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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4, 2012, 6:28:42 AM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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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西藏问题的渥太华宣言
- 余英时：薄熙来事件暴露了共产党的全部缺点
- 林保华：“无产阶级专政”的千疮百孔
- 胡平：对陈光诚事件的几点分析
- 曹长青：陈光诚让中美两国人自豪
- 未普：薄案的要害是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
- 鮑彤：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
- 紧急回应"陈光诚走出美国大使馆"的严重事件
- 陈破空：权势者认输，陈光诚的胜利
- 梁京：中国模式深陷困境
- 吴国光：从认知现实到政治博弈――简答网友留言
- 马建：中国唯一的安全之地――美国大使馆
- 丁新之：「平安重慶」之名利戰爭──海伍德為何自爆英國情報背景
- 朱健國：胡錦濤欲與薄熙來案切割只是幻想
- 鲁直人：陈光诚的血泪与温家宝的花圈
- 茉莉：藏人自焚，世界為何裝聾作啞？
- 嚴家祺：王立軍代「天」懲罰薄熙來
- 吴国光：温家宝可以从速视察沂南
- 管见：“重庆模式”脱胎于“中国模式”
- 黄一龙：胡耀邦去世前的一段插曲
- 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
- 文改何以无疾而终？――高层政治思维混乱不堪
- 陈光诚对温家宝提三要求视频文字版
- 盧峰：陳冉是顛覆公務員體系的先頭部隊
- 涛声依旧：圣女林昭44年祭（祭园守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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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2 12:20 PM PDT      
《就西藏问题的渥太华宣言》
译者：志愿者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第六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2012年4月29日通过 鉴于 我们，2012年4月27日至29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加第六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的代表们； 回顾了在新德里、维尔纽斯、华盛顿、爱丁堡和罗马举办的前五届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的调查和陈述，检讨了这几次会议所产生的行动和项目以及它们的影响； 检讨了西藏的严峻局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西藏人民的政策； 失望地注意到自2009年11月的罗马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以来，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使之间的对话未能取得进展； 重申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传统具有伟大的人文价值； 承认达赖喇嘛尊者领导下的流亡政府的非常重要且成功的民主化进程，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最近把他的政治权力和责任移交给民选的噶伦赤巴（首席部长）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权力的移交反映了西藏人民的期望； 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在推动通过协商解决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冲突的进程中具有持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 重申坚信目前的冲突可以通过真诚的、建设性的最高层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对话和协商应该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或他的代表以及民选的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 同样坚信中国当局在西藏的单方面行动，例如强行实施不能反映藏人意愿的新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欢迎去年举行的流亡议会和噶伦赤巴（首席部长）选举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公平，议会对藏国际工作网络派遣的西藏选举观察团对这次选举进行了监督和报道； 了解中国民众日益增强的民主变革运动，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切对西藏人民意愿的实现都有着潜在的影响； 牢记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无法被遏制的，这在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多个地区、缅甸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验证； 理解信息自由以及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电子通讯手段获取信息对民主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对中国当局在西藏持续不断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和镇压藏人和平抗议的手段感到震惊； 继续严重关切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的破坏，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正在毁灭、镇压和阻碍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和传统的保护与发展。这些政策和做法具有明显的文化灭绝的特征； 对为了抗议中国政府的政策、为了藏人重获自由和争取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而自焚的众多藏人感到悲痛和感动； 对最近中共高层人士发表的废除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地位的言论表示严重担忧，这一言论将导致非常消极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了解到多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为促成必要的变化而举行的双边人权对话没有取得进展； 欢迎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包括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和条约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但遗憾的是理事会本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对中国政府明显缺乏政治诚意，对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藏人领导人重启对话的持久努力不予积极回应深感遗憾； 拒绝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他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藏人领导人的接触，以及他国政府支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是违背“一个中国政策”的指责； 仍然相信西藏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得以实现，世界上很多自治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加拿大联邦境内努纳武特特区的设立就是自治管理的成功先例； 我们决定： 对西藏人民争取包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内的权利和自由的非暴力斗争表示支持； 同时支持中国民众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努力，并敦促这些努力应该保障西藏人民和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力和自由； 对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境内外压制信息自由和控制电子及互联网通讯的做法表示关切； 重申我们对达赖喇嘛尊者英明领导下的西藏人民以及他们选择的非暴力路线的强烈支持，对噶伦赤巴（首席部长）坚持中间道路并努力推动重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话表示赞赏； 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所确立的原则，这个原则为达成现实并持久的西藏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提供了基础； 回顾邓小平对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都可以解决”的郑重提议，注意到中国政府最近也在重复这一立场； 消除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寻求从中国分离的无理指责，因为藏人明确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制定解决方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散布错误信息。 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镇压行动，允许外界进入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为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前往中国特别是西藏制定日程表，并本着同样的积极态度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特使的对话。 敦促各国政府首脑和相关国际组织支持和促进对话，并提醒中国政府在宪法和法律上废除民族自治会导致的潜在的严重后果。 警告国际社会中国政府的政策对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持续不断的毁灭和压迫的严重性质和后果。 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起展开调查，查明导致西藏抗议和动荡包括藏民自焚的原因。 敦促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西藏高原的环境挑战，那里的环境管理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广大地区的人民的生活。 承诺把这一议题带进和（或）保留在我们的议会和国际议会组织的日程内，说服我们的政府与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尊者和民选的西藏领导人在高级层面上讨论这个议题。 敦促各国政府建立多边机制以应对西藏局势及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并特别呼吁欧盟执行欧洲议会决议，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同时呼吁相关国家支持这一提议。 运用我们的专业经验协助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以达成本宣言提出的各项目标。 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确保更有效地应对所关注的问题，和实现本宣言提出的各项目标。 宣言原文英文链接：http://bit.ly/JWuiy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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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2 12:02 PM PDT
2012-05-03记得在几天以前，美国《纽约时报》有两位记者在北京得到许多消息，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大体上内容就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不但是薄熙来全部失败和他一家全部垮光，而且共产党领导阶层也是损失极大。换一句话说，没一个赢家，大家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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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2 11:4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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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2 10:15 AM PDT
陈光诚事件令人揪心不已。 我重申，绝对尊重陈光诚本人的意愿，尊重他的选择。 我无意劝告陈光诚接受我认为最好的选项，我只是提出我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地说明目前的事态，分析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哪些后果。 （一） 如果陈光诚要求出国，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据说在中美双方谈判之初，中方谈判者就声称陈光诚的"唯一出路是出国"。 但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一道出国，中方可能未必马上答应。据孔杰荣教授说，中方一开始就提出，只同意一人出国，不同意全家一道出国。 按理说，既然中方都同意陈光诚出国了，那又何苦不让他的家人出国呢？当年一大批六四通缉犯以偷渡的方式出了国，一两年后，中方尚且允许他们的家人出国，那又何苦不让陈光诚的家人出国呢？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一旦陈光诚出了国，那么，他的家人也会允许出国，只是有可能要费些周折，等一些日子而已。总之，如果陈光诚要求全家出国，我以为是可能实现的。 如果选择出国，陈一家就得到了自由和安全。流亡生活固然不易，但相比于陈一家原来的状态总要好的多，孩子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美国对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陈光诚上过中医药学院，会针灸推拿，在美国也用得上。 《华盛顿邮报》说的不错，流亡美国会大幅降低陈光诚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在美国也是能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做些事的，但能做的不多。由于陈光诚以往熟悉和关注的领域比较窄，所以他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恐怕比别的很多流亡者要小。 再有，如果选择出来了，那就要有回不去的思想准备。估计当局不会给陈有效护照，因此陈无法效仿冯正虎。 流亡会降低对国内的影响力，主要是指道义的影响力，人格的影响力；而这是很多异议人士－－依我看也包括陈光诚－－的主要力量所在。这种道义的，人格的影响力是靠着多年承受艰险苦难才积累而成的，让它流失毕竟是很遗憾的。 （二） 如果陈光诚选择留在国内，那有很大的意义，也有很大的危险。 有人说，在国内也做不了什么事，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人来说，坚守国内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那本身就是在成就道德英雄，在成就崇高的人格，在积累中国人权民主事业宝贵的道义资源。再说，你总还能做点事。同样的事，在国内做就比在海外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意义要大得多。 留在国内，意义大，危险也大。不过我认为，在经历了这次逃离东师古和进入大使馆等一系列事件后，陈光诚面临的危险要比以前小，而且小很多。 在共产专制下的中国，一个长期坚持表达异议的人，必定处于某种危险之中。 要去除这种危险，得到有把握的安全，唯有两途：要么放弃，要么出国。 在既不放弃又没出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在什么情况下，危险会小一点，安全会多一点。 一般来说，这取决于以下五点： 1，媒体关注程度，海外媒体自不待言，现在，连中共官方媒体也提到陈光诚，虽然其目的在于损害陈光诚的形象，但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他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这就使陈光诚人间蒸发变得更不容易，反而增加了安全系数。 2，国际社会关注程度，这次对陈的高度聚焦，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3，最高当局负多大程度的责任，过去，陈光诚在小小的东师古，就算被打死了，中央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地方，找两个临时工顶罪。现在就不一样了，今后陈光诚有三长两短，人们都知道责任就在你中央。专制者擅长假手他人做坏事，一旦要他自己直接负责，他就会有所忌惮。 4，如今，能对中共有所约束的也就只有美国了。这次事件使美国深卷其中。希拉里，乃至奥巴马都出来做担保。其他异议人士受到迫害，能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报发条新闻就算不错了；大不了国务院发言人出来说两句。今后陈光诚若出了事，非逼得希拉里亲自出面说话不行。眼下正是总统大选，两党都不敢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不象样子，否则会损害自己。 5，中共当局也明白，如果在这件事上公然违反承诺，等于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耳光，等于帮罗姆尼助选，只会强化美国政界对华的鹰派势力，从而给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再加上薄熙来案件，对周永康一派里多少总有所削弱，因而也增加了有利的因素。 以上五点，这一次都凑齐了，而且都发挥到很高很高的程度。作为一个个案，这是十几二十年来最有利的一次。虽然它和我们的理想（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自由民主）还有很大距离，但现实地讲，已经是在目前情况下相对很好很好的了。 （三） 陈光诚要做怎样的选择是他的事，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对事态，对形势，对各方博弈的结果怎样解读怎样评判，是我们大家的事。 我们明明赢了一分，你不应说是输了。陈光诚明明是比原来更安全了，你不应说是更危险了。美国明明帮了忙，而且帮得很好，你不应说是出卖。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成功当成了失败，然后努力去做相反的事以图改变它，那倒很有可能使到手的成功流失或者是减少。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2012年5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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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May 2012 11:16 AM PDT  2012-05-02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陪同陈光诚去北京朝阳医院验病，证实了几天来全球媒体报导和猜测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的消息。下一步陈光诚何去何从，是否会跟家人一起到美国，更成为关注焦点。
对美国这样一个相当关照残障人的国家和文化来说，绝不可能容忍对双目失明的人的迫害，更何况陈光诚是因为给被强迫堕胎的村民提供法律咨询而遭中共当局判刑的（堕胎是美国人的敏感议题），所以这份同情会更加强烈。 世上专制国家践踏人权的恶行很多，但像中国这样，动用国家之力迫害一个盲人，恐怕难找第二个！不仅因为对残障人的隐恻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任何政府（哪怕恶棍政府）都会顾及自己在本国民众和世界的形象。但这两点在那么要脸、要面的中国居然都不存在！ 陈光诚当年被判四年刑的时候，就让人感到共产党的灭绝人性已到了令人无语的地步。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没有亲友的帮助，在监狱里怎么起居生活？那会是多么的困难！哪怕他真的犯了罪，也应该考虑到他是盲人，起码应该监外服刑。但是跟共产党谈同情心，完全是“对狼弹琴”。 陈光诚足足蹲了51个月的监狱才被释放，但随即又被投入另一种监禁：被控制在家，不许外出。他在传到海外的控诉信中说，当地政法人员到他家里施暴，毒打他跟他妻子，甚至他年迈的母亲也被辱骂推撞。连他的孩子上学都有三人全程看守，书包每日被搜查。而任何外面的人去看他，都被当地政法人员拦阻，甚至被殴打和拘禁。陈光诚一家，如同活在当代巴士底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谁能找到如此这般迫害一个盲人的例子？闭上眼睛想一下，这是何等地步的残忍。 陈光诚的遭遇，除了当地党官的人性灭绝，更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那些监控和殴打陈光诚的人，都是当地政府雇用的，经费来自北京的“维稳”预算。中国政府的“维稳”经费现已超过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军费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可想而知，在镇压老百姓上，共产党的投资有多大，恐惧多大！ 陈光诚一家用血泪证明了，在当今中国，别说共产党的监狱根本没有“人性化的环境”，连监狱之外都没有。陈光诚是一束光，照亮了中国最黑暗的部分，展示了共产党的最本质之处。 但陈光诚故事的最震撼人心之处，还不是他的遭遇，因为在中国遭受各种各样迫害的人实在太多了（例如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被摧残等等），而是他不接受那种命运，不向当权者低头，选择反抗，选择逃亡的壮举，树立了另一种样板——不是用悔过、用歌颂中共监狱和谄媚狱卒等，来谋求所谓宽大处理，而是勇敢地出逃，寻找自由！ 一个盲人出逃，简直不可想象。没有旁人的引导，哪里是路？哪里是河？方向在哪儿？怎么知道去哪里见面？整个一个真实的“不可能的任务”。但陈光诚居然有这种胆量，翻墙涉河，而后直奔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这真是扇了当局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突尼斯革命成功，埃及赶走独裁者（本月将首次民选总统），利比亚结束了屠夫统治，叙利亚人正浴血奋战的最新的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故事中，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英雄主义的传奇！ 那些协助陈光诚出逃并驱车去北京的女网民何培蓉等，当然也是这个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在当今道德低下、人心冷漠的中国，居然有如此这般闪亮的英雄之光——不惧个人得失，不怕秋后算帐，跟陈光诚一起，谱写一曲近年中国最鼓舞人心的壮丽篇章！陈光诚的成功出逃，令人耳边响起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通过一个盲人，我们看到中国的希望——哪里都有永不屈服的反抗，哪里都有永不放弃的对自由的追求，哪里的专制城墙最终都必定被摧毁！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胜利大逃亡”的社论中激动地说，陈光诚的成功逃亡，简直像二战中那些不屈服纳粹的抵抗者的故事再版，是震撼人心的人类追求自由的证词。“少数勇敢的中国人为了人权和自由，而智胜了警察国家，这是值得庆贺的大新闻。” 这家全美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说，陈光诚进入了美国使馆，这是美国人的骄傲。明摆着，北京有很多外国使馆，陈光诚选择了美国，这等于是对美国捍卫人权的信赖。该报说，在美国人自豪的同时，更是奥巴马政府的机会——力争陈光诚及他全家安全和获得自由；同时警告说，美国不能把陈光诚交给中国政府，如果那么做，是背叛美国的原则，也是背叛千千万万默默地为陈光诚的胜利逃亡而高兴的中国人。 《华尔街日报》社论还特别举例说，陈光诚的伙伴说，陈想留在中国，只要活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这种爱国的冲动，当年的苏联人权活动家夏林斯基（Natan Sharansky）等异议人士也都有过，但最后都不能实现。（夏林斯基后来被救到以色列，出任过该国副总理，写过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我曾在多篇文章中介绍过。） 但这些没经历过共产专制、坐在纽约曼哈顿的大楼写社论的美国人都清清楚楚的道理，有些被专制碾过几个滚儿的中国人却好像不明白，或者根本就是装糊涂。其中最糟糕的是在自己微博上注明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本名陈敏），竟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走进阳光”。难道让惊险逃出纳粹魔爪的盲人回到“党卫军”的皮靴下？ 笑蜀去年底曾撰文“为什么中国不听”，批评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声援陈光诚是不得要领，没考虑给中共领导人留面子。我曾在“为什么中国不听的三点误区”中痛斥他的观点。笑蜀怎么不考虑陈光诚一家的死活呢？在一个盲人遭到如此这般蹂躏的时候，他居然首先想到的是中共领导人的面子。 这位笑蜀到底是胆小如鼠，还是满脑浆糊？难道他真的不明白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是回到被殴打迫害的黑暗日子吗？难道他真的认为中国是遍地阳光的国度吗？构成讽刺的是，在呼吁陈光诚从美国使馆“走出来”、放弃自由的时候，他本人却在民主的台湾，坐在台中到台北的高速火车上享受（他自己在微博上告示）。 至于有些人期待中共高层出面保护陈光诚，更是一厢情愿。在那种制度下，共产党的“承诺”毫无信誉，而且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哪个高官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所以《华尔街日报》社论才呼吁让陈光诚“获得自由”，来到美国。而且陈光诚一家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也应该享受一下美国的自由生活，在没有恐惧，更无殴打和迫害下，享受他期盼的“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在陈光诚全家抵达美国的那个时刻，才是真正“走进阳光”，才给这个中国式的英雄传奇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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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2 06:44 PM PDT
2012-05-02
薄熙来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拼图，其中最要害的板块是，薄熙来等人密谋在两年之内搬掉习近平、自己晋升大位的争储计划。这是自林彪事件之后中共接班人制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个制度如果不彻底改变，将来还会有第二个薄熙来。
谁都知道，中共上一届领导人江泽民是邓小平直接指定，这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而下一届领袖，也就是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习近平，是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几个人在幕后猜拳划令、讨价还价的结果。 这个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中共接班人制度，有重大缺陷和极大弊端。它搞黑箱作业，密室政治；没有竞争，只有投机；没有公开选举，只有幕后策划。这个制度产生的接班人，没有优胜汰劣，只有平庸无能；没有敢作敢为，只有循规蹈矩、唯唯诺诺。这样的接班人制度不可能不脆弱，如有强人在，还可撑一阵；强人不在，高层中任何有野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都可直接挑战。薄熙来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种既不是来自民意，也不是来自党内选举的接班人制度的重大弊端。 从媒体和网站披露的各种消息来看，薄熙来敢于公开挑战中共接班人制度，是因为他从心里瞧不起现在的中共领袖们。据一位曾与薄熙来面对面谈话一个半小时的记者说，薄熙来把胡温这样的平民出身的领袖视为暂代“红二代”管理江山的家奴，并且认为最终权力应该交回到“红二代”手中。据《开放》杂志说，从王立军交给中央的薄熙来私下谈话录音中，可听到薄熙来骂胡锦涛是“汉献帝”，江泽民是“现代慈禧太后”，习近平是“刘阿斗”。 其实，薄熙来最不服气的是习近平，认为习太软弱，缺少霸气。薄熙来和习近平从小就认识，据二人共同的朋友说，“习近平是那种呆头呆脑的孩子，一般别的小孩不愿带著他玩，虽然两人的老子在文革中都各自被打成 ‘反党’分子，同病相怜，但两人关系却一般。应该说，薄熙来看不上木讷的习近平。两人当时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基本上，那时候薄熙来是打人的那类孩子，而习近平是被打的那类孩子。 不难想像，薄熙来这个“打人的孩子”曾在心里和那个“被打的孩子”做过多少次翻来覆去的比较：凭什么你是下一个最高领导人，而我不是？我那点不如你呢？凭出身，我和你一样都是“红二代”“太子党”；凭能力，我不仅不比你差，还比你强很多；凭人脉，凭实力、凭资格，我哪点儿不如你呢？ 薄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最有能力，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阶层，甚至问鼎第一把手。但他却没有被最高领导人看中的运气，也没有被民众推举的可能，而且他眼看六十多岁了，过了这个“入常”的村，就没有了那个“问鼎”的店，最后只好铤而走险。这是中共接班人制度的绝对失败！是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失败！是江泽民和其他几个大佬搓麻将搓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的失败！ 这个接班人制度更失败的地方在于，当年邓小平为了保证他制造的六四血案不被推翻，一口气连点了两个接班人，而整个中华民族为他的钦点接班人制度，付出了极大的政治进步的代价。这两个接班人一个比一个平庸，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守旧，却又一个比一个更善待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下一个接班人习近平会多少好一点吗？至少薄熙来不服气他！ 江泽民和胡锦涛任上二十余年，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平庸无能和无所作为，致使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登峰造极，也就此埋下了使薄熙来谋划争储的机会。这都证明，邓小平的直接指定、隔代钦点和江泽民等人的试图模仿是失败的。 陈云和王震都讲过，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如果他们还活著，如果薄一波、习仲勋、刘少奇等还活著，看到中共权争从他们那一代遗祸到自己的子女，为了问鼎大位，斗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心中如何感受呢？进入21世纪的所谓现代中国，和封建王朝的“九王夺嫡”有什么区别呢？成功的当了皇帝，失败的进了监狱。中共接班人制度，成王败寇，原来还停留在雍正年间！ 几个人争夺江山，却遗祸全中国，这样的中共接班人制度，实在应当休矣！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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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薄熙來的話提供了一條大綫索——關於“政法委協調”這種司法制度 Posted: 02 May 2012 09:35 AM PDT
薄熙來3月9日對記者説：“打黑絕不是公安一家，是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再加上紀委，是多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是由政法委協調的，並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情。”
薄熙來這番話指明了“政法委協調”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這是一條大綫索，不可以輕輕放過。他也許在為王立軍開脫，也許在為他自己辯護，那都是法律允許的。只要他說得完全對，就完全有效；部分對，則部分有效。我主張，對薄熙來提供的這條大綫索，以及由此牽引出來的一系列具體內容，認真進行審查，鄭重作出結論。 薄說到“政法委協調”。 “協調”的內容是“打黑”。打黑是辦案，辦案是司法行爲，包括偵查，取證，核實，逮捕，審訊，起訴，辯護，判決，直到最後定罪或不定罪，判刑或不判刑，都是司法行爲。各種不同的司法行為，必須由職權不同的法定機關，分別承擔各自的法律責任，怎麼“協調”得了？誰有本事“協調”？“協調”的權力是誰冊封的？ 這種冊封有沒有法律根據？重慶政法委（或中央政法委）協調過哪些案件的哪些具體內容？協調後產生了什麼後果？是起了好作用還是壞作用？都應該一一審查。比方說，如果把無罪“協調”成了有罪，或者反過來，把有罪“協調”成了無罪，如果把僞證“協調”成鐵證，或者反過來，把鐵證“協調”成偽證，如果出現了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一，不管是重慶的政法委，還是中央的政法委，都是犯罪行為，都不應該捂蓋子。 “政法”大概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別名。我對“政法”是外行。只因受命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曾經邀請中央“政法”各部門座談過。當時我請教一個問題：公檢法有時聯合起來協同作戰，有時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冤假錯案什麽時候多，什麽時候少？此話一出口，大家——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國家）安全，哄堂大笑，異口同聲說：當然是聯合作戰冤案多，互相制約出錯少。 的確，叫它“聯合作戰”也罷，叫它“協調辦案”也罷，大家穿一條褲子，上下其手，沆瀣一氣，同心協力，還有什麽領導意圖不能貫徹，還有什麽欲加之罪編不出來！ 解放後的新中國，以盛產冤假錯案聞名於世。胡耀邦領導平反的幾百萬起冤假錯案，當初是怎麽被黨和國家製造出來的？其實毛澤東只用了兩手：一手領導群衆運動，一手協調專門機關。不管是延安整風，還是鎮反、肅反、反右派，毛澤東身體力行，“領導掛帥，首長動手”，下達指標，限期完成，必要時找個“副帥”，當個幫手，無不心想事成，把你打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鐵案。毛死後，情況有變化，兩屆總書記對製造冤假錯案毫無興趣。不僅毫無興趣，而且胡耀邦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努力平反過去幾十年間的全部冤假錯案；趙紫陽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大家，認真依法辦案，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出新的冤假錯案。趙紫陽任總書記時，黨中央還作出決定，撤銷了政法委，改設以調查研究為職能的政法小組，主管法制建設和法制教育。六四天安門鎮壓以後，由鄧小平任命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之後，情況也許逆轉了？ “協調辦案”的政法委也許又應運而生捲土重來了？我是階下囚，不得而知。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惡果不可能限於重慶一地，流毒肯定遍於全國。說不定，數不盡的劉曉波冤案，陳光誠冤案，高智晟冤案，鄭恩寵冤案，吳英冤案……乃至余杰遭毒打的慘案，都是“政法委協調”這種制度的產物。 現在中央要求反思。重慶作爲高效打黑的開創者和實驗區，正在反思。中央政法委及其書記周永康，恐怕有責任總結“政法委”的領導工作，反思“協調辦案”這種制度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合法作用或非法作用。我贊成以法律為指南，順應公民的要求，仔仔細細徹底查。查外國人的被害案，也查中國同胞自己的被害案，查個案，也查群體事件中的冤假錯案，查含冤的知名案件，也要查不知其數的默默無聞的無名冤案。明知是冤假錯案，明知是長時期大批量製造冤假錯案的罪惡制度，居然得過且過，將錯就錯，恐怕不僅是庸人，簡直是罪人。 （ 2012/5/1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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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2 09:37 AM PDT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5月2日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数日的陈光诚先生，于5月2日自愿走出美国使馆的外交保护。 对 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接到正在陪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席在北京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助理国务卿迈克・波斯纳的电话。波斯纳向傅希秋牧师解释说 明：他正在北京陪同陈光诚的的家人，包括前往一家医院。波斯纳还重申，美国政府坚决保护陈光诚家庭的安全和自由，并保证两国政府就此所达成的协议会得到完 全的执行，即陈光诚的工作、作用和法律代言角色，都会得到维护。 然而，对华援助协会也从可靠的来源获悉，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的决定，是勉强作出的，“因为他的直系家庭成员受到了政府的严厉威胁，所以如果拒绝政府的要求，就会有严重后果”。同时，有相关的报道显示，美国方面“已经放弃了陈先生”。 通过可靠消息来源提前15个小时知道这一结果的傅希秋牧师对此表示：“如果陈光诚真的是非自愿地离开美国使馆，那么，我们对事态的这一令人遗憾的发展深表关切和不安。” 傅 希秋还说：“我们明白陈光诚希望能够在中国自由生活，寻求政治庇护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他不愿意成为改革与法治之奋斗过程的旁观者。现在，全世界对他的关 注和钦佩或许能够在短期内保证他的安全。但是，我所害怕的是，当世界的注意力和兴趣淡化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政府将其视为麻烦的制造者和对政府 合法性的威胁，这也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政府严重关切的方面。自由世界有道德的义务和紧迫感，要确保陈光诚的安全，并共同担当他为自由而战的重任。” 对华援助协会呼吁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公开这次关于陈光诚事件协议的细节，这样，国际社会就能够明确具体的责任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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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2 10:49 AM PDT
5月2日，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朝阳医院就医。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先与陈光诚通了电话，祝贺他与家人团聚；之后，中国律师李劲松也与陈光诚通了电话，确认陈获得了自由与安全的“明确保证”。
这个“保证”，来自于中共当局，表明，在陈光诚本人的要求和美国的压力下，中共当局被迫妥协、让步、认输，将终止对陈光诚的迫害。
据美国CNN报道，中共当局保证，不会对陈光诚做出法律追究，并将调查在此之前陈所遭受的非人待遇；陈将不再居住于他此前遭受软禁和虐待的山东老家，而调换到一个相对安全和自由的环境里生活，可能进入大学深造，美方可以随时前往探视。可以想见，中共仍会暗中派人监控陈，但不敢再公开加害。
这是陈光诚逃出软禁、避入美国大使馆后，两个可能的结果中，较好的一个。对陈光诚而言，符合他的意愿：留在中国，并赢得自由、安全和尊严；对美国来说，担当了调解角色，解决了人权个案，国际上获得好评，内政上也得到加分；至于中共方面，以温家宝为首的温和派可能再次赢得话语权，强硬派再遭重挫，政改路线可望进一步抬头。
原本存在另一个可能的结果：以就医为名，陈被送往美国。但，那种结果，对陈光诚本人、美国政府、中共当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利或风险。对陈来说，离开中国，其影响力将大为降低、甚至化为乌有，如早前离开中国的其他知名人士一样；美国的风险则在于，驻外使馆庇护先例一开，可能吸引更多中国公民到美国使领馆寻求庇护，美方面临棘手的外交难题，将接二连三；中共方面，将不得不防范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仿效陈，为此，势必加强对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防守，那种重兵把守、路障叠设、如临大敌的景象，只会进一步糟蹋中共自身的国际形象。
陈光诚大胆突围中共封锁墙、顺利进入美国大使馆，最后，成功逼使中共领导人承认他的自由权利、保证不再迫害。这是陈光诚的胜利。在此之前，中共高层，包括大谈特谈“政治改革”和“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对陈光诚的遭遇，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终致酿成重大国际事件。中南海颜面尽失，实属咎由自取。
当此之际，公众依然期待，温家宝应该回答陈光诚的视频喊话：“这一切不法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
陈光诚的胜利，正如乌坎村民的胜利一样，都是不屈不饶、英勇抗争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民的局部胜利，是通往中国人民整体胜利的开端。中华民族的自由事业，涓流成河，终将汇成不可阻遏的浩浩洪流。
事件落幕后，中共发言人竟要求美方“道歉”，声称“美国驻华使馆以非正常的方式将中国公民陈光诚带入使馆，中方对此强烈不满。美方做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决不接受。”
这是中共企图捞回面子的作态，应验一句俗话：“鸭子死了嘴还硬。”而主要又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企图让中国民众误以为，出尽洋相的中国政府，反而又是“打了一个外交胜仗”，并借此忽悠中国民众：到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寻求庇护是“徒劳无用的”。
说到“道歉”，最应该道歉的，就是中共当局本身。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中共高官王立军和中国公民陈光诚，先后进入美国领事馆和大使馆，作为执政当局，中南海责任何在？尤其王立军，身为中共属下官员，擅自进入美领馆，作为中共当家人，中南海难道不应该出面向美方道歉？至于陈光诚，遭受中共治下地方官吏非法监禁，作为最高当权者，中南海难道不应该向陈光诚本人及其家人道歉？
说到“干涉内政”，外界看到，如今的美国行政当局，实在不情愿“干涉”、甚至不情愿卷入中国内政，连中美对话，都仅定义为“战略与经济对话”，而非“人权、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此备受美国民众和人权组织诟病）。然而，中国人民却宁愿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们认定，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并无一处安全之所，更无一处讲理之地，如果有，那就只能是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不仅中国普通公民如陈光诚认定如此，就连中共高官如王立军也认定如此。
二战时期，中美曾是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亲密盟邦，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美国的大力援手，使中国取得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进而摆脱再次亡国的危殆命运。但当共产党颠覆国民政府、在中国变立血色政权后，竟恩将仇报，反视美国为敌国、仇国。然而，相当部分中国民众，并不接受中共洗脑，始终视美国为友邦。如今，中美两国，不是盟邦，胜似盟邦，两国人民的交谊和亲近，不以红色政客的偏执意志为转移。
极左喉舌《环球时报》，暗讽陈光诚及其支持者“挟洋自重”，中共当局倒是应该反思，中国民众为何“挟洋自重”、而不是“挟共自重”？更应该反省：中共上上下下无数官吏，动辄持有外国护照预备随时开溜、动辄将亲属子女移民外国而独留国内做“裸官”、动辄向外国大量转移资产如硕鼠搬家，不是“挟洋自重”，又做何解？即便振振有词如《环球时报》的主管或主编们，敢不敢晒一晒，私底下，你们有多少涉外勾当？“挟洋自重”到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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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12:30 PM PDT
2012-05-01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已经让中共政权狼狈不堪，陈光诚的成功出逃，更让中共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地位。中国模式不仅风光不再，而且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为全球的笑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丑闻生产大国，来自中国的丑闻，频繁地通过各种媒体，成为全球亿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指望中共因此而积极推动改革，尤其是推动政治改革，却并不现实，因为中国模式已经陷入了极其深刻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困境之中。不能理解这种困境的人，总是倾向于把改革的困难归咎于既得利益的强大和中共领导人的道德缺失。这固然符合事实，也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难以推动。 从薄熙来和陈光诚两大事件揭露出来的事实来看，在中国模式下权贵和平民的生存状态，一方面在物质上存在天壤之别，而在精神上却有著相似的困境。困境之一就是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面临著金钱的巨大诱惑，都被金钱搞得六神不安。如果说毛泽东的文革把人性之恶充分地召唤出来，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则把人性中的贪欲充分地召唤了出来。如果薄熙来夫妇没有聚敛如此庞大的财富，海伍德的谋杀案就不可能发生，薄瓜瓜也不至于走上浪荡公子的邪路。如果中共没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也就不会有一年几千万的维稳经费雇用如此多的流氓打手来监控陈光诚，让如此多在低层挣扎的人，为了生存而出卖良知。 贪欲横流导致社会的普遍腐败，带来了另外一个困境，就是做好人和好事特别难，因为做好人好事，在当今中国很容易挡住别人的财路。薄熙来和陈光诚的例子表明，这一点对权贵和平民都适用。薄熙来夫妇之贪由来已久，但在"重庆模式"出现之前，并无大碍，倒是在薄熙来真为穷人做了几件好事之后，反成了中纪委的重点目标。至于陈光诚，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很难想像国家会动用如此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对付这样的大善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村中的善人实际上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 一旦用国家机器来推动贪欲，必然导致滥用暴力，从而出现普遍的官逼民反。中国模式并没有改变这个传统的中国逻辑。但是，由于出国和移民的自由大大增加，也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道德压力也大大增加，中国当局学会了使用所谓"低烈度"的暴力。这种"低烈度"的暴力虽然成本高昂，但也把更多的底层人群卷入了"维稳"的既得利益。 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还表明，中国模式的改革困境还有国际因素。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一方面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中国的"低人权"状况很反感，但在经济上却从中得到好处。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现在不愿趟中国的浑水，因为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使得中国"温水煮青蛙"的困境，更加难以改变。 总的国际环境不能说对中国不利，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也达到了近代以来未有的水平，但中国的当权者和民众却多有一种无力感和惶惶不安的末世心态。这个基本事实解释了中国模式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远远落后于已经改变了的内外环境。 我不怀疑温家宝以及许多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有真诚的改革愿望，我甚至不怀疑胡锦涛也有改革的愿望。但是，当权者有改革之心并不等于就能够推动改革。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有新的价值和理念，有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能力对公众表达出这种新的价值和理念来动员社会上的改革力量。可是从这次处理薄熙来和陈光诚事件中，并看不到这种新的价值和理念的表达。 有传言说，江泽民对薄熙来事件做出了"建立法律高于政治利益"的表达，如果这是真的，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念突破。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怀疑江泽民有力量实践这个理念。我的理由是，中国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中国权贵聚敛的钱太多。只要这些钱没有被折腾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很难能跳出迷信权力和财富的文化陷阱。这也是温家宝难以推动改革最根本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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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01:31 PM PDT
感谢 wenyinge的来访和留言。《新世纪》编辑先生也转来了您在那里对拙文"温家宝可以从速视察沂南"的评论，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因此冒昧地把您的留言转贴在下面，并作出简单回应。
"今天读了先生许多东西，有些迷惑，一会儿觉得先生对中共是彻底地绝望，一会儿像此文又为他们出招儿，看来先生对他们尚未心死。我刚看了先生的视频"窄门"，我从没听过这麽透彻的阐述，真是精彩。 王兆军先生好像改学画了，可惜！ 以后我会常来这里看你。 Wen Yin Ge" 我的回应是这样的：绝望，那是一个认识问题；而这两次关于陈光诚的文章，用意在于政治博弈，也可以说是操作的问题。或者说，对"他们"绝望，是对于中国的病情的诊断；要治病（不是"他们"的病，而是中国因为"他们"所患的病），就算死马当做活马医，还是要开方、抓药的。当然，开方、抓药不是要救"他们"，而是希望能给民族找一条生路。拙见是：今天中国的普通民众在认识的层面恐怕对"他们"都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了（反而是一些知识者还看得不清楚），下一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型。转型就要面对"他们"，不可能当"他们"不存在。面对这样一个极其强大而无比残忍的力量，怎样才可能实现转型并且尽量减少整个民族为转型所付出的代价呢？这是我多年思考的中心点。"民变促发官变"是对我的相关想法的一个简单勾勒，但我还有更多的想法，容另找机会再做阐述。回到您的困惑上来：既然不能不面对"他们"而博弈，那就需要力量，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说到这里，我想您也许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不必再进一步说透了。 总之，面对"他们"，并不是对"他们"抱希望，而是"他们"就在那里，我们要面对现实；在认识的层面越是对"他们"心死，越是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在努力的层面我们就越是要多方寻找现实的裂缝，多方弱化"他们"的力量。这个话已经说白了，但不晓得是不是能够为您解释疑惑？ 欢迎您常来做客，希望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2012年5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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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12:34 PM PDT
在薄熙来家族丑闻因王立军逃进美国使馆而大爆光后，维权律师陈光诚又一次逃进了美国使馆。两次事件都暴露了中国法律和公安系统的真面目：法律如同街头废纸，警察越多的国家越不安全。
 更令人反醒的是陈光诚不是飞越监狱或疯人院，而是从自已家里越了狱。在这自称为"人民共和国"里，从平民到高级干部，会明白这不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是有没有安全生存的问题了。这也让明眼人看到，共产党内部也许不只有一个杀人贪污的薄氏黑社会团伙，而是由一些宠大的利益集团在操控着金融和司法，一切都被和谐的谎言遮盖了。那表面亮丽的"唱红"和以维护法律尊严的"打黑，原来是如此败坏。所以，从打黑英雄王立军到诚实的草根律师陈光诚都成了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却人身难保的政治难民，在自己的祖国里靠美国保性命了。 家----对社会而言，本属于私人家园。人们上学挣钱勤奋工作，也都是要把自已的家建立的更完美。可以说，家应该是每个人生活的希望，是最安全地方，是归宿。但对陈光诚而言，能在上百双眼睛和摄像头的监控下，闭着眼从家里逃了，创造了轰动世界的奇迹。在这之前，警察也担心他挖地道逃走，己把种菜的后院浇上了一层水泥。 没有一位剧作家会写出"盲人从家里出逃" 的剧本。因为人们的思维从来就把返回家园当作美好结局。在今日中国，家巳经被践踏成随时被控制在屋里等死的囚笼了。中国政府竟不顾成本，把监狱制度扩展到各处的居民楼里了。谁不听党的话，你的家就马上改装成监狱。唯色、艾未未、胡佳等人就这样住在自己的"家"里。而陈光诚从监狱放出来之后，被囚在家里一年多，断水断电缺医少药不说，家还直接成为受刑拷打的审讯室。除了封锁信息，连母亲妻子都成了二手囚犯。公安系统用了相当于重建一座中型监狱的人员编制，以一百多人轮番看守着一个人，所花经费，据陈光诚推算己经超过6千万了，仅仅为了让他无法说出他的思想观点和政府强制坠胎真相，让他一点点地在黑暗中变成心灵的盲人，然后被国富民强和谐掉。 但和谐社会必须由千千万万个和谐的家庭组成，只要还有一个家庭被改装成牢笼，和谐就是谎言。没有一个安全美满家庭的人是失败的，把百姓的家人为变成了监狱，更是政府的失败。想让人人自危的社会，变成真正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变成中国人的安全家园，就必须开放言论自由，必须依法治国。只有学校不再是党校，报纸不再是党报，军队不再是党卫军，空气里不再含有政治恐惧时，人民才会有一个安全的家，一个警察无权硬闯的私人空间。那种试图扼杀公民表达权力的强权，只会因失去排泄的渠道而造成更大的隐患。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发现连逃进美国使馆的希望也没有了的话，那就是一场掀开黑暗的大震荡了。 如今，从公安局长到公民陈光诚投奔美国大使馆的现实，人们也更清楚了：就算你投奔国务院信访办，投奔中南海，甚至投奔温家宝的家，你也是死路一条。若大的中国，就剩下租给美国的这一块安全之地了。半个世纪前，在日本军人追杀中国人时，南京、上海租界成了中国人的保命家园。在今天，当中国政府在追杀中国人时，租界又一次成了亚诺方舟。这可真是中国人的悲剧。历史如果不被用来接受教训而一次次抹杀忘记的话，那南京大屠杀和天安门大屠杀就会重演。今天的中国百度网已全面封杀了"陈光诚" ，而开放的英文谷歌是十二万条之多。这种封闭和突围又在不断地重演着下一场冲突。 还中国民众一个清廉公正的社会也许很难，求政府保护更是不易，那就至少让他们有"躲"在家里的自由吧。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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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之：「平安重慶」之名利戰爭──海伍德為何自爆英國情報背景 Posted: 01 May 2012 11:29 AM PDT 
以官商合作名义而行官商勾结是江泽民时代留下的政治经典，胡温想在政治尾期撼动它，但可能性仍然是个疑问。
薄熙來的太太與衛士長共同謀害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见图）幾成定讞，海伍德的情報背景也被披露出來。儘管普遍認為他只是英國情報系統的外圍人員，因捲入中國官場而丟命，實質上是有著見不得人的黑幕。
在另一方面，大連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究竟因何事遭中紀委「調查」，外界猜測曰薄主政大連時徐參與強拆而大撈黑錢，或曰徐長期為薄子海外求學提供鉅額資助而涉賄賂，也即官商勾結的不良經歷致其出事。
徐明為何捲入薄熙來事件
官商勾結固然可讓雙方大獲暴利，但產生意外衝突的概率也是十分高的。即便不產生衝突，而一旦權力失去對商人的直接支持能力都會讓後者身陷絕境。所以，後者在更大程度上會不惜血本保持與前者的關係，以至於形成混合政商兩種因素的投資項目。就算徐明不因薄出事而遭「調查」，其公司也近於破產。近兩年，實德集團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已經走上「靠高利貸解壓」的路子，其中，五月份內要償還的高利貸本息高達十億元人民幣。另外，有高達百億的銀行貸款壓在頭上，並因此押進六十億的金融股權。
試想一下，如果薄不出事且在半年後「入常」，實德會是什麼光景。且莫說百億貸款，拿到國家批的千億項目也不在話下。在這最漫長的半年裡，徐明當然要挺過遼寧本省、大連本市的諸種壓力。因為薄在遼寧與大連得罪人太多，再加上出事前的仕途具有巨大不確定性，本省本市的銀行已經不再向實德放款。這很類似於江澤民的親信程維高當年出事前的情況，銀行風聞消息就不再向程的關係項目廊坊大學城放貸，任其陷入半死不活境地。
再有，李克強從河南調任遼寧書記後，幾次拒絕去實德考察的安排，也讓遼寧官場看出些風向。李對實德的「看法」以至於有些不顧前任書記聞世震的面子，因為聞在與薄矛盾不可調和、而於薄奉調進京前，批准了徐明在大連雙島灣的石化項目。此項目被媒體高調吹捧為徐進軍石化的大手筆，徐也由此建立與沙特石油界的商業合作關係。雙島灣項目的另一投資方是沙特一家國有石油公司。
彼時，聞薄雖矛盾不可調和，但面子上過得去的原因，確係二人在雙島灣項目中均有利益。
三年完成五十萬攝像頭工程
薄熙來以遼寧省長平調進京任商務部長後，本是未來副總理人選之一，但因其擅發蟻力神直銷牌照而被胡溫棄之不用。由此，才有了後來去重慶任書記的安排。其在重慶的打黑唱紅共富「三部曲」自然有智囊班子為其設計，但從城市經營中撈錢並結識來路不同的江湖商人卻是薄自己的鐵主意。「平安重慶」是他在重慶的巔峰時期推出的大項目。
二○一○年十一月，重慶市正式公佈建立五十萬個視頻監控點（攝像頭）的工程，計劃在三年內完成。工程總投資一百五十五億元人民幣，其中重慶財政撥款五十億元，另外的大頭由國內外投資商投入。國內的投資商和工程承攬方是名義上隸屬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國企，簡稱「中電科」）的杭州海康威視公司，外方名義投資人是與薄家有深厚關係的英國商人海伍德。海伍德的打算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英國乃至歐洲招攬投資。
然而，海伍德的投資行為遭到了英國情報當局的阻嚇，後者指稱：這個堪稱全世界最大監控系統的工程表面上是為了重慶的治安，實質上是用於監控重慶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從外地到重慶的同類人士。情報當局還援引美國的例子，稱美國會懲罰向中國出售圖像採集高技術的公司。因此，海伍德不但沒能在英國和歐洲募到相應資金，還致「平安重慶」工程被拖延。到二○一一年下半年項目再啟動時，總部在美國亞拉尼馬州的鷹圖公司，還有惠普公司介入。
海伍德遭到薄氏家族的邊緣化，由此也產生了利益糾紛。據傳，在薄妻的嚴厲逼迫下，海伍德說出了自己的英國情報背景，並力稱自己係外圍情報人員，經商才是本職。
海康威視因工程未得如期展開而受重大損失，預計項目贏利十億已經沒有可能，而拖延半年之久的具體損失海康威視拒不披露。有媒體記者採訪該公司，則被搪塞以「我們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按證監條文」而拒絕。
海康威視公司背景成謎
據北京與「中電科」接近的人士說：「海康威視被重慶項目套住了十七點五億資金，（隨著薄的倒台）恐怕要成死賬。」該人士還說，海康威視雖名義上屬於「中電科」，但並不在「中電科」子公司系列裡面，「只是涉及到集團的上市公司時，才順便提一下。而且，它的老板胡揚忠更是政治謠言纏身，頗感壓力難解」。此外，據該公司三月下旬披露的董事會決策信息，「總經理胡揚忠先生因出差在外授權委託陳宗年先生對會議審議事項投票表決」。上述消息人士說：「很大可能以出國辦業務為名遠走高飛了，徐明出事讓他不安。」
更有消息說：上市公司海康威視名義上是「中電科」的子公司，實際上是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家族背後掌控的關係人公司。消息雖暫無法證實，但海康威視能攬到奧運鳥巢項目的監控工程並於此後獲得官方高度好評，從一個側面上證明了周永康確實有利益其中，儘管周永康辯解說：「它公司名字裡面有個『康』字，就能證明與我有利益關係嗎？」
胡溫難再籠絡民心
「平安重慶」項目的爭議在北京最高層有反映，國內有關競標人在失敗後對重慶公安與海康威視的舉報從未停止。確切消息稱：李克強曾在工程規模與預算的舉報上批示「應當注意是否有官商勾結問題」。而時近執政末期的胡溫也尷尬地看到，他們免除農業稅、最大限度推行城市低保等德政產生的正面效應，早被官商勾結所產生的公眾對意識形態的厭惡所抵消。因此，打擊官商勾結行為雖無法讓中共意識形態枯木逢春，但至少會證明二人未就範於江的巢臼。
胡溫的最後道德努力恐怕不會有些許效果，因為薄熙來徹底敗壞了中共的招牌。就連如此一個高喊「共富」的左派政治領袖都發了瘋似地往自家摟錢，其他按江「悶聲發大財」論調行事的高級政治家族就更不用說了。胡揚忠會否成為「徐明第二」沒多少人關心。人們關心的是像海康威視這種名公實私的公司在中國有多少？它們究竟攬了多少「平安重慶」之類的鉅額暴利工程？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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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11:20 AM PDT
隨著「胡倒薄運動」中「國際因素」的新關注，許多國人感歎，美國好萊塢新造3D版《泰坦尼克號》，讓中國觀眾對號入座，陷中共於四面楚歌──今日「胡和諧」之中國，已然一艘三撞「十八大」冰山的「胡記泰坦尼克號」！
中共與「泰坦尼克號」兩個一樣
四月十五日，《南方都市報》發表社論《〈泰坦尼克號〉再映，我們和世界一起》，通過評論3D《泰坦尼克號》十日在大陸公映以來再次引起一票難求的轟動，讓人想到十五年前，中國人為《泰坦尼克號》淚灑影院，主要為其中「你死我活」的動人愛情；此次億萬「群眾」不惜節衣縮食爭看高價「3D泰坦」，多想借題發泄「今日中共好像一艘已撞冰山的泰坦尼克號」之悲憤。
走出影院，百姓悟出：此時中共與彼時「泰坦尼克號」有兩個一樣：一樣狂妄自大──自以為有八千萬黨員之中共，乃全球有史以來最巨無霸之黨，必然「萬歲」，「永不沉沒」；一樣由將退休「船長」掌舵──只剩幾個月時間就要交權的總書記胡，如同當年即將退休的泰坦尼克號船長約翰•愛德華•史密斯，也在以一種退休前夕的「心憂後事而恍惚眼前」，昏昏然地放縱部下亂操「胡記泰坦尼克號」，不知看似穩定輝煌的前方殺機四伏，正有一「十八大」冰山群……。
從二○一二年二月六日起，「胡記泰坦尼克號」不斷撞礁「十八大」冰山群，先是被冰山尖「王立軍叛國」撞破「全國公安模範倉」和「重慶模式倉」，接著是冰山礁「薄熙來縱妻殺人」撞破「中央團結穩定倉」和「依法治國倉」！於是洶湧海水直灌「毛鄧江核心倉」……到四月十六日，再次撞到「傳謠闢謠」冰山……「胡記泰坦尼克號」陷入全船漏水危急！
若中國是多黨民主競爭制，中共換屆自會公正透明民主，薄熙來就用不著鋌而走險謀逆，前方斷不會有「十八大」冰山群。若一發現「十八大」冰山群，胡錦濤能坦承「薄劇」出現是中共黨天下專制的必然產物，是朕十年拖延政改鑄成大禍，一面下罪己詔，一面開放報禁黨禁，也可能如台灣當年一樣，變危為機，化險為夷。然而，一切相反。
當年泰坦尼克號大難，關鍵錯在兩條：其一，泰坦尼克號沒有科學有效的管理體制監督將退休的船長史密斯嚴格管理，造成史密斯輕視防止撞冰山必須運用望遠鏡的常識──明知船上唯一的雙筒望遠鏡鎖在二副櫃子裡，卻沒有安排二副上船值班；又不採取緊急措施取出望遠鏡，反倒兒戲地命令瞭望員用肉眼觀測前方是否有冰山。面對如此巨大安全隱患，史密斯仍為了顯擺面子下令以極速行駛壯威。其二，在突然發現冰山時又以不當迴避而以船體既重要又薄弱的部位橫撞冰山，如此一誤再誤，應急失當，終致船沉人亡──今日「胡記泰坦尼克號」連撞「王立軍」、「薄熙來」、「傳謠闢謠」等「十八大」冰山群，也皆因「胡船長」拒不悔改：明知百姓一再疾呼啟動「政改」嚴防腐敗冰山，卻將「政改」緊緊鎖在黨天下「櫃子」裡，即使溫相屢屢上諫開啟「政改鎖」，也「留中不發」，反而緊逼百姓指鹿為馬，頌腐敗為穩定，稱專制即「和諧」……。
結果引發網民群起惡搞中南海──四月十六日，南都報披露：《泰坦尼克號裸戲被刪鬧出了一個國際玩笑》──網民抗議官府引進3D版電影《泰坦尼克號》時擅刪其中的「露絲裸戲」之專制，編排了「洋蔥新聞」段子：「中國廣電局答覆觀眾刪除理由是：『擔心播放此片段時觀眾會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觀眾的頭，造成糾紛。』」當導演卡梅隆和許多外國媒體居然都信以為真地引用時，「偉光正沒有最蠢，只有更蠢」的笑話，再次轟然曝光於國際輿論。
這正是：專制逼出新機智，中國網民太有才！
胡與薄無法切割
以「跳出廬山看廬山」的眼光來看，胡錦濤決心倒薄不算錯，但以為倒薄後可與之切割，實在是謬以千里。
在「胡船長」想來，此次倒薄應該是一次黨內權爭的完美創新──既不用毛鄧時代「路線鬥爭」之政治罪名，也不套江時代和胡前期的「貪污腐化」之反腐老調，而以誰也無法同情的「殺人刑事罪」制定鐵案，暗示薄谷開來鴆殺英商海伍德是薄熙來縱使，並讓海外媒體散佈的「薄谷開來殺人是因患骨癌而精神異常」，「薄谷開來與海伍德可能同居過」等八卦新聞進入大陸，這樣雙管齊下，即使是毛左們也對「倒薄鐵證」挑不出刺了。
然而胡和諧錯了！人們不會忘記，當年中共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時，那證據、證人無一不齊全，可謂鐵板釘釘。可結果呢？後來中共自己翻案：全是偽證，純屬莫須有的冤案！對於當年黨內二號人物尚可以如此，誰會相信今日中共就不會舊病復發故伎重演？現在民間對林彪案的質疑，對胡耀邦、趙紫陽案的鳴冤，說明中共一直在老譜不斷襲用。只要不改變黨天下專制，「偉光正」政治奇冤連續劇永遠不會中斷。
所以現在坊間流傳一種刻薄猜測──「王立軍叛國」是某人為倒薄精心策劃的：故意通過逼王立軍追查海伍德死亡背後的嫌疑人谷開來，逼斷薄王聯盟，迫王與薄反目，由此去皮見骨，以「刑事案」萬無一失拿下薄。而對於胡倒薄後不斷推出《重慶組織部長：個別「一把手」獨斷專行、任人唯親》（四月十七日華龍網）、《領導幹部忘記做人之本 貽害黨和人民的事業》（《人民日報》四月十七日）之類的「倒薄與政治路線鬥爭無關」的闢謠，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
草民雖愚，但基本的常識還是有：沒有總書記點頭，已在遼寧就有民憤的薄熙來，怎麼能晉升政治局委員？即使說薄屬江系太子黨，團派無力制約，這不正好證明專制中共在黨內實現公正公平民主也絕無可能！薄就是胡，黨就是薄──明明是中共專制體制害得薄熙來「忘記做人之本」，怎能倒打一耙，說是「薄熙來貽害黨」？
胡和諧想如此本末倒置了結「薄熙來劇」，必然水裡按葫蘆，此路不通。明智的上策，是趕緊就薄熙來案向全國人民公開檢討道歉下罪己詔，立即開啟「政改鎖」，從重評六四風波，為趙紫陽平反入手，真正實行憲政。
然而，從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反對「忽穩冒進」》的評論看來，「胡船長」是一定要堅持以「闢謠」應對危機，決不因倒薄困境而啟動政改。這似乎又應驗了毛澤東的預言：「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於深圳早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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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01:57 PM PDT 中国盲人律师陈光诚胜利出逃美国大使馆，是震动北京政府的人权事件。陈光诚对总理温家宝的三条要求，完全符合法律，温家宝没有理由拒绝和不予理睬。全世界都在看着，这是温家宝实施阳光政治的机会。
几天来，又是中国网络异常繁忙，"谣言"膨胀的时段。不要说"陈光诚"，"瞎"，"盲"，就是"CGC"，都遭遇秒杀。但是，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依然在全国不胫而走：被山东省临沂地方政府长期禁闭、残酷虐待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神奇性地逃脱迫害者的魔掌，在网友帮助之下逃进北京美国大使馆了。
此逃馆远胜彼逃馆
今年十八大年，"逃馆"成为流行语。2月6日，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成都逃馆，全国人至今还被罩在政治阴霾之中，陈光诚北京逃馆就发生了。陈光诚逃馆不需要当局解释，全国人民一片鼓掌、欢呼。
中国形容作恶，有民谚："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孔夫子家乡的狗官，在陈光诚身上体现得无以复加。并且依靠对陈一家的欺辱迫害，依靠暴力对待声援陈光诚的各界人士，常年捞取天文数字的维稳经费。应该质疑的是，全世界都对这桩极其恶劣的人权事件，予以强烈的道义关注，唯独北京政府长期以来置若罔闻。
中共高级官员王立军，一旦面临厄运，精密策划逃入美国领事馆；盲人陈光诚选择深夜翻墙出逃，躲过层层保安封锁线，趟过河流，摔了几百个跟斗，获得网友救助，选择的"百分之百安全的地方"是北京美国大使馆。在笔者看来，"逃馆"除去爆炸性与戏剧性之外，更多的是让人百味杂陈，悲从中来。前总书记赵紫阳，无端被中共软禁十五年之后，郁郁而终；因"六四"事件被判刑七年的鲍彤先生，出狱后一直被软禁，至今十六年之久；难道中国就是座大监狱？
"逃馆"的意义，最能说明当下中国人权的真实现状。
陈光诚选择温家宝问话，是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
27日下午，有不少中国人都通过相关的渠道，看到了陈光诚三问温家宝的讲话视频，让人们也看到了在荡荡乾坤、朗朗晴空之下，在中共大言不惭地标榜中国人权是最好的时期，陈光诚及其家人是如何遭受惨无人道的殴打与迫害的。
陈光诚告诉温家宝：施暴者居然能多次扬言说，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就是不用管法律怎么规定的，不用任何法律手续，你能怎么着？当地政府对待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盲人，如临大敌，常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限制人身自由。参与对陈光诚实施迫害的，仅县公安、刑警，以及县、镇干部就有90--100人左右。2008年，专门为陈光诚的花去的维稳费用已经耗去三千多万，当地官员声称现在两个三千多万都不止了，就这还不包括到北京到上层贿赂官员的钱！你有本事你在网络上说吧！
陈光诚告诉温家宝，这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长时间地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践踏法律，是打着党的旗号在疯狂行事，还口口声声说都是党让这样做的。
诚如陈光诚所问：温总理，这一切不法的行为，很多人都不解，究竟是地方党委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还是受中央指使？我想不久就应该给民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咱们对此展开彻查，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那么，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您继续这样不理不睬，民众会怎么想？
温家宝又会怎么想？
凑巧的是，也就是公开陈光诚成功逃馆的同一天，4月27日，他口中"敬爱的温总理" 正在波兰的奥斯维辛市，参观"奥斯威辛・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和灭绝营纪念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的死难者，并敬献了花圈。
对于当年纳粹的暴行，温家宝高调维护人的尊严自由，说这是人类历史刻骨铭心的一页，它是沉重的，也是不能忘却的。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建设美好的未来；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它告诫人们，那些曾经发动过战争，对别国和人类造成灾难的国家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只有自我反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警示将永远留给人类！
温家宝说得都对，但是就在他治理下的中国，罪恶和人权灾难正在发生，正在继续。一个不尊重人权、不能自我反省的国家又在世界上出现，正是中国。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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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10:43 AM PDT
──對西藏抗爭的一點思考
這個題目是我在唯色博客上看到的。原文是英文：「Tibetan self immolations: Why isn't the world listening？」作者是Vijay Kranti，由傅春雨翻譯成中文。我之所以把這個題目原封不動地拿過來，是因為在三十六位藏人自焚之後，作者提出的問題令我不安和痛苦，我試圖對此做出回答，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自焚展現西藏真相，引出質疑
作者Vijay Kranti從二十七歲的自焚者江白益西的生平談起，回顧他在西藏出生成長，以及所受到的仇恨達賴喇嘛的紅色教育。在青少年時期，江白益西意識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大量漢人進入西藏令他感受到壓抑窒息，於是逃亡印度。最近，正在印度學習計算機課程的江白益西，於胡錦濤到訪印度前夕，在印度議會大廈附近一個藏人抗議集會上，毅然點火自焚。
Vijay Kranti指出自焚所彰顯的多重問題：一個又一個自焚者拼死呼喊「西藏自由」、「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將西藏現狀的另一面展現給全球千百萬YOUTUBE觀眾：事實與中國政府所稱完全相反。
懷著極度悲憤的心情，Vijay Kranti代表第三十三位自焚者江白益西向世界提出了質疑：（一）為什麼突尼斯一位小販的自焚能喚起全世界的聲援支持，而世界卻漠視當前在西藏發生的此起彼伏的自焚潮？（二）民主和非暴力訴求解決紛爭是否真的有效？
我相信，Vijay Kranti提出問題，不但代表三十幾位已經犧牲或已傷殘的藏族自焚者，也代表所有追求西藏自由的藏人，以及世界上很多關注西藏的人們。顯然，上述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如果我們誠實而公正地面對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就有可能逐步獲得解釋。
首先要說明的是，世界並未完全聾啞。最近一段時間，歐美最大的新聞媒體，不管是報紙還是電視台，都對藏人自焚事件有突出的報道。三月七日，唯色等三位藏人發出《籲請藏人再勿自焚：壓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就有四百多位不同國籍、不同民族的人士簽名支持。
四月二日，圖圖主教和瓦文薩等十二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致公開信，要求胡錦濤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表示對「西藏人民激烈的情緒表達」之關切。此外，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就西藏自焚問題通過一項決議案，呼籲中國放寬對西藏地區的各種限制。歐洲議會因藏人自焚事件舉行了會議，探討如何幫助藏人走出困境。日本發表了《日本國會議員有志者抗議對藏人的鎮壓決議書》。雖然國際社會的聲援支持不夠有力，但還是體現了關懷之心。
突尼斯「烈士」引發街頭抗爭
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二十六歲的大學生布阿齊茲在政府樓裡點燃汽油自焚，最先喚起的是本國人民的憤怒，導致激烈的街頭抗爭，然後才引起國際關注和聲援。
對於阿拉伯國家的人民革命，像法國等西方國家本來是比較低調的，因為突尼斯等阿拉伯國家的獨裁者，曾是西方抵禦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盟友。但是，一旦突尼斯和埃及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作出了集體選擇，西方國家會根據他們的民主自由理念給予支持。
那麼，為什麼三十幾位西藏人自焚，都不能引發境內西藏的街頭抗爭運動呢？阿倫特曾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裡談到，極權主義的暴力統治使Martyr（烈士）成為不可能。我們認為，突尼斯的小販是一位有尊嚴的烈士，幾十位自焚的西藏人也是有民族尊嚴和勇氣的烈士，但不同國度的烈士，其自焚的結果竟然是如此不同。
這是因為，突尼斯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容許反對黨的存在，教育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小販自焚的視頻得以在網絡上迅速傳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震動。而西藏人自焚的消息在中國國內被嚴密封鎖，事發後被銷聲匿跡，因此，烈士的壯舉無法獲得境內的輿論聲援。
此外，即使漢人瞭解了真相，他們的反應也是會各種各樣的。雖然同樣受到專制政權的壓迫，但有些中國人從大一統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以漢民族的自私自利之心去看西藏問題，因此很難指望他們為自焚的藏人仗義執言。
越南僧侶的抗爭對手與西藏人不同
突尼斯小販自焚造成巨大的國際影響力，致使一個獨裁政權應聲而倒。世界歷史上有與此相似的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六十六歲的釋廣德法師，為抗議吳庭豔政府迫害佛教徒，在西貢十字街頭當眾自焚。一位美國記者現場拍照，發表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引起強烈反響。這次自焚事件後來被人看作是佛教危機的轉折點，間接導致南越總統吳庭豔的垮台。
筆者認為，這位越南僧侶所面對的抗爭對手、當時的國際形勢，和當今西藏人所面對的大不一樣，因此，其成功不能複製。
第一，抗爭的對手不一樣。釋廣德法師面對的吳庭豔總統是信仰天主教的。天主教信仰關於生命倫理的教導，認為人的生命是天主創造和賜予的恩賜，因此反對自殺。所以在釋廣德法師奮不顧身地自焚時，那些天主教徒的震撼很大，當局不得不收斂迫害佛教徒的政策。
而中共政權卻自稱：「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凡是瞭解中共殘酷鬥爭歷史的人都會認識到，這種「特殊材料」是喪失人性的，喪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良知。一九八九年，這個特殊材料製成的政權居然動用坦克鎮壓中國的大學生──本民族的孩子，至今仍不改悔，冷酷無情的他們怎麼會對西藏人自焚有同情之心呢？
第二，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不一樣。越南的吳庭豔政權於五十年代依靠美國支持而建立，在實行宗教歧視政策時，不僅要面對美國的壓力，還有越南北方胡志明共產黨政權的威脅。
而當今中共政權儘管血債纍纍，但因為中國的廉價土地和廉價勞動力，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資本家去中國投資獲利。正是西方國家的資本養肥了中共政權，使這個侵犯人權的政權空前強大起來。而西方民主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國力減弱。在這樣的局勢下，儘管歐美民主國家都同情西藏，儘管西方媒體秉持道義原則繼續為西藏呼籲，但西方各國的政府首先要考慮他們本國的利益。
第三，越南僧侶的訴求比較單一、明確，只是要求吳庭豔不要歧視和打壓佛教。而西藏自焚者喊出的「西藏自由」、「西藏獨立」的口號，被認為是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的目標。十三億中國漢人尚且無法爭取到自己的自由，何況西藏？儘管不少西方民間組織和人士贊同「西藏獨立」，但目前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政府敢於公開支持西藏獨立。
甘地的建議與非暴力鬥爭方法
多年來，人們常常讚賞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思想為全世界爭取和平變革的運動開啟了道路。
但甘地抗爭的對象，是講民主並且有基督教信仰的大英帝國。英國人是要計算統治成本的。殖民的成本過大，加上甘地的抗爭雖然非暴力卻也不是特別溫和，因此大英帝國只好結束殖民統治。與此相似，甘地思想的繼承人馬丁路德‧金所抗爭的美國白人政府，也是有民主憲政的立國精神，並有解放黑奴的傳統的。
而中共政權既無民主憲政精神也無宗教信仰，他們也不在乎統治西藏的成本。過去中共因為政治和領土的緣故從經濟上「援藏」，現在他們大肆開發掠奪西藏的礦產等自然資源，其投資已經獲得巨大的利益回報。因此，目前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共都不會輕易讓西藏人自由，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哲學在中國尚未產生顯著效果。
那麼渴望自由的西藏人應該怎麼辦呢？正如唯色博客上一位藏人留言所說：「和平示威──殘酷打壓！絕食靜坐──殘酷打壓！恐怖襲擊──咱們的價值不准！通過法律請願維權──漢地都不准，何況藏地？」
當年猶太人也曾面臨當今西藏人之絕境。一九三八年，有人問甘地：「德國猶太人該怎麼辦？」甘地的建議令人目瞪口呆。他說：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這「就會喚起全世界和德國人民對希特勒暴行的注意」。甘地在戰後解釋說：猶太人怎麼著都會被殺死，那何不死得壯烈一些呢？
即使當時一部分猶太人自殺而死，也換不來納粹的憐憫和善心，最後拯救猶太人的還是盟軍的炮火。
美國教授基恩‧夏普在其著作《非暴力行動政治學》裡，總結了一九八種非暴力鬥爭方法，其中並不包括自焚。這不僅因為自焚是一種針對自身的暴力，它還是一條不歸路──人死了不能再生。馬丁路德‧金曾經號召他的黑人同胞：「把監獄填滿！」入獄者可以出獄，絕食者可以進食，而自焚者卻再也沒有機會了。
如果藏人停止自焚，他們能夠為拯救自己的民族做些什麼呢？我想，他們能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千方百計想辦法保護藏族的文化和語言；百折不撓地建立公民社會，保護西藏的地理和人文環境，維護藏人權益；推動村民自治，展開基層選舉，等等。在此同時，他們可以繼續採取其他可行的抗爭方式，並且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漢人一起奮鬥。總之，只有所有的藏人都勇敢地活下來，西藏才有希望。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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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2 10:11 AM PDT
王立軍知道向中央告狀沒有用
溫家寶很早就討嫌薄熙來，儘管胡錦濤和薄熙來在「崇毛」和「唱紅」方面有共同語言，胡錦濤並不喜歡薄熙來。至於習近平，隱隱約約地感到，薄熙來是他的潛在競爭者，當然也不喜歡他。
在中國「黨天下」的大環境中，皇位繼承雖然不再像朝鮮金家王朝那樣世襲，但「太子黨」有一種權力繼承的「優先權」，薄熙來「根紅苗正」，溫家寶與胡錦濤總感到自己比「太子黨」矮一頭，不喜歡薄熙來，又不敢輕易對他下手。習近平尚未登基，不可能單獨起來弄掉薄熙來。一個重慶「獨立小王國」的首領，北京的「中央皇權」就只能忍著他胡作非為。
中國政治的「成功者」往往心毒手狠，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早就有名。一九八六年時，鄧小平已經不喜歡胡耀邦了，但要把一個總書記拿掉，總要有點「說法」。一九八七年一月，薄一波主持「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心地善良的胡耀邦，被薄一波幾下就打翻在地。薄熙來與他父親薄一波相比，青出於藍勝於藍，現在這一代，「心毒手狠」似乎無人能比得上薄熙來。
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在薄熙來「打黑」運動中，是有力的執行者。凡是被薄熙來盯上的人，不「黑」也是「黑」，不想死也活不了。儘管中國名義上是統一國家，重慶「獨立小王國」的「皇上」就是薄熙來。凡是薄熙來定下的冤假錯案，誰想翻也翻不了。王立軍在海伍德案問題上，還有底線，不認同薄熙來的做法。當薄熙來不信任王立軍時，王立軍左思右想，想不到任何辦法能夠逃出薄熙來的手掌。
王立軍知道，他向中央告狀沒有用。如果向中央告狀，中央早有薄熙來的「線人」和「保護傘」，今天告狀，明天他就會在重慶被薄熙來整死，而且是真正的「死」。即便王立軍找到胡錦濤本人，胡錦濤完全相信王立軍的話，胡錦濤對薄熙來也會「不作為」。按理說，王立軍在重慶是「死」定了，但聰明絕頂的王立軍竟然想到了「美帝國主義」，跑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告狀」。這一下，胡錦濤「不作為」也得「作為」，胡溫習三人聯手，薄熙來的命運發生了大逆轉，從雲端跌到萬丈深淵。
胡錦濤是薄熙來「唱紅」的後台
「倒薄」之所以如此困難，有三大原因：
一是「毛澤東思想」名義上仍然是今日中國「政治思想領域中的權威」，毛澤東的許多政策被拋棄了，但沒有從根本上「非毛化」，不少人以為可以從毛澤東的「平均主義」中找到抵制「兩極分化」的出路，在這一點上，胡錦濤與薄熙來不謀而合，胡錦濤實際上是薄熙來「唱紅」的後台。
二是，薄熙來是「太子黨」中既能幹又野心勃勃、敢作敢為的人，而平民出身的胡錦濤，總是小心翼翼、奉行「不作為」政策，胡錦濤長期的「不作為」實際上縱容了薄熙來。
三是中國的最高權力，為「九人常委」分割，公檢法沒有制衡，司法權集中到一個憲法上沒有規定的「政法委」手中。在民主制度下，最高權力分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有分權制衡，但最高行政權力是不容分割的。而「九人常委制」造成了今日中國的「多頭專制政治」。
儒家學說：「天子」由「天」懲罰
在國家權力的縱向結構上，中國從秦始皇以來實行的就是「中央集權制」。薄熙來式的「獨立小王國」，與春秋戰國時期當然不同，北京有把省、直轄市的領導人隨時調動的權力。許多地方，一把手大權獨攬，與「土皇帝」差不多，只是與薄熙來程度不同而已。這幾年來自焚的二十多位藏人，實在找不到其他方法可以申訴自己心中的不滿、冤屈，他們一沒有可能到成都美國領事館，二沒有王立軍的地位。在中國各個地方，受了冤屈，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二十三年前的「六四大屠殺」鐵證如山，趙紫陽、天安門母親卻無處伸冤。王立軍事件對中國人心震動之大，是因為王立軍獨自一人做出了改變一個人口超過台灣的地區的政局，並影響到未來中國政局的大事。
公正、正義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之所以重要，在於沒有公正、沒有正義，就是沒有光明，就是黑暗的國家、黑暗的地區。無論是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聯邦制國家，地方的不公正、不正義，中央或聯邦仍然有辦法去調節。這次北京解決薄熙來問題，就是在中央無能的情況下，中央對地方嚴重的不正義的一次意外「調節」。問題是，如果強勢的薄熙來成了「皇上」，中國全國更嚴重的不公正、不正義，就無法調節。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探索、努力，終於找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建立和不斷完善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不可能發生文化大革命，也不會發生薄熙來式的「唱紅打黑」和王立軍事件。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民主，當全國普遍沒有社會公正、沒有司法正義時，調節的方法就是革命、政變或非常手段。
在中國的儒家學說中，「天」的權力高於皇帝，儒家把皇帝叫作「天子」。「天子」有權懲罰地方諸侯和文武百官，而「天」通常用「革命」、「政變」、非常手段懲罰「天子」。儒家告誡皇帝要實行仁政，提倡「貞觀之治」，就是說，專制獨裁也要有限度，超過限度，「天」就要對皇帝實行懲罰了，這個懲罰的辦法就是「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代替舊王朝。說實在話，中國傳統儒家的辦法實在笨，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不僅是長期的閉關鎖國的結果，也是儒家要「天」來懲罰皇帝，要用革命、政變、非常手段調節全中國普遍的、嚴重的社會不公正和司法黑暗，而不能跳出王朝循環。
薄熙來是一個政治狂人，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秦始皇──毛澤東──薄熙來」，他想步秦始皇、毛澤東後塵的想法，在今天中國，完全是行不通了。據說，薄熙來事發後見到周永康，周永康說，這就是「命」。因為今日中國的「皇權」如此衰落，加上當朝「天子」胡錦濤「不作為」，對定位「秦始皇──毛澤東──薄熙來」這樣的人，就只能靠「天」懲罰了，王立軍是代「天」懲罰薄熙來的人。
二○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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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2 10:21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2年4月30日】拙文为陈光诚讲话之后，得到一些反响。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觉得温家宝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维稳体制”和周永康的政法系统力量等等。说实话，我对这个看法不是很以为然，因为这把事情看得太整体、太绝对了。没有大办法，还没有小办法？不能全部解决，还不能解决一点点？其实，大办法也要小办法来组成，全部解决的过程也必然是个一点一点解决的过程。问题当然在于不能停留在小办法和一点点上——不过那是后话。 其实，温家宝要想为陈光诚的事情做点儿什么，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他可以马上安排到山东临沂来一趟考察，尤其是到沂南县走一走。至于他去了之后可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相关措施，这个我相信以温总理的政治智慧他自有判断。就这样一趟考察，恐怕还不必周永康点头吧？ 有人质疑，就算温家宝正面回应了陈光诚的三点要求，那也对中国政治改变不大。这种思维方式也是过于整体化了，不懂得事情是要一点一点地做的，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温家宝去一趟沂南，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去了和不去是不一样的，而去了就是对陈光诚的一个正面回应。有了这种正面回应，哪怕回应的力度还很微弱，但事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温总理在民间的政治信任度我想可以得到改善，在官僚之中的权威也可以得到提高；而民间力量也可以进一步找到新的空间来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样，良性互动就有了个开头。否则，就是个僵局。政治家的智慧应该是从僵局中走出好棋来。不一定是一步大棋（我感觉，许多国人的思维都嫌整体性太强了，缺少细致、微小、阶段、层次、技术、操作等那些因素——也许我说得不对，欢迎拍砖哈），一步小棋也是可以走活全局的。 当然也不一定是温家宝去沂南了。周永康也可以去，胡锦涛也可以去。不过，不管实际上如何，周的民间形象是强硬派，他要去的话舆论一定解读为完全相反的信号，僵局只会更僵；胡锦涛的政治倾向外界看不清楚，他要去的话，除非把话挑明是来给陈光诚打气的，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所送出的政治信号也将进一步强化僵局。因此，最好还是温家宝辛苦一趟。 连续写了两篇东西，自己都觉得自己讨嫌。好了，闭嘴了。 2012年4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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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2 09:11 PM PDT
中共高层说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其妻"涉嫌谋杀"，这样一整，薄熙来的形象严重受损，政治前途不妙。然而，对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它"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发展路线，在中国社会中制造分裂，与胡锦涛力求稳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也有人说它是"中共能够从当前重重危机中走出来、成功自救的唯一有效方式"，看法大相径庭。
两者看上去如此对立，而中共只追究薄"违纪"，其中自有奥妙。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没有象保守派担心的那样天塌地陷，反而因为市场力量进一步释放，从1980年代"国际大循环"而得到推动的增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化改革取得如此成就，本来是好事情，有意思的是，中共保守派敌视市场化的本性不改，巧妙地以改革的局限性大作文章，卷土重来。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之际，给它戴了一顶"红帽子"，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来，它的改革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体现为，仍维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势头，保守派移花接木，将市场化之功归于"社会主义"，改革不彻底之弊则归咎于市场化，而国有经济，则经历产权的操作，特别是大批裁员，把失业工人推到街头，它本身恢复了元气，就气势汹汹地进一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其实，近年来愈益明显的"国进民退"，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留下了伏笔。 这一过程，有它的理论表现──以所谓"北京共识"打头阵，于是，以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赫然降临。 中国共产党钟情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笃信以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毛泽东塑造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为核心，计划体制则以政府直接控制经济为特色，所谓"企业"实为一个个"车间"，因而早就有"中国没有企业"之说。这种早期模式，在"文革"中走到极端，以普遍贫困为特色而被民众厌恶。中共在"文革"后被迫改革，但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出现，与"社会主义"教条尖锐冲突。它没有创新理论的本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却把这些教条"石头"视为至宝，还把它们垒将起来，堆成管制或分割市场的堤坝。于是，这种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模式"，从政府以计划工具直接控制经济，转为政府通过控制或管制市场，而主导经济。 这样一变，市场有了相当的自由空间，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经济增长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不过，政府的控制，国有的垄断，表面上维持着"社会主义"的门面，实际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桎梏。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金融业为心脏，以能源为血液，而它们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企业屈服于权力，贪腐迅速蔓延开来。 经济的社会化随着市场化而发展，而国有体制的垄断性，则与市场化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它难以约束资本，反而热衷于与资本交易，并限制劳动者权利，从而助长资本的贪婪。于是，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官民对立，民众对党政机构的信任日益下滑。即使"左派"倾力批判市场化，人们还是不难看到，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与民众对立。 看来中共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身陷困境，而走出来却很不容易。 "文革"失败之际，经济凋敝，增长缺乏动力，促使人们尝试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赵紫阳和万里等地方大员顺势而为，以土地承包突破旧体制，启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陷入困境之际，市场化仍在推动着增长，"国进民退"已顺势展开，这时，地方大员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未必感兴趣，为取得政绩而标新立异，则何乐而不为。 具体到"重庆模式"，它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成为在内陆惟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还有巨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它的巨大投资规模，则依托于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这一模式强调公平"分蛋糕"，然而从数据看，2011年重庆经济增速为21.4％，财政收入增速高达46％，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15.5％，支出增速为12.3％，权力得到"大头"很是明显。若"蛋糕"不能做得相当大，重庆人很快就能看清楚其中"国富民穷"的趋势。 这种以权力主导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有其普遍性，其实正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汪洋在广东推动"腾笼换鸟"，也同样是以权力主导。 而薄熙来在重庆的实践更具特色，以"唱红打黑"塑造出"重庆模式"。薄熙来2007年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翌年重庆即爆发数千司机罢运事件。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对话，平息了事件，颇得好评，但是，策划的士罢运的黎强在对话中对"市主要领导"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如此桀骜不驯，据称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调查黎强的违法犯罪，硬扣上"黑社会"的帽子。显然，"打黑"固然有其治安效果，但从一开始就有借打击犯罪而报复民间抗议的因素在其中，而它发展起来，更以打击民营企业家为特色，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重演当年从"五反"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那一幕。 在国有经济主导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的"中国模式"之上，若没有红色的光芒，就不免让人奇怪了。继承当年著名的"将军合唱团"而组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2009年在重庆隆重开始其"共和国六十华诞全国巡演"，为"重庆模式"大壮声色。薄熙来否认"唱红"为"文革"遗风，他其实没有说错，此风实乃中国共产党一贯之风。 毛泽东当年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他就高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绕过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丢在脑后。"重庆模式"实际脱胎于"中国模式"，说到底，还是以"唱红打黑"绕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文革"把毛泽东"社会主义"引到极端，"重庆模式"也雄心勃勃，想要引导"中国模式"，没想到一不小心，玩砸了，不幸沦为闹剧。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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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2 07:00 PM PDT 
23年前的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在医院逝世。不过他的发病既不在医院，也不在办公室或家里，而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的情况，当时和以后曾有一些传言，只因官方没有文告，说者和听者又都不在现场，所以也不过传言而已。去年我应邀编辑《赵紫阳在四川》一书，在所选文稿中读到传主下台后和他过去的僚属聊天的记载里，有他对当天主持政治局会议时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回忆。这该算得第一手资料了。当我接触到这个资料时，受到极大震撼，想不到本党高层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一字不改地编入了，意在保存这段不可思议的史料。不料该书出版近一年来，尽管读者好评不少，却似乎无人注意到这个故事。为使它不致淹没，特借耀邦23周年忌日，再把此事重提一次。
1997年3月21日，获准到四川旅行的赵紫阳，获准接见他在四川的几位僚属。他们的话题无关政治，只讲养生。讲养生就讲到预防心脏病，于是引出他以下一段话：
“……有一次我们政治局开会，我发现有一个同志在那里很不自在，他又不说。我注意到了，就问他：你有病吗？他说没有什么。怕说自己有心脏病。过了一会，我看见他不对，老是那样动来动去的，很不自在，头上汗也出来了。我赶紧问：谁有心脏病急救药？谁有硝酸甘油？但都没有人说有。带有心脏病急救药的同志，也不愿意把急救药拿出来，怕别人说他有心脏病。我又问了几次，后来有一位同志才拿出了他带在身上的这种药，赶紧叫那位同志含化，同时马上叫来了医生急救。这就好了，没有出问题！如果那次急救不及时，那就完了！这位同志住进医院后又发病了，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
——陈文书：《看望在金牛宾馆的赵紫阳》，载《赵紫阳在四川》，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439页
我党最高层级的会上亲密战友之中有人犯病，居然会出现“不愿把急救药拿出来”以免别人误会自己不健康的一幕，实在匪夷所思！不过这位当年是另一位省委书记的秘书、后任省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转述者，可能由于职业习惯，隐去了不便实指的有关人士的姓名，只说“这位同志”“那位同志”的，比较费解。好在该书还收有另一位当天在场者、一位地委副秘书长杨达明的叙述，他也记载赵紫阳的那次谈话，那就更加生动具体了：
“……耀邦同志发心脏病的时候，正在开政治局会议。会前他感冒了。那天我见他精神很不安定，一会儿动一会儿动，又出汗，就问他是不是心脏不好，他说还是感冒，还没有好。过了一阵，他脸色也变了，我就想到可能是心脏病，就问大家谁带了硝酸甘油，都没有开腔。我没有心脏病，什么病也没有，平时也带了硝酸甘油，但那天没带。江泽民同志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他带了，开始没开腔，大概是想人家会说他，你没有心脏病带硝酸甘油干什么。后来我又问，他说他带了。马上给耀邦同志吃，缓过来了，一会儿医生也来了。耀邦同志是住进医院后又发病，没抢救过来去世的。”
——杨达明：《同紫阳依旧聊天》，同上书，431-432页
看了这一段，看来就不必再加任何评论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心脏病发作以后被耽搁的分分秒秒，对于病人的救治都是不可替代的。尽管赵紫阳很宽厚地对僚属们说政治局的那一幕是以耀邦“缓过来了”结束的。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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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2 12:07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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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2 10:29 AM PDT 
本文作者：仲足步
曾几何，薄熙来是温家宝看好的副总理人选，而今反目成仇。而向美国人展示了「一个开放的习近平」之后，周永康就下定决心搞掉前者。
中共自邓小平推出「改革」概念以来，还没有如文改这样的怪事，弄了不到半年，就悄无声息。有论者说，北京高层讲文改由来以久，从邓小平时代至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至少有三大阶段。不过，有反对此种意见的人说：「文改不是扯未完的闲篇儿，而是从一个侧翼暗中加强党对社会的控制。不宜大张其鼓。」
这种说法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新左派教授，他自称参加了中央最高层的「两控方案」设计。所谓两控方案，就是原来的社会治安变成了「综合治理」，这叫硬的一手；原来有「扯闲篇儿」色彩的文改要落到实处，强化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控制，这叫软的一手。
研究机构急速报功劳
去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于十月中旬开完，推出文改决定，但是，到今年初就有研究机构向高层提交报告，称「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报告的研制者是社会科学院下属某专业所与文化部的政策研究室，其报告提供了大量的文改决定之前的数据，用来说明文改成果。比如，二�一�年，「全国注销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四千多家，核销事业编制十八万个以上」。该报告还援引了北京市文改领导小组的改革方案，「到二�一二年九月，将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向企业转制，最终确定五十三家具有独立事业法人资格的文化机构作为北京市的出版主体。」
尽管研究机构抢着报功，但更多的文化领域人士指出：「文改就是软性的『焚书』，是为了强化思想控制。」更有对文改持保留意见的开明人士说，文改实为「再文革」做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记者会上，温家宝猛批「再文革」应当是这种忧虑的一个强烈反映。也正是因此温的严厉批判，文改才变得悄无声息。两会前的舆论造势也是很大的冲击力，「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的论调虽未说明改革是文政、经改或政改，但确实突出了政改而淡化了文改。
知情人士称：「文改没戏了，一下子又往『打黄扫非』方面去了。」该人士还透露了上海的一些情况，说是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到组长李长江曾在去年底考察上海，结果认为该项工作流于形式而无实效，心灰意冷之态明显。
「再苏联化」不受欢迎
北京有资深民间分析人士认为，文改之所以无疾而终，关键它是个「再苏联化」的东西。苏共对于社会新变局无力应付，消极保守，到死还抱定「三垄断」不动。所谓三垄断，就是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真理话语。以反对西方「文化战分化中国」图谋的胡记文改，其本质确如右指北京新左派教授所言，旨在「强化党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控制」即垄断真理话语。
北京《经济观察报》的特约评论员陈季冰先生对文改公开评论，指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放松管制」。陈先生更在文章里批判了「必须加大国家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行政垄断，并对这个领域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单位投入更多的资源」。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副教授在一次高级沙龙上，则讲到：「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繁荣，因为这违反了文化繁荣的逻辑。」
网络文学的发达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正统官控文化的生存空间。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对此曾有描述，「网络文学的成功与中国刻板的图书行业的失败直接相关」。目前，中国利用网络阅读的人数超过了三亿，这使得满是陈词滥调的党报更少有人阅读。还有，官控的政治类出版物几无人问津，过来三年约赔掉四百余亿元。
封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文改主张者们试图用极其落后的政治文化来改变其面临的困局。从经改与政改结果来推论，其前景不甚了了。「再苏联化」虽远未形成既定事实，但是一如前苏联意识形态改革推手雅科夫列夫所说的俄罗斯政治现状那样，「至今是封建社会主义思维、封建社会主义行为、封建社会主义习惯占据优势」。封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北京最高层政治思维的混乱，不混乱反倒成了不正常现象。
在封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环境里，最高决策层没有一个思想稳定的人。胡记文改被「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的焦虑所冲淡，从文化方面维稳的政治思路被否定。面对重庆变局，原来对其亲信张木生屡讲「四民主义」与共同富裕的习近平，现在也绝不言及共富观念，惟恐人们认为他与薄熙来「仍是一伙的」。尤其他的美国之行，完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开放的习近平」――这也是周永康与薄熙来想搞掉他的最主要原因。
回溯更远一点的温薄关系也能说明如右观点。薄初任商务部长时，被温亲自点名随访欧盟五国与欧盟总部，由于薄表现出色以及访问成果丰硕，温计划在下届提名薄为薄副总理人选之一。但是，变化多端的薄终因违规为辽宁蚁力神产品发直销牌照，而让温认为不可重用。至于薄以政治局委员资格去重庆，搞起极左路线而致温薄关系在今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敌对」性质爆出，更有背后可圈子可点之处，并非只限于权争与派系站队。
更加腐败的中共法治文化
封建社会主义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中共体制内，其政治文化以口无实辞、隐晦变动为特征，社会公信力也因此日益衰败。作为政治文化衍生品的法治文化更是败坏不堪，改「社会治安」为「综合治理」的辞令之变除了造成了更对立的官民关系外，无从谈起「硬」有什么收获。作为「软」的一手的文改更沦为政治呓语。
最高法院长王俊胜在承认「司法公开、司法民主措施落实不力」的同时，又说贪赃枉法的法官是极少数。许多网民读罢网络报道，回以「我又笑了」的讽刺。最高检察长曹建明在报告中承认「检察人员违法违规办案和耍特权、逞威风等问题时有发生」，但治理措施也仅仅是「用两年时间将基层检察人员全部轮训一遍」，云云。
「共产党有法治文化吗？」有人对笔者的一些说法提出强烈质疑，「你要说它是封建社会主义我还信，共产党要懂『文化』二字，那真该是虱子也会念书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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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2 10:26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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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2 12:09 AM PDT 
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委任前共青團成員陳冉（见图）在候任特首辦「行走」絕不是個別特殊個案，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梁振英向特區政府開刀的序曲，而是梁振英架空公務員體系，顛覆公務員制度的第一步。若果任由梁先生肆意擴大政治任命官員的編制，大舉引入像陳冉這類充滿親中色彩的人進入政府高層，多年來用人唯才，講究功績效率的公務員制度將逐步淪喪，研究確當程序及有規有矩的做法將蕩然無存。
陳冉絕不是一般由內地來香港生活、念書的普通學生，她共青團成員的身份固然啟人疑竇，她在香港的組織聯繫及活動更令人難以安心。正如李怡先生在上周六的〈蘋論〉中指出，陳冉是香港華菁會的秘書長，而這個華菁會跟中聯辦關係千絲萬縷。它的榮譽贊助人是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是該會的顧問，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女兒則是該會副主席。單從這樣的人事佈局及關係來看就不難知道華菁會深受中聯辦影響，甚至可能是中聯辦領導的統戰組織。
陳冉不是華菁會的一般會員，不是普通參與者，而是掌握會務及組織實權的秘書長。能成為秘書長，必然是中聯辦最信得過的「自己人」，必然跟中聯辦有密切聯繫及關係。委任這樣的人進入政府核心，負責敏感的政權交接工作，無形中讓中聯辦插手特區政府最機密事務，無形中讓中聯辦的手伸進特區政府最機密的運作，這怎不令人擔心及質疑呢？
更可怕的是，陳冉只是先頭部隊，七月一日以後極可能有更多類似背景的人透過梁先生的任命進入政府高層。包括以特別助理、政治助理的身份進駐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按梁先生及他身邊人提出的政府改組計劃，除了把政府最高層改為五司十四局、引進兩個地位尷尬的副司長外，副局長及政治助理這兩個備受公眾質疑的政治任命職位更會進一步擴充。例如把原來較高薪的政治助理職位一分為二或三，令更多非公務員晉身政府決策層，參與制訂及推銷公共政策。而按一力支持梁振英上任的工聯會領頭人鄭耀棠的說法，行政會議成員也應有政治助理協助工作。換言之，七月一日後，將有一大批像陳冉那樣的政治助理、局長特別助理像天外來客那樣空降進入政府，直接晉身權力核心，直接參與政策制訂工作，超越高層公務員，取代他們的角色及工作。這樣下來，公務員在政策制訂過程的角色將會大大降低，兼顧不同利益及重組確當程序的做法將會被取代，剩下來的是不斷追求短期政治利益及掌聲，剩下的是大玩政治「分餅仔」遊戲，剩下的是政府施政更肆無忌憚的偏袒某些政黨及特殊利益，置公平公正於不顧。
沒有人知道梁先生準備任命多少個像陳冉那樣的前共青團成員進入下屆特區政府，更不知道新班子有多少是中聯辦直接間接安插的人。大家知道的是一旦打殘公務員體系，一旦削弱不問背景唯才是用的傳統，整個香港將面目全非，變成一個跟廣州、深圳相類似的城市。
周一至周六刊出
盧峰
港蘋/2012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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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2 10:27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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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 2012, 6:19:46 AM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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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y 2012 09:45 PM PDT
戈揚活了九十三歲，她的一生如此起伏多變，從重慶到北京，從北大荒到紐約，從參加台兒莊戰役、隨新四軍轉戰南北，到住進星雲大師的西來寺。但不變的是，她在當右派和流亡美國兩次人生低潮中，始終是那麼不屈不撓、那麼自信自尊、那麼自強不息、那麼堅毅剛強。
戈揚和鄧穎超相識將近半個世紀。早在 1940年抗日戰爭初期的重慶，戈揚和鄧穎超在宋慶齡的「新生活婦女指導委員會」中工作。皖南事變後，鄧穎超介紹戈揚去了新四軍。戈揚作為女記者，在共產黨內赫赫有名， 1949年，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
戈揚當上右派後，與鄧穎超有二十多年沒有聯繫。周恩來去世後，鄧穎超與戈揚又見面了，兩人都成了老太太。鄧穎超在大連棒槌島避暑時，戈揚又去看她，兩人談得來。鄧穎超當時是全國政協主席，戈揚又擔任起「反右」前的《新觀察》雜誌主編。鄧穎超住在中南海，希望戈揚每星期都去看她，與她聊聊天。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改變了戈揚的人生。正是戈揚和張偉國主辦了一次「紀念胡耀邦座談會」，當這個座談會的發言刊登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時，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停刊整頓。「六四」後，陳希同點名戈揚參與「製造動亂」。 1989年 4月 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戈揚應邀赴美參加一次研討會。「六四」後，戈揚從美國打電話到北京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對戈揚說，「不要輕信謠言」。戈揚從她二十一年「右派」經歷中，知道「六四屠殺」不是「謠言」，決定留在美國，從此艱難地在美國度過了她最後的二十年。
「六四」後，通過陸鏗的聯繫，戈揚住到洛杉磯的西來寺。 1989年 8月，我在西來寺見到戈揚，看到她談論中國政治，充滿自信、意氣風發，我沒有想到她已 73歲，也沒有想到 73歲一人流亡美國會有甚麼問題。 1991年，我從法國到紐約，乘了一小時地鐵，又步行了近二十分鐘，才找到了戈揚家。它在布魯克林日落公園附近，但與布魯克林最大的公墓更近，只隔一條街，街另一面只有一間房子寬，後面就是連綿不斷的公墓群。 1991年時，戈揚家附近十分冷落。路上看不到多少行人。聽戈揚談話，感到她剛強堅毅。
離開西來寺來到紐約，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倡導、籌款組建了「中國學社」，幫助解決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生存之憂，以便他們繼續研究中國問題並由他們自己管理。戈揚想到普林斯頓，劉賓雁卻以「我們是學術機構，不是養老院」為由將她拒之門外。戈揚對高皋說：「再請我也不去！我要用自己的腿走我的流亡之路！」談到這些，戈揚還說，劉賓雁以類似的理由也拒絕了王若望。為了生活自立，戈揚一到紐約就開始在一家慈善機構資助的開放式英語學校，向一位老師一對一地學習口語。老師被戈揚悲愴跌宕的經歷和她自強不息的精神深深感動，鼓勵她寫出自己的人生。這樣，戈揚在這位老師幫助下開始用英文寫自傳。戈揚孜孜不倦地學習英語，她將單詞寫在紙條上，貼在家裏的牆壁上，與烹飪有關的，就掛在廚房；還經常駐足街道，辨認每一個她記得的單詞；而每寫完一段個人經歷，她都請老師批改潤色，回家後還會仔細推敲琢磨。憑藉超人的意志力，戈揚把自己沉浸在英語世界裏，她給香港刊物寫信說：「高皋是學了就忘，我是忘了再學！」因此，聽說讀寫都有長足進步，老師也變成了朋友，以至老師因心臟病不能再輔導時，還特別叮囑兒子繼續幫助戈揚。
戈揚用她那敏銳的目光和犀利的筆觸繼續寫作，雖然各種報刊雜誌爭相邀約她寫文撰稿，也只能賺取微薄的稿酬，要維持在紐約的生計，猶如杯水車薪。戈揚決定申請社會福利金。她自立而不求人，獨自一人到社會安全局。接待人員希望她請個英文好的人陪她一起來，並說下次來就不用再排隊等候了。戈揚一聽，睜大眼睛，叫了起來：「不！就是我自己，就要今天辦！」戈揚說：「看來是怕年紀大出意外，接待員立即上來扶着我，要我放鬆，並說，現在就辦，現在就辦。」問到有沒有收入時，戈揚說，有時寫點文章，接待人員表示，福利金是要扣除部份收入的。當時，戈揚正在以寫信的方式為《開放》雜誌撰寫回憶錄，她迅速反應過來說，不是文章，是寫信。就此得到了全額養老福利金。
1994年 6月後我家也搬到布魯克林。從我家到戈揚家，要步行近二十分鐘。我與高皋常去看望戈揚，戈揚有時也來我家吃飯。有一次，我在華人區的街道上走着，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臉容，背微馱，無精打采，慢慢地迎面走來，正是戈揚。我猛然意識到，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孤苦伶仃流亡異國他鄉，在到處是陌生人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個完全無助的戈揚。而平時人們見到的神采飛揚的戈揚，她的精神完全是靠意志打起來的。
司馬璐是戈揚的同鄉，小時候就互相熟悉。司馬璐也住在布魯克林，常去看望戈揚。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希望與戈揚結婚，戈揚一直沒答應，加之住在女兒家的一些不愉快，司馬璐得了抑鬱症，住進了醫院。戈揚經常去醫院陪伴司馬璐。得知司馬璐拒絕吃飯，她又帶飯到醫院，看着司馬璐進食。有一天，戈揚特地做了一大碗蝦，司馬璐喜形於色一掃而光。戈揚住的房子租金低廉，房東多次暗示要提高租金，說是只需稍稍改裝一下，房租就可以提高很多。由於戈揚時常在文字方面幫助住在樓下的房東，所以沒有說得很明白。一天，戈揚外出，忘了關煤氣，結果爐子上的東西燒糊冒煙了，房東衝上樓，關了煤氣，沒有造成其他損失。其實，戈揚一直非常小心，大門上貼着「關煤氣」幾個大字提醒自己。這次可能走的太匆忙，才釀成事故。有了由頭，房東正式逼戈揚搬家。病情好轉的司馬璐不願意回女兒家，戈揚也必須另覓住處。為了節省開支，互相照顧，他們決定搬到一起居住，並在參議院街找到了一室一廳的住房。後來，他們搬到 遠離布魯克林的法拉盛，我和戈揚的來往就減少了。 2000年， 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搭橋術。住院期間，我去看望她時，發現司馬璐坐病床邊，幾乎整日陪伴着等待康復的戈揚。戈揚對司馬璐說，只要度過了這一難關，就與司馬璐結婚，二年後，兩人結為連理。 戈揚、司馬璐搬到法拉盛後，在一位老華僑保延昭的幫助下，戈揚的兩個女兒、女婿和兒子等都來到了美國，這是戈揚晚年最高興的時候。然而，除了一個女兒和女婿外，戈揚其餘兒女還是回了中國。就在戈揚最高興的時候，我與北京來的朋友去看望戈揚，發現戈揚談話有些文不對題。沒有多久，戈揚被確認患有老年癡呆症就進了安養院。 2009年 1月 18日，戈揚去世，三天後在紐約舉行有數十人參加的戈揚追悼會，其中有八人參加了出殯儀式，有戈揚的女兒、女婿、戈揚兒子的一位同學、《新觀察》的一位工作人員、曾慧燕、王書君和我。
——原载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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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y 2012 09:17 PM PDT 
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认识她的名字，知道她的故事。林昭，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才女。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结果却被打入极右派。因为她不屈，因为她反思，于是成了那个时代的先行者。1968年，林昭被密杀及灭尸，至今遗体被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她的人生短暂如流星，得年仅36岁，但她在狱中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斑斑血书以及“自由万岁”。
反右的1957年，迫使全中国人停止思考，并且生活在彼此的谎言与恐怖之中。因此1960年，坚决不再“违心之论”的林昭被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直到1980年，上海高院才为林昭作出平反的裁决。时经1957年，1960年，1980年，同一个司法，同一个政府，对同一个人，竟然能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结论。事涉上海公安局、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高级法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明说林昭到底触犯哪条法律的必杀之罪。就如同下落不明的遗体一样，林昭被冤杀的档案，以及狱中8年的血书文稿，至今仍被中共绝密封存近50年。林昭曾对北大同学说：“我随时都会被杀。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我们是真的受骗了！”透过有心人披露的部份血书，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的林昭写着：“……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然而，林昭岂能想象，中国现在有许多像她这样为坚定信仰而受害致死的冤屈者，然而真相至今犹未被人们所尽知。如果，今天林昭还活着，相信以她的良知与新闻专业，肯定会勇于站出来揭露法轮功同胞被迫害的真相。
在历史那个狂乱疯颠的年代，在普天下人皆躬身为奴的时候，林昭这个女孩却独排众怒，挺身呼唤“自由、平等、友爱、和睦”。就算长达8年的铁幕禁锢，也不曾苟且偷生。信靠神的林昭，为了坚持信仰而死，为了追求真理而死，为了揭露共产党的虚伪而死。她非凡的毅力、勇气与见识，为自己赢得“中国圣女”的美名。而她深具人性光辉的受难者典范，又何其神似今天的法轮功学员。44年前，一声枪响结束林昭的生命。情何以堪的是，家人还必须为枪杀她的子弹“付费”。不胜唏嘘的是， 44年后，枪杀林昭的子弹还在飞，而且以另一种更血腥的迫害加诸在法轮功同胞身上。他们的肉体受到极度的摧残，他们的器官在还有清醒的意识下被活生生的摘除，然后贩卖牟利。到现在，发生在中国这样疯狂与悲哀的一页至今还不能翻面过去，就像林昭的血书：“……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增长着人类的不安……”。然而，因果难逃，人做的什么事情都会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共产党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总有一天要结帐买单！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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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y 2012 02:07 PM PDT  2012-05-04
相信随著事件的推移，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将会更多地披露出来。无论盲人陈光诚是怎样进入大陆中国“最安全的地点”－美国大使馆的，也无论他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离开美国大使馆的，有一点已经板上钉钉：中国政府又输了。无论是在国际舆论面前，还是在它们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中国民众面前，中国政府又一次颜面尽失。他们对于陈光诚的凶残、对于舆论的欺骗、对于外国人的妥协，这一切一切的丑恶都被一个“拯救陈光诚”行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当今之中国，无论是曾经在官府中负责镇压民众的前公安局长和副部级干部，还是一直饱受这个政权迫害的手无寸铁的残疾人，当他们遇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那就是到美国使馆，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这是一种何等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共识！它清楚地表明：在道义上抛弃中国政府的，已经不只是底层的民众，也包括那些深谙中国内幕的高级官员。 盲人陈光诚，竟然冲破密不透风的层层包围，跌跌撞撞地穿越垄沟和河流，逃出那个野蛮的山东村庄；然后，在接应者的帮助下，奔赴六百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大使馆。当我读到“陈光诚已经到达了一个安全地点”的报道时，我为陈光诚的坚持所感动；为陈光诚的脱险而庆贺；同时也为那些冒著危险帮助陈光诚“千里大逃亡”的支援者们的英雄气概而热泪纵横！ 我要由衷地赞美这些支援者们帮助弱者的善良。北京独立文化人郭玉闪、南京的珍珠姑娘何培蓉、以及一大批在幕后帮助陈光诚的无名人物，他们帮助陈光诚创造了奇迹，他们是中国人良心的所在 。正是由于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帮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盲人、一个被政府雇佣的地痞流氓围困、欺凌而无处申述的残疾人，才能够成功地走出危险。 我要由衷地赞美他们为了主持正义而不畏风险、挑战强权的勇气。这些站在陈光诚身后的无名英雄们，冒著被山东的地痞流氓殴打的危险、不畏惧专制政府监禁的威胁，通过“拯救陈光诚”的行动将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及其邪恶的爪牙们押上了道德的审判台。他们通过对陈光诚的帮助，向人们展示了专制政府的高压不可以永远地使被压迫者沉默，从而给专制制度下的弱者们输送了勇气。 我还要由衷地赞美他们在关键时刻通过这一戏剧性的举动向世界揭露中国专制制度的智慧。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倍感尴尬，正在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式掩盖制度的腐败和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实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完全地被蒙蔽在政府刻意散布的无数谎言之中。郭玉闪等人帮助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再一次地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昭示于人，再一次地使得虚幻的“中国和谐”成为世人的笑柄。 我相信，虚伪的中国政府仍然是顾忌世界舆论的压力的，因此此刻的陈光诚应该使安全的。但是我仍然担心陈光诚的以后；担心郭玉闪、何培蓉等人是否会遭到报复；也担心更多的不知名在那块“不安全”的土地上生活的同胞们。我想“拯救陈光诚”行动告诉我们，只有更多的郭玉闪、何培蓉的出现，才是中国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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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May 2012 02:35 PM PDT
2012年05月03日（信報）
胡溫領導層最近敲定薄熙來案的終極處理方法：縮少打擊面，不追究薄與其夫人谷開來的餘黨，一切以穩定和諧至上，以確保年底「十八大」可以成功召開。結果是與小薄沆瀣一氣，並據說曾與小薄密謀發動准政變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獲「免死狀」。這老狐狸「政法沙皇」多次向「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效忠後又大搖大擺地搞他的維穩勾當。同時，為了解放軍的穩定，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胡總也決定放幾個與小薄關係密切的太子党將軍一馬。小薄的軍中「哥們」包括二炮部隊政委張海陽上將。小張幾年前當成都軍區政委時曾與小薄炒過重慶的地皮，現在正與另一位小薄的太子党密友，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爭奪總政主任的位置。
胡、溫與馬上要晉升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與李克強為了一時的穩定而不處理薄熙來事件背後的深層矛盾，很可能會構成本屆與下屆領導班子的一大敗筆。畢竟小薄與他的「夫人殺手」之所以能夠輕描淡寫地斂財好幾十億人民幣，並通過大搞「唱紅大黑」等文革式政治運動來積聚實力，甚至打通政法與軍方勢力挑戰胡溫，原因非常簡單：中共沒有吸收「十年浩劫」的教訓，不推行政治改革與權力制衡，讓人治與特權淩駕於法治之上。
在彌漫著假團結、假穩定、假和諧的氛圍�上演的「十八大」政治騷將引發必然的後遺症，即中共又會重蹈毛澤東式一言堂、甚至無法無天的覆轍。「十八大」的三大危機是：中國政治淪為中共各大家族的「分贓」遊戲；黨內的微弱改革派絕難上位；政法委等「專政」部門繼續蹂躪法治與扼殺人權。
一。黨內各大家族、財團已成為改革的巨大絆腳石。
中國近十多年締造的所謂「經濟奇跡」往往給人一個錯覺: 鄧小平先搞經濟改革，押後政治改革無可厚非。同時，中國經濟的躍進證明當年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的「先政改、後經改」的主張是本末倒置。
但大陸社會越發嚴重的深層矛盾卻明顯地告訴世人：「先經後政」的方略已逐漸把中國引進死胡同。問題很簡單：任何改革都牽涉權力、財產、與主宰經濟資源分配權的從新劃分。八十年代初中國的經濟結構相對簡單，反對政治改革的黨內老頑固多半因為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拒絕接受所謂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法治觀念。當時黨內外雖然已出現第一批「大款」，但這些暴發戶無論人數與身家都頗有限。假如中共上層採納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方案，下決心搞政改的話，因改革而引發的利益再分配不會衍生太激烈的震盪。
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經濟奇跡帶來的財富培育並養肥了幾百個由黨內高層與太子党牽頭的財閥家族與財團。涵蓋薄熙來與谷開來的薄一波家族的財富便起碼超過二百億人民幣。財力比薄家更豐厚的包括以鄧小平、陳雲、李鵬、姚依林、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周永康等第二代到第四代領導人為首的望族。今天黨內高層反對走所謂資本主義政制的「邪路」當然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但主因卻是：真正的政改會徹底分薄了各大家族的億萬財富，並重挫其繼續壟斷經濟資源的特權。即將上位的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同意延續這中共新貴族永久執政、永久壟斷國家資源的傳統，結果將是貧富懸殊、權貴剝削賤民等現象不斷加劇，近乎核武威力的政治炸彈隨時爆發！
二．黨內的微弱改革派在「十八大」後將進一步邊緣化。
「十八大」過後的幾個月，「最佳影帝」溫家寶總理將讓位給李克強。老溫是個爭論性的人物，他天天喊政改，但卻沒有勇氣面對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指控與呼籲；當然，這位自詡為現代包青天的「人民總理」也沒有能耐控制他夫人與兒女的經商活動。但更可悲的是，溫總走後，黨內高層可能連空洞的政改呼聲也會消聲匿跡。
薄熙來事件後，在「十八大」有可能進常委的高幹只剩以下十位：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俞正聲、汪洋、張德江、張高麗、劉延東與劉雲山。其中只有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有推動政改的熱情。但汪的資歷與實力明顯低於溫總，而且小汪雖然有「少帥」的美譽，但他絕對不會不識時務地挑戰其他八位保守或傾向維持現狀的常委。
令人唏噓的是這次有機會進入中共權力頂峰的幾位高幹早年曾經被視為改革派。例如胡總的嫡系、前共青團第一書記李克強。小李在北大法律系讀書時是學運份子，且發表過許多支持胡趙的普世價值式改革方案。但李自從被團派高層篤定為重點培育對象後，官癮完全蓋過了改革的動力，他無論在河南與遼寧當地一把手，或是貴為常務副總理，表現變得四平八穩、唯唯諾諾、毫不進取。今年六十七歲的上海書記俞正聲也是「過氣的改革派」。俞在1985到1997年在山東煙台市與青島市充當市長、書記時，是備受稱譽的改革派，連趙紫陽對俞在山東的政績也充分肯定。但自2002年俞晉升湖北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後，老俞便開始和稀泥、打太極式的「無為而治」。07年老俞接過小習的上海書記職務後，更變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天只談如何與中南海保持高度一致等虛話。
三。政法與專政部門權力無限擴大。
陳光誠事件充分暴露了政法系統的無法無天與「國中之國」的特權地位。近年以周永康為首的專政機器不但作惡多端，甚至替覬覦總書記寶座的野心家薄熙來提供人力物力。但中共自六四屠城後，不敢忘記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遺訓，不斷提升維穩部門的資源與人手。換句話說，中共將走蘇共當年KGB治國的回頭路。
中共中央政法委不但統領公安、網警與特務部門，亦同時主管法院與檢察院，黨的意志淩駕憲法與法律，導致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文革式人治傳統死灰復燃。雖然李克強曾是北大法律系高才生，而習近平又擁有清華大學的法學博士頭銜，但「十八大」後法治大倒退的慘劇恐怕避免不了！國人對「十八大」失去任何幻想之餘，中共這「永久執政黨」的合法性亦將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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