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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3 06:14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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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3 05:57 PM PST
“大西藏” 这个词，不是达然萨拉提出的，而是北京制造出来的。所以不存在所谓恢复不恢复的问题。
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就“大西藏”问题，于２０１０年专访桑东仁波切（见图）。全文供您参考。——Kunga Tashi
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毕研韬
(译稿已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办公室确认，文章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桑东仁波切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毕研韬是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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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您好！很高兴就国内汉人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关于西藏，我极为关注“大西藏”概念。我反复阅读了您就“大西藏”的演讲（包括英文稿）。您说，“西藏就是西藏。没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别。”而事实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与北京的会谈中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这必然要求把现在隶属于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区划归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就管辖范围而言，这自然就是“大西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所说的“大西藏”并没有错，因为它是相对于西藏现状而言的。您一方面否定“大西藏”之“大”，同时又强调“大小并不碍事”。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桑东仁波切：您好！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强调两点。这两点是导致达兰萨拉和北京认知差异的根源。一是中国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藏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怀疑。”北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总害怕考虑达兰萨拉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诉求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或有损颜面。所以，任何微小的话题他们都会视为潜在的分裂威胁。
鉴于北京的这种心态，达兰萨拉无法获其信任，无论藏人方面多么真诚地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无论我们的要求多么合情合理。
二是中国领导人缺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北京的领导人总是担心，他们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带来更多问题，甚至会失去西藏。因此，双方无法以积极正确的方式沟通。
缺乏彼此信任，国家统一就无法保障。如果目前北京领导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西藏政策——不变，我们担心少数民族难免会分离或者湮没。这两种结果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双方都以信任与自信的心态看待对方，问题就会很快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将是双赢的结局。
另外，语言差异也是需要强调的。在汉语和藏语中，“大西藏”都具有歧义：可能是原级的“大”（great），也可能是比较级的“大”(greater）。在英语中，“大”和“更大”是两个词。因此，原级的“大西藏”（Great Tibet）可能被视为尊称，而比较级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会更令人困惑。比较级的 “大西藏”（Greater Tibet）可能涉及边界、文化和语言层面。所以，我们最好用英语Great Tibet，而不是Greater Tibet，来表达诉求。
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西藏就是西藏”，是因为根据宪法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精神，并不存在“大”“小”西藏之说。藏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不能被分为“小”“大”或“更大”。当然，如果这些自治地区改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管辖面积肯定比现在（由几个政府管辖）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或藏人更大、更强了。所以说，我的表述并不自相矛盾。
我们关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向世界阐述这一议题。事实上，藏人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辖所有的藏人自治地区。但是把藏人的这些要求说成“大西藏”或“更大的西藏”，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求分离或者重新划分疆界。这种表述让藏人感觉是故意误导人们。
毕研韬：达赖喇嘛的特使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但大家在表述这个概念时感到很麻烦。达赖喇嘛方面可能认为，没有必要用一个高度浓缩的名词来概括它。北京称之为“大西藏”，就相当于给这个概念取了个名字。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流亡政府一开始就使用一个名字，北京就可能不需用再给它起个名字了。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是否意识到了命名的重要性？将来会如何应对？
桑东仁波切：《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与此相吻合的是，藏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而不是分散各地，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地区分割开来。
所以，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理所有藏人就足够了，这也是宪法的宗旨。我们再也找不出比“一个自治机构（或自治政府）”更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这一诉求了。我们也不相信，换种说法中国政府就会接受。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表达方法，我们十分欢迎。
我们要求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精神遗产和传统。一个自治机构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教育、文化等政策。
毕研韬：2009年8月27日，您在新德里说，“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改变。”“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的边界。”我个人感觉，这更让人难以理解。您可否解释一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统一管理整个藏区是否需要重新划分省区疆界？如果不需要，那怎么实施对藏区的统一管理？
桑东仁波切：目前，各省的藏族自治区疆界很明确，没有必要改变这些疆界。需要改变是行政管理。几个藏族自治政府将由一个自治政府取代，这个统一的自治政府将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而不是由几个省份分别管辖)。
有人会说，如果这几个省份的藏族自治地区划给那个统一的藏族自治政府管辖，这几个省份的管辖范围就小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民族自治精神得以真正贯彻的话，这些省份在这些藏族自治地区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所以，这些藏族自治地区是合并到省外的藏族自治政府还是留在这些省内，对这些省份区别不大。
毕研韬：您去年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调整边界的先例。这是事实。如果要建立流亡政府要求的“大西藏”，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省区疆界调整，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再分配和情感适应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的成本要低。要调整省区边界，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我个人认为，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不会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而单靠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无力推动省界调整。达赖喇嘛方面是否对此有所评估？
桑东仁波切：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改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重划省界。事实上，省、区边界并不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改变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的疆界对相关省份和自治区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从未要求将非自治地区划到藏族自治区。
我们的提议是，把那些目前存在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划归一个自治机构管辖。
毕研韬：您去年还说过，北京政府实施的“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违背宪法。但是宪法只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而没有明确规定各个少数民族必须有统一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法第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目前的做法与宪法、自治法都是吻合的。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差异？
桑东仁波切：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发展少数民族特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实行统一管理，除非由于地理原因无法实行统一行政。除此之外，《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民族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但是，这应该根据该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居住面积决定，就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一个民族划分到不同的自治州、自治县。
我们认为，把藏人分开——尽管藏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同一地区比邻而居——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是“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能统一，那么要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就更加困难。情感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
毕研韬：如果藏族实行统一自治，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可以实行统一自治机关下的管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政策被颠覆，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治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汉族是由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和藏族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汉族和藏族是平等的。如果藏族由统一机构管理，而汉族仍然由不同机构管理，那是不是意味着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桑东仁波切：民族之间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希望现在中国依然尊重这一原则。民族自治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保障民族平等、防止大民族统治或沙文主义。所以，民族自治机会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必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是由一个自治政府统一管理还是有几个自治政府分别管辖，取决于其居住区域。像蒙古族和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个区域，可以由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辖。那些并非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由不同的自治政府管理。这些安排并不违背平等的原则。相反，这让各民族之间，无论区域大小、人口多寡，都真正平等。
毕研韬：达赖喇嘛特使向北京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提到藏区的公共安全问题。您在新德里就“大西藏”的演讲中提到，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我想这里面有个视角（或者说立场）问题。中央政府会从全局的角度评估“大西藏”的管治成本。在这个评估中，中央政府对“大西藏”管理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关键。我想，目前中央政府很难相信实行统一管理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也很难相信统一管理藏族会让中国更稳定。您认为应该怎样打破这个僵局？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与事实和原则无关。这与现今领导人的观念与态度有关。
从逻辑上，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情感统一和彼此尊敬来维护稳定，一个自治机构肯定会有助于团结稳定。即使他们相信使用武力可以维持团结稳定，在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下更容易使用武力。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无论我们能否打破僵局，我们都需清晰诚恳地表达我们的诉求。没有其他路子可走。
毕研韬：我个人认为，“大西藏”也是国内汉人理解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至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其他诉求，譬如宗教自由、发展经济、推进教育、保护文化等等，我相信国内汉人是理解并支持的。现在看来，“藏区统一”是北京方面与流亡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您认为，如果对话无法推进，西藏流亡政府将来会调整“由统一机构管理藏族”的诉求吗？达赖喇嘛方面是否会调整对话策略？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其他建议。
我们认为，由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所有藏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符合宪法的，也是藏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这个政治意愿的话，实施并不是问题。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藏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
如果有其它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选择，只要是基于事实和理性，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从善如流的。
毕研韬：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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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3 11:03 AM PST
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軍機逼近釣魚台的方式，再度凸顯釣魚台主權的爭議，中日雙方出現緊張狀態。學生問我有何評論？我用質問代替評論：
一、釣魚台既然是中國的領土，為何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時，不接管釣魚台？
二、二次大戰之後盟軍將釣魚台列入琉球群島之內一併進行託管，為何中國當局（含中共當局）都沒有異議，完全沒有提出主權要求？卻忽然在一九七一年之後，才想到釣魚台是中國的？
三、釣魚台的爭議應該是台日雙方的問題，釣魚台如果不是日本的，也應該是台灣的，干中國什麼事？（當然，如果台灣能在法理上成為一個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才有條件與日方談判此事。）
四、中國不能容忍日本擁有六平方公里的釣魚台，為何可以容忍中國自己佔據比釣魚台大二十七萬七千七百四十八倍的「東土耳其斯坦」（所謂「新疆」）？
五、中國不能容忍日本擁有六平方公里的釣魚台，為何可以容忍中國自己佔據比釣魚台大二十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倍的圖博（所謂「西藏」）？
六、中國不能容忍日本佔有無人島的釣魚台，為何可以容忍自己佔有一千三百多萬維吾爾人的「新疆」？而且還經常屠殺不願意讓中國佔據的維吾爾人。
七、中國不能容忍日本佔有無人島的釣魚台，為何可以容忍自己佔有兩百七十多萬藏族人的「西藏」？而且任憑藏人此起彼落的發生自焚抗議事件，都無動於衷。
八、中國人那麼強調自己的國土不容侵略，那麼也學學藏人自焚一下，來抗議釣魚台國土被侵略如何？
九、最莫名其妙的是台灣內部一小撮和北京政權裡應外合的所謂「保釣」份子，他們不爭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主權，卻爭無人居住的釣魚台主權，所為何來？
十、這一小撮台灣內部的所謂「保釣」份子，不想努力爭取台灣漁民的漁權，卻一味與中國裡應外合去瞎鬧釣魚台主權，而影響漁權的談判，無助於台灣漁民的真正利益，所為何來？
十一、過去要我們「消滅共匪」的中國國民黨，現在說台灣不可以獨立，否則會引中共武力犯台，製造戰爭。為何替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爭取獨立主權，就怕引起戰爭，而替無人居住的釣魚台爭主權，就不怕引起戰爭？
十二、中國及台灣這一小撮所謂「保釣」份子如果真能替中國爭回釣魚台，請問釣魚台是屬於中國的哪一省？浙江省嗎？福建省嗎？啥！是「台灣省」？原來他們最終目的是在宣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保釣的目的原來是在侵台、賣台！（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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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3 11:00 AM PST
正当新皇储习近平要接收政权的时候，民主人士都摆出一付呲之以鼻， 不屑一顾的敌对态度：
“奢望习李会推出政改？还是趁早死心的好”
“以指望他改革是缘木求鱼。此人更可能是一个为党国利益不惜杀人 ”
“习所谓之“男儿”，无非是屠民。他该骂俄国士兵不“男儿”。”
“其实习某既凶悍又无知，绝非善类。”
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革命同志的革命立场是非常基坚定的，智商也是足够的， 坚决不对敌人抱有幻想，准备与敌人决一雌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可是实际的情况是目前并无人能够与敌人决一雌雄， 我们也看不到任何革命的迹象，这种僵硬就成了政治僵局。有些像商亡后的周朝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的格局，又有些像屎克郎，硬是硬了，但是一筹莫展，所以是又臭又硬。
固然我们不能期望习近平上台后变成民主党人， 也不能期望他背叛他的太子党， 搞三权分立，将中国社会改革成一个民主社会，但是期望和鼓励他在现有的共产党政治上做出一些进步，并不是完全荒唐和不可能的。 从整体上说我们承认共产党是一个专制腐朽没落的党， 但是这不是说共产党内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都是铁板一块， 没有区别。
首先胡耀邦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人，他不但廉洁奉公，而且正直不阿， 毛死后的五类分子平反没有他是做不到这样彻底的。
再如彭德怀也有可敬地方，他虽然是一个绝对化的共产党，如果碰到六四叫他开枪，我相信他会开， 但是在不损害共产党利益的前提下，他至少知道体恤民苦。
再如习仲勋等的官声也远比李鹏之类的好。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事实，我们就应该支持和鼓励习近平去做一个比较清廉的官， 一个相对公正的官，如果他做了，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评价。
我们不可能叫他马上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 搞两党制， 三权分立，全民普选，但是有些事情他如果努力一把的话，并非不可能，例如：
释放刘晓波(不是病保)；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废除劳改；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平反六四；
有些难度， 但他如果做到了，就是进了一大步。
开放网络言论自由， 拆去防火墙；
更难了，如果他有魄力的话。
小范围村乡级和人民代表民选；
这是走向政改的第一步。
媒体监督官员财产，这是最难的，断对于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
我们应该向习近平打这些牌，鼓励和压迫他去做。如果他拒绝做， 他就是另一个胡锦涛， 否则的话， 他应该比胡锦涛得到较高的历史评价。
当然我这样说， 不是要搞机会主义，要背叛民主人士，更不是要当五毛， 如果诸位革命起事， 兵临北京城下，我立即撤销上面的单子， 告诉习近平，你只有一条路， 投降。(：)
如果诸位现在没有那个本领， 听听我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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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3 06:16 PM PST
【新世纪特稿2013年1月28日】 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由于公民在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活动中，自己也在更严格地践行民主与法治。这样统治者很难用恶法来约束、惩罚公民。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出了这套维稳策略-请喝「茶」。喝「茶」的几种可能情况：
1、敏感日，害怕你组织活动；重大突发维权事件、高官（包括重要外宾）出巡或来访，害怕你出现在现场，要求你喝「茶」。 2、对方收集到还没发生或已发生的事件部分情报，需要进一步收集情报。 3、诱惑利用。其一，给你感觉，你看多重视你，你在他们眼中多有分量，于是你高兴、飘飘然乐意喝「茶」。这既可以分化你和朋友间的信任和友谊，又很容易在喝「茶」中泄密信息，害人害己。其二，给你交朋友，利用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给你介绍业务，迷惑你，为他所利用。 4、威胁利用。首先从你、家人及亲戚朋友处，找到一些过去或现在的违规违纪事实，于是要挟你。如不按他旨意，轻者声败名裂，重者欲加之罪；其次，从你、家人及qwea23}{亲戚朋友现在的生活、工作入手，让你知难而退；更有设计陷害后，如查税、经济纠纷、女色等，威胁而被利用的。 5、挑拨离间。一方面，他有可能夸赞你人品如何如何的好，而某人又如何如何的坏。这样你会感觉，你是多么的高尚，某人多么的低劣，从而与之分道扬镳。更恶劣，你可能还要在自己圈中传播这样信息而遭瓦解。又比如，他会问，在这圈里，你最佩服谁？当你回答后，他会以此给你没提到的朋友宣传，表明你没重视这朋友，于是这朋友就不再信任你，重视你，从而以达到分化目的。亲身经历：初次喝茶，叮嘱我不要与冉云飞、王怡等人玩，他们人品差，坏。多次喝茶后，他们得出结论：陈犯最坏！我也毫不谦虚地对他们说了"谢谢＂二字。另一方面，他们有可能从其他渠道，如网络解密、其他喝茶打听、线人提供等，得到的消息故意说成是某人告诉的（或者本身确实是某人无意间说出来，他觉得无关紧要的话），从而分化你的团队。 6、收集你各方面的情况，以便研究惩罚或应对你的措施。 鉴于以上种种，常用的应对措施是： 总则，不慌张不恐惧（底气在于坚持在民主与法治轨道上行事），要对话不要对抗，要民主与法治不要花言巧语，要不卑不亢不要傲慢低贱，要踏实做人不为名利诱惑。 具体而言，一、对待第1情况，如控制了你，配合，但绝不做伤害的事，开心玩乐。没控制你，以民主与法治为指导，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二、对待第2、第6种情况，守口如瓶。 三、对待第3种情况，端正自己位置，认清自己只是草民一枚，地球离了你照样转；没有无缘无故爱和恨，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不劳而获。 四、对待第4种情况，向社会公布真相，相信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允许犯错更允许承认错及改正错误；权衡利弊，向社会求助；坚持民主与法治，提高任何诱惑免疫力。 五、对待第5种情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谓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事事以民主与法治为标尺，你知道了，有何惧之有。 六、在接到喝「茶」通知，你有权按你的工作、生活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如时间、地点等，从而设置喝「茶」障碍。如要求对没有必需喝「茶」义务的行为让警方支付陪聊费等。 七、决定去喝「茶」或已被喝「茶」，要想法及时告知朋友。在喝「茶」时一定检查证件并做记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喝「茶」细节。 以上仅是笔者收集本人及几亲近朋友的喝「茶」门道，未包罗万象，希喝「茶」者与被喝「茶」补充、更正、完善。让我们祖国 尽快实现宪政梦，无愧于子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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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3 04:32 PM PST
公 告
启蒙一代的良师鸿儒许良英先生的的吊唁邮箱是：xuliang...@gmail.com。由于北大医学部遗体捐献保管时限，对许良英先生的深切悼念与从容追思，更有待遗体告别之后。恳盼海内外所有吊唁、挽词、祭文、追思、评论文字，即行发表的同时均投邮此邮箱，以便汇编启蒙后世，典范中华。谨此公告。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
讣 告
价值中国的良心与导师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与世长辞，享年93岁。遗体告别仪式于30日下午3时在北大医学部西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北航对面），特此公告。
许良英先生治丧小组：
许成钢、钟沛璋、刘小雁、傅国涌、钱理群、艾晓明、杜 光、王书瑶、姚监复、严正学、胡 佳、朱 毅
201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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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3 04:47 PM PST 2013-01-28
（纪念回放：2013年1月28日 首播：1999年4月 24日）
著名科学史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资料图片）
【著名科学史家、人权活动家，许良英先生于北京时间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许良英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多年前离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史研究专家，而且是多年来致力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的独立知识分子。
1999年春，“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徐良英教授，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 *许良英：我的学生时代* 张：许教授，可不可以请您先谈谈您少年时代的经历？人早年的体验往往对一生有影响，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谈起？ 许：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区一个农村里，我们那儿风景好，山清水秀。我父亲作一点木炭生意，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靠我母亲作点小生意，混个温饱。小学六年级我就开始看报纸，那一年美国发明电灯的爱迪生死了，当时对爱迪生很崇拜，想长大以后也学他。初中毕业，家里穷，要么读师范，或者去杭州考浙江大学的高工，就是工业职业学校，结果，师范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学习电机工程，这是1935年。 1937年抗战爆发，先是杭州沦陷，后来学校解散，我们还差半年没有能毕业，我就回到老家。当时心里很难过，很消沉，就自己读书。我有幸读到了一系列介绍二十世纪最新科学发展的书籍，包括相对论、量子论一类的书，让我惊喜而狂热，特别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是我高中时买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下决心要学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浙江大学已经搬到广西，我1939年初去了广西。 张：您读了爱因斯坦的书，而且说这改变了您的人生观，书中哪些东西给您印象最深？ 许：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谈到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都认为，国家是最高的，个人应该服从国家，中国人受的教育一直是国家至上。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的，他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为国家的奴隶”。还有爱因斯坦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 进大学以前，我就已经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对国民党不满。不过，我当时是把共产党看作如同“水浒好汉”那样的人，但我自己没有想到要去干革命，我是很胆小的。 到二十岁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1940年，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那是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刚开过五年以后。地主官僚荒淫无耻，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我觉得中国必须革命，思想就开始变了。 1940年以后，我决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动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论。到了一九四一年发生皖南事变，出现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义愤。我就从搞搞理论，转到了搞实际的革命，下决心要成为职业革命家。当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我想毕业以后去找共产党。 *许良英：从1946年加入共产党到1957年“反右”，从很左，到“极右” * 我的老师王淦昌是一位元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原子弹专家。上大学一年级时他认识我，我们关系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师，每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他去年十二月去世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现在还没有发表。我毕业的时候，王先生要我作他的助教，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有三个特点应该做学问：一是诚实，二是理解力强，三是有创造性。”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不能跟他说我要去搞革命。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加入了共产党。 张：加入共产党以后，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许：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我公开的职业还是作浙江大学的助教，实际从事地下党工作。 1952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际上是作出版检查官，也管一个刊物，叫《科学通报》，并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工作。干到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其中有一个成员方然，入党是我介绍的，我就被审查了差不多一年之久。这时候，我就还是想回去搞科学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到了哲学研究所。 1957年开始搞“大鸣大放”，那时候，我是很左的，毛泽东讲的话我都相信，对共产党我也没有意见。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研究所里有人提出，科学院里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当时就说，这个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提出要反对右派，我想不通，我说，明明是我们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意见提出以后，却把人家当敌人，这是失信于人民，我们还做什么工作呢？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成了科学院的一个右派，8月1日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全院大会，批判我，我就成了“极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当农民，作了二十年农民。从1940年开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个阶段，是我革命的时期。 *许良英：被迫回老家当农民，失去公职二十年* 张：请讲讲您回到农村时的心情和您的处境。 许：我这个人很愚蠢，是书呆子，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很迷信。毛泽东书上说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报》上的东西我也相信，因为共产党不能讲假话嘛。回到农村以后，那个时候“大跃进”了，说一亩水稻田可以长出十几万斤稻子。 《人民日报》也登了照片，我就向农民宣传：小孩子都能够坐在稻子上面。农民不信，我说都登了报了为什么不信？ 在农村，我认为自己过去一直没有劳动过，劳动劳动也好。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中国农民过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粮，我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过过也很好。 “大跃进”以后，有些地方饿死人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饿死人，还是风调雨顺的，但是粮食还是很少，一个月每人只有二十斤，有时是十几斤。我这个人迂腐到什么程度呢，我当时认为，这也很好，给我补补课，过过苦日子，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没有反感。 “右派”属于“阶级敌人”，党籍开除了，公职也没有了，我就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当时我还想，好好劳动，今后争取重新加入共产党，我就是这么愚蠢。我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来重新读，一共有三十九卷我都买齐了通读。 《列宁全集》买到二十几卷，也都看了。 《毛泽东选集》我看了五遍。我觉得也有好处，至少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发言权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1962年，中苏论战，毛泽东要当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翻译出来，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告奋勇，接下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 张：在哪里作翻译工作？ 许：在老家农村，我从北京借了很多有关爱因斯坦的书，然后回老家搞翻译，我一共译了三卷，中间又找了三、四个朋友合作，当然是以我为主，这些工作我是在农村做的。 张：那时候，您还要务农吗？ 许：在动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关于物理学哲学的旧译稿拿去出版，给了我一笔稿费，我就用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没有劳动。 *许良英：妻受连累被开除党籍、被迫离婚十六年后复婚* 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家庭生活？ 许：我的夫人叫王来棣，浙江大学1949年毕业，她1947年加入共产党，在我领导下工作，我们认识了。但是那时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学的。 1949年我们结婚，有两个儿子。 1957年我成了右派，有一个很惨的情况。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黑龙江去劳改，我说：我有严重的关节炎，到那边会冻死的，让我回去和我爱人商量商量。他们说：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须决定，我们不强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谋生路。我就说：那我就自谋生路。 回到家里，我爱人心里难过，就哭了。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十个月，马上要生产了，她哭了好几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里，是一个女孩，送到医院，孩子拿出来以后，她回到家里，马上就被开除了党籍。因为她允许我回家，被说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惨。原来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也不允许她继续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响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 我一个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带着两个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资比较低。我回农村，家里还有老母亲，是地主成分，我要劳动养活她，我母亲1973年去世。 我和爱人一度不得不离婚，后来又复婚了。我们1962年离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学院以后复婚。我在农村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乡了，他也被划成“右派”。 *许良英：文革中挨批斗，喝两瓶“敌敌畏”自杀未遂，认识“文革”骗局* 张：您能不能讲讲您在农村从事的翻译、研究工作和您在农村的遭遇？ 许：我在农村主要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一共三卷，到1976年出版。文化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的号召我也是拥护的，我也积极参加当地的造反运动。但是，因为我是“右派”，我只能帮助造反派写大字报，我当时就像地下党一样，秘密帮助他们写。 1968年浙江大学又把我抓回去审查了十个月，然后把我又送回到老家。但是，我老家当地的临海县城西区革委会还是不肯放过我，要开全区万人大会批斗我，那是1969年9月，批斗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两瓶“敌敌畏”，马上就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十二个小时，苏醒过来。 、张：在您醒来之后，是什么心情？ 许：我就是觉得冤枉，当时我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少反感，只是想，是当权派们不好，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好的。我想我一生搞革命，仅仅是反对“反右派”的决定，只错了一个星期，为了这一个星期，我已经改造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要批斗我，我感到没有希望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后悔。 1973年底，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我们译的《爱因斯坦文集》，让我去北京，完成编译出版工作。那时候，北京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我到北京，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当然是批林彪，批孔却是批周恩来，看到江青、毛泽东的种种表演，我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骗局。 报纸上天天讲假话，欺骗人民，我非常反感，觉得中国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第二次革命。当时，甚至还想找一些人搞武装斗争。以后，我又回到老家。 *许良英：打倒“四人帮”后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我在“清污”中又受批判* 许良英：到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又在北京，当时是继续搞爱因斯坦的东西。 “四人帮”打倒以后，我觉得共产党还有希望，特别是胡耀邦出来以后，提出要“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不是邓小平提出的，而是胡耀邦提出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很彻底，他这个人比较开明。我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1976年出版的，1977年有人告诉我，胡耀邦在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筹备会上说，“我最近买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对我启发很大，希望你们也读一读。”当时参加会的一个人就把这话告诉我了。以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有个在组织部的朋友也告诉我，胡耀邦在中组部向干部推荐《爱因斯坦文集》。我1978年回到科学院，当时，我还没有平反。 胡耀邦在1980年担任总书记的时候，要求科学院给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开科学技术讲座，一共讲了五课，第一课就是科学史，是由当时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讲的，讲稿主要是由我写的。我在讲稿中写道：二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随后，我又发表论文，加以充分的论证，我的文章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受到批判。 *许良英：十多年没见孩子，两个儿子争气，高考后直读到博士* 张：请问您的太太和孩子是不是一直在北京？您见过孩子吗？ 许：我太太一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已离休。我的两个儿子比较争气：大儿子初中读了两年，就文革了，第二年，他主动要求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还带去好多书，包括马列的、毛泽东的。 1970年，他在“一打三反”的时候被打成“反革命”，搞得很惨。 1975年，我曾经约大儿子到杭州见面，我都不认识他了，前后有十多年没见面，我发现他比我更早识透了共产党。 他坚持自学，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别人考大学，他考研究生，1978考到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搞计算机和机械工程，毕业以后，进入计量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之后，到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他1984年出国，199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在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他叫许成钢。英国ＢＢＣ广播电台经常采访他，让他谈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我的小儿子十五岁就劳动，当了工人，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后来也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中国水利科学院搞水坝设计。 *许良英：马克思最大错误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逆历史潮流* 张：您说在七十年代时，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是说您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许：当时是的，但是，后来改变了，经过认真地研究，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问题。 1988年，召开了一次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会上我讲，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并不是有人说的，在有关市场经济，货币问题上，这些是次要的。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张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自己说，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恩格斯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有国家就没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国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就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我说，十八世纪以来，民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可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却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这是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 我们批判毛泽东，说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这种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都是讲阶级斗争。俄国、中国搞不好根子都在马克思，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 *许良英：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许良英：胡耀邦还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 1981年邓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时候，胡耀邦就说过，我们不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有人问，你能不能担保不再搞政治运动？胡耀邦很坦率地说：“我不能担保，因为我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地位”，这话我听了很感动。当时，我就讲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变化，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中共没希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绝望了。 1979年我恢复党籍，感到很沉重，因为党已变成这个样子。宣布改正我“右派”的消息，大家鼓掌祝贺我，我说，没有什么好祝贺的。有的“右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给他改正了，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的政治生命不应该失去，没有道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提着脑袋干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但是，想不到我们后来得到的是这么一个国家，我非常沮丧。 不过我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人生观没有变，这就是作一个为社会献身的正直的人。我过去因为迷信共产党，蒙蔽过一些年轻人，现在我醒悟过来，我有责任让年轻人了解，中国需要民主，要结束一党专政。 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应该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我不能接受这种劝告。 *许良英：联名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讨论会、联署1989年致邓小平公开信* 张：请谈谈这些年您是怎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以及在八九年“六四”前后您的经历，好吗？ 许：好。前面我讲过，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我已经被列入了受批判的黑名单。 1986年11月，方励之找到我，说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应该搞一个“反右运动”的历史讨论会，由我、刘宾雁、方励之三人联名发起，那是在我家里讨论决定的。当天下午，方励之就应邀到上海几所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改革的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出现了各地学生上街游行，邓小平迫使胡耀邦辞职，开除方励之等人党籍，我们这个“反右”历史讨论会当然也不准开。 当时，开除了三个人的党籍，有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其实是赵紫阳错把我的名字说成了王若望。后面还计划要开除十几个人，我首当其冲，后来赵紫阳发了慈悲心，暂不开除了。 1988年底，我又提出，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二百周年，我们应该搞一个民主思想启蒙运动。 1989年1月，方励之发表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学施雅风商量，要效法“公车上书”，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党中央的信，提出四方面要求： 一、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反对腐败； 二、保证公民自由权利，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 三、释放因为言论被治罪的人； 四、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 当时签名的人有四十二人，绝大多数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由我的老师王淦昌和钱临照先生领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科学家联名发表政治见解。 那时候，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态度还比较好。这封信被《美国之音》广播之后，科学院开了会议，党委书记传达中央讲话，说我们的信内容没有问题，不要给签名的人压力，不要找签名的人谈话。以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特别找到我和我爱人，还有施雅风谈话，谈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他说，你们有意见尽管讲，我们就放开来讲了很多，我们觉得当时中央还是比较开明的。 想不到到了“六四”，变成了这个样子，是邓小平和李鹏的责任。四、五月间运动起来时那时候，学生们搞起活动以后，我心脏病很厉害，游行我都没有去。在胡耀邦去世以后不久，公安部有个内部通告，说要监控一百零九个人，其中第一名是方励之，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王若水，第四名是苏绍智，第五名是于浩成，第六名是李洪林……。胡绩伟、于光远，严家祺他们都在名单之中。 那时候，有人劝我躲一躲，我说“我不躲，我准备为中国民主事业作个谭嗣同吧”。 *许良英：“六四”屠杀，邓小平对人民干了世界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能不能讲讲您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时的心情？ 许：好。 “六四”以前，北京人有一百万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 “六.三”晚上到“六.四”早上，无数学生和市民在长安街上遭屠杀，我们中关村距离城里有将近二十公里，听不到枪声。 “六四”早上我们住的楼下就有人在议论，路边一辆三轮车上有被打死的一个九岁的小孩，大家都很气愤。我也下了楼，当时人们说大约有几千人被打死，受伤的有上万人。 当时我感到，如果戒严部队来到中关村，也会杀人，方励之已经被指责为黑手，我就劝方励之逃走。我因为在黑名单中名列第二，觉得自己也可能被捕。我过去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我准备好去坐监牢，在牢中绝食而死。 当时，有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自己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张：许教授，您还有共产党党籍吗？ 许：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我们研究所党委书记到家里来，告诉我要进行党员登记。我问“党员登记是不是要表明，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党中央在'六四'开枪杀人，就是杀我的头，我也不会同意”。他说“不谈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支部讨论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好共产党员，因为我能坚持真理，为人民利益敢于说话。但是，在发登记表的时候，没有发给我，他们说，这不是科学院的意见，是上面决定的。就这样，我没有登记。 *许良英：“六四”后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等，参与人权呼吁* 张：八九“六四”以后，您又参与了哪些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活动？ 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人组织了笔谈“展望十年后的中国”。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说，现在光搞经济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我还讲，如果说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纳粹上台的时候，德国经济发展得就很快，何况希特勒也搞的是“社会主义”，这样说，我们应该喊“希特勒万岁”了。我的这篇文章，使得发表这篇文章的那期杂志被查封。 此后，我还发表了一些有关人权的呼吁。 1994年二、三月，当局到处抓人，我和六个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一份《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书》，不是什么“上书”，而是公开的呼吁，我们认为，不改善人权状况，所谓“现代化”都是假的。结果，我被软禁在家里，三、四天不能出门。 1995年5月，我又发起了《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请王淦昌先生领衔，签名人有老、中、青知识分子四十五人，这个呼吁在国际上有很大反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一千一百二十人签了名，其中有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小平死后，我提出，当政者应当从邓小平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不妨学习台湾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结果台湾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如果中共当权者执迷不悟，难逃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那样的下场。 今年３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八九'十年感言》，记述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民主化道路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思考，这里不必重复了。 *许良英：我家电话被窃听或切断、记者来访受阻，我仍在研究民主历史和理论* 张：近年来您在中国投身于呼吁人权、民主的活动，请问是否受到当局的压力？ 许：压力是一直有的。这十年来，我们家的电话一直被窃听，有时被掐了。每当有西方首脑访华，或者开什么会议等等，我们楼门总有员警守卫，不让记者来访问我，盘问所有来看望我的人，有的甚至被拘禁几个月。 1994年3月，我自己也曾经在家里被软禁三天，看来当局是把我当作敌对分子对待了。今年2月起，他们稍有收敛，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得不有所顾忌。 张：您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工作？ 许：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天天锻练。每天主要的就是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在这方面，我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我也在写有关民主历史和理论的书。我是和我爱人王来棣合作，要出书大概还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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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3 04:5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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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3 05:23 PM PST
胡泳 2013年01月28日
这个决定在未来将如何实施，相关的细节仍在各个层面讨论。但从现实出发，如何实行实名制、如何监督运营商执行这一决定、何种行为是违法的认定，都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它没有给网络服务提供商以裁量权，允许它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决定有关匿名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个新的决定令网站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处理和报告义务“法定化”。 第五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这极大地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封锁、拦截、歧视、妨碍网络用户的使用权利的可能性，也可能限制网络用户使用、发送、接收或者通过网络提供内容、应用程序和合法服务以及合法行为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正在将监管责任日益向服务商分摊。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之为“监管的私有化”。这构成了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后果，比如网民言论将面对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和网站的双重审查。
网上匿名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情况是类似的。驾驶汽车、穿越边境、搭乘飞机时，要求公民携带证件，它虽然构成了对我们的自由的一种侵犯，但这样做确实减少了真实存在的风险，因此我们仍乐于接受。然而如果要求每个购物者每次进商店时都出示身份证，原因是这不仅将会减少犯罪，还会使抓获罪犯更为容易，这样的做法还行得通么？
将曾经是网络核心特点之一的匿名性作为重点防范对象，这种认识部分来源于现实——网络恶习或者网络犯罪常常同匿名相关。坏人可以用匿名做保护伞，即使做了坏事仍能够逍遥法外。病毒的作者总是匿名的；垃圾邮件的发送者也会精心掩盖自己的身份；网络诈骗犯选择偷偷行动；而恶意的政治谣言无一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
但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也是一种常常有意形塑的结果。例如，《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18日头版刊登的短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警示网民注意自己的言论。文章中说：“发展是这样快，上网是这样简单，再加上网络的虚拟和匿名，以致许多人‘不假思索’就参与其中。应当意识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网上的言行也会有意无意触犯法律。”
凡此种种，人们难免在匿名与恶行之间产生联想。事实上，网络自引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受到指责，认为它在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中都起了作用，而匿名机制则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姑且不论这样的立论是否公允，由网络犯罪引申出匿名需要被全面防备的结论显然是走得太远了。在网上，有人意欲行恶的风险难道已经突出和严重到了迫使每一个网民都必须公开自己身份的地步了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仅仅因为一些罪犯恰好匿名而全盘否定匿名，理由不够实在和充分。
比如，针对2012年初提出的将微博客实名制全面覆盖的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的解释是：“微博客作为一种自媒体，改变了舆论传播的格局，也容易使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一些负面的舆论、有害的信息迅速传播。”
然而在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中，不良和非法用户所占比例究竟几何？根据统计，中国每天产生的微博客的条数在1.5亿左右，它们中又有多少属于“非理性的声音、负面的舆论和有害的信息”？相信这道算术题是不言自明的。在限制了色情传播者、谎言编造者、诬陷他人者等等的滥用之时，更大多数的用户的权利是否也被侵害？
匿名固然会产生一定的害处，然而其产生的价值还是高于人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政府不应该试图限制匿名（这样做成本很高而收效可能甚微），社区则最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决定有关匿名的政策。
人们有足够实在和充分的理由保持匿名，它应当被视为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至少在网上的某些地方如此（其实在真实生活中也别无二致）。埃瑟・戴森(Esther Dyson)在《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Release 2.0)一书中详尽分析了人们匿名的各种理由，其中包括：便于人们公开公开发表一切意见；可以讨论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为了避免说真话的人招致指责；甚至是出于进行愚蠢提问的目的——不想使提问人显得无知，等等。 匿名还可用以在不公正的体制下唤起支持，激发人们的改革意识。选举――这也许是一种最为广泛承认和赞许的匿名行为。谁向反对派投了票？社会无从知道。但投票人的呼声将得到统计。
如戴森所言，匿名如酒。如果对其加以节制，会有许多益处。对有些人来说，它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释放和发泄情绪的手段；其他人则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和滥用它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应允许匿名在某些场合和地方使用，但应有清晰的界定。
相对于匿名，在中国危险常常更多地来自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管理过严而使隐私权过于有限；或者，如果采取的信息保密措施不够好，实名制很有可能导致用户大量的个人隐私遭到泄漏；又或者，限制匿名在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度造成“寒蝉效应”，人们因惧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在反腐、揭贪和维权时畅所欲言。
对于后者，去年12月25日《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表示完全不用担忧：“后台实名就能抑制批评和对官员腐败的揭露吗？如果10年前有人这样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但今天中国互联网上的批评已经越来越‘实名化’，中国人批评的胆子今非昔比，岂是一个后台实名就能轻易吓住的。”
这段观察有一点不无准确：国人越来越不惮于以真名实姓来批评政府。然而，问题在于，民不惧死，奈何以实名惧之!
一个社会要想整体上保持健康，其成员需要有名有姓；然而，也应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能够为个人提供合法的隐私权和匿名权，但这必须限定在一个鼓励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文化之中。在公共事务上公开发言的人通常怀着良好的反映民意的愿望，但他们有可能遭到拥有权力并且不公正地行使权力的人的报复。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里，公众批评不一定非得匿名进行，但对那些也许冒着强有力打击危险的人，匿名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保护手段――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不论对此如何定义），就更是如此。
在社会对公开性和透明度的需要以及个人对匿名发言的权利和能力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冲突。匿名实际上关乎一个社会的宽容度：能否容忍多样性和个人变化的可能性。在大量的私人行为经由网络变得高度可见之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能够容忍这一切呢？
在这个决定出台的整个过程中，民意无从体现，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有限、程度很低，其利益不能得到充分反映。政府力图要在互联网这个“法外之地”实行的法，不是权利法，而是管制法。从过去的经验看，政府以“保护”之名推行的，往往是管制。例如，2009年轰动中外的“绿坝”事件，就是有关部门打着保护青少年免受互联网黄色信息侵害的旗号，实则对安全性、隐私性、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用户的选择性都进行严重限制。
权利法与管制法的区别很简单：如果是权利法，就是约束政府的——不许政府随便管控；如果是管制法，那就是约束网民的——不让网民自由言论。“首先约束政府”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即，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政府权力重在规范和约束，对公民权利则重在维护和保障。然而，中国网络的诸多立法，几乎都是管制法而没有权利法。
立法的不透明，不仅在官方媒体上被刻意遮蔽，而且这些媒体还惯于以网民的名义进行舆论造势，为既不公开、也不民主的立法进行背书，诸如在此次决定正式出台之前，声言“网民呼吁立法保护网络信息”之类。这种立法诡秘、舆论先行的做法，既不符合现代法治，也不符合公共传播原则。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批评者。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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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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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Jan 2013 10:54 PM PST DENNIS OVERBYE 报道 2013年01月29日
北京——[中国知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许良英，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享年93岁。——编者] 第一次遭到清洗时，许良英37岁，是一名很有前途的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名共产党老地下党员。他不得不和妻子离婚，离开自己的儿子，搬到母亲乡下的农场。
30年后，在当局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镇压中，许良英因心脏病发作而躲过了牢狱之灾，或是更严重的命运。
从上到下依次是：1935年，15岁学生时期的许良英；1949年，许良英和女友、也是后来的妻子王来棣（左）；1978年，爱因斯坦学者许良英。
Top, 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上图：1989年，许良英与士兵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下图：1997年，许良英和导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右）。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抢走了许良英博士在农场改造期间呕心沥血翻译出来的爱因斯坦文集。武装警卫曾经包围了他的住所，以防止他接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
70年来，许良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中国的传人。他把革命和物理学交织在一起，为政治自由和科学探索精神之价值而呼喊，尽管执政者往往不关心这些。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在失而复得后出版，帮助中国人再次燃起了对爱因斯坦和科学的兴趣。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科学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关键，但许良英并没有感到高兴。
“他们只是利用科学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最近说。
他说，当局仍然在窃听他的电话。
如今86岁的许良英已是白发苍苍。年复一年，一批批的学者、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来到他的俯瞰北京市内大学区的、堆满书籍的公寓中，拜访这位老人。
如果他不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异见人士，他至少一定是中国学问最卓越的异见人士了，发表了200多篇论文，编著了六本书。历史学家梅瀚澜(H. Lyman Miller)在其著作《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科学和异见》(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一书中，称他为“典范人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来形容他，庶不为过。而他那一身傲骨，却丝毫不减当年。
12年前，他在《纽约时报》上公然说后来共产党的改革派是“谄媚小人”。
最近某天的上午，许良英坐在扶手椅上，讲述起他作为爱因斯坦式的民主人士的冒险经历，他用手指点着，双臂在空中挥舞，不时发出爽朗大笑。在对面的文件柜上摆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肖像，正神情严肃地向下俯视。
“伟大的心灵总是遭遇来自平庸者的强烈反对，”题词这样写道。
许良英身着蓝色衬衣，穿着拖鞋，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从自己舒适的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这幅肖像的下面，说道，“这是他最好的一句名言。”
许良英于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他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缘分始于中学时读到的一本爱因斯坦文集《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这本书中既讲科学，又谈政治。
书中有一段话被年轻的许良英划了线：“国家为人而立，而非人为国家而活。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使其有机会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许良英说，“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939年，他进入浙江大学，他在自己的入学志愿表格中写道，他想要成为“现代物理学的权威”。但政治打断了梦想。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避兵火，浙大屡次搬迁，有时遇到轰炸，学生们不得不逃到山洞里躲藏。在这期间，许良英跋涉了中国的广大乡村，洞悉了不少触目惊心的现实。有人衣衫褴褛，穴居苟活，地主却丰衣足食。
“这样的差异太不合理，”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并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完全的革命”。他下定决心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
同时，他在学业上也成绩优异，毕业时，他的导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想让他担任其研究助理，研究中微子这种神奇的亚原子粒子。
可是，年轻的许良英却起身投奔革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曾在五所学校任教。日军侵占他所执教的省份后，他的老导师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启事，恳请他回去从事研究。许良英确实回到了大学，但他继续热心于政治，让物理系成为了该大学的共产党活动中心，而他则成了党委书记。
1949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许良英来到北京，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在中科院，他做过一段时间的总审查员，检查科学论文是否有反革命倾向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如今他说当时的工作是“错走了一步”。不久，他就发现，他不可能既追随爱因斯坦，又追随毛泽东。
1957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百花齐放”运动，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提出批评。但后来，毛发现事态失控，随即决定又发起一个新的运动，铲除“右派分子”。
许良英对新运动提出批评，他自己也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抨击，该报称他不仅是右派，而是极端右派。中国科学院命令他到中国东北的农场工作，但他提出，自己患有关节炎而东北太冷。
于是，中科院让他自便。他便回到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
他的妻子王来棣是一名历史学家，当时夫妻二人已有一个7岁和一个14岁的孩子，而妻子又有孕在身。
他说，妻子痛哭了三天，以至于引起小产，孩子没有保住。因为保护丈夫，王来棣被开除出党。许良英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妻子提出离婚。他被迫回到临海的老家农场。
后来，他被摘了右派帽子。1962年，科学院让他翻译一部新的爱因斯坦哲学散文和演讲集。
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决定并不是完全出自对他的尊崇。“毛泽东想成为全世界的革命领袖，”许良英解释道。他说，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想确认并批判世界上所有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也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这还要拜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之赐。此人在1947年称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反革命，有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哲学假设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但根据广义相对论，时空可以被弯曲成一个球体，因此，即使时空没有边界，但也是有限的。另外，相对论暗示宇宙有一个起源，因此宣扬了神学。
日丹诺夫的理论和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毛也认为宇宙应该是永远运动的状态。也有不长的一段时间，许良英也对这一观点产生过共鸣。
他说，在科学上，“我同意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为科学无阶级。”但是，他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认为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哲学部分是某种资本主义理论。”
他耗时两年，几乎是独自翻译了爱因斯坦的197篇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出版被搁置了，因为在毛泽东的另外一次运动中，印刷厂的工人被遣散到了乡下。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没收了许良英的翻译稿，以及他写的一份有关爱因斯坦哲学的手稿。
1969年，许良英得知，这些文件落到了一个上海激进组织手中。该组织名叫上海理科批判组。该组织是为了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而成立的。
许良英要求拿回他的文稿，并且向上海革委会投诉，以防理科批判组自行发表这些翻译稿。随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据纽约城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历史学家胡大年说，许良英的勇气折服了理科批判组。胡大年的新书《中国与爱因斯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讲了这段故事。
最后，许良英拿回了自己的翻译稿及出版权，但是另外那份手稿却丢失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从1975年开始，爱因斯坦的文章先后出版。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1978年3月14日，爱因斯坦诞辰99年之际，《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许良英著作的序言。序言中称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一年后，一千名中国科学家齐聚北京，庆祝这位智者的百年诞辰。
邓小平等新领导人开始强调科学是中国强盛的关键，号召人民“实事求是”。
许良英重新回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与王来棣复婚，成为新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
但是事实证明，与党相比，爱因斯坦才是许良英真正的灯塔。1981年，许良英在论文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认为必须要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科学才能进步。
包括许良英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政府把资源都投入到发展技术上，基础研究只能挨饿。
许良英说，这是封闭社会的症状。1986年，许良英写道，“在这方面，我们要多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那些国家，学术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许良英说，“我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爱因斯坦。”
1989年1月，许良英的朋友、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许良英说，那太有限了。当年2月，他和他的老友、中科院地理学家施雅风起草了他们呼吁民主的公开信。许良英说，“我们都认为，中国其实需要政治改革。”
他说，“他们需要政治民主，需要保护公民的权利，应该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需要终止因言获罪的漫长历史。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当被问到他写这封信心中是否有担忧时，许良英大笑。他解释道，很久以前，当他加入地下党的时候，他就冒过生命危险。他说，“没什么好怕的。”
42个人在他的公开信上签了名，包括许多科学家。
这封信以及方励之的信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在1989年4月蜂拥至天安门广场，缅怀胡耀邦这位受迫害的政治活动家，并在广场上抗议腐败和缺乏人权等问题。其中许多人身穿写着“科学与民主”的T恤衫，这是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政治活动及民众表达愿望的口号。
6月4日，中国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数百人被打死。
许良英表示，这场镇压将会作为邓小平的一个历史事件被人铭记。“邓小平出动坦克和飞机杀害群众， 他枪杀群众，眼都不眨一下，”他说，“甚至连日本人都没这么做过。”
事后，许良英没有被捕，他表示，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心脏病发作，因此没能参加抗议活动。（方励之前往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离开了中国。）
有人建议他离开北京，许良英拒绝了。当时，他已经69岁，身体很虚弱。他说，”如果我被捕，我已经做好了死在监狱里的准备。”
1994年，许良英和其他六人发表了一份新的呼吁人权的公开信，这些人中包括一位遇难的天安门抗议者的父母。信中说道，“探讨现代化而不提及人权，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发表这封信时，恰逢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按计划访问北京，许良英因此被暂时软禁在家，以防止他与克里斯托弗会谈。
199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授予许良英汉恩茨・R・佩格尔斯(Heinz R. Pagels)科学家人权奖，以表彰他为争取自由做出的贡献。但在许良英写了另一封信并再次遭受软禁后，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会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询问许良英的安全情况。
如今，许良英已经退休。2001年，《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My Views: Xu Liangying’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cience, Democracy and Reason)由香港明镜出版社(Mirror Books)出版。他和妻子正在共同撰写一本有关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书。其妻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科学和民主是两个单独的概念，”他说，“它们相辅相成，但民主是更根本的问题。”
虽然中国现任领导人高调地宣扬科学发展，但他们没能说服许良英。
1997年，邓小平的接班人江泽民援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中国人权状况辩护，称民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许良英因此对江嗤之以鼻，他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首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本质上恰恰是强调绝对性。”即物理定律和光速在所有观察者眼中都是不变的。
“另一方面，民主和自由也是绝对的，因为人性是普遍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许良英表示，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接纳这些普遍价值。他指出，当学生领袖王丹在1989年第一次创办民主沙龙时，只有20人参加。但仅仅过了半年，就有超过3000人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活动。
许良英说，“所以，我从未怀疑过年轻人的力量。”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8月22日。
翻译：陶梦萦
——纽约时报
SCIENTIST AT WORK | XU LIANGYINGEinstein’s Man in Beijing: A Rebel With a CauseBy DENNIS OVERBYE January 29, 2013
BEIJING — The first time he was purged, Xu Liangying was 37, an up-and-coming physicist,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and a veteran of the Communist underground. He had to divorce his wife, leave his sons and go live on his mother’s farm in the country.
Three decades later, only a heart attack saved him from imprisonment or worse during the massacre that ended the 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i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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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B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Xu Liangying, the physicist, with a pamphlet for a seminar on democracy he once tried to organize.
From top: Xu Liangying as a student of 15 in 1935; with Wang Laili, girlfriend and future wife, in 1949; and the Einstein scholar in 1978.
Top, 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Dr. Xu with soldiers and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top; and with his mentor Wang Ganchang, designer of China’s first atomic bomb, in 1997.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d Guards stole the Einstein translations that Dr. Xu had labored over during his farm exile. Armed guards once surrounded his apartment to keep him away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For seven decades, Xu Liangying has been Albert Einstein’s man in China, intertwining revolution and physics to speak up for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curiosity in a land where the rulers have often had a different agenda. His Einstein translations, retrieved and published, helped inspire a rebirth of interest in Einstein and in science in China.
Chinese leaders say today that science is the key to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nd growth, but Dr. Xu finds no pleasure in that.
“They are just using it to serve themselves,” he said recently.
His phone, he says, is still bugged.
Today, at 86, his hair is white, and history, in the form of scholar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comes to him, in his book-lined apartment overlooking the university district in Beijing.
If he is not the oldest living Chinese dissident, he is easily one of the most intellectually distinguished, the author of some 200 papers and editor of a half-dozen books. The historian H. Lyman Miller called him an “archetypal figure” in his book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adjective “venerable” seems to attach itself to him the way snow is attracted to the mountains, but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lost an ounce of rebelliousness.
A dozen years ago in this newspaper he referred to would-be Communist reformers as “boot lickers.”
On a recent morning, Dr. Xu held forth from an armchair on his adventures as an Einsteinian democrat, jabbing the air, waving his arms and laughing often. Albert Einstein stared down sternly from above a file cabinet.
“Great spirits have always encountere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e minds,” the inscription read.
Clad in a blue shirt, slippers and thick glasses, Dr. Xu got up from his easy chair to stand beneath the poster. “Those are some of his best words,” he said.
The love affair between Dr. Xu, who was born in Linhai, Zhejiang, in 1920, and Einstein began when Dr. Xu was in secondary school and read a collection of Einstein’s essays called “The World as I See It.” The book had as much politics as science.
In one passage that the young Xu underlined, Einstein wrote: “The state is made for man, not man for the state. I regard the chief duty of the state to protect the individual and give him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to a creative personality.”
Dr. Xu said, “I wanted to be such a person.”
In 1939, he entered Zhejiang University, intending, as he wrote on his entrance form, to become “the authority of modern physics.” But politics intruded.
To evade the Japanese Army, which had invaded China in 1937, the university repeatedly had to move and sometimes during bombings students had to take shelter in caves. This provided Dr. Xu a revealing and disturbing tour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Some people were living in caves with ragged clothes, while their landlords lived well.
“This difference was unreasonable,” he recalled thinking. Concluding that China needed “total revolution,” he resolved to join the Communists underground.
In the meantime, he was excelling at his studies, and when he graduated, his mentor Wang Ganchang, the architect of China’s first atomic bomb, wanted him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to study the mysterious subatomic particles known as neutrinos.
Instead, the young Xu went off in search of the revolution, teaching in five schools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When the Japanese Army overran the province where he was teaching, his old mentor put an advertisement in the local newspaper pleading with him to return to research. Dr. Xu did return to the university, but he took his politics with him and the physics department became the center of Communist activity at the university, with Dr. Xu as the party secretary.
When the Communists finally prevailed in 1949, Dr. Xu and Dr. Wang moved to Beijing and joine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in what he refers to now as “a bad deed,” Dr. Xu became for a while the chief censor, inspecting scientific writings for antirevolutionary sentiment or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But it turned out that he could not serve both Einstein and Mao.
In 1957, Mao announced the “100 flowers” campaign, encouraging people to speak up and criticize, only to decide later that things had gone too far and to instigate a new campaign to weed out “rightists.”
Dr. Xu spoke out against the new campaign and was himself denounced in The Chinese People’s Daily, not just as a rightist, but an “extreme rightist.” The academy ordered him to go work on a farm in northeastern China, but Dr. Xu argued that he hadarthritis and that it was too cold there.
Told then that he was on his own, Dr. Xu went back to his apartment in Beijing.
His wife, Wang Laili, a historian and mother of their 7- and 14-year-old children, was pregnant.
She cried so hard for three days, he said, that she lost the baby. For sheltering her husband, Dr. Wang was kicked out of the party, and under “ big pressure,” Dr. Xu said, she asked him for a divorce. Dr. Xu was banished to his family farm in Linhai.
Eventually, the rightist label was lifted, and in 1962, the academy asked him to do the translation for a new collection of Einstein’s philosophical essays and speeches.
The decision to publish Einstein was not made wholly out of admiration. “Mao Zedong wanted to be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 of the whole world,” Dr. Xu explained. As part of that plan, he said, “Mao planned to identify and criticize all the world’s scientists whose political or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were anti-Marxist.”
Einstein was on the list courtesy of Andrei Zhdanov, an assistant to Stalin, who argued in 1947 that Einstein’s cosmological theories were reactionary and bourgeois. Marxist philosophy postulated an endless and unlimited universe, but according to general relativity, space-time could be curved around on itself like a sphere, and thus be finite even if it lacked boundaries. Moreover, it promoted theology by implying that the universe had a beginning.
Mr. Zhdanov’s argument resonated with Mao’s view that the universe should be in a state of eternal revolution. And for a brief while it resonated with Dr. Xu, who referred to the Soviet criticism as “a vibration on my mind.”
Scientifically, he said, “I affirmed Einstein’s theory because in science there are no classes.” But, he said, “Influenced by Marxism, I thought that the philosophy part of Einstein’s theory is some capitalism theory.’’
It took him two years, working mostly by himself, to translate 197 of Einstein’s articles. But publication was suspended because the workers at his printer had been dispersed to the countryside in another of Mao’s campaigns.
Then cam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d Guards confiscated Dr. Xu’s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a manuscript he had written on Einstein’s philosophy.
In 1969, Dr. Xu learned that the papers were in the hands of a group of Shanghai radicals known as the Shanghai Science Criticism Group, a collective that had been set up to attack Einstein and relativity.
Dr. Xu demanded his papers back and appealed to the Shanghai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to prevent the group from publishing the translations themselves. Then he wrote to Premier Zhou Enlai. His courage unnerved the Shanghai group, according to Danian Hu, a historian at 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who tells the story in a new book,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n the end Dr. Xu got back his translations and the publications rights, but the other manuscript was lost.
The Einstein volumes were published, beginning in 1975, just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winding down. Mao died and the members of the infamous “Gang of Four” were arrested in 1976. On March 14, 1978, the 99th anniversary of Einstein’s birth, the foreword to Dr. Xu’s book, calling Einstein “a giant bright star in human history,” was reprinted in The People’s Daily. A year later a thousand Chinese scientists gathered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the old sage.
New leaders like Deng Xiaoping began emphasizing science as the key to uplifting China, and urging the people to “seek the truth through facts.”
Dr. Xu rejoined the academy in Beijing, remarried Wang Laili and became the editor of a new journal, The Bulletin of Natural Dialectics.
But Einstein proved a truer beacon than the party. In a paper in 1981, Dr. Xu cited Einstein on the necessity of freedom, particularly of speech, as a prerequisite for scientific progress.
Many scientists, including Dr. Xu, soon became disillusioned as the government put resources in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arving bas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Dr. Xu said, was a symptom of closed societies. “In this respect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e wrote in 1986, “where academic freedom is recognized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uman progress.”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he said, “I gave up Marxism totally and returned to Einstein.”
In January 1989, Dr. Xu’s friend Fang Lizhi, an astrophysicist, wrote an open letter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That was too limited, Dr. Xu concluded. He and an old friend, Shi Yafeng, a geographer at the academy, then in February drafted their own letter calling for democracy. “We agreed that actually China needs political reform,” Dr. Xu said.
“They need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nee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itizens, and there should be freedom of thinking, speaking and publishing,” he said, “and they need to end the long history of punish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words. China has such a history, which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ked if he had worried when he wrote the letter, Dr. Xu laughed, explaining that he had risked his life long before when he first joined the Communist underground. “There was nothing to dare,” he said.
His letter was signed by 42 people, including many scientists.
It and Dr. Fang’s letter helped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students and others who swarmed Tiananmen Square in April 1989 to mourn the death of Hu Yaobang, a purged political activist, and then stayed to protest corruption and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Many of them were wearing T-shirts that said “Science and Democracy,” watchwords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aspiration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n June 4, Chinese troops invaded the square with tanks and killed hundreds of people.
The massacre, Dr. Xu said, will live as Deng Xiaoping’s one historical event. “Mr. Deng used tanks and plane to kill people; he killed them with bullets without blinking his eyes,” he said. “Even the Japanese never did that.”
In the aftermath, Dr. Xu was not arrested, perhaps, he says, because he had had a heart attack a couple of months earlier and had thus never gone down to the demonstrations. (Dr. Fang had to take refu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and later left the country.)
When it was suggested to him that he leave the city, Dr. Xu refused. He was 69 and weakened. “If I get arrested, then I’m ready to be dead in prison,” he said.
In 1994, Dr. Xu and six others, including the parents of one of the slain Tiananmen protesters, published a new appeal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To talk about modernization without mentioning human rights is like climbing a tree to catch a fish,” it said. The letter coincided with a planned visit to Beijing by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opher, and occasioned a temporary house arrest to prevent a meeting.
In 1995, Dr. Xu was given the Heinz R. Pagels award by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his work for freedom, but after another letter and another house arrest, th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wrot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king about his safety.
Dr. Xu is now retired. In 2001 his book “My Views: Xu Liangying’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cience, Democracy and Reason” was published by Mirror Books in Hong Kong. He and his wife, who work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re working together on a book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democracy.
“Science and democracy are separate concepts,” he said. “They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but democracy is more fundamental.”
Despite their showy embrace of science, China’s present leaders have not won over Dr. Xu.
Jiang Zemin, who inherited power from Mr. Deng, earned Dr. Xu’s scorn in 1997 when he invoked Einsteinian relativity to justify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saying democracy was a relative concept. “It’s just nonsense because, first, Einstein’s relativity principle is actually essentially emphasizing the absolute,” Dr. Xu said, referring to the notion that the laws of physics and speed of light are the same for all observers.
“And the other part is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also absolute because human nature is universal and needs to pursue freedom and equality.”
Dr. Xu said he was optimistic that China’s future would embrace those qualities. He pointed out that when the student leader Wang Dan first tried to start a democracy salon in 1989, only 20 people showed up. But only half a year later, more than 3,000 people joined a hunger strike in Tiananmen Square.
“So I never doubt the power of the youth,” Dr. Xu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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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Jan 2013 12:37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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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Jan 2013 12:06 PM PST 中国军方正在与腐败作斗争，但这一过程缺乏政治监督、没有检举机制。透明国际组织发表的相关报告得出了以上结论。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在透明国际组织新推出的"全球国防清廉指数"中，被评为"高危"国家。位于柏林的该组织周二在台湾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军方承认腐败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限制。"透明国际组织国防安全项目主任派曼（Mark Pyman）如是说。 但是，派曼表示，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令人怀疑，因为军方并不允许因反腐而引发对军方的质疑。"国防领域的监督力度很弱，而且没有有效的检举机制。"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成为党的总书记以来，将打击腐败列为最重要任务之一。 透明国际台湾分部主任凯文·叶（Kevin Yeh）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的军方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兼任台北世新大学商业管理教授的凯文·叶表示："军方和党比政府执行部门的权力更大。更糟的是，中国并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有效地监督反腐。目前的机制下，反腐只是内部的自我控制，军队十分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 透明国际的报告指出，中国军队没有私人的承包商，缺乏竞争，也容易滋生腐败。 派曼表示，成千上万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从事营利性活动，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军方所面临的腐败问题。 派曼指出，积极的方面是，军方正在十分严肃地对待腐败。"比如，他们正大举关闭企业，或转让这些企业的所有权。"  中国军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军方和党比政府执行部门的权力更大该组织的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军队的中央集权结构，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风险。 新的"全球国防清廉指数"共对82个国家进行评分。澳大利亚和德国位居榜首，榜尾主要是非洲国家，包括安哥拉、喀麦隆和埃及。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有230万人。官方公布的国防开支2012年增加11.2%，达到6700亿元人民币。 来源：法新社 编译：苗子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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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Jan 2013 11:58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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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民主的辩论和辩论的民主 ――学习《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1998―2003》 Posted: 29 Jan 2013 10:26 AM PST 作者按：值此许良英先生别世之际，愿重发旧文，以追念这位思想者，并循其探索中国之轨迹，索问今天，揭示未来。——自立 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从1998年到2003年，共存43通信件往还。不久前有幸得读此信通结集《许良英与李慎之通信集/1998——2003》。此结集出版形式，当然在民间，无刊号。出版日期是，2004年2月。慎之先生走了近五年。萨斯期间的种种人鬼形迹，尚历历在目。慎之先生走，是不是因为罹患萨斯，李三达（李的公子）说，是在协和隔离了的……；尚有种种不为人知的情形，三达也不知其详，只好留做悬念。我见过一篇评析此信扎的文字，为傅国涌先生做。文章出版时间很早，是在04年吧！但是侧重点放在李先生身上，没有了许、李之间尤为重要的意见对立和善意争执——而这正好是此信札的重点——所以，几年以后，我再来学习之，分析之，不无必要。所以说是许先生的政治素描，是因为此析，从他们关注的人物入手，延伸及政治哲学观点的讨论。这个讨论，可以说，涵盖中国关乎此道者的一切课题，因为他们言及的几乎所有课题，都是中国人，中国政治学中人士，不可或缺的思考范围和思考范式。而且，几乎所有这些课题的讨论，尚未给出最好的答案。虽然，许，李二前辈，已经起头，出发点，已经很高，但是，说他们完结了研讨，笔者不是如此看法。所以，此文以学习笔记的方式，将信札里尤为重要的几个课题携出，望读者续之，接之，继续讨论，以完成一种更加深刻和所谓正确的结论——也许，这个愿望太高，太奢，但是，不进则退，不继续，就会停止，甚至谬种再传，贻误后人。当然，我们给出的分析，完全建设在许，李二先生的基调和基础上，如果有人开了另外的轨迹，也许更好！ 许，李二师给出一些什么题目？ 首先就是民主课题的讨论——这个课题的讨论，关乎到对于顾准先生的讨论——通过对顾准的讨论，回到对于民主在中国这个课题的，也许是最后的答案；也许，不是最后的答案。于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中国政治路线图的构造，首先出现的，是许先生笔下，对于中国政治人物的速写。这个速写的出现，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路线图。 一，顾准的民主说完全错误 这个结论是许先生给出，而为李先生所不同意的。因为李先生给了顾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主先驱者的地位，而许先生，完全不同意。于是，二前辈就此展开信通和讨论。这种讨论温文尔雅，大有民主讨论之风范和中国历史上良性讨论之格调：一如，王（安石），司（马光）之间于古代，一如，民国几次专制，民主课题之辩论。辩论建立的前提，都是首先尊重对方，给出理据，然后，加以驳文。 这样的讨论在当今的网络上，往往转为漫骂——在当今的报章杂志上，了无痕迹。这样的辩论风格和辩论人性，我们觉得，也是今后中国人进行各种辩论的楷模，值得注意，值得学习。 那么，回到主题，顾准的民主说，说了什么？何以许不同意，李同意呢？ 李师说，顾准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都伟大。许认为，“这个论断过于仓促，不符合历史事实。” 许先生批判顾准的“民主目的”说。他说，顾准的民主“终极目的”说，是不对的；这附和了毛的谬论。许说，林肯就说民主是目的。“也可以说，民主的目的就是自由”，民主政府要保证自由权利。许先生说，凡是认为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主义者的说法不对；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必然要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个前提和论断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合逻辑”。许先生说，历史上很多革命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列宁，斯大林等。 二是，“如果把自由民主做为‘终极目的’，就不会存在‘专政’问题。” 三，许师把高建国的《顾准全传》中顾准受熊比特影响说成正面民主价值观，其实，熊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恰好反对民主。 四，许师建议顾准应该读洛克的《政府论》，改变看法，区隔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 五，许不同意说顾准是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旗帜，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说，顾准的民主观没有论及民主和自由，人权之关系，他也没有读过亚理士多德，斯宾诺莎和洛克。“他的混乱思想对王元化、刘军宁产生很大影响”。许师说，刘附和顾，他意外！ 六，许师反对用所谓“宪政”(不知道是时下所言的护法运动中不触及中共宪法的那种宪政，还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取代民主。（许师说，他说服了刘军宁停止用宪政取代民主。） 七，许师认为阿克顿和邱吉尔都崇尚“贵族政治”，不足为训。 八，顾准基本上是完全依据马克思，思路没超出这个框架。 九，重复说，顾准没有读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写过的《希腊城邦制度》，对雅典的城邦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是‘贵族政治’，并说亚理士多德激烈反对民主制。我们两人都通读了亚理士多德的《政治学》，所得到的印象恰恰相反。” 十，刘军宁附和毛贼论，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认为一党专政和文革是“直接民主”，这个解释是“混乱”的。 十一，关于陈独秀的民主观，许师认为，不是他不懂得民主，也不是要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之；而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之。于是，就像我们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文章里说，陈的问题是他要用共产党来取代民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最后，许说，民主观点重点要放在“从希腊开始的西方民主发展史。他提到胡绩伟编纂的《民主论》。 针对关于李师提出之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实质问题，许回答：雅典和近代民主制度，既是形式也是实质，何以如此说？是许师对于台湾记者南方朔的驳斥。南方朔问许，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民主？许答：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不同种类的民主。然后，南方朔发表文章说，许不懂民主。许师说，此人说台湾的民主是他领导——给许师极差印象，“我一生未见过”！ 李师回复许关于民主大论，说到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CY）和实质民主，同意：应该归结到，民主就是民主。 二，泛科学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关系 此前，在论述白璧德先生的文章里，我们曾就他关于泛科学主义，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工具主义与极权主义整体论，全能论和真理论的关系，做过一种浅尝辄止的工作。但是，要点已经给出，倾向已经明确。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对卢梭的民主和极权观念（他的“普遍意志”）做出清理，就无法区隔民粹与民主；如果人们不对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做出限制，就无法认同人文主义和人道，人权和自由。 刚刚说过，希腊民主和整个西方政体竞争之轮替，从民主到僭主，从僭主到贵族，从贵族到独裁，其间的追求之终极目的，恰如法国复辟时代作家基佐所言：这一切，是为了自由！我们在此之前，也引述此言，以澄清希腊或者希腊后政治追求的真谛。现在，在许、李之间，关乎于此的讨论，也让我们倍感亲切！而其症结，又恰好是，要在民主变民粹的转弯中，在坚持所谓科学发展观和原先培根的科学霸权主义之间，既找民主，又求自由——这就不能不把陈独秀祭上的德、赛二生，做一个理性分解。是的，极为可惜，德先生，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变成了民粹先生；赛先生，则完全成为极权主义工具论的船坚炮利；民主成为民贼，德摩克拉西，成为德摩克拉贼；舍此无他！ 现在，我们来看看许、李二人在此方面的讨论。 这里有一个解套。王元化发明取代五四之“新启蒙”；实为“新蒙蔽”运动——就是从一二九时代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运动，到所谓“与五四无关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他们竭力吹捧的未来主义，实在是对于邓时代的肉麻吹捧——并且期待用此取代老启蒙：五四。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发现许、李二先生是首肯五四的，批判新启蒙的。这一点，我们竭力赞同；我们保留的意见是，许师对于五四评介太高，也有过度吹捧之嫌！ 我们看看许、李二师的看法。这个看法原自李慎之的“中国历史上既无科学，也无民主”说——接下来，是他们对于科学和培根主义的讨论。培根主义的讨论，牵涉层面很多。其中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切换，早已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人的共识——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讲的就是这样——而极权主义的根子，既来自真理的绝对性认识论，也来自民主变民粹的革命论，而革命论的先导，就是真理认识说：他们的说法认为，人民总是正确的，他们代表真理；然后，他们躲在人民后面，向人民开枪。 关乎于此，李先生提出他的所谓“价值中立论”；而许先生提出他的科学真理说。他们的阐述分别是—— “……哈维尔……原来是个反理性、反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现代化。”——许。 “有一点我是同意哈维尔的，可能与你会有分歧，即我自以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恰恰彻底的理性主义不能否定神秘主义，不知你以为如何？”——李。 “理性并不排除直觉、惊奇、幻想和神秘。但是神秘不等于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迷信。”——许。 许又说，怀疑主义和科学探索无法相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相对主义。“断言人权，民主概念是相对的（某魁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言论），就是根据相对主义论——而“相对论的本质恰恰是绝对论，相对论的基本公设‘相对性原理’原意是：自然规律不以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而转移。他还说，每个科学家都有对实在本质的信念。 许对哈维尔的观点“世界是客观可知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可以绝对地普遍化”，以及他“反政治的政治”提出否定；说这个反政治的政治是“庸人自扰”。 “承你告知之神秘性和神秘主义的区别，这是我过去一直没有搞清楚的”。——李。 这些讨论很有意义。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观点。这些观点包含： 一，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各归各说论；也就是说，正像许师引述的爱因斯坦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比较，其实就是科学和宗教之比较。这个比较，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可比性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可知性，也就是科学发现，只占据上帝世界之一小部分，不可知，则占据几乎大部分，绝大部分——这也就是宗教存在的根据。 二是，不可比性。本来，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宗教本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性——从苏鲁支教到印度喻伽，从老庄到摩尼教，从基督教到伊斯兰教……都是在以几乎所有方式，制造一种知识本体和本体知识——包括对于这种常常被诠释为梦醒和祈祷的仪式化处理方式——这些方式和认识（理性和非理性的，又结合为一），导致一个总体上的宗教迷梦。也就是说，任何神秘或者神秘主义，信仰或者迷信，至少在历史上，是无法区隔的；三千年前，或者三千年后，何知你现在的科学和理性，是信仰，还是迷信呢？ 二，起码现在，科学层面的“实在”，在科学哲学和实证哲学中已经经过倍受置疑的阶段。从罗素到维特根斯坦的非实在说，已经成为设置后现代哲学的前提——这个条件论的要素，也许，正好和马赫的或者贝克莱的感觉复合说歧路相逢，齐头并进。这个话题太大，打住。 三，哲学层面的可知论和绝对论，正好在维也纳学派中被否定。他们否定的层次很多。其中一个层次，带来了卡尔.波普关于“证伪”学说的库恩式、或者卡尔纳普式反诘。这个反诘的要害，一般而言，就是说，逻辑判断本身，并不指涉实在。人们不是否定老范式，而是抛弃之，改为崇尚一种新范式。也就是说，爱因斯坦真理，只是未来人们看作老范式的真理。（关于施太格缪勒印证的，宇宙和太阳系本身，乃是一种逻辑指涉的说法，因为过于悬殊而不细论）。所有维特根斯坦式定义，只是想说明，任何一种关乎实在的真理和描述（这是许师尤为强调的！），都呈现“物与词之间的原罪”（蒯因语），八别塔不能真正诠释物和实在的同一性——“玫瑰是什么？”无解（见德理达）；其能指所指，远非真理陈述。真理说的相对意义，不是否定爱因斯坦的老范式真理（从未来看），而是指出，仅仅是指出，他，终究会成为一个老范式——像牛顿，或者哥白尼的老范式一模一样。 四，基于这个说法，李师印证的哈维尔关于客观知识，客观真理不复存在说，乃是一种不是真理的真理。这个说法，直接指涉极权主义真理说。因为，极权主义真理说，1，他给出了排他的“真理”，成为党同伐异的“真理”，迫害异端的“真理”，甚至是革命和杀戮的“真理”。这样，这个真理就自然被排除了，在宗教和科学层面都被排除。 2，极权主义认识论及其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日尔曼种族优越论等等）本体论，造就的，就是一种新丛林法则，是猪猡主义和猪权主义认识论。这个，就不赘言了。因为他们要创造毁灭人类文码的“动物庄园”——它和网络过滤何其相似乃尔！ 3，他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本身就是一、两个人的神话和荒诞主义表演。也就是说，以希特勒或者毛一个人的文字符码，一度代替整个人类文字——就是八别塔修建的失败的失败——这个纳粹工程，在毛主义真理中发展到无以复加，且影响迄今。 所以，许，李二人的讨论，没有把宗教本体论和宗教认识论横向比较科学本体论及其限制。因此，他们无法说明人类如何一方面发现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发现一切发现的不可能性：科学无法取代宗教对于知识的摒除和摒除后的亚当夏娃式忏悔和服膺——关于上帝的论证和不可论证，从圣.安瑟伦到罗素，都如履薄冰，颤颤巍巍，迄今无解。当实证主义哲学家放弃上帝主题后，他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感到惶然（见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关于上帝的谈话）。故此，简单言说科学真理，规避宗教指涉的茫然世界，往往是看见树木，不见森林。 许、李二师也讨论了培根的归纳真理说。这个说法，我们多次引证过罗素的说法，鸡只被扼千百次，也不知道得出自身要被扼死的命运。国人现在的文革好，是人民起义；毛好，是平均主义宗师；党好，是改革的恩赐者，诸如此类，都是归纳失败之证据。中国人何以这样既不能演绎，又不能归纳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自由与其说是给出真理，不如说，是给出讨论真理无限趋近（卡尔.波普的看法）的平台。言论自由或者程序民主，就是辩论的永恒性不可以剥夺。等等。而民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关于许、李二人涉及的，政治是不是肮脏的问题。我们说，政治的亚理士多德定义，不如阿伦特的定义来得清晰。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的解释，正好是民主政治的写照（见其关于极权主义政治说）。现在关于“政治肮脏”的说法，并不见得有多少严肃性。我们比较侧重许先生关乎于此的说法。 三，政治全球化的国际困境 李先生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纪念时期撰文，提出对于亚洲价值论的批判。可谓一声炮响，给国人送来了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二次到来，当然继承了胡适之先生再早的自由主义诉求。美国人把慎之先生称为自由主义“教主”——“archbishop”——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叶（见美国《时代》杂志）。 问题的给出，带来很大建设性意义。因为亚洲价值论的迷雾，当时正好铺天盖地，以附和邓主义的镇压和剥夺，且美其名为：威权主义。其间，正如信札所言，有许师提到的吴嫁祥、金冠涛、肖公勤等人，这样倡导威权主义（许言，后来，肖先生取消了他的威权主义说法；……汪晖、崔之元等，当然更加“面目可憎”，他们竭力支撑“新左”，诋毁右军。）. 李先生说，“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化价值，才有前途”。许师回复，他好像写过一文，就此问题发言，惜未得见。 我们在讨论改革三十年时，写过关于全球民主化遭遇资本全球化阻挠，而产生困境的文字。一种说法是，“民主国际”正在形成，号令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以适应政治全球化过程；但是改革由谁主导，他们多半期望中共。这就产生了悖论——我们的说法是，这个“民主国际”，与其说已经形成，不如说还在襁褓之中。他的作用，并未见得可以盖过西方国家之战略考量和利益考量。近期，西方国家对于德国总理拉开和北京的距离，评价过高。现在，德国人正在转弯，转回到利益外交的外交格局之中。这个现实，并非一种偶然。预计这个世界“中国化”的过程，会为李慎之的“亚洲价值论”，横增一笔：“中国价值论”。也就是说，世界市场全球化过程，并未将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结合于亚洲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这是一场真正的博弈。这场博弈，鹿死谁手，从历史，现实两个层面看，都不甚乐观。 在历史层面，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之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的国家利益观之老罗斯福主义，正好分别作用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人在定位中国定义的时候，还无准确的说法。这个朦胧诗的政治判断，既给美国人很多经济空间，也给中共，很多政治空间（当然也包扩经济文化和外交空间）。历史上，“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说法，屡屡成为美国人抛弃民主势力的说辞——在四十年代末，对于中国国民党人的抛弃；五十年代，对于匈牙利纳吉的抛弃；七十年代，对于毛危机的拯救（他面临林彪事件危机），以至于和中共建交；六十年代，戴高乐和中共建交；六四以后，美国政府对于邓政府的支持。诸如此类，都说明，美国人并未要实行李先生耿耿于怀的和平演变，而只是看重中国无规则“官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美国人确也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势头，会发展到所有这些支持中国价值者，出现在北京奥运会贵宾席上。这是李师更觉失望的所在吧！ 我们原意再次引述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增展依靠外部市场的非民主价值说的言论，以补充上述二师长未见展开的话题。 这些卢森堡言说是——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到—— “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 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过一次 的事件，或者只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 素为生。”（均见阿论特《黑暗中的人们》） 这也就是人们说的，列宁主义的中国市场经济，不单是构造中国官场经济唯一的要素，国际资本和西方政府的袒护和输入，也是中国官场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的更主要要素。这一点，未见李、许二人给予明示。我们常常听到国内外左派的说法。为何你们，如，香港民主派，不追究英国时代之香港不民主，而偏偏要在香港回归后大谈民主！这就是阿伦特说的，民主宗主国的历史缺憾——他们不在殖民地实行民主——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这个缺憾，被中国现在庞大的所谓市场所化解，所遮蔽——来吧！这里已经重新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是的，中国改革的外因、内因都还是老样子——甚至和清末，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期的所谓世界市场格局，并无本质改变。只是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改变为经济力量，如此而已——而西方国家对于老佛爷的支持，已改变成为对于老邓及后的支持——他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镇压和剥夺，叫嚷出一种逻辑。我们称之为本末倒置的逻辑：你是一个什么政权，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施行人权政治——也就是，你们是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并不重要，但是，你们要在我们认可这个国家的前提下，改善人权——这个逻辑成立吗？ 这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言之“救党之道”于其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共主导消灭中共之政改，有可能？会实现吗？这和李先生另外讲到的：这不合他们的立党之本，彻底相背。 许师言：“那个被海外媒体吹捧为开明派潘岳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据说起草人是张显杨），文末已经清楚表明：‘防止自由化思潮泛滥’，‘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决不能搞新闻自由’，‘不能搞军队国家化’，‘决不能搞全民公决和全民普选’，‘中国政治现代化，不是政治民主化’。……真是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许师说，你（指李慎之）接受法广采访，“对邓的评价也过高了”。……然而，许的贬邓褒胡，我们亦不苟同也！道理在于，胡，是不是有西方政治学的足够资源——他是不是出道于非党文化教育。这个争执在许、李二人对于蒋介石的态度上可见端倪。他们都是、也许不同意“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这样说法的。但是，历史难道不是这样书写的吗！ 四，关于李慎之“半个儒家”说法的思考 儒学问题；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问题——这些问题近来炒得火热——但是，惜未见得说得清楚的高士出现。我们写过几篇文章，和许、李二师的讨论暗合。许先生看来是比较彻底否定儒学和儒家的。他的根据是科学，民主——就是五四精神——他充分肯定五四精神 和五四启蒙精神——和王元化的“新启蒙”划清界限。但是，许师对于所谓冬烘中人如马一孚先生的否定，却又大有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其实枉顾了吴宓先生的观点——吴宓先生的反对五四的大观点，我们前此已经有文章说明。吴先生1920年就对五四进行了批判。这个批判的主导精神，其实恰好和许师倡导的研读亚理士多德政治学，不谋而合；吴宓主要观点就是：五四未引进西方主流思潮，如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而是引进了马克思和易卜生。这个舍本求末的做法之另一层面，就是五四抛弃孔孟之道而转向法家，从而引出对于人道和仁义的抛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暴力革命和列宁主义。这个伟大的吴宓启示，在二公信札中，未见痕迹，是惜乎为憾的事情。 李先生说，“他是半个儒家”，因为，他觉得，儒学还是要强于毛的极权主义——他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 这样，李先生的看法，就和许的看法不尽相同。因为，李先生说过，关于陈寅恪是自由主义的话。但是，这个看法许先生不同意。 这里面层次和角度甚多。我们学习二公观点，要逐一进行剖析。这个剖析之一是，儒家的历史文化定位，不能因为五四出现而被否定，而且要全部，干净，彻底否定。因为，我们说过，五千年文化轴心说（见雅斯倍斯观点）中含有孔孟，当然还有基督教，佛教，和苏鲁支教等）。这个历史事实，既证明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的互相关系，也说明，任何取代孔孟的说法，只是狗尾续貂，没有成绩。 二，严格说明和批判儒学的政治意函，说明其为所谓封建官僚集团和皇家宠信阶层的媾和物，且经过独尊儒术以后，更加成为专制主义的文化精髓（函其补充成分，如，道家，佛家，游民思想）。虽然，这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曾经产生过某种制衡于宠信阶层的政治作用——如马科斯.韦伯和利马窦等人的说法——但是，这个官僚、宠信阶层的最后合一，使得儒学和儒家，成为一种倒退甚至死亡的历史和学术现象——正如约翰.穆勒所言，那是一种停滞的文化）甚至如韦伯所言，这个文化只能产生布尔什维克！）遂产生人们追回道统，正统和学统的讨论。 三，于是，诚如伟大的陈寅恪所言，儒家儒学之亡，在于没有承载之的体制。我们说，极权主义文化机制，像一种漏勺，只能滴尽儒学的精髓而使其归于腐败。 四，1958年，台湾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等人的新儒学宣言，和三十年代新儒学宣言，都是不涉政治体制的空中楼阁，不能使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专制，集权有丝毫触动。所以，接下来，中共现在的儒学喧嚣，更是一种荒诞奇谈。我们所谓新新儒学，当然是指这种所谓中共软实力的岂有此理！ 于是，许、李二人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所留下的遗产，一半，值得关注，一半，值得遗憾。遗憾处是，他们像所有学述中人一样，未见得对于现在的儒学判断，给出杰出观念，甚至，还不如其他学人。比如，吴宓，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现在大儒。他的大儒精神，就在于他以儒家的精神，对抗了共产党！为什么儒家会对抗共产党？因为，首先，共产党帝师合一论，毛亲爹娘论，使得天人合一论中的准上帝精神，归于覆灭，毛帝，成为取代孔师的上帝——这个极权主义特征，为中国千年专制文化所未见——而这个东西的关键，就是区隔专制和极权。许、李二人谈及专制时候，往往不见卓越，因为他们无视西方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及其载体性质——而往往很容易把某种专制、开明专制和极权主义（甚至李先生之后极权）混淆。许师说过，所谓启蒙运动来自英国；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就是操弄专制主义国家的拿破仑，俾斯麦甚至梅特涅——在法国复辟时代出现的，“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一类说法（见夏多布里昂语），创造了专制主义中最初一轮自由主义——甚至，这个自由主义，来得更早，早到12世纪的英国市民社会和十六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看到过，伊拉丝莫的对于皇帝的基督教教育说，也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璧。这个历史，在夏多布里昂，基佐，勒南等人的书中，都有说法。说启蒙只是民主的产物，不对！专制主义产生过辉煌文化，东、西方皆如此——而极权主义，就是消灭文化，只剩下毛语录。在蒋介石专制主义里，不是也存在民主（的多少之问题）吗！他的大学，报纸，宗教，他的人物，文化，社会，皆是。这个内容，应该是许、李二师的亲历，不可不察，不可不认也！当然，专制就是专制，他缺少民主内涵，自不待言。 故此，我们看过信札以后，对于李师的半个儒家，是不得要领的；对于许师的完全否儒，也并不全然赞同。那么，怎么办？其实，还是一句话，只有民主化，可以化解这个上帝和凯撒各归各属的问题。至于人们如何筛选和选择自身的宗教，那个政教脱离的政府，自有做法——这个做法，就是现在西方民主政府的做法——现在，那种漏勺主义，不足为训，他们根本不配谈论任何宗教和准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耶稣和佛陀加入共产党！你说，这个东西，是东西吗？！至于专制主义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在推翻之，改变为极权或者改变为民主以后，要另起炉灶？是的。问题是，改变专制，朝向极权，就是文化连锅端主义，看看毛和三个代表！改变专制，朝向民主，就是政教分离，文化回归，各得其所也！这个问题，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重说一边！不是儒家不可以批判继承，而是共产党无法继承儒家，因为他要对儒家，取其糟粕，撇其精华——政治多元化以后的社会，当然会把所谓现代化和儒学结合，施行德理达式的解构：解构，不是破旧立新和彻底颠覆，而是结构和解构的双向发展。这个道理，比较深刻，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所以，一般而言，五四打倒孔子，不对！现在，说孔子为丧家之犬，不对！那么，由共产党这个怪物来左右孔子，掏空老圣人的一切圣义，就对吗？那当然更加荒唐！ 李师说，中国是没有宗教而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是什么？就是封建，或者破封建以后，皇家政治不可以在宗教和思想上取代孔孟，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做法，这个系统，和中共做法迥异：恰恰是中共，要使得全国人民统一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这样，历代皇朝尊奉的那个准上帝意识形态，就跌入谷底，不得翻身了。所谓封建文化的隙地就片瓦不存了。我们说过多次，屈原和李白，曹雪芹和王国维，都不是民主产物，却是地地道道的文化，而且是伟大文化——这是中共五十多年和中国五千多年之迥然不同。这个不同，在未来主义政治中，也许可以解构和结构：那就是，把儒学放入一种学术和宗教格式中，使其不得干预民主和自由。这个做法可行否？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有人说，未来中国是基督教世界了——那又何妨？政教分离，即是。 五，精英主义在东、西方的不同性质 许、李二师对于精英主义颇有微词，大致的讨论，包含如何看待顾准及其同僚的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指向对精英的批判。此前，在考量毛文革究竟是（直接）民主，还是专制时，许师澄清了坊间混乱的看法。而李师认为，新威权主义含有某种精英主义味道，是误导国人的一种做法。他们特别指出：《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时候，鱼龙混杂，斑驳陆离，使得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蒙蔽”——这个现象和三十年代的“新蒙蔽”遥相呼应，真伪并包，亟须分析辨正，还来真相。这个启发，今天看来，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警醒。这个提示来自许、李二师。 李师说，“你对精英政治反感，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有权决定译名，当时外电常提及苏联的elite，我就叫他们译作权贵。与你所称所见相同。不过关于精英分子和精英政治，则还当别论。其实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政体，都可以算是精英统治，因为掌权的总是少数人，也只能是少数人。（二十年前中国的elite是指‘政治上的强人’，现在靠什么人，我一下定义不了，……任何国家（中国也在内）要进步，必须有你所说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你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形容是十分精彩的，我读了好几遍。……但是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而言，最难的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使这批人能真正成为思想领导者。我觉得让自由主义成为思想领导者，简直有些不可能。” 那么，李师欣赏许师的那些看法呢？ 许师说，“由于我认为民主精神对自身的要求，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对于那些自命‘精英’的人，我是不敢恭维的。‘精英’（elite）（许在此用的师法文——自立注）这个词来源于‘权贵’和‘贵族’，也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寡头’政治。1988年国内有人在《政治学研究。和《走向未来》上叫嚷西方民主理论的‘破产’（请注意，现在人们一股脑吹捧这个《未来》是失之偏颇的——自立注），鼓吹‘精英政治’，与随后的‘新权威主义’互为呼应。从此，我对精英十分反感，他们是把中国引向专制主义。我深信，中国要实行民主，不能指望这些精英，而只能指望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我们的看法，秉承这些起点。 只是要说明，其实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事务的两张皮：如，法国人古.勒邦(Gustave Le Bon)，的哲学，就把精英主义定位为极权主义的前提——他的书，成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圭皋。而人民，人民革命，“人民文革”，则成为东方纳粹的言行准则。列宁和毛的观点殊途同归。列宁侧重的精英灌输和毛侧重的人民正确论，成为一币两面，不可分割。列宁说过，他们这号人的政治身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出自列宁本人；接下来，列宁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灌输；工人阶级自身，只能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这是列宁主义非常著名的观点，只可惜记住这个论点的人不多。是的，列宁主义秉承了勒邦的精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成为勾勒共产党极权和极左政权的一支画笔。这个列宁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们夺取政权以后，就炮制出“领袖，政党，人民”的统治原则；这个原则号称以民主集中制为党内生活原则，更上升为国家统治原则。于是，民主逐渐被集中蚕食，人民和政党，逐渐被领袖吞没。所有的政治程序，正好反其道于民主程序。这个东西，已经不是理论，而是历史。到了斯大林，这个特征，变得无以复加，不可理喻。于是，我们看见，列宁主义和西方精英论，有的一比！ 在毛这里，角度不同，但是，他们殊途同归。因为毛的民主集中制，最后，也是从“人民，政党，领袖”原则，变成领袖唯一，唯此唯大，压倒一切，简直超过任何下设臣属的天皇老子了！但是，毛的言说角度，不是精英论，而是人民论。他从来不会像列宁同志那样，说他自己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和雄文四卷，完全相背——毛说，他是“人民万岁”者；他常常跑到群众集会上，这样吼叫。他蔑视一切知识分子；如果有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话。可是，人们只要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列宁主义灌输法对于毛，也一样适用。他的灌输法，就由林彪发明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人人自危，三省吾身、吾思于毛！甚至女同志的热爱毛主席，竟然也知道究竟是思维上的热爱，还是肉体上的热爱……毛，三宫六院，也许，也是七十二偏妃——这个东西，皇朝代代有，毛也不新鲜；新鲜的是，毛还要告诉你，他的话是一句顶万句，他的人，是一个顶万人。这下子糟糕了，列宁主义的灌输，成了毛对于六亿人民的大奸污！这完全不是什么精英不精英的问题，完全是“日日新，苟日新”的那种内涵之外的内涵了。这个事情的结局就是，毛的民粹主义，成为他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败类主义）之换一种说法。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类似G..勒邦等人所言，东、西方都是在搞这个精英主义，于是美国总统和老列、老毛无区别。他的这个话，就说得不对了。一如有人说，台湾现在也是在搞文革，到处示威游行，乱糟糟。但是，台湾究竟是不是搞文革，民主国家，是不是搞文革，现在，法国人纪念68年学潮，法国人68年，是不是搞文革——我们回答：不是！ 为什么？就是上述所言，民主精英们和极权主义领袖的言说和操弄（权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表面类同，实质大异。这里原因甚多。一个主导性原则是，民主领袖不可以帝师合一，垄断天下——剥夺一切资源：函天地，生态，人命，上帝，资本，国土，政党，团体，报纸，宪法，机构，人员……几乎一切一切；他们在反对反对党存在的前提下，甚至可以滥杀同党，滥杀无辜，如，杀掉刘少奇等。试问，乱糟糟的民主社会，谁可以这样大一统，大统一呢？ 二是，精英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也可以垄断话语权和某种思想学术资源，甚至可以垄断政治和经济资源之主导部分。但是，他们必须起码表面上完成民主程序。没有任何民主领袖和民主学人，可以“打倒吴晗邓拓廖末莎”，把高尔基关进金笼子。（乔姆斯基如果被关到五七干校里去了，他的美国批判论就会变质，这是勿庸置疑的；更不要说，如果红卫兵把他一通痛揍。） 这是事情的基本区别。我们说，你在台湾可以痛骂阿扁——这就是民主——你在文革期间骂骂老毛试试，你会死一百次！ 许、李二师尤为关注的，正好是他们通过其文章，沙龙和聚会如何可以影响或者启蒙于国人。李师关注建设公民意识，是人人皆知的伟大努力；李师说，他无野心影响国人，影响“一小撮”，足矣！ 这件事情，笔者一直以来，惶然不得所解。因为，人们看到，不管是李师、还是许师，他们具备四十年代入党者、“两头真”风格的强烈意识。他们总是想影响一小撮，或者一大堆——这个考虑，也许很对。但是，当我看见现在七老八十之耄耋，很多是“两头真”追求者，他们又成为了一代所谓小青年自由主义(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受影响者——就像一二九时代的小青年，成为了毛主义或者艾思奇等人的受影响者。 这其中，难道没有可以值得反思的轨迹吗？ 这个轨迹的指向其实非常明确。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的批判，就是号召国人尽可能挽回民国的价值建设，使得蒋介石甚至经国先生的民主过程重现于大陆——其他任何借镜都是只嫌其远，隔靴搔痒。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价值论的言说和践行，固然辉煌富庶，但是，毕竟东方，西方有异——二蒋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借镜。我们引用李师的看法做出总结；这些看法，是他其实超越“两头真”，不同于党内改革派和谢韬主义的所在。“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1976－77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这一点笔者不能苟同——自立注）。全民对民主化的常识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你告诉我，海外人士连启蒙的必要都不承认，又使我谅了半截。”——李言。 （全文完） 2/29/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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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Jan 2013 09:49 AM PST
【新世纪特稿2013年1月29日】
昨晚胡少安来电话，告知老友许良英去世的消息。前些天，许的夫人-历史学者王来棣去世，不久许本人也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医生说如再不醒来，有成为植物人的危险。现在，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许良英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我们的民主法治改革的战友。他的去世是为我们的重大损失。我感到十分悲痛！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与他就结识了。1976年初过春节时，我从沙洋五七干校获准返京回家，在厂甸旧书摊中偶然买到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写信给许，他立即回信，并将其第一二卷寄赠给我。我看后才知道，第一二卷都是讲的天体物理学，我一点也看不懂。第三卷为社会政治评论文集。其中一篇讲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管理公有财产的官员们能否有民主监督，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意）这段话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给了我以重大启示。后来才读到南斯拉夫第四号人物-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奥地利著名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夫的《社会主义-通向奴役之路》，（台湾殷海光译）更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一书给我印象极深。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为了纪念反右三十周年，提出召开右派问题研讨会（见图）。许良英还给我写了邀请函，希望我参加。但是，钱伟长将此事向邓小平告密，邓即发怒，下令制止该会的举行。同时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因为邓错将许良英记成王若望，许方逃过一劫。
1989年2月，我主持的"法制与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所"在首钢召开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会。许良英应邀出席并带来许多自然科学家签署的，向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请愿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央发出的三封请愿书中的第二封）与会很多学者，作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如：李洪林，张显扬，戈扬等。
当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学生悼念并示威游行。几天后，许良英给我打电话，介绍北大的一个学生找我，后又取消了。但是当晚北大学生刘刚还是来到我家。他拿出北大自治学生会的章程和宣言草稿，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修改。我表示这事我不便参与。刘刚表示不满，说："你们只是号召民主，而不做实事。"他还是让我提意见，我便在宣言草稿上做了些文字修饰。过后许良英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给我找了麻烦。原来许并不同意刘刚来找我的。六四以后，我被关进武警学校时，专案组老王询问我这件事。我说明后，第二天老王就取来当时我改过几个字的草稿，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90年底解除我的"监视居住"被释放回家。2月份，许良英约我写一篇关于政改与民主的文章，他也同时写了一篇，共同发表出来。其后，1994年春季的一个大风天，丁子霖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本英文书赠送给我，现在她手上，是否去她那里取书。我看风太大，就说改日吧。当天下午，丁子霖，蒋良坤夫妇来到我家送书，并拿出一份"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制"的信，让我签名，我立即同意并签了名。当晚，我考虑，我正向当局申请赴美讲学（三年来，美国几个大学多次邀请我出去讲学，公安部一直未批）我怕这个签名会影响我的出国申请。次日上午，我找到许良英，告他我现在的处境，许同意为我撤出签名。后来我听说他们又找了邵燕祥等两三个人签名后发表了。丁子霖还说有一人参加签名后又退出了。我深感许良英的宽厚大度，对人的体谅，理解。
2005年，我在美国旅居十一年后回国。我与许良英通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他的民主论一文中的段落，他很高兴。我们对有些中青年人在发表文章中总是喜欢自我作古，发表任何理论都表示是自己的创建，不遵守世界学术界的惯例，不尊重别人的创意很是反感。后来我听说他和李慎之曾相互通信，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向他提起此事，他立即将他们的讨论通信发给我。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也同我讨论他的观点。
2008年底《零八宪章》草稿曾有人向他征求意见并签名。他对文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十分认真慎重。因一些提法没有达成一致而没有签名。但是他表达了对这个文稿总体的支持。
朱厚泽逝世时，在向朱厚泽遗体告别会上，我遇到许良英。他已做了轮椅，但是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许良英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对我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十分巨大。他身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为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奔走呼唤，成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治学认真严谨，对人宽厚宽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敬仰！
20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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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3 06:20 PM PST 2013年01月30日 台蘋 南京虎踞龍蟠，山明水秀，地理位置極佳，歷代中國許多王朝在此建都，但是這裡除南京大屠殺之外，還發生多次屠城浩劫，風水師傅都知道南京枉死人太多，陰氣很重。
歷史重演南京屠城 歷史記載，548年梁武帝侯景叛亂和1130年金軍大屠殺，南京人口去掉大半。遠的不說，1853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攻下南京，百萬生靈塗炭，河水皆赤。這是近代第一次南京大屠殺。 十年後，1864年曾國藩率湘軍反攻，南京城內血流成河，「秦淮長河，屍骨如麻」。曾國藩是替滿人賣命的讀書人，他的文集流傳後世，但他的部隊殺起同文同種的同胞，比起日本人殺中國人一點也不含糊，這是近代第二次南京大屠殺。 蔣介石清黨時，在南京雨花台這個刑場，到底殺了多少人，不管10萬，15萬或20萬，其中有不少中共早期領導人，包括劉少奇第一任夫人，許多新四軍和八路軍的將領。中共建政初期，每年在雨花台盛大舉行烈士忠魂悼念會，嚴厲譴責蔣記集團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 去年年底，中國導演馮小剛拍《1942》電影，把觀眾帶回到70年前，河南大旱災千百萬民眾大逃亡，活活餓死300萬人，相當於三座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難者總數，這個片子是對國民黨無能與腐化的控訴。
飢荒餓死3千萬人 但是中共建政十年後的1962年大飢荒，僅河南信陽就餓死100萬人，全中國死亡3千萬人以上，中國人至今保持沉默，「新中國」永遠與人民站在一起，但迄今從來沒有為幾千萬老百姓在正常年景中活活餓死而致哀或道歉。 出身新華社的《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4年前出版了《墓碑》一書，詳細記載1962年這段歷史，去年這本書德文版問世，有人讚揚楊繼繩是中國的索忍尼辛。他的著作在中國不能出版，也是意料中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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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3 04:00 PM PST 2013-01-28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对待历史遗留问题 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年1月东德的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185公里档案柜长，大约1.55万麻包被撕碎的档案，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47公里长的胶卷，照片160万张。大量卷宗详细地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那个时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的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所以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主张清算此种行为。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5.78,0.01,0.17%)"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专制国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他当选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间在东欧引起很大震动。 剧变以后，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于波兰的独特经验，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为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做出贡献。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档案法》为如何获取档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监视的个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从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命运。此外，档案还有助于对重要岗位的官员和职员进行核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可以申请查阅卷宗，以便从事历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项目。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档案法》中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12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条a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在11月7日前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东德人曾谈之色变的"斯塔西"。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1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49栋建筑物，约9万正式员工和19万的"线人"队伍，其中1万人是未成年人，2万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2%。它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9万封信。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东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作为秘密警察应该无所不知"；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 "斯塔西是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下面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管理委员会的人员座谈时的问答：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GDP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秘密警察的很多经费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1/95的线人，共18.9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人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1930-1940年代大约有60万线人。但是东德很多人是主动告密的，所以才发展了这么庞大的线人队伍。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1987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不成比例，所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外汇保证柏林墙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1989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当年的中国让我们震惊。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共产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他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1956到1965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67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还原出更为真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一定要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问：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 答：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人士"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 问：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他们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了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万麻包碎片。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我们刚接手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有1600人，联邦预算每年有9000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人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两人同时在场，有严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会出台。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1989年时有人提议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当初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以斯塔西为原型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这种政府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考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前体制者"至今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个人都不再成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地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 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民族警觉" 德国人的自觉反思和拒绝遗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了一种"民族警觉"的可贵品质。他们不断告诫自己，我们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中走出来，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为了防止过去的悲剧重演，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质问、自我反省，因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把我们与其他民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能置身事外。对此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警醒，索尔仁尼琴曾说："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我坚守的最起码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假如我们连不参与撒谎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就真的一钱不值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玛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遗忘。"这个社会稀缺的是真实和勇于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抗拒遗忘，抗拒虚假、抗拒伪造历史、抗拒一元化史观，那它就能够战胜自己，就能够从自己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否则记忆不全的和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民族，就会重蹈覆辙。 已经成为"记忆博物馆"的斯塔西向人们警示，由于一个体制缺乏合法性，经不起自由认同的选择，就不得不把所有创造力用于恐吓和监视具有离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所以它就会畸形发展，无限扩大，以至于发展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制度的国家机器。这种癌变般的国家机器企图利用个人的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的弱点来进行统治。它以潜意识的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诱饵，编织起一张把每个人都网罗其中的大网，以"告密文化"来衡量对现政权的忠诚度。 在这种氛围里，一方面政府鼓励人们大义灭亲，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制造惊恐不安的恐怖氛围，迫使人们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把社会划分成"专政者"和"被专政者"，划分成盯梢者、窃听者、告密者的线人和被监视者。很多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当中，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装在档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样快速传染，人们彼此毒害。这是一个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形成了公众与制度间的"共谋关系"。到处都可以见到人性的挣扎和自甘堕落的博弈，人们不断地发问："是做螺丝钉还是做自己？以权力来决定对错和善恶的盲点在哪里？" 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怖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不但违反左派理论，也违反人性。窃听和私拆信件是对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的最大伤害，针对普通人的窃听触犯了法律的底线，这是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无论对个人隐私无论以何种方式窃听窃取，都是对公民生活的强行介入。它已经触犯了人权的底线。一个良性的社会可以诱发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笼罩，就会激发人性恶的一面大行其道。制造恐惧的人本来是要使别人失去安全感，但令制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后连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正常的社会在败坏着每个人的生活，统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东德的张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牢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的那句话："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 把这段潜藏的记忆裸露出来，并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经迫不得已助纣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他们说："我们努力就是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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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3 03:04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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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3 02:18 PM PST
（世界新聞網 January 29, 2013） 北京的隆冬時節，1月28日下午1時25分，中國著名物理學家和思想家許良英先生，病逝北京海淀醫院，終年93歲。在其夫人王來棣先行一步不到一個月後，北京這位「三真之人」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
說許良英是「三真之人」，是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是他的人生信條，也是他給人們立下的榜樣。許良英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但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卻十分離奇。他1957年被畫為右派，開除黨籍，送去強制勞改。到1978年被恢復黨籍，1985年再次被開除黨籍。
除堅持要做「三真之人」，許良英視民主、理性、科學為他最熱愛的三個關鍵詞。也正為此，他到晚年，仍然被中共黨內一些人視為異己，而且是眼中釘、肉中刺那種異己。
許良英曾經說，他是活過三世的人，在其三世中，除中共建政前，他曾是浙江大學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外，令人感慨的可能是他最後一世，也即是他生命中最後三、四十年。
以學術活動來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故鄉臨海張家渡的油燈下編譯出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他重返中國科學院後，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稱作名為簡史的「大書」。
以政治活動來說，早在1986年，他與方勵之等人發起反右運動30周年歷史討論會，在那幾位後來當了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大知識分子告密下，討論會流產，許良英也就再度成為異己。
但在中國知識界，沒有停止思想的許良英，被視為最有良知的英才。有人認為，在中國社會走向開放的黑暗隧道中，許良英點起了一盞明燈，在中國政治向現代化的轉型中，許良英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典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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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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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08:03 PM PST
网络图片赵红霞连清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1月31日这一周来，恐怕中国人最想看到的一张脸，就是赵红霞的脸。她比任何一个明星都具有吸引力，都神秘，都令人期待。 关于赵红霞以一人之力，拉下了重庆十位厅级高官，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一段新的“都市传奇”(urban legend)。人们对于这位无意之中成为了重庆官场大洗牌的女性，冠以各种各样的称呼，最常见的就是“床上反腐英雄”。 讽刺的是，这位英雄显然已经悄然陨落。媒体报道，她已经被批捕，甚至于她的庐山真面也成为了人们好奇和追逐的目标。 当然，这种称呼多少带有些戏谑的成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赵红霞其实只是这场重庆官场闹剧里的配角而已，更重要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地产商人肖烨，是他雇佣了赵红霞，去性贿赂那些高级官员，偷拍视频和捉奸，并且试图从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帮助”；另外一个人是爆料人朱瑞峰，是他所掌握的视频材料，以及他在自己的“人民监督网”的爆料中，引爆了雷政富的不雅视频，致有其后重庆官场的地震。 从《南方人物周刊》对于朱瑞峰的专访中可以看出，朱瑞峰乃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爆料人。他非常清楚怎样的料能够引发社会的轰动，并且如何才能取得可靠而有用的信源，从而对于贪腐的官员进行致命的一击。并且，他十分善于利用官场之间的内斗，也就是政治斗争，来进行反腐的爆料。在雷政富这个个案之中，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朱瑞峰称，恰恰是来自公安机关的内线，给他提供了雷政富准确而真实的视频，使得这场风暴得以成型。 可是，这是一个多么诡异而令人惊骇的情形。本身就是公权力本身的公安机关的线人，早就掌握了雷政富的犯罪事实，他们并没有采用自己的公权力通过正常或者法律的手段，来对雷政富采取措施，反而通过作为普通公民的朱瑞峰，以引发公众和舆论注意的方式，来引爆对于重庆官场的冲击和洗牌。到底是一场通过群众斗倒政敌的传统戏码，还是公安机关本身其实无力挑战这么黑暗的官场？ 若无朱瑞峰这个公民爆料人，那么，十几人的贪腐群体，甚至如朱瑞峰所说，还有更高级别的官员群体，能否被挑战，能否被调查？不得而知。 公权力的权威，以及反腐的制度设计，到底在哪里？ 我这段时间常常思考另外一起情色腐败事件：常艳的“小说”导致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落马。常艳为什么会以真实的姓名，来揭发衣俊卿？我认为，她就是一颗“人体炸弹”。她引爆了自己，以倾泻自己为衣俊卿所侮辱的耻辱，并且报复衣俊卿对自己的不公待遇。 人们在讨论朱瑞峰这样的公民爆料人，常艳这样的自我引爆，以及同样是各类“都市传奇”的二奶反腐的有效性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打击腐败的主力力量，应当是制度设计和公权力部门。惟有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能够防范腐败以各种形式滋生，惟有公权力部门的有效与不懈的努力，才能真正有效并且彻底地消灭腐败。 朱瑞峰的爆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他自己承认了，只有情色事件，才能引发公众的大量关注；并且政治斗争也几乎是爆料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缺少这两个要素，爆料很难成功。他手上不乏猛料，但对于整个社会的腐败而言，恐怕只是沧海一粟吧？常艳引爆了自己，又有多少人最后选择了忍气吞声，在屈辱和悲愤之中，熬过了漫漫的一生？有几个人，能够不顾家庭与生命，选择如此暴烈的行为？至于二奶反腐，更是一种难以依赖的途径。“二奶”或情人实质上乃是与官员之间的一种交易：以性来换取利益。惟有交易不成功，方才有二奶反腐这件事。那么，又有多少是交易成功，双方对于交易价格都满意的呢？ 依赖爆料人、“自杀性袭击”和交易失败的反腐，到最后，都不过是“间歇性”反腐。人们其实也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多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制度反腐根本缺少入口的前提下，各种方式的民间反腐，毕竟聊胜于无。而官方大力提倡和支持民间反腐、微博反腐、二奶反腐的理由，无非是在制度反腐根本缺乏动力的前提下，对于公众反腐需求的一种官样文章。 刺穿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常识，那么“床上反腐英雄”的陨落就是一种必然。赵红霞必然不是一个真英雄，而民间反腐也不是一场真反腐。它乃是又一场大戏而已。官方依旧是导演，而民间依旧是看客。民间的串场和喝彩，毕竟不是真家伙，戏台上的人，自有自己的戏码。 连清川是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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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05:54 PM PST NICOLE PERLROTH 报道 2013年01月31日旧金山——在过去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黑客一直不断攻击《纽约时报》，侵入公司电脑，盗取记者和其他员工的密码。 经过秘密跟踪侵入者，研究他们的举动，并建立更好的防御系统阻止入侵，《纽约时报》及电脑安全专家已经驱逐了侵入者，并阻止了他们继续入侵。 黑客入侵正好发生在《纽约时报》10月25日发表一篇调查报道的时候。报道发现，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亲属通过商业交易积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财富。 《纽约时报》聘请了安全专家侦测并阻止电脑攻击，他们收集的数字证据说明，中国黑客侵入了《纽约时报》的电脑网络。据此前技术咨询人士的分析，他们使用的技术与中国军方有关。黑客侵入了《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以及印度的南亚分社社长杨金新(Jim Yardley)的邮箱；前者发表了有关温家宝亲属的那篇文章，后者之前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吉尔・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 说，“计算机安全专家没有发现证据证明，一些与温家宝家族的文章有关的敏感邮件和文件遭人入侵、下载或复制。” 《纽约时报》聘请的Mandiant公司的计算机安全专家表示，黑客试图掩盖针对《纽约时报》的攻击的源头，他们首先入侵美国大学的电脑，然后通过那些电脑实施攻击。Mandiant此前侦测到的多次源自中国的黑客攻击，手法与此相符。 黑客首先安装恶意软件，从而得以侵入《纽约时报》网络的任何一台电脑。计算机安全专家确认，这种恶意软件是一种与来自中国的计算机攻击有关的软件。此外，发动这些攻击的电脑正是此前中国军方曾用来攻击美军承包商的电脑，这也为黑客的来源提供了更多证据。 安全专家找到证据证明，黑客盗取了公司所有员工的密码，并利用密码入侵了53台员工的电脑，涉及的员工多数不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安全专家没有发现证据说明黑客利用盗取的密码寻找与温家宝家族相关报道无关的信息。 安全专家表示，《纽约时报》的客户数据没有丢失。 当被问及有证据显示黑客来自中国，而且可能与军方有关，中国国防部称，“中国法律禁止包括黑客行为在内的任何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国防部补充道，“没有充分证据就指责中国军队进行网络攻击，是不专业的，没有根据的。” 这些攻击似乎是对美国新闻媒体公司展开的广泛的计算机侦查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媒体都报道过中国领导人及中国公司的情况。 一位熟知彭博社内部调查的人士说，去年，彭博社于7月29日刊发一篇文章，报道习近平家人聚敛的财富。随后，彭博社被中国黑客瞄准，一些雇员的电脑感染病毒。习近平当时是中国副主席，去年11月，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并且将在今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彭博社发言人崔普特(Ty Trippet)证实，黑客曾试图入侵，但是“没有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被破坏。” 大举进攻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袭击被追踪出是来自中国，这表明中国黑客是在进行一场广泛的间谍活动，他们的目标正在扩大，包括美国公司、政府部门、活动人士组织以及媒体机构。外交政策专家及计算机安全研究者说，这些情报收集活动不仅是为了盗窃贸易机密，同样也是试图控制中国在国内外的公众形象。 安全专家称，从2008年开始，中国黑客开始瞄准西方记者。他们的目的是要确定西方记者的线人和联系人，并对其进行威吓，同时预判可能有损中国领导人声誉的文章。 Mandiant在12月为客户发布的情报报告中称，经过多次调查他们发现，中国黑客窃取了西方媒体机构30多名记者及高管的邮件、联系人信息及文件，并且持有一份记者的“短名单”，这些人的帐户他们会反复实施攻击。 尽管计算机安全专家称，中国在黑客行动方面是最活跃、最坚持不懈的，但中国却不是唯一使用计算机攻击实现包括商业侦查在内的各种国家目的的国家。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都被怀疑开发并部署网络武器。 有证据显示，2012年，美国和以色列发布了一种复杂的计算机病毒，攻击并破坏了伊朗主要的核浓缩工厂。但美以两国从未公开承认。据信，伊朗也采取了报复，对美国的银行和海外石油公司发动了攻击。 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中，俄罗斯也被怀疑使用过计算机攻击。 下文有关《纽约时报》被攻击的情况是根据对《纽约时报》高管、记者及安全专家的采访了解到的，从中或可窥见这种间谍行动之一斑。 中国政府官员曾警告说，《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调查会“有后果”。随后，公司高管即于10月24日请管理《纽约时报》网络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注意观察异常现象。 在那篇文章发表到网上的10月25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知《纽约时报》，发现了一些与由中国军方一贯进行的其他攻击相一致的行为。 《纽约时报》告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并主动介绍了这些攻击的情况。随后，在最初并未认识到其电脑遭渗透程度的情况下，《纽约时报》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起追踪攻击者，而当时《纽约时报》还尝试把他们从其系统中清除。 但尽管作出了驱逐这些攻击者的努力，但在11月7日，《纽约时报》确认他们仍在系统里，于是聘请了Mandiant公司，这是一家应对安全漏洞的专业公司。从知悉这些攻击行为时起，《纽约时报》先后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Mandiant合作，监视了攻击者在其系统中的活动。 这些黑客团队一直定时开始上班，多半是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开始。通常他们会持续工作一个标准工作日，但有时黑客行动会一直持续到午夜。Mandiant称，这些攻击会时不时地暂停两周时间，不过其原因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还不清楚这些黑客最初如何闯入了《纽约时报》的系统。他们怀疑这些黑客使用的是一种称为“鱼叉式钓鱼攻击”(spear-phishing attack)的手法，即向员工发送包含恶意链接或附件的电子邮件。只要一名员工在这种电子邮件中点击一下，黑客们就能装上“远程访问工具”。这种软件可以窃取海量数据，包括密码、键盘按键、屏幕图像和文档，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通过电脑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录音、录像，并把这些信息全部传回攻击者的网络服务器。 《纽约时报》首席安全官迈克尔・希金斯(Michael Higgins)说，“攻击者不再硬闯我们的防火墙，而是转向了个人。他们把一串恶意代码发送到人们的邮箱里，人们打开这些代码时，就把他们放了进来。” 潜伏 黑客们一旦闯入，就很难把他们驱逐出去。比如，在2011年美国商会(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被黑客闯入后，据商会员工称，这家贸易团体与FBI紧密合作并封闭了其系统。但数月之后，商会发现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包括公司公寓中的一个恒温器和办公室内的一台打印机，仍然在与位于中国的电脑进行通讯。 《纽约时报》允许黑客用4个月时间布下一张数字罗网，从而查明黑客所使用的每一道数字后门，部分目的是想防止上述情况发生。《纽约时报》随后替换了每一台被侵入的电脑，并设置了新的防御手段，以期把黑客挡在门外。 负责Mandiant公司调查行动的安全顾问尼克・本内特(Nick Bennett)说，“攻击者们把某家公司当目标是有原因的，即使你把他们踢出去，他们还会努力重新闯入。我们希望，能够完全掌握他们闯入的程度，以便下次他们想要闯入时，我们可以迅速反应。” 据过去数月里进行的取证分析显示，黑客在去年9月13日有关温家的报道临近完成时侵入了《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他们在用户电脑上设置了至少三个后门。随后，他们以这几台电脑为数字基地，从那里出发四处窥探《纽约时报》的电脑系统，时间至少长达两周，直到他们找到了包含每个《纽约时报》员工用户名以及散列密码，也就是加密密码的域控制器。 尽管散列运算让黑客入侵更加困难，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使用所谓的“彩虹表”(rainbow table)轻易破解散列密码，彩虹表是一种现成的散列值的数据库，它涵盖了几乎所有一定长度以内的字母数字组合。一些黑客网站公布了多达500亿组的散列值。 调查者发现的证据显示，攻击者破解了密码，利用它们进入了若干台电脑。他们设计了定制软件，让他们从《纽约时报》的邮件服务器上搜索以及盗取张大卫和杨金新的电子邮件和文件。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黑客安装了45种定制恶意软件。《纽约时报》使用的是赛门铁克(Symantec)生产的杀毒产品。据Mandiant公司介绍，《纽约时报》只有一次通过赛门铁克杀毒软件把一种黑客安装的软件识别为恶意软件，并隔离了该软件。 赛门铁克的一名发言人说，鉴于公司政策，公司不能对客户做出评论。 在《纽约时报》10月25日刊登关于温氏家族的文章后的一段时间，黑客表现得尤为活跃，特别是在11月6日美国进行总统大选的当晚尤其如此。这引起了《纽约时报》高级编辑的担忧，担心黑客可能会企图关闭报纸的电子或印刷出版系统。报社高层已经得知了黑客的入侵。不过，黑客的行动显示，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依然是张大卫的日常往来邮件。 《纽约时报》首席信息官马克・弗朗斯(Marc Frons)说，“他们本来可以重创我们的电脑系统。不过，那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似乎是在寻找那些可能给张大卫提供了信息的人的名字。 正如《纽约时报》之前所报道的，张大卫在这篇报道中的研究是以公开信息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从中国工商管理局得到的数千份公司资料。这些资料被用于调查温氏家族的商业利益，律师和咨询公司支付少量费用都可拿到这些资料。 艰难的追踪 追踪攻击的源头来自哪个团体或国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黑客往往设法隐匿他们的身份和位置。 据Mandiant公司调查员透露，为了运作此次对《纽约时报》的间谍行动，黑客使用了众多受感染的计算机系统，这些系统注册于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几所大学，以及遍布全美的小型企业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黑客还不断更改IP地址。IP地址是一串唯一的数字，用来标识每台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使其与全球数十亿台其他设备相区分，从而确保一台设备发送的消息或其他数据，能正确地传递到打算送达的设备上。IP是“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的英语缩写。 用大学的电脑充当代理服务器，并经常改变IP地址，目的是为了掩盖攻击行为的真实来源地。调查人员认为，调查来源地就是中国。Mandiant公司的专家侦测到的攻击模式，与此前源头追溯到中国的攻击行为高度吻合。例如，谷歌曾在2010年遭到攻击，攻击者打开了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账户，调查人员发现，攻击来自中国的两所高校，其中一所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安全专家表示，通过绕道其他国家的服务器实施入侵，并将攻击任务外包给熟练的黑客，中国军方可以有似乎很充分的理由否认嫌疑。 Mandiant公司首席安全官理查德・贝特利希(Richard Bejtlich)说，“如果孤立地观察每次攻击，你不能说，就是中国军方干的。” 但如果黑客的手法和攻击模式相似，这种迹象就说明，黑客是同一批人，或相互关联。 他说，“你看到同一个团体窃取中国异见人士和藏族活动人士的数据，之后又攻击一家航天公司，这就能把你引向正确的方向。” Mandiant一直在追踪对美国境内和全球各地的组织机构实施间谍行为的约20个团体。该公司调查人员称，根据所用的恶意软件、被攻陷的指令控制中心，以及黑客使用的手法等证据判断，《纽约时报》是受到了一组中国黑客的袭击。Mandiant内部将这组黑客称为“12号APT”。 APT是“高度持续威胁”(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的英语缩写，电脑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用这个术语描述有明确目标的攻击行为。许多人表示，它已经成了中国实施的攻击的代名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追踪这个黑客组织，它们也发现这个组织来自中国，但它们在内部对该组织有各自的叫法。 Mandiant称，这个黑客组织一直“十分活跃”，并已经攻入了数百家其他西方国家的机构，包括若干家美国军方的承包商。 为了摆脱这些黑客，《纽约时报》屏蔽了被侵入的外部电脑、清除了网络中的所有后门、更改了所有员工的密码，并在系统外围增加了安全措施。 目前这些措施似乎产生了作用。不过调查人员和《纽约时报》高管表示，他们预计还会有新的黑客入侵企图。 “事情还不算完，”Mandiant公司的贝特利希说。“他们攻击一个受害者攻击顺了手，往往还会回来。这不像是一个数字犯罪案例，入侵者偷了数据，然后就逃之夭夭。需要建立一种内部警戒机制。” 翻译：梁英、许欣、王童鹤、林蒙克、张薇 ——纽约时报 Hackers in China Attacked The Times for Last 4 MonthsBy NICOLE PERLROTH January 31, 2013SAN FRANCISCO — For the last four months, Chinese hackers have persistently attacked The New York Times, infiltrating its computer systems and getting passwords for its reporters and other employees. After surreptitiously tracking the intruders to study their movements and help erect better defenses to block them, The Times and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have expelled the attackers and kept them from breaking back in. The timing of the attacks coincided with the reporting for a Times investigation, published online on Oct. 25, that found that the relatives of Wen Jiabao, China’s prime minister, had accumulated a fortune worth several billion dollars through business dealings. Security experts hired by The Times to detect and block the computer attacks gathered digital evidence that Chinese hackers, using methods that some consultants have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past, breached The Times’s network. They broke into the e-mail accounts of its Shanghai bureau chief, David Barboza, who wrote the reports on Mr. Wen’s relatives, and Jim Yardley, The Times’s South Asia bureau chief in India, who previously worked as bureau chief in Beijing.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found no evidence that sensitive e-mails or files from the reporting of our articles about the Wen family were accessed, downloaded or copied,” said Jill Abramson,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hackers tried to cloak the source of the attacks on The Times by first penetrating computers at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and routing the attacks through them, said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at Mandiant, the company hired by The Times. This matches the subterfuge used in many other attacks that Mandiant has tracked to China. The attackers first installed malware — malicious software — that enabled them to gain entry to any computer on The Times’s network. The malware was identified by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as a specific strain associated with computer attacks originating in China. More evidence of the source, experts said, is that the attacks started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computers us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to attack United States military contractors in the past. Security experts found evidence that the hackers stole the corporate passwords for every Times employee and used those to gain access to the personal computers of 53 employees, most of them outside The Times’s newsroom. Experts found no evidence that the intruders used the passwords to seek information tha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reporting on the Wen family. No customer data was stolen from The Times, security experts said. Asked about evidence that indicated the hacking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possibly with the military, China’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Chinese laws prohibit any action including hacking that damages Internet security.” It added that “to accuse the Chinese military of launching cyberattacks without solid proof is unprofessional and baseless.” The attacks appear to be part of a broader computer espionage campaign against American news media companies that have reported on Chinese leaders and corporations. Last year, Bloomberg News was targeted by Chinese hackers, and some employees’ computers were infected, according to a person with knowledge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investigation, after Bloomberg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June 29 about the wealth accumulated by relatives of Xi Jinping, China’s vice president at the time. Mr. Xi becam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November and is expected to become president in March. Ty Trippet, a spokesman for Bloomberg, confirmed that hackers had made attempts but said that “no computer systems or computers were compromised.” Signs of a Campaign The mounting number of attacks that have been traced back to China suggest that hackers there are behind a far-reaching spying campaign aimed at an expanding set of targets including corpora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activist group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lligence-gathering campaign, foreign policy experts and computer security researchers say, is as much about trying to control China’s public image,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as it is about stealing trade secrets. Security experts said that beginning in 2008, Chinese hackers began targeting Western journalists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identify and intimidate their sources and contacts, and to anticipate stories that might damage the reput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In a December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clients, Mandiant said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investigations it found evidence that Chinese hackers had stolen e-mails, contacts and files from more than 30 journalists and executives at Western news organizations, and had maintained a “short list” of journalists whose accounts they repeatedly attack. While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say China is most active and persistent, it is not alone in using computer attacks for a variety of national purposes, including corporate espionag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Russia and Iran, among others, are suspected of developing and deploying cyberweap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have never publicly acknowledged it, but evidence indicates they released a sophisticated computer virus in 2012 that attacked and caused damage at Iran’s main nuclear enrichment plant. Iran is believed to have responded with computer attacks on targ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merican banks and foreign oil companies. Russia is suspected of having used computer attacks during its war with Georgia in 2008.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the attack on The Times — which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imes executives, reporters and security experts —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one such spy campaign. After The Times learned of warnings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its investigation of the wealth of Mr. Wen’s relatives would “have consequences,” executives on Oct. 24 asked AT&T, which monitors The Times’s computer network, to watch for unusual activity. On Oct. 25, the day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line, AT&T informed The Times that it had noticed behavior that was consistent with other attacks believed to have been perpetrated by the Chinese military. The Times notified and voluntarily briefed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attacks and then — not initially recognizing the extent of the infiltration of its computers — worked with AT&T to track the attackers even as it tried to eliminate them from its systems. But on Nov. 7,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attackers were still inside its systems despite efforts to expel them, The Times hired Mandiant, which specializes in responding to security breaches. Since learning of the attacks, The Times — first with AT&T and then with Mandiant — has monitored attackers as they have moved around its systems. Hacker teams regularly began work, for the most part, at 8 a.m. Beijing time. Usually they continued for a standard work day, but sometimes the hacking persisted until midnight. Occasionally, the attacks stopped for two-week periods, Mandiant said, though the reason was not clear. Investigators still do not know how hackers initially broke into The Times’s systems. They suspect the hackers used a so-called spear-phishing attack, in which they send e-mails to employees that contain malicious links or attachments. All it takes is one click on the e-mail by an employee for hackers to install “remote access tools” — or RATs. Those tools can siphon off oceans of data — passwords, keystrokes, screen images, documents and, in some cases, recordings from computers’ microphones and Web cameras — and send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attackers’ Web servers. Michael Higgins, chief security officer at The Times, said: “Attackers no longer go after our firewall. They go after individuals. They send a malicious piece of code to your e-mail account and you’re opening it and letting them in.” Lying in Wait Once hackers get in, it can be hard to get them out. In the case of a 2011 breach at the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instance, the trade group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F.B.I. to seal its systems, according to chamber employees. But months later, the chamber discovered that Internet-connected devices — a thermostat in one of its corporate apartments and a printer in its offices — were still communicating with computers in China. In par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The Times allowed hackers to spin a digital web for four months to identify every digital back door the hackers used. It then replaced every compromised computer and set up new defenses in hopes of keeping hackers out. “Attackers target companies for a reason — even if you kick them out, they will try to get back in,” said Nick Bennett, the security consultant who has managed Mandiant’s investigation. “We wanted to make sure we had full grasp of the extent of their access so that the next time they try to come in, we can respond quickly.” Based on a forensic analysis going back months, it appears the hackers broke into The Times computers on Sept. 13, when the reporting for the Wen articles was nearing completion. They set up at least three back doors into users’ machines that they used as a digital base camp. From there they snooped around The Times’s systems for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 they identified the domain controller that contains user names and hashed, or scrambled, passwords for every Times employee. While hashes make hackers’ break-ins more difficult, hashed passwords can easily be cracked using so-called rainbow tables — readily available databases of hash values for nearly every alphanumeric character combination, up to a certain length. Some hacker Web sites publish as many as 50 billion hash values. Investigators found evidence that the attackers cracked the passwords and used them to gain access to a number of computers. They created custom software that allowed them to search for and grab Mr. Barboza’s and Mr. Yardley’s e-mails and documents from a Times e-mail server.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months, attackers installed 45 pieces of custom malware. The Times — which uses antivirus products made by Symantec — found only one instance in which Symantec identified an attacker’s software as malicious and quarantined it, according to Mandiant. A Symantec spokesman said that, as a matter of policy, the company does not comment on its customers. The attackers were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Oct. 25 publication of The Times article about Mr. Wen’s relatives, especially on the evening of the Nov. 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raised concerns among Times senior editors who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attacks that the hackers might try to shut down the newspaper’s electronic or print publishing system. But the attackers’ movements suggested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remained Mr. Barboza’s e-mail correspondence. “They could have wreaked havoc on our systems,” said Marc Frons, the Times’s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But that was not what they were after.” What they appeared to be looking for were the names of people who might have provided information to Mr. Barboza. Mr. Barboza’s research on the stories, as reported previously in The Times, was based on public records, including thousands of corporate documents through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ose documents — which are available to lawyers and consulting firms for a nominal fee — were used to trace the business interests of relatives of Mr. Wen. A Tricky Search Tracking the source of an attack to one group or country can be difficult because hackers usually try to cloak their identities and whereabouts. To run their Times spying campaign, the attackers used a number of compromised computer systems registered to universities in North Carolina, Arizona, Wisconsin and New Mexico, as well as smaller companies and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Mandiant’s investigators. The hackers also continually switched from one I.P. address to another; an I.P. address, for Internet protocol, is a unique number identifying each Internet-connected device from the billions around the globe, so that messag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ent by one device are correctly routed to the ones meant to get them. Using university computers as proxies and switching I.P. addresses were simply efforts to hide the source of the attacks, which investigators say is China. The pattern that Mandiant’s experts detected closely matched the pattern of earlier attacks traced to China. After Google was attacked in 2010 and the Gmail accounts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ere opened, for example, investigators were able to trace the source to tw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one with ties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Security experts say that by routing attacks through server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utsourcing attacks to skilled hackers, the Chinese military maintains plausible deniability. “If you look at each attack in isolation, you can’t say, ‘This is the Chinese military,’ ” said Richard Bejtlich, Mandiant’s chief security officer. But when the techniques and patterns of the hackers are similar, it is a sign that the hackers are the same or affiliated. “When you see the same group steal data on Chinese dissidents and Tibetan activists, then attack an aerospace company, it starts to push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he said. Mandiant has been tracking about 20 groups that are spying on organization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globe. Its investigators said that based on the evidence — the malware used,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 compromised and the hackers’ techniques — The Times was attack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hackers that Mandiant refers to internally as “A.P.T. Number 12.” A.P.T. stands for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 term that computer security expert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use to describe a targeted attack and that many say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attacks done by China. AT&T and the F.B.I. have been tracking the same group, which they have also traced to China, but they use their own internal designations. Mandiant said the group had been “very active” and had broken into hundreds of other Western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several American military contractors. To get rid of the hackers, The Times blocked the compromised outside computers, removed every back door into its network, changed every employee password and wrapped additional security around its systems. For now, that appears to have worked, but investigators and Times executives say they anticipate more efforts by hackers.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said Mr. Bejtlich of Mandiant. “Once they take a liking to a victim, they tend to come back. It’s not like a digital crime case where the intruders steal stuff and then they’re gone. This requires an internal vigilance model.”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1/31/c31hac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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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05:19 PM PST
港蘋
【許良英1920——2013】
內地自由派領軍學者、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中國傳播者許良英的遺體告別儀式，昨在北京大學舉行。有200多名民眾，包括大批異見人士送別，令當局大為緊張，嚴密防控。天安門母親丁子霖送別時悲痛欲絕，她對《蘋果》透露，許老不但是中國民主自由的啟蒙者，更是天安門母親重要的精神支柱；許老的離去將激發六四受難群體加倍努力，向中共討還公道。
許良英是本月28日病逝的，終年92歲。按其生前意願，遺體捐給北大醫學部，與上月底去世的夫人王來棣遺體一起用作醫學解剖之用，故告別禮在北大醫學部解剖中心進行。許老去世的消息在內地引起巨大反響，不少獨立人士、異見學者紛紛表示，要親自送別這位一生不畏強權、追求民主自由、主張說真話的「中國薩哈羅夫」（前蘇聯著名異見學者）。
200人出席告別儀式
據悉，昨日有逾200名人士到場，包括眾多異見學者、維權人士，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夫婦、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的母親王凌雲、父親王憲曾、中央黨校前教授杜光、趙紫陽時代智庫姚監復、前右派王書瑤及維權人士胡佳等，令告別儀式儼成異見人士「大聚會」。還有不少年輕人，來自東北、浙江。雖是家庭告別禮，但有官方機構也送花圈，《財經》雜誌及《新京報》等連日刊文介紹許良英，雖不提敏感事件，但已令外界聯想。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及趙紫陽前秘書鮑彤亦有送花圈。
儀式原定下午3時開始，但1時許就有人到場等待。現場不放哀樂，改播優美的民歌。昨日北京天氣陰冷奇寒，霾霧不散，令人倍感壓抑哀傷。70年前就加入中共、最終與中共分道揚鑣的許老靜躺在床上，身蓋白布，綠葉環繞。因地方狹小，眾人只能分批入室，向他默哀道別。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入室見到長眠的許老，悲慟難忍，失聲痛哭。「我真的非常難受，幾乎崩潰。」丁子霖回家後接受《蘋果》電話採訪時稱，雖然對許的離世有思想準備，但仍難以接受。她說：「現在他走了，我可以告訴你們，許老是我們這個群體（天安門母親）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沒有他的啟蒙和支持，我們也許就搞不起來，更沒法堅持到現在了！」
「在最絕望時獲他們教導」
丁子霖表示，1992年即六四剛過三年，她因接受外國媒體採訪被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除名，夫妻同遭當局迫害，「就在我最絕望時候，認識了許老和他的夫人王來棣，在他們啟蒙教導下，我從一個不懂政治的女性，慢慢走上現在這條路。」丁稱，20多年來她一直從許老夫婦那里獲得精神支持，「現在他走了，我心里空蕩蕩的，但他已在我們心中播下民主自由人權的種子，這些種子一定會開花結果。」
許良英是遭中共打壓得最厲害的著名科學家。他原籍浙江臨海，194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系，從物理學研究中體會民主自由。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年間編譯《愛因斯坦文集》，成為愛因斯坦在中國的傳播人，也感受了愛因斯坦的民主思想：「國家為人而立，而非人為國家而活。」1980年代，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邀中科院副院長錢三強給中央書記處及國務院開講座，講稿就是由許良英撰寫。他曾回憶說：「我在講稿中寫道，二百多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他認識中國另一著名物理學家方勵之，二人發起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1989年六四時受監控，因心臟病才避過牢獄之災。
《蘋果》記者/新浪微博
許良英小檔案
祖籍：浙江臨海
學歷：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1942年，學生時代加入中共地下黨）
導師：著名物理學家、「中國雷達之父」束星北及核物理學家、「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
家庭：夫人王來棣育（已故），長子許成鋼（哈佛大學博士，現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次子許平（水利專家）
經歷：
•1949年前，浙江大學任教
•1950年，調北京中國科學院任研究員
•1957年，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遣返原籍務農
•1979年，右派改正，重返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
•1985年，因「資產階級自由化」被中共開除黨籍
•1980年代後期至臨終，致力宣傳推動中國政治民主
主要著作成就：
•《科學與社會主義》
•《愛因斯坦文集》（三卷）
•《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
•《科學、理性、民主》
•2008年獲美國物理學會薩哈洛夫獎（Andrei Sakharov Prize）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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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04:18 PM PST
驚心動魄生死書
──發行人後記
廖天琪
這是一本令人驚心動魄的生死書，一幅刻畫個人慘痛命運、人類良知失陷、理性迷失、民族蒙羞、國家淪陷的浮世繪。
不過一甲子的時間，民族精英、仁人志士、義勇豪傑被當成牲畜祭品，供上那個人為打造的荒誕謬誤的神壇上。這本書真的過於沉重了。尤其令人不堪的是，這些犧牲者是我們的朋友、同事或者是心儀神交的前輩，而這種荒唐的錯誤今天還在繼續，它甚至是在一種靚麗輝煌的包裝之下，眾目睽睽地在進行著。
文字獄古今中外皆有之，然而以砍頭、腰斬、凌遲、株連九族的方式來對付文人騷客，則是中土獨領風騷。西方早期的文字獄受害者、羅馬詩人歐維德（Ovid, 43BC-17AD）因為詩作《愛的藝術》（Ars Amatoria）而觸犯了當時的倫理清規，被奧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之濱。奧維德在放逐之地寫了不少作品如《哀歌》（Tristia）獻給奧古斯都，但皇帝依然是白眼對青睞，沒理會他，使他終老異地。後來歐洲的文字獄多半跟宗教有關，到了十一世紀以後，簡直就是教會霸道的工具，其中也不乏極為殘忍的私刑，但是跟中國相比，畢竟還是小巫見大巫。而今網路時代，對那些寫詩作文上網的人動輒兜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大帽子罩下，十年八年地打發，那確實是中華共和國唯我獨尊的專利。
編撰者張裕多年來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的祕書長和獄中委員會主任的重任，對於文字受難者投入的關注和營救，在同行圈子內，無人能出其右。然而這本當代文字獄編年錄卻讓他感到為難，雖然他經年蒐集，資料豐富，卻恰恰是面對這浩瀚的資料難以入手。就如作者自序中所言，2010年為了響應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週年發起了全世界《因作家暢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的活動，他兩年前就已經整理出了五十案例。
但是中共治下文字獄的數量何其多，單單是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官方自己的數字就有超過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這萬裡挑一的工作如何進行呢。如今作者重新整理，依然使用一年一人的框架，只是時間上略微提前，收入了六十四個案例，共七十一人的小傳，這樣掛一漏萬的做法，作者言明是遺憾而棘手的。好在這是編年錄的第一卷，作者在資料的整理篩選方面，細緻嚴謹，在闡述歸納上則平實穩重，功莫大焉，希望讀者可以引頸以待往後的續篇。
書中收入的第一例是1947年，中共尚未「建國」掌權之前，就擅用私刑，採取祕密謀殺的方式，殺害了自己陣營裡的文人才子王實味。正如作者所言，中共在延安時期發動的所謂「整風」運動，事實上已經同自由思想和批評精神兵刃相見了，王實味只是被拿來祭刀，這不祥的第一滴血標誌著共和國往後的旗幟上，永遠流露著血腥斑斕的風采。更為恐怖的是，他被作為「托派」圍剿並倒在血泊中時，周圍站滿了圍觀的其他左派文人同事，這些人都是殘忍、無知、盲從、懦弱的同謀。在往後的日子裡，他們自己也都步王實味的後塵一個個地倒下，倒在恥辱、羞愧之中，靈魂已經蒙塵，剩下的皮囊也就只能苟延殘喘度過餘生。
五十年代新政權在推行「新政」時期最忌諱有識之士的指手畫腳，這十年之間權力無數次從文藝上下手，對自由思想進行圍剿扼殺，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紅學」、清算胡適、雙百運動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牽連極廣，落馬者眾的要數「胡風事件」了，這件事有毛澤東的親自參與。他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三篇匿名「編者按」，咬定圈住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無辜被牽連進去的人有數百上千，直接間接喪命的文人無數。有些人活過了放逐和折磨，待到1979年皇恩浩大，獲得平反恢復名譽時，依然十分儒雅，如同詩人綠原與另一位「胡風分子」牛漢合編的詩選《白色花》中的序言裡有這樣的話：「作者們願意借用這個素淨的名稱，來紀念過去的一段遭遇：我們曾經為詩而受難，然而我們無罪！」這種近乎爛好人的大度，令人產生疑慮，這和寬恕的精神是不相干的。顯然恐懼已經腐蝕了這些受盡磨難者的骨髓。
六十年代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遞紙條給毛：「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端由是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被認為是替高崗翻案，連習仲勳都被牽連進去。此事為吳晗的《海瑞罷官》拉開藉文字來做文章說事兒的序幕，吳晗是文革首先被整肅的作家，很快就被折磨而死，他的妻子、女兒也接著死於非命，家毀人亡，這樣的例子在暴風雨時代是屢見不鮮的。
文字獄的受害者除了精神上受到折磨，也有肉體被直接消滅的。二十九歲的工人劉文輝寫了〈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萬言書，1967年被槍決。北大女學生林昭是《北大詩刊》的編輯，1968年被處死。寫〈出身論〉的遇羅克被處決時才二十七歲。最令人嘆息的是二十七歲的大學生王申酉，他是在「文革」到了尾聲，而毛澤東已經去世之後，因寫「反動情書」而被處死。而事實上，七十年代末期黑暗的大地已經曙光微露，先是「四五」運動，接著李一哲的大字報於1978年出現，西單民主牆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嶄露頭角。然而即便在被稱為改革開放時期的八十年代，文字獄的達摩劍依然懸在手中握筆者的項上。不僅魏京生、徐文立入獄，連寫報告文學大受歡迎的劉賓雁也跟王若望和方勵之被開除出黨，三人後來皆流亡海外，客死異鄉。
八九之後，有大批人士流亡，而境內組黨和寫作的人士也紛紛鋃鐺入獄。近十年來網路作家又成為文字獄所眷顧的對象，
從網主黃琦、歐陽懿，到新青年四君子，記者師濤、趙岩、程益中，學者徐澤榮，律師楊茂東、李柏光，維權人士王茘蕻、鄭貽春都難逃刑獄之災。本書的標題是《從王實味到劉曉波》，壓軸的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前會長、詩人、評論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周而復始，這個權力與自由的較量就像一個圓周，起點也可以是終點。劉曉波在他的最後的陳述裡說，希望自己是當代中國最後一個文字獄的受難者，這是他善意良好的願望，可惜不可能如願。從曉波2008年入獄到如今的四年之間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判了重刑的？劉賢斌、陳衛、陳西、朱虞夫到最近的李必豐……，還有蒙古、維族和藏族的作家，前仆後繼。還有被折磨致死的作家力虹……。回顧這一切，情何以堪！但是寫作確實是我們的情思所繫，精神所託，我們只能繼續向這荊棘之路走去，向在路途中倒下去的友人和同道伸出扶持的手，並相信終點就是起點，起點就是終點，這個定律也適用於一切權力。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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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11:25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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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11:17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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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an 2013 10:14 AM PST
嵇伟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3年1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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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程翔：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
- 管见：习近平讲话显露思想的浅薄
- 杜光：警惕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現象
- 曾伯炎：没有劳教名义的劳教
- 丁新之：軍權仍處分散狀態──「做好打仗準備」乃虛張聲勢
- 胡少江：“中国霾”的政治经济学
- 张平：黄奇帆被称为“政界奇才”
- 高瑜：特立独行习近平 威权主义已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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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09:44 PM PST
图：程翔（Ching Cheong）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南巡時的內部講話，已經層層傳達到縣團級幹部，獲悉其內容的人越來越多。筆者從內地朋友拿到這份記錄，閱後覺得，大陸內外對中國新領導人推行政治改革的熱切期待，從此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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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06:22 PM PST
年初，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式上讲话，引起关注。这位新任中共总书记，现在清楚地讲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观念。
习近平的讲话，试图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说后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于是，似乎就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道路问题，据说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避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了。 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的意思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中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当真如此自然很不错，然而，那些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到底是些什么呢？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一党专政，意味着计划经济──后来调整为意味着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遗憾的是，这些东西，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扯不上多大关系。此外，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意味着按劳分配，以及意味着平等与正义等等，而中共现在对这些，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 其实，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科学社会主义，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到中期的阶段。那时，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已经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在发展中孕育的变化，也逐渐清晰起来。不过，资本主义本身尚在发展、变化，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它仍然会随着资本主义而发展变化。 本身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它的所谓"基本原则"，真正有道理的，实际上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在于它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由此而确定，社会主义之成熟，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亦即，社会主义"脱胎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此基础上，有若干重要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二：其一，资本主义阶段上出现经济全球化，那么，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必是赝品；其二，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阶级，新社会是非对抗社会，因此，国家趋于消亡──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须常态维稳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走出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步，然后，马克思等人否定"不断革命"论，为第二步。这一步，将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性的政权形态，确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习近平从六个时间段分析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然而，其第三个时间段，也就是列宁时期，出现了一个转折。遗憾的是，习近平对这个转折，根本没弄明白。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是第一次在落后国家实践社会主义。当时，列宁这样回答他的批评者："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俄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 这个回答很有分寸。它意味着，列宁这时已经是把十月革命视为"历史顺序"的一个变化。他没有因为政治胜利而否定文明的必要，反而确认十月革命是为文明开辟道路，确认俄国要经过工商业文明的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确，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念中有许多错误，但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的把握，使他区别于其他多数共产党人。 习近平对列宁一知半解，而这并不妨碍他说，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落后国家，首先是要进入工商业文明，从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要经过工商业文明的长期发展，才真正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而在工商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无法回避。 中共根本不懂列宁所谓"通常的历史顺序"变化的涵义。它以为，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为此付出了多年迂回曲折的代价，到中共十三大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颠倒了过来，到十四大才确定接受市场经济。要是从此就老老实实拥抱文明，确定只有经过文明进程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那还总算有长进，而现在中共从挫折和失败中恢复了元气，又头脑发热，妄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真是糊涂到家了。 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主义不止一种，不懂科学社会主义，自然就会拥抱其它"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列出若干种，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人们普遍注意到，习近平说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其实，他无非是说，"新路"与"老路"密切相关，因为"老路"翻新即为"新路"。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先前说过，"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习近平还不如毛泽东，他的这篇讲话表明，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思想上显得更为浅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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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03:16 PM PST
薄熙來垮台了，但產生薄熙來現象的思想理論根源和社會基礎並沒有消除，薄熙來現象再度出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避免這個可能出現的前景，是擺在現領導人面前的一個嚴重任務。
「薄熙來現象」有其理論根源 二○一二年是中國政治風雲激蕩的一年。在這些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最受到人們關注的，當數由王立軍出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發軔的倒薄大案。案起至今將近一年，由於網絡上持續不斷的熱播，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清楚，需要的只是一個公正的、公平的、公開的審理。 但審理判罪絕不是這個案件的結束。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而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與鬥爭的集中反映。它發生在此時此地此人的身上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出現在社會分裂不斷加深、各領域的危機日益深重的中國，卻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不僅是一個事件、案件，而且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我們不妨把它稱做「薄熙來現象」。 所謂薄熙來現象，是指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的思想理論資源，憑藉逐步取得的政治權力和掠奪所得的財力，籠絡民眾，構築政績，樹立個人形象，積聚政治能量，為奪取最高權力準備條件。薄熙來是第一個出現的這樣的人物。 薄熙來現象的產生有著源遠流長的思想理論淵源、廣泛深厚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在五十年代發動的「社會主義改造」，剷除了稚弱的民主主義幼芽，實現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把中國帶進先是饑餓後是恐怖的社會。粉碎四人幫後，朝野的民主力量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土地包產到戶、真理標準討論等形式，解放思想，討伐毛澤東的封建專制主義。一九七九年初的理論務虛會，是這次民主主義進軍的繼續和深化。許多與會者在會上揭露、聲討毛澤東的罪惡。民主主義的勝利進軍引起了專制主義維護者的恐慌，他們由鄧小平出面，宣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遏止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化，同時動用政治權力，鎮壓在野的民主力量。至於在朝的民主力量，由於他們雖然傾向於民主主義，但政治上思想上都沒有擺脫毛式專制主義的陰影，因而只能俯首帖耳地接受專制主義的控制。 四項基本原則扼殺民主憲政改革 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統所在，即使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傑出的黨內民主派改革派，也無法抗拒它的強大壓力，甚至不得不付出慘痛的代價。其他領導人就更不可能放棄它或對它提出挑戰，而只能小心翼翼地堅持、遵循，把它當做立黨治國之本，維護不遺餘力。但四項基本原則本質上是專制主義的共生物，專政體制的保護神，它可以成為執政的指導思想，也可以成為反改革的利器。因為嚴格地說來，改革開放確實是同四項基本原則格格不入的。薄熙來的唱紅塑像，高舉毛澤東思想，重樹毛澤東的權威和神話，確實比當政的領導者更符合於四項基本原則，從而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思想理論的制高點，這是孕育和產生薄熙來現象的思想理論淵源。 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和隨後的清查運動，將朝野主張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一網打盡，反改革反民主的勢力乘機崛起。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雖然挽救了經濟體制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卻被束之高閣；在民營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國有經濟的體制改革走上邪路，成為權貴資產階級的孵化器，並且培育了依附權貴而暴富的豪強資產階級。進入新世紀後，這兩個剝削階級勾結更緊，對老百姓的掠奪更深，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官民對立，貧富之間和朝野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日益尖銳，全國每年十幾萬起群發性事件和京城每天成千上萬上訪者的事實，充分揭示了社會危機的嚴重程度。這給反改革反民主的復辟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使薄熙來得以積累起通過政變攫取最高權力的社會基礎。 可能出現新的薄熙來式人物搞政變 現在，薄熙來垮台了，但產生薄熙來現象的思想理論根源和社會基礎並沒有消除，薄熙來現象再度出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何避免這個可能出現的前景，是擺在現領導人面前的一個嚴重任務。 如何避免薄熙來現象再度出現？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談：近期任務是清除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機會。薄熙來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能量雖然已經大為削弱，但那些曾經支持他唱紅黑打、陰謀奪權的政治勢力仍然強勢存在，不排除他們干預薄案，甚至挑起事端、製造混亂、乘亂變局的可能。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前景，首先，依法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審理，把薄熙來的全部罪行暴露在陽光之下，杜絕一切遮遮掩掩的藉口。其次，與薄案有關的人員，特別是參與政變密謀的政客和收受大量賄賂、為虎作倀的文痞，凡是觸犯法律的，都應依法判處，嚴肅依法，不留後患，徹底消除薄熙來東山再起的機會。 避免薄熙來現象再現的長期工作是逐步剷除它的產生條件。一方面，開放輿論，就治黨治國的思想理論和基本方針，進行全黨全民的大討論，以便在最根本的理論方針問題上深化認識，取得共識。這將是一場為時幾年甚至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新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平反冤假錯案，嚴懲貪官污吏，厲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懲治權貴富豪的不法行為，化怨氣為和諧，化戾氣為祥和，實現社會的平等公正，以消除薄熙來現象再現的社會基礎。 當然，實現這兩方面的目標，都是極為艱巨的難題，但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著想，卻是我們不得不走的光明大道。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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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02:38 PM PST 
公安部长孟建柱讲"停止使用劳教"了。也就是劳教这武器，且入鞘入库，暂不挥舞了。在毛邓江胡几代执掌政权，用劳教混淆罪与非罪，法与非法，以非法之法去打击无罪之罪的历史，不说终止与废止，只说停止，当然也是好事，但我持审慎乐观态度。尤其习近平本月5日的讲话：不以后30年去否定毛的前30年，劳教，洽是在前30年，洽是毛泽东制造了万千冤狱与罪孽的的恶政，不是实际否定了吗？这种投鼠忌器，想绕开前30年讲改革，正是邓小平的旧伎俩，由他在四千老干部批毛会上，给毛打圆场讲三七开，这已为今天改革制造了阻力与祸患，包括薄熙来重庆的文革复辟。因此，对停止劳教，就只好冷静观察了！
劳教停止使用，是各界呼吁、抗争，包括零八宪章中有专项要求废除，还有民意代表制成提案进入人大政协，是各阶层多年施压，才获今日的结果，尤其去年把为女被骗奸后卖入歧院的母亲唐慧去伸冤，也处劳教，荒唐到引世界义愤，才有今天的停板。如果，再联系《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讲了个宪政梦，也遭禁，认为停止劳教就是向宪政道路阔步前进了，却跳出个戈培尔式的宣传部长庹震来大打出手，一面像在开明，一面宪政梦也大忌，民众敢心喜吗？
笔者是57右祸的劳教受害者，未立案未审讯，只由单位以巴掌大一张决定，就使我失去自由与家庭达21年，我不能对不起这21年的苦难，不应罔顾这苦难给我的发言权。
当年，毛泽东打右派315万（最近解密数字）被劳教的不下百万了。都认为1957年8月颁布的劳动教养条例，是为右派量体裁衣做的，当我关进中国古拉格式劳教营时，发现1955年肃反运动弄出的一批可疑份子，不结论不定罪，早我两年就失去自由，不称劳教，称学习班，就是没有劳教名义的被劳教者了。这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对受审查的可疑者，称挂起来，是一脉相承的。1942年整风挂起的王实味，1947年押往晋绥时，便悄悄杀了。把人不明不白、似罪非罪、非生非死地挂起来，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创造发明，乃劳教的滥觞，毛一贯鄙弃宪法，谓宪法束缚了自己手足，国民党行宪，不足反被他这无法无天的打败了吗？劳教，是他无法无天的作品。与民主制要像关老虎那么关权力者进笼子，恰好对立。前30年毛泽东无法无天的这只老虎，对中国施暴施虐制造的灾难不批判，薄熙来在重庆搞无法无天，敢那么嚣张，岂非你们回避批毛无法无天留下的孽种与祸根吗？
1950年代，肃反运动有没劳教名义的劳教，1960年代，文革中兴起群众专政，众多的牛棚学习队、牛鬼蛇神管制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小脚太婆监视户……
岂非都是劳教集中营的变种，毛泽东无法无天的祸害？
这些罪孽，都由不允批文化革命与批毛而封闭起来，未必不在发臭发霉发酵，生长出新的无法无天的细菌，变形变态来抗衡与破坏宪政的成长。
王立军遭贬遭抓失踪，可用"休假式疗养"名义蒙骗，国保对可疑分子已有"被迫旅游式关押"无罪无任何理由的刘晓波太太刘霞，还有制造"家庭式小监"被看管，这些，都是不起诉立案审判，就使公民失去自由的恶例，与劳教未经法律程序丧失自由，如出一辙，未必不是他们无法无天的发展与创造吗？
有人担心：劳教，停止使用了。不以劳教名义剥夺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形式，仍可花样百出，手段翻新，也是凭60年的感受与经验，识透共党脾性的认识了！
劳教，是前30年的恶政，现在停了，习近平还说它是后30年的基础，合乎事实合乎逻辑吗？要推行宪政，依法执政，绕着毛泽东无法无天不批，能顺利吗？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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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12:14 PM PST
近段時間以來，中共當局「做好打仗準備」的宣傳甚囂塵上，矛頭明顯指向日本。更早一些時候，習近平視察廣東，在廣州戰區發表講話要求日常訓練實戰化，似有「教訓」越南與菲律賓的打算。難道中共已經有了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資本，以至不怕東海開戰，引發南海異動？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對南海周邊領海聲索諸國，習力稱「中國永遠不稱霸」以圖換得可能的談判機會，並著力拉攏東盟內親華的泰柬兩國來泄東盟一致對華的合力。在釣魚島問題上，習與美國也正開展「靜悄悄的外交」，寄希望於美國說服日本讓步。就在軍委總參謀部頻發《二○一三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明言「做好打仗的準備」的一月中旬，習派特使崔天凱（外交部副部長）前往美國，具體談美國說服日本的方法。 在崔天凱與美方談妥之後，結果沒有見報，而美國總統的東亞事務顧問拉塞爾啟程訪日。隨後，美國即明確表態，不支持日本軍機對進入其防空識別區的中國海監飛機及軍機發射曳光彈做警告。 聚攏軍權受阻於三大難點 一直被政情分析人士稱為「第二軍報」的《環球時報》，在習「靜悄悄的外交」取得效果之前，發表社評鼓吹對日開戰，並力主超過釣魚島範圍而對日打全面戰爭。此可視為軍方鷹派的一個信號，敦促習近平及新一屆常委尋機與日開戰。但是，國內嚴峻的社會形勢不容中共發動戰爭，而且從國際戰略上看，即便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也是晚打利於中國、早打利於日美。 習近平之所以高調宣稱準備打仗，意在聚攏目前分散的軍權。放下江、胡對軍隊的實際影響不論，習在軍隊內部至少面臨三大難題：其一，江澤民親信派生的子系統頗有實力，屢屢出現的主戰聲音即源於此；其二，軍中太子黨體系內鷹鴿兩派分界不明，但觀點較勁屢屢出現衝突，此至少是個團結問題；其三，維穩系分羹軍權的潛在威脅最大，直接威脅「習核心」的政治安全。為虛應江系分支的好戰言論，習亦作準備打仗姿態，借此強化單項戰術表演以整合軍內太子黨矛盾。比如說，在美國軍方預判中國要實施第三次反衛星試驗之際，習下令導彈部隊的一個旅展開多導彈打擊同一目標的演習。這樣做不但收到以上預想的軍內整合效果，還增加崔天凱美國之行的談判籌碼。 習近平最難處理的軍權聚攏在維穩系那裡。前年，周永康主導的中央綜治委更名為擴容，實以薄熙來進常委並實控「第二中央」為目標。所謂更名者，就是將綜治委全名中的「治安」二字替換為「管理」，為擴容爭得名正之份；所謂擴容者，就是將綜治委的成員單位由四十個增至五十一個。新增十一個單位中既有武警整個單位亦有軍委總政保衛部、總參動員部兩個二級單位。由此，與綜治委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中央政法委正式成為擁有軍權的「第二中央」。現在，政法委雖然已經降格，但綜治委構架並未撤銷。直接從綜治委收回軍權或以撤銷綜治委的方式使武警與軍委兩總部下轄的兩個二級單位「諸神歸位」，顯然會激化本來與江系日漸明朗化的矛盾。習對江還得保持鬥而不破之態，並且江系留守力量也給了習一個小小顏色，此為吳邦國在人大通過立法打壓網絡自由度，即給習（以及李克強與王岐山）的網絡反腐潑了冷水。 軍隊反腐「到谷俊山為止」 既然無法從維穩系那裡直接收回軍權，習只好借勢江系軍中勢力的打仗呼聲來「製造緊張空氣」，推出軍隊絕對服從「習核心」的軍內宣傳新說法。換言之，對社會可以不說「習核心」，但軍隊必須明白「習核心」存在的事實。為讓「習核心」在軍中有基本概念，一方面軍報發表絕對效忠習的表態文章，另一方面中紀委將反腐政治化導入軍隊，威懾那些潛在的不服從者。 實際上，軍隊反腐絕對是重拿輕放，形象地說是「到谷俊山為止」。目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銜）貪賄案已進入司法程序，但量刑結果如何還要經幾方討價還價，畢竟谷俊山與江系是鐵杆關係，而其對胡錦濤的效忠也是案件晚發的重要原因。身為總後政委的劉源當初發誓要除掉谷俊山，實際上是要警告胡休想削弱軍中太子黨的權力。對於軍中反腐，習不僅「反到谷俊山為止」，而且還「反到喝酒為止」。其整頓軍紀的所謂重手筆，也只是不允高級軍官大肆喝酒以及公務接待中不得弄大場面，其他如軍內經營風再起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已。 習近平聚攏軍權的權謀顯然得到了軍方鴿派的支持，有太子黨背景的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銜）接受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採訪，聲稱「軍隊思想與世界大國謀求軍事變革的態勢還有不小的差距」。這番話暗示中共軍隊還沒打大仗的計劃。與此同時，以劉亞洲為代表的軍中太子黨鴿派比較支持由胡錦濤傳給習近平的「花錢買國防」政策，如研發與仿製超大型軍用運輸機，特別是投入大筆資金持續更新空軍。另外，「埋頭造航母」亦是政策子項之一。有軍方研究人士透露：中國到二○三○年要建成不包括現有瓦良格（訓練艦）在內的航母六至八艘，分成三大任務群，其中投放東海與南海各一個群。
——《争鸣》杂志2013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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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11:24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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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10:49 AM PST
重庆市长宣称薄熙来"打黑"时期法检两院有效维护公平正义，再次引发网民其稳健仕途及官员"雷人话语"的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过去五年，重庆法检两院依法办案，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国网络舆论中，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雷人语"的最新入选者。据重庆日报消息，在1月30日的重庆人大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代表参加酉阳、荣昌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出了这番表述。
过去五年，重庆市大部分时间都处在薄熙来和王立军主导的"唱红打黑"运动之中。薄熙来于2007年11接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2008年6月从辽宁调来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长，于2009年掀起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
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该专项行动"累计立案侦办涉黑恶团伙375个，抓获5789人，破获刑事案件4944起，切断非法放水资金链条达700亿元；破获历年命案1109起，抓获杀人犯1209人，上网逃犯1.7万人"。民营企业家黎强、陈明亮等60余人作为"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被捕获刑。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渝中区公安局局长彭长健等官员因为"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而相继有期徒刑或死刑。
然而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专家及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重庆"打黑"行动是典型的"运动式执法"，大量案件存在程序与实体的瑕疵、错误乃至犯罪。而专项打黑运动通常都是公安、检察和法院联合行动。王立军在公开讲话中，也曾多次提到重庆警方和检察院、法院的合作关系，例如，据《南都周刊》报道，王立军在2011年6月17日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警局做的产品，检察长要贴标签，法院院长也要贴标签，到社会上才是法律产品。"
 薄熙来案发之后，舆论以为黄奇帆仕途堪忧。
多起案件卷起舆论风暴
2009年，北京律师李庄为涉嫌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的龚刚模辩护过程中，被当地检察院起诉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2010年初，李庄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4月进行了李庄遗漏罪行的审理，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李庄案被认为是重庆市公安、检察和法院联合打击辩护律师、扭曲法律程序的一个典型案件，引起舆论哗然。
2011年，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复制、转发、评点网络信息，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决定"劳动教养两年"。2012年9月，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撤销对任建宇劳教的决定，但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了任建宇的申诉，任建宇上诉后再次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
同一年，重庆涪陵市民方洪因为不满薄熙来在李庄案上的作为，在其微博上发表批评意见，被重庆市公安局判劳教一年。2012年6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此劳教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方洪随即申请国家赔偿及公开道歉，2013年1月31日，重庆地方法院驳回方洪的上诉请求。
经历6位书记的"政界奇才"
1月31日，在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黄奇帆继续当选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这个消息再次引起网民议论，很多人称黄奇帆为"政界奇才"。因为受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影响，他一度被认为仕途堪忧。
黄奇帆自2001年开始任重庆市副市长，2009年升任市长。在这11年多时间里，他先后经历贺国强、黄镇东、汪洋、薄熙来、张德江、孙政才等6位市委书记。这些市委书记被认为风格各异，而且政见也各不相同，黄奇帆均能应付自如，成为政坛不倒翁，被视为传奇。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至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时，黄奇帆奉薄熙来之命带人前往成都周璇。
据中新社报道，在1月26日重庆市人大会上，黄奇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重庆市"在中共重庆市委坚强领导和各方协同配合下，努力消除薄熙来、王立军案件的严重影响"。网民红色牧师陈海春评论说，"黄奇帆现象"是领导学的一个经典案例。网民懒猫少爷感慨说，"这人可真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黄奇帆在重庆任职期间，先后经历了汪洋与薄熙来两位风格不同的市委书记。
官方"雷人话语"系列
对于黄奇帆对于检察院、法院过去五年工作的评价，网民吃素的好老虎评论说，"确实是在大庭广众下戏弄人民！"有网民认为，中国官员这类话语，已让网民习以为常。于是，中国官员、人大代表及官方媒体的系列"雷人话语"再次被罗列出来，其中包括--
前外交部长唐家璇说，"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说，"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语言之一，否则为何有13亿人以中文为母语？"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大使代表国家，我当大使出去肯定坐头等舱。"中国铁道部政治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中央电视台新闻标题称，" 全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58年来连续12届当选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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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3 09:25 AM PST
1月21日杨白冰葬礼，江泽民排名后移，个中缘由，凸显十八大之后的政局变化。反腐是习近平治党施以的重锤，“打虎“能否成功，人治倾向最危险。
特立独行习近平
周一（1月28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之一是外交问题。新华社电文引发国内外截然不同的评论，外媒强调习近平“强硬宣示主权立场”，依据“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认为“发出了比其前任胡锦涛更刺耳的声音”。国内诸多一直关注钓鱼岛形势的政治评论人士，则看重习近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宣示，习近平说“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李伟东微博称：“缓和全世界对新班子的鹰派预期，在此话语背景下，钓岛冲突就基本结束了。”
 习近平: 坚定不移和平发展
同日，习近平视察北京武警部队，强调“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他一口气提出“三个绝对”：“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提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微博有评：“8.19苏联烙印太深了!”
十八大到底要做什么？
主政两个半月，习近平个人风格和施政风格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但是谁又能对习近平口口声声要进行的改革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呢？中国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从习近平的讲话里，都可以做出左和右的多种解读，包括他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政治报告。
鲍彤做了以下评论：“十八大报告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当代社会矛盾的百科全书，提了很多危机，执政的危机，来自社会的危机，都是矛盾造成的。十八大应该解决矛盾啊，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掩盖矛盾。掩盖矛盾的理由从哪里来？就从‘三个自信’来。自信这个道路是正确的；自信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自信这个制度是正确的。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都是从道路、理论、制度来的，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现在要说这个娘胎是好的，只是生出的东西有毛病，娘胎没有毛病，应该自信。面对这个矛盾局面怎么办呢？我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办法来，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还了得？还有党性吗？还有统一领导吗？还有现在的道路、理论、制度吗?好像没有了。但是我说各取所需永远不能丢掉，马克思一天到晚想的不就是各取所需吗？有人说那是理论，马克思是理论家。实践家，我们有毛泽东、邓小平，邓小平我认为就是各取所需的大师。他有两只手，两个拳头都很硬。是两个拳头同时起作用吗？不是的，邓小平永远是一个拳头打人，另一个拳头放在后边，动左拳时，右拳也在为左拳助威；动右拳时，左拳也在后边准备。看到毛泽东把十亿人民带到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拿出右拳来，说我是改革开放的，我要挽救危机。同时这个右拳还对着另外的一方面，对着陈云。陈云资格比邓老，陈是30年代进入中央决策机构的，邓小平是50年代，相差20年。邓小平就是用右拳对付老人干政的。等到天下归心，老百姓说邓的模式好，思想活跃起来，就要左拳出击，反自由化了。右拳也不是不用，改革开放一开始也要反经济犯罪。两个拳头轮番出击，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党对全国人民的领导；一个是邓小平对全党的领导。如果否定各取所需，那么不仅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实践上也否定了邓小平。”
 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亮相
老人干政，正是邓小平为中国政坛遗留下的祸根，习近平如何各取所需应对来自各方的干扰，是他不能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但是来自高层，对习近平还另有一个说法，当前十八大报告制造的政治混沌，正是习近平有意而为之，是他的政治保护色。因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班子都是老人们安排的，不是他自己的班子，十八大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己的班底，而且不是选进来之后就不可改变，而是不合格的，随时更替。建立班底的同时，要完成他自己的施政方略。有人说习近平有一个15年规划，十八大只是他的筹备时期，“七总统”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经济一定要发展，不能出事，社会要稳定，要保证大局。十九大他自己的班底将各就各位，那时才是他实施自己的大政方略的时候。二十大，将完成他的大政方略。那时他人虽然退下来，但是习时代将实现。
或者可以说，十八大仍旧是习近平完成全面接班的时期，从哪里入手呢？这一点习近平丝毫不含糊，而且第一步已经实现。
十八大军委“我作主”
2012年，党内复杂事件，一档接一档，给了老人干政空前绝后的机会，十八大常委基本上是江泽民安排的，政治局胡锦涛团派居多。朱镕基在国务院金融系“分猪肉”，李鹏力保儿子升省长，其余大佬向人大、政协都塞“代理人”。
直到十八大结束，老人帮对一中全会还都有各自的要求。江泽民提出把徐才厚留在军委，以老带新。胡锦涛对胡春华、张春贤等团派大员，也有特殊要求。据悉，习近平会前协商时，对江胡的要求都满口答应，但是一中全会选举出的军委名单满不是那么回事。习近平的原则是，十八大你们做了主，一中全会我得做主，体就体现在军委成员我说了算。另外对胡春华、张春贤等人的安排也都没有到位。
一中全会闭幕当天，江泽民给习近平和政治局写了亲笔信，提出“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顺序中，我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为好。请予同意。”
习近平率领新班子集体亮相之后的第二天,胡锦涛就和习近平一起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胡锦涛称“习近平是合格的总书记。”实际是胡向习当面交班。习近平在讲话里强调；“枪杆子要在忠于党的可靠人手中。”
江泽民排名后移内有乾坤
 习近平09年访德期间向默克尔赠书
十八大之后，江泽民题字，出诗集，写序的活动不断，12月21日晚携夫人，亮相国家大剧院，观看政治密友李岚清成立的“三高乐团”（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军官）的新年音乐会。次日，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后，李岚清宣布乐团解散。江泽民每次公开亮相，都曾被舆论看作是在显示干政实力。
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15大常委们的退休生活组照，江泽民居首，大有“送君送到大路旁”的依依不舍。
1月8日，海外明镜集团《调查》特刊发表独家消息，披露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一中全会闭幕当天，江泽民给习近平和政治局写了亲笔信的全文。
直到1月21日，领导人排名最严格的CCTV《新闻联播》，报道当日杨白冰的追悼会，将胡温10年一向以“第三代领导核心”排居老二，十八大一中全会之后，暂时排在胡锦涛、习近平之后的江泽民排名退后，排在现常委和十七大还有职务在身的4名常委之后。这预示两会换届之后，胡锦涛排名也将顺移至江泽民之后，吴、温、贾也将进入老同志之列。
1月22日，新华社发表“江泽民请求在礼宾排名中与老同志排在一起”的电讯，称赞“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值得关注的是，新华社在相关新闻里，还发表了江泽民简历，这是国家领导人职务变动才有的常规报道方式，江泽民只不过是早已退休的老同志，并无寻常职务变动可言，是否预示江泽民从他一直盘踞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最高政治职务”上也退下来，将是未来政治格局的重大看点。
加强中央集权，成立中央反腐领导小组
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是影响广泛的一篇讲话，其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官媒评价为“源头治理”。又引出鲍彤的评论：“搞错了吧？查查宪法是怎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能把人民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吗？应该是把人民的权力从笼子里放出来，把官员的＂假权力＂（非法权力）关笼子里！”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立竿见影的是重庆根据“不雅视频”，在雷政富之后一举又免掉十个厅局长；举报人朱瑞峰称还掌握数名厅局级官员同样被拍的“不雅视频”；重庆警察，到北京找朱瑞峰调查，要他交出视频。立即掀起媒体和网络的狂潮，成为中外关注的又一事件。新京报连连发社论，把“不雅视频案件”与薄王案相联系。春节前的反腐场景，是个丑剧、闹剧、喜剧、正剧同时上演的舞台。
习近平反腐的最重大举措是成立了中央反腐领导小组，自任组长，王岐山任副组长，规格在中纪委之上。这是排斥权力制衡改革的威权主义反腐的典型举措，能否根治腐败，要打大问号。
李源潮亲属被调查
“打老虎”的举措很可能影响到两会的人事安排，据悉被调查涉及到的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他的小舅子2011年在澳门赌博，输掉两千万，人被澳门赌场扣住，是广东军区动用军款才把人赎回来，为了堵上这笔军款的窟窿，耗时整整一年。目前李的小舅子正被中纪委审查，李的妻子，也被中纪委调查，叫去问话23小时。知情人透露，即使这笔2千万查清楚了，就怕前边还有其他赌帐。
 李源潮
因为谈民主不被意识形态主管看好，十年只能呆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位子上的俞可平，今年被共识网评选为2012首届共识人物，他的年度言论是：“我们现在谁都不想突变，突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但唯有在改革上有突破才能避免突变。如果在有些问题上不突破，代价将不可估计。”
这种温和的话，不知习近平能否听得进去？
 作者: 高瑜
另一位共识人物，“帝师”孙立平年度言论要激越许多：“趁着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趁你道歉有的人还会泪水涟涟,尽早切割历史问题另开张。”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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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3 09:51 AM PST 民主主义醒觉了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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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3 09:53 AM PST
新年伊始，當代中國境內出現了一次極其嚴重的霧霾天氣。大氣中瀰漫著有毒顆粒物，其範圍之大，時間之久，都是創記錄的。這是自然災害嗎？不是。氣溫低和濕度高只能生成霧，而不會製造有毒的微粒。而且自然界的霧，一般都會在太陽光的照射下很快消散，怎能盤據在中國大地上晝夜不停地肆虐，讓幾億中國人連續一周沉沒在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的毒氣海洋中？ 其實這場罕見的生態災難，純粹是一種人禍，是掌權者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和「發展是硬道理」的「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為裝滿權貴的錢包而瘋狂追求GDP，肆意破壞生態平衡的結果。 事實上霧霾天氣已經成為中國許多城市和地區的常態。即便沒有生成霧氣的溫度和濕度，空氣中也終日瀰漫著汽車尾氣和工廠排放的煤煙以及工業廢氣和五花八門的可吸入顆粒物。在這裡居住的人們，實際上整天都生活在這些污染物形成的污濁「海洋」裡面。只有靠偶而吹來的大風，把這些毒物暫時吹散，人們才能享受一下藍天白雲，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以「霧倫敦」為形象的大氣污染，曾是許多國家工業化初期的通病。但是隨著科學和民主的發展，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已經成為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條件，可以說如今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共識。中國的現代化起步很晚，完全可以避免早期工業化國家那種「霧倫敦」式的彎路。然而在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高調聲中，中國卻給地球造成了如此大片的污染地帶，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在令人汗顏！ 除了壟斷一切資源、為了維護一黨專政而一意孤行的統治者，誰能為這種局面負責！ 其實一黨專政的「德政」豈止破壞生態而已！它對中華民族的主體──中國人──的摧殘，更是罄竹難書。改革開放雖然從經濟上把中國從瀕於崩潰的「毛式社會主義」泥坑中挽救出來，但「鄧式社會主義」依然是一黨專政，不但和自由民主背道而馳，而且在經濟上也並沒有真正轉上市場的軌道，權貴們所操控的「公有經濟」依然壟斷著國家經濟命脈。如果說霧霾天氣已經使人呼吸困難，那麼霧霾政治就更加令人窒息了。 本來中共一貫的黑箱作業，從來就使中國人在政治上「如墜五里霧中」。如今它的十八屆領導核心，由於成分複雜，越發使人難以猜測。新年伊始曝出的最大新聞，正是出自新聞界本身：《南方周末》本是「黨的喉舌」。它在慶祝新年的文章裡宣傳了憲政，這是總書記習近平的聲音。誰知這個發出總書記聲音的「喉舌」，卻被割了舌頭，換上了省委宣傳部長的舌頭。而那位省委宣傳部長的後台，據說又是分管宣傳工作的中央常委。這一下就把已經「墜入五里霧中」的中國人又推到「十里霧中」，越發摸不著東南西北了：到底是聽總書記的聲音，還是聽另一位常委的聲音呢？ 十八大閉幕後，新的中央作出整飾黨風的八項決定，特別是習近平大聲疾呼，要求落實憲法，而且反對「空談誤國」，決心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凡此種種，已經引起一些良好的反響，使某些涼透了的心又一次燃起改革的希望，表示要對新班子「聽其言，觀其行」，甚至有人已經預期會有「習李新政」。然而剛剛進入二○一三年，就出現一個「黨的喉舌」被黨開刀的事件，實在太煞風景了。 其實只要把共產黨看透，便應該說：此事本來就在意料之中。這個黨是沒有底線的，「測不準」就是它的常規。它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它的內部也什麼事都可能發生。雖然客觀形勢已經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時候，但是要把中國從一黨專政的統治下扭轉到民主憲政的軌道上，不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是決然不行的。因為在當代中國，所謂改革，就是從共產黨無所不包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每一步改革，其實都是社會各界從共產黨手裡奪回本來屬於自己的權利。不論你把它叫作「解放」或「奪回」，反正都得經過鬥爭。只不過「改革」是「文鬥」。如果「文鬥」不行，釀成「武鬥」，那就是「革命」了。不論朝野，正是為了避免代價太大的「革命」，才產生了「改革」的共識，這才使「改革」成為可能。但是沉溺於既得利益的權貴們怎能輕易放權？所以鬥爭是必不可免的。我們可以斷言，《南方周末》事件還僅僅是個開始，幕前幕後的「大戲」和「小品」，一定會陸續上演。和這種政治戲碼比起來，官方年年造勢的「春節晚會」又算了什麼呢？
編後漫筆
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中央領導班子上場不久，隨著三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的漸近，國家領導人、各級政府班子的換屆爭奪戰又打響。在中共一黨獨裁專政下，國家政府的領導人只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者，所有作為都必須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國家政府重要職位的爭奪戰，和黨內權爭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北方放語」《國家副主席人選爭奪白熱化》是有關中共黨內高層在十八大後展開第二場權力鬥爭交鋒的內幕性報道。《楊白冰逝世前曝與江澤民仇怨》則披露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江澤民上任黨總書記初期，為了鏟除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的勢力而在黨內展開的激烈權鬥的真相。
一月初發生的「南周事件」，是中共掌權者公然粗暴踐踏國家憲法的典型例子，掀起了中外輿論的譴責浪潮，令「憲政」蒙羞。特輯「『南周事件』與憲政」是有關這個意義深遠的捍衛新聞自由公民運動的報道和分析。
新春將臨，本刊仝人謹向各方讀者、作者朋友們拜一個早年，祝願大家蛇年如意吉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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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3 08:50 PM PST 港蘋 習近平登上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寶座不過兩個多月，但大小動作頻繁，一洗他過去給人無為而治、和稀泥、以及習以為常的太子爺頹風。小習進取甚至潑辣的態勢尤其表現在「奪權」這重中之重的環節。一方面胡錦濤會在三月全國人大交出國家主席這最後位置，而以太上皇自居的江澤民亦同意不跟新上任常委爭排名的先後。更重要的是，習總除了掌握黨務與解放軍的大權外，前不久他高調巡視武警部隊，顯示他同時控制整套包括公、檢、法在內的「專政」機器。 相對老江與老胡分別在一九八九年與二○○二年的弱勢「登基」來說，小習奉行列寧式的高度集權路線表面上異常成功。但中國的政情詭異莫測。第一，習缺乏一套完整的黨政關係網。老江有他的上海幫，而胡總雖然口口聲聲「裸退」，但他還是黨內最大幫派，即共青團派的頭頭。小習在可見將來恐怕絕難栽培出一個「習近平派」。這從習總在十八大前後安插在他周圍的親信可見一斑。 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的大員中靠近習總的寥寥可數，其中權力含金量最大的當推掌管黨務樞紐的中辦主任栗戰書與組織部部長趙樂際。但栗與趙其實跟小習的淵源並不深。習與栗在八十年代初因為分別出任河北省正定縣與無極縣書記而相熟，但之後各奔走前程。而習與在近年陝西省前書記的小趙的「哥們」關係主要建基於趙善於照顧習仲勛家族在陝北的眾多親戚。至於習總的貼身智囊部份更是由國家前副主席曾慶紅介紹的上海幫人馬，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等。 與習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他在福建與浙江的老同事與部下，但這些幹部的實力與日後爬升高位的潛質有限。習的舊部已當上部長級別的人數不多，包括剛升任貴州省長的陳敏爾與天津政協主席的何立峰。五十七歲的何立峰是習總出任廈門副市長時的拍檔，近一兩年不斷有傳聞說他會出任天津市長或國務院的部長，但小何在十八大只連任候補中委，看來仕途不太暢順。一九六○年出生的小陳是習總當浙江書記時的省宣傳部長。陳屬於第六代精英，但他與中共權力核心還有一大距離。 當然，習總要迅速樹立權威唯一的方法是提出政、經改革的撒手鐧，但很明顯習沒有他父親習仲勛不惜得罪毛澤東與鄧小平而堅持自己開明路線的勇氣。畢竟十七大時老江與曾慶紅之所以推薦小習接胡錦濤的班，正是因為習是個出名唯唯諾諾的「老好人」。即使習總使出渾身解數成功地成為強勢一哥，但在改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敷衍了事的話，他只會更快、和徹底地被積重難返的中共劣根性吞噬，而對中華民族構成的傷害將更難以彌補！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附录： 盡論中國：延安咋不給習總面子？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連日在甘肅訪貧問苦，官方故技重演，用微博即時報道習近平向村民派年貨、為老人端飯。報道還稱，習近平回憶起40年前在陝西延安插隊時的苦況，強調黨和政府會幫助大家過上紅火的日子。
在五星酒店開人大會議 就在習近平親民騷做到十足之際，內地網民驚曝延安市寶塔區竟在當地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舉行人大會議，酒店房間標價一晚由1,778元至4,578元。更荒唐的是，官方先是解釋因當地四星級酒店裝修才改在五星級酒店開會，後又稱付給酒店的是「團購價」，每天房價是260元。但酒店員工透露，最優惠的房價也要635元。 在習近平高調要求抵制享樂主義、奢靡風氣之際，延安人大會議竟是如此豪華，咋就這麼不給習總書記面子呢？且不說習近平還挺念舊的，到了甘肅也沒忘提當年在延安插隊的往事，就算是作為中共革命的老根據地，延安也不能不替中共裝裝門面吧？有網民調侃：「毛主席倘若知道後輩人在革命聖地奢侈地開高價人代會，他會作何感想？」 習近平、李克強上月曾分頭出擊，分別冒雪踏訪河北、湖北的農戶，這次又分別到甘肅、內蒙古看望農民、農民工。同樣曾到農村插隊的李克強還向農民工表示：「我也當過農民，懂得你們的辛勞。我在政府工作，也是給你們打工。」習、李的親民言行經新華網在微博報道後，自然不乏叫好之聲。但是，中共官員中又有幾個有為民眾打工的覺悟？ 連延安這樣的革命聖地，開個人大會議都要挑五星級酒店享受幾天，只因所謂人大代表十有八九是官員，並不是真的人民代表。對於網民要求寶塔區公佈今次人大會議的開支詳情，當局更是聽若未聞。其實，習近平、李克強再怎麼演出親民騷、再怎麼下達力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對地方官員的觸動，都不如查處一場豪華會議，都不如查處一批藉機享樂的官員。 ——林保华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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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3 02:50 PM PST 2006年，安倍晋三首度出任日本首相，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2012年，安倍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这一变迁，充分反映了这六年多间，亚洲地缘政治的演变、以及中日关系的逆转。
安倍上台，外交包围中共
安倍晋三履新，首先派出外相岸田文雄出访亚洲邻国，首站访问与中国有直接领海争端的菲律宾，继而访问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强化地区安全合作的目标，直指北京。副首相麻生太郎出访缅甸，宣布免除缅甸所欠日本5000亿日元债务，日本企业同期跟进，大举投资缅甸，被视为挖中共墙角。
（此时，缅甸政府军与克钦族战争升级，中共是否背后捣鬼、意图牵制缅甸？尚有待观察。另有证据显示 ，中共向缅甸最大少数民族佤邦族提供武器，暗中鼓动他们在缅北生事，对抗缅甸政府。）
紧接着，安倍本人亲自出马，先后造访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访问越南是重头戏。因越南也与中共陷入领海争端，日越携手对抗北京，顺理成章。日本是越南最大援助国，也是越南最大投资国。安倍访越，承诺再追加援助5亿美元，越南感激不尽。
去年八月，中共策动反日暴力示威、令日本企业蒙受超过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日方痛定思痛，加速了转资东南亚的进程。中国原本是日本最大投资国，但自2010年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两年超过对中国投资。中共政权的非理性面目，吓倒了日本商界。
除东盟之外，日本还积极联络其他亚洲国家：向韩国派出特使，改善日韩关系；计划向俄国派遣特使，为安倍访俄铺路；而早在去年十月，野田当政时期，日本外相造访蒙古，阐述日本尖阁诸岛的主权立场，蒙古表示“理解”；今年一月，蒙古突然停止向中国出口焦煤，表面原因是价格，实际原因，也可能是断绝中共战略资源。蒙古为中国焦煤最大来源国，占中国焦煤进口总量三分之一以上。
安倍主义：“自由与繁荣之弧”
也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中共视为唯一盟国的朝鲜，竟主动向日本示好，希望今年2月重开朝日政府间谈判，连中共御用学者都惊恐预测，朝日关系可能在年内出现“突破性进展”、可能“突然实现首脑峰会” ，由此承认“中国大受打击”。作为报复，2013年1月22日，中共对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
至于美国，表示对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也不充当调解人，但认可钓鱼岛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并一再重申：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国务卿希拉里在日本外相到访时，明确声明：反对中共“单方面侵害日本的管辖权”。言下之意，面对钓鱼岛之争，美国不仅会协防日本，而且不允许中共在该岛附近活动。中共受此重击，大骂美国“火上浇油”。
安倍将于2月正式访美，到那时，安倍“外交包围中共”的战略，将基本完成。对照从容自如的安倍外交，失道寡助而四面楚歌的中共，外交上处处被动，几乎无从下手。
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被称为“安倍主义”的外交路线。这条弧线，是在美国重返亚洲、俄罗斯－印度－越南强化铁三角之外，由日本对中共撒下的又一层包围圈。
北京妄动，逼日本右转、重新武装
回放2012年钓鱼岛争端全面升级剧情：4月，东京市长动议从日本私人手中收购由日本实际管辖超过百年的钓鱼岛；8月，一批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同月，中国爆发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9月，日本政府从日本民间购下钓鱼岛，实现该岛国有化；同月，中国派出海监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活动，之后频率加剧；12月13日，中国海监机首次飞临钓鱼岛，日本派出战机拦截，之后频率加剧；2013年1月10日，中国首次出动战机飞临钓鱼岛，日本战机升空对峙。
如果说，2006年，安倍首访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没有得到北京的即时回应，反映中共领导层的惯性迟钝；那么，2009年，亲中的日本民主党上台，公开宣称脱离美国、要与美中保持等距离，仍然没有得到北京的应有回应，则反映了中共领导层的十足愚痴。
就在日本大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12月13日，中共海监机首次飞临钓鱼岛；12月15日，日本大选投票前夕 ，中共海监机再度飞临钓鱼岛。中共耀武扬威的举动，实际为日本右翼力量充当了超级助选团，结果，偏右的日本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中共在钓鱼岛日益高调的活动，不仅把日本逼向右转，而且创造了充足条件，让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扩充防务实力。
安倍上台，立即增加军费。2013年的防务预算，达4兆7700亿日元，比2012年增加1000亿日元。这是日本11年来首次增加军费。安倍增加军费、扩充自卫队、修改防务大纲，得到了54％日本民众的支持。日本右转 ，重新武装，实拜中共步步紧逼所赐。
中共对外用武，出自内部危机
施出浑身解数，非要在钓鱼岛捣腾出事情来，中共真的那么在乎钓鱼岛？抑或，另有所图？回顾中共建政以来，对外用兵，无不因中共内部出事。故而对外出击，借机转移公众视线。
1950年，中共出兵朝鲜，时值政权初立不稳。1962年，中共入侵印度，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权力斗争正酣 ，毛借调兵恢复权威。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正值林彪军中势力坐大，毛极度不安。1979年，中共入侵越南，主因乃是，邓小平借调兵打仗，要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军权。其余时候，不论毛还是邓，只要大权在握、政局平稳，并未见对外用武，即便有事，也宁愿“搁置争端，留给后人”。
眼下，中共作势对外开战，动作频频，对应的，是国内多事之秋。去年，钓鱼岛争端被突然热炒，是在薄熙来事件带来中共党内、军内空前分裂之际。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并为权争激烈的中共十八大打了掩护。
但随后，外国媒体连续曝光中共高官贪腐内幕，引起中国民众愤怒，中南海更需持续热炒钓鱼岛争端，予以对冲。十八大之后，中国民众盛行网络反腐，风声鹤唳，中共官员紧急抛售房产、紧急转出资金，仅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月间，外逃资金就高达410亿美元！如何掩护这类丑行？中南海苦思对策，强化对日斗争，炒作中日开战，是有效手段之一。
民主日本，不会轻启战端
中日调兵遣将、剑拔弩张，海上空中齐对峙，军事外交总动员，外界关注：中日即将开战？依当下情势判断，还未必。
日本方面，安倍采取的是“先包围后改善”的策略，即，先联合亚洲国家，构筑抗衡北京的统一战线，让中共有所忌讳、有所收敛，之后，徐图缓解陷于紧绷的日中关系，毕竟，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国家，能够理智地体认，作为两个亚洲大国，日中关系具有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先展示硬实力，再展示软实力，这是自民党政府有别于民主党政府之处。
2013年1月，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访中，安倍托他带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封亲笔信，信中建议日中举行首脑会谈，改善双边关系。这是一个文明国家之文明领导人的正常做法，非示软，乃示善，在事态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尽可能做出和平努力。很难设想同等情况下，中共领导人会主动这样做。撒野，横蛮，顽固，顾面子，原本是被极权体制惯坏的极权者的通病。
中共诡诈，在菲律宾得手
中国方面，没人相信共产党有任何爱国基因。开战与否，中南海最终取舍，是考量其政权安危。若开战有利于强化中共政权，比如，籍机以民族主义统合人心，中南海可能铤而走险；若开战不利于、甚至危及中共政权，中南海则绝对不会贸然行事。
中共在钓鱼岛动作步步升级，但并不抢占岛屿本身，企图在钓鱼岛复制“黄岩岛模式”。2012年4、5月间 ，中共以军事恐吓和经济压迫等手段，胁迫菲律宾，双方对峙月余。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菲双方都同意撤走舰船，结束对峙。但中方舰船撤离时，却暗中铺设一条缆绳，锁住了该岛浅滩入口，待菲方松懈后，假装撤离的中共舰船又突然折返，以诡诈手段，控制了该岛浅滩入口，阻挡菲律宾渔船进入。这一“成果 ”，被中共御用学者称为“黄岩岛模式”，津津乐道不已。中共故技重施，企图在钓鱼岛复制“黄岩岛模式”，然而，日本不是菲律宾，有备无患，北京图谋，实难以得逞。
共军自认积习深重，未必敢打仗
1月20日，中共《解放军报》再度发表“准备打仗”的头条报道，似乎磨刀霍霍。但细读之下，却耐人寻味。该文标题“准备打仗，先向‘和平积习’开刀”，把人类公推的和平，缀以“积习”二字，不仅暴露中共无视和平的暴力本质，而且泄露中南海对共军的担忧，如该文所指：长期不打仗，让一些官兵慢慢滋生了许多“和平积习”，这些积习“藏在部队训练的各个角落，打起仗来要吃大亏！”
该文没有挑明的积习之一，是共军腐败透顶，比诸当年的满清军队尤甚。因为腐败，军力远占优势的清军大败于日军（1894年）；因为骄横，军力数倍于敌的中共军惨败于越共军（1979年）。历史噩梦，犹令中共惊魂。
该文要求共军在2013年要“强化打仗思想”、“提高打仗能力”；最后又称：“自卫还击要坚决，措施要做到短、平、快，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 同样意思，换一套说法，那便是：共军缺乏打仗思想，未具备打仗能力，最多只能短平快地出击一下。否则，战事稍一拖久，就有灭顶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恐怕连政权都不保。领导人犹疑胆怯如此，共军缺乏自信如此，畏敌畏战，跃然纸上。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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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3 01:06 PM PST 
在這除舊迎新、春回大地之際，我們看到中美兩大國實現了新一屆的權力更新。習近平在初享大權之樂，奧巴馬則已宣誓就職，近期熱議的槍枝管理問題，是其新政之一。自從康州小學血案以來，「禁槍」之聲沸騰，槍擊案卻連續不絕，聯邦當局提出槍管三條：禁軍用攻擊槍、限彈匣量、查買者背景，都遭到很大抵制，立法維艱。而美國民間擁槍量，已達人均一支——不禁讓我們聯想到中國的槍枝問題，難免仰天長嘆，又一次看到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巨大差別。
中國從秦始皇收盡天下兵器鑄成十二大銅人以來，二千餘年只見人罵焚書坑儒，少見人說這件「防遺民作亂」的豪舉。似乎刀槍為殺人凶器禁之有理。到了共產黨治下，更是萬千敏感無出其右，誰能想到槍枝竟是美國許多家庭的最愛？對美帝揭批數十年，從沒有人提到過美國有人人可以持槍的自由。因為反帝邏輯就站不住腳：全民皆兵的無產階級為什麼不揭竿而起推翻萬惡的資本主義？內心的陰暗則是，要讓中國人明白，人民是不可以佔有槍枝的，無論是反對暴政還是打獵、自衛。因此，毛時代對暗殺沙皇和暗殺肯尼迪總統的資訊，都要在媒體上消聲，怕階級敵人「有樣學樣」。
但是，中共又從不掩飾對武器的崇拜和壟斷權。那是對「專政」理論的效忠和體現。毛有獨特心得，從土匪和軍閥那裡得到靈感，披上列寧的國家學說，占山為王，登峰造極地發揮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還說，歸根結底，世界只有槍桿子可以改造。於是，發動內戰，人海戰術，打天下、坐天下之後，還要不惜打核戰死一半人口來消滅資本主義。口裡罵原子彈是紙老虎，心裡哪管餓死幾千萬貧下中農，也要造成原子彈。知識分子是狗屎，錢學森才是寶貝。林彪恭維他「四個偉大」，他恭維列寧斯大林是「兩把刀子」。
習近平上台後毛聲不斷，兩個三十年之說尤其驚人，他知道毛的遺產是他的權力來源，他沒有上街拉一張選票，而黃袍加身，豈容忘記祖皇之恩、刀槍之訓？全世界除了北韓、古巴，沒有一家有中國的「軍委」體制，江胡習庸官之輩，也敢於接過毛鄧獨裁，大言不慚「黨要絕對指揮槍」。黨在國上，軍在黨上，黨軍凌駕黨國，變「共和國」為軍警國家。
除了六四的直接受益，他們是一批不可救藥的不知廉恥的健忘症者——「軍隊國家化」原是中共反蔣的一張王牌，一九四六年周恩來代表中共簽署國共協議，承諾軍隊屬於國家而不屬於任何政黨；八二憲法也規定軍隊屬於國家軍委領導。但中共中央就是要掛牌另立軍委，這不是「一個班子，兩個牌子」，而是對憲法的公然強暴！凡此種種，當可理解，共產黨的統治心理為何虛弱到辦個奧運、開個十八大，百姓買把菜刀也要管制的地步，已經落後於秦皇時代——將中共的槍桿子和美國的槍桿子相提並論，實在是天大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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