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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7, 2013, 6:08:32 AM4/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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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蒋经国与台湾的民主进程（附：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 Posted: 26 Apr 2013 09:11 PM PDT
或许是出于对自身社会的失望或期待，大陆始终有许多人推崇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这些观点文章不是忽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党外运动的镇压，就是即使认识到那些威权统治，但认为他在80年代中期"忽然"良心发现做出伟大决定。
2013年4月9日经济观察报上舒彤先生《蒋经国晚年的"宁静起步"》一文，基本就保持着这个观点，去理解蒋经国和台湾的"宁静革命"，但遗憾的是，文章是去历史化的。 作者界定"宁静革命"的起步是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严，1988年宣布废除党禁、报禁。这可能是个误解。"宁静革命"的原意是指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经验，台湾在整个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暴力和流血――除了极少数案例，如"王幸男炸弹案"，或者"林宅血案"――这包括了朝野双方的自我约束。所以"宁静革命"必须被看做一个更漫长的过程，而非是蒋经国开启的。 而当作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蒋经国的改革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之后，接下来的讨论却几乎没有论及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党外民主运动对国民党政权产生的压力，以致于做出这样的判断：对蒋经国晚年来说，维持戒严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他做出最不容易的选择――告别旧制度。 但事实却可能刚好相反，蒋经国在1986年前后做出的最合理的、成本最小的选择，就是进行政治改革。用政治学的语言来说，威权统治者面对民间要求改革的压力，会考量"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相对大小，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亦即当容忍成本小于镇压成本，统治者当然会容忍反对力量，放弃镇压，实行改革来维持政权延续，而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历史。 要分析蒋经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历史事实：不过是在几年前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权逮捕大部分党外运动精英，将其中8人施以军法审判。很明显，这是面对越来越壮大的党外民主运动，蒋经国要一网打尽。 然而，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并不能压制住70年代开始崛起的人民声音。当80年代的幕布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 首先，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70年代更高，约为三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美丽岛世代"虽然入狱，但"律师世代"和更多年轻人投入民主运动，代表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三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党外运动尤其更进一步组织化。1982年9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19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19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9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上世纪80年代台湾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总是会有新杂志前仆后继地出现。政治之外，由于政治空间扩大，80年代也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80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案"引起美国高度不满，并对台施压，以及1985年的金融丑闻"十信事件"（作者注：导致财政部长下台）。更不要说蒋经国个人身体健康的严重恶化。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压力。虽然台湾当局和美国在1978年断交，但是台湾当局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八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份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而不像党内其他元老如黄少谷、严家淦或军方的保守势力。如在70年代初，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开始面临危机，所以拔擢本省籍精英、推动"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来获取政权的新正当性，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期待，所以出现"美丽岛事件"。而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在80年代越来越强大时，他才开始认识到必须透过更大幅度的改革来维系政权。 1986年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并容忍民进党组党。在民进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后的半小时，警备总部对蒋经国提出逮捕名单，蒋经国回答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年，他也说出"我也是台湾人"。次年，他废除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进行部分自由化改革──但仍然没开放更大幅度的国会改选，因为他要确保对政权的掌握。 可以说，蒋经国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当然，这个"识时务"是区别他和其他专制者的重要差别。 我当然知道，大陆作者对蒋经国的过度肯定是因为另有期待，而非单纯地只是分析台湾历史。然而，如果没认识到统治者推动改革的真正原因，只是一厢情愿地期待改革者出现，恐怕只是徒劳的等待。 ============= 张铁志：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 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角色？是伟大的改革者，还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然？ 政治学理论对民主化的解释主要有两派。一派强调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亦即经济发展会带来都市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等，并进而促进民主文化。另一派强调行动者的策略性互动、协商，主要行动者包括反对阵营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和执政集团的鹰派和鸽派。在对台湾的研究中，两派都提出不同解释。 在重视行动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中，有人特别强调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扮演的关键角色，强调蒋经国具有一贯的民主信念，是"由上而下"地推动政治改革。真的是如此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只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更能真正让我们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动力与原因。 强调蒋经国作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文献，经常忽略他之前的作为：亦即就在他宣布解除戒严的几年前，发生了严重镇压党外民主势力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十二月以及次年的大审判），更不要说他更早之前是情治单位首长，是独裁政体中的关键人物。是他转变想法了吗？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他会考量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让统治者无法忽视，甚至镇压也很难维系其政权时，威权统治者就可能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权的延续。但当然，统治集团对于该如何面对民间压力，也往往有不同的政治判断，而这个统治集团的分裂，往往就是转型的契机。透过几个历史关键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更了解蒋经国。 1.七零年代初的革新保台 国民党来台后实行严厉的威权统治，外省族群掌握了主要的党政军权力，而所谓的中央民代（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也都是在大陆时期选举出来的，完全不能代表本地民意。 197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面临来自内外的重大压力，威权体制出现裂缝。在岛内，国民党内部出现人才老化问题，因而从六零年代后期就开始思考人才甄补，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以及结合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力量。再者，1969年内首次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人士黄信介当选，加上刚选上台北市议员的康宁祥，他们开始相对激烈地批评政治。此外，71年的保钓运动也开始转向要求政治改革。 对外，先是1971年尼克森访问中国，该年下半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失去国际支持、并与美国关系面临重大转变。国民党政府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政权。 尤其，将经国即将在1972年接班，因此在为新局面布局。这中间又出现一个重要的插曲。1970年四月二十六日，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在纽约遭到两位台湾博士生黄文雄、郑自财开枪刺杀。虽然刺杀失败，但对蒋经国带来极大震撼：他没想到本省籍人士对他，对国民党统治，有如此深的恨意。 蒋经国确实在国民党内比较有不同想法。在1969年，蒋经国就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正桉，允许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他在1972年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标举"革新保台"，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如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以及，政务委员李登辉等。此后，他持续在党内和政府内培养新一代的本土人才，如国民党的中常委中，本省籍比例从六零年代的百分之十上下，到1972年增加为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33%，1986年45.16%。 为了让国民党延续政权，蒋经国试图逐渐改变国民党的性质，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但与此同时，党外的政治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从外面给予国民党更大压力。 2.美丽岛事件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党外民主运动开始逐渐成形，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1977年的选举，"党外"人士进行全岛串连，最后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 面对党外势力逐渐壮大，国民党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一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高雄县长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八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但党外运动持续前进。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引发激烈警民冲突，并给予国民党镇压反对运动的藉口，事后对党外主要领导者展开大逮捕。1980年2月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等八人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 更让人震惊的是，就在军事审判前的2月28日，不明人士闯入林义雄家中，无情地杀害林母及双生女儿林亮均、林亭均，唯一活口是被杀成重伤的大女儿林奂均。林宅血桉成为台湾民主史上最哀伤的一页，且至今未能破桉。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一网打尽，彻底镇压。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住已经崛起的人民声音。当八零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呐喊。 3.解严 首先，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七零年代更高，约为三成。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也都高票当选。美丽岛世代的入狱，但律师世代和更多年轻人投入民主运动，党外已经重整出发，并确立了约三成的民意基础，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美丽岛事件后的八零年代初期，确实存在着一种恐怖气氛：1980年二月发生林宅血桉，1981年十月发生海外学者陈文成离奇陈尸台大校园，而到83年都有数人被以叛乱罪逮捕。 党外的街头运动也在这时期减少，但他们却更进一步组织化。82年九月，再度提出竞选共同政见；83年，不同派别分别成立"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同时，83年立委选举得票率为29.3％，高于1980年的27.9%。1985年，两派共同成立"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这已经是1986年九月正式组党的先声了。 除了政治组织，八零年代也有更多的"党外杂志"出现。这些杂志报导政治黑幕、社会不公，激烈批评政府，因此也屡屡遭到查禁。但总是会有新的杂志前仆后继的出现。 政治之外，进入八零年代后，由于政治空间扩大，所以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和街头抗议，尤其从1983年开始剧增：环保、劳工、消费者、原住民、学生运动等等。据统计，从83年到86年，有三千件街头抗议事件。 民间压力之外，国民党机器也开始逐渐损坏。首先，从八零年代初开始，蒋经国的健康就不断恶化。其次，国民党的统治也发生一连串危机，如1984年的"江南桉"引起美国高度不满，并对台施压），1985年的十信事件金融丑闻（并导致财政部长下台）。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给予国民党政权的压力。虽然台湾和美国在1978年断交，但是台湾仍然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而八十年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给予台湾需要进一步革新的压力，来持续强化作为"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蒋经国并非党内最保守的力量。他确实希望透过小部份改革来维持国民党的权力；相对于党内其他元老如黄少谷、严家淦或军方的保守势力，他更知道顺势而为，愿意逐步推进改革来回应民意。 台湾的民主化很大部份是与本土化的诉求重叠的。国民党作为一个移入政权，将绝大部分政治权力都集中台湾少数族群的外省人身上，而且坚持所谓中央民意机构必须维持中国法统。省籍偏差的政治权力分配结合威权统治，成为反对运动最重要批判主轴。因此，党外运动的民主化主张，也是要求让政治权力本土化。 蒋经国清楚认知到这个矛盾，所以才先在七十年代，后在八十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为政治革新的手段，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但这并不能满足社会期待；直到伴随着本土化而来的民主运动在八零年代前半越来越强时，他才清楚知道国民党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 所以，1984年国民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名李登辉担任副总统；1986年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并容忍民进党组党：在民主进步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后的半小时，警备总部对蒋经国提出逮捕名单，蒋经国回答说，"抓人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年，他也说出"我也是台湾人"。次年，他废除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半年后的1988年一月，蒋经国过世。 他是一个看到民主化压力，知道无法逆势而为的聪明统治者。 4.结论 台湾的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颠簸动荡的年代，但相对于其他政治转型，台湾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宁静的过程，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这当然是政府与反对者的摸索与智慧。 台湾的民主化并非来自蒋经国的良善，说他由上而下地"开启"或"带领"台湾民主化，都是不准确的。但是，蒋经国确实从六零年代末开始知道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先在七零年代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化解这危机，但当民间压力开始超过他预期时，他以美丽岛事件的镇压来抑制逐渐崛起的民主运动。进入八零年代，当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他也知道，这个决定可以能让国民党和平转型，并且持续掌握政治权力。 而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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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Apr 2013 07:12 PM PDT
连清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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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Apr 2013 12:53 PM PDT  新科政治局委员王沪宁是服务三代中共领导核心的官方理论家。六四之后，江泽民突然被召到北京，诚惶诚恐地被人"抱上"总书记的"宝座"。当时上有"老人党"的虎视眈眈，左右有李鹏、姚依林等实力雄厚的保守执政集团的钳制，江根本不敢有自己的政策班底和理论班底。直到邓小平"九二南巡"，公开与陈云在治国大政上分道扬镳，并且削弱了李鹏等的实力，江才开始真正掌握权力。 王沪宁在江泽民坐稳了总书记的座椅之后被召到北京，成为江的钦定理论家。随后，王的政治地位不断高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中共中央研究室政治组的组长，做到研究室的副主任、主任。胡锦涛上台之后，虽然与江泽民有著完全不同的行事风格，但是与江的文胆王沪宁却出人意料之外地相安无事，王沪宁更进一步被提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而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王沪宁则进一步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王沪宁已经成为自胡乔木以来官阶最高的"理论家"；他也没有辜负提拔者的信任，尽心尽力地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服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北京不久，他就为江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成为江的政治纲领。胡锦涛上台之后，王沪宁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胡的政治纲领最终写入共产党的章程。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中国梦"作为纲领性口号。显然，这个"中国梦"的背后也有王沪宁的贡献。 遗憾的是，王沪宁虽然尽心尽力地为中共领导人效力，但是他已经日渐显得有些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他希望通过不断地提出"里程碑"似的口号来为这个失去了政治理想和方向感的执政党注入活力，并且增强这个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凝聚力。但是他过去二十年来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今天的"中国梦"，一路走来，越来越缺乏理论底气和政治自信了。 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是，他提出的政治纲领越来越抽像，越来越没有内容。如果说，"三个代表"的思想的确反映了中国执政党的纲领性转变：由一个一贯声言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代表"精英阶层"的执政党；由一个代表社会最低层的穷人的党转变成代表有权有钱阶层的党。无论这个转变的社会意义如何，"三个代表"公开了中国执政精英推动这个转变的政治立场。可以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改革"以来的执政理念转变的一个概括。 但是"科学发展观"就显得太过于平庸无色了。因为"科学发展"是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应该遵从的发展原则。将这个无论何时何地都正确的口号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的"划时代"的政治纲领，不仅在政治上没有特色，而且在宣传技巧上也乏善可陈。至于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中国梦"的政治口号就更是让人跌破眼镜了。中国由十三亿人，十三亿人有十三个梦想，执政党居然提出要大家共同来做一个"中国梦"，而且将执政纲领退化到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这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共产党理论家王沪宁理论思维的"江郎才尽"实际上反映了这个党在政治上的衰败和退化。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这个党已经提不出能够凝聚民众的政治纲领，因为民众已经不信任这个党，而且这个党自己也完全丧失了自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靠镇压来维持权力的执政党，因为已经习惯于依赖镇压，这个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已经萎缩。作为官方理论家的王沪宁一定会对自己的回天乏力而感到十分的悲哀。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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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Apr 2013 12:10 PM PDT
「公民力量」由中国民运人士杨建利创办。周五下午，杨建利连同参加研习营的各方代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杨建利说，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是第八次举办。但这是第一次到亚洲，当然也是第一次到台湾。台湾是华人文化区最成功的民主地区；其次，台湾离中国大陆非常近，很多大陆到台湾的留学生，周六起会来观摩会议。
杨建利透露，大会目前接到了数十位中国大陆在台留学生报名。这样的会议原本应该在大陆开，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在台湾的陆生，应该可以通过这场会议得到完全不同的体验。 周五出席记者会的，包括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长潘帕才仁、内蒙古人民党代表席海明和大陆维权律师腾彪和肖国珍等。 首先发表讲话的潘帕才仁表示，中国境内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不管是藏人、南（内）蒙古或是东突厥斯坦（新疆），同样面临传统语言、文化存亡绝续的危机。导致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都非常相似，因此需要彼此团结，共同解决问题。 席海明发言时半开玩笑的说，蒙古人同样信仰藏传佛教，但因为不像藏人有位达赖喇嘛领导，使得蒙古人受迫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远不如西藏突出。 席海明说，南（内）蒙古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中共对蒙古自然环境的掠夺和破坏，让蒙古人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他说，蒙古的资源原本应该属于蒙古人的，但中共来了以后，北京的太子党加上内蒙的太子党按权力大小瓜分，蒙古人什麽都分不到。最后剩下给蒙古人的，只有毁灭的草原和毁灭的环境。 在大陆经常为异议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乃至法轮功成员辩护的律师腾彪认为，国际社会经常关注中国民主化问题，但却忽略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因此应该通过更多的讨论，唤起各方的注意。 肖国珍则认为，外界在中国领导人换届时，经常有种种期待。但就她认为，真正的关键在民间。她打了比喻：在一片有毒的土壤不会长出好的树；在一棵有毒的树上，不会结出好果子。她说，真正要努力的，还是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制度。 同一时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则在立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说自己二零零一年曾经以「政治难民」身分申请访台，但遭到拒绝。但他强调，世维会的机构就设在美国国会附近，足以证明它不是中共宣称的「恐怖组织」。 迪里夏提也提到新疆二十三日发生的冲突。他说导火线是中共武装人员无预警闯进维族民宅搜查。冲突中双方都有死伤。为避免世维会与中共各说各话，他呼吁让国际团体进入当地进行独立调查。 自由亚洲电台李潼 台北报道
【附录1】
 各族青年领袖聚会探讨 望解决矛盾促进融合
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在美国加州召开，与会的多个民族代表发表演讲，区域族群对立矛盾受关注，活动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希望借会议促进族群交流合力解决矛盾。
由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创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第七届会议在美国加州长滩持续召开三天（19-21），中国大陆多个民族自治区的民族代表及学者律师等共六十多人参与了研讨会并轮流发表演讲，与会者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内蒙古联盟主席席海明、藏人流亡政府驻欧洲联络官洛桑•尼玛、以及林培瑞教授、学运领袖王丹、香港的潘嘉伟，台湾的华人民主书院代表等。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共同走出困境”，目的宗旨是为了促进中国大陆各地区种族、宗教之间的信任，专题中主要介绍目前较为严重的西藏、新疆、内蒙古问题、目前在中国大陆除了汉族之外，这三大族群都占据了相对多的人口，跨地域的经济开发和生产也是导致族群对立的原因之一。 一位新疆代表Alim Seytoff 阿里木塞依托夫发言时表示，中国官员习惯性轻视少数民族让他们不满：无论西藏新疆或蒙古的人，他们（官员）就跟你讲汉语，当年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们问说你是哪里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不懂汉语我懂英语，我就英语讲，他说你怎么会有机会来美国？他表现的一点都不高兴。当初我不是什么反共人士，我只是一个学生，是来上学的。是共产党把我们这些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都变成政治家了。 当局不断加强对西藏的严控，目前已有三十几位藏族人士选择用自焚的方式抗议；一位西藏代表次仁娜姆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藏人和普通人一样，做饭烧菜被一点点油溅到也会疼痛，用自焚的方式抗议也让他们震惊：其实自从西藏发生自焚事件后起初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因为自焚事件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三十多次了，我们希望西藏的自焚事件能唤起国际上的支持和了解，了解西藏人民的痛苦，但至今我们都看不到国际社会对西藏自焚事件有一个强烈的支持，只是有一些口头上的声援和支持，能直接解决目前西藏问题的支持还是没有，这一点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他在台湾教书与陆生交流时，发现他们十分向往自由与民主，也很有自己的意见与看法，相信未来的中国在他们身上。 活动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希望通过共同讨论下一步将对少数民族面临的语言灭绝开展工作以保护少数族群及民众的文化，杨建利向本台表示：大家也感觉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政治的变化，现在有这么一个平台和论坛，让大家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大陆那边如果有一个突发性事件，中国政府被迫做一些改革开放的措施的话，或者说一些大事件的话，有我们这一平台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把各方的人士召集起来，可以谈出一个共同的呼吁和行动，这个对于推动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 杨建利也希望，台湾的民主成功模式的经验可以给更多的华人造福。 族群青年研习营自2000创办开始，此前都是进行汉藏的对话，之后将对话扩大到各个族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附录2】
“公民力量”举办“第四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视频）
由“公民力量”主办的“第四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于11月6日至9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与会的数十位来自中国各民族代表希望通过交流活动，建立信任和共识，共同致力于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Watch the video on YouTube 视频：公民力量运动的发起人杨建利（RFA记者何平） “第四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邀请了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代表，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满族和汉族代表，以及基督教、法轮功、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代表等出席。欧洲议会理事会瑞典代表团主席林布莱达先生和欧洲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伯娜兹女士先后在大会上致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为大会发来了贺电。公民力量运动的发起人杨建利博士主持了本次大会，他在接受本台的专访时表示： 
图片：公民力量运动的发起人杨建利博士接受本台记者的专访.（记者何平提供）
“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族群对话的努力。中国的民主化和未来中国的宪政不能脱离民族关系而谈，我们首先提供一个平台，形成一个改变中国整体政治环境的政治力量，为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宪政一起努力。” 达赖喇嘛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才嘉，就达赖喇嘛发给本次大会的贺电表示，达赖喇嘛坚信，只有族群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才是解决中国内部民族问题的开始： “达赖喇嘛这次的贺电也好，在这次会议里面的一个声明也好，他的内容的宗旨是通过对话和了解达到理解和妥协的目的。在中国内部的民族之间以及族群之间的对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对话是了解的开始。我觉得这是达赖喇嘛最中心的一个精神。”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代表伊利夏提表示，参加本届会议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了解，提供了有益的平台：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看法、相互了解的平台，大家都站在一个角度上，从文化上、从民族的整体上去学会尊重，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在11月7日的会议上就人权、民主和法制作了专题演讲，他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深信，我们一定要听听人家有什么话要说，了解各个族群，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要求。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立场，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要独立，中国人相信大一统，但是，要维持中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容忍、包容的态度，才能促进统一，维持统一。” 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刘路，从现行法律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矛盾的根源： “中国法律制度从表面上看，对少数民族是要优待的，比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民族地区不光有一个生存权的问题，中国政府对民族地区，像新疆、内蒙，它用的是一种汉化政策，对西藏主要是文化入侵、宗教打压的问题。实际上，在西藏也好，新疆也好，是中国政治犯最多的地方，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酷的社会问题，看起来像民族矛盾，实际上我认为还是独裁政权对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人权的打压的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王千源也应邀出席了本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她在会后谈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感想： “这个会议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思潮，就是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互相意识到了，每一个民族存在于一个更大的作为人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有56个民族。我认为作为中国公民，每一个人都应该受中国宪法的保护。如果说宪法只是有选择性地保护汉族人民的话，那么这个宪法是非法的。如果宪法是非法的话，这个政权也是不合理的。” 杨建利博士还特别向中国的听众发出了呼吁，他表示： “我想给国内听众说几句话。我们在谈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谈得很清楚，但是，当谈西藏问题、维吾尔族问题、这些族群间关系的时候，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受到很多洗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同胞能够寻找一些更全面的信息，诚心诚意和不同族群互相尊重，一起建立共识，用和平的方法来共同改变中国的大政治环境。” 杨建利博士强调，希望通过每年举办“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活动，从民族、宗教和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的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现状进行探讨，以形成由各族群构成的民主联合力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发自美国波士顿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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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Apr 2013 11:31 AM PDT
肯塔基往事 – 追忆吴方城兄
任松林
采桑子・忆故人
水急浪厚风声厉，燕赵孤胆，楚汉和弦，剑吼西风地浮寒。
行云不解故人去，话记当年，追忆当年，流星未远草方蓝。
知道吴方城兄突然去世，是前天网上看到万润南兄的悼诗。方城兄去了，非常震惊，二十多前的事情仿佛昨日，历历在目。
我是一九八六年秋天到肯塔基大学（UK）去读物理博士的。方城早我一年去，在UK的烟草研究所当博士后。由于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不几天方城就来找我。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尤其对新朋友。从此就经常在一起，秀才论道，成了好朋友。我当时是个吃奖学金的穷留学生，相比方城的博士后，收入差很多。加上吴太太高晓林女士的热情好客，于是三五日经常去他家吃喝。不久方城买了房子，从此呼朋唤友更有了去处。
八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许多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幸存者，也是高考恢复以后的佼佼者，非今日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可比。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十年，国内改革开始起步，似乎松动了不少，留学生中的指点江山的“国士”风气很浓，方城就是一个，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相见恨晚。【中国民联】（民联）是海外的第一个留学生的反对组织，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博士等留学生创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中春）在留学生中流传很广。《中春》的主要论点是继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批评时政，鼓吹民主，风靡一时，对当时的留学生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方城八五年就加入了民联，是UK的最早的民联成员。
八七年，方城请了民联主席王炳章博士来学校演讲。在学校里借教室必须是注册的学生组织。为了组织这次演讲，方城拉我一起到学校注册了“中国民联”。当时中共已经公开定性民联为“反动组织”，大部分留学生虽身在海外，但胆子还是留着国内，小心谨慎，生怕触雷。如此，民联在自由世界是公开的，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却是地下的，神秘的。王炳章到许多学校公开演讲，帮忙张罗的人不少，但敢站在台前为他主持的不多。方城觉得这样很不好，让美国公众看不起，就站出来主持演讲会，因此人们都知道了他是“反动组织”成员。以当时的环境，这是需要十分勇气的。王炳章的演讲很成功，演讲完了许多学生晚上聚到了方城家里，和王做了面对面的谈话。后来方城和我还到周围的学校帮助民联搞了好几次演讲。方城对民联的发展尽心尽力，在家经常搞party。尤其对新来的大陆学生，嘘寒问暖。因此拉近了学生和民联的关系，从那时起就有人参加民联了。肯塔基的民联因此发展起来了。
当时UK的大陆留学生不多，八六年时也就七八十人，到九二年我离开时也不过一百多人。大陆学生最多的要数我们物理化学楼了，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大陆学生就有三十多人。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非常穷，UK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是家里有钱资助的。除了靠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自费生，就是中国政府出钱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了。物理、化学是基础科学，助教奖学金比较多，所以“自费”和“自费公派”中国学生比较多。当时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是“自费生”，还是“公派生”有很多讲究。即便你从来没有拿公家的一分钱资助，也不一定是“自费生”。是不是“自费生”要看你的签证种类，F签证才是自费生，J签证的无论是否拿公家的钱都是“公派生”。拿中国公家的钱当然是公派，没有拿就叫所谓的“自费公派”。当时的情况是，在大陆的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以上，或者是研究生到美国留学必须是J签证，否则中国政府是不发护照的。J有完成学业必须回国的限制，不能在美国本土改换签证。当时的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由于签证的不同自然分成了不同的群体。
当时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直接负责管束UK的大陆留学生。教育处的两个秘书余肇基和夏颖奇经常光顾UK。接待他们的是大陆留学生同学会，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联谊会）英文简称CSSA。“联谊会”的经费基本是从他们那里领取的。当时“联谊会”有一项任务就是汇报学生中的动态，包括政治思想，学习状态等等。什么时候过了考试，什么人转系，什么人做什么课题，什么人打工，什么人有倾向想留在美国找工作，什么人有不满言论等等事无巨细统统汇报。“联谊会”的骨干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了特殊学生。为了有效的监控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使馆还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间建立了地下“党小组”。同学们都想毕业留下来工作，千方百计的不想让国内知道其学习进展情况。对打“小报告”的间谍行为，深痛恶绝。不过留学生刚刚从大陆出来，对政府有着天然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联谊会”和大家的关系，巧妙平衡，有人躲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参与。不过，到了八七年的两件具体的事把矛盾激化了。
第一件事是，两次留学生的公开《签名信》活动。第一次《签名信》是全美的大陆学生对国内的“反自由化”自发的组织签名抗议。签名的留学生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报纸公开登载引起轰动。第二次《签名信》是留学生就大陆当局对所谓“公派” J学生无论是否接受过公费资助都要求限期回国的政策不满，要求改变的请愿。两次《签名信》UK的留学生都有不少人签名。第一次《签名信》有十几个人签了名，第二次《签名信》是攸关许多个人的直接利益，好几十人签了名。由于恐惧，部分人还是用“化名”发布的。接下来，人们得到消息，大使馆正在通过“联谊会”调查参与者，于是人心惶惶，害怕一旦回国会被秋后算账。
第二件事是，一位物理系李政道奖学金（CASPEA）博士候选人在毕业前夕，申请到了博士后，到大使馆申请延期护照。大使馆以“毕业论文已经通过了的不需要延期”的理由，没有给予延期。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大使馆不希望拿了学位的人留下工作或读博士后。因为有了工作和在读博士后都可以办绿卡，不回去了。这位同学刚刚答辩几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是谁通知了大使馆？联系到他也是“签名信”的化名参与者，一时人心浮动，人人愤慨，又人人自危。尤其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同学，大家都认为是“联谊会”的人汇报了。
“联谊会”骨干一直是工学院的公费生和访问学者，自费生不愿意干。相对基础科学学科的大部分学生是F签证的自费生，工学院大部分则是J签证的“公费生”。虽然他们也希望有自由，也希望留下，但是由于资助和签证的关系必须依靠大使馆，因此走的很近。同时，有地下“党小组”活动的传闻也在流传。同学们再也忍不住了，尤其是我们的物理化学楼，同学们酝酿如何夺回“联谊会”，消灭“小报告”。问题是谁来出头？大家都知道，坚持同学们的利益，保持独立自治，挡住大使馆的压力，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和中国官方对抗，一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
时间到了一九八八年五月，UK的“联谊会”到期要改选了。记得一天许多同学，主要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所谓“自费公派”的同学集中在我家里，要求我出面竞选“联谊会”。这些同学已经到了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一搏了，希望有人出头。推举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是F签证的自费生，刚刚开始读博士，暂时没有护照延期的困难。我又是两次签名信的发起人和联络人，是个半公开的“不同政见”人物，他们信得过。“联谊会”是三个人主持，会长，副会长和秘书。必须保证多数才能有作为，至少要两人当选才能有效的顶住压力，保持独立自治。我想到了方城，建议大家推举我和方城出来竞选。同学们开始有些顾虑，王炳章的演讲，方城主持，已经公开了他的所谓“反动组织”成员的身份。选举他是否更加刺激大使馆？我们物理系和化学系的人吵了一下午，最后认为只有把“联谊会”办成公开独立自治的学生会团体才有力量，刺激他们一下也好，否则更能维持。方城是博士后，又对人热情。他的“民联”身份，不但没有关系，而且公开了不受控制的意义。既然中共党员可以隐瞒身份控制学生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能选举倡导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中国民联”成员为学生团体的领导？同学们找到了方城，他非常高兴的同意了。
选举是八八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在研究生宿舍后面的草地上举行。由于谁都知道海外各个“联谊会”是接受中国官方资助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官方管理留学生，大家从来对选举不感兴趣，每次来的人都不多，连三分之一也不到。但是这次来了不少人，物理系化学系的同学几乎都来了。上届“联谊会”的会长陈X主持选举，他是工学院的，来自天津大学的公费博士研究生。选举很顺利，推荐候选人、投票、唱票、宣布结果，也就一个多小时就非常有秩序的完成了。依票数多少，我当选会长，方城当选副会长、工学院的融XX当选秘书。融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公费生，本来他是大使馆和上届“联谊会”内定的“接班人”之一，其他内定的都落选了。我做当选致辞说：“我们将为大家竭诚服务。联谊会是在学校注册的、独立自治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组织，不对任何官方机构的负责，包括学校和中国驻美大使馆，仅对全体学生学者负责，为同学们的利益服务。”许多同学热情地鼓掌，这是他们希望的，我们要用鲜明的语言斩断所有威胁同学利益的企图。本来那些一直受官方委托建立大使馆和留学生的特殊联系的人，到现在才有所明白。我身边的融XX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他们可能感到不好向上面交代了。会后我们三人开了个会，融自告奋勇地承担和大使馆联系的角色，并一再重申他保留退出的权力，方城和我则表示理解，没有为难他。
接着的几天下来就更微妙了。选举后的第三天，大使馆的余夏二人就赶到UK，到处找人谈话。开始说选举混乱，一些人没有参加。后来又在方城的民联身份上做文章，说承认选举结果就是支持“反动组织”。于夏二人分别找到我，要我辞职，我不解。问为什么，他们说“民联是反动组织”，方城是民联成员，他们代表大使馆不接受选举结果。我则回答，这里又不是国内，没有所谓“反动组织”的说法，学生学者的民间团体在学校注册，大使馆接受不接受没关系，同学们支持，选举符合程序可以了。余告诉我，他曾是天津大学的教师，我则毕业于南开大学，是邻居学校，从个人角度，最好尊重他的意见，是为我好。我谢谢他，也劝他做事不要出界。夏则出身加拿大留学生，以他的经验劝我辞职，也是为我好。我告诉他，留过学更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原因，同学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反感是为什么。他们在我这里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结果，就直接去找方城，当然肯定也不会有结果的。
他们继续活动……，于是一封要求重选的请愿信出来了，交到学生顾问、国际学生办公室、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手里。一场重新选举的运作在他们的领导下酝酿。可是上届的“联谊会”已经结束，我们新的一届已经在学校备案，我们不退出，选举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合法主持选举的人。于是他们找了学生顾问，工学院的华人副院长高教授，国际学生办公室和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弗兰克・哈里斯先生，希望由学校当局来主持重选。一个“通知”出来了，说是校方要主持一次重新选举。于是，我分别找到了高和哈里斯了解情况，和他们谈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高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左派华人，说了一些可笑而无知的话恐吓我，我们唇枪舌剑，根本没有交集。他知道，方城和我不退出，他没有理由出面。他仅仅是上届的顾问，我们这届已经请了物理系的刘教授为顾问。他没有任何名义来搞什么重选，但他又不敢得罪大使馆。最后无奈，推说丈母娘病重，飞到夏威夷去，躲开了。和哈里斯先生的谈话非常直接，我告诉他，按照学校的规定上次选举结果已经备案了，一切合法，学校没有理由干涉。我代表中国学生不能接受学校的干涉。他谈了口气说，他明白所有的过程，也同情我们，不过压力很大。事件已经威胁到肯塔基州和中国江西省的姊妹州的关系，校长都没办法。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请了媒体记者采访重选事件，如果愿意在媒体面前说明学校的立场和为难，媒体非常愿意采访他。我希望他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
选举当天我就知道不会有任何校方的官员出席了，看来大使馆的官员必须亲自出马了。同学们及时通知了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所有媒体。不出所料，重选那天，主席台上预备的位子都空着没有人来，冷场了。最后，后台老板只好粉墨登场，本来坐在下面的二等秘书夏颖奇自己上台主持了。外国政府直接干预美国学生团体的戏码直接登场了。在夏先生的主持下，一个公开为使馆服务的新学生组织诞生了。由于CSSA的选举我们已在学校合法备案。他们的选举结果无法推翻合法的选举，只能另外再注册一个“联谊会”，英文简称为CSA，少了一个S，而中文也叫“联谊会”，“联谊会”成了双胞胎。融XX退出了我们的联谊会，当了CSA的会长。我们这边也开会补选了一位秘书，一切正常运作，坚持独立自治，我们得到了同学们和学校的支持。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列克星敦先驱领袖报（Lexington Herald-Leader）登载了 “中国外交官驱逐不同政见学生”新闻和照片，和对方城的采访。接着几天，纽约，旧金山、香港等各地的报纸也相继转载、报道。第一个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诞生了。中国官方控制留学生团体的内幕在世人面前曝光了。
我们没有了任何官方的资助，但是我们有同学们的真诚支持。同学们虽然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但是仍然坚持自己出钱办活动，所有的开支都是大家自己筹办。成为了真正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扶持自己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我们每个月都办活动。我们郊游，办舞会、文艺晚会、讨论会，请学者演讲，办成了一个真正的联谊会。人心在我们这里，我们用自己的力量独立自治，阻断了控制学生学者的黑手。大使馆支持的另一个“联谊会”，想尽办法拉拢人去他们哪里，找人签名支持，没有多少人理会。他们也不敢再打“小报告”了。他们的几个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断到我们这里讲，他们是护照要到期，没有办法。等护照延期办好了，就退出。我们的独立自治，也为那些弯腰鞠躬去谋取个人利益的人找到了机会。不论他们前任的陈某，还是现任的融某某，都是J签证的“公派生”，都有护照延期的问题。他们的行为是在为自己谋到了利益，虽然不齿，但也可以理解。融毕业以后顺利拿到护照延期，到了伊利诺州的一个学校教书。陈也很快延了护照，找到工作走了。大使馆的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影响，为了打击我们的力量，也要拉拢一般同学，态度开始软化，对同学们的护照延期再也不敢刁难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物理系毕业生，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为了拉拢他，本来拒绝延期的护照也延了。一九八八年底，他顺利去了维吉尼亚读博士后了。我们的坚持为留学生整体维护了权力，阻断了“小报告”。“坚持独立自治”和“甘为附庸”的斗争为所有同学争取到了实际利益，无论“左”的还是“右”的。这就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独立・自治・团结的力量。
大使馆重点打击的是方城和我，散布谣言，电话干扰。什么都用上了。一个插曲是我们几个主要成员都遭到了电话骚扰。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就不停的有不明的电话打进来。每十分钟一次，一直到午夜。如果不接就不停的响，二十一响之后自动停了。要是接起，马上就断了。过几分钟再来。目的非常明显，是威胁、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们非常专业，也了解我们无法找到他。因为校内所有电话，包括研究室、办公室、研究生宿舍，都是学校自己的“野猫电话公司”（Wildcat）的服务，和外界是分离的。校内出去的电话ID仅仅能显示“野猫电话公司”的出口，不是具体的电话。我找了电话公司，他们追踪发现，电话是从一个学校的电话拨出去，再进来。他们追踪的结果只是学校电话公司的进口和出口。本来学校里的电话之间拨最后5位就可以接通，这个电话是拨7位到外面再绕回来。他们告诉我，由于以前没有需要，他们没有程序来追踪，如果需要，要重新写，要我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办的。我们报了警，警察设置了监听。不过这个人从来不说话，警察也没办法找到。时间持续了好几个月，大概是他觉得得逞了，大意了。有一次是我们一位主要成员女朋友接了电话。大概是那个姑娘非常漂亮的原因，他说话了，和她调情。于是暴露了，警察找到了他，是一个国内医科大学来的姓张的公费访问学者。暴露以后，他求我们饶恕他。我们本来可以控告他，揭露大使馆的阴谋，可能是由于大家都太穷了，那位姑娘和他的男朋友接受了和解，最后以五万美元以按躁扰女士的流氓案子和解了，结案了。五万对于研究生来讲可是一个大数目。估计是使馆为他公费“报销”了。结了后，他马上离开了，不知所终。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为谁工作。他一离开，躁扰电话从此就没有了。
我们是海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独立自治组织，报纸登出以后，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刻，旧金山的侨界资助了我们五百美元。各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发布报道，发表评论。一个小小的大学留学生组织的独立自治有这么多的反响，有这么大的振动，说明中国人对民主对自由是多么执着，多么渴望。我们有了信心，绝不能放弃。我们的事情，也鼓舞了其他学校。中国驻外机构对所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控制，所有的留学生面临我们同样的问题。德克萨斯农工大学（A&M）的葛洵找到我，方城的一个在普渡大学的老同学找到他，许多学校打电话来，商量在他们那里如何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一场学生组织独立自治运动开始了。
方城和我都知道，我们一定上了“黑名单”了。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做的是为了大家，应该自豪，付出是值得的，同学们拥护我们，各界理解我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街头的枪声和鲜血震惊了世界。二十四小时的电视直播画面牵动了所有人的心。那个时间起，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反”了，所有学校的“联谊会”都“反”了，所有的中国留学生组织都独立了。最后，发展成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的独立自治组织，【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一九九四年学自联五届代表大会在我们UK召开，学自联主席耿晓在讲话中说：“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枪，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打响了中国留学生独立运动的第一枪”。
89年北京那段时候，我们UK的独立自治学生组织是最兴旺的时候，对方销声匿迹。从四月份开始，我们UK是唯一以学校为单位，代表同学，上街游行。我们是组织四月底的芝加哥支持北京“四二七”游行的主力；是进人领事馆的学校代表；我们是6月4日芝加哥声讨暴行集会的主席团学校；我们是全美学自联的前身，“中西部学自联”，的发起学校。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成果，我的团结了同学，为支援国内的学生出了力。六月五日下午，北京街头流血的第二天，我们在UK的物理系大教室召开了大会。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擦干眼泪，携起手来”八个大字，许多人哭了。大使馆精心培养的傀儡组织CSA的许多人也来了。他们的许多人也哭了。我记得一位机械系的同学起来说：CAS该解散了，否则我们对不起北京的同学。我们热情的握手・・・・・・（当然，这仅仅是暂时的。九十年代后期，他们在大使馆的支持下又卷土重来，我已经毕业离开UK了。）
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团体也都支持我们独立自治。当时台湾学生会的会长就是现在的立法委员费鸿泰先生，他那时是学统计的博士生。鸿泰和我同岁，他们非常关系大陆的事情。我们是独立自治的组织，没有官方的掣肘，没有人为的意识形态，方城、鸿泰和我都相处很好。香港的学生会的会长是学医的。我们多次和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留学生一起开party，一起郊游，烤肉。八九年四、五月间为了保证我们和各界的联系，台湾和香港的同学捐款买了一台传真机送给我们，放在方城的家里，每天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当时email不普及，传真是比较贵的设备，对我们是雪中送炭。六四期间，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无论“左”、“右”，无论地域。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学生都走上街头，出钱、出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呐喊。
方城的以公开的民联成员身份竞选成功留学生组织，对民联是个巨大的鼓舞。各地的民联组织纷纷来电祝贺。方城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态度。方城在肯塔基的努力得到了效果，开创了民联在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的草根活动。对于一个政治组织，只有根植于基层，才有生命力；只有适应草根的需求，才有活力；只有团结普通的人，才能不断成长。肯塔基的民联在那个时期非常有成就。许多人到方城那里长谈，参加了民联。民联的组织飞速扩大，后来发展成了分部。民联组织不再神秘，不再是地下，同学们也不再害怕，成为留学生、华人的草根团体。UK的学生独立自治也为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土壤。
方城为人热情，愿意助人。帮助了许多老朋友，他在北大时的老朋友、老同学都受到他多方帮助到了美国。在最困难的时候方城和我一直坚定的互相支持。没有方城的支持，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从来没有妥协过，从来没有背离当初竞选的宗旨。我们经常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同样，我的许多朋友也成了他的座上客。那段时间，我们无话不谈。他的家人，他的妈妈，太太，儿子都和我们的亲戚一样。吴太太高晓林女士是一位非常贤惠，勤劳持家的妻子。早出晚归的打工，又是方城事业忠实支持者。他们一家连他上中学的儿子都加入了民联。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家一家在民联就是“三票”。
方城是个急性子。记得有一次划船漂流，我们许多同学，好几对夫妻，每对夫妻一条船。他们夫妻两人比我们几个都壮，可能是用力不均匀，船老打转，落到后面。他更加用力，结果船翻了，浑身是水。他没有感到自己用力太大，却觉得夫人没有配合好，愈发着急。我们都笑他的急性子，他的病变可能与他的性子有关。
方城是性情中人，原则性强，从来无法掩饰自己的好恶。由于肯塔基的事，我们两人的名字经常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多事情看法一致，但做法可能不同。他著名的“人血馒头”文章激烈畅快。虽然我的观点和他是一样的，但是我就不会写文章公开批评。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他的原则性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经常和我谈起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大是反对聂元梓的，也常常谈起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
在后来的民联的“倒王”事件，以及学生组织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我们渐渐出现分歧。我开始是支持的，但是并不积极，后来开始反感。我在内部的分歧问题上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我认为内部的分歧没有必要争出泾渭分明的长短。我认为他们和王炳章仅仅是工作方法的不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也是我在九三年的民运“大联合”失败以后慢慢退出民运组织的起因。我对内部的不停的斗争、纠缠没有兴趣，失去了耐心。方城则对不符合程序的事情深痛恶绝，一往直前，坚定不移。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困难时期接任民联主席，并且坚持到底。这些坚持，正是许多朋友称道的，也是我不具备的。九二年我博士毕业离开了UK，和方城也渐渐失去了联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记不得是那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许多可能有很多误解，没有根本的分歧。
我们有一件小事最让我难忘。我为了增加收入，在校内早晨送报纸。报纸是当地的主要报纸，叫《Lexington Herald-Leader 》。在美国送报纸就像小生意，先交了报纸钱给报社买来报纸，挨家挨户的送去，还要从挨家挨户的收钱，一份报纸也就几分钱的差价。每天六点半以前必须送到，送晚了，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投诉。报社管理苛刻，我每天三四点开始送报，一天也不敢怠慢。圣诞节期间全家想出去玩几天，但是送报怎么办？找了许多朋友，一听三四点起床，别说一星期，一天也没人答应。方城却应许了，帮我送了一个星期，才让我渡了一次假。这就是方城的为人。
我从UK毕业已经二十一年了。最后一次到肯塔基的列克星敦是一九九四年的学自联五大，也快二十年了。不过我们UK的同学之间的友谊还是和当初一样好，很多人成了一生的朋友。也许当时的压力把我们凝固在一起，我们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坚持住了，坚持独立自治。这里面方城的功不可没。惊闻方城兄仙逝，谨以往事的回忆，以表怀念，祝愿方城在天国安息。
（二零一三・四・二十四・于加州硅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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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0:08 PM PDT
我其实只是想讲一些故事。
那天，我们去到一个残垣断壁的村庄，沿着小路拍摄房屋状况以决定需要多少顶帐蓬时，一名老婆婆从院子里冲出来，指着我用土语大骂，大意是：你们这些吃公家饭的，就知道拍照片上去交差，拍完就走了，你们这些骗子从不拿点水和米，走、走，不准拍我家房子……直到一个年轻人向她解释，我们不是政府的，是民间救援队送吃的来。她才哦了一声，喃喃地说这里没人管，两天都没沾过米和干净水了。
之前我在调查五星村救援状况时，也涌上来一群大妈和汉子，激动地说：“缺粮缺水、晚上下雨也没有帐蓬，政府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来问一句”。我有些吃惊，这个村庄离芦山县城顶多七八公里，我们经过县城时还有鸡腿可吃，基本按照了主流报道，生活正恢复正常，群众情绪稳定。而且一路上，我确实见到部队正大力排险、英勇挺进，运送物资的车辆也络绎不绝。我去到龙门乡镇中心附近的政府安置点，只见食品充足，漂亮的蓝色帐蓬列兵一样排在空地，警察维持秩序，医务人员繁忙，军人进进出出……总之那画面非常适合上央视。
然而我们往王家村方向行进才几公里时，却见一群孩子一言不发地举着纸写的标语，“我们缺米、我们缺水”。与那名怒骂的老人相比，这群静静举着标语90后模样的人更扎眼，才这么年轻，就知道用行为艺术上访了。然后，徒步进入宝兴山里我们的队员传来信息，紫云村、大沟村、河口村缺米、缺水、缺帐蓬。再然后，看到一对老人因为饥寒无助竟向记者下跪的图片。
我只是想讲些故事，可这些让我困惑，为什么灾区总会出现这种断裂现象：你亲临的灾区和在央视看到的灾区，是两个灾区。可如果说政府是为了作秀糊弄老百姓，我也并不同意。我相信见到瓦砾之下压着的生命，先不说党性，但凡有些家教的人都会有恻隐之心。我见过为打通国道几天不回家的官员，见过房子倒塌女儿联系不上却坚守岗位的女乡长。那天，一个村子里的母亲抱着生病的半岁大婴儿求助，我们向一辆特警车招手，警车果真停下来搭载母子俩，很客气地让母子坐下来。
经历过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两次救援，我必须承认政府有进步，至少这次第一时间调动了军队救援，军警的表现也令人感动。可是我眼前经常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主干道上的军警不顾危险清理国道上的泥石流，政府官员为打通孤岛宝兴县城通宵达旦指挥；另一方面，只要离开这些被关注的地区向山区稍走几公里，就有可能发现被遗忘的村落。
有人说政府精力不够，精力不够为什么不多协调民间NGO呢。又因为忠贞守看新闻联播多年，一些人对“救人”产生误会，认为只有抬起压住人的水泥板才是救人。可我觉得让那么多村子吃上饭喝上水住进帐蓬，也是救人，且这两种救人在操作性上并不矛盾。至少不至于让老人们下跪以谢食品和水吧。我也认同重大灾难应该交通管制，可是一刀切就会违反保证生命线的初衷。我刚到雅安那天，看到一名电力抢修部门的司机在关卡跟交警大吵大闹，“前方断电了，没电什么也做不成，你凭什么不放行”。交警坚定地摇头。他的领导难道不明白，电路抢修不及时也可能导致灾后伤亡吗。后来发生了一件更有趣的事情：红十会的当家人赵白鸽也被交警挡住。她解释无效，只好拨打了省长的电话，有些谦恭地递给了交警，这才得以放行。我承认有些幸灾乐祸：想不到赵白鸽也被挡在关卡外，不过去也好呀，客观上可以少摆点捐款箱。忽然又觉得有什么事怪怪的。
红十字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道救援机构，就算战争爆发，红十字也被允许进入战区进行救援。可是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红十字分两种：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中国红十字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要害部门的一个小秘书都可以畅通无阻时，中国红十字当家人却不可进入。这时，阻止赵白鸽的部门和赵白鸽本人，都显得很荒诞。
那晚想到一个跑题的例子：中国的城市管理，总是重视兴建主干道和大广场，十二车道、喷泉、绿化带。可城市仍那么拥堵和不堪。因为在GDP和一刀切的思路下，只有主体工程，没有微循环。为了治堵治乱，政府就果断采取限号摇号，为了治理灾区的堵和乱，政府就不惜采用类似军管的手段，不仅限制民间救援进入，连抢修电力的人员和红十字当家人也不得进入……虽然我痛恨中国红十字的糟糕管理，但它十几支救援队的队员却在尽力为灾区做贡献。
每逢重大灾难，这个国家更多地从政治层面考虑救援，更少从专业角度来施展。他们仿佛只相信部队官兵、挖掘机和领导英明的决策，可救援是件复杂立体的行动，国际惯例就是政府+民间合作，光靠军队挺进特警管控，给力有余、到位不足。加之对境外势力的警惕，对境内试图抢夺民心者的防范，于是，我们这种送粮食和水的民间组织每见警察就紧张，很多时候只敢偷偷摸摸在夜间行动，那样子不像给村民送粮食的，活像是偷地雷的。
一些心理变态的人攻击民间专业救援是作秀，质问“难道你们不相信国家和军队的实力，难道你们可以去泥石流下挖人吗”。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救援”。重大灾难发生后，军队的强项是快速爆破挺进、逢山开山、遇水搭桥，这叫“强攻关”。而哪个村需要粮食和水、到底多少粮食和水、心理援建这些救援细节正是民间专业NGO的主战场，这是“微救援”。你不能要求民间专业NGO去炸掉半匹山，也没必要要求野战军整编制跑去问一中年妇女，“请问你需要卫生巾吗”。
我不知道某支部队因为信息不明跑去救援却扑了空，又因无法及时跟上级联系继续挺进导至后续部队跟进的消息是否谣言。但我知道汶川地震那次，急于救人的军车司机却因不熟悉地形不幸翻车，真实发生过。这次我组建了一支专业民间团队救援灾区取得了一些成绩，并非因为我们有多专业，可至少我们尊重专业常识。在进雅安之前我们挑选了一名很熟悉地形的驾驶员。因为川西藏东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线之一，对付泥石流、飞石和变幻的天气，得靠常年积累的经验。这位驾驶员被称为川藏线活地图，三十年来跑过川藏线每一条路，比GPS管用得多。他对泥石流的预判：山坡上冒烟就不能走，因为有石头滚下来。这可不是全军技术大赛能解决的。
我其实十分反对非专业民间志愿者进入重灾区，我当面调侃过穿着高跟鞋前来增援的一名志愿者，对进入山区不备置对讲机的车队爆过粗口：你他妈连头车和尾车都搞不懂，怎敢率领几辆车跑山里转悠，不知道在没信号的山里，会把车队弄丢了吗。我反感把救援当踏青，可是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救援的民间志愿者，我认为这并非志愿者主流，中国的志愿者在屡次救援里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子比比皆是……
让军队去做专业NGO的事；因为民间NGO不会炸山修桥，不得进入。多怪的逻辑啊。可这正是中国式救援的长期现象，加之官僚作风把控各地物资，不知运送物资恰恰是微循环的事，大规模仓储式长途运送，才会造成积压和拥堵……你为什么不跟民众互动，小车不倒只管推呢。
其实，我只是想讲些故事：在五星村，我们认识了八个骑摩托的农村青年，因为交通管制，摩托车就成了非常实用的工具。这八个摩托青年一度每天带我们寻找救援信息甚至搭载物资，我们蚂蚁搬家般完成了预期任务；在紫云村，联系上我的一个读者，村民李嘉忆。他帮我们解决了仓库问题，还联系到了对岸河口村代表主动领粮，让我们避免了夜间过河送粮的危险……救援不是我来帮你，而是帮与被帮者的互动，至少你可以知道村里的小路可不可以通过双桥大卡车，免得出现我们亲眼看到的情节：大车被一道墙卡住后，只得把一堵好端端的墙拆掉。不仅耽搁救援时间，也落下“地震没震垮那道墙，救援把墙给干垮了”的口实。
我只是想讲点故事，可忍不住表达一个观点：重视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尽量与群众配合，尊重救援常识。我认为，这才是最近媒体高调提倡的理性救援。
另外，我讨厌道德绑架。我不认为不去灾区并不代表没同情心，即连一支蜡烛也不点也不代表可耻。每个人有权决定自己有多悲痛，决定自己对悲痛的表达方式。那天看到一个人在微博上讨论了一下诗歌，下面就跟了一群人大骂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着诗歌。诗歌是不分时候的，我不希望天天救灾，我希望天天能看到诗歌，这才是我们需要诗歌的原因。
另外，我看到网友司机本写过：“何炅刷微博传递正能量被骂作秀，邱启明声音沙哑报道灾情被骂装B，婚纱记者婚纱报道被骂做作，黄晓明发地震急救常识被骂跟风，王力宏录音频捐款低调不发微博被骂没爱心，杨幂晒捐款直接被黑出翔，唉，病态中国怎么了？我们还敢相信人吗？”其实，我也中招了。这个国家有些抹布就是这样，你不去是冷漠，去了是作秀，不去是空谈键盘党，去了是出风头跟政府抢民心。民心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抢了，不是在抹黑深得民心的政府吗？
国人都疲劳了：每一次地震，都是大爱无疆、灾难让我们更有凝聚力，以及“是中国人就捐”的恐吓式慈善口号。可是这些年我们爱了又爱、坚强了又坚强，捐了又捐，房子却倒了又倒，日本七级大地震没死人，灾后救援秩序井然。从汶川到玉树到彝良到雅安，正是中国GDP增长的几年，每一年、每一次地震都在检验GDP的真实含量。
最后，拜托下次把学校修坚固点，拜托救援时别只看得到国道和县城，想想不远处的山上还住着某个残疾的老人。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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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05:20 PM PDT
黑石集团创始人施瓦茨曼在清华大学设立3亿美元奖学金成为本周西方媒体头条。他个人出资1亿美金，每年将资助2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主要为美国学生。
这个世界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单笔捐赠之一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很大关注，只是一些财经报纸和网络财经频道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篇幅不长。代表民间声音的微博对此也是不太关心，在数量不多的微博里，有人赞扬施瓦茨曼，也有人质疑他。质疑者提到，2012年末黑石集团收购上海一个集5A甲级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于一体的综合体项目，所以施瓦茨曼的慷慨是为了让黑石集团在中国挣到更多的钱。因为1911年在美国人帮助下创办的清华大学，是中国产生高官最多的大学，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还有朱镕基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但关于施瓦茨曼捐赠，还有人发出骄傲的声音："我们教育他们。"这是一个双关语。
第一层意思是角色互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和欧洲国家，现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来到中国，学习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经济。
第二层意思是教育西方的商人，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学会服从政府和讨好政府里的官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府采购团赴美国和欧洲采购大宗商品时，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在签署协议之后，只是打开香槟庆祝一下就完事了。这让中国的政府官员十分不满，花了这么多钱买你们的产品，连一个丰盛的晚宴也没有。没过几年，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们就明白了，要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去，首先要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吃好玩好。
前不久，我们的政府出于不会说明的原因，发起了对苹果公司的围剿。这次围剿是从今年3月15日的CCTV打假晚会开始的。韩国的三星公司在中国的质量问题不少，可是他们在3月15日的打假晚会上投入巨额广告费，还有其他曾经被CCTV曝光过有质量问题的公司也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所以他们都逃过了一劫。苹果却没有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打假晚会后的半个月里，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百多篇抨击苹果售后服务的文章。
可是在微博上大量民间的声音支持苹果，网民们不满政府对自己国有公司那么多的质量问题不去追究，却去抓住一个iPhone4的后盖说个没完没了。
这次事件有点像三年前的谷歌事件，当时施密特选择了强硬的立场，拒绝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将用户定向到谷歌中国香港网站。相反，蒂姆・库克却选择了合作的姿态，不同寻常地做出正式道歉。
清代的《笑林广记》里有一个笑话：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举起来竖着过不去，端起来横着也过不去，一位老者指导他，只要将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过去。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西方的商人们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服从我们政府的指令。即使指令不合常理，也要服从。三年前施密特拒绝将竹竿折断成两截，他想提着竹竿过城门，结果发现城门关闭了。
昨天有人问我，如果强硬的乔布斯在世，苹果会向中国政府低头吗？我说这个假设性问题没有意义，我的兴趣是想问问施密特，现在是否后悔当初没有将竹竿折断成两截？
余华是中国作家，著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等。他是《纽约时报》特邀专栏作者。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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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05:08 PM PDT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吴燕 2013年04月26日
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当天，一个名为“成都市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的协调组织成立，它的前身正是当年因汶川地震而生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由四川当地多家民间机构自发组建。2008年以来，他们联合多家NGO一直在做着灾后重建的相关项目。
“420救援行动”在成立次日发布的总方针是“协助政府，协力当地居民完成抗震救灾工作”。目前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每天的物资运送。该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高圭滋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NGO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政府的救援行动“查漏补缺”那么简单。要看到，政府部门与民间力量是各有特长的。政府更擅长救援生命、抢修通讯电力和避免二次灾害等抢险类的工作，这固然是民间力量很难企及的方面；但NGO更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环境保护等，更注重长效。“遇到这样大的灾害，NGO的介入是必须的，只是参与的阶段有所不同，”他说。
高圭滋表示，在这次救援行动中，NGO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灾要分阶段、看特长。大家没有一拥而上，而是先调研再行动。比如“420救援行动”就会根据前方传回的大量一手信息，来决定尽量去邛崃这种尚缺少支援的周边灾区而非核心灾区，并且尽量在深夜行动，以避免在白天的交通高峰中给政府的救援行动“添麻烦”。另据他所知，有些NGO仍在观望，等待合适的时机再介入。
这些NGO组织在雅安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理性和许多个人志愿者蜂涌无序进入灾区，一定程度上造成交通拥堵，影响救援效率，形成了对比。针对这些个人志愿者的行为也在网上激起了观点相左的争议甚至争吵。
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政府当然不可能垄断救灾，但第一时间应把机会留给有专业救援能力的人和机构，而大多数公众并不具备提供独特贡献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不该出现在现场。她认为，总体而言，这次地震中个人志愿者的行动还是“太初级了”，很多人哪怕出于好意，还是过于关注自己的参与感，而没有注意灾区、灾民真正需要什么。
相比之下，她认为这次能看到民间NGO的成熟。贾西津做了一个对比，在汶川地震发生时，很多民间组织的反应都比较情绪化，“无论如何一定要做点什么”的心态比较明显，无论是个人志愿者还是民间组织，大家当时的第一反应都是“到现场去”；而这一次，民间组织并没有冲动地力抢第一时间，而是有直接行动，有分工、有侧重，理性很强，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另有壹基金等许多参与救援行动的民间组织，都在采访中表达了类似感受——面对此次灾难，民间NGO的专业精神有了很大进步。
“‘5・12’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贾西津说。
贾西津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根据国外经验，相比于个人志愿者或单独的NGO而言，一些由诸如救灾、环保等特定专业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内部联盟，与政府的配合、互动会更加有效，因为这类平台的动员能力很强，且有日常性。在合作关系上，一方面，联盟的社会行动是完全独立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与政府紧密而平等地合作。
虽然尚未成为主流，但在雅安灾区，这样的社会内部联盟也在涌现。
目前活跃在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有十几支都是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成员。根据联盟主页上的介绍，它是“目前规模最大且唯一的全国性公益救援组织”，成立于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成立至今，已联合民间志愿救援队近300支，成员近5000人，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就类似一个行业协会，”壹基金灾害管理部总监李弘说。而壹基金作为联盟的发起人，主要角色就是提供信息、平台、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与一些小型民间NGO相比，此联盟及其成员在与政府协同救灾方面显然走得更远。
联盟内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民间救援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别名“公羊队”的杭州市户外应急救援队。在他们20日的首发队伍中，包括满载专业救援及通讯装备的三个车队、十数名救援队员和一个搜救犬队。
公羊队在其论坛中关于雅安救援行动的帖子里，开篇即用红字写到：“公羊队所有队伍及个人，未经准许，禁止前往救援现场。”
在这次救灾中，公羊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交通管制下获发通行证、得以深入震中地区抢险的民间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自身的资质。其杭州总部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纽约时报中文网，队伍虽然也是“空降”到灾区的，但在出发时带了民政局注册的证件和包含历次救援、获奖情况的团队宣传册。在直观可见的专业装备外，这些都是证明能力、获得政府信任的必要材料。
联盟的其余救援队和公羊队一样，也都是直接去了再联络救灾指挥部，通过对自身能力的证明，顺利投入工作；甚至有些队伍还直接受命于当地指挥部，完成一些官兵、志愿者救灾培训和随军医深入救援的任务。李弘表示，指挥部对救援队的态度很开放，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
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专业水平。据李弘介绍，由联盟成员自主选举出的七名执委会委员和三名监事会监事，都是中国最早开始从事户外运动及救援的一批老手，有些还持有国际救援执照，并多次参加国际行动和业务交流。这对推进行业整体的专业水平和标准化建设，无疑十分有利。“许多队伍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应急体系中的一部分了，专业水平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公安、消防单位。”李弘说。
例如公羊队这支成立于2009年、目前拥有40名一线队员及150名预备队员的民间救援队，就已被杭州市政府纳入其应急救援体系，并成为杭州市公安局的山林救援合作单位。
在雅安，还能看到一些规模尚不庞大，但也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整合民间公益资源、促进NGO行动水平的组织。据李弘介绍，在此次救灾当中，每省都有一个民间组织的联合救灾网络，截至23日，已有六个省的20多个NGO到达了灾区现场。
而当年“512救助中心”的核心组织力量，也已于2012年3月在四川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一家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也即此次“420救援行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据高圭滋介绍，此中心包括他在内的主要负责人都具备较强的学术背景，所以在为当地民间NGO提供各类培训及其它支持和服务之余，中心更加注重理念建设，和对公民文化的推动。高圭滋还特别强调，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在民间算是比较先知先觉的，“但他们对中国公民组织的发展，推动太少。”
然而也应看到，在这次实际行动中，大部分民间NGO的行动模式仍与汶川时区别不大。同个人志愿者一样，他们也需要想方设法在政府统筹的救灾行动之外，努力寻求自己的行动空间。甚至同汶川救灾时的行动自由相比，这次因地形和交通条件所限，他们还不得不屡屡突破交通封锁，打各种擦边球。在获得政府主动支持及与之协同工作上，进展有限。
对于这种无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她的新浪微博中指出，“目前最大问题是民间组织在抗震指挥部无代表无席位，无统筹组织，运送物资各行其是，被挡在外仍然拼命往里挤。也造成生命通道阻塞。往后还有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两个重头，应建立一种社会组织统筹的机制。”
她建议，“指挥部中有社会组织席位、代表”，“要赋权，形成制度化机制”，“NGO一要自组指挥部，协调业界内外各方；二要在政府指挥部中有席位和代表。权利是争取来的。这是考验NGO界能力与责任担当的重大时机。”
从汶川到雅安，五年时间，中国的NGO有成长，但中国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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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2:51 PM PDT
习近平上台后，关起门来对党内说的是一套话语，对老百姓喊话又是另一套话语。比如"把权力关进笼子"、"苍蝇老虎一起打"、"共产党应该容忍尖锐批评"，这都是老百姓喜欢听和容易博取掌声的。但转过脸来，习近平对党内的训话最典型就是"更无一人是男儿"的新南巡内部讲话，还有就是最新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五个要点，为了说明习近平所谓的新政到底有多新，就罗列出来见见光，这五点分别是――
第一：中国的媒体，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当是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今后不允许党管的媒体发出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否则就收回经营权；第二：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第三：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呆在媒体，不能从事舆论宣传工作，不换立场就换人；第四：要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和引导，不能总是报道负面东西，却对正面东西视而不见；第五：不能让有"新三反"倾向的人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并派出党政干部到各高校新闻专业去与各高校新闻老师到党政机关换岗。 这不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两朝的翻版吗？而且胡锦涛比江泽民做得更过分，所以民间才有"胡不如江"的说法。而且习近平恐怕更不如维稳至上的胡锦涛，毕竟胡锦涛胸无大志，只想做个维持会长，他处处把螺丝拧紧，为的是不出乱子，能平安交班就上上大吉。而习近平对巩固和强化一党专政，其姿态却是进攻性的，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是"剑及履及"。换言之，他所到之处都要亮剑。最新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五个要点，并提出所谓"新三反人员"要扫地出门，这就和"清理阶级队伍"差不多。 江泽民被克林顿当面批评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老江虽然无比尴尬和恼怒，但也只得忍下那口气；胡锦涛干脆就不给外国人有提问的机会，和外国首脑的对话，只用党八股以不变应万变，他在位十年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当然首先是他没有这个本事，就算有底气他也不知道怎样去对答，何况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底气。 反观习近平的作派就比江和胡都要强势。他在俄罗斯发表"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其实就是他前几年访问墨西哥时说的"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今日习近平的鞋论，其实就是那一套思维和话语的翻版。 习近平前不久在博鳌论坛不点名抨击某国出于"一己之私"，意图搞乱亚洲，这里摆出的是他的前任所无的强硬姿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组书记陈奎元在好几年前就归纳出，"毛泽东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但是在胡锦涛那十年里，中共的党产国库砸再多钱，还是换不来好形象。又要专制又要立牌坊，树立口碑，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强势的习近平要解决极权政体挨骂的问题，却是另辟蹊径，就是骂回去，进而抢先骂对方。 习近平的"鞋论"和作强硬姿态的背后，就是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开出这个固本培元的独门药方的郎中是谁？真是想不到，这个原创者居然就是前任中央编译局的衣俊卿局长。只要按常艳那大部头的纪实文章的线索脉络去查阅，就可以发现，衣俊卿在和常艳十七次开房幽会之余，说了不少体己话。其中衣俊卿提到，他希望晋升为中宣部副部长，但政治局里缺少一个为他说法的常委，衣俊卿认为刘云山进常委就好办了，因为"他比较了解我"。衣俊卿还说过，习近平和李源潮"对我印象还挺好。" 在十八大之前，衣俊卿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据他自己说"李源潮、刘云山看了也很高兴，这是给他们的观点做论证。" 果然，习近平上台多次谈"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后的精神支柱就是衣俊卿所贡献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知道习近平和衣俊卿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这种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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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1:54 AM PDT
习近平上台半年内，一共说了两句大话，作了两件大事。两句大话分别是：实现"中国梦"和"革命理想高于天"。两件大事分别是：对外跑了一趟非洲当"散财童子"，毫不心疼地浪费了一把国家财政资源;对内与自己老父当年在中共政坛内的所作所为反其道而行之，毫不吝啬地浪费掉自己的政治资源。
五年多前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确立习近平为新一届红朝王储之后，《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有一个其他太子党成员们所没有的政治资源，那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给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习仲勋生前在党内口碑好，为人正派开明，支持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高文谦说，特别让人怀念的是在一九儿七年一月份批斗胡耀邦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上，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指责如此作法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人。
持与高文谦先生相同看法的一些国内政治异见人士当时也都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安排习近平这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太子党成员当接班人，无疑是基于救党图存的考量。
当时的高文谦先生还认为习近平被决定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显示了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影响力。高文歉甚至认为当年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接班人，剥夺了江泽民指定接班人的权力。江泽民退位之后的权威虽然不如此前的邓小平，但是中共十七大之前江泽民能够在最高领导层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成功地把习近平推上总书记接班人的位置，"也算是报了邓小平的一剑之仇。"
人们兴许也还记得,一九九一年朱镕基被从上海调进北京,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成为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位党内身份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的副总理.而日后的朱镕基之所以人望甚高,特别是在党内自由派和党外民主派里深浮众望,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朱镕基的"反党右派"历史。同样道理,习近平接班之前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比其他中共太子党成员的口碑好上许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亲习仲勋既代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也代表了邓小平的对立面。
高文谦先生当年的这段分析到底有多少道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年邓小平政治上打压、组织上排挤习仲勋的霸道行为在当时的中共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外界只要论及习近平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扯出他们父辈之间的"不共戴天,"，但真正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薄一波与习仲勋的关系并不差,至少比与万里之间的关系强出许多，甚至还有过薄一波向邓小平建议为习仲勋也安排一届正国级职务的故事发生过。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后中共内部曾经有传闻说薄一波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习仲勋被邓小平把书记处书记职务拿掉的同时即建议过安排习仲勋担任中顾委副主任,但在邓小平那里却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接着到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议程被端上台面,负责人事组织方面事项的薄一波再次提出了习仲勋的工作安排问题，薄一波提出安排习仲勋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是叶剑英在世时即建议过的。那么，如果要内定为人大委员长的话，十三大上就应该保留习仲勋在中央政治局里的委员职务,但却再次被邓小平拒绝。
相比于当时的邓小平，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对习仲勋敬重有加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九九零年习仲勋向中央提出到深圳休养,实际上是要长期定居在深圳的时候,江泽民专门指示说,习老对深圳特区的贡献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他最有资格到那里去安度晚年。也正是因为有江泽民的批准,所以广东和深圳方面对习仲勋的退休生活安排得令他本人非常满意。
日后从接近习家的人士传出的消息说,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后,习仲勋就要求习近平,既然要从政,还是坚持留在地方上为好,离中南海的政治是非圈子越远越好.而习仲勋到深圳长期定居之后,更是要求习近平说,只要我们这一代老人还有影响力,你就不要回北京去工作,不管是什幺工作,不管是中央机关还是国家机关。事实上当时的习仲勋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邓小平仍然在世的时候,他习仲勋的后代就只能采取惹不起但躲得起的对策。
如果说如上这些传闻大致属实的话，就足以印证前面引用的高文谦先生的分析内容。可惜的是，习近平自顺利接班并出乎外界预料，党权和军权的接掌一步到位之后，其所作所为很快令所有对他满怀期待的党内外开明人士大跌眼镜。
今年初，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礼上的讲话中阐述所谓"道路"问题时，其核心思想就是：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二，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即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不能相互否定。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世人疑问和关注，在习近平身为王储的五年时间里一直对他满怀期待的人士如此梦方醒，却原来这习近平不但不可能从政治改革的角度突破邓、江、胡，反而还在邓小平对毛泽东极左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大大后退了一步。一位国内记者朋友曾就此对笔者感慨说：说起来习仲勋一家，也包括习近平本人相对于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应该是苦大仇深才对，如今怎么连文革十年在内都成了习近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探索了？
因对外传达赵紫阳生前重要回忆录而受到外界特别关注的前体制内人士姚监复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夜还对习近平抱有相当的期待，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特别强调"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且又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所以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不再背着共产党老一代的包袱，甚至代表老一代道歉，就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一样，向被屠杀的犹太人下跪，代表民族道歉，才能得到犹太人的原谅。你认错了，轻装上阵，然后重新开始。
当时的姚监复先生虽然相信习近平上台以后决不会马上给"六四"平反，但同时也表示："我们可以等待他，给他一些时间，让他能够纠正老一代人的错误，重新起步。"
但是事隔半年之后，如今的姚监复先生对习近平可能已经失望透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非常赞同鲍彤先生的观点，那就是共产党从来不认错，如今的习近平同样如此。姚监复先生说，习近平十八大后荣升中共总书记的百天时间里里至少四度谈及毛泽东；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多少显示根红苗正的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钟情。姚监复先生不能不承认：作为红色后代，习近平在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中成长起来，其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决定他对中共红色政权、甚至毛泽东思想有着天然的感情。因此，再对"习李新政"抱有期待是不现实的。期望本身就是善良的幻想，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变成像赵紫阳对胡锦涛、温家宝的评价一样："他们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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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1:13 AM PDT 
看到这个题目，会以为我在推崇夫荣妻贵，错了。我是按照中共一向奉行的“唱而优则仕”，为习近平解难。习近平是在雾毒北京，猪飘黄浦，尴尬的环境灾难里登上国家元首宝座的，一曲“中国梦”结束了新政与人民的蜜月期。“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三个条件，就自我揭穿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仍旧是“故作多情的集体謊言”（昆德拉语）。以中共道统标准衡量，“中国梦”比较“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也是江河日下，有退无进。
“三个自信”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理论基础，正是“理论”的缺失，“毛邓两条道路不能相互否定”违背了历史真实，才使得“中国梦”变成了维护“一党专政”制度的梦呓。此时彭丽媛出来救驾。被官媒吹捧成“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一篇通稿让全国成千上万的媒体网络同吹一个号：“美国有米歇尔，而我们有彭丽媛 。”
彭丽媛贵在不是“灰姑娘”
习近平登基的第8天 ，就携妻做首访秀，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官媒用“作为‘第一夫人’，彭丽媛可以将真实、美丽、善良、雍容、睿智、贤淑等一切代表中国女性的美好词汇直观的通过其举手投足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赢得世人的尊重和爱戴，通过其独特而又闪亮的女性魅力开拓新的外交风格。”为其送行。这种浮躁、夸张的媒体语言确实是中国现实“软实力”的典型包装，暴露的正是暴发户价值取向的狂妄和浅薄——衣帽取人，不仅是对彭丽媛之前的两位“第一夫人”王冶坪和刘永清的辱没，也是对彭丽媛自身价值的贬低。
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引发舆论的轰动，最主要的原因她是当下在中国排名第一的实力派歌手，地位相当于文革前歌唱“南泥湾”的郭兰英，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悉彭丽媛等年轻歌手，80年代到北京后曾经拜师郭兰英，郭一个小时什么也不教，就让她们练习戏曲里的“走圆场”，说“身正腔自圆。”其实彭丽媛自小就接触了民间戏曲的丰厚土壤，她出生在山东郓城梆子剧团，5岁既登台演唱大段戏曲。文革家庭属于“黑五类”，也是因为她的歌唱天赋才使她挣脱了阶级出身的藩篱，入伍成为文艺兵。就是被调入全军最高级别的总政歌舞团做独唱演员之后，她也没有停止艺术和文化的攀登，因为幸会音乐教育家李凌，她考入中央音乐学院，苦读7年，成为中国首名声乐硕士。
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出国之前，门户网站翻出1999年凤凰卫视“明星三人行——彭丽媛与名女人”的视频上网，拿主持人窦文涛打鑔，因为窦文涛当时用“嫁给你的男人” “你娶了的男人”来提问，彭丽媛大肆夸夫也没起什么作用，当年观众确实不知道有习近平这么一个副省长。这个视频真实揭示了彭丽媛成长史可贵的一面，她的成名不是灰姑娘的浪漫史，而是“麻雀变凤凰”的奋斗史。
“亮媳妇不如亮财产”
当然她的成名更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需要，她是军旅歌唱家，是主旋律的宣释者和推广者，她演唱的几乎都是“红歌”，最近彭丽媛1989年六四之后到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的照片被人传上网，很快被删除。这种猫盖屎的做法，说明当局对中国现有的软实力根本无法与全球化接轨的极度不自信。现在内外宣已经把彭丽媛看成尚未开发的一块战略资源，已经不再需要她宣扬党文化的歌唱实力，只需要她的外形和气质，需要她雍容华贵，仁慈可亲，需要她到世界各国能吸引住民众的眼球，能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为此，只需要这位50岁的夫人美容、减肥、定制最高级的服装，以此压过世界所有的第一夫人，甚至期望她以此在大国博弈中取胜；能够化解中国与周边紧张、敌对的关系；能够缓和国内贫富不均，人民财产和权利被剥夺尖锐的社会矛盾。
所有人都看得出，50岁的彭丽媛比较14年前做客“三人行”时，要漂亮许多，衣着、发式时尚得无法相比。非常明显口腔牙稀的缺陷，尤其招牌性的两颗门牙之间的大牙缝已经消失，矫正、装修成一口齐白牙。
在对“第一夫人”展开铺天盖地的政治报道、娱乐报道的同时，习彭夫妇全套都是国产品牌，使得淘宝商家迅猛暴起，“第一夫人概念股”和服装板也逆势上涨，“例外”、“无用”、“ 大杨创世”三家服装行业对号入座，最后“无用”的女设计师马可终于被推到台前，这次为打造“彭丽媛style”，马可首次尝试为专人设计，马可为彭丽媛做了近百套设计，“无用”和“例外”两家名牌企业最好的技工手工赶制了三个月。
耐人寻味的是外交部“没有专门为彭丽媛准备形象设计师”的声明。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称赞“彭丽媛这次亮相大方优雅，服装漂亮精致，既符合国际礼仪标准，又相当有品位。”鲁培新恭维得有画蛇添足之嫌，他说，这一切功劳都要归功於彭丽媛本人，礼宾司是不敢居功的。确实，彭丽媛作为久负盛名的歌唱艺术家，成年累月与化妆、服饰打交道，确实用不着外交部掺和。但是周游四国那样紧张繁忙的出访活动，一个场合需要换一套时装，彭丽媛能像当年下部队演出一样，一切自己动手吗？
据悉，彭丽媛此次从总政歌舞团调了两个人陪同出访，一个负责事务性安排，另一个是她最满意的化妆师，负责她和习近平的全程形象设计。所谓“惊艳全球”、“魅力四射”、“迷倒众生”就出自此人之手，彭丽媛的表演也堪称上乘。
北京有一批拉幅、举牌的维权人士，二月份起，共上街十二次，四次成功八次失败。3月31日就是习近平彭丽媛出访回国的第二天，侯欣女士喊出“亮媳妇不如亮财产”，与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三个男人，到西单第十三次展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坚决反对腐败，结果被警察带走，以“非法集会”罪名实行刑事拘留。4月10 日，侯欣因为突发心脏病，从医院里办理“取保待审”，被家人接回家。
彭丽媛博鳌再比美
4月7日，习近平与彭丽媛共同出席博鳌论坛，人民网以《彭丽媛亮相博鳌，力压别国第一夫人》为题，对彭丽媛迎接墨西哥总统和夫人，以及参加会议聆听习近平做主旨发言的两套服装极加赞美，但是公众从视频里看到的效果远不如她在俄罗斯，与墨国总统夫人精致的束腰西装相比，就像上边的大标题，大有山寨味道。
博鳌论坛结束那天，87岁高龄的撒切尔夫人因中风病逝。全世界的传媒都发表对这位改变了英国和世界历史的最杰出的女政治家的评论，撒切尔夫人从年轻到老年的照片立刻充斥世界的媒体，不知比彭丽媛的照片多多少倍。撒切尔夫人留下了政治遗产，经济遗产，也留下了服装遗产，她从政后，一直没有改变过头盔式的蓬松发型，珍珠项链、胸针、总是穿着精心裁剪，加有垫肩的裙装；胸前的猫咪蝴蝶结为她平添温柔之感，为女性从政人士确立了新的传统。她也选择雅格狮丹(Aquascutum)的成衣，她说自己最好的衣服就是雅格狮丹的一套服装，围绕一件带貂皮领的驼色大衣，是她1987年出访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穿的，靠这件衣服，她在莫斯科街头向人群招手的照片，就成为她人生最美的瞬间。格调、品味不是靠廉价的赞美获得的，而是人性、文化和审美的积累和沉淀。这正是当代中国缺少的，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如同一个最大的山寨，服装业的落后趋势只要一比较就能显现出来。中国的“第一夫人“也不过是一项形象工程，也怕人们审美疲劳，功亏一篑。难怪官方外宣的一座平台马上疾呼“第一夫人热：希望不是‘昙花一现’”
彭丽媛应该关心“马三家”
撒切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因为她的去世，对她的争议不但对峙在英国街头，也激战在中国网络。她的影响就是这样长久存在下去的。与撒切尔不同，彭丽媛出名之后，极少有负面新闻，成为“第一夫人”“惊艳世界”之后，很多人都在打听她的负面新闻，但是找了半天，仅找到一个还不是她的。他和习近平结婚之后，因为两人都工作忙，两地分居，曾经有过一次感情危机。习近平担任副职时，和当地一名记者产生感情，彭丽媛要求离婚，总政还到厦门去调解，最终两人和好，再没发生过情感纠葛。
彭丽媛出访在军内影响更大，彭丽媛的一批战友，军中文艺大腕聚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少将刘斌对宋祖英说：“人家才是真国母呢！”气的宋祖英当场哭起来。宋祖英文职评的少将，提拔成海政歌舞团副团长之后，军职只授衔大校。
彭丽媛2009年被提拔成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职授衔少将。当时担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的黄宏，吓得要调离总政歌舞团，因为他和彭丽媛因为小事闹翻了。2010年10月黄宏才活动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分管军事片的副厂长，2012年4月被提拔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也授衔军职少将。为此事，大家都说彭丽媛心胸宽厚，如果想整黄宏，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去年十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2月授奖回来，就连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见他都得排队。莫言在总参时，迟浩田正担任总参谋长。后来莫言因为写了《丰乳肥臀》被清理出部队，现在他坚持是自己要求的离开军队的，也没人再和他争辩了。但是在北京，他一直住在平安里二号院，总参的宿舍，总参基本不向老百姓收房租，三十年莫言节省了一大笔钱。今年1月18日，总参派人和莫言商量，请他重回军队，安排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授衔军职少将。现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正是彭丽媛，2012年5月离开总政歌舞团调去的。这说明彭丽媛同意为莫言腾地。这也说明彭丽媛心地宽厚，没想到莫言磨磨唧唧没有答应，也许在他眼里一个少将已经不算回事。也许是动了高密人的机灵和智慧，写《丰乳肥臀》的教训刻骨铭心，不堪回首。
从黄宏和莫言两件事，笔者希望能让心胸宽厚的彭丽媛去当中宣部长，改变一下党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糟糕状况。
今年博鳌论坛举行，正是中国内政外交最不平静的时候，除了金三生事，搞核战讹诈，还有禽流感暴发，7日傍晚，《财经》杂志所属《财经•视觉（Lens）》“焦点（Focus）”栏目刊登的《走出“马三家”》，被各大门户网站高调推出，该文揭露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对女劳教人员的种种酷刑和令人发指的折磨，揭露女干警执法犯法的罪行，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万恶的劳教制度必须废除。该文在网络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舆论热潮。但是周四开始，这篇文章开始被删，到周六已经被删干净，财经网只剩下一张马三家劳教所楼房的照片，点击打不开，没有任何文字内容了。据悉采访这篇报道的两名记者已经被警告，不许他们接下来再采访马三家的罪恶。
法广记者肖曼周六发表报道《人美心善的中国第一夫人和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罪恶》，是直接写给彭丽媛的 。前法国第一夫人西西里亚 萨克奇不惧风险，为解救保加利亚女护士而前往利比亚与卡扎菲交涉。希望 “人美心善”的彭丽媛”，能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她的影响力和中国媒体无比欣赏的“软实力”，作出真正的努力，消灭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这样的人间地狱，善待那些被迫成为访民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争取让所有中国女性都有同样的尊严。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回音。
老军人刘家驹被谈话
军队作家刘家驹今年年初在《前哨》发表《质疑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和《我写林彪的遭遇》两篇文章，《炎黄春秋》三月号发表了摘录，3月19日，刘所在的干休所卢书记通知他，总政要来人找他谈话。21号上午，总政一位大校带着一位干事，在卢书记陪同下来到刘家,大校自报家门，说他是解放军出版社政治部主任，姓任，受领导之托，来跟刘家驹谈林彪问题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宣读内容如下： 1.林彪的问题中央己定案，谁也改变不了。2.你是党员，应和党保持一致，不得为林彪说三道四，有意见应按组织原则提出。 3。军委早有规定，你们不得上网,你的上网是错误的。
82岁的刘家驹，作了三条回答，请任大校转达给总政。
刘家驹说：1.我想做一个梦，期望国家尽快实现宪政。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高举宪法大旗，要依法治党、治军、治国。宪法第35条给了我言论自由。我军三大民主中的政治民主，也给了我话语权。当年，对林彪事件是不合法律程序的政治审判，是违宪的，我的文章是用事实在改变你们官方说法的。
2.我原是军事干部，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就投入军史写作，给一些军师团的领导代笔写回忆录。总政要求记叙的内容，必须是颂扬我军的“光荣、伟大、正确”,不得有负面的东西给我军的历史抹黑，我是遵循这一规定的。1972年，我到“解放军文艺”之后，视野开阔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各个野战军的历史，我都有所了解，我访问过不少敢讲真话的老同志，收集到的负面故事，只能存留在我的笔记本里，已经几十年。
1990年代初，我被聘到《炎黄春秋》担任副总编辑，萧克是我们的总管，他告诫我，不要把《炎黄春秋》办得水性扬花，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群众。在编委中，有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安全部长凌云，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还有教授，专家、学者等几十位前辈，都对党史一向的虚假持批判态度。他们教化我，不应受党文化的束缚，真实历史是不计什么“正面”“负面”的，都应该按照原汁原味的记入史册。史观改变了，我才发现: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朱毛的前委和军委的之争，是一场毛要控制军队之争;1931---1932年间，根据第三国际的指令，两次莫须有的清除AB团、社会党，杀掉自己人11万;红军长征不是播种机，宣传队，而是一路打砸抢;四渡赤水不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张国焘没有分裂党另立中央;抗日战争是游而不击;朝鲜线战争是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一再修改的党史，众多事件也不断被篡改，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历史拉圾。
3。我已经82岁了，心脏搭了四个支架，是和歧视老干部的军内官僚斗争造成的，已是半条命，我还要把知道的史实记下来，现已写出80多篇近100万字的初稿。我预计还能存活两年，时不我待，我会义无反顾尽最大努力的去写，给后人留下些亮点。
刘家驹还说：“党是胜利了的党，军队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各种错误告诉公众?我是党员，我认为，忠实历史就是不能再用虚假的历史蒙骗人民，再欺骗下去，亡党亡国也就不远了。”
刘家驹慷慨激昂陈诉，任大校无言以对，起身拱手告辞。刘家驹说：“你别忙走，政治上有事总政就来找我，我们这帮人待遇低，住的是危房，二十多年不解决，总政该有个说法吧?”他进屋打印一份《现役军官坐拥豪宅，退休老兵蜗居危楼》的文稿交给了任，要他转呈张阳主任。任推说他没有这个任务。刘说：“你来这里为总政追查我的政治问题，我们生命悠关的事是总政制造的，就不管?”这位大校勉强接受了。刘家驹要求总政要尽快回复，若不回复将求助社会。
——《前哨》五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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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2:10 AM PDT 
习近平上台不过5个月，曾经希望他能像其父习仲勋一样大胆推动政治改革的大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大失所望。有不少人感叹，没想到习近平比胡锦涛还保守还左。
的确有不少迹像显示，习近平在上任的这几个月，在思想路线、政治理念和治国理论上，公开拥抱"左"的主张。他在几次讲话中强调，不管改什么，有三个不能改。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主导思想不能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改，一党专政不能改。他的"新南巡讲话"透露了他对苏共崩溃的左倾政治立场，认为中共应吸取其教训，绝不能搞自我否定，不能否定中共历史，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否定邓小平。 至于理论上，有资深北京观察家认为，习近平要搞张木生他们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如果说张木生和刘源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属于中左，那么习近平提出的一些主张则比中左还要左。习说，改革后三十年不能与改革前三十年割裂，这种提法已经在民间引起舆论哗然，人们问，如果习近平肯定改革前三十年，是否要肯定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极左运动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习近平的"左"的主张和宣示，有一种解释，说习近平在学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党内保守派，为了巩固权力；一旦权力巩固，他就会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 这种说法有几个问题。首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从来没有打左灯向右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上，邓小平和党内计划经济的头面人物陈云及李先念、姚依林等，有深刻矛盾和严重分歧。邓主张发展私有经济、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而陈云等则主张坚持计划经济；为了推动经济改革，邓小平的确使用了一些模糊的语言，诸如特色社会主义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分析说，这就是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在追求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同时，用社会主义修辞来安抚共产党人。 但是在政治改革问题上，邓从来立场坚定，信念清晰。邓虽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也有心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指的是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行政方面的改革，而不是民主化现代化的改革。用赵紫阳的话说，邓小平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不满意，因此真诚的主张政治改革，但是邓的改革，"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在这个意义上，邓从未打左灯向右转。更何况他在党内一言九鼎，和其他元老在政治改革走向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一党专制方面，有高度的默契和共识，他根本用不著打左灯向右转。 至于习近平，他现在的左的言行，是否在打左灯向右转呢？在我看来，习的言行及其表露出来的政治理念，目前没有任何向右转的迹像。习的理念，既包含著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同时也反映了他个人的真实信仰。一方面，习和邓一样，认为毛泽东缔造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否定他就是否定中共；习也和邓一样，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任何削弱这个根本的改革，习也不会搞。习说，"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还指责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偷换概念。在这方面，习近平像极了邓小平。 另一方面，习近平又像是一个坚定的true believer。习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从习近平言必称毛泽东看，毛泽东不仅从根本上塑造了习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更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正如梁京所指出的那样，习很可能是个真诚的、不可救药的毛式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习近平在权力巩固后，有没有可能大刀阔斧地推动宪政改革呢？如果习的政治理念不变，答案肯定是"NO!"。而一旦习近平成为一言九鼎、坚守左倾理念的政治强人，对中国的政治进步绝对不是好事。至于今后几年可能发生的局部或全局性危机，会不会迫使习放弃左的政治理念，拥抱普世价值理念，带领中国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变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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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2:10 AM PDT 
2013年4月20日北京时间早晨8点02分，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和5年前汶川地震一样，地震局没有在事前发出预报。然而事后我们发现，有两件事很蹊跷，很不寻常，而且和地震直接相关，堪称地震前的两大异象。现分述如下：
第一件事是，4月19日，新闻中心_中国网(news.china.com.cn)发布了一则新闻，题目是“四川开展跨区地震救援演练”。 这则新闻写到：“4月18至19日，四川举行代号闪电－A的跨区地震救援演练，此次演练主要是为检验承担地震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部队战斗力。演练假设四川某地发生7级以上强震，震后四川消防总队接到救援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调集成都、乐山、宜宾、雅安等地的重型、轻型搜救队赶往灾害现场......”。（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4/19/content_19601228.htm） 在谷歌上搜索，打出“四川，代号闪电－A，跨区地震救援演练”这几个关键词，共有3420条结果。 时间，地点，都太巧了。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有关方面已经预测到在这几天在这些地点，极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于是以演练之名调兵遣将，整装待命。 第二件事是，4月16日，成都市教育局发出“关于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收看中小学生春季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的通知”（http://www.gxzhxx.com/news/info.asp?id=7234）。通知全文如下： 各区（市）县教育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市直属（直管）学校： 四川电视台定于4月20日播出《中小学生春季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请各单位（学校）及时安排，科学部署，认真做好节目的组织收看工作。 一、收看对象 全市中小学生。 二、节目播出时间和频道 4月20日（星期六）7：25在四川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这一句特地用的黑体－－引者注） 三、节目内容 《中小学生春节安全教育第一课》专题节目分作以下五个部分： 1当地震发生时如何避险； 2当火灾发生时如何逃生； 3在公路上行走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4如何防溺水和营救溺水者； 5其它校园安全防范常识。 特此通知。 在谷歌上搜索，打出“四川电视台，2013年4月20日，中小学安全教育，地震”等关键词，共有5,890,000条结果。其中，四川的什邡、西昌、乐山、剑阁、富顺、西充等地也都发出了类似的通知，有的还标明是紧急通知，有网友贴出一张《紧急通知》的扫描件，由成都电子信息学校德育处于4月19日发出，要求各班班主任，“及时告知学生及家长，按时组织学生收看”。（http://bbs.yahoo.cn/read-htm-tid-12724292-page-1.html） 这件事就更奇怪了。 正巧在地震前，要学生们收看地震避险的电视。这是一奇。 无非是一部科教片，却要由众多的行政部门专门发通知（有的还是紧急通知）要求组织学生收看，自电视在中国普及以来，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史无前例，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二奇。 4月20日是星期六，老师学生都不在学校，如何组织收看呢？通知的要求很不合乎常理。这是三奇。 周末的早晨7点25分，这个时间，很多人还在睡懒觉呢。如果有关方面真的想让更多的学生收看，怎么会安排在这么不合适的时间呢？这是四奇。 以上两件事都太异常了。合理的推测是，对于这次雅安地震，中国地震局其实在此前已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但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地震局唯恐错报虚报而造成无谓的恐慌与混乱，所以没有发布预报。于是，当局一方面以演练为名，启动专业救援机制，严阵以待；另一方面，以组织学生收看电视为名，力图使民众－－主要是使学生们－－多一些避险求生的机会。 怪不得这次地震发生后，政府的反应那么快，看来应是早有准备。发通知让学生在星期六一大早收看地震避险电视这一做法，可说是用心良苦；只不过这一招起到作用没有？起到了多大作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有任何报道。估计起作用也很小，因为这个通知看上去莫名其妙，一般人不会放在心上，不会照着做的。更尴尬的是，如果有人照通知行事从而避开了危险，当局也不好公开宣扬，因为那只会让人们意识到当局早就预测到要地震，他们势必要质问当局为什么故意不报。 于是，这就再次引出一个老问题：地震预测预报是可能的吗？当局总是一味强调地震预报不可能，但是，问题不在于地震局不能够做什么，问题在于地震局能够做什么。 有关方面总是强调地震预报的测不准以及错报虚报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但问题是，那是否就应该听任政府几个官员一手遮天，垄断所有关于地震的信息，对外秘而不宣，把民众全蒙在鼓里呢？尽管人类关于地震的知识还很有限，也很不可靠，但是，知道一点算一点，总胜过一点不知道。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让一般民众也能了解有关信息。这种态度难道不更可取么？ 我在5年前写的文章《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一文里就写到：预报地震，“是否可以像美国人反恐防恐一样，根据有关信息的把握程度，把警报分成不同的级别？让人们既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又不致于日坐愁城，终日恐慌。”
事实上，美国，日本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随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有“地震动预测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全国各地今后30年内发生不同级别地震的概率。要查询某一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可通过放大或缩小地图查询。通过发布“地震动预测地图”，提高全民防灾意识，为采取有效防灾措施提供基础数据。
我再次呼吁，中国地震局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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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3 12:04 AM PDT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20130419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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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简报+《2012年度人权报告》导言 Posted: 24 Apr 2013 02:1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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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01:31 PM PDT
自从《前哨》杂志刊出两篇有关薄谷纪录片的文章后，很多读者非常有兴趣地打电话或来访谈及这一历史事件记实性报道的问题，有的人坚信谷开来杀人一案，只是认为法院判得太轻；有的质疑司法程序问题和事实的公正，认为谷开来是被薄的政敌诬陷的，我向来认为不同观点的差异和争执是正常的，但英国电视台播出的题为《中国谋杀迷案》的新闻纪录片，因为与我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生长在大连，与薄谷夫妇都有过接触的记者，有条件，也有必要把他们多年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真相告诉人们。
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偶然的，都是平时累积的结果，都是思想性格的体现，所以，我没有看到谷开来杀人的直接证据，但我坚信安徽法院对她的判决是公正的，中共的内斗可能影响了案件某些方面的进度，但公诉人指控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薄熙来枉法追诉，排斥异己，谷开来贪污受贿，肆无忌惮，他们犯下这样的大罪，一点也不令我感到奇怪，而英国制片人的这部纪录片，则是尽显了西方某些敌视中国势力的偏见，现仅就英国4频道海外特别报道栏目的有关内容提要，我指出其荒谬之处，以飨读者。
从"简介"看到了什么？
不论是书籍还是电视片，内容提要都非常重要，好的概括就如同画龙点睛，一下子可以抓住读者的眼球，英国制片人做到了这一点，但并非是"好"的概括，只是"巧"的概括，而且很合西方人的猎奇口味，一来中国的专制政权缺乏新闻事实的透明性，使读者雾里看花；二来，英国商人去重庆掏金而死亡，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兴趣；三是发表与官媒不同的看法，谎称客观公正，可以标新立异，颠覆法院的判决；所以，用《中国谋杀迷案》为题是一招妙棋，但我认为，如同一个人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遮挡了真实的肉体，表面上的华丽，并不能展示内心的美丽，我从"简介"中就能随手找到许多破绽。
据一位身在英国伦敦的读者提供的中英对照的译本，是这样说的：In November 2011, Old Harrovian Neil Heywood was murdered in a hotel room China, allegedly poisoned with cyanide by the wife of one of China's rising political stars, Bo Xilai. The killing of the 41-year-old from southwest London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
2011年11月，有哈罗德贵族学校资历的、来自英国伦敦西南部的、41岁尼尔·海伍德被谋杀在中国的一个酒店的房间里，这件谋杀案，被声称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新星之一薄熙来的妻子，用氰化物下毒所为。这个指控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在我看来，中国的统治基础有两点内容，一是执政党的人事安排，一个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纠结，前者早在薄谷事件引发前就已在中共高层达成了共识，即"习李体制"，也就是说，共青团派与太子党派已有了协议，薄熙来早已边缘化了，否则他不会被下派到西南一隅重庆，而后来的一切有些偶然性，但基本上是薄谷思想性格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由边缘化到徹底毁灭表明国家的基础非但没动摇，而且得到了明显的巩固，英制片人的谎言和偏见，已经被事实所打破，成为了笑谈。换言之，法院指控谷开来杀人，只是一件影响较大的普通刑事案件，与国家的统治基础没有什么关系。
谁预计薄熙来任副国家副主席？
由于我的英文水平所限，只能依据英国这位热心读者的中文译本，进行分析，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他提供的下文非常有趣，它是这样写的：Bo Xilai, who had been widely expected to become China's Vice President, and whose father was a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ousted and faces a criminal inquiry. His wife, Gu Kailai, a multi-millionaire lawyer, was convicted of the murder, in a trial that lasted just one day. Guagua, their British-educated son, who had counted Heywood as a personal friend and counsellor, is today in hiding – allegedly pursued by secret agents of the Communist state.
薄熙来，已被广泛预计将成为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他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已经被罢免了职务，而且面临刑事指控的谷开来，他的妻子，一个千万富翁的律师，经过短短的一天的庭审，已经定罪为谋杀犯。薄瓜瓜，是他们受过英国教育的儿子，也是海伍德的朋友。海伍德是他的私人（海外）顾问，（薄瓜瓜）据称现在由于受到中国秘密特工的追捕，已经躲藏起来。
这是天大的笑话，不妨查阅所有的海外媒体，在薄熙来倒台之前，由于他在重庆的精彩表演，许多人充满着幻想和期待，包括不明真相的底层民众，和司马南，孔庆东之类的文人，但即便是铁杆的"保薄派"，也没人预测薄熙来将任国家副主席，只是那时有不少人预见他任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或政法委书记，英国制片人凭什么说他被"广泛预计将成为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这一结论是哪来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曾来多伦多与我长时间对话，我讲过薄的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政治野心，但谁告诉他们，人们"广泛预计薄能成国家副主席"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杜撰，就是无知的胡说八道。
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人生事业的顶峰上，薄不过才是一个政治局的委员，虽然他父亲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但胡温习李都远远地排在前面，他是坐了政治局的最末一把交椅的，何来副主席的"预见"？假如谷开来不杀人，薄还在政治局，也无法进一步执掌习近平的副手，只能说他有这种狂妄的野心，并无这种人事安排，英制片人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是为了他们设计的剧情做铺垫：仿佛是一场虚构的谋杀案，葬送了薄熙来国家副主席的政治前程，这太夸大和离谱了，我认为薄谷多年贪赃枉法，既使没有王立军事件，也必然倒台，因为小错变大错，大错变罪恶，以前没遭清算是其父的"遮阳伞"没倒，而2007年之后其父已死，他们必将毁灭，或早或晚而已。
谷开来谋杀海伍德并不奇怪
以下的奇文继续写道：As everyone scrambled for an explanation, a series of increasingly lurid stories emerged. They portrayed Heywood as a spy, swaggering around Beijing, driving a Jaguar with personal 007 number plates, a linen-suited philanderer who had seduced the politician's wife and then tried to blackmail her. She was portrayed as 'Dragon Lady Gu', who lured Heywood to a tryst in a remote city where his whiskey was laced with cyanide.
（这个新闻）被每一个人争先恐后地（相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故事。海伍德被神气活现地为一个在北京（活动的英国）间谍，而且公然地在他的捷豹汽车上悬挂一个007车牌。一个䘭胯的花花公子勾引政治家的妻子，然后试图勒索她。（谷）被绘声绘色地描绘成"太上老君＂，引诱海伍德幽会在一个偏远的城市，（用）下了氰化物（毒药的）威士忌酒（将海伍德杀死）。
对于海伍德是不是英国间谍，我不知道，对于她是否谋杀了英商，我认同安徽法院的指控和判决，虽然我也认为审判不太透明，想必隐藏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但不是她没杀人的证据，而是更多的薄谷贪腐和枉法的大量线索，因为中共的专制体系，没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把这一个完整的案件，与薄熙来，王立军，"四大金刚"分开审理，像盒子一样，先设计了一定的面积，然后对其罪行进行了缩水和稀释，再装进这个盒子，以便统治者能承受得起，这就是谷开来庭上大讲"三个尊重"的原因，如同王立军及"四大金刚"都放弃上诉一样，他们深知做恶的罪行远超越了法律条文，总之，不是对立派诬陷了谷开来，而是保了她一条小命，这是看在中共元老薄一波的面子，就这一意义上讲，审判不尽如意。
由于制片人的采访受到了一些限制，由于信息的不完整，也由于西方媒体的偏见，我们看到了无知和狭隘：海伍德早在90年代初就来到大连掏金，先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七贤岭一带的学校任教，后被人推荐当了谷开来为儿子请的英语家教，那时谈不上谁勾引谁，他们是相处非常密切的生意伙伴，也是"两面派"家庭名利双收的目击证人，所以，2007年之后，由于共青团派对薄熙来的担忧和抵制，海伍德变成了薄家挥之不去的幽灵。对英商来说，他发财的欲望和胃口越来越大；对谷开来来说，她对先生的上升而危险的仕途越来越焦虑和躁动，他们由朋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薄谷谋杀海伍德顺理成章，而王立军叛逃美领馆，则是为这一事件找到引爆点，也增加了一点戏剧色彩。
官商勾结不是新闻
英制片人的自卖自夸的文章还说：Her husband, Party bigwig Bo, was revealed as a political piranha, who had consumed a legion of enemies, rising to within a whisper of becoming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Their son, rich kid Guagua, was described as having been chauffeured in red Ferraris between a succession of ever-wilder par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hile his dad campaigned on a back-to-basics austerity platform. Millions of pounds had allegedly exchanged hands in shady business deals between Bo, his wife and the victi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nner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s most secretive state had been revealed for public perusal - and what could be seen was ugly.
据透露，谷的丈夫、中共政要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食人鱼，消灭了大批的敌人，并被传为即将升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他们的儿子、桀骜不驯、富有的薄瓜瓜，驾驶着红色的法拉利跑车，（这个）穿梭在大洋彼岸的红色政权（未来）接班人，而他的父亲薄熙来正在发起提倡下乡劳动接受再教育、节俭生活运动。据称，薄和他的妻子与海伍德有数百万英镑的暗箱交易，世界上非常讳莫如深的国度首次泄漏内部阴谋，供公众研读，（让人们）看到了它是如此丑陋。
显然，英制片人又在夸大其辞，故出惊人之语，从大量的官方反腐的报道中，可以找到浩如烟海的案例，都类似于薄谷夫妇，许多高官不仅与商人勾结，而且大都成了"裸官"，自己在体制内利用权力敛财，而家人却移居海外和转移非法所得，所以，不能说"讳莫如深的国度首次泄漏内部阴谋"，只能说这次涉及的官员是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的太子党，更具轰动效应而已。看来，制片人要展示的不是贪官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丑陋"，这就把薄谷隐藏了起来，把"国家"的概念推到了前台，难道薄谷及其对立派官员能代表一个国家吗？这表明制片人要利用这起谋杀案来攻击中国，其主题和偏见指导她寻找了虚假的所谓"证据"，试问，仅凭薄谷海外交际圈子里的几个人的言论，就能以偏概全地得出"有人诬陷谷开来的结论"吗？那么，如何解释谷开来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的话语？她自己认罪服法，如何了得？如果真的是冤枉的，她本身又是学法律的专家，为什么不提出上诉呢？她为什么还要"立功表现"，争取免死呢？
栏目组是一个私营公司
节目要点简介说，One year on from Neil Heywood's lonely death in Chongqing, almost every person connected to the case in China has gone to ground, raising concerns that many have been rounded up and disappeared. 从尼尔，海伍德的孤独死在重庆的一年来，中国几乎每个和案件有关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地方，很多人都被围捕和消失，（这正是）令人担忧所在。Those who are still free are silent, too cautious or scared to risk talking. Websites mentioning the case are blocked, any debate of its consequences in China is stifled. Working in this climate of heightened paranoia, Dispatches has unearthed a gripping tale at the heart of the political machine: an Englishman abroad whose death was used to stack the outcome of an internal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he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有些仍然可以自由的人都沉默了，过于谨慎，或害怕风险不敢说。网站涉及这个案子被封锁，任何关于（这个案子的）辩论在中国均被扼杀。（即使在）这种加剧的无端恐惧的气候下，（英国4频道）海外报道栏目组（仍）挖掘出一个（深入中共）政治机器核心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英国人在国外的死亡被用来堆积中共核心的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就我与导演和制片人的交往得知，他们是一个私营的小公司，夫妻俩合作，寻找新题材，拍摄纪录片，再卖给英国电视4台，赚点钱维持生活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栏目组"，它们是供求的生意关系，自然要先考虑电视观众的口味，如果得出的结论与中国官方一致，就没钱可赚，所以，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了真相，当然，如果中国官方能为采访提供便利条件，如果公民都能在免于恐惧的条件下讲出事实，可以有力地粉碎谎言和偏见，但中国目前的体制太滞后，根本做不到，即使横行霸道的薄熙来倒台了，老百姓也避讳谈及政治，这就给英制片人发财，撒谎提供了良机。
关系密切的朋友是什么人？
以前，我在题为《我被英制片人骗了》一文中，曾谈及一些细节，这里不再赘述，只想进一步提醒读者警惕他们的误导，其文字介绍说，Dispatches has made contact with a close personal friend of both Neil Heywood and his alleged killer, a first-hand witness to many of the events in the saga,海外特别报道栏目联系了海伍德及其谋杀犯的关系密切朋友们，以第一手资料见证了这个传奇案件中的许多事件，whose testimony challenges everything we thought we knew about the story. Far from being in the Bo family's inner circle, 他们的证词挑战了一切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故事，更多来自薄的家族圈内or the broker of six figure deals, this insider claims that Neil Heywood was a peripheral figure, who befriended the family's son Guagua:或经纪人的6个数字交易，内部人士称，尼尔·海伍德是一个圈外人士，他对家族的儿子薄瓜瓜很友善。an Old Harrovian giving succour to a new Harrovian, carrying out mundane and unprofitable tasks for the Chinese pupil at sea in an English public school. 一个有资历的哈罗德贵族生帮助一个哈罗德新生，为中国小学生在海外的英国公立学校（上学），这是件平凡而无利可图的任务。He reveals the details of Heywood's first meeting with the family, and expose how, when Heywood's luck ran out, his own businesses in Beijing failing, 他透漏了海伍德与薄家人的第一次会议的细节，并曝光了海伍德没有运气时，他在北京的生意是如何失败的，he twice approached the family, asking for millions of pounds, demands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sider, were reported to the police by the woman who would later be accused of murdering him. 他两次接近（薄）家人，他想要数百万英镑的（补偿），据内部消息人士（透漏），这个后来被指控谋杀他的女人（谷）向警方报了案，A dutiful wife, who forsook her own lucrative legal career to support the political ambitions of her husband, Gu Kailai had narrowly survived an attempt on her own life, 一个贤惠的妻子，缩窄了自己应有的生活，放弃了自己利润丰厚的法律事业，支持丈夫的政治抱负，尝试着地适应生活，details of which we can reveal for the first time.这些细节都是第一次被报道。
毫无疑问，英国制片人有条件见到薄谷在英国的朋友，他们与薄谷关系或亲或近，但薄谷犯罪发生在国内，他们在大连及辽宁生活了二十年，英国人只凭几面之交，仅有皮毛之见，并不知道一个人的本质，如何有权威性呢？比如，谷开来去英国陪读接触的上流社会，是什么人呢？她能展示其家族在大连和重庆的贪婪和枉法吗？她能告诉别人自己的钱财是与徐明等商人相互勾结得到的吗？她与海伍德之间有"暗箱操作"，能告诉第三者吗？什么"第一次会议"啊，他"对瓜瓜很友善"啊，"他在北京的生意失败"啊，这些有什么新奇，公正和权威性呢？90年代初，海伍德应邀到薄家当保姆和教师，谁能预见到今天，当时就留下细节的记录？难道找不到第一手的记录，就无视目击人看到的事实吗？有些事，谷开来不承认就不存在了吗？
制片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竟这样表述："一个贤惠的妻子，缩窄了自己应有的生活，放弃了自己利润丰厚的法律事业，支持丈夫的政治抱负，尝试着地适应生活"，请读者找到我写的文章《谷开来激流勇退了吗？》，还有发表在《前哨》的调查报道《薄熙来与昂道律师事务所》一文，就知道这是谎言和偏见，谷开来没缩小，也没放弃，而是紧紧地抓住了薄熙来的权势，谋取私利，多年来在行贿受贿和滥用职权。这些重复了无数遍的政治谎言，早在薄熙来被停职前就被我戳穿了，何谈"第一次报道"？谷开来移居伦敦，不是什么尝试着适应生活，而是转移财产，企图世代延续花天酒地的生活。如果她适应了，为什么还要回重庆？她支持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还要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薄熙来倒台无关内斗
现在，由这部谎言编织的记录片所吹起的，是一股为谷狡辩的歪风，好像薄熙来，谷开来都没犯法，而遭人陷害，这关系党内的纠葛，我认为，内斗是存在的，如同其它案件一样，每一起案件都有内斗的影子，但他们这一起案子，事实是基本上清楚的，是确凿无疑的，但英制片人说：The insider's testimony maintains that Gu was then framed for killing Heywood. 内部人士的证词，杀害海伍德（案件）谷是被诬陷的。Her husband's numerous political opponents foresaw how the death of an inconsequential English associate could disbar Bo from office, dismantling his deep-rooted support among China's poor for whom he remains a champion, and, creating a global scandal.她的丈夫众多的政治对手预见，如何将一个无关紧要的英语人死亡联系起来、创造成一个世界性丑闻，可以罢免他的职务，拆除他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众星捧月式的、社会底层地支持。
我认为，这是黑白颠倒，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薄熙来在重庆时，他的众多政治对手，不少人都去了重庆，有的还表示对他一些做法的支持，并没什么人联合起来，制造阴谋的圈套让他跳，而正好相反，他与王立军等人密谋了一系列的动作，又是"唱红打黑"，又是"国动委军演"，又是"国宾护卫队"，等等，他们搞毛泽东阶级斗争那一套，企图用"二次文革"，清洗反对他的人，最后狗咬狗一嘴毛，其政治前程被"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事件"所葬送，这一切是疚由自取，正如大连企业家于云盛所说的，薄谷是兔子蹦得欢，自己跳进了油锅里。这无涉于官员内斗。
这一记录片的自介说，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lds it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 a once in a decade meeting to decide who will be the country's next leader，由于中国共产党举行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10年一次的会议，它将决定谁是国家的未来领导者this film (from the multi-BAFTA winning True Vision stable, directed by Edward Watts and produced by award-winning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Cathy Scott-Clark) reveals the truth about a murder that has changed the course of China's history.这部电影（出自多项BAFTA获奖的，真实版本系列，由爱德华·瓦特执导，由屡获殊荣的调查记者凯茜·斯科特·克拉克制片）解密这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谋杀案真相。
但是，标新立异的新闻片，播放后只有英国，德国电视台买了账，影响并不大，它只是荒唐的一家之说，事实足证，即使薄熙来还在台上，也取代不了习近平，不过是会干扰一段时间历史进程而已。在笔者看来，18大之前，面对社会矛盾和前进方向，不思进取的胡锦涛，曾进行了一些维稳的尝试，广东的乌坎选举和重庆的"唱红打黑"都是不成功的脚印，但最终历史丢弃了薄熙来，这避免了"二次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复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如果海外的朋友真的热望中国民主化，就要全力支持，像上述英制片人的劣行可能赚点小钱，无助于中国的进步，也不会被中国人所接受。
2013年4月1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附言：感谢伦敦的许博士对这篇文章的无私帮助。
香港《前哨杂志2013年5月号首发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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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12:50 PM PDT
对撒切尔夫人去世，中国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特别称赞她在任时使香港回归中国。但这些报道却没有提到撒切尔对香港前途的悲观预测，更没有提到她对中国及共产主义的批评。
在当代西方领袖中，撒切尔夫人是少见的对中共公开批评的人。这跟撒切尔的性格和认知有关，她不仅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认知， 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今天来看，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真知灼见。 对香港问题，撒切尔早就预言：“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在回归中国16年后的今天，香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持续下降，新闻自由度缩小，治安恶化，港人不满升高。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就有50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当局扼杀香港自由。 最近香港《南华早报》网络民调：“如果有权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赞成香港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高达92%的人投了赞成票。 面对香港今天的困境，有人认为英国当初不该交出香港，甚至认为撒切尔“出卖了香港”。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不交还香港几乎无法做到。因为香港（和九龙）是中英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英国的，后来又签约99年租借“新界”。撒切尔刚开始跟中国谈判时，强调“尊重国际条约”并谋求“续租”。但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完全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如果坚持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困难的，因为在中方不同意续租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强行续约。另外那两个条约，是清朝当年战败签订的，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割让九龙）。 如果英方坚持不交回香港，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会造成香港动荡。香港的水电食物等，主要来自中国内陆，如中国切断供应，香港难以维持。虽然英国刚打赢马岛之战，但撒切尔政府无法对香港用兵，因为无论是“距离”（距伦敦近一万公里），国际舆论（连英国对马岛用兵美国当时都不赞成），战争后果，法理性等，都是很难操作的（更会有英国内部的反对等）。 英国对马岛用兵，除了因它在英国管辖之下，还在于岛上二千多居民绝大多数是英国后裔，他们认同英国（最近的投票，支持英国的占99.9%）。而香港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仅居民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且历史上也是属于中国。邓小平当时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这种看法和情绪，在中国是真实的，而且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当时“投票”，恐怕多数香港人都会选择“回归祖国”。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撒切尔可选择的余地不大。连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位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正是在撒切尔的力争下（包括一开始强调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两个条约的有效性，后又提出交回主权，但保持英国治权等），邓小平才提出“一国两制”，也就是虽然收回主权，但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中共退到这一步，主要是因应撒切尔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减少英国政府对香港回归的阻力，安抚港人的考虑”。包括邓小平具体承诺：“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都属于“中共不得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撒切尔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能够为港人争得的最大权益。是在英国“完全放弃香港”，以及“坚不交出香港”（不现实）之间的一条出路。否则中英围绕香港争执不休，甚至动干戈，都将造成香港的动荡，最后可能还是会被中国收回，结果连一国两制都难以保障了。 撒切尔夫人跟中国领导人的据理力争，从当时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士最近回忆也能看出，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英国刚在阿根廷群岛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撒切尔）气壮如牛地跑来……气势汹汹”。中共香港新华社主任周南则回忆：“她（撒切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报道说，邓小平事后评价撒切尔是他见过的“最不讲理的女人”。而所谓“不讲理”，就是撒切尔据理力争。 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时，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还追悔“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但同时也坦承，“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撒切尔还透露，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感情流露”之一。她早就预感，中国收回香港，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这个预见，越来越被时间和事实证明。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西方有流行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会导致中共政治改革。但撒切尔夫人早在2000年（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演讲）就预测，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撒切尔当时就指出，“很多人习惯说，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了。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还有一个共产中国存在，而且由于苏联解体了，中共政权从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那就是要作为替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要取代原来苏联的那个角色和地位。而且可能比俄罗斯更敌视西方。” 从撒切尔那次演讲至今已13年了，中国毫无政治改革的迹象。反而正像撒切尔预言的，只是“强化它的专制”。 对于中国官媒上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宣传，撒切尔夫人在上述演讲时也预测：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统治，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沉重负担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变成可以跟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撒切尔夫人还斩钉截铁地对西方盟国说，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正像有人比喻的：中国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可以出口电视机，但他们出口不了电视节目。 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国际社会受尊敬的大国，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尊严至上的原则理念，它体现在充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力量下产生的制度，导致了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上等全方位的强大，更保护了个人自由。 而中国无论再怎样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体权利的保障，那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影响和主导世界大国的力量。
撒切尔夫人对中共政权是厌恶的，虽然她曾四次访问中国，但从没有像其他到访的国家元首那样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献花。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去献花，在她看来，那个所谓的英雄纪念碑，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象征。
在批评中共的同时，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人权却相当关注。曾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过会议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回忆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撒切尔夫人当着中共代表的面提出，中国“必须重视人权问题”，气得中方代表退场。 撒切尔夫人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并对中国人的经济能力高度评价。她有一句名言：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细胞。意思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人会爆发出更多的经济潜能，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因为连共产党也承认，他们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中国人“松绑”。把原来捆绑中国人的绳子松开了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么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就不捆绑呢？ 也许有人认为撒切尔夫人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但事实是，撒切尔夫人非常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民主台湾。台湾外交官简又新最近悼念撒切尔夫人时说，他担任驻英国代表期间，“每年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必定到场，以亲自莅临的实际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而在美国，从来没有任何美国总统、前总统去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庆酒会，他们都不敢得罪北京。但撒切尔夫人就敢於这样公开力挺台湾，不仅是巾帼英雄，更让那些男性政治家羞愧。 在许多西方政治领袖动脑筋避开台湾，甚至谄媚北京时，撒切尔夫人则想着法子支持台湾。简又新回忆说：有一次国庆酒会，撒切尔夫人主动提及准备了一份礼物，请简又新圣诞夜到她的办公室来一趟。 他满怀期待准时赴约，但撒切尔夫人仅交代办公室主任，带他到楼上看看。怀着些许纳闷与忐忑，他重新打开楼上某个房间的大门，一屋子那些在媒体才能见着的英国政界与商界要人，纷纷起身向他致意。这时简又新才恍然大悟，撒切尔夫人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就是台湾拓展外交空间最需要的人脉。 在简又新离开外交界（曾任台湾外交部长）数年后，他的女儿出嫁，简又新回忆说，撒切尔夫人特别写了一封亲笔贺函，指示办公室主任亲自送来台湾。这位主任抵台停留加上飞机往返全程要花上36小时，只为了完成她交代“见信如见人”的诚挚祝福，“婚礼当晚，宣读撒切尔夫人贺函时，在场的来宾无不动容，非常感人”。 侠骨柔情、大气凛然、坚守原则的撒切尔夫人，是中国人的朋友，是自由的捍卫者，是共产主义等一切专制的天敌。在1982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撒切尔夫人清晰地指出，“共产主义的结束是自由的开始”。这个预言在东欧、在苏联都兑现了。对中国，也会如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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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12:43 PM PDT
前些日子出了个有喜剧色彩的环保新闻，题目是"红豆局长"。 河北沧县小朱庄井水因化工厂长期污染而发红，县环保局长邓连军先生解释说这就像用红豆来煮饭，迅速地使自己变成了网络和媒体上的大红人。这位倒霉的环保局局长其实就说了这麽一段话："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你有的红色的水，是因为物质是那个色的，对吧。你比如说咱放上一包红小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红色，对吧，咱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不等于不达标。"此话一出，网络上就刮起了风暴，沧县赶紧罢了他的官，全国媒体跟进，北京真理部这次也没拦着，就被老百姓抓了一个典型，出了口恶气。现在网络上还有人在盯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比如环保局长为什麽要护着污染企业，拿没拿钱，拿了多少钱？对于我来说，更加关注的是后继的治理过程。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全国关注的大桉了，就应该一直追到底，算一算污染与治理的大账。
在接受白岩松采访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先生说："因为地下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治理起来代价非常的高，并且过程很缓慢，要几十年的时间恢复。一般最好的方法是生化处理，就是利用微生物降解逐步地恢复到正常，这个过程是很长的。种树、种草这些没什么太大效果。…… 现在要治理，反正十个化工厂过去的几十年的产值都是不够的，这点是明确的，就是化工厂可能这二十年赚了一个钱，但是它造成的环境代价要想恢复要三十年的时间，还要花十份钱。"我支持王浩先生的说法。用放纵污染的方式来追求经济发展，完全是得不偿失。那麽，如此的赔本买卖为什麽总有人做，大做特做？根本原因在于，发财的和赔本的不是同一个行为主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获其利，而灾难转嫁给了百姓和子孙后代。
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哈德逊河水污染及治理。大约在60多年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往流向纽约的哈德逊河中排放了130多万磅（约合589吨）的PCB（多氯联苯），这是一种有毒物质，但当时美国并没有立法禁止使用，直到1976年才发现这个多氯联苯可能致癌，政府宣布禁止使用。可是通用电气公司已经排放了整整30年了，怎麽办？于是，美国环保局和通用电气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通用电气并不是要赖帐，而是在清理污染的规模和方式上和国家环保局有不同意见。环保局希望尽可能挖掘河底被污染的淤泥，而公司方面希望减少挖掘量，在那些污染不太严重的地段建立封闭区。总而言之，这几十年来是一边在治理，一边在继续争执。两年前，2010年底，美国环保局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过去通用电气已经建立起来的封闭区，大部分也要彻底挖掘河底。通用电气过去已经耗资8.3亿美元，今后还要花5.6亿，加起来就是将近14亿。
这个美国的例子和今日之中国是可以比较的。通用电气并非违法排污，而是那个时代对多氯联苯的毒性缺乏了解，但危及后代，责任仍然是要追究的。还有，程度也不是一个数量级，如果说中国的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是原子弹级别的，美国哈德逊河污染恐怕不过是一颗普通炸弹。到过纽约的中国人很多，谁没见过哈德逊河呢？打开中文的纽约旅游网站，你会看到这样的介绍："哈德逊河流到纽约，即将入海，变得十分宽阔，宽得几乎不像一条河，更像大海。河水很清澈，但据说也曾经严重污染，经过治理才恢复。我们中国的城市也正在走这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后这一句是用于洗脑的套话。美国与中国的污染，不仅程度不同，性质也完全不同：一个是知识性的，一个是制度性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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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11:47 AM PDT
中国官方媒体造假竟然造到党魁习近平身上，总理李克强视察雅安重灾区，陪同的芦山县委书记怕当"表哥"，把手表摘了，手腕上露着鲜明表印。习近平要展开一年整党教育，提出12字方针，舆论热度不让"习打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进入暮春，习近平遭遇上台之后最严峻的考验，4月18日香港中共背景的《大公报》发表一篇搅动世界舆论的报道《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话说3月1日晚7点，习近平仅带一个随从，微服私访，在北京堵车的高峰，在鼓楼西大街打了一辆出租车，要去钓鱼台大酒店。被的哥认出来，聊了一路雾霾、收入、底层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还给的哥留下了"一路顺风"四个字的御笔亲书。
该文出笼不过12个小时，即被新华网认定"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令转载奇文的多家晚报作废。
新闻造假能造到党一号身上，中共执政64年闻所未闻。
辟谣"习打的"，雅安遭强震
4月19日，就在中国民众对"习打的"仍旧众说纷纭、真假莫名之际，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让党员干部都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并说这是在新形势下围绕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作出的一个"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于晚间"新闻联播"昭示天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是"十几个小时之后"，四川雅安发生了七级地震，6年前汶川大地震的惨剧再一次在天府之国上演。
 总书记坐上了我的Taxi?
"党要管党"从未管住
"党要管党"，早在1962年的中共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八十年代初期，为中共所不容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在他影响巨大的作品《人妖之间》里，从人民角度对"党"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批评："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自己！"从此，"党要管党"开始走红，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公开把它作为严惩腐败、改善作风的招牌和法宝。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也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招牌亮了多次。孰知，今天再提"党要管党"，不但难以取得像80年代人民的同情和理解，更易引发人民的质疑和非议。从邓三科"党要管党"的历史来看，什么党员重新登记、什么"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什么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什么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来没有间断。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六四之后，急速滑向腐败、溃败的速度惊人，不过十多年，就由"农民革命党"完全蜕变成为"权贵富豪党"。
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改变党的作风的"习八条"，在军队发布"禁酒令"，还坚决提出惩治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马上又要步江胡的后尘开展为期一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江胡两个时代都宣告无效的党的自我教育，自我整风，到习近平手里，就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吗？
 中国民间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
不实施宪法权利，"笼子说"是白说
"党要管党"，不就是共产党要自己管自己，权力绝不容许人民染指吗？这实际正是"一党专政"政治制度的核心。所谓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之说，已经把中共在一切领域里垄断全部权力的双重角色，刻画得惟妙惟肖。中共自有宪法之后，从来没有认真执行，执政64年，改革开放35年，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始终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约束力。正因为人民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结社和组党自由、没有游行和示威的自由，今年3月到4月，北京8位公民在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就成为"非法集会"。与此同时，几十名律师和维权人士为支持一个10岁女孩到合肥市正常上学，也成为"非法集会"，都要接受刑法的惩罚。
习近平上台之后，最受欢迎的讲话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请问，中共每一次反腐斗争的结果，为什么都是越反越腐？为什么抓出大老虎，还有更大的？所谓"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都成为唱高调，而且越唱越高。习近平的"笼子说"，已然成为海豚音。再请问，是要靠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罢免权把你们关进笼子里？还是你们自己装模作样钻进笼子，想什么时候出来，就出来，走形式、绕过场，等运动过后，不仅一切照旧、故态复萌，而且越发变本加厉？今天司法不公、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腐化堕落、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病态中国，不都是在一次次"党要管党"的运动中逐渐加码升级而形成的吗？社会上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党风不正，已成为难以根除的痼疾。也验证了所谓的"党要管党"，不过是哄骗世人的一句空话，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自身，早已经失去了自我纠正和自我净化的机制。
12字方针引热议
最近大公网、人民网、凤凰网都忙着总结新一号的语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12字一出口，网络热议不让"习打的"。网民说，如果放在七十多年前延安整风时期，对党员干部还有些震慑力，到现在早成了中共各级官员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老规矩了。整风运动，不过是党员干部聚在一起念念老生常谈的中央文件，慷慨激昂地发表学习讲话的感想。胡锦涛当年开展"先进性教育"，因为是辅导员出身，竟然让写笔记，不准用电脑，只准手写，结果，党员干部叫苦连天，老同学、老战友的关系都动员起来，北京有抄河南的，人民日报有抄新华社的。白天辛苦抄笔记，晚上照样上歌厅、泡浴池。生产队长出身的习近平，能够超过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胡锦涛吗？
 因腐败落马的前铁道部长
也有人惊呼毛氏政治运动要来了，此为杞人忧天。当下已到了无官不贪，有权就腐的程度，真反起来，恐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要像文革一样被砸烂，大小干部都要成为货真价实的走资派，党和政府的机器还如何运转？
新政很快就进入半年了，维稳政策依然继续，顽固拒绝和强力打压的，仍旧是中国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监督机制和维权力量。民间对新班子的期许与希望正在一点点消耗丧失，对习氏的"党要管党"信心的缺失，正源自中共暴力统治的本身。一个不能善待人民监督和批评党，如何能管好自己？
作者： 鲁直人
责编： 达扬
作者简介：鲁直人，北京作家，长期供职媒体，专注于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人物写作。在台湾出版有专集，在大陆多家媒体开设专栏。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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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11:21 AM PDT
余汝信：《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 自2000年代中期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缘自于2004年3月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 2006年3月，林立衡曾向笔者证实，这一材料确是她？？写（但她称不认识李晨更没有将材料提供给李晨）。故此，当时对林立衡抱着极信任心态的笔者曾经断言：“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1] 过了数年，笔者有机会看到了林立衡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后的誊清件[2]，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虽的确截取于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惟李晨私下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和大幅度的改写。 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笔者发现，书中声称“林豆豆口述、张清林记录”的有关“九一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舒云以“整理”名义进行了部分改写的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笔者还注意到舒云的改写，某些段落抄自李晨，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更大。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一二个年头，“九一三”事件对国人来说，仍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最大未解之谜。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往往在于厘清细节。如果将原始材料中的细节随意擅加改动而又不予说明，即很可能会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将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那一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那一些材料是经过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后，我们才有条件凭借当事人最原始的叙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相印证，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基于上述原因，李晨、舒云对林立衡原稿的大量改动（虽然，李晨、舒云的改动并没有触及林立衡的基本观点），已使李、舒两书有关部分失却了史料价值。故而，本文辨析的对象，仅为林立衡材料的原稿。 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并经与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忆相比对之后，笔者今天依然认为，林立衡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等于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后，我们今天更有条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经过的一些关键点，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而这些启发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可能与林立衡的观念有很大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一、原始稿、修改稿与誊清稿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的原始稿，为用“郑州汽车制造厂[3]稿纸”书写，注明编码共七十九页。以每页二百一十字计算，共一万六千多字。 林立衡手书的原始稿，抬头写有“段君毅、胡立教同志并河南省委转，韦国清同志并总政党委转，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并中纪委”。收件人未免多了些，但尚合符一般报送材料的规范。惟结尾部分却不合常规，至少没有署名，也没有注上日期（原始稿前给郑州市委李宝光、徐学龙的信倒有署名及日期，但此信是张清林后加的）。从行文内容、语气判断，原始稿很可能写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初至1980年初，修改时间则在1980年3月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 原始稿经张清林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抽去原始稿第26、29、38、40页共四页，增加补充了十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稿纸”背面书写）。经修改补充后共八十五页，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修改稿。 修改稿最后定的抬头是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材料定名为《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虽说此材料张清林作了大量加工，本亦可将其名冠于标题之上，惟一来这样标题不够简捷，二来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框架主体、基本观点均是林立衡的。但在作者署名上，我们还是依据事实署为“林立衡原稿，张清林修改”。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比较恰当些。） 值得注意的是，由张清林手写的大段增加部分，都在已抽去的原稿页之后。如： 根据至少从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我们认为，九一三事件不等于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的一部分。因为林彪事件并非七一年才发生的。说晚一点，六五年中央上海紧急会议就已拉开了林彪事件的帷幕。也就是说，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对原“林办”张益民、张云生、王淑媛等秘书、工作人员和当时空军报社的王启夫、韩�勤、空军保卫部原处长杨森多次说过：这样骗“首长”（指林彪，下同）这样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样骗下去……是长久不了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这个历史的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林立衡材料誊清稿(以下简称誊清稿)，页50-51】 因为原稿被抽去，已很难判断上述增加部分那一些是由原稿改写，那一些完全是张清林的。 所谓誊清稿，是林立衡本人按照修改稿的增删情况重新亲笔所书。誊清稿共七十六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公用笺”书写。林立衡重新书写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她本人是全盘接受了张清林的修改意见的。考虑到张清林的确作过大量修改的实情，誊清稿的作者，我们仍旧署为林立衡、张清林二人。惟其核心的、基本的观点，是林立衡的。在本文中，我们亦将其简称为“林立衡材料”。 回头看林立衡材料的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作为幸存者，写在前面的话”，主旨是批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遭唾弃的康生以及早在1976年已被“粉碎”的“四人帮”，捎带指责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辞职”的汪东兴、纪登奎等。 林立衡、张清林声称：康生、“四人帮”制造了林彪“两谋一叛”的冤案。又如上文所引的文字称，“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 林立衡、张清林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史实细节和例证支持以上的指控。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当代史常识，以上指控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极为荒谬。康生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至少在文革的前、中期，并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即使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至“九一三”之前，也不见康有对林彪政治上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在“九一三”前根本未有形成，“四人帮”的形成是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 而对于林彪一案的审查，汪东兴、纪登奎并非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林（彪）——陈（伯达）问题中央专案组是由周恩来牵头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周，背后是毛。 因此，对于材料的第一部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理会。值得关注的，只是材料的第二部分，林立衡、张清林作为“九一三”当晚直接当事人的陈述。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叶关系 林立衡在其手书的誊清稿第二部分开头即称： 林彪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多次嘱咐我：“我身体好些还能管住她（指叶群），要是我身体不行了，管不了她了，那时你可千万不能让她胡来。她政治上不行，你可不要听她的。”六四年后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后，我和叶群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就是因为我听了林彪的话，反对骗林彪。叶群多次对我和公开对工作人员说过：“不骗‘首长’[4]，听‘首长’的怎么行？！要是听他的，早就完蛋了！什么时候听他的，什么时候就得完蛋，我们也都得跟着倒霉！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对此，我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和‘主任’（指叶群，下同）之间是两条路线”，……六八年当林彪对我问及叶群时，我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坏事，林彪听了震怒，叱咤叶群后，给工作人员规定，不准叶群再见他。（誊清稿页53-54） 以上这些话，与“九一三”本无直接关联，只是林立衡为“首长是被骗的”此一贯穿全文的中心语句所作的“注解”。为什么“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首长和主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条路线”？究竟林立衡“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什么“坏事”，以至使“林彪听了震怒”？“九一三”事件已发生四十年了，人们对这一切仍是一无所知。相反，从多年来各个方面披露的史料来看，林立衡所叙述的，与我们所认知的林、叶关系史，并不吻合。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翌年，1960年，叶群恢复军籍，同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就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五年后，1965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此一使叶群从师级干部升格为军一级高干的任命，不可能不征得林彪本人的同意。 以下两例，应可说明林、叶1964-65年间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其一，1964年底，叶群与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率总政工作组到广州军区127师379团蹲点，调研部队“四个第一”落实的情况，并写出了调研报告。林彪看了报告后，于1964年12月29日在广州听取了叶群的汇报，并对当时的部队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林彪称，1964年的部队工作“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63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该指示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作为军委正式文件，下发全军。 其二，1965年11月30日，林彪就有关罗瑞卿问题致函毛泽东称，“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和口头汇报”。第二天，叶群携林彪的信及有关罗的材料，从苏州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一周以后，毛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揭发和批判罗瑞卿。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叶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称的“政治上不行”，更没有什么“胡来”甚至“骗林彪”。 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周恩来以召集中央碰头会（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形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运转（本来毛属意林彪负责，但林托病推辞）。叶群代表林彪参加中央碰头会，以便于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相互通气。至少迄今为止，尚未有材料证明林彪与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之间有过龃龉不合，叶群在其间顺畅的沟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67年1月，叶群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同年8月，为四人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随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并无具体分工，不过是在负责林彪与中央碰头会之间的沟通之外，又增加了与军委办事组之间沟通的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叶群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与林彪同时达致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换言之，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 到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更何况毛当初用林，不过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要利用林时，林、叶的政治地位可以被毛泽东一手所推高；不用林了，林、叶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毛泽东一手所摧毁。 事实上，毛对他三年前确立的“接班人”，已渐生不满。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其实，从林彪经多次催促才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来看，他自始打心底里就没有热情），他并非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传承人；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在毛的眼中已羽毛丰满，尾大不掉，并将是毛真正传承人上位的最大障碍。 九大一年之后的1970年5月，林彪将文革中已被迫害去世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所作《关汉卿》一剧中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改作“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以“书赠战友叶群”。在“高处不胜寒”的此际，林彪将妻子叶群以共赴生死的战友相称，是否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由此观之，其实，对于毛的心计，不能说林彪没有察觉，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极应对而已。 三、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一——叶群的两次检讨[5] 林彪的预感灵验了——三个月之后，毛、林在庐山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他的思想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明里是狠批陈伯达，实质上是剑指林彪。毛称军委办事组“犯了严重的错误”，其中，重点是“接班人”的老婆——叶群。 庐山会议后的1970年10月12日，叶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接班人”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自此以政治上的沉默对抗之。 翌年4月11日，叶群在压力之下给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检讨。毛泽东一反叶群第一次检讨时咄咄逼人的态度，表面看起来缓和了很多：“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其实，毛泽东在放“可以了”、“作适当处理”的烟幕弹同时，私下里正为给林彪作最后的政治清算作准备。 四、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二——南巡讲话[6]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这些谈话，都是针对林彪的，其中以武昌谈话最为典型。 8月16日到武昌后毛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多次谈话。毛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及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时称：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在此，毛已将林彪类同于中共党内历次“反党头目”。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 毛对华国锋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谈到军队，毛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毛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毛8月27日在长沙对华国锋、卜占亚说：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8月28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８月30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8月31日毛在南昌对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 随后，毛在杭州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在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也讲了类似相同诋毁林彪的话。 五、林立衡的政治悟性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 集中体现了林立果真实思想的《“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整人策略，刻划得入木三分：“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这，又何尝不是林彪此际内心的独白？！ 林家大难临头！ 思前想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横下心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走了之！256号飞机失事于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与叶群实践了他们共同的誓言——“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大大出乎所有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料之外。“接班人”葬身异国，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破产。据说，“九一三”后，毛大病一场。 林立衡是什么态度呢？ 1971年，林立衡实际上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义灭亲。 九年过去后，1980年，林立衡不知是尚未看透还是不愿触及毛，还在说什么“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还在怪罪她的亲生母亲，说什么“‘首长’和‘主任’之间是两条路线……”。 “黄吴李邱”四人中最具政治悟性的，除却黄永胜，就是邱会作。2000年，邱与史学工作者在谈到“九一三”前夕毛的南巡时说： 毛主席南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记不起来了，至少是三至五天，或者个把星期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两句话：毛主席出门了，不在北京。就这两句话！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也没有问。后来，听到了一点点毛主席在武汉、长沙的谈话消息吧！听得不完全，就是一点点。我记得毛主席在武汉说的是庐山问题没处理完，陈伯达后边还有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当然就是指林彪了。毛主席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你们大家要保护林彪同志。我认为这后一句话从事后来看是虚伪的。在长沙的谈话，谈话比较多，他指责黄永胜搞造反。照我的看法，黄永胜就是林彪的代名词。 我从知道这两次谈话以后，我就有一个判断：这是毛主席发起对林彪新的战斗。毛主席对林彪的一层窗户纸捅破了，毛主席同林彪直接对立了。我同时也考虑到发起新的战斗不是庐山问题的重复，而是要对林彪加码了！毛、林新的大战开始了。 林彪、庐山问题应该算是处理了的问题，起码可以说处理了两次了吧！1970年9月6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庐山的问题处理了，不下山了；第二条是政治局回北京以后开一个学习生活会议，就算最后了结了。这个应当算是一次处理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就更郑重了，经过了中央一级会议，最后还做了结论。为什么毛主席又重新提起庐山的问题，这个我没有多想，那毛主席提倡的“三要三不要”，那不是带头破坏了吗！处理了两次的问题，又提起，这是要搞团结吗？这是要搞马列主义吗？这是要搞光明正大吗？对这些问题，我是不能不想，但是也不是想得了不起。老实说我参加革命当时就四十多年了，对发生“9・24”把我关起来这样的事件，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一辈子也没有受过处罚，所以，毛主席对林彪这个问题，我什么没有想也不是的，但想得怎么厉害也不是的。因为我参加革命，我自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个家丁，成天就是听话、办事、睡觉，非常简单、纯洁，很天真嘛！后来我又想，三中全会的会期不远了，毛主席南巡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战斗，他还要做准备工作啊！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我以后就想到毛主席南巡，他主要的手段是发动中央委员向林彪直接开火，毛主席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段，他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这个手段，不过是个大手段就是了，他还不惜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发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清楚就是打倒刘少奇嘛！[7] 当我们将邱的谈话与林立衡的材料对照着看，政治悟性的高下立马可见。当然，你可以说邱的这些话是“九一三”三十年后才说的，那么，我们倒想知道的是，林立衡写这些材料到今天也已逾三十年了，她的那些观念到底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多少？ 六、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 林立衡说：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 鉴于林彪长期以来主要是六二年以来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身体状况和这种身体状况下的被康生“四人帮”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严重摧残、损害并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此且不去从历史的奥秘深处述及为什么和长期被怎样地造成了林彪的这种状况，在此只顺提一下，正是林彪被长期摧残成这种状况形成了我所面临的使我极其为难的九一三事件之局面，九一三事件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责成和迫使我去做发动和组织“林办”工作人员的工作，以便完成林彪的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了的责任能力所无力做到，而在他的身体状况和责任能力处于正常时本来一定要做到也极易做到的事。（誊清稿页55-56） 林立衡以上的话，有点故弄玄虚，故意将话说得生涩难懂，如什么叫“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什么是“历史的奥秘深处”？什么是“林彪被摧残成这种状况”？但以下的问题是必须弄清的： （1）林立衡在“九一三”中的行动是否“代表”林彪“并执行他的意志”？ 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立衡没有说明。只有明确什么是林彪的意志（且不说林彪一生的意志，也不说林彪在文革中的意志，能搞清“九一三”前几天林彪的意志是什么就谢天谢地了），才能判断林立衡是否代表了林彪的意志。怎么能证明她是代表林彪？林立衡缺乏佐证。相反，在9月7日得知林立果有出走境外的打算直至9月12日晚，林立衡在五天的时间里，并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对此关系其一生功名又生死攸关的大事的态度，连为了此事与林彪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如何能说是“代表”林彪？！ （2）文革中直至“九一三”林彪是否处于“病重”状态？他的“责任能力”在“九一三”当晚是否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以至“无力做到”履行他的“责任能力”？ 笔者认为，林立衡是严重地夸大其辞。而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以下说法是可信的：“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9・13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8] 林彪既然没有“病重”，其“责任能力”（林立衡在这里指的似乎是经独立思维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也就没有理由失去，他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而林彪的身体虽弱但总体来说无异于常人，亦就不存在被康生、“四人帮“严重摧残、损害”一说。 七、被林立衡自己耽误的五天 林立衡说，9月7日开始，她逐个逐步地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等反复谈话，其中找李文普谈得最多，但李文普“不相信我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李文普“后来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誊清稿页56-57） 李文普的回忆，并未提及9月12日前林立衡有对他说过“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更未提及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李文普的话不一定全真，也不一定全对，但他在这里的回忆应是可信的。如果李文普自己都“感到事情不对头”，作为林办在北戴河的最高负责人，作为一名专职对林彪安全负责的保卫干部，他是会有所作为的。如果说李文普在“九一三”中有什么失职之处，正是没有“感到事情不对头”！ 倒是刘吉纯的回忆提及：9月7日上午，张清林（林立衡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对他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刘吉纯告之李文普，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9月7日晚上，林立衡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刘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9] 林立衡从她弟弟那里听到了什么？是否就是刘吉纯所说“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原稿没有提供答案。所谓“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指的又是什么“坏事”？“上边知道了”又指的是谁？“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外地”指的是哪里？如果指的仅是国内，那么，在北京、在北戴河呆不下去，在全国任何地方能呆得下去吗？ 我们并不清楚林立衡材料中所谓“坏事”的真实含义。如果说，林立衡所说的“坏事”，是指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一些异常举动，那么，你大可面陈林彪，以求取身经百战的林彪制止“主任、老虎”轻举妄动的良方，那时，你大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你为什么在五天的时间里，都不告知林彪？但如果我们可以将所谓“坏事”理解为是指叶群因参与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而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那么，可以想见，林立衡眼中的所谓“坏事”，林立衡对这一场斗争的是非观，一直是以毛泽东的喜恶为准绳的。 在林立衡对刘吉纯讲了那么一番话之后，刘问是否去报告，此一提议，合情合理。作为一位低级别的警卫干部，刘吉纯（即便加上李文普）根本没有能力及权力，去处理如此重大的异常情况。林立衡声称“现在对谁都不要讲”，企图光是依靠林办这几位（甚至有两人是卫生员而没有包括林办的秘书）去解决关系到中国第二号人物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显然是一个既不切合实际更非明智的念头。即便从林立衡的立场出发，9月7日晚到12日晚这整整五天的时间，是林立衡自己耽误的，怎怪得了别人？！ 八、林彪的态度——“首长是被骗的”吗？ 林立衡说： 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的卫生员小张（张恒昌同志）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小张说他始终没听到“首长”的任何声音。（誊清稿页58） 这是应引起我们十二万分注意的一段话。 可以合理地推断，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是在场的。李晨、舒云在各自的书中更按自己的理解，将“他听见了‘主任’说”改为“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客观地说，李晨、舒云的理解没有错，错只错在他们擅自修改了原文而未有作任何说明。 在原始稿中，林立衡更有一段话：“九月十日，林彪的卫生员小陈（陈占照同志）对我说他前两天听见叶群对林彪说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从林彪的房子里）‘出去！’并且不准叶群见他。” 这么重要的情节（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为什么要删去呢？个中缘由，只有林立衡、张清林自己才清楚了。 如果确有其事，那就说明林彪早就知道叶群、林立果出走的意图！惟既然修改稿删去了这段话，我们也不作深究，还是以林立衡最后的誊清稿为准去作分析罢。 叶群明确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没有表态。其实，不表态至少也是一种未加反对的态度。否则，林彪对叶群的提议大可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可以招唤警卫人员，力阻叶群、林立果的一切“异动”，而且，林彪根本不会上汽车！如果说，上汽车是林彪服的安眠药还在起作用，那么，李文普跳车和紧接着的枪声，林彪还没有醒吗？如果林彪醒了，他最信任的李文普都下车了，林彪不问个究竟吗？最后，到了机场，林彪屈就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向上爬进机舱，是梦游所致吗？ 因为叶群明确地将出走的境外目的地告知了林彪，也就等于说她并没有欺骗林彪。林立衡自己提供的这一“证词”，本身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彻底否定了她自己的林彪“被骗”说。 有了林立衡这一“证词”，有没有李文普的“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已经无所谓了。即便李文普说了谎，林立衡能说自己的也是谎话吗？ 林彪在9月12日晚的目的地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境外，不管是苏联，还是香港。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所谓去广州或去大连，只是一种掩饰。三更半夜（据林办秘书告诉笔者，林彪从无夜航的记录），甩开警卫部队，在中国境内转移住地，毫无意义。而且，林家甚至连掩饰自己真正行踪的戏都未做全。比如，林办并未按惯例要求空司、广空或沈空实施专机航行、降落的保障；并未要求广州、沈阳军区进行林彪到广州、大连的住宿、警卫准备。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南巡讲话的步步进逼，使林家（除林立衡外）深恐刘少奇、陶铸、贺龙（尤其是刘少奇）的相同命运在等待着林彪（贺龙1969年6月9日蒙难于北京，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蒙难于开封，陶铸1969年11月30日蒙难于合肥），笔者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林立果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的最根本原因。 林立衡对林彪“主动走”与“被骗走”一直很纠结。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编织“林彪是被骗的”这一神话。这正反映林立衡被“封建专政主义”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应该说，林彪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毛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举措逼迫所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哲人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的我们，更可大声为林彪声辩——主动走，又如何？！ 就以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来说吧。马克思是犹太裔德国人，因对本国的专制主义制度进行过尖锐批评而被迫害，长期流亡于法、英两国并死于英国，葬于英国，至死未回祖国。他与恩格斯合著的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诞生于英国。他的《资本论》巨著，亦在1867年完成于英国。再以列宁来说，他也长期在奥地利、瑞士、芬兰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前夕才从芬兰秘密返回俄国彼得格勒。林立衡如果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应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公开疾呼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立衡只有走出“被骗说”，才能取下“紧箍咒”，才有可能说清当年的问题症结。 九、不要报告林彪——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一 林立衡说： 当我对张洪具体说了李文普、刘吉纯等许多工作人员一致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和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时（见后），张洪听了马上也说，就是不要给“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誊清稿页71-72） 以上这段话是张清林所添加，惟由林立衡誊清过，也可算是林立衡的话罢。 林立衡为什么不将林立果出走境外的意图告之林彪？这是很多人在看了林立衡的材料后首要的疑问。 上文将林立衡没有向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的原因，推到李文普、刘吉纯、张宏及“许多工作人员”身上。实际上，李文普、刘吉纯的回忆都没有提及他们不同意向林彪报告，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张宏也不会给林立衡这样的建议。 相反的，李文普在回忆中如是说：“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10] “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外人实难以百分百的准确猜度。不过，从林立衡在北戴河几天来的表现去观察，又不是不能揣摩得几分的。在9月7日至12日五天时间里，她有太多机会接触林彪，但她从未有向林彪示意（更遑论正式报告）的打算。她并非是因向林彪报告而受阻，才不得不绕过林彪，绕过她的亲生父母与同胞弟弟，去找没有能力解开这一死结的李文普、刘吉纯，去找她陌生得名字也弄不清楚（“九一三”过后近十年了还是弄不清楚）的8341驻北戴河部队负责人的，[11]而是主动前往的。林立衡以“必须经过组织程序”去解释她的行为。[12]而合乎逻辑的推论只能是：林立衡此际其实已经很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她已是林家的异类。因此，她已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过程，只能寻求外力（8341部队及林办秘书）的帮助。 对于林立衡来说，抽象的“组织程序”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远远高于具象的家庭血缘关系，高于父母亲情。 林立衡有没有与其父亲沟通，这又回到她是否能代表林彪的“意志”这一疑问上来。没有沟通，如何就能“代表”？什么是林彪的“意志”？如果是因为毛在南巡中对林发出狠话，林彪认为在国内再也没有条件讲清楚，就到境外去讲清楚，林立衡的行动就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如果林彪就是想到苏联去做寓公，把一生的功名全部置之度外，林立衡的行为更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最后，即使是林彪因护妻护子心切而违心地仓促逃生，林立衡的行为也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林立衡的报告，打乱了林立果、叶群（不能证明不包括林彪）的计划，使他们不能悄然而去，而葬身于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林立衡的报告，将毛、林关系的主动权交给了毛泽东。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动，但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处理林？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就不会南巡发动“诸侯”了），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是在林立衡的报告后，毛才拿到主动权，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个“主动权”的代价实在太大）。大祸酿成，“组织”发话，林立衡一时间得了一个“为党立功的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同志”的褒奖。 十、不要报告北京——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二 8341在北戴河部队的负责人张宏，对于林立衡的报告将信将疑，也不可能直接向林彪求证，因此，他的第一反映就是提出要“请示中央”，首先向他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报告。 张宏的第一反映是合乎逻辑也是合符“组织程序”的，这时，也仅是在9月12日晚十时左右。 但林立衡说： 对此，我为了不让张洪向北京报，便提出疑问：向他报告行吗？（七二年八月廿六日周总理问我：听说你们对汪东兴还有怀疑，叫部队不要向汪东兴报告。） 我没有给汪东兴报告。但是我最后还是表示由他决定是否向汪东兴报告。 张洪知道我对汪东兴的态度后又说他向周总理报告。我出于内心的信赖和愿望，未加思索地马上表示了同意。但是我一想到周恩来同志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担心康生、“四人帮”这伙权奸在他们设的圈套后面又给周恩来同志构下了陷阱。我不能让康生、江青他们及其一伙利用我的行动去对周总理发难，或者让他们捞半根救命稻草。所以我当即对张洪等人说：北京现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你给总理报告，时间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在这里专门负责警卫的，你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绝对保护“首长”的安全。请求你们调动部队，主动采取措施。（誊清稿页73-74） 林立衡不向周恩来报告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周之间的沟通情况，林立衡能了解多少？[13]什么周“一点也不知道”毛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你林立衡一个孩子都知道了，周有什么道理不知道？[14]什么不能让康生江青“利用我的行动对周恩来发难”，康江在此事情上如何能向周“发难”？既然是紧急关头，父亲都保不住了，还管得什么发难不发难？！ 林立衡如果及时地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了，会更有利于北京准确判断北戴河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周要是马上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事态继续发酵，结果可能完全改观。 张宏并没有听林立衡的。按林立衡的说法，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但这已是多经转折多费周章，与林立衡直接报告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林立衡不愿意向中央报告，自然有她的小算盘——她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大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她企图将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分离，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是林立衡对中共党内严酷斗争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一厢情愿，对8341部队的行为准则更毫无所知。她想用纸包住火，不将信息透露到北京“以免被人利用”，以保住她父亲的政治地位。林立衡的小算盘，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小学生级数的，绝不现实。 晚上十一时半过后，事态发展已一发不可收拾。迫不得已，林立衡才直接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林立衡对张“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紧急情况，强调说了林彪是被骗的，不是要跑的等等，说了情况十分紧急，请求他现在就下命令叫部队拦住……”（誊清稿页95-96），张耀祠说，他要“再请示”。紧急关头，从晚十时至十一时半过后，林立衡自己又耽误了一个半小时，这又怪得了谁？ 十一、林彪是被拽走的吗？ 林立衡说： 同时间，在56号楼的张清林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小张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要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誊清稿页89） 拽，拉的意思。林立衡在这里要表达的，无非是：林彪不仅是被骗的，而且还是被叶群、林立果强行拉扯走的，是被迫的。 而根据舒云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引述的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在“九一三”后的回忆，林彪完全是有自主能力的。 舒云书中说： 张恒昌（林彪内勤）回忆：约22点30分，我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这时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再让林彪休息。等陈占照回来后我去吃夜餐，还没吃完，陈占照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这时大约23点30分。林彪叫我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在96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他们送回去。我去告诉叶群，她和林立果在屋子里说话，刘沛丰守在门口，地上放著几个皮包。刘沛丰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把林彪的话写在纸条上，让刘沛丰转告。然后我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说，首长马上要走，叫赶快收拾东西。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大约23点40分到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还有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著三四个皮包。[15] 舒云书中又说： 陈占照（林彪内勤）回忆：23点左右，林彪打铃，我到了客厅，林彪要找小张，我去叫张恒昌。不一会儿，小张从林彪客厅出来，告诉我，林彪马上要走，要我去告诉叶群，走的时候不要带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日。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著三四个黑色手提包。[16] 舒云书中还说： 陈占照回忆：汽车调动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面。走到内勤门口，林彪问，东西都装车没有？我说，没装车。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17]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还描述了林彪自行上车时的情形：“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18] 有心的读者自可将林立衡原稿与张恒昌、陈占照以及李文普的回忆相比照，从各自叙述经过的合理性考虑，看谁更可信一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恒昌提及“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这与林立衡说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小张（指张恒昌）“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然有别！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人说了谎话。笔者认为，此恐非张恒昌，因按常理，如确有此电话，应是立功的表现，张恒昌在揭发时不会不讲出来。另还有研究者怀疑，按时间节点推算，张清林此时应早已不在56号楼。 此外，十分重要的一个细节是：根据目击者的陈述，林彪是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爬进机舱，[19]而不是按惯例由常规的客机舷梯在警卫人员或机上服务员的搀扶下步入机舱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 十二、8341部队的处置并无大的不当，更无阴谋可言 林立衡事后对8341部队大为不满，她说： 结果，从96号楼到机场，从北戴河到山海关，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我们的五次报告和请求，除了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外，所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就是列兵荷枪不动和随后“快追”。列兵不动和随后“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这一死无对证的结果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57号文件和三个“材料”不仅对在我找八三四一部队后长达近三个小时之久的时间内所急剧发生的众目昭彰的严重事实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因无法回避而玩弄文字，制造了谎言，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誊清稿页100-101） 实事求是地说，“九一三”并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局”，也并非康生、“四人帮”制造的“死无对证的结果”。它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不仅出乎自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来与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及8341部队的意料之外。仅以周恩来为例，周第一次接到报告就询问黄永胜：是不是林豆豆和叶群又闹矛盾了？可以看出，周对如此“猛料”的报告，难以置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在“九一三”当晚，毛、周或8341部队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臆想，都缺乏确凿的证供。当人们受诱导陷入这些无穷的臆想之中时，更难以抽出身来去思考引发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在林立衡的原稿中李文普说：“主任”说的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我看就是去广州。要是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可不得了！（誊清稿页63） 李文普不大相信林立衡的话，情有可原。他认为，如果要阻止林立衡口中所称的叶群、林立果的异动而林彪又是什么被骗的话，你林立衡为什么不在林彪面前揭穿叶群、林立果的骗局，等林彪来命令他而要林立衡这么一个孩子来使唤他呢？ 对于张宏的心理状态，也应作如是观。尤其是林立衡一不愿将她所谓的危急情况报告林彪，二不愿意报告北京，张宏能不对林立衡所说顿生疑窦？他立即主动向汪东兴反映，是8341部队的纪律使然。当他的直接上级没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按兵不动，当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照原样传达，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即使是张耀祠，林立衡向他报告之后，他也不能独自作出指示，他必须请示更高层并等待命令，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意料到林彪要连夜出走境外！ “九一三”是8341部队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关键在于对中央上层斗争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直接面对的这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党的唯一副主席！面对这一场建国以来高层警卫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341部队根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根本没有处置预案可资遵循。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那又如何？又从何谈得上有什么“阴谋”？！ 话说回来，你林立衡又何尝谈得上处理得当？在五天时间里，你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去制止事态的扩大，在9月12日晚的紧急关头，你既不报告林彪以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而且开头又不让8341向中央报告，推己及人，林立衡大可不必苛求他人。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将近四十二个年头。林立衡给中纪委写材料，也已过去近三十三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在沉思，历史也在沉思。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探索在艰难中前行，历史也在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么多年过去，曾改名为“路漫”的林立衡本人，想必也会有不同于当年、精神境界高于当年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我们诚挚地盼望，林立衡的新思考、新认识，能尽早公诸于世，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应履行的历史的使命。（2013年3月） 余汝信，文革史研究者。1950年出生于广州。本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有文革研究文章六十余篇。著有《香港，1967》（2012），编注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 [1]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载《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5。 [2]两部分材料均为复印件。 [3]1975年至1987年，林立衡、张清林夫妇被分配安置在该厂工作。 [4]指林彪。 [5]本节资料来源：叶群1970年10月12日第一次书面检讨和1971年4月11日第二次书面检讨以及毛泽东对其的批语。 [6]本节资料来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7]《邱会作同志谈话记录》，2000年9月5日，未刊稿。 [8]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9]参见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2005年5月，页75。丁丑即宋德金。 [10]《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11]原始稿、修改稿和誊清稿中，均将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误作“张耀慈”，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误作“张洪”或“张虹”，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误作“江副大队长”，二大队中队长萧奇明误作“曹中队长”。 [12]林立衡的原话是“我找大队部，并不是我对汪东兴、张耀慈等人抱有多大希望，只不过认为必须经过组织程序，而当时也只能经过八三四一部队。”（誊清稿页60） [13]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与周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超出与林彪的关系。据《周恩来年谱》，1971年8月毛南巡前提议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周即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行两会的准备事宜。毛泽东的有关提议，还是周到北戴河向林彪传达的。 [14]据《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3日，汪东兴已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汪等追记的毛泽东在武昌谈话的五份追记稿，专送周恩来处。9月4日，周恩来已收到谈话稿。 [15]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9月版，页654-655。 [16]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655。 [17]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655。 [18]《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19]《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83。另舒云整理的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口述一文中也有类似记载：“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2012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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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3 10:38 AM PDT
【作者 (禁言中)的最新博文】
看话剧《青蛇》的状态大概会是这样的。看戏的时候，你跟着这戏一直乐一直乐，乐着乐着却终于落泪了。你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是什么呢，似乎又不甚了了。看过之后呢，相信很多人的内心会有一种触动，这种触动挺邪性，可能让你若有所思好几天，但什么触动了你，似乎也不甚了了。看戏总是这样的吧，戏里讲一样的故事，戏外掉不同的眼泪。现在，来说说话剧《青蛇》给我的触动。
这是一个超级老的民间传说；这是一个被从古典浪漫主义到现代解构主义几乎所有文学语汇反复表述的文本；这是一个被几乎所有的行业翘楚成功打磨过的大众娱乐的范本——冯梦龙的话本，李碧华的小说，徐克的电影，还有那部当年万人空巷至今尤闻在耳的千年等一回。。。这样的珠玉在前，这样的几乎已无话可说、无新可创，无能为力的烂熟的经典，话剧《青蛇》，却仍然选择在2013年的仲春，柔身而上，在针尖上起舞。很显然，导演田沁鑫选择了一个特别不讨好的路。
有话，不临绝境，何以见风景。田沁鑫女士以她的作品《青蛇》——这部三个小时的大戏，临绝境，别开生面，示现大乘风景。 修佛的人讲三界，世俗的娑婆世界，修行的如实世界，涅槃的究竟世界。这部戏，似乎恰好也正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观察。 我知道田沁鑫导演是佛缘深厚的修行人。但在大幕拉开之前，还是很好奇，这部戏她打算着落在哪儿，又如何击中现代人的心。 一．娑婆世界：两个忧伤的女子和一个软弱的男人： 白蛇和青蛇代表了世间两类最别致的女子：白蛇，工容得貌，淑敏慧齐。一早就设计好了人生，并按这个设计步步为营。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是好学生，乖女儿，主流的职业，主流的丈夫，毫无破绽的安稳的人生。白蛇人生的核心在于规划，规划的核心则在于控制。控制自己的本性，戒除吃人妖性转而治病救人，行于当行；控制自己的生活，使其符合某种被广为认同的标准，嫁寻常人，过小日子，身为妖孽，却努力成为一个人类的母亲；甚至试图控制爱人的生死，不惜冒天威盗仙草，拯救自己的爱情。但是，当这样的女子失去控制的时候，久被压抑的巨大的势能也可以翻江倒海，令水漫金山。不曾见，我们身边多少良家妇女，都是一座悲怆的休眠火山？  青蛇，一个忠实于内心的行动主义者。我们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女子，她们总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虽然从没特意想过颠覆什么，却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总是让正人君子们感到威胁。她们自我得令人生畏，不惜赴汤蹈火，也无惧于毁僧谤佛。她们止于不得不止，唯一聆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这样的女子非常有趣，总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特别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对于性，从从属于国家机器的公务员到乞丐小贩引车卖浆者流，一概笑纳。你看她那混乱不堪的私生活，令她的男人们眼花缭乱，不禁发出“我是处男，您是畜生”的调侃。但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因为内心少了世间种种的分别，何尝不是另一种的众生平等。而对于法海的爱情，则让你彻底见识了长成了的小青，世间稀有的明心见性。世人看到的是袈裟，青蛇看到的是男人；世人看到的是法海对于情欲的拒斥，青蛇看到的是修行人如如不动屹立如山的光芒；世人看到的是法海槛外人的冷清，青蛇看到的是可以为之盘桓500年的心底的温存。 许仙，一个可怜人。许仙是世间男子的化身。很多人对于许仙怒其不争，以为辜负了白娘子的爱。其实，放下分别心的话，你会发现许仙的一切判断和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都是可以体谅的理性人的正常反应。他懵懵懂懂的接受了世间难得的一份厚礼，白娘子的爱和温柔乡，他在这里面甘之如饴，却不去想自己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成长去配得上这份爱。他是好儿子，好丈夫，肯定会是好父亲，也有着和智商刚刚相配的情欲。他的问题只是，每临大事，便不能面对。不能面对自己的太太是千年的妖孽，这时候，他不会想这个妖孽也许是全世界最在乎他的那个唯一；不能面对他和小青的偷情对于太太的刺激，这时候，他不会想也许自己承担了这无心之失，这两个世间最孤独的灵魂才可能继续守望相助、彼此取暖；不能面对他的孩子没有母亲这样的未来，这时候，他不会想是自己的逃避和予取予求，让亲生骨肉生离死别；他不能面对青灯古佛的漫漫人生路，这时候，他不会想佛门清净，收容的了你的现世，却收容不了你慌乱悖抝的内心；他是一个没有非分之想，没什么了不得的贪欲和怨怼的好人，他只是不凑巧，在人生最重要的关隘，选择了软弱。而软弱的坏处是，安放得下自己，却安放不下慈悲。 众生。众生是游戏的，是有欲的，也仅止于此。所以导演给他们在舞台上安排的调性永远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起着哄的谋生挣钱，起着哄的去欢场消遣，起着哄的偷情，又起着哄的一哄而散。热闹而全无心肝。在众生相里，只见欲而不见情，只见缘起缘灭而不见救赎。 法海，你到底懂不懂爱。法海在本剧中，是一个彻底颠覆既有印象的人物。我以为，这个人物是导演的落脚点，她要用这个人，说些自己的话。 首先，田沁鑫的法海不是天理伦常的残忍的卫道者，他无意也始终没有伤害任何人和妖。他把许仙带回金山寺是为了救命；他阻止白蛇面见许仙，是料定白蛇终于见到许仙和他的怯懦，反而伤得更深。他宁可承担这个隔绝有情人的千古骂名；白蛇水漫金山动了胎气，其实利用她临盆时的虚弱给予致命一击是老天爷给的天赐良机，既救了自己的道场和僧众，又行了斩妖除魔的正道，讨巧又如法，——一般的名门正道不一直都是这样作为的么。但是他偏要错失良机，偏要等着这个蛇妖，安全生下自己的后代，再来从容地与他以死相搏。他不屑于趁人之危，也不屑于名利双收，他不关心世人如何想，如何说，他只行菩萨道。 第二，田沁鑫的法海是冷幽默的，首先他把自己的不能动情归结于先天性心脏病，一动情，就有性命之忧。他有渡化众生的功德，却没有选择神化自己的路径。而是选择消解自己，调侃自己，不惜以卑微跟众生相应；在戏中，幽默而狼狈的法海给了剧场很多的笑声。这是导演真正的功力，也是法海这个修行人真的放下，不见慢心。 对于法海这样的高僧，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对峙小青的痴情。田沁鑫的白蛇故事里，增加了青蛇对于法海的爱欲纠缠这一条主要的线索。我以为这是话剧对于李碧华原著一处很重要的增改。这里的小青，对于法海的考验是，自渡还是渡人的两难。修行人想要圆满，总不过渡众生这三个字，但是他的难处在于眼前摆着一个现成的蛇妖，却无筏可渡。因为，渡一个妖孽，讲道理是没用的，终须用一己之身帮助小青渡过情欲之海，完成成人的修炼。但是渡了，舍己从人，就是破了根本戒，破了根本戒就不得修行的圆满；但要渡化小青，又须破了戒才得圆满。法海掉进了逻辑的死循环。所以田沁鑫说，法海有法海的纠结。当然，这个纠结里，还缠绕着法海对于青蛇无法言明的情愫。面对小青总是毫不客气地在任何场合都要攀援在他怀里的尴尬，有一次，法海也不免自我解嘲的说：砰然，但是不能心动。 二，如实的世界：给情欲一个出路 超脱一点来看，这部三个多小时的大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妖要修成人，人要修成佛。众生皆在路上，彼此克受，彼此担负，彼此驰援，累生累世。 妖要修成人，修的是什么呢？剧里讲，是情欲。所谓蛇蝎心肠，蛇要成人，要生情。所谓有情众生。 白蛇的修炼，着落在许仙的身上。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芸芸众生。白蛇转换人形，与许仙夫唱妇随，日夜承欢。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理想，大家都很努力经营这段情。直到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秘密被戳破的那一天。就像古老的西谚所讲，每一个家庭都藏着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这时候，两人的情欲面临了一次翻江倒海的考验：男人的逃避，女人的失控，出轨，怨怼，曾经的恩爱瞬间变成陌路，你都不知道每日呼吸相闻的爱人竟然可以冷漠至此。面对苦心经营的情瞬间消散如梦幻泡影，白蛇绝望了，自请进入雷峰塔，封闭了心门。从此，再跟这个世界无话。白蛇的修炼，从有情开始，到无欲终结。 青蛇的修炼，着落在法海身上。特别不巧的是，法海是一个修行人，是世间极少数可以让渡一切，偏偏只除了情欲无法舍给她的那一类人。一个修情欲，一个修无欲，两个人的修行狭路相逢。这样的相逢，很苦，但也因为苦，便胜却人间无数 。剧中有这样一段：法海面对小青的苦苦索情，正色道：生忍，法忍，无声忍，是完成佛事的忍辱布施，心不行淫妄，而能行大忍。小青问：什么意思？法海道：就是没拿你当回事。小青一拳打向法海：无情似铁，就是你要做的人？法海默然。小青面对观众：我的男人就该这样屹立如山。我的爱不退转。 我爱你，我的爱与你无关。为了爱，忍辱至此。这样的女子，看不破时业障如恒河沙，看破时就是百千万劫亦难遭遇的证量。小青身上有着令人不能直视的勇气。所以，从境界上看，这样的女子，终胜白蛇一筹。导演讲到青蛇，用了“特别值得敬重”这样的话。 小青修的是情欲，修来的是爱。 爱。爱是什么。借用基督的话做个近似的比量，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无止息。 她在法海的梁上，盘踞了五百年，只为了一个永远不被接纳的未来。但是，她的爱并不因此而退转。她在爱的面前，断疑生信。 最后一场戏，在五百年后民国时期，对于这份自己拒斥了500年，也跟随了自己500年的不退转的爱，再度面临圆寂的法海，终于对于小青有了这样的轻轻一诺：等我回来。。。再给你授业解惑。法海的临别一语，给了纠结累世的情欲一个如法的出路。这个出路，是慈悲。 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几乎痛哭失声。今天写到这里，仍是这样。作为有情众生，总有一种东西会让你泪流满面。这种东西，叫慈悲。 三，究竟的世界： 对于这个“究竟”的境界，导演田沁鑫说，这是她未及言说的部分。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个“究竟”根本就是不可言说，不可称量的吧。言尽于此，不如放下。 如果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来最后界定一下这部剧的价值，我想，我会说，这是一部大乘之作。只为最上上乘者说。 《青蛇》开场和结尾，分别是一场法事。看这部戏，也是一种修行。 补记： 这篇小文写得很艰难，倒不在于无话可说。而是千言万语，骨鲠在喉。太多想说的话逼仄在一处，难免行文上慌乱，顾不得有取舍，有章法，有理据。甚至也顾不得写得有意思，顾不得读者的观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只是认定了，理会的人，自会理会得。这是一种很新鲜的写作体验。这是话剧《青蛇》给我的机缘。谢谢田沁鑫和她几近完美的表演团队。再多说一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是一个艺术和艺术家被有形的金钱和无形的禁锢肆意践踏零落成泥的时代。也许，好在因为有了田沁鑫这样专注于内心真实的艺术家孤绝的坚守，才为这个羞煞祖先只见溃败的时代，争得了仅存的尊严和颜面。好在。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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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4, 2013, 6:04:06 AM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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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04:39 PM PDT 
英国《经济学人》最新文章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他上任后提出的“中国梦”。
文章从清乾隆皇帝说起，英国特使马戛尔尼1793年到中国晋见乾隆提出建交签约通商等要求但遭到回绝，1830年英国人再次回到中国，但这次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通商口岸，而中国此后几次试图改革都宣告失败，清帝国崩溃，最终由共产党主管政权。
文章说，中国由盛而衰，如今又朝向全盛时期迈进。
乾隆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如今中国的经济估计在10年之内将超越美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即将重新站到原本的位置。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中国梦”这三个字一夜之间“爆红”，电视、报纸、网络、微博，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梦。
意识形态的模糊
文章问，习近平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似乎和美国梦有一点相似，但又隐含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色彩和重新包装过后的独裁主义。
文章说，在习近平之前，中共几代领导人各有其主张，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但自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比较模糊，但党仍然是控制一切的。
经过“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之后，新一代的领导人上任后高调反腐反贪，提出中国梦要将中国带回到全盛时期。
文章认为，习近平实现中国梦的首要目标，毫无疑问的是维持经济的成长，但有两点隐忧。
中国梦的“隐忧”
文章说，第一个隐忧是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人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激情的爱国主义分子对过去的侵略者仍然心怀仇恨。
习近平上任后视察一些军事单位，也发表一些中国军力的讲话，即使展示与遏阻警告的用意大于实际动作，但仍然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忧。
文章认为，如果中国强大后只是自管自的那就不足为惧，但是一旦中国从殖民受害者变成霸权，要和日本算算旧账，那就会给整个地区和中国自己都带来危险。
文章说，中国梦的第二个隐忧就是造成一党独大，党的利益大过人民的利益。
党大于人民
习近平曾说，实现人民快乐的生活是政府的任务，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也想要拥有一个房子，送孩子上大学，但是习近平似乎更强调党的权力。
习近平要求军队忠于党，他公开表示苏联的垮台就是一个教训，他告诉党员说，“中国梦是一个理想，共产党员必须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文章认为，习近平实现中国梦的挑战就是他是否能实现法治，惟有宪法权力高于党的时候，反腐反贪才能成功。
文章最后提到《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由提倡宪政改革的《中国梦，宪政梦》被改动所引起的风波说，如果南周事件有任何的代表性的话，那么习近平离中国梦还很遥远。（BBC)
Xi Jinping and the Chinese dreamThe vision of China’s new president should serve his people, not a nationalist stateMay 4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IN 1793 a British envoy, Lord Macartney, arrived at the court of the Chinese emperor, hoping to open an embassy. He brought with him a selection of gifts from his newly industrialising nation. The Qianlong emperor, whose country then accounted for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DP, swatted him away: “Your sincere humility and obedience can clearly be seen,” he wrote to King George III, but we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need for your country’s manufactures”. The British returned in the 1830s with gunboats to force trade open, and China’s attempts at reform ended in collapse, humiliation and, eventually, Maoism.
China has made an extraordinary journey along the road back to greatness. Hundreds of millions have lifted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hundreds of millions more have joined the new middle class. It is on the verge of reclaiming what it sees as its rightful position in the world.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is expanding and within a decade it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overtake America’s. In his first weeks in power, the new head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has evoked that rise with a new slogan which he is using, as belief in Marxism dies, to unite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nation. He calls his new doctrine the “Chinese dream” evoking its American equivalent. Such slogans matter enormously in China (see article). News bulletins are full of his dream. Schools organi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about it. A talent show on television is looking for “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Dream”.
Countries, like people, should dream. But what exactly is Mr Xi’s vision? It seems to include some American-style aspiration, which is welcome, but also a troubling whiff of nationalism and of repackaged authoritarianism.
The end of ideology
Since the humiliations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s goals have been wealth and strength. Mao Zedong tried to attain them through Marxism. For Deng Xiaoping and his successors, ideology was more flexible (though party control was absolute). Jiang Zemin’s theory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said the party must embody the changed society, allowing private businessmen to join the party. Hu Jintao pushed the “scientific-development outlook”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o deal with the disharmony created by the yawning wealth gap.
Now, though, comes a new leader with a new style and a popular photogenic wife. Mr Xi talks of reform; he has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official extravagance. Even short of detail, his dream is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that has come before. Compared with his predecessors’ stodgy ideologies, it unashamedly appeals to the emotions. Under Mao, the party assaulted anything old and erased the imperial past, now Mr Xi’s emphasis on national greatness has made party leaders heirs to the dynasts of the 18th century, when Qing emperors demanded that Western envoys kowtow (Macartney refused).
But there is also plainly practical politics at work. With growth slowing, Mr Xi’s patriotic doctrine looks as if it is designed chiefly to serve as a new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Mr Xi’s first mention of his dream of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me in November in a speech at the national museum in Tiananmen Square, where an exhibition called “Road to Revival” lays out China’s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colonial powers and its rescu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Xi
Nobody doubts that Mr Xi’s priority will be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the country’s leaders talk about it taking decades for their poor nation to catch up with the much richer Americans—and that means opening up China even more. But his dream has two clear dangers.
One is of nationalism. A long-standing sense of historical victimhood means that the rhetoric of a resurgent nation could all too easily turn nasty. As skirmishes and provocations increase in the neighbouring seas (see Banyan), patriotic microbloggers need no encouragement to demand that the Japanese are taught a humiliating lesson. Mr Xi is already playing to the armed forces. In December, on an inspection tour of the navy in southern China, he spoke of a “strong-army dream”. The armed forces are delighted by such talk. Even if Mr Xi’s main aim in pandering to hawks is just to keep them on side, the fear is that it presages a more belligerent stance in East Asia. Nobody should mind a confident China at ease with itself, but a country transformed from a colonial victim to a bully itching to settle scores with Japan would bring great harm to the region—including to China itself.
The other risk is that the Chinese dream ends up handing more power to the party than to the people. In November Mr Xi echoed the American dream, declaring that “To meet [our people’s] desire for a happy life is our mission.”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are no less ambitious than Americans to own a home (see article), send a child to university or just have fun (see article). But Mr Xi’s main focus seems to be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absolute claim on power. The “spirit of a strong army”, he told the navy, lay in resolutely obeying the party’s orders. Even if the Chinese dream avoids Communist rhetoric, Mr Xi has made it clear that he believes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because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strayed from ideological orthodoxy and rigid discipline. “The Chinese dream”, he has said, “is an ideal. Communists should have a higher ideal, and that is Communism.”
A fundamental test of Mr Xi’s vision will be his attitude to the rule of law. The good side of the dream needs it: the economy, the happiness of his people and China’s real strength depend on arbitrary power being curtailed. But corruption and official excess will be curbed only when the constitution beco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arty. This message was spelled out in an editorial in a reformist newspaper on January 1st, entitled “The Dream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editorial called for China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o become a “free and strong country”. But the censors changed the article at the last minute and struck out its title. If that is the true expression of Mr Xi’s dream, then China still has a long journey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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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03:59 PM PDT 
红会所遭遇的质疑，比任何官方机构遭遇到的质疑还要糟糕，红会前后不一的声明，无法自证清白。
任由红会现象蔓延，不能通过确定的程序解除质疑，结果就是不信任深入公众骨髓，红会会像彻查前的中国足协一样，存在本身就是负能量。最终，从足协、红会到官方机构，怀疑的瘟疫将四处蔓延。
红会被质疑挂羊头卖狗肉，以公益为名行商业机构之实，或者说，从事半公益半商业的活动，这一质疑已经部分得到证实，围绕中红博爱的调查结果难以说服公众。
2011年6月21日晚，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在微博炫富，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关于这一公司与红十字会的联系，吴冲先生在《“红十字会与郭美美案”的投资银行破解》一文中，有详尽的推理与阐述。
根据该文阐述，商业红会副秘书长王树民的私人公司王鼎咨询，利用与红会的一纸授权合同从2007年到2008年间开展私募融资，最终与郭美美的“干爹”王军所在的天略投资达成合资成立“中红博爱公司”的协议换取价值数千万的干股。
该合同的核心价值是可以打着红会“博爱小站”的名义在各个城市社区建立2万个无需支付地价的连锁小店，总建筑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连锁店收入目前主要来源于分租给保险公司作为营业网点，同时发布广告，规划中还包括连锁药店业务。这份授权的隐性价值可能超过10亿人民币。这个项目的北京业务由中国人寿独家买断，向中红博爱支付大额咨询费或广告费使参与各方获利。
2008年横空出世的“中红博爱”，自称“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独家“投资、运营、管理”“红十字博爱服务站”。同样的项目、同样的利益，改头换面，背后的股东仍然受到质疑。
2011年的调查撤销了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撇清了红十字会与郭美美的关系，却没有回答最要害的问题：有人空手套白狼获得数十亿元的收益，以便民公益名义建设在社区里的2万个小型商业铺面，可以享受优惠，无需支付地价，还有中国人寿为之买单，背后的获利者、审批者到底是谁？
4月2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5年前汶川地震中，有百余位艺术家捐出作品义拍，筹款8472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五年后艺术家公开质疑善款去向。而红十字会向报社发出的情况说明显示，确认曾收到8472万元善款，因意向援建项目未能纳入灾后重建规划，最后“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善款改为投入到“博爱家园”项目中。
据报道，每个项目平均资助35万元，一般硬件工程10万元，生计发展12万元，其他为软件建设、组织发展和项目执行等费用。以四川为例，据当地媒体报道，四川两年来实施150个博爱家园项目，修建红十字活动室、博爱广场、博爱书屋、红十字救护站等250余处，建成逃生便民路52条、便民桥12座、蓄水池75个、垃圾场72个、水井83口、沼气池60个等一系列惠民设施。累计发放救助基金800余万元，受益人超过1000户。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看出成本与效率。
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的数据延续其一以贯之的简陋，很难得出有用信息，进行深度分析。
4月28号当天，在其官网“信息公开”一栏中，只有2010年财务收支报告与审计报告，以及汶川地震收支报告与审计报告。2010年财务收支报告17页，审计报告只有8页，汶川地震收支报告只有1页，审计报告连封面只有5页，可以说惜墨如金，而无其他相应的数据印证，只有汶川、玉树、雅安等地震发生时的捐赠名录可以称得上细致。
以2010年收支报告为例，在政府拨款支出中，用于人道救助项目支出4200万元，实施紧急人道救助物资采购3600万元，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活动500万元，项目配套支出100万元，谁能说得清楚到底该用还是不该用，物资采购价格是否公道？博爱送万家，送了哪万家？有时候一串的统计数据只是一块低效官僚机构的遮羞布而已。
简陋的数据背后是无数的支出质疑。2011年，《每日经济新闻》质疑“温暖中国”项目的收支情况，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随即公布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关于“温暖中国”项目执行情况的若干说明》和“温暖中国”项目的审计报告。其审计报告只审计了中新瑞锦公司2009年和2010年的资金往来账目，对该项目2006年启动以来所涉及的6000多万元管理费用中的4800多万没有审计，其管理成本所收资金的去向依然成谜。
更不必说，这一副部级机构的人浮于事，与太太小姐俱乐部的特质。2010年审计报告显示，总会部门经费预算执行数为0.69亿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行政运行及事业发展项目支出。其数据简陋到毫无用处的地步。
郭美美事件的丑闻，像狗皮膏药一样，紧紧粘在红会身上，一天不彻查，红会一天声誉无法洗刷，红会已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今后代价还会更高。这是个严峻的信号，显示红十字会的信用禁不起一丁点的风吹草动。
2013年4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表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内部已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态愿意配合，但该建议尚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半数委员同意后方可实施。4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昨日通过实名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郭美美），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郭美美），真实情况是社监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
对此，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声明：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不隶属于红会。是否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将由社监委独立决定，红会无权干涉。刘姝威、黄伟民、王永三位委员的提议将按照章程提交社监委会议表决，如获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委员赞成方为通过。如果社监委决定启动调查，红会须予以积极配合。
在4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针对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于2011年12月31日已经公开发布调查报告，报告对郭美美身份、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其炫耀物资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说明，“中国红十字会坚持维护原有认定，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要重查，将由社监委独立商讨作出决定。”
考虑到郭美美对红十字会信用造成的伤害，红会如此大度有违基本常识;考虑到刘姝威本人的信用以及专业背景，对这些委员从根本上呵护红会信誉的做法，红会某些人可以说是毫不领情。
人们有理由质疑，活得很滋润的郭美美的威胁是真的？这实在是比贵妇回乡更黑色的幽默。
——原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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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01:33 PM PDT
（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权利组织"记者无疆界"发布本年度"扼杀新闻自由者"榜。全世界共有39个来自政治、宗教、军事及及犯罪团伙的人士和组织上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列其中。
5名个人和组织成为榜单"新秀"，其中除了接替胡锦涛上榜的习近平外，还有叙利亚圣战组织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osra）、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支持者、巴基斯坦武装组织俾路支（Baloch) 以及马尔代夫的宗教极端分子。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依然在榜。缅甸总统吴登盛、索马里原信息和通讯部长阿卜杜卡迪尔•莫哈默德、埃塔组织以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等，则因对新闻自由状况有所改善而退出榜单。
记者无疆界称，这些新闻自由扼杀者大权在握，危险而残暴，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审查、监禁、绑架、折磨和杀害媒体记者或其他新闻工作者。该组织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鲁尔（Christophe Deloire）说，他们对残害媒体与记者负有责任，而且"他们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他说，"由记者无疆界倡议创设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必须用来称颂那些为新闻自由贡献了他们的生命、健康和自由的职业记者与业余记者，并谴责那些逍遥法外的新闻自由扼杀者"。
该组织认为，对记者的人身攻击乃至生命残害未受惩罚，使得这些扼杀者继续侵犯人权和新闻自由，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该组织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在法庭上对这些扼杀者提起诉讼。
中国新闻自由"十年最差"
中国这一年来的新闻自由状况如何，习近平上任之后有无变化？记者无疆界亚洲部主任本杰明・伊斯梅尔(Benjamin Ismail)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去年是中国媒体自由和信息自由最糟糕的年度之一。我和一些记者交谈得知，这也是过去十年来最差的一年。自从2011年3月'茉莉花集会'之后，当局对媒体、公民社会及网络活跃人士的打压从未停止。"他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趋势未见改变。相反地，从中共十八大及全国两会期间的媒体控制看，当局将会对新闻自由加强打压。
伊斯梅尔说，中共当局对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严加审查，而且快速高效地予以删除，成为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当局加强对媒体本身的钳控和对媒体领导的管理。对于公民社会来说，他们将一些技术手段征用为工具，使得一些私人公司成为"共犯"，例如一些网络公司主动提高网络监控技术。这种强力高效的控制，可能损害到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对新闻自由、个人表达和人权更是严重的侵犯。
伊斯梅尔认为，新媒体对于人们获取未经审查的新闻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可能成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工具。他说，在去年的北京水灾、最近的雅安地震中，新媒体都成为人们团结互助的平台。在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群众抗议活动中，网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新媒体如何与中共当局的打压抗衡，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引发的抗议潮，代表着人们争取新闻自由的希望。
被封锁的中国获奖消息
世界新闻自由日是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宣布的纪念日，其目的是"强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性"。今年是该纪念日设立20周年，主题是"不受危害地发言：确保所有媒体中的表达自由"。联合国于5月2日举行特别活动纪念，号召国际社会行动起来，保护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安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今天发表纪念日致辞，称表达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号召人们竭尽全力，让所有媒体的所有记者都能够开展自己的工作。
作为纪念活动一个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在这一天公布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今年的获奖者是埃塞俄比亚记者利约特�⒗衬拢Reeyot Alemu）。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独立媒体人阿莱穆女士，以批判性的眼光书写政治及社会事件，并聚焦于贫穷的根源与性别平等，于2011年遭到逮捕，至今仍在监狱服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此奖励表彰她"非凡的勇气、反抗及对言论自由的承诺"。
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1997年，用以表彰世界上为言论自由作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首位获奖人是中国媒体人高瑜，2005年获奖者是中国媒体人程益中。高瑜曾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参加"六四"民主运动被监禁，出狱后又因采写新闻被判刑。程益中曾任广州《南方都市报》、北京《新京报》总编辑，因为报道2003年SARS真相及揭露中国收容审查制度的"孙志刚案"遭到迫害，被监禁数月，并失去了工作机会。他们的获奖消息，至今在中国媒体及互联网被封锁。
世界新闻自由日创设20周年前夕，高瑜和程益中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他们均认为中国新闻自由状况非常糟糕，习近平上台后不进反退。程益中说，目前媒体环境更加险恶，科技进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开放，反而被中共当局利用为维稳工具。高瑜说，只要一党专政存在，新闻审查就不会取消。
高瑜和程益中都认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新闻自由奖，对他们起到极大的鼓励作用。他们希望国际社会更加有力地阻止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更多地为中国因言获罪者提供帮助。
作者：张平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无国界记者将习近平列入新闻自由公敌榜
新闻自由
今年1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世界新闻自由排行榜，在179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73位。在亚洲国家中，排位仅高于朝鲜（位居倒数第二）。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5月3日设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是20周年。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予言论以安全：保护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
无国界记者组织1985年由四名法国记者创立，1995年在法国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其全球范围活动目前主要关注互联网审查和新媒体，其次是对记者提供物质、经济和心理上的帮助。
该组织网站列出的五大使命，包括监督和反对全球范围内对信息自由的打压、反对新闻审查和限制信息自由的法律，对遭迫害的记者提供援助、对战地记者提供安全协助等。
无国界记者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也接受法国政府等其他政府的拨款，该组织的一些项目计划带有政治关联，因此有人质疑该组织的中立性及政治目的。（BBC)
新闻自由与记者安全任重道远
法广 / 作者 小山
正值联合国倡导的世界新闻自由日20周年之际，国际新闻自由状况又一次受到检阅。根据世界非政府新闻自由维权组织的批评报告，在179个国家与地区，众多国家依然限制新闻自由，多达39个国家和组织被列为新闻自由的敌人。以设址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年度新闻自由名单最有影响，记者无疆界谴责叙利亚阿萨德当局和反对派均拿新闻记者开杀，而在新闻自由的敌人名单里，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赫然在列。
更新时间 2013年5月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53
世界新闻自由日关注记者安全 中国官方再收紧微博言论空间
2013-05-03
 
今年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设立20周年，联合国呼吁必须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安全地发表言论。而中国国信办日前表示将集中打击微博传谣现象，并于周五关闭两名媒体人的微博帐号，引发民众批评。
1993年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而今年的主题是“表达的安全：在所有媒体范围内保护言论自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设立20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周四发表联合致辞，指日复一日，表达自由面临着新的威胁。新闻记者，由于他们有助于确保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时常成为暴力攻击的目标。并呼吁各国政府、社会和个人尽全力保护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所有新闻记者的安全。人人都有话语权，必须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安全地发表言论。 香港《明报》周五刊登英国驻香港总领事吴若兰的评论文章，指自由的媒体与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是确保市民能够充分行使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的人权方面，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则赞扬用社交媒体为公众提供真相的公民记者。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那些冒着被囚禁，被伤害甚至是死亡的危险在专制国家和冲突地区作报道的记者心存感激。 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民众纷纷在网上发帖庆祝这一节日。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新浪微博上说：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向讲真话的记者致敬！新闻自由日不仅是新闻人的节日，也是所有文明人的节日，因为新闻自由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则在推特上写道：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只要你在网络上分享过自己撰写的时事和述评，你就是公民记者。中国的媒体记者和公民记者今天多发出要求新闻自由的呐喊吧。向中共讨还我们的新闻自由。 不过，与民众的热情相反，中国官媒对待这一节日的态度却格外冷淡，几乎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提及此事。 胡佳周五告诉本台：“实际上新闻自由日这一天还是中国的媒体记者以前告诉我的，我发现他们心中其实非常渴望提及这个名字。这个日子却在公开媒体上被销声匿迹，新闻自由是中共某些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从中国整个范围内来讲，媒体记者每一天都有人受到侵害，只要是你去采访的问题触及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触及到了官员的乌纱帽，要么你接受他的买通，要么他就会对你施以暴力。” 而就在前一天，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表示，正在集中部署打击网络造谣及故意传播谣言行为。新华社引述国信办负责人表示，有一些所谓“大V”帐号以“求辟谣”、“求证”等方式故意扩散谣言，损害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打乱了正常传播秩序。 网民“山木”周五在推特上说：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天石扉客和宋石男的帐号无论在新浪还是腾迅都被销号，这标志着我们新闻管控工作达到了新高度。 石扉客是《博客天下》的主编，长期关注刑事司法、言论自由等相关报道领域，宋石男也是《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网民“年轻的老袁”则嘲讽道：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部署打击“网络谣言”，以欢度今天的“世界新闻自由日”。 对此，资深媒体人昝爱宗周五表示，所谓“打击传谣”更多的是针对知名微博帐号发布的反对声音。 “加V的这些微博主可能他的言论被有关部门整理上报给高层，高层可能恼羞成怒了，就下个文件。中国的禁令一般都是领导的一句话，微博上说什么，领导说一句话，这些人太嚣张了，把他给灭掉，他一个批示，下面国信办、互联网办公室各个部门就会启动了。主要是这些言论他可能认为不能容忍，就给关掉了。中国这种现象也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也不是今天世界新闻自由日就发生的，只不过赶到新闻自由日干更讽刺一点，新闻自由日也没有自由，平时当然也没有自由。” 昝爱宗又表示，如果不取消中宣部，不改变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会有所进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百位国际知名作家发表公开信 呼吁中国当局尊重言论自由
2013-05-03
国际作家呼吁中国当局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并呼吁释放因写作言论获罪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作家，包括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流亡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星期五也表示，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在言论自由上并没有什么开放。
因言获罪的中国《狱中作家》仍旧是国际作家关注的焦点，英国《卫报》刊出的报道指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戈迪默、索因卡等国际知名的100多位作家发表了公开信，齐声呼吁中国当局尊重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国际作家的联名信中指出，许多中国作家因为行使基本权利而获罪遭到监禁，特别是21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作家刘晓波和其他40多位中国作家和记者，都因为言论遭到监禁，刘晓波的情况更波及到他的妻子刘霞受到软禁。 在国际作家的联名信中要求中国新领导人，尊重并保护中国的作家以及所有的中国公民，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尊重并保护所有中国公民享有自由和独立媒体的权利。 流亡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星期五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自去年在英国书展向组团的中国出版高官抗议中国钳制言论自由，要求释放狱中作家以来，他观察在新领导人上台之后，也并没有改善中国言论自由的作为。马建说：虽然中国体制内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文作家写作就有了自由，而实际恰恰相反，因为另一个作家恰恰是因为言论自由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关在监狱至今没有自由。 最近刚在英国出版英文小说《The Dark Road》（在台湾发行的中文版称为“阴之道”）并接受许多英国媒体包括英国《泰晤士报》访问的马建，对中国喜爱写作的年轻写作人呼吁，应该突破网络封锁接触中国以外的讯息，并看看更多中国之外作家的作品，开放胸怀和世界沟通，因为一个作家的心灵和思想获得自由在描述他的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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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01:14 PM PDT 
May and June will be very busy for us. Please join us in the opening of the June 4 Memorial Museum on May 17 and the series of June 4 activities. For the museum gala opening ticket please email me or call 604-202-2324.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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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11:31 AM PDT
我們的經歷既有典型性，又有其獨一無二的戲劇性，所以，在本書問世前，有關我們，已有種種或真、或訛、或有意歪曲的「傳奇」流傳。要知事實真相，應以此書為本。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讀來如同和他談話，時而尖銳直逼主題，時而開懷大笑似乎聽得見他那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朗朗笑聲。方勵之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他所寫史實可與已解密和將解密的權威史料對比。
寫自傳，是進入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之後的事。
1990年6月25日上午10點多，我們從大樓走出，離開客居384天又10.5小時的大使官邸。李潔明大使和武官陪我們上了一年多前載我們進來的車，從正門駛出，直達北京南苑軍用機場。中午乘美國專機(由24126機組人員服務）飛離北京。此時，「自傳」20章的大部份寫完。到英國劍橋，很快完成，翻譯的朋友也到了劍橋。
1991年1月1日離開劍橋，繞道德國回報友人的支持、邀請並作學術報告。1月初到達(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在普林斯頓的一年裡，勵之分屬大學和高等研究所，除了上課、做研究，我隨他跑遍了幾乎美國各州，為了答謝各地朋友在我們困難時的支持、同時做學術交流。
此時，「Doubleday」(出版社)抱怨，翻譯不合要求，我們另外的朋友願承擔改進或重譯，「Doubleday」堅持他們的人來做，派了翻譯跟到土桑(Tucson)，經一番遷延，最終放棄。勵之明白，新聞熱點過去，最佳商機也隨之失去，才是他們放棄的真原因。
1992年1月，我們到土桑，勵之接受亞利桑納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
不久，勵之告訴我，另一出版社主動向他約稿，但剛上課，在全新的環境、第一次以非母語講課，是要認真對待的，沒時間改寫，就把這份「自傳」原封寄去。 事後，稿件退回。聽說一位有名的華裔物理學家審稿，稱此稿內容會開罪中國，為討好中國當局，判定「此稿不能出」。勵之說：「不出也罷，我有更多的事要做。」就此，將「自傳」擱置。
事隔20多年，此書得以出版。我欣賞這本書的出版社，正如它的名稱一樣有「遠見」。因為，中國作為大國，華人眾多，遍佈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繞不開這一段，更繞不開華人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方勵之剛剛隱去，身後不僅有他的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他著迷於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選定研究廣袤的宇宙。他熱愛生他、養他、苦難的故土，所以熱衷於教育。他說過：「辦好教育就是為未來鋪路」。在離國的20年，勵之除了正常教學、科研，還推動各種國際合作，尤其關心他的學生、以及他曾任副校長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現在中國這個領域中有眾多他過去的學生，親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看見他們成材、成功，他滿心歡喜。離國之後，不只一位朋友問他，若讓你自己選擇，最想做什麼，他常回答：「辦一所自由的、獨立的大學」，這也可以解釋他在科大副校長任上的作為。
勵之！ 你突然離去，我捧起一顆流血的心，就像把你捧在我的手上，追尋著你留下的點點滴滴。兩天前在你最後離開學校辦公室的桌上，擺著的不僅是整整齊齊這學期上課的講稿、題解答案、學生成績；還有下學期要隨你做研究的三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及合作者的資料；為其中爭取到經費的來往檔；以及你科研中的新想法……。似乎你剛走出去，不久即將回來。辦公室有一面牆，附貼著墨綠色的壁板，它是用來講課或討論用的，在黑板上，在諸多公式中，寫著「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沒被擦掉。
這，是你寫的嗎？ 至少是你留著的。它的意思是：「薪盡火傳、薪火相傳、灰燼之下，火仍在燃燒」。這是你一生的寫照，也是你要留給後人的話嗎？
方勵之一生追尋的是「生的意義、活的價值，做的是儘量更多的奉獻。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奮盡全力扛住的不僅是病痛，而是拚力扛住他視為生命真諦的責任；他企望打開通向光明、開向大同的路徑…… 科學的、文化的、社會的。正如他寫過：什麼是永生？ 肉體的永生是不存在的，也不必絲毫地奢求；然而，精神之永生是可以趨近或達到的。
勵之，在我的心裡，你是遙遠天際的一顆星，透亮的，頑皮的星啊！ 你飄然地來，帶來歡笑，以歡笑對著苦難；你光芒四射，以光芒照亮黑暗。在中國清明後的第一天，也是這年的耶穌受難日(4月6日)你又飄然而去，繼而，化為灰燼。這是飛升，飛升到天際，回到你的蒼穹；留下我獨自面對的離別，是生與死的離別。但在灰燼之下，你以生命點起的火仍在燃燒，你的後繼者，你摯愛的親人，以自己的生命延續你的生命，在這生命之火如花的火焰中有你的靈魂、你的心。
我以此書永誌勵之，我以此書奉獻給世人。
(天下文化「方勵之自傳」書摘系列)
Read more:世界新聞網-北美華文新聞、華商資訊 - 塵封20多年的遺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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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11:10 AM PDT 
1986年12月29日「八六」學潮期間，記者曾慧燕在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獨家訪問方勵之。(溫元凱/攝影)
1986年12月29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接受記者專訪，第二天他就被迫離開科大，所以他說：「曾慧燕給我照的幾張相，成了我在科技大學最後24小時的紀錄。」(記者曾慧燕/攝影)
方勵之、李淑嫻愛情新美如畫，伉儷情深。(方勵之/提供)
方勵之的妻子、原北京大學物理學副教授李淑嫻1日在接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表示，20多年來，他們沒有正式交談過這個問題。直到2011年感恩節當天，方勵之拉著李淑嫻的手說：「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其中，他提到了出走美國的決定，這是他們生命中的重大轉捩點。
李淑嫻回憶，當年他們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後，方勵之擔心影響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安全，給北京當局鎮壓口實，幾度欲離開使館，並「天真」地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為李淑嫻堅決阻止，最後他聽了她的話，「結果爭得後來20年的時間，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方勵之動情地總結說：「這20年的生命是值得的。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20年有意義的生命。」
李淑嫻說，他們抵達美國後，包括在國內外培養多名博士；寫了180多篇學術論文；建立、組織多種國際合作；建立起北京—台北—美國的聯合天體物理巡天研究，做出了成績，培養了大量人才，其中有不少在中國相關領域都是領軍人物。
李淑嫻說，現在許多中國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她接觸一些中國留學生，也是來到海外，看了錄像和相關報導，才知道當年中國軍隊的坦克，開進天安門血腥鎮壓學生。方勵之自傳所寫史實可與已解密和將解密的權威史料對比，更顯真實珍貴。
她說，現在此書得以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華人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提供第一手資料。「方勵之剛剛隱去，身後不僅有他的文字，還有他生命的步步足印，在這鮮活的歷史中，有他的音容笑貌，也有他的社會回聲。」
李淑嫻說，1989年六四事件，她從一開始就反對學生上街，由於她經歷歷次政治運動，深知當局最後一定會秋後算帳，「到頭來倒楣的是學生」。她說，當局指她是「黑手」，其實她堅決反對學生絕食，她得知學生絕食的消息，還是在北大三角地碰到王丹來買絕食用的布條，當時曾勸阻，「但他們沒有聽我的」。
方勵之2012年4月6日突然離世，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交代後事，李淑嫻猝不及防，迄今不能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實。過去她習慣於當某事有疑問就轉頭問丈夫，現在她有時還下意識有此動作，才驀然驚覺丈夫已捨她而去，她說這個致命打擊遠超過她一生中的任何打擊。
李淑嫻說雖然自己已70多歲，有丈夫相伴不時還有「一個小女孩的心態」，丈夫生前，她充分享受他的愛，丈夫給她一副堅實的肩膀，一個避風的港灣，給她溫情，她一直感覺自己是為愛而活，生活充滿陽光，心態很年輕，有時她會買一兩件漂亮衣服，故意穿上問方勵之「好不好看」，他會笑她，但從不干預。「現在，再沒有如此心態，此情、此景也永不再來」。
有段時間，她沉浸在痛失愛侶的巨大悲痛中，幾乎不能自拔，她甚至覺得失去了丈夫，活著已毫無意義。在整理方勵之遺物時，她發現了他當年滯留美國使館寫的自傳，她覺得自己要完成丈夫的未竟之業，這成了支撐她重新振作的精神支柱，促使她捧起一顆流血的心，化悲痛為力量，並有一種緊迫感。
●方勵之抵美後，曾有人擁戴他出任民運領袖，統合海外民運隊伍，但為他婉拒，引起一些民運人士非議。李淑嫻解釋，「方勵之終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
她舉天安門學運領袖王丹為例，間接回答了外界的質疑。她說王丹獲釋來美之初，她曾出飛機票請王丹赴土桑會面，語重心長囑王丹勿為學運領袖的光環所惑，「那都是虛名，沒幾天就會為人遺忘」，一定要腳踏實地，繼續充實自己，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說話才有份量。
李淑嫻說，他們抵達美國後，她放棄自己獨立出外工作，主要盡心照顧方勵之的起居生活，讓他專注學術成就。這20年來，他們沒有虛度光陰。「方勵之的學術成就，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收穫」。
●李淑嫻指出，鄧小平對方勵之心存不滿，主要導火線是1988年，方勵之在澳洲演講時，曾引述北京大學大字報說：高幹子弟在海外有存款帳戶，被鄧小平認為是針對他的子女，據說他曾諮詢法律專家，準備以「外國存款誹謗案」起訴方勵之，但法律專家勸說，方勵之並沒有公開指名道姓，不能構成誹謗。此事雖然不了了之，但卻大大惹惱了鄧小平，加上他率先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這使方勵之雖然自認為沒做任何違法的事，在六四事件中卻「在劫難逃」。
●李淑嫻和方勵之伉儷情深，他們在同一年(1952年)進入北京大學，兩人相遇、相知、相戀在充滿自由氣氛的校園。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李淑嫻先被定為「右派」，她本以為分手可以保存方勵之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曾約定「冷凍我們的愛」，並相信可以等得到春暖花開時，殊不知方勵之仍被定為「嚴重右傾」，即內定的「漏網右派」。李淑嫻說，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一旦被打為「右派」，就淪為社會賤民，但他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和真誠的愛，排除萬難組成一個溫暖的小家庭。在那個年代，多少夫妻因此離異，但「方勵之是個有情有義的人」，由於有丈夫的愛，她在諸般社會壓力下，總能挺起腰杆、抬頭做人，從不屈服。1968年文革期間，方勵之再次「被審查」，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兩人被迫分離長達18年。開始，李淑嫻在江西鄱陽湖圍墾的血吸蟲疫區勞改農場勞動，方勵之被送到淮南煤礦下井，在地層深處挖煤。兩人歷經千辛萬苦，但心中有愛，始終不離不棄。李淑嫻說，本以為自己會在方勵之前離世，曾跟丈夫提過她若先走，希望他再找一個伴，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但方勵之對此嗤之以鼻。
她本以為現在生活自由、平靜，她享受這種恬淡，兩人還有很長的路要攜手相伴，「我們是多麼的相親相愛，我一直以為可以到永遠。」現在「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她的悲痛難以言喻。她是學科學的，從不相信人死後有靈魂，直到她心愛的小兒子方哲在土桑遭遇致命車禍喪生後，她希望能與愛子靈魂相遇在第三度空間，現在恩愛一生的丈夫也離她而去，她更寧願相信愛能穿越時空，祈望方勵之在天之靈伴隨她到生命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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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11:01 AM PDT
令中国政府不安的是，在中日之间的领土争执中几乎没有一个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持支持态度。而美国则一再公开表示将履行对日本的军事义务。 除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之外，安倍的对华不妥协政策还表现在多个层面。在最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公然鼓励几乎所有的高级阁员集体参拜，并且对中国外交部发出的不满和指责则采取了不解释、不理睬的态度。安倍政府还采取各项措施，全力推动修改日本宪法的运动。在中国看来，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日本名正言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中国政府感到这对中国形成了压力甚至威胁。 安倍在本周初对俄国进行的访问无疑是另一件让中国政府紧张的事件。这次访问实现了日、俄两国关系的一个突破。双方同意立即恢复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政府间谈判，其中包括两国有争议的北方领土的谈判。中国官方媒体对日本首相访俄的报道夸大日、俄两国之间的立场分歧，而对双方首脑谈判的友好气氛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的积极进展避而不谈。中国官媒的报道与世界主要媒体的报道迥然而异，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这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所持有的忐忑不安的心情。 除了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和不安之外，近日中国与另一个邻国印度在领土问题上再起争端。《印度时报》报道，约五十名中国士兵四月十五日越过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在印度领土上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印度舆论将此视作是中国对印度的入侵。印度边防警察获得消息后，随即赶到与中国士兵营地相距三百米的地方驻扎，由此进行了所谓的"帐篷对峙"。除了印度之外，人们仍然经常听到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海域领土问题上的争吵。至于朝鲜，其年轻的领导人不把中国放在眼中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中国政府的尴尬。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近来中国军内和政府内的鹰派更是要求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改变过去的"低姿态"，采取更加"进攻型"的战略态势。而对日本和周边国家在领土争议上采取强硬态度则被看作是这一外交战略改变的开始。显然，这些人低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困难。首先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中国一样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退路，他们采取的对话强硬立场都得到绝大多数本国人民的支持。其次，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支持中国的国家几乎没有。 中国政府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从目前的对峙中后撤，这将给中国的新领导人带来严重的政治麻烦。因为每当中国出现国内困境的时候，政府总是利用扇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度过难关。现在真的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领土政治，如果采取软弱的立场很容易被民众看成是出卖民族利益。但是如果继续目前的强硬立场，擦枪走火在所难免。假如真的出现战争，中国的军队能不能打仗？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支持一场局部战争？中国当前的政治结构能否在一场没有打赢把握的战争中继续存在？这些都是巨大未知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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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3 09:38 AM PDT
4月23日，由一些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举办《自由人宣言》研讨会，我也应邀出席并发言。这次会议提出的《自由人宣言》是台湾公民社会对两岸论述进行新的思考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文件，其中提出的"只有自由人，才能签订契约"和关心与推动中国民主化等观点，时间将会证明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将会发挥重要影响。
这次会议除了提出未来两岸关系的论述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台湾的公民社会，终于开始实质性地，集体性,当然，也是尝试性地介入到两岸关系的发展中来了，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迄今为止，无论是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机制，还是国共论坛，无论是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还是海峡论坛，这些两岸之间的交流平台，都是政府和政党的框架下进行的。在台湾，蓝绿对立导致无论哪个政府在台上，其两岸政策都无法具备全部的代表性；而在中国大陆，因为没有选举，中共的两岸政策更是完全不具备法理上的代表性。而民间社会的对话，可以有效弥补这样的缺憾。况且，两岸关系的发展事关双方社会的重大利益，本来也不应当让两边的政党和政府垄断讨论的空间，两岸的公民社会应当主动地，独立于政党和政府之外地开始对话与交流。在政党和政府之外，人民的声音也应当发出来。 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3月22日于第11届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表示，两岸关系还存在一些政治难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解决起来不容易。他认为，当下应正视这些问题，不应有人为设置的禁区；由两岸民间开始对话，是逐步积累共识的一条可行途径。新任海协会长的陈德铭也表示："海协会支持两岸学术机构和有关人士开展有关政治问题的交流、研讨，支持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台湾方面，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郁琦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曾指出，政府正面看待民间各种交流或对各种可能性展开讨论，陆委会本来也会和国内大陆政策领域的学者、专家、智库定期密切互动，学界的看法会成为政府政策形成的参考。 " 看起来，似乎两岸的官方也都支持两岸公民社会的对话。 既然如此，我认为这样的公民对话应当落到实处，而不只是口惠。两岸的政府应当创造相应的机制，确保两岸公民社会能够相互对话和交流。因此我建议台湾政府，在未来的两岸对话平台中，正式纳入守护台湾民主平台，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台湾人权促进会，两岸民主与文化交流办公室等等台湾关心两岸关系的公民团体的代表，或其他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或个人，让两岸公民社会的对话，能够至少先从台湾开始，让台湾蓝绿之外的民间的声音正式出现在谈判过程中，这样才能完整呈现台湾的民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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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西方人会忘记的”？——评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 Posted: 03 May 2013 02:43 PM PDT
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问题没有充分讨论的空间，总是要延后时间，变成历史才能言说，故而造成现实评论过于虚浅，而史学研究又过于深厚的畸形景观。倘若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睹：当傅先生大著在中国热卖成千上万的同时，我把下面的发言投稿给这座城市某一家最不起眼的报纸，明天早上它是否敢于发表，哪怕是以谦卑的读者来信方式刊登在最后一版的最后一角？我相信傅先生是聪明人，他的赌注肯定会赢，会准确押对方向。
但这种现象也有个好处：经历这样的转换，也许能沉淀激情，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讨论问题？这就是中国式的以“时间换空间”，可以看成一种东方式的酿酒艺术，水只有变成酒，才有收藏价值，才能醇厚长久。
具体到如毛如邓这样的权势人物，不经过时间的沉淀，不到他们的威权彻底结束，社会舆论经历重大反复，对立双方的观点都能平等表述，那么几乎所有的评述都有沦为历史笑柄的危险。如果傅高义先生的这本著作多年后不幸也遭遇如此境况，我个人愿意先向傅先生致歉，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拖累了外国朋友。此前有个毛泽东时代，就不知拖累过多少这样的好朋友，如埃德加·斯诺，亨利·基辛格，如杨早、寒春、李敦白，还有加入美国籍的史学家何炳棣，以及杨振宁先生。
傅高义先生是有贡献的。这本大著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有大事年表的价值，能帮助我们理清许多事件的时间顺序。个别史料也有独到之处，比如1989年戒严开枪之前，有同僚担忧世界舆论尤其西方人的反应，邓小平先生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回答：“西方人会忘记的！”我是从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邓先生有如此惊世名言，为此应该感谢傅高义先生。事后证明，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整个西方世态都说明，邓先生赢了！他看西方要比西方人看他，准确得多。
我赞赏邓的语言风格，就是因为他如此坦率。比如他生前曾多次说，自己一生功过能有五五开就不错。如果他的传记作者们能尊重传主自知自明，也就不必写那么多谀辞，文本就会简洁得多。让我们姑且按照这一“五五开”尝试一下删繁就简？
邓先生之功，当然在于他改变毛泽东的经济政策，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中国人脱贫致富的本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时代标志也不应只有他一个人的头像，应该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更应该包括诸多具有首创精神的小人物，如年广久、步鑫生，甚至包括当年那些愤投怒海、不计生死的逃港青年。事实上，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公告中，也还有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记录。邓小平等人的功绩，就在于事后能追认民众的自救行为，及时修改自己的滞后。在这方面，他是“可以先生”，“可以，可以，也可以”，而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我注意到傅先生最近在另一个地方的发言，不同意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我很感谢他及时纠正我们中国人这一错误。“总设计师”是个笑话，完全不符合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改革性格，甚至是直接矛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无论成败，并没有这样的蓝图，也没有这样的总设计师，子虚乌有。这一过分阿谀的称呼，已构成对邓小平的讽刺，传主本人生前并未醒悟，传记作者有机会帮他澄清，符合这一行当的职业伦理。
邓小平之过则有点绕口，用他评价乃师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背弃了他自己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早期思想，以致重蹈覆辙。如1980年8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重要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至今还难以忘却，如果说真有什么邓小平时代，这篇文章应该是这一时代的标志之一。即使是邓小平本人，晚年对接班人说出“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才放心”这样的警世名言，背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还是把1980年的那篇文章收进了他的文选第三册。邓先生尊重他自己的言论史，这是他的人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中国今天所有让人看不懂的名实不符，却都与这一案例有关。由此引起的大起大落，是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历史脉络，千百万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我们今上的已逝父亲，也包括我们在座的芸芸众生。但在傅先生这本大著中，我却没有找到应有的篇幅甚至记述，颇为费解？
我还感到费解的是，傅先生来自一个制度文明稍微发达一些的国度，作为一本严肃传记，为什么不首先排列对比传主身前担任的党内职务与军方职务？也不在意这两个职务之间的消长变迁？我们的党章很严肃，留下了醒目记录，教授可以在最为简陋的社区图书馆找到。比如他第一次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党内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五年后再任中央军委主席，已经退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共党章为适应他后一序列的变动，量体裁衣，曾两次修改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条件，第一次是1982年十二大，第二次是1987年十三大。即使如此修改，主持修改的那两任总书记还是被搞下了台。如果算上此前华国锋，我们总共有三任党的领导人在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期间，黯然落马，而且是在任期未满时，突然下台。更有余味的是，当邓先生彻底退休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中国军方的权威社论为什么却明确表态要为他保驾护航？只差那么一点点，第四任总书记也要紧接他的前任在届中下台，以致他在主持1997年邓小平追悼会时，留下百感交集的眼泪。排列传主身前职务，这是传记作者在第一时间就应该做、可以做、也不难做的事，我们今天指导学生论文，不就是从这里做起？更何况这里有能够打开邓小平时代的密码。这些记录告诉我们，邓小平手笔之大，早就刷新了乃师毛润之的记录。何况润之那么做，还处在一个比他“名正言顺”的“双主席”职务，九泉有知，自愧不如。傅先生肯定饱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原典，他们将人类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贵族、民主三大母体，然后再列出三大母体下各自还有一个腐败异体——僭主、寡头与暴民，上下往复，六道轮回。我不知道邓小平的职务与制度在这一政体轮回说中如何归类？但傅先生一定比我熟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应该知道怎么归类。难道这也是“西方人会忘记的”吗？这才是连邓小平生前都担忧的历史定位，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千秋万代名！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只有等到两者都能发声，尤其是后者能够抗议，这个时代才有可能接近它的公正评价。我刚才已经说过，此前有过一个时代，就是在权势者尚未结束威权，档案还未见阳光，受害者还无权抗议之际，很多人就急不可耐，为文革为晚年毛泽东发表过早的评论，现在不免尴尬，有些已经向中国人道歉，有些还在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不必指望也不应苛求一个时代尚未结束，无论有多少大著小册，哪怕是外国人所写，就能总结这个时代。而我今天只有如此短暂的时间，更不敢奢望，我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提出几点质疑。感谢主持人给我发言机会，感谢傅高义先生有耐心听完我这几点质疑。
2013-4-11
（本人系作者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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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忆李慎之先生二、三事（陈小雅） Posted: 02 May 2013 09:46 PM PDT
“慎之同志去世了，你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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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3 04:46 PM PDT 
方勵之自傳：一封信引爆北京暴亂？
圖為1986年11月14日，許良英（左起）、李淑嫻、方勵之、劉賓雁商量召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中共據此，下令開除方勵之、劉賓雁與王若望的共產黨籍。(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國際著名天體物學家、中國民主啟蒙導師，方勵之教授生前近照。(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老布希總統在1989年2月25日訪問中國，並曾邀方勵之等不同政見人士作客。圖為布希總統重遊天安門廣場，向群眾揮手。(本報檔案照)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
我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今天的北京天文台當然早就沒有義務去為統治者預卜他們的政治未來了。
致函老鄧 呼籲大赦天下
但是，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未來。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訓又再一次被想起。今天的中國社會，不是同樣也很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新年的氣氛更加重了這種聯想。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40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70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40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10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頌
近祺！
方勵之
1989年1月6日
信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這就是後來被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暴亂的信的起源。
就我說，絕沒有期望這封信會起多少作用。寄給最高當局的信件，一天何止萬千，絕大多數的命運都是無聲無息地湮沒掉，甚至根本沒有被看過。
我還是有一點信心，鄧小平不會不注意到我的信。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他經常在「關心」的人了。
第二天，1月7日，有兩位客人來我家，這使上述的信更有保證地引起收信人的關心。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是一位開明的老幹部，曾長期擔任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人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中央。
他曾經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
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中國，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東方紀事」的編輯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為他們的刊物寫稿。順便，我也給了他一份致鄧小平信的副本。當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給了一些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進一步增加了它不被忽略的概率。
後來瞭解到，鄧小平確實看到了我的信。當然，照例地，佯裝不知，沒有回擲，也沒有答覆。
3公開信 當局坐不住了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首的發起人是老朋友，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那封信發表時有40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學者的簽名。隨後，詩人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也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副本。2月12日，他們發起寫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三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個人的簽名，大都是文化界的人士。
中國古訓，事不過三。果然，三封公開信後，最高當局開始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
這一次，當局倒是沒有來找我這個始作俑者。
呼籲大赦的幾封信都沒成功，但它令當局如此地惶恐，就已經證明，持不同政見成了一種難於遏止的社會「瘟疫」。共產主義的權威是每下愈況了。(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1989年春天的原子彈爆炸
就在這種「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看來還沒有多少現成的章法。總統面臨的選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的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一時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這顯然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參加總統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達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於中國領導人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極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和李淑嫻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
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人。就是我和李淑嫻真的到了場，也不過是五百分之二的數量而已。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
然而，智囊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或不知道)，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
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戲中的宴席場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戲一唱到「擺酒設宴」場，就知道，高潮要到了。
五大對策 當局阻止赴宴
因此，泱泱中國豈容得美利堅總統也來一次擺酒設宴的政治戲？總統的德州牛肉宴，是選錯了地方，也選錯了對象。中共領導人絕難接受，在他們是客人的場合，居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只有五百分之二，也不行。我知道此中的厲害。但三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北京天文台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們赴會。
當局的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呢？ 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五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我們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截車。
2月26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婦和我們夫婦一行四人同乘一輛小車從中關村保福寺出發，一路向東，直奔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了。但是，當時我們都沒有注意。
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還以為是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除。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了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的高級打手，他上來就架住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只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所謂「特工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警察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都被警察命令不准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楣。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天色昏暗，氣溫下降。
我們四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車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
總之，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或一個自由人，至少要抵得上100個全副武裝的警察。
8：30，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了解到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進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一級待命狀態。
最不可理解的事最後一個，即對策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8：30—9：30，在霍雷先生的家一小時中，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飯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希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介知道今天倒底發生了甚麼。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霍雷家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警察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布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警察的一夜按計畫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希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晚宴事件後，當局對我的「照顧」又增加了三分。
1989年2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同車走的還有其他三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中國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小顧，他原來是我當科技大學副校長時的助手。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三個人專來接我，而不管其他幾個同行。為首的迎接者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楊縊泉。我明白，他們是當局特別委派來特殊「照顧」我的。因為楊等都天文界的熟人，我不便為難他們，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車，立即離開是非之地上海，去蘇州。
楊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
「我這次只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炸。」
後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五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縊泉非常高興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原子彈沒有爆炸！」
其實，在這時，「原子彈」已經被引爆了。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的確十分準確。
(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勵之自傳」)
●1989‧6‧3晚上 大屠殺開始了
April 30, 2013
方勵之自傳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
1988年6月6日，在美任教的高希均教授(左站立者)到方勵之北京家中拜訪，與王丹等年輕學生見面。右站立者為李淑嫻。(圖皆由天下文化提供)
1987年1月方勵之在成功疏導中國科大學生遊行後，卻換來先被開除共產黨籍，之後再調離中國科技大學。他如同「中了頭彩」，全國聲名大噪；離開科大，調回北京天文台，也結束了與妻子李淑嫻分隔兩地18年的生活。圖為1987年9月23日在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北京)作完學術報告後，學生爭著索要簽名，簡直成了「明星」。
軍隊屠殺學生和平民從1989年6月3日晚上9時左右開始的。9點30分，我們就接到學生從第一個屠殺現場—木樨地打來的電話，電話中都可以聽到槍聲。
「打倒方勵之」為開殺戒做準備
我們的處境頓時危機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錢加脅迫在北京郊區組織遊行，為開殺戒做準備。政府發給每個參加者15元人民幣，外加一頂草帽。遊行者的任務就是呼喊口號「打倒方勵之」，以及焚燒模擬方勵之的紙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這則消息，很為我的安全擔憂。義大利的魯菲尼幾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電話，目的是為了聽到我的聲音，以證實我還沒有被捕，或遭不測。至於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覺得太危險。焚燒模擬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懼。有一位記者問一個高喊「打倒方勵之」的人「你認識方勵之嗎？」答曰：「不認識。」再問：「那你為什麼要打倒他呢？」「因為，人家說，他不讓我們進城去賣西瓜」。
屠殺之後，最後的幽默也沒有了。很多人來電話，都像那個學生一樣，很簡短，三個字，趕快跑。我一時還有些有些猶豫，和平時期還要逃難？ 似乎是弄錯了。上午10點左右，又有電話，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竊聽者識別他的口音，已經不用北京腔說話，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電話暨你們說，你們還等個什麼，還不快點兒找個乾淨的地方去！」這位朋友曾在最高層的機構裡工作過，消息常常是準確的。
美公使低聲說「你是總統的客人」
我們不能不開始認真考慮走。
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這兩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來了。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一個朋友把汽車也準備好了，晚8點開。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我們不想牽連其他朋友陪同我們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個方案。但也不想馬上去美國使館，因為顧慮，消息一旦走漏，一定會被中共利用。當晚採取了一個折衷方案，由CBS電視幫忙，在香格里拉飯店暫過一夜。
當時我們仍然把事情看得過輕，估計只要躲過三、五天的亂槍亂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離開家的時候，我只隨身帶了一個小書包，其中有幾樣日常用具，還有兩篇寫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時，我還請一位同事來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幾封信帶到天文台，以備過幾天上班時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勢更惡化，冷槍不斷，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帶著應急無線電話的CBS電視台人員，陪我們轉移到使館區。
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去過美國大使館，我們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館人員認為後一條極難辦到。於是，基於上述同樣的考慮，我們在下午5點左右，離開了使館。
當晚留宿在建國飯店。那夜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顯然，事情升級了，很難再有其他選擇，我們當即接受了。幾分鐘後我們登上一輛等在飯店後門的一輛使館的車。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樣，駛入大使官邸。
那時正是1989年6月6日0時。就此開始歷時13個月（精確說，384天另10.5小時）的避難生活。
6日當天，白宮發言人就證實了我們的避難消息。事件公開化。
擔心重演火燒領事館「徹底的空城計」
這有好處，也有危險。
好處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們在哪裡，知道如何保護我們。24小時之後，我們就開始收到慰問的電報、電傳。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
公開化的危險是，有可能引至中國當局進大使館抓人。按常規，進使館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許的。但是殺人後的中國當局，已經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規並不是安全的絕對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紅衛兵就火燒過北京的英國領事館。1989年失去理性的當局會不會衝進大使館，活捉方勵之？ 難說。
最初的三周，最緊張。當時新大使李潔明剛剛到任，還沒有住進大使官邸。整個官邸大樓，都是空的。白天危險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嫻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員在樓內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時不聲不響地從大使官邸劫走一兩個人，不是辦不到的事。如果成功，當局完全可推脫一切外交責任，還可以借機宣傳這是「群眾」的憤怒云云。
我們的防備方法只有一個：徹底的空城計，讓外界根本探測不到整幢大樓裡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於大使及一兩個人同我們接觸；打電話，也接電話；晚上室內燈光照度大大低於室外路燈；盥洗室內放水泄水，不出聲音；睡覺時說夢話，也不夢唱。最後一條最難，但也辦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膽。6月12日當局發布了通緝我們的命令，緊張達到高潮，夜間值班官員都有些神色不安，擔心重演火燒英國領事館一幕。我們也作了相應的準備，以防事態有變。兩個星期過去了，沒有動靜，甚至沒有在大使館門前組織抗議遊行和焚燒模擬像。看來，危險期是過去了。
●高官求美簽 反成安全防線
1989年早春，方勵之一家人在剛裝修好的新居中，其樂融融。殊不知數月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再也回不去這個家。(天下文化提供)
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時的「研究室」，桌上是一台早期的蘋果電腦，雖然不夠理想，但還是能用來研究宇宙學。(天下文化提供)
7月的一天，國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召見美國大使，嚴詞抗議美國政府容許中國留美學生在美滯留。抗議完畢後，大使回到官邸。還不到一個小時，大使又接到滕藤祕書的電話。但其目的與一個小時前正相反，是懇請大使幫忙為滕藤夫人得到美國簽證，即懇請大使容許這位官員的太太也去美滯留，原因是他們的四個子女都已全部在美國享受著「容許滯留」。顯然，這類一心巴望把家屬都送去美國滯留的官員，是不會傻瓜到為抓兩個通緝犯而強行闖進美國使館的。歷史無奇不有，這種無恥官僚，倒成了我們的安全的一道防線。
當然，不能過分信賴這些缺乏基本道德的人的「防線」。所以，整個13個月的避難生活，我們的住所，一直都像最初幾天那樣，保持祕密。後來，我們「公寓」的所有窗子都用厚木板釘死。門上安裝了警報系統。同我們接觸的人，仍只限於大使等幾個。
天羅地網 北京嚴防走人
我們也從來沒有到院子裡散步。最令人擔心的是地道。7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挖有了大量地道。地道深度只有兩、三公尺，到處都有出入口，大使官邸裡就發現有被堵死的地道出口。到底是不是真堵死了？地道可以連通到哪裡？沒有一張完整的圖可查。
夜靜的時候，能清楚地聽到地下有人走動，悶悶的「咚、咚」聲，不由得一陣陣的恐怖感。但想想，既然走動聲都可以聽到，若誰想挖地道以圖不軌就很難不被發覺。
總之，從天上到地下我們都防到了。
北京當局也從天上到地下防範我們走掉。8、9月間北京有一個傳言：方勵之和李淑嫻不在使館了，已經通過特種渠道(管道)到了國外。中國當局也起了疑，曾多次通過外交部要求美國的大使承諾，不用祕密途徑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中國。但大使一直不予正式承諾。這更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是否美國準備把、或者已經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中國了？
1989年10月28日，大使館舉行美國鬼節(萬聖節)招待會。按風俗，參加者可以戴假面具。有的參加者揚言要戴方勵之面具。中國當局聽說後，真急了，責令外交部召見大使，要求不得趁鬼節招待會的假面舞會把方勵之夫婦送出使館。這一次，大使作了正式承諾：保證不在這一天，送走他們的客人。
其實我們並不打算偷偷的走。既然是客人就不應當從旁門偷偷地告別。但，保密還是必要的。
為了知道保密是否成功，進行過科學的檢驗。用的是虛信號法。大使館裡有不少中國職員，都是通過中國外交部雇用的，其中當然有身分不明者。有一次，使館裡有意發出一個有關避難的虛信號，然後觀察各個身分不明者的反應，結論是，北京當局不知道在哪個院子裡住有避難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個避難者。
據我們所知天安門屠殺後至少在三個大使館裡有避難者。只有我們這一樁，是傳媒和公眾知道的。一般說，避難這類事，如果傳媒不知道也許比較容易解決，因為雙方政府都有較大的迴旋餘地。一旦公開化，中國政府顧面子，美國政府要原則，迴旋餘地就小了。不為傳媒所知的那幾樁避難案，三個月後就一一解決，而我們的避難從一開始就在兩方政府之間形成僵局。
按歷史上的前例，避難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們原來估計，或許我們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緝我們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們作了長期滯留使館的打算。
天體學家 住所看不到天
很幸運我的職業倒不難適應長期的幽居生活。有一天大使來閒談說「很抱歉，你是天體物理學家而我們給你提供的住所連天都看不到。」我告訴他「不必介意，我是理論天體物理學家，是不需要看天就可能告訴你天上會發生什麼」。
我需要的是計算機。又很幸運，有一位學數學的外交官奉命調回國，他留下了一台第一代的蘋果機。是台老機器，性能還不如我家裡的計算機(該機被抄家的警察拿走了)。雖然不完全理想，但還是能用來研究宇宙。要知道，那些大物理學家在研究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連計算機還沒有呢。我發展了一些方法，讓機器徹夜不停工作。當局的無線電監聽器很可能收到過個這台蘋果機發出的超高頻信號，但我料他們不能識別這是在做一個多連通宇宙的模擬呢。
同行打氣 等那些人死掉
進大使館不久，我就陸續收到同行寄來的文章、書籍、還有天體物理的所有主要期刊。我們收到的印品的數量之多，使負責轉送郵件的官員都有「怨言」。有一天郵件太多了，他說，「給你的郵件占用的外交郵包太多了，應當讓物理界專門向國務院交錢。」恰好一位美國物理學家也來信，他說：「今年我很高興交稅，因為你在大使館住，說明美國政府還算作了一點好事」。
我到大使館後的第一篇論文「類星體固有速度的一個上限」，在9月完成，寄出發表。後來，我的所有論文預印本都由美國費米實驗室發行。許多國內同行就從這個渠道收到了我的文章。我們避難後，同近在咫尺的北京的朋友完全斷了聯繫。這些論文是第一次信息。一位同行託人輾轉帶了一封信到大使館，「我們看到了你的論文，就放心了，知道你一定能堅持到那些人死掉」。
大體不錯，我們是能堅持的。精神生活毫無問題。稍有困難的是肢體生活。活動範圍太小。13個月裡，我們整個活動空間的最大直線長度是42.3步。
無論如何我們有耐心等。一年？兩年？三年？五年？都行。
中共耐心卻只有四個月。
方勵之避難美使館 驚心動魄13月
1990年6月25日，經過13個月的避難生活，方勵之夫婦與美大使及使館人員合照於北京南苑軍用機場。
方勵之夫婦登機離開中國。
當方勵之教授與李淑嫻夫婦在22年前的6月走出避難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飛出中國後，再沒能踏上他所熱愛的祖國土地，這是方勵之2012年4月驟然病逝美國，難以言喻的終生之痛。
觸動美中最高當局 像冷戰小說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預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長達647頁的「方勵之自傳」。精選摘錄交由本報北美地區獨家刊載，即日起分批摘錄連載書中最驚心動魄的方勵之夫婦避難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經過。這段經過當時觸動美中最高當局，不但是兩國交往的敏感議題，更成為中共難以言語之痛，其中經過交涉，讀來有如冷戰間諜小說。這也是自當時駐中國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於2003年4月中旬出版「李潔明回憶錄」之後，第二位現身說法的當事人回憶，彌足珍貴。
當代史學家余英時表示，「方勵之自傳」是方勵之在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期間所寫的遺稿，如今第一次面世，其歷史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任何人想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所認識，都必須從閱讀本書開始！」
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最終以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結束，血淋淋場面震驚全球。海外華人椎心泣血看著故國遭逢巨變，卻愛莫能助。在這一場被譽為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迸發良知熱血，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徹底扭轉中國1976年結束瘋狂文革十年後的發展軌跡。方勵之教授則是貫穿這場八九民主運動的靈魂人物。
1989年6月3日天黑後，中共下令開槍鎮壓爭取民主反官倒的愛國學生，整個北京陷入極端驚恐混亂狀態。
已成中共眼中釘 隨時可能被捕
已是中共當局眼中釘的方勵之，面臨隨時被捕的險境。他在自傳中寫到，「有四種走的方案。第一、二個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裡躲一下。第三個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較遠的教授家去。最後一個方案是去美國大使館，林培瑞教授說，他可以幫忙。」
但最後的局勢迫使方勵之不得躲到美國大使館裡去。方勵之寫道，「(5日)北京還是很亂，遠處還隱隱有砲聲。快午夜了，也睡不著。突然，有人敲門，匆匆進來的是美國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員。他們身著便服，神色多少顯得緊張，也許因為公務太重，也許因為戒嚴的街區太黑暗。他們壓低聲音很正式地說：『我們請你們去使館，你們是我們總統的客人，需要在使館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從此，就開始了方勵之夫婦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避難的13個月。
作長期滯留打算 等待走出僵局
他說，「按歷史上的前例，避難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們原來估計，或許我們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緝我們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們作了長期滯留使館的打算。」
方勵之1956年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加入中國核反應堆研究項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中共黨籍，下放至河北省贊皇縣勞動。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助教、講師(1961)。文革十年間多次被下放勞動。
方勵之是中國198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先驅。他在天體物理學領域的成就，長期處於國際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學真理，更是熱切地關心民族和人類的命運。他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
文革結束，1980年代初，他出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率先實行教學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報」連續五天予以報導。1985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總結改革的經驗，這個講話廣為流傳，蔚為風潮，方勵之成為青年學生間最受愛戴的導師。
他善於從基本問題入手，透徹明晰，他追問「誰養活誰？」是納稅人養活黨政幹部，還是黨政幹部養活人民？他呼籲民主只能自下而上爭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賜。為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1989年11月他與許良英、劉賓雁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1957年)歷史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因有人告密而流產，方勵之、劉賓雁和無辜的王若望受批判。同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自封為「第二代核心」的鄧小平罷黜。
1989年4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發學生運動，鄧小平即調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並造謠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策動運動的幕後「黑手」。
「六四」大屠殺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美方負責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勵之夫婦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官方即下令「通緝」。他倆在美大使館耽擱了一年多，以後通過外交談判才轉到英國劍橋大學，然後轉到美國，最後落腳於美國西南部土桑(Tucson)的亞利桑納大學。
方勵之離開祖國後，仍關心祖國的命運，關心祖國的民主、人權狀況，曾擔任過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
命運糾纏中國近代史 客死異鄉
方勵之的經歷與中國近代史糾纏在一起，他熱愛他的祖國，奉獻一生，然而六四之後卻終生不得返國，客死異鄉，所幸留下的遺稿「方勵之自傳」，將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他說：「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座標，盡自己的責任。」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總結方勵之的歷史定位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式提出了科學和民主兩大理想，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目的。100年了，這一目的還沒有充分實現。但其間出現了不少可敬可愛的人物，方勵之便是其中最傑出者之一。他可以說是「五四」理想的一個完美的結晶，因為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學家，而且也是推動了歷史進程的的一位民主領袖。
●方勵之：美國的包袱 變中共的包袱
中共對方勵之夫婦發布通輯令，人在大使館的他們，第一時間也收到訊息，「可笑之至，用非暴力方法呼籲民主、人權，何罪之有」。方勵之在1989年6月12日也寫下「準備作布魯諾、伽俐略。中國尚沒有自然科學家為民主而犧牲…有則自我們始」，表明人雖在美國大使館，卻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天下文化提供)
我們剛剛進大使館的時候，中共得意了好一陣，以為抓到了一個絕好的外交和內政的把柄，對外可以用來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對內可以用來證明學潮是美國通過方勵之發動和指揮的。而且，這個把柄似乎可供長期使用。所以，一開始中國政府就一口拒絕了美國提出的解決方案：送我們去第三國。總統布希派來的特使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當局的說法，把我們堵在使館裡，讓美國背上方勵之這個包袱。
與此同時，報紙上大量發表咒罵我們的文章。內容只有一個，不外說，在外國使館避難者就是「賣國賊」。當局的如意邏輯是，只要不斷高喊方勵之是賊、是賊、是巨賊，美國就會愈來愈感到包袱之沉重，最後背不動了，不得不乖乖地把方勵之和李淑嫻交還給中國政府治罪。
賊喊捉賊 美國公民聲援
然而，賊喊捉賊一計，只是一條國粹，到了中國之外就不一定靈了。果然，賊喊聲愈高，我們收到的美國公民來信就愈多，都是一個意思：中國政府對你們的壓制和迫害，使我們更為你們能在我們的大使館裡作客感到光榮和驕傲。美國政府是要靠這些公民的選票支持的。所以，中國當局的喊賊聲愈大，美國政府就愈是覺得這個「包袱」真值得一背。
因此，凡賊喊一遍，主人對我們照顧就更周到一遍。有一次，李淑嫻牙疼，主人感到不周。隨即專門從東京請來一位大校銜牙醫為李拔牙治牙。
紀念李大釗 賣國賊罵聲減
9月以後，「賣國賊」的罵聲開始減小，後來就不提了。一個原因是，那個月要紀念中共重要創始人李大釗的百年誕辰。紀念及宣傳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李大釗被北洋軍政府絞死的英雄歸宿。這是中共引以為榮的一樁歷史業績。然而「不幸」，1927年李大釗的這段歷史，卻極容易令人聯想到1989年的方勵之的現實。因為，李在被北洋政府處死前，曾跑進當時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北洋軍在怒斥李大釗為「賣國賊」後，闖入蘇聯大使館強行搜查，才將李捕獲。
因此，1989年的中共宣傳部，一方面要怒斥跑進美國大使館的人為賣國賊，一方面又要盛讚跑進蘇聯大使館的人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先驅。可以想見他們的尷尬。最後，不得不兩者相互抵消，即，沒有一篇紀念李大釗的文章提到他的避難，痛斥「避難即賣國」的文章也漸漸減少。謝謝李大釗，這位「賣國賊」一稱的共享人向他在天的英靈鞠一躬。
解決問題 中共三度試探
至此，方勵之開始變成中共要背的一個包袱了。1989年10月1日，中共就第一次主動地向美國政府發出信號：解決方勵之問題。
10月1日國慶期間，原上海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問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我們要做甚麼事，才能解決方勵之問題？」謝的學術身分，是一位物理學教授，一度是李淑嫻的老師，熟知我們夫婦情況。謝的政治身分，是中共中央委員。此外，謝曾留學美國，近幾年裡，每年至少去美國一次。所以，她問話的涵義是顯然的。
緊跟著，中國科學院院長在訪問美國時，也以「個人身分」向美國科學院透露，「可以解決方勵之問題」。這位院長的政治身分也是中共中央委員。
最後，是由原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出馬，向一位與尼克森總統有密切關係的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說，他願意以非正式的身分斡旋方勵之問題。
又是事不過三。中國政府估計，三次「非正式」姿態，足以令急著解決問題的美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
●方勵之自傳：兩個人卡住兩個大國
1990年6月25日接方勵之夫婦離開中國的美國專機，機組人員留給這對崇尚自由的科學家夫婦鼓勵與紀念的話語。(台北「天下文化」提供)
中國官方在電視發布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本報檔案照)
方勵之1989年在北大草地沙龍演講。(檔案照)
1989年從4月到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擠滿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群眾。(本報檔案照)
1989年從4月到6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擠滿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群眾，樹立起「民主女神像」。(本報檔案照)
那個月，將有兩位重要的「具有非正式身分」的人會見鄧小平，一是尼克森，一是季辛吉。前者答應幫助美國政府作這件正式的事，後者拒絕，不願意介入方勵之問題。
11月2日和14日，鄧小平分別會見了他的「老朋友」尼克森和季辛吉。兩次都談到方勵之問題。儘管季辛吉不願意介入這個問題，鄧小平卻還是向季辛吉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在鄧先生的促使下，季先生還是不得不介入了這個問題。
鄧小平：方勵之必須認罪
鄧小平兩次談話內容大同小異，要點有二：一、准予方勵之離開中國。二、「方勵之必須認罪」，並保證今後不再反對政府。他的目的很顯然，既想恢復中美政府之間的「老朋友」關係，又想消滅他的一個「老眼中釘」。他的策略也很顯然，把「包袱」再推給美國，要大使去敦促方勵之認罪。
11月15日，李潔明大使的確忠實地送來了鄧小平的敦促書。
中國有關部門發言人發表談話，敦促方勵之、李淑嫻盡早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我們已贏得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當前社會秩序業已恢復正常，國內局勢更加穩定。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在動亂和暴亂中犯有罪行的人向公安機關投案，得到了寬大處理。
發言人說，自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先後有幾名中國人躲進了外國駐華使館。目前除方勵之、李淑嫻二人仍躲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外，其他人均已先後離開了外國駐華機構，得到了政府的寬大處理和人民的諒解。
發言人敦促方勵之和李淑嫻迷途知返，趕快離開美國駐華使館，爭取寬大處理。
這封敦促自首書算是鄧小平對我的1989年1月6日公開信的回信，二者的字數也差不多。
中美之間有關方勵之問題的第一次正式談判，於11月18日舉行。隨後又有幾次。12月上旬，布希再度派特使史考克羅訪問北京，談判達到高潮，一時很樂觀，似乎聖誕節前就可以圓滿收場了。
但是，很快就又快冷卻變僵。因為鄧小平的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美國政府無意解除制裁，方勵之也沒有被大使敦促認罪。
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鄧小平之所以失算，是因為他一直沒有明白中國不是地球的中心。在大陸，在鄧先生的統治下，一個人是否有罪，是不經法律程序，或在法律程序之前，就可以由他說了算的。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就不通行了。
我曾建議大使在談判時問問中國當局，我們到底犯有什麼罪？以便真是要寫認罪書的話，也好知道要寫哪一條。後來大使告訴我，這個問題他問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答覆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顯然的。我們犯的是「眾所周知罪」。
可見，通緝我們的命令發出半年後，檢察院連一份起訴書也還沒有準備好。一個多月後，那位副部長向大使宣讀了一份有關方勵之和李淑嫻的罪行「事實」的材料，樣子像起訴書，但又不是，因為無頭無尾，沒有關於方和李觸犯哪條哪款法律的論證和結論。而且，只准大使當場聽，不敢將書寫副本作為一份備忘錄交給大使。可見，副部長對這份材料的質量，也是不放心的，不敢作為外交文件讓大使轉交我們。憑記憶，大使告訴我們，副部長大概念了14條「罪狀」。
14條「罪狀」 不敢見諸文件
那位副部長算有一點自知之明，幸虧沒有把「14點」作為一份外交文件。不妨舉其中兩個例子，說明它的質量。「十四條」說，李淑嫻的「罪行」之一是「她於1989年4月18日向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發指示」。但是，根據官方自己的「人民日報」，學自聯是在1989年4月19日才成立的。所以，這種罪行等價於今天殺了一個明天誕生的人。
「14點」又說，方勵之的一個罪行是他操縱在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人進行反革命意識型態宣傳。而按「人民日報」，該沙龍的主要兩個演講人是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德夫婦(Winston Lord)。所以，推論是方勵之犯有操縱美國大使夫婦罪。這是美國罪，還是中國罪？
針對這些，我們寫了一個「對『14點』的答覆」，其中有15點。第15點是：「方勵之表示」，樂於就上述14個問題作公開的(如報紙、電視)作證和答覆。
很可惜，像1988年的「外國存款誹謗案」一樣，當局並不願意在公開法庭上作證和答覆。談判就此拖延下來。
2月是春節，3月也匆匆過去。4月開春以後，當局再次進行試探。他們的新策略是：希望美國不要因為兩個人的避難而影響兩個大國的合作關係，希望把方勵之問題暫時掛起來。在那之前，我就曾給一位美國有名的電視新聞廣播員寫過信，「我現在可是正好處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了」。如果被掛在兩個超級政府之間，就更有「趣」了。
然而，美國國會的關心，使中國人權問題掛不起來。此路還是不通。
幾次碰壁之後，中國當局又轉回到所謂認罪上。大大降低了要求。14條不再提了，只要求方勵之寫一個陳述，行文中含有「我認罪」(I confess)。早在1989年11月首次提出時，我就寫了一個簡短的書面陳述。後來又改動過幾次。但各種版本中都沒有「我認罪」三個字。
中共決收場 專機送走罪犯
4、5月間，中共最高層領導發動了一次宣傳攻勢，凡在他們接待傳播媒介時，總要提到方勵之只要認罪，就可以讓他出國。這個攻勢，有些效果，我的一些國外朋友開始建議我接受這個條件，寫一句謊言「我認罪」，然後出來做事，是值得的。有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有一種文化，只要在寫「我認罪」時把中指和食指交叉起來，上帝就會原諒你的這句假話。羅馬的朋友則來信說，在強權之下寫「我認罪」並不是過錯，連伽利略這樣的大物理學家都寫過，你還有什麼好顧慮的？有人還附來當年伽利略寫的「認罪書」，以供參考。性急的朋友乾脆寄來人們代我起草的「認罪陳述」，我一共收到過三份這種代寫的認罪草稿。
如果事態拖延下去，說不定我會接受其中的一份草稿。
但是，中共終於沒有拖過我，在我還沒有決定採用哪一份草稿的時候，中共就決定收場了。
收場一共用了十天。
6月16日，星期六，中美再次談判。中國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不再是寫認罪書，而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出國治病書，即行文中必須含有lenient(按為：寬大、仁慈)一字。並要保證不參與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出國治病我們接受，但請求寬恕書是絕不寫的。我們可以承諾不參與反對中國的活動，但拒絕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
最後談判 一共用了十天
6月17日，星期日，大使再告，中方不再堅持「請求寬恕」，也不再提「保證不反對中國政府」。改用「人道」出國。此外，要求第一站不去美國，最好去一個孤立的小島。
「人道」一詞我們接受。至於第一站去小島，我們也接受，我們選定的小島是英格蘭。
6月18日，星期一，寫我的陳述。
6月19日，星期二，中美再談。外交部再次要求我的陳述中應有「認錯」(不是認罪)字樣。
我們拒絕。
6月20日，星期三，中美再談。中國當局不再要求「認錯」字樣。談判至此達到成功。雙方在國賓館祝酒致意。
祝酒前。中國當局又提了一個新要求：李淑嫻也要在陳述上簽字。
李淑嫻決定接受一半。
6月21日，星期四，準備最終文本。全文如下。
1.我反對「中國憲法」序言中含有的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它的作用是維持「階級鬥爭」的政治體制。
我注意到了，上述的政治主張是違反憲法序言的。
2.為了探視海外親友以及得到必要的醫務治療，特此申請出國旅行。望中國政府予以人道的考慮。
3.出國的目的將集中於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
我們將欣賞和歡迎一切符合於中國社會進步利益的活動，並拒絕參與一切相反的，即旨在反對中國的活動。
1990年6月22日北京我和李淑嫻簽了字。注意，其中第一條中用單數的「我」，第二條無人稱，第三條中用多數的「我們」，即表示李淑嫻只簽了第二、三條。
6月22日，星期五，中美再談。主題是我們離境的技術安排。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大使又來，給我們照相，為辦護照用。同時，也在辦理英國簽證。
6月24日，星期日，整理行裝。
晚，在大使的房間開始告別酒會。仍然保密。除我和李之外，只有六個人參加。
當天下午，全國各地黨委向黨員傳達中共中央下發的緊急文件，「方勵之夫婦將出國治病」。
告別中國 世界是荒誕的
6月25日，星期一，夏至剛過，天早就亮了。上午8時，成百警察和便衣開始在大使館周圍聚集，戒備森嚴。
10時30分，我們走出官邸大樓。大使陪同我們乘那輛一年前送我們進來的車，從正門駛出官邸，去機場。
我們所經的路上，一律戒嚴，一切車輛不准行駛。我們的車前，有一輛公安警車開路，車號是GA11-0001，即第一號警車，車後也尾隨兩輛「保護」。一路戒嚴的警察一看到0001車開路，就知道後面一定有個「角色」。於是，他們不自覺地就敬起禮來。
11：05，到達南苑軍用機場。美軍專機已經到了。
11：30，一位中國公安官員，由另兩位公安官員一左一右保護著，把兩本中國護照交給我們。那位被保護的官員，臉上出滿了汗，可能因為他感到這兩本護照是太重了。
12：40分，飛機一切就緒，登機，滑行，起飛。
就這樣，中國政府讓一架美國軍用專機送走了兩個中國人，兩名最大的被通緝的「罪犯」。
荒誕？
世界本來就是荒誕的。
——转自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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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3 04:05 PM PDT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耻在“文革”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若干年后，他从与刘同屋者的追述中得知，当晚，刘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默不做声，在他的煎熬声中睡去。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自杀，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文革”结束后，邵燕详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同样，他也关注到，“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1986年出版第一个（杂文）集子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这与社会人心的浮动变化有关，”作家章诒和说，后来现实带给他的冲击力让他有更深地触动，需要及时地表达。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交待儿女不要从事文字工作 人物周刊：王学泰先生说，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受挫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族性格的不成熟。而您让他感动的是，除了诗人的真诚，还有人格的成熟。 邵燕祥：人格成不成熟，我觉得难说。对于一个人人格的评价最好是盖棺论定。很多人没到盖棺时候，便有很多的变化。当然，成熟的人格不会有180度、360度的变化。我倒是经常听到别人反映，说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有时，我自己也这么看。（笑） 很年轻时，我进入了政治。在中国这样前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我的确显得过分天真，一个人本性的天真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真，使得我多少能写出几首真诚的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诚实。章学诚说过，修辞立其诚。写文章如果没有一个“诚”字，终究是站不住的。
经过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年代，我留下的文字，不管是诗歌或是文章，更不用说检讨交代，很多都是不诚实的。但这里有区别，有的自己以为是诚实，但实际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真理。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有主观，不能简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全都自己承担起来。
人物周刊：您曾在您的诗歌研讨会上，提倡“言为心声”，现在读诗是否真能教化人心？ 邵燕祥：在后现代诗之前，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诗歌主要的作用在于审美。诗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示人在生活当中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自然、社会。好的、有创造性的诗，特别是富有想象力的诗，能让人更加细致地体验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心世界。 你居然看到我在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你可能记得，我在那里说，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而在毛时代，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革命功利主义”使那时最流行的诗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政治鼓动。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书“别了”似乎颇具深意。 邵燕祥：就是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嘛！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可现在有人还在呼唤他回来。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本书后，觉得这个标题过了。他说你才写到1958年。我说对的，我是“文革”以后才彻底告别。 还有朋友让我从1959年接着写下去，为什么只写到1958年？我本来想取书名《流水十三章》——从1945年抗战胜利，我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再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沁园春・雪》，然后在国共两党中做了选择，绝无二心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到1958年走向劳改农场共13年。开始我并没预计写到1958年为止，但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主要不是写我的经历。写我的同时，也写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以及我到现在为止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充满了反省意识。您认为，反省是自我的需要、诗人的需要，还是人上年纪后，回忆与思考的必然？ 邵燕祥：是作为从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的需要。比如反右，由于长时间的遮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遇到一位女士，今年五十多岁，已分不清干校、“文革”、反右。我们脑子里对哪年发生哪一件事清清楚楚，既然这样，需要留下历史的证词。我在《别了，毛泽东》中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我不企图做宏观的东西，也不占有那么多材料。一个人的角度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心路跟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是相似的，相通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是困兽犹斗。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如说一生也有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至少体谅我，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我写的东西。（笑）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不要学我，不要从事文字工作。胡风就嘱咐过他的儿孙不要学文。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女重复我的路。他们学工学医，可以有效地服务社会——这也是我的一点私心吧。 人物周刊：您怎样看今天的文坛？ 邵燕祥：早在1984年底，我就辞去《诗刊》副主编职务。从那时起，我不太关心诗歌界的事情，更别说整个文坛了。 鲁迅曾讲什么是“诗歌之敌”，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诗歌之敌和文学之敌，一是官场化，另一个是过度市场化。这两者从根本上妨碍了我们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自由创作的精神，它们都是枷锁。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在晚年，文章的批判更接近五四时期的感觉？ 邵燕祥：这也是我对自己局限性的认识。因为我的教养基本上就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新思想和三四十年代学校教育打下的基础，而且在我身上打得比较牢固。1949年以后革命化了，中国文化教育走了大弯路。到80年代，等于重新启蒙，抛弃一些东西，包括抛弃“新华体”的党八股，我基本上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常识——对于人生的常识，对于社会的常识。我认为这是“文革”以后的初步启蒙。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好人总比坏人多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重回当初，您会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邵燕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1979年写过一首诗，《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觉得，“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吧。可问题在于，如果回到当初，我所遇到的是不是还是当时遇到的那些人？如果是，那我还是会走那条路。 人物周刊：您在《审诗》一文中说过：“我是从接触个别的共产党人而接近党的，他们都是优秀的、无私的、通情达理的人，使人感到温暖、乐于亲近。假如我当时碰到的共产党员竟是这个‘文革’小组里的人物，我还会跟着共产党走吗？” 邵燕祥：我所指是原单位在“文革”初期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现在看来，我还有纠缠于人的政治历史的左派顽症，我因他们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处于整我的地位而不满（好像只要是“根红苗正”的整我就是应该的了）。他们在内战中都曾在国民党军警中干过，但两个人据说出身于下中农或城市贫民，入伍后很快提高觉悟，又很快加入共产党，从此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 我在《审诗》里回顾了我挨批斗时的不服气：就是这样的人坐在主席台上，揭露我祈祷蒋介石返回大陆！——当我在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摆“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资格”吧？ 不过，我说我谅解他们，甚至可怜他们：他们必得苦心孤诣地处处显得比别人更革命，才能让人忘掉他们之所从来，不然他们是很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跻于“文革领导小组”了。这也是我真心的话。 人物周刊：以往经历中，您对人心有没有过失望？ 邵燕祥：没有。我喜欢说一句话，毕竟“好人总比坏人多”。比如以前，我们单位开批斗会，在批我前，有年轻人跟我打招呼，这次要让他发言，没办法。我说没关系，他说怎么发呀？我说你照我检讨的口径发就行，厉害点都没关系。 当时，运动矛头指向右派，要“孤立与打击右派”。除了左派以外，大量中间派也都知道，斗完了右派就是斗他们，这是杀鸡吓猴，因为很难要求每个人每时每刻跟右派划清界限。那时候，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心里反倒踏实，劳改，成为专政对象，顶多就是枪毙。而没戴帽子的，心就一直悬着，你说他们怎么能对我们没有同情？除非没有良心想借此往上爬。 我在劳改农场遇到的农工、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恶人，或够不上恶人而只是私心杂念特别重的人在他们中间，也招大家讨厌。很多人有良知，有同情心，不加码，不赶尽杀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不能要求每个人在恶政与暴政之下都仗义执言、见义勇为，那不可能。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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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3 06:45 PM PDT
不少香港人反對捐款給雅安地震，背後是不滿專制的擴張，及由此產生的愚蠢與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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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倘若李子誦看到香港《文匯報》四月二十六日的評論文章，他會做何感？正是在他擔任這家報紙的社長時，該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二十四年後，該報的評論文章宣稱： 「反對派以內地善款缺乏監督為由發起所謂『抗捐運動』，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其本質是將賑災政治化，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這其實是『反國教』的延續，目的在於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
文章針對的是香港社會的新情緒。剛剛發生的雅安地震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與民間捐助了一百億港幣，而這一次人們則發起了「抗捐行動」，反對民間與政府的任何捐助行為。
很多因素造就了這五年來的變化。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官方機構的信任破產。香港人發現，他們的捐助被紅十字會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所濫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華車與公款吃喝，援建的學校則不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還因地產項目被拆毀。其次，它與中國再度擴張的專制制度有關，經由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成功和隨後的西方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變得更為傲慢，它加緊了社會控制、打擊異議分子、卻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危機毫無作為，它還把這「維穩」的思維與形式引入了香港，讓早前它作為中國復興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輸血者」的姿態出現，開放「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未料到卻引發了新的衝突，內地人反而變成了香港資源的掠奪者，「蝗蟲論」不脛而走，一些香港人不僅厭惡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對「中國人」也表現出某種反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是這制度的犧牲品、也是支持者。緊接著，在政治改革與特首選舉上，北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干涉姿態，人們發現，香港不僅沒扮演未來中國的引領者的角色，反而有「內地化」的趨勢。
面對這新變化，《文匯報》的評論表現出的態度是，它不準備理解這一切，而準備把它置於新的「敵我矛盾」中，香港的「顛覆性」再度突顯出來。
從「痛心疾首」到「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的論調，從李子誦到此刻的社長總編輯，《文匯報》的變化再好不過的折射出這個政權的變化。在八十年代，不僅李子誦，還有許家屯、金堯如、李菊生等人物，他們或為北京派來的官員、或為本地左派機構的領導人，他們仍以一種開明的態度面對香港事務。這與中國內部的失敗有關，在經歷了無窮的運動與鬥爭之後，這一代共產黨員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錯了，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差距有關，比起中國大陸的貧窮與落後，香港繁榮而先進，有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也與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大多是在一種民國式的理想主義環境中度過少年與青春，但即使被政治運動摧殘，他們還保有個人特質。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跑馬地的新華社變成了西環的中聯辦，北京成了世界新強權的中心，《文匯報》與《大公報》依舊出版，一切風格卻變化了。天安門事件清除了共產黨黨內殘留的開明派，在中國經濟崛起時，一股嚴重的政治退化則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除去眼前的權力與利益，新一代的官員們什麼都不在乎。新獲得的財富滋生了權力的膨脹，也鼓舞了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新貴們在一個文化匱乏、充滿無謂鬥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要說中國情懷、理想主義，就連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為了獲取更大的資源，他們也傾向於誇大問題，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多資源。
或許，我們也不應誇大李子誦等人的理想性與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態度的轉變，不過反映出這個組織本質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實用主義的，當它處於弱勢時，它要「統戰」你，當它強大時（哪怕暫時），它就要藐視你、踐踏你。
它的愚蠢也從不是來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與封閉，它也可能隨時因需要而放低姿態。香港的抗爭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長。■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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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 Posted: 02 May 2013 12:05 PM PDT
《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原文网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press/freedom-press-2013
【自由之家发布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中国加强网络管制新闻仍不自由】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国排名末段，是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此外，香港因政治压力增加，也由新闻自由地区降格为部分自由地区。“自由之家”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范围的新闻自由度均有所下降。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报告从媒体运作的合法环境、政治因素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以及新闻内容及发布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三方面对197个国家及地区进行评分，随后计算出总分，分数越小，新闻自由度越高。 根据报告，共有63个国家地区属于新闻自由，部分自由的为70个，而包括中国在内的64个国家地区则属于新闻不自由。其中，挪威与瑞典的新闻自由度排名并列第一，比利时、芬兰及新西兰则紧随其后。而朝鲜及土库曼斯坦均以96分排名最末。不过，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政国家，新闻自由度都呈现10年来的新低。 中国以83分排名第179，是全球最大的新闻不自由国家，更被近年改革迅速的缅甸以72分超越。报告指，在2012年11月中共领导层过渡时期，对平面媒体的限制加大，有些记者因触犯审查规则，遭到遣散或调职。同时在过去两个月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 对此，前河北电视台记者朱欣欣周四告诉记者，中国的新闻自由受限主要是由于专制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这些年一直是排在倒数后面的几位，和它的政治制度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它的专制制度就要垄断一切，尤其是要垄断信息的传播，大家都知道，这种专制的政权，它就认为社会权力就要高度的集中，对一切都要加以控制，唯我独尊，唯我正确。这个体制完全是为了少数的特权阶层服务的，所以他特别惧怕真实的、自由的信息传播。” 朱欣欣又表示，尽管官方一直在加强对网络的控制，但由于互联网发展迅速，官方已经有些无能为力。 报告同时指，中国的亮点在于民众使用微博或其它网络工具，取得及分享未经审查的资讯、特别是有关突发事件的资讯方面，已有改善。报告认为，对媒体工作者和公民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比2011年减少，2012年出现的民众抗议和网络联结行动，引起新闻话题，迫使政府妥协。因此中国新闻自由的评分从去年的85分，小幅上升了2分。 不过，网名“秀才江湖”的浙江网友吴斌周四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目前微博的自由度每况愈下。 “禁言越来越多，以前可以说的话，今年就不能说了，就成为敏感词了。我现在觉得中国的新闻审查、言论自由是一年不如一年，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微博上封号，尸横遍野，现在已经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时期，封杀得特别厉害。以我而言，以前我是腾迅微博上有38万粉丝的加V用户，现在我就是‘转世党’了，重新注册新的微博，以前有些微博发出来都可以通过，现在发出来就被屏蔽。现在表达观点、揭露黑暗越来越艰难了。” 而香港由于政治压力的增加，从新闻自由地区降为拥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地区，分数为35分。台湾由于延迟一家电视台的申请执照，评分也比去年退步了一分，为26分，但仍属新闻自由地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中国新闻受制严重 香港降至“ 部分自由”】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周三（5月1日）公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指过去一年，中国的媒体环境受限制程度，仍非常严重，再次将中国列为“不自由”国家。而香港更因北京对媒体影响增加，新闻自由度被从“自由”降为“部分自由”。(RFA潘加晴/维灵报道) 报告指出，在去年18大召开之前，许多异见人士、活动分子和宗教人士被骚扰、拘禁或者在监狱中长期关押。北京市民的自由活动和言论自由也受到压制。 根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数据，在近四千个由于人权活动被随意关押的案件中，没有法律依据的占86%。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发表的公布中国高官财産的报道也在中国国内被屏蔽。 报告说，中国新当选的领导人中大多数都依靠走强硬路线建立其政治生涯，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改革的期望受到打击。为显示新领导人不太可能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潮流，就在习近平上台后的两个多月中，当局加强了网络审查和监控措施。 报告还特别提到，四川和甘肃的藏人地区，因频发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政府事件，所以通讯网络多次遭完全遭切断。中国当局用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来应对各种抗议事件，并封锁当地的讯息。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仍然受严厉限制，外国记者遭受骚扰和暴力对待的案例时有发生。 而香港和台湾去年都出现新闻自由倒退现象，香港由于政治压力的增加，北京对区内媒体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新闻自由地区降为拥有部分新闻自由的地区。台湾的新闻自由虽略有下降，但仍列入完全自由地区。 自由之家表示，在2012年期间，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3个国家被列入自由地区，占32%；有70个列入部分自由，占36%；另有64个列入不自由地区，其中，新闻自由度最差的国家是朝鲜、古巴、伊朗、厄利垂亚和土库曼等国。 另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在过去一年显著恶化，再次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美方有关方面应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利用宗教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她又说，建议美方好好读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不久前发表的《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多反省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对别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自由之家"：大陆新闻不自由，香港部分自由】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周三公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报告指出，香港新闻自由已从"完全自由"地区变成了"部份自由"地区，并同时肯定了中国公民力量的崛起。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发布年度报告。评比内容包括法治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三大项。点数愈低表示愈自由。中国大陆为83点，属于"不自由"；香港为35点，属于"部份自由"；台湾为26点，属于"完全自由"。 中国"政治环境"进步2分 中国今年的总点数为83点，比去年的85点略为进步，主要是因为"政治环境"得分进步2点。 报告说，中国仍有全世界最繁复的新闻审查机制，但民众使用微博或其它网络工具，比以前有较好的机会取得、分享未经审查的资讯，特别是突发事件。报告举出几项正面发展，例如对媒体工作者及社群媒体人士的暴力攻击事件比前年减少；民众经由抗议和网络广传理念，造成新闻话题，迫使政府妥协。 报告指出，公民意识不仅存在于著名的异见人士心目中，大批普通公民也逐渐了解维权的意义并加入维权行列，因此公众抗议、网上号召等行动都取得一些成果。贪官下台、不得人心的工业项目叫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出逃等都是正面发展。 中国政府没有放松对新闻之管制 但是，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对网络的管制及监控，这意味着政治改革遭遇挫折；大多数的新领导人凭借强硬路线建立其政治生涯，因此外界很难寄望他们推动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中国政府继续强迫推销官定议题，并强化对娱乐节目、社交媒体和网上影片等限制；中国公民在网络上散播讯息依然有风险，有些人因此遭到骚扰、拘留或关押。 报告说，去年11月，党的「18大」期间，公民权利呼声高涨，一些政治丑闻使高层权力斗争和腐败因此曝光；但同一时期，官方对平面媒体的限制更加紧缩，有些记者因为触犯审查规则而遭到免职、降级。 18大前，数十位异见者、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被骚扰、拘捕、判刑。 报告评比出全球47个最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或地区，包括西藏。报告说，西藏一再遭到通讯屏蔽，有关官员贪腐、警察暴行、公共健康安全受威胁等信息不易传播。 报告说，一年来，缅甸媒体的处境获得大幅改善，这个国家在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的进步超过了中国。 香港近9成记者觉得新闻自由遭侵蚀 有关香港报告称，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媒体依然活跃，且继续批评特区政府，也继续较小程度的批评中央政府，但是"政治与经济压力已经压缩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导致新闻自由度下降。 报告具体指出几方面，一是政府紧缩了记者取得信息之渠道；二是香港出现一些以暴力及其他方式攻击记者、网站、媒体等事件。报告指出，北京伸手进入香港的内部政治，且努力影响香港媒体，尤其特首选举时，这种现象格外明显。根据新闻自由团体的报告，中联办的官员当时与报纸的发行人、老板、甚至编辑人员联系，希望他们按照中联办的意思发表文章，例如捧某人、贬某人等等。联系方式包括打电话、当面拜访等。 报告指出，针对香港记者协会（HKJA）成员所做的研究显示，87%的受访者认为，在前任特首曾荫权的7年任期内，香港的新闻自由遭到侵蚀。报告指出，自由之家的评比可以看出这项事实。 2005年，香港为29点，属于完全自由；到2012年已退步至33点，跌入部份自由之列；2013年更退步至35点。 有关台湾，报告认为台湾媒体环境是亚洲最自由的地区之一，媒体健全、多元，可以充分探讨政策并针贬时政；但是台湾政治两极化，媒体若干自我审查的现象，以及中国对台湾的间接影响，限制了主流媒体意见的多元化。台湾去年为25点，今年为26点。 【报告：世界新闻自由下降 中俄严密控制媒体】
VOA 05.02.2013
设在美国的一个主要人权组织说，生活在新闻自由社会的人数下降至10多年来的最低点。
“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整体的新闻自由度的下降，是由于在饱受战争蹂躏的西非国家马里对新媒体的严厉限制，以及希腊和部分拉美国家出台的新规定。 这份2013年度新闻自由报告说，分析人士继续看到全球的专制政府“加大力度”给公开政治对话设置“束缚”。报告说，这些压制措施是专制国家强烈抵制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国家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反政府抗议。 自由之家的报告还说，使用“非传统的”社交媒体工具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微博，社交网站和手机。报告说，在政治动荡期间，专制政府使用的压制手段包括监禁博主，封锁网上内容和短信服务等。 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维持对媒体的严密控制，包括监禁批评人士，以及强迫关闭网站。 报告列举了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差的8个国家，他们是白俄罗斯，古巴，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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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3 11:26 AM PDT 
雅安地震是不是人祸？是不是三峡大坝对四川地质构造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篇短评所能说清楚的。就算将这次地震看作纯粹自然灾祸，但它触发的延伸效应比天灾本身更令人震惊和发人深思。
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曾经牵动着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心，世界各国的民众与政府都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但汶川地震却把和谐盛世的虚假舞台布景震塌了，多少无辜的生命被埋在豆腐渣房舍的瓦砾下面，这使人们的视线引向纵深，为什么一场天灾就把遮掩得严严实实的人祸暴露无遗？中国人哪怕躲不过天灾，却总应该杜绝如此惨绝人寰的人祸吧？但这种思路马上就撞到专制政治的铁闸，这个政权不允许有任何体制外的力量来追究真相和厘清责任，所有不受共产党控制的民间组织和独立人士，都是专制主义潜在敌人，这些人比起天灾本身的危害性更大，所以谭作人、冉云飞、艾未未先后被捕。 应该承认，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普通民众有着很深的恐惧感。监督权力、监督政府原来触犯了超级的政治禁忌，既然此路不通，大家只好沉默和忍耐。然而，那种极权体制有着无从避免又无法治愈的恶性肿瘤，那就是党垄断了一切，滥用权力到极致之后，不受监管的腐败就像扩散的癌细胞，使得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溃烂发臭。红十字会"郭美美炫富风波"，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癌病灶切片，她折射出来的却是整个体制的绝症。 红十字会号称社会团体，那么老百姓议论、批评和唾弃郭美美，总不是政治禁忌了吧？于是"郭美美效应"一直在发酵，直到这次雅安地震，可以说是总爆发。内地民众不但对红十字会"抗捐"，一日之间，网民在红会的官方微博上发了十多万条："滚！"和"捐你妹！"无独有偶，香港和台湾民众这次也不再慷慨解囊，特别是香港市民发起"一毫也不捐"的抗捐运动，还形成了一股社会风潮，也因为大多数直选议员的反对，香港立法会未予批准特区政府的一亿港元赈灾捐款。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次两岸三地齐齐抗捐，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不仅仅是戳破了官办红十字会这个权力毒瘤，而是使得"多难兴邦"和越是天灾越爱国的老把戏完全破产。中共当局一贯把白事当红事来做，每逢灾难反而成了政府为自己立功德碑的机会，让灾民没完没了地感谢党和国家；同时向人民示范如何去表演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另一方面，天灾和赈灾又给贪官提供了更快捷的敛财途径。谁不知道，五年前汶川地震滚滚而来的慈善捐款养肥了多少贪官。眼前就有一个活标本，就是郭美美。而她恰好是权力关系与财富链条的一个结合点。 看看香港立法会直选议员和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关于雅安赈灾的辩论，很有启迪意义。立法会议员说，不是拒绝捐款，而是要求监督和公开这笔善款的用途和开支细则。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既然是捐出的善款，没有道理要监督人家怎么用。听上去有几分道理，但问题是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慈善团体和善款是公开透明的，进出开支的细则是要公布的，香港可以做到，内地为什么做不到？这就是涉及讨论的实质了。事实上这在大陆就是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 去年北京雨灾，北京市民已经开始集体"抗捐"了。有一位人士宣布他愿意捐出500万给红十字会，前提是红会要公布它的账目。这个提议被红十字会严词拒绝，宁愿不要500万，也不能泄露它的账目。这是为什么。难道红十字会的账目也像中国的土壤污染一样，是"国家机密"吗？ 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如果像香港立法会议员所坚持的那样，要对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都向人民公开的话，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了，尤其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千万别以为，经过这次两岸三地的"抗捐"，北京当局就会痛下决心改革红十字会，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区区红十字会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专制政体的根本。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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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3 11:09 AM PDT 
来信已经拜读。你在信里所说你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也正是二十多年来盘踞于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为我所苦苦思索者。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安身立命。限于时间，今天我只谈谈第一个问题，与你交换意见，相互切磋。
你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徒子徒孙们都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真的是吗？我读马恩的书不多，但我理解马恩主张人性解放，思想自由，民主平等，似乎没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发明者是列宁，此点我未考证过。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和自由并未彻底解放，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和自由更是充满压迫。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在华人餐馆打工对此颇有感触。”
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最初四十年（1949-1989），我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学习它的，其心态接近于宗教徒之对经书，从未怀疑，想的只是怎样弄通它，以武装自己的头脑。六四之后，开始反思，前十多年间，迷迷糊糊，虔诚是早就没有了，但其中的问题，也并没有琢磨透彻。后来，系统研究了揭露中国现实阴暗面的大量资料，对比《共产党宣言》，终于得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
我觉得：评价马克思主义要抓住主要的。我同你一样，马恩原著读得很少，没有资格系统分析，但是主要的东西——《共产党宣言》我却是反复研读过的。我读它，包括细读、粗读，应该不下二十遍。为什么我认为它是马恩的代表作？一、它不是一般的文章，它是“宣言”，而且是共产党的“宣言”，是一群人的集体意志，其思想分量是马恩的其他任何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必须被看做马恩思想的精华所在；二、马恩只是在这部著作中贡献了新的思想，它就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你所说的“人性解放，思想自由，民主平等”等，都不是他们的首创，不是他们的“主张”，那是“文艺复兴”（暂用此词）以来几百年早已流行于欧美大陆的思潮，马恩只是接着宣传宣传而已，他们关注的重点，从来不在这里；三、一个半世纪以来，冲击世界最大的，影响人类最深刻地变化的，是这部著作，而不是其他著作。因此，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功过是非，应当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的内容，有正确的东西，例如它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进步作用是肯定的，但是基本方面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而且要用“暴力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干什么呢？搞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是一个国家如此，而是全世界都要这样，要“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以上引文都是马恩的原话）。马恩的其他著作，包括《资本论》，应当都是围绕这个主题，为了论证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而写作的。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是列宁发明的，而正是马恩的贡献；列宁不过是实践了这个主张，而且把它推向绝对化，使之更加荒谬绝伦。
我引证他们的三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 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479～480页]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 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21页]
可见，这个学说正是马恩提出的，是他们发明的，而且反复地论证过。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此前的《共产党宣言》里，虽然没有出现，但是其基本思想，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完整地清楚地作了表达。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共产党宣言》立论的理论基础。毛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即据此而来。但却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不能把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矛盾看成阶级矛盾，那是管理者同被管理者、即官与民的矛盾，贯彻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和谐的，社会因此才得以发展。此二者的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崩溃者，时间都比较短暂，斗争的结果是社会运行恢复正常，在此基础上，社会才得以继续前进。推动社会前进的，是工具的改良，而改良来自于发明创造。阶级斗争曾经无法避免，但社会之能够发展显然不是它促进的。
从“阶级斗争”出发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害人至深。马恩所谓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就是在现制度下生活的整个人类社会！反对“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就是反整个人类吗？何其狂妄而愚蠢！反人类，当然并不光彩，很早更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种严重的罪行，是第一大罪，凡犯“反人类”罪“者，莫不全球共诛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天所以一蹶不振，全是“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害的。
用暴力？人类社会的演进，基本上是渐变，不是突变而来的。从中国历史看，每次改朝换代，对民众都是大灾大难，死于非命者，往往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有什么值得提倡的？当然，统治者死不悔改，顽抗到底，民众不得已，只有群起而攻之，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提倡“到处都”这样搞，搞得天下大乱，受害的最终还不都是普通的民众？
“两个决裂”，我们倒是确实搞了几十年，而且达到了“最彻底地决裂”的程度。结果呢？没有一个不是倒退回去。就所有制的决裂来说，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仅倒了回去，而且比解放初期，大了更不知多少倍！就观念决裂而言，例如，“旧思想”的泛滥今天是空前的，作为人类文明之基础的宗教今天也更为发达了，连民国时代都不曾搞过的“祭孔”，当朝的衮衮诸公不是也热衷得很吗？到处办“孔子学院”。抽刀断水，水能断得了吗？搞“两个决裂”根本就是荒谬！
什么“共产主义天堂”！凡搞“共产主义”的，没有一处不是地狱。朝鲜是天堂吗？“红色高棉”搞的是天堂吗？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被贪官污吏直接欺压的，被夺去了土地、被强拆了住家的，有谁是生活在天堂？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连遇事不表态、不说话也不行，这叫“天堂”？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马克思旧居的参观纪念簿上，有人用中文写道：“老马啊，你可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在那些除中、朝、古等外，共产党政权已被改变了的众多国家，包括原苏联，有谁还敢于主张走回头路，重搞“无产阶级专政”？
你说：“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和自由并未彻底解放，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和自由更是充满压迫。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曾在华人餐馆打工，对此颇有感触。”我完全相信。但是，比较而言，我相信还是人家好。不然，人们为什么会老是想出国拿绿卡，贪官污吏刮完地皮，怎么也老想着将财富转移到国外？我在欧洲旅游过，光是那里的天空、空气、水、植被，我就羡慕不已，恨不得自己也成个外国人。
为了用共产主义统一全人类，马恩倡导“工人没有祖国 ”。这既为卖国、又为侵略提供了根据。前者，例如，当苏联因中东铁路问题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党站起来“保卫苏联”，这与“汉奸”有何区别；后者，例如，德（东德）、匈、波、捷民众闹事，苏联公然理直气壮地出兵镇压，以“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这难道还不是“侵略有理”！这类荒谬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见的还少吗？它们害人之深，怎么说，都不过分。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再过三十多年，就满两个世纪了。长期的实践，证明了它的主张的根本错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向，是越来越民主、越自由，越来经济发展越市场化、越自由，思想越来越解放、越自由。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确是一股逆流，一股强大的逆流，严重危害着人类社会。共产主义所到之处，没有不乱的。这是事实。我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忠心耿耿地奋斗了四十年（1949-1989），此后不久我就离休了。承认这一点，等于否定我自己的一生。没有痛切地认识，我焉会如此！
我在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先后曾经写过两段笔记，附带发你看看。前一篇，未曾示人；后一篇，在网上发表过。从中可以看出我思想演变的大致轨迹。
以上，欢迎你的批评与指教。（201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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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未名湖畔的痛哭――读林昭1958年5月4日给妹妹的信 Posted: 01 May 2013 09:22 PM PDT
【感谢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为我去胡佛档案馆抄录的林昭档案】
1958年5月4日，林昭还在北大，在给妹妹的回信时，她说，将近5月，未免又有些善感，心绪不宁，懒于执笔。"今天是五四，又是60周年校庆，我只好一清早就躲了出来，这次校庆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原计划邀请世界各著名大学来参加，可是这一年来，又反这又反那，'烈火'熊熊至今未息，结果是草率得十分不像样。"她感触更深的是――"五四精神今何在，但见童颜尽白头，以北大文坛来说，年来凋落殆尽。""去年此时《红楼》的工作人员和基本作者大部分都出了问题。今天偶然又知道第一期上"小丫头"的作者亦入了派，我原以为她还是仅存的硕果之一呢"，就连《遥寄东海》（载《红楼》1957年7月1日）的作者之一张炯也犯了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双反中受到批判，但未戴帽子而已。"另一作者谢冕批判揭发了他好多材料，并说过去未早揭发，一是顾惜十年友谊，一是怕他（张）党籍成问题，可以想见情况之严重了，然而十年友谊毕竟是没用的，抵不上党性、组织性"，北大中文系的油印小报以此为头条新闻，她看后只觉得无话可说――"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我又什么话说的？"张炯、谢冕都是她熟悉的中文系同学，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反右运动发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她跟妹妹在私信中继续说，近来北大全校被火"烧"最烈的都是一些颇有真才实学、颇有名声，而性格与世俗难合的老教授们，她所在的中文系又是重点。最初见校刊上报道批判王瑶，她还不觉得怎么，因为平日里不算很熟。后来"烧"到吴组湘（她曾把吴讲《红楼梦》的笔记给妹妹看过），她就很动心，"想去看看他，又不敢，因为他是预备党员，不过入党两年未转正，这次大约保不住了"。不久，火又"烧"到了她的恩师游国恩，"那天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我独自在屋里，看了校刊，气得失声痛哭，这些时间以来，我很少流泪，因为哭不出，这次却痛愤难禁，气满心头，凭什么把这些学者这样糟蹋，知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望六的人了……可是我仍无话可说。"
即便在大难临头的1957年下半年，她心底仍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无情的现实再次粉碎了她了良善的梦想，她在未名湖畔的失声痛哭不只是为由衷的欣赏她的恩师游国恩，更是因残酷、荒谬的现实使她"目击心伤，五内欲裂"。
然而，此时的林昭还比较单纯，对"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仍很关注，信中不只提到――"今年五一很特殊，毛主席第一次不在北京过节，这不免要引起一些猜疑和议论，人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不说而已。"而且她还留意到毛不久前在成都的一个报告，有"思想解放"等说法，尽管大部分是谈经济建设问题。显然，与千千万万"右派"一样，她也没有看清糟踏知识分子的祸首就是毛，所谓"思想解放"也只是要人们完全的降服，全然放弃独立思考罢了。她并没有读懂，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对于她个人的命运，在1958年5月4日，她还没有往太坏处去想，至少未名湖畔依然有她容身之处，她还可以正常的生活、思考和观察。多年后，他在提篮桥监狱想起未名湖的岁月，仍充满依恋和追念――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1966年12月14―15日《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她曾在"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中纠结、挣扎过，她曾在《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的公开信上签名，尽管很快就被北大的"读者"揭发、揪出，毕竟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一个一心融入"新中国"红色潮流中的知识青年，然而冷酷的现实最终将她踢出，逼她走上一条觉醒的反抗之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须拔高林昭，似乎她在思想上早就觉醒了，其实，不仅1958年她对现存体制，对导致她和许多身边的老师、同学蒙难的反右运动，都有比较模糊的认识，她的质疑也是不彻底的，虽然她感到这一切令她无话可说，但是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她只有朦胧的意识。即使到了1961年10月14日，他短期出狱期间，她也曾被当时的一些主流信息所欺骗，甚至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切赞助和实地促进党的政治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的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她的路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清晰起来的，最终在提篮桥监狱决绝的斗争中，她洞穿了极权体制的一切把戏，在思想上完全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更令人感佩的其实是她的风骨，她从来没有低下头，反右时她在北大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大约她至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有一位领导为此找她谈话，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来说，有××、××都比你好！"她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说："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她说，自己追求思想转变的过程是竭力，如果要承认自己错，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1961年10月是她当时真实的认识，不是强权和压力下的屈服。同一文中她袒露心声："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折磨以至一起去死！……"
仅这一点就足以令多少须眉男子无地自容，即使今天有人试图诋毁林昭，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林昭，是有血有肉的林昭，有胆有识的林昭，同样是有感情的林昭，1958年5月4日她给妹妹的信中谈到对感情的认识："不为时代允许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本身就是抗拒了时代的――违反时代眼光，爱为时代所否定的人，或采用时代的不同意的方式。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这种感情是不为时代所同情，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存在得更执着。"
即使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留下的文字（不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中有关于柯庆施的"灵"恋，她还创作了20多万字的对话体《灵藕絮语》），也无损于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对柯庆施，她其实了解不多，只是报纸的报道和上海人的口耳传闻，就在这封给妹妹的信中，她以友善的口吻提及柯――"他（毛泽东）不久前在成都作了一个报告，……柯市长倒也好，做他的随员到处跑。"尽管我们今天还无法解释她的这些文字，目前能看到的只是她的部分文字，很不完整，更多的档案还被封禁着，我们还无法清楚地知道她在狱中最后岁月的情况。她诚然不是完美的，但她在那个极为险恶的时代，用全部生命资源进行了最后的反抗，并为这个苦难民族提供了超前的思想。我又一次想到鲁迅那句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让我们铭记她在未名湖畔的痛哭，记住她走过的那条路，几乎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血印。
2013年4月17日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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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01:53 PM PDT
一九八九年六月，李旺陽和我先後在湖南邵陽市以「反革命」罪入獄。面對巨大的六四悲劇，朱承志，一位邵陽企業的職工，產生了「實業救國」的想法。他去雲南千辛萬苦地創業，終於開辦了一個頗具規模的錳礦。
在六四過去二十幾年，很多人已經忘記那場慘烈的悲劇之時，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陽老鄉李旺陽身旁，幫助照顧這位陷獄二十一年、身已致殘的民主義士。在李旺陽「被自殺」之後，朱承志趕至現場，立即發出李旺陽離奇死亡的圖片和視頻。而後，因為拒絕簽署「不關注李旺陽事件保證書」，朱承志幾次被當局違法監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就社會價值而言，人和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關注他人。朱承志的經歷令我這位老鄉沉思：振奮人心的理想主義早已銷聲匿跡，中國社會充斥著精致而又狹隘的利己主義者，為什麼朱承志卻一次又一次地走進人權關注，扛起歷史的重負？
只因為他熱愛活生生的個體
如果不是陷入礦產經濟糾紛走上進京上訪之路，如果不是通過網絡，瞭解到很多社會底層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還在做他的礦業。但是，當他遭遇了官商勾結、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擊，他的「實業救國」的夢想破滅，他對於社會的認識卻異乎尋常地深刻起來。朱承志認識到：自己不過是中國千千萬萬人權被侵犯者中的一員，如果整個社會制度不發生改變，經濟實業也無法拯救國家和人民。
認識到社會的陰暗與不義，注視現實那斑斑污點和暗瘡，在朱承志眼裡，正義不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體現在一個個活生生個人的命運之中。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機制已經喪失，到處充斥著沒有底線的社會道德崩潰現象，那麼，一個熱愛活生生個體的人，還能做什麼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於是中國維權運動中出現了一位頗為奇特的邵陽人，他被網友描繪為「慈眉善目、語氣溫和、清瘦而執著的小個子，下巴留有一縷飄逸的長鬍子」。筆者在電話裡，也曾聆聽過這位老鄉慢條斯理的邵陽鄉音。
這位仙風道骨的邵陽人，於二○○九年響應「民間救助──讓天安門廣場不再有凍死的人」的倡議，捐款一萬元給飽受饑寒的北京流民。他住著廉價的小旅館，用相機記錄訪民抗議示威活動，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車硬座，頭纏黃絲條，手提紅燈籠，前去加入福建三網友關注團；他聲援被審判的維權人士王荔蕻，前去監獄為王荔蕻送錢；……現在，他又為揭露李旺陽死亡真相，被邵陽國安幾次拘禁，至今仍然處在被監視之中。
進入了維權的公共領域，朱承志成為一個具有堅定人格的利他主義者。對他人苦難的深切關懷，成為他行動的最大驅動力。他拒絕屈服於黑暗的現實，笑呵呵地參與充滿活力的維權群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努力做個合格公民！」
反抗應是所有人互助的行為
據王荔蕻回憶說，在馬尾法院判處福建三網民徒刑時，前去圍觀的朱承志，「像個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熱腸的他為出獄的李旺陽發起網上募捐，張羅為李旺陽治療失聰的耳朵。艾曉明在其記錄片裡記載，為了營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審現場接受外媒採訪，力證王荔蕻無罪。
二○一二年六月，因為關注李旺陽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擾亂社會治安」之名拘留，而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直到二○一三年二月才被釋放回家過年。在長達七個月的被監禁時期裡，朱承志的維權朋友們不屈不撓地為他呼籲。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網絡中呼籲當局釋放他。一位網名叫做「屠夫」的維權人士吳淦，與另一位維權人士劉喜珍前往邵陽，衝破阻擾，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陽的妹妹。
在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我們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間，才發現這種特殊的友愛之情。因為社會沒有正義，人們的共同反抗就成為友愛的基本內容。在專制主義鼓勵人們追求財富，在專制制度下人們變得冷漠無情之時，這種具有公共精神的友愛，像一盞盞燈火溫暖人心。
八九一代成為社會主流
朱承志的經歷令我想了很多。記得六四慘案過後，有不少教師和學生在悲憤之餘，發誓要先去下海經商賺錢，有了經濟基礎再回來搞民主。今天的中國，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業已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堅，然而，那場血腥的悲劇仍然沒有昭雪的跡象。
與李旺陽、朱承志這些拒絕投降的俠客相比，曾經熱血沸騰的八九一代，當年爭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難道他們對六四慘劇已經心平氣和，難道他們放棄了應負的責任了嗎？我常常想起魯迅冷峻的斷語：「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然而，單單把原因歸於怯懦自私的國民性是片面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狂熱的群眾運動過後，都會有一段時期的冷卻。中國人缺乏信仰，比較缺少高貴意識和精神性。出於「生存性智慧」，他們中很多人在抗爭失敗後，回到自己當年所憎恨的體制，並成為龐大利益集團的一部分。沒有底線的權力資本腐敗，造成人心貪婪，麻痹並銹蝕了當年純潔勇敢的年輕人，使他們喪失了改變社會的動力和意志。
那麼，這一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按照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極權恐怖摧毀作為一種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的自由。它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毀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種重大的先決條件，即活動的能力。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就不能存在。因為喪失了自由的活動空間，大眾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他們變得孤獨冷漠，只顧掙錢不再關心公共事務，於是，專制主義暢通無阻。
與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國的情況還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權貴資本主義利用金錢，對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進行的收買。喪失理想的實用主義導致靈魂的污染。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頸上的繯軛。中共當局在六四屠殺之後，選擇了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替代品。經濟的發展加上以「愛國」為名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喪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但堅持言說六四的李旺陽精神並沒有死去。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總是會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棄理想。朱承志等人前赴後繼地走向維權的公共領域，勇敢地為社會公義發出聲音。在創造生命意義的同時，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關押、被釋放和被監視之間的精神狀態。他總是哈哈大笑，宣稱自己被囚禁後仍然「健康良好，心態也很平和」，這是一副高壓壓不垮的樂天精神。李旺陽、朱承志這兩位邵陽老鄉，他們可以被監禁或者被殺害，但他們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國作家蒙田的一句話：「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這是一種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廣東會見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曉明等維權人士。聚會過後，女友驚訝地對我說：這些人沒有什麼錢，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蹤監視的，為什麼他們在相聚飯醉時，卻那樣的開心和快樂？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堅守著一種希望，深信它是正義的、不可放棄的。這種理想與信念，促使了他們情感的昇華。在對不義的反抗中，他們獲得了自身的人格尊嚴。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狀態，在公共領域裡與他人命運相連，這種有意義的生活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幸福感，並獲得了更為豐富的自我。
朱承志總是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在「專制政體病菌」敗壞了整個社會道德和精神狀態之時，他以一種積極公民的態度承受著艱辛，盡力發出微弱而恆久的光芒。這種求真求善的態度會在現世有什麼報答呢？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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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01:48 PM PDT 
近日在中國有兩件事，「俘虜」了不少人的眼球，引來網上一波波的熱議。那就是中國一向很少被議論的「第一夫人」和更罕見的「最小良心犯」的出現。一個是婦女，一個是兒童，婦女和兒童都應該是被文明社會特別加以保護的對象，但現在卻出現了一個極享富貴尊榮，一個卻受盡屈辱悲傷。當兩者同時出現在國人的視野中時，其本身已突顯出中國這個社會的不和諧與被撕裂的狀態。
新第一夫人是解放軍少將
國家元首的太太被稱為「第一夫人」這應該是不分東方、西方被「普世」公認的事。不過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以後，人家一向標榜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所以除了極個別的場合，元首的夫人都極少拋頭露面，幾乎是「養在深閨人不識」，故媒體也就極少報道。至於像文革中的毛夫人江青，其身份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了，誰還敢去說三道四？
近期由習近平主席偕夫人彭麗媛出訪俄羅斯，官方媒體和網上的某些熱心人士，卻一反常態掀起了一股讚頌「第一夫人」的「熱」。官方媒體甚至認為此乃宣傳中國領導人「清新形象」的好機會，於是故意「忽略」了彭麗媛是掛有少將軍銜的將軍，而將彭麗媛定位和稱頌為「多才多藝、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並且由此斷定，這位夫人一定可以為人民愛戴，為國家加分。甚至更進一步發揮道：「從此，可以說，美國有米歇爾，而我們有彭麗媛了」。好像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光輝形象就可以因一位「徐娘」式的美女而大放異彩似的。
合肥市十歲女童被警方關押
但就在官方媒體和網上的某些愛黨「愛國」人士陶醉於「第一夫人」引起的視覺盛宴時，中國卻發生了一件十分令人尷尬且掃興的事，同樣吸引了大量的眼球。安徽省合肥市的張安妮小朋友，今年才十歲，本來她應該過著天真快樂、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但就因為小安妮的父親張林先生是一位有抱負、有追求的民主知識份子。他畢業於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因參加過一九八九年民主愛國學生運動，從一九八九年到二○○九年期間，多次被判勞教、入獄。二○○九年八月出獄之後，張林先生又多次被失蹤、被喝茶。這樣一位優秀而有良知的知識人，竟遭遇如此不幸。然而更大的不幸是，合肥警方連她十歲的小女兒也不放過。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合肥市警方先是將張林先生非法扣押，接著又於當日下午，將放學後走出校門的小安妮綁架到合肥市琥珀山莊派出所，單獨關押了三個多小時，直到當天晚上八點左右。其間小安妮既沒有飯吃，也不准她與其父聯繫。十歲的小孩被如此綁架虐待，這恐怕不但不能給國家的形象「加分」，更是當今一切文明社會所不齒的勾當。
女童竟不准上學
然而小安妮的噩夢並未到此結束。被合肥警方「釋放」後的小安妮，竟然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小安妮原來就讀的合肥市琥珀小學，聲稱因不能保證小安妮的「人身安全」而拒絕她返校讀書。人們不禁要問，琥珀小學那麼多學生，該校都不擔心他們的人身安全，為何唯獨不能保證小安妮的人身安全呢？這是甚麼混帳荒唐的藉口！莫非就因為小安妮的父親張林先生是追求民主的所謂「異議人士」，竟要株連其十歲的女兒也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嗎？對此也有人透露，學校也是受到了「有關部門」的壓力，才不得不昧著良心對小安妮使出如此的毒招、賤招！
此事一經在網上披露，立即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紛紛指出，退一萬步講，即使張林先生冒犯了黨國的尊嚴，甚至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也不能對他十歲的女兒使出如此手段。此事無疑也大大沖淡了許多人對「第一夫人熱」的關注與讚美。二○一三年四月八日「清明」長假剛過，四十多名律師及網民自發護送安妮上學，但學校的大門卻在小安妮的面前緊緊關閉。校方仍然以所謂「不能保証張安妮安全」為由不讓她入內。被激怒了的維權律師劉衛國等人於是在琥珀小學門前絕食抗議二十四小時，並且邀請熱心人士接力，絕食至安妮上學的權利得到保障為止。
台灣蔡英文願接納大陸「難童」
與此同時，據互聯網上消息披露：海峽對岸的台灣民主進步黨前主席蔡英文女士已表示，大陸政府不讓小張安妮上學，令人難以理解！我們正在通過管道跟大陸方面協商，努力讓小安妮來台灣上學，上學一切費用由我本人全部承擔。而台灣民進黨中央委員黃信坤也已致電張林先生，表示如果小安妮願意去台灣讀書，台灣將熱烈歡迎小安妮！
事情至此，不禁又使筆者想起了正在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第一夫人熱」。人們應該還記得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的夫人宋美齡女士，她早在二十年代初上海工作期間就一直關心當時上海兒童和工廠童工的問題。抗戰時期作為第一夫人的她更主持「戰時兒童保育會」，大力並卓有成效地開展對難童的救濟和養育工作。一時被國人讚譽為「不是母親，勝似母親」。
彭麗媛為何不出面救小安妮
現在的小安妮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難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並未發生戰爭的和平年代裡，因為可怕的政治歧視，和極不民主的專制惡法以及惡性膨脹的行政權力而製造出來的當今中國最小的良心犯。由於「良心犯」本是屬於成年人的「專利」，現在卻落在了一個十歲女童的身上，如此極具中國特色的奇聞怪事，自然不可避免地引發世人的關注，甚至引起了海峽對岸台灣如蔡英文女士這樣的政治家的關注，並且不止蔡女士一人願向難童小安妮伸出援手。如果我們當今的第一夫人彭麗媛女士，真想、真願意成為一個人美心善、能為國家形象加分的第一夫人，就應該當仁不讓勇敢地站出來，制止這幕荒唐的鬧劇，還給小安妮一份接受教育的合法權益。其實很簡單，只要你一紙支持保護小安妮受教育權利的嚴正聲明，合肥那幾個惡官、惡警，在中國這種「官高一級如泰山壓頂」的官場潛規則中（何況元首夫人的表態），他們馬上就會嚇得趴下，不敢繼續作惡了。
給習主席形象加分，給國家形象加分，此正其時也。望第一夫人勿失此良機。
——《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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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12: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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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11:45 AM PDT
4月27日，香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了《前沿政治学者论中国政治改革》研讨会。会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被广泛称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做了个演讲，题目是："中国治理改革的方向"。俞可平因2006年推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声名大噪，这一次因提出中共将会在下半年推出政改的大胆举措，在对习李普遍失望和悲观的政治氛围中，再次声名大噪。众多海外媒体转载了俞可平的讲话。
从香港报纸、法广和美国之音的报道看，俞可平的演讲摘编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俞可平谈到中国政治改革进程时说，改革将继续沿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推进，不可能突然中断；还说，"已经明确了，改革往前走，不往前走没有出路"。众所周知，邓小平路线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放开，一是政治收紧，这是造成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急剧膨胀的最大祸源。习李继续走邓小平的路意味著，经济将继续放开，政治将继续收紧。这进一步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有希望。 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也认为，习李在下半年推出"政改的大胆举措"，"可能性不是很大"。他说，此前反腐、倡廉是新政之初做给民众看的小动作，而习李在民生问题上会有些小动作，但是在民众权利、政治权利问题上，他们目前根本不谈。其实，俞可平自己也似乎不看好，否则他就不会把政改分为体制改革和治理改革两个部分，也不会说"单从体制改革角度看变化不大，但若从治理改革角度看则会发现不少政策改进"。如果他对习李搞政改怀抱希望，何必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此外，俞可平多次强调改革路线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大原则，这和习近平的智囊施芝鸿在两会讨论会上的强调一模一样。这三大原则之间，仅从字面上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既是党的领导第一，人民怎能当家作主，难道人民能当党的"家"作党的"主"吗？如果以法治国，党能让位于法吗？这三者之间明明高度矛盾，党却非要让他们有机统一，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出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高层智囊们却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和鼓吹。当然，这自相矛盾的三大原则来自于胡锦涛、习近平，即便文字上有重大漏洞，有重大矛盾，智囊们可能也不便指出。 俞可平演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当有媒体问道有关习李的左右路线时，他回答说，不希望用左右去评价新政，而后说自己不是高层智囊，是"左边说我右，右边说我左的独立学者"。毫无疑问，头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桂冠，受中南海之俸禄，绝非什么"独立学者"。不少民众批评俞可平"又在忽悠"，他们对官方智囊的信任早就荡然无存。但应当指出的是，同是官方智囊，俞可平和胡鞍钢之类不一样。从俞可平的许多文章和演讲来看，他对中国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对中国的政治进步有焦虑心有责任感。而胡鞍钢等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只会为一党专政吹喇叭抬轿子。 但即便像俞可平这样的对中国政治进步有责任感的高层学者，一旦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高层当局不一致，也会碰到麻烦。习李近六个月的言行，指向其实相当清楚。当民间左派批评当局"打左灯向右转"，右派批评当局"打右灯向左转"，作为体制内学者，俞却不能自由臧否最高当局。不知这是否和施芝鸿的批评"左右之争撕裂了中国社会"有关。在一个包容多元思想的社会，观点和见解上的左右之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可是在中国，它却被称作撕裂社会的罪魁祸首。这是否预示著，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会愈发不正常呢？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左右派之争议确有偃旗息鼓之动向。这说明言论自由正在被压缩，而且会进一步被压缩；这也说明，习李连宪法都落实不了，遑论政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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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11:10 AM PDT
由公民力量主办、美国与台湾民主基金会赞助的第8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4月底在台北举行。开幕前夕，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发生一宗暴力冲突，因此事件自然成为话题，媒体也访问与会的世维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3年前，台湾政府就指称世维大会与恐怖组织有关系，禁止其重要成员入境，因此这次迪里夏提得以入境，不知是漏网，还是进步？迪里夏提在受邀出席公共电视的节目时，主持人还是很担心的说，邀请他出席节目，他承担了风险。因为每次暴力事件的真相，不容易搞清楚。
我关注每次在新疆发生的暴力冲突，很遗憾的是，资讯完全被中共控制，而他们发出的资讯，常常是假的。尤其最近连经济数据也造假，领导人的讲话随时被中宣部删改，那么涉及敏感的新疆暴力事件，能期望中共说真话吗？即使中央想讲真话，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愿意，因为涉及维稳的利益。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从谎言中找出事件的蛛丝马迹。 这次暴力冲突，新疆自治区政府发言人侯汉敏第一次说是"枪战"，第二次才承认开始冲突时，只有派出所所长有一把枪与6颗子弹；全打光了。而参与冲突的维人只有大刀，最后被迫用"火攻"。侯汉敏开始把随意进入民居引发这次冲突叫做"走访"，大有"访贫问苦"的味道，后来才承认那是"查访"。2003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反对订立23条，因为内容将导致香港面临白色恐怖，其中就有一条，不必法院批准，警长就可以进入民居搜查，即使后来提高警官的官阶，香港市民也不接受。中国老百姓也不应该忘记文革期间由毛派煽动与带头"打砸抢抓抄"的红色恐怖。 以往许多次的暴力冲突，维人几乎全用大刀，但是政府都用枪支。因此所谓暴力冲突，根本搞不清是真的冲突，还是行刑式的现场枪决。在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包括香港这个当年的殖民地，警察开枪，事后都要搜集遗留的弹壳，还要报告为何必须开枪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充足，有关人员还要受到惩戒。但是观察新疆的暴力冲突，开枪似乎相当随意，就像战争年代那样。在那种情况下，维族人以大刀反抗，可以理解。这就是所谓"恐怖袭击"的真相。因为不但死伤不成比例，事后还要抓一批"余党"枪决与判刑。 如果不明白大刀与枪支的对比，那就请回忆150年前上海的"小刀会"与"洋枪队"，就该知道怎样看这类事件了。 如果用大刀算是恐怖组织的恐怖袭击，那么用枪支杀人算是什么？至少，被杀死的人，哪一个更多？大刀的对象是国家机器，枪支对付的却是老百姓！ 这次巴楚事件，当局还发明了"家族式恐怖暴力"的名词，但是"国家恐怖暴力"，难道不比家族式恐怖千万倍吗？被中共认定的恐怖袭击，为何全世界只有新疆？比新疆落后的非洲恐怖袭击，都有枪炮乃至导弹。因此，香港、台湾乃至全球的华文媒体，是否应该检讨，不要跟着中宣部的调子，胡乱指控大刀式的恐怖袭击，却把用枪炮镇压民众叫做"维稳"。 4月30日明报报导巴楚县的所谓恐怖袭击时说："凤凰卫视引述遇难警员刘旭亮姊姊刘彩玲说，事发翌日色力布亚镇刚好有集市，会有十几万人，'如果没有提前发生，（暴徒）准备在24号暴乱，会把全镇的人都杀掉'。"这种谎言凤凰卫视居然也相信而转发，显示党的喉舌已经昏头了，为了煽动仇恨而不择手段。因为如果造谣说他们准备杀掉全乌鲁木齐的汉人，或许还有些人会相信。然而巴楚所在的喀什地区，居民有近9成是维吾尔族，把全镇的人杀掉，不就是恐怖分子大杀维人？把自己人都杀光，还搞什么"疆独"？除非是"以夷制夷"，挑拨维族人之间的关系，或制造族群仇杀。 谎报军情是各个地方政府的通病，因为越是夸大敌情，越能骗到大量的维稳经费。对付赤手空拳的陈光诚，维稳费1年就要6千万，新疆多几个拿刀的恐怖分子，地方官员每年的收入就很可观了。这就是为何维稳而越维越不稳的原因。维稳的成败不在钱的多少，而是政策的正确与否，这点官员们该去背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语录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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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3 10:32 AM PDT
山东某地几天前发生一起戴环怀孕五个半月被强制堕胎的计生暴行，最近两三天我一直在接受受害者家属咨询，并初步联系了律师。4月27日晚上受害人的小叔子来电话要求我曝光，我怕影响他取证，又顾虑放假影响效果，商定5月2日再曝光。
4月28日晚上我把他们的稿子做了技术处理，今天傍晚他告诉我，他哥说我改得好。于是我把稿子发给了几个我熟悉的网站，嘱她们等到5月2日再曝光。
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受害人的小叔子又来电话，让我千万别曝光，还问我的支付宝账号，说他嫂子要给我一点钱。他说政府答应给他们3万，但不以赔偿的名义，而以什么畜牧费的名义，以免便利今后继续进行计划生育工作。我说这是搞死一个人还你二十头猪，是侮辱你们，也是为了今后继续去堕别人的孩子。我又说这样的话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政府因为戴环怀孕强制堕胎给了你们3万，都以为你们好欺侮，这样的委屈都白受了还有什么委屈不能白受？但他还是坚持说他父亲和嫂子害怕政府报复，要求我封口，并再次问我支付宝账号。我气愤地把电话挂了。他再来电话，我拒绝接听。
我感到很恶心，又感到非常为难。封口费我肯定是不要的，无论来自加害人还是受害人！但5月2日还有好几天，我应该把稿子撤回来吗？稿子是以受害人丈夫的名义写的，我只做了些技术处理――删了些我认为不必要的话，少量文字做了理顺，加了几句法律分析，把电话号码隐去了，甚至把受害人本人的名字隐去了，但受害人的所在的省市镇村和受害人丈夫的姓名、受害经过当然都保留了。
作为受托人我有没有义务把已经发给那几个网站的稿子撤回来？好像有。我是否可以为了公义而违反委托关系的伦理？ 首先我并不认为公开对委托人利益有害，而是认为有利。其次我从来没说过要报酬，我本来就是主要为公益兼顾他们的私益而行动，而他们的出尔反尔使得我服从他们指示将丧失我原来的公益初衷――而他们也知道我的公益初衷。因此之故，要说违约也是委托人自己违约在先。但是违反委托人明确的指示，自作主张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和公益，以委托人违约在先作为理由并不充分。委托人违约在先只能作为辞去委托的理由，而现在根本就无需我辞去委托，因为委托人已提出解除委托。
不过我好像也不是真正的受托人，好像又是个自媒体记者；他们也不光是受害人，也是报料人。事实上我既准备给受害人请律师，也在律师介入之前承担着提供咨询的义务；我既在为受害人找记者、网站，也准备利用自己所有的微博、博客、论坛id为受害人呼吁。仔细分析我跟受害人家属之间存在三个口头协议，发生三种法律关系：1、为受害人介绍律师、媒体的无偿居间服务关系；2、无偿为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的关系；3、报料人和媒体的关系。如果仅仅是最后一种关系，我当然不必服从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指示。但是基于前两个关系而获得的受害人的秘密，应当有保密的义务，哪怕受害人出尔反尔。那么当存在第三种法律关系时，是否可部分改变因为前两种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义务？
犹豫了好几天，我还是没有底气。毕竟我没有在当地生活过，山东许多地方的政府又是全国最凶狠的。但是在委托人提出封口费后，特别是我为了请网友帮我分析我的困境把封口费的事情说出来（没有暴露受害人姓名、地点）以后，我要是啥都不说，不但存在帮当地政府隐瞒计生暴行之嫌，也有拿了封口费之讥。所以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就用"X市Y镇Z村"来代替当事人住址，用T来代替受害人丈夫的名字吧。
2013年5月1日
妻戴环怀孕五个半月被强制堕胎，丈夫泣血控诉
我是山东省X市Y镇Z村村民T，我在2009年8月依法登记结婚。2010年6月30日我妻子在X市城关医院剖腹产生育一孩。由于我妻子本身就体弱多病，当时做手术时就大出血，由医护人员及时全力救治才保住了他们母子的生命。我妻子术后于2010年8月上了节育环，并按时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查体。2012年7月份我妻子因输卵管囊肿在X市城关医院再次开腹做切除手术（X市城关医院有住院详细资料）。
2012年12月份，我们到X市Y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进行育龄妇女环孕检（Y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有指纹电脑记录），计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未告知任何情况（包括节育环的位置情况及孕情等）。而在2013年2月份再次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查体时，工作人员说我妻子怀孕已14周多。当时我们不敢相信，我们问工作人员为什么上过节育环还会怀孕、为什么两个月以前查体未告知孕情及环情，她们未做回答。
事后村计生办想出面协商解决此事，我妻子因身体状况很不好，且已经怀孕这么长时间了，既怕手术会造成什么可怕的后果，又不忍心堕掉胎儿。后来镇计生办领导来过一次，带十多人上我家，说是来进行所谓的协商，因当时我们不在家，只是电话沟通了一下，就不了了之。我们全家经过商量认为：这次怀孕纯属意外，是计划生育上环手术不合格的结果，我妻子没有义务因为计生服务站的手术质量不合格而额外承受中期堕胎的身心健康损害，我们必须尊重她本人的意愿；如果政府考虑我们的第二胎源于计划生育手术不合格而免收我们"社会抚养费"，我们可以放弃追究计生站手术不合格的责任。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4月19号，镇计生办领导带领20多个暴力分子，埋伏在我和妻子走亲戚回家的路上。他们指挥8个人将我强行带走并非法拘禁在一个荒郊，另有大约6个人不顾我妻子的身孕粗暴地将她塞进车里带走，并把我们不到3岁的孩子私自交给一陌生人看管。我向他们索看执法和拘捕证件他们不理，还非法收走我的通讯工具。在把我们一家分三辆车非法带走后，他们把我关进一荒郊的宾馆非法监禁，期间数次威胁逼迫我同意堕掉孩子，被我愤怒地拒绝。
在非法拘禁我的同时他们将我的妻子强行带到X市友好医院――该医院是私营性质且营业执照上明确写着经营范围"不包括中止妊娠等计划生育类手术"，在没有我签字的情况下，强迫医院未经正常检查程序就给我妻子注射中止妊娠的毒针。期间计生办和医院都没有通知我们家里任何人，并扬言要是反抗就采取强制措施。给我妻子注射完中止妊娠药剂后，镇计生办领导就全部离开了医院，只留本村的几个计生工作人员陪护。
镇计生办领导离开医院约三个小时后才让人把我从非法拘禁的地方带到医院。当我看到哭的几近昏厥的妻子和哭成一团的家人时，我一下瘫在了妻子的床边。
X市友好医院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医护人员毫无责任心，没人去我妻子所在的病房查房。病房夜里非常冷，妻子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受到巨大打击，精神恍惚，神智有时不清。我们的孩子在受到巨大惊吓后整夜高烧咳嗽，随即入院治疗（X市Q卫生院有相关病历档案材料），病愈出院后仍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天天哭闹，晚上害怕，几次惊厥。
镇计生办还阻挠医院给我们病人家属看病人病历、查验单等理应给病人家属看的住院医疗资料，我们多次索要医院都说没镇计生委的通知不能给。医药费我们家人去镇上找了好几天他们才去付。
我们没有任何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却无端受此非法拘禁和强制堕胎迫害，一家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摧残。21日我们到当地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官官相护不予立案。我们要求政府责令当地公安机关查明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强制堕胎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我们的凶手，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在医药费之外再赔偿我们的误工损失和精神损害。
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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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3 09:47 PM PDT
外界已经有过报道说陈希不但因为是习近平当年的清华同窗，而且陈希掌管清华大学期间，习近平获得了博士学位。
中共官方公布的习近平和陈希二人的简历都注明得清清楚楚，习近平是1998－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而陈希则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后于1993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习近平在职读博开始的那一年，陈希被晋升半格，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习近平完成在职读博的2002年，陈希被晋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官至副部长级。 毫无疑问，到晋升至副部长级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为止，陈希的被提拔和被重用与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习近平在清华所读的专业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本来就是为那些在位期间仍需要"深造"的党政官员所设，所以即使没有当时的陈希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清华也断无可能将本来就是自己学校送出去的，当时已经明显看得出在中共政坛上前途无量的习近平拒之门外。而外界有所不知的是，连接习近平和陈希之间兄弟和政治情谊的一个最重要情节是当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是陈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所以说，陈希与习近平之间即是同窗，更是同党。陈希一九七八年入党，一九七九年三月与习近平同时离开清华校门，被安排回到自己原籍福建省的一所大学任教。当年夏天，陈希即考取清华研究生，回京报道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访已经在军委办公厅穿上了四个兜儿的军装的习近平。当年共军的土军装没有军衔标志，上衣四个兜儿的是"干部服"，大头兵的上衣只有两个兜儿。 在当今中国大陆官场上，人人都知道所谓"四大铁"的说法，即"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两句形容习近平和陈希的关系甚为贴切，后两句当然不能为近平和陈希二人"对号入座"，此二人如果和那些日日纸醉金迷，夜夜花天洒地的县委书记、乡镇长一样胸无大志，也不会有今天的出人投地。中国人都知道陈胜、吴广的故事，当年两人在田头垅上"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仍胸怀远大志向，相互以"苟宝贵，毋相忘"勉励之，有理由相信当年在清华大学身为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肯定也是常常利用课间饭后给正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陈希兄弟灌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以及"革命理想高于天"之类。 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王储职务之后，至少清华大学党委内部人人都明白陈希再不会满足于区区一个清华党委书记的职务了。果不其然，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分管中央组织工作刚满一年，陈希即升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在此位置上不足两年当时，习近平又于2010年9月安排陈希外放辽宁，以省委副书记职务为晋升正省部级热身。2011年4月，也就是陈希在辽宁省委副书记位置上满打满算才坐了七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又下令调陈希回京，接替邓小平次女邓楠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邓楠的离任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当时已经是在超龄服役。 中国科协是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及全国文联一样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相比于共青团中央，这几个机构都是副国级的组织架构，也就是说，其第一把手都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第二把手为正省部级。特别是全国文联和中国科协这两个机构，因为其第一把手可能会是由在本领域内德高望重的党外专业人士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所以其机构内的党组一把手一定是与地方上省委书记平级的党员干部，而且这类职务也往往被中共高层用来安抚一些希望自己退休之前能够过一把正省部级官瘾的有特殊背景的干部，邓楠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依她当年自己的能力和资历，从科技部副部长位置上晋升正部长的话难度很大，在人大会议上得到大量反对和弃权票是可以肯定的，而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的职务安排人大代表们就管不着了。 不过，如果把习近平安排陈希接掌中国科协党组的目的也理解成政治犒赏的话，那就太小看习近平的"气量"和"眼量"了。当时的习近平和陈希一样明白，如果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安排陈希就地晋升辽宁省委书记或者省长的话，肯定会遭到地方干部的强烈反弹，以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为例，当年此公自己要求放弃副部长级待遇的华能集团董事长职务，外放能源大省弃商从政后，中组部给这位前总理公子的最好待遇也不过是山西省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两年之后才又升格为常务副省长。在中共十八大上，李小鹏只能以副省长身份被提名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虽然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还是要对李小鹏进行逆势提拔，强行安排为代省长不久即成为正式省长，但从副省长到正省长的整个过程也还是花去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依此为例，假如陈希在辽宁省委副书记的职位上久留的话，大概也只能和李小鹏一样，在十八大上被提名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习近平才为陈希安排了能够在十八大上顺利当选中央委员的政治捷径。当年陈希虽然与习近平一样都是不需要经过正式高考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他的研究生学历确实是实打实的，况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年访问学者资历确实也不是编造出来的。也再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任职资历，让他以科协党组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被差额掉的可能性自然不大。而事后看来，当初让这位陈希担任一段时间的科协党组书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顺利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如果不能进入十八届中委的话，强行安排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肯定会在党内遭致强烈非议。毫无疑问，胡锦涛在位时的先后两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和沈跃跃分别在十八大和十八大之后晋升副国级都是十八大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达成一致的政治犒赏内容之一，而待沈跃跃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后，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继任人是谁，肯定也是筹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即已经确定的重要人事选项之一。 如今，外界都已经明白了习近平就是要把自己的人事总管职务交给与自己关系最"铁"的人来坐，而至今仍未见有外界文章分析到的是，习近平在进一步重用自己这位同窗加同党的同时，也已经为他预设好了副国级待遇的未来。前有赵洪祝，后有沈跃跃，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必然会有副国级待遇的政治未来已经是中共高层政坛的组织"惯例"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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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3 09:44 PM PDT 
华盛顿 — 在1949年 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中国当代史上，重庆一直是一个红得发紫甚至发黑的城市。
首先，中共为自己唱赞歌的宣传性作品小说《红岩》、以及由《红岩》衍生出来的歌剧《江姐》，给重庆抹上了正统的官方红色。在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76）中，重庆也是“武斗”死人最多的城市，因为当时那里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竭尽全力要证明自己最红，最爱毛主席。 然后，在中共所谓的“历史新时期” ，重庆又有了一个力图唤醒毛泽东的亡灵为自己进升中共领导层增添助力的薄熙来。而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现任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也前往重庆，热情地为薄熙来鼓掌加油，高声喝彩。 *重庆，重要风向标* 薄熙来由于偶然的原因倒台了，习近平按中共元老们的安排登上了大位。 于是，重庆的走向就成为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观察习近平、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早先观察家们一直在争论，习近平当年到重庆去为薄熙来站台，为薄熙来唱赞歌，公开赞扬被公认为是开历史倒车、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的“唱红打黑”运动，是否是出于他（习近平）的本意。 有的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太子党（即中共元老的后代），难免要彼此应酬，彼此照应，甚至一唱一和；但太子党跟太子党不同，习近平与薄熙来也不见得相同或相似；所以，不应当过度解读习近平2010年年底在薄熙来“红势”逼人之际到重庆去称赞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 有的观察家则认为，习近平和薄熙来同属太子党，两人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升官背景，到两人跟控制着当今中国的中共利益集团的关系，习、薄都是高度一致；两人甚至在语言上也高度一致，都喜欢而且也能够朗朗上口地引用毛泽东的话；两人都是毛泽东的信徒，都是要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因此，薄熙来倒台、习近平上台之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或喜欢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重庆、观察习近平、观察中国的观察家就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社会科学试验和观察的机会。观察家们在密切关注，习近平上台之后，重庆究竟是会展示一个真正的新面貌，还是会继续沿着薄熙来的老轨道运行，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重庆，情况不妙* 截至目前，来自重庆的种种迹象和证据显然给后一派观察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首先，重庆市市长还是一度骄傲地自称跟薄熙来合作密切而愉快的黄奇帆。 黄奇帆不但不肯公开或私下承认如今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臭名昭著的“唱红打黑”运动有什么严重问题，而且还公开声言，在过去的五年里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重庆法院检察院“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批评者看来，这等于是宣称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就是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习近平接掌中国党政军大位之后，直辖市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这种说法完全无视举世公认的事实，好像在薄熙来和他（黄奇帆）的领导下，重庆近年来根本就没有公然践踏基本人权和法律，也没有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尚待平反和赔偿的冤假错案。 黄奇帆的言论不但令人们对重庆当局及其统辖下的司法机关的信心崩溃，也令人对习近平主政的中国的走向产生严重怀疑。 薄熙来倒台之后，重庆法院高调驳回因批评薄熙来而被劳教的任建宇、方洪等公民提出的上诉案。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司法最高当局对此不管不问、不置一词。 很多观察家由此认为，薄熙来虽然倒了，但薄熙来式的思路和司法依然健在，而且还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行其道；薄熙来式的思路和司法在可见的将来在中国依然很有前途。 *惊人之语自重庆来* 就在观察家们为重庆、为习近平和中国政治的走向议论纷纷之际，重庆再传出惊人之语。 4月30日，中共中央面向知识分子的中央级报纸《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少将的文章，题目是，“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 朱和平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殊死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一争夺战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犹如1959年代初中国出兵到朝鲜半岛支持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时中美两军在朝鲜的上甘岭进行的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朱和平的思维和逻辑之混乱、之落伍、之蔑视普世价值观，由下面一段文字相当清晰地表现出来：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现，直接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手法进行渗透攻击，意图过于明显，再按原来的套路搞‘和平演变’很难奏效。于是改变策略，变 ‘直接攻击’为‘文化软着陆’，通过文化传播与我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他们利用宣传媒体鼓吹西方文化思想；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 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资料显 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其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 朱和平的言论之荒唐离谱、逻辑和思维之混乱，难免让习近平都会觉得脸红或难堪。人们知道，习近平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曾经到美国参观和学习，而他和彭丽媛的独女是在接受美国的教育。 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可见的将来会承认自己当年一度误上贼船；承认自己的女儿被“温水煮青蛙”多日、已经半熟或全熟（或根本一点也不熟）；或承认自己的女儿成了美国“文化殖民地”的臣民。 另外，习近平以及许多送子女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中共高干也一直没有承认或宣布自己的子女到西方国家去是为了学习革命经验，或为了领导或参加国际共产主义活动。 *朱和平与习近平* 公平地说，朱和平以及近年来高调在中国官方媒体亮相的中国军队强硬派，还有《环球时报》之类的中国/中共强硬派媒体并不是以学问扎实、思维清晰或逻辑严密而闻名于世的。 因此，朱和平少将言论的语无伦次和一塌糊涂的思维逻辑并非是观察家们读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的主要看点。观察家们主要看点在别处，其中包括： 1）朱和平是中共元老朱德元帅的孙子，跟习近平同为太子党，据说从小关系亲密；因此 2）朱和平发表的文章是否是出于习近平的授意或暗示，或表现了习近平不便亲自表达的思想（许多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也以思想混乱、逻辑混乱而著称）； 3）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办的《光明日报》现在为什么要发表朱和平这样的文章？ 4）朱和平文章中所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的冷战思维、“防止和平演变”思维，是否已经成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既定国策？ 早些时候，习近平在对中共干部发表讲话，悲叹实行集权专制的苏联发生“和平演变”导致苏联倒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站出来力挽狂澜，挽救苏联。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反潮流的。 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习近平所敬佩的毛泽东在苏联的问题上也是反潮流的。1950年代，在苏共前领导人赫鲁晓夫披露苏联斯大林政权的惨无人道的暴政之后，毛泽东站出来为杀人魔王斯大林辩护，坚称斯大林不是恶棍，不是罪犯，而是英雄。 *中国网民的回应* 朱和平少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网民纷纷在《光明日报》网站留言，指斥朱和平的思维混乱和反动： 不想说太多微博[广东深圳] 如果我们的政府比美国更廉洁更高效，就不怕任何外部的入侵，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 天涯道人[北京] 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任何意识形态都是歪理！ 我宣布我再不改名字啦[美国北卡罗来纳] 请将军身先士卒，第一个牺牲在上甘岭上！ 空中骑兵[辽宁丹东] 以中国青年的鲜血和残破的经济，为斯大林、金大胖子火中取栗，还好意思吹。看看你家老朱头被腊肉太祖整的惨象，不反思罪恶的制度，谈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你自己信吗？把子女送美国，是去占领对岸的意识形态上甘岭吧！ （注：“腊肉太祖，”中国网民给已故的毛泽东取的绰号；“腊肉”指毛泽东的尸体被防腐保存；“太祖”指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王朝第一代皇帝；金大胖子，指朝鲜共产党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你家老朱头，指中共元老朱德。） ershu[广东广州] 这个孙子比爷爷差多了,怎么我们的少将都是这等水平?张召忠, 朱和平. 张召忠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军事评论员，先前反复力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的卡扎菲等独裁者，结果是挺一个死一个，被中国公众戏称为“乌鸦嘴。” 需要向读者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的网民评论全部摘自《光明日报》网站朱和平文章评论的同一页。 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言论相对更自由一些的新浪微博，读者对朱和平的评论更是不客气： @王东成cyu：看来情况严重了，要用枪杆子参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了。在这样的国度，没有比“言论自由”再脆弱、再不靠谱的事情了，枪杆子一出来，立刻就摆平了，立刻就可以演出齐唱而非合唱了。重庆的“唱红”不就是如此吗？ @切切牢记：日本军人干政造成了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军人不干政是民主国家的惯例！ *习近平动向受关注* 朱和平少将的言论，显然成了中共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烫手山芋，让中国当局难于夸奖，也难于谴责，甚至还难于保持中立、假装不在乎。 目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对内对外公开的说法依然是：要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维持友好关系，友好合作，合作双赢；中国要做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 现在军队背景不凡的朱和平少将公开声言，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在进行惨烈的上甘岭式的争夺战。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动向也备受国内外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早些时候，习近平发表讲话，表示不能否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又一个巨大灾祸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否定中共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的30年。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控制的网站依然在示威性地展示“习近平重庆调研肯定‘唱红打黑 ’薄熙来陪同”（《人民日报》）、“习近平肯定重庆‘唱红打黑’”（《东方早报》）之类的新闻。 观察家们对这一现象有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派观察家认为，这种消息之所以依然可以见诸中国政府控制的网站，只是有关当局的工作疏忽，疏忽职守，忘记删除，或删除不力，删除不净。 另一派观察家则认为，这是习近平有意地、含蓄地向中国人民示威，表示他不忌讳采用薄熙来的手段对付批评者。 后一派观察家指出，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看看提及“法轮功”或“1989年6•4天安门屠杀”之类的网络内容被赶尽杀绝就知道。因此，那种认为“习近平肯定重庆‘唱红打黑’”之类的新闻依然在中共控制的网站上长生不老是因为中共当局工作疏忽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在中国国内外议论纷纷之际，习近平当局保持了雄辩有力的沉默。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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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5, 2013, 6:14:27 AM5/5/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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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y 2013 11:03 AM PDT 2013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学者秦晖与《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现场对话，探讨1949年建国迄今，遮蔽在当代中国主流叙事方法后的真实的历史。 演讲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高义：社会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  傅高义（资料图片） 邓小平的贡献傅高义：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并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当初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美国人看的。当时我在哈佛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甚至还有政府的支持，所以我想，我的责任不仅是对学校的，更是对全社会的。退休后，我想写一些能让更广泛的美国民众受益的东西，让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人民能跨越文化障碍并进行更好的交流对21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学者，我想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模式。我想用最平实的、最直接的英语讲述，以方便普通群众了解这一切。在英文版出版之后，一般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些书评是批判性的，他们认为我忽略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有趣的批评，而历史的转变也同样令人玩味。这些忽略使大陆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宣传的需要，但我的观点和故事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我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从而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就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但它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直到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开放的时期，但只有邓小平时代才是完全开放的、鼎盛的时期。他把中国同国际体系完全连接起来，但同时也留给中国的格局中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可以建立起一层层紧密联系的领导体制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利用各种规则、规范去管理领导人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初想要建立的这个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同时，如何通过引进国外的法律来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80年前后，很多人还在担心会不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为此，邓小平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如果地区上的官员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他就不会再去严厉地惩罚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约束官员，不让他们把挣到的钱只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就是打击腐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这也说明现在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平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说他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并不确切，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宏伟蓝图，而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在我看来，邓小平只是在此过程中去管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指导。 秦晖：我觉得刚才傅高义先生已经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语世界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但我们的朋友却有一些批评。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刚才他已经讲了，他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对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进行启蒙，甚至也不是对中国人的启蒙，因为他的初衷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西方听众中大受欢迎，其实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虽然有些观点上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关于邓小平乃至中国改革史，因为中国改革还远没有结束，绝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评价邓小平，或是说评价中国改革，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但是要理解中国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邓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觉得改革前的历史是要谈的，即如何从"文革"到改革。虽然这本书直接谈论这一过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后很多对改革的描述都是与对这一段时间的分析有关的，甚至关于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书中经常提到"造反派"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怡也叫做"造反派"，这当然是邓小平时代的理解，因为他否定"造反派"当然就包括否定这些人，可是我们知道，迟群、谢静怡到清华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很难说他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造反派"。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这个过程遗留下很多问题。有一句1980年代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做"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讲了。我觉得这句话没错，我们还要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担心中国未来出现类似"文革"的状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谓"彻底"与否可能有争论，有人觉得应该重讲"文革"的苦难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文革"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摆脱"文革"。今天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确要指出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带了太多的"当权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这样一个过程。"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变成"文革"的单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跃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迟群、谢静怡。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实误判后来又被另外一些朋友从另外一个方向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讲的，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区别只在于邓小平说这样做是"整错了"而他们认为是对的。 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文革"图景给老百姓以强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当官的"，而当官的又是如此腐败，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吗？现在很多大学生对"文革"有这样的浪漫幻想。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的官方叙述与毛左派虽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事实判断上好像一样。所以使我们现在的"文革"话语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文革"的官方话语现在讲得是越来越少。确实，如果总是讲"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那只能增加人们对"当官的"的同情，而同时"毛左派"的朋友们说："就是应该再来一场'文革'，这是老百姓对于"当官的"一种惩罚。"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 如果我们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于走出"文革"，就必须要看到另外一种故事背景。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做的和说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邓小平说：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但此时99%的右派都已经平反了。又比如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造反"是他的伟大贡献，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实现了中国的革命，其实能够活跃到邓小平时代的"造反派"还不到总人数的1%，大多数"造反派"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打倒了。但是这个事实却被遮蔽了，似乎官方叙述和毛左创造了一个神话：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邓小平镇压"造反派"。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领袖"都在毛泽东时代就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杀、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的尸体，有十几万之多。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造反派"。他们是怎么死的？都是当权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以前我们说"否定'文革'"时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定要讲的。 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到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改进"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 中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走向何处去的共识。这个共识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仍然没有，而且历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难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永远都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说老实话，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可以采取把不同意见在体制下加以调和的态度。中国改革这30多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堆积如山。现在的人们不会对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叙事的片面性，现在的人们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基础上还原事实，还原真相，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今后的道路沿着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延伸下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傅高义先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待邓小平以及1949年以后60多年的中国历史。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傅高义：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我更详细。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综上所述，毛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秦晖：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贬低谁的意思，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到邓时代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不是在一月以前的造反中最活跃的，而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镇压上海"造反派"。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当然，我绝没有为"造反派"邀功买好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是很左的。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是为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最重要的罪行加以否定。这其中有很多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是"保皇派"，但其他几个都是"造反派"，如遇罗克、李九莲，而且都是在恢复"文革"后秩序时被屠杀的。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中学文革报》本来就是"造反派"报纸，反对"保皇派"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青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个活动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弄清楚从"文革"到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底线。当然，我完全理解傅高义先生，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也会采取邓小平这样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利于政治的连续性。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在1980-1981年否定毛的呼声比1956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呼声强得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否定斯大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沿着1977-1978年的路线走下去，否定毛是很容易的，在我刚才讲的"负帕累托改进"背景下，全社会这方面共识是很强的，但是那时却没有做这件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原历史真相变得更遥不可及了。首先因为这30多年，改革中的弊病，尤其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很大；第二则是由于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叙事法；第三是因为"文革"中的一辈正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意识正在被淡忘。这种情况不仅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就是邓小平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法，也许邓小平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大家继续思考了。
第一，有些人批判文化大革命，希望返还他们的财产。邓小平说，不要细抠文化和原则问题，如果有人要求返还财产，还给他们就是了，否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点是关于邓小平和反右斗争的事情，很多学者都在问，有没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邓小平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邓自己写了很多文献来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文献。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他当时的做法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二是担心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太过猛烈，希望保护政府。 今天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毛和邓的事。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反日的态度很强硬，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毛主义者。如果邓小平现在是中国政府一个稳定性的象征，那么毛泽东可能更多的就是"文革"的象征，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去更大胆地梦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现场对话和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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