根”晃动体制的举动还不行。实际上，执政党既可把“草根”的上述举动看作是危害体制的反叛而加以平息，又可以反过来将之视为有益体制认同的政治表达而加以采纳。对执政党而言，这样的采纳，可以消弭非由执政党安排的政治表达的自主性，由此形成以执政党的名义来提出任何可能受到民众追随的政治表达的有利局面。当然，这种采纳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对任何与以往不同的政治表达，在人们都已熟悉的逻辑和语言的框架内，做出不露破绽和自圆其说的新阐释。这个结果，应该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遭遇到的阻力和反对，就是来自其意识形态操作部门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永续执政这一不可更动的政治硬核，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在把“不可更动”的逻辑与具体政治实践的操作协调一致方面的重要性。也正是这种协调之于永续执政的重要性，使得协调的操作者总是能最先感受到改革对永续执政实在而具体的威胁，从而成为执政党永续执政制度的“吹口哨的（报警）人”。
不过，正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报警声中，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的政治容纳能力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空前高度。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的着墨重点，就是描述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领导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举凡困扰着当下中国的所谓“深层次问题”，从民族问题到国企问题，从新闻传播改革到党政分开体制建设，从党政机构改革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从中央委员会议事规则改革到社会协商对话渠道的建设，从多党合作到工会自治，从党务公开到人大制度改革，从减少党务机密范围到尊重民众知情权，等等，全都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议程上，也全都在实际操作中开始向前推进。因此，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由改革撬动的社会转型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
正如前述，改革的特质之一，就是以当下以及未来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来否定过去以及由过去遗留至今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特质，在政党及其政府可以合法被替代的责任政治中，并不一定会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悲剧肇因。但是，不独在中国，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架构中，改革的上述特质，却命定要成为改革发动者自酿悲剧的决定性因素。
至1989年，趋于全面铺开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从方方面面开始解构着支撑执政党永续执政逻辑的意识形态。至此，执政党面临着继续改革、最终实现责任政治，以及放弃改革、确保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历史抉择。到执政党定性的“两乱”（“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被武力平息，这种选择已然明确。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在向前推进中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而执政党永续执政所依托的体制也亮明了其决不会更换的底牌。“两乱”被平息的结果，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已至其极限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范围的界标。执政党的底牌及其据此所树立的界标，是人们在1989年之后确立中国政治预期的重要参考。由此所确立的政治预期，是执政党及其成员自1980年代末至今在政治决策与行为选择时的根据，也是中国政治现状和执政党现状的可溯源头。
在终结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决策中，热兵器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惯常角色。这种替代说明，政治决策者自知为改革所解构、并且自此再难自洽的意识形态已经难堪关键时刻的重任。政治改革退场导致的可见结果，就是国家强制力与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的配比发生了变化，国家强制力在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被越来越多地推向前台。毫无疑问，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更多地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就必成国家政治中的最重要问题。
可以想象，在屏蔽传播、各个击破、就地解决的维稳手段仍堪应付日益增多的社会群体性骚乱之时，也就是说在局部的社会骚乱还难以串连成可以给国家政治制度造成整体性破坏的规模，从而还不足以颠覆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领导地位，亦即政治改革给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还远大于社会骚乱所带来的这种风险之时，政治改革就断没有理由会再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由此，那些以政治改革为启动的必要条件的改革，或者以政治改革为成功的充分条件的改革，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开始以及不会有实质性的深入。
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也从另一个方面，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佐证。在这本著述中，作者吴伟说明了后来屡屡被当成执政党政治改革纲领而提及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本意。《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引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的话，说明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邓力群认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就是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仍属执政党内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吴伟通过引述《改革历程》中的相关回忆，也确认了这篇讲话的上述具体所指。有了这样的背景交代，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所建立的执政党政治改革的预期就失去了根据。
不过，从邓小平讲话的文本出发，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所确立的改革意向和改革意志却是明显可见的——不论这种意向和意志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是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而这种改革的意向和意志也明显是以否定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往的一些做法为前提的。而这也正是这篇讲话诸多“后遗症”的肇因：一些人以此建立了政治改革的虚妄预期，而另一些人则在无望地修补由此而断裂的意识形态自洽环链。
当然，在“战术”层面，执政党仍将政治改革的旗帜握在手中。这是防止有人以政治改革来归顺人心、另起炉灶的未雨绸缪之举。但是，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抑或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其行进的方式及其结果，都仍在无情地撕裂着既有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对此，邓小平先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对之，后以“不争论”来规避改革与意识形态“互害”的两难问题。
因此，如果设定改革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都有合理性，并由此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在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可以笑傲世界之后，通过把改革的经济成果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在改革之前的年代由毛泽东为主创立，由此便可在意识形态上贯通社会主义、改革之前的执政党领袖、改革成果、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等逻辑环链。只是，以这样的“贯通”，即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强化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这于执政党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吗？
以此观之，应该说，就记录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由盛至衰的过程，尤其是描述中国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围绕改革所展开的政治运作方面，《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应该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的著述之一。作者贴身中国政治决策和操作的最高层，在官定的正史之外，为有意或无意被部分虚无化的中国改革史，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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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6:39 PM PDT
这就要来探究中国酷吏恶吏文化的来龙去脉，先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说开来。有一位央视驻香港记者在博客撰文，记叙央视的车在停车场被擦损，报案后特区警察来到现场，却又要呼唤更专业的交通警察；交警到了又呼唤督察；督察到了再呼唤专家来查勘……最后等书面报告还要等两三天。这位央视记者对香港警方的办事效率很不耐烦，他说这种小事故若在北京，半个钟头就处理完了。 谁知道这篇文章却招来国内网民一片骂声，指央视记者把法治之区香港和大陆相比，是侮辱了香港警察，该记者“真是太CCTV了！” 专制制度所衍生的“恶吏文化”，听起来效率的确是很高的。女神探聂海芬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她破案率奇高，屡屡立功受奖，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但浙江张高平叔侄所谓的“奸杀案”曝光，揭开了女神探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已经判了无期徒刑并坐了将近十年冤狱的张氏叔侄，受尽聂海芬及其刑侦支队的酷刑。如果不是十年后DNA监测给苦主洗脱冤屈，他们将要把牢底坐穿。像聂海芬这样的办案方式，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中国青年报》李大同主编的《冰点》周刊就报道过多宗冤案，其间多数是上级“限期破案”，警方采取霹雳手段，办案人员滥施酷刑而造成的。 要说酷吏文化，王立军就是绝佳样板，整个公安系统没有人比王立军头上的光环更耀眼，公安部唯一活著而有资格的领受英模的称号的就是他。从辽宁到重庆，所到之处，没有破不了的案，没有收拾不了的人。李庄案绝非冰山一角，而是最小的那块冰屑。然而这样的酷吏头子，也怕比他还恶的酷吏。薄熙来一记耳光，就把王立军抽得像丧家之犬，逃到美国领事馆去了。 可以想像，对超级酷吏薄熙来的审判，绝大部分罪行都不能见光，因为那涉及到这个制度最黑暗最丑恶的核心内容，那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罪恶！至于王立军以及更下层的恶吏，都是这种国家意志的延伸。女神探聂海芬的恶行被揭穿之后，网民万炮齐轰，要求复查她经办的300宗死刑案，最终把她关进监狱。然而聂海芬安然无恙，因为残暴冷酷的不是区区一个女神探，而是奉行“党的利益至上”的政法委和整个专制制度。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抨击这种统治模式为“逐级授权作恶”，正是点出了这个制度的死穴。 湖南临武、永州的血案，在这样一个逐级授权作恶的国家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个案。既然国家权力是无限大的，那么相对孱弱的民权来说，执法权也是无限大的。再举一个例子，河北霸州康仙庄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论官位只算未入流的角色，但足以恶霸一方。某次他开著警车去看亲戚，途中遇到供电局工程车，杜副所长几次超车未果，便怒喝：“我就不信……！”话音未落，拔枪射击，工程车司机牛亚军登时毙命！又举一例，辽宁兴城五名便衣警察半夜扫黄，突袭一名叫常霞的女子的私人住宅，常霞睡眼惺忪，不知所措，连声问你们是谁，这群警察不屑回答，只命令户主交出“和你搞那个男人”，常霞交不出，警察搜屋无所获，悻悻而退，这过程户主一直在苦苦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从此常霞得了间歇性神经病，成了“祥林嫂”，不停自语：“我记住他们的车牌了，我记住了……” 回过头去看央视记者对香港警察处事方式的困惑，他的确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大陆半个钟头就能了事的小案件，居然要如此繁琐地按部就班。在专制国度的生存方式，固化了他的记忆，并将之奉为“宇宙真理”。这就是专制中国的现实。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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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5:53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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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6:28 PM PDT
国军下士洪冲丘枉死命案，七月二十日，"公民1985行动联盟"号召群众到国防部前集合，聚集了三万白衫军，抗议军方调查欺瞒社会大众；半个月后的八月三日，"公民1985行动联"盟再次发起抗议晚会，这一次，竟有二十五万群众静坐抗议，宛如一个白色的十字架，烙印在总统府前。
这二十万群众穿着白衫，非常有秩序地静坐抗议，散去时，也没留下什么垃圾，短短半个月，两次实体的群众活动，人数从三万激升到二十五万，着实令人震惊，活动结束后，台湾许多媒体都在探讨，台湾社会运动的"质变"。
更令人关切的是，从三万到二十五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不信任调查结果
不可讳言的，在技术层面的改进，主办单位"公民1985行动联盟"，把聚集群众的时间，从大白天改成以晚会的模式来进行，确实是一大因素，毕竟台湾的夏天实在太热了，避开大太阳的酷晒，确实有利于群众的参与。
最重要的是，这股反弹的情绪，在这两周，并没有随着军检的起诉、桃检的调查而降低。
在活动前夕，军检起诉十八人，其中仅禁闭室直接"操练"洪仲丘的戒护士陈毅勋以"凌虐致死罪"起诉，其他皆以"业务过失致死"、"共同职权妨害自由"、"对部属施以法定种类以外之处罚"等罪名起诉，洪家认为："军检起诉给的真相，只有六十分！是小兵扛罪，高官卸责"。
桃检对于湮灭证据的调查，则认为"并没有人为灭证"，因此无人遭到起诉，桃检认为是网络异常、电源供应插座掉落、插回测试时讯号不稳，于是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因电源中断造成画面消失等，一连串的巧合，导致画面消失，洪家对此结果则表示"绝望"。
对政府失望的累积
来参加活动的群众，固然对于监视器黑画面是一连串的巧合所造成，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主要的怒气，还是冲着军方而来，一位张先生则说："军方处理洪案，想干嘛就干嘛！来参加晚会，就是要让政府看看人民有多团结。"一位李小姐说："542旅中其他没被起诉的高官，要说他们没参与，我不相信，他们若没下令，下面的小兵敢做吗？"
台湾民众要求废除军检，但法律界人士认为，军中刑案若全移司法体系审理，"会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虽然此次活动中，许多群众是"第一次上街头"，但还是有其他的社运团体成员加入声援的行列，主办单位在晚会的最后演说中，接二连三提及"核四公投"、"大埔拆屋事件"、"服贸协议"等议题，声援意味浓厚，因此活动结束后，许多媒体解读，这次群众的集结，是长久以来对政府不满与失望的累积，在洪案中，群众的情绪才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出来。
即使群众并不信任目前军检对于洪案所调查出来的"真相"，但包括洪家家属在内，许多人认为相关涉案人在案发后未被羁押、难保没有串证情况发生，加上监视器画面也没了，客观证据难寻，因此洪案是否还有其他真相能查清，着实难以期待，但是对于军检调查结果、军法审判的不信任，已逐渐扩大，因此，主办单位此次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承平时期，军法应全面回归司法审判"。
半个月前，三万人包围国防部，"公民1985行动联盟"还很客气地要求："一旦地检署同意侦办，国防部与军法单位愿意全力配合"，但已开启了军法能否移交司法体系的讨论，这半个月来，行政院虽有意推动修改军事审判法，但有哪些部份适用于司法，哪些部份该保留于军法中，意见尚待整合，国民党立委陈镇湘即反对仓卒修法。
承平时期司法审判
国民党立委陈镇湘反对仓卒修法。
但陈镇湘此举却遭"公民1985行动联盟"点名他阻挠修法，发起打电话向陈镇湘抗议的行动，惹得陈镇湘赶紧出来解释，他并未阻挠，而是希望有完整的配套，否则将导致军官不敢训练士兵，国军战力将瓦解。两位曾任行政院长的军系大老郝柏村与唐飞，也都认为军法体系固应检讨，但不应该立刻废掉，"平时若无军法体系，战时如何临时产生？"更何况，"民众对于一般司法，也不见得百分之百信任"，也有一部份的法界人士认为，军中刑案如果全部移到司法体系审理，"会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但是二十五万人的声势，成了一股朝野政客不敢阻挡的民气，仅隔三天，立法院在八月六日火速三读通过军事审判法的修正，决定"承平时期，全部回归司法审判"，并且采取"一次到位，二阶段实施"的作法，不当管教、凌虐部属等罪，修法公布后立即实施，让洪案得以适用，其他案件则在五个月后实施。
三万白衫军，只能让这项制度的改变，起了个头，何时能通过，无人知道，但二十五万白衫军，却让朝野没人敢放缓脚步，连"周延"与否，都不是朝野政客关切的重点。
谁说台湾的立法院议事效率不彰？关键只在于，群众压力大不大而已。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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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5:28 PM PDT
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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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2:21 PM PDT  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中旬是北戴河会议的召开时间，虽然胡锦涛曾经想废除这个会议，避免老人借这个平台"合法干政"，但是还是敌不过"传统"力量。习李新政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新"不起来，因为江泽民已经在北戴河出没，政治局常委也有几个已经亮相。于是一场"斯杀"就在北戴河展开。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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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3 02:13 PM PDT  今天，在《看中国》网站上看到一篇报导，题目是《触目惊心 东海鱼已绝种 我们是否快灭亡了》，首先是6张照片，成千艘东海渔船密集停泊在港口，集体趴窝，因为海中已经无鱼可捕了。渔民们忧愁将来的日子，一位名叫郭爱的海洋专家说：东海渔业资源的破坏已经远远超出想象，“往年一条船一网就能捕50吨鱼，白花花的都是鱼。”而现在，鱼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剧减。他为了采集一个几年前还并非稀有的鱼类标本，先后随5条渔船出海，耗时11天，居然一条也没捕到。 那麽，鱼都到哪�去了？我想，首先是近海污染，你可以放任你的想像力，把中国近岸海域都涂成一片黑色，已经没有多少海洋生物可以在这�生存繁衍。有迁徙能力的鱼类，都进入了太平洋，剩下的，遭受到灭绝性捕捞。 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灭绝性捕捞能达到什么程度呢？简单一句话：匪夷所思，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像力。东海有四大经济鱼类，其中黄鱼、小黄鱼、墨鱼早就濒临灭绝，�剩下繁殖能力最强的带鱼，近年来也遭遇同样的噩运。怎麽打带鱼？现在时兴的是“大规模灯光围捕”：“到了晚上，几百条船都开起上百盏灯，望过去，海面就是白的，比白天还白。”温岭石塘镇渔民、全省有名的渔老大戴汤斌说，鱼有趋光性，一见到光，就会游来，“不管大大小小的鱼，全部被捕上来了，太有毁灭性。”确实很惨烈啊！据专业人士估计，仅去年一年，东海带鱼的�量就锐减了40%。 大海顽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机。鱼没有了，虾就多起来。去年东海的虾�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从事捕虾的渔民，大发了一笔横财，越来越多的渔民，加入了捕虾的队伍。说是捕虾，其实是电虾，用大电流的电网扫荡大海。电流大到能电死人，那麽虾呢，见识过的渔业专家感叹道：“威力太大了，把虾子虾孙都给捕了！”今年大丰收，明年呢? 据台州海洋部门今年3月份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市3000多艘合法渔船中，电虾船已经接近一半，而且每天有船在改装。除了将过去的渔船进行改装，还在大量建造新型的“电虾船”，船越造越大，越来越多，电流越来越强。江苏省海洋水�研究所书记仲霞铭说，东海已经到了无鱼可捕的边缘。这样灭绝性地捕下去，用不了多久，虾也会没了，“或许就在今年。”然而，渔民们管不了这么多。“你不捕，人家捕，你不就是傻瓜了。”“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 这几句话说得太彻底，活画出一个疯狂的自绝生路的民族走向集体自杀的末日图景。渔民们错了吗？我看他们也知道、最知道末日即将降临。他们所表达的，更多的是愤�与绝望。 渔民为什么不爱惜大海，因为大海不是他们的，而是一个抽象的怪物——“国家”的。当整个国家都时兴抢劫的时代，他们能怎麽样？第一流强盗抢土地，第二流强盗抢旧房，抢国企，抢银行，等而下之的抢病人、抢学生、卖地沟油、假药、毒奶粉，他们所能抢的，也�有身边的大海了。为什么我们会进入一个抢劫的时代？重要的原因是产权模煳：土地、矿山、森林理论上是国家的，全民的，但实际上是各级官吏以及与他们联手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简而言之，这个国家不存在有血有肉的主人，也就是不存在资源与环境的守护者。谁有本事谁抢，手�有枪的大抢，无权无势的小抢，不抢就很难活下去。人类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具破坏力的制度了。无论是秦始皇、成吉思汗、希特勒多麽残忍，但他们的暴政总会过去，他们无法毁灭人类的生存基座——大自然。 “千年盛世”的中国做到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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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0, 2013, 6:15:00 AM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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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3 12:46 PM PDT
今天（八月九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七版刊登了署名郑志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这篇文章再次为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有气无力的辩护。该文一方面抨击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以西方国家制度为标准评价中国，把双方差距归结到制度上，显然有失偏颇；把发展成就归功资本主义，把问题归咎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同时还否认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学习西方是走向资本主义。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最近中国的官方媒体还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反对宪政改革的主张、反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反对前苏联的民主改革做法的文章，其中最引起网民反感的包括胡鞍钢的“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王小石的“中国若动荡 比苏联更惨”、以及马钟成的三篇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和“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等。显然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清洗运动”正在中国展开。 现在的问题是，这次从左的方面发起的又一轮“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究竟是掌控党务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自选动作”，还是习近平主导发起的一场思想运动。不少人认为，刘云山长期控制中国的宣传部门，对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化思想负有主要责任，他就是中国当今的“新左王”。自从习近平接班以来，刘云山利用控制意识形态的有利地位，有意识地主导了这一轮推动中国执政党继续“向左转”的运动，以此裹挟立足未稳的习近平跟从党的在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由于“太子党”的家庭背景和长达五年在“王储”地位的政治实习，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之间展现出明显的政治强势。与此同时，退下来的政治老人们之间的恩怨未了，相互掣肘，他们无法成为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习近平。要说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内没有自己的政治派别的刘云山敢于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信仰来“绑架”习近平，既是高看了刘云山，又是低看了刘云山，与中国高层政治操作的逻辑有些背道而驰。 说这种观点“高看”了刘云山，是因为它认为中国高层仍然有人在为了政治理想来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经济利益和家庭成员的福利进行冒险。说这种观点“低看”了刘云山，是因为它把刘云山的在政治博弈中的判断能力看得过低。目前这一代领导人中间的绝大多数习惯于跟从党的政治惯性，早已经没有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从刘云山以往的政治经历看，无论是在丁重根手下还是在李长春手下，他至多是跟从上级的意图，从来没有僭越权利一步。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谨慎才将他送上了常委的“宝座”。刘云山没有在政治上绑架习近平的“心”，也没有绑架习近平的“胆”，更没有绑架习近平的“力”。 从习近平最近一系列的讲话看，他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也是知道他的下属在做什么的。他的关于“不能否定两个三十年”的观点、关于苏联变革时苏共内部“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关于拒绝普世价值的“鞋论”等等，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决不放弃毛泽东旗帜、不做终结集权制度的“中国共产党内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正是他的这一立场，正在哪些从政治权利垄断的政治体制中获得利益的前朝的遗老遗少们注射最后一剂强心针；而这也正是中国新一轮“向左转”的宣传闹剧的源头。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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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3 12:06 PM PDT
她的死並不是為那個時代殉葬，乃是為結束那樣的時代作鋪路石，她也確實堅硬如花崗石。在她身後四十五年，對她的判決，猶如對那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真實的審判。
林昭被殺四十周年前夕，我在編一本《林昭之死》（開放二○○八年十月出版）時，想約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先生寫一篇文章，他已答應，不料動筆之前查出有病，手術前來電表示歉意，他說本已構思了一個劇本，其中有滴水洞中林昭與暴君毛澤東對話的一幕。此劇未能寫成，留下了一個遺憾。我也曾約請張思之先生從律師專業角度寫一文，他答應了，但要求看到林昭判刑的相關法律文書，當時我手頭只有一份上海靜安區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兩份宣告她無罪的判決書，最為關鍵的林昭獲刑二十年和死刑的兩份判決書都沒有找到，張先生最終沒有完成此文，又是一個遺憾。
去年發現兩份林昭入罪判決書
直到二○一二年十一月我才見到這兩份判決書，第一份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第二份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刑事判決書。
與一九六四年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不同的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靜刑字第一七一號」指控林昭的主要罪名有了一些變化，而且判決書是她與蘭州大學研究生顧雁、北京大學助教梁炎武同案判決，三人分別被判處二十年、十七年和七年，顧雁劃右派後，住在上海南匯縣，與林昭有直接的接觸，梁是否見過林昭還是個問號，他們卻被同案審判，原因是林昭最後並不是像「起訴書」指控的以「中國共產主義自由青年戰鬥聯盟」主犯身份被判刑，而是以跨省（涉及甘肅蘭州、天水等地、上海、蘇州、廣東）的「《星火》反革命集團案」要犯而判刑。
此案於一九六○年九月因有人告密而發，從甘肅一路牽連到蘇州、上海等地，共被捕四十三人，判刑二十五人，其中林昭、張春元及甘肅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三人先後被處決，林昭因《星火》而與並不熟悉的梁炎武成為同案，出現在同一份判決書上，判決書中關於林昭的部分說：
「被告林昭原系北京大學學生，一九五八年淪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後，仍然不思悔改，書寫反動長詩《海鷗》，污衊攻擊反右鬥爭，並寄給蘭州的右派分子孫和進行散佈。當蘭州反革命集團為首者賞識其反動的才能，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專程來滬聯繫後，即氣味相投，表示盡力支持，在張春元回蘭州前，特地贈與一本現代修正主義綱領草案及其自己寫的一篇惡毒地影射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之後，張春元與顧雁等就參考現代修正主義綱領草案，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其所寫該篇長詩編印在反動的《星火》刊物裡面。一九六○年上半年，被告林昭先後從張春元、譚蟬雪、顧雁等處聽到關於該反革命集團的各種陰謀計劃的傳達，並接受起草反革命綱領等任務。迨一九六○年十月案發被捕後，仍抱對抗態度，拒不供認罪行。更惡劣的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因病予以保外候處後，竟乘機在蘇州拉攏右派分子黃政，成立『中國共產主義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組織，並書寫反革命政治綱領十條。同年九月，又書寫內容十分反動的《我們是無罪的》等四篇文章，竭力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企圖翻案，並勾結本市外僑阿諾·紐門要求予以寄往國外擴大其反革命宣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將被告林昭依法收押後，非但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在監獄內發展將要刑滿釋放的女犯人張茹一參加其反革命組織，並布置張茹一釋放後至蘇州與黃政如何聯繫活動。同時，在監獄內公開書寫大批反動文章和詩歌，呼喊反動口號，煽動其他犯人起來對抗政府，其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和平民主社會主義被當作罪證
林昭之所以會與蘭州大學的這些右派們氣味相投，並最後因此蒙難，是與她自己有關「串珠子」的思考密切相關的，她自一九五七年北大「五一九」運動以來，就渴望跨校、跨地域結識同道，共同尋求她們的理想，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是「時代思潮」使然，「一個『階級』的這些人」更要凝結在一起。她自稱秉承北大和「廣場」傳統的影響，很重視對外地外校的聯繫，從北大、北京的情況，她相信天涯何處無芳草，有著深刻共性的「散珠子遍地是」，小串珠串在一起，「戲就有得好唱」。
與她同案的顧雁雖然是北大物理系畢業，但她們此前並不認識，林昭與蘭大一群的連接也不是顧雁完成的，而是蘭大的孫和通過妹妹、北大學生右派孫複知有林昭其人，寫信給林昭，這樣聯繫上的。張春元是蘭大學生右派的中心，他讀到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慕其才，跑到上海來聯繫，此時顧雁也到了上海，他們有了來往。《星火》的想法起自張春元他們，林昭起初並不同意，認為冒險，她而且認為西北的同道性格上有點急——
「大約黃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輝煌的北京城內是遼闊而且獷悍，蘭大的朋友們性格相當開朗而外向，好動作，卻不甚好靜去深思，⋯⋯似這種好動的習性用以造反，長處是頗富於進取，短處是不善於等待⋯⋯」她最終卻被這些西北熱血男兒的熱忱和理想主義感動，匯入了他們的行動之中，她將自己在中國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勞動時複製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連同自己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親自交給了張春元。
與她少女時代跟隨中共地下黨，反抗國民黨的那些地下刊物相比，創刊號只是油印了三十來份的《星火》實在算不了甚麼。判決書竟將《星火》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當做罪證，可以想見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那個時代可以公然與「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敵，將追求這個理想的青年打入萬劫不復之地。真正使她放棄「等待」，與西北男兒共同承擔的乃是埋在她內心深處的民主觀念和自由傾向。這是「最內在、最本質的一個原因」，也是她最終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原因。
入獄後孤獨的反抗，絕非精神病
如果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之前，林昭與張春元、顧雁等「星火」一群的思考和抗爭，與黃政的「中國青年戰鬥者聯盟」的設想，代表了中國青年一代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對黑暗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反抗，如同精衛填海、夸父逐日一般，注定了悲壯而慘烈的失敗，和漫長的牢獄代價，畢竟那還是一代人群體的抵抗，雖然人數稀少，那是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精英群體性的精神抵抗，當然精神層面遠大於現實層面，象徵性遠多於實際效果，她毫無疑問是其中出色的一員，但她並不孤獨，她的思想也還沒有大幅度的超越同時代的精神同伴。
那麼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重新收押到提籃橋監獄之後，她已與外界徹底隔絕，她只剩下了一個人，真正開始絕望、孤獨的獨自抵抗，從精神深處、生理極限、生命高度上，她以女性的特質、基督的信仰、文學的才華乃至全部的生命能量，來抵抗一個不可抗的體制和不可抗的時代洪流，她的生命不可挽回，是她毅然決然唾棄那個時代，同時也是那個時代不配擁有她。她真的「瘋」了嗎？
她的精神病當時被獄方否定了，一九八○年又被官方否定。老實說，即使對於精神疾病問題，也不是普通的醫生所能解釋的，在那樣一個荒謬絕倫的時代，要說精神病其實是那個時代患了深入骨髓的精神病；林昭有病，也只是那個時代病入膏肓在一個孤絕的反抗者身上的投影。對此，只有蘇珊桑塔格這樣的人類智慧的頭腦才有可能進行出色而合乎實際的分析。所以，無論有誰試圖以林昭有精神病來否定林昭反抗的精神意義，來否定她巨大的精神價值，注定都是徒勞的。
上海軍管會為效忠毛殺死林昭
一九六八年對林昭的死刑判決不是法院作出的，而是在「文革」砸碎原有司法審判機關的情況下，由軍事管制委員會作出的。有個別人在網上質疑林昭在獄中是否真的書寫了血書，其實關於血書的最初說法，據胡杰兄告訴我，就是來自這份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七年度滬中刑（一）字第十六號」，其中就有「林犯還在獄中用污血在牆上、報紙上塗寫反革命標語」，成為她致死的原因之一。這份正常法律外的死刑判決書這樣指控她的罪名：
「反革命犯林昭出身於反動官僚家庭，一貫堅持反革命立場。一九五九年積極參加以張春元為首組織的反革命集團，拘捕後，又擴展反革命組織，發展成員。為此，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原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處徒刑二十年。
但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間，頑固地堅持反革命立場，在獄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大量書寫反革命日記、詩歌和文章，惡毒地咒罵和污衊我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瘋狂地攻擊我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後，林犯反革命破壞活動更為猖獗，繼續大量書寫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對和肆意詆毀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張膽地多次將我刊登在報紙上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形象用污血塗抹。與此同時，林犯還在獄中用污血在牆上、報紙上塗寫反革命標語，高呼反革命口號和高唱反動歌曲，公然進行反革命鼓動，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
在審訊中，林犯拒不認罪態度極為惡劣。」
林昭獄中的態度、絕望的反抗成為她獲判死刑的罪證，「文革」公檢法都不存在，整個社會處於軍事管制之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登峰造極，任何不滿都可能獲罪，何況林昭如此決絕的反抗，她的死乃是注定，她用血寫的文字要為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做見證。她要用生命完成一首超過一切象形文字的詩篇，林昭是詩人、是戰士，更是思想者，她要用生命完成她的角色，他蔑視死亡、她知道死亡不是結束，死亡乃是最大的反抗，在那個時代，還有比死亡更有力量的反抗方式嗎？ 這份死刑判決書最後說：
「反革命犯林昭，原來就是一個罪惡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間，頑固堅持反革命立場，在獄內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實屬是一個死不悔改、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為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誓死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七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三款之規定，特判決如下：
判處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執行。」
她沒有苟活於那個時代
三年前林昭獲刑二十年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二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但是判決書最後還有一句話：「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收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天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七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第十條第三款作出的死刑判決，已經沒有上訴程序，僅僅十天後，她就被悄悄槍決，她的血從此融入了中國的土地。在這份死刑判決書的前面是一段那個時代人們熟悉的「最高指示」：
「不管甚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
林昭堅持自己的信仰，至死不變，她為捍衛上帝所賦予人類的尊嚴死了，作為基督徒，她確信自己可以見上帝去了，她沒有苟活於那個時代，她的死並不是為那個時代殉葬，乃是為結束那樣的時代作鋪路石，她也確實堅硬如花崗石。在她身後四十五年，一遍遍地讀那個時代對她的判決，我看到的卻是她對那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真實的審判。
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遂昌一山頂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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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1, 2013, 6:31:27 AM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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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Posted: 11 Aug 2013 02:29 AM PDT
“末代臭老九”的呐喊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出版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系北京大学“文革”期间在校、之后作为“末代臭老九”发配社会底层的“老五届”青年学子的自述传，由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主编、北大当年十五个系五十多位校友执笔的文集，近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北大常为天下先，北大人走出了这一步，不仅仅是代表北大，也是代表着当年被称作“末代臭老九”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要诉说，他们要呐喊，也告诉后人一个教训：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不可再版。这一代人拒绝遗忘，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部臭老九的痛史，便是后人的史鉴。在“文革”红潮涌动的当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愿广大读者读之，思之，并广而告之。 （二非）
【序言】
不可遗忘的历史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钱理群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 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 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橦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上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了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农村教师生涯》），“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记在攀枝花工作过的北大校友》），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的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这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013年4月13日——16日
【跋】
韶华如水忆逝年
・奚学瑶 张从
北大“老五届”（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缘际会，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燕园，汇聚在未名湖畔这一方被人们视为圣洁的水土。我们有幸在如梦似幻的湖光塔影里，经历了高雅严谨的学术薰陶、科学与民主精神传统的洗礼。同学们在生命的春天，青春作伴，相携而行，胸怀大志，刻苦攻读，敞开年轻的歌喉，编织浪漫的理想。“一从大地起风雷”，这一切，都被“文革”彻底改变。北大作为“文革”群众运动的首难地，在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燕园里再也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当了“兵”，学者成了“牛鬼蛇神”，两派鏖战，四处风烟，从“大批判”到大武斗，数年之间，仇神骤降，兄弟阋墙，恶之魔影笼罩着这座学术圣殿。纵观中国，以至世界的教育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未来的教育界，还能重演这样的魔幻剧吗？！
狡兔死而走狗烹。热潮过后，一度兵戎相见的两大派，终于“大联合”成了“臭老九”。作为原罪者，许多教员被打发到了鄱阳湖里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学生被发配到边远、穷困的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学们望断博雅塔，洒泪告别未名湖，告别书生意气与青春憧憬，成了严酷社会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成了被人冷嘲热讽的没有完成学业的“臭老九”，成了不甘泯于众人而奋发向上、我行我素的另类。从中国最典雅的学府，到了最庸常的社会底层，政治上饱受歧视，专业不对口，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恶劣，既有极“左”思潮对“臭老九”的政治围困，亦有青春理想与严峻现实的巨大落差，同学们经受着精神与物质双重的心灵煎熬。虽然有极少数不堪忍受折磨而疯癫或自尽，但大多依然秉持着母校赋予的文化自觉与理想坚守，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信严冬过后，中国会有一个美好的春天，“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集文章，同学们以自身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真实而真切地纪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毕业之后的行迹，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处处镌刻着时代的印迹。北大是个大熔炉，她的熏陶洗礼，是我们自觉人生的开始；离开北大，是此种生活的继续，而不是终止。理想愈远大，则与现实的碰撞愈剧烈愈痛苦。北大人多有不趋炎附势的风骨，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随风盲从的独立思考，在各个领域或地区，不仅要站在学术的高地、文化的高地，更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因而，我们的命运，也注定坎坷曲折，与众不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代北大学子可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磨难。同学们身处困厄之境，与极左思潮、社会旧习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有的甚至为之身陷囹圄。即使在这个“读书无用论”猖獗的年代，同学们依然刻苦攻读，对科学与人文知识不离不弃。技术物理系1963级的聂永泰同学，不愿虚度年华，不甘平庸，在工作之余从事科学考察，不幸葬身狼腹。。。。。。在苦难之中，大多同学没有颓伤，而是从苦涩中寻求甘甜，于晦暗中盼望光明，在艰困的生活中寻求欢趣，文章中不时流露“臭老九”式的幽默和苦恼人的微笑。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北大人不但思想活跃，且多才多艺。北大多“奇人”，“老五届”同样如此。本书收录的北大同学的琵琶情缘、习武练舞、骑车游遍全国等篇章，均体现了北大人卓立特行的精神风貌，北大因此而显其“兼容并包”，显其为“大”。书中有许多章节，描述了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在逆境中相濡以沫，互勉互励，让人感动至深。
一朝春雷炸响、拨乱反正，中国大地便万物萌生、气象更新。蛰伏多年的北大“老五届”学子立刻焕发了生机，纷纷突破重围，排除各种藩篱，通过“回炉”、研究生考试、工作调动等多种途径，继续深造，上岗归口，或南来北往，或出国留洋，各自勤勉上进，奋发图强。许多人终于成名成家，声名显赫。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政坛领袖，或发明创造，或著书立说，成就了一流的事业，成为人中龙凤。也有不少人远涉重洋，置身海外，依然心系祖国，为中国现代化而出计献策。北大“老五届”人，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毫无愧色地为中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一个大学的教育声誉与教育地位，最终是以校友的素质和成就作为检验标准，以社会对校友们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识。校友是母校的血脉，是母校的根须，未名湖乳汁哺育了我们，我们最终以自己的成绩反哺母校。尽管我们北大“老五届”这一代人，命蹇时乖，但我们大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所处地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育，我们无愧于“北大人”的称号。我们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北大教育大厦立体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可以对北大的精神文化、教育理念进行更深入的探知。
告别未名湖，屈指算来，已有四十余年。青春不再，韶华如水，我们这一代人，都已进入老境，静夜沉思，让人不免唏嘘感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在含贻弄孙，颐养天年的同时，我们也在回顾：我们怀念度过生命春天的母校北大，怀念谆谆教诲的师长，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学，怀念未名湖荡漾的碧波，燕园的红花绿树，以及在其映衬下的激情如火的青春岁月。我们也在思考：何以一夕风雨，北大便成人间地狱，同学老师便成了你争我斗的乌眼鸡？何以这些经过严格考试而精选出来的青年才俊，毕业后飘零四方，成了备受冷落备受欺凌的落汤鸡？这代人可谓在沸水里滚过，在冷水里浸过，在碱水里泡过，从天真、狂热、迷惘而走向理性，走向科学民主、人道人性的康庄大道。这一代青年学子，难道只是北大学子如此？清华、人大、复旦、交大以及其他院校的“末代臭老九”们，不都是大同小异吗？这一代知识分子纷纷的脚步而汇成的历史印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悟，什么样的教训？西南联大的学子，曾因国难而困厄，而我们这代人的苦难，又源自何处？一个国家，将自己最有理想、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弃之如敝履，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方针路线值得我们崇尚缅怀吗？但愿我们的遭遇，不在我们子孙身上重演，不再有牛田洋的惨烈，不再有甘孜雪山的哀伤……愿子孙们读到这本书时，只是当作虚无飘渺、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式的永远的神话!
感谢互联网，它将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北大“老五届”同窗联系在一起，电邮往来，一起抚今追昔、畅谈时政，品味人生，共享夕照的霞晖。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终将回归自然，隐入历史。当这部书的征集工作行将收官时，不幸传来应征作者中文系1962级同学刘蓓蓓病逝的恶噩。当年高考作文为北京考生之冠的才女，悄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一叶落而知秋肃，深秋已然来临，冬日随后将至，一代风流，终将被风吹雨打去。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部集子，也算是我们北大“老五届”学子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一份纪念品吧！
201l年春天起始，我们通过互联网，开展了《告别未名湖》书稿的征集活动，得到了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的热情响应。同学们惠赐七十多篇来稿，编委会从中选取了61篇结集付梓。在征集与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在北大和北戴河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开展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认真地审阅了稿件。征文活动也为校友们搭建了一个友谊的平台，不少海内外同学借此取得联系，互通音问。当年“老五届”的授课教员，后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老师，一直惦念着遭逢特殊命运的北大“老五届”学生，十分认真地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使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我们也感谢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主任郝斌老师、著名学者钱理群老师出席了编委的北大座谈会，并给我们以具体指导。钱老师还在繁忙之中，为我们文集撰写序言，我们甚感荣幸。我们也感谢前北大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郭建栋同学、北大“老五届”校友陶令煌同学给予的具体帮助，感谢北大杭州校友会、广州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河北校友会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此书的编辑，大体上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作者来自北大当年18个系中的15个，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也由于信息所限，许多同学未能知晓并参与此项活动，难免有遗珠之憾。我们的编辑工作，囿于水平，料有错讹，不当处，还望读者直言相告。倘有机会再版，当予补正。
2013年6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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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ug 2013 08:48 PM PDT
最近時日，中國坊間流傳著數個所謂習近平內部講話。這些流傳在網路的講話，一看便知是「假托聖旨」之作。講話的內容，無非是歌頌「偉大領袖」毛澤東，暗批鄧小平的背叛與修正，歷數改革開放的種種不是，進而號召進行「新的撥亂反正」…這些內容，與黨媒上的批憲政、伐公知裡外呼應、暗通款曲。當然，這些講話膽敢假托習近平的名義流傳，卻也不是毫無因由。明言也好，暗語也罷，說到底就是要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連貫起來。
不過，使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連貫起來，就必須首先使中共的意識形態能夠自圓其說。而經過鄧小平的「白貓、黑貓」、不問姓「社」姓「資」以及「不爭論」，中共的意識形態早已經是支離破碎，自身難全，又如何為政權的合法性作背景說明呢？實際上，橫亙在中共意識形態前後30年間的最大梗阻正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所謂打通前後30年，就是如何把在不同時期挽救了中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歷史定位上協調一致的問題。依照常理，這樣的協調一致篤定是不可為之事。這也是30餘年來，中共意識形態捉襟見肘、首尾難顧的根本原因。
鄧後兩代中共領導人的心裡清楚得很，他們都是經鄧指定而成為中共掌門人的，因此，他們兩代領導人的合法性淵源就是鄧。既如此，反鄧的事，他們絕不能幹。因為反鄧，就等於是自挖牆腳。況且，中共最近30餘年的歷史表明，否定毛、修正毛、或曰為否定毛、修正毛撐腰的頭牌人物不是別人，正是被中共尊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反鄧既不能，這也就意味著不能名正言順地肯定毛了。毛、鄧在中共黨史中的定位協調不了，中共意識形態的梗阻就難以除掉。
隨著改革開放為中共政權帶來的合法性效益的遞減，中共可開掘的合法性資源越來越少。於是，回過頭去彌補和接續紅色政權的合法性，也是一個不得已之選。30年前，鄧小平彌補中共合法性危機以及意識形態危機的辦法是「向前看」。30年後，當今中共領導人應對同樣危機而採取的辦法卻是向後看。習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權力後的「去深圳，肯定毛」，與鄧小平的「打左燈、向右轉」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現今中國的政治態勢，與北京終日污濁的空氣一樣，渾沌而難散。新華社播發署名「王小石」恫嚇民眾不要「動亂」的文章，與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馬鍾成」批判憲政的文章，分明是向世間證明中國正在展開一場「新的撥亂反正」。由上世紀七○年代末的撥亂反正，再到今天「新的撥亂反正」，中共前行的方向不啻來了個180度的大掉頭！如此幅度的大折騰，恐怕只有中共方有魄力踐行之。
折騰歸折騰，若要打通中共意識形態在改革開放前後30年間的梗阻，則純屬「中國夢」的範疇。更況且，連中共成員自己都已棄之如敝屣的意識形態，又如何借助信譽全無的黨媒去向普通民眾自圓其說呢？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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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ug 2013 08:53 PM PDT
去年9月初，胡绩伟老人去世前数日，他的好友《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去医院探视，老人已濒于病危，无力多说话。握别时只用低沉的声音说要给一件冤案平反。杜老在电话中向我转告这句遗言时，我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胡绩伟！在生命垂危时刻，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最关怀的大事！几天以后，就传来噩耗。那几天里，我常常凭窗遥望云天，哽咽无语，六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整整六十年前，1953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约见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询问每个人的经历和对工作的愿望，娓娓细语，使我们感到亲切，快结束时，一位矮矮个子的同志推门进来要同邓拓谈工作，我们当即起身告退，邓拓介绍说："这位是胡绩伟同志，副总编辑。"绩伟同志含笑同我们一一握手，用四川口音说："欢迎你们来《人民日报》一起工作。"
普普通通一句话，让我们增加了暖意，这第一面的印象，也让我一直记住。
胡绩伟同志（报社上上下下都称他"老胡"，如同称邓拓为"老邓"）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长期主管编辑部日常工作和夜班，很少管我们文艺部工作，所以除去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以外，我同他日常接触并不多。1965年夏他带队去北京郊区房山县搞"四清运动"。那时奉为"四清"指针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新名词，我们工作队在学习阶段就没有完全搞通，怎么会在土地改革十多年――公社化也已五六年之后，中国广大农村竟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势？我带一个工作队去的罗家峪大队，是个贫困的半山区，严重缺水，也没有什么副业，社员日夜辛劳，工分值满分只有不到一毛钱。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天天带头劳动，辛辛苦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我们按照"二十三条"，访贫问苦，仔细查账，忙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发现多大问题，无非是有些账目不清楚，个别队干部作风粗暴这类事。"四清"没有成绩，工作队情绪不高，倒是同社员相处得很好。有一次老胡带了几位同志来检查工作，听了我们汇报后，轻轻叹口气："这样贫苦的队，哪会有什么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我回答："这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如果按'二十三条'的干部标准衡量，不是一类干部也是二类干部。"全体工作队员齐声称是。老胡说："那你们就从实际出发，多做些提高党员和群众思想的教育工作，不要硬找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这话解除了我们工作队的思想负担，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时怎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走资派"（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帽子竟然会落到他老胡自己头上呢？
"文革"大动乱开始之日，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夺了中央党报的大权。那个以写《中国四大家族》起家的陈伯达，一走上报社大礼堂讲台，就宣布吴冷西（社长）、胡绩伟（常务副总编辑）、陈浚（值班副总编辑）、王泽民（机关党委书记）是人民日报的"四大家族"，在打倒之列，号召全社职工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的"三反罪行"。一声令下，一群"造反派"闻风而起，大字报很快就贴满几层楼，在五楼大礼堂连续举行批斗会。报社各部门的领导人都被罢官，到印刷厂参加劳动，随时接受批判。平心而论，当时报社的大小批斗会，像大中学校发生的那种拳打脚踢、揪头发、泼污水一类的野蛮残暴行为并不多，常见的是言辞粗野，人格污蔑，动辄上纲上线。在这类批斗会上，老胡都以冷静的态度相对，既不一味抗拒，也不随意给自己戴大帽子。有近一年时间，我和他都被囚禁在"牛棚"，限制人身自由。每天体力劳动和"早请示、晚汇报"之余，开批判会，所谓"批判会"，也就是静听监管的造反派任意点名辱骂一通，或者每个人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1968年一个寒风萧瑟的晚上，全体肃立，聆听广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宣布"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大家震惊之余，愕然无语，都知道少奇同志要遭大难，却没料到竟然如此严酷。监管的造反派，在广播结束后立即到"牛棚"宣布开会学习公报，用揶揄的口吻冷笑道："看吧，你们的总后台完蛋了，你们还不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吗？"他指定胡绩伟首先发言，老胡似乎已有思想准备，低声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的问题竟会这么严重，很出意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要认真学习公报，我多年来在工作中执行刘少奇的许多指示，肯定有许多错误，一定要认真检查。"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原先在编辑部各部门任领导职务的"当权派"，也就照猫画虎地跟着说一通了事。其实，主持会的监管人员也是例行公事，一遇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就立即开会学习，要"牛棚"中人联系自己发言表态，今天也是如此，未必真的认为听到广播消息就能从"牛棚"里捞到有关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什么新的罪行材料。
有一次劳动间歇，老胡同张潮、高集和我坐在地头，忽然轻声询问："你们说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为什么？"我们一时默然无语，他自己接着说："要打倒刘少奇，开一次中央全会，像庐山会议打倒彭老总就行了嘛，何必搞全国规模的大运动？想不通。"我们也说"想不通"。他问高集："老高，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说说国际上有多少真的是在搞修正主义的？"老高笑笑说："我看也没有多少。"他又问我文艺界情况，我回答这些年来文艺界接二连三挨批挨整，帽子一大堆，都已经灰头土脸、不知所措了，谁还有胆子去搞什么修正主义？虽是地头闲谈，但我已感觉到老胡身处"牛棚"困境，不仅处之泰然，却已经对目前的"文革"以至"文革"前十多年的历史开始认真地思索了。
祸国殃民的"文革"十年动乱结束，老胡回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带领全报社同事情绪昂扬、意气风发地着手在废墟上重建中央党报，坚决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短时期内面貌大变，报纸销量激增至六百多万份，被遍誉为《人民日报》最好的时期。
1978年5月，我随他率领的报社代表团出访朝鲜。他曾于1959年访朝，这次是第二次，又是"文革"结束后初次出访，理应轻松愉快，高高兴兴，但是我发现他一坐进车厢，便紧锁双眉，似有满腹心事。晚上到他房间里探询，才知道前两三天报上转载《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重要文章和另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当时主管宣传的一位中央常委大发雷霆，指责《人民日报》"不按党性办事"，说要查一查"《人民日报》代表哪一个党中央"。他的老同事吴冷西连夜来电话严厉责问，说"真理标准"一文"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连说"很坏，很坏"，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如此严峻的气氛，使老胡深切感到不只是报上一篇文章和他个人工作上的压力，更面临着不仅是理论上更是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之争。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而是横眉冷对，迎上前去投入战斗。他在车厢里午夜梦回，耳听列车咆哮前行，思绪万千，枕上写了一首诗：
廿年颠沛再东游，虎口余生历春秋。
斗鬼战神知左右，闯关跨江识友仇。
誓学邻邦千里马，永当祖国一奔牛。
老夫喜作列车颂，咆哮奔驰不回头。
胡绩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孜孜以求奋斗八十年。到了他生命后三十年，虽然迭遭打击，几乎被"革出教门"，但他不仅没有跌倒，坚强不屈，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峰，体现在晚年重要著作《胡赵新政启示录》这本著作里。三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凝聚了他一生的追求。在著作的开篇，他坦承"这是我七十年的思想总结，着重根据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解答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二、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走错了路？"他说"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一个是七十年前，我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信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这一辈子的六十多年中，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
七十年后，他说："对于这两个大问题，不能不从思想上认识上做出结论。否则恐怕就只有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两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沉甸甸的问题，值得我们这些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有年的人严肃认真地反思。就如我自己，是老胡的后辈，自以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认真反思：年轻时信仰和追求的，同现在见到的是一回事吗？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恐怕也是要辗转反侧、心情不得安宁的。
近十年来，老人经历过几次大病，体力渐渐不如前，都从未被病魔击倒，精神越来越健旺，斗志越来越坚强。就如他自己所说："百病磨出长寿运，千年炼出老精灵。""下定决心埋头干，健脑健身战病魔。"他仍然笔耕不辍，一往无前。写了《胡赵新政启示录》那本巨著，还写了几篇论述和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胡耀邦》、《胡耀邦的思想体系》、《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和《我经历的新闻出版自由》（2003年7月）、《靠假、大、空能兴党吗？》（2007年12月）、《〈人民日报〉究竟在为谁办报？――写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2008年5月））等等，都是振聋发聩的好文章。他胸襟广阔，坦坦荡荡地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以衰病之躯继续严肃地思考人民的民主自由权益和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他的崇高品德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后辈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从2005年起，他每年元旦都写一封信分寄好友，互相勉励，成为我们许多人最宝贵的新年礼物。每次信末，他都附一首新作。2012年，他已进入九六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写道：
神采奕奕九六翁，心有余而力不从。
笔战报坛五十载，大半心安小半疯。
卅年夜班一万夜，奉献良宵尽精忠。
出版文集十七卷，五百万字舒心胸。
勤者多助成大业，切莫抄手当衰公。
"少慢差费"养老诀，依然静观普世风。
我拜读之余，感慨万千，去电话贺年后，也写了一首步原韵的小诗求教。现在抄在下面，作为小文的结束，并表哀思：
铁骨铮铮九六翁，冰刀霜剑自从容。
一生心血求真理，廿卷文章矢素衷。
举世滔滔难倒退，长江滚滚总朝东。
期颐茶寿眼前事，笑对东西南北风。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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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12, 2013, 6:13:11 AM8/1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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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ug 2013 03:00 AM PDT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崔亚东近日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说法薄熙来曾经用过――我们只要出点事，敌对势力就会立刻跑出来造谣诬蔑。
那么到底谁是敌对势力？到底嫖娼的是敌对势力，还是揭露嫖娼的是敌对势力？显然他们把那些抨击创造这个法官集体嫖娼的制度看成是敌对势力。
相对于大清政府，孙中山和那些海外捐款的华侨属于海外敌对势力。相对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在海外敌对势力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到底什么情况下才算是敌对势力？要看你到底是否为了自己执政与百姓为敌。
只有封建体制下皇帝的利益才与百姓的利益一致，因为子民的性命都属于皇帝。在如今公民社会，少拿这一套来忽悠百姓，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我凭什么做子民。
如何判定是否为了执政利益？参照华盛顿的做法――胜利以后是否交出军权，让百姓来选择治理国家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让中国人苦难深重，人们把枪杆子推翻政权和建立政权两个概念混淆起来，这就是洗脑的最大功劳。
枪杆子只能用来推翻政权，而不能用来建立政权，前者是为了正义，后者是为了私利。这就像如今的强拆，为的不是改造危房，而是为了拆后盖新房谋私利。如果拆房的人和建房的人成了一伙，被拆的人最倒霉。
一个正常的社会，靠选举建立政权。解放战争那么多先烈浴血奋战，打破一个制度，建立的就是这个靠选举产生管理国家人选的政府，显然这些人的血算是白流了。选票不是根本，制衡才是根本。
说起选举，人类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美国当年的选举，妇女和黑人是没有选票的。看起来不能平等，但你要知道，有选票的人却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在有选票的男人（除了黑人以外）里面，不同意华盛顿当总统的人不会受到迫害。
随着人类的进步，美国人觉得只有平等，这个社会才会平稳。而中国人如今还在奢望先让一部分人选起来，糟糕的是这部分有选票的人不能投反对票。
正在人们为了搞倒几个嫖娼的官员而感到欣慰的时候，你要知道形成这样官员的土壤并没有消失，几个贪官倒下，千百个贪官站起来。因为权力没有制衡，靠他们自己的良心控制自己没有可能。
在嫖娼的这五个人里有负责审判的，也有负责纪检的，这些人成了一起嫖娼的铁哥们，司法如何才能公正？司法都不能公正，那老百姓还能相信什么，那就只能相信暴力。
更有意思的是，如今的舆论，拿着枪的人说这个国家要动乱，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讹诈。老百姓要是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特别是中国人的忍功一次次地挑战人类的极限，谁会想着把这个国家搞乱。
中国乱了，美国的国债谁来买？欧洲那些小国家出点事，华尔街的股市都暴跌，盼着中国完蛋，有这样的脑残吗？中国乱了，海外的华人能有什么好处，连回国看看亲人朋友的机会都没有。
要说敌对势力，是针对那些和中国老百姓为敌的人和组织，他们为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到制衡疯狂地给中国人洗脑，让人们觉得如果离开他们的保护，中国人便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奴役。
你稍微有点脑子想想，我们这些移民海外的人，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应该说人家西方老外有绝对的优势奴役我们，而且出来的人，哪个不是被人家精挑细选的，要是奴役我们这些人不是更有效率。我们受人家奴役了吗？受奴役我还呆在这里。
到底是谁没脑子？世界上的所有动物都是下意识地向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迁徙，所以这个世界才生生不息。但迁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人类来讲，改变自己原本的环境才是根本。
靠人类自身抑制力来约束自己的理论是严重反人类的，这样严重地扭曲人性，正常情况应该是相互制衡，相互尊重。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当揭开他们劣迹斑斑的历史，发现他们一直都是以自己的执政为中心目的，任何制衡的力量都会被消灭。
感觉上现在中国进入最后的疯狂，贪官污吏加紧搜刮，他们逃跑了以后还有排队的人，然后他们挥舞着枪说改变这种现状就会动乱。百姓只好相互残杀，充其量抓一些官场上不留心防范的。
有一天你到洛杉矶或是温哥华来看看，你就知道嫖娼那简直就是小打小闹的，这十来年时间，我在以上这两个地方亲眼看到的那些中国的高层官吏将成千上万的民脂民膏转移出来，这才是大老虎，嫖娼连蚊子都算不上。
他们才是中国百姓真正的敌人。
――作者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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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就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和六四屠杀听证会的质询的正式回答 Posted: 12 Aug 2013 02:49 AM PDT
2013年6月3日 尊敬的史蒂夫.斯托克曼众议员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和六四屠杀听证会上的质询及魏京生先生的回答： 1．国会应采用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 魏京生：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动的运动，已经对中共政府造成极大的震动。它的趋势已经接近埃及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但是中国政府在美国企业的帮助下所进行的网络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如果能在网络自由方面限制中国政府的能力，并且限制美国公司对共产党的支持；换个说法就是如果能够扩大网络自由，对中国老百姓的各项自由都是极大的帮助。 2．美国总统应采用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 魏京生：同上。总统还可以对个别的案例提出呼吁，这个压力对受难者是很直接的帮助。 3．美国民众作为个人应采用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最有效地帮助中国的人权进步？ 魏京生：呼吁国会和总统有所作为，并为中国的反对派组织捐款。把每年捐给猫狗的捐款的十分之一捐给中国反对派组织，就会大大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只有中国的反对派组织，是真正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它所谓的人权组织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再关注中国问题了，否则会影响到他们的捐款。美国的大多数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或合作项目，他们避免得罪中国政府，不会给中国政府的敌人捐款。 4．如果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长城防火墙”被击败或广泛地绕过，会是什么结果？ 魏京生：中共如果不能依靠传媒继续欺骗大多数民众，就会在半年到一年内垮台。美国国会应该督促美国国务院把钱花在突破互联网封锁上。这比每年增加几千亿美元的军费要节约得多。 5．什么是中共的最致命之处（“阿喀琉斯之踵”）？ 魏京生：最基层的老百姓的反抗和觉醒，是中共倒台的基础。中国官僚阶级的内部互相斗争，是大规模反抗运动的导火索。 6．是否许多天安门囚犯被杀用于器官移植？ 魏京生：这个问题没有可靠的资料，无法评论。中国的监狱已经几十年都在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作移植，任何政治犯也不可能幸免。 7．你是否认为镇压西藏人民和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是种族灭绝？ 魏京生：当然是。虽然中共对汉族人民的镇压和文化的破坏也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但它对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更为明显和严重。 8．如果你在中国公布你同样的对本委员会的证词，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魏京生：我已经为相似的言论在监狱中待了十八年。可能还有下一个十八年等着我，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 ----------------------------------------------------------------- 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以推动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为己任。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帮助与贡献。我们愿与世界上为人权与民主而奋斗的人们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您能够帮助我们散发我们的资料。但请标明出处与我们的网址：www.weijingsheng.org 欢迎投稿（暂无稿费）或批评建议，请寄信箱： H...@WEIJINGSHENG.ORG 魏京生基金会通讯地址： 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P. O. Box 15449, Washington, DC 20003, USA 电话： 1-202-270-6980 魏京生基金会网址：WWW.weijingsheng.org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及中国团结工会的网址为：www.ChinaLaborUnion.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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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ug 2013 02:47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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