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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0, 2014, 6:20:14 AM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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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Nov 2014 06:30 PM PST
最近，新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新的古田會議，顯示出中國高層領導要發揚革命傳統，在思想和實踐中和毛澤東時代接軌的新氣象。毛澤東時代好嗎？你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嗎？十八大以來中國最高領導的行動顯示，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但我知道我是決不願意回去的。 為什麼呢？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不喜歡毛澤東時代，全憑個人的親身經驗。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定義毛澤東時代的性質，這兩個字就是「匱乏」。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三十年就是物資匱乏的年代。非常奇怪，一樣的江山一樣的人，那個年代就是樣樣都缺，什麼都缺，沒有一樣東西不缺。五十年代末開始的那場大飢荒就別提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相信他們的肚子還該記得飢腸轆轆的日日夜夜。即使是別的年頭，比如農村分田地浮財的時候，城市搞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文革時期轟轟烈烈抓革命促生產的時候，物質的匱乏仍然籠罩著全國大地。政府發明了各種各樣的票券，把有限的物資盡可能廣泛地分配給所有需要的人。那個時代最受虧待的是農村戶口，很多物資是分不到農民頭上的。在物資極度貧乏的年代，農民只能自生自滅。大飢荒時代因飢餓和長期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大部分是農民，而他們幾乎不可能掙脫天生的農村戶口。極度匱乏的狀態下是很難保持人的尊嚴的。這是中國半個多世紀來最普遍的社會不平等，習慣和容忍了這樣的普遍不公平，是半個世紀中國社會道德下滑的根子。 為什麼物資會匱乏至此，文革後開始搞經濟改革的時候，體制內外的改革派做過很多探討。人們從經濟制度方面找原因。計劃經濟導致生產資源配置不合理，即所謂結構失衡，是第一個明顯的問題。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導致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是第二個明顯的問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其實就是圍繞這兩個問題「回歸常識」。所以，改革開放把經濟搞上去了，談不上什麼功勞，那只是把本來荒唐的孽障消除掉一些而已，早在三十年前就可以做到的。 毛澤東時代的第二個匱乏，是精神的匱乏。黨和領袖理所當然地要管你頭腦裏想些什麼，告訴你只能想什麼，怎麼想，不能想什麼，如果想了就要受懲罰。侵入和佔據你的頭腦的首要方法，是控制一切信息流，你能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都受到絕對的嚴格控制。毛澤東的妻子和親密戰友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一位電影明星，你若得知這一歷史知識，不小心告訴別人而傳播了這一消息，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深夜悄悄收聽短波電台，有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這些措施，都是黨和領袖對你的思想健康的關懷。有時候，半夜裏領袖毛主席說了一句話，對全國人民發出了「最新指示」，大家必須表達幸福感，於是爬起來，敲鑼打鼓地游行，到上級部門去「報喜」，表達貫徹執行領袖「戰略部署」的決心。 物資的匱乏靠票券和令農民自生自滅來維持，精神的匱乏則靠恐怖來維持。毛澤東時代，凡是不願放棄人的尊嚴而堅持自由思想的人，都受到慘烈的超殘酷懲罰。林昭被槍殺，張志新被割喉，顧準孤獨地死於病榻。更有數不清的有志有為者，坎坷蹉跎了一生。 毛澤東時代的物資和精神極度匱乏，是人為造成的，是非人道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三大卷，並沒有告訴後來人，社會主義會造成這種貧乏。在這樣的匱乏狀態下，人是沒有尊嚴的。沒有任何理由讓人生活在這種匱乏之中。這就是我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理由。 毛主席、江青同志、春橋同志，等等，想來是願意中國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眼下的中國最高領導和民間的諸如兩位著名網絡作家和某位著名畫家等等，想來也是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他們自然都有他們的理由。他們想回，就請回吧，至於我，很簡單，打死我也不回到毛澤東時代。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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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Nov 2014 11:00 AM PST
這兩天，國內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報道說，「日本首次承認釣魚島存主權爭議」，日本不得不向中方作出讓步雲。媒體在新聞標題上作出這樣的論斷，甚至某些專家也作如是觀。如果真的日本承認釣魚島存在與中國的主權爭端，它將是中國近兩年來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了。但正如犀利的網友所言，這種說法只是「中國人自己騙自己」。 事情的起因是，11月7日，國務委員楊潔篪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四點共識有關釣魚島的表述是：「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這種表述高度模糊，甚至都沒有提到「釣魚島主權」之類字眼，雙方認識到的「不同主張」，僅僅是「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所謂日本承認釣魚島主權爭端，純屬中國輿論自欺欺人。 可笑的是，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於8日凌晨在其《你好，明天》專欄發布微博徑稱：「中日就改善關係達成四點共識，日本首次承認釣魚島存主權爭議。」而且不忘「提醒安倍：遵循共識，用行動體現誠意！」問題是，安倍什麼時候表態要向中國獻納「誠意」了？自欺也就罷了，還想將欺人強加於人，其可得乎！ 實際上，在釣魚島主權爭議的問題上，日本政府的立場並沒有任何變化。日本首相安倍7日晚參加日本BS電視台節目時稱，「這並不代表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姿態發生了變化」，但圍繞東海地區相關事宜，中日雙方「近年來處於緊張狀態，中國方面有中國的想法。」 肇端於日本所謂「國有化」釣魚島，中日雙邊關係持續緊張，中國自然有「中國的想法」，難道這也需要日本的認知麼？所謂「四點共識」，純屬狗屁不通。 其實早在去年，日本就提出一個所謂的讓步方案，以實現中日領導人會談。日人的方案概括起來就是三點：（1）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2）但已知曉中國有自己的主張；（3）力爭花時間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中國有自己的主張，這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所謂日本「已知曉」中國的立場，並沒有任何意義。其時中方明確拒絕了日方的方案。 現在的中日四點共識，實際上是在日方「三點方案」上更退一步，根本未提及釣島主權爭端。中方的考慮顯然是，日方「三點方案」對於中國來說等於放屁，而且突出了日方「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主張。在所謂「四點共識」中，中日雙方「認知」到的是「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完全是一句十足廢話。所謂緊張局勢，是一個腦袋上長眼睛的人都看得見的事實，根本上不存在「不同主張」。雙方外交人員弄出這麼個「共識」，純屬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最大的忽悠。 在中日關係上，日本一直是一個忽悠專家，而中國一直甘於被日本忽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急於進入中國市場，急於同中國建交。中國懷有同樣急迫的建交心情，但顯然對日本政治缺乏基本了解，只顧同所謂「親華」人士往來，而對日本自民黨對華讓步的可能性估計不足，結果在建交談判中賤賣國權。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竟將日本侵華表述為中性的「戰爭」，將雙方台灣問題立場表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實際上將日本政府對台灣問題立場模糊化。 所謂中日「四點共識」，實乃日本故伎重演，而中國則是第N次重復上當的歷史。 不過令人有所不解的是，日本國內輿論也宣傳說安倍首相對中國作出了讓步，實際上是中國媒體在黑夜裏意淫。日本《朝日新聞》並不認為日本承認釣魚島主權存在爭議，而僅僅是覺得，日方採用「釣魚島」的稱謂，是「值得肯定的向中方做出的讓步」。但《東京新聞》在文章標題上居然聲稱，「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立場爭議，日本方面做出讓步，中日首腦將舉行會談」。日本政府根本沒讓步，而日本媒體直接解讀「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立場爭議」，完全是歪曲日本政府立場。 實際上，這不過是日本社會的一個對華外交雙簧：日本政府使用模糊語言忽悠中國，而日本輿論拼命給中國政府灌洋米湯，讓中國社會產生自我陶醉。世界上凡民主國家，在中國人看來不同政治派別鬥得你死我活，實際上在對外方面內部高度默契。日本需要中國，這是日本朝野共識。他們知道中國政府「死要面子、只要面子」，所以由媒體承認釣魚島存主權爭端，而由政府堅守「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原則立場。 如果我們當一次事後諸葛，應該會發現，雖然中國趁著中日釣島爭端實現了對釣島領海的官方執法進入，但日本更有理由對現狀感到滿意。據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說，日本內閣決定對釣島實行所謂「國有化」時，本以為中方會停留在口頭抗議，未料引發中方強烈外交反應。兩年來，日本政府雖然軍事上頗有主動求戰的味道，但骨子裏擔憂中國政府「產生誤判」，以「大國之怒」在釣島動武。現在實現兩國領導人會談，意味著中國已經從情緒不穩態進入冷靜態，中國軍事「盲動」的風險已然過去。 日本終於贏了。日本人早就研判，中國雖然憤怒，但經過一年半載發洩不滿，就會與日本重歸於「以史為鑒」的老調。中日42年當代邦交史，就是此種模式的重復。中日「四點聲明」，再次證明了日人的「科學」預見。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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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Nov 2014 10:37 AM PST
近日，畫家范曾成了網上熱門人物，對他曾經的作為，有種種議論。這並不奇怪，屬於網路常態。奇怪的倒是，大陸一些媒體把這種熱議，稱作「圍攻」，甚至認為這背後的動機讓人警覺，話講得不清不楚、神神秘秘，無非是想給這些批評扣上一頂政治帽子。這確實有點小題大做了。范曾既然是公眾人物，民眾就有批評議論他的權利，這些媒體的論調倒是與范曾本人有得一拼。 記得2010年年底，因被批評「流水線作畫」，范曾將收藏家郭慶祥告上法庭，要求郭慶祥賠償精神損失費500萬元。後北京昌平區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認為郭慶祥文章中通篇對范曾的詩、畫、書法、作畫方式及人格分別做出了貶損的評價，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虛偽」等，造成其社會評價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慶祥的行為已構成對范曾名譽的侵害，要求郭慶祥向范曾書面道歉，並賠償人民幣7萬元。 當年我看到范曾勝訴的判決，就非常吃驚。對范曾的人品和畫品，只要了解一些當代文化和藝術史的人，自有判斷，不用我來贅言。但僅從一個畫家因一篇藝術評論就起訴評論者，並要求對方賠償精神損失費500萬元來看，范曾對藝術精神的理解，還是一個門外漢。藝術的靈魂只有兩個字：自由。自由不僅是藝術誕生的動機和最後歸宿，也主宰著與藝術相關的每個環節。我們說的自由，既包括藝術創作或藝術家精神的自由，也包括受眾審美和批評的自由。就像范曾有自由去畫各種人物一樣，公眾也同樣有自由以各種方式來評價他的繪畫，那怕是以貶損的方式。這是藝術世界一個起碼的原則。即便是已成經典的作品，人們都有批評的自由，何況對范曾這樣遠未「蓋棺定論」的畫家？這是文學藝術的常識，所以我們常看到對作家畫家的各種批評，卻絕少看到這類作家畫家訴諸名譽權的官司。 當時我就在想，這個自稱「坐四望五」的畫家，為何會拙劣到以官司來回應對他作品的批評。我想無非兩點，一是自視過高；二是他並不認為自己從事的是藝術，而是一種獲利大、有品牌的商業活動。「自視過高」從郭慶祥引用范曾的的話就可看出：「畫分九品……四品，已成大師，鳳毛歐伯；五品，謂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我是坐四望五，以待來日。」這種自我評定大師，甚至公開宣稱者，確屬當世罕見。 我還讀過詩人安琪評論《范曾自述》的文章，文中也引了一段范曾自己的話：「我的藝術的進步簡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使全社會震驚，我的畫也以空前的速度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僅僅十年的時間，我像從激烈的地震顫動中，大地被擁起的奇峰，直插雲天。」讀到這段話時我啞然失笑，這哪裏是在談論藝術，分明是在談論「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一種商品。我想可能正是范曾骨子裏的商人意識，使他無法容忍別人對他的批評，因為這會影響到他的市場行情。 范曾的這些言論和行事風格，顯然與中國水墨畫的精神相背離。中國水墨崇尚的文化意識是「澄懷觀道」「含道映物」「淵靜修己」「損己利物」，追求的是「腹中火候」與「豁達無所營」。至少我很難想像，一個平日蠅營狗苟於名聲和金錢的畫家，能畫出體現中國藝術精神的作品。因為中國水墨講的是發於心源、識心見性，所以在中國傳統文人意識中，人品代表了畫品，人格代表了畫格。所謂「人品不高，落墨無法」，我想范曾肯定是早就懂的，如果一個藝術家連別人對他作品的批評都無法容忍，那他的人格和境界如何，我們也可揣測一二了。而郭慶祥的文章在我看來，寫得理性平和，不僅未點名，甚至連「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等用詞也非常溫婉，批評的也是藝術界流行的市場意識與包裝手段。如果這種文章都能對所謂「大師」造成精神傷害，那這個大師的精神無疑太脆弱了。 范曾起訴在我看來，有一種人格的必然，並不讓我驚訝。真正讓我驚訝的，是當時法院竟會判范曾勝訴，這顯然有違現代法律的精神，和當下大陸媒體的做法倒有相似之處。范曾是一個公眾人物。當公眾人物的名譽權、隱私權與民眾的批評權、知情權發生矛盾時，多以尊重民眾的批評權、知情權為主，這體現的也是法律的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因為公眾人物比普通人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當他們利用這種資源獲得利益的同時，也應承擔比普通人更多的社會義務。公眾人物所具有的影響力，會對社會和民眾會構成影響和示範，所以對公眾人物的名譽權、隱私權進行限制性保護，屬於社會監督的一種方式。這種監督自發地來自於社會輿論，一個人的影響力越大，他被限制的名譽權、隱私權也會越多。比如范曾所用的「流水線畫法」，如果成為一種藝術常態或市場價格極高，就可能損害到真正的藝術精神和藝術市場。郭慶祥和普通線民敢於對范曾的創作或作為進行批評，應當說是對藝術市場有利的一件事，這種行為本身就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今天在多數國家，新聞和批評在法律上都有一定的優先權，就是在涉及到公眾利益和公共市場的情況下，為確保意見的表達和溝通足夠充分，法律會優先考慮保護輿論監督的權利，其次才是公眾人物的名譽權、隱私權等人身權利。因為很顯然，每個公眾人物都希望把自己光明一面曝光於媒體，而關於自己的負面新聞和評論，外界知道得越少越好。但從批評權和知情權來說，民眾有權利知道他們想知道或應該知道的事情，尤其在關係到公眾利益和公共市場的情況下。我國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款，但在司法實踐中，一直遵循的也是對公眾人物的名譽權和隱私權限制性保護的原則。特別對像范曾這樣市場價格特別高的畫家來說，尤其應當如此。因為這樣的案例，如果不保護民眾的知情權和批評權，真正受損害的就可能是那些收藏家與整個藝術市場。 我想無論是藝術家或普通民眾，都會覺得郭慶祥的評論或當下線民對范曾的批評，是一種善意的批評與輿論監督。作為公眾人物的范曾，即便感受到某種傷害，憑藉他在社會和媒介的影響力，有足夠的管道對作者進行反駁，否則就只能對這些言論予以容忍。這是當下大多數有影響力的藝術家的一個基本行為規則。奇怪的是，法院最後的判決以及當下大陸媒體對線民批評所持的一種奇怪的政治解讀，反倒讓一切顯得詭異。 ——東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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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1, 2014, 6:27:24 AM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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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从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权看依法治国的生命线——四评四中全会 Posted: 10 Nov 2014 04:07 PM PST
评价中共四中全会及其决定的生命，要看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观察。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能否从此依法得到善待，是个试金石。明知错了的冤假错案，是否一如既往被置若罔闻，也是试金石。今后是否继续有领导地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当然更是试金石。现实的试金石就在眼前：允许还是压制港人依法对《人大常委8月31日决定》提出不同意见，正在对依法治国的生命进行检验。 全世界都知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在香港回归前，主动对港人作出的庄严保证。大陆的选举，有中国特色。"等额选举"之类的东西，根据"一国两制"，对香港应该没有约束力。既然"港人治港"，既然"高度自治"，香港的普选本来就应该由港人自主决定。但人大常委显然认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依法"不适用於普选，於是乎才有今年8月31日的《决定》。该《决定》规定，港人只有选举权。至于被选举人，必须在人大常委规定的三个名额限度以内，由人大常委规定的机构提名，并经人大常委审查批准，才有被选举权。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港人只有投票权，"依法"没有提名权。这意味着港人只能在人大常委批准的三个候选人的笼子中进行"选举"。 请允许我填入具体人名打个比方：假设被人大常委"依法"批准的三位爱国爱港爱党的候选人碰巧是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那么港人就必须在这三位中选出一位。须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们三位，当年本来都是久经考验的深得中央垂青的治国之才啊！ 这符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肯定，它一定"依法"体现了"人大常委治港，港人不得治港"的原则。 这符合《宪法》吗？我不知道。《宪法》虽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根据人大常委的《决定》，全香港公民中明明只有三个人"依法"有被选举权；因此我实在不知道，在人大常委的法眼之中，除那三位以外的香港公民，究竟"依法"算不算中国公民。 人大常委这个立法机关的决定无疑是有权威的。它的权威是否已经"依法"扩张到足以推翻一国两制，足以"依法"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不敢说。大概许多人和我一样，也不敢说。 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於"任何国家机关"，"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於是数以万计的港人，依法提出了对人大常委这一《决定》的不同意见；但被人大常委"依法"不理不睬。 根据《宪法》第35条，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於是，数以万计的港人，依法在中环一带遊行示威——简称"佔中"。 根据《宪法》第123条，中国唯一的审判机关是法院。据我所知，迄今没有哪个法院曾经对这一遊行示威作过判决，但中共中央喉舌的评论员，越俎代庖，擅自"依法"受理并且"依法"做出了"非法佔中"的判决。这就使我全糊涂了："非法"这顶帽子到底应该"依法"戴到依法遊行示威者的头上，还是本该依法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那位进行非法审判的评论员头上？ 那位评论员，可能是位法盲，但显然"依法"具有高於法律的权威。在他的"依法"鼓噪下，中国十三亿人被"依法"剥夺了阅读被中宣部列入黑名单的学者们的一切着作的权利。其中至少包括国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的一切着作。余先生和其他学者这次所以又被"依法"抹黑，是因为发表了支持遊行示威者要求真普选的正义主张。 在同一评论员的鼓噪下，中国十三亿人还很可能将被"依法"剥夺欣赏香港四大天王艺术创造的权利。这四位顶级艺术家也不愿意随声附和，勇敢地发表了支持正义的主张。 同样，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政协委员，也终于被全国政协除名。 也是在同一评论员的鼓噪下，连沉默不语者也难以幸免。香港商界四位巨头，就是为此，被中共中央的另一喉舌"依法"点名羞辱。 以上是两个多月来中共某些二三流人物在"依法治国"的原始版和升级版的旗号下先后卤获的战绩。版本有旧有新，内容一以贯之。 这就是四中全会和它的依法治国。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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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Nov 2014 03:46 PM PST
香港特首梁振英幕后一直有阴魂，就是首两届的特首董建华；而随著梁振英民望一再下滑，以至几近失势，背后的董建华终于由幕后走到台前，于今日宣布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董建华在开幕典礼时发表「伟论」，指「国家近数十年的政经与法治成就，未来发展机遇之大，是人类发展以来未有过。年轻人若能把握这个契机，将有大量向上流机会，否则损失的只会是香港。」 这个董建华，曾经作为香港首两任的特首「祸港八年」，然后以「脚痛」为理由被中共要求下台，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而董建华的问题──究竟今日是香港的平均生活质素比较高，还是中国大陆的生活质素比较高？究竟是香港自六十年代经济起飞，七十年代工业发展，八十年代的繁荣安定的三十年成果比较明显，还是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的「开放改革」三十年成果比较高呢？任何在香港与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当可断言：即使是 2014年的北京、上海或者任何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不要说比起90年代最光辉的香港，连 80 年代的香港也远远不如──由房屋如公屋居屋、环境卫生与市容、免费教育以至医疗，廉洁治安、基础福利以至人民生活质素，更不要说人权与自由或者法治了。 至于拥有全面主权与民主政制的德国与日本──作为第二次大战的战败国，被外国占领接管「殖民统治」，居然把所谓「战胜国」──「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抛离几多千万里？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甚么「政经」以至「法治」的成就呢？为何中国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却不断纷纷外逃，高官家属不断要走资移民？中国如此进步，为何连奶粉生产也不能监管好，要透过「落后」的香港向「更落后」的外国不断输入以至走私奶粉？作为全地球最多的哺乳类动物，为何竟要抢购外国的奶粉呢？中国的「法治」成就如何？毒奶粉案就非常清楚，这种「成就」见得人吗？比得上德、日以至香港吗？ 中国人纷纷逃离自己的中国，却叫香港人把握中国的「契机」，这是叫香港人开倒车，把退步说成是进步，叫文明学习野蛮，结果必然是香港的毁灭，毁在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九流政治蠢才身上；而香港不断发生的「中港矛盾」，就是因为这些明明是害港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全部宣传为「中国恩情」，中国不断对人民洗脑，由创作出甚么九八金融风暴救港以至篡改历史，一堆又一堆子虚乌有的「中国恩情」，一如最近流传因为「占中」要「惩罚香港」，即取消打通上海与香港两地股市的「沪港通 」，真相就是这最有利于中国大陆企业走资，借香港欺骗世界资金入市，却说成是中国的「大礼」；香港人敬谢不敏，事实当然没有「取消」;中国政府却强加于香港之馀，更不断以此洗脑灌输这些概念给大陆人民以至香港人，利用民族主义洗脑去欺骗人民，借此挑动中港矛盾来「维稳」，实在是邪恶之极。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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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2, 2014, 6:36:33 AM1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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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4 11:55 PM PST
過去的十幾天裡，我的視線無法離開香港。為了爭取真普選，香港幾萬學生和市民「和平佔中」，警察用胡椒噴霧和催淚彈施暴，非但沒有嚇退示威者，反而激發了更多民眾上街，「佔中」變成了「佔港」，金鐘、銅鑼灣、旺角、尖沙咀聚起更多抗議者。電視畫面上五顏六色的雨傘海洋濕潤了我的眼睛，我禁不住讚歎，勇敢無畏的學生！勇敢無畏的市民！香港人好樣的！你們繼承八九「六四」的精神，譜寫著爭取中國民主的新篇章。 那一刻，我一遍遍向遙遠的香港呼喊：香港挺住！因為你是我心中別樣的地方。 香港，你是沒有監督勞動的地方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我每天看見一位婦人掃大街，她掃到我家門口時，母親總對她說，我家門口掃過了，你不用掃了，如果我在邊上，母親還讓我叫她「好婆！」但好婆卑歉又惶恐的連連擺手說，「不作興，不作興！」我不懂事地問母親，「好婆是掃馬路的？」母親說，「好婆是四類分子，是監督勞動！」我追問，「什麼是四類分子？什麼叫監督勞動？」母親說，「說了你也不懂，我自己也沒弄懂。」有一次，好婆跟我母親正在搭訕，看見一個里委幹部從遠處走來，慌張得趕緊大刷刷地揮動竹掃把…… 一天，好婆掃完地，來到我家，從兜裡拿出一包糖果，對我母親說給我吃，母親客氣地退讓，好婆說，難得他一直叫我「好婆」，以後我沒福消受了。 翌日，不見好婆來掃大街，又過了幾日還是沒出來，街坊們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過了一個多月傳來消息「好婆逃去香港投靠親戚了！」我問母親，「香港在哪裡？好婆為啥逃那裡去？」母親說，「香港是中國的又不是中國的地方，好婆去那裡就不用掃大街了！阿彌陀佛！」 當時，我還不辨東南西北，卻知道有一個地方叫「香港」，那裡不用「好婆」掃大街。 香港，你是不搞抄家批鬥的地方 文革來了，我的一位表伯被抄家批鬥，有高血壓的表伯一下子病倒了。表伯不是地富反壞右，怎麼也成了專政對象？父親懷著疑惑帶我去看望表伯。 表伯躺在床上唉聲歎氣地對父親說，「哪裡料到會有今天？你知道我那點事。解放前，我不過有一艘小火輪運貨，忙時僱個幫手，靠勞動自食其力，解放後的成分是『小業主』，算不上五類分子。搞文革了，我們里委勞動人民居多，只有幾個逃亡富農和壞分子，專政隊覺得運動搞得太冷清，就提升火力擴大鬥爭對象。因你大表哥是右派，我這個小業主加上右派家屬就夠批鬥資格了！這是無法無天的世界！我到哪裡去說理？…… 「我真後悔啊！四九年春天，眼看解放軍打進上海，在洋行的朋友隨公司遷往香港，勸我和他一同去。當時我運輸跑得順當不想動，就對他說，『我又不搞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總得讓人吃飯，我做小生意糊口，有什麼可怕的！你先去，過幾年這裡不行了我再去也不遲』。不成想，五五年公私合營，小火輪交了公，我再想去香港哪裡還有門？出不去只好在這裡遭罪！……」 跟一臉無奈的父親回家的路上，我又知道香港是不搞抄家批鬥的地方。 香港，你是大陸人捨命尋求的地方 六八年開始搞「上山下鄉」，鄰居有位高中生，父親是大學老師，按父親的指點去廣東老家插隊。兩年後，他被押送回上海，罪名是「偷渡香港」，他從深圳河泅水時被逮捕，最後被判七年。他父親有教唆兒子的嫌疑，被單位隔離審查。 我的一位小學同學比較「幸運」。三年自然災害時，他母親去香港探望他外公後一去不回，他從此靠母親在香港打工生活。中學畢業時，他裝病什麼單位都不去，堅持申請去香港看望母親，整整等了十年得不到批准，直到他母親遇車禍身亡，當局才放他去奔喪。母親的一條命換得他的自由和新生，他終於從羅湖口岸過了深圳河。 幾年後，文革結束大陸開放，這位同學穿著一身「香港行頭」回滬，他送同學好友一些大陸少見的小禮物，知道我關心時事，給我兩本雜誌，內容都是大陸不敢公開的「秘聞」。如果說得到小禮物的人見識了香港的富庶，我卻看到了香港言論出版的自由。香港從此成了我們嚮往的地方，做自由的香港人成了我們的夢想。 香港，你是不能後退的中國柏林牆 托英國人無為而治的福，當大陸在毛時代沒完沒了搞政治運動時，香港的經濟飛速發展，八十年代躋身名揚世界的四小龍。但傲慢的大陸文化人一度認為，香港缺乏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文化沙漠」，香港人是不問政治只知揾錢的「經濟動物」。 然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時，香港人展示了他們的不同凡響，百萬人上街聲援，市民們踴躍捐款支持北京學生。「六四」大屠殺發生後，每年的紀念日，香港成千上萬人手擎蠟燭追悼，整整二十五年，香港的「六四」燭光照亮了灰暗的中國人心，是中國民運不熄的火炬，引燃著中國爭取民主的希望。 香港九七大限來臨時，基於對中共本性的了解，我擔心中共會耍盡手段讓「一國兩制」變質，憂慮弱小的香港不能抵禦中共的侵襲。雖然不出所料，香港的自由被不斷蠶食，一年不如一年，但香港人從沒停止抗爭。二○○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港人上街反對制定《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近十萬港人示威反對中小學設立愛國主義教育課程，迫使當局擱置上述議案。 今次為爭取真普選，不僅「佔中三人」為首的香港市民站出來，更多香港大中學生湧上街頭，成為公民抗命的主力，向中共和世人宣示爭取民主的決心。 香港挺住！這是一場退無可退的決戰。 如果說深圳河是一道天然的中國柏林牆，河邊嚴防大陸人偷渡的圍網就是中國這座大監獄的籬笆。六十多年來，無數大陸人為投奔自由，像我鄰人那樣冒著生命危險渡河破籬！香港一旦失守，這道籬笆就會拆除，深圳河就成為大陸的內河，香港將難逃被圈進中國柏林牆的命運！ 香港挺住！你是不能後退的中國柏林牆！ ——《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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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4 10:56 PM PST  人治黨治下的「依法治國」 正當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中共召開了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四中全會。兩件事情交織在一起，頗有一點反諷的意味：成千上萬香港學生和市民不得不暫且犧牲法治，以違法抗命的方式追求真民主，而數百名中共要人則在人治、黨治的最高舞台上，試圖以虛假的「黨內民主」方式──眾所周知，中央全會並非中央委員們平等行使議事權、表決權的場所──推動「依法治國」。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如此怪異，本該相互支撐、相得益彰的政治構件變成了相互抵消、相互扭曲的東西，「一國」與「兩制」如此，民主與法治亦如此。而造成這種扭曲局面的，就是共產黨及其領導體制。 中共在香港搞假普選是錯事 共產黨只許香港搞假普選，這不僅是做了一件錯事，也是做了一件蠢事。共產黨有顧慮，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它怕香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不「愛國」，亦即關鍵時刻不接詔、不奉旨、不聽話、不照辦，讓北京感到臉上無光；它更怕一個不「愛國」的特首膽大妄為，與美國、英國，或者與台獨、藏獨，或者與民運、異議分子有所牽連，觸犯了黨國的忌諱，讓中南海沒辦法收場。為此，中共發明了一個含糊不清但堂而皇之的宏大詞組，叫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聯辦的張曉明主任宣稱，不經篩選的香港真普選必將危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什麼其他國家的地方性選舉少有危害該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情發生？台灣高雄、台南的選民選出反對黨的候選人當了地方首長，也沒聽說危害了中華民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反而在擁有「一國兩制」隔離牆的香港，為什麼普選只要向反對派人士公平開放，就一定會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呢？此中道理，過於稀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還有人說，共產黨之所以不許香港真普選，是害怕在內地引起連鎖反應，因為人們也許會問：香港人為什麼那麼特殊，可以大張旗鼓搞真普選，深圳、廣州、上海、北京的選民，全中國其他省市的選民難道就沒有資格也搞真普選？如此一來，共產黨政權就難以抗拒，只好全面崩盤了。應該說，這種假設純屬想像，過於誇張。事實上，香港本來就很特殊，一百五十年來一向特殊，「一國兩制」之後依然保持其特殊地位──這正是「一國兩制」的原意，對此大陸人民早已經習以為常。比如說，香港有《爭鳴》、《動向》，大陸最多有《南周》、《南都》；香港有「六四」維園集會，大陸學者在自己家裡談論「六四」問題都有可能要坐牢，差距就擺在這裡，香港人的言論與集會自由並未衝擊到共產黨在內地架設的專制高壓防線。所以，香港真普選恐怕也不會在大陸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更不會讓共產黨丟掉大陸政權──如果共產黨真是害怕丟掉政權，它也應該更多地在大陸身上而不是到香港去尋找原因。 香港從此變多事之區 說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是做了一件蠢事，是因為這件事徒然激怒了香港市民，卻於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無所收穫。本來，香港一直是一個讓中央很省心、也很省事的地方，即使當年在港英政府治下，香港也從來沒有給中國大陸惹過什麼麻煩：沒有成長出以對抗中國政府為目的的政治勢力，更從來沒有損害過中國的什麼「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是給封閉落後的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個無比優越的開放的窗口、融資的平台、貿易的通道。港英當局都不曾做過的事情，何況主權回歸之後，何況中國「崛起」之際？共產黨究竟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事情，值得對真普選嚴防死守呢？ 相反，不許港人真普選，這才真是闖下了大禍、惹出了大事。佔中曠日持久，讓特區政府和中央都亂了方寸，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八‧三一決定」有什麼意思呢，即使中共可以順心如意欽定一個聽話的特首，但這樣一位特首將很難獲得港人的真正信賴，尤其是不能得到年輕一代的支持，而缺乏信任和支持的統治一定是低效率、高成本的統治，也一定是不和諧、不穩定的統治，香港從此將變成一個多事之區：一個省心的香港將會變成一個鬧心的香港。共產黨自以為是，終於弄巧成拙，可這又何苦呢？須知，信任是相互的，猜忌也是相互的，中央信不過港人，港人又如何相信中央？ 無真普選抗議將長期存在 解決香港危機，港府誠然作不了主，需要中央政府作出重大讓步。但目前港人佔中乃是以綁架自己的方式向北京叫價，壓力只能落在香港警方和港府身上，北京是痛是癢，可能感覺並不是很強烈，所以，北京不大可能在佔中壓力下改變既定的政策立場。不過，佔中僅僅開了個頭，若無真普選、真民主，即使佔中結束，抗議潮流也勢必在香港社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長期存在下去，長此以往，難免會惡化陸港兩地關係的方方面面，到那時，中央只怕悔之晚矣。「一國兩制」本來就是一個毛病多多、隱患多多的脆弱架構，細心呵護之下才能勉強運行，它是經不起風風雨雨、磕磕碰碰的。香港的未來怎樣，現在我們誰也回答不上來，下個星期會怎樣都不好說，但有一個長遠後果是可以預斷的：恐怕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門需要在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後面，再加上一個香港問題。難道這就是黨中央、人大常委會所要的結果嗎？ 早知如此，還不如一早就相信香港選民的眼光和智慧，尊重港人在政改問題上的「首創精神」，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放手讓他們「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即使香港選民沒眼光，選錯人，也錯不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再退一步說，即使香港民主潮流最終蔓延開來，波及大陸，讓共產黨丟掉了大陸的政權，那還是與「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無關，畢竟，被選民選掉比被革命革掉要優雅百倍、光榮萬倍，共產黨似乎也沒有必要過分恐懼，說不定有朝一日真民主倒會成為共產黨的護身符呢。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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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4 10:38 PM PST
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從來不把法治放在眼裡，黨的領導高於一切，「法」不過是櫥窗裡陳列的一個玩具而已。如今居然把「法治」作為四中全會的主題，好像真要實行「法治」了，這倒是個新鮮事，怎不令人興奮呢？ 如今從四中全會的《公報》上看，果然連篇累牘都是「法」字。這種玩弄詞藻，堆砌文字，本是中共幕僚的拿手好戲，這篇《公報》尤其令人眼花撩亂，可惜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反倒越走越遠了。為什麼這樣說呢？ 中國之所以至今沒有法治，唯一的關鍵是「黨」比「法」大，「黨」在「法」之上。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中央下面有個「政法委」，「政法委」下面是「公、檢、法」。按輩份「排座次」，「法」是黨的孫子。在共產黨「領導一切」的這個「大家庭」裡，孫子怎能有權力治理整個「家庭」呢？也正是因為「輩份」不同，所以在「反腐」中，凡有大官，都得先由中紀委執行黨的「家法」，把這個大官予以「雙規」；「雙規」完畢之後，再移送給「公檢法」去走一次「偵察」、「起訴」、「審判」的過場。如果不是中紀委先施「家法」，當「孫子」的「公、檢、法」是無權對「父輩」或「祖輩」的貪官實行法治的。這不就是「黨比法大」嗎？ 什麼叫「法治」？「法治」就是憲法和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法治國家，一個公民都可把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告上法庭。這種事情在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行得通嗎？恐怕連做夢都做不出這樣的「中國夢」來。 一個國家，只要有一個人站在法律之外，就不能叫作「法治」，而只能屬於「人治」。所以中國歷朝不論多麼嚴刑峻法，都不是「法治」，因為皇帝是站在法律之上的。他「一言而為天下法」，只能算是「人治」。中國雖然叫作「人民共和國」，但是「人民」恰恰缺乏人權，「共和」也根本談不到。 應該說，現在中南海也的確想改變一下目前這種綱紀敗壞的亂象，也想在世界面前挽回一點大小官員無法無天的可恥形象。所以從《公報》的文字看，他們在法律這個界面上，也真是下了些功夫。這些舉措，大概會在「公檢法」的具體業務上有些改進，果能如此，當然也是一種進步。但是從「人治」到「法治」這個過程看，應該很客觀地說，不但沒有進步，而且還退步了。 為什麼呢？証據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五條規定：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 「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上述兩條，其實就是「法」在「黨」之上，「法」比「黨」大。這是國家根本大法，是中共黨的「家規」。這些文字當然都是寫給世人看的，中共從來也沒有遵守過。毛澤東自稱「無法無天」，其實他的接班人也都把毛的遺訓當作傳家寶，同樣是無法無天。但這些白紙黑字畢竟都是中共自己寫的。令人注意的是這次十八屆四中全會是專門為「依法治國」而召開的，居然連早已成文的國法家規都拋到九霄雲外，哪怕作為櫥窗的陳列品都不肯擺放一下，這就說明這次全會在歷史進程中沒有前進，反而後退了一步，連過去承認的東西都丟開了。整個《公報》幾乎通篇都是「黨的領導」，像小和尚誦念「阿彌陀佛」一般，唯恐人們忘了「黨比法大」。本文起草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四中全會的其他文件。即使其他文件尚未忘記上述兩條國法家規，也不過是原地踏步而已。實際上四中全會所強調的「法治」，無非是為了加強一黨專政，而決不會真正把「法」的地位提到「黨」之上，因為《公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 「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原來他們的「法治」不過是黨手中的一根拐棍，是在黨的指揮下去「治理」老百姓而已。 中共關於香港的《白皮書》和全國人大關於香港普選的決定，激起香港人民極大的憤怒，也使國際社會為之目瞪口呆。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共在中英談判中為香港回歸所作的莊嚴承諾，是中英達成協議的條件。這是中共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承擔的國際義務，同時也是它對香港人民的政治承諾。為什麼北京當局竟出此下策，置信義於不顧，連起碼的政治底線和道德底線都任意踐踏呢？ 有的輿論認為，這是江澤民塞進十八屆常委的代理人幹的。他們策劃此事的目的是把習近平推進陷阱，促使港人憤怒，把事情鬧大，這就可以促使習近平用武力鎮壓，使他陷入第二個「六四泥潭」不能自拔，然後由他們來收拾殘局，奪取中南海的主導權。 但是習近平並沒有讓他們牽著鼻子走，而是斷然拒絕了重演「六四」。不過他的對手並未罷手，而是一方面動用黑社會向「雨傘運動」挑釁，同時又讓黑社會和警察來演雙簧，以便釀成流血事件，從而更有藉口實施武力鎮壓；另一方面，他們又拿出故伎，大肆宣傳「外國勢力介入」，把他們一手逼出來的民眾抗議嫁禍於外國人，特別是嫁禍於他們的假想敵美國人。 鑒於十八屆班子的複雜性，我們對所說的「習江鬥」姑且不作進一步的探究。不過我們現在要說的是：今日香港的政治風潮，從深層的根源看，乃是共產黨的本質造成的。它正是毛澤東給中共留下的傳家寶（一黨專政）的又一個惡果。 什麼是一黨專政？就是共產黨要壟斷一切。香港這顆亞洲明珠，共產黨怎能容它在自己的魔掌之外自由選舉呢？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既是共產黨政治策略的最高準則，也是這個黨的最高道德準則。暴力和欺騙，就是他們最得意的兩手。為使香港民眾「愛國」「愛黨」，以便減少阻力，早日把香港置於自己一手控制之下，他們在和英國談判時作出「一國兩制」的許諾，等香港回歸之後，便翻臉不認賬：這種食言而肥的卑劣行為，正是共產黨骨子裡就固有的政治基因，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他們是歷來如此。 笑蜀先生曾把中共奪權以前關於民主自由的花言巧語滙集成書，題名《歷史的先聲》。此書剛剛出版，氣急敗壞的中共立刻予以嚴厲封殺。查禁自己的言論，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然而誰也笑不起來，因為這是中國人民的悲劇。全中國的人，包括海外的華人，都被共產黨騙了！ 共產黨用暴力查禁自己昔日的言論，這是在打自己的耳光，說明他們已經完全背叛了自己原來信誓旦旦的諾言。如果他們不承認背叛，那就表明他們昔日的諾言本來就是騙人的謊言。總之，二者必居其一，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說明共產黨的本質：或者是在權力的腐蝕下，已經蛻變為一個自私自利嗜權如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集團；或者原來就是一群沒有人格，沒有底線，毫無誠信的政治騙子。 因此，一切善良的人們必須看透共產黨！這是我們從這次香港風潮中應該得到的經驗教訓。 既然這個統治集團的本質如此醜陋，還能寄希望於它會改邪歸正嗎？ 回答還是我們一貫強調的：從現實出發，力爭和平轉型，避免社會付出更大代價。什麼是現實？共產黨是中國現實的統治者，而現在還沒有一個能夠和他抗衡的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所以，雖然在世界範圍內民主大潮浩浩蕩蕩，但中共依然頑固堅持獨裁，敢於我行我素。 但是，共產黨的日子已經不能照舊過下去了，因為鄧小平路線已經到頭，不改不行，假改也不行了。如果繼續沿著他們的「中國特色道路」走下去（也就昰拖下去），早晚要出大亂，不是被暴力推翻，就是自己亂套（這個可能性更大，例如軍事政變、內戰，等等）。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客觀條件使然。這個結局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見到的，因為社會將為之付出極大代價。那時，最倒霉的當然還是老百姓，但統治者也同樣吃不到好果子。高壓秩序一旦崩潰，積憤已久的群眾首先會用最兇猛的手段報復他們最痛恨的統治者。這種可怕的下場，統治者是應該知道的。所以，如果和平轉型，將是朝野都能接受的一種出路。而且中共內部絕非鐵板一塊，總有明白人，不會聽任中國這艘巨輪像「泰坦尼克」號那樣向著冰山撞上去，只要不是傻瓜，即使為了自救，也會通過適當的步驟把舵輪奪過來，使它平穩地轉向人類文明共同大道，不要再沿著那條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絕路上行駛了。 但是共產黨的積習已經太深，特別是一些既得利益的老奸巨猾，雖然幹好事他不在行，但是縱橫捭闔，玩弄陰謀詭計，卻是他們的看家本事。而且「利令智昏」，這種人常常喪失理智，即使「作法自斃」的蠢事都能做得出來，所以，要中共改弦更張談何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明白人，在時機未到的時候，也必須力求避免「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也不能不學學「大智若愚」，等到該出手時再出手。 我們說力爭和平轉型，不是阿Ｑ自我解嘲，也不是對中共心存幻想，而是從歷史和現實中作出的客觀判斷，就是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至於現在的領導班子當中有沒有這種人，我們從不在局外預測，對於這種和平轉型能否實現，也不盲目樂觀，只是指出有這種可能性而已。 所以，現在的「現實」是中國已經來到一個歷史轉折點，或者說三叉路口：一條是通往人類文明共同大道的改革之路，這是一條真正能使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一條是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的獨裁之路，這是一條必然使矛盾激化，引發革命或政變之路。 不管上述這兩種可能哪種能夠成為現實，其結果都是使中國從中共那條「社會主義道路」轉上人類文明共同大道，也就是香港所走的這條「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或是被推翻（前一種可能），或是通過自身改革成為民主政黨（主動放棄一黨專政，轉而服從人民的選票），其實際結果都是：壟斷一切、靠暴力和欺騙統治全社會的那個共產黨不復存在了。 我們所說的「看透」是：對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一定要看透，不能抱任何幻想。但是「看透」也包括看透這個黨只能是一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過客。它或是被推翻，或是因內鬥而解體，或是被民主力量和平取代，或是識時務而主動放權，蛻變爲現代民主政黨。總而言之，這個黨絕不可能「千秋萬代」！ 上期本刊的特約時評的題目叫作《香港有希望》，就是從香港民眾維護「一國兩制」的鬥爭中，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因爲這種民主大潮就是在看透共産黨的前提下發生的。所以參與者既不爲強權暴力所屈，也不爲花言巧語所騙，實在令人感動和尊敬！這場大潮不但是保護香港的自由民主不被吞沒的決定性力量，而且也是推動大陸實行真正的改革，促進大陸更快地通過和平轉型走向民主的強大力量！ 目前雙方仍在僵持，這是一場鬥智鬥勇的政治較量。「雨傘」下面爭取真普選的群衆始終堅持和平理性的抗爭，但是他們的對手是沒有底線的。因此，群衆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知道怎樣在曲折險惡的征途上，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敏銳的目光，既要識破對手的陰謀詭計，也要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棋，以便最後能和平地實現真普選的願望。至於具體的行動策略，局外人無權置喙。我們相信，何時何地，行止進退，這支始終堅持和平理性的民主大軍，自己一定會作出最恰當的決策。 ——《争鸣》杂志2014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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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沒有「我國」的日子：一戰百年紀念日：11月11日。民主國家國殤日。中國瘋狂購物日 Posted: 11 Nov 2014 10:21 AM PST 以下倫敦2014年11月11日圖片        888246朵罌粟花全部開放。 1915 年，加拿大一名军医约翰·麦基中校在战地救护所救治伤员，并负责掩埋阵亡将士遗体，亲眼目睹了战场的惨状及红透半边天的罂粟花。他在掩埋了好友之后，抑制不住悲伤和激动，在一张碎纸片上写下了十几行诗句，《In Flanders Fields》。 【佛兰德斯原野上】 佛兰德斯的原野上，罂粟花摇曳 在那林立的，十字架旁 那是我们安息之地；天空上 那云雀，依然勇敢的歌唱，翱翔 世界沉寂， 枪枝曳落。 我们已死去，不久前； 我们曾活着，倒下时，看到那晚霞垂暮 爱，与被爱 而今我们长眠于佛兰德斯的地下。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同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1919年11月11日，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及一战中阵亡的将士，英王乔治五世将这一天定为国殇日。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 11月的伦敦，888，246朵罂粟花已全部盛开。每朵花代表一名在一战中阵亡的英国或英联邦士兵。这些花朵将以每只25英镑的价格义卖当做军队慈善基金。11月11日这一天，王室成员及首相均会出席相关的纪念活动。 在澳大利亚，11月11日这 一天，民众会自发集结在纪念碑前，缅怀一战和二战阵亡将士，澳洲政府也为此发行了专属纪念币。 在加拿大，从11月初开始，市民就开始佩戴虞美人花，一直到11日11时默哀。 在美国，这一天是老兵纪念日，国旗招展，退伍老兵纷纷集队游行。在国家公墓，人们还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总统会向无名烈士献花，还会给伤残军人一个拥抱。 在中国，这一天是瘋狂購物日。 在大陆，目前幸存的抗战老兵约有上万名，平均年龄超过90岁。因为历史的原因，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与彷徨之中。 遗忘历史，是我们的国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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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4 09:22 AM PST
看到德国人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心情是复杂的。我们无法回避又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又有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离自由到来的那一天还有多远？ 我相信，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在各大城市同仇敌忾的学生和学者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分歧之大，是当年绝对无法想像的。且不说一些人早已背弃了自由的理想，即便是依然向往自由的知识人，今天对中国获得自由的前景，也有了非常不同的判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自由的理解比当年要深刻许多，而且，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也有了更多自觉。正因如此，一些人对中国人能不能得自由有了很大怀疑。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人不配得自由，因为25年来的许多经验，再次验证了鲁迅当年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些论断，其中之一，就是想做稳奴才的中国人实在太多。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过去25年许多中国人有机会在国外亲历自由，回来以后反而不信自由，反对自由，热衷于奴役自己的同胞。今日中国各种文化沉渣的泛起，加剧了不少人对中国自由前景的悲观。无论是死不改悔的"老红卫兵"，还是沉迷于"小时代"的郭敬明们，都告诉我们，确有一些中国人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不过，不管中国人能不能理解自由，21世纪的世界大势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若不选择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自治的制度，将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换句话说，21世纪的世界，已经容不得一个反自由的中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不久前秦晖发表的文章"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事关世界前途"（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14498），就代表了这种看法。秦晖认为，08年爆发的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同于此前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带来的严重失衡有直接关系。这意味著，中国人甘心被剥夺，被透支，世界也不能答应，因为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内政，而关系到全球经济能否平衡和稳定。 在本周的APEC峰会前夕，习近平提出了"亚太梦"，他说，"随著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亚太梦"固然表达了习近平在全球舞台的雄心，但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说法，反映了习近平感受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其实主要不来自于中国以强凌弱，而是中国自我剥夺和自我透支的发展模式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由此带来的严重不平衡，既是中国不稳定之源，也是世界不稳定之源，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此，把未来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押注于中国人对权力的迷信，押注于中国的奴性，表面上看"符合国情"，其实是完全靠不住的。 一些坚信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中国的自由很乐观，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因为奴役的路走不通，所以自由会很快到来。我认为这个逻辑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从当前中国的技术和财力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比如北京的空气污染，此次为了保证APEC会议期间，把河北的企业一停，立竿见影，出现了所谓的"APEC蓝"。以北京和中央的财力，足以通过补偿收入的方式终结这些污染。但现实的政治过程，完全无法实现这种技术和经济可能性，因为在污染和环保事业中，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和寻租机会，现在的体制和法制对此无能为力。 那么中国人难以得自由的症结何在呢？很多人认为是制度问题，但这种主流的解释很容易陷入循环逻辑，也就是因为制度不好，所以制度不好。这种逻辑很难回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 在当今的时代和技术条件下，资讯高度发达，交流极为便利，中国人有空前好的机会向自治和自由的社会学习自由人如何思维和交流，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他们的制度。我以为这是中国早日得自由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在这方面进步越快，离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也就越近。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13, 2014, 6:46:21 AM11/13/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纽约时报》：回应习近平（附：敏感提问再次暴露中美深刻分歧）
- 王思想：美國官員為何喜歡來中國訪問？
- 项小凯：亞太版「中國夢」的虛實與深淺
- 东方一三：APEC藍的惡劣示範效應（附：中国经济为APEC蓝付出多大代价？）
- 吴洪森：我十五年前的警告：也谈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与傅国涌先生商榷（附：傅国涌：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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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回应习近平（附：敏感提问再次暴露中美深刻分歧） Posted: 12 Nov 2014 11:33 PM PST
在北京举行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放宽对商人、学生和游客签证限制达成多项协议。 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当习近平被问到是否会为外国记者提供同样的待遇时，他表现得很不耐烦。外国记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直很难获得在中国工作的许可。 习近平一开始似乎没有理会《纽约时报》记者马克·兰德勒(Mark Landler)的问题，但后来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这个比喻可能有点拐弯抹角，但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楚：他在提醒外国新闻机构，后者的麻烦是自找的；他们正在因为有不利影响或引发争议的报道遭受惩罚，并且可以通过改变这种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时报刊登了有关中国政治精英财富的报道之后，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拒绝为新的时报驻华记者处理签证，并试图对中国国内的民众屏蔽时报的英文和中文网站。 时报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有信誉的新闻机构都不会这样做。从发布"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到调查政府的秘密窃听项目，时报有着把矛头对准美国政府的悠久历史。 时报的承诺对象是那些读者——他们期待、也理应获得关于时事以及那些影响世界的人物的全面且最为真实的讨论。 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一支地区性和国际性的重要力量，并理应得到严肃的新闻报道。时报将继续给予中国及中国公民诚实的报道和关注。习近平曾宣称中国保障媒体权利。要求记者为迎合政府改变报道内容，只是保护了权贵和那些有不可告人之处的人。一个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政权，应该具备应对真实的审视和批判的能力。 【附录】 敏感提问再次暴露中美深刻分歧MARK LANDLER 2014年11月13日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人民大会堂内出席仪式。 北京——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周三大谈中美合作的好处，以与记者见面的形式结束了这次不同寻常地富有成效的国事访问，然而一些难以消除的差异也暴露无疑，比如有关香港亲民主示威和新闻自由的问题。 在宣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时，奥巴马和习近平都把其描述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在全球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上展开合作的例子，虽然他们在许多其他领域里有竞争。 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奥巴马对这个观点表达了共鸣，称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协议"展示，当我们一起为应对一个紧迫的全球性挑战而努力时，什么都是可能的"。 但是，在两国领导人讲话后一个罕见的回答问题时段，两国之间的差异表现得更加鲜明。在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工作期间，白宫曾大力游说中方采用记者的提问，而中国政府只是在两国领导人一起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前一天才终于答应了。 起初，习近平似乎对《纽约时报》记者的两个问题置之不理：中国是否担心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代表着美国遏制中国的努力？在中美达成更广泛的签证协议的背景下，中国是否会放松其拒绝向一些外国记者发签证的做法？ 在首先回答了一个来自中国国有报纸的不相关问题之后——这个做法似乎还引起奥巴马的一个困惑反应——习近平回过头来宣称，新闻机构、包括《纽约时报》的签证问题，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对外国新闻媒体的担忧显得颇为不耐烦，外国媒体担心因为它们报道不利于中国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人的新闻而遭到了惩罚。 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保护媒体的正当权益，但媒体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他说，"某一件事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可能确实是有某方面的原因。"显然是承认新闻报道与拒绝延长签证之间的联系。 习近平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经历的艰辛，说它们像是出了问题的车。"一个车子如果开到半截抛锚了，我们都要下来检查一下哪里出了毛病，"他说。 他的另一句话没有翻译成英文，国家主席说，"我们中国人讲，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俗语也可以翻译为"什么人制造了问题，应该由那个人来解决"。 习近平还直言不讳地警告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涉足香港亲民主示威活动，他认为香港示威是非法的，这是回应一个提给奥巴马的问题时说的，奥巴马被问及中国媒体中流传的有关美国在香港煽动骚乱的谣言。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这位中国领导人声明。"毋庸讳言，任何地方都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 随着奥巴马的国事访问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接近尾声，香港当局对抗议者发出越来越强烈的警告，要求他们撤离街头。 习近平表示，他不认同一种观点，即奥巴马转向亚洲的做法——包括拟议中的一项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贸易协议——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种努力。他还对中国国有媒体最近出现的反美浪潮不以为意，他说："我不认为这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 总的来看，习近平的话为人们提供了中国国家主席罕见的、不加掩饰的一面，在迅速巩固权力之后，他已在自己任期上度过了两年。他对偏离通常的有关"大国"关系重要性的讲话稿没有表现出迟疑。 就奥巴马而言，他试图坚持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他也尖锐地反驳了认为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新专注应被视为一种威胁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对话给了我们一次驳斥一种观念的机会，即我们转向亚洲是为了遏制中国。" 奥巴马说，他向习近平保证，美国与香港的抗议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他说，"这些问题最终要由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他指的是抗议活动提出的实现全面民主选举的要求，但他表示支持言论自由的权利。 总之，奥巴马提到人权时做了仔细的平衡。他提到美国拒绝承认独立的台湾或西藏。他还赞扬中国在与伊朗的核谈判中起的作用，中国为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做出的响应，以及中国在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打交道上的作用。 奥巴马对中国国有媒体最近一大堆对他本人及美国的恶毒负面报道不以为然。他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作为一个公职人员都不应在乎无情的新闻报道。他补充说，"我坚信重在行动，而不是言论。" 白宫官员告诉记者，总统在记者会上专门点名让时报记者提问，因为该报的几名驻中国的采编人员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了签证。 中国国有的中央电视台没有直播这个48分钟的记者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这应该是中宣部有意的决定，大家都知道中宣部比习近平还更主张强硬路线。" 宣传官员们不想让中国公众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谈论人权和西藏，时殷弘说，即使奥巴马非常客气，没有说"让东道主不高兴的硬话"。 Jane Perlez自北京、Keith Bradsher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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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Nov 2014 10:57 PM PST
中國的招待方也為此次APEC感到自豪。他們在官方媒體和微博上面，曬有關招待的細節，宏大的場面，潔淨的餐桌，奢華的餐具，以及著名的「5分45秒送餐」，讓全世界驚歎。他們認為很自豪。 全世界都開了眼界，包括牛哄哄的美國人。其實，多年以來，美國官員最盼望訪問中國，已經成了共識。美國總統座機「空軍1號」非常豪華，總統隨員當然免費乘坐，但是美國規定在飛機上吃飯不能花納稅人的錢，只能自己掏腰包，而飛機上飯菜昂貴，每天超過20美元。奧巴馬的攝像師喬德哈里說，每年光在機上的餐費就數千元，為了省錢，很多隨員寧可餓上一頓，也不在飛機上吃午飯。 而美國官員每次來中國訪問，都可以跟著中國官員白吃白喝，非常幸福。因此，一些美國官員認為美國在沒落，很窮，而中國非常富裕。 在本次APEC之前，最讓美國人印象深刻的是奧運會和世博會。奧運會的奢華，大家都知道了，咱們看一看世博會。上海世博會2010年5月1日開幕，而美國在2009年7月10日才正式簽署合同參展上海世博會。不久，傳出「世博會美國館由中國出錢造」的消息。 對此傳言，有人辯解說，世博會沒了美國的參與，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美國人以「不參加」來要脅中國，為了大局，中國才答應出錢造美國館。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人確實不想來，原因是：美國法律禁止動用國家財政參展世博會，國際金融危機導致民間籌款艱難，導致美國遲遲不能確認參展上海世博會。美國之前已經先後兩次缺席世博會。 那麼，2010年世博會美國館到底誰出錢造的？中國官媒含含糊糊地說「上海世博會美國館，全部經費都是私人及企業贊助。」實際上，這裏說的企業，就是中國的海爾公司。 回到本次APEC。美國官員在北京享福，英國記者則被搞暈了。微博盛傳：參加APEC的英國記者艾里珊發回國的稿件寫道，中國這個國家看起來不錯，但從他們首都北京馬路上的汽車數量來看，應該是落後國家的水準，可能連坦尚尼亞都不如，有些寬闊的馬路上甚至一輛車都沒有。而在北京周邊的很多地方，工廠不知何故都停工了，顯出一副凋敝的景象。 俄羅斯總統普京見多識廣，他沒有絲毫吃驚，還抽空彬彬有禮地為彭麗媛女士披衣服。在中國發生的一幕，普京在當年的蘇聯也見過多次了，很熟悉。 中國的外交招待，能夠堅持50年一貫制，與1972年接待尼克森總統時的做法，保持了驚人的一致。 2008年，張藝謀同學居然搞出那樣一個空洞的、沒有靈魂的開幕式，令人吃驚。現在，6年時間過去了，據說本次APEC的開幕式還是由張藝謀同學執導。我不忍看。試圖在內心保留對《紅高粱》、《活著》殘存的一絲敬意。真的是中國的表演界找不出一個人可以執導個稍微像樣的開幕式嗎？不。是我們的決策者的思維還停留在張藝謀同學的人海戰術和宏大敘事中。 而中國百姓的思想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遠遠不是50年前對尼克森，也不是2008年為奧運金牌激動，不是2010年為世博會激動。現在是2014年。明年，還會有新的變化。 民間的變化，令人感到可喜。中國的權力掌握者遲早會和民眾一樣提高認知能力，能夠在國際接待中坦然面對，看雲卷雲舒，花開花落。 美國人將無法享受「在中國開會」。他們會因此尊重中國。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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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Nov 2014 10:32 PM PST
在此期間，中國官方，頻頻高調地推出若干重大決策，其中包括：發佈《北京反腐宣言》，期望從國際網絡中獲取資源支持，以強化本國的反腐運動；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主要在於增加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通過所謂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強化中國在亞太區域的中心大國地位；此外，在數週之前，中國積極開展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的籌建，並承諾投入500億美元的初始資本。 這些舉措，無一不體現出，當前的中國政府，對於主導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強烈願望。中國官媒人民網也樂觀聲稱，相比於2001年的上海APEC會議，中國已經從一個當時奮力入圍WTO的「被融入者」，通過實現與美國的「攻守易位」，成為「指引亞太發展方向」的「主導者」。一個超級巨大的紅色「霸主」，似乎已然崛起。 成為世界一霸，乃至世界一極，一直是中國共產政權的長期戰略目標。上世紀50年代後期，共產陣營的公認領袖斯大林死亡未幾，在爭奪國際領袖地位的動機驅使之下，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由於過度自信於共產主義的動員能力，以至於嚴重違背了供需平衡的基本經濟規律，「大躍進」成為了世界罕見的經濟大災難，並直接導致了持續數年的大饑荒。在此時期，數千萬中國民眾，因為飢餓等因素非正常死亡。 大躍進的重大失敗，以及所造成的巨大社會災難，嚴重動搖了毛澤東的領袖權威。而之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乃至最終「文革」的發生，都可視為大躍進失敗所引發的政治地震。「文革」結束之後，獲得政治權力的鄧小平等人，推行經濟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將其融於列寧式黨國體制，形成新極權模式。在鄧、江、胡時期，中國政府所實行的所謂「韜光養晦」方針，實際在語義上已經暗示，這不過是在現實無可奈何面前，體制的一時權宜之計。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到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為止，中國與外界各國，維持了一段關係較為平和的時期。在世界驚歎於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形形色色的政治轉型理論，亦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海內外的絕大多數轉型學者，都一度樂觀地認為，經濟的轉型，必然將推動中國的政治制度轉型。甚至在某些人士看來，「八九」事件，只不過是一場偶然的悲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經濟大受打擊。美國總統奧巴馬，因為醫保改革等問題，與共和黨派日趨離心。奧巴馬本人，也對一些國際問題，似乎表現得興趣不大。二戰後數十年以來，國際上首次出現了一個相對弱勢的美國。 美國經濟與實力的相對弱化，被北京政權解讀為歷史的大勢所趨。從近幾年中國官方的外交辭令來看，諸如「新型大國關係」、「攻守易位」等等，無不將美國視為一個正在衰落的超級大國，而同時當局也堅信，「崛起」的中國,將實現「偉大復興」，於國際秩序上取美國而代之。在最近的APEC會議上，中國政府的這種未來願景，已經表露得充分無疑。 儘管沒有給出明確的實施細則，但在方針概略上，中國在APEC上所宣稱的《北京路線圖》，與美國所主導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顯然將形成難以調和的衝突。同時，北京方面所主導的亞投行（AIIB），在效果上與美國及其盟友所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以及亞洲開發銀行（ADB），同樣形成競爭關係。中國在亞太區域關於經濟脈絡的擴張，必然將挑戰美日等民主國家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據悉，美國已經有所反應，分別在2014年6月與10月，阻撓韓國與澳大利亞加入亞投行。 就現實而言，和平貿易的國際經濟秩序，密切依附於大國之間的軍事勢力平衡。當下的全球化經濟秩序，實際上受到二戰後全球軍事格局的決定和制約。在冷戰時代，蘇聯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不但在軍事上互相敵視對抗，而且也以各自為中心，分別構建起政治經濟的地緣系統。 或為有意，或是無心，中國將強化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是在二戰之後，美國作為無可爭議的首要戰勝國，以經濟扶持為基礎施策，促進歐洲重建民主秩序。顯然，中國政府如果想要模仿美國曾經的做法，不但需要在經濟上取得主導資格，而且不可避免，需要在軍事部署上，大幅擴張自身的勢力。 因此，在未來趨勢上，這一亞太版本的中國夢，不但對美日等民主國家主導的經濟秩序構成挑戰，而且也必然會對美國與其盟國的軍事範圍，形成重大的潛在威脅。如果中國當局強行推進這一北京路線，那麼，局部的地緣關係緊張化以及對抗升級的風險，將無法避免。 中國政府的這一全景戰略的構想，建立在兩個重要的假設前提之上。 第一個假設，是美國的必然衰落。雖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經濟存在嚴重隱患，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已有實質恢復，美聯儲也宣稱將退出長達6年的寬鬆政策，這表明，美國基本上已經渡過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 在長期來看，美國仍然是熱門的移民以及投資的對象國家，同時也基本不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並且在多個發達國家中，技術與商業創新依然首屈一指。以此來看，並不能簡單得出美國必然衰落的可信結論。 而中國政府另一個重要假設，則是中國的必然持續「崛起」，直到與美國分庭抗禮甚至取代美國。儘管中國在加入WTO之後，獲得了極為可觀的經濟增長，但這更多的只是一種模仿和追趕的效應，而非佔據在開拓與引領的位置。由於人口控制政策等歷史原因，中國的人口結構極端不平衡，近年來已經加速進入老齡化時期。在經濟方面，由於房地產投資泡沫過熱，擠壓了技術與管理創新的發展空間，以至於某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在2008年以後，如果除去財政與投資的大規模擴張，實質的經濟增長已所剩無幾。再加之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難以逆轉的中產移民趨勢，中國進一步升級發展的前景，恐怕也遠非官方所聲稱的那樣樂觀。 而中美所追求的這兩種國際秩序，之所以必然將形成衝突，關鍵在於，二者的核心主導國家，在政治模式存在着本質差異。二戰以後以及冷戰以後，美國所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其核心思想，起源於二戰時期美英聯合發表的《大西洋憲章》；自由民主制度，是構建這種國際秩序的基石。儘管在歷史上，美國也多次發生為了現實利益而違背自由民主精神的舉動，但總的説來，自由與民主，是維繫這一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 然而，繼承於舊式共產政權的中國新極權體制，於內表現為對社會公民權利的極端壓制與剝奪，於外則體現出完全的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在最近與越南等國的海域爭端問題上，中國當局，對胡蘿蔔與大棒政策的毫無掩飾的運用，正是這種內在價值觀的直接體現。以這種觀念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體系，究竟會產生怎樣的競爭力，恐怕也是見仁見智。 中國的新極權體制，不但是對舊式共產政權的繼承與升級，同時也部分遺傳了傳統中國的帝國基因。目前被投向亞太地區的「中國夢」，也只是一箇中間的過渡版本。如果條件允許，極權的意志，必然還將會再次指向世界。這一目標，幾乎在上世紀中葉，中國共產政權建立時就已經註定。奢言歷史終結，顯然為時尚早；前路亦非定數，且待拭目一觀。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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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一三：APEC藍的惡劣示範效應（附：中国经济为APEC蓝付出多大代价？） Posted: 12 Nov 2014 09:29 PM PST  有一種藍叫APEC藍，這次APEC所造就的最熱詞，應該就是「APEC藍」了，北京為了避免APEC期間出現霧霾，差不多是不惜一切代價了，堪稱史上最拼的東道主：延遲供暖，單位放假，單雙號限行，關停企業，暫停快遞，甚至死者的壽衣都不能燒。這種不惜一代代價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APEC期間北京維持著罕見的藍天，預期中可能造訪的霧霾也未見。「APEC藍」這個詞在公眾語境中已經有了一種特別的含義：為了特殊的人特殊的目的而在特殊的時期人造出的、不真實的美麗，美好而短暫，為了光鮮的面子形象而不惜勞民傷財。 其實，北京霧霾和中國環境污染問題舉世皆知，APEC藍其實並不能給北京和中國加分，甚至因為這種眾所皆知的公然「造假」而減分，讓外人嘲笑，讓國內民眾不滿。更可怕的是，APEC藍會在中國官場生態下形成一種惡劣示範效應，上樑不正下樑歪，北京為了APEC藍的形象可以這麼不惜一切代價，地方政府更會變本加厲。 地方政府在這方面本就做得登峰造極，典型如創衛，也就是創建所謂的全國衛生城市，一些地方的造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比如早些時候山東濟南為了創衛迎接暗訪組的到來，關停了街面上的小店鋪小餐館，老百姓早餐午餐都沒地兒吃。還有一些城市，甚至連理髮店、報刊亭、酒店餐館全部關門。創衛已經成了「創偽」。北京的APEC藍與地方政府的這種「創偽」有多大差別呢？ 這種「創偽」還有更多的奇葩表現：一些地方為了營造青山綠水的形象，在光禿禿的荒山上刷綠漆；一些地方為了遮住髒亂差，遮住貧窮，會在髒亂的環境前砌一道高高的牆，被媒體稱為遮醜牆；一些地方在迎接外賓的時候，會興起一場刷城運動，將臨街的牆面上全都刷一遍，看起來像新的；一些地方甚至給枯樹上插上綠枝假扮綠樹，指鹿為馬忽悠公眾。 每當一些地方政府這麼幹時，輿論和公眾都會口誅筆伐，可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造假很多時候是自上而下的，一方面是上面的審美就是如此，走馬觀花的視察目光決定了下面迎合視察的造假；另一方面是很多時候上面也這麼幹，為了面子而不惜動用所有資源。APEC藍就起到了這種示範效果，當北京可以為了短暫的藍天而不惜一切代價時，其他地方為什麼就不能為了城市形象而刷牆，為了滿眼的綠色而刷綠油漆？為什麼就不能為了政績形象而數字造假，只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比如國家形象、國家利益、公眾利益等等，就可以為造假披上一個美麗的外衣。 APEC藍是短暫和不真實的，APEC過後一切又回歸常態，各地為了創衛而進行的創偽何嘗不是如此，檢查組走了之後一切又回歸不衛生的常態。不真實的APEC藍會在那些本就充滿造假思維的地方官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下次再去刷牆再去創偽時，可能誰也不會再有什麼心理障礙了。 ——东网 【附录】 中国经济为APEC蓝付出多大代价？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你 是不是觉得主办一场全球大型盛会应该能提振当地经济？但对于北京的经济而言，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为了迎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APEC)峰会，北京使尽了浑身解数来净化空气、夺回蓝天。会议前和会议中（11月5日-11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市以及邻近五个省份关闭了工厂，目的是令碳排放量至少减少30%，以迎接21个国家领导人的大驾光临。 然而经济学家们指出，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艰难重拾增长动能之际，此举有可能抑制中国的工厂产出、投资和贸易增速。 除了关闭工厂外，中国政府还给学生、公务员、国有企业员工放了一个长假。而且，汽车也被限行，许多建筑项目推迟施工。 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估计，这种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水泥产量的13%、工业产出的3%，进而可能对中国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0.2-0.4个百分点的拖累。这会使得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 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宋宇称，APEC措施已经对短期增长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中国经济面临不断增大的不利因素，第三季度同比增速放缓至7.3%，为五年来最低水平。 尽管经济学家们表示，他们预计北京将继续专注于定向刺激措施，但一些人表示，为实现APEC蓝而实施的各种限制会增大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包括可能降息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在五个因APEC会议而实施限制的省份中，河北省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因为该省邻近北京且依赖重工业。河北省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面积相仿。 巴克莱称，河北省下令从11月1日至11日关闭高炉作业，这影响到河北唐山市约五个区至少35家钢铁厂企业。 据北京的投资公司First Capital称，钢铁企业或许试图通过在10月份加快生产来弥补11月份的损失。10月份官方钢产量数据要到周四才公布，不过，北京在10月初出现了三轮严重雾霾天气，这表明当月河北的钢产量可能依然很高。 除了钢铁外，APEC会议期间铁矿石价格也延续持续了一年的跌势，从10月底的每吨78.5美元降到了75美元。一些分析师将铁矿石价格下跌部分归咎于APEC会议，但大型矿企增加供应也继续令铁矿石价格承压。 在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感到不安之际，瑞信称与APEC会议有关的限制措施还可能引发短期的市场不确定。瑞信在一份报告中称，这可能引发围绕经济增长轨迹的新一轮争论。 宋宇称，尽管一些工厂在APEC会议开幕前和闭幕后增加产量，但仍会损失相当多的投资和产量。他还说，暂停生产会令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增长减慢。他说，鉴于重工业依赖进口的大宗商品，进口受到的冲击比出口大。大宗商品进口的减少可能使11月的贸易顺差扩大约70亿美元。 分析人士们表示，预计零售业受到的影响将好坏参半。尽管一些店铺关门，但休假的员工有更多的时间购物。数据提供商Trusted Sources的零售业分析师诺顿(Fergus Naughton)称，门店客流量出现的任何下滑，都将可能被在线销售的飙升所弥补。 Mark Magnier / Chuin-Wei Yap / Echo Xie ——华尔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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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我十五年前的警告：也谈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与傅国涌先生商榷（附：傅国涌：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Posted: 12 Nov 2014 08:58 PM PST
一是魏玛宪法本身的弊端： "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 二是经济奇迹，而经济奇迹又归功于： "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 对此，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傅国涌先生着重于从德国内部寻找原因，而我则认为导致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原因，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给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机会。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一， 德国为了在一战中取胜，动用大量经费扶持旨在推翻沙皇政府的列宁（列宁早就是德国的密探），企图以此帮助德国在大战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之后，闭关锁国，退出了国际市场，使得国际市场的经济贸易缩小了六分之一，这就加剧了西方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危机； 二， 德国作为战败国，凡赛尔条约对德国的赔款数额以及军备限制非常苛刻，战胜国所提出的赔款数额是德国绝对还不起的，连支付利息都困难。尽管美国威尔逊总统游说各战胜国，希望他们从实际出发，降低赔偿，别把德国制造成永远的敌人，但是目光短浅的法国总统，没勇气面对国内压力，拒绝了威尔逊的建议（洪森按：要说民主的缺陷，凡尔赛会议所暴露的法国总统宁可不承认现实，也要取媚国内选民，才是民主制度真正严重的缺陷。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的权力比法国总统要大得多，因此，威尔逊反而能很现实的看待战争赔偿问题。研究民主制度缺陷问题，应该从个案入手，不从实际案例出发，就易陷入空谈）。 正是凡尔赛不切实际的战争索赔和过于严苛的重工业生产限制，使得德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惨重，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三。这就给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急剧生长的土壤（一方面过高的赔偿额德国本来就还不起，另一方面又不容许德国利用它钢铁和制造业优势来提高还债能力，这条约明摆着是荒唐和矛盾的。 然而，凡尔赛条约为了满足战胜国胜利的虚荣，除了美国总统，其他国家的总统都不愿意正视它的荒唐和矛盾之处，只要国内人民能欢呼和高兴就行了）。正是在饥饿压迫下，急剧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希特勒提供了政治舞台。我认为，这才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缺陷所导致的民主制度失败是次要的。没有外部条件，魏玛宪法的缺陷是不可能被法西斯利用来夺取政权的。 三， 至于纳粹经济奇迹也并不是象傅国涌先生所说"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希特勒迅速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撕毁凡尔赛条约，停止赔款，不理睬什么德国每年造船吨位之类的限制，让德国工厂的机器全面转动起来。正是希特勒勇于撕毁凡尔赛条约，沙赫特博士的经济政策才有了现实舞台。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很显然的。而德国饥饿的民众当时就是需要一个敢于和外国列强顶着干的人。因此，希特勒这样的强人，不但是德国民众心理的需要也是肚皮的现实需要。 根据上述三点原因，我们可以相应的得出三点历史教训： 一， 从德国扶植列宁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得出的历史的教训是：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也要有底线原则。决不能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种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国际政治。 二， 从凡尔赛条约最后的结果导致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我们所能吸取的教训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领袖，尤其是大国的领袖必须具有全球眼光，要清楚意识到这是一个各国经济互相关联、相互依存的时代，决不能鼠目寸光只从本国眼前狭隘的利益出发。必须要改革一国领袖一味屈从国内压力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需要一个能协调各国利益并且有约束力的全球政府） 三， 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根由是：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能力却相对萎缩。在贫富日益悬殊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又过分偏袒富人阶层。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大崩溃。对此，我们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就是：贫富不能悬殊，消费能力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一起增长。这才是避免经济危机，避免希特勒再次上台的不二法门。 对照中国目前的现实，令人难以乐观。 贫富日益悬殊，看不到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人民大众依然被剥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权利。这两点都已经为东方希特勒的出现做好准备了，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大面积失业人口出现，中国式的希特勒就会脱颖而出。我估计时间是2015-2018之间，和德国希特勒的出现几乎刚好一百年。 【附录】 傅国涌：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最近重读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 极权主义 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解散其他党派，先从共产党下手，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最后只留下了他的纳粹党，并用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完全控制了新闻、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把犹太人赶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冲锋队本身也遭到血洗）；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一句话，他彻底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还举行公民投票。 1933年11月，德国选民中有96 %参加投票，其中92 %赞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纳粹党国会候选人名单，甚至在达豪集中营里关押的2242人中有2154人也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在舆论一律的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到压倒多数的拥护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去世，三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这个时候军队如果要推翻纳粹政权还是易如反掌，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德国人民则在半个月后举行了投票表决，95%的合格选民中有90%（3800多万人）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只有425万德国人投了反对票。魏玛共和的民主程序葬送了它自身，德国人民在掌声中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然，希特勒上台后就推翻了民主制度，他的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他发动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一切既不能由民主政治来负责，也不能由多数德国人民来负责。 经济奇迹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33%，达600万人，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1937年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1933年到1938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生产资料的增长尤为迅速，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大工业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民众"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去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生活却有了提高。德国人民几乎被表面上强调社会福利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陶醉了。这一切仿佛奇迹一般，创造了希特勒的神话。如果说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纳粹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把他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大量发行纸币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二百三十七种不同的价值。""他为一个没有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369页）他发明的"米福"票就是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票据，居然骗过了全世界。 虽然在二战后的纽仑堡受审时，沙赫特否认他曾参与过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但他确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长、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以自己的声望和过人的才智为希特勒发动全面的战争在经济上准备了条件。 "出卖灵魂的景象" 希特勒确实迫害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的帮凶。如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尽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是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还有托马希克等，他们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荒唐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 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Jordan）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也许在他们看来纳粹专制之下知识分子作出这些选择都是正常的，不仅可以体谅，而且无可指责。灵魂的堕落莫此为甚，所以我们听不到多少真诚的忏悔，象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能在垂暮之年说出几句真话的书也是凤毛麟角。他们甚至还会在骨子里为人类精神的耻辱一页辩护，笑话西方人没有经历过纳粹专制那样的黑暗，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真正的反省，总是在自我原谅中一次次、一代代地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应尽的责任。所以在灾难降临时分，我们总是只能看到一些小人物站出来说真话，用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作代价表达他的良心，林昭、遇罗克、李九莲......，面对这些名字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的内心是否有过不安？今天面对德国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暴政下的屈从和助纣为虐，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句颠扑不破的箴言：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 (本文来源：网易评论综合 作者：傅国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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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4, 2014, 6:45:35 AM11/1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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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4 05:29 PM PST  2014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单发表了。至少在科学奖方面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次连华裔外籍的科学家也没有）是在意料之中的。但这总不免使人一年一度的反思：中国的科学到底怎麽哪？不要说和英美德法日等国比，和以色列那样的小国比也相形见拙了！且不说中国已有无数的大学，单是专门丛事科学研究的就有三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据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有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但至今没有听说有什麽使人震聋发聩的发明或发现。反之传来的是一些惊人的丑闻：什麽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要花数千万元买一个院士头衔呀！什麽3万亿科研经费有1.8万亿元流失呀！什麽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李宁因侵吞科研经费被捕了呀！但是使人感到最不象话的还是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顾名思义，这不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吗？它和"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不用自己的党费而是用国家财政来办党校本身也是非法的）不一样，应该是一个纯学术的机构。但是不久前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的科研项目一揽，感觉这是什麽社会科学研究呢？这不就是对习近平的讲话作注解和诠释吗？而习近平本身又是一个什麽玩艺儿呢？他现在是执政党的总书记和国家元首，你看见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界把他们国家执政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的讲话作诠释或注解当作"科研项目"的。再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是下乡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他的清华大学是怎麽念的和毕业论文是怎麽写出来的天知道。至少他现在的公开讲话不会完全是他自已草拟的吧？他现在不是有许多秘书吗？把习近平的讲话作为"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不也就是"秘书的秘书"吗？（其实，所谓"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副院长"李慎明本人就曾是王震的秘书，他比毛泽东当年的秘书陈伯达差的太远了。另外，王震在1989年六四期间扬言要带一连军队到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而鲍彤的"主公"赵紫阳则反对屠杀学生。真是有什麽样的"主公"就有什麽样的"谋士"了！）。 对于这些明明是笑话的东西的嘲笑，中共中央开始想办法镇压了。于是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出来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员提出"三项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而院长王伟光则在全院科研人员大会上宣布社科人员不是"自由撰稿者"，即你们的著作和文章必须符合"党的利益"。于是在这样的约束下，各种奇谈怪论出现了。什麽"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呀！什麽"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多少人"呀！等等都出现了。这些奇谈怪论不是司马南，孔庆东之类的文化流氓的胡说，而是中国社科院一级领导人的手笔！ 记得有一位异议人士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实是一个"猪圈"。我感觉说的很对，这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猪圈"。据说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有近一万名科研人员。我真可怜他们：他们哪里能认真地搞什麽学术研究，只能揣摸中共的意图说点中共感到好听的话以换取一点"猪食"（他们还得用这点"猪食"来养活老婆孩子）。我自己在1959—1961年间曾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社学科学院的前身）下属历史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1961年初在"三年困难"时期因"精简机构"下放到大庆油田。现在想来，我很为当时离开了这个"猪圈"而庆幸！ 2014年11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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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4 10:48 AM PST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奇文，题目是《"APEC蓝"说明雾霾是可以治理的》："中国进入举世瞩目的'APEC时间'，风起云涌的政治议题还在酝酿，头顶上的蓝天就已抢占头条。连日来，北京等6省市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渐显效，北京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晴天一碧丶晴空万里丶云卷云舒，互联网上丶朋友圈里，'APEC蓝'迅速成为热词。'APEC蓝'与重霾天气形成鲜明对比，它向整个社会表明：不用北风劲吹，无需暴雨猛打，只要下定决心丶采取措施丶联防共治，'雾霾是可以治理的'。" 这真是一个不讲理的时代！停止生产丶交通丶和一切人类活动，自然就没有雾霾了。这次为了当政者的面子，北京大量车辆停驶，大批工厂丶锅炉丶建筑工地停产，就连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小食品商业也被强制歇业，时间是从11月1日至13日，范围包括1丶小卖部，2丶小超市，3丶蒸馒头丶做烙饼的商户，4丶日杂店，5丶熟食店，6丶食品加工店，7丶各类快餐店，8丶蛋糕房。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纸行政通知，而是由公安局发出的命令。除了这些，当局还命令所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及事业单位於11月7日至12日放假6天。我真是很佩服这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怪兽利维坦，它的控制能力如此巨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暴君或征服者可与之相比。这一切紧急治理措施，如强制停产丶强制歇业丶强制放假，令人感觉似乎进入到某种战争状态。不过，还真想不起来有哪一国占领军不许老百姓蒸馒头丶煎烙饼丶烤蛋糕的。 人民日报的题目非常好："'APEC蓝'说明雾霾是可以治理的"。但是还不够准确，因为这不是依据经济和法律手段的"治理"，而是以国家强制性力量实行的"控制"。这暴露了雾霾的一个秘密，即：对於国家权力而言，雾霾是可控的。如果这个结论无误，那麽，非APEC期间的全国性经常性雾霾又是怎麽回事呢？是政府不作为或者反向控制吗？正是如此。就中国灾难性全局污染来说，政府不作为和反向控制是一回事。政府不作为，对超标排放企业不实行严厉制裁，与政府反向控制，以GDP为由，允许甚至鼓励高污染行业大肆扩张，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核心就是官商勾结，疯狂掠夺环境与资源，牺牲民众利益和健康，以实现权势集团利益最大化。为什麽我敢说"疯狂"二字？请看看这回所谓的"APEC蓝天"是怎样实现的吧：除北京，尚有天津丶河北丶山西丶山东共6省市都采取了非常措施，数千家企业强制性停产，北京周边方圆600公里以内的数十个城市全部列为防霾区域。换句话说，这证明了：北京的雾霾，是小半个中国超标排放的恶果。这还仅仅是控制雾霾一项，如果再加上水污染等等，我们人民所承受的污染之害以及可以折算的经济损失，正是这种掠夺的结果，也祗能称之为"疯狂"了。 这篇奇文中还有不少可议之处，例如，说"伦敦摘去雾都帽子丶洛杉矶治理光化学烟雾都用了数十年"，纯是谎言，既没有用数十年，跟中国比也不是一个数量级。文章还用夸张的语气提到"壮士断腕"，让谁断腕呢？主语大概是新华体惯用的"我们"。但我们是受害者，凭什么被吸毒了还要被断腕呢？要断腕的不是"我们"，而应该是"他们"——那些用污染把百姓健康丶生命换成钱财装进腰包的权势集团。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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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4 10:17 AM PST
摘要：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一 上述课题，一言蔽之就是，文革全过程中，毛是不是可以持续、永久和有效地实施其"继续革命"战术--这个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所有文革派系，是不是可以在此臼穴中，找到其运动于毛的原因。细而讨论之，就会找到这样一些派系细节。四.三派出现的原因，关系到四.四派出现的原因；而联动思想，其实就是四四派的一个极端和特殊的表现；他们之间间性区隔的所在是，四四派更多呈现了极权主义下所谓顺民心态的某些特点，而联动，则表现出一种特权势头；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则是基本一致的：要保护十七年；保护保皇党；保护官僚及其体系--而四三派打击联动的极端观点，则起源于毛的思维中，否定十七年和官僚体系（其实是袒护新的官僚体系）。毛的这个矛盾体开始逐渐发效。我们看到，毛的这个"矛、盾"之矛是，四三派象征了毛打倒政敌，打出革命旗帜，革命之矛的所谓体制外特征体貌；而四四派，则表达的是毛回归"体制"之盾的某种特征--此"体制"内外说，当然并无常识和价值系统而言，不过是翻云覆雨的策略方法辅弼文革前的弱极权统治--而区隔于毛之无法无天强极权主义。 更加重要的一个考察是，文革派系斗争的症结所在，其实，是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看法和定位。十七年，主政者当然首先是毛；但是三年饥荒以后，毛的农村和经济政策全面崩溃，刘少奇等人伺机反击，呈现我们所谓弱极权占据上风的政治局面；而毛暂时处于下风。这是后来毛制造阴谋反击，企望鲤鱼翻身的部分原因。于是，毛在《516通知》在党内达成共识以后，全面出击，煽动造反，逐渐形成毛主控局面的政治态势。这个政治态势的形成，缘于以下事态的形成。 一是，毛利用上海帮，有效打击了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锁格局，以他的类似宦官系统施行司礼监披红，废黜政治局主控局面，也就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 二，他启动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推出"继续革命"的莫须有理据，施行"造反有理"之舆论宣传（此间，因为国人和全国知识分子无一揭示巴黎公社真相--这个革命，其实是打倒私有制，毁灭文化，铲除宗教，屠戮教士僧侣，创造雅典民主和英国宪章政治数千年以后的大倒退……）--以至于形成一种假相指导革命的虚伪史观……）。 三，就是毛一面利用报纸宣传革命，"要把皇帝拉下马"；一面利用有关人员深入北京中学，唆使组织相应的造反组织，也就是后来之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于是，北京中学生的造反（此中学中人，写有《三论造反》一类文字，可见史料）因此而起。这是毛打乱党政系统，始乱中华之策略行动方案之一。 同时，当然还有四，就是毛利用林彪统率军队和叶剑英等人为文革清场，早就文革无后顾之忧的形势，使得无数社会底层的人员、子弟大规模被流放边地（此间，尚发生新乡事件--因为流放列车让其远放的秘机泄漏，并造成一定规模的暴动和镇压。）自待一切就绪，毛随之发动八一八检阅，公然煽动反人类、反国人的文革暴力屠杀。 这是第一阶段的毛文革框架。很多人为此看到毛蛊惑之"巴黎公社精神"的战略到位，并且将此称为毛之"第一次文革"，也就是所谓打击红色官僚的巴黎公社式革命。这个说法，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是妄言。因为，这里有几个事实和论据早已将此说法抛之。 一是，前此所谓巴黎公社模式，其实就是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罔顾法国政治系统和自由观念之一次反对专制（含俾斯麦主义）之准极权主义暴动。反对专制之同时，巴黎公社杀人放火，剿灭宗教，文化和道德，使得一大批以雨果，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良知知识分子起而抨击之，讨伐之；而马克思对待之，也是抱有支持－反对之两面态度，首鼠两端，阴阳两面。 二是，毛发明他的"巴黎公社原则"之革命，是其为根本不想实行，也从来没有实行的一种空头支票（含任何官方的直选，监督（于民），平等之措施），只是他煽动革命、造反的一个借口--就像他们在所谓"民主先声"里面，从来不会提出监督和制衡共产党人一样。 三是，"继续革命"的口号，实则起源于俄国极端革命派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误，导致斯大林主义蔓延。我们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逻辑值得注意。1，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则会形成独断和寡头统治，而世界革命要求一国建权后，实行继续革命。 2，可惜，托洛茨基说对了一半。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却可以像邓一样，建设中国资本主义--可是其寿数如何，恐怕还要演变，革命，变通，归入世界之资本主义体系（法治化和民主化）--一国或者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乃是一届梦想和"欲壑难填"的野心（俾斯麦语--针对社会主义言）。 3，故此，就像毛不懂经济建设一样，毛的严重阙乏政治常识，也使他作茧自缚，自承毒果；却以为捞到巴黎公社这根稻草，就可以实行打倒他的政敌的多方位"继续革命"；含其称霸全球的梦幻……（须知，这个继续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根本就是一种虚幻的不实之在，和农民归于政体主人一样，纯属子虚乌有。） 可惜，1960年代（其实，这个误解延续至今），无人知晓巴黎公社，既不是法国人的实践和理想原则，也不是国人可选的良项，不过是毛自己脑袋里折腾出来的鬼影魔道而已。这个不幸的国家，因为知识分子的无知而导致更加不幸之悲剧发生，也好像成为规律。 毛之矛，就是文革，就是打破国家机器之乱，就是实行巴黎公社之弊。 毛之盾是什么？还在其后，其次之表现--就是，毛完成了打击政敌以后的系列做法--回归体制；中美媾和；"经济建设"，等等。 在此理据的支撑下，文革第一次打击，随即开始：（其实，第一次打击，也有一个所谓蓄谋与酝酿阶段；即，毛去湖北的"五十天"--这个五十天的完结，使得毛打击了毛、刘一致同意派出之工作组之方式）--但是，这个阶段，绝对不是人们所言之"第一文革"，而是"第一阶段"之延续……）。在此阶段，毛之策略就是要让"天下大乱，以达天下大治"……。乱始之作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由谁打开？就是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于是，不论如何估计此红卫兵的祸国殃民之罪过，都不为过--不是因为他们杀人多少，抢劫多少，而是因为他们是毛的矛之第一次屠戮之序曲。这个序曲的瓦格纳纳粹精神，以后，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可见此红卫兵之举足轻重。 毛知道，他利用学生运动之作用，缘于他利用之，打击民国。而民国之学运，又多原自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为胡适，王芸生等知识良知者所批评（见史料）。毛之矛开始行动了，就像条顿剑开始挥舞。交响乐（某乐章）或可分成几个主题。毛之交响乐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利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在江青的唆使下，实行打击社会秩序的第一次冲动。这个冲动，很快收到效果。虽然，在工作组和毛之矛交替时期，悲剧和屠杀业已发生。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芸校长，业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时之红卫兵，一是工作组性质的存在，一是毛之矛直接屠杀的结果。 八一八，成为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毛要煽动中国的水晶之夜和水晶之昼，而不分阴阳捭阖地施行始乱之做。这个始乱的特征就是，一是毛号召造反；毛把自己定位在拉下皇帝之皇帝对立面--而其实，最大的皇帝当然是毛自己--然后，他开始递进这个策略--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以后，毛开始将矛之权柄交于北京和全国大学生造反派。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复杂性和矛盾体，迄今，并无多少研讨者交待于文革中人或后代中人。这个转折是，毛开始打击官吏、权威即所谓"走资派"；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变"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这种泛泛而做，变成打击刘少奇的具体前奏。与此同时，毛煽动全国造反派打击当地官僚，造成了一种非常类似真实巴黎公社的屠戮主义；在此煽动下，毛的政敌，应声而到；毛的支撑者，猴窜上升--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而是走马换将，王旗变幻，而已。 这个背景使得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莫以名状的混乱。混乱带来的恐惧和兴奋双双具在。人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毛，是不是要施行平等之原则？人民，是不是可以据理（巴黎公社原则）造反？革命和权力，是不是一双而兼？民主，是不是就是毛的"大民主"？……等等。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之煽动而兴奋起来者，如作者类人，开始思索一个继续革命的课题--这是1966-1967年的一段思索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思考对象就是，毛，是不是要推倒旧制度，建立新公社？这个提问，来得很早，却只能是在毛布置和装潢了革命氛围之后，不能在此之前--1957年，毛的手段，与此相反--于是，人们思索面积开始扩大。值得注意，这是一种极权主义政局里面特有的青年思维轨迹--这个思维轨迹原自毛，原自正统，原自局限--根本不是""异端"思潮"（我们以后还会逐渐提出此见：比如，杨小凯支持毛之巴黎公社式"第一次文革"论，就是紧跟在北京中学生同类思潮--"四三宣言"1967年6月--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发表。这是一个滞后的提法。等等。……） 于是，我们归入正题。有人指出，四三派观点出处，源出江青等人的一次谈话；而四四派出处则是另外一次谈话（王力等人）。史料如下-- --"1967年4月3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 --"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 "4月3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4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资料） 二 在此之前，毛的体制内外操作可以说非常得意；虽然，遭到"二月逆流"体制派的冲击，但是，很快化险为夷，且成功促成"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且将"上海人民公社"的提法悄然删去，并和于一切由革委会领导这个事实；也就是变相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则。接之，他所做的体制内收敛手术就是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以控制学生的一切造反行为。这是他继八一八制造社会大乱以后的又一个类似"五十天"、派出工作组，压制学生做法的延续。固然，他可以以此手法打击刘少奇的工作组行动，别人却无法质疑他的政策和妄为。更加重要的是，他一面控制学运，一面继续煽动大学红卫兵（取代中学红卫兵作为主要打手的策略）打击走资派，以期最后打倒刘、邓、陈等党阀。 我们看到，毛早在1967年2份，随即开始形成向大中学校派出军训团（变相工作组）的想法且付诸实施；含，他尚未批发的、对于林彪要求全国学校施行军训的请示（原因待辨）。毛直接点明的中学，是北京男二中和二十五中。这是两所年代久远的老校。众所周知，如果不是发生了对于军训团的某种抵制--这和66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学发生抵制工作组的派系斗争如出一辙--现在，刘少奇势力退居后线，并无较真毛的军训是否得体得法的能力--就不会出现毛批。这样，没有任何依靠的北京男二中，发生了类似抵制工作组的学生反对运动。 这个抵制的矛头，自然指向军训。 于是，北京四三派缘起的动因，当然来自东城区的一些中学；主要是沿着(北京)灯市口到米市大街的一些学校；另外，坐落于故宫东墙下的北京二十八中，也是主要的四三派集散地。北京二中是全国军训的试点。全北京的中学军训是毛1967年3月7日批示后开始的；北京二中的试点军训是1月份开始的。一位姓荆的师级干部率队二中军训团进入北京二中。二中军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学校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经过一个月的说服和劝导，二中所有造反派组织同意进行大联合。大联合的组织名称叫做"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联指"的核心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核心成员是刘龙江。刘龙江在3月成立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上和李冬民等人被选为常委，后来又进入4月下旬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成为四四派的主体。在军训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军训团的关系犹如以往的党团关系。 但是有两个造反派组织拒绝加入大联合组织"北京二中无产阶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他们是"北京二中井冈山战斗队"个"北京二中东方红战斗队"。这两个组织后来合并为"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1967年1月底，北京二中军训团上报《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主要内容就是说，北京二中已经完成"革命大联合"。该报告一直上报到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拟可转发全国（需核实！）。3月初，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印发他们写的纸面传单《评<北京二中军训总结报告>》（简称"评"）。"评"文成，北京二中的所谓大联合是"大凑合""大拼盘"，还说，毛的批示是"拟可转发"，不是一定要转发。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在学校张贴大标语"打到刘志坚""打到罗瑞卿""打到彭德怀"将矛头指向军训团。3月中旬，北京二中军训团组织在校师生批判"北京二中井岗山"。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它中学，譬如27中就批判高三一姓梁的学生，将其达成"反动学生"。4月3日，周恩来康生等人批评北京市军训团主要领导李钟琦。各校受到军训团批判的学生立即行动，北京各中学均有"四三派"组织成立。"炮轰李钟琦""解散中学红代会"成为主要口号。 所谓"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说法的一个背景和缘由，就是要同样击破66年6、7月份，由刘邓主控文革的局面；不能因此限制和控制毛的"战略红卫兵"；而这个战略红卫兵，业已逐渐从中学转到大学--但是，起源于毛、直接受命之蒯大富一类左派势力，在未达成毛愿（打倒刘）以前，自然不能停顿和削弱。这是毛懂得必须支持四三观点之因。于是，我们回到前说。何以要把联动搞垮，理由十分清楚。因为联动代表了毛要横扫的那些官僚的权力，门旗变幻，宫廷更人而政变在即。特别需要说明，毛要打倒政敌，更要褫夺其权其势--却并不是要真正施行无政府主义或者巴黎公社原则，改变制度本质（他的制度）--这样，毛在此期间，一面呼吁不要无政府主义，一面呼吁要支持左派--这就是毛之矛与盾的一次辩证法耍弄，也是他的荒腔走板，或者称之为变戏法，也未尝不可。 抓到这根稻草的中学生一类，以为毛要彻底革命，而抓到另外一根稻草者，则强调以后变为四四派的那个原则，"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见上）而联动真正的前图与政途，现在看得业已暴露无遗。他们才是真正的血统接班人。当年捉，放联动，恩来流泪，江青呻吟的丑剧，过去四十年。也被现在登上台面的他们完全揭破--毛，当然知道所有这些联动主义要害（冲击公安部，设立纠察队，横扫平民与子弟……）；但是毛根本就不会彻底否定和剿灭之，相反，毛也知道，这是他们的红色谱系的根苗；只是为了一时之须而必须暂时放弃之。在另外一方面，毛同样释放了讲出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观点之清华"四一四"派的周泉樱先生。这是毛保留保皇派和十七年派、又支持老蒯造反派的又一个辩证法。人们可以在察周，蒯二人何以都受到毛的支持之内在原因。结果，文革后最大的笑话，丑陋中的丑陋，就是刘－王氏家族与毛系家族的重新和谐与联体--这是四一四、团派（清华大学文革派系），四三、四四派，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结局，也是我们所谓权力来自毛，钱财来自邓的合一说法之证。 话题返回。当时，这个即时的分裂和表态，不过是毛猴左右逢源，金棍指向，一切操弄与之之政治把戏。那么，毛，是不是要真的打倒联动，取消特权和施行平民主义呢？回答是：不。毛只是缘于文革打倒刘少奇目的未圆，暂时不能考虑排除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造反--反之，他开始启动清华等校的造反大学生与江青类密切配合，以期造成大学四三派--"团派"的造反与打击--又并不排斥大学四四派、也就是"四一四派"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主要表现在《四一四思潮》一文（见周泉樱，万润南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讨论。）而大学文革派系分裂和观点冲突，同样是毛之"正统"和毛之"异端"的合一；这个左，就是肯定文革；这个右，就是肯定十七年，肯定49年，肯定一切之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他所谓否定十七年，不过是强调十七年中的那些皮毛扫除而已。（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把戏的要害，迄今，并未完全破产；美国，欧洲和世界左派，依旧赞美、肯定、呵护之，如， 1， 把毛针对国民党的革命称之为工农革命； 2， 毛的文革，依旧被他们这些海内外左人称之为"趁机造反""人民文革"； 3， 人民文革说，直接转变成为毛式大民主试验，试错和求真； 4， 毛式社会主义违背社会民主主义，（似拟）转变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新民主主义；不一而足； 5，这个毛式民主社会主义，又直接转变成为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等等。） 以下是资料显示--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资料） 又。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泽 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２〕阅后送林彪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毛 泽 东三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根据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二月十九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资料/毛《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 三 回到所谓理论层面（虽然，这些理论现在看来非常可笑；因为争执巴黎公社原则就像推出一种子虚乌有的愿境和远景，而排斥了历史真正走过的建制/践之有效和真确的价值路径--这些路径根本排除公社而导致法国几界共和国的转变之路和转变之择。这些选择，就是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夏多布里昂语）。巴黎公社当然是极端革命，要被摒弃。故此，本不知道制度、历史、革命、自由（民主）、宗教总揽的毛主义，在规避无知和绕开所有这些政治常识以后，开始装模做样地探索理论课题，且抓获了我们这些不到青年的中学生。这是一个方面；在另外方面，我们既要注重当年的思序清理，也更要知晓这样一个事实。中学生的思想，只是极权主义毛主义的彻底或不彻底的附着者，而不是异端。这是包含所有造反有理，鼓动公社精神，提倡"法制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四届人大时期）等等假异端之毛实质。只有遇罗克和林昭的人权、神权思维，超越了这个羁绊。这是值得严重反思的一种真迹。顺此定位，我们提出当时思维样式，以做今天的批判。 笔者在此议题上，曾经于1967年春夏之交，发表文章（大字报），接受了巴黎公社原则，且以为大提神，大解获，实际上，是（被）大陷阱，（被）大忽悠。其中，提到接续毛之巴黎公社原则，乃及发挥，且参照列宁之"取消常备军"原则，云云，被责为，要"毁我长城"。后，因此被关押收监十个月。该原始资料复印件，曾经交于某文革研究者，于九十年代初期。 史料如兹-- "記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社會上興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熱潮。喜歡將文革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加以理解的我們，一如將文革理解成為對于平等和公正的訴求一樣，我們認為，已經到了該分析一下，何以要揪軍內一小撮的理論基礎的時候了。我們在記憶和新閱讀中拿到的最好的論證即列寧和馬克思的關于巴黎公社的一切論述。其中尤為著名的關于公社原則的論述，讓我大開眼戒/界（這當然會使讀者想其那部電影的名字）。這些論述就是我在這幾天重新閱讀的，我們過去的蘇聯老大哥們，現在的戰略伙伴們發表的，有關此一主題的回顧性闡述。他們大概的議論就是，老馬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官僚主義的國家機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馬克思關于打碎國機器本身的主張，並非企望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或者說是對于舊的國家機器的更新，這完全是兩個概念；而偷換這兩個基本點，是和老馬的原教教旨完全違背的。馬克思是將國家放在歷史的終結----這個意義上去判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看來，是一個過渡階段；而這個過渡階段，是和消除"國家本身"同步進行的。在老馬的論述中，只要國家存在，無論是舊的國家還是新的國家，就都是原有意義上的國家，都屬消滅之列，最多是逐步之消滅；而這個逐步的過程，也並非遙遙無期，而是可以預期的和可以在人們的有生之年看得見的，也當然不是一個相當長的近百年之事。/而要根除舊的官僚主義機構的核心-----它幾乎是一切國家形態的命脈，也就是常備軍------則必在取消只列！/"是的！取消常備軍，這一點，和我們三，四十年前的主張完全一致；我們和他們遙相呼應，相見若舊啊！只是時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我們和他們的主張難道真的心心有靈而不單貌似，而且神似嗎？！ "現在，我將無拙以藏地出示我在1967年春天寫的，取消常備軍的小字報，那是在我們的油印小報上公開發表的： "《常備軍，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列寧指出，最能表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和常備軍，無疑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的組織形。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幾千年來，常備軍是統治階級賴以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革命的御用工具。為了把出于工農的士兵培養成日益脫離社會的寄生蟲和人民的獨立面，不允許他們和人民接近。在他們的頭腦中，灌輸奴隸主和**思想的混合體。********（字跡模糊）殉葬于反動的統治階級。從人民中來；脫離民眾；**********這種惡性循環繼續了幾千年。/"解放軍的組織形式無疑是常備軍，這種組織形式的繼續。雖然組織形式是由政治內容決定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給政治內容以自己的反作用力。蘇聯紅軍的蛻化變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常備軍的組織形式和人民****----這個偉大的歷史課題，馬克思沒能解決，列寧也承認自己**來得及解決；但他們杜堅持巴黎公社的偉大原則，即，取消常備軍用人民的武裝代替它。是毛主席制定了閃耀著公社原則的*****方針政策，在理論和實踐山日益把巴黎公社的原則變成了現實。（《公社原則》--刘自立） 再有一篇是《淺談﹕支左意義（摘錄）》 "……軍隊雖然處于工農，但由于長期脫離工農，政治***相對獨立時期一旦過去，政治態度就要有所改變。為了克服這個缺點，所以要用人民的武裝取而代之。當然，這種改變是逐步地，有條件地。/"馬克思說，"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持了巴黎公社的這個正確原則，並且創造性的發展了它。偉大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軍工，軍農，軍學，軍民的偉大號召，在文化革命中又提出了三支兩軍的偉大號召，我們深信公社的原則必勝。……"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了一部分國家機器，一部分政權，一部分軍權，一部分黨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軍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千方百計的要把我軍變成資產階級復闢的工具。軍內走資派是當前革命造反派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總之，當前運動的大方向就是，強化和改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徹底摧垮資產階級司令部，把第一次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革命的四三派！改造資產階級常備軍組織形式的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業已義不容辭的落在了我們的肩上。馬克思所欽佩的偉大科學家布魯諾說﹕"高加索的冰川也冷卻不了我心中的火焰。"革命的異端必勝！"《井岡**（兵团？）》/"此後，我聽說，我的觀點引起了官方的類似紅旗雜志社的人員的關注，以至于他們將我的觀點看成是一個反動觀點，還是一個有得利用的觀點，至今無案可查。要期待今 後的文革史家的注解了。"（刘自立 《巴黎公社的故事》） 于此稍后，北京中学生的"四.三宣言"正式出笼（稍后于我前文）。此择录之--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06.11）》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 "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请注意这个说法--自立）。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那么，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又是什么内涵呢？四三派是不是异端思潮呢？我们的回答：不是。继续择录一段--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这里的说法和上述四三宣言第一段权利财产再分配，适成呼应；是四三宣言抄袭了江青的观点。这是异端吗？当然不是。可以说，四三观点就是毛，江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一些毛"异端"解释为毛的文革理论基础。现再分析之。1，毛所谓地主阶级内部，是不是相应于他的政权内部呢？否。也就是说，毛要走马换将，要文革，要中央文革小组，要代替政治局。 2，他找到代替所谓内部之制度改造吗？否。以后（即便就是同时，他还在体制内外摸索坎坷），他很快就启用邓等政敌，一切就不是"再分配"了--文革从来没有施行权力财产再分配，不过打倒几个人。 3，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就如我们以前提到，制衡于很多元素：君相制衡，政教分殊，游民、官僚制衡，封驳权限制衡，宦、僚制衡等等；虽然，不是三权制衡，也不是完全毫无制衡--于是，地主阶级权力更换，朝代之间改旗易帜，并不是他极权主义内部可以照猫画虎的--他没有任何制衡机制。 4，"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不是在此意义上的世袭结束，相反，这个五世、六世，斩与不斩，都在未知之术。 5，文革没有反倒特权世袭，反而让那些世袭因素得到最好的、最多的保留。而在君相治衡上面更加迥异于传统帝王之制。 回到正题。在此蛊惑的诱导下，全国纷纷响应这个虚假的"财产权力再分配"说，一时形成风气。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文章也说，"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见上）这个观点第一，就是杨拾人牙慧，也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 第二，他所谓"第一次文革"的讲法，也就是"四三宣言"中提到的"第一次文革。" 其实，这个第一次，正如前书，就是毛体制外力量的使用；而工作组，军训团，乃至以后他要消灭蒯大富等等，是他接续第一次，成为第二次的、体制内方法论使用，一而二，二而一，酒瓶旧酒；给毛加上一个巴黎公社和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桂冠，也是盲人摸象，一厢情愿的蠢举；毛，当然不会在打倒刘、邓以后，保留他的"民主"实践；更加不会在"九大'以后，继续施行红卫兵运动（！）；当然不会把从江青到邓的权力，等同于一般工人，施行全民普选……故此，将毛分裂成为一种"四三之毛"，"四四之毛"；将毛权力、党财产分配再次论，说成毛与人民共享之，期待他率领造反派于永久之毛之大"民主"机制，都是过于愚蠢的想法--尤其是在四十五年之后。 四 至于"巴黎公社的故事"，我们最后给出一示（以前曾多次在坊间刊出），以飨读者--"……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又使得他们思考革命和主权的分野与合璧。关于巴黎公社的争执则把所有的学者文人卷进其中，且出现各执一端的局面。连马克思也在这个问题上首鼠两端，似是而非；马克思一方面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又说，"……此外，公社的大部分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和凡尔赛达成妥协，这显然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事情。"（马克思致多姆拉·纽文尤斯的信）。 "而雨果的前后矛盾和自我分析，也说明他的思想遇到了感知的挑战。"武装冲突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伤亡都表示哀悼。4月10日，他记录到，"这个公社同凶残的国民议会一样愚蠢。"……4月22日又寄去另一首--『不要复仇』。这一诗作在凡尔赛也得到刊登，并将其看作是他对公社的谴责。5月初，公社颁布法令拆毁万多姆纪念柱的时候，雨果寄去了『两场胜利的纪念品』，以示抗议。"（『自由之声』米谢尔·维诺克著）巴黎公社促发了全部法国人的神经。而公社反对普选，屠杀将军（克莱芒·托马斯和勒控德，一位是国民自卫军将领，另位是正式将领），诋毁宗教，使用暴力……使得这场反对俾斯麦入侵的爱国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产生了诸多恶果。一些人被写上了黑名单，预备迫害之--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戈蒂埃，勒南，贡古尔，小仲马，乔治·桑，巴贝尔，泰纳，布尔日……（见『菲勒蒙--老妇人』吕西安·德卡维）。 "左拉的态度是中立的。他写道，"恐怖统治了一切（指公社的统治--笔者注），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同上书）左拉像不宽容凡尔赛和俾斯麦那样谴责公社。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并开辟"马赛信号台"专栏，以论时政。尽管人们对公社看法不一，如坚决支持之的莫伯桑和坚决反对之的贡古尔，乔治.桑等，历史毕竟说明，在坚持公社原则的作家里，也无法无视普选和博爱，非暴力和新闻自由……这样一些不争的原则。虽然夏多布里昂谴责雨果崇拜平等而反对自由--但是，有人说雨果超越了二者，这个超越，就是博爱。（见『墓畔回忆录』和上书）之所以回顾巴黎公社，是因为这个布朗基主义的暴动虽然带有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和他反对的民族主义，但是，法国知识分子选择了并非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暴力"正确性"和爱国贼主义于长远之历史。他们艰难地迈过这个难以厘清的事实和争执，把法国拖向一个接近常识的自由价值轨道。这就对左拉以后主持正义和公正铺平了精神和思想的道路。/这个时期，法国的精神探索，伴随着左拉前后一大批声名卓著的文人学者而实际存在，虽然他们不但在公社事件的反映上不一致，在一些问题和主义的选择上也不一致。但是他们从各自的主义中认定了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些原则。（笔者《德雷夫斯案件百年启发》） 除去巴黎公社的真相辨正，还要给予"继续革命"或言"不断革命"予以澄清批判。这个不断革命在托派分子陈独秀看来，是这样一种逻辑，"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O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这个论断和巴黎公社原则的提出一样荒诞不经。首先，陈独秀显然规避了代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换言之，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不管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还是世界同时建成之，都是妄谈枉践。极权主义之老祖宗、希腊之柏拉图主义从未在希腊实行；继之而起的卢梭主义，虽为罗伯斯庇尔实践之，却倒塌于法国革命的全过程--从雅革宾专政以来，这个"普遍意志"就摒弃了法国自由传统--最后，以其破产告终。问题不在于此。就像巴黎公社提出不可实施之制度规划/无规划一样，不断革命论和阶段革命论，都显然违背历史违背现实。一如前述，中、俄历史说明，这些论调的不现实和不正确。总之，毛的革命和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一样，都是无制度，无前景，无规制，无法无天的现代性破坏，扭曲和破产运动；因为，他们不是来自历史和传统。 最后，说说四四派的观点、风格和归宿。倚靠子虚乌有的"不断革命论"和"公社原则"起家的四三派，既是过时黄花，四四派又是如何一种思潮？其缘起的大致情形又是如何？我们说，这是毛极权主义思想国有化和洗脑运动的两颗毒果。四三派是毛和托洛茨基极端革命叫嚣的产物，他们产生毛之第一种意志；这个意志用来造反和革命--独仗此意志，不能实行专制极权统治，相反，他每日每时产生所谓的反抗，毛也每日每时堤防之，扑灭之；这样，毛即便在最极端使用这个意志的时候，也必须转向第二意志--就是前述体制内压制、控制和分化。所以，四四派的基础，其实，比较而言，相对于四三派更加牢靠；这当然是对于统治者和顺民奴才附庸而言。表面上，四三派打打杀杀，而四四派修修补补，这是阴阳两卦的对峙与倚存。但是，四四派引发的课题研讨尚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四四派中人，既不是联动特权分子那一帮，也不是四三派多为知识分子子弟（汉少数干部/黑干子弟）那一帮。这个血统的分梳带来一种"红外围"的说法。这是极权主义保守和造反的两端。没有这样两端，毛的游戏自然很难展开。对于军队的所谓四四式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大致而言，四四中人有碍于造反的情结。这个情结，当然不是因为（就如联动一样）其为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宠儿和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者，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受迫害者--受迫害者起而捍卫迫害者--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权、社会和人众的特有典故。这是西方人所说的斯德哥尔摩情结：你越是剥夺和侵犯其人格，尊严和利益，他约会觉得你是权威和霸道，从而再三再四地探讨这类救世主的魅力，内涵和可塑性。 这个四四派风格业已贯穿整个中国大地。从文革开始，迄今，并未改变。他们这些人很难理解造反者、真正的造反者起而推倒克力司玛迷信的任何举动。他们说，一切都会改变的，只是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以造成社会动荡，人员涂炭，利益破坏……他们说，四三派否定毛主席，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定解放军，真是罪莫大焉--这个说法的今天版本就是要"救党"，要否定毛、肯定党，肯定毛早期，肯定新民主主义，诸如此类。我们说，当极权主义统治丧失了四四派这种附庸，他们就如丧考妣，不可终日--而奴才众人也会因此大叫，文革联动之"维护秩序论"；宋彬彬一类人是在"挽救"卞仲芸；就连与毛一体的林彪，也被忽然供上巫龛，祷告膜拜，如丧考妣……这就是我们所谓四四派心结，四四派"毛"病，四四派奴相。可惜，这样的四四派人众，过去是中国大多数，现在仍是。这是我们考察四三、四四的另外一种发现。很可惜，这个发现对于中国更加可悲。因为四三派中人，如果从毛造反，变成真造反，不无可能；四四派中人，变成此类真正异端的可能性，等于0。 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权利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到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利机构就不会有阶层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在一切重要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是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论多末残暴也要限制自由。" "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威权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利（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利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她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小领袖不得模仿大领袖。"每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阿伦特的几段话可以作为对于四三、四四观点最后的准确定位。不管是四三派的极端主义，还是四四派的保守主义，都无法逃脱这个并不是专制主义造反所具备的非一元化特征（含毛在井冈山，瑞金和延安得益于专制主义空间的游民政权--他们继而消灭了游民，反对派和整个社会……），而归宿于极权主义运动类型--"运动"，这个同样被阿伦特提到的20世纪名词--"运动了！"……于是，造反和革命转变成为屠杀--而屠杀过后，"运动"自身，像其儿女一样再被放上砧板，任人宰割。这就是文革和四三、四四骚动带来的结果。 ——原载北京之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15, 2014, 6:11:08 AM11/1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项小凯：幸好還有《紐約時報》
- 宋志标：答《纽约时报》问——习近平真實的媒體思路
- 吴戈：是誰坐實了新「黃禍」形象
- 胡少江：《纽约时报》记者VS习近平：揭露虚伪的时刻
- 高新：“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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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4 11:02 PM PST
2014年11月12日的北京，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當被問及中國政府是否會同樣放寬外國記者的簽證條件時，中國主席習近平回答，「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 應該説，這個比喻並不高明。即便是被比喻為汽車，如果沒有違背正當法律，簽證也不會自己拋錨，而只可能是被人扎胎。據悉，《紐約時報》等新聞機構的一些記者，包括專欄作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他們的簽證在申請時遭到拒絕，因此無法進入中國。 受此特殊待遇的顯然不止《紐約時報》一家。有18年中國大陸工作經驗，時任路透社資深記者的慕亦仁（Paul Mooney），在2013年申請中國簽證時遭拒。而長期關注中國民間社會的日本學者麻生晴一郎，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別於北京機場與深圳邊防被強制拒絕入境。此外，根據報道，彭博社（Bloomberg）的數名記者，也曾因各種緣由，遲遲拿不到赴往中國的簽證。 文革之後，中國在經濟制度上引入了市場機制，但在政治模式上，仍然維持了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在這種模式下，極權政黨完全壟斷權力，而各類媒體機構，不過是權力支配下的宣傳部門。2012年以來，當局進一步加大對傳媒輿論的管控力度，整治意見領袖，掃蕩網絡微博，以極端文宣的勢態，「佔領意識形態陣地」。最近，官方熱捧周小平，將其打造為「御用」意見領袖，便是這種極端文宣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這種打壓下，近年來一時興起的網絡自媒體，其傳播空間基本萎縮殆盡。一些知名的媒體人與意見領袖，要麼遭到當局的封殺甚至拘禁，要麼不得已閉嘴或者改行。國內的職業媒體人與新聞記者，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而同時，官方主旋律與五毛們熱烈互動，甚囂塵上。 在幾乎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體制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對民間輿論的清掃。如果説，當局還有什麼不滿意的話，那麼就只剩下某些秉奉信息自由的國外媒體人與學者，仍在堅持報道中國的真相，甚至有時還會對中國政府的行為提出批評。根據回應，《紐約時報》認為，在過去的兩年裏，中國政府一直拒絕為其新入駐華記者頒發簽證，並在中國境內屏蔽了時報的英文與中文網站，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時報刊登了有關中國政治精英財富的報道，讓中國政府感到難堪。 顯然，對於很多國外媒體，這種封殺策略頗有成效。2012年，彭博社在記者簽證受拒、媒體業務受阻的情況下，對運營方針進行了調整。據報道，彭博社高層主管，下令撤發有關中國政商界的深度報道，同時引入內部審查機制，以過濾掉政治敏感燈的內容。類似，像《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路透社（Reuters）這樣的知名外國媒體，它們的中文網站，已經沒有任何敏感內容。這些獲准可在中國境內訪問的傳媒網站，在內容題材方面，已經完全地中國化，與它們的中國同行，在外觀上基本沒有任何不同。 中國的龐大市場，足以對任何一家外國媒體，產生巨大的誘力。在一般情況下，按照該國的合理規則行事，以此作為分享該國市場的前提，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新聞與評論服務，並非是單純的私人消費品，而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公共屬性。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既是媒體從業的基本倫理道德，也是衡量媒體服務品質的重要指標。屈從於強權的意志，對報道內容進行自我審查，不但有違基本的行業操守，喪失尊嚴，而且也有損媒體自身的信譽，傷害品牌；這既不值得尊敬，也不見得精明。 作為對中國領導人的回應，《紐約時報》宣稱，「從不打算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變更自己的報道――不論是中國、美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同時，「時報要為讀者負責，他們期待、也理應獲得關於時事以及那些影響世界的人物的最為真實的全面討論」。當下，各大外國媒體，甚至還包括某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或為訂閲或為訂單，對中國的一些嚴重問題選擇性無視，趨之若鶩地只是想在中國市場上分一杯羹。在這種大氛圍下，《紐約時報》能夠堅守媒體道德，繼續擔任監督與批評權力的「第四權」角色，凸顯自身價值，着實值得為之擊節叫好。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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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4 10:55 PM PST  記得在一年前，在關於如何解讀中國夢的文宣策略時，曾有師長提醒，大意是：習近平的媒體方針還不甚清晰，他與中宣部之間的關係尚需確認，總之是在下結論之前，還得等等看。從習回答紐約時報的問題看，這個時間點已經到來，現在是可以下判斷了。 紐約時報的提問有兩個，其中一個是在美國放寬對中國人簽證後，中國政府是否也會寬待紐約時報記者的工作簽證？習近平用了一個比喻、一個俗語以及一番外交套話給予了否定回答。紐約時報寫了篇勸喻風格的社論，說他「應該具備應對真實的審視和批判的能力」。 暫且不管那個比喻和「解鈴還須繫鈴人」的俗語，習氏的外交套話中依舊是媒體要在法律框架內運行，要遵守中國法律云云。這番話常見於外交部發言人抵擋外媒追問的時候，屬於政治正確、沒有實質含義的敷衍話，既保險又保守，很能反映他的媒體觀。 從中國夢的文宣開始，中間經歷了南周事件、反憲政討論、周小平現象等意識形態的話語爭論，當然也包括維權律師被捕、四中全會期待以及依法治國夢等等所形成的輿論交鋒。當時出現一個有意思的邏輯是，最高層不知情，是被文宣部門「綁架」的。 很長時間以來，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網信辦與習之間，都被改良派與泛自由派認為切割出「不信前者」與「寄望後者」的界限。他們很不願意承認，三者對輿論治理的思路是一體的。針對這個認識上的誤區，很有一些爭論，但無改泛自由派的「明君」盼望。 北京文藝座談會之後，最高領導人與意識形態部門的關係若何，習本人的媒體觀和輿論觀是什麼，一下子清晰起來。將其切割出去，以確保他在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成為「不粘鍋」與「白手套」，被事實擊碎。對泛自由派而言，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將媒體管理置於所謂法治的框架下解釋，自然會獲得冠冕堂皇的理由，可這些僅僅是沒有現實感、或者說取消現實問題的一套陳詞濫調。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被期待了大半年，體制內外改良派擁抱這次會議以重新定位改革話語，可其矯飾的一面相當刺目。 至此而言，最高領導人的本相與幻象已然重疊到一起，露出他真實的媒體思路——對國人而言，這些原來是很熟悉的，並無意外。這也表明，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裏，在媒體乃至於輿論圈發生的一系列所謂「倒退」現象，其來有自，不存在所謂的「分裂」，其實始終如一。 習近平在回答外媒提問時的媒體素養，肯定也是對內媒管理的最高等級的思路。對泛自由派、改良派、以及各種「伺機活動派」來說，接受這樣的真相是殘酷的。如果繼續選擇無視，繼續用自我矇騙面對實際，聲名一再狼藉已是必然，智商也會被取笑。 來自黨魁的回答，反映到政治心態上，最終對大陸媒體評論的話語轉變將起到一個分水嶺的作用。體制內外改良派重鎮《炎黃春秋》雜誌，近期遭受壓力更換負責人，也更早地佐證這個問題。以種種聲調，預設出輿論體制內的周旋空間，是該放下幻想，接受真相了。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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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4 10:14 PM PST
其實，在西方視野中，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史上帶來「黃禍」者或「排華」的物件，早已沒有必然聯繫。經歷1949-1976的新閉關鎖國後，這種中國人身上不論是漢唐遺風還是蒙滿胡氣都已一併消失。然而，也許文明的烙印只有在樣本足夠時才夠明顯。當新中國人出現在西方的形象從80年代勤奮的學子、忙碌的倒爺變成洶湧而來、粗俗卻奢華的遊客時，自然勾起本已發黃的負面形象。 不過，中國遊客並非都無素質，影響也至多只及修養與秩序，在海上，無比正義、正高歌猛進的領土維權事業卻一舉將「黃禍」形象變得活蹦亂跳。 近來在日本近海專屬經濟區甚至領海內濫捕珍稀珊瑚的中國漁船只是他們的代表。中國近海無爭議海域的污染和漁業濫捕早已矚目驚心，儘管政府每年必有治理政績，海洋生態已可謂大勢已去。而且，海上全無市民圍觀，空間開闊，不法者與政府執法之間力量對比常常佔上風，加之高風險的漁業幾十萬老本和收益繫於一船，因而暴力抗法動機充足。前日某山東沿海城市的朋友介紹，當地違反休漁現象之多，圍捕時抵抗之暴烈，不亞於西部片。 這種現象與中國城市城管與小販的較量頗為相似。按理公眾中必存在一批不認同底層生計所迫就當犧牲社會有序的觀點，而另一批公眾必然對社會有序的道義份量、執法者公正性、合理性和手段正當性嚴加拷問。可是當類似局面轉到海上，由於海上執法無人旁觀的特點，中國境內海上執法中的抗法現象在社會上少有議論。只有當境內無貨，大量漁船頻繁向周邊國家管轄海域進發時，與外國執法者的抗爭又瞬間因其民族主義價值而轟動全國。 然而此時中國人的評價已只對外不對內，只針對執法者而不對違法者，對比的主要是對中國同胞兇殘程度。當然，他們猛然發現：從俄羅斯海警的開炮，朝鮮的搶劫毆打，菲律賓、韓國的開槍，再到日本的警告和逮捕，對比之下，單單揪住菲、韓對中國漁民動武，全力煽動民族主義狂躁的手法不靈了，因為從不見官媒及其民間煽動者針對俄、朝，而日本的執法規範性則幾乎無刺可挑。 可是，所有這種關注，還是有意抹殺了一個根本問題：中國漁民涸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毀滅性捕撈已蔓延亞太，這樣的行為在環保意識高漲的當今世界是個什麼形象？ 這一抹殺的背後，簡單的原因是國人受多年民族主義狂熱薰陶而產生的農民式自私，反正中國境內已經撈光了，現在撈的是人家家裏的，再怎麼毀滅性也不是我家。而更主要的原因則在於中國政府將漁船的捕撈視為保持中國在爭議海域長期有實際活動的主要手段，以支持其「自古以來」、「祖祖輩輩」等領土主張歷史依據，阻擊對手聲索。雖然在央視紀錄片《海之南》裏承認，自1949後三十餘年，在南海活動的中國漁民的主力，海南潭門鎮漁民卻不得出海，違者重罰。現在的漁船出海卻受到政府如饑似渴的贖罪式支持。 於是，本來在全球範圍內就普遍超載的海洋生態，在南海、東海、黃海都迎來了如狼似虎的中國船，而且打著「主權宣示」旗號，得到政府全力資助。而中國政府的支持中，最給力的莫過於對濫捕的視而不見。 對在日本近海濫捕珊瑚的中國漁船，近日浙江省官方竟有意「召回」。對在外國海域違法（同時未必在中國海域就守法）的國民，中國官方毫無處罰之意，且毫不避諱「召回」二字暗含的政府慫恿色彩，即使是在下一盤對日政治鬥爭的大棋，其手段之下作，真為世人不齒。中國外交部曾經有過要加強對本國漁民教育的表態，但近來連這種表態也銷聲匿跡，只剩聲討和對抗。 中國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並非一個科學的概念，但在這一範圍內，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得不服從於加強存在和搶奪資源，其主要服務物件明明是民族主義狂熱和當代政績，卻也美其名曰造福子孫萬代。 當然，領土和資源爭奪客觀存在，但終歸應在政治和外交範圍解決，哪怕軍事手段也無不可，但在經濟和生態上先不擇手段，陸地國土先為發展而污染，後為生存來治理，海上還未歸屬就先糟蹋，這得要多愚蠢、多不受監督、多短視者才做得出來？即使一個理由是日本也不顧反對長期捕鯨，但中國的處世標準是「從惡如流」嗎？客觀上說，只要中國這樣體量的大國一出手，任何生態環境都不堪一擊。而一個不負責任的破壞性大國，只能為人類共同厭惡。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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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4 09:19 AM PST
但是，中国政府精心营造的这美好图景却被《纽约时报》一位不识相的记者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峰会闭幕的当天，参加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应邀开始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元首在一百多年前囚禁光绪皇帝的瀛台为奥巴马举行了私人会晤，转天又在人民大会堂与之举行了正式会谈。然后，习近平和奥巴马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那件令中国政府感到不快的时间就发生在这场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 招待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向世人宣布了两国政府在会谈中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其中一项成果是，为了方便双方人员的交往，中美两国政府决定给对方的商务访问者、旅游者和学生发放五年至十年多次往返的签证。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有利于两国商人和民众的相互交往，减少了他们每年申请签证的麻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断增加的人员交往无疑对于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都是有益的。 这两个国家的元首似乎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些美国驻华记者正在等待中国政府发放或者延长他们的签证。这些记者被拒绝延长签证，或是因为报道过中国领导人家庭的腐败证据，或是因为报道过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被非法拘禁和他们的亲属被野蛮骚扰的真相，或是因为报道过香港市民要求"真普选"的街头示威，等等。总之，是因为他们的报道违反了中国政府的禁令，作出了令中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不高兴的事情。 在记者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提到，在美国方面放宽中国学生、商务和旅游签证的同时，中方是否考虑同等对待在华的外国记者？这明显是在挑战习近平，要求他解释一方面宣布放宽发放签证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拒绝给该报和其他外国记者延长签证的原因。这一提问使得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出现了极为尴尬的一幕。一直努力在中国民众和外国访者面前表现出自信形像的习近平完全回避了记者的这一问题，显得十分被动。 事后，在回答一位中国记者提问的时候，习近平试图挽回前面的狼狈，提到要求外国记者遵守中国的法律。但是他的解释显得太苍白，他的辩白太强词夺理。这一幕看起来是一个区区记者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的挑战，但在本质上是一场真实对抗虚伪的抗争。他提醒人们，这个希望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大国的领导人有著极为虚弱的一面，那就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政府极为害怕向世界说出真相的记者。 事实上，《纽约时报》记者对习近平的提问极具代表意义。这一幕发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示人民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同时也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峰会期间北京所刻意营造的和谐、友好的氛围都是那么的不真实：清新的空气是不真实的，北京的自信是不真实的，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的许诺是不真实的，中国政府想要展现给外国人的那个中国也是不真实的。自信的习近平在这种对不真实的揭露面前表明：他的自信也是不真实的！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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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支持‘唱红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只扣到周永康一个人头上 Posted: 14 Nov 2014 08:29 AM PST
最近才被任命为《炎黄春秋》杂志社长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公开讲话中为证明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特别拿出已经是"墙倒众人推"的周永康说事，说"周永康对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发起的'唱红打黑'活动'支持最力'，每次讲话都给人们一个很恐怖的感觉，不知中国的政法法治怎么发展"。 胡德平说：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我觉得很恐怖。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我曾给中央写信说过，这个说法很恐怖。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改革，惩治贪腐，法治往好的方向变化，虽然我得到的论据不是很多，但恐惧感逐渐解除了。 没有疑问，薄熙来除了他所谓"党内蛀虫"的"封号"，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为贴切。至于周永康，无论是站在共产党政权的角度还是从普世价值出发，贴给他多少恶名都不嫌过份。但是，正如笔者过去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永康背后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制度"出于同理，当年薄熙来"唱红打黑"在中共中央领导层获得的是齐声称赞而不是只有周永康一个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四个字来区别程度的话，刘云山和习近平的支持就只能用"更力"二字来形容了。 薄熙来下台之前，有一篇题目为《回归毛泽东，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大势所趋，时代潮流》的"毛左"网文总结说：由薄熙来创立的、以"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为特点的重庆模式，在2011年日臻完善，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的关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和周永康，以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刘云山，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等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到重庆视察，表示支持薄熙来在重庆的创新和实践。人民日报多次宣传重庆经验；中央党校、全国党建研究会等权威机构支持重庆模式；社会科学院出版专辑宣传重庆经验。 上述人等在薄熙来陪同下考察重庆期间没有具体就"唱红打黑"表示明确肯定、大力支持，也没有现场陪同薄熙来登台一齐"唱红"的只有李克强，当时的李克强与也曾经在薄熙来陪同下考察过重庆的时任总理温家宝一样，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十八大之后实际上是在习近平身边扮演着"副总书记"角色的刘云山在二零零九年底到重庆考察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带着任务来的"，这个"任务"就是当时的十七届党的"副总书记"习近平的委托。 当年十一月十四日的重庆日报刊登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率领宣传思想战线上的领导同志会集山城，观看重庆市"唱读讲传"活动汇报演出。刘云山说，尽管是群众表演，但却有专业水平。更难得的是，大家身上体现出的精气神，比专业人员还要高。演出太精彩，太感人了，看了节目，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新华社社长李从军说，演出不仅让人得到艺术享受，更受到精神熏陶。新华社要把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报道好，宣传好，让全国都向重庆学习。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看了演出，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希望，用重庆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化在"雄起"。 社区文化广场上刘云山现场点歌《我们走在大路上》之后对随行的文化部部长蔡武说，重庆的群众文化活动搞得很有特色，值得向全国推广。还对随行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苟天林说，重庆学习国学经典从娃娃抓起，是新闻报道的好素材，要好好宣传。 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刘云山此次来渝调研的重点，。他说，宣传思想工作要搞好，要搞得有声有色，一是要把抽象的工作具体化，有好的载体；二是要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让群众接受。重庆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就为宣传思想工作找到一个很好的载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积极参与，真心认可。这样的宣传教育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起到效果。 刘云山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并充分利用重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广泛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活动既深入思考、广泛实践，又谋划具体、统筹协调，有力推动了重庆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唱读讲传"活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希望重庆继续发挥特色优势，注重实际效果，把这项活动扎实深入开展下去。 刘云山走后时隔整好一年，周永康造访重庆，不但盛赞"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而且还说了重庆的"'唱红歌读经典'要在政法战线推广"。 周永康离开重庆后整好一个月，要"眼见为实"的时任"副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前往，所考察之处，习近平不但与薄熙来一起登台"唱红"，还与王立军共同慰问所谓的"打黑"英模，与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曾经是那样的默契，说他们的"唱红打黑"等"很多经验都具有示范意义"。按照薄熙来的说法，当时的习近平居然已经以王储的身份先后九次下发批示，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 笔者已经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引述过习近平当时盛赞"重庆做法"的"热情洋溢"的公开讲话，其中最能证明他比周永康支持"唱红打黑"更"力"的内容是： "'唱读讲传'活动，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也是生动的群众工作......重庆'唱读讲传'深入人心，值得称赞。" "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去"古狗"一下"王立军与习近平亲切握手"，照片里的习近平比周永康接见王立军时的表情即和蔼又亲切，不要说王立军本人，笔者看了都觉得挺感动的。 当时的习近平高调现身重庆为薄熙来和王立军撑腰打气之后，正如一篇当时的"毛左"网文中所欢呼的那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重庆的公租房建设、打黑除恶、唱读讲传等都给予高度赞扬，当然是对重庆近两年来各项工作给予掌声。只不过，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又不只是给了重庆掌声。 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习近平就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可以预见的是重庆的某些好做法，或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政权在问罪薄熙来时，不但绝无可能将"唱红"说成是错，对他和王立军在"打黑"过程中对法制的无视与践踏也是讳莫如深。 假如不是夫人谷开来亲手毒杀国际友人的罪行败露，十八届中共中央"副总书记"的角色应该是由薄熙来扮演——笔者至今仍然是这样认为！ 不过话又说回来，薄熙来虽然时云不济，但他所开创的"回归毛泽东"的伟大事业已经在习近平手上发扬光大。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在薄熙来重庆整座"山城红"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16, 2014, 6:14:28 AM1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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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炜谈习近平执政得失及挑战和变数（BBC访谈选辑）
-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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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Nov 2014 12:13 AM PST
中共"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仕途上大有前景的名字——张炜。刚踏上政坛的张炜，爽朗中透出老成；告别了权力的张炜，机敏中洋溢朝气。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张炜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 自从邓小平提出了三代"核心"之后，"第几代"的说法慢慢普及了：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胡锦涛、温家宝算"第四代"，眼下正跃跃欲试要接班的，是"第五代"。关于"第五代"，人们的议论越来越多，明镜出版社最近还专门推出了一本《第五代》。 "第五代"中，少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名字——张炜。 提起张炜，人们都知道他在1989年5月下旬"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的壮举：为抗议当局派兵镇压学生，宁可舍弃政坛锦绣前程，愤然递上辞呈——如果不是这样，55岁的张炜很可能是今天向中国最高权力层攀登的第五代领跑者。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在"六四"枪声响过以后他被审查、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与他离了婚，不到五岁的独生子得了十分凶险的白血病。如果说这还不够，孩子在化疗过程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全身黄疸，医生警告：若不停止化疗，对孩子肝脏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永久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 张炜，可算是倒霉到家了。 2006年8月下旬，时年51岁的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来美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转型的研讨会，我抽空跟他做了一次长谈。离第一次在未名湖畔见到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如果说，当年的他，爽朗中透出老成，现在的他，则是机敏中洋溢朝气——虽然额顶已经童山濯濯。近三十年岁月，张炜的人生轨迹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急弯，令人惊叹的是，他牢牢攥紧命运的缰绳，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都掌握主动权：他在武汉一所中学任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正当提为硚口区教育局中教科副科长时，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很快担任了北大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不愿留校，到天津工作，"而立"之年前后，在这个直辖市的一连串领导岗位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跳跃：团市委书记，天津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天津外经委主任……直到"六四"事件他自己甩下头上的乌纱帽。 中国古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张炜关上了仕途之门，推开了学术之窗。他毅然申请到美国留学，拿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毕业后，他应聘到剑桥大学任教。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高伐林摄） 在死神的夹击中突围 我首先对张炜问起他儿子："他的病后来怎么样了？" 张炜回答："完全好了！白血病治好了，肝炎也治好了。幸亏当初走了出国这一步棋！" 张炜1993年来到美国，最急迫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出国？动这个念头，就是因为孩子陷入了绝境。" 儿子得的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煎熬了两年多，在一次输血中又感染上了丙种肝炎——这是后来在美国才确诊的，在国内时，医生只判断出肝脏出了麻烦，但难以确诊是甲肝、乙肝、还是丙肝？不同医院的医生给过他三种诊断结论，不敢肯定是丙肝，因为一说是"丙肝"，就牵涉输血的责任事故——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对输血的血液进行检测。 张炜铭感不已："六四"后虽然他还是"戴罪之身"，但天津市委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儿子治病很关照，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也两次通过天津经贸委主任转告张炜：若孩子需要在北京看病，有任何困难可以去找他；至于他原来的同学、同事、朋友更是不顾公安部门的威胁，帮助他四处为孩子求医…… 两种病凶险夹击，直接严重威胁孩子的生命。一位姓赵的主治大夫将严酷的事实告诉这位心力交瘁的年轻父亲：保肝与治疗白血病直接冲突，在中国，别无良策，为了保肝，必须停止针对白血病的化疗。白血病患者得了肝炎若还要继续化疗，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是死于肝脏。但是化疗并没有完成啊，难道就眼睁睁看著白血病继续发展？ 张炜忧心如焚。他不甘心。1992年夏天在天津举行关于少儿血液病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北京的专家也来了不少，他又去请教他们。他们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后说，中国暂时还没有条件突破两种病的夹击，要在这种情况下挽救生命，只能去西方医学发达国家。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义无反顾。张炜行动起来，一面联系美国的医院，筹措对当时的他来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一面向当局申请带孩子出国治病。美国那一头倒是很快落实了：在美国的北大某校友帮助联系，将他和孩子的情况告诉了其教授，教授许诺可以从项目经费中解决一些孩子的医疗费用。而中国放行的这一头，他却处处碰壁。"天津没有人敢批准我。当时市里一个靠镇压学生提拔起来主管公安的负责人说：'张炜想出国？门儿都没有！'我特别生气：这不是拿我儿子做人质吗？" 为孩子办护照也是一大摊麻烦事——儿子虽然没有离开过他一步，法律上却是判给前妻的，而前妻并未知会他和孩子，就已经出国，杳无音讯。为了得到她的签字认可，张炜不得不付出大海捞针的精力。 过五关、斩六将，张炜总算带著孩子跨出了国门。"到了英国才最后治好肝炎。不过医生做肝穿刺查出，因为长时间没得到适当治疗，已经局部有了纤维化。"张炜告诉我，这个时年20岁的小伙子，正在英国一所大学念经济，"是他自己选的专业。"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82年，张炜（左二）与北大同宿舍的同学毕业合影。（张炜提供） 光荣的落选者 我问张炜："你这半辈子中，在北京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算是第一次重大选择吧？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去天津呢？" 张炜说："那会儿学校的领导，像韩天石书记、马石江副书记等，都希望我留在北大担任团委书记。但我考虑我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团的工作，我在北大学经济这么多年，希望能发挥所学，抱著一腔热情想从基层干起。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80年我参加过人民代表的竞选——是我自己要参加的，党委当时实际上是不希望我参加。" 对，这是张炜人生中更早的一次重大自主选择，虽然有传言说，张炜是"官方推出的候选人"。王军涛后来为他澄清说："其实，他是独立候选人，而且是不顾校方劝阻参选的。" 张炜对我回忆—— 在我贴出竞选宣言的前一天晚上，北大党委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马石江，带著校团委书记王丽梅来找我。当时我的竞选班子所有人都在场。马副书记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王也是个很厚道的人，他们希望我不要参加竞选。马副书记说，你可以宣布你支持这场竞选，但你干嘛要参加竞选？你出来说什么？符合党委的口径吧，在当时气氛下得不到多少选票，对党组织的威信也是个损失；如果不按照宣传口径来说呢，肯定违反组织纪律，哗众取宠也不对嘛，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我理解党委当时压力也很大：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一派比较开明，理解学生的要求，像韩天石、马石江等人，本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长期从事青年工作。韩天石是"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才入党去了延安。他一辈子很坎坷，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整肃下去，直到"文革"后才重被起用。党委另外一派的意见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竞选，参加进去就更是错误。那天晚上我对他俩也袒露心扉：我觉得竞选路子是对的，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也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精神——这当然还是从比较正统的党员的角度来说的，我当时还是属于党内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吧；另外，从我自己来讲，还是很有志向、抱负的年轻人么，特别希望受到一次锻炼，碰到这样事关中国民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 我问了他们一句话——你可以看出我还是很正统的！——我问：你们来，是传达党委的正式的决定，还是你们个人对我的劝告？他们说，是党委一部分同志的看法。我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只要党委没有做决定禁止我参选，我仍然要站出来。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北大12月3日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作为候选人进入正式选举，胡平得2812票，王军涛得2400票，张炜得1723票，三人胜出。12月11日正式选举，要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结果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人，必须要过半数2988人才能当选，只有胡平过了线，于是再选…… 张炜落选了，但是他赢得了众多同学的信任，包括他的竞选对手王军涛的尊重。王军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决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没有主见地追随官方潮流的学生干部。……我认为，张炜将来会是我们这一代北大人的骄傲。" 王军涛还写道：八十年代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风，与张炜作为学生会主席的努力分不开。初进校门，我们都意识到，北大的优势是多学科，未来的人才应当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和思路。张炜推动学生会举办大量的讲座和活动，创造出独特的北大校园文化。他还发起一个跨学科沙龙，有李克强、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参加。1979年，张炜接替袁纯清担任学生会主席后，立即借鉴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开始校园民主试验。他与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议建立了北大的学生议会常代会，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的每一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有权罢免学生会干部。 张炜这一批学生骨干，今天在各个领域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李克强，是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汪康懋，是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教授、新加坡交易所总裁顾问；王军涛，是著名的"政治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周青，是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百人计划"引进教授、博导；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业教授，一度被中共指为"台湾间谍"…… 当时北京和外地高校学生竞选人民代表一浪高一浪，而当局则手忙脚乱，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不少冲突。最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不满校党委钦定候选人，到省委请愿，省委书记毛致用避而不见，学生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上访。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一方面三令五申压制学生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最高决策层夸大学生在竞选中的某些不满言论—19年后他们也是这么干，酿出惊世惨案。受其压力，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改革派领导人也表示了否定竞选的态度，胡耀邦甚至指责这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北大竞选也被上面盯上了，党内有人要求查处。风声日紧，张炜却学不会明哲保身，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所有他能见到的领导人竭力解释和分辩，维护北大和竞选。他不满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担心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负责人听信他们的汇报，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么回音，"多年以后张炜在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写道，然而"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 张炜告诉我："在竞选中我没有完全跟从学生情绪——这是我当时思想的局限，我后来认识到：王军涛、胡平在竞选中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当时我与王军涛接触比较多，一方面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敏锐思想所折服，但也担心他的许多主张在党内完全不可能被接受。我采取的态度比较折中，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必须采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总之当时我还是寄希望共产党能够领导全面改革。我这样讲，大家感觉得我没有哗众取宠，不像有些人拿'我不是党员'来拉选票。在竞选结束以后不久，我在北大党代表大会上，以高票当选北大党委委员，那是学生第一次成为党委委员。" 天津市新来的年轻人 但张炜也发现，虽然党内改革派一直在保护他，党内保守派却还是觉得他"大逆不道"、"出格"。"留校当团委书记我就得卷入意识形态，但我的性格是有话就讲，还是到基层去干点实事好。我去找校、系两级领导，希望让我到边疆去。韩天石书记说，你的愿望我很理解、很支持，但你这样一腔热血，处理事情又不讲究方法，你到了下面不一定能成功啊。" 张炜坚持要走，爱护他的北大和经济系领导，向有关方面推荐这个人才。当时在任的天津市长（张炜当时执意不提名字，但我们都心照不宣，说的就是胡启立——高注）早就知道他，听说这件事，就对马石江说，让张炜来我们天津吧，我们安排他去基层锻炼。 天津市领导本来确实打算安排他到工厂，但当时市里正开人代会，张炜就留在市政府机关参与起草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这位市长离开天津上调中央，接任市长（张炜当时也不提名字，但我们也知道，说的是李瑞环——高注）就将张炜留在市政府研究室，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提拔为研究室负责人。 几个月后天津调整青年干部，张炜虽然不情不愿，还是被提拔到团市委当书记了——那正是王兆国、胡锦涛在团中央担任一二把手的年月。张炜当时有一个很长的发言，被人整理出来发表在《青年研究》杂志上。他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共青团是中共的助手，但不应该人云亦云，而要代表青年人的利益。他明确提出来不能当"马屁虫"：当"马屁虫"，没人跟你走，你怎么当"党的助手"？ 但他感到自己的性格、思路与团中央未必在同一个轨道上。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了自己亲历的一幕： 1983年12月，张炜参加团中央的工作会议，快结束时，胡耀邦、胡启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书记。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推行"清除精神污染"，不少地方党委要求团组织配合，"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他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 他那时对中央领导层在这件事上的观点分歧，全然不知。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耀邦虽然开明，毕竟不是顶头上司；顶头上司却是"人家穿什么衣服"还是要"管一管"的王兆国。张炜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1987年，时任天津开发区主任张炜向胡启立、万里等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汇报。（张炜提供） 差点成了副省级 耐着性子当了十个月团市委书记，机会来了：天津要成立开发区。"我坚决要求回到经济战线中去。市委最后同意了，安排我当开发公司总经理兼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市政府秘书长兼任。他很快就离开了，我提拔为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 那是张炜最意气风发的岁月，用一句当时的套话来说，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方面我所有的想法都敢说出来；第二，挑选到开发区的干部都是有文化也比较年轻、比较有开拓精神的——虽然比我年龄大——配合起来比较默契；第三，市委、市政府很支持，我有尚方宝剑。"张炜很有清醒的头脑：并不是个人有多大能耐，自己实际上是被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机遇很重要！ 他在天津开发区锐意改革，敢于创新，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等领导人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和反映问题后，都表示过赞许。1988年，更好的机遇又落到他头上——中央经过考察提名，安排他当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天津是中国的第三个直辖市，这个位置，是副省部级。而张炜当时才刚满33周岁。 没想到，在开人代会时，有的代表提出：张炜到天津"年头太短，还不到六年"，在这一级岗位上，全国也找不出这样年轻的。太快了吧？在差额选举中，竟将他给选掉了。 说到这一段时，张炜很冷静："回头来看，将我选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凭什么就一定是我？有很多角度会看中别人：为天津的建设干了大半辈子；尊重知识……我的家世中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也不能不说是因素之一。像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比我大一点，他就当上副省长，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人们同情他父亲的心理因素，同时也寄托着一定希望：有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说不定能给所主管的领域带来更多的资源。" 他跟别人开玩笑地说：我支持民主的信念你们该相信了吧，我自己两次参加民主选举都落选了，但我屡败屡战，不改初衷，支持竞选！ 虽然没有选上，但天津市领导对他还是很支持，任命他为市经贸委主任，兼任市外事办主任，同时还兼市委的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当时天津市的编制与所有地方都不一样，作为改革的试点，说'外事工作要服从经济工作'，就将所有外事工作都合并到这一块，外办、外贸对内一个摊子，对外两块牌子——因为市外办是属外交部领导。虽然我没有被选上，但是还是交给我来主管这一块。" 1989年惊心动魄的春夏之交来临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炜与赵紫阳合影。（张炜提供） 从体制内破门而出 1989年5月19日，张炜听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人关于戒严的决定，内心的幻灭和悲愤之情难以言喻。苦苦思索之后，34岁的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外事办主任、市委外经外事工委书记张炜，写下了这样一份辞职声明： "我抗议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我不赞成李鹏的讲话，现在执行我的职务和忠于人民发生了矛盾，我只能选择后者，因此，我请求辞去我的职务。" 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自己为之献身的党，怎么竟会到了这样不讲道义的地步？！他感到跟自己从小追求的理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而且，他判断这是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这个党走到了这一步，还能更新、还能改革、还能担负起无数次宣称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吗？他觉得无法对之抱一丝一毫的幻想。自己作为改革派一员，需要权力是要用来推进改革和民主，党已经抛弃改革和民主了，我还要这权力干嘛？ "……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希望：我的行为，能激励共产党的干部更多一点正义感——现在看，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但即使没有这一条，前面几条也足够我辞职了。" 没过几天，"六四"枪声大作，更让他震惊、悲愤。张炜驱车来到北京，找到他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学同窗吴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议。 他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使张炜这个名字放射出人格魅力的光芒。 我问：你那时是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比我们有更多内部信息来源，是否听到一些关于中共领导层里的分歧，例如，知道赵紫阳反对强硬对待学生运动，但意见被否决吗？ 张炜回答：一点儿都不知道。学生抗议运动起来之后，我跟北京没有任何联络。辞职、写信完全是我激于义愤的自主的道义行为。"他们怀疑我背后有人指使，后来为这个追查了很长时间，但查去查来找不到凭据——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么！" 我继续追问：你是怎么权衡的呢——留在体制内的岗位上，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折磨，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当时和现在肯定都有很多人会这么说：张炜要不辞职，在改革开放中能够作出多少贡献！ 张炜笑答：能作出这种贡献的人，不在于我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但是我想，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不缺我张炜。但赶在那种关头敢于辞职，表明一种道义勇气，同时也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一种提醒——能起这种作用的，就只能是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意味著更高层次的需求么？ 张炜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说："这个世界上，比我官大的，绝大部分能力不如我，我看得太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但他们的能力、见识比我强得多。还可惜什么呢！""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张炜剖析自己说：自己那时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青年人，对于政治的复杂、肮脏、妥协与博弈，并没有太多认识，对于"政治"与"理想"也没有分得很清楚——以为"理想"就是"政治理想"，也不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么会算计…… 我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在这么重要的历史关头声明辞职，这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炜回答：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所以给我的罪名只是"支持动乱"。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没有同意这样做。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天津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点头——他甚至坚持对我不"撤职"，而是"免职"："撤职"是处分，"免职"则是我辞职、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手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张炜仍然被宣布"监视居住"达两年半之久。"警察日夜24小时在门口，我出外他们也都跟着。他们还趁我出门的时候，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来搜查。"打电话，不用说也是有第三只竖起来的耳朵的。 他介绍说，审查的重点是他与"动乱者"之间的关系，另外，查他辞职有没有"后台""背景"——是否有中央改革派的负责人支持他辞职？中央这些人原来对张炜一直是比较欣赏的么。实际上清查者搞的还是顺藤摸瓜的把戏，想借张炜这件事来找到攻击所谓"后台"的炮弹。 张炜说：调我到天津去的那位负责人（指胡启立——高注），实际上对我一直是严格要求的，他也非常正派，与我的关系非常单纯，远不像现在一些上下级那样庸俗。我从来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公事谈公事，没有公事就不见；不叫不到，不去主动找他，绝不会去找他谈个人的事，更不会送一分钱的礼。 张炜被免职后，当局令他到工厂去。"这其实是我的本意，我毕业之后就要求到基层去，但这个时候我不接受惩罚：我辞职了么，应该我自己来找工作！哈哈……这说明我还是有书生气。" 他要求回开发区去从事研究，当局不同意，僵在那儿了。张炜说，"六四"之后被邓小平点将上调中央的那位前天津市委负责人（指李瑞环——高注），有次回天津来视察，张炜通过市委秘书长李建国（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向他转达要去搞研究的愿望。这位负责人很痛快便答应了，还直接给天津社科院院长王辉打了个电话，王辉是张炜以前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的老上级，马上打电话给张炜，要他将人事关系转过去。"天津要整我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纳闷：要张炜下工厂，他怎么还不去？一查，说我的人事关系转到天津社科院了！他们气坏了，去责问王辉。但是一听说这么个背景，只好不吭声了。不过，我实际上也没有去社科院上班——监视居住么。"  张炜（左）与前来英国进行学术访问的北京大学老同学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合影。（张炜提供） 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祖国 带孩子出国治病以后，一边为孩子求医，一边联系学校读书。很快，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都录取了他。张炜决定，先到哈佛读公共管理的硕士，向牛津那边申请推迟一年入学。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和数学基础比较差，年龄毕竟也大了些，我离开北大、远离学术那么多年么，我的托福成绩并不理想，只考了553分，听起课来还是很吃力。而读这个专业的硕士，课程选择余地比较大，而且对数学的要求比正规的经济学专业稍低，可以作为一个过渡。" 除了读书就是给孩子治病，苦读一年加一夏，张炜拿到了硕士学位。1995年，他带著孩子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五年之后得到了学位，被剑桥大学聘用。张炜谦虚地说："找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正好当时剑桥开放这个职位么，我运气比较好，赶上了。" 但运气，只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王军涛曾经写过：在牛津大学，张炜的勤奋和人品赢得了广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派摄制组去牛津大学拍摄中国学子的故事。当摄制组成员听到张炜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泪下，宁愿片子通不过审查，也要拍下张炜的镜头。王军涛说："即便不考虑张炜过去的经历，单是北大学士、哈佛硕士和牛津博士这中美英三国最好大学的学位，张炜就是一个人物。" 我问：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让你回国发挥专业才能的机会相当渺茫，你坚持读经济有什么考虑吗？ 张炜回答："我本来就对经济感兴趣，本科读经济，毕业后搞经济，主要关注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从实际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使我再回到学术殿堂来钻研经济相对容易，回不了国也可以搞研究。不让我为中国做事，就做研究、写书。" 张炜在剑桥对本科和研究生开两门课："中国经济"和"经济转型理论"，还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 2002年，他在剑桥大学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炜介绍说：我从哈佛到牛津后，感觉英国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弱，一直想尽我的能力来促进一下。这个心愿得到关心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莫里斯和另一位专研中国唐代政治、法律、官职的学者麦大维（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他是地道的英国绅士）这两位教授的支持成立起来了，莫里斯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炜当主任。 199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是剑桥教授，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激励制度的研究，还因解决了最优税收制度问题而闻名于世。而麦大维（David McMullen），是剑桥亚非学院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们都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 "是啊，他们英国学者可以经常去中国，但是我这个中国学者却不被允许回国。"张炜说起这一点，一脸无奈。 我吃惊不小：真的？你是留学出来的，为什么不让你回国？你尝试回去过吗？ 张炜说："尝试过啊，被赶出来了！那是2004年5月19日，北朝鲜政府邀请剑桥大学派一个小型代表团去考察，我也参加了。英国到北朝鲜必须到北京转机，而且基本上所有欧洲到北京的航班都是下午到，到北朝鲜的飞机是上午起飞，所以我们必须在北京住一夜。我持合法中国护照么，所以我也就理直气壮地登上了飞机。但是到了北京，将我拦住了，让我飞回伦敦……" 他们给你出示什么理由呢？ "他们需要给我理由吗？"拦住他的人只是非常客气地请张炜理解，这是"上面的意思"。几个小时盘问后，他被两人"陪同"上了即将返航的飞机。面对满舱乘客惊讶的目光，张炜索性来了场即兴演说，对当局不让自己一个学者为学术活动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国籍所在国过境停留一夜，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讲完后，机舱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那两人尴尬不已。 对中国当局某些人的思维逻辑早就了如指掌的张炜，分析说：不让我回国，有三重目的：第一是惩罚你的不驯服；第二是担心你搅合他；第三，你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嘛，封杀你的空间。不让你回去，你研究什么？——其实我就是不回去，我的信息也比外国人知道的多多了，怎么封杀得了？ 虽然当局不让自己回国，但张炜尽量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少受影响。中心请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前来英国剑桥进行交流，像厉以宁、茅于轼、周其仁……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请来过，与英国同行对话交流。中心还组织关于中国的学术讨论，像去年就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请来了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希望研究中国的学者知道到哪里找到同行来切磋。现在，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知道找到我们这里来讨论问题了。" 我问："你们现在的经费从哪里筹措？" "我出面募捐，到处找人化缘啊，企业，个人，机构……我都去找。我得到了一些英国很著名的企业家支持。" 张炜本人现在钻研的课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不仅指中国，也涵盖其它国家的增长动力和地区差异，"当然，我更多地还是关注中国。" 张炜在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思考：胡耀邦崇高的品德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他习惯于尊崇党性，而"所谓的党性，在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尊崇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 张炜也曾经面临这种悲剧性冲突。但是，比起前一代，他与许多同时代的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悲剧。 （2006年9月）  张炜（右一）与他带的部分研究生，和剑桥东亚研究所所长麦大维教授（右四）合影。（张炜提供） ---------------------------------------------- 变革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 张炜发言摘录 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博士，于2006年8月下旬来美国新泽西，参加中、美、欧学者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的研讨会，他的发言摘要《中国的宏观调控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困境》，曾刊载在当时多维旗下的各个媒体：多维网、《多维月刊》、《多维时报》。这里我整理、摘录的是他在跟其他与会者争论驳难中的部分见解。 ▲中国的危机是否迫在眉睫？我认同诸位对中国严重问题的描述，也深知环境、资源的约束，但我认为中国毕竟是大国，回旋余地很大。当局的统治有很多危机，但是仍然有一定化解能力，所以我不认为会有立即的变化。 但到下一代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会发生变化。有两个因素在中国未来会很重要： 一个是镇压的效应会衰退。现在为什么人们不反抗？因为人们知道反抗会遭到镇压；当局为什么不让步？因为知道一让步，民众就要"蹬鼻子上脸"。但是这种效应会逐渐衰退。什么时候起质变呢？我寄希望于六十年代末以后出身的人。 多年的经济改革，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生活比文革时期好多了。应该承认，除了对镇压的恐惧，改革所带来的实惠也使得民众对现实中的许多腐败现象有较大的容忍性。比我们年龄更老的一代，他们经历过战乱，更有纵向比较，更怕战乱。但是，下一代年轻人不管这些了，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纵向比较了。197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36岁，再过十来年，他们就成了社会中坚，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届时，普通民众的不满会增长，容忍性会降低；下一代人的生长环境使个性得到发挥伸展，人性的东西更成长，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性泯灭了不少——我小时候父亲瞪我一眼，我会害怕，你现在瞪你的儿子试试！ 再一个：当局再对学生开枪，不见得下得了手了。他们也弱了——李鹏比邓小平更弱，胡锦涛比李鹏更弱——他不敢杀。 ▲中国变化将会是"看东不看西"。中国政府煽动民主主义情绪，反对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一招现在看来似乎还很成功。政府对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也很严格。但是，问题可能会出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认为东欧未来十年的变化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有意夸大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借以吓唬中国民众，作为维持一党专政的一个借口。现在，东欧国家不仅基本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民主转型，根除了政治上产生大的风波的可能性；他们的经济恢复也初见成效，并逐步走上了稳定成长的轨道。我对东欧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乐观。 反观中国，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经济放缓甚至停滞，中国人就会对东欧的政治、经济并举的改革模式重新进行评价。一个长期稳定和发展的东欧与一个动荡、腐败、经济无法持续增长的中国的对比，就会使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究竟那种模式更好，就会抛弃一些人正在鼓吹的所谓"北京共识"。 ▲在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和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一次讲演会上，北大教授朱峰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是守法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没有威胁。我说：没错，现在中国在国际上还算是守法；但是看一个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地守法，不能光看它在国际上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国内是否守法；不仅要看它在力量不足的时候是否守法，还要看它在强大的时候是否守法。中国政府在国内"无法无天"，这说明它在国际上守法是被迫的、是权宜之计。这样的政府一旦强大，没有了制约，在国际上也会无法无天。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就像当年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一样。 ▲有人指责中国说，消耗了世界多少资源、抬高了市场价格。我要为中国辩护，这些指责是摆不到台面上的。中国消耗这些东西有其合理性。很简单，中国人口多嘛，你要看中国人均消耗水平嘛。而且，中国是花钱买的嘛，不是讲自由平等吗？你买可以，中国买就不行？抬高了价格，我愿意嘛！过去你买那么多，我没有说你，现在我买，怎么就要指责我？世界上其他国家以此为理由批评中国，缺乏合法性。 ▲"增长"是流量的概念，不是存量的概念。英国、法国现在增长率很低，论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已经没有一些东亚新兴国家高了。但是英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那还是东亚新兴国家远远比不上的。因为他们存量较高。 还有一个质量问题。现在长安街上已经炸掉五十年代的建筑了，像（建国十周年时盖的）"十大建筑"中的工会大楼等。但是英国、法国，几百年前盖的房子，现在还好好的，还在使用，这就是存量。他们今天的老百姓，还能享受过去几个世纪的流量转为存量的好处。而中国的质量比较低，不能同样享受。 ▲中国财富增长的分配不合理，不仅表现在对同一时段的不同人群之间不合理，对社会形成威胁；而且也表现在代际分配上不合理。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代人的成长与前一代人的牺牲是很有关系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国家按照当时的人力资本、资源条件、经济结构，采取强制积累的方式，令当时那一代人作出牺牲，虽然这种牺牲并没有造成多少存量，但是创造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增长的前提，成就了后来的一代人。没有过去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强制的剪刀差，对农民超经济的强迫，现在中国能靠这么大规模的便宜劳动力向国际扩张吗？ 这一代人享受了上一代人的东西，如果在八十年代就实行一种均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小一点，增长的速度会低一点，但是不致于从领导到下面都忧心忡忡。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代"超享受"，剥夺了下一代——有显性的剥夺，像破坏资源，疯狂掠夺性开采煤矿、乱砍滥伐森林、污染江河，等等，你砍一棵树，下一代就少一棵树；你污染一条河，下一代就少一条干净的河；本来一座煤矿储量是一定的，将好采的采完，东挖一个坑，西打一口井，本来可以出一百万吨的，我挖了25万吨就废掉了——要算成本，应该将破坏掉的都算进成本。这就远远超出产出！ 还有经济学家称作的"隐性剥夺"：这一代本来有条件改变所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这一代人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一点，福利低一点，但是给后人创造了更多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且不谈民主本来是人性本来的诉求。但是这一代就是拖著不干，就剥夺了下一代人平稳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  199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剑桥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支持张炜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他经常应邀到中国去讲学、交流，受到中国学生热烈欢迎。（转自北工大网站）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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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4 11:53 PM PST
（野人打油） 万里长城万里秋， 雁栖水泊在怀柔。 祖龙唐宋元明共， 上国裤衫觅冕旒。 [后记]2014年11月11日晚央视联播：亚太二十一国首脑伉俪云集怀柔雁栖湖，共穿习式衫裤，共科头，共赴水立方，共赏赤县神州东洋景。呜呼，秦汉以来无此豪举，唯共产党领导下办得到！猗欤盛哉，不可以不打油。野人濡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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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4 11:44 PM PST
用今天眼光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還是不同的。早晨為一日之始，獼猴白晝活動量大，當然要多吃一點。晚上睡覺，少吃一點才合理。從這個角度看，獼猴的喜怒是有緣由的，只是人們不瞭解獼猴的喜怒罷了。對狙公來説，結果雖然相同，但因分配方式的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樣。如果把人生比作早晚，現今的高房價，引發的正是「朝三暮四」的效果。多數人最具活力的青春時光，都是在狹窄逼促的環境中度過，等到老時欲求低了，反而住進了寬敞的豪宅。只是這種「朝三暮四」的社會分配，極難像狙公那樣輕易調整過來。 不過我想起的養猴人，還有另一個典故。它出自明代劉伯温的《郁離子》，像對莊子寓言的續寫。説的也是一個狙公，每天都給他養的獼猴分配工作，採摘山中的果實。晚上獼猴回來，狙公讓它們交出所採果實的十分之一。靠獼猴採來的果實，狙公活得很滋潤。偶爾有不交果實的獼猴，狙公便對它們棍棒相加。獼猴雖苦，卻不敢違抗狙公。直到某日，有隻小猴子突然問：「山中的果樹是狙公栽的嗎？」眾猴説：「不是，都是天生的。」小猴子問：「不是狙公就不能採嗎？」眾猴答：「不是，都可以採。」猴子問：「那我們為何要被他役使呢？」小猴的話沒説完，眾猴便醒悟過來。那天晚上，它們等狙公就寢，打破了柵欄和木籠，取出儲藏的果實，相攜而入樹林中，再也沒回去了。狙公最終因飢餓而死。 劉伯温在寓言的結尾，反問得很有力：人世間用權術駕馭民眾而無道理和法度的，他們就像狙公一樣吧？只是民眾迷惑而未覺醒，一旦受到啟發，他們的權術就走到頭了。很顯然，劉伯温講的狙公和眾狙，指的是執政者和民眾，這個寓言譏諷的也是腐敗的政府終將因苛政虐民，而引發民眾的反抗。果然，劉伯温寫完《郁離子》後，便出山輔佐朱元璋。不僅協助朱元璋制定了滅元方略，還建議朱元璋以「大明」為國號招攬天下和民心，成為明朝最重要的開國元勛。 劉伯温寫《郁離子》時，已近50歲，元代官場上數起數落，後棄官歸隱青田山中，寫下《郁離子》。劉伯温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元末，目睹了當時政荒民困、生靈塗炭的現實，所以他一再強調治理國家要以民為本。執政者如「志利而忘民」、「見利而不見民」，橫徵暴斂索取無度，則為執政的「危之道矣」。他還拿「治圃」作喻，警告執政者：「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如果只知榨取，竭澤而漁，只會導致物盡民窮。民既為國之本，治國之道在於如何凝聚民眾的力量。劉伯温認為：「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他拿堯舜治理作比較：「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而「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而「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 更重要的是，劉伯温一再強調誠信治國，認為用暴力不能治民，而玩弄權術更會不得民心。「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如果「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不要以為「人不知之」，實質上「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導致「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最終會「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這就是國家動亂的根源。 劉伯温的這些思想，與《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所言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民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些思想也因此成為元末反對專制統治的主要力量。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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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4 09:21 PM PST  中國遠古或古代領導人，有的是其母親吞了巨鳥的蛋後，懷孕生下來的，有的是踏了巨人的腳印後懷孕生下來的，還有的是其母夢見與龍合體，生下的。這些傳說有一個暗示，就是，這些帝王天生不凡，命中注定要成為國家第一領導人。我們看古希臘傳說或荷馬史詩，也會發現，許多國王都是某位大神的兒子，他們都有著神聖的血統。而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時代，人類主流社會就斬斷了這種魔幻政治妄想，基督教非常明確地告訴世人，世界上真神只一個，就是上帝，上帝只有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基督，他為世人而死，他又復活在每一個人心中。這樣的教義，完全剝奪了任何一位帝王為自己編神話故事的可能。 傳統中國社會，從文化角度虛擬出皇帝為天子，皇權之上有一個虛擬的天，天意、天道、天象，都有神性，它使每一個人都有所敬畏，皇帝確定了天子身份之後，它就分享了天的神聖性，替天行道，但百姓仍然有推翻它的可能，「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人民起義，就是一種變天，百姓自己替天行道，來重建合天道、合民意的新政權。所以，皇帝即便建立了與上天的血親關係，如果弄得天下民怨沸騰，人民群起推翻它，也合乎天道人心。 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不信上帝不信神靈，但卻確立了人民的歷史與現實的主體地位，「人民」在中共的辭典裏，就是「黨教」中的神，因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如同教徒為上帝服務一樣，但令人稱奇的是，宗教信仰者只為上帝奉獻，而不可能去領導上帝，但中共卻領導自己的上帝，並通過自己的「先進性」，來代表自己的上帝，管控自己的上帝。 人民的僕人，成了人民的領導，然後呢，讓人民的藝術家文學家們，開始領唱：黨是母親、黨啊黨啊，親愛的媽媽，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餵養大。文革時郭沫若就說毛澤東比自己親爹還親。通過文化行為，重建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親關係，本來人民是黨的衣食父母，但經過藝術家們一唱，人民與中共的政治關係完全顛倒了，人民的神聖地位被顛覆了，黨成了人民的神聖領導者，是黨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人民對黨要依靠，要相信，要服從。 我們耳熟能詳的稱謂有：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沒有說人民的好兒子毛澤東或周恩來，也沒有說人民的好父親毛澤東（儘管毛澤東曾稱史達林為仁慈的父親），毛、周去世後，教材裏稱呼他們為毛爺爺，周爺爺，也有教材稱呼鄧小平為鄧爺爺，這些一般性的稱呼並不說明什麼，而鄧小平曾將自己稱之為「人民的兒子」（後來溫家寶也如此自稱過），這其中有政客的自我謙卑的成分，但也在試圖重建最高領導人與人民的血親關係，通過自謙，以期獲得人民的擁戴。 如果比照基督教中耶穌是上帝的唯一兒子，那麼，鄧小平稱自己是人民的兒子，其它人就難以如此自命了，為什麼，因為人民是神，人民只會有一個兒子，就是黨國的第一領導人，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兒子，而是神聖的人民的神聖的兒子。 既然自己是人民的兒子，那麼，人民就應該供養自己，人民就應該相信自己，當然，人民也用不著監督自己的兒子，特別是不需要讓自己的兒子財產公開，吃人民喝人民，也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了。然後，歷史與現實卻告訴人們，人民最應該警惕的正是那些自稱人民兒子的政客，當他們向人民動刀的時候，也會像那些篡位的兒子弑殺父王一樣，殘忍而血腥。 習近平時代，又有了新變化、新說法。 習近平沒有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但有線民建立了微博「學習粉絲團」，將他定格了一種新稱謂：習大大，這一有中國地方特色的稱謂自此風行於網路與媒體，「大大」，在中國許多地區是對父親的稱呼，即爸爸的意思。微博主人顯然是晚一輩份的年輕人，意欲通過這樣有特色的稱謂，使習近平可親可近，展示其親民一面。而在一個公開場合（北京師範大學），有外地教師希望稱呼習近平為習大大時，習近平也非常高興地接受。 當這個稱呼成為習近平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身份之外，一個世俗性稱謂。這樣的稱謂一旦流行，其性質就會悄悄發生變化，他就不是某一個粉絲團的大大，或某一個場合裏的即興稱謂了，這個稱謂會被無限做大，就像當年個別藝人唱黨是母親，但一旦成為流行的主流的歌曲後，它就被政治性做大，黨成為全民的母親，而習大也會成為人民的大大，國民的大大。大大一詞，與父王一詞，一俗一雅，卻完全同義。而這，又似乎在迎合習近平的強人心態，要做，就做國民的大大，而不是故做自謙地說自己是人民的兒子，最高統治者自稱人民的兒子，會假的不能再假（裝什麼別裝成人民的兒子，因為人民已虛得不能再虛了）。 習大大這樣的稱謂，其革命性是沒有了，但稍不留神，卻又陷入傳統帝王親民的那種血親圈套中，我們在追問的是，當政者為什麼不能真正釐清自己與人民的契約關係呢？ 你既不能成為人民的兒子，當然更不能成為全民的大大，你最應該成為一個獨立而具體的法人，通過憲法與人民建立契約關係。儘管當政黨沒有法人化，但當代政治家應該具有獨立法人意識，重建與人民的血親關係，是浪漫的政治藝術行為，但也是不可能完全的任務，而重建與人民的契約法律關係，則完全可以實現。要讓所有的人都喊你或承認你是「大大」，何其難哉，而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中共的法人，中共成為一個法人組織，只需要去民政部登記就可以了。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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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4 11:20 AM PST
2012年11月15日，中共18届1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新一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届满两年之际，他在中国国内的政治蜜月依然胶着，民间的"习大大"热有增无减，《人民日报》把习近平赞为"中国的新设计师"。国际上，习近平被视为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出现的又一个强势领导人，美、俄、日等国都在从不同视角重新打量中国。在余下的八年任期中，习近平将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变数。 张炜曾在八十年代任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八九年离开中国后，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等多个学术机构讲学、研究，现居香港。 记者：首先，习近平主政届满两年，他最主要的"政绩"、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大手笔"有哪些？张炜：与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习近平上台是有备而来。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和政治资源，为接班作准备。所以他一上台就立刻展现出个性。无论从巩固个人权利还是维护中共执政，他都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是大力反腐。习近平的反腐改变了两个规则，一是"刑不上常"的规则，二是通过中纪委对地方垂直领导，派出中央巡视组，改变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通过改变这两个规则，习近平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权利，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功之处。 第二是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全面改革"这张牌。提出了"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概念过去是不敢提的，过去只能说"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这些主张都是朝着有利经济发展的方向走的。这张牌给中国社会的失望群体以希望，也为习近平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蜜月期。  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一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一改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特别是对日本有意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希望通过日本这个棋子改变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的位置。 记者：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讲反腐，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更是一上台就高举"反腐"大旗，把"反腐"重要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那么，习近平的反腐与江、胡的反腐有何不同？张炜：首先力度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抓出了59个部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速度和力度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其次是我前面提到的，习近平的反腐改变了两个规则，改变规则就给下面的百姓以希望，起到了振奋民心的作用。 而从对反腐意义的个人认识上，习近平与江泽民和胡锦涛有很大不同。习近平作为"红二代"，他是抱着"保江山"的历史使命来反腐的。而江和胡都是一种"看家"的心态。 记者：习近平的"败笔"之处呢？换句话说，他暴露出的力不从心或"软肋"之处？张炜：习近平反腐的目的是"保江山"，而不敢对产生腐败的制度本身下手。这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他的反腐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僚系统。 习近平还表现出政治上的人格撕裂。他想把毛泽东与邓小平二者柔和起来，但他不是被扯到毛的一边，就是被拉到邓的一边，从目前看，他是滑向毛的一边。 记者：习近平入住中南海730天，世人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习近平？或者说，习近平希望人们看到一个怎样的习近平？张炜：习近平希望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有抱负的、进取的，要使中国中兴、使党中兴的一个强人领袖形象。习近平上台两年，已经树立了这个形象的雏形。习近平的目标，是要做"毛泽东+普京"。 记者：习近平是毛、邓身后第一位完全摆脱了老人干政阴影的中共领导人。他不但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而且还兼任中央的国家安全、深化改革、财经、对台、外事等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一把手兼职之多前所未有。这是习近平事必躬亲的风格使然还是对下放权力不放心？执政两年，习近平是否已经确立了绝对领导权威？张炜：习近平创下兼职记录，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他对中国官场看的很透，对现有的党和政府体制的操作能力不信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是依靠官僚系统做事，而习近平想学毛泽东，摆脱正规的官僚系统天马行空。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很有自信。兼职多责任也就大了。他敢出来兼，就说明他自认为胜算高于风险。 记者：那么，今后八年习近平将面对的最大挑战有哪些？这包括显而易见、可以预见的，以及潜在的变数？张炜：在未来的8年，习近平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首先，习近平与中国民众、中国知识分子的蜜月期很难维持长久。他上台以反腐、改革迅速的振奋了民心，但失去民心也会很快。因为他始终要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的"红二代"的使命感是突不破的圈子。所以他才会讲着讲着就讲到"古田会议"去了，提出了"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他缺乏一个符合逻辑的自己的理论基础。 任何政治家主政后都会失去蜜月期，但当习近平失去蜜月期时，对他是危险的。因为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对他的反腐是持保留态度的。习近平前两任的20多年，对腐败采取的是容忍的态度、收买的政策。通过共产党官员的腐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官员从腐败中获利换取对这个政权的维护支持。如果习近平失去了与民众的蜜月期，又得不到官僚系统的支持，对他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挑战和危险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减速是非常明显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都有一个减速回归常态的过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的。习近平到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让中国经济平稳减速的办法。 第三个挑战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摆出要担当地区领导人的态势，对周边邻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意识形态上，习近平采取的是攻势，认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样一种狂妄的自信会导致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反弹，进而会耗费中国很大的精力去对应。  习近平是否能在今后的8年里确立自己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中共"伟人"地位?记者：经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停滞和弱势，中共的继续执政需要一位强人；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日渐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呼唤一位强人。习近平显然是要成为毛邓之后的第三位"伟人"、"中兴之君"。西方评论人士也一致认为习近平是毛邓之后中国出现的最强势领导人。那么，习近平是否能在今后的8年里确立自己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位中共"伟人"地位?张炜：习近平成为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式领袖的可能性很小。毛和邓成为强人首先是因为他们个人在党内长期斗争和党外长期战争中的被历史筛选的经历，他们在长期的残酷倾轧中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干部基础，而习近平却主要是依靠官僚式的选拔系统选拔出来的，缺乏个人的政治实力和魅力。 时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邓小平所面临的历史转折呼唤强人出现，而习近平则处在一个全球化、多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在政治上去强人化的时代，是一个将政治领袖由神变为人的时代。 习近平和他的班底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胆略上也都无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形成凝聚力，尤其是他本人拘泥于对毛邓的形式上的模仿，在党内不同的政治光谱中致力于无原则的综合，无法形成独特的理论、政治、和经济纲领。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方向，只是在毛和邓两个不同的路线中来回徘徊，这都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毛、邓式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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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4 09:43 AM PST
北京贵爷2014-11-15 按：吴思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近闻《炎黄春秋》起风波，原本担忧这本杂志的命运，没想到老友首先中枪。但当得知事实真象，不免陷入更深悲哀。想不到一本小小的杂志，也笼罩老人政治的阴霾，这次，上峰还没下手，阵脚却先自乱。一本被誉为最敢言的媒体，内部故事全无新意；一个让许多人希望尚存的标志，体制沉疴依然难愈。你，还去哪里寻找所谓的"正能量"？ 吴思我太了解了，一介书生，无私却有思！但，虽有智勇发现振聋发聩的"潜规则"、独有洞见的"血酬定律"，却对内部缠斗束手无策。只能悲叹"我身心俱疲"，只能戚戚然拂袖而去！ 然，这事件，于吴思又未尝不是好事。满腹才华，何必耗于缠斗？志比鸿鹄，何必屈身燕雀？至于《炎黄春秋》的命运，看透这次事件，足可断言"死定了"。退一步讲，上有当局的审查压迫，下有自媒体言路另开，再苟且办下去，夹缝求生，又有何尊严？ 【附：吴思关于辞职的说明】 杜老并社委会： 一，2014年10月29日，未经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社委会商议，杜老宣布，暂停少数服从多数等"社委会议事三原则"，老人小组为杂志社最高决策机构。11月5日，在社委会没有讨论，我作为法定代表人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杜老宣布第二次人事调整，异乎寻常地安排了四个社长和两个总编辑。随后，新任总编辑谈到宋江架空晁盖，提议讨论对我的信任问题，新任常务社长附议。至此，我感到难以继续履行原有职责，请杜老另找合适的人，自己回家写书。当时我没说辞职二字。我想为社委会留下余地，选择一种对杂志社有利的说法。 二，如果社委会无须另找说法，我将在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确定之后，正式向社委会辞职，辞去常务社长和总编辑职务。同时，依照法定程序，向主管主办单位递交辞职报告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 三，由于杂志社处在主管主办单位不明的特殊状态，暂时无法依照法定程序辞职并变更法定代表人，在相关手续完成之前，我向社委会请假。法定代表人必须承担的签字等项责任，如果有社委会委托，我将依法履行。 四，请假期间，无论是办理变更法人手续，还是移交常务社长和总编辑的工作，我都会依法依规积极配合。 五，十七年来，我在杂志社得到了杜老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我铭刻在心，深表感谢。离开杂志，确如杜老对《亚洲周刊》所说，我是学者型的，不适合官场缠斗。杂志社越来越深地陷入各种缠斗之中，我身心俱疲，难以胜任。杜老和社委会的两位同事帮我卸下难以承担的责任，有时间做更喜欢的事情，对此我也表示感谢。 六，在外媒报道中，有吴思反对胡德平和陆德进入杂志社之说。事实是：在10月24日杜老宣布胡德平和陆德任职之前，曾经要求我们提出进人建议。我提胡德平，杨继绳和李晨支持，当即打电话向杜老汇报。可见，外媒报道与事实相悖。我要求社委会尽快向媒体澄清此事，我保留澄清事实的权利。 吴思 2014年1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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